引子：最后的精神晚餐
夜，中南海菊香书屋，两个男人交谈着重大问题。一个长者脸上挂着宽厚和蔼却深不可测的微笑，另一个男人竭力通过沉静的表情掩饰内心的焦虑。
宽厚的长者，毛泽东；另一位是高岗。他们已经有二十年的战斗情谊了。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有救命之恩，欣赏高岗，提拔高岗；作为回报，高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从不让毛泽东失望。二人关系可以说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高岗高调进京以来，就住在离毛泽东不远之处，两人已经多次见面，多次交谈，多次讨论国家前途和走向，多次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今夜，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轮交谈。
这一次见面，高岗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多次从容应对，不再那般侃侃而谈。他的前途也不再光明，四周乌云密布，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如果领袖大人不再力挺，休说继续当国家领导人，说不定立刻就会坠入深渊。那深渊，高岗看一眼就头晕目眩。
今夜，高岗渴望重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二人之间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毛泽东问他半夜跑过来有何事。高岗说有点私事想要向主席说一说。
毛泽东说：“上次刚刚说过一次，又有什么急事要说。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高岗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我想向主席汇报几点想法，我想了很久，感到这个问题只能向主席谈，也只有主席有权威来解决。”
“啥子问题这么严重？你敞开说嘛，顾虑什么，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嘛。”
高岗轻轻试探：“最近有人要整人。”
“要整谁？”毛泽东反问。
毛泽东很清楚周边的一切，但身为最高领袖，他不愿意卷入各位下属的争端。他要保证最后的仲裁权，以便做出对党和国家有利的决定，绝不能被感情支配。除非局势明朗，否则轻易表态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转折。那些人可不是一般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能左右他们命运的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
“他们要整饶。我总感到不对头。我这是冒着风险向主席反映，请明鉴。”高岗快要崩溃了，哀求说：“当年主席救过我一命，主席您可是了解我的。”当所有道理摆出之后，剩下的只有感情求助了。对于高岗这个级别、这种久经考验的人而言，需要感情求助时，意味着已经濒临深渊，要崩溃了。
“没得关系嘛，天塌不了。”到了这种时候，毛泽东总是表现出宽厚的一面。轻描淡写一句话就把高岗给打发了。然而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了等于没说。高岗也没敢多问，带着心中的“忐忑”离开了。
高岗看着毛泽东，这个一直以来他最为重要的依靠。他以为他理解毛泽东，其实他错了，他并不了解眼前的领袖。毫无疑问，高岗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有一点肯定不会错，即对领袖的忠心。如果需要，高岗可以为毛泽东赴汤蹈火。毛泽东本人也知道这一点。高岗以为凭借这层关系，毛泽东会再次保他过关，就像当年毛泽东初到陕北救他一命那般。
然而高岗并不了解毛泽东。纵观毛泽东一生，除了井冈山时代的起落，毛泽东永远站在多数人一边。他会静静地观察双方在拳台上的较量，最后自己充当裁判。因为他是最高领袖，除非需要乾纲独断的时候，需要站在多数人一边。因为最高领袖要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很多活。这些活需要多数人去干。
这一次，毛泽东做了一个和高岗期望相反的选择：判定高岗违规。
从心理感情上看，毛泽东不愿意抛弃高岗，但还是抛弃了高岗同志。
有人能逼迫毛泽东做违心的选择么？没有。没有人可以在意志力上和毛泽东较量，没有人能逼他违背自己到意愿。真正能逼迫毛泽东的那种玩意叫局势。
强人所以强，是因为强人皆有强大的意志，是因为强人懂得顺应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抛弃了高岗，是局势抛弃了高岗。因为高岗确实违规了。
此后，毛泽东批判了高岗，自己离开北京，把孤立无助的高岗留给高岗的敌人们。高岗就此从猛虎沦为猎物。
当毛泽东再次得到高岗的消息，是自杀未遂；再次得到消息，是高岗如愿自杀。伟人再也见不到那个聪明能干且忠心耿耿的高岗了，最多只能看看高岗的墓碑下长出的野草。
实力和运气
高岗这个人
大背头、满脸麻子，干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镜框背后的双眼炯炯有神。放在现在看，这幅派头略微古板落伍，像某个企业的创始人。在半个世纪之前，这样的外形应该说很“潮”了。这位当年很时髦的先生，并非明星富豪之类的人气之星，他是曾经活跃于共和国最高舞台之上的风云人物，举手投足之间就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高岗，这位李自成的老乡，和李自成一样在将要迈上巅峰的最后关头失败了，但纵观其一生，仍然算是一位成功人士，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成功。放到现在，足以让那些开豪车、住豪宅的所谓权贵们黯然失色。
高岗，生于一九零五年，陕西榆林人，贫农。
性格：坚韧豪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风沙和千年以来的贫瘠造成了他的性格。念书时代就是孩子王。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家长老师拿他没办法。
文化程度：不高。他念过几年书，文化程度一般，但在那个年代的革命者中不算低，可以算有文化的人，算是人才。
早期经历：一九二六年，白色恐怖前夜，二十一岁的高岗加入中国共产，从此开始崎岖、壮丽、残酷的革命生涯。二七年到三一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后担任了一系列职位，身份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目睹同志倒在血泊中、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实力和运气
高岗这辈子可分为两个阶段，成功的阶段和失败的阶段。成功的阶段又可以分成两段：“西北王”阶段和“东北王”阶段。
任何一个“王”字头衔都足以让人骄傲了，何况两个兼得！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嘛！
在高岗成功之前，不过是一届贫农，既没关系也没门路（有关系门路生活幸福也不会提着脑袋去干革命了），丝毫看不出高岗发迹的征兆。然而真正的成功者，基本上不靠关系或门路，而是另外两个词：实力和运气。
实力还需要说么？从一无所有到西北根据地第三号人物，是红色革命史上一段标准的励志情节。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头，不像现在这样，有一个好的出身（如官二代或富二代）就可以吃香喝辣。那个时代想要成为人上人，必须吃尽苦中苦。
苦中苦包括：喝西北风（吃苦耐劳精神），时不时面对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勇气），听听无聊的子弹声（应变能力），胆子不够大早破了，腿不够快早挂了。——这些都是实力的基本要素，高岗同志都具备。
历史证明，想成功，光靠实力还不够，还要有运气的眷顾。因为没有运气的话，很可能就没办法吃尽苦中苦。比方说一颗子弹恰好没有浪费，直奔脑袋而来，接下来的苦就不用再吃了。要吃苦也只能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来世了，不会在今生今世书写人生了。
运气是啥玩意？运气不是个玩意。但是任何一个想要走向成功之人都离不了这个不是玩意的玩意。运气很神奇，在你需要金钱的时候，运气可以帮助你中五百万；落难时，运气可以给你送来一个贵人。对不同人，运气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对高岗同志而言，所谓运气，就是高岗躲过了敌人的屠刀和自家队伍里的小人。许多同志都被马克思召唤去了，高岗被运气保留下来。
从下面两个例子看看高岗的运气。
运气之一：一九三三年，高岗奉命到陕西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协商起义搞革命。王泰吉也是陕西人，比高岗小一岁，黄埔军校念书时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一系列起义，蹲过监狱，跟过杨虎城。到三三年，王泰吉又和贾拓夫等人在耀县起义，建立义勇军。这时高岗回到了陕西省委。此时在陕西省委工作属于从事高风险职业。
七月二十八号，高岗与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人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实际上还是从事老本行——以吃饭为名开会讨论革命暴动。可以理解为边吃饭边探讨业务吧，大意是咱们在哪里哪里干一票，可以造成多大影响等等。世事从来都是双向，当你想要干别人的时候，也得做好被别人干的准备。意外发生了，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省委领导一瞬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所谓的“福盛楼事件”。
这种情况下，按常理，高岗同志也该被捕，然后坐牢杀头弄个烈士名号啥的。然而运气帮了高岗一把。高岗出门晚了一点点，这一点点帮助高岗躲过一劫。当杜衡等人在前门被抓时，高岗从后门溜了，逃得一命。这还没完，高岗逃得一命之后，代表省委去了陕甘边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帮助恢复了二十六军。
祸兮，福之所伏。运气好，坏事也能变好事啊。
运气之二：当整个红色根据地左倾，都忙着清理“右派”，远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也未能幸免。中央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到陕北去清理右派，这位钦差就是朱理治同志。
朱理治，一九零七年生于南通中医世家，清华高材生。从身世和经历上看，朱理治是革命中的异类。这种人本该在国统区混个一官半职，参加共产党，表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容易热血上涌，淹没理智。因此中央在极左时代派他去陕北，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陕北也将跟着左起来。某种意义上讲，朱理治到陕北就是为了肃清“右派”的。人还没到陕北，就已经在盘算了。
所以朱理治同志的回忆录里才有了这样的情节：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了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
注意那些词汇：听说，感觉，听说，感觉。当然这些也没啥大不了，因为在极左时代，基本上所有苏区肃反都是这一套：听说和感觉。如果真有那么多真凭实据，有那么多特务叛徒啥的，共产党早期那点地盘早没有了。
朱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因为革命被捕入狱。又因为革命把别人逮捕入狱。他到了陕北后，立刻执行中央任务——肃清右派。首先把周围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然后又把远在陕甘边打仗的刘志丹和高岗从前线弄回来，关起来，审理。
肃反过程是这样的，据赵启民（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会议亲身经历：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
估计高岗被关押期间也品尝过不少菜（惩罚）。和高岗刘志丹关在一起的还有习仲勋，习仲勋当时也是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二十八年后又因为和高岗刘志丹的关系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戴就是十八年。这是后话。
既然抓人审讯可以是“听说”和“如果”，那么处决也可以是“听说”和“如果”。就在“听说”和“如果”精神的指示下，两百多名西北根据地创始人被杀害，弃尸荒野，而且没有停止意思。眼看高岗同志将再次为革命牺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运气再一次出现了。长征中的党中央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来到陕北。此时实际掌权者是毛泽东，而此次肃反是毛泽东的政敌搞的，于是毛泽东说，刀下留人。
于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在鬼门关前面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奇迹生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毛泽东不仅仅救了高岗的命，还让高岗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没有毛泽东的栽培和提拔，高岗不可能有后来的辉煌腾达。
关键时刻，高岗总是可以起死回生。好像运气一直眷顾着他，运气简直好得出奇。难道运气就没有用完的那一天么？当然有，但不是现在。现在仅仅是开始。
从西北王到东北王
西北一号人物刘志丹和二号人物谢子长两位老同志去马克思那里报道之后，被运气保留下来的高岗，从三号一跃成了老大，被毛泽东看作陕北台柱，委以重任。
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延安。他们将在这里喘气休整，然后龙飞九天。所以说，西北根据地既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因此西北根据地的头头就处在一个很玄妙的位置上。
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牺牲了，第三号人物高岗成了代表。延安整风之后，高岗就成了西北根据地的正确代表。这是运气，人生少不了运气。如果刘志丹同志不死，高岗怎么代表陕北？看看粟裕同志，那么大的能力干了那么多事，仍然得喊陈毅一声领导。
在运气和实力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三十二岁的高岗成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三十六岁的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当时全国基本上都是白区，其他大区书记都是空壳，只有这西北局书记有实际权力。所以高岗被称为“西北王”！
说实话，此时的“西北王”虽然听起来很拉风，其实名不副实。首先在领导眼皮底下，官再大也就是摆设，就像现在去北京一样，都是小官。更闹心的是，当时的西北并不安全，党国和小日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延安，闹得中共领导人好不烦恼。“西北王”也不好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争霸，东北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高岗和林彪一起去东北。当时东北的老大是彭真，但彭真不会打仗。东北需要打仗，打仗要指望林彪。因此林彪成了东北老大。高岗和林彪本无关系，但是在主要问题上和林彪步调一致。
高岗看到了林彪能打仗，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前途无量啊，就去和林彪套近乎。
林彪在打仗方面是大师级，但不喜欢管琐事，需要个办事能力强的家伙搞后勤。高岗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培养的人物，值得信赖。于是二人合作愉快。这样高岗同志一跃成为东北第三号人物，两人打得火热。
此时，运气又帮了高岗一把。辽沈战役结束后，战争需要继续，东北一号林彪和二号罗荣桓入关去搞平津战役，高岗又成了老大。
当是时也，党政军完全落到高岗一人身上。偌大东北，背靠苏联，东接朝鲜，就由高岗他一人说了算，可谓要吃糖有糖吃，要蜜喝有蜜喝，想玩女人就有女人玩，简直太爽了。
当时全国六个大区，除了东北，都是党政军分开，至少也是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第一书记曾是刘少奇兼，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唯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东北王，名副其实。
建国之初，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高岗成为六大副主席之一，另外五个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后面三位为民主派人士，出于政治平衡的需要。当年领导班子主要有四个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理所当然一把手，周恩了当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总理。高岗能和朱德刘少奇并列，理论上超过了任何一位将帅，可见高某人当年势头之猛烈。这还没完。
现在人觉得当年高岗很狂。看了这些就能发现，高岗狂得很有道理。当然职位都是浮云，关键是看给国家民族做了啥贡献。没有给国家做贡献，当大官相当于占着茅坑不拉屎。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给国家做贡献。高岗比较幸运，因为他得到了机会。
随后抗美援朝，东北成了后勤基地。高岗成为总后勤部长，迎来了人生巅峰。
彭德怀曾说，打赢抗美援朝，两人最给力，洪大麻子和高大麻子。洪大麻子是悍将洪学智，高大麻子就是后勤总长高岗。在后勤总长位置上，高岗用自身的干练和强悍最大限度保证了志愿军的后勤运输。
不管他曾经干过啥，大家记得他为抗美援朝出过大力，这就够了。
至此，高岗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进入尾声。猛虎离开深山是一出悲剧，高岗离开东北也是悲剧的开端。
身为东北王的高岗还是一个能干事的人，离开东北的高岗则卷入权利斗争的漩涡。
权利是一杯毒药，高岗决定义无反顾地喝下去。
战争结束，国家安定，也是争端的开始。偌大一个国家，需要有人管理不是，谁取得最终领导权，那是需要争一争的。战争期间只有军队和党，党内军内各有一批高人。党内的刘少奇、彭真、陈云、邓小平等人均具有超一流的政治才能。军内的彭德怀林彪等人更是建立奇功，在战争年代出尽风头。现在国家建立了，桃子熟了，谁来摘？
莫急，好戏才开始。
高岗此时比较尴尬，之前在东北虽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离开东北则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高岗更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一个跃进。
一般情况下，人有雄心是好事，但有时候却相反。高岗地位已经相当高了，往哪跃？
往哪跃呢？最高峰当然是毛泽东，但他是越不上去的。在他和毛之间，就那么几个人。确切说就两个人，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他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两个人。对于刘和周两个人，当年那个年头，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敢轻易下手，高岗就动手了。你可以说他不自量力，他那么干有资本的。
在说高岗的资本之前，按照写故事的原则，要先交代一下背景。
活，怎么干
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经历了最为辉煌的时刻——抗美援朝胜利，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人第二次（第一次算抗战吧）赢得了世界尊重，这一战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时缔造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值春秋鼎盛之际，信心满满地踏上新的征程。
他们以为在他们前面的是光辉而伟大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光辉伟大的背后是艰辛而残酷的迂回，迂回于悬崖绝壁之上。在这无尽的迂回中，这些曾经在战火中走出来的汉子，几乎所有人都备受折磨。
精英们没有认清前途的艰难，因为他们都是人，并非神，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随后风起云涌，那些曾经为了共同理想团结合作的英烈们，开始了同志之间的较量。
高岗事件说白了就是毛泽东用高岗帮助刘少奇和周恩来干活，说不好听叫牵制。只是高岗同志政治火候差了一点，以为毛泽东要换人，才拼命往上拱，最后酿成悲剧。
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有所不满，而且有不满的理由。
中共中央从延安搬到北京，摊子大了，管事多了，权利构架还是延续延安时代的。在延安，毛刘是一个联合体，毛泽东第一，管战略方向；刘少奇第二，管理党内日常事务；外交统战啥的由周恩来管。
延安时代的中央政府，主要业务是管各路诸侯的战争情况，毛泽东可以放弃平时那些琐事。现在到了北京，还是这样就不行了。新建立的人民政府还是虚的，实事还是周恩来的政务院搞，党务刘少奇搞，毛泽东比较闲。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还能就战争走向拿大方向，等到战局日趋平衡，毛泽东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准备搞建设。然而毛泽东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同志有干不完的事，周恩来同志也有干不完的事，而自己这个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却没多少事干。
刘周门前车水马龙，而自家却门可罗雀，仿佛又回到井冈山后期那年月。为啥？难道被架空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我？一系列问号进入毛泽东脑海。
好吧，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这个新国家的真正主人。毛泽东决定再一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只不过这次奋斗的对象不再是蒋介石，不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昔日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要把自己的雄才大略投入到建设中，要再一次证明自己的高瞻远瞩，就像政治军事领域中已经反复证明过的那样。
当然，伟大领袖是光明利落的，若非必要，不能亲自蹚浑水，要寻找一个代理人。代表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找谁呢？支持者虽多，能玩政治的却不多，有威望、有实力配和刘少奇周恩来玩的更难找了。六大副主席之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属于党外人士，没法用；朱德年岁已高，只剩下一个高岗了，对，就是高岗。
高岗此人创建过革命根据地，有过战功，能搞经济，对领袖忠心耿耿，可以放心使用，制衡刘周，是个很好的人选。于是就有了五马进京的好戏。把各路诸侯调入京城，一方面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进京之后的各路诸侯又能分割刘少奇和周恩来手中那过多的权利，一箭多雕！高。
毛泽东的用人艺术再一次得到完美发挥。这样做有利有弊。益处就是上面说的，弊，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党内斗争。
高岗进京了，斗争开始了。斗争的题目——谁来当人民公仆。
战争胜利了，大家共聚一堂，考虑下一步的建设问题。所谓建设，按照官方说法就是给国家服务的问题，也就是给人民当仆人的问题。大家不要笑，给人民当仆人有啥好当的？而且明明都是大官，哪像人民仆人？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新中国，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仆人，不信啊？不信哪个官员敢说老子是人民的爷爷，立马就要滚蛋，不论他是谁。当然咯，现在这些人民公仆不靠谱，第一代领导人还是比较靠谱的，毕竟他们都是靠为人民服务起家的。
至于这人民仆人有啥好当的？说实话，乍一看确实没啥好当的。那么为啥大家都要去当呢？那是因为仆人们之间有地位高低。虽然都是仆人，省长就比市长拉风。何况大家要争的还是二把手三把手的位置！
当然，大家都是文明人，不会说这个人民公仆必须由我来当，你去一边休息休息。大家用更为文明的语言去争论：咱们这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
以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人就说了，咱们得一步一步来，不要那么着急，过渡一下，咱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建设社会主义。
领袖毛泽东虽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且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三重身份让他对这个一步步来并不是很满意，打算快一点，咱搞革命不就是为了社会主义么？现在天下有了，为啥不能快一点？就应该快一点。先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再解决问题也不迟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进入社会主义再说。
毛泽东的这种不满情绪触动了一大批人，高岗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高岗同志的划分：当年党内有两个系统，即苏区党和白区党。所谓苏区党，就是身在根据地，拿枪战争那批人，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所谓白区党，就是在敌占区搞地下活动那些人，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刘少奇成为白区党领袖，后面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周恩苏区白区都干过，属于综合派。
天下是由苏区那帮人用枪杆子打下来的，苏区党属于打天下的团队。但是这个打天下的团队多半时间都是在贫寒山沟沟里打仗，在白山黑水里，一手啃窝头一手扛枪，对城市基本上不了解，让他们去管理天下似乎有点强人所难。而白区系统不同，长期在城市从事地下党工作，对城市生活啊、官僚机构呀、管理技巧呀都有一定了解，管理起来比较顺手。不了解也不行啊，要不然怎么搞地下工作，早被抓很多次了。
说白了，当官也是个技术活。能打仗未必能当官，反过来也一样，能当官未必能打仗。
在白区搞过工作人中，除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外，当时安子文管人事调动，薄一波管财政，都在要害部门。那帮打天下的人自然不服气：凭啥老子打的天下交给你们来管？天知道你们在白区都干了啥，和反动派勾结一起欺负老百姓也说不定！说不定你们这些人还曾经是叛徒，故意混入新国家搞破坏呢。
领袖毛泽东一旦流露出不满情绪，这个打天下的团队就会闻声而动。
实事求是讲，要协调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这些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说咱们国家现在很穷，没条件搞社会主义。在苏区相关人士看来就不一样：穷怎了？天下还不是打下？在动员农民搞革命的时候，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大家吃、搞平等么？
毛泽东的理想就是公平，大家平分土地，把公平推向极端，提出所谓“农村社会主义”。刘少奇极其有预见性地预见到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行不通。毛批判刘少奇有右倾倾向。
然而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正是因为此时刘少奇和毛泽东还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少奇才得以保全。十年之后，刘少奇实力大增，反而输到一无所有，从精神到肉体。在这场较量中，高岗代替毛泽东挑战刘少奇。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毛泽东为了刘少奇拿下高岗，可以说相当有趣。
高岗的资本
西北王也好，东北王也罢，当年没有领袖毛泽东的信任啥都不是。高岗的资本中，最大的一项就是拥有毛泽东的信任。不仅仅是高岗，即使是刘少奇，他最大资本的依然是毛泽东的信任。当毛泽东信任刘少奇的时候，他是国家二把手。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的时候，他就是国内最大走资派，被打翻在地。
在人才济济的当年，毛泽东信任的人很多。比方说林彪，虽然没有去朝鲜，依然受毛泽东的信任。比方说，彭德怀刚刚代毛泽东打完朝鲜战争，威望正盛，和毛泽东的分歧还没有暴露。比方说罗荣桓，可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军方人物。为啥偏偏挑中高岗？
高岗是国家副主席、高岗是大区书记，这些在别人眼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在毛泽东眼中都不算啥。毛泽东救过高岗的命，高岗对毛泽东很忠心，这点也不算啥。毛泽东救过的人多了去了，对毛泽东忠心的多了。彭德怀、贺龙等人在最后时刻还在强调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尚未死去的粟裕、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还在忠于毛泽东。所以政治身份、忠心这些条件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毛泽东使用高岗的必要条件是啥呢，说出来非常简单，两个字，干活。毛泽东一辈子的用人标准就一条：干活，他认为谁能干活就用谁。战争年代，他认为林彪能干活，就让林彪在东北当一把手；他认为粟裕能干活，就把陈毅挪开，让粟裕代理一把手；大跃进时认为李井泉、吴芝圃等人能干活，就放手让他们干。现在毛泽东认为高岗能干活。毛泽东一辈子很少看走眼，高岗确实很能干活。
就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右倾的时候、批评周恩来乱搞新税制的时候，高岗在东北干得很不错，红红火火的，和领袖的思想步调都合拍。对此毛泽东深感欣慰，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
高岗在东北都干了啥呢，这个要从一个运动说起，就是三反五反。
新中国刚刚建立那会，可谓举步维艰。国外正在进行残酷的战争，要在朝鲜冰天雪地里面对最为强悍的敌人，国内还有上百万的特务和土匪。抗战之前，国民党还在大陆那会，蒋介石同志面对日本人和共产党，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此时的共产党一边攘外，一边安内，压力可想而知。结果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攘外安内均未彻底；毛泽东和共产党，几年之后不但稳住了朝鲜，还把国内土匪剿灭干净，取得攘外安内的双重胜利，为何？
原因在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在攘外又安内的途中还干了件事，就是三反五反。
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党和政府。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针对私营工商业。
三反，整理党和政府，抓出来决不轻饶。当时打天下成功嘛，不少人认为自己有功，可以享受了。张子善和刘青山成了光荣代表，用自己的鲜血和人头给后来人做了个表率，因此说享受也是有风险的。如今贪污腐败盛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风险减小，既没有严格的法律，也没有强人手腕。当时刚建国，法律啥的也没有，只有用铁腕。
至于五反嘛，也是必须的。这些人在国民党时代过的都是好日子，啥都敢干，蒋介石拿他们没辙，去台湾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走了，他们把当年那些优良作风继承下来，比方说卖给志愿军的物资都敢造假，还想不想混了？
三反，清理了党和政府；五反，清理了工商业。海峡另一边的蒋介石先生一定非常感慨：如果当年我也能这么玩，现在恐怕正在庐山上的美庐度假呢。是啊，确实非常遗憾呵。
三反五反运动中，高岗表现非常突出，不但落实了运动，党政整理的很好，还保证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除此之外，东北市场上还有农副产品、工业用品等等。也就是说，当年的东北人民生活的很好很不错。如果搞个调查，东北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比较高。对比关内的一穷二白、民不聊生，差距太大了，大到毛泽东都没法视而不见。
同是饱经战火，为啥东北就能搞成那样，而别的地方就不行？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原因，高岗肯定知道这个原因，那就把高岗调回来问问吧。此时的毛泽东对高岗是丈母娘对女婿：是怎么想怎么对心思，怎么看怎么顺眼。不错，高岗是个能干活的人，就是他了。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少不了高岗啊。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派最为信任的秘书之一陈伯达去给高岗传话，让高岗进京。陈伯达当时的职务是宣传部副部长，高岗当然好酒好菜招待这位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同志呢，酒足饭饱之后揉揉肚皮，充分发挥理论才干，把高副主席从里到外赞扬了好几遍。非但如此，又到毛泽东面前夸东北建设得如何到位。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镜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五马，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饶漱石。一马当先的是高岗同志。
五个人都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比方说邓小平，井冈山时代是铁杆毛派。比方说习仲勋，也是毛泽东从屠刀下拉出来的。比方说饶漱石，华东一把手，那是税收半壁江山啊。选择高岗一马当先，只因为要把高岗在东北干活的方式复制一下。
高岗进京，刘少奇和周恩来倍感压力。毕竟关内都是他们管理的地盘，关内关外一比较，差距明显啊。在当时毛泽东的眼中，二人干的并不出色，至少不如高岗出色。所以二人表示压力很大，时不时到领袖那里检讨一番。
一马当先的高岗如同一头来自东北的猛虎，旋风一样进京了，进京之后任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个头衔现在听起来不怎么响亮，但是在当时可是红火一时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管得很宽，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习仲勋、李先念等重量级人物。重要部门都被高岗拿去了，搞得周恩来只剩下外交部，能把周恩来逼到这个份上的人也没几个吧。
当时的态势很明显：经济交给高岗了。
此时的高主席成了一棵大树，隐隐有了和周恩来刘少奇鼎足而立的态势。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此时的高岗已经成功牵制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对政治、对毛泽东知道的再多点，就应该罢手，静下心好好干活。那样的话，中国政坛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势。纵观毛泽东一生，将某个人提到要害部门，都是希望这些人好好干活，干出好来，干不好就换。这是领袖的用人标准，值得后人学习。
毛泽东当时有多器重高岗？根据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记载如下：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高岗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一九五三年期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书中透漏，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最为火爆的信息：一九五三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了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九年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这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四十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内奸”，难道是偶然的吗？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的作者赵家梁，五二年任高岗秘书，五四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赵家良本是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高岗的，后来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
高岗的第二项资本——来自军方的支持
和刘少奇一样，高岗崛起于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在抗战年代，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西北一带，还有南方的新四军。所以这四个局中，以西北局最为重要，所以高岗才有“西北王”的名头。虽然此时的西北王只是中央下面的一只虾米，但在中央之外已经是巨龙了。可以说此时高岗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显赫了。
在那之后两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刘少奇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一直在党内稳步上升。而高岗的实力转向军方，具体说就是在东北和林彪合作，以及在朝鲜战争和彭德怀合作期间捞取政治资本。
解放战争期间，后来的四大野战军中，战功最大的当数四野。当林彪和罗荣桓离开东北之后，高岗成了东北头号人物。虽然林彪带着四野去了天涯海角，无论啥时候，东北才是林彪的发迹之处。在林彪清闲那会，高岗时不时要跑去串门的，喝两杯茅台，掏掏心窝子之类的。生活方面的林彪是一个清心寡欲之人，见了高岗总是要喝两杯。喝到脸红脖子粗之际，要说一说咱们当年如何如何，可见二人关系之铁。
抗美援朝时代，高岗给了彭德怀最大限度的支持。有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支持，高岗底气很足。整个国家都是军人打下来的嘛。战争年代，谁得到军方支持，就意味着谁将赢得权力。当时的彭德怀和林彪代表了军方绝大部分势力。
高岗搞串联那会儿，彭德怀和林彪都是支持高岗的。只是后来毛的态度转变之后，林彪被迫转变态度。林彪转变态度，高岗认栽。
在毛泽东没有转变态度之前，高岗一直在做美梦。
高岗美梦：此后偌大一个国家，就由我来搞了，想想就觉得高兴啊，就可以像在东北那样吃蜜吃糖搞女人，哈哈哈。
应该说这两项资本是很牛的，所以高岗很自信。
自信过火意味着自负，以至于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人同时开火。高岗同志应该好好想一想，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拿下了，那么多活谁来干？谁干得了？都让你高岗一个人干，干的完么你，嗯？总不能让领袖亲自出山帮你干吧。别的不说，就党政军干部，高岗就搞不定，因为高岗没有主持过党内工作，对组织关系根本就不太了解。
高岗的第三项资本——盟友饶漱石
按照高岗对苏区党白区党的划分：邓小平肯定属于苏区党，却没有和高岗搅合在一起；饶漱石肯定属于白区党，应该是打击对象，却成了高岗的盟友；陈云也该算白区党，结果他跑去拉拢陈云反而被举报了。所以政治斗争没有定势可寻，只有利益，但没有永远的利益。
饶漱石是什么样的人？是个有才能的人，文武全才。和来自北方泥土里的人才高岗不同，饶漱石是另外一种人才。
一九零三年，饶漱石生于江西临川一位小知识分子家中，上过大学，留学国外，属于早期党内少有的高等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饶漱石同志投身革命运动，搞了一系列的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取得一系列荣誉。
四一年，经过蒋介石的一系列精心策划，新四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在皖南山区。刘少奇奉命收拾新四军的烂摊子，饶漱石帮了刘少奇很大忙。刘少奇很满意，离开新四军之后，把权力交给了饶漱石。之后饶漱石借延安整风之机在华东把陈毅折腾得够呛。从此之后，饶漱石飞黄腾达，成为后来华东一把手，封疆大吏、一方诸侯，而且在全国最富有的地方。
刘少奇比饶漱石年长五岁，两人经历类似，本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都不是贫农，都接受过不错的教育，都去苏联进修过，在白区搞过地下党，都曾经被逮捕过，都很有才。基于这些理由，刘少奇欣赏饶漱石，提拔饶漱石。正是刘少奇的帮助下，白区出身的饶漱石才有机会在新四军中攫取更大的权力。
当然，饶漱石配得上那些权力。整个解放战争中，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山东军部，和军事负责人粟裕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而且意见和粟裕常常不一致。相比之下，饶漱石作为粟裕的直系领导，和粟裕非常合拍。粟裕一系列的精彩战役，背后都有饶漱石的身影，当时人称华东野战军为饶粟大军。伟大的淮海战役中，饶漱石是粟裕的第一个支持者，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饶漱石和粟裕共同指挥。在这段时间里，饶漱石的才华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此外，粟裕和刘少奇的关系很不错。
这些关系表明刘少奇和饶漱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按常理，饶漱石是白区出身，刘少奇曾有恩于他，应该学学彭真、薄一波等人，跟着刘少奇好好干活。为何要和关系一般的高岗搅合在一起对付刘少奇？况且高岗虽然看起来很牛，地位尚不如刘少奇。这是高饶事件中最让人费解的部分之一。
就性格来说，饶漱石拥有白区干部的典型特征，谨慎，坚韧。这是最基本的，没有这种性格特征是没法在白区生存下去的。饶漱石这个人身上，最有趣的是他的心机，藏而不露。和高岗那种张扬的风格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同样搞阴谋，高岗来明的，饶漱石来暗的，是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家。要解释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动作，必须先弄清楚二人的关系。
理一理饶漱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可以观察到一个大致的脉络：从始至终，饶漱石对刘少奇都极为警惕、且严重不信任。从始至终，刘少奇都是饶漱石的领导，从始至终饶漱石都在试图摆脱刘少奇的影子。
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时代来临。当时满洲境内中共力量极为薄弱。二九年刘少奇奉命去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主管东北事务。不久刘少奇在奉天被捕，中央为了防止意外，建立临时省委，饶漱石代理中共满洲省临时省委书记。饶漱石当然想去掉“代”字，成为正牌省委书记。不久刘少奇出狱，临时省委取消。
对于刘少奇的被捕到出狱，由于环境严酷信息闭塞，有人就怀疑刘少奇在狱中有“变节”行为。从后来毛泽东托付高岗查刘少奇在东北的行为，到文革打倒刘少奇的罪名来看，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早期的怀疑者中，饶漱石就是一个。因为刘少奇出狱之后，饶漱石等人也被捕了。对别人而言，刘少奇在狱中的行为可能是捕风捉影。对饶漱石而言，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怀疑理由，因为他是“受害者”嘛。
要知道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被捕意味着双重折磨，刑罚拷打都是小事，弄不好性命不保。即使保住了性命回到组织中，也会遭受怀疑。比方说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后来都因为被捕事件付出过惨痛代价。当时中共在满洲的官吏被捕的概率非常高。当饶漱石把自己被捕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刘少奇的恨意已经无法清除了。当然这是隐痛，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证据不便乱说。
出狱后的饶漱石到上海做工会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饶漱石更不爽了：“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和；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饶漱石不爽的理由如下：比家境、比学历都不比刘少奇差，凭啥你刘少奇一直压在我头顶上，就因为大几岁吗？当然还有那心中的隐痛。
为了对付刘少奇，饶漱石特意向整人专家康生同志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分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他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三十年后，刘少奇被打倒，罪名就是叛徒、内奸。其实证实了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怨恨。
皖南事变，项英身死，叶挺身陷囹圄。饶漱石认为应该轮到自己当老大了，结果中央又派刘少奇重整新四军，结果刘少奇又成了饶漱石的“领导”，饶漱石当然很生气，跺脚曰：“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去调查，饶漱石再次告刘少奇的状，说刘少奇不敢打仗，怕死，生活腐化，打老婆等等，总之刘少奇是小人。现在普遍拿这些小报告证明饶漱石心胸狭窄。确实，饶漱石并非胸襟宽大之人，但他这样做证明他对刘少奇有怨气。
等到刘少奇调回中央，又强调新四军军务应该以陈毅为核心。饶漱石再次气得跺脚，好像刘少奇一直跟他作对。当然后来饶漱石排挤了陈毅，又凭借自己的能耐在新四军中干出一番事业。解放后权力重新分配。风风光光的五马进京之后，饶漱石虽然任组织部长，主管人事，仍然是刘少奇的部下。总之一句话，出身、学历、甚至能力都不差的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老部下。了解了这一段故事，就能知晓饶漱石同志为啥不愿意跟随“白区党正确代表”、“老领导”刘少奇了。
这些只是看得见的表层原因，不足以解释饶漱石愿意帮助高岗对付刘少奇。决定政治选择的永远是利益。以个体来看，高岗的实力固然强悍，和刘少奇相比却并不占优势。刘少奇当时的身份是国家第二号人物，高岗最多只能算第四号。而且第四号的高岗对二号人物刘少奇开火的同时，还把三号人物周恩来一并扯进来，胃口太大了。无论饶漱石对刘少奇有多少私怨，作为一个久经风浪的大人物而言，饶漱石都不会不顾一切地去帮助高岗。
饶漱石之所以选择帮助高岗，除了一切外在原因，他心中还有自己的一本帐。这本账上记载着许多隐秘的东西。因为在饶漱石眼中，刘少奇代表不了白区党，至少代表不了他饶漱石。饶漱石如此选择，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另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毛泽东。
饶漱石和毛泽东
五马进京时代，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一把手，已经很了不起了。全国比他大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几个人之中就包含刘少奇。刘少奇能够一直当饶漱石的领导，除了个人实力之外，和机遇也分不开。建国之初，没有军功的刘少奇可以稳居二把手，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刘少奇达不到那个位置。
饶漱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直不愿意跟着刘少奇，因为他不愿意屈居刘少奇之下。如果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如果能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如果刘少奇下台，这一连串如果背后将指向一个结果：饶漱石将取代刘少奇。
不是高岗取代刘少奇么？那是在高岗的美梦中，饶漱石另有一本账。
翻阅饶漱石的账本之前，先要理一理饶漱石和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和饶漱石的关系并不复杂。饶漱石一直在白区，没有经历过长征，第二次回苏联之后到新四军上岗，可以说和毛泽东基本上没有交集。非但没有交集，还是毛泽东比较忌讳的一类。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基本上掌握在项英手中。项英不怎么买毛泽东的账。不仅不买毛泽东的账，还忠实地支持王明（已回国）张闻天博古等国际派。和项英不怎么合得来的叶挺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长更像空架子。
此前刘少奇对张闻天等国际派发难却败下阵来，除了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理论功底深厚，刘少奇双拳难敌四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项英掌控的新四军还在忠于国际派。如果强行整风，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如果分裂，国际派有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支持，占据正统地位，毛泽东将很难做。所以毛泽东一直在妥协，妥协到共产国际解散，才大张旗鼓地推行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之后，才确定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
饶漱石进修回国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正好是项英。饶漱石这个职位加强了国际派对新四军的控制。那么饶漱石是如何实现华丽转身，即从毛泽东忌讳到赢得毛泽东信任的？答案是皖南事变。
从皖南事变开始，饶漱石和毛泽东有了联系，而且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皖南事变中间饶漱石和叶挺联合给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项英、袁国平（政治部主任）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复电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又过一天，毛泽东再次发来相同内容。
饶漱石这份电报对毛泽东而言相当重要：给了毛泽东拿下项英的理由（此时尚未确定项英牺牲）。这封电报意味着饶漱石选择和国际派决裂。正如同样有国际派背景的刘少奇从党内和国际派决裂，饶漱石这个举动相当于从军内和国际派决裂。新四军已经是国际派最后的武装力量，失去新四军，国际派之中，只剩下一帮靠“嘴”和“笔”生存的理论家，失败已是注定。
应该说毛泽东能够击溃国际派，党内靠刘少奇，新四军内就靠饶漱石了。
饶漱石从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新四军站稳脚跟。皖南事变之后，重新整合新四军的是刘少奇。因为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正在合作，刘少奇又有国际派背景。由刘少奇出面，抵触情绪会小一点。当刘少奇整理完新四军离开之际，把新四军一把手位置交给饶漱石，饶漱石代理中原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饶漱石一下子越过老资格的陈毅，除了刘少奇的提拔信任推荐之外，背后认可的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刘少奇只是一个中央委员而已，党内一把手还是张闻天。在刘少奇和张闻天之间，还隔着若干人。没有毛泽东认可，饶漱石不可能爬上去。接下来延安整风。毛泽东借饶漱石之手在华东重整新四军，饶漱石趁机赶走陈毅。此后饶漱石竟然去掉了“代”字，成为华东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除了毛泽东，谁也没法给饶漱石这么大权力。陈毅回到延安之后，对饶漱石给他的帽子不认，以至于长时间不在新四军军部。幸好粟裕横空出世解决了新四军的作战问题。这些都是后话，后面再说。
正因为饶漱石和粟裕在新四军配合很好，五二年除夕之夜，中央才派粟裕到华东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饶漱石眼睛有点问题，粟裕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这一切引起了饶漱石的疑惑。正如高岗号称东北王一样，饶漱石在华东也是一把手，说一不二。现在离职休养，一下成了闲人，不怀疑才怪了。而且进京的方式很奇特，由粟裕陪伴。粟裕虽然和饶关系不错，但终究是个武将。难免让人联想到押解。饶漱石的疑虑是有道理的。
当时大环境要搞三反五反。饶漱石在华东不是特别积极，和中央步调不太一致。中央就派彭真薄一波到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彭真和薄一波跟刘少奇关系不错，又加深饶漱石对刘少奇的不满。这时候调饶漱石进京，连职位都没了，难道说自己被调虎离山了？只有自己被调离，彭真和薄一波才好查问题嘛。
饶漱石在医院待不住了，出院之后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毛主席隔壁。第二个晚上，坚决要求在深更半夜找毛泽东谈话。不是饶漱石同志多么想念毛泽东，而是急需从毛泽东那里摸摸底。当然见面还是不能说主席你给我交交心吧，可能会说很久没见主席了、我多么想念主席大人、已经迫不及待了等等。寒暄客套之后还是要进入正题的。饶漱石就说了，主席大人啊，我的工作问题上还想请你指点指点。
指点啥呢，我已经革命几十年了，想知道在你老人家看来，小饶我对敌斗争是否勇敢？这是那一代人试探毛泽东的经典套路。很多人在感到自己被怀疑时都会祭出这一招，比如陈毅和贺龙，如果毛泽东说某某人是个好同志，好，心理石头落地了。
第二个问题是，小饶我搞建设没有经验，在华东不知道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派粟裕同志到上海啥意思啊。
毛泽东是个明白人，自然知道饶漱石的弦外之音，就做了一番解释。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肯定地表示中央对他没任何意见。派粟裕去华东，可以解释为中央对饶漱石重视。粟裕跟饶漱石关系好，是避免饶漱石心中有抵触情绪。要是换成别的将军，比如说许世友那种，饶漱石会高兴？饶漱石还是不满意，毛泽东就一再解释，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毛泽东表示，那个小饶啊如果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漱石才告辞。幸好毛泽东习惯深夜工作，要不然这么折腾，老骨头就要散了。
饶漱石敢这么做，敢于深夜打扰伟大领袖，至少说明三点。第一点，地方上班的同志对领袖心思不了解，一旦遇到政策变动反应速度不如中央同志快。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就足够了解，知道啥时候应该道歉检讨。高岗和饶漱石就倒在对毛泽东心理把握不到位上。
第二点，就是饶漱石自认为和毛泽东关系很特别。毛泽东是什么人，想见就见，坚持半夜去见就半夜见的？他的威严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没有相当的关系和实力，是绝对不敢这么干的。饶漱石这么干，不仅仅是要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那么简单。他有更进一步打算。
这就是第三点：他有让毛泽东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的事。
那天夜里，饶漱石很可能跟毛泽东秘密汇报了刘少奇在东北的事。从饶漱石对刘少奇的一贯怨言来看，他可以跟周围人抱怨刘少奇，可以跟周恩来抱怨刘少奇，自然也会跟毛泽东汇报刘少奇当年的隐情。这样既可以向最高领袖表忠心，又能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一举两得，简直是天赐良机。而毛泽东很可能给饶漱石某种暗示，如同暗示高岗那样。正是这种暗示给了饶漱石信心。根据半截墓碑下的往事记载，毛泽东让高岗调查刘少奇的事发生在五三年春，是否跟饶漱石的秘密汇报有关？毕竟当年在满洲活动的共产党人中，已经没有人比饶漱石更有发言权了。
饶漱石夜访毛泽东之后，第二天便放心地去大连修养了。接下来饶漱石得到这样一个职位——组织部长。组织部是干吗的？那是管人事调动的，可以说是最抢手的职位之一。再接下来便是给高岗配戏，而且相当默契。当高岗搞串联时，其他大区书记如邓小平没有理他，关系很铁的陈云也不陪他玩，唯有饶漱石应了。为何？
现在主流观点是饶漱石愿意给高岗当打手。这个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
事实上白区党和苏区党并非高岗发明的，而是一个客观事实。纵观党史，大革命失败之后，白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在白区。中央进入苏区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白区人士，都是国际派知识分子，从王明到博古到张闻天，都可划归白区党之列。也就是说在刘少奇之前，白区党就处于领导地位。当刘少奇成为“白区党正确代表”之后，毛泽东才首次成为党的一把手，也就是苏区党起主导作用。
战争期间，虽然战场上苏区将士起主导作用，但是白区干部组织行政能力很强，建国之后居于国家各个重要部门。即使刘少奇被拿下，出于平衡需要，白区这一块依然需要新代表上台。这个人能是谁呢？只能是饶漱石！
陈云是一个选择。陈云善于搞经济，而且在东北干的不错。但是东北的代言人是高岗。而且陈云行事一直低调。此时的饶漱石是华东一把手，华东历来是国家经济支柱，税收占据半壁江山，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饶漱石还是三野党内形象代言人。
假如刘少奇真的下台，那么取代他的很可能是饶漱石而非高岗。高岗很强，但是代表不了白区。这应该就是饶漱石内心里盘算的那本账。这就是他冒着风险配合高岗的原因。因为成功之后利益极大，值得冒险。
就高岗和饶漱石二人比较。比组织办事搞关系能力，高岗不逊于饶漱石。比心机，饶漱石胜出。所以结论是，饶漱石对刘少奇有怨气，而他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刘少奇，而非帮助高岗取代刘少奇。因为在他看来高岗取代不了刘少奇。
这一切都是个人分析。随着高岗自杀、饶漱石惨死，这一切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了。
二人联手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本想大展宏图，没想到中途折翼，一同跌入深渊。高岗自杀了，倒也干脆，活着的饶漱石就苦了，先是高饶死亡联盟，接着牵扯到潘汉年的案子里，好不容易把牢底坐穿，出狱又碰到文化大革命，再次入狱，终于死在狱中。
自从五马进京，有才的饶漱石再也没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一代英才竟然在牢狱中消磨掉时光，可悲不！？
叹：权力是毒药，有才的人才会抢着去喝！呵呵。
行动
高岗在行动之阴的一手
高岗同志要挑战刘少奇和周恩来，但不会直接说现在你二老到一旁歇歇，这个位置由我高岗来搞，他不会那样，那是小孩子做游戏。政治游戏是一种高智商游戏，更为隐晦复杂。高岗同志见了刘少奇或周恩来，依然微笑和蔼地祝对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说到底政治斗争是一种理智而隐忍的游戏。要玩这种游戏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巧妙的智慧。讲究无声无息之中搬掉敌人。这种游戏的最高境界是把敌人卖了还要敌人帮你数钱。
其实高岗的动作分两部分，阴阳两手。
阴的一手就是背后拉人，拉一些大人物，具体说就是计划委员会的那些人。
该拉哪些人，高岗心里有本账。当时全国六大局，而且一开始比较顺利。
东北局，高岗本人，自己当然要帮助自己。
华东局，饶漱石，高岗的主要盟友。饶漱石决定跟着高岗同志走。
中南局林彪和西北局彭德怀，二人跟高岗的关系远比和刘少奇亲密，战友上台当然好办事嘛，而且高大麻子还算痛快人，没那么多弯弯绕，支持或默认就是了。对于二位政治水平不怎么样的军人（相比之下）来讲，如此选择无可厚非。他们二位对刘少奇一向不怎么感冒，就算不支持高岗也不会支持刘少奇。
华北嘛，是刘少奇、薄一波的根据地，打不进去，干脆放弃算了。
就剩下西南了。西南局，邓小平。
只要再把邓小平给拉过来，那么离胜利又近了一步。按照高岗同志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分法，邓小平是标准的苏区党，拉过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高高兴兴地找邓小平去了。
高岗这一路拉人，到了陈云和邓小平那里碰了钉子。
陈邓二人都是有政治头脑的人，政治敏感性上远远胜过林彪和彭德怀，这也正是二人能够躲过那一波波斗争，最后终于在毛泽东离开之后主导中国政坛的原因。
高岗先后拜访了陈云邓小平二人。
高岗和陈云是老战友，在延安就相识，时不时吃吃饭、唠唠嗑、掏掏心窝子那种。抗战结束后一起去东北干得有声有色，关系相当不错。对于陈云，高岗自认为还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栽在陈云那里。
高岗跑过去跟陈云聊了聊天，大概意思，我们联手压制刘少奇，他根本不行，伟大领袖已经不要他了，咱们好好合作等等。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据高岗夫人说，陈云背叛了高岗；据陈云说，是高岗封官许愿什么的。糊涂账，已经说不清楚了。
随后邓陈二公直接去了领袖那里揭发了高岗的暗箱操作行为，高岗的命运就此转变。
应该说陈邓二人都是成熟的政治家。所谓成熟的政治家，就是鸭子煮熟了再吃。你高岗画饼充饥，哄哄林彪彭德怀那些政治脑袋比较欠缺的军人就可以了，不要关公门前耍大刀，班门弄斧啊。要玩也玩点高明的。
这是阴的一手。这一手就是高岗现在的主要罪证：破坏党纪国法。当年打倒高岗的可不止这些罪名，这些罪名并不足以致命，也不足以让高岗自杀。
高岗在行动之阳的一手
还有阳的一手。
暗地里拉人只是积蓄力量，力量储备差不多了就能进攻了。进攻也需要突破口，高岗的突破口就是薄一波和安子文。这就是所谓“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
正如高岗是毛泽东救出来的一样，薄一波和安子文都是刘少奇从草岚子监狱里救出来的。当时日本即将进攻北平，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不是刘少奇伸出援手，薄一波和安子文极有可能成为革命烈士了。薄一波和安子文作为刘少奇的左右手，是刘少奇的心腹干将。
高岗希望通过打击薄一波和安子文达到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高岗认为，薄一波和安子文就是刘周的软肋所在。当时他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
薄一波，长寿翁，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二零零七年，享年九十九岁。薄老非但长寿，而且命硬，白色恐怖时代数次被捕入狱且完好无损，建国后官至副总理。
薄一波，山西人，善理财，建国后身居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干嘛的呢，通俗一点说就是管钱的。要管钱怎么收或怎么花。偌大一个国家，很多地方要收钱，收了钱怎么花，都需要财政部长去操心摆平，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薄一波恰好在新税制问题上兜子走了一回。
所谓税制，就是收钱，收谁到钱，钱怎么收，收多少。
所谓新税制，就是把旧税制改一改。旧税制偏向保护国有企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壮大，此时的私有企业面临困难，和一系列私人老板会谈之后，周恩来和薄一波决定改变这个状况，决定平等收税，保护私人企业。这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要保护私有制肯定很难。不仅仅困难，简直是逆流而上。
这样的大问题本应该由大家讨论，喝喝茶，再交流交流，最后由最高领袖拍板。偏偏这次干得很仓促，仓促制定政策，仓促实施，许多高层人物通过人民日报才知晓。其他人也就算了，身为国家主席和党主席的毛泽东不知道，很生气。向来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怎么会如此粗心？怎么会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毛泽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首先让周恩来反复解释道歉，然后是薄一波挨批。
这么好的机会，高岗同志自然不会放过，就和亲密战友饶漱石一道狠批薄部长，并且给薄一波送上一顶霸气十足的帽子——财霸。然而财霸这帽子看起来很可恶，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斗争。毕竟都解放了，不比解放前的财主，财霸——这顶帽子已经老土过时了，明显杀伤力不足，和“篡党夺权”“里通外国”之类的高级货根本就不能比。
高岗希望通过猛击薄一波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之目的。仅仅一个薄一波还不够，还需要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安子文。
安子文，生于一九零九，卒于一九八零年。
高岗活动的年代，安子文的职称是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恰好就是饶漱石。安子文卷入高岗事件，是因为一份神秘的政治局名单。这个名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财政部的薄一波，而没有威震天下的林彪。高岗抓住这一点向安子文进攻。
前面说了，薄一波也是个牛人，在白区干了很多事，建国后任财政部长。但是和林彪比起来，吨位还差了很多。林彪是谁啊，在打天下的年代，林彪可是影响局势的决定性筹码之一。虽然解放战争后期，林彪身体不咋样，但作为四大野战军战功、规模最大的四野旗帜，毛泽东的心腹爱将，进入政治局总不过分吧。
把薄一波放在政治局之外，薄一波还是财政部长，还能继续正常工作。把林彪给漏了，就算林彪自己不吭声，四野下面那群人能服气？政治嘛，讲的就是平衡和稀泥。不能和稀泥的政治家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安子文这份八大政治局名单不但没能平衡各方面势力，反而惹出乱子。
安子文这份名单是怎么出炉的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安子文头脑发热，私下搞了这样一份名单给毛泽东。这种可能性不大。安子文只是组织部副部长，如果自己私下搞名单，按照程序，应该让正部长饶漱石知晓，而饶并不知晓。除了精神不正常找不到其他解释。
那就是背后有人授意了。当时的政治局中，卡在毛泽东和高岗之间的实权派只有两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周恩来已经被新税制问题搞得晕头转向检讨呢，可没空再搞啥政治局名单给自己惹麻烦了。那就剩一个人了，刘少奇。刘少奇最有可能。
理由太多了。高岗，以及支持高岗的那些人认定是刘少奇的主意。
高岗准备抓住这事做文章，到处散布这份名单，某种程度上，高岗成功了。这一招不仅换来了林彪的支持，同时惹得打天下的那群人大怒，纷纷批判薄一波。有些人说话比高岗还激烈，比如谭震林说主席有大权旁落的危险，白区党要夺主席的权，现在情况很危险。
批薄会议期间，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家由高岗领衔一块去看望林彪，阵势浩大。啥意思呢？无非是向刘少奇示威：你那名单上不是有薄无林吗，我们偏要支持林彪。重工业部长王鹤寿在西山上讲，林总看问题就是准，他讲：现在有白区党人篡夺中央权力的危险。谭震林也讲，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白区党为首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主席有被架空的危险。诸如此类的讲话搞得会议斗争气氛非常紧张。
当年薄一波也好，安子文也罢，在中央还是小官，不值得高岗耗费如此力气。
高岗同志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希望通过抨击薄一波和安子文，继而把战火引到刘少奇身上。只要把战火烧到刘少奇身上，就有可能把刘少奇烧掉。
看看这两手，哪像搞政治斗争，简直是在敌后和敌人作战。有了攻击对象之后，到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搞策应，然后军队从侧面迂回进攻，一举拿下。还是军人那一套，而且不择手段到连累领袖，不遭殃才怪了。
都啥年代了，都和平建设了，还搞这一手。
所以这个美好愿望始终没达成。非但没烧到刘少奇，还把自己给烧了。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要对他自己的忠实粉丝高岗动手了。
毛泽东的转变
毛泽东对高岗动手，原因很简单，高岗出轨了，超出了毛泽东划定的界限。
毛泽东的要求很简单——干活。干了活再谈其他。
毛泽东器重高岗、提拔高岗是为了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目的已经达到了。高岗已经拿到很多权利，他的计划委员会能管的事比周恩来的政务院还多。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高岗应该收敛一下，好好干活了，干出成绩再说。毕竟要从伟大领袖手里要东西，首先要证明你自己的实力，用你自己的实力去争，而不是要领袖白送。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权力也是通过自己的实力挣来的，不是领袖给的。
进京后的高岗相当于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和刘少奇和周恩来差不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好好干活公平竞争，谁干得好谁上。没有成绩就想从领袖那里要权利，你当毛泽东是谁，是拿着糖果的街头大妈啊！
如果高岗就此埋头苦干，干出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的斗争水平还停留在军事战争阶段，以为可以一鼓作气拿下，以为毛泽东的目标仅仅是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却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让三个人相互制约、好好干活，好好帮助自己搞社会主义建设。高岗倒好，不但自己不干活了，还到处煽风点火，扰得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没心思干活。本来一盘好棋，就这样被高岗给搅和了。毛泽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给过高岗机会，很多时候轻轻点过高岗，高岗依然是牛脾气，依然硬干。比方说在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名单上，毛泽东应该知道是咋回事，却没有追查。高岗依然咬住不放。非但咬住不放，借休假之际到处散布，从北京到杭州到广州，以便煽动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怨恨。散布到广州叶剑英那里，叶剑英连忙跑到北京问毛泽东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惊讶反问，你咋知道？
那份名单是毛泽东亲自给高岗看的，连朱德都不知道，属于绝密。高岗这么一路散布，相当于把领袖天机给泄露出来。要知道最高领袖那是永远公平公正白璧无瑕的，高岗这么干实际上是往领袖身上泼泥水。好啊，高岗，你胆子未免太大了一点。
高岗这么干，除了表明其政治上不成熟之外，只能有一个结果，找死。
非但如此，当高岗再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名单扩散的事，高岗也不敢承认错误，而是推脱责任。这态度和刘少奇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只要毛泽东一有意见，二人立马检讨，自我批评，态度好到不能再好。这不，周恩来还在为新税制问题不停检讨呢。这个高岗，还没有上位就如此，有朝一日大权独揽，会比刘周更好？
直到此时，高岗仍然不知道收敛，本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继续自己“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的伟大事业。他以为刘少奇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他的预测是对的，刘少奇倒台确实是时间问题，只不过他高岗看不到了。高岗终于撞上了南墙，只是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毛泽东先把揭发了高岗的邓小平和陈云搬回来替薄一波解围，随即亲自出马。毛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
领袖改变立场，高岗知道自己完了，为了挽回局势，写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还把他写的信给其他同志传阅一下，以示自己和高岗从来没有关系。
有人还想把事情往林彪身上扯，毛泽东制止了。
毛泽东终究没有动彭德怀和林彪。彭德怀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威望正隆，这时候拿下来恐怕不是时机。至于林彪，呵呵，毛泽东会为了刘少奇等人把林彪拿下？别扯了。
毛泽东为啥在高岗这事上反戈一击？五年之后，在庐山对彭德怀同样反戈一击。个中原因就一个，刘少奇。
高岗的失误
前面说了，高岗有几项资本，很给力。
也许高岗不明白，正是这些牛叉的资本导致了他最后的惨败。
高岗自以为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但是刘和毛的关系同样密切。从延安整风开始，毛刘联盟就是党内最具实力的政治同盟，代替毛泽东主持党内工作。
可以说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主要臂膀，就像在军内依赖林彪一样。正是依靠这条臂膀，延安整风之中，才能横扫国际派。高岗不论党内或军内都没有这种能量，这是第一点。多年来刘少奇在毛泽东身边干活，朝夕相处中对毛泽东相当了解。何时该检讨，何时可以斗争，刘少奇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
高岗和刘少奇的斗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和刘少奇斗，而是对毛心理变化的把握。毕竟谁胜谁败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之外，毛的态度同样重要。最后高岗完蛋了，并不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更有道理，而是因为高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如果高岗按照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还是很有机会的。
第二点更为致命，即使当时毛泽东抛弃刘少奇，恐怕也难选择高岗做继承人，因为支持高岗的势力来自军方。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一旦局势稳定，就必然抑武扬文，从韩信到年羹尧结局都一样，时代变了，实质从没变过。如果高岗的主要支持者不是林彪和彭德怀，也许还能成功。到新中国建国那会，毛泽东费尽心机给军方大佬们安排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比不上李世民善待李靖等人，比起刘邦和朱元璋等人要强多了，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差不多。当然后期各种运动是另外一回事，后面再仔细分析。
刘伯承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说：“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于是战争刚结束，刘伯承主动要求去筹建军校，四野的林彪病了，三野的粟裕病了，聂荣臻代了一段时间总参谋长之后就去搞科研了。只剩下一个彭德怀还带兵。
抗美援朝刚刚结束，军人力量已经鼎盛，需要弱化，而非加强。
战争已经结束，正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国家需要建设，政治家正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军人能打仗未必可以治国。纵观林彪和彭德怀一生，只见治军之术没见治国之道。就算没有后来的九一三事件，就算林彪上台，他能把中国带到哪个方向？
因此毛不太可能扶持高岗上台。如果高岗取代刘少奇，高岗用什么人治国？高岗能用的人还要来自军方吧。让林彪或彭德怀当国务院总理，他们搞得定吗？
当时的刘少奇虽然是白区党代表，有一帮追随者（高岗语，有个圈圈），这帮人打仗不怎么行，但是玩政治还是可以的，搞组织管理方面，比军方那帮大老粗强多了。在治国搞经济方面也不见得多么厉害，至少可以把各个部门撑起来，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毛泽东之所以把基本上没有军方势力的刘少奇拔高到党内二把手的位置，就是要搞平衡，平衡军方那些大佬们。这一招收到过奇效，比方说延安整风，就是靠党内那些能说会道的嘴巴和善于生花的妙笔收拾了各个派系大佬。后来历次运动靠的也是那些嘴和笔。因此毛泽东纵然对刘少奇有诸多不满，也不会轻易打破这种平衡。放弃一个来自军方的高岗，军方的实力还摆在那里。依然很强大，依然需要弱化抑制。
归根结底，毛抛弃高，并非想要把高置于死地（哪知高岗非但政治素质不过关，心理素质也不过关，为此领袖十分惋惜），而是要打压一下军方势力。虽然刘少奇和周恩来实力比较强悍，但当时（抗美援朝刚刚胜利）也不见得就比林彪和彭德怀强多少。这是世俗功利的分析方法。
另外从高岗的私生活上看，高岗也不具备一个领导人的特点。倒不是长相问题，而是他具备其他领导人都不具备的特点：生活太超前，和很多女性有肉体关系。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就调走。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某日高岗在南方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然后就多了一个情妇。
看看高岗流传的风流韵事吧。
风流韵事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逃到中国东北，高岗到东北后喜欢上俄国姑娘。其中的一些年轻女人，实际是高级妓女。有一次，高岗在一个俄国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再打一个电话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那女人送去一笔“交际费”解决问题。
风流韵事之二：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这个女人可能是个间谍，是公安人员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刚想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保卫人员很紧张，根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戒指有剧毒，见血封喉。万一给高岗来这么一下，影响多不好！保卫人员职位太低，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的这种腐化让很多人看不顺眼，连向来和颜悦色的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在批判高岗时，特意点出高岗在生活违背了共产党人的原则。在中共早期的中共高层中，即使开批斗会，也是有理说理，不涉及私生活，高岗同志因自身的光辉业绩破例。
品行如此恶劣之人，还想成为党和国家元首？
当年老一代主要领导人多数都不止一位夫人，但高岗不一样，足足领先了他们半个世纪，更像某些现代领导：乱搞女人，花样百出。高岗同志不但私生活腐化，还能腐化出魅力。林彪本人相当讨厌那种乱搞男女关系之人，唯独对高岗例外。林彪的谨慎古板讲原则大家都清楚的，能让林彪破例的人自然非比寻常。
高岗还有一个致命伤——和苏联关系很铁。早在东北之际，高岗就散布信息：斯大林看不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唯独对他高岗情有独钟。虽然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之中，但是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允许一方诸侯和另外的国度眉来眼去的，毛泽东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高岗和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中或许对运输苏联军火有帮助，战后就成了不确定因素。这层关系最终演变成了高岗最为致命的罪名——里通外国。
在那个各种帽子满天飞的年头，就两顶帽子不能戴，一顶是这个里通外国，这是军方人物的禁区；另一顶嘛，就是文人的禁区，叫叛徒。刘少奇最后就是倒在后一顶帽子下。
要是没有——里通国外——这顶帽子，高岗不会输得如此彻底，也就不会自杀。那些没有自杀的，比方说彭德怀，一辈子到死都要摘下里通外国的帽子。
刘少奇必须赠送高这顶帽子，高岗不倒，刘少奇就危险。事关生死存亡，昔日同志今死敌，谁也不会客气。
所以高岗败了，败得很惨。至于刘少奇为何会送给高岗那么多大帽子，只能说搞政治的比较有创意，另外政治斗争虽然不流血，同样你死我活。
假如没有这档事，一年之后的军衔评选上，身为陕北革命根据地代表人物兼东北王的高岗，如果参与评选，至少是大将军衔，具体事例可参照罗荣桓。当时的高岗，比当时的邓小平更特殊，而据说邓小平是不参加评选元帅的。可惜咯，不是吗？
斯人已去，故事还在。从性格上看，高岗是有缺陷的，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高岗同志虽然干事麻利，为人比较有头脑，但距离政治家还有差距，最为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忍。看看陈云和邓小平，被批了又批，一批再批，没事。只要不杀头，就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到最后终于翻身做主人。高岗同志倒好，批斗一下就忍不住了，一会手枪自杀，一会安眠药自杀。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高岗身亡，时年四十九岁，尚未知天命。
评：高岗，毛的粉丝，能干但政治不成熟。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所以他的一生概括为——诨。
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个人经历有关。出事之前，高岗的人生一直处于上升期。从一个贫苦的农民青年上升到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中共高层虽然斗争不断，但是高岗同志没有经历过井冈山斗争，虽然被朱治理修理过，但那时尚不成气候。延安整风时是受益者，从西北受益到东北，东北受益到北京，首次成为受害者就没有顶住。如果经历过一些斗争，或者经历文革磨砺一番，也许就更具备斗争经验了。
历史没有如果，但还要提出一个如果。
自杀之后留下这样一个谜题：如果高岗不死会怎么样？
要是不死，高岗肯定会东山再起。等到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满的时候，肯定会再想到和自己比较合拍的高岗。但高岗能登上九五之尊么？一个字，玄。除非他能把整个中国建设成当年东北的样子，太难了，不太可能。
高岗在东北搞的不错，主要原因是东北当时被日本人经营多年，有相当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援助也方便。能把全国搞成东北的模样？拜托，高岗也不是神仙。让高岗管理国家，最后方向很可能向刘邓靠拢，肯定是一边响应伟大领袖之号召，一边弥补现实之窟窿。虽然也能干得不赖，但毛不会容忍他那么干下去的。因为那么干下去，中国将提前进入“资本主义（就像现在）”，脱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得不到啥，而是得而复失。
十年拥有，一朝失去，非常人能忍受。
如果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追求轰轰烈烈，那高岗同志也无憾了。比起亲密战友饶漱石那般断断续续的磨难，他走得倒也干脆。
高岗吃过安眠药之后脑袋里想过啥？从贫苦的童年生活，到一幕幕血肉横飞的场面，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孔。这些记忆的片段中，应该少不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吧，从延安救命到北京的冷漠转身，应该有很多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中，对毛泽东是怎样的感情？感激还是恨？不论如何，高岗轰轰烈烈的一生都和毛泽东纠缠在一起。从他完成了后勤总长那一刻，他的人生使命就完成了，剩下的不要也罢。如果能想通这一点，应该释然了吧，最后的嘴角应该浮现一丝微笑。
不成熟也罢，诨也罢，生活腐化也罢，作为一个充分展示了自己能量的生命，一个给国家出过大力气的人，最终的最终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丝微笑的。
由高岗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高岗案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铁的铁案之一，除了林彪和江青案，估计没有其他案件比高岗案更铁了。高岗真的就十恶不赦么，在我看来，比起大跃进时代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同胞饿死一大堆的各位封疆大吏，高岗还是一个好同志，至少没有伤害到百姓。
在翻案风盛行的时代，高岗的案子没能翻，很大原因在主政者身上。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翻案的。毛泽东时代的案子，基本上没有彻底翻案的。即使毛泽东说过要给贺龙翻案，也没彻底翻。高岗的案子是毛泽东亲手定下的，当然更不会翻。
那个年代，毛泽东手下人才济济，只是很多人都是偏科，要么能打仗不能治国，要么能治国不能打仗。也找不到几个能在文韬武略方面胜过高岗之人。即使高岗死了，毛泽东仍然怀念高岗，直到十年之后还在念叨说高岗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搞死的。然而毛泽东依然亲手定下高岗案——反党搞分裂。为什么？恨。
毛泽东痛恨高岗不理解自己，痛恨他的自杀。高岗自杀在当时震动很大。高岗是立过大功的人。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高岗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东北王，还是那个一马当先的牛人，怎么一转眼就自杀了？很奇怪呀。毛泽东为了维护中央的光辉形象，当然不能说高岗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在跟刘少奇的斗争中失败了、由于斗争很激烈、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只能说高岗同志是坏人，想要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想要出卖咱们可爱的祖国。因为国家需要建设，需要人干活，而活是活着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而非死去的高岗。毛泽东不能指望高岗还魂帮助自己搞建设，就这么简单。
高岗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不管啥样的罪名都无所谓了。毛泽东定罪高岗并不是要对死去的高岗怎么样，除了安慰高岗的政敌，还有一层意思：敲打其他那些活着的人——老实点，不要学高岗，不然的话就是死了也要遗臭万年。所以后来的彭德怀等人，都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坚决不自杀。这个保证一方面起到自我保护之作用，退一万步讲，万一给人害了，也不至于落到高岗那般地步。所以毛泽东对高岗很纠结，一方面念叨高岗的才能，又必须亲手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第二代核心时代，连李井泉、吴芝圃都给平反了，就是不给高岗平反。一方面李井泉、吴芝圃还在，还能干活，继续发光发热。另一方面高岗案件还涉及到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时代，这两个人的形象是光辉的。给高饶平反会伤害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形象。
另外私人恩怨也是一个原因：高岗搞阴谋的事，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揭发的。批判高岗，邓小平也出了大力气。和毛泽东一样，凡是邓小平参与的案件，一律难以平反，后来的刘伯承和粟裕案件，也有邓小平的参与，二人均未能生前彻底平反。也许这就是所谓政治斗争吧。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他的魄力和胸怀都没话说，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依然不能免俗吧。正如毛亲手把高岗定案为反党集团一样。邓小平不平反，也有自己的难处吧。政治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阶段，身在人际关系之中的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也许未来高岗和饶漱石都可以平反，只是那时间是不确定的。
虽然高岗事件和后来的庐山事件以及其后的历次斗争没法比。然而高岗事件堪称潘多拉魔盒，开启了建国之后党内斗争之先河，影响极为恶劣。
所谓党内斗争，也就是内斗。
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内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庞大的市场。从皇帝消灭蚩尤到今天大大小小的企业，内斗似乎无处不在。
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抛开了传统，然而在内斗这一块，依然把那“光辉”传统继承了下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也许“内斗”本身就是一个怪胎，连毛泽东也无法消除吧。毛泽东本意是让高岗和刘少奇与周恩来形成一个铁三角。在这个铁三角中，高岗代表毛泽东搞建设，刘少奇和周恩来用另一种方式提供补充。大家一道好好干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没想到一番苦心演变成一场内部消耗战。
更为可怕的是，高岗这出戏一上映，彻底点燃了斗争的火苗。党内巨头和军内巨头为了国家行政理念开始你死我活的较量，直到数十年之后，大家各自尘归尘土归土方才罢休。
高岗死后四年，军内反教条。刘伯承和粟裕挨批了。
期间伴随了反右倾和大跃进。
又过一年，庐山事件。
接下来三年，是大饥荒，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三年。
大饥荒刚过，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公开。
接下来便是文革序幕——四清运动。毛泽东发动“小四清”，原本是一场不太剧烈的政治运动。刘少奇加了一把火，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
面对刘少奇导演的“大四清”运动，毛泽东放了一把更大的火，文化大革命。
这一连串的折腾，真想象不到，除了中国还有那个国家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