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密码（中）

第七章  思想家和棍子

一尊大神

柯庆施，安徽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和彭真同年。

      职业：政治家。性格：沉稳有余。

      绰号：毛泽东的好学生。

      早年满腔热血，投入爱国斗争，学业中断，继续爱国，受到老一辈的赞赏，得到继续求学机会。一九二二年，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内老资格之一。柯庆施去苏联进修，和伟大的列宁握过手，倾听过他的列宁的教诲。正因如此，党内尊称为“柯老”。毛泽东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如果按照当年情况，柯庆施应该是国际派的。事实上他确实和王明关系不错。延安整风那会，国际派完蛋，柯庆施也跟着遭殃。柯庆施所以遭殃，是因为他没有揭露王明。他本是最有资格揭露王明的人之一。柯庆施因此成了康生盘子里的菜，老婆被逼投井。毛泽东出手相救，终于幸免于难。有感于毛泽东的救命之恩，此后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

      建国之后，柯庆施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老大

      华东本是饶漱石的天下。可惜饶漱石打错了算盘，身败名裂。此后陈毅短暂主持过华东一段时间。一九五四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往上海，接替陈毅的工作。此后十年，柯庆施坐镇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这位封疆大吏成了毛泽东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开始对毛泽东进行吹捧曰：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程度。此时林彪和康生还没有鼓吹个人崇拜。正因如此，柯庆施成为大跃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当面对反冒进的周恩来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检讨。柯庆施也成了一时风云人物。大会结束后，大跃进的弄潮儿们，如李井泉、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街坊间甚至传闻：柯庆施将取代周恩来当总理。

      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两个人运气最好。一个是当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借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苏联人的援助，把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毛泽东让高岗进京和刘少奇与周恩来三足鼎立。另一个就是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了。

      大跃进的恶果席卷全国。柯庆施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地盘是上海，属于全国需要重点照顾的地区。全国人民闹饥荒，还要咬牙往京沪地区调粮。如果不是调粮太多，四川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全国都在饥荒死人，北京和上海基本上没有饥荒死人。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伤害闹得最凶的根本原因。文革本质上是对大饥荒的清算。其它地方的官吏的心中都有阴影，都有那种来自大饥荒的罪恶感，北京和伤害没有。他们的主政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可以肆无忌惮的争吵，瞎闹。尽管他们的安稳是建立在其它地方的饥荒之上。

      可以说坐镇上海的柯庆施非常走运。庐山会议上张牙舞爪的李井泉等人大饥荒之后，到了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灰溜溜、灰溜溜的；同样张牙舞爪的柯庆施在大饥荒之后依然得意洋洋。因为他的位置好，没有捅娄子。而且在大饥荒之中，上海的工业还有所发展。

      七千人大会上，下至县委书记，上至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毛泽东都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柯庆施就不需要。真是太走运了。正因如此，柯庆施在上海地位越来越稳固。

      和北京的彭真不一样，盘踞上海的柯庆施是紧紧跟着毛泽东的。所以等到江青去上海时，好吃好喝好玩不说，柯庆施贵为上海一把手，亲自陪同，要让给人，要资源给资源。

      江青和柯庆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那时江青刚刚到延安，还没有成为毛泽东妇人，正千方百计恢复组织关系之后进入中央党校；那时柯庆施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党校内任职，算江青老师；那时候延安整风还没有开始，他们关系并不深。

      从个人恩怨上讲，柯庆施最大的仇人是康生，但是柯庆施生前没有找到报复康生的机会。从个人感情上讲，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希望看见柯庆施报复康生的样子。同时柯庆施对对延安整风比较风光的刘少奇和彭真则怨恨颇深，而且得到了报复彭真和刘少奇的机会。所以当江青到上海搬兵，柯庆施心中乐开了花。

      好吧彭真，你们北京不要的人，我们上海供着。

礼物

一九三七年，江青离开上海时心情很是不爽。唐纳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她的人气跌倒低谷，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明星梦碎，可以说灰溜溜的离开。而且一别就是十几年。人虽然离开了，心还在。和所有爱折腾的女人一样，她一直喜欢大上海的热闹和繁华。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曾经豪情满怀：我会回来的。如果能预知未来，估计江青也会来这么一句。因为她确实回来了。

      离开时，步履匆匆；归来时，风风光光。离开时，整个上海滩，没人愿意给她一个角色圆梦；归来时，所有角色都要仰望于她。那些曾经排挤过她的人，那些曾经鄙视过她的人，那些对她视而不见的人，你们都颤抖吧，你们将付出代价。

      其实解放之后，江青回过上海。但那时她主要是治病，相对低调。六十年代，江青身份不同了，一次次往返在北京上海之间，行踪却极为隐蔽，仿佛身负特殊使命。并且有一个特殊的代号，叫女客人。隐蔽和低调不同。低调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人鸟你，不低调也不行啊。隐蔽就不同了，虽然行踪不外泄，依然可以风光无限，可以高高在上。

      江青隐居在上海时，就住在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之一，内设总统套房，曾经下榻过上百个国家元首。二十多年之前，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蓝萍也只能住公寓。现在她可以在锦江饭店常住，步行数百公尺就到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大花园，是权贵之人放松、休闲、娱乐、养生的好去处。江青对此很满意。

      在锦江饭店内部，不仅仅设施周到，还有事业可干。江青的事业是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长袖起舞，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太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所谓太高自己，就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谓打击别人，就是批判揭发。学到一些政治手腕的江青也遵循着两条路：通过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接下来就是要打击别人了，就要写批判文章。

      以江青是身份，如果捞点政治资本，没有问题，毕竟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还是要给的。比方说搞样板戏，彭真虽然不爽，也是一让再让。但是搞批判就不同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搞批判相当于砸人家的饭碗。不管你是谁，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就要跟你急。而且以江青的地位和性情，她要砸的还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还是很多人的饭碗，那很多人都不是平头老百姓，都是有靠山、有名气、甚至有权势之人；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彼此盘根错节。一不小心就砸出乱子来。当江青想在北京砸人家饭碗时，就被硬生生给顶了，很没面子。为了能做到精确打击，背后必须有人支持，必须精心策划、保密行动、突然袭击。

      背后支持江青同志的，当然就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当江青需要沪剧团进京，给。当江青需要批判文章的行家，给。柯庆施给了江青很多礼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是什么人呢？按照历史定位，他是四人帮主要成员，政治犯。也就是说干了很多坏事，坑了很多人，事实上这个评价基本靠谱。

      许多人又根据这个评价认为张春桥同志乃十恶不赦之人。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干坏事和坏人之间不见得就是等号。因为时事会转变，好事可能转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比方说现在看起来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当年看起来绝对是好事。比方说现在被否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当年可是一致肯定的。即使内心不赞同，也举手表决了。即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赞同发动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是一样，抛开那些事的政治立场不谈，就会发现，其实他并非恶人。

      张春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立场坚定之人。如果把前面加上一个修饰，那就是书生，或者理论家。张春桥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书生或者理论家。甚至可以说，张春桥是位思想家。日后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全程沉默相对。因为他明白，说或不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忠于左派的理念。

      张春桥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有一帮书生或者说理论家。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小眼睛，透过这层表皮就会发现他们非常此热血、坚定。骨子里都是一根筋，认为真理在手，倔。

      他们的行事风格：左青龙右白虎真理在心间。认准的事一股脑走到黑。远的一点，像搞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啊，明知断头流血还要断头流血。这倒不是对他们否定。而是对自己选择的负责。近的一点，如早起共产党人，明知革命是断头流血的事情，还要去搞，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真理在手。那时候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他们还是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只因为他们认定真理在手。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此，瞿秋白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首先是立场坚定的书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共产党内左倾事件远远多于右倾事件。比方说历次肃反，比方说历次整风事件，都有一帮立场坚定的书生。比方说清华高材生朱理治同志，去了陕北之后，凭借听说和感觉，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抓起来，等候处决。

      把历次左倾事件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肃反→整风→大跃进→文革。

      整个这条线就能发现，这一连串左倾事件中，理论鼓吹者都是书生或者说理论家。苏区肃反时代，主要理论者是国际派，代表人物王明身边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清一色的由中国出口苏联再传内销的，比方说那位姓夏的那位。延安整风，主义理论鼓吹者变成国际派演变成的本土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等人。等到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多了，其中张春桥的伯乐，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次，轮到张春桥出场。张春桥继承了左派光辉传统，去斗争、去批判、去取代之前的左派、如今的保守派们。

      张春桥，左派承传者。

      在这一条直线之内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历次运动中的左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保守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比方说早期的国际派之后就成了保守派。新兴的左派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右派，比方说刘少奇和彭真，从当年积极进取的左派变得更为理性成熟。他们又要面对新兴的左派，那就是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派。这个规律也符合兴衰代谢。但是如此从左到右的转变，左派取代右派的方式是斗争，毕竟是不正常的。

简历

张春桥，男，一九一七年生于山东巨野，六十四年后被判死缓，八十八年后死于癌症。他曾是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第一书记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达官贵人，同时也曾是反革命集团首领、死刑犯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反面人物。可以说张春桥是建国之后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职业：政治家，理论家，或者说思想家也可以。为了全面起见，应该再加两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一个多才的人。当一个有才之人迈入才能之外的领域时，通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比方说康生同志。论才能，在那个年代，罕有堪与匹敌者。然而看一个人，除了看他的成功和失败之外，还应该深入到他的性格中间，从性格之中理顺其兴衰纹路，考察人生之得失。

      正因如此，张春桥和康生是不同的：张春桥有原则和节操，康生无原则、无节操。

      性格：精明坚定。

      这是一组矛盾的性格。一般而言，精明之人很难坚定，如同康生同志，整了那么多人之后，经历那么多人之后，依然在生前高高在上，因为精明过了头，临死之前出卖左派，所以只能是投机倒把之辈；立场坚定之人，缺乏精明手腕，比如说国际派那帮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坦然而死，没死之前却疲惫不堪（参照《多余的话》）。张春桥则是个例外，既精明又立场坚定。现在就来看看张春桥的精明，还有他的坚定。

      张春桥这个人，如果要带着颜色去看，能找到很多缺点。

      首先，他的出身不好，出生在官宦之家，祖辈是地主，父亲给国民党效命。共产党内，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有一个身份，叫做官僚买办集团。一般而言，拥有这种身份之人，在建国之后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难以幸免的。比方说陆定一同志，就被抄家好几遍。要么早死，如黄敬。张春桥因为身份独特，漏掉了。

      年轻时代的张春桥干过龌龊事。一九三二年到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念中学，据说为国民党当局干过事，也就是所谓特务，而且导致几个激进的年轻人被捕丧命。这事成了张春桥人生污点之一。但不能就此认定张春桥就是叛徒。当年国民党属于正统，到处通缉共产党。当年张春桥年龄也就十六七岁，也就是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指望一个十六七岁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年轻人透视未来。认识大是大非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张春桥当时不是共产党，谈不上叛徒之说，也不能认为所谓特务。

      当时的张春桥身份是富二代、管二代，是少爷，有吃有穿有玩，认为世道还不错，没必要推翻。在当时的张少爷眼中，所谓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破坏分子，应该举报。非但如此，张春桥还伙同其他认为世道还不错的人士办了份杂志、写文章拥护当局。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分子都是搞破坏。

      我们现在人能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年确实重大污点。

      后来张春桥去了上海滩，靠笔杆子混日子。日子混得不怎么样，却落下一段公案。这段公案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年轻作家得到文坛领袖提携出名了，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不爽，说风凉话。说风凉话不要紧，问题是匿名的。就好比现在网络世界，为了便于骂人或泼脏水，一个人穿好几个马甲。不敢以真面目发言，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被鄙视的。

      年轻作家是萧军。文坛领袖是鲁迅。而这个说风凉话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混得不怎么样的文人张春桥。张春桥为啥要说风凉话呢，理念不同嘛。因为当时年轻的张春桥的思想还在拥护当局。而鲁迅和萧军都是当局的破坏者。所以张春桥自然很不爽。由于当时当局口碑不怎么样，鲁迅鼎鼎大名，所以张春桥选择了懦弱的姿态——用马甲骂人。

      解放之后，鲁迅地位非常之高，萧军也被认为左派作家代言人。随着政治运动兴起，鲁迅也有被神化的趋向。那么站在鲁迅对立面的、本就理屈的张春桥当然就是反面角色。又因为张春桥在政治运动中崛起，自然惹得很多人不爽。文革之后，这事也成了张春桥的污点。

      什么出身啊、早期有过不当行为啊，并不致命。张春桥真正致命的弱点在他老婆身上。

      张春桥的夫人叫李淑芳，生于一九一六年，大张春桥一岁。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李淑芳和张春桥一样，李淑芳出身于富贵人家；和张春桥不一样的是，出身富贵人家的李小姐思想比较激进，参加革命很早，张少爷早年思想的倾向于当局的。因为参加革命事业，危险系数比较大，用过很多笔名，好来最有名的一个叫文静。原名李淑芳反而不怎么为人知晓，就想很少有人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一样。等到后来张春桥由保守派转变为革命者时，文静反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抗战时代，文静去了根据地，在那里遇见了张春桥。

      一九四三年，二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遇见了二十七岁的文静。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相似、年龄相仿、生活品味相当的年轻人相爱了，以一见钟情的方式。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命运老人接下来戏弄了他们一下：鬼子进村，文静被捕。

      日本人都有双重性格：菊与刀，菊的一面和刀的一面。一面礼貌文明，另一面粗暴野蛮。当时的鬼子恰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也蛮的雄性群体之一。一个年轻有素养的女人沦为那帮人的俘虏，只有两个选择：被蹂躏；老实合作，有不被蹂躏的可能。

      按照爱国主义剧情，文静应学习赵一曼，宁死不屈。赵一曼固然伟大，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承受那么多磨难。文静选择和鬼子合作，也就是当了叛徒。不仅仅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还进入了日军“宣传班”，担任班长，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写材料骂自家同胞，背叛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些情节，叶群和江青那点老底已经非常健康了。

      然而历史再度跟文静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她出卖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什么也没得到，因为鬼子投降了，她还得留在中国土地上当中国人，还得面对那些不管有意无意毕竟辱骂过、诅咒过、出卖过的同胞。她再一次感到孤胆，只能寄希望于曾经的丈夫张春桥。此前他们虽然有过十个月的恋情，却当了两年的敌人。

      在文静问题上，张春桥第一次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坚定。

      此前的张春桥，从给国民党当局当特务到上海滩文人生涯，更多表现为精明，甚至投机取巧。在和文静结合问题上。张春桥也是相当精明的。要知道当时根据地女性极为匮乏，像文静那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女人就更匮乏了。张春桥当时地位不高，能和文静恋爱，套用一句俗话，那叫前世修来的福分。然而在文静叛变之后，形势逆转了。不论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不受待见的，就算是美女也比臭狗屎强不了多少。如果张春桥不理会文静，没有人会责怪他薄情寡义。如果他把文静交给组织，还能混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然而张春桥重新接纳了文静。为啥这么做？可以解释为贪恋女人等等。更为靠谱的解释应该是，张春桥和文静相恋的那十个月里，文静给张春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那种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张春桥出手搭救文静，冒着前途歇菜的风险。不仅如此，二人还在两年之后结婚了。

      如果是张春桥在对待感情上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件事上又是精明的。他平白无故的接纳了当了国家叛徒的老婆，却没有坦白情况，促使文静忏悔，赢得国人原谅；而是试图修改简历，蒙混过关。一九四五年，张春桥帮助文静填简历时，说她的组织问题正在解决中；等到四七年，两人结婚时，把文静的被捕叛变写成被捕出逃；又过两年，全国解放，已经不再提被捕的事了。文静这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甚至被捕变节的经历。这也是每一次运动，总是彻查某人过去的原因。要评价过往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这些细节。那年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中国人。因为确实有人曾经是特务、曾经变节过，出卖过国家民族之后有隐藏起来。

      尽管如此，文静的事依然成了张春桥一块心病。特别是他地位越来越高时，心病越来越重。在那个道德大棒飞舞的年代，张春桥面临着事业的抉择。所以他几次三番要离婚。并不是另结新欢，实在是情势所逼。对于精明的张春桥而言，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么。有，当然有。是什么，后面再讲。在对待老婆这事上。看出了张春桥的精明和坚定。这两种性格贯穿他的一生。

转变

张春桥本是富家子弟，立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最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了？还是老话体了，局势使然——日本人来了。有权有钱的公子哥，原本衣食无忧，要吃糖有糖吃、喝蜜有蜜喝，时不时对着贫困交加的同胞炫富啥的。那时候当然要力挺国民党当局。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国人面对困境苦苦挣扎，他张家则很幸福。因此他要力挺当局。可是日本人的凶悍不仅仅敲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根基，同时也砸碎了许多权贵之人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

      所谓权贵，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多占点社会资源，并非高人一等。

      所谓权贵心中那点自豪感，也就是对多占有一点社会资源的自我陶醉。

      能认识到这些的权贵生活比较低调，人品也不错；认识不到这些的，通常就比较跋扈，自以为很了不起。要认识到这些的途径有两种：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年轻人通常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所以各种年轻的二代才比较让人厌烦；另一种方式就是外来因素强势介入。张春桥少爷越到的就是后一种。在鬼子的强势介入下，他发现他爷爷的财富，他爹爹的权利，乃至他终于的国民党当局都是浮云，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和同样出身地主的康生不一样。那时候康生家已经破落了，所以很早就去干革命。和家大业大的黄敬也不一样，黄敬是理想主义者。张春桥的转变是被逼迫的。尽管被逼迫，张春桥的转变却是彻彻底底的，不留余地的，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转回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年轻的张春桥发现，原来人生要靠自己。那就靠自己吧。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二十岁的张春桥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他曾经仇视过的组织的一员。接下来去了延安。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日本进攻中国那一会，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张公子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有，比方说电影明星江青，比方说知识分子叶群，都是被鬼子赶到延安的。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一九一零年到二零年之间，二十岁左右，五四浪潮时还不怎么董事，又没有赶上投身革命的黄金时期，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文革时风生水起，在五十岁左右时成为所谓少壮派。

      以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张春桥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干新闻工作。那时候比张春桥级别高、资格老的同志太多太多，他想要辉煌腾达并不容易。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张春桥就做到了。原因有两点：个人素质和客观局势。

      个人素质：长久在敌后工作，练就沉稳性格；原本知识分子出身，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就简便，加上他从事宣传工作，有时间并且需要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长期宣传工作，练就了一套说话写文章的本领。在上海新闻界的张春桥有如此优点：性格沉稳；办事干练；说话写文章滔滔不绝，而且怨言流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总之是人才一个。这样的人才，自然要受领导关注。关注他的领导就是柯庆施同志。光有柯庆施的赏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

      客观局势：反反冒进和反右派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极左派异常活跃。上海总老大柯庆施一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之后，作为柯庆施跟班马仔的张春桥也写了跟进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然而张春桥依然没有辉煌腾达，但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以柯庆施心腹的身份等待机会。

      等待中，大饥荒来了。等待中，上海避过了大饥荒。等待中，张春桥命中第二个贵人出现了。一九六四年，张春桥去了锦江饭店，见到急于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当时的江青虽然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在上海却是宝贝。当时正处于大四清阶段，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扩大之时。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江青无疑是一条捷径，一条潜在的捷径。

      通过江青，柯庆施既可以继续当毛泽东的好学生，也可以报复刘少奇和彭真。

      通过江青，张春桥也隐约看到一条走向成功的阶梯。

      当江青看见张春桥时心里直患嘀咕：这人能帮忙吗？不会帮倒忙吧。

      其实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有过见面，是在山东老乡《火炬》主笔崔万秋家中。崔万秋是个很复杂的人，除了当主编，还是半吊子作家，主业则是特务。催家当时宾客很多，还包括大特务沈醉等人。那时候江青还是不得志的电影明星蓝萍，张春桥还是不怎么得志的文人狄克。二人应该没有来往。因为二人在各自行业均不怎么得志。虽是老乡，却无法彼此帮助。而且各自心比天高，当时却是命比纸薄，看不见辉煌腾达的迹象。对两个雄心勃勃之人来讲，这样的关系比较鸡肋。所以常识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温情画面没有出现。因为温情是普通人专属养品。野心家需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当时的江青正想一切办法从小明星变成大明星，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希望崔万秋写点文章捧一捧自己。张春桥正换马甲骂人积累人气，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结交一些人，打发一点时间而已。

      十八年过去，江青已经成为第一妇人，张春桥也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去见江青，把张春桥也带着。目的是让张春桥作为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柯庆施虽然把江青看得很高，毕竟是上海地区一把手，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不能扮演跟屁虫的角色；而且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计谋需要算计，有人需要捧、有人需要打压；再则，也是一把年纪了，经不起上楼下楼反复折腾。

      一开始江青对张春桥不是很感冒。此时的江青地位非常高了。低头抬头所见都是大人物。任何人见了她都得给三分笑脸。就算把她顶出北京的彭真，见面也得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不是她江青有多牛，而是江青背后的那个身影过于高大。张春桥只是一个秘书。秘书不要紧，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个小眼睛，也不像有战斗力的样子，况且对京剧也不懂。

      张春桥很快用事实证明：江青同志，你错了，本人战斗力超强。

      张春桥之前没有研究过戏剧，但是他充分发扬了五十年之后大学生应对考试的绝学——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张春桥就找来一大堆京剧方面的书籍，手里拿着馒头也在看，蹲在马桶上也在看，躺在被窝里也在看。短短时间内，张春桥同志凭借其过人的精明和才华，竟然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京剧专家”。虽然和真正的京剧专家尚有距离，但是江青同志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也不高，二人可谓半斤八两。半路出家的张春桥已经可以帮助江青修改样板戏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交流中张春桥展示了自己真正的专业技能：写批判文章，也就是挥舞政治大棒。江青自然欣喜不已：还是柯老的人管用啊！

      江青的策略就是一边搞样板戏抬高自己，另一手就是写批判文章打压对手。搞样板戏之类的游戏，还在江青专业范畴之内，勉强能胜任。而且鉴于她的身份，搞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如何，总有人高度赞扬、拼命鼓掌。写批判文章就不一样了。那是向别人挥棍子，把别人搞臭，砸人家饭碗。而且根据江青从政治舞台上搬来的那些斗争经验，还要横扫一大批。

      那一大批之中，包括学富五车的正牌教授，包括兼职混过文坛的职业官僚，还包括文痞、混混、二百五等等，喷起口水来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这就远远超出江青的能力范围。而且她的身份摆在那里，也不能直接上战场。因为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江青一个，还有伟大领袖。无论如何，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绝对不能惹上半点尘埃。

      怎么办呢，需要枪手。

      于是第一妇人在北京寻找枪手。然而北京是彭真地盘。江青寻枪老半天一无所获，郁闷不行。不得已，只好再次去上海请求柯老帮忙。柯庆施本来就对刘少奇和彭真恨得牙痒痒，天赐良机自然要抓住，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当然他还是不能亲自出马，就把他交给自己的心腹、有才的张春桥去办。作为伯乐，柯庆施了解手中这匹千里马的实力。他认为张春桥有实力把一切搞定。身为千里马的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要转折一下。

      之前张春桥凡是接到柯庆施的差事，都是面如止水，心中暗喜，因为意味着伯乐的信任啊。欣喜之余则是一声不响把事情给办了，办得合情合理，让柯庆施很放心。然而这一次，张春桥依然是面如止水，心中却是冷飕飕的。多年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次非同小可，牵扯面太广，牵扯人太多，很多人都是树大根深，弄不好是要遭殃、可能还要掉脑袋的。虽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机会同时也是陷阱。

      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既抓住机会有避开陷阱呢，这是个问题。

      纠结郁闷之时，张春桥精明的脑袋里再次灵光闪现，何不如此这般呢？

      在张春桥的头脑里进行了如下计算：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不写，立马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文章一定要写。因为写文章辉煌腾达的概率很高。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章写出来，而不是出自自己的手笔。到时候，成功了自己可以风光，失败了也有替死鬼扛着，一箭双雕。

      要办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找一个能写文章的。张春桥手下恰好有一个人能胜任，此人有一个绰号，号称棍子，即战斗力超强，动辄横扫一大片的那种。

      此人姓姚，明文元，号称姚棍子。

      整个过程中江青相当于业主。柯庆施相当于承包商拿下项目，又把项目交出去。张春桥的角色相当于施工单位，张春桥有找来农民工姚文元负责干活。将来出了事，从上往下推，说这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干成了，张春桥可以说姚文元是我的人，功劳是我的。在这事上，张春桥可以说把精明发挥到极致。

政客姚文元

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号，死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

      职业，政客、文人。

      如果从文革左派中挑出一个政治家，那个人必然是张春桥。如果以张春桥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那么姚文元只能算政客。即使是政客，也不纯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人。大家都称姚文元为棍子，却很少有人承认姚文元首先是个文人。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死在一九九六年，葬在上海。当时姚文元刚刚出狱，葬礼非常低调。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低调下葬之人就是姚文元妻子。墓碑上只有子女留下名字。墓碑背面刻有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叠词用得很棒，意境也不错，一位老人晚年丧妻、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颇有瞿秋白《多余的话》中那种寂寥。单从文学绝度看，这绝对是一首好词，放在所有“蝶恋花”词牌下都堪称优秀。若干年之后，姚文元死。死后和妻子合葬。墓地前依然只有一个墓碑。墓碑上依然只有金英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姚文元也葬在其中。这是效仿武则天立无字碑么？

      常常想，如果姚文元不去写那些批判檄文，静下心来好好创作，一辈子应该收获颇丰吧。

      自古才子如红颜，自古红颜多命薄。就姚文元来讲，命运待他并不薄，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华。身为才子的王洪文是薄命的，身为政客的王洪文一点都不薄命，而是搏命。

      如果说张春桥历史老底不干净，后来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自身精明和运气，姚文元更有趣了。因为他的条件比张春桥更差。后来的四人帮中，按照当时条件，政治成分最好的是王洪文，其次江青，姚文元排最后一名。

      姚文元的政治成分差，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姚篷子。

      姚篷子，浙江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六九年。姚篷子生于书香之家，又是个作家，并和鲁迅有交往。鲁迅还写诗赠予姚篷子，表示对他很看好。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以姚篷子的身世和身份，自然衣食无忧。然而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当热血，爱国骂政府的本事都一流，而且还敢于实践，即加入激进的共产党。比方说郭沫若等人，还跑去参加南昌起义了。

      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姚篷子玩了一把激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的，如果坚持下来，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然而事情又出现了转折，国共分裂，国民党当局四处收捕共产党员。姚篷子东躲西藏，坚持了六年，终于还是在天津被逮住了。如果此时姚篷子能坚持几年，坚持到抗战到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狱，那么姚文元的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四十多岁的姚篷子终于没有通过考验，入狱第二年，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白色恐怕时代共产党脱党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档案。要知道文革时，砸碎的文官系统，理由都是叛徒啊什么的。

      解放之后的姚篷子赋闲在家，常常遭受遗传了他热血和激情的儿子鄙视的眼神，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时不时冷眼以对的儿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将会相当难过的。比方说姚蓬子原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篷子老婆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即打电话举报。按照文革中的规矩，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姚篷子的叛徒经历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存款被冻结了。当时姚蓬子正生病，一家人没了开销。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姚蓬子总算不用挨饿。有这样一个叛徒经历老爹，姚文元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疙瘩。

      姚文元比老爹更热血。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年仅十七岁的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热血的姚文元还没来得及发挥，全国已经解放了。年轻的姚文元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懂得隐忍，全凭一腔热血，手里提着棍子（一支笔）横扫四方，仿佛要弥补他老爹的遗憾。在他的棍子下，什么丁玲、老舍、巴金都是浮云，一干子全部打到。这样一通乱棍，在江湖上打出了名头，赢得姚棍子之美称。

      姚文元的棍子有多猛烈，他在上海写文章，不仅仅赢得张春桥的关注，甚至得到远在北京中南海内毛泽东的表扬。要知道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家还在搞建设。现在要横扫一大批，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再合适不过了。

      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就忽悠了一遍，大意也就是老弟啊，现在有一票大买卖，虽然有点风险，但成功概率非常大；成功之后咱们就成为人上人，就看老弟你了。姚文元也不是傻瓜，迅速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干了之后，好处多多。至于风险，自古以来就是富贵险种求嘛。如果不干的话，老爹那点破事被揭批，很可能前途玩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好吧，干！

      ——当年老爹没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走到黑，留下终生遗憾。现在机会再次降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在打到右派中好好表现，争取二次革命中立功。

      于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出炉了，就是传说中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它在上海《文汇报》上之后，闹得天翻地覆。

      这篇文章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历史批判篇章，因为它是一条强有力的棍子。也许当初康有为横扫天下的《新学伪经考》可以与之相比。历史喜欢记载棍子。它不仅仅拉开文革的大幕，在江、张、姚传奇的一生中，也是标志性事件。

      一九六五年，江青五十一岁，正在走向政治前途的前夜；张春桥四十八岁，姚文元三十四岁，都是龙门之前的鲤鱼，即将跳跃。在此之前，三个人也有一点联系，此后便站在同一辆战车上。也就是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契机，一个促成江、张、姚走到一起的契机。从此，中国政坛上新的革命派形成。

      把以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称为新革命派，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把思绪的触角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灾难来临之时，左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清朝末年，华夏文明面临生死考验，国家积弱不堪，各路野兽跑过来捞点好处。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应运而生。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路线，然而他的路子很窄，因为他没有重新整合中国，甚至没有完全整合革命党人。军阀叛变从未间断。

      蒋介石用务实的手段整合了孙中山留下的烂摊子。通过一系列拉拉扯扯，打打谈谈，搞出来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国家。只可惜那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尖锐，公务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革命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过程。保守无所谓，解决民生问题搞不定，那就必然出现新的革命派。共产党成了革命派代表。加上国外势力的强势介入，蒋介石终于付出惨痛代价。

      在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早期的共产党人均依附于共产国际，口号理论喊得震天响，却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崛起，问题才算解决。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努力搞建设，原本不应该再出现新的革命派了。然而灾难又来了。灾难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催生出新的革命派。革命对象则是之前的革命派，现在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然而新的革命派和之前革命派的命运注定不一样。因为当年孙中山面临的是腐朽不堪的清帝国，毛泽东面对的国民党当局已经腐败到骨头里。另外他们都有新的思想。新革命派不一样，没有新思想不说，干工作的能力跟他们要打到的对手差很远。江青不过是依附在毛泽东那颗大树上的蚍蜉。至于张春桥，让他当总理能干出什么名堂？所以说，新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没前途。没有前途的革命派，能给历史留下的，只有破坏。

      不仅仅在中国，整个历史一样，极左派总会伴随灾难诞生。所谓极左派，说白了就是更为激进一点。如果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这派人不会有太大市场。因为人嘛，如果日子还能过，宁愿吃过饭去打打牌、爬爬山、遛狗、逛街、约会等等，也不愿意去大喊大叫、喊打喊杀。那样很伤精神的。

      现在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借助毛泽东对现实的不满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试图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序幕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几个人包着这样一篇檄文走上政治舞台。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根粗大的棍子，又粗又大。

第八章  棍子是如何炼成的

俗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森林众多，棍子众多。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情形也差不多，也是森林覆盖，棍子众多。这些精神上的棍子质量和持有者脑袋挂钩，杀伤力和持有者脑细胞活跃程度、性格坚韧度成正比的，分为很多层次的。要想在精神上拥有一根通杀四方的棍子，很不容易的。有多么不容易呢，看一看就知道。

      精神棍子，是从精神上攻击别人的。从质量上讲，最低档次的棍子就是泼妇骂街，家里丢了一只鸡或者说家庭生活不和谐，到处乱骂，用高音喇叭一般的声音配上污浊的词汇，活脱脱一个精神上的茅坑，臭味足以散发数百米。这种档次的精神攻击，虽然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然而破坏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便烟消云散，涛声依旧。

      档次搞一点的，叫文痞。什么叫文痞呢，这些人是写文字的，确实在精神上和泼妇心有灵犀，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只能把那些恶毒的言辞转化为肮脏的文字，高高兴兴的到处乱贴，用以彰显自身高明，借此寻找存在感。心中只有白开水的，直接叫骂。心中有几滴墨水的，写一点露骨下流的讽刺。这种人虽然可恨，也有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当他们的矛头偶尔正确的对准某位贪官或者奸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可爱。只是这种时间很少。

      文痞也是分档次的。如果心中墨水多一点，那就是一个高级文痞。文痞所以是文痞，原因在于虽然有知识但缺乏独立的人格，有见识却缺乏品味。

      所以说文痞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谩骂，另一个就是拍马屁。

      所谓高级文痞就是马屁精。

      所谓马屁精，就是那种并不表达自己观点，唯领导意念适从。既可以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领导描述为幽谷里的百合，也可以浓墨重彩，把领导写成怒放的玫瑰。在需要展示平和形象时，领导犹如从诺亚方舟里飞出来的和平鸽；需要力量时，领导就是高飞的雄鹰，而不管领导本质是不是一只绵羊。一旦领导倒台，如果需要他们又可以把曾经的领导变成过街老鼠，或者说一只可恶的蟑螂。

      换句话说，高级文痞总是把目光锁定在权位上。能看穿这一点的领导，要么就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留个好名声；实在能力有限，在位时会选择低调一点。而很多领导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以为自己真的玉树临风英勇无敌，以为骄横一点腐败一点也无损自己光辉形象。等到明白时已经晚了。所以说马屁也是一种棍子，打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打出了群众队领导的不满，打出了领导走向覆灭的通道。

      比文痞更高端的棍子则是另外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如此。

      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全面扫荡其它形式的东西。由于长期宣传关系，后人往往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是那种墙头草，完全是误解。那样也太小看使用他们的毛泽东了。毛泽东看人，很少走眼。从二人简历看，张春桥是日本人进攻中国那会加入共产党的。姚文元则是在全国解放时入党的。张春桥通过战争考验，而姚文元可以算新中国第一代热血年轻人，一贯写批判文章的。二人所以称为棍子，只因为社会大潮转变。

      要弄清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要先弄清楚《海瑞罢官》是咋回事。事情还得从海瑞说起，海瑞是一个奇人。奇在哪里呢，就奇在为了遵循所谓道德和法律操守上。这些要从海瑞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GP什么的全球第一；对外战事不断，辽东塞外的蒙古人不消停，对日战争更是从浙江福建一带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光事件。与之对应的则是明帝国腐败遍地，无官不贪；奸商云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官商勾结，掌控社会财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拜朱元璋所赐，明朝公务员薪水待遇极低，但是极低的薪水却是家有豪宅，出门有轿子，还能取好几个小老婆。闭着眼都知道明朝贪腐是一大奇观。就像现代某些官僚，工资连水电费都不够，却开豪车住豪宅，把后代送到欧美进修，不用调查也知道那些钱都是哪来的。在那个都贪都奸的时代，海瑞同志偏偏要遵纪守法——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拍上司的马屁。就是凭借两百年前朱元璋规定的那些死工资过日子。面对物价飞涨，海瑞只能吃青菜豆腐啥的，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母亲过生日才吃点肉，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活脱脱廉臣楷模啊。

      海瑞一辈子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骂皇帝，说精明多疑想成神的嘉靖不务正业、性生活不和谐等等。惹得嘉庆出离愤怒，愤怒到要让海瑞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在海瑞命够硬，嘉庆死了，他还活着。这不是夸奖海瑞多么多么完美，据后来小道消息称，海瑞对待老婆和女儿并不如对待老妈那么好。当时没啥，和现代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了。但是站在一心搞建设的执政者角度上来看，海瑞就是好，因为他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完全符合当年毛泽东对下属的标准。

      当时刚刚反右派不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毛泽东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女教授回答：“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话中有话。毛泽东很奇怪，再问“你不问政治？”女教授回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言外之音更明显了。毛泽东又问“柯庆施怎么样？”女教授回答：“更不敢讲。”简直是变相告状了。毛泽东没办法，就问：“我怎么样？”女教授回答：“你英明伟大。”这一系列对答让毛泽东心里直打鼓。不仅仅是一个女教授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问题。

      在任何时候，知识界集体沉默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时候声音如乌鸦一般难听，但仍然要给糖吃，让他们继续叫。因为在乌鸦一样的叫声中已然有金玉良言。

      执政者需要避过乌鸦的扰乱，辨别其中的金玉良言。

      毛泽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同志，学习海瑞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的精神。当时大饥荒刚刚有一点苗头，毛泽东嗅到一点危险，跃进不是那么完美。他以为下面的同志懈怠了，要他们端正态度，敢说话办事，搞好大跃进。领袖发话自然非同小可，接下来文化宣传一定要跟上。

      胡乔木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说为了伟大事业和伟大的毛主席，吴老你就跟进一下吧。吴晗一想也是好事，鼓励一下大家说话嘛，应该的。吴晗拿出自己的历史文学水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意就是海瑞同志如何如何值得学习等等、咱们应该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习海瑞等等。这还没完，对于一个顶级历史学家而言，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写两篇小文章只是牛刀杀鸡，显然是不过瘾的，特别是这个历史学家又有文学创作才华的时候。况且吴晗本来就是一个激进派，该出头时就会出头。而且吴晗当时的职位是北京副市长，于公于私都要出力的。五十岁的吴晗在自身热情的作用之下，把文学和历史知识融合在一起，写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或许是新中国诞生的最为出名的戏剧。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涉及到政治，并由此引发的争议。为啥会引出如此之多的争议呢。因为它诞生的时间就不对。从时间上推算，它诞生于一九六零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六零年是新中国的灾难年，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年头。那个痛苦的年头怎么会跟一篇历史剧扯到一起去呢，因为一个人，老熟人，赫赫有名的膨大将军。

      吴晗，浙江义乌人，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岁考上大学，受到文化界泰斗胡适赏识。一九三零年，经大学者顾颉刚引荐，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在胡适亲自推荐下去清华大学念书，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数十篇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略有名气。毕业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专讲明史。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去了西南联大。正是这段时间对当局现状日益不满，写下许多历史杂文，讽刺国民党当局。

      北平解放时，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虽然挂职北京副市长，主要从事文化工作。他先是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之后又主持挖掘明十三陵中定陵（目前唯一一个被挖掘的明皇陵）。

      可以说在早期共产党之中，吴晗是少数顶级知识分子之一，其文化学术修养远胜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当然吴晗并不完美。比方说在北京古城问题上，他就以激进的姿态站在梁思成对立面。梁思成主张多保留一些古建筑，吴晗认为没必要。当事人回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梁思成哭，当然不是为他个人，而是因为那些东东的艺术价值远胜所谓的高楼大厦。但是没办法，当年高楼大厦是稀罕货，当年的国人过于激进，连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激进。

      一九五七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右派，知识界沉默；那一年大跃进正在走向高潮。随后大跃进的强度越来越大。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个篇章之后的三个月，庐山事件发生了，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批，再次大规模反右派。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过程，恰好和大饥荒平行。之后又是七千人大会，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接下来一系列政治问题就来了。

      政治问题怎么和海瑞牵扯到一起呢。因为彭德怀的事和海瑞有几分相似。其实在生活作风上，彭德怀和海瑞确实有相似之处。第一代领导人多半艰苦朴素。彭德怀仍然是艰苦朴素的典型。统兵作战时，生活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一九三九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陈赓驻地。陈赓想“贿赂”一把领导，决定给彭德怀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骨。这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然而身为黄埔三杰之一，足智多谋称著的陈赓却犯难了。因为陈赓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反对搞特殊。如果有人对他搞特殊，不论何人，敢搞特殊的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掀桌子骂人。陈赓很犯难，思考许久才想出对策。

      陈赓首先找彭德怀说：“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地方有一种鱖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下河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战士亲手抓的，没有消耗组织资源，彭德怀不反对：“好吧。”中午吃饭上菜，炊事员先上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再上一大盘香喷喷的清蒸鱖鱼。彭德怀边吃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别说是当时条件艰苦的年代，即使今天，这种鱼也是美味啊。

      陈赓也很高兴，决定继续实施请客计划。炊事员又端上来一大盘子肉丸子。彭德怀开始警惕了，念叨：“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陈赓心里一凉，心想还是领导精明啊。但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不信你尝尝。”彭德怀夹了一个丸子放进嘴里，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吃饭。

      前两个菜都好说，这第三个菜是只鸡，炊事员不敢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事已至此，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只吃蚯蚓、小鱼什么的，你补补身体好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等等等。”按道理说，饭吃都吃一半了，就吃完再批评教育也不迟啊。哪知彭德怀直接开说了，什么现在生活困难啊，一大堆，说完放下碗筷直接出去了。陈赓已经是军内老资格将军了，而且党龄比彭德怀还高，并且和彭德怀有很熟，又老战友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非也！陈赓已经很知足了，并且喜滋滋的对部下宣布：“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生活作风真的和海瑞确有几分相似。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不会来事，甘当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海瑞仅仅是骂皇帝不好好干活，彭德怀在庐山写那封信，分量远胜过海瑞那篇骂人的奏章。而且海瑞仅仅是一个道德君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彭德怀可是横刀立马一辈子啊。可以说彭德怀不是海瑞。如果硬说是，那也是海瑞的加强版。大家都能嗅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说大饥荒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话是为了搞建设，吴晗写的东西顺应了时事。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他发现党内出了很大问题，即右派太多，在搞修正，国家危险了，吴晗写的东西变成了违逆潮流。吴晗对海瑞的颂扬变成了对时局的讽刺。连江青都能看出来。江青在一九六二年就要搞批判。

      但那时候时机未到。因为一九六二年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刚刚集中全党的力量扛下大饥荒。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全面升级。毛泽东还想以教育的方式把全党统一团结在三面红旗之下，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那个时候，江青想批判《海瑞罢官》，想批判吴晗，进而批判北京市委，从而赢得政治资本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三年之后，形式不一样了。江青终于得到了机会。

      小四清搞了两年，也未见成效。行政系统非但没能再次回到既定政策上来，反而越走越远。六二年六三年，虽然理论上还是三面红旗，实践上已经偏离大跃进轨道，而且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分了一部分地，当然饥荒也结束了。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决定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顺势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认可（详情参照刘少奇篇章）。毛泽东则认为国家出了修正主义，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次性解决问题，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也正是六四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五人小组成立，主管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组长是彭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把江青顶出北京。

      江青只能去彭真老对头，盘踞上海的柯庆施那里。江青为啥老抓住吴晗不放呢。据说，毛泽东曾和吴晗煮酒论史，江青插话卖弄聪明时出了漏洞，吴晗纠正了江青的漏洞。从此江青恨上吴晗。许多人就此认为江青是公报私仇。其实不然。江青的目标部署吴晗，而是吴晗背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亲自操刀。很遗憾，柯庆施死了。柯庆施的死很突然，也闹得轰轰烈烈。他若不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期四人帮搞不好弄成五人帮，或者一个教父加四人帮。柯庆施虽然死了，柯庆施留个江青的礼物还在，也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子就落在这二位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重担。要拿几百年之前的一个死人横扫当今世界，谈何容易啊。

      尽管海瑞和彭德怀在生活作风和脾性上都有相似点，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之人，生活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呢。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事。考验棍子们功力的时间到了。

      一开始，写文章的事在上海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知道。张春桥久经考验，姚文元一腔热血，但两个人都不太懂明史，也不了解海瑞其人。为了写好文章，二人查资料、找证据，发挥毕生的才华，通过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即使手段之后终于把文章给弄出来了。文章署名姚文元，远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功劳。除张春桥之外，还有写作小组里的人才们。所谓写作小组，就是一帮知识分子组合在一起，专门制作棍子。很多当今社会精英当年都在写作小组里混过。据说余秋雨同志也能和文革写作小组扯上关系。他们如同战斗队一样躲在屋子里，干着攻击污蔑的伟大事业。

      军人卷入政治是一种悲哀，文人也一样。现在只要想一想那些所谓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当年在黑屋子里干的事，心理就堵得慌。很多人被誉为社会的良知，他们是像良知的样子吗？无语。当然，无语的事还有很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不长，却历时半年多，前后改稿近十次。可见文章问世之艰辛。可惜这样一部艰辛问世的作品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只能感受到一群有文化的流氓那赤裸裸的面孔。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堪称文化流氓的巅峰之作。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寂寞而矗立。

      文章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

      文章指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把海瑞写得太好了，和真实历史上的海瑞不一致。真实历史上的海瑞没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这出戏有造假嫌疑。

      ——想想这一层就觉得搞笑。海瑞那时代有阶级、自由、民主概念么？只是戏剧而已。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历史也不符。即使是伟大的《史记》和历史也不完全相符。

      ——这是艺术，不需要从政治角度去考证。但是作为棍子领域中顶级好手，姚文元偏要去考证。凡事都有目的，姚文元的目的就是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文章指出：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绝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绝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做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如此把政治观点套到文学上，就不用解释说明了吧。

      不禁纳闷，姚文元及其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熬死那么多脑细胞之后，脑袋上的头发有脱落不少之后，终于把一出戏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接下来的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得罪更多的人。

      要得罪更多的人，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够的，还要把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于是妙文再一次出现了。

      文章指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到这些词汇了吗，退田，即为单干；平冤狱，即为翻案；冤，即为黑暗。这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三大风，单干风，黑暗风，冤案风。

      看到这里，不禁要佩服姚文元及其战友们的才华，能把一出戏剧引申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而且对领袖的用词把握得极为到位，不容易啊。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既然牵扯到现实，那就要为了现实而战斗了。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一段可以视为战斗宣扬。十八般兵器蕴涵之中，杀气腾腾，波涛汹涌。但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样子：他们是错的，他们很险恶，他们破坏了大好环境，去要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很无辜，很清白却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挑起了战火，他们要进攻我们，我们要自卫，为了保卫自身利益。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批判功力。没有无聊的谩骂，没有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充满杀机，杀意阵阵，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流杀手散发出来的杀意。文章成功地把前后相差数百年的彭德怀和海瑞联在一起，巧妙地把文化和政治搅和在一过，锋芒所指，覆盖文艺界和政治界所有人物，不愧为文革大戏的开幕词。

      ——这是中国式逻辑的胜利，文坛棍子的胜利。

      如果棍子水平到了这个境界，要骂人的话，绝对可以问候祖先十八代而不吐脏字，足够许多网路愤青惭愧到泪流满面。如果要拍马屁恭维领导，那绝对会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声不响之际把马屁拍的震天响。他们已经到了人间凶器的境界。现在他们坚定的站在一种意识形态上面，自以为代表真理和道德，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战斗力成倍增长。加上身后站着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旗手，一时间所向无敌，隐隐有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

      江青看到文章之后自然非常欣慰。首先数年心愿——批判海瑞罢官——终于满足了：这篇文章太过强悍，足够攻击敌人、太高自己、舒服很多不明内情的人。江青笑了，仿佛看见彭真等人脸上长满苦瓜。但是很快，她又发现自己笑得太早了。因为那篇杀伤力十足的文章刊载在上海《文汇报》上，《文汇报》影响力毕竟有限。加上上海帮大神柯庆施去了马克思那里，张春桥还没有真正上位，文章有货无市，一时甚为尴尬。就算上海有报纸转载，其它地方（主要是华东六省，原柯庆施地盘）转载也有零星转载，毕竟只是星星之火，在形成燎原之势之前，没有几点光辉的。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年的媒体资源有限，都和政治绑在一起。大饥荒之后，政策往右转，地方行政系统都希望政策降一降温，不要过于激烈，对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自然不太感兴趣。因为大跃进那几年，也是这么杀气腾腾干活的，结果捅出天大篓子。这也是当年行政系统偏向刘少奇的原因。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所以有力量继续折腾，就因为大饥荒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挨饿时，京沪一带还能保障基本供粮。说白了，也就是北京上海一带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滋味。所以他们的行政长官还能吃饱了不饿搞论战。其它地区牛叉的人物，如显赫一时的李井泉、吴之圃、曾希圣等人都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轮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较量。出拳的是上海，狠狠地砸向北京。北京使用乌龟神功抵抗。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叫范瑾。范瑾原来是黄敬的妻子。黄敬英年早逝之后改嫁。此时她处在阵地最前沿，正考虑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大作。这样重大的事，她是做不了主的，要请示北京大当家彭真。明知道砸向自己的拳头，还要挺起胸膛去接受，那是傻瓜。彭真不是傻瓜，指示曰，不必转载。

      拳头本来是对准北京的，北京竟然关上了大门！几年辛苦，几个月的突击，就这样被彭真当了，江青很惆怅。联想到因为京剧的事被彭真顶出北京，亮相到彭真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组长的位置，江青更惆怅了。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彭真是政治局常委，京城一把手。她只是领袖妇人而已。个人实力上她和彭真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她是领袖妇人，好在这盘棋是领袖下的。她搞不定的事，将由领袖来搞定。她搞不定的人，将由领袖来搞定。那个时代，除了涉及到客观规律，没有领袖搞不定的人、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找彭真聊聊天，再批评两句，谈笑之间事情就解决了。

      彭真当时是要保吴晗的。为啥要保吴晗呢，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旦被批判，势必牵扯到北京市委。吴晗的事本来属于文化范畴，如果牵扯到政治，相当于把文化和政治搅和在一起，结果将会有很多人遭殃。这事在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彭真是左派，向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国际派发动进攻，之后彭真的地位迅速升高。现在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彭真本人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有主管北京，在他之上的也就那几个人。新左派全力冲击的话，势必要冲击到今日已经大权在握的彭真。抛开是非不谈，就从个人得失角度上看，彭真也得全力保吴晗。

      然而很多事是分不清的。以官员的身份写戏剧，究竟搞政治还是搞文艺？既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凭啥就不能批评？副市长搞文艺就高人一等吗？高官写的东西就不能动吗？没这个道理。如果说一般人提这些问题，彭真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问题从领袖那里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领袖再点一下北京市委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彻底撑不住了。

      ——好吧，转载。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大幕拉开了。

第九章  较量

毫无疑问，炸开了锅。

      左派右派围绕文章争吵不休，许多重量级人物纷纷登场，各路专家不顾专家的面子，教授学者们也不再装斯文，一时间板砖、棍子、满天飞，口水汇集成海洋。

      其实争吵早就开始了。看看一九六五年的报纸：一月份，《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引申为彭德怀被贬。——批！二月份，《文艺报》则批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毫不

      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五月份，批《林家铺子》。如此等等。批《海瑞罢官》不过是高潮而已。其它批判文章没有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只因为批判力度不大，范围不广，双方都可以接受。

      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那是要横扫一切的，特别是所谓的右派。所谓右派，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那些高级官员，也包括彭真在内。随着文章转载，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所谓批判有几层含义：正常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不正常情况，比方说私人恩怨，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张三看领导不爽，李四看同事不爽，需要打击报复一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有时候捏造点证据、张开血盆大口喷喷人也是应该的。又比如说某个所谓文化人，渴望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得，积怨于心，愤愤不平，时间一长修行圆满，晋升愤青之行列。现在得到机会去喷人，指望口下留情是不现实的。

      但不让那些人说话同样不现实，正如不让乌鸦叫嚷一样。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还在搞运动，都是热的。大四清运动正在高峰。前面说过，大四清运动是一场刘少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级阶段，目的是算大饥荒的账，从上往下算。

      大四清本质是把大饥荒责任导向中下层。这样一个运动中，查这个查那个，本来就乱哄哄的，本来就口水一大片、棍子一大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两年了，还没有消停。毛泽东又摆出了更大一个阵势，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调度下，新左派诞生，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激将爆发。可以想象争吵是何等激烈。

      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左派，人数多，地位低；右派，人数少，地位高。

      左派要求乱起来，要夺权，说你们右派老是欺负俺们老百姓，不行，你们要下岗；右派，为巩固手中权利，主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左派那些人本来就地位低下，能和右派高干们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比赛本来就是一种胜利。右派不一样，已经是高干了，闹出个三差两错，那真的是晚节不保，伤不起啊。

      按照级别看，原本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左派那些人和右派相差甚远嘛。但是左派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左派。在毛泽东的身后，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国家的根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避开来自左派的冲击，右派必须要发挥智慧。他们知道左派冲击一旦爆发，将是多么猛烈，那绝对是狂风暴雨似的，要毁灭一切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狂热的左派，在赢得权力之后开始现实起来。从历史上看，权力是革命派最好的镇静剂。掌握权力就要干活，所有要干活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即活该怎么干。所以左派一旦掌权，通常会往右转。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估计不用多久就要现实起来。

      双方争吵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之势。曾经的左派，当时的右派人物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主管文化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同志坐不住了。于六六年二月三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之外，还有胡绳、王力等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才。又是一番争吵之后打成共识——弄出来一个纲领性文件，史称《二月提纲》。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纲领，把斗争艺术和和稀泥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了无缝对接。

      提纲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就是承认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口水仗是正义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

      ——彭真当时心中是否愿意如此肯定眼前的口水仗已经不得而知。但事实摆在眼前，否定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从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左派的，谁敢公然反对，毛泽东就会大手一挥，让他灰飞烟灭。第二点，左派数量众多，即使没有毛泽东支持，也必须争取，否则将把自己孤立起来，也是死路一条。最后一点，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相当于告诉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你们不要闹了，咱不追究责任。至于会不会秋后算账，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是一盆稀泥，让大家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精神无处发泄，继续折腾也可以，请注意折腾的方式。这就是提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讲，咱们是民主国家，是让人讲话的、让人辩论的，是民主的。但民主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搞武力斗争。

      ——说得直白点就是，追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同时，咱们要懂文明讲礼貌。

      说穿了，还是一盆稀泥。也就是让大家消消气。如果火气太大，也不要一次性发作，要细水长流，慢慢说。怎么慢下来呢，就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说，搞辩论时要注意自身队伍。咱们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名义上依靠左派，同时号召左派搞团结、做研究。左派本来很团结，团结起来搞破坏，打到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团结大部分，相当于要求他们压缩斗争目标，少斗一点。而且号召他们搞学术。这就搞笑了。如果都回家搞学术了，那还叫左派吗？而且人家本来就社会地位低，有搞学术的条件吗？让人家消气回家却不直说，转了这么多弯弯。

      那么什么样队伍是又红又专的队伍呢，还是第三部分内容。

      这部分也没啥新观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说，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

      ——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无法就是劝大家讲文明、不搞暴力。

      说了老半天，浪费那么多口水之后，当前争论怎么办？大家谁也不服谁，怎么办。办法就是提纲第五部分。

      这部分中，要求参战的各位选手先冷静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写一点高水平的文章拿出来继续论战，不要现在这般争吵谩骂了。

      最后，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通篇都在和稀泥。

      提纲看起来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看起来对左派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点左倾，应该说很照顾左派那些思想家、理论家、愤青了。没看出斗争在哪里啊？斗争在哪里呢？

      妙就秒在这里。如果和稀泥成功，斗争也就胜利了。因为左派主要来自下层。如果文明了，温顺了，回家做学问去了，那么下层还是下层，上层还是上层。也就是行政大权还在右派手中，各自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地位，斗争也就胜利了。

      不能不佩服政治艺术的深邃无边啊。

      如果提纲通过了，左派回家了，文革也就没有了。胆敢不回家的，一律按照军阀流氓对待，并美其名曰为“学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问题是能通过吗？能否通过，要党内最高领导人点头的。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七号，五人小组把提纲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一下，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八号，彭真、康生、陆定一带着提纲特地去武汉请示。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要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以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又过四天，二月十二号，政治局把提纲批发给全党，作为批判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如同一票冷水泼向炽热的批判运动中。特别是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在狂热的美梦里淋了一场大雨，从外凉到里。因为文件是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下发的，上海市委也必须向下传达，对刚刚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极为不利，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当时的张春桥级别还是太低了，没啥能量。如果这雨一直下，那么迟早有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要沦为——学阀——被批判的。然而张春桥同志，你不需要惆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在提纲问世之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表态支持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代言人江青正积极活动。江青正和张春桥策划新一轮进攻。由于《二月提纲》降温，江青只好暂别张春桥，寻找新的强有力的帮手。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还有谁是强有力的帮手呢，还有一个，那就是政坛新星，军界掌门人，赫赫有名的林彪同志。当时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臭掉，林彪已经成为军界代名词。

      按照江青的话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搞得跟演戏一样，只能说江青入戏太深啊。但却是事实。林彪出马，搞定天下。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号，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对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二人自然要好好合作。林彪一口答应，派叶群去通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让他带人支持江青。二月二号，刘志坚带几个人去了上海。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并宣布了游戏规则：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解释了原因，还是老一套，大意说：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等等。座谈会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

      从二月二号到二十号，江青带着大家看电影、聊天、喝茶、看戏。刘志坚等人的日子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山大。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把江青的言行给整理出来，形式还不能采用儒家记录孔子言行那般，要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足以对抗《二月提纲》、战斗力超强的战斗檄文。

      ——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啊。文章功底啥的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讨伐的对象可是不得了，国家主席啊、政治局常委啊、各地封疆大吏啊啥的，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十几天的时间，刘志坚等人看了十几部电影（在当时奢侈了），听了江青十几次谈话。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们根据会谈精神，整理出一篇大约三千多字的《纪要》。江青一看，立刻打电话给已经回到北京的刘志坚表达不满，说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总政正主任肖华商量后，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纪要主要啥问题呢，主要是没有突出江青的功绩，即样板戏。还是陈伯达聪明，直接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当然非常高兴，曰，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稿子虽然是众人弄出来的，但题目却是《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成为研究文革的重要材料之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经历了毛泽东修改和林彪审阅。一个月后，林彪写信把稿子送给军委各个常委，准确的判定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四月十号，《纪要》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这个口号没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破旧立新。文学本身也是一直破旧立新。比方说伟大的屈原写的那种骚体诗很伟大，现代人再去模仿，很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什么是旧，什么是新；如何破，又如何立。

      《纪要》通篇也没啥新观点，基础是毛泽东二十年前搞的文艺规范《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都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说不好听点，叫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从政治立场看，这样干没错。甚至从文学立场上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让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纪要本身出了问题：它强调只搞无产阶级文学，他强调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那就麻烦大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什么文学呢？概念很广泛，选题却很窄，就是工、农、兵。

      再细一点，写工人如何可爱、农民如何可爱、士兵如何可爱。确实，工人是可爱的，农民是可爱的，士兵也是可爱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可爱是在集体中才可爱。比方说军队在行动时，比方说一大队工人搞大项目时，那种积极配合，确实是可爱的。如果把单个的农民拿去相亲，把单个的工人捧上舞台，让单个士兵做节目，一点都不可爱，而且笨手笨脚很煞风景。说白了，工、农、兵还是社会基层人群，如何让大家欣赏。搞几个样板戏宣传工农兵，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需要多高点。毕竟他们是社会主体么。

      如果全部艺术集中在工、农、兵身上，很遗憾，艺术将死亡。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灵性和自由度。经典作品诞生需要一系列条件。比方说《将进酒》是李白写的，但李白也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写《将进酒》。再比方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代表作。等到晚年，歌德的精神境界已经归于平静，不可能再写出如此激进的作品。对于艺术家而言，不怕忍饥挨饿，就怕被关进笼子。对于这一点，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应该非常明白。毛泽东早年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字，都是大气自由的。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讨厌条条框框。

      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么？不能。

      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

      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那叫棍子，那叫马屁膏药。这点毛泽东也明白。那么为啥还要干。很简单，他只是想通过文学为切入点，过度到政治而已。他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搞政治大革命。文化只是幌子。革命才是目的。

      革命对象当然就是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但不能说政治革命。政治大革命听起来杀气太重，容易引起纷乱，乃至分裂。文化大革命听起来就温柔多了。把铁血的革命藏在文化面纱之后，可以麻痹敌人。

      所以破旧立新，指的是破坏就的行政体系，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可悲之处在于，旧的行政体系是统统破坏了，但新的行政体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破旧立新变成破而未立，这个过程是十年。黄金般的十年就这么给耽搁了。

另一篇战斗檄文

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回顾起来，因为政策和世界潮流的转变，大家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上是毛泽东错误的相信了江青和林彪两匹饿狼，伤害了一大群善良的绵羊。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一想，在各自单位里，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却想要取代一把手，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表示单位太糟了，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让单位垮台、让领导走人，太可笑了。文革时代，那些被伤害的人可是高干中的高干，封疆大吏、军队统帅、都是千锤百炼的人才。他们并不是绵羊。或许他们善良，但并不软弱。他们只是在同一种思想之下做出两种选择，在冰与火的交锋下暂时处于下风。

      毛泽东明知道政治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却依然把两个概念扯到一起，为何？因为行政系统已经脱离他的掌控。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指挥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四清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四清运动的根子在大饥荒，大四清只不过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基础，进而洗清上层系统。说白了就是重官僚系统：上级是英明的，下级要服从，出了事和领导无关。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可以把全国局势给稳定下来，该干活的干活，该当官的当官。换成其它时候也就算了，有官僚系统也没啥不好，至少大家都有事干。

      然而这个搞法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都有革命传统。而且军方对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同志占据高位本来就不爽。再加上领袖毛泽东也看不惯那一套，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一套是在搞修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问题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就存在了。

      看看彭真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依据，通篇在劝架和稀泥。如果仅仅是一份文件，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如果这个文件要区分政治和学术这般重大问题，就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正是彭真，或者说刘少奇的遗憾。他虽然为了调整经济做了巨大努力，但身为理论家，一直没能在理论上前进一步，经济建设依然没有突破三面红旗那些圈圈。在轰轰烈烈的批判潮流中，《二月提纲》对群众而言是一盆冷水，但是左派高层却是一桶油。很简单：自己在那里搞运动，凭啥让别人回去休息任你摆布？所以才有林彪支援江青，所以才有江青的《纪要》。然而这这是第一步。

      张春桥拿到提纲之后惆怅了一阵子，很快就抖擞精神，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永直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敌对双方，太极拳肯定要打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真解决了问题。彭真对扬永直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空气不正常吧。

      当杨永直把彭真的话带回上海之后，张春桥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文章的策划人另有其人。张春桥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张春桥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准备动手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笔杆子固然厉害，毕竟吐沫星没法发淹死人，杀伤力有限。毛泽东的手是巨人的手，动一动那是相当要命的。一根小手指就能让很多人的人生出现逆转。

      三月中旬，毛泽东开会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三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文化小组长彭真也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两次谈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随后彭真挨批。

      批判彭真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彭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经历各个时期的运动，久经考验，理论功底深厚，是会场辩论高手。一般选手很难奈他如何，必须超级选手，必须心狠手辣腹黑嘴功好。这样的超级高手一般难得一见，当时恰好有一位，他就是咱们的老熟人康生同志。林彪批陆定一遇到了麻烦，还是康生解的围。

      其实康生早就想批判彭真，早在《二月提纲》下发时，没有给同事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看。康生很不爽，决定利用开会机会批彭真。康生原本想先搞个预备会统一口径，然后再发动进攻，打彭真措手不及，没想到秘书把彭真也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提批斗，相当于康生和彭真一对一，胜算不大。但康生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康生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反对提纲，它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然后又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在场纠正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双方关于看与没看文件纠缠不清。情况跟小孩吵嘴差不多，听起来非常搞笑，想起来非常可疑。双方都是政治局的，为何会为了这般小事纠缠不清。何况康生和彭真也没有深仇大恨，两人均是白区出身，延安整风时，两个人还是同一个战壕里面呢。要说有啥不爽，也就是大饥荒只好彭真跟着刘少奇走，康生一直紧跟毛泽东。康生是那种极端精明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好事自己往前冲，遇到不好的事让别人往前冲，为啥要主动挑出来和彭真对战？原因还是康生太精明了，他已经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彭真要完蛋了。他要抢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表达自己对彭真的厌恶和不满，进而赢得信任。说白了，看过活没看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在政治舞台上，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谈政治理念、求得青史留名，其他人主要就是靠站队讨生活。所以说看似搞笑的闹剧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心机。

      等到毛泽东表态之后，康生同志笑了，彭真，你的末日到了，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不要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眼光不够、智慧不足、站队错误吧。

      只要给条件，康生可以整到任何人。康生的手段很简单，也不去和彭真搞辩论、喷口水，而是采用了奇袭战术，避实击虚；经过一系列推理联想，把彭真和兵变联系起来。二月兵变的事在贺龙故事里已经说了。就是北京部队被拉出去训练，城防空虚，外边掉了一个团搞防务。彭真是北京市长，找了几间营房。康生为这事说彭真搞兵变。有了兵变为基础，就说《二月提纲》说成一个兵变纲领，为兵变做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彭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彭真满腹才华，落得一个有口说不清的境地。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也没人能帮助彭真洗清了。包括刘少奇在内，都知道彭真保不住了。所以要再一次佩服康生同志，他用才华康生我们，什么叫——腹黑。

      可怜的彭真就这样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他手头的关于罗瑞卿“反党”案还没有结束，自己就和罗瑞卿一起“反党”，和他差不多同时跌倒的还有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案的，恰好是老领导刘少奇。

      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再加上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了。这个阵容虽然没有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个阵容豪华，已经足够强大，文武齐具，位够高，权够大，拿出来足够震撼。这几个人倒下之后，刘少奇臂膀断了大半，随着贺龙逐渐失势，再次和军方失去联系。

      在政治舞台上，拿下一个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消除其影响。如何消除彭真影响呢，《二月提纲》就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猛批就可以了。还要形成一个批判材料，从政治上彻底将其驳倒。那份材料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下发的一个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和姚文元那篇文章一样，这是一篇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里，首先强调五人小组整出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针对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其次强调这个错误的提纲其实就是彭真一个人整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提纲，其他人不知道，不知者无过。

      接下来用非常犀利、肯定的言辞提纲批判一通，什么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彭真同志坏人，混淆阶级是非，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绝不姑息。

      比方说第七条表述：“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看看吧，彭真有多坏！

      ——多么犀利的言辞，多么顽强的决心，多么冷酷的态度。注意最后那个词，大党阀，比学阀给力多了。

      如果仅仅是彭真一个人也就算了，直接批判、斗争、写检讨，然后再关进打牢好好教育。要命的是，不仅仅是彭真一个，彭真只是众多代表“党阀”中的一个。打到一个彭真只是开始，还要把其他党阀统统打到拿下，任务繁重啊！

      通知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尽管任务如此繁重，革命者依然不畏艰险，把斗争进行到底。

      所以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如此气势汹汹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谁顶得住。彭真也顶不住。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彭真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监狱和批斗会。

      原本大权在握，原本高高在上，原本前呼后拥；突然之间，就变成刀俎鱼肉，变成时刻写检讨的阶下囚，变得冷冷清清。之后能干的就是多些点检讨，减少点批斗会，保住有用之身，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是高干彭真的生活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他很多高干生活即将转变的写照。有人承受不了这个转变，就自杀了；又有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第十章  刘少奇的对策

彭真的人生陷入低谷，事情没完。彭真虽然是个大人物。仅凭一个彭真，还不需要如此大的动作。因为彭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行政系统内一员。整个行政的核心是刘少奇。批判彭真等人，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

      整个文革过程是，从中央大员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打碎整个行政体系重新组合。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那份著名的“虎头蛇尾”报告开始，已经注定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那个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际理论方面的被动。《二月提纲》实际上是整个行政系统，或者说右派的一个理论反击，很快以失败告终。《五一六通知》的诞生，意味着刘少奇为首的右派在理论论战方面的失败。

      随着罗瑞卿被打到与贺龙失势，刘少奇和军方的势力再一次完全断裂。当毛泽东林彪通过军方控制着全国，刘少奇的结局已经注定要惨败。毕竟刘少奇背后有一大批人。从大四清开始，他们跟着刘少奇走，希望刘少奇可以成为一把手，大干一番。

      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少奇的路本来走得很顺。经济调整有了成效，加上大四清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实力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在和毛泽东矛盾浮出水面之时，依然当选国家主席。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旗鼓相当，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从整个党史看，共产党每一次出现重大挫折，都要更换领导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陈独秀下岗。

      井冈山反围剿失败，博古完蛋。

      大饥荒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且从当时情况来看，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作为当事人的刘少奇发现，不论他的实力如何增加，和毛泽东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不论是魄力、手腕、还是威望，他始终无法追上毛泽东。他已经足够出色，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或者说谋略家。然而毛泽东是历史巨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的实力和档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那一点，咫尺天涯之间。

      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已经是二把手，通过经济调整和大四清运动，在获取整个行政系统之后，在实力大大增强之后，刘少奇依然是二把手。

      在刘少奇还在全力以赴指挥大四清运动之际，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从文化界入手开始反击。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从批判罗瑞卿到批判彭真，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反击是那么干净利索，是那么的不可阻挡。

      刘少奇痛苦的发现，不论如何提升实力，依然是二把手，只因为一把手是毛泽东。

      刘少奇的实力越增加，越是能体会到毛泽东的强大，越是发现心中的离梦想是迟尺天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他个人，跑去跟老战友毛泽东叙叙旧、写个检讨得了，说不定还能继续工作。在他身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他们的身家和前途都系在刘少奇身上。刘少奇倒掉，行政系统势必造成大范围换血，于公，国家动荡；于私，他的支持者讲失去养老保险、住房、配车、厨师等等一系列好处。因此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全力以赴去干。正如九大之后的林彪，无论如何都要干下去。

      理论论战失败之后，只剩下行动一种途径了。因为没有军方支持，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他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不要大乱。只要不乱，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大饥荒那么天大的事，不是都解决了么？

      在中国，只要不出乱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乱，不仅是刘少奇，也是所有掌权者最怕的局面。然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看穿了他的弱点。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出现了。

      面对年轻激进的红卫兵，刘少奇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变数。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应下加入革命的，一辈子都在搞运动，很清楚这种运动的杀伤力，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以他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派遣工作组进学校，希望能把炽热的学生运动给压住，进而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选择了，或许是没用的，只能尽人事、待天命，期待奇迹出现。

所谓工作组

当年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犹如一个个火药桶，继承了二十世纪善于罢课上街的光辉传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放下书本、跑到街头去爱国。碰见文革那种风云激荡的年代，所有火药桶几乎同时被引爆。要想让那些已经引爆、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安静下来，除非四大龙王同时出现在空中降雨。当然四大龙王没有出现，现在刘少奇就要代替龙王们灭火。

      刘少奇手中的灭火器就是工作组。

      所谓工作组，参照四清运动，就是在各个机关里抽点人开进北大清华等校园，和校方联合，去劝说那些骚动不安的年轻人。说啥呢，大意就是说，骚年们啊，你们还年轻啊，要好好学习啊，听政府和领导的话啊，不要受人蛊惑啊。总之要和谐，和谐啊。

      如此等等，就像唐三藏同志念经，一条一条，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却忽视了一点。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在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下，在同样来自中央内部的鼓励下，那里听得进去那些理论家们的啰嗦，该演讲还是演讲、该串联还是串联、该大字报还是大字报、该喊打倒谁照样去喊。

      对待学生运动，两种人最合适，狠人和能人。

      所谓狠人，就是拿着鞭子，小子敢再闹就抽你屁股，如同八九学潮之后，军队开入校园。

      所谓能人，就是来吧小伙子们，咱们一起闹，咱比你花样更多，你们好好学习，如早期共产党人领导学生运动。

      而某些工作组的人则是另外一个样，真把自己太当回事：级别不高，派头够大；权力不多，脾气够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世界观只有孙子和爷爷两种概念——领导面前当孙子，离开领导当爷爷，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待高干子弟没辙，对待没背景的学生狠整。如同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工作小组，对有背景的妖怪没辙，只能拿没背景的妖怪出气。

      后来造反派领袖，都有过被工作组修理的经历。

      某些工作组成员，如北大的工作组长张承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只有一百米，这一百米的距离也得开车上班，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这种态度其实是表明，老子是中央来的，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能怎么样嘛。这一阵势恰好给人右派变质的口实。

      这种人唬一唬无知的老农民还行，派去浇灭年轻人的火气，浇下去之后才发现是油。

      这种人应该是半官僚主义和半书生的混合体，处在从书生或大兵到官僚的进化阶段，既没有官僚的圆滑也没有书生或大兵的血性，平时装点门面可以，遇到事很可能添乱。

      这种人数量不少。

      不禁要问，刘少奇老人家为啥要派这种人去呢，能人和狠人他都没有，因为他无人可派了。如果军人支持他，一切好说。他本来是发动学生运动的好手，现在要去熄灭学生运动，能派的人也就是之前搞大四清的那些人，有啥办法呢，手头资源有限啊。

      工作组也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辜负领导重托不是。既然一帮热血的愣头青一根筋转不过来，那就好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某些工作组就把某些活跃分子给拉到某个单独的小屋子里批评教育一番：关黑屋子啥的，还有不给饭吃的。

      这样一来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刺激了激进派的神经。再加上江青康生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激进派就起来反对这些工作组。

      一方要闹事，一方要维稳，自然而然就出现各种批斗会，而且是乱批乱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有权利搞做决定，就把一些问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如六月十八号发生在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闹腾了一下，批评教育或者关起来教育都是可以的，偏偏定性为“反革命”，也太高调了。

      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工作组领导们或许不知，这个反革命定性会在中央高层引起怎样的震动，又会给正准备放手大干的江青康生等人提供多少炮弹，更为致命的是加快了毛泽东全面清算的决心。

      这种“反革命”定性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做最后的挣扎，在最后时刻行使权力，希望通过这种典型事件扑灭学生运动的决心，也就是拿大帽子压人。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这事就好像两个高手在较量。毛泽东的反击是从文学领域切入到政治领域。刘少奇的防守则从政治领域外扩，把政治延伸到校园。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再反击。说工作组干坏事，影响了运动，应该撤掉。

      毛泽东说撤掉，那就撤掉。

      工作组撤销，相当于拿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资源。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丧失了任何活动能量，只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如同待宰的羔羊，等待命运的裁决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低落的时刻。能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种人同时落入低谷，普天之下也只有历史巨人毛泽东有如此的手腕、魄力、威望。

第三次决定

当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拿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最后一点可利用资源时，他已经决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心把一切打碎重新来过。

      踏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至少做过三次足以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决定。

      第一次是抗战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抽了很多烟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下定决心要带领共产党和国民党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使得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

      第二次则是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思索很久，抽烟很多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拍板决定派志愿军入朝。这个决定在二战之后重新界定了亚洲格局，也为新中国赢得安全保障。

      这是第三次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八号；地点，湖南韶山滴水洞。

      和之前两个决定不一样，这个决定虽然前后只有十一天，酝酿的时间却最长。在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去了南方。批判罗瑞卿，毛泽东在上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在杭州。彭真搞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在武汉。《五一六通知》下发，林彪谈政变，刘邓派工作组，毛泽东在沪杭一带散步。

      六月十五号那天，毛泽东觉得局已经布好，应该做决定了，离开杭州，当晚到了南昌。

      六月十六号到了长沙，回到韶山，十七号住进滴水洞。那是毛泽东祖坟所在地。

      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龙头山，北面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三山环抱。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延伸期间。豁口处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景色宜人。两山陡立处，有一桥，桥下有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阵阵悠扬，韵如琴，那便是滴水洞由来。

      滴水洞周围幽荫阵阵，上百种野花漫山遍野的生长在小溪边，又有上百种药材分布在山野间。特别是春夏两季，花朵漫天，绿荫遍野，人间天上。

      从风水上说，此处当属龙脉，毛泽东的祖先下葬于此，也是一个好归属。当年蒋介石为了反对共产党，四处掘共产党领导人的祖坟。曾三次派人去挖坟，均因当地百姓保护未能得逞。毛泽东入住滴水洞之后，基本上不出门。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韶山水库就在不远处。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回过滴水洞，曾兴致勃勃的在韶山水库游泳。这一次，他在滴水洞住十几天，竟然没有一次去游泳，而且很少外出。在这里，他又回到决定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那种状态，紧张的工作、静静地思考。对于一般人而言，面临大事常常心慌意乱。对于精英而言，重要时刻往往很冷静。对于巨人级别的毛泽东，遇到重要的事情却是出奇的细心，反复思索，把前前后后的可能性想很多遍，到算无遗策之际再做决定。

      高明的政治家如同顶级修行者，心中有一种境界，叫做静。

      懂得动的人不见得有多牛；懂得静，才真的了不起。

      毛泽东在滴水洞想什么？当然是天下大事。对一般人而言，所谓天下大事是很复杂的。在毛泽东那里很简单，把天下大事简化一下，就集中在——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他要用一个（林彪）废一个（刘少奇）。用林彪，如何使用，需要方法；废刘少奇，如何废，需要方法。

      林彪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刘少奇。两个人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亲密无间。

      建国之后出现了高岗事件。高岗为了权力去对付刘少奇，毛泽东为了刘少奇判高岗违规。高岗是毛泽东最为忠实的粉丝之一。随后反教条运动中，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让粟裕靠边站，因为他要把刘少奇推向前台，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储备人才。

      刘少奇走向前台之际，正是大跃进兴起之际。那个时候灾难还没有到来，虽然有一系列征兆，总体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实际上也有交班准备。如果没有大饥荒到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许真的完成交班，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不会发生，那将是梦幻般的。刘少奇上台之初，出现了彭德怀的事。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拿下彭德怀，扫除了一个对刘少奇不感冒之人。

      然而此后一切都变了，大饥荒凶猛的到来了。

      毛泽东检查了总路线，没错；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操作上。毛泽东认为那是实践上的错误。当时在前台负责实践工作的恰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他们领导的那个官吏组织。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恼火。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把责任往他头上推。虽然他是领袖，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当时普遍观点是操作失误。他忍了，没有当时发飙。不是因为他喜欢忍让，而是当时情况下，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最佳决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亲手推向前台的刘少奇开始背离他制定的路线，而且把整个行政系统都拉过去了，还想把手伸向军方。

      从一九六四年《二十三条》诞生开始，毛泽东决定布局反击。之前，毛泽东还在等待刘少奇回头；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政治对手了。毛泽东要打掉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于是他把江青放出来折腾，于是他把军权集中在林彪手上，于是他倒掉了曾经的心腹罗瑞卿和贺龙，于是他把年轻学生再一次放出学校。

      一切布局结束，如今就差最后的决定了。

      下决定不难，但他还要想清楚。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打一场战争，而是事关很多人吃肉还是喝汤问题、住别墅还是蹲牛棚的问题、批斗别人还是被别人批斗的问题，必须再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想到六月二十八号，终于把一切想清楚了，再一次离开家乡。

      一九二七年，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搞武装斗争，彼时的他不过是一书生。三十九年年后，七十一岁的毛泽东再次从家乡出发，亲手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他已经是革命领袖。决定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离开常识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在武汉徘徊了半个月，游了长江，放松了一下。仰望万里楚天，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他已经成竹在胸。在武汉，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好的透露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那封信主要涉及到林彪，后面再谈吧。

第十一章  史上最特殊的兵种：红卫兵

承传

毛泽东办事，通常都是坚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

      两手，即为文武。文韬武略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无往不利。

      毛泽东的两只手，文的一只手即为中央文革那帮秀才，靠嘴皮和笔杆子攻击别人；武的那只手则是，非常熟悉的三个字，红卫兵。

      到今天为止，红卫兵——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破坏性，另一面则是对腐朽制度的冲击。两面特点同样鲜明，争议极大。

      就红卫兵本身来讲，就是一帮热血年轻人冲击社会现实而已。他们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各类人，或者是专家，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罪犯，甚至可能成为国家的叛徒。但当时，他们是红卫兵，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冲击社会现实。

      在整个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一道风景。

      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知识分子指那些脑力劳动者。这些脑力劳动者中，不包括那些一门心思啃老一族、以及一门心思啃异性（如白面先生和第三位女士）一族。主要指那种受过教育，在各个领域中，能够传播科学啊、文化啊什么的，能够自食其力，人格独立，且懂得生活或者说人生。如果把概念延伸一下，可以理解为用自身头脑去改变社会现状之人。按照这个理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很久。比方说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人士，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创建了各种观念，并试图用这些观念去影响改造社会，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楷模。——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

      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凑，知识分子也在改变，无论如何改变，命运物外三种，要么敢于表露个性被杀掉，这种人很少，比如说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要么敢于隐藏个性，装糊涂保命，如阮籍，如各位隐士；大多数都选择了第三种，当奴才，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办事。

      在中华文明强势之际，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政治同化了。得志去当官，杀别人或被杀掉；不得志去隐居，有时写点诗歌留名，如读到——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知那是隐士林和靖写的。

      从汉代之后，知识分子冲击现实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就是战乱年代支持一个英明之人改朝换代，如李世民的十八学士；要么就是在和平年代为了某些事跪在皇帝门前请愿，如明朝那些跪在紫禁城外请皇帝上朝的文官。

      两种途径只能算常规，算不上深刻，因为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根基——社会制度。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偶尔看见隐藏着的铮铮傲骨，比方说文天祥。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几千年，知识分子们都在细心修补这中华文明。代表性群体就是唐朝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如宋明理学。一直修补到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才开始思索改变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东方文明，随着传统的华夏文明没落，东方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试图真正意义上冲击社会现实的根基——政治制度——如同两千年前的前辈，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那般。代表性人物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代表事件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戊戌变法。

      尽管变法搞得不伦不类，最后还是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脚步没有停下。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跟着孙中山推广“三民主义”的那帮人，一直推广到国民党离开大陆。

      包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只是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多半从国外寻找政治体制，思考层次不及百家诸子的原创性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于书本，时不时跑到街上宣扬各种理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标志性事件当然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它诞生在传统的中华文明最为低谷耻辱的时刻：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要割让主权。

      所谓五四运动，从狭义上讲，就是一帮学生不想念书了上街瞎折腾；从广义上讲，则是传统华夏文明孕育的精英，不堪传统文明没落的屈辱，要斩断传统文明走向新生。其意义已经诸多宣传，这里不再累述。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冲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潮流。每当社会动荡，总会有学生跑上街去爱国，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前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年轻人一直运动，运到到新中国诞生，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积弱百年的国家再一次新生。年轻人把精力和热心投入国家建设中去。

      共产党搞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忍了。然而随着大饥荒的到来，随着高层之间的矛盾分化，社会再一次出现混乱。混乱的社会状况刺激了潜伏在年轻人血液在的不确定因子。

      ——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他们决定再一次冲击社会现实。

      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历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卖国、反独裁；建国之后的学生运动目标则是反官僚主义、反修正主义等等，他们反对的正是当年在五四运动精神熏陶出来的人。学生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只是学生运动的土壤变了。

      客观意义上讲，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继承了学生们面临社会混乱时便会运动的传统。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砸了曹汝霖等人的家，那是爱国。红卫兵抄了彭真等人的家，那是搞破坏。原因无他，客观现实变了而已。

      理解了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历史，解释红卫兵的行为。迄今为止，红卫兵并不是最后一起学生冲击社会现状的事件。学生最后一次冲击社会现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冲击到中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史称八九学潮。

      为啥要勾勒这个呢，因为这是也是一种承传，属于文明范畴内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承传，将会老化、腐朽、衰弱、死去。这个地球上出现过许多文明系统，大绝大多数都衰亡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知的衰亡文明中，它们有过辉煌（如古埃及文明）、有过伟大的帝国（如古波斯帝国）、有过先进的创造（如玛雅文化体系），但就是看不见这种承传——即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不断冲击，或许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看看如今最为强势的欧美文明，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容忍度最高的。

      ——尽管这种承传有时候会表现为反作用。

      提起红卫兵运动，有人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还可能掉几滴眼泪；更有人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做愤怒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于呻吟者要同情（对他人的人道），对愤怒者要无视（对自己的人道）。在这里不需要别的，只需要的是理解。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困难或者说变故，依然会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阶层、冲击社会现状的局面。

起源和结构

说起红卫兵的起源，资料记载非常简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那天，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帮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遗迹聚会，激动玩乐之余，他们决定搞点花样，说咱们成立一个保护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咱们是红卫兵。

      三天之后，他们在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一种传统，即物质贫乏时代的一种宣传方式。但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署名是——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几个字迅速成为一种流行元素。北大附中开始辐射，整个海淀区，整个北京城，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从中学到大学，红卫兵组织迅速涌现，如同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短时间内席卷神州。

      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增加速度是爆炸性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群中学生想要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卫兵？是他们自发组织还是有高人指点已经无从考察。但是这事透露一个事实：就是经过建国十几年的广泛宣传，毛主席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符号，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分量已经非常重大。

      年轻人容易崇拜偶像，周杰伦的粉丝、刘德华的粉丝、科比的粉丝、梅西的粉丝、乔布斯的粉丝、韩粉、哈日派等等都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有部分人相当狂热。如果把这些粉丝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当然现在没人又这个魅力。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没有什么“天王”“天后”“巨星”去崇拜，只能崇拜伟大领袖，都是毛泽东的粉丝。而且他们在当初革命精神的熏陶下，远比如今的年轻人狂热。

      在那个相对单调的年代，在那个如火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去诠释一代人的梦想。一个由狂热的年轻人组成的巨大群体，结构必然是复杂的。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派别：血统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红卫兵起于血统派，也就是老红卫兵。说起红卫兵构造，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最早的红卫兵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正统红二代，比如毛泽东的闺女，比如贺龙的儿子，必如刘少奇的孩子，必如叶剑英的女儿，比如等等等。他们号称老红卫兵，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之前诞生的红卫兵。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老红卫兵绝对是衣食住行有保障，看病有医生，不愁找不到对象。

      他们为啥这么干呢，是有原因的。人嘛，到了一定年龄段，自我意识就会崛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观点和使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代人使命就是革命，就是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将有自己的定位。

      红一代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身经百战而不死。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家庭教育自然是红色的：要学习伟大领袖和你老爸、不要忘记革命传统、防止坏人窃取国家领导权等等。孩子们本身就是诞生于战火中，长于炮火连天的世界，比较懂事早熟，性格比较强悍。

      一九六六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家庭教育加上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节，自然而然选择类似于英雄的父辈们走过的路，即搞革命。

      恰好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搞革命的理由：经济建设不景气，政坛风起云涌，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两派人各自摆出了自己的建国思路。年轻一代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仿照父辈们走过的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拿出自己的提纲，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宣称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批判学校、领导、老师、基层组织，一句话，就是要“造反”。

      这种自发的造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在英雄主义面纱下的青春冲动。他们的造反行为有严重的血统论倾向。当时流行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如果血统论也算数，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人领导呢，那胡亥应该和他老爸一样威武，那林立果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可能么？所以说这种行为比较幼稚。但这种幼稚的行为揭开了更为广泛的红卫兵运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把这群激进的年轻人消化溶解掉。具体办法就是派遣工作组去校园，首先承认红卫兵的“左派”“革命派”地位，一步一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扶持愿意接受领导的学生为领袖。对个别不听话的顽固派分子则予以打击。说白了就是，各位小爷们，不要闹了，即使要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闹。

      工作组颁发了很多共青团委员、文化革命化委员等证书之后，红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愿服从领导听指挥。答案很简单，贺龙林彪的儿子有必要听公安局领导么？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有必要去听校党委的啰嗦么？都是高干子弟，没必要依靠基层组织。相反，基层却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层是好的，出了问题自然在基层。一方要管，一方不服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僵局并没有持续很久。

      七月十八号，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实践自己的决定了。七月二十号，他找到中央负责人谈话：“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谈话之后，工作小组被迫撤出校园。

      红卫兵们赢得了“革命”的一个胜利，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抄起笔墨和口水，继续战斗了。很快他们又收获另一个更大的鼓舞。八月一号，建军节，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革命小将们乐颠了。

      他们的胜利在十七天后达到巅峰。那一天，七十三岁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亲自接见红卫兵，让他们沸腾起来。然而很快，老红卫兵们就惊奇地发现革命没路了。因为更为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不仅仅要打倒黑五类，还要打倒高干们，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父母，红一代。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二女儿，生于一九四一年，文革爆发时二十五岁，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叶剑英本人对运动非常谨慎。而年轻单纯的叶向真被卷进去了，成了“毛泽东细想战斗团”小头头，可谓热血燃烧、激情澎湃、斗志激昂。当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体刚刚诞生，批斗会还没有开。中央文革一帮人四处宣扬说那几个老家伙是反党的，是牛鬼蛇神，不能让反党的牛鬼蛇神好过。中戏的红卫兵决定响应号召，把四位牛鬼蛇神拉出来一起开批斗会。

      在指哪打哪精神作用之下，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两辆卡车驶向彭真大门。红卫兵从卡车跳下来，把一封重要的信交给门卫，趁门卫看信之际冲进去，直接从热被窝里把彭真抓走。同时抓走的还有陆定一和罗瑞卿。因为没有找到杨尚昆的住宅，开批斗会时四个人没凑齐。

      为此，江青还把叶向真等人请到中南海吃一顿，表扬一番，大意说：你们干得好，革命后继有人了。周恩来很快知道是叶向真干的。这事肯定瞒不过周恩来，也难不倒他。小丫头片子，眼皮下面长大的嘛，好办。

      周恩来就把叶向真交等人过去，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见了周叔叔，小丫头当然要乖一点，但又不能把到手的“革命成果”送出去，只能半真半假说：“藏在一个安全地方啦。”周恩来对时局和红卫兵的心思了如指掌，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曰：“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就这样，首次出现了“中央一级”批斗大会，轰动全国。

      但是很快，叶剑英元帅也深陷二月逆流，遭到冲击。叶向真也受到牵连。她被关押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开始觉得没事，两三个月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叶向真明白了，并不是要关她，而是要对叶剑英动手。这样叶向真就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弄不倒叶剑英，就不会放叶向真出去，弄倒了叶剑英，更不会放叶向真出去。总之是出不去。她曾想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也没意思。幸好她没死，因为她找到事情干：在牢中钻研起中医，试验针灸。操作过程：趁提审时，在桌子上偷偷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双城记》里那位老医生，在巴士底狱待了二十年之后，出来时人都傻了。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四年之后，叶向真从单人牢房里出来，几乎不会说话了，人也迟钝很多，直到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惹得叶剑英老泪纵横。

      叶向真出狱之后，真的成了一名外科医师。若干年后才拾起儿时梦想，干起了导演，改编的曹禺戏剧《原野》成为第一部走进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在香港放映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在大陆放映。叶向真晚年，吃斋念佛。

      八月十八号之前，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天下，之后他们随着父辈们的失势退出历史舞台。工作组退出校园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政府机构的各位大人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们组织、扶持了自己的红卫兵，也就是保守派红卫兵。

      和老红卫兵不一样，保守派只是跟风的墙头草。他们的特色：没有家庭背景，想干革命又不敢拼命去干，就是凑热闹的。大串联时代到处游览观光的是这些人。

      这派人要想存活，必须依靠基层组织。需要政府给提供火车、汽车，提供食物。这一派门槛很低，只要爹妈不是反革命分子，都能加入。因此这部分人数量惊人，全国各地都有。

      红卫兵运动本来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本质上是搞革命破坏的。如果红卫兵听基层政府的话，也就丧失了造反功能。但是这些红卫兵也不能说就是保守派，本身也会批判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公认的右派啥的，也会冲击一下机关单位，前提是政府和基层部门允许。就好比搞游行，先请示好政府，走在政府划定的路线上。

      所谓保守派，就是相对听话的一派。等到造反派兴起，政府组织瘫痪，这群跟风派又成了造反派的跟屁虫，去批斗大会上凑人数；游行时汉口号；屁颠屁颠去跟着人家抄家，偶尔顺手牵羊，塞点黄金在口袋里。据叶向真回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每一次接见之后都能捡到金子。都是红卫兵抄家时塞顺便塞到口袋里，到天安门打坐朝圣时挤掉的。掉了也不敢捡起来，以至于白白丢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负责安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非常愤怒曰：“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评：保守派不是头头，没有冲锋陷阵，推波助澜而没有承担责任。之后上山下乡，回到城里之后，又下海经商。他们一直隐藏着，等到文革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成了所谓文革受害者，满身伤痕之人，哭哭啼啼，样子很不好看。

      真正有破坏力惊人的是造反派。

      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老红卫兵是一致的，都是以冲击基层政府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之人；但出身和保守派一样。要加入这一派没啥门槛，需要胆子大，敢闯敢干。这帮人由于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造反事业，却没有家庭背景，经常被领导拉去批评教育。特别是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他们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工作组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管不了高干子弟也就算了，还管不了你们这些瘪三？当然要管。比方说蒯大富同学，曾经在工作组的指挥下，遭受上千人围攻。工作组挖掘出很多右派学生，搞阶级斗争，有人当场被斗昏，有人被迫自杀。工作组撤销之后，这些所谓的右派学生又成了造反派中坚。

      他们不仅仅被领导打压，还被老高干子弟们看不起，成为不让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虽然出身低微，血液里却流淌着不安定因子，渴望打破束缚、渴望造反、渴望被认可、渴望功成名就。他们是有才的，突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早期大学生。他们视红一代领导人为奋斗目标，渴望像他们一样，通过自身革命和自身努力走向成功。

      一句话，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死。

      他们的父母清清白白，不涉及政治和利益，全无后顾之忧。一旦失去法律法规束缚之后，各种打、砸、枪自然不在话下。

      开批斗会少不了他们，抄家少不了他们，砸文物少不了他们。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们是毛泽东真正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要借红卫兵之手砸烂行政系统。老红卫们有革命精神，但也有致命缺点，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在行政系统内部，干起事来会有顾虑，而且他们数量有限，集中在北京地区，远远达不到需求。

      造反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只需要发动起来，天南地北的官僚机构统统的、统统的别想有好日子过。凡是当官的，别想安稳。别说搞腐败、贪污、包二奶，当孙子不像样也要烧一烧，烧到服气为止。那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们就出现在这一派中。如蒯大富同学，就是造反派中的杰出代表。

      造反派固然牛叉，还有一个更为牛叉的派系，叫做极左派。这个派别的门槛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加入的。如果说老红卫兵讲血统，造反派需要胆气，极左派需要另一个词——思想。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旦涉及到思想，门路就会很窄。因为能思想的人历来都是稀有品种。权贵年年有，有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看看代表人物杨曦光同志。

      杨曦光，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号，死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号，享年五十六岁。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杨小凯。

      外表：斯文，腼腆。

      性格：深思。

      人生经历：传奇。

      一九九八年，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经济学原理》，作者杨曦光，该书被以于誉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对于该书有一段经典的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该书让杨曦光成为当时最牛的经济学家之一，成为最为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就获奖了。总之，这是一个脑细胞极为活跃之人。

      文化大革命之际，杨曦光的身份是红卫兵思想家。

      文革开始，腼腆的杨曦光倾听了伟大领袖号召，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为此他付出了精神、思想，还有牺牲。当时两派都在很厉害，经常有军人抓红卫兵。比方说武汉，比方说甘肃，都发生大规模军人镇压红卫兵事件。杨曦光所在的湖南也发生军人镇压红卫兵的情况。当时军队镇压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组织。杨曦光虽然也是造反派，却不是抓捕对象。

      此情此景让十九岁的杨曦光愤怒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很混蛋。——有种。

      结果很显著：杨曦光也被抓了，平生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虽然坐牢，却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两个月后，这个英雄人物出狱了。当时正是运动高潮之际。按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大有可为。然而杨曦光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在思考。

      杨曦光把他的思考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该往何处去？》。这本书内容相当大胆出位，到什么程度呢，超出了造反策划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承受极限！

      康生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位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受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江青更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据说后来杨曦光在长沙得知大家的反应，怅然曰：“想不到康生水平竟然这么低！”

      周恩来更是亲自批判这本书，说他的毒害程度和蒋介石当年的大作《论中国之命运》相当。这个比较绝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的大作涉及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杨曦光的书绝对是自己写的，而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事表明了一个事实：杨曦光的脑细胞非常发达！

      闹出这么大动静，结果已经注定，再次进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之后，三十岁的杨曦光出狱、成了一名技术工人，三十二岁考入社科院，三十三岁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四十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十二岁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四十五岁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四十六岁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五十岁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五十二岁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曦光，典型的深思型人物，牛。

      这就是极左派的门槛，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八日定乾坤

走上革命之后，毛泽东一生有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跟蒋介石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四年之后，共产党一统天下，决定顺利实现。第二个决定抗美援朝，三年之后，决定基本实现。第三个决定，文化大革命，要砸烂行政系统，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你，十年？不是，实际上只有八天！

      八天之后，所有要打倒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干部，全部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同待宰羔羊那般，战战兢兢等待命运裁决。然而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解放战争四年打垮了敌人，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抗美援朝三年实现战略目的，敌人退了，退了也就退了。文化大革命八天决定了“敌人”的命运，清扫工作确一直结束不了，整整持续十年！

      十年之后，当事人都尘归尘土归土了，问题还悬在哪里！

      从六月二号红卫兵诞生开始，他们就和领袖紧紧连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很幸运，诞生在一个领袖需要的年代；也可以说很可悲，因为他们诞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并为此付出代价。说幸运，是因为年轻时代他们狂欢过，毫无节制的狂欢过。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受过如此巨大的狂欢派对。说可悲，是因为狂欢的时间是短暂的，曲终人散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比方说杨曦光。

      从八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五号，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量超过千万人次。每次接见，人数从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不等。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安排一个人和上百万人见面、互动、喊口号，绝对不是简单的事。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治安压力多大？吃饭睡觉怎么办？最为关键是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一旦发生点意外，就可能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难度不低于指挥一场战役。八次接见均有周恩来直接指挥。当时周恩来六十八岁，常常为准备工作熬通晓。毛泽东更为年长，七十三岁。

      八月十八号夜，毛泽东整夜未眠，因为天亮时他要去看红卫兵小将们。天亮之前，他决定穿上军装出现在革命群众中，增加会见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五五年评评军衔，曾打算给他定制一套大元帅制服，他不要。没有军服，就从一个魁梧劲舞团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服凑合一下。

      早晨五点钟，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领袖的出现，广场沸腾起来。在《东方红》乐声中，八十万年轻人手持小红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高呼毛主席万岁。除了挥手汉口号，还有感情互动，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请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亲切”会面。核心部分则是双方讲话，政府方面由林彪讲话，学生方面由红卫兵代表讲话。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盛大的“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从第四次开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均在一百万以上。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太小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比方说第五次接见，也就是十月十八号，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一百五十万万名红卫兵，全程五十里。毛泽东坐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两边的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

      十月份之后，北京的深秋很凉。许多外地红卫兵没有衣服，吃住也困难。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城就超载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肯定不能和现在比，一下子涌入几百万人口进去，衣食住行肯定是大问题。中央决定疏散他们回原地。但年轻的红卫兵也有种：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宁愿在京城喝西北风也不愿意回家。没办法，接下来又组织三次接见，接见人数超过五百万。

      接见这么多人，对毛泽东而言，总共也就用了八天时间。

      八天的时间，八场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所谓无产阶级狂欢大会，狂热的氛围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好好干吧，不会有人管你们，没有人敢管你们；谁敢管你们，我就去管谁。

      八场狂欢大会之后，年轻人回到全国各地，化热情为战斗力，把整个政府基层砸稀巴烂。也就是说，毛泽东用八天时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系统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此效率可谓空前绝后！

第十二章  红色进行曲

狂欢

这么说吧，放任一个人，不去管，看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按照某些规律，人，首先要吃饱喝足，之后就会追求点其它消遣。

      如果市井之辈失去有效约束，如西门庆同志，如当今各种极品二代，找良家妇女调戏一下。因为拥有手中的资源超过脑袋拥有的智慧，饱暖之后脑袋里基本上只能容得下——淫欲——二字了，充其量再加一个——赌——字，个别极品的，还能装得下一个——毒。这种人的功能就是为某些人提供创造的，比方说兰陵笑笑生先生让西门庆名垂千古。可惜笑笑生之后再无笑笑生，以至于当今各种极品成为时代过客，可叹。

      如果失去约束的是艺人，那么个别人会怎么办呢，可能会脱光衣服制造新闻，可能会留下各种“门”给大家欣赏，通过高科技手段记录下来，如照片和摄影。某些人兴致高昂，还会拉其他人垫背。因为他们需要话题、新闻、人气，再用这些玩意兑换金钱。这种人的功能是考验国人道德底线，推动世风下沉。世风下沉就能生产更多二杆子。

      商人失去控制，那么诚信将失去，古有仙丹、还魂丹等高档货，今有地沟油、毒胶囊等等低档货。造假走私就会满天飞。当商人造假走私之际，就会拉动官僚搞贪腐，制造低智商二杆子。造假走私足够多之后，还会推艺人进一步考验国人底线。因为商人背离诚信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奸。它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恶心、顽强的病毒之一。

      在中国这个地方，唯一比商人的——奸——更邪恶的字眼，就是官僚的——贪。

      官员失去控制会怎么样，就会疯狂的搞腐败，正如明朝某年的官僚，正如当今某些官僚。腐败二字，相信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如果是封疆大吏那就更不得了，唐代的安禄山，一念之差把繁华的大唐盛世推入低谷；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把中国人口减少千百万。

      如果是相对单纯年轻人失去控制呢？他们会说，小爷告诉你们，当官不能搞腐败，做生意不能奸诈，当艺人不能脱裤子，有牛逼的老爹也不能出来显摆。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确实是这样。然而道德总归是道德，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子，拿过来切割现实世界，会杀伤一大片。如果手握刀子的人足够强大，会血流成河。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告诉年轻人，单纯的孩子们，用你们的世界观去清理现实世界吧，不用担心保安会拦你们，不要担心警察抓你们。去改造这世界，去清理这世界的垃圾、蛀虫、堕落者，努力干吧，有我在。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人贪污千百万，没人走私千百亿，没有人各种艳照，没有多少二奶或妓女；依然有足够多的问题，比方说谁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谁是美帝的特务？谁是苏修的走狗？谁是恶霸、汉奸、军阀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等等。

      客观上讲，这些人都有。先不说这些人应不应该清理。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大一个辩论课题。但说到清理的手段：如何清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按道理说，说某个将军叛国，必须给出证据。话说回来，即使某位将军叛国，那一定是秘密行事，那些天天在教室里念书，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少爷姑奶奶们如何懂得侦查技巧？同理，说一个政治家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需要足够的理由。

      找理由，恰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因为他们没有搞过实践，也就不知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说，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年轻人思想相对单纯（好事），感情相对冲动（正常），行动相对激烈（可以理解），但是集体行动起来，就显得粗暴而幼稚。正是他们粗暴和幼稚的作风推动了文革最高潮。在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中，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高潮，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低谷，许多人的人生高潮后又低谷，许多人的人生低谷后又高潮。

      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反反复复，无穷尽也，岁月由此而逝。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年轻人狂欢节之中，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狂欢和灾难交织的过程中，大概有这样几个节目。

第一个项目，大串联

用现代的眼睛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大串联好在哪儿。大伙儿挤上绿皮车，很多人挤在一起，头靠头，脚靠脚，挤得喘不过气，有人在蜷缩在座位下面或行李架上，有人在靠背上练金鸡独立，比春运还拥挤。而当时恰好是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满身臭汗；更无法供应饮料或茶水，渴半死；甚至连上厕所都困难。那玩意搞不好还要停车熄火，活人可能被尿憋半死。最为困难的是女生，挤在一帮男生中间，极为不便。作家赵长天回忆云：“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算狂欢么？好像是遭罪吧。这只是今天的观点，再过半个世纪回头看今天，大巴或火车也是效率低的惊人。二十世纪六三年代，建立在满目疮痍土地上的新中国，刚刚从历史最低谷中站起来，除了一股劲啥也没有。可惜的是，那一股劲又憋出了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北京城只是现代北京的一小块，上海也是仅仅是现在上海的一小块，省份城市跟现在县级城市差不多，县级城市当时就是一个个大点的乡镇。市民的生活什么样呢，私家车、电话、空调之类的玩意就不用想了，能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文件和几分报纸，都是领导非常英明伟大，买点东西还需要各种票票。至于农民，除非了打过仗、逃过荒的，基本上很少外出，一辈子进不了几次城，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但偏偏那个年头民族再一次崛起，国人都很强悍。

      如此家庭出来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电子产品是没有的，各种书籍是没有的，各种零食是没有的，各种精神颓废也是没有的，强悍是有的，理想也是有的。即使是高干子弟、享受特供的家庭，物质也是有限。高干子弟毕竟有限。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百姓家。民风还算淳朴、物质匮乏的时代，孩子自然是单纯的，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绿皮车也是新奇的，体验一下，如同现代乡村孩子坐飞机一般新奇。

      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新奇的世界打动。在那新奇的体验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在某些接待站，还能借点零用钱。这样的待遇相当有吸引力。

      ——不用念那些该死的书了，路上还能逛一逛，看看风景。然而他们不用为此愧疚。因为目的不是看风景的——自身的使命。比方说大字报要批判校长，红卫兵要去校长家乡调查一下，看看校长是不是说的那么坏。校长是福建人，红卫兵是河北人，到了福建之后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方言，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指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把调查进行彻底也是不现实的。调查不彻底无所谓，玩一玩也不错，有时候还能发生点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不像现在有机会接触性知识和异性。

      对当年那些年轻人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北京，当然是伟大领袖。在他们单纯的心理只有两个词，北京，领袖。这两个词浓缩了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忍着酷热跑到北京，喝稀饭、吃馒头、咸菜（待遇已经不错了），一直等到夏天过去才有机会见到领袖。然后是几十万人坐在天安门前远远看领袖一眼。

      ——所有的冲动、激情、梦想，只为在人海中看望领袖一眼。

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当年轻人来整顿现实世界时，问题就来了。有年轻人认为，女孩子就应该保守一点，非但穿衣服不能露肉，而且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留长头发。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红卫兵在街头拔掉女孩子的鞋跟，减去她们飘逸的长发，美其名曰减去资产阶级尾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政策宣传，而是不少男孩子在青春期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的对女孩子的仇视心理在作祟。当然这些只是小事。

      红卫兵的主要工作是写大字报、辩论会、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

      按照之前的设想，红卫兵运动是净化现实社会。方式就是通过下级斗争权贵、名流，把那些脑子不太洁净的大官贵人们洗洗脑，身体不太干净的洗洗身体。这些通过当时的法律是办不到的。法律办不到的事，只好由人民去办了。人民之中，活动积极、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是最佳选择。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牛鬼蛇神。

      第一步当然是写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就不说了，遍地都是，内容激烈性、战斗性、犀利性远比网路上最职业的骂人专家牛。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揭盖子。要批判市长，就写大字报宣传，某某领导工资和他拥有的财产数目不对，患了资产阶级病，成了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虫，现在要求他对我们人民群众交心交底。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革命小将要根据毛主席思想，对他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成了牛鬼蛇神的市长先生重新变回人。

      如何救人呢，就让市长先生过来参加批斗会。如果市长先生恰好很忙，不想参加不要紧，红卫兵可以直接去市长先生家里或办公室，把市长先生扭到事先约定的地方，让市长先生交代自己的罪恶。罪恶是啥呢，就是市长先生的言行。通过揭发，很容易在市长先生的言行里找到一些句子，再采取断章取义、引申推理的方式加工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自己的主子（人民大众）不敬的言辞。市长先生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

      能混到市长地位，自身修为自然不低，基本上都是打过仗、办过公，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嘴上功夫自然不差。再好的嘴上功夫也不行。因为市长先生只有一个人一张嘴，红卫兵却是一大堆。一大堆红卫兵中，也不缺能言善辩的，这是第一波；实在辩不过，还有无理取闹的（爱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多得是），可以胡搅蛮缠；还有专门捣乱的等等。

      市长先生毕竟不是诸葛孔明，不能以一敌百。诸葛孔明在江东遇见的辩论对手，基本上都是斯斯文文，而且当时地位比较高的人物。位高权重的市长先生面对的则是一群儿孙辈分的小屁孩，能不能吃得起馒头都是问题。要不是时事所迫，市长大人才懒得理那帮家伙呢。一想到自己堂堂大市长，被一群小年轻审问，心理就会波动，可能动气、发火，进而火上浇油。革命小将本来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度代表伟大领袖清扫牛鬼蛇神的。牛鬼蛇神竟然敢于不配合，真是岂有此理！那就给点颜色看看，让牛鬼蛇神们知道何为长江后浪推前浪，让他瞧瞧后浪怎么把前浪推倒在沙滩上的。

      给颜色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戴高帽。所谓戴高帽，就是用纸篓子当帽子，上面写上标语或画个王八等等，戴在牛鬼蛇神脑袋上。主要功效是精神羞辱。想一想，一个几十岁了，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庭广众之下，立正站好，脑门上套一个有王八的纸篓子，被如此羞辱，情何以堪！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所有程序中最为轻微的一种惩罚。第二个基本方式是开飞机。所谓开飞机，就是低头、弯腰、撅屁股、双手最大限度往侧后方伸，这是一种体罚加精神惩罚。一般人年轻人而言，保持这个姿势一刻钟，那也是头昏腰酸腿打颤，而年事已高、可能还有三高症状的市长大人可能要被迫站几个小时。而且不得喝水、喊冤，上厕所要请假（不见得得到批准）。因为他成了牛鬼蛇神嘛。这是他应该享受到的革命教育。

      进行这两关之后，成为牛鬼蛇神的市长大人就面临着困局：招还是不招？

      不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批斗，拉出去游街关禁闭都是小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愤怒，革命小将们可能做出如下选择：每人拔掉市长先生的一根毫毛，如胡须或头发。一人拔一根头发不算多，如果人数多、次数多呢？结论很明显：市长大人理发钱就省了。

      所谓招，就是承认思想有错误，表示要改；就是因为本人不小心，占了公共资源，要改；本人不小心向牛鬼蛇神靠近了，但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些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革命小将需要的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招的不够，也要面对进一步惩罚。

      招或者不招，市长大人都要面临下一步教育，即抄家。抄家没啥好说的，相当于老母猪进菜地，但方式有效。凡被抄的，均为显贵之家。黄金钞票古玩字画自然少不了，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证据。不管你是谁，在当时整个国家贫穷，国人革命高涨的情况下，抄到这些玩意就注定完蛋了，注定沦为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批斗会、关牛棚、劳动学习。如果市长不堪忍受，可以选择自杀，背负一个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罪名去死。

      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人要抄家，国家主席以下，达官贵人、社会贤达、豪门公子哥均要批判，他们的家也得抄。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到十月份，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小将们战绩如下：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四百多亿元，黄金百万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多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多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数万人。

      古董文物中，很多价值连城。比方说四件套宋代钧窑洗子，也就是碗，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一级国宝，当时市场价一百万（如今过亿），可以买八十八辆解放牌大卡车。

      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宣武区一个豪门世家，红卫兵抄到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十七大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三卡车。据说其家族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近代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没有进行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彭真罪状之一），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还抄出三眼顶戴花翎，这玩意就不用介绍了吧。

      所有古玩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玩意是一份地图。这本地图本身不值钱，对整个中国却意义非凡。地图标定的中印边界。中印边界上，该死的英国佬弄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西藏领土弄走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中国当然不承认那玩意，但证据难寻，之前有过原始地图，但是不见了。这份地图是原始地图的副本，明显标注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很操蛋。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特地寻找有关中印边境的资料。地图本应由清政府保存的，不知怎样落到那家去了。没想到这次被红卫兵给抄到了，歪打正着。可惜的是，家族族谱被毁灭了，如此豪门世家，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贵族的活样板。

      后来根据中央文革和林办指示，红卫兵把抄家成果搞一个展览。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琳琅满目，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熠熠生辉。某位古董专家先后次前往参观，管后感叹曰：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撤展之后，枪支送往公安部门处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

第三项，砸文物

红卫兵抄家无数，在他们单纯幼稚的心理，每一次抄家都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当时的革命理论，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革命的，无疑是对国家有利的，无疑是合乎伟大领袖指导思想的。所以越干越起劲，不仅仅中国的要批，外国也要批，比方说伟大的爱因斯坦同志，因为名气太大了，也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好在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

      中在中国的各位名人就悲催了，活着的不能免，死去的也不能免。在红卫兵幼嫩狂躁的心中，红色革命史之外，一律要扫除。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主要针对才子、佳人、将相、帝王，所有的一切都要统统的清除。

      佳人代表人物，虞姬。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之一，她对爱情的忠贞感动无数人，她和项羽的故事流传千古。虞姬墓前，每年一度的虞姬花为胜景。千百年来，无数人前去凭吊。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把虞姬庙和虞姬墓照顾很好。然后红卫兵去把它们砸稀烂。理由，英雄美人是旧社会的大毒草，不能留下来害人。仿佛中国近代积弱是项羽虞姬造成的！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中国男人如项羽那般豪勇，女人如虞姬刚毅，中国人将无所畏惧。

      再看看才子这一栏，代表人物，吴承恩、蒲松龄、苏东坡、王羲之。

      吴承恩的故居并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没值钱东西。几百年来，曾有无数人来此凭吊。不行，封建毒草，要清理。于是吴承恩故居没了。

      蒲松龄是个教书匠，很穷，死后更穷，没有故居，墓地被挖。墓里除了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挖墓人竟然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更为恶劣的是他们竟然将蒲松龄尸体被捣毁。就因为没有挖到金银珠宝么？

      大文豪欧阳修在滁州做太守时写下的千古名牌《醉翁亭记》。苏东坡看望欧阳修时，把文章亲手刻成石碑立于滁县琅王牙山，已经存世已进千年，属于书法家至宝。红卫兵不仅将碑砸倒，还本着造反倒地的精神，认真仔细的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估计是凿累了，才把另一半保持下来。如果是抢金银珠宝，也能理解。——如此愚昧的学生，只能说是教育的悲哀。与此相似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也被毁于一旦。王羲之的字啊，在那个时候真是一毛钱不值。和王羲之苏东坡的字相比，什么康生、陈伯达、舒同这些党内书法家恐怕连浮云都算不上。

      再来看看将军这一栏。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大力，帮过共产党大忙，并且因此失去一切，全家被国民党处决。可是在红卫兵眼中，一日国民党终生国民党。依然砸烂扬将军的墓。于此同样待遇的还有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也被毁了。连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肯定的戴安澜将军的墓都没能幸免！可见运动之疯狂。理由：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说他们和国民党有关，那么两千年前，成为了汉帝国版图开疆辟土的名将霍去病呢，他的墓地竟然也給破坏了。难道说理由是霍将军扩大了中国地盘？

      最难以接受的是，岳飞的墓竟然也被掘了。岳飞一生为国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英雄。宋之后历朝政府，均视岳飞为英雄。他的墓被挖的理由：为了封建帝王服务。人家岳飞也就是血肉之躯，又不能穿越到千年之后看看人民民主专政是啥样。同样待遇的还有明朝最后的支柱，名将袁崇焕的墓地。

      名臣这一栏也差不多。

      中国最有名的宰相大概要数诸葛亮，号称千古人龙，被膜拜千年。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管理者。正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南阳诸葛庐、汉中定军山都有保存。红卫兵有了发挥空间，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诸葛亮怎么得罪红卫兵小将了？只因为人家没有念书便出将入相？理由是有的：地主分子。

      张居正大概是后宰相时代权力最大的大臣，同时也是古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帝国经过荒唐的正德、嘉靖、隆庆三个祖宗折腾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短暂中兴。所以张居正也成了红卫兵目标。红卫兵砸烂他的墓，毁了他的尸骨。可怜一代名臣，一代人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中国人是一个有清官情结的民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清官便是包拯和海瑞。在人治时代，他们两个老古董就是官吏的楷模，雷锋一样的精神模范。虽然法制社会不应该想念青天大老爷，就从为官节操而言，包拯和海瑞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的墓地也成了红卫兵挖掘对象。他们跑到合肥去毁了包拯衣冠冢，又去海南掘了海瑞的墓地。破坏包拯和海瑞的墓，在民间，尤其是法制思想比较淡薄的时代，影响之坏不次于毁岳飞和袁崇焕墓地。

      帝王这一栏最为诡异。

      红卫兵虽然革命情绪很高，破坏力很大，但是去破坏巨型帝王陵墓还是不现实的。比方说武则天的乾陵，比方说秦皇陵，他们只能干瞪眼，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表面文章还是可以做的。比方说朱元璋的墓，挖不开他的墓，可以把巨大的墓碑给挖掉。可怜朱元璋，怎么说也重新建立汉人帝国。在他之后，再也没有过汉人开国皇帝。

      虽然挖不了帝王陵墓，却可以挖比帝王影响力更大的墓地。比方说炎帝，炎帝陵墓被破坏了，仓颉的墓园被毁被破坏了，山西舜帝陵被破坏了，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破坏了，这些人是谁啊？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却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性符号。炎帝是谁啊，华人始祖，和皇帝并列。仓颉是谁啊，传说中的造字者。这些墓地或许是假的，或许是空的，或许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不应该动。需要原因么，需要理由么，不需要。这世界是个讲理由的世界，凡是还是清晰一点好。但也有一些事不需要理由，比方说挖墓，尤其是文明象征的墓穴，因为那是道德的底线。

      红卫兵运动过火了，站在他们立场上看，有过火的理由。但是在挖墓这一项上，可以说是人品败玩，是不可原谅的。批判活人，虽然也过火，但每一个活人都犯过错，也不是不可以批。那些被批判中的呻吟者，本就有各种问题，大饥荒中绝不是清白的婴儿。

      但是挖墓，那是自掘坟墓。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更为年轻的初中生，喊着——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口号走向康有为的墓穴，然后把康氏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有人拖着骨头游街，有人鞭挞那骨头，好像康有为的灵魂附着在骨头上。游街结束，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民族之精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者，春秋诸子之后第一个敢于伸手去触碰政治体制之人。

      那么多被破坏的墓地中，对时局走势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女人的墓地。

      那个女人很平凡。所以重要，只因为她有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叫蒋介石。上海的一帮大学生领导宁波一帮中学生去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旧居破坏了蒋介石生母的墓。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准备进行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金门炮战帮助了蒋介石一把（美国要联合国托管台湾）。同时又派双方老友章士钊传带信给蒋介石致以亲切的问候，把两党关系描述为：我们同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又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一首诗词《临江仙·寄友》

柳绿花红莺燕舞，

      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

      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

      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

      把手话心扉。

在毛泽东诗词里面，这首词水平一般，但意义胜过其它任何一首。

      如果国共和谈成功，那么今天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乃至钓鱼岛问题都不是问题。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两岸关系中断了。蒋介石对生母感情极佳。生母墓地被破坏，也破坏了蒋介石对大陆的那一点点信任。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想红卫兵去破坏蒋介石生母的墓地，然而他们都顾及不到。直到今天，还在期盼两岸和谈、拉关系、统一。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是最核心问题，是主干，其它问题是枝叶。

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破坏是无止境的。千年的珍惜抵不上一朝冲动。世界佛界至宝，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八岁等身像为佛界三圣像之一，不容易被毁灭，却被糊弄得面目不堪。

      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有个千佛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国的无耻之徒盗割，贩卖卖到西方。成为国外博物馆珍品，想来每每义愤填膺。还有一部分壁画仍在，却遭到更为残酷的破坏：造反派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这大概是史上最为恶心、下流、无耻的破坏。

      最为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山东曲阜。红卫兵砸了孔庙，挖了孔坟。说这事之前，先要介绍一个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

      谭厚兰，女，湖南望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五八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六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六六年名扬天下时，年仅二十九岁。红卫兵狂潮到来之前，谁也想不到那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带着一副小眼睛、生活简朴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当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贴出第一章名扬天下的大字报时，甚至北师大的谭厚兰立马跟上，矛头直指校领导。也就是说，谭厚兰女士是早期红卫兵之中的出头鸟。出头鸟都要付出代价，谭厚兰也一样，当刘邓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后，向她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暂时的批判斗争没有降低谭厚兰的战斗力。

      工作组被领袖撤消之后，谭厚兰来个华丽转身，成为北师大左派代表，成了造反派领袖。随后以弱小女流之身，组建“井冈山战斗团”，又成功联合群众，大大扩展了人员和规模。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剩女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山头，如同大兵团司令一般神奇。地位和名声扩展之快，远胜任何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帅。

      此时的谭厚兰，这个祖祖辈辈都某某无闻的女人飘飘然了，在胜利的光环中，她觉得仿佛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无所畏惧的勇士。正因如此，谭厚兰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内。中央文革那帮人打算利用谭厚兰干一票大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孔老二的反。“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自己画的图交给谭厚兰，阴险地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从此，谭厚兰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人生之中，总是机遇和陷阱并存，能否识别就看个人的造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陷入历史罪人的陷阱；谭厚兰却认为是一个机会，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

      于是谭厚兰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两百人，又经过一番串联游说，在曲阜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号到十二月九号，前后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战绩如下：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在孔林中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掉下三代坟（安葬在孔林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父亲祖父），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鞭尸批判，曝尸示众。

      这些还没完，由于从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满了一箱子。它们触动了潜伏在人心中那黑暗的欲望，以致半个月后，引发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把孔林的三千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其恶劣程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拥有军阀、走狗、汉奸三重身份的石友三火焚少林寺堪与之相比。

      ——这是文革时代，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谭厚兰及其随从的疯狂行为、以及因为疯狂行为引发的更为疯狂的行为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谭厚兰出名了，一时间轰动京城。

      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脑袋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与姚文元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荣耀来的太快太突然太猛烈，超过那个来自乡旮旯的大龄女青年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她能干的也就是顺应形势，在打砸抢道路上一下子走到黑。

      然而辉煌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黑夜。然后红卫兵分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励，谭厚兰控制不了局面。随着工宣队进驻校园，谭厚兰失去了活动空间，然后被隔离审查，痛苦忏悔。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一九八二年因癌症死去，年仅四十五岁，未婚。五大领袖中，谭厚兰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尽管轰轰烈烈过，历史证明，谭厚兰最终还是个可怜的女人。

      再说一说破坏孔子墓造成的影响。

      孔子是谁啊，是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那个佛号。孔子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不被理解的一生、甚至是失败的一生。许多人说四川漂泊的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主张在华夏走向统一之后开花结果，被推上神坛。

      两千年的王朝，数百位皇帝，有雄才大略型的（如秦皇汉武），有风花雪月型的（如李后主宋徽宗），有荒淫无度型的（如陈后主），有满起来没有边际型的（如朱厚照）。但孔子只有一个。孔子之后再无孔子。正因如此，孔子之于传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不仅仅具备简单的“人性”，还有附加的“神性”。中国人没有信仰，视皇帝为天子，那么比天子地位更高的孔子自然有某种“神性”。这玩意孔子自己不知道，是后人加上去的。

      孔子给了这世界一种思想行为方式，一种秩序。后人可以拒绝孔子的秩序，可以批判孔子的思想，挖孔子的墓有啥用呢？当然，挖了孔子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除去后人强加在孔子身上的多余的“神性”。然而当时的人们恰好不明白，去除一个人身上不正常的“神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批判和教育，而不是去挖墓。

      挖了孔子的墓，相当于直接羞辱了孔子，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尊敬崇拜孔子，大家不会认为孔子身上有超人一等的“神性”。但是大家心中对“神性”的崇敬没有消除。当年传统的国学大师、近代最为坚定的东方主义者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则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是的，国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对“神性”的依赖也是无形的。

      破除了孔子身上的“神性”，却没有破除对是“神性”的依赖，那么“神性”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正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登上神坛。就算他不想上、不愿上也得上。晚年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因为方式不对，必须承担结果。这也是毛泽东如今被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晚年自嘲曰：本人一生不信有什么权威，到头来我自己成了权威。

第十三章  新时代，新天王

王大宾和韩爱晶的业绩

在大饥荒篇章里说道五虎上将，这里又要介绍几个人。他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为牛叉的五个人，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覃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有如下共同点：出身不怎么样，但敢闯敢干，都是闲不住的主；都被工作组批判教育过；都曾名扬天下，最后都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在文革初期有共同经历：短时间内闹大事，短时间内出大名，短时间内掌大权。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进步，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想要脱颖而出很难。想要在一个班级里拿第一名都不容易，想要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就更难了。他们五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故事。上面已经说了谭厚兰，接下来说说另外几个。

      先从王大宾开始。

      王大宾一九四五年出生，四川人，兼具汉族彝族两种血统，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王大宾确实兴趣广泛，能言善辩，而且特别能混，是那种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混的很好的人。

      几个人中，王大宾最能混。就结果而言，王大宾混得最好。文革后下海经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快活。

      当时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多半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种地。王大宾比较幸运，得到学习的机会。学生时代的王大宾是个好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了大学，成为乡村飞出来的第一只金凤凰。考上大学之后，面临专业问题。常言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那些玩意都在地下，不能用。因为人才奇缺。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出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王大宾念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而有趣。

      于是王大宾立志搞地质勘探，报考了地质学院。此时的王大宾，热血爱国青年一个。

      进地质学院之后，看了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当时王大宾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没得分配工作。毕业即失业，和今天广大青年一样。和今天年轻人不一样的是，现在毕业之后可以当啃老族，当时则没啥可以啃。

      既然不让工作，那就把精神投入到一项方兴未艾——红卫兵运动——的事业中。情节还是老一套了。王大宾贴大字报批判学院领导，因为没有身世背景，反过来被工作组批判，增加了知名度。工作组被撤销之后，王大宾认为：自己没有工作是修正主义的错，出了问题是修正主义的错，总之，都是修正主义的错。好吧，那就和修正主义斗吧。

      下定决心之后，满腔热血的王大宾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行串联、游说工作，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名曰东方红公社，自任政委兼司令员。一时间威风凛凛，身为拉风，开始干起了造反的营生。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大宾并不是地质学院一把手，一把手是朱成昭（此人应归于老红卫兵，随后立场转变了，挨了批）。王大宾因为把造反精神发扬光大，成了一把手。既然成了司令，那就要有个司令的样子，干点大买卖，就要冲出地质学院，冲向地质部。地质部曾派过工作组到地质学院修理过王大宾同学。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王大宾成了王司令自然反过头来找地质部领导们算账。

      让你当初欺负我，如今我来把你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二十一岁的王大宾司令统帅东方红公社成员一千多人，打着红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去了地质部，要求批斗副部长邹家尤。邹家尤曾经是工作组组长，也是造反派痛恨对象。他们“盛情邀请”邹部长前来地质学院做客：享受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等待遇。邹部长表示，老了，不行了，还是算了吧。

      造反派说，交人。地质部说，不给。

      双方口水几回合，搞得王司令很没面子。王司令决定发大招，率领一千多人在地质部静坐示威，说地质部不把邹部长叫出来，俺们这些革命小将就不走了，而且不吃饭，饿死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耍无赖。就好比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抢劫，说你不让我抢，我就自杀。

      造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了不得啊。

      王司令勇敢的行为引起了轰动，赢得舆论界，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文革小组认为王大宾同学家庭背景都可靠，是个可造之材，就要求地质部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地质部顶不住了，邹部长顶不住了。

      邹部长去了地质学院。革命小将们给他提供全套服务：从精神到肉体，一条龙，全程免费，热情周到，诚实无欺。

      几番批判之后。王大宾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人生还算可以，就放邹部长回地质部去了。然而眼见其他红卫兵社团红红火火，王司令又感到失落。他认为工作组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不仅要打到邹家尤，还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在九月五号那天，王司令率领革命小将再进地质部找茬，说上次批判邹部长很过瘾，咱们需要再次过把瘾。

      邹部长很识相，充分发扬舍身喂虎之精神，再次去接受革命小将提供的全套服务。

      但是地质部领导们很快发现，邹部长虽然英勇献身了，世界依然没有清净，地质部窗外依然有小将们在那里静坐、耍无赖。他们也不是真的静坐，时不时闯入各个办公室、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名、实际上到处乱翻，时不时抢走一些资料，比当今城管还要霸道。原来以王司令为首的小将们要攻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不能不承认，毕业就失业的王大宾同学胃口大了那么一点点。然而他们能成功么？

      他们的野心惹来了另外一群造反派，一个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当时很牛的一个组织。西纠的人不爽了，大家同为造反的，凭啥你王大宾要把功劳占完？他们决定跟王大宾的战斗队枪战功，就发出警告说，那些货赶快滚，地质部是我们西纠的菜，再不滚我们不客气了。王司令一看来个抢饭碗的，自然很不爽。你们谁啊，凭啥让老子滚？偏不滚。一方让滚蛋。一方不滚蛋。结果当然很明显，要比拳头。一番比划下来，王司令决定当一回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暂时滚蛋。

      滚蛋之后的王司令非常不爽，心想自己一帮人马在地质部搞了半个月，竟然一无所获，太没面子了，太伤自尊了。于是重振旗鼓，趁西纠那般龟孙子不在，率人三进地质部。为了师出有名，直接亮出旗号，要打到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深受毛泽东器重，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毛泽东就是派何长工去给朱德传信的。王司令可不管这些，在他眼里，何书记是金灿灿的“战争果实”，要收藏好。

      为了防止西纠的前来抢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当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慢慢审问批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王司令再次率领小战士们四闯地质部，把地质部领导班子统统打倒在地才鸣金收兵。

      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待业青年王大宾同学化身司令官，四闯地质部，打倒砸烂一个部委，战斗力之强悍堪比最先进的坦克车。这样的光辉事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奇迹”不断的年月依然十分耀眼。于是来自四川向下的穷小子出名了，成为红卫兵时代的弄潮儿。

      此后王大宾同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毁古迹，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系列打砸抢表演中，王大宾同学更加赢得了中央文革的好感。最后混得了红卫兵“地派”领袖。

      在王大宾的造反事迹中，最为恶劣的就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前夕，彭德怀复出去三线。名义上搞建设，实际在李井泉的监视之下，生活并不如意。尽管如此，只要李井泉在，彭德怀好歹还有一层缓冲区。李井泉紧跟刘少奇走了，而且跟贺龙和邓小平关系非常铁，在文革之中属于出头鸟，躲也躲不掉的。

      一九六六年底，江青到地质学院讲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和彭德怀属于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类型。彭德怀风光时，江青还在扮演家庭妇女角色。江青崛起时，彭德怀已经趴下了。但江青为了把文革演得像模像样，不允许彭德怀漏掉的。

      听领袖夫人、文革旗手这样一说，王大宾再次热血沸腾了，仿佛有一盏灯照亮他的前程。立马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去成都抓彭德怀了。王司令动作已经很快了。但是他仍然没想到，还有个人比他更快，也把彭德怀视为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

      那人就是后来的“天派”领袖，号称北航的司令官，韩爱晶韩司令。他们在彭德怀问题上，把阴暗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王大宾想去西南抓彭德怀，炫耀一把，韩爱晶也把目光锁定在韩爱晶身上。那时代让人很纳闷：红卫兵一边为抗美援朝自豪，一边去狠狠批斗彭德怀。。

      韩爱晶和王大宾同龄，生于一九四五年，江苏涟水人。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革命烈士，继父是个中层干部，家境尚可，不为衣食住行犯愁。

      韩爱晶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用在大美女身上也无不可。其人低调沉默，看起来既不凶也不恶。但沉默的外表下是燃烧的内心，低调的行为里面是强悍的性格。沉默低调有助于抵抗外界的干扰。火热的内心和强悍的个性则是内在动力。这种人天生就是事业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管走上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都比一般人走得远。韩爱晶的一生就遵循这个轨迹。出狱之后的韩爱晶下海经商，孤身闯荡深圳，成了一家负债千万的国企总经理。数年之后，那家国企起死回生，竟然还清债务。

      如果这些事业不算稀奇，那么在生活上绝对无可指责。

      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说，就是欲望海洋：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欲望海洋就是有钱有权人物的天堂，诱惑无处不在。在这个海洋里，韩爱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天堂一样是生活，如同诸神一般放纵。韩爱晶不同，依然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搞男女关系。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穿着上还是当年那副寒酸样。然而买卖依然照做，大家都知道他叫韩爱晶，标准的老派知识分子。假如中国当今的官商，不说全部，大多数能这么干，中国将无比的强大、富有、和谐。

      看到一个如此品格的人成为红卫兵领袖，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不是和印象里的红卫兵不太一致？很显然后期的韩爱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前期的韩爱晶呢？

      沉默上劲的韩爱晶念书很好，去了北航，成为高材生，赶上文革。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青年韩爱晶同学出名了。别人出名基本上都是靠闹，而韩爱晶所以出名非常特别，靠一股傻气。

      北航隶属于国防科委，文革开始后，大家都造领导的反。北航同学去造国防科委的反。当然国防科委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凭啥要接受你们一帮儿子辈、孙子辈的小家伙批判？没有理由啊。革命小将也有自己的招数，以静坐请愿——耍赖——方式开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出来接受俺们的批判，俺们就坐在这里不走，到时候找毛主席评理去，就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你们怎么交代。

      静坐人群中，韩爱晶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一口气静坐二十八个昼夜。想一想这是啥概念，二十八天，四个星期。这么说吧，四个星期连续上班，无休息日，看看有多少人能忍受？下班之后还有机会吃吃饭、唠唠嗑、玩玩游戏，甚至还能和发烧友一到发发烧。韩爱晶同学二十八天时间里，没有休闲娱乐、没有上下班，没有加班工资。吃饭估计也就是校友带点盒饭，睡觉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当时是夏天，夜里蚊虫肯定不断，就算有蚊帐好了。二十八天时间里肯定有天气变化，遇到暴风雨天气，最多也就是跑到走廊下面躲一躲。二十八天不下火线，肯定没机会洗澡换衣服了。就算能借雨水冲一冲，那也免不了满身臭味。可以说这二十八天静坐，艰苦程度堪比当年长征之后流落在南方的游击队员。远比今日普及民主自由的公知们努力。

      韩爱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是理想信念，倒不如说是傻气。一个沉默寡言却又不屈不饶的书生特有的傻气。俗话说，傻人有傻运。

      二十八天之后，满身臭味的韩爱晶同学在同学们惊讶、钦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火线，立刻成为英雄。这下出名了，彻底出名了，成了名动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司令（总勤务员）。

      第一代打天下的将帅们通常都是年轻有为。像林彪同志，二十三四岁就成了军团长。文革更快，韩爱晶同学才二十一岁不到就成了韩司令，手下的人手比林彪刚上任时的红一军团还多。林彪当军团长之前，好歹在黄埔军校里呆过半年（黄埔军校前精英最多的就前几期，在校时间也就三到六个月，学点基本常识），好歹经历过几年残酷的战争考验。韩爱晶同学到好，静坐二十八天之后一步登天。实际上则是拔苗助长。

      韩司令为了扩大影响，建立联络站、调查站，开始批斗人。所有的红卫兵领袖中，大概韩爱晶的批斗名单最有分量。在他的名单上，有打到徐向前，有炮轰陈毅，有推倒叶剑英。另外他还联合成立过“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想要批斗刘少奇。然而韩爱晶同学还是太幼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嘀。虽然他已经很卖力了，印制了大批传单，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徐向前曾经是逃兵，说陈毅恶毒反对毛主席，说叶剑英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鼓开道。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陈毅还是陈毅、叶剑英还是叶剑英，一个也没有倒下。即使因为二月逆流挨批了，也和他韩爱晶无关。批判刘少奇，也没有竞争过清华。

      折腾半天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表面红红火火，实际事情没干成一件。韩爱晶同学表示很难接受大好环境下一无所获的局面。眼见中央戏剧学院抓走了彭真，清华弄出了刘少奇，北大批判邓小平，甚至连朱成昭和王大宾都跑成都抓彭德怀去了。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走资派”一个个减少。

      怎么办呢？那就抢。去成都和王大宾他们抢彭德怀！想干就干，带着大队人马去成都抢人。听了江青的鼓动，王大宾第三天就带着井冈山公社人马去了成都，已经很迅速了。哪知韩爱晶更迅猛，第二天就带着红旗战斗队去了成都，在王大宾之前找到彭德怀，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王大宾非常恼火，一边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自己则亲自带领造反派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不仅如此，王大宾还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和文件两百多份。

      然后王大宾带着人马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韩爱晶的人马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时，突然发动进攻，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跑到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韩爱晶决一死战的架式。

      想彭德怀一生英雄，遭遇穷凶极恶之辈无数，临了却越到两个克星：二杆子王大宾和一根筋韩爱晶。两人在从北京去成都，上演了争夺彭德怀的闹剧。

      正是因为这两排敌对人马竞争，导致回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两伙人迫害。两帮相互看不上眼的二逼青年轮番把怨气发泄到彭德怀身上。戎马一生，落得如此下场，可叹。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大宾就开始对彭德怀进行审问。下面是当年在场的红卫兵记录下来的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

      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不知道如果得知是林彪，敢不敢说）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

      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十六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审问对白是如此滑稽，颠倒是非；和当年红卫兵运动一样滑稽，颠倒是非。

      王大宾没问出来啥，感觉很没面子。回到北京之后就采取了野蛮的办法。王大宾让彭德怀写材料。彭德怀被烦得不行，就把自己真实想法写出来。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鲜血流出。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六十九岁，白发老人。当彭德怀像他这般年纪时，已经历经磨难，当兵。

      这些只是开始。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彭德怀在北京军区被保护一段时间。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交给红卫兵，最丑陋的一面上演了：由地派的韩爱晶和天派的王大宾轮番审问。

      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嘶喊“打倒彭德怀！”，跟班们赶紧跟上，跟屁虫一样连忙吆喝。以戚本禹最有代表性：“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不得不承认，戚本禹这段话，文字功底甚佳，但没良心。即使放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也是最没良心的话之一。

      七月十九号，轮到北航批斗彭德怀。韩爱晶非常积极。鉴于王大宾对彭德怀拳打脚踢，韩爱晶也绝不会落后，上演了更为丑陋的节目。

      让彭德怀交代罪行未果，韩爱晶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光荣使命，怒气冲天，决定来点野蛮的。他走到彭德怀跟前，把六十九岁的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把彭德怀被打倒后又再揪起来，再打倒，再揪起来，反反复复，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当时的记录：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经过一番批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第二天，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泛肿，起床很疼，也非常困难，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打断彭德怀的肋骨，韩爱晶迎来人生巅峰。

      ——这仅仅是一次批斗会而已。六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六十九岁、白发苍苍、肋骨被打断几根的彭德怀再次被批斗。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统帅百万雄兵的汉子，曾经顶住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敌人，面对十万后生，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脑袋上挂着大牌子，任凭拳打脚踢、鸡蛋白菜。

      批斗会之后，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躺在硬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此后两个月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为一种时尚，各个单位你争我夺，以至于两个月时间彭德怀被批斗上百次。各个高校，各种单位，各样的人，争相批判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国人啊，你们在干什么？

      彭德怀英雄一生，面对豪杰无数，无人能伤他一根汗毛。到如今，被一群狗崽子羞辱，心痛莫名，悲愤难抑。要知道一辈子战斗，也就是为了眼前年轻人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已。有了安静环境的年轻人竟然对自己拳脚相加，何其讽刺。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美国同行却在北美享受这安静的退休生活。

      ——彭德怀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能想什么呢？都是曾经拼命保卫过国人啊、下一代啊。又或许他庆幸自己没有留下子女生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王大宾和韩爱晶则是悲剧的代表。说他们是悲剧，除了摧残彭德怀这事，还包括他们自身。

      王大宾摧毁地质部的勇气，韩爱晶在国防科委前静坐二十八天的恒心，在常人身上极为罕见。如果说王大宾能把这种勇气用在正确地方，比方说他的专业，地质勘测，可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业绩。如果韩爱晶把他的恒心，用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很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凡是真正能干一番事业之人，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才华，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困境，还需要恒心去坚持。王大宾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完全具备这样条件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

      评：韩爱晶和王大宾两个人在当时或许年少无知、或许冲动鲁莽。但这些都不是理由。他们的行为是中国人永恒的耻辱。

      不能说他们本人十恶不赦，而是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

      和他们同样不可原谅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和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烽，他们以军人的身份，为了私仇和私欲，殴打曾经的统帅，老上级，老军人，老领导，丢尽军人的脸，不配为共和国将军。

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造反派红卫兵领袖中，最特殊的一个叫聂元梓。

      五大高人中，聂元梓年龄最大，入党时间最早，斗争经验最为丰富。其他四位领袖均为后生学生，聂元梓不是，只有她过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竟然也成为红卫兵，讽刺。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在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王光美和孙维世。和豪门世家的王光美、以及革命世家的孙维世都不同，聂元梓是另外一类人：虽然生逢乱世，却衣食无忧；虽然衣食无忧，却精神却动荡不安，因为那是乱世。性格上类似江青，家庭环境比江青好一点。

      聂元梓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爸爸聂挺俊是一个医生，同时拥有一百多亩田地的小地主。但是身兼中药生和地主两重身份的聂挺俊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保守，闲着没事关心国家大事，几个孩子都送去念书。那恰恰是一个读书人没办法读书的年代，聂家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搞革命去了，把聂家变成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大聂真去北京上中法大学，总是没办法毕业，老是问家里要钱。后来才发现，原来聂真同学不是不学习，而是过于积极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念书为名向家里要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当然中法大学那是有革命传统的，比方说陈毅和张云逸就是杰出的革命派，身为师弟的聂真也不想落后。当局为了逮捕聂真，常常深更半夜去聂家搜查。尽管如此，聂家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革命了。为了革命，被通缉的被通缉（聂元梓大哥），被逮捕的被逮捕（聂元梓四哥）；结婚的闹离婚（聂元梓大哥大姐），要当新娘子的跑掉（聂元梓二姐）。

      这些人把聂家变成了革命基地，周边同志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在当局统计榜上）肚子饿了就跑去聂家吃免费晚餐；有伤病就去聂家治病，没钱就免费。聂元梓的三哥成了当地县委领导，就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家。鼎鼎大名的赵紫阳去过聂家活动。革命家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当局抓聂元梓的三哥抓不着，就把聂元梓的妈妈抓去和猪关在一起。比方说敌人抓住聂元梓的二哥之后，为了让她二哥招供，就把她侄子给残忍杀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聂元梓，除了干革命就看不见别的出路。

      聂元梓天生就是干革命的料。聂元梓生在旧时代却不裹脚，敢于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就敢去寻找革命党，寻找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就和她二姐一起在太原城墙下面印情报刊物。那份刊物的读者只有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由于表现积极，十七岁的聂元梓成了中条山地委副书记。太原陷落之后，聂元梓跟随组织辗转到开封，然后又九死一生到延安。正是在延安，聂元梓对理论工作感兴趣。为了在延安党校学习理论，她甚至放弃了去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机会。因为对理论感兴趣，她回绝了拿枪杆子的追求者，选择了一个笔杆子，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

      延安当时女性比例非常低，聂元梓当时正值青春妙龄，要是选择一个将军的话，级别绝不会低。但是她选择了吴宏毅。吴宏毅知识分子出身，当时是有名的战地记者，身材高大，能说会道。解放后，吴宏毅成了哈尔滨副市长。

      客观上说，吴宏毅条件不错，完全配得上聂元梓，只是有一个毛病，生活太超前——乱搞男女关系——像今天某些干部。那种事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忍受的。聂元梓做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选择，离婚。

      离婚后聂元梓去了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亲自要求的。六年之后，陆平肠子都后悔青了。单以工作而论，聂元梓在北大还是合格的。虽然她不懂经济，但是长期走江湖闹革命，使得她善于梳理人际关系，对知识分子啥的，该尊重尊重。而她工作比较讲原则，干得还不错。正因为干得不错，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哲学系干党委书记。当年北大哲学系是整个北京大学的核心，成员都是鼎鼎大名之人。

      名人总是和高层扯在一起。所以哲学系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聂元梓很快对工作作风不满。她发现陆校长在北大高小圈圈。

      在北大，领导核心是党委。党委又有核心，是常委会。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就是以陆平自己为首的几个人。大圈套小圈，圈内有圈圈。其实聂元梓也可以看作是陆平的亲信。毕竟是陆平调进北大的嘛，而且把她放进了哲学系党委书记的位置上。按一般观点，聂元梓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确实干好了自己的工作，还干了工作之外的事。

      从成长经历来看，聂元梓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那种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永远的革命者。而且在聂元梓看来，陆平还有官僚主义作风，理由是不怎么管哲学系的事。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陆平是铁道部进北大的，从铁道部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当助手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陆平对哲学系那一大堆理论争论是否搞得清、是否有能力搞得清楚、以及是否有兴趣搞清楚是值得讨论的。但是聂元梓认为陆平工作不到位，要提意见。

      提意见本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容易上纲上线。当时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来四清去，清个没完。聂元梓对工作组提了陆平的意见。陆平认为聂元梓这个人不可靠，反过来对她进行批判教育。一段时期内，聂元梓等提意见的人在北大成了被监视跟踪的对象。聂元梓很来火，甚至给毛泽东写信诉不平。文革开始之际，又给了聂元梓提意见的机会。于是她和几个人一起写了陆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在当时不算啥，满大街都是。然而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不同，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登上“全国第一张无产阶级大字报”的宝座。

      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陆平倒霉了，成为牛鬼蛇神；聂元梓出名了，成为北大一把手。北大一把手的战斗能力是很强大的，成绩单不可能就打倒一个北大校长那么简单。她的战斗力很强，成绩单也是非常优异的。

      聂元梓第二个丈夫叫吴溉之。吴溉之，年长聂元梓二十岁，是一位老党员老红军，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跟过贺龙和黄公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高干，当时吴溉之和组织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肖劲光关系不错，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打麻将。聂元梓嫁给吴溉之之后发现组织部长安子文和一个叫邓觉先的女人关系非常暧昧。通过一系列观察、取证、推理之后，聂元梓认为邓觉先可能是特务。

      既然邓觉先可能是特务，那么正部级的安子文也有特务嫌疑。这事本来和聂元梓也没有关系。但聂元梓再一次眼中容不得沙子，为了党和组织的利益，决定揭发。本来她想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揭发，后来在同僚的指点下向康生揭发。结果当然很明显。安子文完蛋了，当然后来也平反了。邓觉先没了下文。由安子文联系到吴溉之。聂元梓没法，只好和吴溉之离婚了，尽管她对吴溉之感觉很好。吴溉之在两年之后病逝。

      在聂元梓造反成绩单上，最为鲜亮的一笔应该是关于邓小平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走资派后台老板。大家把火力集中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当然是聂元梓同志。于是一份战斗力极强的大字报出炉了，主要内容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却是她签名的。由于聂元梓当时名气很大，就把这份“功绩”算在她身上了。同时揪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功劳也落到北大头上，所以北大也成了当年仅次于清华（揪出刘少奇）的战斗名校。

      当时聂元梓是头顶风光的，后来辩护时才说和她没有关系，晚了。

      此外，在聂元梓的成绩单上，还包括错误的参与批判朱德（误以为是批判刘白羽），到上海搞串联，参与夺权，相当优异。康生请她吃饭，告诉她有事常来汇报。江青请她吃饭曰：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请她吃饭，探听革命行动新信息。她可以出入中南海，可以去告状，并且获得一个响亮的绰号，北大老佛爷。上一个拥有——老佛爷——绰号的女人，是在中国只手遮天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聂元梓能在北大混得此荣耀，也算是慈禧的山寨版本。

      看到这个华丽的成绩单，联想到红卫兵造反，不要以为聂元梓是一个人品极为低劣之人。前面就已经说过，聂元梓经历过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而且放着好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妇人不当，为了所谓组织原则跑去揭发毫不相干的安子文，丢了还算满意的家庭。只能解释为此人是个组织原则很强之人，典型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投机倒把，想要掌握权力往上爬。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提供了额外的证明：文革很乱，中宣部把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聂元梓等人负责保护。那些档案都是有问题的。把它们放出去的话，在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指示，红卫兵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然而聂元梓不但没有公开，连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反而是工宣队进校之后，把档案公开。从这点来说，聂元梓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人品不坏的聂元梓为何成了红卫兵领袖呢。首先，红卫兵领袖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如果把红卫兵说成坏人，那就大大降低了文革的悲剧性。其次从聂元梓一贯的表现来看，她的人生是一致的，即革命年代对敌人斗争；和平年代继续斗争，把她看不惯的人或事当成敌对势力，借助特殊年代，以特殊方式解决之。

      评，聂元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直处于革命状态。如果说聂元梓有什么错，那就是没有理解：这世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是聂元梓个人悲剧。更为悲剧的是，那个时代，聂元梓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第十四章  蒯大富崛起与刘少奇衰亡

蒯大富同学

当初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五个人，被尊为五大领袖。看看他们的斗争业绩：谭厚兰去挖了孔子墓。王大宾搞垮了地质部。韩爱晶把国防科委折腾得鸡飞狗跳。韩爱晶和王大宾各带一伙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打伤打残。谭厚兰批判朱德，到处张贴邓小平大字报。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猛。

      最猛的那个人，叫蒯大富，直接去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

      造反派五大领袖中，三男两女，三个男人同龄，都是一九四五年人。

      曾经的风云人物，红卫兵天字第一号领袖，蒯大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他的祖先曾经富有过，后来变穷了。到他爷爷那一辈变穷了。他爷爷爱赌钱，很有特点，逢赌必输。把家财和土地输光光之后重抄祖业，贩私盐。当时正在抗战，贩私盐利润很大，但是蒯大富的爷爷走私很不走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当兵也不是去抗日，而是跟新四军打仗。而蒯大富的爷爷当兵也不走运，跟新四军打仗也不成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最后变成新四军。蒯大富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那会入党的，都是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

      蒯大富就成了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国家的人，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典型人物：能吃苦，爱劳动，并且以此为道德准则要求别人。

      如果说是农民，能吃苦爱劳动的品德体现在种田上。蒯大富是学生，吃苦劳动的本事就体现在学习上。蒯大富同学学习成绩非常牛叉，在没有报辅导班、请家教的情况下，他的数理化成绩经常考满分，某些不是满分，会拉下脸老半天，做一副懊恼状。不要以为他是天才，这是努力得来的。为了备战高考，蒯大富同学拿出老农民耕地的精神，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又常常半夜三更起床。老师一般对别的同学都说，人生在此一举，多学点吧，革命需要多投入点；对蒯大富同学则说，你小子悠着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就是这样一番努力，蒯大富修成正果，麻雀便凤凰，成为苏北村旮旯里首位清华大学生，而且是搞核研究，全班清一色男同胞。按道理说，核研究足够蒯大富同学搞一辈子了。然而蒯大富同学是与众不同的，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光大。看见别的同学吃饭剩饭，浪费粮食。蒯大富同学就贴大字报，提倡大家节俭。这是好事，理当得到赞扬。为了杜绝大家浪费，蒯大富同学进一步提倡大家吃红薯不要剥皮，向乡下老农民那般，连皮一起吃掉。这就是好事干过头，强人所难，就左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红薯皮的。即使在乡下，红薯平多半为牲口。现在蒯大富同学竟然号召清华那些高干子弟去吃红薯平。别人不吃，他就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还是小事。蒯大富同学放着核物理不去研究，给中央写信，反应农村干部腐败情况。虽然读书人要关心天下事吧。如果都去关心天下事了，还谁去读书？核物理谁去搞。这些事情至少展示了蒯大富同学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这种人生在文革，就是红卫兵最好的料子。也正是蒯大富同学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战绩和学校名气非常的般配。

      红卫兵起来之后，蒯大富写大字报保清华乡长蒋南翔。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反蒋南翔。结果蒯大富和一干同学发现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毛主席的要求不一致，就去贴大字报，和工作组辩论。六月十六号那天，薄一波去清华，看见蒯大富的大字报。当时两人互不相识，一番交谈之后，互补感冒。薄一波问蒯大富属于哪一派。蒯大富说他是革命左派。薄一波说。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

      蒯大富所以在清华闹得那么大，主要是因进清华工作组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博学多才漂亮优雅的王光美女士。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一员搞四清的，通过一系列蹲点、调查、取样、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样板，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桃园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王光美再次化名，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清华，也是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样板，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成为“清华经验”。

      由于蒯大富同学积极张贴大字报引起工作组主义。工作组就跟蒯大富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座谈会，你也去参加吧。当时王光美确实去了，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发言，大家也不认识她（信息传媒不发达啊）。开完会之后，蒯大富等人以为王光美没到，感觉小心灵受到伤害，又去战斗了：就去贴大字报说工作组骗人，搞得工作组相当狼狈。

      工作组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决定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就说蒯大富同学有野心，要夺权，是反党反革命。实际上是想把蒯大富竖立成典型，然后以此为经验推广。然后蒯大富同学的好日子过完了：凡是蒯大富同学上台讲话，总会被喝倒彩；蒯大富同学四处告状说俺受了不公待遇，没有人鸟他。

      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消停了，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不对。毕竟对方是政府，对手都是高干，弄不好真的反党反政府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蒯大富同学充分发扬能折腾的精神，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天天去贴大字报。

      工作组则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终于，蒯大富同学进了黑屋子。

      能折腾的蒯大富使出最后一招，绝食。

      蒯大富不想死，只想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结果没人鸟他。继续绝食吧，肚子抗议；吃饭吧，又拉不下脸。眼看年轻的蒯大富同学即将把自己折腾掉，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点化了蒯大富同学，闹啥闹嘛，身体是革命本钱。于是蒯大富有了台阶下，开始吃饭，抖擞精神准备新的征程。

      恰好这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工作组给撤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蒯大富。毛泽东一生救过很多人，井冈山肃反救过人，刚到延安救过人，延安整风又救过人，这一次撤销工作组再次救了人，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切当然都被中央文革看在眼中。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穿着军装找到蒯大富，说你写材料吧。不仅如此，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同学谈话多次，询问工作组的事，并亲自为他平反。好吧，咸鱼翻身了。

      蒯大富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人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彻底演活了咸鱼翻身的反转剧。张春桥亲自把他推荐给江青，一时间红得发紫。就连王洪文同志从上海到北京，是蒯大富带着去见中央领导人。

      这么多领导人亲切关怀，能折腾的蒯大富当然不能、也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当然，他也不会再一个人战斗，而是搭建文革顺风车，组织了那个年代最后战斗力的组织之一，清华井冈山。作为强有力的战斗组织，除了大串联等基本技能必须纯熟之外，还需要整出自己的特色。它有啥特色呢？主要有两点，第一特色是一副连环漫画。该漫画是以当时“被打到的”党政军领导人为题材，进行一系列丑化，把彭真、薄一波等人丑化到一起，便于大家泼脏水。比方说把刘少奇的下巴拉得老长。比方说邓小平的脸画得很胖且耳朵很大。比方说把彭德怀的鼻子画得很高。看起来更像恶搞。但是敢于如此恶搞的，也只有文革中才会出现。

      第二个特色，蒯大富领导他的战斗组织喊出了那一声惊人的口号：打倒刘少奇。不仅如此，还带人进入刘少奇家进行批斗，又把王光美骗出来批斗。如此对待国家元首和元首妇人，翻遍世界通史也找不到第二例。

      红卫兵领袖带人闹，无非两个原因，理想（青春年少，热血奔腾，想要大干一番的冲动）和私怨（被工作组修理过）。比方说韩爱晶在国防科委静坐，那是因为理想热情。比方说王大宾冲击地质部找邹部长，基本上是私人恩怨。

      能折腾的蒯大富原本也有很大理想成分，所以才被工作小组关入黑屋子。但蒯大富的对手可不一般，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并因此名扬天下，成为文革闹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仅凭蒯大富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除了他的清华井冈山战斗队伍，他还有一个威力无匹的战友，就是鼎鼎大名的江青同志。

      当然，江青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也许是历史上出现过最为拉风的文人组织，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文武两手，武的一块由红卫兵来做，那么文的一块由那些人负责呢，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起这个小组，许多人至今都是咬牙的切齿。

      中央文革的前身是五人小组。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功能是引导全国文化方向。五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存在两年时间里，一共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就弄出来一个《二月提纲》。随后遭到批判。

      《五一六通知》之后，彭真和陆定一成了反革命，改组势在必行。

      于是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功能比之前稍微加强了一点：引导文化革命的走势。起初它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甚至连公务员编制都没有。但是成长速度却极其惊人，很快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可以说是史上掌权最为迅速的组织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看看这个名单，一共十四人，除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有干实事的本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靠理论（嘴和笔）吃饭的。康生也能干实事，只不过特殊一点，是整人。

      随着时间推进，凡是动嘴不积极的，统统抛出去，十四人又开始精简。第一个出局的是穆欣。穆欣，河南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七岁加入中共，一直搞宣传，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时，职位是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因态度不够积极、和之前的一些牛鬼蛇神关系扯不清，就从江青那里领到一顶帽子，叛徒。

      尹达最为怪异。因为尹达是搞考古的，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没理由进中央文革。尹达一辈子都在搞考古，搞学术研究。这种人拉去搞文革斗争，明显是专业不对口啊，出局也是必然。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不会白白用人，辛苦劳累一番，报酬也是有的，也是一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

      接下来轮到三位能干事实的人了。在笔杆子和嘴皮子耍宝的中央文革里面，能干事实的必然要被淘汰。因为理论家们可以让牛在天上飞，实干者则是不可能的。王任重和刘志坚两个人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理论功底，由于要干点事实，肯定不能达标，于是遭到理论家们的火力伺候。于是王任重被迫“离职养病”，靠边站了。

      至于刘志坚，本来算林彪的人。林彪曾派他到上海帮助江青。江青那个谈话纪要，刘志坚参与整理过。刘志坚能进入中央文革，也和这层关系有关。无奈他是军人，干事和演戏出身的江青实在不是一个风格。然而中央文革是一个是非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想要出去，必然要戴帽子的。军人最怕的帽子是啥？答曰，叛徒。

      然后陶铸。陶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却被中央文革自己给踢出去了。经过一系列策划炮轰之后，陶铸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出局，中央文革看似胜利，实则干了一件蠢事。左派很少有人意识到，陶铸出局已经暗示了中央文革最后的结局。这一点稍后会仔细讲到这一点。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成了一个纯粹的舌头笔杆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靠这些人干事业是没有指望的。正因如此，文革结束才遥遥无期。毛泽东一世英名，被空喊派玷污。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之极，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扔了。加上陈伯达生病，实权落到江青手中，后来倒向林彪。中央文革实际瘦身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加上后来王洪文异军突起，四人帮便诞生了。中央文革是五人小组的变体，同时是四人帮的母体。

      中央文革的改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青。通过二十几年的折腾，她终于堂而皇之的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舞台。

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宣传角度上说，很简单，坏人。然而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现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他们有人人品确实不行，比方说康生同志；有人有过混乱的私生活，比方说早期的江青；所有人都显得很狂热，舌头上堆满棍子和帽子，随时准备横扫一大片，然后戴上某种帽子。简直是贩卖棍子和帽子的专业户。然而从另外一面看，他们虽然各个声名显赫，却很少以权谋私。除了康生善于私藏文物古玩，除了江青收集衣帽装饰品，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按照惯例中饱私囊，也没有把亲朋好友安排要职。

      从人品上说，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还是可靠的。比方说张春桥，一直追随那种思想到最后。如果说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那么戚本禹是被毛泽东一手推入深渊的，文革结束时，又因为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被判刑。晚年的戚本禹看见李志绥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污蔑毛泽东时，依然为毛泽东辩解。其实他可以像李志绥一样写东西污蔑毛泽东赚钱，而且可以“爆料更猛烈”，但他没有那么做，表示人品还是可以的。

      从政治角度上讲，左派和右派，或许境界有差别，但各有各的追求。正是因为在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又影响到社会生活，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央文革那些人都是玩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他们通过笔杆子和嘴皮子去影响指挥红卫兵打砸抢。殴打彭德怀，侮辱王光美，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试图通过嘴和笔摆平现实世界，却发现敌人众多。因为嘴和笔只能捣鼓出理论。理论那玩意均不是万能的，即便是可惜定律，也和很多社会现实冲突，何况政治理论。

      当一群理论家坚持一种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满世界、满大街、满房子的敌人。根据极左派的理论，官吏体系内部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遍地都是；根据极左派理论，满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和事，很多人的行为不仅和资本主义挂钩、而且和特务很相似；根据极左派理论，中央开会时，除了他们几个人，其他人要么右派、要么即将是右派。仿佛这个世界即将完蛋了，只有他们几个在拯救世界，怎么办呢？那就战斗吧。

      如果让世界服从于道德，那么自己首先应该是道德的。首先就要把那些认为自己不道德的人和事消灭。这方面，中央文革的实际领袖江青给大家做了一个模范。在前面说过，江青的性格里面有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因为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使得她在年轻时代有过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交过不少男朋友，在上海滩和同行抢戏。这些本来没啥，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准来看，道德作风上是过不了关的。即使能过关，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旗手。江青要成为旗手，就要修补过去的形象。

      当江青高高在上，成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江青是一个爱记仇，或者说爱恨分明之人。有时候她分不清细节和原则之间的轻重。比方说她看毛岸英的遗孀张松林不爽，就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时啰嗦张松林的不是。红卫兵就去批判张松林。搞得张松林姐妹被迫流浪。毛岸英是毛泽东最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对刘松林非常关照的。

      刘松林不是重点。重点是修理一些当年知道她老底的那些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要修理那些旧时代的“戏子”简直是太容易了，举手之劳。跟她抢戏的王莹悲剧了。知道她和唐纳结婚的那一大串人悲剧了。除了国外的和死去的，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包括孙维世（知道江青在上海的事）在内，基本上都是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连当年给她打下手的秦桂珍都没能幸免。

      秦桂珍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照顾过江青。江青当年对秦桂珍相当感激。为了旗手的声誉，江青让吴法宪派人把秦桂珍从上海挖到秦城监狱，成了“特务”。可怜的秦桂珍当了一辈子佣人，生于贫苦，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穷水手，没几年就死了，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地活着，一辈子不知道特务二字怎么写，竟然享受到特务待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原本身体非常好的秦桂珍大病不断。她的头发被拔光了，脑袋上只留下一小撮头发，是用来揪脑袋用的。直到一九七五年，奄奄一息的秦桂珍才走出秦城监狱。

      幸好黄敬早死，幸好唐纳在国外，不然不知道又将闹出怎样的风雨。

      中中央文革舞台上的江青，第一个角色是复仇者，第二个角色才是斗争者。从女人角度上看，够得上分量的对手也就王光美。其他高干妇人非常低调，比方说邓颖超，比方说卓琳。叶群当时倒是非常高调，但她是跟着江青的。

      王光美和江青比起来有很多优势。比学历、比知识，均是王光美胜出。论风头，王光美跟着岁刘少奇出国访问，风头盖过江青。论干事，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整出了样板，桃园经验。论容貌气质，两个人旗鼓相当。江青也有优势，比方说革命资历，入党比王光美早，在戏剧才华上高于王光美。这些优势可以不计，值得计入的优势是毛泽东地位高于刘少奇。更大的优势则是当时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政见不合。最大的优势则是，利用中央文革之便，操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是决定性的筹码。能压住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胜。压不住红卫兵，则是毛泽东胜。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和王光美本来没有关系。但政治把他们扯在一起。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些年，江青和王光美关系甚至可以说还不错。江青时常会拉王光美唠嗑。王光美有时也去江青那里串门。两个人常常唠叨唠叨衣服、看电影什么的，相敬如宾。

      然而她们两个终究不是很合拍的女人，差别很大。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比较温和；江青则出身寒微，早早闯荡社会，性格比较倔强。这样两个人，即使最终归于中南海，思考方式和处事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但并不能形成默契的朋友关系。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思路上出现分歧，她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晴转多云。

      一九六三年开始，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还会习惯性征询一下意见。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寻求意见。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衣服上不要戴别针，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高雅而大度。但是东南亚有些地方很热，穿鹅绒套装简直是找虐。于是王光美改穿了旗袍。在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又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处于礼貌，王光美就穿上旗袍戴着金项链出席晚宴。王光美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兼具知性和美貌；长期出入高层，气质不俗；再配上旗袍和金项链，那叫一个耀眼。要知道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当保守的。

      照片传过来之后，同为女人的江青心中有了嫉火。因为王光美俨然成了第一妇人，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头。如果江青像邓颖超或卓琳那般温和性格也就算了。江青偏偏非常要强，从演戏开始，不是她的要争取，是她的更不能让别人拿走。不是第一妇人的王光美抢了她的风头，如果没有嫉火反而不正常了。嫉火不要紧，要紧的是发泄。直到文革开始，江青才有机会，来自蒯大富的机会。

一组队友

其实蒯大富和王光美原本互不相识。仅仅因为王光美是否参加座谈会引起的误会，最后竟然弄出来阶级斗争。咸鱼翻身的蒯大富把这一切都归于刘少奇和王光美。他决定继续折腾，就是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揪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智擒王光美”事件。

      所谓智擒，确切说，是骗。当时的王光美还是国家主席妇人，住在中南海，要想把她骗出来批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骗她，必然瞒不过刘少奇。刘少奇除了是国家主席之外，还有几十年地下工作经验，被忽悠的概率应该不高。但是能进清华的人智商都不低。看看那帮清华园学子的智商究竟有多高。

      清华井冈山专门有一个小组叫捉鬼队。这个小队就是负责打击各类牛、鬼、蛇、神的。小队成员决定把王光美给偏出来。十一月六号那天，捉鬼队行动了。

      捉鬼队首先发挥聪明才智说服了王光美的二女儿刘婷婷，让她和他们一起欺骗自己的妈妈。接下来找到师大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同时扣留了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但那个年代是不会有人追究的。然后有人先冒充西单交通中队的交警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这时候王光美还可能不相信，但这只是第一招。

      第二招：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证实说你孩子受伤了。

      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又是女儿打电话，这样一个连环套可以忽悠特工了。刘少奇王光美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对待孩子方面终究还是父亲和母亲，孩子是连心肉，和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上当在所难免。

      所以清华园高智商的学子们成功了，成功的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骗了出来。只是当时局势不明朗。他们没敢对刘少奇怎么样，只是把王光美给抓去批斗一番。这就是第一次批斗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骗斗王光美的事，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笑的非常开心。江青对此很开心。因为王光美是她的敌人。

      事后江青特意打电话给蒯大富，表扬了他一番。蒯大富同学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巅峰。

      第一次批判王光美，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还算比较文明的，没有人格侮辱。十一月天冷，他们给王光美一个军大衣。还有一个女生把棉袜脱给她穿了。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定性。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必然遭到清算。既然清算，那就比较野蛮了。

      批斗王光美之前，江青对蒯大富等红卫兵说：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又有传言，江青说过：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蒯大富觉得应该让王光美穿当初的旗袍去受审。

      红卫兵到王光美家之后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红卫兵就自己打开箱子，把三年前那套衣服给找出来。但是王光美已经变胖了，里面还有毛衣，穿不上。清华天才们就把两边撕开，直接套上去。至于项链，一般项链太小，没啥效果。捉鬼队——又是他们——别出心裁，把一串乒乓球串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以示羞辱。王光美那样被压倒清华三十万人面前接受批斗。

      ——这是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江青对此很满意。因为她看到了对手倒下。又经过一番功夫，整出一个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再一次七整八整，把给王光美整出一个死刑。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免得一死。

      王光美当然不能满足刘少奇的胃口。蒯大富的目标是刘少奇。王光美所以挨批，根子还在刘少奇失势上。在刘少奇政治上还有一口气那会，还可以派遣工作组进校园，可以把蒯大富等人修理一顿。王光美被批斗时，意味着刘少奇政治生命结束了。

      为了打倒刘少奇，蒯大富带领五千人上街贴大字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一直张贴到天安门，牛。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蒯大富迎来了人生高潮，恍然间拥有呼风唤雨之感觉。

      红卫兵五大领袖，各有各的战绩。他们凭借自身战绩在那个诡异的年代，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麻雀变凤凰。他们的获奖感言：首先要感谢国家和伟大领袖提供了机会，其次感谢老师们多年栽培，感谢父母给个好出生；最主要的、也是最需要感谢的则是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们。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直接领导指挥下，才尽量少走弯路，指哪打哪。

      中央文革操纵红卫兵取得很大成绩，扳倒很多大人物，比方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整人方面，更是数不清。抄家方面，还是数不清。按道理说，战绩如此辉煌，该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一下鸣金收兵、整理一下战果了吧。

      不，还要继续战斗。

      红卫兵们靠着燃烧的激情在前面打砸抢，中央文革则在后面给红卫兵的打砸抢寻找光鲜的理论依据。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过来刺激红卫兵造反欲望。红卫兵造反又给中央文革壮大声势。没有中央文革理论跟进，红卫兵运动就是粗暴的破坏活动，很难引起多大反响。没有红卫兵运动。中央文革也就是一帮叽叽喳喳的秀才，就是文字功底和战斗力比现在网络世界的喷子高级一点点。

      可以说二者相互联系，文武合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家机器被控制的情况下，二者结合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夺权。

      按照当时的理论，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国建建设才会出现那么大篓子。又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把权力夺回来是天经地义。有了权力才能掌控资源、才能继续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运动之前，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王洪文只是一个愣头青，都后期，张春桥差点成为国务院总理，王洪文更牛，差点接班。

      在进一步描述之前必须指出：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很能闹、能折腾，仅凭他们还无法扳倒国家主席，也无法造成天下大乱。他们背后的几个人才是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