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密码（下）

第十五章  三位大人物的命运

刘少奇的结局

用两个人的遭遇描述文化大革命：就是蒯大富的崛起和刘少奇的死亡。

      当刘少奇还可以执行国家主席权力之时，蒯大富不过是一个能折腾的学生。蒯大富的能量越来越大，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权力却渐渐减弱。等到蒯大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却相当脆弱。脆弱到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刘少奇一步步退却，首先从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行，退却。写检讨，毛泽东批了，还是不行，继续退。终于失去了人身自由，为了防止他向高岗同志学习，腰带被强行抽走。王光美被捕入狱，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

      刘少奇孤身一人在牢笼里，而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理论上的元首。理论上，他代表的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如政变），只是在搞一下文化大革命而已，听起来很文明的样子。他个人虽然检讨，却不见明确的罪行，没有审判，没有辩护。

      失去行动自由的刘少奇遭受如下待遇：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长时间以来，领导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睡觉都要服用安眠药。有人不堪忍受，就通过吞安眠药自杀。之前高岗同志不堪羞辱，把每天的安眠药藏起来一部分，然后一口吞下二十颗，试图自杀。之后江青同志因为不习惯秦城监狱里的生活，也试图吞噬安眠药自杀。就连林立衡，都曾自杀。鉴于这些案例，被抽去裤腰带的刘少奇自然就没有足量的安眠药，也就无法入睡，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根据中华民优良传统和那个时代的潮流，自然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落难的刘少奇自然要享受红卫兵的批斗。批斗会自然少不了拳打脚踢。刘少奇战争年代受过伤的胳膊再次被打伤。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原本个人生活就不便利，被打伤之后，更不便了，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好吧，想象一下一个老人家用两个小时穿衣服起床的情形。

      如果说穿衣服折腾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对付，反正已经挨批了，不用处理公务，慢慢折腾呗。但是腿脚被打伤，问题就打了。因为要去餐厅吃饭。到餐厅只有三十米的距离，刘少奇要走五十分钟。警卫员看他可怜，也不敢去扶一把。一开始还有工作人员帮他打饭，但是打饭的同志被尊为“保皇兵”，也就不敢再帮。他自己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一次饭，分成若干次吃，相当于吃剩饭，可以少遭点罪。

      ——三十米的距离啊。想当初干革命，走南闯北，三千里、三万里不在话下。想不到如今成了国家元首，竟然连三十米的距离都难以跨越。

      饭菜主要是窝窝头和粗米饭，和乡下老农民的伙食相当。但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嘴里只剩下七颗牙齿，根本就啃不动那样的饭食。而且他有胃病，吃剩饭之后更严重了，身体虚弱，手脚颤抖，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国家元首，满脸都是米饭，和街上的疯子差不多。

      当然咯，既然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文明的，有病自然要医疗，究竟如何医疗，那就是很难说了。彭德怀、贺龙、罗瑞卿、许光达，个人的医疗方式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就是身体不会变好只会变差。刘少奇呢，也差不多，大夫护士让职业道德屈服于政治需求，变身为历史滑稽剧的金牌演员。他们的表演如下：看病之前，开一阵批斗会；批斗会一直伴随着看病过程：他们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光骂还觉得不过瘾，有些“演员”表演过于投入，会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某个部位，或者用注射器使劲乱捅一阵子。如此这般折腾一阵子，没有病死，也气死了。当然这些“演员”可能不是职业医生，而是造反派特意找的临时工，没啥职业道德的。

      仅仅如此表演是不够的，还要采取一些手段，比方说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后果不用再说了吧。

      在那些“演员”们努力表演之下，刘少奇身体一系列恶化。一九六八年七月份，刘少奇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可能死掉。“有关部门”得知后，立即派遣职业医生前来抢救。他们不想刘少奇死掉，理由很简单：九大即将召开，权力即将重组，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气死他。

      医生提出住院治疗，被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被拒绝。当时的刘少奇还是国家元首，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无力起床也无法活动，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

      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因为身体被摧残，因为精神受折磨，刘少奇的神经也乱了，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即将枯竭的生命。刘少奇自己毫无办法，只能听凭摆布。无法忍受之际，他就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如同落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

      此时的刘少奇还活着，实际上还不如死了。和彭德怀一样，他应该死了，却不想去死。他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证明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

      如果是，倒也好说。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是刘少奇生日，行将枯朽的刘少奇最后一次爆发。那一天有人告诉他：他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那个决定十月份就做出了，为了折磨刘少奇，特意等到他生日那天告诉他。得知消息之后，刘少奇浑身颤抖，大口吐血。

      一九二二年入党，已经四十六个春秋，这些年有过高峰和低估，胜利和失败，我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全部，为组织、为党、为国付出一切，最终却如此结局，情何以堪啊！

      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老朽不堪，已经离开人世，只能攥紧干瘪的拳头，睁开愤怒的眼睛表达我的愤怒。我知道无人在意为的看法。好吧，我沉默，让历史来评判吧。我这衰落的身躯已经被摧毁，但是我干过的事业无人能抹杀。

      ——冤。

另外两位

刘少奇的悲剧是文革的标志，并不是结束的标志，而是巅峰的标志。国家元首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刘少奇案，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这个冤案的制造者是谁？看蒯大富领着红卫兵在折腾，看江青带着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风点火。但是要说蒯大富和江青能扳倒刘少奇，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到死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无非就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组织而已。红卫兵更寒碜，连基本的编制都没有，活动费用更是可怜。江青凭啥去放火烧刘少奇？还不是背后的毛泽东么。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也好，蒯大富也罢，见了刘少奇都要笑脸相迎的。

      把责任说成毛泽东一个人的，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毛泽东本就是文革发动者，本就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就如同陈独秀当年推行国共合作，理当承担后果。正如国际派当年推行左倾政策，理当承担后果。但是要说毛泽东一个人搞定全部的事，那也是下策。他制定政策，开启政策，如此而已。政策的执行者是谁？

      江青算不算执行者？当然算。在文革设计中，江青就是待着文革小组煽风点火的。蒯大富和其他红卫兵也算。但是他们加在一起仍然不足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组织也好，中央文革小组也罢，虽然上蹿下跳，坏事干很多，但并不掌控国家机器。掌控国家机器的是另外两个人，林彪和周恩来。

      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后面有单独篇章。为了文章结构，这里简单说一说。

      国家机器有两部分，文的一块和武的一块。

      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表扬并不多，一直跟在毛泽东后面，奉行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政治原则。但是林彪的地位功能却异常重要，远比江青重要。

      林彪的功能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掌控军方力量，红卫兵造反派可以随便折腾，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正因如此，红卫兵批斗国家大员时，才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没有林彪掌控军方力量，王大宾有机会对彭德怀施展拳脚？陷入是不可能的。蒯大富有机会“智擒王光美”？敢去中南海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给他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就算敢，也没有机会。江青有着本事么？给她一个连都搞不定吧。

      实质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那个位置，除了毛泽东亲自上阵之外，基本上没人搞的定。军方大权基本上掌控在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手中。朱德淡去，彭德怀倒下，无人能和林彪争锋。其它山头的巨头，刘伯承靠边站，邓小平成了走资派，陈毅挨批。就连同为天才人物的粟裕都没机会接触核心东西。

      正是因为林彪的紧跟，手中握有整个系统的刘少奇才败得如此彻底，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罗瑞卿和贺龙统统遭殃，就连和刘少奇没有什么关系的许光达（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军内的大将代表）都丢了性命。

      正是因为刘少奇倒台，林彪才得以升迁。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名掉到第八名，林彪则从第六名上升第二名，成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在刘少奇死去自由，挨批，死去的时间里，林彪又成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以接班人身份写进党章。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根据就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气息奄奄，无法动弹，随时可能死亡。光着身子裹在一床棉被里，活着同等于死了。十三天之后的十一月十号，刘少奇四万，离七十一岁的生日只差两周时间。刘少奇孤身一人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他的白头头发有一尺多长，蓬乱异常，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但是林彪并没有辉煌很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葬身异国他乡。而且比刘少奇下场更为惨烈。刘少奇虽然冤死，也就是个人的事。起码妇人和孩子熬过了文革的狂乱。和林彪一起死于大漠的，还有他的妻子叶群，唯一的儿子林立果。这一切究竟怎么一回事？等后面再说吧。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林彪的时候。

      关于文化大革命，武的一块，在林彪手中，这个没有异议。文的一块在周恩来手中，为啥这么说？

      对于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而言，只有周恩来的作用接近林彪。林彪掌控军队，解除造反派全部障碍。周恩来的功能是灭火，也就是说服教育工作，让大家服从组织、服从大局，放弃个人利益，相忍为党。

      某人挨批了，想不通，周恩来就去做工作。某人危险了，周恩来把他保护起来。保护不了，也就算了。比方说贺龙，周恩来让他出去避一避风头。一段时间之后，周恩来保不住了，贺龙完了。贺龙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连连鞠躬，有用么？没有。

      刘少奇的事情上也差不多。刘少奇打算找毛泽东辞职之前，给周恩来透过气。刘少奇找到周恩来：“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按照一贯作风对刘少奇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如果国家主席辞职，必然通过人大代表。刘少奇就是人大代表选举上去的。刘少奇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人大代表很难通过。如果周恩来同意，那就在高人大选举，刘少奇赢的概率还是很大。人代会，正是刘少奇在和毛泽东闹僵的情况下当选国家主席的根源所在。因为刘少奇的“修正”，确实是有成绩的，给百姓实惠的。也正因如此，刘少奇案，才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为他的政策是对的，却斗败了。

      那么周恩来为何如此选择呢？这个问题将在周恩来篇章里说。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周恩来的时候。

      只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江青才能到处煽风点火。红卫兵小将们才能继续自己的“伟大事业”。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先放一放，先把目光集中到中央文革和红卫兵这里，看看他们的精彩演出。

第十六章  风暴与伤害

夺权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号，中央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简称《十六条》。

      思想基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思想基础是有道理的。

      目的：一，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也有道理的。

      主力军：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这些革命主力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所以造成文革种种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不准女孩子穿高跟鞋。而且那个阶层中，愤青和压抑者众多，允许他们蛮干后果极为严重。

      战斗手段：敢字当头，方式发动群众，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个方式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方式中失去最核心的部分，即取证。没有严格的取证程序，这种方式将真假难辨，打击者、报复者、污蔑者、投机者都可以从中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在革命的旗下行偷鸡摸狗之目的。

      战斗原则：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要停下来。

      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红卫兵运动正在高峰，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号，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当时的走势。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两个群体最喜欢闹事，就是北京的学生和上海的工人，那是有传统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就是一系列闹事事件中的代表作。当北京学生闹得轰轰烈烈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要夺权嘛，首先要让学生和工人闹起来。中央纲领，红卫兵串联，在加上闹事传统，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学红卫兵的样子搞运动。他们成了“工总司”，搞起了批判事业。由于经验丰富，很快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大手笔，要求批判上海市长曹狄秋。上海属于中央直辖市，市长省部级别。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虽然打砸抢正搞得轰轰烈烈，夺权还没有开始，除了被中央划定的右派，还没有大规模揪斗高官。上海要开先例，当然不容易。市委就不同意。工人就闹。

      工总司的头头叫潘国平，人称潘司令，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血气方刚并能说会道，处于敢闯敢干敢闹事且的年龄段。潘司令当过几年兵，刚刚在上海滩卖了几天力气，就要批斗上海市长，口气派头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最牛的公知们，有几个敢让上海市长辞职？

      市长不让批斗，那就游行喊口号。再不行，那就来点花样。

      什么花样呢，带着一批工人兄弟去北京上访。他的部将王洪文带着另外一批工人兄弟跟进。现在大家印象里的上访，都是装孙子，偷偷摸摸，好不容易到北京，能否如愿亦未可知。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不一样，不但大摇大摆，还大声喊出来说老子要去北京告你们。更牛的是，他们直接冲进火车站，强行上车不买票不算，还要火车给他们调时间。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了。

      潘司令的工人兄弟在嗷嗷乱叫中挤上一列火车，他本人没能挤上去，在月台等到王洪文的人，就和王洪文上了同一辆车。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并没有到北京，仅仅到安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停在那里不动了。派人去跑到安亭站询问情况，得到如下答案：“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原来上当受骗了！太伤自尊了！太可气了！

      而且工人内部也出了问题。已经折腾了很久，大家全凭一股热情支持，现在被骗到荒郊野岭，又累又饿又冷，开始骂娘。有人开始骂王洪文。王洪文也不敢吭声。最后还是潘国平比较聪明，勇敢地站出来，想了一招精神胜利法：读毛主席语录。

      潘国平就领着大家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此等等，如同和尚念经一般。这一招还真灵。

      大家不闹了，再次情绪激昂起来，表示坚决跟着潘司令把伟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想到新招：卧轨。他们可不是要自杀，是要扩大影响。安亭是个小站，当时是单线，这样一来整个北京和上海的运输线就断了。没办法，双方展开谈判，淡了老半天没有结果，运输瘫痪，惊动中央。

      不但惊动了中央，而且还影响了时局。

      周恩来打电话上海市委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连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发电报给工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是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去了，他站到人生轮盘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

      当时的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中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将爬权力的山坡。

      当时的张春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

      张春桥夜里十二点到火车站和工人代表谈话，谈到第二天早餐，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中午，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下午四点钟，谈成了，大家回上海再折腾。

      前后十六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喷唾沫星，还要面对对方车轮战。

      按照张春桥的回忆：“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

      ——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换成一帮情况，搞十六小时娱乐也不见得能支持啊。何况战争那里，听粗话，挨骂，不还口不说，还要慢条斯理讲道理！政治，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能在玩政治玩出花样的人，更是不一般啊。张春桥，牛。

      那么张春桥如何出招呢？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找过他，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也就是说潘司令及其追随者们卧轨扰乱交通的事不能算革命行为。

      中央给张春桥的任务是把工人忽悠回上海。按照保守的选择，张春桥应该把那火药桶扔给上海市委，然后拍拍屁股回北京等着时局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时夺权还没有开始，局势还不明朗，连陈伯达都在走稳妥的路子，跟周恩来一个调。然而张春桥是一个有水平的人，而且想要的更多。

      回到上海之后，张春桥参加了市委常委会议。曹市长在会议再次强调中央精神。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是靠批判闹事上去的，走的并不是正常的官吏升迁之路。所以曹狄秋对张春桥还是很警惕，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工作，请示之后，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张春桥日后又不认账。当时陶铸还没有被打倒，不仅主持中央工作，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和康生职责一样。

      应该说曹狄秋能做的就这些了，而且做的不错，只是错误的估计了张春桥。张春桥对陶铸的指示表示服从，随后又去和潘国平、王洪文谈判。就在谈判过程中，张春桥表态：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一一认可并签字，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是发扬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

      张春桥这是干什么？先斩后奏！

      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如果中央权力框架不重组，那么张春桥的结局只有一个：坐牢，政治生命结束，还可能做很久。

      别的不说，就那第一条：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啥意思？就是承认那个机构可以带领上海所有行业的工人闹事。大革命时代搞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也没有这样一个合法机构。刘少奇和李立三还要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张春桥倒好，私下承认这一切，相当于跟整个政府对着干。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权力那么干。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就是相当于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去卖彩票，相当疯狂，相当脑残。完全是一种搏命似的赌博。但是他很幸运，赌赢了，中了大奖。因为接下来毛泽东认可了工人的行为。张春桥的孤注一掷变成了政治正确。而陶铸随后成了刘邓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中央政治局其他老干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逆流”中回家写检讨。

      就这样，张春桥则收获了政治生涯中一桶金灿灿的黄金。应该说张春桥根据自己的思考，准确的判断了未来局势。

      事情还没完，既然承认人家工总司是革命的，那对立的上海市政府怎么办？就是反革命咯。即使不说上海市政府是反革命，那工总司要批判的人总该叫出来吧。造反派们在十一月底夺了解放日报的权，造成了解放日报事件；十二月份又纠集一帮人去平康路去高喊打倒曹老头，弄出来平康路事件，通过一场武斗冲垮了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主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一九六七年为大革命关键的一年。借着这股势头，上海造反派决定再接再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收拾已经被冲垮的上海市委。一月四号，夺文汇报的权；两天后以工总司的名义开会，宣传打倒上海市委，并发布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随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陈丕显、曹荻秋都完了，站到被批判的位置上。

      结果，张春桥成为上海市的光辉代表，一把手，老大。

      短短时间里，张春桥同志就从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上升为一把手，填补了柯庆施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与他一起获利的还有王洪文。原来闹事的头子是潘国平，成功之后，大家重新派座次。王洪文农民出身，当过兵，又是工人，又是共产党员，根正苗红。潘国平虽然也当过兵，可惜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乎，原来的潘司令让位于王司令，变成了潘副司令。在整个上海，在张春桥、姚文元、许景贤之后，王洪文做第四把交椅。

      这就是所谓一月革命，在张春桥眼中，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辉映。问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政权和政治体制。张春桥的“一月革命”算啥？

      为了增加权威性，张春桥又把一月夺权冠名为“上海公社”，和巴黎公社对应。巴黎公社改变了历史走势，“上海公社”则徒有虚名。

      文革之后，这事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称为一月夺权。它成了文革的节点。在它之前，只是局部的乱；之后，大乱。

      夺权行为、各类伦理文章以及造反派打、砸、抢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系列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延续，用道德大棒横扫现实生活。在这样情况下，没有谁是安全的，连朱老总都受到批判，曰大军阀。因此很多人注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能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都是精英。

      牺牲品主要有两类：被迫害致死和被迫害自杀。因为他们的死去，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出现断层。代表事件分别是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和老舍自杀。

      张霖之的死，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开始断裂。任何时代，没有一个完整而稳定的行政系统就别想搞社会物质生产。行政系统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停顿。有行政系统的时候，生产出来的食品可能安全系数低一点，有人吃了会拉肚子；生产工业品可能质量差一点。如果没了行政系统，连食品都没有，连次品都没有。

      老舍的死是另外一个情况。老舍是文化界精英，他的自杀不仅仅是死了一个创作者那么简单，意味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被截断。因为文化界的精英之中，老舍和人民大众距离非常之近。而且老舍平时生活低调，踏实创造。在整个文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创造思路也是取之人民用之人民，可以说是精英的楷模。如果连老舍都活不下去了，那表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出了问题。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问号：如果连老舍都容不了，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培养出来的创作者能胜过老舍吗？能像老舍一样朴实平静的创造吗？能像老舍一样清白吗？

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人，师范学历。在早期共产党中，算知识分子了。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的张霖之考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之后加入共产党。然后经过一系列战斗，担任过一系列职务。因为有知识，前期在白区当地下党和后期担任文职工作，参与过淮海战役。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之后迎来人生高峰，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正部级。

      接下来情节很老套，大跃进，大饥荒，然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路线上发生分歧，张霖之和所有行政官员一样，被夹在中间。和其他行政关于不一样的是，他的煤炭部管理的是资源，而非实实在在的生产。一个普通行政干部受点贿，也就是贪污腐败。煤炭部那可都是大手笔啊，加上管理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放在今天，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意味着酒肉穿肠、香车美女、风光无限。那个时代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再批斗，形同反党反革命。所以张霖之的处境比其他同僚更为艰辛，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就摇摇欲坠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

      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顶撞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完了，张霖之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工作关系上看，毛泽东和张霖之并无交集，也没有矛盾。关于煤炭部、冶金部，毛泽东未必知道多少人，但部长名字还是记得的。当毛泽东认为煤炭部、冶金部存在资本主义当权派时，随口就把张部长的名字说出来。

      只能说张霖之真是太倒霉了！

      文革刚刚起来，张霖之立马遭殃。和其他人不同，张霖之并没有被绑架到秘密地点，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批斗。矿院的学生、教室、干部把文斗武斗的基本项目——喷气式、侮辱、毒打——一遍又一遍用在张霖之身上。因为他们要夺权，要解决张霖之。

      张霖之的女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去看望爸爸，看到如下情形：“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之后张霖之的女儿也没能回家，成为被批斗对象。

      然而张霖之始终没能屈服，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子虚乌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彭真同党（这个其实可以有，他和彭真其实挺近）。

      矿院造反派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央文革保证过，要让张霖之“认罪”，要在煤炭部夺权。当时是夺权高潮，各地夺权行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要夺权，必须让张霖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能防止将来张霖之咸鱼翻身。

      为了达到目的，造反派决定按照口号行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也就是要张霖之的命。于是乎，斗争升级。

      造反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斗争进行了创新：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让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不仅仅创新，还有复古：造反派弄了一个重三十公斤——六十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将近六十岁的张霖之，就是年轻人也无法用脑袋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张霖之的头上，把他压倒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昏死过去，造反派是欢呼。这种事只有古代的太监们才干得出来，不愧是读书人啊，果然见多识广。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时代见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号夜，张霖之死，被虐待致死。第二天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号清晨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实际上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死了，只是没人知道而已。

      张霖之死前两周，一月八号，张霖之的战友，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堪羞辱，奋而自杀，留下遗书曰：“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逮捕。杨勇，生于一九一三年，经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后期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开国上将，跟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三位元帅，和杨成武与杨得志并称为中共三扬，赫赫威名。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文革需要夺权的人物之一。杨勇还好，九一三事件之后重见天日。陶勇的事成了一桩悬案。

      张霖之死去的前一天，一月二十二号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

      陶勇，生于一九一三年，出身红四方面军，之前一直跟随徐向前，直到西路军失败。抗日战争时期，跟着陈毅打；解放战争时期跟着粟裕打。抗美援朝时，陶勇再次走上战场。陶勇在军中一直以悍勇称著。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战舰最后一次在中国耀武扬威，遭到打击，下令开火的人正是陶勇。毛泽东说：既然陶勇那么喜欢打军舰，以后将让他当海军吧。

      正是因为这个机缘，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并非林彪嫡系，东海舰队也成了夺权的对象之一。夺权过程中，陶勇竟然死在司令部的井里。造反派说陶勇投井自杀。海军政委李作鹏通报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老领导陈毅则说，说陶勇自杀，打死我都不信。另一个老领导，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则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然而正义并未到来，陶勇案未破，她的妻子又被关押迫害身亡。

      一月二十八号，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

      一月三十号，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囚禁之中。

      如此密集的高干死掉，即使在革命斗争中也不曾出现。而且这些人多半五十多岁，完全成熟，正值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而且他们都是实干家，经过艰苦的磨练，非常靠谱。虽然他们的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当官或者为人有这样难以的缺陷，但那些并不构成在暴风雨中死去的理由。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死是整个社会机器的损失，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只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死去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此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运行出现断裂。

      这是以张霖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的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这个损失只是整个社会损失的一部分。下面看看另一部分损失，精神损失。

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前面一个例子讲到了张霖之的死。张霖之的死并不是一个孤证。他的死意味着文革对现实生产的一种冲击。下面说一说另外一种破坏，即对创作者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号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第二天上吊自杀，成为文革风暴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难者。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建国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大饥荒时代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非常毒辣。文革开始后，被戚本禹尊称为叛徒。

      邓拓的死仿佛是一个启示，即文化界的精英们如果受不了“牛鬼蛇神待遇”的话，自杀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杨朔，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人。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不堪忍受之下吞服安眠药自杀。

      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傅雷，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之后，被连续抄家四天三夜，与此同时，傅雷夫妇被造反派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高帽子批斗。不堪侮辱之下，夫妻双双绝望，上吊自杀。

      最好的历史散文学家之一，翦伯赞，文革中对前途绝望，夫妇二人割腕自杀。

      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跳井自杀。

      旧时代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著名学者储安平投河自杀。

      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老舍的死。老舍也是不堪侮辱自杀的，方式是投湖自杀。尸体在北京西北的太平湖漂起来。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满族正红旗人生。

      职业，作家。

      性格，敏感。

      绰号，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曾和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打巷战，战死。老舍诞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灾难和战争，通常会促使两类人登上历史舞台，军人和文人。它让军人战死或成为英雄，同时刺激文人的灵感。

      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军人在舞台上表演，文人在纸页上表演，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老舍就是文人之中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几个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通过几十年辛苦劳作，老舍把他的人生和心血倾注在《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经典著作中。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把风俗文化、市民形象、人生步履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后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就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老舍的男人在世上存在过。

      从事业角度上讲，老舍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

      感情上讲，老舍也值得称道。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文人另一面常常感情混乱。老舍不同，老舍的夫人也是满族人。老舍给她写的“情书”中列出这么三条：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读起来一点也不像出至文豪手笔，反而像乡下人讨老婆。然而生活就那么回事，二杆子文人是看不透的。从这是上可以看出，老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一生忠于艺术，又拿艺术服务大众生活，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尽管老舍如此低调，尽管老舍离人民如此之近，依然遭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老舍的文艺作品便遭到批判。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老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所有他那个级别的创作者的工作都有内在规律：不可能符合任何政治规范。

      如果按照政治规范来，那么所有真正的创作者都将完蛋。——文革中肯定不受待见之处。

      一九六五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未获准发表，老舍由此被迫停笔。

      文革开始，江青记起了老舍。那个时代，凡是被江青想起的人，结局通常不太好。

      文化大革命是江青的表演舞台。江青扮演的角色就是找茬。人嘛，尤其是文人，通常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要找茬非常容易。但老是清清白白，低调朴实，没啥可抓。

      然而江青充分发扬鸡蛋里挑骨头的本领，还是找到老舍的毛病：“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同时康生捎话给老舍，让老舍去红卫兵那里参加运动，感受一下政治斗争的气氛。老舍只有遵从。

      江青和康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批判老舍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给文革造势。

      一九六六年，老舍六十七岁，到了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八月二十三号那天，按照康生的建议，老舍到文联感受一下政治斗争气氛。他身穿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文联还有萧军等二十几个等待批判的作家。他们都曾名动一时，都有过自己的事业，现在都在等待年轻人的判决。红卫兵把他们押到文庙批斗。老舍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着“反革命分子的呼声”，然后接受教育——被殴打。批斗会进行到深夜，老舍已经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第二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老舍并没有去参加批斗会。那是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又过一天，二十五号凌晨，老舍的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比较靠谱的推测是，二十四号上午，老舍应该去太平湖了。整整一天，他应该在太平湖某个地方思考，然后投水自杀。

      为什么？老舍以及老舍之前或后那些文化界精英，他们代表不同流派，不同思维方式，为什么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回答之前，先把目光往前推，推到两千年之前，那个象征中国人风骨的楚国人，三闾大夫屈原。

      当年屈原是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屈原为啥投江呢，原因无外乎，一，因为谗言遭受驱逐，个人遭到羞辱；二，他所效忠的楚怀王遭难。归根结底，就是前途漫漫，才华无处施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的结果，自杀。

      屈原可以选择在屈辱中苟活，但屈原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二十四号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在想什么呢，一定想到了屈原。

      实事求是的讲，老舍虽然遭受打骂和羞辱，和当时其他人比起来，如干部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包括文化界其他精英人士，承受的批判力度远不如党政干部。但是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现象。

      他们忍一忍，或许能过，但是他们均选择不忍。

      为啥就不能忍一忍呢，是不是太玻璃心了？这个先要从事业角度说一说。当官的，需要的机敏、忍耐，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慢慢等待，要不然就没法在政坛上混，忍过了崎岖坎坷就是光明大道，继续当官。搞创造的恰好是另外一个样子，需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而非埋头忍耐。可以像李白那般在旅途中思考，也可以像曹雪芹那般在穷困潦倒下思考，唯独不能在镣铐下思考。文革恰恰要把他们置于镣铐之下。

      太平湖畔的老舍是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到侮辱，不仅仅是身处枷锁之下。更为致命的一点，是那些批斗者的身份。那些红卫兵都是什么人？如果是国家机器内部的人也就罢了，也许还有忍耐的理由。

      年轻时代的老舍，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国破家亡之际，他选择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如同战士一般，不可谓不勇猛。怎么到老了，被一群年轻人批判一天就去寻死？似乎不可理解。仔细想想，那群年轻人就是他寻死的理由。

      老舍一辈子辛苦勤劳，号称人民艺术家，为人民工作。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现在，那么人民的孩子就是国家的将来。而批判他、殴打他、侮辱他的那些人恰恰就是红卫兵，也就是孩子们，所谓未来的希望。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就算了，就当被狗咬驴踢了。

      如果是一群，也可以忍一忍，就当遇到黑社会了。

      整个年轻人都是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国家出来问题。他只能理解为他为之创造的人民，以及年轻人抛弃了他。就创作者而言，这才是最大的绝望。正如两千年前被抛弃的屈原——被毕生服务的群体抛弃了。

      所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和汨罗江畔的屈原心思是相通的。

      老舍的悲剧犹如当年屈原的悲剧。老舍的悲剧，恰好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即割断了创作者从事创造的梦想。隔断了创作者不说。毕竟老舍的一生已经走完大半。参与文革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创作者，这恰好是文革之后这些年，文化界创造力荒漠的注解。这个结果，或许是老舍自杀时就想到的吧。

      一九六八年，老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五个提名者之中，老舍得票最高。按常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老舍的了。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瑞典驻华大使多方寻觅老舍无果，认为老舍已死，奖章改颁日本的川端康成。有趣的是，获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也自杀了，吞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也是绝望。就世界范围内，文学大师的自杀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海明威，比方说茨威格，均对社会绝望而自杀。

第十七章  失败的种子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中央文革则是另一情况，在一九六七年，满世界找事、闹事、夺权、掌权，急速上升时，灾难的种子便埋下。所谓灾难，不外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无非是折腾过程中竖敌很多。当然咯，想要夺权，就难免竖敌。权力是一根魔力棒，无论谁拿到，都不会轻易放弃。想要去夺，必然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但是竖敌也有不同，数量和质量总有不同。敌人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身，也就是所谓内因。

      一个组织在上升阶段就埋下失败伏笔，必然是内因。

      中央文革的失败伏笔，集中表现在陶铸身上。

      陶铸，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死于一九六九年。

      信仰，共产主义。

      性格，讲原则。

      从第一代领导人身世看，陶铸还是不错的。他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伟大的辛亥起义，之后还伙同别人一起开过煤矿，集知识分子、革命家、企业家于一身。陶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自然不差。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陶铸结束了文化课程学习，进入黄埔五期，成了群英荟萃大黄埔中的一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武双全。

      当时国共合作，很利于年轻人闹革命。然而一年之后风向变了。国共分裂，陶铸选择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武斗事业，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层身份算是元老级人物之一了。

      作为元老级人物的陶铸，战争年代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不是他无能，而是因为他运气很差。广州起义之后，陶铸留在了白区。留在白区就算了，还不幸被捕，做了好几年牢狱。错过了军史上最为艰难的金色年代。

      但陶铸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脚印的，参加过一系列战斗，干过一系列事实。比方说抗战时期，陶铸曾担任军委秘书长。比方说辽沈战役之后，陶铸成为沈阳市长。能在大战之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市长的人都不简单，比方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比方说聂荣臻成为北京市长，刘伯承成为南京市长。在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傅作义谈判。陶铸就是平津前线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和傅作义谈判，而且负责收编傅作义的军队。

      四野南下时，陶铸已经成了政治部主任，四野中的第三号人物。解放之初，代理广西省委书记，负责剿灭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剿匪是件很辛苦的事，高光程度不及指挥战争，力气一点也不少出。特别是西南土匪，那是有历史渊源的，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唐朝剿不完宋朝剿，宋朝剿不完明朝剿，明朝剿不玩清朝剿，蒋介石去剿，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非常猖獗。历史记载，西南剿匪是一场和攘外的抗美援朝并行的安内战争，非常艰苦，非常重要。

      从这些履历来看，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没得说。随后陶铸角色一直是封疆大吏。直到一九六五，文革将要兴起之际方才进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权力重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排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二名，林彪之后是周恩来，周恩来之后就是陶铸。也就是说陶铸成了当时中共中共第四号领导人。

      与此同时，陶铸的身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布局，中央文革将是新的权力机构。把陶铸放入中央文革，实际是把他放入权力核心。

      陶铸上位，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文化大革命将要打到一大堆实权派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说他们修正主义也罢、说他们叛徒也罢、说他官僚主义也罢，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干了很多活。当干部本身就是干活的。

      干部不干活，国将不国。

      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官僚作风是有的，活也是要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红卫兵冲击一个个老人家，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中央文革那些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夺权，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但是那种成就感是建立在干活人被大趴下基础上的。年轻冲动的红卫兵可以不管这些，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管这些。原因很简单，把一帮人打倒了，还得有人干活吧？

      看看中央文革那些人，用笔写文章可以，用舌头鼓动宣传也可以，但是笔和舌头的功能是有限的，也就是给人家戴高帽子，也就是鼓动红卫兵。至于维持国家运转，靠的还是脚踏实地干活、认认真真的干活、无怨无悔的干活。

      毛泽东把文武双全兼具实干精神的陶铸放入中央文革，放到权力核心中，就是希望他能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之后，多干点活。除了干活之外，陶铸还有两个功能：一，陶铸比较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当时五十八岁，年富力强；二，他是老干部，对老干部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三，陶铸四野出身，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罗荣桓元帅去世之后，陶铸算是四野系统的第二号人物。把陶铸放这么搞的位置，相当于加强林彪的权力。如此这般，陶铸干起活来阻力会小一点。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棋。

      然而实际工作和理论吹嘘是两回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中或许失误不少，但能力摆在哪里，换个人也不见得能干的更好。任何一个想干实事的人都要规则办事。

      陶铸进入中央之后，和江青陈伯达关系就不怎么样。特别是关于刘邓问题上，陶铸是另外一个调子。江青想让陶铸带头去批判邓小平，陶铸说刚到中央不了解实情。非但拒绝批判，而且连“炮弹”都不提供。不提供炮弹也就罢了，当别人去批斗时，陶铸还去泼冷水。比方说组织部组织人马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陶铸则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同志，不能喊打倒。

      对待造反派上，陶铸跟之前的刘邓也是一个调子。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待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赌博性选择之后，陈丕显打电话去北京，陈伯达推卸责任，陶铸明确告诉陈丕显：“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从事实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一群工人搞革命闹事也就罢了，往北京去闹也就罢了，卧轨拦火车，造成交通堵塞，即使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这么干吧？陶铸这态度是负责，为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负责，却没有为另一层身份——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

      所以江青给了陶铸一个评价：“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这个评价很准确，但不够精确。精确的讲，陶铸是干实事的。

      陶铸的这个态度，是江青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毛泽东需要的。刘邓那么干，毛泽东不能容忍，是因为他们树大根深，拉着整个行政系统去修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修正主义。陶铸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有可以安抚老干部，一举两得。但是江青无法理解这一层，以为陶铸唱对台戏，要打掉。

      实事求是的讲，江青是个出色的女人，比传统思想下那些只懂得持家生孩子的女人出色很多。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虽然远有武则天近有慈禧为榜样，她还不够格。从各种回忆录就能看出，比方说红卫兵造反派的蒯大富，比方说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比方说同为女人的聂元梓。他们对同为四人帮的张春桥评价都比江青高。在这些回忆里，江青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情绪化，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惹事。最要命的是，她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代表，反对她就是反对毛泽东。现在陶铸反对她，她要打掉陶铸。打掉陶铸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点点头，陶铸也就要休息了。

      然而毛泽东选择保陶铸。

      然而江青实在无法容忍陶铸。陶铸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她低头哈腰装孙子，而且常常和他吵架，让她下不了台。某次开会，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很蛮很自信：“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之后江青又傲慢地问陶铸：“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些话让江青非常受伤。因为重来没有人敢怎么跟她说话。当年彭真顶撞过她，已经成为反革命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个陶铸，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玩政治的而言，愤怒不怕，怕就怕怒火损伤了理智。

      愤愤怒之下，江青竟然命令陶铸去支持左派。当时的江青只是文革副组长，级别和资历上都拿不上台面。陶铸是整个国家第四号人物。她有什么资格命令陶铸，骄傲？蛮横？这些都不是理由。忍无可忍之下，陶铸选择不在忍。陶铸站起来，直视江青，厉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事已至此，从政治角度上讲，江青败给了陶铸。但是江青还有一层身份，女人。

      江青选择用女人的方式对付陶铸——大哭大闹。哭闹着啰嗦，陶铸欺负她啊镇压她什么的。说撒娇也可以，说撒泼也可以。然而她不明白：所以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撒”，只因为身后那个巨大身影还在；等到那个身影消失了，她连“撒”的机会都没有了。

      陶铸和江青的尖锐对立，使得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认为必须除掉陶铸。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编制谎言、断断章取义、收购材料等一系列方式，终于把陶铸打成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成了刘邓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倒下了，规格更高：百万人批斗大会！节目还是老一套，拳打脚踢什么的。陶铸脑袋上常常长出大号疙瘩。中央文革的人很开心，架起摄像工具，拍下现场留念。然而此时陶铸已经撑不住了，生病了，没人理会，拖了几个月之后，直到非常严重时，医生才开点止疼片。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陶铸的腹部长出一个大大的疙瘩，才得以进医院，犯了囊癌，需要动手术。医院也是很有特色，四周窗子钉死，投不进一丝阳光。手术之后癌细胞扩散，疼痛难忍，鉴于没有更好的医疗措施，只能忍着。其中滋味，非局外人能描述。

      一九六九年，由于战争压力，老干部要疏散。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享受特级护理：在小黑屋里，医务人员不得和病人说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四十三天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号，陶铸死去。年仅六十一岁

      打倒陶铸和打倒刘邓不一样。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是毛泽东的布局，是自上而下的。打倒陶铸这事上，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等到把陶铸那些“罪名”抛出之后，陶铸立刻就被洪流给冲垮了。连毛泽东也保不住他。正如刘少奇最后时代对王光美说的，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主席也没法控制。这话是对的。刘少奇本人就是精于运动的政治家，对政治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只能引导，无法控制。

      倒掉陶铸，加上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相当于宣布，把整个老干部全部打倒。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不可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老干部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毛泽东在，老干部会退让。问题在另外一面。放在后面说。

      陶铸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征兆，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正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陶铸的死，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无法掌控实际的权力，只能煽风点火瞎起哄，最终要完蛋。江青和四人帮的结局，基本注定。

      对林彪而言，陶铸的死，意味着四野失去一位可以左右政坛的人物。

      陶铸的死，自己影响到毛泽东。

      由于运动过于猛烈，造成的长期伤害（中断生产和抹杀文化创造）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体系内外大批精英死去还是过于震撼。毛泽东也要考虑给运动降降温。

      文化大革命，说白了也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旗号还是所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人给整死了，偌大一个国家是，谁来干活？然而中央文革那帮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干的就是扯着嗓子、挥动笔杆，趋势红卫兵一起往前冲。他们认为，冲的越猛，打倒的人越多，战果越大。

      一系列打砸抢运动，一系列自杀事件，让毛泽东认为运动搞得过头了。他决定在大方向不便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下运动方向，也就是给运动降降温。

      为了给运动降温，毛泽东采用了两手准备：对中央文革新晋升的首长们，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一下；对造反派，毛泽东的办法是，以支左的名义让军人消一消年轻人的火气。这两个手段是一个信号，既毛泽东要对文革初期的狂热运动调整一下。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和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先看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

第十八章  逆流

文革初期有两条线，一条是在社会上内闹，一条在军内闹。前面说那么多都是社会上闹的。同一时期，军内闹得也很凶：揪斗军内一小撮，带刀的刘邓路线。所败了就是林彪领着四野同志们在军队内部重新洗牌。

      社会上闹文革，得利者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军内闹文革，就很乱。彭德怀、黄克诚就不必说了。贺龙成了大土匪。还要批判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红卫兵天天去喊来喊去，喊个没完，惹得几位老师烦的不行。

      如果仅仅批判他们几个人也就算了，都是高层，一边凉快一会也不要紧。下面那些非四野系的将领也遭到批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不明不白的死去就是例证。最为有趣的是许世友。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将领，也被逼得东躲西藏，从南京躲到大别山，有跑到北京避难。

      上海夺权的风波很快波及到南京。一夜之间，南京掀起打倒许世友的浪潮，满大街都是大字报，曰，打倒徐大马棒。又有人曰，许世友在延安要杀毛主席，打过毛主席，现在又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头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造反派抄许世友的家，满世界去抓许世友，当然是抓不着的。因为许世友已经带人躲到大别山里了，那是许世友造反闹革命起家的地方。许世友什么人啊，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将军。这还不算，许世友并不是善茬，绝不是那种乐于被欺负的主。许将军放话，别来大别山惹老子，不然开枪。

      毛泽东难寻到上海，明确表态保许世友，并让张春桥乘飞机去南京找许世友去上海，意思是让许世友支持文革。此时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怕张春桥害他。但是不见又不行，就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吃饭之际，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当然许世友多虑了。凭张春桥还没胆杀许世友。很快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

      虽有毛泽东表态，造反派依然不打算放过许世友。一直把许世友追赶到北京。许世友躲进京西宾馆。和他一起躲在哪里的还有韩先楚上将、皮定均中将等二十人。当时北京造反派正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甚为风光。南京来的几百号人也不甘寂寞，决心要把许世友抓回去批斗。他们围住京西宾馆，警卫不让进，他们就不走。

      许世友知道，落到那帮小崽子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批。他决定反抗。他把子弹上膛，大喊曰：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将军，身上只有两把手枪。许世友一支，韩先楚一支。大家表示听许世友指挥。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发扬野战本领，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静待造反派。

      这是粗的一面，还有细的一面。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出事，立刻派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徐向前是许世友老领导，他的话许世友得听。傅崇碧当时管北京警卫，可以处理安全问题。

      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事情才算了结。日后傅崇碧也因此事遭殃，这是后话。

      这事并不是一个许世友的问题。许世友作为坐镇一方的大员，竟然被造反派追赶上千里，表示军队也开始乱了。别的地方可以乱，不要紧。但军队是国家支柱，一旦混乱，后果堪忧。与此同时，军内还在大搞特搞。

      一月十九号，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为啥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呢，就是要和他们协调一下文革应该怎么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中央文革的人则不同意：“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搞军队，怎么夺权呢？他们决定搞突然袭击，攻击萧华。江青打头阵：“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陈伯达跟进曰：“萧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帮腔：“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还指着萧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敢去吗？当然不敢去。

      萧华，江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

      军衔：上将。

      萧华是标准的第一代将领，出身贫寒。一九二九年，年仅十三岁的萧华加入了毛泽东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十四岁入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随后参与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参加平型关战斗。一九三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整个抗战期间，萧华最为解气之处并非打日本人，而是消灭了汉奸石友三。

      石友三，江湖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仗，石友三头靠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蒋介石打仗，石友三头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石友三又头靠李宗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石友三再次成为冯玉祥手下，随后中原大战，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随后日本人来了，石友三投靠日本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打仗，又投靠共产党。蒋介石秘密反共，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中国军人弱，皆因石友三这样的人在。如此军人，不如妓女。不仅没有节操，而且罪大恶极。在河南期间，纵火毁坏河南登封少林寺，千年古刹，毁于一旦。恶劣程度堪比谭厚兰带人挖孔墓地、拆孔庙。

      萧华消灭了石友三的主力部队，实在是大快人心。损失惨重的石友三想要再次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连结义兄弟兼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把石友三骗到濮阳，活埋在黄河岸边。高树勋这事手法之残忍、态度之绝情让人难以认同，但用在石友三身上正合适。天理昭昭，报应永存。做人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解放战争，萧华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特种部队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辽沈战役之后出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文革时，任解放军中总政治部主任。总政和总参一样，是军委下面三个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萧华的地位和总参谋长一样高。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因为不合作被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依然是不合作，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呵。

      军委散会之后叶剑英立即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萧华。周恩来马上想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毛泽东为啥这个态度呢。因为萧华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跟着毛泽东走。

      周恩来电告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又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萧华不能批。但是问题和陶铸一样，中央文革的人煽动造反派去搞萧华。当天夜里，造反派去萧华家抓人、抄家。萧华比较机灵，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到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号，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见萧华迟迟未到，江青挑衅曰：“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恐怕来不了啦！”既得意又失望。得意的是，军委没有保住萧华，失望的是造反派没有抓住萧华。军委的元帅们则非常愤怒。

      大家也不说话。一会之后，萧华到了会场。徐向前见萧华来了，问他昨晚跑哪去了？萧华如实回答。徐向前气愤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吗？”徐向前说话时愤怒地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掉了。徐向前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觉得萧华应该敢于直面造反派，有军委罩着嘛，怕啥。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对萧华说：“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是谁呀？”

      这时叶剑英忍不住了曰：“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藏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火气上涌，愤怒地猛拍桌子，茶杯和碟子都被震落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受伤挂彩。

      元帅的盛怒镇住了江青、陈伯达等人，不再纠缠萧华了。其实徐帅叶帅都是老人了，已经很久没动火气。江青和陈伯达能让他们来火也不容易了。

      这事在历史上叫大闹京西宾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萧华还要继续挨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莫名其妙的完蛋了。老帅们认为这么下去不行，打电话找管事的林彪，林彪不见。一月二十四号，徐向前直接去毛家湾，见到林彪：“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能夺权。”林彪点头答应：“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下来有请聂荣臻和叶剑英商量了一番，大家都赞成。七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八号下午，林彪和徐向前把文稿宋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加上一条：高干要关好自己的子女。一共八条。前七条保证了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加上的第八条也是非同寻常，所谓管好高干子女，即剥夺了老红卫兵造反资格，也就是否决了老红卫兵的功能。

      红卫兵四大派系之一，造反派先锋，骨干型人物就此推出历史舞台。——算是给红卫兵运动泼一盆冷水。

      军委八条下达的过程中，林彪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不愿意见老帅，是因为他们不想趟浑水。从林彪角度讲，他希望文革，乱一乱可以的，可以烧掉更多对手，扫除障碍。特别是其他有威望的元帅。比方说贺龙就掉了。但他不希望军队下边乱。因为军队是他管的。军队乱了，他也没好处，最后还交不了差。他的人，比方说李作鹏、吴法宪都被批斗过，没办法，控制不了。萧华也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林彪未必想批他。

      破坏过猛，军队出乱子，毛泽东决定敲打一下中央文革那帮理论家，给文革适当降温。

      军委八条下达一周之后，二月六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吹风：“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这是实话。

      毛泽东还对陈伯达和江青做了一番点评，“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可谓一针见血。

      接下来毛泽东又苦口婆心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

      四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说完陈伯达说江青：“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从审定《军委八条》到敲打陈伯达和江青，短短十来天，毛泽东连续出手，极为不常见。毛泽东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安慰一下老同志，却给老干部们造成一种幻觉：领袖是不是对中央文革不满了？是不是放风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往好的一面想，好像是。

      那年代，毛泽东说谁有事不商量时，基本上意味着那人完蛋了。大家想必还记得，打到邓小平之前，毛泽东说你邓小平有事从不找我商量。然后邓小平就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老干部决定反击，理由如下：如果继续文革，很多人将继续遭殃，还有很多人讲开始遭殃，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如果领袖决定结束文革，那正好大家用力，把中央文革那帮讨厌的家伙给一锅端了。豁出去了，干！

      大闹京西宾馆之后，大闹怀仁堂就此拉开序幕。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光绪年间建仪銮殿，用时三年。建成后慈禧入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亲自在此训政。仪銮殿取代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火灾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

      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五四年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处理高岗；一年之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怀仁堂加冕而载入历史；五八年反教条，刘伯承在怀仁堂挨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故事。

      时间到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再次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此次事件之重大，超过建国之后任何一次政治较量。

      在这次较量之前，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后，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前，周恩来召开整治碰头会，中央文革跑过来参加；这次较量之后，周恩来必须去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碰头会。

      战斗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按照正统说法分两派：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

      正义一方：谭震林和陈毅冲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协助。

      非正义一方：张春桥和江青打主力，陈伯达、谢富治、王力等人协助。

      愤怒的谭老板

      谭震林，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八三年。

      性格：坚强。

      个性：爱放炮。

      绰号：谭大炮，谭老板。早期领导人中，绰号千奇百怪。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络腮胡子，得美髯公称号；朱德胡子也颇茂盛，将士称其为胡子军长；罗瑞卿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曰罗长子；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人们喊他“李瞎子”。

      大家喊谭震林为老板，其实谭震林一点也不像老板。谭老板身高一米六，面黑，特别是没有老板的大肚皮，怎么看都像干活的。大家偏偏喊他老板，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都这么喊。至于大家为啥这么喊，大概因为谭震林店员出身吧。后来在新四军中冒充过一次老板。

      谭老板虽然不像老板，但脾气很大，和彭德怀有几分相似。陈毅对谭震林脾气有过经典评价：“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老板批评人时，叫你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建国后，谭老板当了官，大到副总理。

      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是——沉默是金，如果不得不说，那就和稀泥，不行就当墙头草。谭老板倒好，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曾经有段时间，神秘的“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一天，谭老板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说，“这简直是国民党！”顺便说一下，那时候共产党称国民党为匪。谭老板就这么一路放炮，一直放到怀仁堂。在那里他遇到人生终极考验。

      八年前的彭大将军孤身一人在庐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应该做的事，现在谭老板在怀仁堂就干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应该干的事。

      文革一开始，谭老板就很多事看不惯，鉴于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很多事也就忍。等到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须再忍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号，六十五岁的谭老板进了怀仁堂参加政治局碰头会，周恩来主持会议。谭老板原本要和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在大饥荒时代，谭老板管农业，最后因为牛皮满天飞出了天大问题。虽然是集体灾难，但无论如何谭老板难逃责难。他的左倾蛮干，也是推动因素。对此谭老板非常内疚，决心好好工作，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然而他没想到，以谭老板的身份进入中南海之后，却变身为谭大炮，放出一辈子最大一颗炸弹。

      因为在这次碰头会上，谭老板恰好碰上了张春桥。

      本来谭老板和张春桥是老熟人。当年谭老板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属于晚辈后生。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张后生。那是谭老板还没有感受到张春桥这位后生的可畏之处。

      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书生气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被毛泽东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在谭老板那里，张春桥还是后生，并不怎么可畏。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时，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这是明知故问。因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了，现在正在群众哪里交代“罪行”呢。老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谭震林的言外之意，就是小张啊，你要好好说说。

      张春桥看了一下谭老板，还是当年那样子。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就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言外之意，不要摆谱了，老家伙。

      一听“群众”二字，谭老板就来火。文革初，很多惨案都是借“群众”之名搞的。现在又把“群众”抬出来，真是气死老夫了。张春桥啊张春桥，老子搞群众运动时你还不知道在那儿呢！谭老板忍不住开炮了：“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话当然说给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听的。

      文革小组虽然是理论高手，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他们印象中，这些老干部都是绵羊，只要亮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就会任其宰割，这个谭老板怎么就变成饿狼了呢？非常意外，想不通，一时愣住了。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老板继续开火，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又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沉痛地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话揭穿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同时引起老干部的共鸣。说这些话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肢体动作，比如拍桌子啥的，非常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都不致命。张春桥等人虽然红得发紫，终究还是小字辈。在讲究资历的年代，谭震林就是指鼻子骂他一顿也不是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谭老板把炮筒对准了江青，说：“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这倒是实话。谭震林一九二六年入党，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干了。可以说是最老牌的井冈山之一。随后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干活。长征之后，谭震林和陈毅一样留在南方打游击。随后一直在新四军干，是新四军元老之一。最为辉煌的时刻，跻身于淮海战役五大前委。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老板大声回应。到此还没事。但是他忽视了中央文革中有康生这样阴险的暗器高手。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阴险的说。言外之意，是说谭震林还是反对毛伟大领袖，替江青敲鼓呐喊。

      但老板已经愤怒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什么“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谭老板估计已经气昏了，说这些授人以柄的话。这样“自杀式”的言论，一时口舌之快后，恰好落入中央文革的陷阱，整理成记录交给毛泽东，会有谭老板好果子吃？

      当然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冷静下来的谭老板看到自己一方力量有限。几个老帅没有军权，几个副总理没有实权。就算把周恩来拉进来依然没有胜算。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有力量有权利，如果他愿意，胜算应该大一点。那个人就算林彪。谭老板给林彪写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二月十七号

谭震林这又是一招臭棋。他以为林彪也是老革命，会对中央文革不顺眼。林彪确实是老革命，确实看中央文革不顺眼。在那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林彪如果敢按照谭震林那样子折腾，估计下场比谭震林还要难看。

      林彪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还做了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这个批示的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谭震林拉我，但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想有关系。

      谭老板也足够硬气，两天之后，毛泽东面前重复了他的三不该：不该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把毛泽东气得愤然离场。

      毛泽东自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说严重后果之前，看看谭老板亲密战友，陈毅元帅的表现。

陈毅的表现

谭老板发泄完心中的愤怒，正要转身离开，以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屑。一个声音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那人便是陈毅。

      大家或许有些纳闷，这个大闹怀仁堂，为啥陈毅和谭震林搞冲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何没有冲到最前方？当然他们也拍了桌子，也大声呵斥了几句，但是比起谭老板那些自杀式的言论，比起陈毅那种不要命的演说，只能是和风细雨。

      回答这些之前，要先理清一些关系。

      谭老板参加革命很早，二七年武斗刚开始那会就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工作了，属于毛泽东老部下。但是谭老板那时级别不高，无法跟毛泽东一起搞。反围剿失败之后，谭老板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成为新四军铁杆，后来成为第三野战军一员。反围剿失败之后，陈毅也留在了南方打游击。皖南事变之后，陈毅一直是新四军和三野形象代言个人。

      也就是说，陈毅元帅一直是谭震林直系老领导。而周恩来是陈毅老领导，南昌起义就是，建国之后还是。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就乘坐同一辆战车。

      中央文革那帮人崛起之后，想要上位就必须搬掉一批人。当年最大的障碍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已经被打到了。还有一个障碍，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前，政治局日常工作落到周恩来身上。只要拿下周恩来，政治局就会落到中央文革手上。然而要打到周恩来并不容易。周恩来势力不见得比刘少奇小，和刘少奇不一样，周恩来没站在毛泽东对立面。但是这不妨碍那个戏子（江青）以及她的理论家施展雄心。

      打到刘少奇之前，首先清扫刘少奇的外围，就是扫掉彭真、安子文、薄一波、以及罗瑞卿等人。按照这个经验，打到周恩来，也要先清扫外围，就是清扫陈毅谭震林这些人。

      陈毅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和周恩来牢牢绑定在一起。于公于私都要奋起抗争。中共高层中，包括倒没倒的加在一起，唯有周恩来和陈毅历史上曾经让毛泽东下台（以后分析），这场运动无论怎么看，周恩来和陈毅都不能幸免。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争一争。

      徐向前和叶剑英还在军方，当时不掌实权，军方有了八条命令之后已经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才有陈毅和谭震林冲锋在前头。

      谭老板已经当了一回大炮，火力覆盖了整个中央文革，而其波及到毛泽东。那么陈毅呢？也开了一通大炮，而其火力同样不差：“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这一通火力犯了天大的忌讳。

      战场之外，如果说有某位同志给毛泽东的震撼最大，既不是老对手蒋介石，也不是党内对手刘少奇等人，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所以能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并非他有多大功劳，也不是其他能力，而是其政客之阴险。阴险的在斯大林面前谄媚，阴险的利用朱可夫登上最高领导人地位，随后又阴险的接触了朱可夫一切职务。

      然而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做到了极限，经过他的秘密报告，把已死的斯大林攻击的体无完肤。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变成了人家魔鬼，希特勒第二，相当于鞭尸。客观说，斯大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独裁者。但是在作为斯大林继承者赫鲁晓夫显然缺少政治家的智慧和气度——他期望通过鞭笞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最后，捏日博列夫用同样的办法赶走赫鲁晓夫之后，没人同情他。终其一生，赫鲁晓夫不过是个政客，眼高手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同样担心自己死后的事，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所以每一次运动都在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彭德怀啊、贺龙啊、刘少奇啊、林彪啊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但是毛泽东自己可以讲，陈毅不可以讲。但现在陈毅豁出去了，偏偏就讲了。不但讲了，还讲的很多。一直唠叨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整过很多人，周恩来陈毅都是被整对象。通过延安整风上去那一批人，刘少奇、邓小平、高岗、安子文这些人已经被毛泽东亲手除掉了，原因各种各样。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伤疤。

      当年毛泽东亲手给了刘少奇高岗等人机会，结果倒好。高岗不听话搞串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是明目张胆跟毛泽东对着干。

      啰嗦这些之后，陈大元帅还嫌不过瘾。因为延安时代的整人专家，康生同志今天仍然坐在这里，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继续整人。所以陈毅很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康生：“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然咯，这些话说得很重，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架不住了，但对康生同志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康生同志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整人事业中，那是久经考验，啥场面没见过？

      这还没玩，当晚九点左右，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团，再次拉开大炮，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慷慨陈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

      陈毅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前面冲。”

      陈毅说：“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毅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陈毅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陈毅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这么一番话，连现在很多网络喷子都说不出来。当时陈毅以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的身份说出来了，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象。

      说这么多，激情发泄了，愤恨说出来了。后来人把谭老板和陈大元帅的这些话当成正义之声加以转载。正义归正义。很多时候正义解决不了问题。陈毅这一方慷慨激昂的讲话算捅了马蜂窝。没有解决任何实际性问题，相反连中央政治局都断送了。

      为啥呢？中央文革这种人，书呆子也好，政客也好，理论家思想家也罢，说到底只有一张嘴。他们的那些嘴加在一起既不能掀起文革，也不能结束文革。不管是江帮主还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高谈轮廓，浑水摸鱼，借机打到一批人自己上位或者演戏而已。让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去搞文革那是抬举他们，离开了毛泽东他们啥都不是。

      没有毛泽东，江青只能从事自己老本行，演戏事业，什么共产主义战士，瞎扯。

      没有毛泽东，康生估计能成在文化上投机倒把一番，就如现在某些不良“大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光光。

      没有毛泽东，张春桥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姚文元要乖乖的当文人墨客。

      既然根子在毛泽东那里，此时的谭老板和陈大元帅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在这里乱放炮。等待他们的只有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谭震林的讲话和写给林彪的信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度，陈毅再来这么一篇演讲，再加上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从旁协助，快构成一个小集团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看就乐了，他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如此团结；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等人也没有如此团结，但依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彼时的高岗和彭德怀还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苗头。现在好了，谭震林和陈毅竟然不知死活朝领袖叫嚷，太好了，太好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诞生了，你们死定了。

      正愁没办法整你们呢，这下倒好，你们自己送上门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管你老帅还是副总理，只要是反党集团，就得完蛋。

      接下来文革小组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添油加醋向毛泽东汇报，再想办法把那群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开批斗会，开飞机，殴斗，打翻在地，让他们跟彭德怀贺龙去做伴。最后大获全胜，唯我独尊，哈哈哈。他们很得意。当然他们有得意的理由。特别是江青同志，本来就是主修表演的，现在有了这么大一个舞台，当然要好好表演一番。

      当然咯，站在毛泽东角度上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陈毅同志。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陈毅再一次站到对立面，一定要敲打敲打。

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二年，和朱德邓小平一样，都是四川人。

      性格：豪迈，刚毅。

      兴趣：领兵打仗，舞文弄墨。

      个性：善于放炮。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排名第六位。

      陈家原为地主，清朝前期有很多土地，等到近代，便和清帝国一起衰落。但陈毅接受很好的教育，早早识字，念私塾，新校，后来又去留学。和所有元帅一样，陈毅，血液里流淌着不安的因子，不甘于现状，不甘于被压迫，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辛亥革命开始之际，年仅十岁的陈毅就剪掉辫子，以示和传统决裂。

      评价陈毅一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借用官方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有像郭沫若那样，说元帅本质上是诗人；或者说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等形容词等等，这些都是大实话，陈毅都当之无愧。

      本文的评价是只有两个字：坎坷。

      陈毅本是豪迈风流之人，却生活在乱世之中，曾经加入“文学研究会”，和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路，差点成为文豪。加上陈毅面相还可以，肯定是感情丰富。然而陈毅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感人。法国留学被遣返之后，在重庆靠文字讨生活。不喜爱那个成为报刊主笔。有美女读到陈毅诗文，无限向往。

      陈毅第一位知音叫胡桂兰，号称乱世佳人，和陈毅同龄，国民党女少将，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后代。军阀军阀杨森慕胡桂兰姿色，欲讨之为妾，被拒绝。大文豪茅盾听此事后，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原型就是。胡兰畦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二人成为密友，亲密到啥程度，只有传说。后来胡桂兰嫁给了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哥们工作。南昌起义前夕，陈毅辞别胡桂兰，一别十年。二九年，胡桂兰被蒋介石点名驱赶，后留学欧洲，加入德共，和德国共产党领袖谈过恋爱，随后做过监狱，出国后写本书叫《在德国女牢中》，名扬天下。此后又去苏联，深得高尔基喜爱，赞曰，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抬棺，胡兰畦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但是胡桂兰和王明不和，在苏联受到监视，遂回国，任何香凝的秘书。

      国共再次合作，胡桂兰又和陈毅相见。二人倾诉衷肠，定终身，并得到陈毅父母同意。眼看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胡桂兰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二人只好痛哭分别，并相约：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再婚，胡桂兰还在默默从事地下事业。从此再没和陈毅相见。

      一九三零年，胡桂兰出国之后。二十九岁的陈毅结婚了，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岁女学生，叫萧菊英。第二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土匪袭击，马死了，步行绕路回去。然而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陈毅闻讯悲痛异常，写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后陈毅冒险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

      萧菊英去世后第二年，三十一岁的陈毅和十八岁女红军赖月明结婚。当时陈毅指挥六个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居然没钱摆酒席，还是赖月明借了二十块钱应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长征后，陈毅重伤留守。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从此生离死别。抗战之后，陈毅去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陈毅再一次写诗抒悲痛：“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老爹抓回家卖给一个鞋匠，鞋匠死，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一九七二年，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陈毅死讯。而陈毅一直不知道赖月明还活着。

      一九四零年，三十九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张茜结婚，感情才算风平浪静。十大元帅之中，陈毅最有文采，感情最为坎坷。

      不仅仅是感情，事业上同样坎坷。当然那一代人都很坎坷，然而在这一群坎坷者之中，陈毅是坎坷派代表。其他人的坎坷仅仅来自于敌人，陈毅之坎坷除了敌人还有老领导毛泽东。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毅干两件事，一样念书；另一件和那一代人一样，对现实社会不满。五四之后，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因为是马克思的粉丝，留法期间被遣返回国。

      二七年投入武斗之前，陈毅当过编辑，和学生一起搞过运动，和工人一起搞过运动，成绩和刘少奇和项英等人是没法比的当然。此时陈毅本质是个文人，不安分的文人，左派。

      文人永远都是不安分的。不安分也有两种，一是风骚；二是有理想。究竟是风骚还是有理想那是需要考验的。当然如今这年头难得有考验的机会，但陈毅那年头绝对不缺机会。蒋介石的屠刀就是最好的考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风骚的文人就安分了，有理想的文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投笔从戎。

      陈毅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正式起义，却迎上来败退队伍。然而陈毅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朱德重整部队，随即跟着朱德一起去了井冈山，成了正统派之一。

      陈毅在井冈山上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曰，说不清的关系。按照宣传，毛泽东和陈毅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兼诗友，非常特殊，非常美好迷人。但是在美好迷人的外衣下面，也有结。剖析二人之关系，绕开那个节点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面对侃侃而谈的陈毅时，一定会想起一九二九年的陈毅。一九二九年的陈毅同样侃侃而谈，结果让毛泽东栽了一个难堪的跟头。

      毛泽东在苏区被人家“夺了几次权”，第一次，一就是一九二九年那次，被陈毅给轰下台的，最为窝囊的一次。窝囊在哪里呢，后来也有被轰下台的经历，比如在宁都会议上，但那是被中央架空，说得过去。陈毅是下属。

      被下属轰下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丢面子的时，何况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

      朱毛会师于二八年，会师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当年毛代表对陈主任印象很不错。因为这个陈主任和自己差不多，是个文人。虽说文人多半相轻吧，在数量较少情况下会物以类聚的。当年井冈山能遇到文人相当不容易的。毛泽东的寂寞可想而知，现在陈主任非但能诗善文，字写得也不错，而且说话风趣幽默，知音啊！

      二人相见，可谓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非但志趣相投，陈主任也很够意思，处处支持毛代表。

      当年朱毛会师之后，可不像现在宣传那样家和万事兴，矛盾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了指挥的方便，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当时毛泽东是任前委书记。但是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要干，什么柴米油盐的，一大堆。这时刘安恭来到四军工作，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刘安恭同志认为：前委只管好行军打仗就行了，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还是让军委管吧。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朱德表示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刘安恭等于给前委书记毛泽东行动上多了约束。

      所以朱毛就有了矛盾。

      既然两位领导有了矛盾，下属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应该支持谁。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同志，另一个就是陈毅。林彪和陈毅都是跟着朱军长上井冈山的，现在他们选择支持毛代表。在毛泽东将四军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时，只有林彪和陈毅表示坚决反对。而在朱德和刘安恭倡议成立临时军委时，也是只有林彪和陈毅明确反对。连秋收起义就追随毛泽东的罗荣桓都没有如此明了的表态。

      有了矛盾就应该解决。于是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表决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于是大家决定再一次开会，看看事情该如何解决。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号，福建龙岩城，苏区开会，大会主持人：陈毅。

      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自己，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代表也会和林彪一样，坚决地支持他。

      会议之前毛代表特意找到知音陈主任，请他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毛泽东没想到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和最初设想的相反方。陈主任严厉的指责了毛代表。

      看看陈代表说了啥。陈主任说毛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陈主任说朱军长：“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此外陈毅还把刘安恭给骂了。简直是一棍子横扫一大片，把所有人骂了干净。其实不是陈毅喜欢骂人，他就那风格，以为把问题说出来就可以解决。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

      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陈毅又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大会还总结了毛代表的几条问题：英雄主义啦、什么固执己见过分自信啦、什么虚荣性重啦、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啦、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啦等等，从工作到生活一应俱全。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异常恼火，不停地吸烟，一言不发。当然他是有理由的嘛，诗歌、文章、知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毛泽东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词——背叛。

      最后大家投票选举前委书记。结果晋国（毛泽东）和楚国（朱德）都是落选，而小小的郑国（陈毅）当选了。这就是慷慨陈词的力量啊。

      据当事人回忆，投票最后关头，毛泽东只是差陈毅的一票就能当选，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离开亲手开创和建立的红四军，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这是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败在下属手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被知音兼下属的陈毅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权。此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可见刺激之大。最后由陈毅亲自登门道歉，才将毛泽东请回来。

      延安整风时期，陈毅这么辩解：“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前面说过，延安整风时，陈毅没少郁闷。竟然被后来者饶漱石给折腾得很惨，体验了一把当年毛泽东的心境。

      这事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历史包袱。每一次整风，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旧事重提，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御用理论家们提起这事，陈毅还是要检讨。不停检讨，检讨没完。

      陈毅能在不停地检讨中成为共和国元帅，能够在文革中批而不倒，非常不容易。当然这事和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

      当然二九年之后，陈毅再没反对过毛泽东。此后峥嵘岁月中，二人大体上合作愉快。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大体上符合官方宣传的轨道——下级、战友、诗友。陈毅无条件服从毛泽东领导，在残酷的战争中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新四军搞得有声有色。

      打仗之余，两人时不时诗歌来往。

      文革前夜，陈毅还写诗《西行》请毛泽东修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以诗歌形式描述了出国感受，写得相当不错。当然不仅仅是诗歌探讨这般简单，主要保持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

      然而三十八年之后，直到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陈毅再次反对。不仅仅反对，还把延安整风中的陈芝麻烂西瓜给抖出来。延安整风之于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奠定领袖地位啊！陈毅一番炮轰。毛泽东当然忍不住回忆往事。

毛泽东的反击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第二次革命。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本来想批评一下中央文革的过火举动，聚拢一下人心，没想到遭来这么大的反对声。

      为了阻挡这股逆流，毛泽东决定坚决反击。如果不击溃这些人，文革势必难以展开。如果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想同时反击这些人相当困难。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足够的筹码。

      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二月十八号，毛主席开了一个会，两派人都请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会。

      这个会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也不是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毛泽东请人开会。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亮出了全部筹码。这些筹码是夹杂着雷霆怒火抛出去的。

      毛泽东愤怒了：“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一步，首先亮出态度。

      “谭震林、徐向前（有点冤枉）、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指出打击对象，这是第二步。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第三步呢，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言外之意，并非我强人所难无理取闹，是你们这帮人言而无信在先，说过话不算数，逼我如此这般的。告诉你们，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第四步，再一次亮出态度，分析其中的厉害。前面是悬崖，你们再往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军队在林彪手上，你们有实力吗？苦海无边，还是回头是岸吧，老同志们。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吗？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再一次点名要打击对象：做错了事就要惩罚。特别是陈毅同志，历史上反对我也就罢了，现在又反对起我的历史来了，这还了得？一定要惩罚。下一步当然是惩罚方式。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在毛泽东这样愤怒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两点信息：这些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预见到他们翻案复辟的严重后果：改组、抓捕革命者（十年之后来四人帮的命运，虽然没有枪毙和充军，却也是活着等于死了）。

      在毛泽东号令下，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时候，周恩来态度就很重要。因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核心。如果此时周恩来振臂一呼，那么这些人将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右派”，最后就算失败，结果必然天崩地裂。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做。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周恩来再一次顾全大局，选择服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番五次发表讲话，讲“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获得胜利。

      批判会上，流程还是老一套：认错，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检查，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云。

      三月十八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

      从此江青可以得意洋洋地对周恩来说：“以后你要来我们这边参加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配合：“以后给你们做决定。”

      这一次轮到中央文革乐了。特别是善于表演的江青同志，当然少不了表演一番。其他人等自然也跟着庆祝胜利。然而他们庆祝的还是太早了。正如大闹怀仁堂之前，“老右派们”以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一般，“左派”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想要打到“老右派”。毕竟风雨同舟几十年，剩下的也不多了，而大家态度良好，也没有彻底打倒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毛泽东面前虽然俯首帖耳，但是在其它地方都是巨人，就算不掌权，在军方或政界也有巨大影响。如果全部打倒，军队将全部落到林彪一个人手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久经考验，干活能力超强。将来文革搞定之后重新搞建设，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

      毛泽东雷霆之怒第三天，发生在青海的血案提醒毛泽东，靠江青那帮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需要“老右派”稳定局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觉得批得差不多了，就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翻译成通俗用语就是，你们不要闹了，大家都不容易，加把劲把革命工作搞好吧。

      “九大”时，除谭震林外，其他六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委员，表现良好的叶剑英、李先念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名存实亡，成了空架子。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批判你，给你留点希望，转换成军事术语就是——围师必阙（给敌人留下一个逃命缺口，溃散了再打）；批判少数，拉拢多数，军事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大歼灭战。对高岗如此，对彭德怀如此，如今还是如此。很多人会说军事和政治想通，政治能做到毛泽东这般游刃有余者，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真正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这一番折腾，毛泽东成功地摆脱了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取而代之，此后便可以放手干他的人生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局势的进展和毛泽东的期望相反。

      二月逆流的本质是毛泽东变相解除几个老干部最后一点决策权。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功臣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人喝酒作乐。酒至半酣，宋太祖遣散左右对部下掏心窝子：“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众人惊慌，痛哭曰：“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借机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人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功臣宿将们称病辞职。宋太祖说，好。

      这就是历史上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喝酒，但他一打一拉，起到了和宋太祖一样的效果，可谓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方式不同，目的相同，达到目的的方式同样很艺术。从此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列车全速前进，知道坠入深渊。

      评：二月逆流，中央文革的威势到了顶峰，也是下坡的开始。

第十九章  七月二十号，武汉

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支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月逆流，军队支左则引出了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七·二零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签发支左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所谓军队支左，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支援有两层含义：增加左派力量，同时降低他们的狂热性。

      文革初期的主力军，是由狂热的笔杆子跳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不论如何美化，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笔杆子文字犀利，注定缺少实干本领。热血青年能冲敢干但过于幼稚。军人的风格是坚定且高效。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看似一步好棋，最后却落入死角。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

      红卫兵成分原本就很复杂。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在运动过程中，老红卫兵赖以存在的优势——长辈——均受到冲击，《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一直没有成气候。红卫兵只剩下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干事比较果敢、行动比较坚决的人，敢于把理想当面包，为了理想把理想变成面包，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就是五大领袖。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能吃到嘴的面包，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大家旗帜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行为方式都很像，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下面要批斗一个人，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要批；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要保。

      即使军队涉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面对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口号，不同的目的。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帮助谁？谁是左派？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则是左派遭殃，原因有几点。

      第一，关系问题。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来到社会中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多半都是军人出身，革命时代缺人手，都扛过枪上过战场，是战友。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开可能是搭档。比方说阎红彦自杀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就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原则问题。造反派造反时，那是无所顾忌，倒处横冲直撞，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都被他们烦得不行。军人最讲究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以牙还牙。你敢扇老子巴掌，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即使军人比较听话，既往不咎。军委八条之后，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地盘，那军人就无须再忍。

      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造反派数量。真正铁了心、不计成本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其实很少。能做国防科委前面静坐二十八天的，也就韩爱晶一个；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也就一个王大宾；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也就蒯大富最有种。后面的都是等而下之。造反派打掉一个就少一个，并无后续兵源。因为学校停止招生了。

      因为这几条，军人支左之后不但没有减少纷乱，反而添乱。军队支左之前，纷乱多半是打砸抢闹得太过火。军队支左之后，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造反派力量减弱。因为保守派不会去调训军人，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只有真正的造反派才会和军人对着干。这样就闹出了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老战友时，青海就闹出了恶劣的二·二三事件。军人向“八·一八”造反派开火，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饥荒之后，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因为左倾蛮干下岗了，王昭是后来调去的，任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的。文革中彭真罗瑞卿都打倒了。造反派认为王昭是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应打倒。

      这事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但军人要支左之后，青海省军区内部对是否打倒王昭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应该打倒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永夫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刘贤权vs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西宁的“八·一八”也开始夺权《青海日报》的权。刘贤权表态支持。造反派更神气了。但是在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加上和刘贤权不和，决定动手。他利用支左文件含糊不清的空间，仿效“八·一八”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号称指挥部。指挥部宣称，省军区之前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的，并且把刘贤权给软禁在家。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武装力量，同时以顾问的命运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八·一八”不卖赵永夫的账，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曰“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赵永夫的人马以彼之道对之曰，“八·一八”队伍不纯洁。“八·一八”队伍是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造反可以，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是自己整风，把“八·一八”战斗队几个成员定位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把“八·一八”交出来的几个人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他们认为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小罗瑞卿”，一定要揪出来。矛头指向赵永夫。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只有“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还在出版，继续攻击赵永夫。赵永夫很生气，决定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号，大闹怀仁堂之前，军管小组到报社，遭到抵制。“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本只有二百人，增援到两千人工人守卫报社。一个小小的报社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十一月份的西宁已经相当冷了。但是大家相当有革命精神，很多人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赵永夫也没有蛮干，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军队许可人员出入，不许运送物资进去。赵永夫是想让“八·一八”知难而退。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不可能在饥寒交迫下坚持多久的。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就是中国人的坚韧。想当年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爬出来的，应该理解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八·一八”寸步不让。工人和学生家属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由于煤炭送不过去，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强悍程度堪比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市民。

      这事闹出来之后，肯定是包不住的，青海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领导给赵永夫指示，让部队撤。赵永夫当然知道撤退意味着什么。撤退之后，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批斗会，甚至还可能反党反革命，可能是生不如死。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兰州军区命令后，更加坚定了保卫报社的决心。又经过一系列折腾，赵永夫决定走绝路，即武力占领报社。二月二十三号之前，青海军区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均无回应。因为当时正在大闹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林彪不表态，周恩来看毛泽东脸色行事。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又不服。所以悲剧诞生了。

      三月二十三号，西宁军区实施全城戒严，通告要求取缔“八·一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赵永夫动员部队：“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枪声响起。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的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场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人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四个军人系误伤。怎么说呢，首先这是一场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屠杀。文革中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贫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干过很多不可容忍之事，搞了很多破坏。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应该站在那里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就是想自保。刘贤权支持造反派，而他本人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如果退让，那就意味着落入造反派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所以他才软禁上司刘贤权，软顶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找中央政策漏洞。不管什么理由，赵永夫必须负责，必须付出代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哪怕人民正在闹事。可以关，可以处理，可以追究责任，但不可以屠杀，这是底线。

      赵永夫越过了底线，希望险中求胜。

      赵永夫，赵屠夫。

      然而诡异的是，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二月二十三号当天，赵永夫打电话给叶剑英，按照他自己的调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占据报社的人开枪挑衅，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精神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云云。不明真相的叶剑英回应：“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了叶剑英支持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撑腰，赵永夫非常高兴，决定再接再厉，在青海继续平叛：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四人。

      监狱严重超载。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没多少人。赵永夫这么搞，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好事。

      三月八号，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接到北京，让他们谈谈“评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当然赵永夫成了英雄，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他的冒险计划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北京风云变了。虽然有叶剑英支持，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决策者，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志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刚开始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刚刚同意军队支左，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然而赵永夫在青海一番蛮干抓人，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弄熄火了，好啊，赵永夫，你太过分了。毛泽东动气，后果很严重。三月十一号，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那事。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三月二十号，林彪表态曰：“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赵永夫的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曾经担心的劫难还是降临了，一点都没少。借着赵永夫问题，顺便烧一烧叶剑英元帅。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已经请假检讨了，还有叶剑英和徐向前还在工作。

      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好了，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请假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赵永夫之所以倒霉，主要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二月逆流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想要借这事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澄清一下，有这个原因，但只是细节末梢。当时毛泽东要挪动徐向前和叶剑英那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把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不是三月二十三号那场屠杀，而是屠杀之后在青海到处抓人。当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全部投入监狱时，意味着在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走向毛泽东对立面。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啥？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都没有。螳臂当车，不堪一击。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事情也许真的就过了。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赵永夫那场屠杀之后，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造反派会不停造他的反，直到他彻底完蛋。他想要冒险取胜，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继续镇压造反派，就要走到毛泽东对立面。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侥幸没有得逞，却落下屠夫恶名。

      ——世间事，因果相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死去。他们共同的死去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局。

      处理赵永夫，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于把文革之火再一次烧到军队，再一次在军队中打开一个文革缺口。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下来。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类，杀了一个赵永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军队可能乱。

      四个月之后，那个缺口最终在武汉导致更为严重七二零事件。

军委十条

《军委八条》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军队过度冲击。毕竟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没了军队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机器。毛泽东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出于对军队的控制。要不然怎么能轮到红卫兵无法无天？

      然而之前《军委八条》之中的第五天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条的原则是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之前的规定是，军人面对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军人处境确实不好，泽东的铁杆嫡系许世友都被造反派从南京追到北京，别人更不用说了。现在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咒给松一松，说现在被打可以还手了。不仅可以还手，有军队拉进来支左。军人强大的执行力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毛泽东看到《军委八条》和军人支左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因为双方理论完全不对等。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军队还是军队。军队反击一次，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不行，要想办法。

      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四月六号时，中央军委签发一个《十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为啥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就是要把《八条》中第五条那个小小的缺口堵一堵。

      很简单嘛，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每个省出一个赵永夫，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伤害将不可避免。

      这事发生在武汉。

七月二十号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华中地区的心脏，在整个中国地图上，也处于中央南北冲要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经济活跃。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活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智力大爆发之际，楚国人围绕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创造了绮丽多姿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神秘而绚丽的变动。在楚文化千年以来的熏陶下，那一带的人血液里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经济上的优势，文化里面不安定因素，加上地处冲要地带，造成武汉历来是个多事之地。整个历史上都是多事地带。近代更是如此。

      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革命，奔走呼喊，募捐很多钱、起义很多次之后，清政府终于垮台了。然而最后导致清政府垮台的那一下，和孙中山没有关系。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新军哗变，清政府完蛋，史称辛亥革命。武汉，那是有斗争传统的。

      随后军阀群起，天下大乱，武汉成了北洋军阀和革命家争夺的最前线。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政府离开从鸡裤裆（广州）迁到鸡心（武汉）。武汉工人也是有闹事传统的，靠工运起家的刘少奇，就成在武汉大显身手。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武汉一代也是大打特打，没完没了。

      有了如此“光辉”传统，如此特别的经济文化地理优势，文革之中，武汉当然不会消停下来。不仅不消停，而且闹出很大动静，大到影响了文革走势。

      中共将帅之中，湖北将星闪耀，林彪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当然林彪是唯一的，在林彪之后，王树声和徐海东大将也是大名鼎鼎。这里要说的主角就讲一个湖北将军的故事。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八年入党。

      和第一代将领一样，陈再道出身贫寒，别人念书时他给别人放牛。放牛途中常常跑到私塾外面的窗子下面偷听一阵子，然后斗大的字认识了一箩筐。最底层的人，总是备受磨难，陈再道选择抗争。一九二七年，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侥幸不死升为班长，又侥幸不死仍未排长，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侥幸下去，破刀换大刀，大刀换破枪，破枪换好枪，最后成为高级将领。陈再道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争，解放后搞定大别山土匪。

      性格：强悍，机智。

      陈再道是大别山资格最老的老战士之一，在他升为营长时领全营向敌人冲锋，左臂被子弹打中，鲜血直流。他让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挖出来。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干了一件比兰博还兰博的事：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反身再次冲上了战场。身经百战而不死，足够强悍。

      当时生活艰苦，全军经费只有几百银元。那时候保护军费是个大问题。林彪就曾在这事上栽过跟头。军长把保护银元的任务交给陈再道。一旦行军打仗，陈再道就要背着一袋银元屁颠屁颠跑。某日吃了败仗，被敌人追赶。别人腿脚麻利都溜了。陈再道感受到银元压力。眼看就要连人带钱落入敌手。陈再道发挥了放牛娃的机灵，跑到一个水塘边故意摔一跤，顺便把银元丢到水塘里。然后爬起来脚底抹油，一溜烟不见了。晚上又和战友一起回来打捞银元。银元又解决了同志们生活问题，机灵啊。

      陈再道就是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强悍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一九五五年赢得一个至高荣誉：解放军上将。他有一个绰号，叫陈大麻子。也可以多少体现一点他的性格。据说风靡一时的《亮剑》男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是陈再道。

      从资历上看，陈再道出身红四方面军，随后后跟着刘伯承统帅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方山头之中，不管是之前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上将，不是嫡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注定要接受考验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躲过了第一波冲击。并不是陈再道多么神通广大。而是第一波冲击主要发生在京沪地带。华中地区其实也冲击到了，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华中地区的头头，王任重，就被冲得头晕眼花黑。第一波冲击之后，海军和空军冲击较大。陆军过于庞大了，不可能辐射到下面每一个地方。但陈再道也是睡不踏实，局势太乱了。

      心惊胆战的陈再道中央等来《军委八条》，刚刚出了一口气。结果青海就发生屠杀事件。中央处理了赵永夫。陈再道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因为西宁的情况，武汉也有。武汉虽然没有屠杀事件。造反派依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各派势力和火爆程度过犹不及。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军委又弄一个《军委十条》出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啊。

      《军委十条》都是堵漏洞的。可是不行啊，军队已经陷入其中，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陈再道同志在心中慢慢祈祷：马克思保佑，千万不要在武汉出事啊。

      可以说怕鬼就有鬼。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而且斗得很凶。武汉本是造反派闹得最凶地方之一，惹得很多人不爽。毛泽东让军队支左，作为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执行指示，搞出来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叫百万雄师，和之前的造反派对立。

      两边都扛着拥护毛泽东的大旗，行为对立，称自己为左派，视对方为右派，闹得不可开交。武汉本就是火炉子，两派对立起来，相当于在火炉子上面放一个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一旦引爆，威力绝对胜过青海惨剧。

      鉴于之前青海发生的惨剧，毛泽东决定解决问题。原本是要让陈再道去北京的，后来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解决一下武汉的矛盾，顺便再游长江，有机会的话写点诗，放松放松。青海惨剧中，最主要的部分表明，必须对军队加以约束。不然的话，军队会很快摆平周围的造反派（如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投入监狱），让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是，把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争取他们，但在操作上要讲究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只要略施手段即可。

      七月十三号，周恩来让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也不知道去武汉干啥，估计是和文革有关，就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拉上了。一行人身穿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上路了。十四号早晨，周恩来到武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东湖宾馆给换一批服务员。因为东湖宾馆是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的人警卫的。既然按照决策，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毛泽东要住东湖宾馆，让百万雄师的人搞警卫工作显然不合适。周恩来把警卫工作交给空军去搞。毛泽东在十四号晚到武汉，入住东湖宾馆。这时谢富治才知道他的紧急任务是参与保卫毛泽东安全。让谢富治来，并非因为他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在军队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因为谢富治也是出身红四方面军，也是成长在第二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曾经在那一带纵横驰骋。武汉军区的人主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后来第二野战军人员。谢富治曾经指挥过驻守武汉的军队，比较熟。而且之前谢富治干政委的，善于搞人际关系。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周恩来着急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决策，虽然说得比较婉转，意思还是明确的：定军人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现场的陈再道一听就来火了，当场顶撞周恩来曰：“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周恩来在井冈山留有浓密的胡子，大家称他为周大胡子。建国之后就很少称他为周大胡子了。陈再道是个急性子，着急之下就喊出来了，那一声周大胡子，蕴含不满和愤怒。

      陈再道为啥不满呢，周恩来传达的决定，意味着军人继续退让。造反派本来就已经很猖狂了，到处瞎折腾。还让军人退让，往哪退？难不成退回文革初期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旮旯里？要知道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不是基督徒。现在军人已经参与了，如果退回去，那么岂不是要面临无休止的冲击、甚至侮辱？不是陈再道不尊重周恩来，实在是这个决策让人难以接受。然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

      此外还有更深的背景。武汉军区的班底是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徐向前，因为和张国焘搞过，一直被冷藏。建国之后，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靠边站。文革开始，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又被打成走资派。前不久的二月逆流中，被冷藏的徐向前再次挨批。相当于说，中央和军方高层，武汉军区完全失去了代言人。明里不说，心理就不服。有闹事的机会，自然对着干。

      对周恩来不爽也没啥。因为周恩来威望摆在那里。换成别人就不同了。

      七月十七号，王力找到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保守。陈再道屈服了。不是王力比周恩来牛叉，而是王力背后那个人。王力告诉陈再道，指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解决问题。陈再道一听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表示立刻接受中央意见，并表示军区将做深刻检讨。像陈再道这种，关键时刻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人，在军队一大把，像许世友，像陈锡联，像韩先楚。这也是毛泽东面临一波波挑战，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原因之所在。十八号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把方针宣布一下，大家表示同意。随后军区做了检讨。

      剧本到这里还是一帆风顺：伟大领袖再一次展示魅力和意志，把所有不同派系给搞定了。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了。接下来如果没啥事，毛泽东估计要去长江游泳了。然而事情到处发生了逆转，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周恩来回北京之前特意交代过王力和谢富治：局势复杂，不要抛头露面，以免惹得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两位大爷可没有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以为政策执行了，一切就完事了。

      两人闲着无聊到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被认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比较狂热，中央的人到地方上通常会享有两种待遇：要么被骂挨批，如同过街老鼠；要么人人追捧，如同超级明星。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长，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首长，都是继红一时的人物，自然受到热捧。

      一种罕见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共同拉着条幅，欢迎中央的人到来，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使者。那场景简直要把王力和谢富治当成钦差大人。王力也有了钦差的感觉，忘记危急关头保存自身的必杀技：和稀泥才是王道。

      于是王力和谢富治去了一个造反派的据点，水运学院，发表了一通把他自己推向茅坑的谈话。在介绍王力的谈话之前，先看看王力是个怎么样的人。

      王力，一九二一年生于江苏淮安。早早入党，早早干革命。别人干革命扛枪，王力是笔杆子战线的。战争年代还有时间写小说，据说还不错，现在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后来江湖人称大笔杆子。在中苏论战那一会，王大笔杆子是出了不少力的，当夸奖。

      在中央文革内部，王力出门号称首长，实际角色还是书生、笔杆子、理论家。他熟悉的世界就是以毛泽东或江青的意图写文章，然后给大家讨论，然后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然后大家学习，享受那种幕后参与的快感。至于决策，或者台前执行，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以为顶着中央的名头在下面就可以大杀四方。所谓书生误事，就这意思。

      王力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对造反派代表表态：“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在王力看来，自己不过是把中央决策给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是中央决策，大家只有接受。在王力的意识中，连元帅们都不敢对中央决策对着干，下面这群丘八又能如何。他不明白：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政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虽然传达中央决策但不是中央决策者，一言九鼎还轮不到他王力；中央决策是要传达但传达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方式可以成事，有的方式只能坏事，遗憾的是哪种能成事哪种会坏事他王力是没有概念的。

      此时此刻的王钦差已经忘记了周恩来的交代。在他看来，他的表态没有超过中央决策范畴，说出来也无妨。但是作为理论家、书生、兼笔杆子的王力同志不明白，政治本身没啥秘密，关键在于是一种谋略运作。同一个决策，让军方领导，层层下达，慢慢消化，就能执行。在军区还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作为中央大员直接支持一派贬低一派，后果很严重的。

      后果是啥呢，后果就是：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

      这下彻底惹恼了百万雄师：好哇你这个王大胖子，不是打我们的脸么？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要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如此说也就罢了，你王力哪根葱？打过仗吗？被批斗过吗？知道我们实际情况么？竟然企图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在你骑到老子脖子拉屎之前，老子要把你踩在脚下！

      百万雄师发力了，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大小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右派广播才停下，左派广播台又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你来我往，节奏比好莱坞大片还紧凑，好不热闹。

      晚上王力和谢富治乘车进入军区司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团级以上军官都到了，大家要开会。搞笑的是，直到此时王力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来听自己教诲的，带来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之后，重提给左派翻案，还说军队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然不知道已经置身狼穴。

      司令陈再道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画脚，乱放臭屁。”钟汉华小声回应：“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有位牛师长高举起手要求发言。王钦差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然后再次强调道歉之类的玩意，就像中学生打架一样，一点不懂得变通。当然王钦差如此强悍，不是因为他本人强悍，而是他代表强悍的毛主席、林副主席。

      牛师长也是有备而来，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可以想象，王钦差很生气，但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能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站住，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同为将军出身的谢富治理解军人，上前和稀泥。人家根本就不领情，还大叫：“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一般情况下，地方军官敢在中央大员面前如此叫嚣，就表示要豁出去了。谢富治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脸色变了。王力仍然浑然不觉。

      等到王力气派十足地回到招待所，发现住所已经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他们都是“百万雄师”的人！

      直到此时王钦差才明白咋回事。此时钦差大人才显露并不强悍的本质。气派没有了，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想跑，已经太晚了。

      谢富治还想和稀泥（硬顶只能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谢富治手握小红宝书，笑眯眯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

      谢富治军衔是上将，和陈再道一个级别；同时还是公安部长，国家大员，江青都得给三分面子。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差点把他推倒。身为狼狈。

      下级军官敢如此对他，表示已经豁出去了。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钦差瘫坐于椅上！他的警卫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对钦差大人说：“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面对众人的怒吼，王力胆战心惊，赶紧抓住救命稻草——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又威严的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陈再道许下安全保证之后。在牛师长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小汽车。

      第二天，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钦差大人的辩论大会。这场辩论大会很有趣。王钦差被七手八脚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意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

      钦差大人当然没有啥好说的。他虽然搞理论有一手，代表中央时也是滔滔不绝，似乎能言善辩。但是他面对的是军人，才终于晓得老祖宗留下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接下来的辩论就很俗套了，就像中央文革手段一样，王力同志享受了一番在北京多次强加于别人的待遇。一群“造反派”上阳台，给钦差大人一顿强劲的拳脚；阳台下的人群则在一旁愤怒的配音：“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等等。

      王钦差鼻子流血了，眼睛青肿了，头发被揪掉了；他能做的也就是杀猪般叫：“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王力同志，此刻你感受到那些曾经被你批判的人的痛苦了吗？如果把中央文革那帮人都这么批斗几场，或许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干得很解气，却害苦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中央大员在他的地盘被批斗、被暴打，与暴乱何异？在留守北京那些人眼中，这就是兵变。当然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武汉。一旦真的兵变，那将是西安事变重演。演员由蒋介石和张学良，换成毛泽东和陈再道。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汉扣押蒋介石。南京乱作一团。一九六七年，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深陷武汉，局势不明，北京同样乱作一团。

      中南海紫光阁。

      风云人物们正在紧急开会，连向来怕见光、见风、怕声音的林彪都参加了。

      会上，那位眼高于顶的江女士放下了一贯的骄傲，眼含泪花，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怎么办？江女士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知道怎么办，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落到自杀的结局。就像所有妇人一样，失去主心骨（毛泽东）时扮演一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从这点上看，她还不如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好歹懂得坚持和谈，好歹敢于去西安犯险。

      江青手忙脚乱，那么她的助手呢？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是呀，我早就预感到七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啰啰嗦嗦讲半天，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怪林彪说，陈伯达是一书生。何止陈伯达是书生，那帮人都是书生，事到临头除了啰嗦还是啰嗦。

      至于天才的林副主席，反应一点都不天才，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提议比何应钦当年提出处理西安事的方案高明一点点。当年何应钦是决定蛮干，直接轰炸西安。现在林彪的方案里是武力压迫，政治攻心。但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担心如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人身安全。

      最后还是没有失去主心骨的叶群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当然咯，如果发生意外，最好连周恩来一起陷进去，那样大局就在林副主席控制下了。

      叶群这一招，牛！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到武汉，先见毛泽东，两人作了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调节，一路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部队官兵们的阻挡。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八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在天边，终于长出一口气。

      只从一九五八年之后，毛泽东就不再坐飞机了，这一次破例，可见形势之紧迫。

      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着手处理七·二零事件。经过一系列谈判、分析、忽悠、利益转化之后，陈再道同志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北京，享受一系列批评教育，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再次上岗，九三年离世。

      陈再道将军虽然没有行张学良之实，还不如张学良。张学良被软禁，好歹有吃有喝有女人陪着。在中央文革的宣传中，陈再道同志从来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调戏良家妇女无数……总之是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因为这些特点，陈再道同志得以享受和彭德怀在一起接受批斗的高等待遇！

      当然，这事中最搞笑的就是王力了。深陷粗暴大兵蹂躏之中的王秀才体验一番中下层军民文革斗争滋味，原本心灰意冷，回到北京之后再次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在机场，王力同志见到了革命战友兼靠山江青女士。她穿着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此刻的江青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演她自己，演得不错，只是离一流政治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是王钦差，京城当王英雄。王力同志抚摸自己青肿的脸，发现挨了那些拳脚还是值得的，毕竟自己成了“大英雄”！一时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啊。得意之下，不停挥动小红书给江青同志壮势。当然他有得意的理由——人生高潮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王力光荣受伤的大幅照片。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京城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王力、谢富治“胜利归来”。在京城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怕声音的林副主席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

      王大英雄拖着伤腿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这是故意安排，和武汉军区大院那个小阳台形成鲜明对照。真是受宠若惊啊！这一刻，王秀才打到了人生光辉顶点。天安门的欢呼让王秀才忘了武汉阳台下战士的咆哮。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圆则亏。人生也是一样，定点之后就是下坡。四个月之前，赵永夫在青海屠杀了两百人之后，跑到北京去当了三天英雄。三天之后沦为阶下囚。王力比赵永夫走运一点，多当了几天的英雄。

      英雄如同一杯兴奋剂，喝下之后增加当英雄的冲动。赵永夫如是，王力亦如是。

      成为英雄的王力，只能在英雄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行，直到撞到南墙。

      秀才遇到兵当然是有理说不清，但是秀才成了英雄，那就更无厘头了。王力同志成了英雄之后，脑袋逐渐发烫，烫到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国内已经容纳不了他了，要折腾到国际去——要去管外交。外交是周恩来的地盘，把外交拿下来，就可以送周恩来和陈毅喝西北风了。在中央文革集体智慧指挥下，王力趁自己人气正高，充分利用自己的煽动能力，鼓动红卫兵去外交部夺权。外交部经常被冲击。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摇摇欲坠了。再加把劲，踹一脚或许就倒了。所以造反派很高兴，后果很严重：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外交事件。

      所谓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内政，跟外人没有关系。

      给英国办事处来把火，相当于外事，外事无小事。

      王力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他为啥要这么干？或者说，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也绝不会鼓动大家去英国办事处放火。火是意外么？可以理解为意外。因为造反派搞起来，啥意外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意外会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有人故意搞破坏；另一种还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搞破坏的人要趁乱搞点事，那是易如反掌。他们是谁呢，可以理解为敌对势力，比方说敌国特工。如果不是敌对势力，那就是自己人搞的。那么谁会搞这么大的事，动机何在呢？回答这问题需要一点波折。

第二十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谈谈起火动机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陷入狂欢之中。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眼中看到的全部是胜利。特别是江青同志，她认为自己的演出很成功，成绩很大。因为她看到的，是上海夺权成功，是全国夺权成功，是成功取代中央政治局。高层所有的反对力量，要么已经被打倒，如刘、邓、陶；要么正在被打倒，如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至于地方上的反对力量，赵永夫和陈再道已经在北京开喷气式飞机了，不是么。所以形势一片大好，非常好。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

      最好的结果是啥呢，那就是反对者最好全部趴下。虽然很多人都倒了，还有一个人挺立着。只要哪个人还挺立着，就谈不上最后的胜利。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好像没有威胁，他全心全意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央文革的行动相当配合，从不和江青甚至中央文革的人争风头。在中央文革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去抓革命，周恩来只是默默的在搞生产，不动声色。尽管他小心翼翼，周旋于“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在那个狭小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个庞然大物。

      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看周恩来也就是一个干活的，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没有加班工资。辛辛苦苦不算，还要对各路人马笑脸相迎。中央文革那帮人呢，到处煽风点火，咋咋呼呼，吸引眼球，聚敛人气。实际情况确是另外一个情况。所谓政治舞台，所谓各种表演，说到底都是在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归根结底也就两个字，干活。

      假如身在社会底层，可能白费力气，累死累活，功劳都是别人的。然而在政治舞台最中央，干活多，意味着权力大。周恩来恰好就在政治舞台正中央。各级政府，各个部委，所有关于生产运作的事，都由周恩来说了算，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都在他手里。

      中央文革那帮人到处煽风点火闹夺权闹革命，说到底也就是想上位。他们煽动红卫兵去打去闹去夺去抢，以革命的名义夺权。打倒各个组织的人，从各个地方夺权。

      然而夺到权力之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夺权之后，如果稳定下来搞生产建设，那么权力将汇入国家机器，从各级政府开始，一步步向上，最后又汇入周恩来手中。如果继续折腾，那么相当于自己折腾自己，啥时候是个头？看不到尽头。不论怎么搞革命，终究有个尽头。如果革命尽头之后，权力还在周恩来手中，那么相当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白干了。

      如果不想自己辛勤劳动成果（夺权）被人摘，只有一个办法，除去周恩来。

      要想除去周恩来很难。因为周恩来角色是合作者。和刘少奇邓小平要修正毛泽东路线不同，周恩来从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对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笑脸相迎。中央文革四处煽动造反派冲击政府部门，基本上把国务院管辖下的各个部委，上上下下都冲击的七零八落。换成一般人当总理，早就干不下去了。想一下嘛，今天外交部长跑来找你诉苦，明天煤炭部长过来找你理论，后天农业部长说我没法干了，如果你是总理能架得住么？把那个位置上换上江青，估计每天要哭好几遍（详情参照被陶铸说几句就大哭大闹）。

      中央文革曾经以为这样就能把周恩来整垮。可是他们太低谷周恩来了，王明时代周恩来就在中央干活了。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那时候张春桥还希望国民党带来光明，那时候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还穿开裆裤。周恩来历经党内所有领导人更换，历尽所有艰难残酷的日子，走的路都比中央文革那帮人过的桥多，韬略和涵养远非那群理论家能比拟的。在中央文革看起来搞不定的事，周恩来轻而易举的化解掉。中央文革不是要冲击各级政府部门么，让你去冲击。周恩来还配合中央文革，去搞游说工作，让大家跟着毛主席走，听党组织的话等等。如此一番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些被冲击的人，倒了，就躲在周恩来周围，周恩来尽量去保护；没倒的，依然在周恩来周围，因为周恩来在抓生产，搞建设啊。

      就是这样，任凭中央文革风吹浪打，周恩来在风浪上闲庭信步，左推右挡，前摇后晃，就是不倒。后人因此说周恩来是政坛不倒翁，说他精明滑头，就说好了。说这些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的前提：周恩来参与过各个时代的中央，党内各个时期的人才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第一代将帅中，所有人都跟周恩来关系都不赖；各级政府之中的官吏，被打倒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保护伞，想干活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干活机会；另外，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容易吗？敢问如此不倒翁，有几个人能胜任？不信可以试一试，有几个人能让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主意？

      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给推倒。周恩来不倒，实权就落不到他们手中。他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没有权力相当于白干。为了不白干，就要去推周恩来。如何去推周恩来呢，党内干革命、冲击政府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要不制造点外交事件试试？你周恩来能摆平党内所有人，不见得能搞定全世界吧，看你如何向英国人解释！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江青和康生找到红得发紫的王大英雄，让他出面搞一搞外交部。他们认为，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在中央文革策划下，组织上千人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揪斗陈毅。八月七号，王力会见造反派代表们，发表了一通鼓动演说。

      王力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

      王力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这些话是对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说的。这些人平时在外交部底层，负责端茶倒水拍马屁等工作。趁文革东风，决定夺权翻身当老大，享受别人端茶来，享受别人来拍马屁。现在王力告诉他们，你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手段是合理的，干吧。

      对本来信心不是很足的造反派而言，王力同志本身就是榜样。革命时期没有战功，凭借文革青云直上，成为中央首长。到武汉捅出一个大篓子，回到北京却成了英雄，人气指数还在直线上升中，还有啥好犹豫呢，干吧。

      一直闹腾到八月二十二号，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的目的到达了。在他们看来，冲击外交部，事情闹大之后，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给周恩来出难题；二，冲垮摇摇欲坠，正在家里写检讨的陈毅。陈毅周恩来的屏障，就好像彭真是刘少奇的屏障。彭真垮掉之后，就可以利用彭真的事直接冲击刘少奇。陈毅垮掉之后，可以利用陈毅的事冲击周恩来。第二点比第一点更为重要。

      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文革开始之后，陈毅就受到冲击。是周恩来和陈毅机智，利用毛泽东说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给挡了。二月份，陈毅那番高谈论阔彻底激怒了毛泽东。陈毅被迫检讨。中央文革决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机会选择的是不错，结果闹大了。

      所以说应该办事处失火案，如果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敌人搞破坏的话，一定是中央文革中的某个人的下的手。放火不见得是王力交代的，但王力鼓励造反派其冲击外交部是事实。如果闹出严重后果，一定得有人负责。王力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中央文革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但是他们忘了，这样的难题是难不倒周恩来的。因为敏感时期，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向来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而非自己拿主意。周恩来对眼前的局势，中央文革的良苦用心渴望一清二楚。换成一般人估计要去领导毛泽东那里反应，中央文革的人处处跟我作对，这活没法干了云云。周恩来反击非常艺术：找到杨成武将军，让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材料两条：王力的讲话，和冲击外交部的事实，以及当时因为陈再道再次引发的批斗“军队一小撮”；二，周恩来的个人观点：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去了上海，把材料交给毛泽东。

另一条线

看看周恩来的两个观点，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不然。

      一个中央的领导不动摇，就没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中央文革也就折腾不出来啥花样。唯一能让一个中央动摇的前提就是军队动摇。只有军队动摇，政府才会动摇。所以才重复说军队威望不能动摇。谁都知道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威信有动摇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在动摇。

      文革开始，军方受到冲击，批判军内一小撮，和地方上没有两样，很多中高层军官叫苦连天，连毛泽东最铁的铁杆许世友都被冲进大别山了。后来为了稳住军队，搞出《军委八条》，算是在军区大院前面竖一堵墙。接下来有搞军队支左。支左在青海除了乱子，又出台《军委十条》，把军区大院门前的那堵墙打一个窟窿。结果惹出武汉的事。

      陈再道到北京之后，毫无悬念的享受到批判。林彪发话，全国大军区就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不听话。然后掀起一阵批判热潮，名曰，批判带刀的刘邓路线。周恩来是想把情况稳定下来，然而搞笑的是，批判陈再道的理由是“顶撞总理”。没办法，兵变材料没有找到，只找到陈再道在武汉顶撞周恩来的证据。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中，受益者有两帮。一帮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从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几个人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另一帮以林彪为首。林彪本人就不说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大金刚军衔都不高，竟然都在短时间内成了三军大红人。吴法宪成了空军总司令。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打倒一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基础上的。打倒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四野之外（比如军委的贺龙元帅，比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比如地方上的陈再道上将），要么是四野出身却不怎么听话的。打倒这些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造成军内动乱。

      周恩来提出解放军威信不能动，实际上也是要一个政府领导不能动。都是一个意思。两条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也就意味着给中央文革降火。

      这一列过程中，中央文革的关锋比较活跃。

      关锋，山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三年，十四岁的关锋成为党员，可以算天生的革命者。四年之后，十八岁的关锋成为县委书记。和王力一样，关锋靠笔战斗的，属于革命书生、笔杆子、理论家。如果说他有啥不同，那就是和老乡康生认识比较早，并且得康生赏识。那个时代，关锋那种人最好的位置是中央研究室。

      中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下面的智囊机构，和大人物们关系亲密，是笔杆子们镀金的好地方。毛泽东的几个有名的秘书均在那里干过。大名鼎鼎的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并由此走向人生的巅峰或低谷。在康生推荐下，关锋也进入那么一个前途光明、暗礁密布、随时可能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的机构里。当年反右派时代，作为红色笔杆子，关锋就非常活跃，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大作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比方说文革宣言《五·一六通知》，关锋就是起草人之一。

      正因如此，关锋才有机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

      在关锋的大作中，有一句强有力的战斗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上海风暴刚刚刮起来，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夺权。林彪为了表示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合作，让关锋在军内喉舌刊物《解放军报》上亮出那个响亮的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由于那个口号过于响亮，关锋作为发明者，也将永载史册。

      那个口号杀伤力极大，把光荣的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办到了蒋介石和美国大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关锋不仅仅发明了那个口号，还将其推广。

      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和林彪以为领袖这一次肯定要大发雷霆，加大批判力度了，就以陈再道为突破口，批判带刀枪的刘邓路线。为了配合领袖的行动，红色笔杆子、书生、理论家的关锋自然要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很简单嘛，再写一篇大作，再次吹出——批斗军内一小撮——嘹亮的号角。文章在八月一号发表的，是建军节，离八一南昌起义刚好四十周年。在那样一个中大日子弄出那么一篇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各路造反派人马闻风而动，南下北上，倒处串联，冲击军事机构，抢夺弹药，去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区大院再次鸡飞狗跳。比方说南京的许世友，又被赶入大别山了。

      然而这一次，江青和林彪都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图。

      离开武汉之后的毛泽东直接去了上海，没有回北京。江青和林彪在北京折腾老半天，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人影，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去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结果南辕北辙，弄反了。其实也不能怪江青和林彪，他们在北京城里，对武汉发生的一切不是很清楚。

      江青不用说了，让她在旁边也不会明白七·二零事件到底意味着啥。至于林彪，每天只是听半个小时“报告精选”，也不会明白究竟是咋回事。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让杨成武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关锋的新出炉的大作也带上了。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你也累了，休息休息吧，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毛泽东再次选择

七月二十一号，事变开始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二人在谈话期间，基本上各种情况都估计到了。最坏的情况就是兵变。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毛泽东才速速离开，留下周恩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直接从武汉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如果说真的搞兵变，自己没有理由如此出来啊？陈再道等人实在不行扣押个总理也不错嘛。这种事不但没有发生，陈再道还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北京，听候中央发落。而在接下来的证据取证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再道搞兵变。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悬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事？

      只从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核心之后，在任何时候，他的意志都将实现。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之后历次运动，毛泽东想要哪个完蛋哪个就得完蛋。即使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反对声一片的情况下，依然展开了。可是这次武汉两帮人闹事，多大事嘛，按惯例一行批示就搞定了，没想到亲自坐镇，加上周恩来布局，弄出来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故来。

      ——这是毛泽东意志第一次遇到真正障碍。第一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情况下狼狈而归。之前大跃进也撞得头破血流，但那是败给了自然规律。这次不一样。

      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从他们联手开始，所有敢于挡路者通通靠边站了。

      如果真的是陈再道搞兵变，那倒好事。直接镇压也就完了。一个小小陈再道带着武汉军区能玩出多大花样？让他出不了武汉三镇。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群众闹事，明知道王力代表中央的情况下还要抓过去痛殴，如果不是积怨太深，断不至于如此粗暴。

      很明显，从西宁到武汉，以及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的事都之明一个事实：军队支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反作用。故事陷入了极端，放任军队不管，会扑灭文革之火种。对军队管太多，又会造成军队本身的混乱。七·二零事件，就是军队本身出了乱子。

      北京的喧嚣没能影响远在上海的毛泽东。他陷入了沉思，思考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接下来该如何落子。思考有两点核心思想：一，文革要继续；二，军队不能乱。

      北京的事，军内再次揪人，外交部夺权，毛泽东都知道了。看见杨成武之后，他还是想了一个晚上。

      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关锋搞的社论旁边留下醒目的批语曰：“大，大毒草！”

      又曰：“还我长城！”

      要知道之前吴晗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也才得到——大毒草——的待遇，还少一个“大”字。至于“还我长城”更为悲壮了，好像之前只有悲愤之下的岳武穆手书过“还我河山”可与之相比。有了这样一个批注，关锋的美好生活是到头了。

      八月二十六号，毛泽东派人把杨成武喊过来，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从此号称中央文革“车”“马”“炮”的三大笔杆子、理论家、兼书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眼泪汪汪的走向监狱大门，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得以重返自由世界享受普通人生活。

      关于中央文革的精神和出牌套路，毛泽东看得很明白。他知道中央文革的人想攻下周恩来。但是他也知道，周恩来不能倒。周恩来到了，就没人干活了。聚集在周恩来周围想干活的老干部，在失去周恩来的安慰之后，必然出乱子。而且军队会继续乱下去。那样的话，文革就将变成彻底的武革。

      周恩来火了一把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警告中央文革，安抚一下动乱的军方。中央文革的核心还在，但是手臂断了。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老滑头，才不会去冲锋陷阵哩。真正煽风点火的工作，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干。江青虽然战斗力十足，但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不是她的强项。张春桥非常有能力又肯干，毕竟精力有限。还剩下一个姚文元，还得兼顾上海那样一个烂摊子，斗呀斗呀都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的功能保住了，制造纷乱的力量减小了。毛泽东如此选择虽然有无奈成分，也不失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招好棋。

      然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结果。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北京。周恩来开始行动了。周恩来办事可不像中央文革那班人，折腾半天也没有所以然。周恩来表示立刻喊人开会，召开一个小型中央碰头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王力和关锋。

      为了达到目的，周恩来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步，开会之前，先跟陈伯达打招呼，放点风。因为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生了一场病治好，大权却落到江青手中。陈伯达受不了江青，就倒向了林彪。周恩来选择和陈伯达通气，是免得闹起来形成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央文革喷口水的局面。虽然中央文革的那帮口水天王不太敢怀疑毛泽东的指示，万事还是有个准备好。削弱中央文革，对林彪那帮人也有好处，加上此次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形式，争取陈伯达并不难。

      第二步，安排警卫守在会场门口，一声令下进去抓人就是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听要开会，纷纷把口水制成弹药，准备在会议上继续给周恩来出难题，比方说陈毅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比方说徐向前是不是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啊，比方说那个外交事件究竟是咋回事啊、伤害了外国友人的感情怎么办啊等等。他们似乎看到了周恩来难以收场的样子，心里正在暗爽。

      然而向来隐忍不发的周恩来这次没有给他们机会。会议开始，周恩来就说，今天要宣布一个最高指示，依然是他那不紧不慢的绍兴腔调把杨成武的记录读一遍，做出结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其实就是隔离审查，怎么变成请假检讨了呢。只因为周恩来善于人际关系，说法委婉一点而已。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位大神踢出舞台。

      当然王力、关锋心情立刻从夏日青葱的呼伦贝尔草原急转到秋天的沙哈拉大沙漠，被卫兵带走之后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从盛夏进入寒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推卸责任，和那几位仁兄划清界限。陈伯达也是脊背上冷飕飕的，庆幸被带走的不是自己。他们看着眼前的周恩来，顿觉世界不同了。

      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还是那么一团和气，还是那么讲究分寸，还是那么给朋友和对手留足面子。然而这样一个周恩来，之前在中央文革的口水战大师眼中，是那样软弱善良，如同羔羊一般。此刻口水战大师们深刻感觉到，那善良的羊皮之下比狮子还要勇猛。

      这是周恩来的高光时刻，在整个文革中间，这样的时刻非常之少，但总算有过。尽管有过这样的高光，周恩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他。当然，王力和关锋被带走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许多。当二人再次自由的享受到风吹日晒，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国人已经慢慢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想办法发财了。

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中央文革的车、马、炮同时失去，损失不小。号称大笔杆子的王力是车，革命急先锋关锋是马，戚本禹就是炮。炮，威力大，火药味浓。戚本禹，脾气大。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在山东，在上海长大，积极分子。十八年之后解放军进入上海，积极的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性格：耿直。

      特点：脾气大。

      绰号：戚大帅。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戚本禹的人生应该是最为顺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均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江青也经历过上海的是是非非，甚至被捕过。低一级的王力也经历过战场考验。关锋虽然比戚本禹还年轻两岁，人家入党时，战争还在继续。唯有戚本禹，入党时全国正好解放。而别人打仗时，戚本禹学文化。十八岁那年已经有了高中文化水平。当然十八岁高中文化水平放现在不算啥，当时非常稀有，直接去了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这样的就业机会，简直和天山掉下馅饼差不多，而且是很多年才会掉下一个的那种。

      中央机要处的戚本禹具备一系列优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常常受到领导表扬。而戚本禹本人也是个人才，写字模仿毛泽东，写文章模仿鲁迅，均小有成就。

      毛泽东和鲁迅，是哪个年代最有力的两个符号了。如果一个人能用类似毛泽东的字体写出类似鲁迅的文章，即使山寨版也罢，想不走红都困难。所以戚本禹走红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一连串风波之后，戚本禹也写了一篇文章，写李秀成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支柱，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写下自供状依然被杀。当时大家对李秀成的行为褒贬不一，褒的一方认为，李秀成已经为革命尽力了；贬的一方则曰，叛徒，不解释。戚本禹写文章曰，李秀成是叛徒，并且在大作中证明了一番。这事也没啥大不了，言论自由嘛，然而在那个文艺界即将整风的年代，就特别耀眼了。当然和所有时代一样，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会引来一大串板砖和口水。戚本禹面对四面而来的板砖毫无惧色，卷起袖子力战群雄，直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斗力之强悍，连号称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也要让其三分，连康生也对其另眼相看，风头丝毫不让姚文元同志。

      正因如此，在中央文革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戚本禹却是相当活跃。田家英自杀之后，戚本禹迅速填补空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是江青的秘书。在那个年头，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意味着什么？大家（各地党政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闲着没事都主动和戚本禹同志沟通。

      戚本禹同志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考验，十八岁便跻身中南海，然后是名扬天下，受到领袖及其粉丝们的夸奖，根本不知道含蓄谦让为何物。所以看起来派头很足、脾气很大。

      由于派头大，脾气足，江湖人称，戚大帅。

      戚大帅开会时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大员，也是趾高气扬。连江青都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戚大帅当然会充分发扬自身战斗力，干好写文章、扣帽子、喷口水这些基本工作之外，还干了两件附加工作：煽动红卫兵造反和保护文物。从理论上讲，这两件事不冲突，然而那年代，这是两项完全矛盾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是全国大夺权的开始，也是运动的最高潮阶段，此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本应非常忙碌。然而他在百忙之中干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却应该鼓掌欢迎之事。一月二十七号下午，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谈论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

      当时情况是，许多红卫兵抄家之后就把人家资料文献啥的放把火。许多书籍非常珍贵，然后就飞灰湮灭了。戚本禹决定改变这个那样的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问：“为什么？”答曰：“怕。”

      ——好一个“怕”字啊！怕啥呢？怕自己和那些玩意沾上关系？

      戚本禹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说：“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说：“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这些理由听起来极为不舒服。但在当时，在中央文革中，已经是非常理性的声音了。最重要的是结果。戚本禹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如此等等。

      最后来一个总指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些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弄出了几条紧急倡议：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评：那个座谈会才是戚本禹一生的闪光点。

      戚本禹虽然保护了一批文物。但他的本质工作还是鼓动红卫兵闹事。

      起草《五·一六》通知有他。

      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有他。

      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有他。

      鼓动造反派冲击朱德住宅有他。

      如此等等，那是相当活跃，光辉业绩一串串。不仅纳闷，戚本禹同志，就不能安分一下吗？当然不能。如果能安分，他就不是戚本禹，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就不是江青的秘书。因为世事均有因果。戚本禹同志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不安分就是他的因。

      一边是保护文物，一边煽动造反派造反，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至少不符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印象。用时髦的话讲，这不科学。

      那是一个人干的吗？当然是一个人。

      首先戚本禹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地位重要，对文化至少了解不少。知道秦始皇焚书不稀奇，知道商鞅焚书的就稀奇，知道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已经可以算很有头脑了。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戚本禹当然知道烧书是不对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戚本禹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进入中央，接触到的都是革命意识，认识到的全是革命行为。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脑袋里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旧文化导致了中国近代落后（基本上是这样），革命带来了国家浴火重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要继续革命，要扬弃旧文化。当他之处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时，也应该看到，他的首长同志们做得更加过分。

      然而把这个理论放入实践中时，造成的结果是那样触目惊心，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戚本禹的行为才那么怪异。评价戚本禹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有文化的革命者。

      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行为看起来如此奇怪，就表示文化大革命本身出了问题。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待戚本禹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写下“大毒草”几个字。

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王力和关锋的世界当时就步入了黑夜。一开始二人只是被软禁在钓鱼台二号楼，还是在中南海内部。吃好、喝好、睡好，生活待遇啥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只是不能随便出去带领大家汉口号，不能煽动人家去造反，不能买帽子了。

      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不需要劳动，只有一项任务，写检讨。日子清闲得让人发狂，但比起街头武斗的广大炮灰要好多了。有一天，他们等来了领导陈伯达和张春桥。领导人当然还是那样春风得意，还是那样的笑容可掬，只是不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告诉昔日部下曰，要好好地写检讨，深刻的写检讨，从骨头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天是十月十六号。

      十六号之后，专人打扫卫生的生活没有了，定期检查身体的医生没有了，因为二人离开了中南海钓鱼台，被关押到北京西山，每人一栋别墅。在那里，日子更无聊了，待遇也不一样了。然而比起那些被他们煽动起来红卫兵残酷斗争的老革命，他们还是天堂一样的舒服。他们是任务还是老一套，写检讨，加深检讨。

      检讨啥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必须得写。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写得好的话就可以继续出去吃香喝辣，继续当中央首长，继续煽动红卫兵去批斗人家。写得不好，就要完蛋，还可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批判对象，要开喷气式，要戴铁帽子（如张霖之），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要好好写，可是又写不好，那个惆怅啊，那个郁闷啊，那个心有不甘啊，那个无可奈何啊，就不说了。这样写了两个月，终于不用写了，因为他们去了秦城监狱。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没有了服务人员百般照顾，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既没有生病死掉，也没有上吊撞墙出意外。大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风光，多么不可一世，在秦城监狱的夹板上，他们和墙缝里的被遗忘的蟑螂没啥区别。尽管如此，这个待遇也比被打断肋骨的彭德怀，比被截取腿的罗瑞卿好多了。

      其实王力和关锋被忽悠了，在他们住进秦城监狱之前，他们只是供昔日战友们泼脏水的粪坑而已。所谓写检讨，也就是让自己承认错误，替中央文革背黑锅。当然，他们干得很好，把所有的错误自己扛下了，光荣留给了战友们。

      戚本禹是另外一个行情。在王力和关锋倒下时，戚本禹还没彻底倒下。在警卫员把王力和关锋带走时，戚本禹还发言了。当然戚本禹也不想倒下。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倒下。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于是他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猛烈批判王力和关锋了。

      戚本禹直接写材料揭发王力和关锋，所有脏水往昔日战友身上泼。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在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泼脏水。不同的是，那几位战友兼领导不仅把脏水泼向王力和关锋，同时泼向没有倒下的戚本禹，说戚本禹和王力、关锋是一路货色，坏人披了一张好人皮，挂羊头卖狗肉，扮演好人害好人，欺骗俺们这些无产阶级老实人。

      一开始，毛泽东对戚本禹是有感情的，是保的，是欣赏的，所以才让周恩来争取一下戚本禹。然而戚本禹表现太差了，出了问题首先是推卸责任、是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泼脏水。这种人如何能重用？成大事者，没有不出错的。出了错而不敢承担，还能干啥？如此一个不敢承担之人，保下来何用？看看周恩来，有了错先自己扛下，然后再寻找要因。那才是老一代领导人的处事风格，也是他们干革命成功的原因。

      所以戚本禹很简单，即没有中南海钓鱼台过度，也没有北京西郊别墅软禁，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了。他的待遇和曾经的战友王力和关锋一样：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毛泽东不仅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失望，同时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也失望，一看就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之人。但是不用他们又能用谁呢？能独当一面的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去了，死的死（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正在死去），贬的贬（如邓小平、陈云），伤的伤（如彭德怀），残的残（如罗瑞卿）。

      然而，尽管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在后人看来没少惹事，本质上也就是书生而已，写写文章、煽动一下，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执行者。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起多大作用，那是鬼也不信。但是站在文革立场来看，他们又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程度远胜过绝大多数人。写文章最起劲，搞煽动冲在前，可以说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理论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各自在秦城监狱挣得一个单人房间。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峰。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期间，执行文化大革命最为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跌入谷底，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名义上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玩不下去了。

      促使王力、关锋、戚本禹走向秦城的因素，不仅仅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失望，还有另外一件事，即武斗。

第二十一章  血

最后一个选择

武汉闹事之后，到上海的毛泽东意识到两件事：不能任凭中央文革无限制闹了，要泼点冷水，于是就有了文革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中南海辛勤劳动到秦城吃免费皇粮的故事；第二，就是军队支左是个错误。如何错的，参照前文。

      在中央文革战斗力下降，军队支左不成功，王、关、戚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一个空壳。其中陈伯达是林彪的人。康生是老滑头。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而奋斗。指望他们三人玩出花样，鬼都不信。

      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原本军队支左，目的也是增加红卫兵战斗力的，没想到起到反作用。那么如何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呢。从文革开始以来，在强大的宣传力度下，基本上所有在校年轻人都发动了。红卫兵也是非常卖力，能冲击的都冲击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战斗力基本上到了极限，还如何增加？

      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武器，改善装备。

      武汉事件之后，红卫兵有了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发放的，一部分是抢的。

      没想到武器一到手，不仅没有增加红卫兵的能量，更起到反作用，造成彼此自己的更大规模武斗。伟大领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赶快在九月五号号召大家把武器上缴。然而正如红卫兵运动本身一样，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双方都有武器，谁愿意上缴？谁能保证自己缴枪之后对方也缴枪？谁能保证对方不私藏？所以很大一部分武器流落在红卫兵手中，武斗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到红卫兵进入历史。

      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文化大革命都是一段惨烈的故事。故事本身浓缩着深深的悲痛。所有被牵涉进去的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加在一起促使文革走到尽头。

      前面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许多党政要员付出了代价，社会精英付出代价，军方统帅付出代价，中央文革小组本身也付出代价。最后连江青和张春桥付出了代价，走向监狱。毛泽东也付出了代价，如今被非议。

      这一连串的代价之中，现在说一说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付出的代价。

      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红卫兵去干人家，拉着高干开喷气式飞机，去社会精英家里去抄家，去挖墓砸文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对之后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就是红卫兵本身。

      社会影响暂且不谈，谈谈付出代价吧。代价就是大武斗以及后果。

大武斗

从红卫兵诞生的那天起，不合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大饥荒篇章里，描述了一个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张三。现在描述一个走向大武斗的红卫兵，叫红小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红小鬼在上学，不管是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身份是一样，都是建国之后，在豪迈、阳刚的红色思想下教育出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要理解红卫兵所作所为，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红小鬼的童年或少年，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那十个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十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从英国鬼子到俄国长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磨砺；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人物，北洋军阀前后各种各样的垃圾军阀，如热衷于盗墓的孙殿英，如火焚少林寺的石友三；中国人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耻辱，比方说各种租借内的歧视。

      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人不一样，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耶稣基督、释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财神土地，中国人都相信，但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多数中国人相信。唯一能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政治。其它地方常常为宗教打仗，你死我活，看看《圣经》，记载的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国人只会为政治打仗。

      在中国分分和和的历史上，凡是和的时代，是以一个政治家为首、其它政客俯首听命的时代；分的时代，就是那种有一大串政客冒充政治家的时代。

      远的不说，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失败，就因为他们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各自盘踞一方。共产党胜利，只因为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百年积弱之后，再一次重新聚拢在一起，在同一种思想下，以一个人为首，骄傲的挺起胸膛。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民族意志和热情空前高涨，豪迈的英雄主义笼罩华夏大地。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红小鬼，他爸有权也好、有钱也好、修地球也好，受到的教育统统是一样的：你们是红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红小鬼没有变形金刚看，没有奥特曼可以玩，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各类英雄。那些英雄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他也不会去早恋，在那英雄主义充满天空的世界，没空搞那些儿女情长。各种享乐主义也是没有的，因为没啥乐子可想。在那种情况下生长的红小鬼有两个三个特点：淳朴，刚强，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高。

      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五九年之后，社会出了大问题，各种矛盾激化。在今天，一点小事可以引来一大堆口水，一个项目就能引来群众事件（如什坊事件）。那个时代可是全国性的饥荒。今天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有麻将可以玩，有比赛可以看，有各种风花雪月场所可以去，有各种奇闻八卦可以唠嗑，依然会为了一个项目走上街头，而这个行为还是遭到政府反对的。当时那些人，啥消遣都没有，整天关心政治，谈论英雄，幻想有一天成为英雄，吃不饱饭饿肚子，要不要去闹？当然要去闹。而且他们还有最高领袖的支持。支持他们的那个领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排得上号的政治强人。

      有了这个背景，红小鬼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走上街头去闹事。闹事的前半年，当然是很爽的。把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拉到某个地方批评教训，那一瞬间还真有当英雄的幻觉，真有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幻觉，真有拯救天下的幻觉。然后在那强悍且稚嫩的心理就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在咱们中国，凡是都不是孤立的，除了高端科研（很少）和创造（稀有），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都会有一大堆抄袭的、模仿的、跟风的，闹革命也是一样。红小鬼很快就发现，周围出现同样的组织，但是却在干不同的事。红小鬼及其同伴们要打倒的人，其它组织却在保，在对着干。他们也和红小鬼一样有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这样一些人碰到一起，就好比火焰和炉子同出一个房间，迟早要擦出火花的。

      一开始大家自诩为革命接班人，还是讲点文明的。首先是贴大字报辩论，不过瘾，就约架，搞辩论，搞文斗。换成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辩论谩骂，谩骂不过瘾，通过网路相约，出来搞辩论。辩论不成就动手。只不过现代人相对文弱，缺乏血性，即使冲突了，也就是踹几脚，然后回到网上继续骂。那时候的人比较强悍，动起手来是成群结队，菜刀、钢钎、枪炮应有尽有，而且没有警察抓人。如果当年有新浪天涯什么的，口水战肯定相当可观。

      军队支左之前，红卫兵也有内斗，还是以竞争为主。大家高喊诸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投入打砸抢事业。因为夺权刚刚开始，观点不同不要紧，各有各的山头和地盘，各干个的嘛，一方去冲击外交部，另一方可以冲击农业部，共同建功立业，积攒吹牛资本。国家机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机关部门虽多，却也禁不起造反派连续不停地冲击。一段时间之后，能冲击的地方都冲得差不多了，能夺得权力也夺了，大家又见面了。

      红小鬼及其同伴们又看见讨厌的对手。怎么办呢，文斗辩论都搞了，唾沫也吐得差不多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吧，那就武力见高低吧。

      其实红小鬼讨厌的那些人看红小鬼也是一样，讨厌着呢。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场景。

      场景之一：红小鬼和某个讨厌的敌人相约于某时某地辩论搞文斗，去了一看，对方呆了一群人，大爷的，是个陷阱。红小鬼一看，要么拔腿就跑装孬种，要么硬着头皮当好汉，结果可能被揍得头青脸肿。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红小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属于某一个战斗集体，他的脸面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整个战斗集体。面子被人家泼了屎尿，怎么办呢，自然要捞回来。于是红小鬼和一帮战友，在某一个角落抓住一个或几个敌人。其实那根本不是敌人，还可能是同学或者老乡，因为站在不同的战斗集体里而成了敌人。对待敌人是要残酷的。个别敌人就丧命了。有人不堪侮辱，会从楼上跳下去，寻找生机，在落地摔成肉饼之前高喊口号，如战斗到底！毛主席万岁！

      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楼，或者跳悬崖。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是被扔下去的。当然跳下去或者被扔下去摔成肉饼的不是别人，就是红小鬼。但是为了借用红小鬼的绰号，假设他没死，死的是别人。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二：凡是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必然卷入武斗。红小鬼也一样，要和战友们一起于敌人相约比武，时间是某时某地。原先说好是六对六，或者十对十，而对方不守（也可能是己方）诺言，战场四周设下埋伏。

      结果就相当于一群人包围一队人。这个时候，一群人心头充满喜悦，好像要抓住老鼠的矛；一队人心中自然是恐惧，如同看见陷入猫的包围圈之中的老鼠。然而喜悦也好，悲伤也罢，都是前戏，都是铺垫。喜悦者是否能喜悦到最后还要经过残酷的考验。战斗一开始，就没有喜悦或悲伤，只有生和死。在生死之间，人就会变成凶猛的野兽。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被包围的人，都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战斗。

      战斗中的野兽是凶猛的，残忍的，没有情义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尽管他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但是在生存本能驱使下，手中的菜刀或者钢钎会毫不犹豫地招呼对方。如果有炸弹，也会毫不犹豫地拉开导火索。

      这样的情况下，红小鬼可能拿刀砍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砍死。为了红小鬼这个绰号，现在假设死的是别人，红小鬼依然毫发无损。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三：最为残酷的斗争方式当然是枪战。用刀砍棍打的方式固然热闹，杀伤力毕竟有限。就算一伙人围住一个，也不见得非得把对方打死，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枪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打中要害铁定完蛋，即使打不中要害，医疗跟不上，流血也会死掉的。

      枪战一开，必然是大规模的，是一派对另一派。两派人马可能占据一个学校当战场，再看看如何解决对方。也可能从城市混战到郊区。交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场面，比方说可能有人不小心弹腔匹马误入敌阵，然后就会小命不保。

      枪战一开，就再也没有朋友之情，再也没有同窗之谊，只有枪支弹药、准星、目标、敌人，只有生和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四：武斗过程中，战友的死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哀悼战友也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死人盖着红布，爹娘亲朋都成了过去式，活人戴着黑纱，还要继续战斗；死人平躺，旁边放在陪伴他去另一个世界的红宝书，活人直立，手中拿着这个世界的宝贝——红宝书。然后在墓碑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明月换青天”；或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看这诗歌，多么坚硬。

      接下来朗读一段祭文：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某某某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或者，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这个仪式很的功用很简单，一边为死去的战友哀伤，一边聚集怒气继续战斗，去杀伤，去制造更多的死亡。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爹疼娘生天地养，就这样死了，去不去反思死亡，而是追求更多的争斗，可以说是疯了。

      大家仿佛都以林副主席的《战歌》为榜样：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多大仇啊。

      如果有俘虏，还会把俘虏。俘虏全部光着上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俘虏全身有可能被涂抹已成黑黑的锅灰，鲜红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恐怖状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追悼仪式，可能会散步一种恐怖因子。俘虏起到一种鼓励作用。伤痛的刺激加上俘虏鼓励，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经历这一系列遭遇之后，红小鬼没还活着，那么好吧，到今天已经是个老人，终于可以回忆反思过去。

      要想全景式描述红卫兵武斗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太复杂，太乱了。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战例讲一讲武斗对红卫兵走势和结局的影响。

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的三天之前，地处遥远大西南的重庆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等人，他们组织了各种战斗团体。后来为了方便宣传，全部称为“八·一五”派。

      这个派别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足。男女老少一大堆，大杂烩，意见不合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大家共同的事业——打、砸、抢——方面看法不同，偏偏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意见不同怎么办，分裂。最后分裂出一个超强的战斗集体，叫“反到底”派。这个名字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很唬人，战斗力肯定不弱；二，没前途，何时才能反到底？

      等武斗来临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八·一五”对决“反到底”。

      双方成员组成大致相当，都是学生和工人混编。所以武斗地点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根据业余的军事常识对战。比方说占领战场制高点，就是抢先占领战场上的厂房，学校宿舍大楼什么的。进攻或者反制，就是争夺厂房、宿舍楼什么的。

      重庆武斗特点是斗争程度激烈、持续时间长、伤亡大。很大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重庆地处西南腹地，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战争，很多军工企业迁移到大西南。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军工企业在重庆。比方说现在建设摩托生产基地，当时就是军工企业，有一个连的军队守卫。大量的军工企业自造大量武器。大量生产军火的工人卷入武斗。加上中央在武汉事件后允许持枪。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武斗战场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号，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重庆武斗开始了。夜里，“八·一五”偷偷占领了建设机床厂旁边山顶两栋小楼（占领制高点）。建设机床厂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旁边山顶小楼却被对手“八·一五”占领，“反到底”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定夺回那个制高点。上午八点，“反到底”的集结人马进攻山顶小楼。一番喊话、谈判、警告、威胁无效之后，进攻！“反到底”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小楼，投掷燃烧瓶。

      “八·一五”的人则凭险据守。双方就这样展开攻防拉锯战，均有伤亡。两个小时之后，“反到底”的人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来点真格的，于是就出动了他们攻坚力量，一个叫红大刀的战斗小组。红大刀的成员以建厂年轻工人为骨干，各个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牛劲十足。他们常规武器全部自己手工生产：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如果不动用枪支弹药等热兵器，在常规冲突中，那玩意在对战中的杀伤力即使比不上关二哥的青龙偃月刀或张三哥的丈八蛇矛，对付肉体凡胎是绰绰有余了。他们找来梯子，手持武器，在燃烧瓶的掩护下开始攀爬攻坚，上演真人版电影。

      与此同时，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发现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兵团。这个兵团也是战斗力很强。在武斗之前，他们在空压厂制造两栖坦克车。现在他们离开空压厂，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口号冲向战场。

      援兵赶到，内外夹攻，“反到底”支持不住了，承认暂时失败，开始撤退。“八·一五”则乘胜追击。一个“八·一五”的人看见一个“反到底”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红卫兵同志潜力迸发，硬是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赶者把手中的钢钎当标枪，奋力朝那个红卫兵掷去！幸好那个红卫兵是体育健将，差点入选空军飞行员，凭借矫健的身手躲过一劫，后来还是死在武斗中。另外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小将就没有那般幸运了。

      宋正言是一高中生，跟随本方人马撤退过程中，很不行落单，陷入包围圈中。“八·一五”的人一看抓住一个活的，便好好发泄了一把被武斗激发出来的兽性。他们用钢钎招待宋正言，捅了又戳，戳了又通。一群如狼似虎的兽性大发之人把宋正言弄得全身都是窟窿，往往冒血。宋正言不过十几岁，小草一样的年华。

      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

      战斗结束之后，双方撤离战场，宋正言被战友们抬下来，全身二十多个伤口，于下午一点钟死掉。宋正言是这次武斗中第一个牺牲者，成为烈士。他的死彻底激怒了“反到底”派。他们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布置战场：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大幕拉开之前，武斗还是冷兵器，杀伤力不大。四天之后，七月二十九号，终于发生了枪战，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是枪战。

      武斗立即开始升级，从步枪发展到机枪，从机枪发展到动枪动炮、坦克、军舰。除了原子弹和飞起，中国军工厂生产的兵器搬到中国大地上演示，实景演示。

      属于“反到底”势力范围内部的建设厂，主要以生产轻型武器，以枪炮为主。宋言正的死亡加上枪战发生，使得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准备释放大招：发枪！

      七月三十号，也就是枪战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隆重的发枪仪式，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示威；再拉开枪机，刺刀撬开一箱箱的子弹，分发下去。各路人马开始汇集，摩拳擦掌，发誓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的情形也差不多，都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图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八月一号，建军节，建军四十周年。那一天，中央文革的关锋在报刊上重提批斗军内一小撮。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副武装“反到底”向“八·一五”发动进攻。他们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开道，用炸药爆破。一时间“八·一五”占据的地盘火光冲天。

      在冲锋于反冲锋的拉锯中，喊杀声不绝于耳，夹杂着惨叫声、呻吟声，构成一曲恐怖的乐章。在哪恐怖的乐章下面，是绝望挣扎的人们，是兽性大发的人们，是伤痕累累的人们。

      狂野的枪炮声昼夜不熄。惨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八月三号早晨，“八·一五”支持不住了，全线溃逃，带着战友们的尸体。“反到底”的人马则在后面追击。一路上枪战连连，打死打伤不少人。

      这个回合，“反到底”胜。

      八月五号，“八·一五”的人马为了夺取建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的人抬肩扛，将两台大口径四枪管的重机枪推到半山腰上架上。“八·一五”的人携带轻武器仰攻冲锋。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八·一五”死伤惨重，死伤者漫山遍野。八月天，尸体很快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他们都有父母，很多人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不死，他们可能成为各个行业里的精英。

      这些只是武斗的一角。武斗中死掉的一部分“八·一五”成员埋葬在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地方，称“八·一五”公墓，依山傍水，鸟鸣清幽，曾是解放军烈士墓。那些生前热血满怀的冲动派，终于在幽静的环境中长眠了。他们曾经有最热的血浇灌纯粹的理想，最终从后人那里得到的只是质疑的目光。现在人看见红卫兵墓，感情总是复杂的；对待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是困惑的。

      一方公墓留下一个巨大的课题。

      重庆乃至全国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夏。武斗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那段时间，中央给了造反派武器，允许武斗，因此斗争极为凶狠，完全超出了预期。九月五号，中央下命令鼓励大家把武器上交。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没有上交。比方说“八·一五”和“反到底”就没有缴枪，或者说缴枪也没用，人家自己生产枪支弹药的，掌控资源。要么文化大革命结束，要么另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介入。

      双方你来我往，明争暗斗，一直斗到一九六八年建军节，来一次决战。这次决战中，“八·一五”依靠人多势众，精心布置，打散了“反到底”。

      这一战之后，双方尘归尘、土归土，死的死了，没死的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查干身上的血迹，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乡下，他们荒废了人生之中的黄金岁月。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开始，文革之火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双方大武斗，直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空架子，直接导致文革在基层的行动中的破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多表现在概念和象征意义上。

      压垮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恰恰是另一个故事。

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该干的事都干差不多了：该打倒的人打倒了（如刘、邓、贺、彭、罗），该夺的权利也夺了，该裁员的裁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了，军队也出动了，武器发放了，武斗也斗了大半年了，改出的招数都出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思考。

      高层正在考虑召开九大，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回顾总结，展望一下未来。在普通人身上，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也就是给自己鼓鼓劲之类的。中央不一样，需要权力重新组合。被打倒的那些人形成一个个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在基层，骚乱还在继续，武斗的枪声时不时从不同地方传来。

      骚乱过程中，许多红卫兵组织分裂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最著名的领袖蒯大富亲手创立的、亲自领导的、一手指挥的，依然没有都过命运的侵袭，走入不可挽回的结局，分裂。

      井冈山兵团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在蒯大富领导下，从骗斗王光美一鸣惊人，就没有停止过，时不时把中央大员（如彭真、罗瑞卿等人）拉过来批斗一番。

      关于夺权，蒯大富认为：“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蒯大富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由于战绩过于辉煌，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称霸清华园，不够；名扬北京城，不够，还要继续。把手伸向全国。在夺权的黄金岁月里，井冈山兵团以联络站、记者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派遣近千号人马，直接干预当地文革斗争，武斗文斗都有，劝方位服务。

      蒯大富带着他的井冈山兵团把手伸向军方，甚至把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的家给抄了，还想绑架徐向前，好在没有得逞，不然又多一冤案。揪斗军中一小撮有他们，武汉七·二零事件背后有他们。他们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机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乱一点。

      然而一切辉煌和风光都是表面的，兵团从诞生那一块起就蕴含着很多不确定成分。

      当年清华以内大大小小的派系一大堆。为了寻找存在感，各派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书生嘛，观点话题自然不难找。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下之后，有人渴望继续建功立业，结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有人把贴康生和江青的大字报，还有人想挠一挠毛泽东和林彪的虎威，自然都是不了了之。因为造反工作要靠中央文革的支持。没了中央文革，他们就是秋后蚂蚱——没啥可蹦跶的。

      井冈山兵团是靠大棒和帽子起家的。大棒和帽子不仅在高干和社会精英中推销，还在造反派中推销。井冈山兵团要当老大，成为一哥，对于其它红卫兵组织只能分化瓦解，招数如下：一，兵团内部，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意见向左的人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再通过各种帽子压住；二，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归结起来就一条：听话是战友，不听话是对手。

      这一系列折腾之下，不满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大，分歧越来越大。大家同样是造反，凭啥一切都是你蒯大富和你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说的算？凭什么你们就是真理？真理是你们表叔二大爷不成！既然权威算不了什么，既然夺权就是一切。那么你蒯大富可以去打倒权威，可以通过打倒权威而成为权威，可以通过夺权而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倒你蒯权威不是。

      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号那天，井冈山兵团分裂了，分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团派归蒯大富领导指挥，四派是他的敌人。

      四派发表文章质疑蒯大富的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过来就是，为啥老是我们清华当出头鸟，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蒯大富同学利用咱们清华的热血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比方说进中央（当时有传言）。

      为什么，夺权呗，运动呗。大家都是一个样，只是主张不一样而已。四派要求给老干部平反，说团派干部也有缺点，总之是要另起炉灶和团派对着干。如此这般的结果只能是没结果：在唾沫星为常规兵器的战场上永远不会有胜负。

      双方开始用嘴辩论，你来我往，不已乐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弄倒最后，两派人完全对立起来，一派说应该往西，另一派也不管对不对，本质为反对而反对的思路，一定说往东；一派说咱们红卫兵今天应该出门大狗了，另一派则说，不，应该去捉鸡。

      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十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

      四派则针锋相对：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给团派那套理论贴上标签，美其名曰“大翻个理论”。

      原来战斗力强大的井冈山兵团，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严重影响了造反的宏图大业。开始开会只是喷口水，升级到会场拳头，就像台湾议会那般。紧接着会场拳头升级为会场暴力。解释一下会场拳头和会场暴力的不同：会场拳头，是指与会者双方看对方不爽，亲自上阵挥动手臂、扔破鞋、青菜、臭鸡蛋，详情参照台湾两党开会。会场暴力则是外界力量干扰。比方说团派开会时，四派人马取冲击会场，扔破鞋、青菜、臭鸡蛋之余，还会加上配音：团派龟孙子王八蛋等无休止的口号。

      这样一来形式发生了转变：继续造反之前，要摆平内部斗争，攘外必先安内。

      既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既然唾沫星无法消灭对手的反对精神，那就用武力消灭对手的身体。

      双方在清华园内部拉来战场，好吧，你们占领图书馆，俺们占领科技楼，对战！开火！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七号，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们用拳头代替舌头战斗、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无数回合，依然没有分出胜负。斗争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方式，绑架：这是黑社会流氓团求财的手段么，不错。黑社会绑架勒索，那都是小儿科，和当年红卫兵比起来，他们只是一根冒险。当年的红卫兵，那可是连大元帅和中央大员都敢绑架（参照彭德怀和彭真待遇），绑架了部长给批斗死的案例（张霖之）都有。团派和四派的内斗也不会放弃这么有效的手段。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侦查、追踪、引诱、突袭等方式把对方重要的人物控制起来。这是连锁效应，团派绑架四派的人。四派的人也不甘落后，会报复，反过来绑架团派的人。那种绑架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绑架一个人，只为点钱财。红卫兵则不同，为了所谓理念。绑架一个人，目的是策划对方反水，从敌对阵营投入我方，弃暗投明。如何让对方弃暗投明呢，首先像唐僧一样唠叨，诸如我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啊等等。当然唐僧咒不管用时，他们会挥动孙悟空的金箍棒，砸丫的，具体就是对待社会精英的那一套，如喷气式。总之是不惜代价让反水，正如黑社会不惜代价要钱。

      第二种方式，群殴：每个人想必都见识过群殴场面，某一天放学路上，某个城市角落，都可能会有群殴事件发生：一帮人叽叽喳喳，跟唱戏一样叫个不停。然而大学群殴有几人看见过？休说群殴，斗殴都不多。毕竟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墨水也喝了不少，自尊心、自主意识、是非观基本上都形成了，懂得用脑子解决问题。要说全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还是顶尖的学生群殴，那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了。没办法，大家都要革命，脑袋瓜子都不错，嘴皮子也不错，谁也不服谁却要说服对方，要啥办法呢，只有动拳头了。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弓箭、钢钎啥的应有尽有，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形容书生战斗力差的。然而逼急了，战斗力差也得去战斗。而且只要去战斗，就会打死打伤打残。

      如果有人不幸被绑票或被俘，将遭受如下待遇：捆绑，用电线或细绳五花大绑，结果是关节肿胀；被关押在几个一百瓦的灯泡房间里，四周门窗全部钉死，日夜不熄等，墙壁或者房顶上有一个小孔，充当摄像头，有人监视（监视者也辛苦啊）；皮鞭、棍棒、拳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时候还能品尝到别样花招，如罚站，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腿脚肿胀、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当时七八月天，空调电风扇啥的就不要想了，蚊香蚊帐也没有，光蚊虫就够喝一壶的。

      第三种方式，武力威慑：眼看前面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升级，威慑。威慑不等于威胁。个人角度上讲，老子要拿刀砍你，那叫威胁；在人家家门口加上枪炮，叫威慑。从国家角度上讲，不要在占领俺们领土，不然俺们开炮了，那叫威胁；把原子弹放好，那叫威慑。按道理说清华园的高材生们都有发达的脑袋，不会搞武斗的。既然要搞武斗，那也是非常有特色。别的地方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实干。清华园的武斗不同，他们是有清华特色的武斗。他们手中也有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很少摆开战场大干一番，而是在清华园内修筑工事，拉铁丝网等等，建造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威慑对手。四派不敢轻易进攻团派的同时，团派也不敢轻易进攻四派，达到一种无力上的平衡。相当于一个山寨版的冷战格局。各自躲在自己的据点里侮辱攻击对方，也有对战，但基本上不是生死肉搏。

      这就是双方在清华大学大战一百天，仅仅只有十一人死亡（被长矛刺死、被毒打致死、跳楼摔死等等，只有四个学生中弹而死），三十余人残废，伤亡率颇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头脑的不是。所以嘛，把枪弹当成核弹来用，搞武力威慑嘛，挺好。要是想重庆那个武斗方法，估计双方别想离开清华园了。

      那场武斗除了时间持续的长，规模并不大（放在当时背景看），残酷程度上讲也不算啥。因为是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清华井冈山，所以影响很坏。

      所谓影响，不仅仅是社会影响，还影响到高层决策，即毛泽东的决策。闹到最后，四派撑不住了，开始求援。

第二十二章  无奈的结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巨人手腕搞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巨人的两只手，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

      由武汉七二零事件导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岗吃皇粮，导致了中央文革煽动努力大幅度下跌。除了老滑头江青之外，仅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上海一个烂摊子要管。中央文革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武斗事件造成红卫兵内斗，再也没有力量去管社会上是是非非。早期那种强悍的冲击力消失在内斗之中。可以说红卫兵武斗，就是中国内斗传统的山寨版。

      其实毛泽东对清华园，乃至全国的武斗非常清楚。七·二零事件之后，也正是他同意给造反派发枪才导致武斗升级的。一年之后，武斗如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进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让红卫兵小将走人历史了。

      一九六七七月二十七号清晨。北京市数十家单位的三万多工人打着另一个旗号进入清华园，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大名鼎鼎的工宣队。这三万人干嘛呢，调节武斗双方，通俗点说也就是劝架的；高雅点说法，维和部队。

      当时清华园内对战双方加在一起不到一千人，维和部队来了三万人，斗争双方都傻眼了。尤其是蒯大富同学，一心消灭四派，眼看把四派逼到墙角，一看黑压压的几万人（讹传为十万人），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心房差点硬化为玻璃了。

      冷静下来一想，部队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中央除了还有什么人如此大的能量呢？如果是中央整出来的，以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那一定会得到通知的。事实上啥消息也没有。蒯大富同学再一次迷茫了。

      迷茫之中的蒯大富灵光一现：一定有黑手，对，是黑手。蒯大富跑到北京文革委转了一圈，讨说话，结果啥也没有捞到。这是蒯大富第二次迷茫了。第一次迷茫是两年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进清华，把蒯大富同学关进黑屋子。

      是否有黑手，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阵地不当孬种，等待中央救援。于是团派组织人马抵抗，打伤一部分工人。但是双方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人员对比大概五十比一。而且工人天天干活，全身肌肉肯定比满脑子理论的学生发达。毕竟满脑子的马恩列斯毛或者牛顿伽利略不能转化为拳头。

      拿五十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对付一个穷酸书生，一点悬念也没有。而且工宣队的领导人还有一些中央警卫部队的军代表，非常善于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宣队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一边拿着大喇叭喊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放下武器、不要反抗等等。行动上一点也不慢，迅速完成分割包围，把一群要肌肉没肌肉、要战斗力没战斗力的学生给团团围住，集中起来宣传教育。实际上和扣押差不多。清华大学那帮秀才，平时也都是喷口水教育别人的主，自以为理论造诣颇高，现在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老实巴交的工人教育，那个憋屈啊，莫提了。但是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

      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理名言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团派英勇抵抗过，还打死了几个工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八点钟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达成协议之前，蒯大富和他们的战友们开会，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代。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然而那些高智商的人才们似乎打红了眼，多数人选择留在清华继续打。这个时候，能折腾的蒯大富却展示了难得的冷静，继续分析：“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被王洪文带着工人消灭的）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分析：“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不得不说，蒯大富同学如果早生四十年，说不定是打游击的好手。

      随后，蒯大富和一帮人从清华撤到北航，寻找机会反击。暂时脱困的蒯大富发电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七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封电报明显夸赞，把三万人夸大为十一万，还说幕后有黑手。也许不是蒯大富的真实感受。知识分子嘛，常常被感觉欺骗，对有利或不利的事夸大。蒯大富刚发完电报，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人要接见，他不敢去，担心遭“黑手”暗算，后来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敢去人民大会堂。去了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准备告一状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等他找到工宣队“幕后黑手”时，只有在那人面前嚎啕大哭的份。因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或许早在文革之前和工作组对抗时就挂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也没有人生中两年多的风光和之后十几年的牢狱之灾。毛泽东不仅仅是蒯大富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精神支柱、以及红卫兵存在还是消失的决定性因素。

      武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毛泽东刚刚上床休息，周恩来打电话过来了，说工宣队进入清华过程中留血（死人死亡），毛泽东非常来火，冲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很少发火。发火意味着雷霆之怒。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来过火。清华大学这点事怎么会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来火呢？

      原因有二：一个是刚刚睡下，被吵了，烦。毛泽东一生，习惯于晚上思考、工作，而且他很难睡着。所以他很不喜欢有人吵醒他，人之常情。

      另一个原因才是主要的：恨铁没成钢。

      毛泽东搞文革，红卫兵是急先锋。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热血和勇气去冲击逐渐固化的官僚制度。为了鼓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他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去抄家、开批斗会、去修理高干们。那些高干都是他当年的战友。他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把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去冲击千年以来的官僚积习，给社会注入新的元素。然而两年过去了，他失望地发现，红卫兵不仅啥都没干成（除了破坏），而且陷入内斗无法自拔。

      把毛泽东看成铁匠，把文革看成铁炉。铁匠希望用铁炉把生铁锻炼成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铁还是铁，终究没有成钢。

      后来有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决定派遣工宣队到下达任务前后仅十几个小时。好像工宣队的事情非常仓促。实际是瞎扯。毛泽东啥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仓促过？

      毛泽东一辈子，要干的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但是在红卫兵这事上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正如当年大跃进。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红卫兵不能成事。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号，枪支发放两个月，就要求缴枪。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放手去造反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一直在拖着，一直拖到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终于压断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华园的井冈山兵团是所有红卫兵组织中最为核心的组织之一，如果连蒯大富的人都陷入内斗无法继续干事。那么意味着红卫兵的使命结束了。如果放任不管，让清华园的武斗继续下去。最终的最终，蒯大富或许可以指挥团派消灭四派，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到时候清华园或许不存在了。又或者，只剩下团派的一帮人。那时候团派还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一派消灭另一派。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继续分裂。如此循环，无求无尽，最后剩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蒯大富么，或许是，或许不是。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因为都完蛋了。

七月二十八号

      那是一个死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只有一种办法，用强力把死局推倒打散，彻底送入历史胡同。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解决红卫兵问题了。所以在七月二十八号早晨，蒯大富还在想办挽回局势时，毛泽东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开会。那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五大领袖开会。那场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红卫兵——整个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

      凌晨三点半，周恩来给的电话叫醒毛泽东之后两个小时，除了蒯大富之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几个人到了中南海。对普通人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睡觉的黄金时间。风光无限的红卫兵领袖却因为武斗的事头焦额烂。尽管他们习惯了黑夜工作或者战斗，依然对那一次深更半夜的会议惊讶不已。当然他们渴望中央的指示，如同干裂的大地各位降雨。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想到，他们将面对当时最为强大的权利阵容：伟大领袖毛泽东，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有中央警卫团的老大汪东兴、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

      ——当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负责人。

      看看如此强大的阵容，深更半夜就为了召见几个毛头小年轻是不是太隆重了？几个人只有聂元梓稍微年长一点，四十四岁，相对召见者也是非常年轻。谭厚兰梳着两条小辫子，加上个头瘦小，像小姑娘。韩爱晶更老土，穿着土布衣服，裤腿卷到膝盖之上，到乡下放牛都不用打扮。而故事的主角蒯大富还没到。然而历史证明，那天的事非常重要。

      据韩爱晶回忆，那日凌晨，毛泽东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神圣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不见了之前接到周恩来电话时的火气。他将在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红卫兵的命运。他已经习惯了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首先亮出态度：并非和清华过不去，实在是清华那帮家伙闹得不像话了，逼得我老人家动一动手指头。谈话就这么开始的。

      谈话的目的：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过程：极为温和的，或者说是家庭式的。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去就嚎啕大哭。韩爱晶回忆，当时的蒯大富如同一个在外面挨打的孩子回家告状。毛泽东看见蒯大富起身迎上两步，在座的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边哭边啰嗦：“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等等等等等”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一边韩爱晶流着眼泪劝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傻眼了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是啊，怎么会，还不是被逼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让谢富治（公安部长）和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立马放人。

      韩爱晶如此回忆现场情形：“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江青重复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过程就是这样，富有感情味。这么说或者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残酷的年代，怎么能说现场有感情味呢，应该是铁血冷酷的命令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首先毛泽东的政策都在谈笑间落实的。其次毛泽东当年是全民偶像，粉丝对偶像当然是柔情的。最后，毛泽东对几个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

      谈话从凌晨三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半，主要是毛泽东在讲，其他人一旁帮腔。一共讲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状。

      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就是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问题，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四派理论家）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

      ——啥叫恨铁不成钢，这就是。

      林彪则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这些话从正副统帅口中说出来，分量可见一斑。红卫兵运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建设一面，即文斗方面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陷入内乱；破坏一面，即武力打砸抢过头了。这一正一反之间就让文化大革命陷入深渊。不仅如此，派工宣队解救，蒯大富同学反而被战斗欲望冲昏了头脑，和工人开战，白白让另一路人马捡了便宜。想想都是郁闷啊。

      但是政治家不能讲郁闷。政治上的事，可以有现实手段，不讲精神感觉。所有的负面情绪，只因为手段失误而已。从武斗这一块来讲，彻底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红卫兵不足以继续支持文革了，而五大领袖也不是成事的主。也搞了一两年了，连自己手底下那帮人都搞不定还不如去乡下种地呢。除了韩爱晶的北航稍微好点，其他地方乱得不成样子。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临时性方案，即眼前方案。另一个长远性方案。

      关于临时性方案。毛泽东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这是临时性办法，即解决武斗的办法。但是解决武斗只是暂时的。

      武斗所以武斗，除了文革初期政策鼓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事干，闲着无聊。该毕业的没地方工作，比如王大宾同学，本来应该去搞野外勘探去了，结果没单位接收，就干革命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在学校念书的，但是停课了。那些领导啊、教授啊什么的，都拉出去游街了、搞喷气式了、扫大街去了，精神被摧残成为乞丐了。没有成为乞丐的就自杀了。而且他们的家被抄了，读书馆被砸了，公共资源被封了，自然就没得教。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怎么办呢，那么多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青春热血，都是不安定的主。本来管还不好管呢，看看校园黑社会，看看那些聚众斗殴的少爷小姐们。没有工作去消耗血管里滚烫的热血，没有学习任务去中和不确定的因子，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没有鸡鱼肉蛋，窝窝头和咸菜那点能量就足够他们惹是生非了。

      只要文革还在继续，年轻人就没法安排。

      那就去农村吧，那里有着广袤的大地，有几亿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柱，都需要帮助。年轻人，去农村吧，那里不仅仅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老人家当初都是从那里冲出来的，现在你们将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范围转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代，千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去炼钢。刘少奇调整经济时，城市人口直接砍掉千万回农村。第二次，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可以理解为农民返乡。第二次则是知识青年穿越回原始世界。中间的是非曲直，酸甜苦辣，请参照各种伤痕文学和回忆录。

      七月二十六号凌晨，讲到了下乡问题。讲下乡问题之前，谈到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这段话透漏出教育在毛泽东心中的样子。应该说对教育界看的还是很到位。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还是：教育时间太长，灌输理论太多，而实践不够，各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差不多。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的话，那些年轻人就没地去，没法和社会接轨。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待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现在教育不好，无法和社会接轨。要想搞好教育，必须搞好实践。古人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因为按照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差一点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建国之后的教育也是铺张浪费多。既然如此，那就打散重新来过。

      ——应该说毛泽东对待教育的思考方式和对待官场是一样的，搞不好就打散重新搞，搞不好再打散，直到搞好为止（如果寿命足够长的话）。

      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干事找不到模板可循时，就会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找不到出路时，就想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教育下一代，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因此才有这么一番对话。

      毛泽东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帮腔：“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证实：“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谈话过程中，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个人前途：“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分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分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如果想要证明毛泽东看不起多数人，看不起知识分子，这一幕是最好的证据。他把教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以此为证，似乎又说不过去。因为从另一个立场上讲，又说不过去。因为他只是不赞成学校里庸长而死板的教育体制而已。用比较时髦的话讲，知识和能力是两回事。这些道理并不高深。可是也应该从这些并不高深的道理中看出毛泽东的缺陷。

      这么说吧，如果是一般人说这些话，没有任何问题，说不定还能博得一番赞赏。如果是专家教授说这些话，也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开讲座或上电视忽悠人赚钱。但是从一个国家领袖口中说这些话，不妥。

      一个强大的社会体系，需要国民讲实干，有实干能力，没错。但是还需要精英。社会实践可以实践出焦裕禄、时传祥那样的模仿人物。但是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的人物，基本上走的都是精英教育路线。毛泽东的缺陷就在于没有看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一股脑把年轻人全部赶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了。

      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国似乎也还是不懂如何培养精英。因为在创新这一块，离期望值还很遥远，至少不能和咱们这个民族的智商和坚韧度相匹配。看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在海外取得成功，很多人心中都会冒充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年鼎鼎大名的李约瑟博士，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它衍生出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为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答案，比方说体制问题，比方说拜金主义，比方说教授水平不够，比方说学生吊儿郎当，要几火车皮都有。

      也可以没有答案。因为在真正答案出现之前一直没有答案。等到答案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从乐观务实的角度出发，不要钱大家把心思从赚钱中挪开，只要想着赚钱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拉关系、开后门、皮条客那般无耻时，情况或许会稍微好一点。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毛泽东才更像一个“人”。当年那些人，所以会闹出大跃进和文革那些让整个国家疼痛的事，中央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纠正毛泽东的缺陷。毛泽东拥有缺陷的同时，也拥有巨大的有点。比方说对教育的看法，放在今天，即使是最满血愤青也没有他的观点毒辣吧。所以希望后来人，否定文革时，不要患搞文革的人同样的错误——一棍打死。别的不说，就教育这一块，确实问题多多。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现象就是，小孩子（中学生）累死，大孩子（大学生）闲死；带着小孩子受累的那些人饿死，带着大孩子悠闲的那些人撑死。

最痛

红卫兵们去上山下乡了，离开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们可以说是史上最为暴力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自由度超过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最活跃的群体。从春秋时代设计社会制度，到之后两千年修补社会制度，再到近代冲击社会制度，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或愚蠢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站在现代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发扬智慧和热心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也不错，不少人也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论如何，他们拥有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太远的就不说了，也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口饭吃。即使放眼今天世界，知识分子们也拥有的自由度还是不错的，闲着没事可以骂骂政府，对某项政策不满可以喷喷口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还可以搞点谣言什么的。如果生活在欧美，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可以往领导身上扔点鸡蛋或者高跟鞋什么的，也不错。

      但也仅此而已。就算知识分子看某位领导再不爽，也没有机会把他抓过来捶一顿。就算对某项政策不满，更改决策的机会也不大。

      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像红卫兵一样肆无忌惮的冲击高干，可以对创建国家的功臣宿将们抄家、辱骂、开喷气式、体罚、侮辱。即使伟大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一帮年轻人砸了几个老官僚的家（还坐牢了），如此而已。但是在文革之中，身为知识分子的红卫兵们自由度趋向于无限。除了一小部分人不能批斗，一小部分人的家不能抄，一小部分机关单位不能冲击，那是爱咋折腾就咋折腾，想去搞谁就去搞谁。

      正是这种趋向于无限的自由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仅仅念过几年书，没有过任何实践经验的愣头青们，以自身那点狭隘的观点去结构现实社会，飞舞道德大棒去解决所谓社会矛盾，杀伤一大片，血流成河，惹得天怒人怨。他们把老一辈将帅名流搞差不多之后，又掉头对准自己的战友们，拉出枪炮，战斗不息。

      之前已经描述过不少红卫兵破坏活动。比方说社会搞乱了，很多人搞死了，很多人死的很冤很可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最大的恰好是红卫兵本身。

      下面这一段也可能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是从大一点角度讲的。

      这么说吧，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因为有很多原因阻碍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拥有恒心和勇气、讲立场有原则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成功者。

      每一个成功者都是特殊的。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能干一些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在某些指标上超出一般人。文革就摧毁了那样子的一帮人，分成两类：即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精英和没有证明精英。

      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那些政治家啊（如刘少奇、彭真、陶铸）、军人啊（如彭德怀、贺龙）、老一代知识分子（如老舍），这些都是为后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反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要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好像只需要把他们的遭遇摆出来就行了。确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文革最主要的牺牲品。为什么呢，还有其他牺牲者比刘少奇地位更高、比彭德怀贺龙战功更大、比老舍在社会上更有名气么，当然不是。他们的悲哀、痛苦后人基本可以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基于他们的生命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人生使命已经完成。

      以刘少奇为例，文革时，已经六十八岁，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的理论，他的斗争，他的治国策略都得到了展示。后人已经知道刘少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彭德怀贺龙也是一样，他们绚丽人生在战场上已经充分展示。同理也适用于老舍等人，思想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中。如果他们在二十岁遭受创伤，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有多少能量。

      红卫兵恰好是一群人生没来得及展示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遭难了。而且他们遭难的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个人灾难，而是整整一代人。在每一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骚动不安，会流很多血。不管如何动乱，不管流多少血，只是一部分人，总有另一部分人通过信念与能力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成功展示自己，成为英雄。革命先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红卫兵不一样，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一部分死于武斗，一部分困死在北大荒。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武斗之中，冲在最前面死亡概率最大，叽叽喳喳卖弄嘴皮的懦弱之辈落在后面。是他们不知道危险么？当然不是。他们恰好是思想最为坚定、最为血性的人，为了某一个认定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看起来好像一根筋。换一个思考角度想想：如果他们在其它行业，在跑业务怎么样，肯定不会磨磨唧唧，唧唧歪歪找一大堆借口说不行的人；如果是创业，他们可能也是工作狂人级别，会不辞劳苦的干；如果是科研，会坚定的呆在实验室。一句话，其它行业，他们会成为那种埋头苦干或者拼命硬干的那类人。然而他们没有去跑业务，也没有去创业，更没有呆在实验室里，而是全部跑到大街上武斗。

      上山下乡也是一样。那些年头，最为困惑的是谁？还是那些精英。他们在穷乡僻壤对着蓝天白云想啊想，怎么也想不清楚一切是咋回事：怎么革命变成了劳动呢？笨重的体力劳动真的能够磨练心智？工农兵再教育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想不到答案。不仅想不到答案，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需要，要么就苦等海枯石烂、黄瓜变烂菜，要么就随便找一个凑合一下。

      那种郁闷、无奈、失落、愤恨实非文字能形容。当然他们有理由郁闷、无奈、失落、愤恨。他们本来应该进入各行各业想各种技术问题的，衣冠楚楚的光鲜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而非蓬头垢面的浪费时光。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且是好几年，而且是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是知识积累，是思想成熟的最佳时候，就在郁结之中度过了。若干年之后，即使钢铁意志也被消磨了，当初的血性稀释为淡淡的冷水。生命虽然还在，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诸如信念、理想、血性等等等都没有了，或者说很淡薄了。

      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像聂元梓那般讲原则的工作作风，像韩爱晶静坐的恒心，像王大宾数次勇闯地址部的勇气，像蒯大富那股不服输的折腾劲，都会有一番作为。而不是在监狱或者穷乡僻壤浪费时间。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那一代人中豪杰，也具备成为豪杰的条件，然后就不明不白地掉入历史深渊，还得背上骂名。

      等到文革结束，剩下的那部分人从农村出来、山上下来，再分配工作，再稳定下来，已经人到中年。从事科研的话，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代（三十岁左右）。搞艺术创作，也错过了原始积累。正因如此，科研还是艺术创造领域，顶尖人物极为匮乏。而且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都深深地烙下政治烙印，干什么都政治挂帅。即使是经商，也是政治先行。

      不是那一代人不行，而是那一代人浪费了太多青春，接受了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接受的东西。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因为自身遭遇而影响下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等到他们接过担子，掌控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的把某些不利因素掺杂进来。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文革造成的影响没有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国家角度上看，红卫兵的遭遇才是最痛。

      所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反思透彻。因为谁也说不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革是一场悲剧，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悲剧。对老革命家，对年轻一代都是悲剧。

      所以说这个国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既包含革命者建国之前抛头颅洒热血、建国之后各种政治运动，也包含大饥荒中的牺牲者和文革中的受难者。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强行推广三面红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错。第二件错事则是拿红卫兵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举措相当于压上国家的未来。就伟大政治家而言，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举动。毛泽东之所以会那么干，就是因为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期吧。正如当年大跃进超出他的预期一样。

      后来的从政者应该明白：除了生死存亡之关头（如抗战），都不应该压上年轻一代的前途于一件事上。假如错了，后果很严重。

第二十三章  过渡性一章：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央领导层基本稳定下来。建国之后，也就是高岗闹事之后，才把高岗和饶漱石踢出局。又过五年，庐山事件，彭德怀和张闻天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在文革之前，虽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领导层还是稳固的。文革开始，领导层则出现天崩地裂一样的转变。转变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九大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文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报告，对之前自己的报告归纳总结：自己承担责任。

      在大会进程中，会场之外则是另外一个景象。八月二号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到那张大字报，所有人都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已经划出一条线，现的另一边是敌人。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必须站在线的另一边之外，其他人可以暂时选择站在哪一边。半个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件事：做毛泽东的敌人从来就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选择很容易做，所有人都做了当时看似正确选择，日后后悔不已的事。

      于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七号，政治局成员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刘少奇的根基从此动摇，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深渊。

      批判刘少奇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有了这个决定，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中央行动。正是有了这个法理依据，此后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接受教育。

      大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个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布局完成。

      会议结束之后第六天，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倒下。

      二月逆流之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受冲击。

      朱德、陈云、董必武是不是挨批，已经靠边站。本来就靠边站的刘伯承病休。

      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了文化大革命铁三角。

      毛泽东负责决策，如同大脑。

      林彪作为左膀，一边高举小红本紧跟毛泽东，一边扩充实力，不知不觉中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如同当年的刘少奇。最终采取了比刘少奇更为激烈的举动。

      周恩来作为右臂，则是一边落实毛泽东的决策一边降低决策损失。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喻成一堆火。毛泽东负责火怎么烧，柴禾怎么放。林彪则是靠着火堆取暖，想着，火堆由我掌控是不是更好呢。周恩来呢，在试着在火堆前构筑一个堤坝，试图不要控制那么多。其他人等，要么努力煽风（中央文革小组），要么被火烧得不行。

      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没人了，出来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加周恩来。乍一看，是中央文革控制了实权，其实不然，这些人只是在党政部门折腾，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军。军方的人马以林彪为首，但是林彪不参加，由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级别大致相当于之前中央候补委员。一看这格局就知道此后政策走向了。

      在那个格局中，周恩来虽然孤身一人，确是老干部总代表。所有被批倒的、即将批倒的、不会批倒的老干部都站在周恩来周围。此时江青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就是她的翅膀，陈伯达和康生之外都是她的羽毛。陈伯达原本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在江青同志面前只是空架子，暗中投奔林彪。康生是个精于投机的老狐狸。江青嚣张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帮助江青嚣张。如果形式有所转变，他会毫不犹豫的背叛江青。

      列席人物之中的，有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谢富治和汪东兴，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南海警卫老大。严格意义上讲，谢富治和汪东兴并不是林彪的人。当然他们见了林彪要恭恭敬敬的，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应承话。实际上他们是毛泽东的耳目，就是林彪和江青也得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这些人之所以能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方式取代中央政治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造反。当红卫兵解散，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的社会行动已经破产。没了红卫兵造反，中央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就成了一出无聊的戏台。接下来怎么办？局势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之前那个政府机构被打散了，负责政府机构的老干部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未来怎么样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把已经混乱的局势稳一稳，把打乱的权利重新组合一下。

      好吧，那就祭出老法宝，开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北京。

      正常年头，中共都是五年开一次大会。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距离中共八大已经十三年了。如果不是政治斗争，早就应该召开了。

      中共九大一共两个主题：一，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如何进行下去，后面再说。二，权力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的权力之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还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还是一言九鼎，还是没什么约束。

      林彪作为伟大领袖接班人写入了党章。其实林彪的地位也是相当于没变。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成为二把手，九大之后还是二把手。接班人地位没有写入党章之前是二把手，写入党章之后还是二把手。林副主席还是林副主席，并没有把副字去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仿佛看见了天堂，事实上咫尺和天涯之间也就一条鸿沟而已。

      关键在于其他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延安整风事情的学习小组一样，是怪物。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存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存在。从长久角度打算，要想恢复平静，还是要重新回归中央政治局。于是重新有了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比起两年前的那份常委名单，精简了很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不见了。这大概是建国之后中政治局精简最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政治局委员，林彪的粉丝（如四大金刚）和江青的粉丝（张春桥、姚文元）统统加入，如同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各归各位。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九大的两大主题是彼此矛盾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兼容的。

      江青及其粉丝看来，权力重新分配之后，还要继续革命的。林彪及其林彪的粉丝则另有看法。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权力重新分配之日，也就是林彪及其粉丝和江青及其粉丝死磕之时。不是林彪想要和江青斗，或者江青想和林彪斗，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江青和林彪置身其中，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死角

要想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还是先要从红卫兵武斗说起。

      红卫兵为啥要武斗呢。前面已经描述了不少，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红卫兵夺权过程中也夺了不少权利，为啥不去好好利用多到手的权柄？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看，很多事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规模夺权（一月上旬）开始到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中间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是红卫兵夺权的黄金时代。只要是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搞批判之后宣布夺权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半年时间里都夺得不少权力。

      那些权力足够把造反派安顿下来。

      牛叉一点的造反派头头可以省部级领导，身边战友可以组成领导班子。

      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可以成为市委领导，然后组建市委领导班子。以此类推，他们可以去接管大学、工厂、医院、报社等等一大堆机构。小喽罗可以跑到街上当巡警啥的，保证牛鬼蛇神不敢出头。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期望的，为什么就没有实现？为什么造反派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大规模的武斗呢。

      武斗恰好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穴。

      很多人眼中，有权力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打印拿在手，嗓子吼一吼，好事自己上，坏事下面上。想要干嘛就干嘛。当年红卫兵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按照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原则，把前辈老人家打倒在地，自己拿到了各种公章，宣传大权拿到手、天下归我有。

      把红卫兵夺夺得的公章摆在一起，应该有一车吧。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运转，就是依靠掌权者对公章的使用。

      公章使用的好，就能办好事。反之，亦反之。

      红卫兵夺得那些公章之后却没有利用。于是，公章就成了一堆废物，就好比摆在博物馆里面那些古代皇帝的玉玺。如此太浪费了，不是么？

      浪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能力不行；另一个胆量不够。

      权力那玩意需要经营的。啥意思呢，很简单，你是一个厂长，就要保证工厂正确运转；同理，市长、省长、部长也是一样，需要保证自己一亩三分地正常。所谓正常，也就是正常生产、销售、收支平衡、账目清晰啥的一大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看起来不风光，干起来可不容易，得了解很多人，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技术生产，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销售耍嘴皮子，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财政，这些都需要知人之明。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都是后天实践的，需要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慢慢积累。

      夺权的学生或者工人虽然热情不缺，也许能力也不差，但实践经验就跟不上了。因为红卫兵虽然受过教育，有知识，但太年轻，担子挑不起来。工人年龄够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不在行。他们恰好是夺权的主力。权利夺到手之后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于是那一枚一枚象征权力的公章就成了破烂废铁。

      能力只是夺权者没有经营权力的一个原因。没有能力可以培养嘛，就算从零开始学习也成啊。文化大革命搞了差不多十年。红卫兵也折腾了两三年，社会怎么就没有回归正常呢。参照新中国建立第一个十年，也是一帮没有掌权经验的人去掌权，从零开始，也搞得不错嘛。怎么在文革十年就不行了？

      第二个原因：不敢。也就是说那些夺权者不敢尝试着去经营权利。这么说是不是很搞笑？造反夺权都敢，怎么就不敢去经营权权利？答案很简单：他们夺取的权利，就是从当初权利经营者手中夺取的，如果他们转头经营权利的话，立刻就会成为被夺权的对象。

      红卫兵内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夺得权利的使用问题上各有一张嘴。

      既然无法经营权力，如果继续夺权的话，何时是个头，那是遥遥无期啊！

      红卫兵所以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冲击力不够，也不是因为夺权成果不够，而是因为进入了——权利经营——的死角。那个死角不仅仅困住了红卫兵，也把文化大革命拉入了困局，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正因如此，才会导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江青的粉丝和林彪粉丝的对战大戏，才会有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才有接下来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才会有周恩来失声痛哭，才会有毛泽东一夜之间衰老。

劲敌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进入另一个章节了，因为事情进行到这里，必须要说说林彪。林彪的命运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必须另辟一篇，将林彪的同时，继续讲文革。

      细说林彪之前，再回顾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绩。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诞生，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的九大完成使命，战绩相当可观。

      中央文革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系统内部：第一代领导人中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合作者邓小平跟着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彭真、簿一波、陆定一等人坠入深渊，另有地方上调中央的陶铸等人坠入深渊，其它省部级高干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军方系统内：共和国元帅贺龙坠入深渊，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许光达坠入深渊，上将中将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些名单中，有些是中央文革的人干的，有的不是。但是打倒这些人之后，中央文革获利多多。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共和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虽然解散了，但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没有职位的第一妇人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原本只是柯庆施秘书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只是文坛愤青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建国仅仅二十年，绝大多数在战争年代独当一面的人物还在。比方说十大元帅，只有罗荣桓去世了。比方说十大将军，只有陈赓去世了。除此之外，邓小平、彭真、陈云、薄一波等人还处在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江青张春桥还是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大金刚资历或能力上都显得难以服人。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不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还在新的和新权利机构——中央政治局——中继续干老本行，也就是继续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为了伟大的文革事业，他们即将结成四人帮继续战斗。

      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就需要要继续革命的对象。对象是谁呢？

      九大之后，老干部基本上都打倒差不多了。虽然还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政治局，但该生病的生病、该靠边的靠边、该检讨的检讨。他们已经离开了权力核心。一个是失去了打倒的意义。第二个是毛泽东也不允许再去动他们。

      只从延安整风之后，政坛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铁三角，一个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形成的铁三角。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江青等人看来，矛头当然要指向周恩来。然而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依然没能动得了周恩来。为啥呢？看看周恩来履历就知道了。

      周恩来从一九二七年进入中央，中间起起伏伏，从没有淡出前五。即使中间有逼迫毛泽东下野的“历史包袱”，依然稳居中央。即使时不时检讨，依然摇摇晃晃而不倒。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想过推倒周恩来，搞“伍豪事件”，没成功；在外交上制造事端，反而导致王、关、戚倒霉。

      周恩来树大根深，远超中央文革那些嘴皮子的想象。周恩来的事，后面会细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中央文革的灵魂人物，整人无数的康生白区时代在上海当特务时，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员。文革期间，康生基本上针对过所有人。对周恩来也有过企图，但是用“伍豪事件”试探一下之后，收起了所有野心，临死之前还特意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自保。当然能让周恩来反复摇晃，证明中央文革还是成功的。

      老干部都差不多了，周恩来推不倒。还有谁呢？只剩下一个目标，林彪。

      理论家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去和林彪干。但是如果要继续战斗，那只能和权力新贵们作战。权利新贵基本上都是林彪的粉丝。林彪的粉丝主要集中在军方，按道理说双方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井水也好，河水也罢，都在党的地盘，都是党的水。涉及到诸如国家主席这样重要职位时，斗争讲不可避免。

      林彪的粉丝都是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爬上来的，比如军委办事组那些本不应该爬到那个位置的将军。四大金刚之中，除了黄永胜上将之外，其它都是中将、少将。在元帅和大将还在喝粥吃馒头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在那位置？凭他们是林彪的粉丝。

      在文革之中，林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林彪的角色有多重要？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同学在现实中不爽，觉得领导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冰淇淋吃，就带了一批人去找领导算账。

      正常情况下，门前的保安会阻拦。当然保安人手有限。同学可以纠集足够多对现实不满、想吃冰淇淋而不得、对领导不满的同学一起搞定保安。

      正常情况下，保安实力不够，可以叫人民警察。警察可以用手中的力量对同学们进行说服教育：领导很忙，想吃冰淇淋自己掏钱买嘛；没钱？回家找爹妈要嘛；什么，爹妈也没钱？那就好好念书，将来赚钱了再吃嘛；什么，不愿意？那么好吧，跟叔叔去局里仔细想想。听话啊，不然别怪叔叔动粗。叔叔这里有盾牌，有辣椒水，还有手铐，你们懂得。

      正常情况下，只要人民警察愿意，想找领导要冰淇淋吃是很不容易的。但当时情况是同学不仅要吃冰淇淋，开可以把到手的冰淇淋扔到领导脑门上，搞一个大花脸。为啥会是如此呢？因为人民警察是谢富治管的，支持同学找领导讨要冰激凌。

      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责全国公共安全。仅凭谢富治搞不定全国局势。警察只能维护表面治安。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更为强劲的团队上，就是军队。如果谢富治敢胡来，军队可以直接灭了他。看看在七·二零事件中，谢富治在军队面前并不比王力同志强很多嘛。

      军方的代言人恰好就是林彪。同学们找各位领导要冰淇淋吃，林彪代言的军队保持了沉默。有时候见同学们比较累了，还让军方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泄气。

      领导的家可能就在中南海，也可能在军区大院，没有军方点头，再多的同学们也不可能见到领导的。那么林彪怎么就那么牛，可以代言军方呢。平时生活中，代言一个广告都不容易啊，需要经纪人等一系列人物配合运作。

      代言整个军方需要多少资源，需要多牛的人？好吧，就看看林彪凭什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