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林彪（中）

第一章  林彪的选择

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茶壶里的风波。小问题不断，大问题没有。看看几组镜头。

      镜头之一：当时井冈山根据地草创，穷乡僻壤，吃喝拉撒的问题难以解决，还要面对国军永无止息的围剿。林彪很纳闷：咱们有前途么？他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红旗还能打多久。毛泽东解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镜头之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掌军权，四渡赤水河之际，林彪说那是浪费时间、领导不行，建议彭德怀到前线指挥。毛泽东很生气，把林彪臭骂一顿，并且给彭德怀记上一笔账。初到陕北之际，林彪又觉得不行，想去陕南打游击，又被毛泽东臭骂一顿。比方说东征时，林彪对兄弟部队支持不太给力，又被毛泽东啰嗦一顿。

      镜头之三：第一次四平战役。毛泽东让林彪不惜流血，坚决死守。最后时刻，林彪坚决主张撤退。后来证明林彪是对的。辽沈战役，毛泽东坚决打锦州。林彪徘徊不定。后来证明毛泽东是对的。

      这些都是小小的冲突。再看另外几组镜头。

      镜头之一：朱毛会师初期，两人因为磨合问题争吵。林彪虽然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惑，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那次争吵中，毛泽东是占据下风的，并且经历人生第一次下岗。

      镜头之二：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需要批判彭德怀。尽管林彪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恩怨。林彪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身边，全力批判彭德怀。原因无他，毛泽东需要批判彭德怀。

      看到了吧，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那都是细节性问题。涉及到原则性相争，林彪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身后。从这些历史旧事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时，林彪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身边。

      七千人大会上，选择开始。

选择

前面说过，没有那三年饥荒，第一代领导集团就没有分裂，就不需要选择。没有人想分裂，没有人想选择。但是在巨大的历史问题前面，个人意愿都是微不足道的。前面已经说过，三年大饥荒主要是政策失误，人祸。

      那个政策是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团体制定出来的。刘少奇原本是那个团体中的一个。当饥荒到来时，刘少奇试图调整那个政策，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那种更改。因为刘少奇的更改，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面，就是一种修正。毛泽东对修正路线是无法容忍的。一边骂苏联人搞修正，一边自己家搞修正，说不过去呵。

      但是必须承认，刘少奇的策略很有效，以至于整个行政系统都表示刘主席的办法不错。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基本上站在刘少奇那一边。当时的毛泽东相对孤立。还有人（如彭真）在讨论毛泽东是否要检讨问题。

      孤立之中的毛泽东发现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林彪讲话时间是一月二十九号。林彪一生中有过若干次报告。按照杀伤力排的话，可排第三位。第一位的是文革初期那篇“政变论”，后面讲到。排第二位的，应该是平津战役之后代表共军发表的那次讲话，前面已经讲过。

      林彪讲话的两天之前，也就是一月二十七号，刘少奇讲了他那著名的“虎头蛇尾”的报告。林彪的这份报告，加上名字的话，可叫《挺毛主席到底》。

      他的讲话已经在刘少奇篇章里讲了一些，这里再大致说一下。

      林彪首先讲了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老一套，就是可能来自北方（苏联）和南方（美国）的危机。

      然而经济问题和国内问题才是重点。林彪关于这一块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林彪完全肯定了三面红旗，说总路线是对的、大跃进是对的、人民公社也是对的。并且做了一番论证。这些话从林彪嘴里说也没啥不同。当时环境下，没有人否定三面红旗。

      林彪讲话的第二层解释说大饥荒就当交学费了：“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这就有些想当然了。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大饥荒作为共和国的伤口已经写入历史。

      林彪讲话的第三层分析了大饥荒的原因：“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任何人要站在最高舞台上说话，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对此林彪拿出共产党的法宝对大家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林彪这篇讲话在当时的环境中基本上可以用实事求是形容。当时其他人重量级人物（如刘少奇、周恩来）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话。那么杀气何在？答曰，在林彪本身。林彪的讲话可以概括如下：大家有错误，自己找，领袖是没错的，大家有继续跟着他。反正我是跟着他的，随感反对他，我就不答应。不信可以试试看。就这样，洗洗睡吧。

      虽然同样的讲话。刘少奇和林彪完全不同。从林彪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看，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即使了解，也是通过各种资料。详尽的资料也不如实地考察。而当时中央领导人，都有外出实地考察的。毛泽东自己坐车外出巡游，秘书回到各自的家乡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全部亲自外出实地考察。刘少奇讲完之后，决心休整政策，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林彪则转入毛泽东身后。刘少奇要改变，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林彪所在的军方，就是国家核心力量所在。当刘少奇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也就成了林彪的敌人，也就要面对林彪的杀气。选择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林彪，也就在悄无声息中加入政治舞台的博弈。

      虽然大家都说政治和军事是向通，但操作起来是两套技术手段。

      军事上，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把对手的肉体消灭就行。

      政治上，管你用什么办法，是要嘴巴说服嘴巴。最好能把对手说得哑口无言，这对林彪要求太高了。最低限度，要自圆其说，自己说服自己。

      林彪半辈子沉迷于战场上，纵横天下，专业技术是消灭对手的肉体。政治上，他不太在行。但是根据战场上锤炼出来的本能，他知道毛泽东是最强大的，按照一贯策略和毛泽东结盟。毛泽东的精髓就在毛泽东思想。

      要知道毛泽东思想并非万能药。毛泽东思想在原则上是行得通，具体政策上可能是错的。正如孔子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君臣政策上就可能是错的。正如基督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教会教条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林彪没有认清，或者说故意没有认清这一层，可是吹捧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大力提倡毛泽东思想，就有造神的嫌疑。建国之后，柯庆施等人吹捧过一番。到林彪手上，才吹捧到顶峰。

      建国之后，林彪有两次选择影响了历史走势。第二次选择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选择出走，直接造成文革破局。第一次选择就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同样极为重要。要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保证国家完整性。保证国家完整的前提是军队完整性。

      正常情况下，正常机关就能保证军队正常。动乱时刻，除了正常机关，还需要强人的威望。共军之中，威望最高的有三个人，朱德，彭德怀，林彪。朱德德高望重，谁都要给三分面子。但是建国之后朱德年事已高，逐渐淡去。彭德怀地位仅次于朱德，且战功卓著，但已经身陷囹圄。朱德和彭德怀之后的平级别统帅中，林彪战功最大，而且在大跃进中政治清白，可以号召全军。后面七位元帅，虽然也都是人中英豪，各有各的辉煌，但很难有谁能在混乱中掌控每个系统的军队。即使贺龙，也未必能做到。

      换句话说，如果林彪没有选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后，文化大革命未必能搞成。也许毛泽东会用其它办法发动，但绝不是现在历史中的那个样子。

      这样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任何选择都有目的，那么林彪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困扰着很多人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回顾历史上的林彪，每一次支持毛泽东，结果获得巨大利益。一九六二年的林彪，已经是实权派人物之一。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理论上还有几个人，但都不如他实际权力大。那他还想要啥呢？

目的

林彪的笔记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段话现在被用来证明林彪是个野心家。林彪是不是野心家暂且不论，但这段话里透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法统。

      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继承了他的工作，把《资本论》补全，干得很漂亮，成为马克思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带着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蒋介石无时无刻都在宣传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之间，都有一种联系，就是法统。

      所谓法统，也就是继承人的地位。

      林彪从他的角度出发，在他的知识范畴和思维方式中得出如此结论，就是要继承老领导毛泽东的事业，为毛林。但是林彪的处境远比恩格斯、斯大林、蒋介石糟糕。

      恩格斯续写《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过世，留下第一国际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而恩格斯恰好收摊子的人，而且收拾得很不错，不仅补全了，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事情必须有人完成。恩格斯完成了那些事，所以有了共产主义领袖继承权。

      列宁的苏联也是一样，内忧外患，敌人一波接一波，问题一波接一波，危机一波接一波，看起来摇摇欲坠。列宁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说白了也是一个烂摊子。斯大林通过谋略上位，通过铁腕扫除一切。尽管争议颇大。但是在斯大林的铁腕下，苏联迅速完成工业化，然后才有苏德战争赢得胜利，威望达到顶峰。

      孙中山就不用说了，去世时的全部地盘也只有广东一偶，还受陈炯明的威胁，也是一个烂摊子。蒋介石带着一般人南征北战，东拉西忽悠，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赢得继承权。并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继承国民党领袖也行。

      看看这几个人，需要如下条件：第一个条件，在前一个人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在马克思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斯大林在列宁身边扮演过中原角色，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条件林彪合符。林彪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条件，前面那人不在了。恩格斯当老大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斯大林重整苏联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蒋介石修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个条件林彪不符合。当时毛泽东才六十多岁，身体健康，精神头很好，思维敏捷，看问题尖锐，正准备大干一番。反观林彪身体倒是弱不禁风，给人摇摇欲坠之感。

      第三个条件，烂摊子。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都留下一个烂摊子等人收拾。中国当时也可以说是烂摊子，经济建设走向死胡同，大饥荒导致那么多人挨饿。政策继续调整。应该是另一个大人物出现的时候。林彪选择了在那个时候表演，应该说眼光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结果已经很清晰，如果说需要接班人的话，也是强调政策调整的刘少奇，而不是林彪。

      从这几个条件来看，林彪想要成为“毛林”，情形不容乐观。因为他只能躲在毛泽东身后，所有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制定，所有的荣耀归毛泽东，所有的过失也归毛泽东。尽管林彪足够出色，足够威武，干过很多事，但是跟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差别依然很大。

      林彪决定好好努力，加油干活，缩小差距。条件不成熟那就创造条件。他创造了什么呢？两个字，政治。

林彪的政治

政治无处不在。政治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政治上也不相同。林彪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政治也不相同。

      要解释清楚林彪的政治，最好的方式就是回顾一下罗瑞卿的大比武。详情参照前文罗瑞卿篇。这里简述一下。罗瑞卿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大将之一。建国十年，林彪休息时，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秘书长职位是林彪推荐的，其实也是跟随毛泽东的意图。

      罗瑞卿上台之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林彪。林彪原本以为罗瑞卿会跟自己走。但罗瑞卿忠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忠于毛泽东。

      罗瑞卿上任之后搞了一场大比武，轰轰烈烈的，赢得不少喝彩，一时间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有两个人很不满意：叶剑英和林彪。当时叶剑英管军衔，资历、级别都高于罗瑞卿，而且在大比武中出力不少，却没有赢得应有的掌声。林彪不满，是因为罗瑞卿偏离了林彪，和彭真、贺龙走得近，而且与刘少奇关系不明。

      贺龙是军委实际负责人，地位仅次于林彪，但资历比林彪老、实际管事比林彪多。罗瑞卿和贺龙走进。贺龙也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态度不明。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正在走向对立。林彪完全站在毛泽东身边。罗瑞卿的选择和微妙。特别在七千人大会上，罗瑞卿并没有向林彪那般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后。林彪和罗瑞卿都卷入了政治漩涡。

      实际上林彪和罗瑞卿都在玩政治，只是方式不一样。罗瑞卿的方式，通过大比武争取更多的权势和威信，希望在外来的时局中更有作为。所以才会连原本属于叶剑英的功劳一并抓去。林彪的政治和罗瑞卿相反——突出政治，虚的。

      当刘少奇、贺龙、罗瑞卿通过实实在在的方式办事，务实。林彪在对面务虚。

      林彪的政治，就是在务虚。若干年之后，当他想要务实时，撞倒一堵墙上。

      务虚，说白了就是不干实事。

      务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作为技术手段，片刻的务虚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长时间的务虚是不可以理解的。

      务虚，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论是谁，掉进那个陷阱里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或者说甲乙丙丁等草根。

务虚与务实

历史有这样一条规律：政治舞台上，看看史书上赞扬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务实主义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成就之人；那些被批判的人，基本上都是务虚。

      务实之人，看看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魏国吴起，都是通过自身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才华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再看看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样。干了事实，让国家和百姓得到利益，总会被记住的。

      务虚之人，看看党派之中的那些阴谋家和书呆子，满口仁义道德，但仅仅停留在嘴上。比方说唐代的朋党之争。比方说明代的阉党和东林党。都是满嘴大道理，却不能把哪怕一点点的道理落实下来的主。用一副对联给他们画皮：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看见务虚和务实两个字，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务实是干活，务虚就是不干活。不是那样，很多人务虚，同样也是忙得噼里啪啦，开会、作报告、走场宛如一台工作机器。详情参照古往今来忙碌一辈子但从没干过任何成绩的“领导们”，他们是聪明的、精明的、英明的。

      对于高层而言，务虚和务实的关键在于，说出去的话、制定好的政策能否贯彻实行。林彪想做那种人？当然不想。问题是他在干那种事。

      对林彪来说，他的前半生毫无疑问是务实的，因为战绩摆在那里。所以说是务实的，所以能赢得那么大的战绩，皆因班子稳固，军令如山，言出必行。后半生则是务虚的，因为陷入政治斗争中无法自拔。而政治斗争中那些口号是没办法落实执行的。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但他只是一块牌子。因为他没有彭德怀那般精力和身子骨，啥事都能自己动手。林彪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恒温的房子里苦思冥想。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该是他分内的事，却落到贺龙和罗瑞卿身上。贺龙从来就不是给林彪打下手的。至于罗瑞卿，本来对林总客客气气的，时间长了，活都是自己干的，渐渐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军委日常工作是林彪亲自抓，大比武是林彪亲自搞，那么在开会时“突出政治”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干实事的人跟他不在一条船上，他就变成了务虚主义代言人。

      但林彪的性格上讲，他从来就不是务虚的人。他甚至懒得因为人际关系讲废话。他制定的那些战术也是实用的。如今转战政治舞台。虽然布景、道具都变了，林彪还是那个林彪依然不是务虚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干务虚的事，这样讲、那样讲，讲了半天还是空话。因为干事的不是自己人。

      前面说过，出在他的位置上，必须“突出政治”，操持日常军委事务的两个大人物他无法驾驭。为了突破那个尴尬，为了“突出政治”变得言之有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人。把各个重要部门换成听话的自己人。让整个军委像当年野战军司令部那般有效。

      但是贺龙和罗瑞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特别是贺龙，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想动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不可能一步达到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进一步制造麻烦，等待局势变迁之后重新洗牌。如何制作麻烦呢，继续务虚，继续讲政治。

      方式就是继续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吹捧更高，把毛泽东思想吹捧得天花乱坠。毛泽东思想原则上行得通，但并非万能，并不能包治百病。搞得农民买鸡蛋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医生治病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小孩子做作业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就很搞笑了。

      军方本来就不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因为政治运动风波波及进来，才搞得风浪很大。但不管风浪多大，军内同志们基本上都是实干家。对于说话将理论那一套，有领袖去干就可以了。其他人最好还是个干个事。道理是很明白的，一个队伍内部，有一个诸葛亮那是好事，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大家都是诸葛亮，那就要乱套了。

      要讲林彪当时的处境，只需要看看他和罗荣桓关系变化就行。

第二章  林彪元帅和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元帅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特别的那一个。因为他是政治元帅，他的存在体现共军特色。湖南走出的共军三大元帅中，各个特点鲜明。彭德怀和贺龙就不用说了，罗荣桓的特点就是低调，低调到让人以为没有特点。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最为亲密。毛泽东如此重视林彪。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能跨过罗荣桓。毛泽东和罗荣桓共事几十年，连一张公开照片都没有留下。为何？不需要，不需要那种看似亲切的握手，不需要那种看似开心的微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负责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正在回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也是中国原子弹和导弹公关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听到消息之后，让大家起立默哀。

      默哀完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零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天夜里，毛泽东的心思都在罗荣桓身上。深了，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还是久久不能入睡。躺下有起来，写诗一首《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辈子写诗不少，大多都是豪迈豁达之作。真正怀念故友的只有两首，除了《吊罗荣桓》，另一首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蝶恋花》也是浪漫豪放之作。唯有这个《吊罗荣桓》情真意切，真情藏于安宁。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首诗里的关系。

      十大元帅中，只有罗荣桓是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中走出来的。但是那并不是他和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理由。特殊的罗荣桓元帅首先是一个特殊的人。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之家。因为家境还可以，受到不错的教育，先是念私塾，然后念新式小学，在读中学，最后进入青岛大学，随后又去武昌中山大学念书。两所大学都是理科。他的最初志向是一名建筑师，想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建筑师在那年头能否找到机会先不说。即使找到机会，毕生心血搞出成果，也不够一场战争破坏的。说不定就被某颗炸弹毁了。

      太黑了，世界太黑了。想救国，当务之急不是实业，也不是建筑师，而是首先终结掉那恐怖的黑暗，让有志之士和有才之人有一个平台。

      ——那就只能干革命了。

      所以出身乡绅之家——不愁吃穿问题、大学毕业——应该也能找个职位混饭吃的罗荣桓投身革命事业。日后的岁月里，罗荣桓单衣草鞋遮体，小米饭、南瓜汤果腹，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是他不后悔。路是自己选的，信念是自己的，那就不用回头。

      不仅自己不后悔，还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解决同志们的困惑，也就是所谓政治工作。他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效果非常之好。

      罗荣桓参加井冈山起义，然后队伍转移。队伍转移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减员问题了，逃兵问题了，思想悲观问题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毛泽东在三湾那个地方搞了一次改编。三湾改编在共军历史上非常重要。多重要呢？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创造性建立了富有共军特色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那时起，罗荣桓开始了党代表的职业生涯。他戴着一副近视镜在一群大老粗中看起来是那么的另类，工作却是那么有效。

      提起政治工作，现在很多人会想到磨嘴皮子，责任心强点的就多搞点人际关系，责任心不强的照本宣科念文件了事，很容易嘛，没啥大不了的。但罗荣桓那个时代，政治工作最难搞。因为队伍是新的——自己招兵；要灌输新思想——什么党指挥抢啊、官兵一律平等啊；没有军饷——就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要落实非常困难。每一条要落实下去都很困难。怎么落实呢？当然是讲道理。一天讲不完两天讲，然后天天讲，月月讲。

      讲道理是需要水平的，光能言善辩还不够，还要有耐心。一天把道理说完，让大家遵守，第二天自己跑去睡大觉了，那是不行的，还要当模范，就是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队伍建立之初，大家对“党代表制度”没啥概念的。特别是那些从旧军队出来的兵油子，对党代表的态度，完全是看人。如果党代表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赞叹“兄弟佩服”，尊重之余还会端茶递水；如果没有那打仗本领，一边玩去，不要跟大爷推销那套“狗皮膏药”，大爷健康着呢，没病。

      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正好体现在林彪身上。林彪当上红四军军长，政委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别人都不行，只有罗荣桓行。日后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和罗荣桓有直接关系。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罗荣桓把各种工作都大理的井井有条，林彪只需要设计战术就行了。第二层含义是罗荣桓本人军事素养也不差。林彪负伤之后离开部队，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带领下发展壮大。罗荣桓建设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很好，在原有的队伍基础上培养大批人才。解放之初抢占东北那批人，基本上都是从山东或苏北过去的，他们日后成了四野大军的班底。这也是一九五五年，罗荣桓能够成为政工元帅的原因所在。

      战争年代林彪和罗荣桓也有磕绊，比方说叶群的枕边风，但总体上合作愉快。但是到林彪复出走上政坛，两人却发生了真正的不愉快。原因还是政治问题。先看看罗荣桓是如何搞政治的。

政工元帅的能力

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共产党一次大规模战略整合。那次整合中，误伤一大批。尤其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搞得一堆人被冤枉，怨气很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唯有罗荣桓在山东和黄克诚在苏北进行了积极的抵制。

      罗荣桓一直都是干政工。根据地是军事化的，军政一体。当林彪在时，军事都是林彪管。而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去苏联了。一开始陈光管过一段时间军事。陈光指挥作战还行，但是个典型的军人，脾气很大，性情急躁，和同事关系搞得很僵。陈光和朱瑞在山东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罗荣桓去了山东，一切才正常起来。

      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当初国军中原大战，鬼子进中国，国共争霸，斗争山东那一带大打特打。鬼子进中国之后，惨烈的徐州会战结束，控制山东全境。山东可以说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落入鬼子手中的省份。

      当初八路军搞敌后抗战，就是想华北和山东那边开。在那里既可以开辟根据地，又可以避开蒋委员长的目光，可谓一举两得。等到抗战结束之后，山东发展程度远胜华北，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解放战争中，调往东北的那批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山东去的。那批人在东北成了领导干部，三年之后变成赫赫有名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山东根据地同样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当蒋介石搞重点进攻，两个拳头伸出来，一个伸到共产党大本营延安，另一个就是往山东伸。可见山东搞得多么成功。山东根据地成功，罗荣桓当领第一功。单凭这一点，足以为他赢得元帅地位。

      那么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名字就知道了。罗荣桓的早夭的长子，叫罗北屯，是当时红军屯兵陕北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叫罗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时诞生的。罗东进的妹妹叫罗南下，弟弟叫罗北捷，都象征着罗荣桓在山东的行动。

      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老本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罗荣桓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

      罗荣桓强调：“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捏。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当初朱瑞和陈光闹得不开心。不是军事实力问题，而是大家没有搞到一起。搞不到一起，也就是政治工作搞得不好。共产党所以比其它党派战斗力更强，主要原因就在于，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指握拳力千斤，鲜花需要缘叶扶，英雄也需正气助。

      政治搞好了，也就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战斗力也就有了。

      搞政治工作，说到天花乱坠都没有用。说话要有威信才行。有威信才有人听。有人听，话才有用。那么威信从哪里来呢？没有窍门，也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要靠自己：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其实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越是简单，反而不容易办。牛顿定律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可是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能发现。爱因斯坦方程也是非常简洁，直到现在还是绝大多数人搞不懂。共产党员的准则也是一样，当模范，可是看看今天那么多共产党员，正面模范反而变少，反面教材倒是数量上升。所以说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不容易干。

      罗荣桓常常给大家讲长征时代的故事：行军的时候，官长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自己就是从长征时代过来的，并且把表率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他虽然级别很高，但从来不端架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正面意见他听，反面意见也听。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在他面前，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从来都是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

      罗荣桓告诉大家：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

      ——对应现在某些机关单位，真是先见之明啊。

      ——看看这种工作风格。如果不太了解，那就进书店看看，看看成堆的人际关系学。里面内容都是千篇一律，讲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讨人喜欢。精华部分就是罗荣桓那一套的现代文表达方式。但罗荣桓是用行动表达的。

      正因为罗荣桓工作干得出色，山东根据地才在日军的反复围剿中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

      正因为罗荣桓工作干得出色，在那场整风中，山东根据地才得以幸免。因为那里的风气一直很好，一直在自我净化。

政工元帅的作风

其实罗荣桓对整风运动印象深刻。他基本上经历过中央内部历次整风运动，对于各种弊端也是了如指掌。之前整风运动中，他甚至亲手救下了梁兴初的命。没有罗荣桓，后来赫赫有名的四野虎将、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长”就要英年早逝了。

      每一次整风，都会整一大批人，冤枉很多人。

      那些被冤屈者，一部分是程序执行中出现偏差，另有一部分被公报私仇。反正都是被冤枉。所以说整风那些事，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战争年代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某些人在整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疯狂欲望，如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杀人。

      当延安搞抢救运动时，也在推广自己的经验。中央搞了一个特派员去山东推广经验，那人就是舒同，党内书法家之一，后来大饥荒中的山东一把手，新五虎上将之一。

      舒同到了山东就说，这里是抗日前线，很重要，要整风和审干，这是大势所趋。

      如果罗荣桓跟着“大势”走，一番猛打，拉出来一大帮特务、内奸啥的，即使搞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会指着他什么。大家都那么干么。共产党讲团结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比方说新四军内部，饶漱石把陈毅都整了。大多数时候，随大流都是最保险的方案。

      罗荣桓的心思飞到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刚到山东不久，西湖地区就搞过整风，相当残酷。那次整风中，使用了很多刑法，如毒打，如坐老虎凳，如灌辣椒水，如过电（用手摇电话机），如点香烧，如用子弹刮肋骨，残酷程度堪比满清十大酷刑。而且处决数百人，是一起大冤案。发起者只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正是罗荣桓亲自赶到，才结束那场毫无意义的屠杀。

      现在又来那一套，那还了得？不行，绝对不行。

      但是中央精神又不能不执行，康生大作——抢救失足者——已经寄到山东，舒同特使已经来了。按照延安那一套，接下来就应该“引蛇出洞”了。

      引蛇出洞，又称钓鱼，技术含量相当之高。本来大家好好工作干革命，既然一部分人要去整另一部分人，那就要有把柄。把柄怎么来，那便是钓鱼。

      根据钓鱼理论，所谓整风运动，也就是假设团队中有恶人。要把恶人给整出来。但是恶人不会自己出来，那就要想办法让他们暴露出来。

      根据钓鱼理论，恶人所以为恶人，只因为他们要攻击革命队伍。要想让恶人跳出来攻击，那就给他们制造机会，让他们自己现身。

      根据钓鱼理论，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民主。以民主名义下暴露出破绽。根据民主的名义，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内心想法暴露出来。就像某些镜头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秋后算账时，一笔一笔算清楚。

      怎么办呢，中央命令又不能违抗。罗荣桓一拍脑门，好吧，这么着：既然整风无法避免，上有政策，我就来个下有对策，来一场富有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

      ——让舒同先搞几个试点，看看效果如何。

      于是民主大会开始了，鼓励大家，各个学校、政府机关、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提意见。

      美其名曰：通过发扬民主，使上情下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

      美其名曰：这是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

      美其名曰：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特务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所以山东也要认真搞。

      大家一听，好事啊。本来就应该发扬民主精神嘛。大家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那个一系列缺点，说个没完，说啥的都有。比如《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喜欢吃辣椒，赢得一顶帽子“生活特殊化”。光说还不过瘾，还有人用漫画连载形式，说领导同志怎么不行。由于纸张比较匮乏，有人直接把图画涂抹在墙壁上，相当有喜感。

      其中最有名的是王若望那些事。

      王若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相当特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典型的“清流”，是那种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书生或者说幻想家，如果需要形容词的话，前面加个硬骨头。

      王若望年轻的时候是左翼作家，加入中共。后来被国民党抓住，判刑十年。国共合作之后，释放，去了延安。用笔杆子辛辛苦苦的为共产党干事。文革时是右派。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彻底鼓吹自由化的旗手，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党籍。晚年又流亡海外，成为一个彻底的叛国者。可是他在美国组织民运，又被那帮后生小辈出卖、利用，但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反对共产党的心思不动摇。最后义无反顾的客死他乡。

      看看王若望的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谁是最有权势的那一个，他就批判谁，反对谁。当年蒋介石是老大，他就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说种种不行，即使冒着坐牢掉脑袋的危险，依然坚持。建国之后，毛泽东成为最大的那一个，他依然拿起批判的笔，即使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又反对，说邓小平搞得不彻底，没有像苏联那般一次性解决问题。等到自己去组织民运吧，又搞不定组织。最后白发苍苍，一事无成，只留下曾经的批判。

      应该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呢？首先必须承认他的骨气和勇气，敢言常人不敢言，为常人不敢为。比起那些愤青和墙角阴暗的一群人，他至少敢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哪怕是坐牢，哪怕是流落他乡也在所不惜。

      如果给他一顶高帽子，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实际一点，他终究还是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通俗一点说，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现实世界需要他那样的人，但是不需要太多。因为任何政府都是不完美的，需要批判。太多的批判则妨碍干事。但是他晚年的极端表现，认可者甚少。

      这样一个人在当初整风运动中，注定是很活跃的。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平时没有机会都要忍不住唠叨两句，有了机会更是不得了。

      王若望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事业信心满满。但是也对很多现实现象不满意。他对罗荣桓还是信服的。因为罗荣桓看上去就像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模板。但是对其他人，王若望就不怎么看得上眼。比方说山东分局常委黎玉，就看起来很不爽，官僚主义严重。王若望以清流文人特有的苛刻，给黎玉总结出了“八大盲目性”，走的方针路线都是错的。

      大会主持者一看王若望自己跳出来，眼睛只放光——业绩有希望了。因为罗荣桓软磨硬顶，整风审干收成不怎么样。又搬不动罗荣桓，只有抓其他人向中央交差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经过一系列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把王若望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套上一个响亮的名头——山东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搞出来的典型。并且添油加醋说，王若望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他人来反党。舒同把王若望定位特务，上报中央。中央来电，准。

      眼看王若望即将遭殃，罗荣桓逆风站出来告诉大家：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这么干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干了。

      罗荣桓还专门约王若望谈话，说你这家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

      罗荣桓拯救了王若望。既然拯救了王若望，也就拯救了所有人。因为王若望是特使钦定的，中央批准的典型。

      罗荣桓的观点非常鲜明：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这么做可以烧一烧那些狂妄自大的人，比方说王若望同志（此君太特殊了）。他不相信身边有所谓特务：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

      ——这话说得相当朴实却又相当霸气。

      这才是罗荣桓的真实想法，利用中央的整风运动，给某些好高骛远之人泼一泼冷水，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干活！

      罗荣桓敢于这么干，不是因为胆大妄为，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胶东区是一个试点。中央特使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动用十八般武艺，诸如疲劳战、车轮战啥的全部用上，成功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最后收获颇丰：“特务”们供出的枪支比整个军分区拥有的枪支还多！

      ——还有天理么？还有法律么？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那笑话恰好证明了罗荣桓的判断。所以他也不客气，要求停止那种毫无意义的钓鱼大会，大家好好干活。当然鬼子也很配合，出来扫荡。八路军再次反扫荡。反扫荡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特务居然没有一个通敌投敌的，岂不怪哉？

      赞，罗荣桓，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罗荣桓眼中的林彪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心启用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那不是简单一次换人，而是军方人事大变动。那么大的事，毛泽东征询罗荣桓的意见。因为毛泽东信任罗荣桓。因为罗荣桓是政工象征。

      毛泽东让彭真和罗荣桓去问话。按道理说罗荣桓和林彪是铁杆，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没有理由反对林彪出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罗荣桓反对。所以反对，并不是他看林彪不爽，也不是替彭德怀抱不平。他的理由很简单：“国防部长外事任务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乎不宜担任这一职务。我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罗荣桓基本上没有和贺龙一起共事过，也不存在私人理由。他挺贺龙，只因为贺龙看起来更合适。

      当时国防部长不太可能落到贺龙头上。原因很多，这里不再啰嗦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好了，重新启用林罗那对经典搭档控制军方，不仅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还让罗荣桓当政治部主任。至于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和罗瑞卿。这样一来，军方权力构架完成。这个构架中，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都是毛泽东的铁杆，谁也无法撼动。而贺龙资格足够老，但是从解放战争开始基本离开一线指挥。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军方都会站在自己的身后。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生了变故。

      林彪和罗荣桓虽然再一次成为搭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罗荣桓还是那个罗荣桓，还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还是那个实事求是的人。战争年代，二人所以可以成为经典搭档，在于分工明确。林彪管军事，罗荣桓管政治。两人都是务实派。和平年代的林彪已经不再是林彪，已经从之前的务实派转变务虚派。

      重新上台的林彪，知道罗荣桓原本推荐贺龙当国防部长，心理更不爽。和罗瑞卿一样，罗荣桓和贺龙关系也非常不错。两人从原来的搭档关系变得不兼容。从林彪角度看，如果军委日常主持者贺龙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走在一起，自己将成为一个花架子。二位虽然战功不让自己显赫。大家都是元帅，平级同事关系。贺龙资格老。罗荣桓搞政治工作，而且和最高领袖关系非同一般。

      为了展示自身的独特，林彪把务虚推向极致。刚上任就搞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捷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窍门。”

      ——这话基本上是对的。之前陈独秀、王明等人已经证明了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搞定中国的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发生实际作用。林彪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自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铁杆粉丝，更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对林彪而言，那个早已死去的欧洲老头太遥远了，而且没啥用处，跟官僚眼中的孔老二差不多，只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毛泽东才是硬道理。

      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基调，接下来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林彪拿出总结战术的本事，搞出一个新名词，叫，三八作风。

      那个玩意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遥远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事成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典范。成为典范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中国这地方，一旦某事成为典范，就会有一系列典范出现。林彪一个人成了典范，就会有很多人模仿那个典范。一个人吹捧另一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跟着那个人去吹捧。如果这一切只有一次，一阵风吹过也就算了。

      林彪成了一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吹了一阵又一阵。

      三八作风刚刚过去，又来了四个第一。

      林彪曾经说过：“什么事都要搞个数目字。”

      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听起来像空话。那么好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看看林彪这些做法，是不是很眼熟？想想东北的林彪，三猛战术，三三制啥的战术思想，是不是非常类似？当然。只不过当时是军事，现在是政治。对象不同，差别巨大。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摧毁了国军精锐部队。政治上那一套，则带来巨大的分裂。

      林彪这是干嘛？接过刘少奇的旗帜，神话毛泽东。

      当初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开始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结果过了头，成为神话毛泽东的源头。好在刘少奇干得并不是太过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相当有道理的。而且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效果非常显著，把原本略显松散的共产党搞的铁板一块，在日后的解放战争效率奇高。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威望依然是太高了，高到有点影响共产党初衷——集体领导。历史早已证明很多次，即使是巨人，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正因如此，当刘少奇等人想要修改经济政策时，分裂了。

      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像七千人大会那般，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哪怕是争吵一番也无所谓，只要能解决问题。很遗憾，问题不是在争吵中解决，而是在争吵中扩大。详情参照前面的各种政治运动。

      林彪的那些做法相当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表现，那是正面作用多于负面作用。如今林彪的做法，负面作用多于正面作用。因为当初所以经济建设遭到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推广的过于严厉和凌乱。所以严厉，是没得商量。所以凌乱，是在没得商量的条件下失控。

      三面红旗推广到那个程度，是整个领导集体的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望过高。因为毛泽东威望高，一切才能搞得下去。林彪复出之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而且是以军人的手法，看起来不仅怪异，而且明显不可行。

      更怪异的还在后面，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个啥意思呢？可以说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浪花，又必须找出其中的意义。按照最直观的理解：往好的一方面想，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往不好的一方面想，就是遇到问题要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答案。

      一听不错啊，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嘛。但是把目光放远点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按照邓小平的解释，毛泽东思想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原则性的和纲领性的，指导政治行为是有效的，具体到某些实际领域中，不见得有用。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按照中国传统，儒家那些纲领性思想听起来也不错，仁啊、义啊听起来多好。等到整个社会局限于儒家思想内部时，却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后，然后是近代无尽的耻辱。基督那种救世思想听起来也不错，可是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教会中时，迎来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就是这样，当一种思想独霸一切、统治一切时，最终总会是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奥妙无穷的。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决定一切。有人想要用一种思想确定一切，最终只会带来更为不利的结局。林彪继续神话毛泽东，就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死胡同。

      这条路上的林彪也许是清醒的，也许是糊涂的，但必将是坎坷的。他的第一道障碍来自党内同志，昔日的战友们。

      首先是罗荣桓。

      原因很简单，罗荣桓干了一辈子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套搞法。要说对毛泽东思想领悟，十大元帅里，罗荣桓自认第二没人敢任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从罗荣桓人生经历和选择看，他和毛泽东有着天然的默契。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罗荣桓参与了全部过程。所以林彪按照搞军事那一套照搬到政治时，罗荣桓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所谓交锋。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号军委开会，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围坐一圈，讨论闲杂人等接触不到的军事问题。那年头政治压力大，即使是共和国开国将帅开会，也要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一开始大家很和谐。当他们讨论到一个文件，叫《合成部队战斗条例概则》，不和谐了。

      林彪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人。战场上善于创造。处理公事也有许多创造。一般公文，在他那里不看，只是用耳朵听，即由秘书先看，然后摘要读给他听。比起现在某些大爷们，弄听一听公文摘要已经很不错了。对那个条例，林彪睁开睡眼首先表态：“这个条例好。大家有什么意见？”

      正常情况下，林彪为军委级别最高的那一个，他先说好，其他人也不好再说啥。但是这一次不同，罗荣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

      这是交锋么，看起来不像。但这只是开始，大家都是几十年老同志，太了解了，要说啥只要动动指头就可以了。因为“带着问题学毛选”正是林彪的“精华”所在。但是林彪却不打算正式接招。因为他知道那位老搭档的政治功底，所以虚晃一枪，问：“这句话在哪里呀？”

      林彪反应非常有趣。一般情况下说一句名言警句，大家也只是说说，要问具体出自哪里，恐怕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如果罗荣桓回答不上来，接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笑话，问题也就过了。但是罗荣桓对林彪也太熟悉了，而且早有准备。罗荣桓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把有关段落读一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大家都知道这话是林彪发明的经典语录。林彪一看这情况，分明是准备好了来砸场的，很生气很愤怒。我一个搞军事地跑到政治舞台上来，好不容易一点点劳动成果，我容易么我！你还来挑刺！

      但大家都是老人家了，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搭档，真动气也不太好。林彪强压怒火，盯着罗荣桓反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这句话刚说完估计林彪就后悔了。因为那是罗荣桓的强项。这样一个问题在罗荣桓那里简直就是小儿科。所以罗荣桓很轻松地给出了答案：“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句‘带着问题学’改掉为好。”

      接下来出现一段时间冷场，大家谁也不说话，集体沉默。沉默到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都觉得不对劲。其实他很明白，沉默就意味着大家赞同罗荣桓的话。所以他勉强应付一下：“不好，不好就改掉嘛。”

      罗荣桓以为林彪听了自己的话，很开心，开始发挥一贯作风：“改掉就对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等等等”唐三藏一般，把林彪说得脑袋大。

      林彪本是一个性格敏感、好强、且已经证明自己很强大的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创造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政治真的不是他强项。他在政治舞台上搞出那一点花样，也是呕心沥血、熬死很多脑细胞的。罗荣桓倒好，一番啰嗦不仅否定了林彪那点劳动成果，还蹂躏了他那可怜的“政治自尊心”（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描述）。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粗暴地打断了罗荣桓的发言：“好了。啰嗦什么？散会！”起身拂袖而去，留下众人目瞪口呆。

      罗荣桓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一连几天，罗荣桓陷入沉思之中。妻子林月琴偶尔听他咕噜一句：“讨论问题嘛，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不是天才放错了地方。让乔布斯去管理大家吃喝拉撒睡同样不行。

      林彪根本没有接受罗荣桓，甚至没法接受罗荣桓，接受了罗荣桓的话，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手中的政治旗帜。那旗帜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他还要效法恩格斯接班马克思，斯大林接班列宁，蒋介石接班孙中山，自己接班毛泽东呢。所以两人吵了一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林彪继续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就打电话给总书记邓小平，报告他与林彪的分歧。邓小平感到问题重要，于是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依然是大多数人赞同罗荣桓的意见。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罗荣桓与林彪在公开争论中占到了上风。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司令和两个政委争论政治问题，获胜的概率能有多少嘛。一时间搞得林彪压力很大，某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也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也不牵连。”

      如此一来，林彪看罗荣桓更不爽了，以至于以病号之身抱怨罗荣桓病号。林彪听见罗荣桓到处宣传他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林彪那一套。林彪一看那情况，抱怨曰：“他一个老病号，不注意休息，还到处跑什么？”因为罗荣桓的病情比林彪严重。

      当林彪得知罗荣桓讲话内容：“一九六一年全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四抓是抓思想、抓训练、抓作风、抓生活，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更为不爽了，动火曰：“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讲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当时罗瑞卿在场，对林彪的反应很吃惊。罗瑞卿老半天才搞明白，林彪恼火，是因为罗荣桓和他不一路。

      林彪和罗荣桓关系就是这样，是志同道合之人，也是铁杆搭档，最后出现了裂痕。所以志同道合，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之际以身许国。所以是铁杆，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之精英，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分工不同，最终又建立赫赫功业。所以出现裂痕，是因为再一次困难之际（国家建设出现问题）选择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个人的裂痕没有进一步加深，原因很简单。罗荣桓早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死，终年六十一岁，十大元帅第一位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罗荣桓的一生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人的楷模。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罗荣桓那般，现在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罗荣桓去了，林彪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

      ——林彪坚持继续神话毛泽东，在务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是一条死胡同。

      林彪想要脱困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的接班成功，迅速转回来。然而那个可能性不大。毛泽东本人身体相当之好，游长江或者北戴河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身边有一大群反对者，他们是跟着刘少奇走的。

      大家虽然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但是刘少奇是铁了心要调整经济的。林彪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扛旗“传统”大旗。那面旗帜就是维护之前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如三面红旗。那个位置原本是刘少奇的。刘少奇在那个位置上将近待了二十年，直到大饥荒来了，待不下去了，另起炉灶。林彪要去坐那把刘少奇坐过的椅子，结果必然不容乐观。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好，真的要退下来，林彪也不见得能接班。——除非使用武力。那是不可容忍的。所以林彪只能在那条死胡同里继续摸索。那是林彪想不到、不愿意、却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

第三章  逆风而上

风

林彪那条路上，风很猛。

      那阵风，就是文革之风。军内相对安静一些，但依然被吹得厉害。风气之前，罗瑞卿就被吹倒了。风起之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也不能抵挡。风暴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无孔不入，除了野战军等少数角落，大街小巷一扫而过。看看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郭兴福。他因为改进练兵方式，出名了。

      按照个人成绩，郭兴福应该出名。因为她的方法是有效的，出名当之无愧。出名之后的郭兴福调换了工作，不再是带着一帮人到处表演，而是去了南京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新岗位比野战军当排长要舒服多了。但是他却因此遭殃。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如果郭兴福还是野战军中当一个小排长，估计就躲过去了。因为当时北有苏联威胁，南边有美国威胁，野战军的任务很明确的，就是跟平常一样，不搞啥文化大革命。但是军校就不一样了，属于文革之风必吹之地。

      郭兴福虽然是李德生发现的，但郭兴福教学法是罗瑞卿竖起的标杆。相当于说，罗瑞卿成全了郭兴福大名。郭兴福毫无悬念的成立罗瑞卿的“狗腿子”，惨遭批斗。

      一般来说，文革初期那段时间特别猛烈，对郭兴福那种典型人物更为猛烈了，所以他的高帽子比别人更高。批斗郭兴福，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揭发罗瑞卿。但是郭兴福是真正的军人，血性男儿，宁愿自己吃苦，绝不冤枉别人。罗瑞卿对他有知遇之恩，更不会往罗瑞卿身上泼脏水了。所以他成了死硬分子，遭受更多折磨。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夏天时节高温四十度，郭兴福被逼嘴里叼着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个头，嘴里还要大声说我有罪。对一个真正的军人而言，这是致命的羞辱。更为致命的是，那羞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是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上下级，自己的同胞。所以郭兴福绝望了。

      绝望中的郭兴福除了坚守自己做人底线，坚决不揭发罗瑞卿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死。不仅自己去死，全家一起去死。他原本是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男人，有着朴实无法的希望。但是看见大地上如此狂乱，那就最彻底地与之决绝。

      他和她夫人商量好，先把孩子掐死（免得在那绝望的世界里被摧残），然后全家通电自杀。事情原本有序实施的，但是邻居发下了，撞门救下了已经过电昏死的郭兴福。郭兴福醒来之后，依然寻死，用菜刀狂砍自己，血流满地，依然没有死掉。三个孩子死了，他和他夫人却在命运的戏弄之下存活，面对更为残酷的命运。

      虽然他自己没死成，却被“判”死刑。后来经过许世友和李德生多方面做工作，才从死刑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然而此时的郭兴福虽在人间却已经是鬼魂。每当探监的时候，就是郭兴福最受折磨的时候。他不想听那悲惨的哭泣声。那声音勾起他的噩梦。他更不敢看孩子的眼睛。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己还苟且偷生。他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等待最后时刻来临。

      文革之后，郭兴福再一次重见天日。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但是昔日那个生龙活虎的汉子已经不在了，从身体到精神都死在那疯狂骚动的岁月里。

      一九八五年，郭兴福死于车祸，年仅五十五岁。

      评，郭兴福，朴实无华之人，本应朴实无华死去，却横遭不测，时代之悲。

风中的林彪

当别人都在风暴中走向低谷时，林彪却逆风而上，走上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也就是取代刘少奇站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文官系统出身。林彪纯粹的军方系统。二者差别很大。

      接班人位置的特殊性在于：地位高，权力模糊，行为尴尬。

      地位高：副统帅、接班人、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含糊。名义上比刘少奇的含金量还要高一点。

      权力模糊：林彪是从军队走出来的。他的根系在军方。文革大风吹遍大江南北，只有野战军没有吹到。也就是说当行政系统被摧毁之后，林彪的根系一点没动。而且林彪的地方超出军方，延伸到政坛上。但是林彪行使权力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那一个人就把他压得不能动。林彪的根系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如果林彪要对付其他人，那些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足以打倒所有人。但是林彪一旦和毛泽东发生分歧，那些力量立刻就土崩瓦解。原因无他，林彪的力量都是毛泽东的力量。队伍是毛泽东拉起来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连林彪本人都是毛泽东刻意栽培。所以日后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基本上是重复了当年张国焘的老路，孤身出逃。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军队调动权力基本上在毛泽东手中。没有毛泽东的命令，不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军委副主席林彪或贺龙，很难私下里调动部队。所以林彪的权力相当模糊。

      前面两点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行为上。

      林彪在接班人地位已经难以行使权力，个人行为更是尴尬了。

      不管文革大风怎么刮，大家心里都明白，搞那一系列整人整风是一个得罪人的活。不论如何都要为人处事。不管哪里为人处事，最基本的原则都是不要轻易得罪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把所有人批斗一遍，换句话说就是得罪一遍。那样的事情是不划算的。

      如果说最高领袖可以扮演好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弄坏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大家既然选择毛泽东为领袖，那就相当于给予他扮演好人的权力。大家原意相信领袖出发点是好的，下边搞乱了。

      林彪做完领袖最重要的助手，接班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一方面要好好干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显示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另一方面呢，他也想着接班问题。不管怎讲，自己是二号人物了。如果一号人物不在，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那样正是他的梦想所在。要想当老大，也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当好人。

      国家老大搞不好人际关系，真是太搞笑了。

      所以林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能得罪。左思右想之后，再一次用他的脑袋搞创造，就是除了吹捧毛泽东之外，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表态。凡是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画圈他跟着画。一方面显示自己无意出头，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人。说文雅一点，就是继续务虚不务实。通俗一点说，尽量躲在毛泽东那巨大的身影里，不得罪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全部无动于衷。他的全部选择都是要增加权势和影响力，以便将来可以成为最高领导。那是他的最高战略。一切都是为了最高战略服务。如果务虚有利于那个战略，那就无需。如果需要出击，那也是毫不犹豫。

      说白了，一切还是那两个字，利益。

      林彪在走向最高领导岗位之前，他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接班人的位置，打击哪些可能威胁到那个位置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位置原来是刘少奇的。刘少奇接班不成功，如今换成了林彪。在林彪眼中，至少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是一种相当奇妙的关系。这层关系暂时先放一放，留在邓小平的章节里阐述。

      尽管林彪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有这样那样的尴尬。但前提是，林彪对文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起其他人纷纷落入低谷，那么逆风而上的林彪有何过人之处？

      传统答案：林彪因为吹捧毛泽东，投机取巧成功。

      这个答案如今已经难以服众。

      我们看到林彪支持毛泽东，看见林彪吹捧毛泽东，看见林彪想要接班。

      我们又看见林彪因为那些动作从一个务实的军队统帅变成一个务虚的玩政治的。

      我们还看见因为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牢牢控制军队，放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有这一切过程中，林彪内心如何，他是如何认识的？这些问题其他人没法回答。甚至不好猜测。因为林彪本就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他不愿意说，更愿意想。晚年的林彪常常一个人静坐，坐在那里默想，就好像战争年代对着地图默想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习惯，比方说划火柴。划着了，再灭掉，再划，再灭。啥意思呢？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是借火柴燃烧时那一点点火光和火药味回忆一下当年战场清醒。

      林彪更不是一个容易猜测的人。他一辈子面对过很多对手，很多都是杰出之士，已然没有被猜透。如今的我们，几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环境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去猜？

      如果要寻找蛛丝马迹，只能从当年他自己的言行中寻找。怎么寻找呢，很幸运。林彪自己留下过那样一篇讲话。林彪有过不少讲话。唯有那篇讲话透漏信息最多。那篇讲话里透漏出很多信息，透露出林彪的内心世界。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是文化大革命决定性月份。标志性的事件有三个，五月十八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那篇讲话，让他成为文革支柱。

      林彪讲话两天之前，也就是五月十六号，中央颁发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有了法理上的依据。那时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案定案，刘少奇失势，文革爆发。

      林彪讲话三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一号，周恩来发表了另外一篇讲话，基调和林彪相当，但是柔和很多。刘少奇失势之后，周恩来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第一人。他的发言和林彪同样重要。和林彪一样，周恩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之一。

      那是林彪一生中杀气最盛的讲话，题目可以叫《谈政变以及政变发生的可能性》。

杀机四溢的演说

林彪讲话的第一部分：从现实出发。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大事。”

      ——开宗明义，奠定了彭真等人的问题基调，而且强调，事情刚刚开始，防止反革命。至于为何这样做。林彪给出解释。

      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

      ——讲述了政权的残酷性：丢掉政权，一切归零。那么林彪如何理解政权呢。

      林彪说：“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相当于亮出匕首，说这是我们的条件，接受或者被消灭。精神和北平谈判时对国民党说的那番话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含蓄，没有任何隐瞒，杀气逼人。

      当然林彪不会忘记，旗帜是毛泽东的，把毛泽东搬出来：“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为了阐述问题的严重性，林彪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论证历史上政变的残酷性。

      林彪讲话第二部分：谈政变。

      这段讲话大概放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一篇启文。摘录如下：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零年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3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HT〗

——看看这些，可谓通俗明白，老少皆宜，搞不清楚的还以为是在搞研究的呢。应该说比大多数搞研究的写的文章更具有可读性，更耐读。而这只是陈述，陈述历史。林彪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现实中来。

      林彪讲话的第三部分：再论阴谋。

林彪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

      林彪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既然形式如此险恶，那该怎么办呢？林彪不失时机地告诉大家，不用怕，我们有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

      林彪说：“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同时林彪不忘提醒大家：“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林彪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有毛泽东，所以前途光明。

      然而这世界没有谁可以长生不老，如果没有毛泽东怎么办？林彪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来了一个转折，讲党内斗争史。

      林彪回顾陈独秀时代的路线，讲陈独秀如何右倾投降，害死大家。

      林彪回顾王明路线如何害死大家。

      林彪回顾张国焘如何伤害大家。

      林彪把历次党内斗争和彭真等人联系起来，并且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向来不善讲话的林彪把各个时期的斗争讲得头头是道。可见是功课做很足。

      ——林彪讲话到处这样一个信息：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共产党就是在斗争中壮大的，和军阀斗，和国民党斗，和蒋介石斗，和鬼子斗，和联合国军斗，次数最多的还是自己和自己斗。

      讲了这些问题之后，林彪才给出答案，同时隐晦地亮出了自己的目的。

林彪讲话第四部分：目的

既然局势如此危险，既然毛泽东不能长生不老，那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林彪给了自己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毛泽东。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的天才与勤奋分不开，但是没有毛泽东作为那颗大树，他也不可能如此成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徐向前。两人师出同门，同样是天才。同样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徐向前一直在养病。身体不好的林彪则一直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既然要斗争。林彪再一次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而且把毛泽东放到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凡是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叛徒。所以林彪继续说。

      如果毛泽东活着，那就以毛泽东本人为核心。

      林彪说：“我们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为了准确阐述毛泽东地位，林彪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别出心裁的认知，或者说阐述。四年之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击林彪也正是从否定那么几个名词开始的。

      林彪开出药方：“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按照官方宣传，林彪庸俗化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投机取巧，因此遭到普遍反对。但是通过这一段论述，透出了林彪的心思。之前和罗荣桓、罗瑞卿的争论，此处有了一个总结。是非对错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概括一点，林彪有自己的想法。

      林彪说：“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林彪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看看这些话，说得头头是道，逻辑清晰，结构严整。不禁要问，这是印象中宣传的那个疯狂吹捧毛泽东的林彪吗？当然不是。那么宣传中的林彪在哪里呢？在下面。

      做好这些铺垫之后，林彪对毛泽东开始吹捧。天才统帅是如此吹捧领袖的：“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这是第一步，社会实践上，毛泽东优于前面几位。

      如果说社会实践还有些靠谱，下边就不着边际了。林彪说：“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按照林彪的那个吹捧法，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曾经得到过那样的吹捧，他们不是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个皇帝，而是西方的耶稣基督，是伊斯兰世界的先知，是东方王朝时代的孔子。他们几个最终还是分别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了。

      ——毛泽东固然独一无二，但是拔高到那种程度就太危险了。

      以上这些就是林彪的那篇讲话，也是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表露，至少很接近。会不会是违心的？那样也太小看林彪了。

      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敢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

      到达陕北之后敢提出去陕南打游击。

      在东北敢让毛泽东脑袋清醒一下。

      建国之后，敢不去朝鲜。如果说，虚假的部分，也有，就是后面猛吹毛泽东那部分。林彪不知道那样太过分了么？当然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那么办？答案是为了他自己。

      林彪就是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拔高，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从而拔高自己的地位。这一手和当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刘少奇一样。但是负面因素同样变数很大，如此吹捧，不仅让自己继续陷入务虚的死胡同里无法自拔，而且吧毛泽东思想拔高到一个脱离现实的高度。日后林彪出走，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已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才会放心大胆的让林彪成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三个月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挨批，地位下降，林彪反而上升。

      那篇讲话，是一种决心，一种态度，一种和毛泽东敌人为敌的态度。不仅是林彪本人的态度，还是整个军方的态度。所以林彪才得以逆风而上。看到了吧，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实力比拼的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谓地位只是一种形式，接班人地位也是一种形式，关键还是看实力和执行力。体现这个的无非两点，组织和人。两者共同组建了林彪的班底。当初东北，林彪有一个班底。那个班子在建立共和国过程中建立大功，正面推动历史前进。如今又有一个班底，又影响历史前进，作用正相反。

第四章  林彪的班底

奇特的组织

维护林彪地位的组织叫军委办事组，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可以说是军队的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的标志是两次组织变更：第一个标志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篇章里说了。第二次组织变更就是中央军委办事组代替中央军委。只不过军委办事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显眼，没有干那么多荒谬的事情而已。毕竟都是军人，异想天开的事情少些，相对靠谱。

      一九五四年，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一切转向正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二人组成，就是未来的十大元帅加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天之后，军委设立了秘书长，由黄克诚担任。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挨批，军委改组。新军委扩充为二十一人，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除了南京军区司的许世友上将和廖汉生中将之外，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冲击到军委，只有小的调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军委发生最大的事，就是谭政大将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响之前，作为第一炮，罗瑞卿被拿下。罗瑞卿当时除了是总参谋长，还是国防部副部长，还是军委秘书长。相当于说，是军委经历一次地震。

      地震之后，军委再一次调整，一九六六年一月分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五月二十三号，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日后叶剑英也在二月逆流中被批判。

      文革闹起来之后，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理由：“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军委秘书长原本是要处理日常事务的，也就是干活的。没有那个职位不要紧，活得有人干吧。

      作为军委负责人的林彪就换一个名字，叫军委办事组，代替原来军委秘书处。但是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职务取代。当时文革风暴正猛，军委老帅们挨批的挨批，在家写检讨的写检讨，没有时间、精神、客观条件执行权力和履行义务。

      ——大权基本上被军委办事组拿去了。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吴法宪负责领导。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

      一个月之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和其它几位（相当于群众演员）。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下属分支，接受军委领导。但是军委老帅日子相当不好过。代总长杨成武按规矩办事，该请示老帅们还是去请示，该向老帅们汇报工作还是去汇报。然后——杨成武被打倒。中间涉及到杨、余、傅事件，这个在周恩来篇章里谈。

      当时讨论继任者时，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林彪没有接话，沉默许久之后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示：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样军委办事组就成了林彪团队的天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四月一号，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五天之后，黄永胜在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从此之后，彻底架空了中央军委。正如之前中央文革小组架空中央政治局。而且办事组的几个新兵还写了一篇大作，叫《“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作为整人教科书，去搞臭军委常委。

      由于黄永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以至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他老婆项辉芳，曾经给林彪和叶群写信揭发过黄永胜。黄永胜当时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长之后，那些花边新闻传播更广了，甚至传到毛泽东那里。某次开会，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林彪听了吓一跳，赶紧为黄永胜辩解：“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詹才芳和韩先楚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四野扬名立万的猛将。他们和黄永胜之间有竞争关系。林彪是旗帜鲜明的支持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干过两件事，第一，整人，这个前面说过了；第二，准备战争。但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整人是为了抓权，战争也是为了抓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常常擦枪走火，还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当时中央军委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外还有一个小组，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几位老师虽然挨批写检讨，但本性不改，依然对战争和国家前途关心。他们得出的结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苏美争霸，争夺的焦点在欧洲。苏联不可能拿出全力进攻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用外交解决问题。几年之后，中美建交。

      但最后还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上风。因为人家有实权嘛。军委办事组落实林彪的要求：“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那个要求，就要大规模扩大军工生产。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中国那个时候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心思、没有钱去搞那些。但是搞军工生产，就可以增加人事调动，就可以在调动中增加新的人手，扩展自己的势力。那些老帅们分别被疏散到各个地方。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号，纠结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看看吧，这张名单一共十个人。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没有一个。第二野战军的有两个，李德生和谢富治。其中谢富治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国家机器的重要一员，参与其中理所当然。李德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放进去的，日后自有妙用。其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其中，李天佑将军去世比较早（一九七零年），温玉成将军又被打倒了。刘贤权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且长期在外任职。

      如此一来，军委办事组基本上就是叶群和四大金刚，林彪的肢体。他们和林彪一样，都站在文革之风中，逆风而上，先到人生巅峰，再到人生谷底。

林彪的肢体

文化大革命暴走，灵魂人物当属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江青勉强也算一个。他们分别又有自己的力量和团队。

      江青的团队是文革小组里的那些秀才，文革吹鼓手，表面上红红火火，经常没事找事、把左右两派得罪一遍，实际上没有多少实际力量，靠毛泽东的支持方才得以存活。

      周恩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老人家，经常被敲打，看起来惨兮兮的，实际上能量极大。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江青一伙收拾了，干脆利索。

      林彪也有自己的班底。军委办事组内，林彪就是灵魂。林彪的耳目是叶群。

      叶群之外则是肢体。林彪的肢体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这几个人共同特点。

      特点之一：四野出身，林彪铁杆。

      四大野战军中四野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装备最好。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比比皆是。五五年评军衔，只有四野两位元帅，林彪和罗荣桓，占十大元帅的五分之一。大将有三位，黄克诚、肖劲光、谭政，占十大将军将近三分之一。上将十九位，占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三分之一。中将五十七位，占开国中将一百七十七位三分之一。这还没算早死的陈光、高岗。还没算转业的那些人，如陶铸。其中很多是跟着林副主席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四大金刚也一样，清一色四野出身，跟着林彪征战沙场。——这就是林彪的实力。

      特点之二：级别不高，资格不老。

      那些人中，四大金刚处于哪个位置呢，级别最高的是黄永胜，上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也就是中将。即使上将里面，论资格老，肖华当仁不让；论战斗力，李天佑、韩先楚那些人都没得说。也就是说上将里面黄永胜并不是最优秀的。而且黄永胜本人缺点很显著，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

      特点之三：他们家庭条件都不好。都需要闹革命生存。

      四个人中间，只有黄永胜是湖北人，跟着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其他三围都是江西人，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扩充的。有趣的是，四个人年龄相当，年纪最大的黄永胜是一九一零年出生，最年轻的吴法宪是一九一五年，另外两个是一九一四年的人。他们参加革命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都是为了要吃饭生存。当初参加革命那会，他们都是一腔热血，谁也没想过将来会成为所谓的金刚。

      同时四大金刚又各有特点：论战功，黄永胜排第一；论功能，吴法宪排第一；论心机，李作鹏排第一；论残忍，邱会作排第一。

特点鲜明的黄永胜

黄永胜一辈子有三大特点，打仗、玩女人、整人。

      打仗就不用说，从秋收起义开始，到井冈山历次反围剿，到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基本上都有过精彩表现，勇猛凶悍程度不逊许世友。他的开国上将的军衔完全是打仗打出来到的。战场上的黄永胜还有一点和许世友类似，就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悍。当然，那年头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将军都强悍。不强悍也走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但黄永胜是悍将中的悍将。他可以手持双枪打天上飞鸟，所谓百步穿杨不过如此。近身搏斗能单挑好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那会，还在一次部队训练中表演过五十米开外飞刀削树叶的绝学。如果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应该和许世友一样成为“传奇”。

      玩女人是黄永胜一辈子的污点。不管战争多么环境多么困难，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黄永胜找女人的习惯。抗战关键时刻，黄永胜还有时间和精神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聂荣臻看不下去，把他好好教育一番。解放战争共军挺近东北。当时的黄永胜已经是热辽纵队司令员，高级将领了，狗改不了吃屎，继续找女人，搞出丑闻。老上级罗荣桓特意把黄永胜拉过去大骂一顿：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

      据说那是罗荣桓在东北最大一次动肝火，可见黄永胜的能耐：玩女人和打仗一样在行。乍一看还以为是跟高岗混的，其实他是清教徒林彪的跟班。也许是精力太过旺盛吧，其实可以学学人家许世友嘛，多喝点酒，少造点孽。

      黄永胜是四野猛将。但是四野猛将并不是黄永胜一个。能和他匹敌还有好几个。像刘亚楼、李天佑、韩先楚、邓华、洪学智等人都不在他之下。他所以能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关键还是在第三点，政治能力，或者说整人。

      共军里面很多将军相当有趣。许多政委出身的人打仗一点都不含糊，粟裕将军就是杰出代表。而有些司令出身的人，搞斗争则是技高一筹，比如黄永胜。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大家都对彭德怀群起攻之。黄永胜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为四野出身的钟伟将军不顾压力替彭德怀辩解疑难时，黄永胜意识到机会来了，主动出击。除了攻击彭德怀之外，还把火力集中在彭德怀“司令部”成员之一，老同事邓华身上。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搞邓华的关于“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问题。

      第一次开会时，大家是老同事，黄永胜还留点余地：“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可是搞出的材料没能让领导满意。据说是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对邓华问题的提法表示不满。黄永胜立马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给人家扣帽子当然要有证据。邓华本来就是冤枉的。随便安点其它“罪名”，邓华也可以接受，但是让他去“反党反毛主席”，打死也不干。邓华也是毛泽东思想忠实的捍卫者，也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黄永胜也懂得那个道理，他很快亮出自己的逻辑：“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么，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么，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其他人马上附和：“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

      这个逻辑本来就很混蛋。邓华有口难辩，流下了伤心的英雄泪。朝鲜战场上铁打的汉子，竟然在会场上流眼泪，可见斗争之残酷。可见黄永胜整人扣帽子水平之高超。黄永胜当然不会在乎邓华的眼泪。他完成了任务，赢得领导赏识，为日后升迁，整人更多奠定基础。

      此外黄永胜还有一个政治表演者的必备素质——会做人。所谓会做人，实际就是站队问题。文革开始之际，黄永胜是广东军区司令员，也少不了被批。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

      黄永胜当然很生气，向来都是他去修理别人，没有被别人修理的经验。斗争经验丰富的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低头，而是主动出击：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声向江青喊：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当然没有。为啥要“江青和中央文革听毛主席的话”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让林彪做接班人。江青和中央文革虽然对林彪很尊重，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那也是日后第三次庐山会议导火索，林彪的悲剧因素之一。

      黄永胜其实间接向林彪表达忠心——眼中只有林彪。做得如此彻底且不漏痕迹，难得。

      不久之后，黄永胜达到人生巅峰，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那可是解放军的核心位置。看看之前的各位前任，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级别分别是元帅和大将。罗瑞卿之后，杨成武代了几天，之后就是黄永胜。也就是说除了没能转正的杨成武，黄永胜是第一个以上将级别的总参谋长。当时十大元帅九个还在世（罗荣桓去世），十大将军九个在世（陈赓去世）。

      黄永胜能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林彪。林彪看上黄永胜，是因为黄永胜站队精明。黄永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和江青划清界线。他那是火中取栗。取得荣耀，也将带来灾难。至少从当时看，他是成功的。而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他也不可能想太多。因为一步走错，甚至走慢一点，都可能被造反派搞得很难受。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还是毛泽东心腹呢，依然被一群小年轻从南京追赶到北京。当然黄永胜也是毛泽东的干将。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改的。他跟毛泽东的时间比林彪还要长很多。正因如此，林彪九一三出逃时，黄永胜也基本上不知内情。

      黄永胜有多成功呢，看看那个“李必达事件”就知道了。

      刚建国那会，人才奇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不像现在这般臭大街，都是香饽饽。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磨破嘴皮子才要了一百多个大学生，分配到机关单位。其中就有李必达。李必达是个文艺青年，擅长诗书绘画。黄永胜虽然是半个大老粗，就有半吊子大老粗的习惯，喜欢附庸风雅，看上李必达，有意提携。李必达虽然是文艺青年，却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特点，狂热崇拜毛泽东。黄永胜和江青划清界限之后，私下里常常议论一番江青。

      李必达在旁边，常常听到那些议论。李必达觉得黄永胜如此这般议论伟大领袖的夫人似乎不妥。就写信揭发黄永胜。李必达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然后，李必达就光荣的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那就是黄永胜当年的实力。李必达的行为固然不怎么样。但是一封检举信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可见黄永胜走红到何种程度。原因很简单，林彪需要忠心耿耿的黄永胜作伪他在总参的代言人。正如毛泽东需要林彪在军方代言一样。

      李必达还算比较走运的。仅仅在监狱一直待到九一三事变之后。而且李必达成了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只是他那英雄比较尴尬。因为他揭发黄永胜议论江青的那些事，事后看起来都是事实。所以李必达的英雄也比较尴尬。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尴尬。

      那么走上人生巅峰的黄永胜又在干嘛呢，具体说，也没干啥。如果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巨大的阴影里。那么黄永胜则是站在林彪的阴影中。和他一起站在那里的，还有几个人。

多功能的吴法宪

如果说黄永胜是会做人的司令，那么吴法宪就是能打仗的政委。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整体被动情况下红一军团打了几个漂亮仗。吴法宪所在的二团伤亡很重，但他始终冲锋在前，而且没死，很幸运。后来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总是能完成任务。林彪对二团青睐有加，视吴法宪为虎将。另一个例子是飞夺泸定桥。吴法宪和全团一起强行军按照既定时间抵达。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手指被弹片切掉两根，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吴法宪表明，政委也可以很猛。

      吴法宪一开始就跟着林彪干，林彪死党。林彪很看好他。虽然四野之中猛将如云，吴法宪并不拔尖，但一直得到林彪的信任。因为林彪的信任，吴法宪才能进入空军系统，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员。实际上吴法宪应该是替补，刘亚楼的替补。四野之中，林彪最看好的人是刘亚楼上将。刘亚楼早逝，肖华没有跟林彪走，吴法宪才得以上位。

      陆海空三军，空军是最后成立的兵种。空军历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的。共军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空军。共军闹革命、打江山，主要靠两条腿。所以说共军两条腿能打赢国军绝对是一个奇迹。

      共军战争年代没有空军不代表不重视空军。战争一结束立马筹建空军。早在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要建空军。周恩来立刻动手去搞。结果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委。二位都是四野系统。

      看看司令和政委的组合就知道空军是四野的菜。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老底子，又在四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算是精锐中的精锐。空军虽然是一个新组建的兵种，战争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激动灵活，反应速度快，效率高。

      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意扶植林彪。只不过后来朝鲜战争中打断了那一切。那个路子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再接上。林彪把吴法宪推入空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吴法宪一直以来都很可靠，很听林彪的话，政治上没有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脾气好。

      吴法宪在空军的职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肖华去了总政，吴法宪就成了空军政委。刘亚楼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强势，在空军一言九鼎；脾气比较暴躁，爱骂人。吴法宪脾气很好，而且一直是刘亚楼的下级，对刘亚楼比较尊重。刘亚楼也享受那种尊重。所以二人关系挺好，简直是天生一对。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

      一九六五年，刘亚楼病逝。吴法宪随即升级为空军司令员。毫无疑问，也是林彪的力量。因为林彪要把空军抓在手里，没有比吴法宪更为可靠且听话的人选了。

      林彪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所以吴法宪对林彪有感恩之心。他曾经对自己的老婆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对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是绝对尊重。因为吴法宪本质上还是军人。军人都崇敬战场上的强者。林彪就是那样一种人。吴法宪清楚的记得，井冈山后期，还有长征时代，多少次陷入死地，都是依靠林彪走出绝境。所以吴法宪对林彪的崇拜那是如同滔滔江水啊。正是因为他对林彪的崇拜，才导致对林彪的盲目跟随。

      在林彪的班底中，吴法宪功能最多。

      林彪让吴法宪干啥，吴法宪就干啥。比方说罗瑞卿问题上。叶群去告状。那些玩意很大一部分是无中生有。但是叶群说，吴法宪可以作证。吴法宪就去作证。不仅作证，还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刘亚楼都死了，还把刘亚楼拉出来搞一个死无对证。

      因为吴法宪的功能，空军成了林彪的私家花园。在那个花园里，有一个小主人叫林立果。吴法宪那一套，很难说是帮林彪还是坑林彪。事后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不是林立果那毛头小子瞎折腾，林彪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

      第三次会议之后，林彪危机，需要有人扛炸药包，也是吴法宪出来写检讨。

军方官僚

四大金刚很多相同点，却又各不相同。黄永胜原本是将军，日后是在政治斗争中卖力而巧妙的正在表演成为林彪心腹，进而走上总参谋长位置上的。吴法宪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林彪的心肝宝贝。同样是林彪心肝宝贝的，还有李作鹏。

      林彪把吴法宪安排到空军时，把李作鹏安排到海军中上班。

      李作鹏也是政委出身，但是和吴法宪不同，他更像一个官僚，心机很深。

      李作鹏读过几年书，加入红军之后，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向领导提意见，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级别一直是、什么处长、什么科长、参谋长之类，算是在军队机关单位工作的文职人员。李作鹏的经历不像共产党，更像国民党出身的军人。

      共产党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在前线摸爬滚打，一边打仗一边摸索经验。很少像李作鹏那般搞教育出身。李作鹏在井冈山加入共军时有一定文化，属于稀缺货，重点培养对象。李作鹏本人也勤于学习，热心干事。经过井冈山和长征考验后，李作鹏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人才。所以到了延安就被调到抗大上班，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当上了基层干部，级别相当于班主任的小队长。要知道能进抗大学习的都是战场上高人。李作鹏能当一帮战场高人的小队长，个人素质当然也不会差。当时林彪是抗大校长，对李作鹏印象不错。日后林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就把李作鹏带在身边，让他当侦查科长。

      后来林彪受伤出国，李作鹏跟着部队一起去了山东，一直搞文职工作。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日军的毒气弄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此后李作鹏一直带着黑墨镜。不是耍酷，而是需要保护那只眼睛。

      抗战胜利后，李作鹏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又碰见林彪。在林彪手下，他有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随后队伍扩大，李作鹏变成六纵队司令员。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因为练兵能力。因为六纵队大部分是新兵，需要训练。

      李作鹏在东北也有不错的战功。由于当时猛人太多了，他并不起眼。但是并不起眼的李作鹏还是进入林彪的视野，在海南岛。李作鹏率四野王牌四十三军抵达雷州半岛，接下来和韩先楚联手，解放海南岛。

      当时国军处优势，共军处弱势，因为中间有大海，共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国军有军舰掩护。那种的情况下，共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实在是兵行险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共军成功了，而且消灭大部分国军，迅速解放海南岛，打得非常漂亮，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李作鹏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得到林彪另眼相看。战争结束，林彪让李作鹏干起了老本行，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校长。转来转去都是文职，都是搞教育。情况到一九六二年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方。需要有可靠之人在各个部门。当时海陆空三军中，海军和空军都是新军种，建国之后组建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只是上将。海军稍微好一点，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为大将。当时情况下，海军和空军都比较薄弱。但是也需要人。吴法宪已经在空军中落地生根。那么海军呢，林彪想到李作鹏。

      一九六二年，林彪推荐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在海军的功能和吴法宪在空军一样：凡是听林彪的指示。只要林彪有需要，无条件满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满足。比方说同样罗瑞卿问题，叶群让空军的吴法宪作证。同时叶群也打电话给李作鹏，让他从“海军的角度”写点材料证明叶群的论点：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李作鹏也和吴法宪一样，选择了顺从，向叶群表示：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彪的事情。

      文革初期，批斗军内一小撮时，李作鹏受到冲击，林彪得知情况后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这个诺言只完成了一半。他活着是没人再批判李作鹏了。但是他死后，李作鹏还是挨批了。

      正是在林彪的担保，李作鹏跟随林彪更紧密了，晋级到四大金刚之行列。对林彪和李作鹏而言，遗憾的是李作鹏始终没能当上海军司令。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摇摇晃晃，就是没有倒下。李作鹏用尽全身力气也没用。

      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信任肖劲光。

“红小鬼”和“鬼”

邱会作一直是搞政委的。他能干很多事，包括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当初在陕北，邱会作因为善办事，能周旋，会说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均呼之“红小鬼”。

      邱会作原本和林彪没啥关系。加入革命队伍之后，因为为人机灵，进入中央领导视野，没像其他人一样去前线，而是留在后勤工作，彻底的文职工作。

      直到解放战争，邱会作去东北野战军，由文职转入行伍，才有了和林彪见面的机会。邱会作参加了东北战场上的历次重大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特别是阻击廖耀湘兵团，邱会作把指挥所前线的一条大雨冲刷出来的沟里。炮弹倾泻而来，身边不时有人伤亡，邱会作冒着炮火，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表现堪称英勇。

      邱会作和黄永胜一直是搭档，第八纵队是搭档，后来四十五军也是搭档，再后来十五兵团还是搭档。与黄永胜不同，邱会作与林彪的历史渊源要浅得多。直到辽沈战役开打之后，邱会作才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林彪，第一次谈话。

      整个战争年代和林彪都没特殊关系。

      但是邱会作是那种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早期的放牛娃出生参加革命却可以混到首长眼中的“红小鬼”。多年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对于时局和人事的揣摩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需要在各个部门安插人手。他手下能打仗的人很多，善于搞后勤的却没多少。于是就让关系不是很深的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是精明之人，自然知道谁提拔了他。对林彪也有感激之情。

      真正使得邱会作铁心追随林彪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邱会作和黄永胜性格不太一样，属于互补，至少有一点是相似，就是好色。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对那一套还不能容忍。文革之风刮起之后，邱会作自然就惨了。

      当时邱会作被造反派抓住，享受经典的疲劳战、车轮战。直接把他在总后礼堂批斗到昏厥过去。危难之际，又是林彪伸出温暖的手。当时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

      但是林彪依然没能保住邱会作。三个月之后，邱会作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被迫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迎接更为残忍的批斗。过程：罚跪、坐喷气式都是基本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

      邱会做老婆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也觉得邱会作挨批是应该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主要情况还是，邱会作当时还不是林彪的心腹。更好色的黄永胜也没有怎么样嘛。

      最后邱会作实在没办法了，给林彪写呼救信：“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据说信写好之后夹在裤子里，最后找到机会送出去的。林彪接信后，立刻与陈伯达共同签署一道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

      几天之后，叶群拿着林彪手令到总后大院，将邱会作救出。后来邱会作在日记中写道：“1967年1月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有写道：“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从此之后邱会作将全部政治赌注押到林彪身上。

      邱会做那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架。其他的几个老帅更为愤怒，直接去大闹怀仁堂了。正因如此，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那样一封“准备牺牲”的信，希望林彪出面和中央文革斗（详情参照文化大革命篇）。

      由此可以看出。四大金刚之中，黄永胜虽然能征惯战，实在是因为自身政治选择投靠林彪；吴法宪和李作鹏是出于对林彪的知遇之恩；邱会作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感激林彪伸出的温暖的手掌。四个人相当于林彪的四肢，分别延伸在陆海空三军内部。

      但此事对邱会作影响很大。得到权力之后的邱会作疯狂报复别人。四大金刚都有整人，要说整人之狠，谁也比不上邱会作。

      或许是文革初期被折磨太狠了，邱会作心理上有点不正常，得到机会之后变本加厉折磨别人。在邱会作看来：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邱会作在总后规定了总的办案方针，三狠方针。听这名字就够唬人的。哪三狠呢？分别是：狠斗，狠审，狠专。

      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

      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

      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

      在三狠方针下，总后进行了很多种审讯创造。仅摧残人身的刑法就达50多种。比方说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不让休息。比方说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比方说吃元宵：集体拳打。还有坐高低凳、打嘴巴、烟斗烧踝骨、头顶大碗、烟头烫嘴、限制喝水、逼喝脏水、电击等等。其惨绝人性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反对邱会作遭到关押。在关押期间，梁部长遭受了二十多种刑罚。在车轮战中，最长的一次连续审讯达十七昼夜（超出人类极限）。残酷折磨下，致使梁冰身体致残，半身不遂。

      邱会作在亲自在总后后专案会上指示：“心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戴上”邱会作指示：““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规定要赔命嘛！”

      在邱会作的操控下，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直接制造十七个反革命集团（仅仅总后哦），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被迫害致死，如汤平。日后在法庭上。邱会作亲自向汤平妇人下跪认错。很多人落下残疾，如梁冰。

      邱会作迫害的人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傅连璋。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人。

      即使如此，邱会作也敢动手。不是他吃了熊心豹子胆。而是傅连璋涉及到一段很隐秘的事，就是关于林彪是否有吸毒问题。

      傅连璋生于一八九四年，福建人，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汀州城谋生，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且读书学手艺。

      一九一一年，读书识字结束，十五岁的傅连璋又借助基督教关系学手艺，加入亚盛顿医馆，那是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教徒亚盛顿捐款兴办的。一开始由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傅连璋在那里学了四年（相当于念大学了，呵呵），毕业之后开始当医生。

      傅连璋本是穷人出身，对底层贫穷感同身受。在教会里又接受基督思想。不管基督教会如何有缺点。但基督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普世的爱，就是告诉大家，深爱世人，世人互爱。真正的基督徒应该非常有爱心。那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傅连璋自然不会成为一个庸俗市侩之人。而且他的职业又是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样一些原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结果：傅连璋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也许他并不是热血澎湃的革命者，但对普通人看来比较宽泛的字眼“爱”和“正义”有坚定的信念。

      所以他看见鬼佬欺负中国就不爽。他看见权贵欺负百姓就不爽。他看见为富不仁者就不爽。看见世人冷漠也不爽。所以就造成那样一个局面。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搞革命，当共产党轰轰烈烈的领导工人搞文斗，当文斗中出现鬼佬屠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之后，教会背景出身的傅连璋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闹起来，福建那一带不再平静。外国医生相继回国，医院傅连璋主持，摆脱了英国教会的束缚。傅连璋成为革命者。其实他不参加革命也可以好好生活，用他的职业谋生。真正的考验来自国共分裂。傅连璋当时虽然是一个积极革命者，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他跟着国民党走，也有一个不错的前途。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之后，他还是偏向了共产党。因为那个时代，国民党右转，共产党还在左边。

      国民党四处捕杀共产党。而傅连璋则暗地里救助红军战士。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傅连璋奇迹般保住了陈赓将军的腿。

      原因无他，在傅连璋眼中，共产党红军那些人都不该死。不管是从普通大众视角，还是从基督教义视角，还是从医生视角，所以他要救他们。傅连璋利用自己的身份，救助了三百多人。从傅连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啥国共第一次分裂，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始终拿共产党没办法。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强，逐渐壮大。不是共产党人多么厉害，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一帮支持者。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拿下汀州后，傅连暲开始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党最早一批高级技术人才。四年之后，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然后长征。直到一九三八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傅连璋才加入共产党。

      傅连璋加入共产党后，就成了红色根据地王牌，得过一个绰号，叫活扁鹊。

      毛泽东是傅连璋的长期病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就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三百多里去给毛泽东治病，三天之内手到病除。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那场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的长征。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像陈毅一样，因为伤病留在南方，历史会怎么样？

      长征途中，周恩来病得不行了，傅连璋负责救治。过草地时，他又帮助朱德料理身体。三人组中的王稼祥负伤，也是傅连璋治疗。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傅连璋挽救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正义如此，他成为红色世界的权威。要是比人脉关系，很少有人能比得了他。因为他可以见到所有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对他一直信赖有加。尽管如此，他依然没能躲过文革风暴。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信任他了。而是因为林彪的关系。

      傅连璋和林彪之前有过关系。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受伤，傅连璋应该给他查看过。但是之后二人接触不多。因为林彪去了苏联，回来后又去了东北。那场利害冲突来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原本让粟裕出场。粟裕上退。粟裕之后，毛泽东想到林彪。林彪的理由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列出一大堆病症。

      毛泽东为了表示关注林彪身体，就上傅连璋去检查林彪的身体。傅连璋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而且久经考验。检查过程还有一系列勾心斗角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据说检查出来的结果是，林彪上世纪吸食吗啡，也就是吸毒。

      问题来了，林彪有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这一切只能是推测。因为九一三之前，林彪的形象是光辉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隐藏起来。九一三之后的林彪是可鄙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无限放大到丑陋地步。比方说在解放战争后期，因为配合问题和陈庚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就有人借题发挥，说林彪打仗不如陈庚。甚至还有人厚颜无耻说林彪不会打仗。

      根据现在的资料。第一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虽然行为有点怪异，但生活很正常，不存在吸毒可能性。但是第二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就很难说了。林彪那个伤本来就很诡异。当时看并不严重，过一段时间还是不严重。可是总是无法痊愈。即使到苏联去疗养，依然没有痊愈。说那个是伤到了神经。因为伤到神经，又引起种种副作用，比方说怕这个怕那个。

      战场压力又是巨大的。常常几个昼夜不睡觉。平型关战役开打之时，林彪就因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支撑不住，需要戴健脑器了。当时的林彪才三十岁，身体处于顶峰。

      林彪去东北之后，将近四十岁了，身体肯定在走先破路。伤一直没好，精神肯定大不如前。而且在东北最初一段时间又不顺利，搞战略大撤退。压力之大可以想象。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的情况下，还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在某些时候，借助吗啡提神是可能的。

      吗啡也许伤害身体。但是比起战败的伤害，微不足道。对一个统帅千军万马之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之时，那种压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很多人而言，修说吗啡提神，就是砍下手臂都愿意。

      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即林彪吸毒的话，对整个共军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所以绝对不能扩散出来。毒品同样对林彪那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他神经本来就没有治愈，再加上毒品侵袭，肯定更为严重。而林彪后来那些病症，表现形式和吸毒者有几分类似。

      这个证据从傅连璋后来的遭遇中得到佐证。

      文革开始时，林彪的权威还在军队里。很遗憾，傅连璋也是军人，就在林彪打压范围之内。傅连璋的遭遇很凄惨殴打、游斗、抄家。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邱会作。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傅连璋是条毒蛇，这个人的党籍是长征时捡来的，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

      那话估计连邱会作本人都不相信。如果邱会作是毒蛇，那么高层估计会被毒死一半。实际上一个也没用毒死。但是邱会作就是敢说，昧良心黑心去说。不仅去说，还要去做，用对付毒蛇的防守对付傅连璋。

      傅连璋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即使是毒蛇，也不可能有啥毒性了。被斗得实在没办法了，傅连璋写信给老领导毛泽东，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几十年来，毛泽东对傅连璋感情是很深的。接到傅连璋的信，毛泽东特意写了一个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保护。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只见周恩来到处灭火救人。毛泽东很少写批示保某人。按道理说，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有啥办不到的么？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是一张大字报的事。举手投足间可以决定无数人前途命运。亲自写批示，那力量不下于之前皇帝圣旨。内容不过是挽救一个自己信得过的老医生而已。但结果偏偏就没有救得了傅连璋。

      邱会作决定来一个欺骗：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同时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并继续组织对傅连璋的批斗。傅连璋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

      他们那么做究竟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把傅连璋整死，并且钉在耻辱柱上。在邱会作的主持下，成立了“傅连璋专案组”。文革中间，只要成立某人专案组，就表示那人前景堪忧。比方说刘少奇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没结案之前人就挂了。当然也有人熬过来了，比方说罗瑞卿，却也落下残疾。通常情况下，有资格享受专案组待遇的都是大人物。傅连璋只是个医生，手中没有实权，怎么会享受哪个？跟诡异。

      专案组成立之后，一系列“罪行材料”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邱会作总结发言：以我看主要批他三点：一，三反言行；二，黑线关；三，斗志衰退。

      接下来在康生、江青（注意这两个人）的插手下，傅连璋又有新的罪行：特务。

      然后抄家、逮捕、投入秦城监狱。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号，傅连璋七十四岁。

      在秦城监狱，他只有一个身份，六八四七囚犯。当时进入秦城监狱的高级干部都是数字代号。专案组让他交代罪行。他当然没啥交代，就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他们当然不敢去问。但是又想收集罪证，只能折磨他的身体。

      所谓继续折磨，就是继续疲劳审问，继续打。傅连璋肋骨一共被打断三根，没有医疗。虽然他自己是医生，对自己的伤也无能为力。他七十多岁了，胃不好。监狱只给他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即使是健康的人，那种伙食也能出处胃病。何况原本就有胃病、七十多岁身体衰弱、肋骨被打断几根的老人家。他要求喝点稀饭，监狱不给。

      四天之后，眼看没有希望之火，傅连璋失望了。他觉得自己老骨头可能要埋在这里了。开始吃不下饭。最后干脆绝食，拒绝吃药。三月二十八号，入狱两周之后，傅连璋痛苦地呻吟着、难以入睡。也没人管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牢门时，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浑身冰冷，已经冤死去多时。然后是火化，仍然只有一个代号。

      这事名义上都是邱会作干的。实际上邱会作应该没有大的胆子。在毛泽东发话担保的情况下，邱会作没有理由一意孤行。即使邱会作想要去干，也不见得能拉动江青和康生。要知道那二位可是毛泽东铁杆中的铁杆。他们愿意暗地里去搞傅连璋只能说明一点，会得到很大利益。能给江青和康生利益的，放眼天下，除了毛泽东之外，也只有林彪了。因为林彪当时是军方代言人，又是法定接班人。能操纵邱会作的，也只能是林彪。

      傅连璋只是一个医生，一辈子行医医人，很少得罪人，更不太可能得罪林彪。二人地位悬殊，很少接触嘛。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唯一的解释就是，傅连璋掌握了林彪某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那见不得光的东西，就是吸食吗啡了。也就是说，从现在流传出来的资料分析，林彪有吸食毒品历史的可能性偏真。

第五章  从许光达遭遇看林彪

说道文革的遗患，无非是法纪被践踏，从功勋到小人物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具体表现，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这样的案例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主要发生在社会中。林彪的功能在于稳住军方。这个是职责所在，很难说对或错。

      林彪也参与权谋斗争，对贺龙和罗瑞卿冤案有直接责任。这些现在看来很让人痛惜，但是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是竞争对手，敌对关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对对关系就是你死我活。任何一方胜，都会遭受指责。任何一方败，都会得到同情。但是只要内斗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

      九一三之后，林彪成了反面象征，五十人都拿着自家狗血往上泼。他们写文章、吐口水说林彪这不好、那不好，气势汹汹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因为那些指责基本上局限于人际关系或政治斗争上，没有抓住重点。政治舞台就是斗争的舞台。任何人站在上面都会有斗争。要指责一个人，要看其职责范畴内部干了哪些不该干的事。林彪上台之后很懂得隐藏自己，站在毛泽东身后，好像没做过任何事。其实不是，军内破坏也很严重。标志性事件是许光达大将的遭遇。

      开国功勋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自己的光辉。抛开光环不谈，个人私德方面，有些人让人不敢恭维，比如好色的高岗。但是许光达将军，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公私两方面都是楷模。建国之后，许光达一直干实事，一直避免政治斗争，最后却不明不白的死于政治斗争中。尽管许光达的遭遇不像贺龙或罗瑞卿那般与林彪直接关联，但是却更为真实地反应了文革之风对军方的破坏，以及林彪的缺陷所在。

      许光达，原名徐德华，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国将帅中最年轻的一位。十大将军中的六位是湖南人，分别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加上湖北的徐海东和王树声，八位来自两湖。只有四川的罗瑞卿和海南的张云逸例外。当然近代以来，两湖为多事之秋，有盛产军人的传统。

      在共军高级将帅之中，许光达算是典型的沉默一族：信仰坚定，目标明确，默默干活，百折不回。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转型，成为中国装甲车领军人物，在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正因如此，他的在文革中的遭遇才让人更为叹息。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光达出身贫寒，沦为放牛娃。许光达非常羡慕那些能念书的孩子，常常跑到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许光达在偷听过程中晕倒。老师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做一个感人的决定：“莫难过，你要读书，就来喽，我不收你钱！”于是许光达有了学习的机会。那位老师就是许光达人生之中的第一盏明灯，邹希鲁先生。

      邹希鲁是清末举人，但并不保守，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教过很多大牌学生。其中最大牌的那个就是毛泽东。正是他的无心插柳，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许光达在邹希鲁那里免费读书到十三岁，勤学好问，品学兼优，各方面都出类拔萃。邹希鲁很欣慰，他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寒门出奇才。他把许光达看成寒门奇才。

      之后许光达考上长沙师范（熟悉的名字），依然非常出色。当初杨昌嗣看见毛泽东非常出色，就把女儿杨开慧托付给他。邹希鲁做了类似的决定，把女儿邹靖华嫁给许光达。当时许光达十四岁，邹靖华只有九岁，定下娃娃亲。之后邹靖华跟着老爹去长沙女子职业学校。许光达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去了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和邹靖华结婚。二人几经磨难离别，风风雨雨一辈子，不离不弃，成就一段佳话。用现在话说，算是先结婚后来恋爱的典型。

      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时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通缉犯。邹靖华依然毫不犹豫地嫁给他。结婚十天之后，许光达因为战争需要和妻子分别。分别两年之后，许光达逐渐成长为贺龙身边的干将。贺龙见许光达总是光棍一人，好意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许光达没有同意。邹靖华这边也在苦等许光达。一九三零年，李立三冒险路线，让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彭德怀找到一个机会攻入长沙。邹靖华冒着风险去找丈夫。结果当然没有找到，失望而归。因为当时许光达正在红二方面军跟着贺龙干。

      与此同时贺龙也带着红二方面军去攻打城市，一九三零年底攻克津市，与对手展开巷战。当时许光达担任红二方面军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站着个姑娘，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匆忙中吩咐参谋过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许光达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邹靖华。邹靖华趁机向参谋打听许德华。参谋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一对乱世鸳鸯就这般失之交臂。那是他们十年分别中距离最近的一次。

      ——如果拍电影，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中国的电影人啊，打着艺术创作的头衔，创作出来的东东还不如历史上发生的精彩，谁的悲哀？

      国军知道许光达跟了共产党之后，隔三差五到许家要人。他们找不到许光达，就去折磨邹靖华。他们把她抓起来，在她脖子上挂“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她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好在邹靖华比杨开慧幸运。因为许光达不如毛泽东那般耀眼。所以她活下来了。

      此后若干年，他们偶尔有音信往来。所谓音信，就是许光达用别人的名字往家里写一些含糊其辞的信。邹靖华认识许光达的字迹，在那云里雾里的言语中猜测许光达的处境。随后许光达受伤去了苏联，音信中断。抗日战争开打，许光达回国。一九三八年，许光达回到延安，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当时许光达只有三十岁，身材高大，一肚子洋墨水，行为举止均与众不同。所以他的婚事就成了女学生关注的焦点。后来林彪从苏联回来都没许光达受欢迎。可能是许光达更帅气吧。抗大之中的女学生不多，择偶标准很高。但是许光达条件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但许光达婉拒了所有人的好意，告诉他们自己有老婆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音信中断很多年，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永不相见的概率非常大。就有同志开导许光达：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而且生死不定，再娶也说得过去。看看彭老总，苦等那么多年，等来的消息是老婆已经嫁人了。

      许光达回答非常感人：“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我怎能辜负她！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抔土。”

      一个承诺，一生一世一辈子，大丈夫也。

      共军高层将帅对待感情方面，许光达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追求者们也纳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高大帅气的教育长如此苦等。他们很快有了答案。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很多积极分子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抗大学习。邹靖华和妹妹拿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全然没想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在那里等她。姐妹二人刚到延安旅社，刚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就有一个小战士跑过来大声问：“哪位是邹靖华？”

      邹靖华很纳闷，自己没啥名气啊，延安应该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不解地问：“是谁找我？”“我们教育长。”“你们教育长是谁？”“许光达!”

      话刚落音，邹靖华还没有来得及喜悦，许光达出现了。

      结婚十天，一别十年的丈夫出现了。

      一切仿佛在梦中。管他呢，即使是梦又怎样？她扑在丈夫宽大的怀里，痛哭一场。

      十年的苦等，相见的喜悦，化为一场眼泪。不是梦，是现实。从此之后，重新开始。天地有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人，讲过太多悲欢离合。之前彭德怀苦守十年的感情是一枚苦果。许光达的苦守则成了佳话。为此毛泽东特意把许光达夫妻请过去吃顿饭道喜。

      但也有也人不服气。特别是许光达的粉丝们。因为在她们眼中，经过生活磨难的邹靖华早已芳华不再，就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完全配不上帅气威武的教育长。那也是事实。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不仅仅是外在匹配。还有一种东西叫生死与共。

      能理解那一层关系的人不多，必须有足够的人生阅历，经历生死，方能看破。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古往今来能实践者有多少？许光达就做到了。

      当一切表象散去、繁华落尽，惟愿与君共生死。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我说，今生今世，有君一人，足矣。

      此后数十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为夫妻之典范。哪怕风吹雨打，终究生死相随。感人程度甚至胜过周恩来和邓颖超。

将军

长沙师范的许光达变成一个热血青年，读过很多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不仅如此，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其中一个领导就是长沙师范学长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随后转入共产党。当时许光达只有十七岁。在共产党历史上，一九二五年入党还算老资格。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许光达被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

      黄埔精英基本上出自前四期。不是因为后来者不行。而是先前那些人抢占了先机。前四期有机会参与蒋介石崛起时一系列战争。第五期的许光达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业时正好面临国共分裂。可以跟国民党，也可以跟共产党。按照当时的形式看，跟着国民党更有利一点。他选择跟共产党走。

      当时一幕非常有趣：廖昂拿一张表格，让许光达表明政治身份。许光达填写共产党。廖昂对许光达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实务！”接下来又劝导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统一天下非她莫属。”许光达不理他。廖昂讨了个没趣说：“死顽固，走着瞧！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许德华大笑回敬：“廖昂，奉陪到底！”二十年后西北战场相遇，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廖昂会成为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的俘虏。

      许光达毕业后到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担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开打之后，许光达带着六个年轻军官，偷偷溜出武汉去南昌。他们也就是运气好才赶上南昌起义。运气不好的，比方说罗瑞卿，同样是从武汉溜出来的，结果就没有赶上起义队伍，差一点命丧黄泉。

      许光达虽然赶上了南昌起义，遭受的磨难一点不比罗瑞卿少。许光达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起义并不顺利，一路南下之际，减员严重。很多人离队了。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拯救了队伍。但是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安排在农家休养。但是许光达干革命心切，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一路辗转终于在安徽寿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想要策划组织武装暴动。很不幸，被国军察觉了行踪。幸好他们足够机警，虎口逃生。随后他们又奉命打入西北军，去冯玉祥部队工作。前往西北途中，许光达请假回家看看。也正是那次回家，和皱靖华结婚。但是很不幸，他的行踪又被发现了，重重逃亡，又和组织失去联系。

      逃亡过程中，许光达改了姓名，去投奔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当时还不知道许光达加入共产党，就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在自己的县里当警察局长。许光达一看，这情况也不错啊。好吧，就一边当警察局长，一边联系组织吧，顺便再发展一批武装力量，一举多得，呵呵。然而国军那边也不是吃素的。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查到许光达的下落。许光达只好再次潜逃。可怜的清末举人邹希鲁遂，好不容易熬到县长职位，却被高徒兼宝贝女婿给搅和了，被革职回乡。

      逃亡中的许光达找不到组织，四处漂泊，无依无靠。他想去北京找组织，一无所获。最后生活没着落，只好打煤矿上当矿工糊口。挖一阵子煤，又辗转漂泊到上海，终于找到组织。组织推荐他去一个军事训练班学习。那个军事训练班是周恩来主办。许光达之后去了湘鄂西，在那里遇到贺龙。从此以后，许光达成为红二方面军一员战将，跟着贺龙南征北战。日后评军衔。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元帅代表，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大将代表（同时代表第一野战军）。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不可避免的遭殃。因为贺龙和彭德怀都遭殃了。

      许光达的军事生涯和林彪有点类似，前后两段，中间受伤。但是林彪受伤是倒霉，错过整个抗战。许光达的受伤很有点幸运，前往苏联疗养，并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幸运之一：避开杀人狂魔夏曦。夏曦红军骨干基本上被杀差不多了。当时比许光达更有前途的段德昌都被杀掉了。按照夏曦当时的杀人状态，许光达留在那里很可能凶多吉少。

      幸运之二：许光达在苏联不仅仅是养病。伤愈之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两所学校主要是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其中高材生更可能成为政治家。然而许光达不同，他是个实在的人，对实在的事感兴趣。啥呢？坦克技术。

      共军高层将帅里面，刘伯承也在苏联念过军校，而且是纯军事的伏龙之学院。日后刘伯承为共军现代化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时间比较短，一九三零年就回国了。许光达不同，一直在苏联待到一九三七年。那年头欧洲各国都在备战，都在搞装甲师。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车在战场上作用巨大。许光达出于军人的敏感，对装甲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之后也不成忘怀，时不时写点论证装甲车的文章。

      回国之后的许光达再次跟老领导贺龙去战斗。还是默默的干着大家都在干的事，反扫荡啊、开辟根据地啊、扩大队伍啊，没有特别出彩（如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许光达志向在坦克啊，在正规战啊，在装甲师啊，怎么能安心打游击战呢。当然，许光达就是游击战出身的。但是一个心想装甲车的人，却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游击战和对手周旋，至少证明一点，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需要风头，只需要做事。

      不喜欢风头的许光达最后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出了风头。

      国军重点进攻延安。胡宗南向延安突进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的第三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领导从贺龙变成彭德怀（这也是彭德怀和贺龙的芥蒂之一）。

      中央离开延安之后，处境并不乐观。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带的中央机关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军压来。而当时毛泽东身边警卫部队只有一百多人，处境危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派一个得力的将领过来帮忙。彭德怀告诉周恩来，已经让许光达去了。

      许光达带人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把指挥所设在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的地方，对大家说：“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那正是中央机关。

      从八月十八号开始上午到十九号早晨，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相当于一个军）硬顶了一天一夜。对手则是一个军和三个旅。当时共军还没有展开战略反攻，基本上还是和抗日战争差不多，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很少正面出击。不到万不得已，共军不会以少数兵力和国军死扛。共军高层统帅中，也只有彭德怀敢如此刚猛。

      胡宗南进入延安之后，基本上就寻不到共军主力。许光达带的第三纵队，就是西北野战军精锐出现了，国军又吃不下。许光达聚集玩乌龙铺南方的国军，又指挥人们狙击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国军。那是刘戡的二十九军主力。

      刘戡，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的同学。刘戡毕业后一直跟在卫立煌，打仗一根筋，围剿红军过程中，眼睛被打瞎一只。抗日战争时代，刘戡担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长，全师为德军装备，战斗力破强，参与过忻口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刘戡跟着胡宗南在西边作战。决定国军命运的宜川战役，因为胡宗南的失误而战死。

      此时决战还没有开始，刘戡带领精锐的二十九军向许光达压过来。许光达毫无退路，只得背水一战。战争的结果是刘戡无法前进一步。许光达反冲锋，甚至一度冲到刘戡军部，俘虏了一部分警卫连士兵。许光达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刘戡是西北国军主力。决战尚未开始，国共双方的军队素质高下立判。

      许光达那一仗仗打得非常漂亮，不仅保卫中央脱险，而且试探出国军主力水平。许光达在西北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清涧大捷，歼灭胡宗南的王牌七十六师。该师师长正是许光达老同学廖昂。当初国共分裂，廖昂跟着国民党走，嘲笑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光达没眼光。决定命运的宜川之战，许光达干净利索的消灭廖昂，并俘虏之。然而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廖昂一直活到一九九七年，许光达却在文革中惨遭不测。

      一九五五年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为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

      开国将帅之中，许光达并不以战功显著（能打仗的太多了）。后来有声音认为许光达不应该获大将军衔。上将之中有人比许光达资格更老，比方说肖克；有人比许光达更富有传奇色彩，比方说许世友。我想说，当初评定军衔的那些人比后来局外人更清楚。更清楚许光达的贡献和价值。还有一种声音说，许光达所以能评上大将，是因为他是装甲兵司令。因为当时中国装甲兵一穷二白，需要苏联接济。在和苏联方面接洽过程中，需要军衔平级对等。这个观点可以参照刘亚楼。刘亚楼也在苏联学习过。建国之后就是空军司令。空军也需要和苏联接洽。如果按照那个原则，也应该评大将。事实上刘亚楼只是上将。

巅峰

尽管许光达军事生涯足够辉煌，取得很多荣耀，担任很多职位。但是他的人生在建国之后才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建国之后的许光达事业依然处于上升期。从这方面来讲，只有领导军工建设的聂荣臻元帅有类似经历。

      军人人生顶点都在战场上，这事历史常识。和平不是军人的年代。许光达能够继续上升的事业，主要原因就是装甲兵司令角色。

      中国军事史上，从来都是陆军为主。主要是骑兵、步兵，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花样繁多的阵型和战术。这些都是冷兵器作战方式。进入热兵器之后，一切都需要改变。共军能够在残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夺取天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不可复制的机缘。

      夺取天下之后，要想保证成功，甚至取得优势，就要建设。不仅要建设国家，还要建设军队。军队其实一直都在搞。比方说刘伯承的理论教育，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之后主持军衔正规化，都是军队建设的尝试。为此各方面还搞出不少矛盾，比方说军队反教条，彭德怀和刘伯承就搞出不少矛盾。但是一切始终绕不过一个坎，那就是坦克。

      二次世界大战，装甲部队已经成为尖刀。坦克车就是战场上决定性力量。德国能够横扫欧洲，基础就是无与伦比的装甲部队，后来失败，除了西伯利亚寒流，还有苏联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钢铁洪流。隆美尔在非洲战场所向无敌，靠的就是那些坦克车，后来失败，就是坦克车后勤保障跟不上了。

      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法抵挡日军的坦克车。国军后来自己也组建坦克车，但是一直都不怎么样。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缅甸远征军在印度集训之后才像样子。具体就是孙立人新一军和廖耀湘新六军。在反攻中，就可以和日本陆军匹敌了。

      国共内战，国军所谓王牌部队，即使几支装甲部队。国军开战之初在东北的胜利，就是仰仗缅甸下来的那几个军。张灵甫覆灭，除了共军强悍和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能力。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张灵甫把装甲部队开到了山区，失去了钢铁洪流的有时，成了没有爪牙的老虎。即使志愿军，胜利依托于山地作战，可以从容分割打狙击（前三次），或者依托航道（上甘岭）死扛。平原上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最后还是拼钢铁洪流。钢铁洪流的基础就是坦克车。

      共产党多得天下之后就要为天下负责。天下不仅包括山地，还有大量的平原地带。山地虽然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平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千百年来，国家靠平原存活。

      专家部队，必须有装甲部队。只有强大的装甲部队才能守护国家的命脉。

      许光达成为装甲兵司令兼政委，完全集权于一人。在共军之中非常罕见的现象。特别是和平年代，都是几个职位相互制约。由此可见国家搞装甲兵的决心。可以说许光达在建国之后干的那些事，相当于古德里安在德军中干得那些事。

      成为装甲司令的许光达知道自己的肩上的担子。同时也明白，挑起重担意味着青史留名。所以在他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就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事情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当时中国有哪些家底呢？也有一些坦克车，都是在战场上从国军手中夺来的。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不能开的那些东西都是需要维修。共军没法维修。因为那些东西也不是国军生产的，都是买美国人的，收缴日本人的，售后服务没保障的。转手之后更没有保障了。怎么办？

      可以把国军那些玩意拆掉装上，仅此而已。并不能保证已经损坏的坦克变好，也无法保障优质坦克变坏。零件没有，生产零件的工厂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第一，从头做起，没有工厂建设工厂，没有零件就生产零件，没有人才就培养人才。第二，找苏联老大哥帮忙。

      当时中苏蜜月期。苏联各种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装甲部队是核心项目之一。但是专家也就是动动嘴，高兴的时候就画点图纸啥的。其他大事小事一大堆，懂行的人又少，都要许光达一个人干。要在各大军区把装甲兵的领导班子搞起来，还要搞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等等，还要选择基地，还要建立修理厂。

      还要办学校培养各种人才。问题是还没有缺乏老师。很多时候许光达得亲自动手。看看这些事，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烦，许光达要样样去干。这种人从来不显山露水，从来不作秀，不会说一些无聊的话，但是会干事，干实事，实实在在的干实事。

      这种人从来都是国家脊梁，民族精魂。

      其它地方可以搞政治，可以搞各种花样，但是在装甲车部队不需要那些。许光达告诉大家：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

      正是在许光达亲自操劳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苏交恶的那一年，一九五九年，苏联撤走专家那一年，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坦克，五九坦克，正式诞生。

      许光达的人生到达巅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装甲部队已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这一切都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五九坦克诞生，对中国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中国依靠外国钢铁装备的日子结束了。设想一下，如果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坦克车，日军还敢嚣张？苏德战场上，苏军在最初的惨败之后能缓过神，靠的啥，就是后方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钢铁洪流。

      随后是三年大饥荒。当然，不论怎样的饥荒都饿不到许光达那个级别的人。在局外人看来。许光达的装甲部队相当于一国独立部门。许光达是装甲部队的王国，享有很多特权。却是，许光达有特权。但是有人拿特权为自己，有人不是。

      大饥荒开始之后，装甲兵大院住满工作人员的亲属，正常工作难以开展。装甲兵党委规定，凡是探亲来的，只能住三天。许光达的四哥和六弟从湖南老家到北京找当了大官的兄弟吃饭。许光达招待他们，只有一盘盐水黄豆和一盘青菜。搞得两个兄弟很不理解。三天之后，两兄弟又回湖南。六弟在河南安阳时病倒了，再送回北京医疗，就死了。

      死因：饿。

漩涡

六弟的死让许光达非常伤心。但那只是他的个人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政治风暴。五九年庐山会议是一道分水岭。不少人跟着彭德怀遭殃了（如邓华、钟伟），又有不少人因为彭德怀遭殃爬上去了（如黄永胜）。许光达身为西北野战军，后来第一野战军在高级将领，处境非常微妙。

      因为在政治斗争年代，打到其他人，自己可以飞黄腾达。打到一个彭德怀，就很多人爬上去了。如果打到一个和彭德怀有关的有分量的人物，那自然也能得到机会。看看黄永胜同志，仅仅狠狠修理老同事邓华，就赢得林彪的信任。如果是许光达呢？

      许光达地位比邓华高，和彭德怀联系比邓华密切。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简直是一块肥肉，让人两眼放光。但是要打到许光达并不容易，原因有两个。日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还是那两个原因。同样的故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因果。

      第一个原因，许光达是搞技术的，参与政治运动程度不深。建国之后的十年，基本上沉浸在装甲兵建设上。装甲部队是新兵种，没有太多人事关系纠纷，而且主要是把坦克车搞出来，主要搞技术。而且许光达搞出了成绩，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搞出了五九坦克。五九年国庆阅兵，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向许光达表示热烈祝贺。当年那个时候，五一和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的距离远近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高低。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有了坦克车意味着很多很多。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想动装甲部队的创始人都不容易，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第二个原因，贺龙。

      许光达虽然跟着彭德怀一起纵横西边，但是他的根基还是红二方面军。他是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彭德怀虽然挨批了，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去了，贺龙可以保他。

      庐山会议上，军方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和贺龙。原因前面都说过了，都是跟随毛泽东。之后林彪上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贺龙是许光达老领导，对他非常信任，自然不会找他麻烦。甚至可以说，许光达的装甲兵可以看成原来红二方面军力量，是贺龙在军委的后盾。许光达本人也在刻意避免麻烦。不管是庐山会议，还是庐山会议之后的各种运动。许光达都在避免参与。他把精力放在那个装甲兵王国里，一心筹划着自己的、也是新生共和国的全新兵种。

      但是许光达本人身为中央委员，又是十大将军中最年轻的大将，又是装甲兵司令。位高权重不说，对政治方向是非常了解的。随着政治风暴越来越猛，任何一个高级的、中级的、甚至低级别的党政军干部都难以置身事外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步奏。

      有人选择去争，另有人选择让。

      比方说罗瑞卿将军，就选择去争。因为他已经处在那个位置，只能进不能退。所以选择去争，在争的过程中走到林彪的对立面。虽然他依然忠于毛泽东，当他走到林彪对立面时，两人相比，毛泽东还是选择林彪。

      许光达将军是另外一种选择，让。

      他不想参与。从庐山风波时就小心翼翼的避开。之后各种运动中还是小心翼翼的避开。等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取消军衔制时，他还是避开。所以行政划分时，他坚决把行政级别从第四级的大将级别坚决推辞道第五级的上将级别。

      现在我们说许光达将军请辞大将军衔，请求行政降级，只是从人品上说徐将军很棒。实际上许光达的人品却是无可挑剔，从对待患难与共的妻子，到和领导同志打交道，到干事业，都很棒。堪称伟男子。

      但是也该认识到，在他那个位置，那个级别，那个环境之下，重大决定不可能仅仅从人品出发。如果说许光达当初请辞大将，是处于人品和党性的优点，是一种谦让的话。那么后来请求行政降级，除了谦让之外，应该还有一层含义，避让。避让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他看到那种风暴的猛烈，想要后退一步，把心思用在装甲兵上。因为那个年代装甲兵往往决定着兵团决战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北方冲过来的话，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草原骑兵南下都要严重。

      往前争的罗瑞卿落到悲惨的结局。往后避的许光达又将如何呢。

      实际上是避无可避。原因还是上面两个。

      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后的历次运动，许光达因为专注装甲兵能躲得过。那么风暴再猛烈一点的时候，这个原因恰好促使他跌落深渊。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成功，关键在军方。军方的关键代言人是林彪。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凡是在林彪面前不太听话的人统统要靠边站。正因如此，罗瑞卿遭殃了。

      许光达也无法避开。因为许光达的装甲兵虽然是个新兵种，在陆军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林彪要想在军方树立绝对威望，不可能对装甲兵视而不见。看看建国之后成立的几个新军种。空军落入吴法宪手中。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栽培，林彪的铁杆粉丝。空军因为吴法宪而成为林彪的后花园。日后林立果嚣张的平台就是空军。林彪把李作鹏一手提拔、推荐到海军。李作鹏到海军之后把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折腾不轻。

      但是许光达和林彪基本上没关系。看看二人的简历。虽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林彪四期，在广东。许光达无期，后来搬迁到武汉。二人基本上没有交集。二人虽然都参与南昌起义。但都是低级别军官。三河坝战斗之后，许光达又受伤，离开了队伍。此后林彪和朱德在湘南转了大半年之后、最后去了井冈山，成为红一方面军骨干人物。许光达一番辗转去了湘西，成为红二方面军一员战将。日后许光达在战争中受伤，去了苏联养病，错过了长征，再回国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许光达回到延安时，林彪领兵在外。接下来林彪也受伤了，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林彪去了东北，许光达在西北。建国之后林彪基本上在养病，许光达埋头搞技术。还是没有交集。如果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把所有人强行卷进去，以二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估计直到最后许光达和林彪都不会有什么来往。

      但是政治斗争把两人拉到一起。因为林彪要全面掌控军方，就不可能忽视装甲兵，不可能忽视许光达。许光达从来就不是林彪的人，也不可能是林彪的人。许光达不仅不是林彪的人，还是贺龙红二方面军出来的。

      贺龙正是林彪掌控君权必须搬掉的石头。

      文革开始时，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一的朱德淡去了，排名第二的彭德怀被斗臭了，刘伯承靠边站，陈毅、聂荣臻转行，徐向前、叶剑英说不上话，罗荣桓去世了。真正还在军方有话语权的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林彪不太管事，军委实际日常事务由贺龙主持。

      当林彪搞掉大将罗瑞卿，换上上将黄永胜；当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靠边站，中将李作鹏兴风作浪；当吴法宪把空军摆弄成林家军，贺龙当然很不爽。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爽，不可能视而不见。除非他是林彪铁杆。贺龙不可能成为林彪铁杆。

      所以关于海军问题，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如此表态：“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

      但这话传出去之后就变成“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就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搞反党集团，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

      凡此种种都证明，贺龙不可能屈服于林彪。毛泽东让贺龙找林彪谈谈，结果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林彪绝对对付贺龙。林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同时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他做的永远比说得多。要打到贺龙，必须“剪其羽翼”。所谓羽翼，不见得就是真的羽翼，看起来像的，也要拿下。

      贺龙羽翼有哪些呢？有罗瑞卿。罗瑞卿原本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推荐的。但是后来罗瑞卿和贺龙走近了。所以罗瑞卿被打倒了。还有杨勇，也是长时间跟着林彪干革命，也跟贺龙走得近，也被打倒了。

      林彪打仗时别具一格，搞斗争同样是别具一格。他总结罗瑞卿、贺龙的诀窍，第一段十六字诀：“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除了林彪，估计再没有第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斗争了。

      另一种人就是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比方说廖汉生和王尚荣，也被打倒了。

      那些人打到之后，贺龙也就到了。打到贺龙那个级别的人物并不容易。常用的大帽子只能由两个：里通国外，或兵变。

      当初高岗和彭德怀都戴了里通国外的帽子。同样的款式不能太泛滥了，那就换一款，兵变吧。于是有了二月兵变。前面说过，所谓二月兵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兵变”。在二月兵变中，贺龙和彭真是总策划，廖汉生、王尚荣等人都是成员。当然根据剧情需要，任何一场兵变都需要一个参谋长。跟贺龙扯上关系、有分量、能服众、需要拔去的高级将军是谁呢？只有许光达了。该来的总是要来。躲是躲不掉的。

屈辱

文革开始那会，许光达正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国时是九月份，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文革风暴突起之时。许光达下了飞机就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看见潮水般的人群。看见年轻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小红皮书，奔走呼喊。几个红卫兵拦住了几个年轻女人，剪短了她们的头发，毁掉她们的高跟鞋。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许光达很困惑。他搞不懂运动究竟要搞到啥时候，搞不懂为啥。但是他必须支持，至少不能反对。没有人敢反对。许光达也不敢。他回到家中也不得清净。依然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滚蛋！

      许光达和无奈。他看看生死与共的妻子。她也很无奈。但他们也许想不到，那场风暴将要把他们吞噬。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的报纸给许光达看。内容是二月兵变的事。写作风格跟当今网络上那些造谣大师一个水平：某时某刻贺龙调动军队，调动军队干什么？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一定有密码。某时某刻彭真在北京造房子。彭真造房子干什么？是不是干某些勾当？然后又挖掘出一些秘闻：彭真和贺龙关系很好，从来就很好。再以此为基础展开联想：彭真的行动和贺龙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能干啥呢，肯定有一个惊天阴谋——兵变。兵变目的：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军队。再加一些知情人透漏：贺龙私自调动军队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大概就是这样子；把瞎掰、胡扯、意淫说得有板有眼。在那种情况下，真相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宣传，如何造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光达看到之后怒了。因为那事前前后后许光达都很清楚。那事在宋朝发生过，发生在岳飞身上，那叫莫须有。在明朝也发生过，发生在于谦身上，也是莫须有。

      如果许光达知道在不久之后，他自己成了政变的总参谋长，估计更愤怒了。

      当时的许光达还是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他的情报来源在哪儿呢，就是红卫兵的大字报。那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奇闻。偏偏就发生了。

      许光达意识到，风暴一定会吹到装甲兵内部。啥时候来不知道，但一定回来。红卫兵到处贴大字报，到处辩论，甚至大打出手。装甲兵大院自然也不能幸免。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到装甲兵机关。

      一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跑过来找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庄严提出要借装甲兵大院用一用，办重要的事。干嘛呢？开批斗大会。他们批斗当时装甲兵政委黄志勇。黄志勇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中将。黄志勇是文革开始之前调到装甲兵大院的。之前在工程部学院上班。红卫兵说，黄政委之前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要清算。

      按照当时社会空气，许光达没办法阻止，只得同意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而且双方（许光达和红卫兵）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都到会参加观摩。相当于说，红卫兵用装甲兵的地方、批判装甲兵的人，而且还要装甲兵领导们在旁边观看。——活脱脱霸王条款。

      但是没办法，当年红卫兵就是很牛。牛到啥程度呢？可以不遵守诺言。原本许光达同意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应付一下时局和年轻人。大家最好都文明一点，不要搞人身攻击啥的。到了开会现场就不一样了。红卫兵觉得，批判会就应该是批判会的样子，太文明了还叫批判大会么？就应该挂牌子，就应该戴高帽子。红卫兵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拿出纸糊的高帽子往黄志勇头上戴。

      许光达一看红卫兵食言赖账，上去制止。牛气冲天的红卫兵直接把共和国大将一把推开，并且牛气哄哄的高声斥责：“这不关你的事，走开！”堪称天下奇闻。

      那是许光达第一次领受到红卫兵的蛮不讲理。愤怒之下，心脏病发作，倒在会场，进了医院。进入医院的许光达依然没能摆脱红卫兵纠缠。红卫兵代表到医院找许光达，要求老将军接见，说向老将军表达歉意。医院护士出于为病人健康考虑，把红卫兵代表挡住了。红卫兵代表真的来道歉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工程兵学院的学生对装甲兵司令还是有尊敬的成分在。毕竟他们毕业之后，一部分人的就业目标就是装甲兵。他们失手让老将军住院，总有点过意不去。说不是，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他们是跑过来讲道理的，也就是解释自己行为的。

      因为医院阻止，所以道理也没有讲成。但是他们不甘心，总要把要说的话说清楚。既然医院去不得，那就去许光达的家。许光达离开医院还没进家门就看到红卫兵的解释。红卫兵们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把要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副对联贴在许光达家大门口。

      上联：小将造反有理

      下联：老将理应支持

      横批：造反有理

      能用一副对联把意思表达如此清楚，逻辑健全同时，不乏诙谐幽默，不容易啊。如果当时那代人的才华用在干事实上，说不定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但是对许光达而言，危机才刚刚开始。二月兵变的阴影徘徊在京城上空，如同意思盘旋的幽灵，可能附体在每一个将军身上。

      那副对联一直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代替了许光达家年底春联。一九六七年春，夺权开始了。从伤害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光达终于没能挨过那场风暴。

      一月十六日灾难来了。那天晚上，许光达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由于整体局势不好，许光达心情也不好。共患难几十年的邹靖华一如既往的安慰他。许光达身体不好，正准备回医院修养，同时可以清净一下。医院相对好一点，避开无孔不入的红卫兵。有些事是避不开的。一群红卫兵传进来了，而且态度很嚣张。

      许光达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建国之后，共和国大将，装甲兵司令，中央委员，标准的高干。大家平时对他都是相当尊敬，相当客气。特别是装甲兵内部，特别是年轻人，见了许光达都是礼貌加微笑的。大家都想给老将军留下一个好印象，饭碗和前途都和他联系一起呢。

      然而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礼貌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只有煞气。原本和善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副脸孔，如同绵羊变身饿狼。

      红卫兵嚷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仿佛司令员召集下属。

      邹靖华说：“司令员有病，正在住院。病好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对来人说。

      红卫兵回答：“不行！必须今晚回答。”态度极为强硬。

      许光达风风雨雨一辈子，枪林弹雨爬出来了，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场面，平静的配合红卫兵。但他们真是的目的并不在这里，而是另有所图。许光达和红卫兵离开之后。另有一伙人进来了。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

      原来陈志文已经变身为造反派。但是他和一般造反派不同，不是造反的，而是收集证据的。进门就直奔主题——许光达书房的保险柜而去。把保险柜反复反了好几遍之后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证据，又气呼呼地跑出来。为了消气，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砸完之后，陈志文牛气哄哄的对邹靖华说：“把黑名单交出来！”

      邹靖华不解：“什么黑名单？”

      陈志文说：“‘二月兵变’的名单。”

      邹靖华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无言以对。事情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大家继续翻箱倒柜呗，继续搜呗，继续砸呗，全然不顾及什么法律程序，不顾及对方中央委员的身份。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这些还不算啥，那么看看陈志文的表现。他原本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怎么会跑来造反呢。只有一个理由，他被策反了。谁有那么大的能力让装甲兵司令员的秘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相信装甲兵司令员参加兵变呢？说不清是谁。因为整个大局就在那里。所有人都那么疯狂，不是一个两个。

      正是在那种大局下，才能把所谓“二月兵变”编造得活灵活现。正是有了二月兵变才能扯上许光达。在一般人眼中，既然地位崇高如贺龙都可以发动兵变，其它还有啥不可以的。在陈志文和那帮翻箱倒柜的造反派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良分子，恰好相反，自己是在保家卫国，是在为人民服务呢。

      一群家伙把许光达家翻底朝天，搜索好几遍，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也没用找到所谓的黑名单。唯一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旗。好的，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就在陈志文灰心丧气之际，一个红卫兵有重大发现：许光达的写字台上有一张照片，是许光达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和恩维尔·霍查的一张合影。他如获至宝：“陈秘书，你看，许光达到现在还保留着同苏联人的合影，这就证明他与苏联勾结，充当苏联的特务。”

      ——明明定性为兵变的，这么一来变成通敌叛国了，有趣。

      一帮人翻箱倒柜一晚上，所有的收获就是以面日本军旗和一张照片。

      那场景之滑稽，堪比莫里哀的经典喜剧。但好戏才开始上演。既然在许光达家里找不到搞兵变的证据，那只能从许光达本人那里找了。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机关大院。许多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人群之中，既有原本视许光达为偶像的来自装甲兵所属各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还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还有其他人。虽然剧情很滑稽，但现场庄严肃穆，仿佛大家都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红卫兵小将坐在主席台上，手中拿着他们的《圣经》：红宝书。一个个稚嫩的脸上写着不合时宜的庄严。仿佛他们是法官，仿佛他们是法律，仿佛他们是他人命运的主宰。处于受审位置的那老人，却是为国为民几十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

      过程跟审理案件差不多。红卫兵气势汹汹地说：“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就像电影里县太爷：某某某，知罪吗？如果嫌疑人不说话，按照程序，接下来就应该是拍惊堂木：某某某，你犯了什么罪，快从实招来。

      红卫兵没有惊堂木，只能摇一摇红宝书：“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一看这情形，滔天脏水扑面而来，觉得有必要辩护一下。他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怎么辩护呢，就是把自己一生回忆一遍呗。彭德怀被冤枉，八万言书，就是一篇自己的回忆录和奋斗史。许光达也一样，把自己一辈子干的事，跟年轻人大概说一说。

      有啥好辩护呢，只要了解许光达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问题已经被定性的。既然被定性，怎么辩护都没有。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也有辩护，但有用么？

      许光达辩护的结果：“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既然问题定性了，那就用别的办法。会场立马有人高喊：“打倒许光达！”又有人高喊：“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红卫兵有时候很可笑，有时候有很幼稚。看看那情况，说理说不过，构陷缺少证据，就泼皮耍赖。跟孩子吃不到奶就大哭是一个德性。

      许光达平静地告诉大家：“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是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谁能不明白呢？就有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所以许光达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人生进入黑夜。

      按照一般人理解，要打到一个高级将军，只要按上政变或通敌罪名就可以了，为啥搞那么多花花绕呢。只要交代落实兵变，许光达就完了。还扯生活问题干吗。实际上三个罪名是精心编制，有内在逻辑的。

      第一条搞兵变。既然搞兵变，必须有征兆呗，必须对现实不满呗。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反对毛主席呗。那年头谁都不会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是政治领袖呗。林彪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拥护毛主席。把许光达说过的话“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断章取义，就是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么如何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三条呢，都知道许光达的婚姻是共产党人典范，干嘛要瞎编乱造呢。那是为了给第二条设的伏线。人家许光达开国元勋，又是高干，为啥要反对政治、反对毛主席呢？那就是毛主席代表光明正义一面，许光达受不了欲望的诱惑滑入欲望的陷阱、找了好几个老婆、贪得无厌，罪该万死。

      看看三条，从人性，到逻辑，可以说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三条是政治运动年代的万能公式，要想打倒某人，必须和那个万能公式拉上关系。比牛顿定律在自然界运用范围还广泛。

      由于许光达分量很重，所以三条都要扯上。

      为啥一口咬住许光达不放？因为军方要把许光达当成贺龙的突破口。贺龙是刘少奇的陪葬品。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典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法理基础。

结局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逮捕关押，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

      邹靖华大声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但无济于事。

      许光达自己相当清醒，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那样是生活，就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之后分别十年。只是那时候大家年纪轻轻，对未来的事业坚定不移。如今已经鬓发斑白，还有那精力、那信念耗过十年么？

      许光达又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那一刻他心中应该有点歉疚。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保持一种淡淡的隔膜。许光达还是被关押在装甲兵大院。

      为了对付许光达，造反派特意找两个人高马大的大个子（许光达个头大）进行武斗。一顿武斗下来，打得六十多岁的老将军几次休克。一边打一边骂：“许光达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二十三天之后的九月八号，“许光达专案组”挂牌成立。

      一开始许光达还据理力争，接下来索性不开口，看见嘴脸特别丑恶的就骂人。

      那样又耗了三个月，直到十二月份，正牌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火力全开。许光达要经常罚他站立、弯腰，也就是车轮战。最长一次车轮战持续三天三夜。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让许光达“坦白交代”的目的。

      既然车轮战不太有用，那就更换招数，降低伙食标准，试着用饥饿来摧垮他的意志。大约相同的时间，傅连璋就是那样死的。但是依然没能让许光达屈服。

      吴法宪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他们都是中将或少将，却决定大将许光达的命运，太诡异了。而且打下许光达则是为了搞掉元帅贺龙。元帅和大将搞兵变真的会落到一群中将少将手上，让他们审判？但是没有办法，九大即将召开，权力即将重新组合。

      疯了，都疯了。

      在“刺刀见红”和“不怕许光达死”的批示下，专案组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血洗许光达”。之前干革命时都没有提出过血洗某人某地的口号，如见对自己人倒是亮出来了。怎么血洗呢，技术手段现成的，比方说邱会作就归纳总结了很多种超级残忍的方法。前面都介绍过，这里不再累述。

      专案组组长薛振先是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对许光达不爽。犹如李忠奇对彭德怀不爽。为了解恨，薛振先率先动武，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起模范作用。打手们见领导动手，便纷纷赤膊上阵，把许光达打得昏死过去。当医生将昏死的许光达弄醒，接着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他们是经过职业训练的。打手们见许光达打得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继续打。一个粗壮打手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推倒椅子上，鲜血终被打了出来，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军装。

      同时他们还创造性发挥审判战术，把原本精神疲劳的车轮战改为武力车轮战。审判中身高马大的党志壁和都曼林，一左一右地反拧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都曼林便一拳又一拳地猛击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算了!”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便怀恨在心，乘机对许光达大打出手，致使许光达口吐鲜血。因为暴打许光达有功，都曼林被提拔为兰州部队十九军副军长。此人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原本都是小人物，如果不是暴打许光达谁还记得他们？他们的一生是连正常人的一生都不算。因为他们靠为恶而扬名，充其量就是可怜卑微的一生。所有靠为恶而扬名的人都是卑微的，可怜的。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那是要下地狱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也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碌碌无为。

      许光达身边本来就不好，连续不断地批斗殴打，致死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专案组决定趁机逼着交代“罪行”，未果。他们就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眼看许光达不行了，材料没搞全，不能让他死了，就把他送进医院，加紧逼供。此后两个月时间，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实在挖不出啥东西，专案组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认毛线罪啊，本来就是莫须有。搞得一本正经，究竟是傻还是天真啊？

      但他们没能完成“打掉许光达，给九大献礼”的任务。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中共九大召开，权力重组完毕。那些身陷囹圄之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贺龙，还有许光达。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许光达再次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一周之后，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此时离许光达死还有三天。

      许光达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借许延滨探望之际，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时间是六月一日。许延滨连夜写了一封信：请总理能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总理。

      六月二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六月三日晚，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又不放许延滨走。两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通知：“许光达在八点半去世了。”

      许光达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终年六十一岁。

      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九一三事变之后，听说要给许光达平反时，当时负责现场看管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号，惶惶不可终日的罗治芬在家中上吊自杀。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好在死后还算仁慈一点，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那般把骨灰编个号码放在某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又上报给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光达死后第六天，六月九日，贺龙惨死。

      二月兵变的统帅和大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以类似的方式死去，是不是太诡异了？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已经陈旧的墨迹却发出耀眼的光芒：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那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绝笔。

      许光达的一生，是光明利落的一生，实实在在的一生，早期标准的共产党员的一生。

      人生天地间，一时得失或许看不清，但时间终究会还愿一切。正如许光达和许延滨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你告诉你妈妈，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想，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公正地评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许光达死后，邹靖华熬过了那段风暴，离开牛棚，又孤独的活了三十多年。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邹靖华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她最后的遗嘱：“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两万多块钱，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祝愿：你们化为比翼鸟，双飞在天际。

第六章  胜利之时和分裂之时

在许光达死的时候，在贺龙死的时候，在刘少奇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转折点。在基层，红卫兵运动结束，年轻人上山下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高层，九大顺利完成，权力整合完毕。

      九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看看这阵容，毛泽东还是高高在上。

      周恩来还是老干部的保护伞，但是周恩来和老干部们遭到打压，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是林彪的吹鼓手。康生老奸巨猾。在中央委员中，也只有叶剑英和李先念堪称臂膀。朱德和刘伯承太老，而且不问事了。许世友和陈锡联只听毛泽东的话。

      林彪羽翼已成，自己副统帅的地位写入党章。常委中，陈伯达是他的吹鼓手。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是中央委员，加上叶群，占据半壁江山。

      中央委员中的另外半壁江山是江青的人。江青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比康生和陈伯达有用。加上毛泽东和康生暗中支持，至少在会场上，江青隐隐有和林彪抗衡的势头。

      通过权力重组，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挑战他的刘少奇和他的行政系统不见了。大权理论上落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手中。他们是毛泽东发起文革的主要力量。看似文化大革命胜利了，看似胜利的时刻，恰好是分裂的时刻。

      江青集团只是一群笔杆子，完全依附在毛泽东身上。如果没有毛泽东，江青和江青集团将烟消云散。毛泽东之外，最有力量的两个人还是林彪和周恩来。鉴于周恩来和周恩来身边的人一直被打压，且周恩来本人无意领位置。林彪就成了一个有威胁的巨头，不可避免地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犹如当初的刘少奇。

      一年之后，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和林彪闹分裂。又过一年，林彪葬身大漠。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建国问题，个人权力问题。

      评，所谓九大，胜利之时就是分裂之时。

林彪和江青

林彪和毛泽东的裂痕，首先是林彪和江青的裂痕。江青虽然红红火火，终究只是一颗浮萍，一颗飘在毛泽东身边的浮萍。

      林彪和江青之间原本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江青的职责只是侍候毛泽东生活，政治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文革开始之后，文革小组诞生之后，江青才有了和林彪对话的资格。

      江青能够和林彪对话，不为别的，只因他是毛泽东的妇人。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妇人，所以才能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操控中央文革小组，把原本的组长陈伯达逼得灰头土脸，走投无路投入林彪怀抱。

      两人真正合作是在文革初期那段时间。江青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身份到处点火。林彪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掌控军队，确保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因为林彪的存在，江青无论想放火烧谁都不会有阻力。因为江青的存在，林彪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一部分人清理掉。所以二人关系是互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特别是九大之前，合作相当愉快。气候有较大变化，相互请安问好。一方身体感到不舒服，相互请安问好。逢年过节，相互请安问好。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相互请安问好。如此这般，相当融洽。

      江青秘书回忆：“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没回毛家湾，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糟糟的，胡须白白的，足有半寸长。我从未见过他那副狼狈相。就是那样一个脏老头，一向讲究干净的江青，一见到林彪就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亲热得几乎要去拥抱，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舍不得撒开，江青歪着头，向林彪热情地问安。”呵呵，别说脏老头，就是满身泥巴，江青也不会介意的。

      江青是个眼高于顶的人。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神”一样存在的毛泽东。只有林彪和康生能让江青有点敬畏了。江青级别原本不高，只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已经非常低。后来林彪亲自批示：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高到五级。叶群亲自向江青解释：“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能斗过杨成武他们一伙吗?”（杨成武的事后面再讲）。江青当然很高兴。虽然她不缺那点工资，但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是小鱼小虾级别，行政五级是上将级别，好看多了。

      江青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林彪的仰慕。她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从室内到室外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就请人给林彪做一个貂皮围脖，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围上。林彪高兴得拉着江青的手连连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林彪指着叶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叶群赶紧回应：“那是，那是，不但在这方面，在许多方面我都得向江青同志学习。”

      来而不往非礼也。林彪怕江青大风天气不能到室外晒太阳，就叫后勤部在江青住处一个房间安上特大玻璃，让江青可以晒紫外线。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叫叶群带上“林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设计师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十号楼，给江青修建一个直接通往楼房的汽车库。从选址到设计，到请江青审查，在邱会作亲自指挥、亲自监工的情况下，五天时间搞定，可谓神速啊。整个施工过程，邱会作全程跟踪。

      林彪和叶群两个人之间的桥梁是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管事很多。同时叶群还自称是江青的学生，就和林彪自称为毛泽东的学生一样。叶群是江青的常客，常常去江青那里走动一番，互通信息。信息包括，红卫兵抄谁的家，抄到多少宝贝；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要私下对付某人，如消灭孙维世等等。

      这种和谐一直持续到九大。在那次大会上，不管是林彪一帮人也好，江青一帮人也好，权力瓜分完毕。要想继续掌控更大的权力，必须彼此开火了。

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

叶群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小聪明，能看到眼前利益。缺点是仅仅只有小聪明，仅仅能看见眼前利益，缺乏智慧。叶群看见江青地位崇高，能量极大，就想办法跟上去。红卫兵兴起那会，毛泽东因为接见红卫兵时穿了军装，全国上下风风效仿，从上到下，都穿军装。当时刘少奇刚刚倒台，林彪被确认为接班人。林彪刚上台，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给江青送军装。不仅如此，还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军装。有人说那是林彪授意的。实事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同样的东西。

      当时林彪对江青还看不顺眼。但叶群却很识时务，她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而且说到做到。江青所到之处必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则有模有样：“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或“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完了之后，叶群经常带头喊两嗓子：“向江青同志学习！”

      如果江青不在场，叶群绝对不去出风头，绝对不抢江青的风头。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周恩来带大家去首都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代来访表团。叶群去了，江青没去。来宾都到了，叶群要退出。叶群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周恩来不让退：“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叶群可不管那么多，趁周恩来不注意，悄悄溜了。她的理由：“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出现，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

      ——看看，这就是叶群的小聪明。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对江青很够意思。当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江青能让她“很够意思”而已。实际上她没有搞明白，她所以可以和江青混到一起，不是因为她很够意思，而是因为她是林彪夫人，仅此而已。

      在江青眼里，叶群是什么样子呢。据秘书回忆：“像请安问好之类的事，叶群打电话的时候，大多是直接打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铃声打扰江青休息或办公。江青打电话给林彪是通过秘书打给叶群。”为什么呢？是因为江青看来，叶群档次级别不够。如果类似电话直接打叶群，有失体统。而且江青打给叶群的电话要秘书记录。江青认为：叶群鬼点子多，需要多几个心眼，免得将来出事不清楚。

      就造成这样一个画面：江青需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先把要说的话交代秘书写下来。江青审查之后同意。秘书再依照记录好的内容打回去。

      ——这就是政治，所谓“朋友”之间都是如此小心翼翼。

      涉及到自身利益问题时，江青更是不给叶群面子。九大结束之后，叶群和江青两个原本没能力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都进入了。但是名单出来之后，江青大跌眼球。名单是按照姓氏笔法排列的。“江”比“叶”多一画，叶群的名字排到江青前面。江青愤怒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

      林彪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江青带着文件急匆匆去找林彪。浙江厅门前，叶群笑脸相迎，手伸到老长准备和江青握手。江青面一点面子也不给，阴沉着脸，手连都没有抬，昂着头进去找林彪。——那一刻，叶群在江青眼中就是尘埃。

      在江青看来，她自己和林彪是一个档次的，叶群只是陪衬。此后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叶群和江青之间怎么样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裂痕

林彪和江青之间的裂痕一开始就有。江青和林彪比原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文革之前江青基本上地位，也就是第一夫人身份到处瞎嚷嚷。林彪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但内心是骄傲自负的。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而且他懒得去搞人际关系。江青那种叽叽喳喳到处瞎折腾的人，让林彪去亲近她，绝对是瞎扯。

      江青可以带着文革小组到处点火，林彪可以装作看不见，也不想去看。如果那火烧到林彪身上会怎么样呢？江青当然不想把火烧到林彪那里。因为当时的江青还没有力量跟林彪叫板。但江青是个演员，人生舞台上一直很卖力的演出。不知不觉就演到林彪那里。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蔓延到全国。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江青趁机洋洋得意的指挥人马到处放火，烧向军委。大笔杆子关锋和王力在江青的授意下，熬死无数脑细胞之后拼凑出一篇大作：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他们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那里打开缺口。于是江青、陈伯达、叶群攻击肖华。

      陈伯达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并且为了攻击在场老帅，把军队顺带上，“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一旁的叶群当然不会让江青一个人战斗，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写好的稿子，按照之前设定好的场景对着肖华念：“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如同和尚做道场。

      贺龙倒台之后，叶剑英上去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叶剑英一看叶群那婆娘如此捣乱，很来火，就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当然不买叶剑英的账：“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为了增加感染力，掩饰内心的心虚，站起来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真把现场老人当初红卫兵了。

      随后江青让肖华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受审挨批斗。但肖华没去，躲到了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就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事。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但江青干这事惹恼了林彪。王力和关锋的大作，按照“自古以来”的策略，林彪是签名画圈了。林彪那么干，是为了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得罪人，任凭别人斗得热火朝天，他自己闷头增加实力。但是他不会轻易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除非能得到更大利益。江青把火烧到肖华身上，相当于烧到军内，去动林彪的奶酪。

      之后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据吴法宪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把毛泽东搬出来吓唬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完全没有往日的嚣张，解释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利制止他的发言。”

      ——吴法宪这段回忆，有其有道理的一面，也有没道理的一面。

      从这段表现看，林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冷静。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的。除了对毛泽东偶尔会多说点，对其他人很少说话，很少长篇大论。再看林彪的性格，只有在严重的挫败感时才会焦虑不安。比方说长征时代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很大，情绪很低落。又比如说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千里大撤退时表现焦虑不安。那么文革初期，林彪需要焦虑么？

      初看林彪升为党内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国家二号。那些副主席都是空的，唯有军权是实的。作为军事统帅，看起来很风光。风光需要前提的，就是秩序。没了秩序的统帅是很危险的。秩序，是军队的基石。混乱，只会把军队变成一种危险的存在。

      无端打击肖华，扰乱军委，就是在扰乱军方的秩序。扰乱次序时，连已经靠边站很久的徐向前都不能忍受，连领导军工生产的聂荣臻都不能忍受，连当了外交部长的陈毅都不能忍受，全军统帅林彪能忍么？很显然，也不能。这是有道理的一面。

      所以林彪不理江青的狡辩，穷追猛打：“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继续狡辩：“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这里不禁又纳闷。江青向来眼高于顶，很少对别人看得顺眼。从年轻时代当演员时就很骄傲，时不时干点大家想不到的事。现在看见的资料都是她如何嚣张跋扈。她会在林彪面前认怂么？也许后期不太可能，文革初期是必须的。

      江青嚣张的基础有几个人。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一个林彪和一个康生。没有康生背后出主意，江青很可能像泼妇一般到处吵闹。没有林彪操控国家机器，江青嚣张不起来。

      到这里吴法宪的回忆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就出现漏洞。

      江青的话彻底惹火了林彪。如果说批判肖华林彪还能勉强忍受的话。那么“清规戒律”多，彻底触怒了林彪。按照吴法宪回忆：林彪掀翻了茶几，气冲冲去抽屉里找枪要毙了江青，多亏身边的人及时劝阻才勉强压住了怒火。

      ——这些虽然有夸张的成为在，也能理解。军队没有那些严肃的军规，还叫军队么？没有军规哪来战斗力？要打碎那些“清规戒律”，相当于挖林彪的心。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写信给林彪，表示要“牺牲”，也是林彪愤怒的佐证。

      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明显漏洞。

      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林彪连声高叫警卫：“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段叙述有明显的漏洞，就是时间对不上。

      江青攻击肖华是一月十九号，第二天是大闹京西宾馆。叶剑英甚至手掌拍桌子受了伤。当时吴法宪在场。按照吴法宪回忆，叶剑英是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向林彪汇报了情况。

      四天之后，在一月二十四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去找林彪，要搞几条保证军队的稳定。后来就搞了七条。毛泽东有家室一条，一共八条。时间是一月二十六号。周恩来又和大家一起商量修改，又在二十八号给毛泽东审阅定稿，签发。

      也就是说林彪不可能在一月二十号就对江青发火，说《军委八条》的事。也就是说吴法宪这段回忆有水分。可能是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这是最简单的原因。

      但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即吴法宪故意参水。因为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文革之后写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已经落到林彪和江青身上。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以逮捕四人帮结束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想画一条线，造出一种林彪一直反对江青的假象。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因为林彪从来不需要反对江青，不需要。江青级别不够。林彪只是想要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江青试图去抢。

      林彪和江青闹崩，并不是因为江青企图搞乱军委。而是一个人，陈伯达。

乱世文人

陈伯达，生于一九零四年，福建人，破落秀才之家走出来的孩子。陈家原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那一代，只是秀才，家庭破落了。

      因为书香之家，陈伯达有机会读书写字。并且于十五岁那年，考上了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那学校是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陈伯达打死以教师为职业，谋得一个饭碗。他成功了，又失败了。说成功了，是因为他在十七岁确实找到一个教师职务。说失败，是因为那年头，教师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徐向前之前也是教师，也没法活。特别是偏远山区，相当没有前途。如果大城市，按照陈伯达的年龄应该会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年轻时代的陈伯达，偶像是郭沫若，希望有朝一日向郭沫若那般成为万众瞩目的诗人。然而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写诗的料。只能混社会了。他在厦门当过编辑，锻炼笔杆子。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为三弟。那是国共合作时代，革命党人都很能混。在厦门混的陈伯达接触到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陈伯达人生赢来新的转变——去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除了学习一肚子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还认识一个将来要共事很久的同学，康生。

      然后再次到厦门，并且写了人生中唯一一部名叫《寒天》的小说。然后他又经过一系列国共复杂斗争，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当时陈伯达甚至认为共产党没有前途，他还给福建土军阀张贞当秘书，还在何应钦的下面当过政治教官。但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使得陈伯达成了共产党。因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的陈伯达成了通缉犯。

      流亡途中，陈伯达加入共产党，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学校差不多算是共产党人的早期培训班。刘少奇就在那里学习过。陈伯达的同学之中就有王明。尽管同龄人，陈伯达和王明关系显然不怎么样。要不然王明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有他。估计是王明看不上陈伯达吧。毕竟当时陈伯达刚刚入党，刚到苏联。

      学成归来，本来应该大展拳脚之时，却被捕了，关在北平的草岚子监狱，被判刑两年。应该说他比较走运。北平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对共产党人远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凶狠。如果在南方被捕，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陈伯达出狱出后去了吉鸿昌那里转了一圈。吉鸿昌被杀后，他再次去了北平。在那里撞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陈伯达发挥笔杆子实力，搞宣传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当时另一个笔杆子，柯庆施。

      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那一会，陈伯达是他的宣传部长。应该说，陈伯达和刘少奇关系还算不错。日军南下，大家都回到延安。在那里，陈伯达遇到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个人，毛泽东。当时的国际派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善于高谈论阔。毛泽东也没有在意他。但是陈伯达与众不同。闲着没事写了一本书，叫《三民主义概论》，并且托王明把它带到重庆出版。书中以编辑的方式对北伐之前的蒋介石吹捧了一番。当时虽然国共再次合作，虽然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是国共两党间隔很深。毛泽东就告诉陈伯达，书不是那样写的。

理论家为何物

陈伯达抓住机会和毛泽东神侃起中国古代哲学。因为陈伯达之前在北平以哲学老师的身份打过掩护。毛泽东认识到陈伯达和苏联那帮理论家不同。一九三九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在那里，他终于实现了人生腾飞。那一年，他三十三岁。从陈伯达前期简历上看，他是个书生，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战争中的毛泽东要要注意全国局势，都是干实事的。一下子怎么能转变过来的？那是因为毛泽东给他拟定了研究课题，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陈伯达负责收集资料，再把他们理论化。抗战中，陈伯达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批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为了确立中国领袖身份，找枪手代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就负责批判蒋介石那本书，把那本书和蒋介石说得不值几分钱。骂蒋介石的同时，自己也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典型的乱世文人，投机取巧的本领超一流：之前还要吹捧蒋介石，一转眼就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啥意思呢？他有相当的才华，知识面相当广阔，懂得很多套理论。但是没有一套理论属于他自己的。不，应该说他有很多理论，现实需要哪一种理论，他就会拿出哪一种理论。

      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橡皮泥，随便捏，随便使用。究竟捏成那种样子，根据他的嗅觉和判断。他的嗅觉很敏锐。因为他跻身于最高层，和所有人都很熟，对内部情况相当了解。正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随便捏成任何样子。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在捏造理论。所以他就不可避免的陷入这样一个情况：和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当红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每一个当红人物倒台，他又会留下这样那样的把柄。

      中共“七大”上，创造“橡皮泥”理论家的陈伯达已经跻身中央候补委员。当时的陈伯达已经尝到成功的滋味。解放战争结束前，陈伯达已经替补为中央委员。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文人。在武人纵横天下的战场上，陈伯达并不突出。但是和平年代，他开始崭露头角。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五大秘书分配任务。其中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既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十年之后，沧海桑田，五大秘书结局各不相同。胡乔木挨批。叶子龙在“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受到牵连。田家英自杀。除了江青身份特殊之外，只有陈伯达辉煌腾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文革小组组长。

      但陈伯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好几车险些翻车。

      比方说三面红旗席卷一切的时代，身为党内理论家的陈伯达决定给毛泽东提了一个书面建议。他认为那个建议将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将投机取巧成功。结果在一九五八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提到了陈伯达的建议“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说话时板着脸，搞得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

      郑州会议上的经历导致了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一开始赞同彭德怀“反左”，遭到批判后，迅速转变路线，跟随大部队批判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再一次诠释乱世文人投机模样。

      如果是这些都不是特别严重，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事就不好说了。当初刘少奇写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火。陈伯达为了赢得刘少奇好感，主动提出帮刘少奇修改。但是刘少奇那本书后来成为毒草。再比方说王光美在大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曾被陈伯达大力吹捧推广。但王光美在文革时也成了反面角色。

      那么陈伯达如何化解那些危机呢？他看准时机，去找老同学（上海大学）康生，和老同事江青，一番掏心窝，证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结盟。接下来陈伯达充分发挥笔杆子的威力，呕心沥血之下，与康生一道拿出大作一篇，《五一六通知》，文革纲领性文件。

      此文一出，奠定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地位。加上毛泽东多年来的信任，陈伯达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长。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伯达的人生到达顶峰，同时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长，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谁都知道，文革小组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江青。江青鉴于身份太刺眼和资历太浅薄，不好挂帅，才把陈伯达拉出来当旗帜。实际上凭陈伯达，没有可能扛大旗，也不可能扛大旗因为他不具备那根骨头。如果让陈伯达真正指挥中央文革小组干那些事，他也干不了。

      陈伯达看起来很凶，批这个，批那个。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相反，他有点胆小怕事，总需要一个主心骨才踏实。他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微妙。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理论家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当时大家都在编写《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召集秀才们开会。陈伯达看见了《语录》，很奇怪。“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陈伯达是中宣部副部长，回去之后，里面组织人马编写。凭借几十年的经验，陈伯达意识到，谁编写《毛主席语录》，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是理论家，当然不能把大旗拱手让人。但是陈伯达的心思很快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了。就是姚文元那篇大作。

      由于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对那篇文章不认可，北京各大媒体都没有转载。原本没有陈伯达啥事。但是陈伯达意识到危险。因为文章是在上海发布的。他作为北京“首席”理论家，竟然一点不知道！那就意味着他有被抛弃的危险。

      陈伯达马上采取行动，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戚本禹的大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与之呼应。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秀才们开会。那时候正要炮轰罗瑞卿。毛泽东在开会时趁兴而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正想和江青联络，就抓住机会，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话转告江青。江青非常高兴。她明白，自己多了一位盟友。当时陈伯达的身份是中宣部副部长，喉舌。

      此后陈伯达又给江青写了一系列马屁文章，树立江青文革旗手的地位。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两人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学校组织批判会，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反正就是干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勾当。

      但是很快，陈伯达就成了多余人。在江青那里，她自己才是文化大革命旗手，多一个陈伯达当组长，简直是碍手碍脚。因为陈伯达虽然能写很多马屁文章，能发明很多理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墙头草，没啥主见，关键时刻帮不上忙。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烧等问题。江青闯进去搅合：“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当时地位还不高，没资格参加中央会议。大家看见江青来了，知道又有好戏看了。江青也没让大家失望，大声尖叫：“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皱眉头说现在不讨论此事。

      当时江青担心大家把学生管起来。那样文化大革命大戏也就唱不下去了。江青也就失去表演的舞台。虽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仍然很担心。她就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不理她。

      一旁的谭震林看不下去了，呵斥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余怒微笑的谭震林还加上一句：“什么东西？”

      会也开不下去了。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大闹。大家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此时，还没有陈伯达什么事。他跑到江青跟前，故作高深地说：“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这还不算，还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等等啰嗦一大堆。

      江青本来被谭震林抢白一阵难受不行，已经很没面子了。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陈伯达不但不敢跟谭震林干，还来自己面前神神叨叨装唐三藏！要如此战友何用？何用？江青爆发了，也不管大庭广众之下，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陈伯达非常意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敢来这么一手，老脸丢完。

      不仅如此，江青还高声告诉陈伯达：“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揪完，骂完，转身就走。等陈伯达回过神，会场只有他一个人了。为了挽回面子，陈伯达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

      此事之后陈伯达明白，江青是靠不住的。他和江青之间关系逐渐冷淡，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老资格的康生只是顾问，隐居在幕后出谋划策，也能得到江青的尊重。王、关、戚等人是小字辈，惟江青的命令行事。只有陈伯达，资格老，地位在江青之上，干得好，会威胁到江青的利益，干得不好，又会成为江青眼中的障碍。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陈伯达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只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不在钓鱼台开会时，陈伯达就不去，免得面对江青。江青一旦看见陈伯达，就来火。总会无缘无故地把他臭骂一顿。一个常见的理由就是，为啥不开文革碰头会？借机臭骂一顿。其实江青也不在乎陈伯达是否召开小组会议，只是借机会发火而已。毕竟陈伯达还是组长，在那里碍手碍脚，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嘛。

      陈伯达本质上是投机文人，需要主心骨。毛泽东当时已经接近七十岁了，搞不好哪天去见马克思了，还需要新的靠山。谁呢，毛泽东之后就是林彪了。他决定和林彪搭上关系。

      说干就干，陈伯达给林办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办主任叶群。

      陈伯达是搞关系的能手，政治敏感性也还可以。在毛泽东身边，相当于在权力枢纽，和很多人关系都不错。唯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主要是林彪太特殊了，战争年代谁也不鸟。现在级别上来了，身边又都是一群军人。陈伯达想和他搞关系，也搞不到一起去啊。

      不过陈伯达和叶群很熟。二人早在延安就认识。当时叶群是有名的大美女，很多人追求。陈伯达偶尔也去找叶群神侃两句，故作高深一番。叶群一听是陈伯达，心中暗喜，知道又要听到某个政敌被打倒了。陈伯达抓住机会，说打倒陆定一。

      当时陆定一已经风雨飘摇，但还是宣传部长，陈伯达的上司。陈伯达所以说打倒陆定一。是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彪对陆定一一家没好感。打倒陆定一，至少能让叶群开心。尤其是严慰冰时常发神经写匿名信，让叶群相当不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和叶群一起商量整治陆定一的办法。陈伯达一系列行为，使得叶群颇为开心。得知江青和陈伯达有矛盾之后，叶群就想挖墙角。

      陈伯达需要林彪，是因为林彪大腿很粗。林彪同样需要陈伯达。因为林彪身边的那些金刚，说白了都是大老粗，整人还需要秘书写文件。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脱离军方。将来接班成功，还需要一个文人班子。陈伯达是党内王牌笔杆子，又是文革组长，掌控理论大旗的。只要文化大革命还在。陈伯达作用大大地。

      经过一番接触沟通后，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扞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样，陈伯达投靠了林彪，当然是暗地里的。为了避免嫌疑。陈伯达很少去林彪那里。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还没有明显的追随林彪的迹象。大家以为陈伯达就是在江青身边受气而已。陈伯达和林彪之间，主要是靠叶群热线联络。尽管叶群表面上是江青的学生，处处跟随江青吆喝。但是该挖墙脚时一点都不客气，而且是暗地里。

      所以说她们之间的友谊？呵呵。

      同样是文革小组成员，其他人都在钓鱼台，开会随叫随到。唯独陈伯达要离远点。为了避免江青嫌疑。陈伯达甚至两年时间没有见毛泽东。因为他已经是林彪的人。当江青发现陈伯达投靠林彪，恨得牙痒。

      在林彪那边，陈伯达是林彪通向行政系统的钥匙。如同罗瑞卿当初是刘少奇通向军方的钥匙。所以当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摆开，陈伯达注定成为炮灰。正如当初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罗瑞卿成为炮灰一样。

      庐山之上，“橡皮泥”理论家陈伯达，善于专营的陈伯达，混过旧社会的陈伯达，在观察摸爬滚打的陈伯达再也没机会左右逢源了。因为他被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扁了。

第七章  庐山，又是庐山

庐山，共和国的政治脉搏。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第二次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逐渐走向毛泽东对立面。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坠落。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有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

      三次庐山会议，三个标志性事件。

      一九七零年，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的时间已经过去，该打到的都打到了，连红卫兵都已经拍拍身上的灰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该上台的都上台了。特别是江青的人马和林彪的人马，在九大已经瓜分政权完毕。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如果想再次扩大势力，只有攻击对方了。尽管如此，上层的气氛一点都没变。大家还是文革斗争那一套。所以这一次庐山会议，斗争气氛反而是空前的激烈。

      大会主题两个，对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对外：“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系列的旧话重提，而且没来得及说。剩下的就是斗争了。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按照这个论调，接下来应该首先讨论宪法修改的事。接下来的程序，关于“宪法修改”的报告应该由康生作。然而康生未登台，林彪却上台了。注意这样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举动。这个动作和林彪的一贯形象很不相符。

      林彪讲话前后半个小时，观点不多，翻来覆去地讲。他已经准备好了，人生走势如何，在此一搏。开场白部分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场白之后，渐渐切入正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主题部分，林彪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所谓国家元首，就是指国家主席。

      所谓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这些观点也没啥新鲜，也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老一套。

      林彪讲完后，康生紧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表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是否设国家主席——便是庐山会议动乱的根源。这一切究竟是咋回事呢？

国家主席之争

建国后一共有过两个国家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大跃进时，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推下来，刘少奇上去。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但是刘少奇到死都是国家主席。中共九大召开时，刘少奇还没死。现在刘少奇死了，国家主席的椅子空了。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号，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同时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准备修改宪法。当时林彪在苏州，让叶群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陈伯达与张春桥两大理论家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吵起来：陈伯达是林彪代言人，按照林彪的意识，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支撑着，坚决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就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林彪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答复，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林彪见毛泽东没有反应，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时间是四月十一日，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此条言不由衷。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可有可无。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副主席。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表态不设国家主席。

      四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以毛泽东当时地位和威望，凡是也就是蜻蜓点水一下。同一件事情强调三次，不说绝无仅有，至少非常罕见。林彪对毛泽东向来都是跟着画圈，试图站在毛泽东背影里。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一反常态。毛泽东三次表态之后，林彪依然故我。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毛泽东以为，自己三令五申强调不要设国家主席，事情应该摆平了。哪想到庐山会议刚刚开始，林彪就半路杀出来，提议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日后说，他们想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突然袭击。林彪精心设计的政治闪击战。

      ——那么想要干什么？

林彪的念想和资本

其实很简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夕，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刘少奇死后，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之间的纷争就开始了。表现形式很独特。

      毛泽东不可能再担任国家主席。因为之前他已经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如今七十七岁了，老胳膊老腿，也不好上。再说上去的话，那样同等于说，文革就是夺权。林彪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所以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又不担任，那么只能是林彪了。林彪很想成为国家主席。虽然他的名字写在党章上，是毛泽东的战友和接班人。但是林彪接班人地位有点尴尬。党内一把手是毛泽东。军委主席是毛泽东。那两个头衔，只要毛泽东还在，林彪想都不要想。国务院总理权力很大，但那事周恩来的菜。林彪也吃不下。因为周恩来干活太多了。林彪的身板干不了那么多活。而且干活太多会得罪人。想来想去，只能是国家主席了。

      虽然中国的国家主席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好歹也是正职。不像挂着一堆副职，给人感觉千年第二的样子。而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天只知道最后能不能接班。如果还挂着一系列副主席的头衔挂了，太不甘心了。所以要争取国家主席。

      那是从个人角度看。政治人物要说全部为公没私心，那不现实；要说全部为自己一己之私，同样不现实。从集体角度看，国家确实需要元首。而文化大革命搞到一九七零年，确实到了改变的时候。如果林彪想接班，想有所作为，必须思考改变的事。

      这层意思没有表现出来，甚至没来得及表露。因为在接班人位置上表达原则性主张是很危险的。之前刘少奇主张调整经济，结果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林彪是个聪明人，不太可能重蹈覆辙。如果林彪想搞出点花样，那只能先拿到政权，在谈改变。既然林彪没有表露这层意思，这些都是胡乱猜测么？也不是。后面林立果搞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就有蛛丝马迹，可以相互验证，

      不管为私还是为公，任由后人评说了。后人立场不一样，所得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林彪要国家主席也不能说为了自己。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不设国家主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暂时不想要国家主席；二，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原因后面再分析。

      这样就造成上面局面：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并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并表示他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却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情形非常有趣。背后透出两点信息：一，毛泽东和林彪有了裂痕，很严重的裂痕；二，林彪政治水平有所长进，玩起来也像模像样了。

      林彪虽然想要国家主席，也不至于傻到要和毛泽东对着干。他所以敢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暗自核算过成功率的。当时设国家主席的呼声非常高。一个正常的国家得有国家元首。即使没有国家主席，也得有类似的头衔代替。五大常委中，意见也很鲜明。

      周恩来意见：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周恩来是干实事的。他的意见代表一大堆老同志的愿望。

      康生表态：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康生是文革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意见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文革新贵的想法。

      加上陈伯达和林彪。五个常委里面有四个赞同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当这个主席。

      林彪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想给毛泽东来个措不及手，生米煮成熟饭。达到自己目的同时，又能抬高自己的威望。为日后正式接班造势。然而林彪虽然政治手腕上有所进步，但是还是很多弯弯绕没明白。等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要搞经济调整，实际上也是突然袭击。后面怎么样？

      既然战端已经拉开，剩下的就是战斗了。

所谓天才论

林彪的讲话达到预期效果。接下来是康生讲话，他表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进一步完善：“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看见康生表态，林彪感到一丝喜悦。毛泽东则波澜不惊。当时表态拥护的还有陈毅。陈毅九大时是右派代表，也是周恩来的臂膀。远离政治中心多时，对江青和林彪两帮人大体形式也有点了解。陈毅对江青那帮人不买账，对林彪印象也不怎么好，但相对比较，林彪还是比较靠谱。所以他选择支持林彪。

      接下来，林彪忠实的粉丝，空军司令吴法宪跳出来建议：明天全会各小组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建议通过。

      接下来是理论家陈伯达表演。表演题目叫“天才论”，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午。

      陈伯达讲话还是老一套，首先把毛泽东和林彪狠狠歌颂一番。尽管他那福建话很多人都听不懂，也知道他的意图。接下来他对林彪讲话做总结：“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好、非常重要。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既然毛泽东已经三令五申表态了。陈伯达这是哪一出呢。其实也没啥，为了林彪造势，充分发挥“捏造橡皮泥的绝活”，用林彪的话证明林彪的观点。陈伯达引用林彪的话：“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反正就是说毛泽东是天才。把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吹起来的泡沫继续吹下去，只要那泡沫还在就没有问题。

      既然竭力证明毛泽东是天才。那么其它观点就要批判了。陈伯达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其实那评价已经很高了，而且和中肯。干嘛非要无休止的吹嘘呢。

      陈伯达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要继续批判：“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理论家都要证据的，说人家居心不良，必须有证据。陈伯达的证据也很简单：“有的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

      ——穷图匕首现：凡是不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就和反毛主席、反革命扯上关系！看看这大帽子，即使在当时那帽子满天飞的念头也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看看陈伯达论证过程，整个都是不确定的，有人，有人，有人。

      但是在场的人很明白。有人，具体指张春桥。

      咋回事呢，号称理论家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对毛泽东不敬。他那么干是有原因的。而能让张春桥那么干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本人。连江青都不能。

      所谓天才论，说白了也就是对毛泽东新一轮的吹捧。文革开始，林彪为了显示与众不同，对毛泽东搞了一套务虚的吹捧。精华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实际上那个《再版前言》并不是林彪写的，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家搞的。比方说其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张春桥总结出来的，也挂在林彪名下。当然，当时大家都在一个战壕里，往前冲，攫取权力，合作愉快。究竟谁的版权并不重要。

      文革初“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几个词就成立林彪对毛泽东的诠释。然而到了九大之后情况变化了。一九七零年，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跟他谈话时就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说真的，它们本来就多余，去掉那些是对的。问题是那些东东都是林副统帅的心血啊。说它们讨厌，不就算等于说林副主席讨厌么。如果把它们都去掉，相当于暂短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正在纽带。所以林彪和陈伯达感觉到什么。

      所以修改宪法时，导致了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内容很简单：张春桥想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掉那些副词。因为张春桥也明白，去掉那些副词对江青和他本人有利。既然那些副词是林彪的标志，去掉那些副词相当于打击林彪那帮人。打击林彪，意味着他和江青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利。

      正因如此，林彪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所以陈伯达才要跟风，大放厥词，搞天才论。

      陈伯达那么办，并不是真的在乎那几个词。而是因为他和林彪站在同一辆战场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路可退了。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又是党内有名理论家，还是中央文革的小组长，看起来相当拉风。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干过很多混蛋事，得罪过不少人，但是他始终都是“争取路线代表”。大家看见他斯斯文文的，一脸正经。没几个人知道他已经委身林彪。

      而且很多人对张春桥看不惯。特别是老同志，看见江青那矫揉造作的样子就来火。比方说许世友，私下称张春桥为“眼镜蛇”。

冲锋

陈伯达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头，如同一场战役的先锋部队，干得很好，效果不错。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然是一场闪击战，光有先锋部队是不够的，后续部队还要跟上。后续人马主要是四大金刚。实际上他们已经组织好了。

      二十四号早晨，陈伯达发言之前，叶群就交代大家：“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根据形势需要，大家统一步伐，按照以下方式行事：

      第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那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牌，基本点，一定要坚持。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嘛，即使迂回一点，也要达到。

      第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攻击江青派系的人。虽然不点名，也知道在说陈伯达。

      第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第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要看个人表演水平了。

      当陈伯达按照既定战略在华北组表演时，中南组也很劲爆。叶群和李作鹏都在那里。他们主要攻击两个人：指名攻击张春桥和不指名攻击周恩来。

      攻击张春桥：上海是“反复旧”的根子，张春桥批评湖北省委领导人是错的，湖北的造反派就是按上海《文汇报》的调子反对省委负责同志的。

      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有人”，代指张春桥。

      不指名攻击周恩来：有的人吃“洋面包”出身，不懂做工，不懂种地，不会打仗，是常败将军，在中央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打败仗。——虽然没有挑明，但大家都知道。因为几个常委中，康生吃过“洋面包”，但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指挥过打仗；陈伯达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打过仗；张春桥、江青，他们没有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指挥过打仗。其他人都在靠边站，不值当他们浪费口水。

      ——为啥要攻击周恩来，后面再分析。

      西南组表演也是有声有色，因为吴法宪在那里。人家是搞政委出身的，搞起政治也是有声有色：在这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西北组有李作鹏：“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一天忙碌下来，基本完成任务。而且效果不错。虽然忙碌，却很充实。大家看见胜利的希望。那可不是一般的希望，而是接近最高权力的曙光。那曙光可是整个中国统治权。

      二十四号晚上，其他人等都在积蓄力量时，陈伯达又拿出他平生所学干一件事：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精心修改之后下发。

      八月二十五号是决定性的一天。那天早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二号简报下发。简报首先拍马屁说：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接下来提出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再次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态说把那种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这样一份简报，实际上是一枚炸弹，威力堪比第一次庐山会议时彭德怀的“万言书”。意味着新的斗争开始。林彪听了陈伯达的简报后表示很满意：“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那情况，心想完了，拥戴林彪的第一功劳被陈大理论家抢了。不行，要弥补。吴法宪赶紧让西南组也出简报。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吴法宪把所有能想到的尖锐性词语加在自己的发言中，什么“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定时炸弹”，什么“罪该万死”，什么“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邱会作：“要加温！要加温！”

巨人手指

看形势，林彪要完胜。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下。

      一看那情况，江青人马架不住了。张春桥还好，还能沉住气。江青本来就是演戏的。别人不说话让她上蹿下跳可以，指望真刀真枪地干，她没有那个决心和韧性。至于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落魄文人，因为特殊机缘辉煌腾达的。让他和那帮大嗓门的军人对吼，呵呵，即使有那才能也没那胆气。

      所以简报刚刚下发不久，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那才是她真实的形象。没有毛泽东，她或许也是一个相对出色兼具个性的女人，但是绝对没实力站在最高舞台上。据说江青一看见毛泽东就尖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那么毛泽东态度如何呢？虽然他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但他对形势走势了如指掌。在别人看来错综复杂的局势，在毛泽东看来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七千人大会过去十八年之后，终于又有一个人站出来试图挑战自己的权威了。

      江青没有去告状之前，毛泽东就把许世友喊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那是毛泽东释放出去的第一个信号。毛泽东的话对许世友就是圣旨。毛泽东让许世友上刀山，许世友不会皱眉头。许世友回去一放风，那些不是林彪死党的军人，都谨慎行事。

      二十五号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毛泽东临时召开政治局五个常委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分别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要他们正视最新事态发展。

      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正式宣布：刚才他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全会各组讨论了不该讨论的问题，这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

      毛泽东给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陈伯达那脆弱的心脏哆嗦起来。他隐隐感觉到一出悲剧正在上演。他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昨天，不，今天早晨，一起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美好。

      毛泽东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庐山的政治风向就此转向。

      林彪沉默地回到住所，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精心准备的战术被毛泽东瓦解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命运，想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叶群赶紧招呼秘书：“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造成今日之被动局面，很大一部分是她上蹿下跳造成的。

      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他的不淡定，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林彪有了这样活宝老婆和宝贝儿子，也是命数。

      吴法宪后来回忆：“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总之是败了，一败涂地。

      接下来两天，他们也处于这种惊慌之中。因为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说是换换空气，其实一点都不轻松。那两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把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那样林彪那帮人（吴法宪等人）就沉默了。康生（老妖怪，见风使徒快）张春桥和姚文元活跃起来，到处做工作拉人。

      就这样，毛泽东动一动手，局势瞬间逆转。

批判的艺术

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

      和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又有一个“军事俱乐部”。毛泽东让陈伯达去和康生和江青那里谈谈。结果康生和江青把陈伯达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他们说陈伯达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等等。陈伯达知道自己完了。他本来胆子就不大。毛泽东一批评，江青等人一骂，更是神经兮兮的。

      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打电话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告诉他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话说得非常凄凉。搞得几个军人为他气愤不平。

      就在陈伯达被骂得狗血淋头时。周恩来和康生找到吴法宪了解情况。康生对吴法宪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

      吴法宪当然不买账。康生来对吴法宪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看看康生那反应速度。当初林彪的观点他又是赞同又是拥护，跟吴法宪有何区别？其实康生在给吴法宪设陷阱。因为二十四号分组讨论时，陈毅在华北组讲话。吴法宪在西南组讲话。如果没有交流，是不会相互知道的。康生向吴法宪询问陈毅的情况，就是等于说它们是串通的。所以说康生是老奸巨猾。

      幸好吴法宪也混了很久的政委，对政治斗争很了解。马上反应过来：“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一席话说得康生老脸没地放。

      但是吴法宪依然被要求写检讨。周恩来让他写检讨。周恩来的意思让吴法宪写点检讨了事，给“林副统帅”承担点责任。但是林彪很不同意。因为林彪明白，检讨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彭德怀现在还在写检讨呢。所以林彪对吴法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此时的林彪已经领悟到了某些东西。之前他讲话时，所有人都表示拥护。现在风气刚刚转变，那些所谓的拥护者摇身一变都成了批判者。所以林彪感叹说：“我们这些人，习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此时的他已经逐渐理解十二年之前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处境。

      当林彪感叹人心难测时，毛泽东也陷入沉思，怎么办？

      对陈伯达的底细，毛泽东太清楚了。此人一辈子虽然还算顺畅，建国后长期身居高位。但靠的是在高层之间的钻营，并无主见。这一次跳那么高，肯定是下决心了。陈伯达的决心就是林彪的决心。但是当时不能处理林彪。

      林彪和毛泽东一体的，是副统帅，是接班人，写入党章的。大家转不过来弯。但是毛泽东的设想里，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就必须处理陈伯达。并以此敲打整个林彪的那个军人团体。那么如何处理陈伯达呢，那是一个艺术活。直接一巴掌拍下去，很容易。以陈伯达的分量，不够毛泽东一巴掌。但是那么做太粗鲁了，而且没有技术含量。

      也可以发动别人把陈伯达批了。比方说毛泽东让陈伯达去找江青和康生，让他们用狗血给陈伯达洗洗头。那样就比较有技术了。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嘛，政治局委员嘛，理论上的地位高嘛。让他们骂一骂陈伯达，杀杀陈伯达的锐气。再让其他人一顿乱拳。陈伯达基本上就玩完了。

      如果把技术上升一个层次，那便是艺术。

      最艺术的办法是让林彪的人去处理陈伯达。让林彪同意处理陈伯达。那样将永世不得翻身。第一步是要稳住林彪。吴法宪回忆：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泽东找林彪掏心窝子，实际上是换取林彪的支持。林彪不支持也不行。但是林彪可以不配合。后来林彪还是配合了，让叶群他们去找江青，把所有脏水倒在陈伯达头上。表示毛泽东掏心窝子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进入十二年前的程序。大家或许很纳闷，林彪设计的闪击战里，各位粉丝纷纷亮相。是不是少了一个，黄永胜怎么没有登台亮相呢？因为黄永胜不再台下，留守在北京。他是总参谋长，军方神经中枢。

      黄永胜虽然在北京，对庐山的事很清楚。吴法宪一直向他汇报。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

      吴法宪回忆：林彪的讲话内容，我打电话告诉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

      ——虽然不在台上，也没有缺少戏份。由黄永胜急切的心情看。如果他在庐山的话，嗓音也不会小。

      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总参谋长黄克诚按照原定计划也是留守北京的。也是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才上山的。十二年前的转折点是毛泽东表态。如今也是一样。

      十二年前，为了批彭德怀，让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黄克诚和彭德怀关系很铁，军委合作伙伴。由黄克诚批彭德怀，既能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只是黄克诚铮铮铁骨，不为所动，自己变成“军事俱乐部”一员。

      十二年后，为了批陈伯达，让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山。黄永胜是林彪的人，又是总参谋长，由黄永胜出面表态批陈伯达，既然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飞到庐山。之前时间，吴法宪他们还能和黄永胜保持联络。二十九号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切由周恩来安排。

      吴法宪回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吴法宪回忆：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做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过表示：“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毛泽东和黄永胜究竟说了啥，已经难以回顾。大意就是，毛泽东说陈伯达那个家伙不安好心，让吴法宪几个大老粗上当了。黄永胜表示认同。经过那一番谈话之后，很明显黄永胜表态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可不想也不愿意当黄克诚第二。因为他不是黄克诚，虽然战场上是响当当的好汉，但就沾花惹草的那档子破事，人品方面就和黄克诚没法比。当然咯，陈伯达也不是彭德怀，也不直到黄永胜拼命。如果当时要批判林彪，黄永胜倒是有可能称为黄克诚第二。陈伯达，他不配。

      毛泽东写了几百字《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陈伯达所编《恩克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克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的广大而己。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邦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HT〗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己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陈伯达的人生就此进入黑暗。但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位高权轻的文人，一辈子依靠“捏橡皮泥”混日子。对他根本无需用这么大阵势。

      ——陈伯达推开了一扇通向黑暗世界的大门。除他自己，还有许多人将被黑暗笼罩。

第八章  终极目的

      毛泽东的表态算是判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死刑。但是谁来执行比较合适呢。周恩来可以。但是周恩来身边的人都是靠边站的。江青和康生也可以，但是难以服众。只能是林彪了。

      毛泽东又把林彪喊过去，让他出面，让他亲自批判陈伯达。

      从现实角度看，对林彪有利也有弊。利益是，可以暂时撇清他和陈伯达的关系，暂时把所有事推给陈伯达，暂时保住他在军方力量。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陈伯达是林彪身边唯一的笔杆子。批判陈伯达，相当于自断一臂。而且有了陈伯达先例，以后和文人政客就不好搞了。相当于断了通向行政系统的门路。

      从长远角度看，林彪不应该去批判陈伯达。因为政治斗争既然开始，那就你死我活。没有回旋余地。回旋也没有。日后局势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初刘少奇的例子还在前面。之前刘少奇亲自批判罗瑞卿和彭真，最后自己也没有保住。从林彪最后还是选择批判陈伯达那事看，他还没有决心和毛泽东摊牌。

      三十一号下午三点钟，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三点半，陈伯达出场。会议场面是怪怪的。因为几天之前，大家还在同一条船上，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一转眼就把口水喷向对方，兵戎相见了。虽然各位都是久经风浪，神经足够粗大，一时还是转不过弯。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陈伯达比较识趣，自己批判自己：“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吴法宪很不好意思：“‘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则悲戚地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吴法宪他们则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

      ——哪里是批判大会嘛，分明是惜别。大家都是一条船，一件都是一致的，所有谋划都是一起搞的。而且陈伯达还比较能干。前两天还惹得吴法宪和邱会作一阵嫉妒。这事至少说明，林彪的军人班子还是比较够意思的。比起文革小组对方王力、关锋、戚本禹要真实一些。当时在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刚刚表态，康生、江青等人那是一转眼就把屎盆子全部浇上去，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当然目的达到就行：只要让大家知道林彪主持了陈伯达的批斗大会就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别人去办。当天晚上，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林彪主持的。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主题还是批判陈伯达。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让一贯批判别人的陈伯达充分享受到被批判的滋味。

      首先是康生，绝对不会放过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之前那番言论不仅对着张春桥，也连带到康生。如果陈伯达得逞。那么此刻享受批判的，估计也有康生了。所以康生很来火。因为从来都是他打击别人，没有被别人打击过。虽然之前他已经把陈伯达骂过好几遍了，但依然难消心头之恨。而且，他很享受把别人打翻在地的滋味。所以康生火力很猛。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封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

      康生说陈伯达善于搞分裂活动，想要在此次会议上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

      康生说陈伯达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这一点最为致命。都知道陈伯达是文人。如今竟然搞军事俱乐部，而且把吴法宪等人也“引诱”了。

      这就是康生毒辣之处。名义上批判陈伯达，暗地里把吴法宪等人拉下水，就可以趁机把手伸到林彪那里。他仿佛看见另一场天崩地裂的剧本要上演，就是林彪集团垮台。

      康生批判陈伯达，转头就让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之前写过检讨。康生说不过关，不行。吴法宪再写，不行。直到第三稿，在周恩来的说项下才勉强过关。吴法宪把检讨念一遍，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

      接下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轮番向姚文元脑袋上扣屎盆子。这几位前几天没有得到表演的机会，憋屈坏了。经过剧情大反转之后，自然要好好表现一把。一番口水唾沫把陈伯达全身喷得漆黑。当然他们的目的也和康生一样，不是陈伯达，而是那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那些人中，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比较地道，只批判陈伯达一个人，没有涉及其他。按道理说，张春桥是前几天被骂得最狠的一个，理应报复。但张春桥选择了克制。这是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的这种品行值得尊重。

      从那以后，陈伯达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年之后转入秦城监狱。又过五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环境慢慢好转。晚年还写点回忆录啥的。事实上最难过的还不是陈伯达。毛泽东发话之后，陈伯达已经变成了一只死老虎。多踩两脚也没啥意思。高手眼中，政治斗争绝妙之处和有趣之处，在于把活老虎玩死。怎么玩呢，那就先从犯错误的人开始吧。

      既然吴法宪写了检讨，承认有错误，那好，就批斗吧。吴法宪和陈伯达不一样。陈伯达是林彪团队唯一的文人。批来批去也就一个人，目标太小，不过瘾。吴法宪不一样啊，他身边有几个哥们都干同样的事。只要把吴胖子拉下水，那邱会作和李作鹏也难逃干系，可是一网大鱼啊。而且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目标。想想就兴奋。

      所以到了九月一号的批判大会上。康生就对陈伯达失去了兴起，去了吴法宪所在的西南组，去监督吴胖子检讨。吴法宪也很郁闷。看见康生那阴郁的双眼，他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即使不是刀山火海，也是荆棘满路。特别是想到那厮今天前还对自己很客气，如今翻脸不认人就非常来火。但也没法。

      而且康生还有一个帮手，他夫人曹轶欧也是一个激进者。她直接对吴法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吴法宪一看那女人，眼皮一耷拉，不鸟。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吴法宪赶紧给叶群打电话：“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也没办法，只能安慰吴法宪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周恩来觉得闹下去也不是办法，下午亲自去了西南组，对大家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但是陈伯达就那么点料，也不够批判的。所以毛泽东就提议大家不要再搞了，讨论一点其他问题，然后散会下山。讨论了宪法修改问题、召开人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讨论的。大家忙着搞斗争，忘了，现在拾起来补上。

      九月六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陈伯达）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张春桥）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概括总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庐山会议结束了，但是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正是从庐山会议开始，林彪从光辉的副统帅沦为一头困兽。

林彪的失误

八月二十七，毛泽东表态之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话后来被认定为林彪搞政变的依据。其实很扯。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毛泽东还告诉他要他上台呢。当时毛泽东只是批了陈伯达，其他人一个都没有涉及到。要说林彪会为了陈伯达搞政变，鬼都不信。批判陈伯达，也就是堵住林彪的国家主席愿望。

      拿下陈伯达也就是敲山震虎，震慑林彪身边那些和陈伯达想法类似的人。毕竟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从延安相见开始，两人就开始有关系了。几十年走过来，当年的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那几十年之中，正是正是共产党由弱变强，兴旺发达的时候。尽管陈伯达至少毛泽东身上的一根羽毛，却也相当耀眼。说句不好听的话，养宠物几十年还有感情呢。如果连陈伯达都毫不犹豫的扔了，其他人也不用心存幻想。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非常被动。尽管有很多理由要当那个国家主席，但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按照林彪的行事风格，至少有几分把握才去干。当林彪设计那场漂亮的闪击战，主要依据就是支持率比较高。现在一看支持率水分比较大，转头了。

      当时那个形式下，基本上都赞同林彪的意见。看看康生和周恩来的发言，都表达拥护林彪的意见。然而林彪不明白的是，政治和军事虽然是一个连体怪胎，但是毕竟不一样。军事上，造势成功之后，指挥得当一番冲杀，胜利。政治上造势难得多。因为政治家都是善变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可能瞬间就会转变。

      当林彪以为他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其实就陷入一个陷阱。

      以康生为例。直到毛泽东表态之前，他都是坚定支持林副主席的。对林彪身边那些大老粗也是相当客气。然而一转眼什么样子？死死抓住吴法宪不放。康生难道不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人么？当然知道！就是知道才那么干的。如果吴法宪背后没有林彪，康生恐怕都懒得理会他。冲着吴法宪去，就是冲着林彪去。之前在林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一转眼怎么就变了呢？康生本人敢对林彪如此放肆么，当然不敢。康生所以那么做，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理解，知道事情没完。

      康生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可以支持林彪，甚至说一些肉麻的话。前提是林彪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林彪以为他的那点实力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左右毛泽东，太不自量力了。想想之前的刘少奇，政治手腕比林彪强多了，最后怎么样？所以说林彪步入政坛十几年，政治水平依然没有赶上军事水平。

      当初刘少奇可是赢得整个行政系统支持的，依然无法和毛泽东对抗。当年的康生等人和刘少奇关系也是刚刚的，至少比现在和林彪强多了，最后还是选择跟随毛泽东。林彪选择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一场闪击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了解政治舞台上那些人的心思。也许是没有能力，也许是不愿意，反正就是没有摸透彻。

      为啥会是这样？说林彪笨，那是不现实的。说林彪不善谋略，也是不现实的。毕竟林彪也是白手起家，从军数十年，身经百战，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虽然从性格方面而言，某些时候他却是会忧郁、犹豫，但坚韧性，思维缜密性，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原因还是习惯造成的。从大的方面说，军事和政治虽然是一体的，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军事上，讲究言出必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上，很多时候玩心眼，讲见风使舵。林彪一辈子，人生精华部分都消耗在战场上了，为党为国立下赫赫战功。至于政治，他一开始并不热衷，后来又不擅长。虽然从五九年之后复出，在政坛上也摸索了几十年，总算捣鼓出一丝心得，玩得还算可以。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呵呵，已经在政坛上纵横驰骋了几十年。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看，都是一流高手。

      林彪的班子中几个人也差不多，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小角色，直接拿上来用，说不好听的，摆不上台面。让他们在各自一亩三分地里修理一下低级别的人（如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整人，邱会作在总后整人）还可以，拿到最高舞台搞竞争，和那些靠口水为生的人打口水战，说真的，有点强人所难。看看康生同志，整人一辈子，举重若轻，大师级别。如果在战场上，吴法宪可以秒杀康生。但是开会时，不好意思，有劲使不出来。至于林彪那位福建老婆，情商还是可以的，收拢那些军人够用；但是智商，至少和她的位置以及她周围的人不匹配。

      林彪的班底中，能玩笔杆子的只有陈伯达一个。陈伯达能在最上层的圈子里混几十年，自有一套钻营之术。而且刷笔杆子，派高帽子本身都是刚刚的。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直接出手拿掉了陈伯达。看似没有伤及林彪团队的筋骨，实则非常要命，相当于打蛇打到七寸。下手之犀利、之老辣，古往今来，少人能及。

      接下来的事情就看怎么收场了。

      按照林彪的设想，败了就是败了，把责任推给陈伯达了事，相当于舍弃个把卒子。战场上为了稳固核心阵地，牺牲外围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政治舞台上，不是那样，任何一个卒子都可能引起溃败。

      当吴法宪作检讨时，林彪就不同意，让林立果转告吴法宪：“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后来吴法宪还是做了检讨。果然，批判陈伯达的大会还没有结束，康生就把矛头指向吴法宪了。

      因为林彪很明白吴法宪的重要性。吴法宪是林彪的核心成员。一旦吴法宪挨批。火力必然涉及到其他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连萝卜带泥，都会一起带出来。如果他们都被批了，那么林彪那病怏怏的身躯也就失去了保护。所以他不想让吴法宪检讨。

      但是吴法宪还是检讨了，而且没完没了。那帮文人则欢天喜地地期待着再一次狂欢。

没完没了

会议结束之后，林彪和叶群一起去看望了江青。当时会面非常有意思。两边基本上关系破裂了，却还要去看望。林彪打心眼里看不起江青。江青嫉妒林彪的威望和势力，却还是被迫虚与委蛇。双方都是吃力不讨好，却又必须吃力不讨好。

      林彪回去之后，又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几个人去江青那里。这一次江青没有那么客气了，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几个人立马瞪大了眼睛。说真的，他们几个人是否犯错和江青关系不大。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后面，那话基本上可以反过来说。当然咯，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听。

      江青越说越得意：“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刺激得几个军人差点就忍不住了。最后江青总结：“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这话相当莫名其妙。因为黄永胜他们几个都是军委的人，完全不在江青控制范围之内，凭啥要多联系她？即使在中央政治局，她也不是常委。但那个时代有很多好笑的事，又能说啥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而已。根据路线斗争经验，这一次又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每一次当年斗争，都会有一个重量级人物罗马。从早期的陈独秀、张国焘，到中期的彭德怀和刘少奇，现在轮到了谁？陈伯达么？他的地位是高，但分量太小。还能有谁呢？

      真正的斗争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的。周恩来和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找黄永胜几个人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事。黄永胜和吴法宪他们也不是笨蛋，早已统一口径，步调一致。任凭周恩来循循善诱，任凭康生横眉竖眼，还是没谈出啥子东西。

      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几个人当然不承认。如果承认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就做实了。

      其实具体情况，周恩来和康生都知道。他们都在政治舞台上沉浮那么多年了，可谓久经风浪，对于政治斗争那些小伎俩早就司空见惯、了然于胸。所以还要问一问，不过上走程序，为下一步做准备而已。

      康生想把问题扯到黄永胜身上。因为几个人中，黄永胜的地位最高。把他扯进来，相信会有更大收获的。特别是想到背后那个人，康生就兴奋。因为康生一辈子就是要打击别人的。从上海开始，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延安整风，整人水平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炉火纯青。见过之后更了不得。每一次斗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如果不去打击别人，那么他活着也少了很多滋味。而且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已经打击一辈子人了。一般人物他还看不上了。即使陈伯达，他也仅仅持续了几天热情而已。他一口气咬住几个人不放，目的很明显，就是背后那个人，也就是林彪。因为康生已经嗅到了其中的不寻常。要知道庐山会议都结束了，毛泽东再追究必然有深意。

      康生对黄永胜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相当不客气。黄永胜同样也很不客气：“那就请你们追查嘛！”此时的康生，还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只要林彪还在，他就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所以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

      如果连康生和周恩来都谈不出结果，那么只能如下结果：一，不了了之，放几个人一马；二，毛泽东亲自出马。毛泽东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大家都明白。庐山会议上那些事，绝对不是几个人自发行为，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

毛泽东的选择

庐山之上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不用林彪说话，庐山之上的其他人就会吃掉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军人都站在林彪这边，不仅包括许世友那样的领兵大将，还包括陈毅那样靠边站的老资格。原因很简单。军人对理论家横竖看不上眼。因为他们得罪人太多。整个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张嘴到处啰嗦不停。

      按照会议开始那个形式发展，张春桥很快就会被批斗，然后是姚文元。甚至连康生都可能被拔出来。那样的话，历史必然是另一个走势。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为啥要选择对林彪紧追不舍？说得更直白一点，毛泽东为啥要帮助中央文革小组。从阴暗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私情。那个有两层含义。

      第一，江青是毛泽东老婆，关系近。这种说法是很不靠谱的。因为毛泽东的权威根本不需要江青去干啥。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不需要动手。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那群理论家永远不会威胁到毛泽东。军方实权派则可以从跟不上威胁到毛泽东。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已经至高无上了。而且有周恩来在，林彪就不可能掌控行政系统，也很难掌控情报系统。个人威望上，林彪更没办法威胁毛泽东。

      还有其它原因么？还有。

      回顾一下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第一次拿下高岗，原因在高岗自己身上。第二次军内反教条，是彭德怀和邓小平搞错了。真正第一次斗争，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前面篇章里已经说过，彭德怀写那封信，矛头是指向刘少奇去的。但是毛泽东却趁机解决了彭德怀。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固然恩恩怨怨一大堆。但是在庐山会议那当口，并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最佳实际。毛泽东在那时候解决彭德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维护三面红旗那个经济建设政策。

      三面红旗的设计师就是毛泽东。虽然执行者是刘少奇。所以当彭德怀想要有所表示，可能会危及到三面红旗哪项政策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拿下他。

      建国之后，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一切都在摸索。遗憾的是，经济建设吃了大亏，导致了大饥荒。大饥荒又引起一系列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于强劲，把整个行政系统全部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怎么办？接下来怎么走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开始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善后工作。那个时候林彪那帮人和江青那帮人对上了。

      情形和第一次庐山会议差不多。当时彭德怀写信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赢得不少人的支持。这一次林彪设计的闪击战，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吴法宪等人的发言更是直指核心人物张春桥。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人可能会让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家难看。因为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当时左倾得厉害。作为国家主席，无论如何难逃干系。尽管政策的设计师不是他。

      第三次庐山会议，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干掉中央文革那几位口水大师。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也是毛泽东。毛泽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设计。不论是谁。谁上，谁遭殃。

      正如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这一次也是一样，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必须对林彪动手。当时对付彭德怀是毛泽东亲自出马，而且是在庐山之上。这一次不一样，故事发生在下山之后。因为林彪和毛泽东处于同一辆战车上，很难动手。要动手只能从其他人那里寻找突破口。谁呢？空军司令吴法宪。

      庐山之上，只有林彪的团队中，除了已经成了死老虎的陈伯达，就吴法宪写检讨了。既然写检讨，那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既然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要追问。只要努力追问，那就能问出更多。康生已经很努力了。无奈康生分量不够，抓不住吴法宪。那么只有毛泽东亲自出来抓了。

      一九七零年国庆节之前，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林彪怎么又转变看法了呢。是因为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对林彪表示了对空军的不满。吴法宪很听话，想去找毛泽东检讨，结果三次都没有找到机会。为此吴法宪心理还有点不舒服，日后回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

      ——吴法宪同志，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你的那些身份在别人面前可以显摆，在毛泽东那里一文不值。那些东西都是他创造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生产批发那些头衔。

      吴法宪没办法，继续写检讨。这一次他是彻底用心了，不用秘书，亲自去写。按照吴法宪自己的回忆：“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看看这一段，说他们搞宗派是绝对错不了的。说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也成。至少比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个“军事俱乐部”正规多了。

      这一次，吴法宪等到了回音。而且是毛泽东的亲笔回复。主要四条：第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顶大帽子。

      第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把帽子送给林彪的团队。李德生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委办事组唯一不是林彪的人，因此除外。

      第三，“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说过“毛主席伟大谦虚”

      第四，“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让其他人出来检讨。

      吴法宪看到这些，心都凉了。其他人也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领袖如此穷追不舍。说实话，毛泽东这些批语是很到位的。虽然他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之上具体细节。但是从这些批语上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团队动向了如指掌。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毛泽东神通广大，情报工作干得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情报，从那些简报上就判断七七八八。毕竟毛泽东年轻时就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度过几十年，啥情况没见过？一帮军人想在他面前耍政治手腕，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而已。

      这样，火就烧到了叶群身上。叶群被迫写一个检讨。但是叶群布置得很精明，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帮他写，那样可以避免“机密外泄”。

      毛泽东给叶群的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抛开政治斗争不谈，这些确实是叶群的毛病。后面那个“请其他同志研究一下”，请哪些人呢，毫无疑问就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位。就是一直哼哼哈哈拖着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如果把他们几个一起拉出来，在加上已经检讨的叶群，相当于把林彪的团队翻一个底朝天。接下来就是林彪本人了。

      双方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一直让那几位检讨，林彪一直不同意，就拖着。所以叶群写检讨时，找一个不知道的内幕的秘书代笔。如果仅仅吴法宪一个人检讨，将来出事了，也就一个人扛着。但毛泽东铁了心要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既然几个人不肯自己检讨，那就出面敲打。

      林彪的团队中，核心是黄永胜。他是总参谋长，军方核心人物。黄永胜上庐山，刚下飞机就被毛泽东拉去彻夜长谈。很显然，黄永胜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毛泽东要敲打一下黄永胜。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这么说黄永胜也不冤枉他。因为庐山那场闪击战，黄永胜虽然不在现场，身为林彪团队和新成员，对事情的进展了如指掌。就在毛泽东表态之后，黄永胜还在电话里让吴法宪帮助他表态呢。对此黄永胜也无话可说。其实黄永胜当时也挺为难。一边是林彪，直系领导，甚至说伯乐。当年黄永胜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拉链狼狈去东北的情形历历在目。是林彪使用了他的才华，让他的人生迎来了绽放的机会。可以说林彪对黄永胜有知遇之恩。抛开战争不谈，单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林彪的保护伞。以黄永胜生活作风，落到红卫兵手里要脱皮的。

      同时黄永胜对毛泽东也是剪不断的关系。因为黄永胜本来就是秋收起义出来的。可以说一开始就跟毛泽东。后来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最高领导人还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毛泽东如同神明一般存在，黄永胜等人对他可谓敬畏有加。真让他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也不见得有那份心思胆略。但也不要指望黄永胜跟着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后面。不可能。军人即使走上政治舞台，本质上还是军人，对嘴皮子一般还是看不上的。

      敲打过黄永胜之后，毛泽东决定实际行动了，具体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第一斧，甩石头

甩石头，顾名思义，杀伤力很大。对林彪那样力量在军方的人而言，要形成杀伤力，必须震慑军队。那么石头扔到哪里呢，真不好扔。远了，没效果，也涉及不到林彪。近了，不好找理由。因为文化大革命乱只是表面，整人整风，但国家机器还在。军队一直在毛泽东手上，要调兵，必须有毛泽东同意。

      惆怅之际，一支队伍自己出现了，就是三十八军。三十八军骨干前身就是井冈山红军。由毛泽东一手调教，林彪一手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骨干，各个阶段的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抗美援朝中，更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

      回国之后，三十八军一直在三海关和北京一带游弋，神秘莫测。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武斗。军队武斗的时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秀才们表演的时候。比方说王力到武汉一番表演，惹出了七二零事件，不仅他自己完蛋了，把关锋和戚本禹一起连累了。那样一种情况下，陈伯达当然也不会闲着，到处发表演讲。恰好有一次讲话引起了三十八军战士不满。庐山会议之后，大家努力批判陈伯达。大家都要发言，三十八军党委就把陈伯达之前的讲话写进去上报，并说陈伯达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威信。

      本来也就是走一个批判流程。毛泽东一看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石头。三十八军是王牌，有分量有威力，立马把石头扔出去，批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了增加分量，毛泽东把林彪扯出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军委是林彪直接负责的。把负责人拉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下结论：要北京军区“批陈整风”，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

      ——北京军区也正是林彪的重点所在。把军区各个级别的人都拉出来批判陈伯达，可以想象，那石头的分量和威力。威力增加火力，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那几个人全体出动，负责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军委办事组的人却回避。

      大会名义上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批判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和华北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白区出身，一开始是搞文政工作的，抗日战争之后潜入敌后搞武装斗争，转变为武行。日后的战争中跟随了刘邓大军，和林彪没有亲密接触。郑维山起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人，日后也跟随刘邓大军。历次战争中，从红军到志愿军。郑维山均有所表现，而且很猛。因为很猛，赢得中将军衔。

      从战争角度看，李雪峰和郑维山与林彪都没有亲密关系。批评他们的原因有是当初陈伯达打嘴炮时，二位全程陪同，亲切接待。罪名：放任陈伯达乱跑乱说。实际上很冤枉。当初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红得发紫，站在潮流前沿，相当于替领袖代言，谁敢怠慢？如果当初不接待陈伯达，李雪峰和郑维山估计前几年就被批斗了。

      但是真正让二人遭难的是在芦山会议上。他们和陈伯达同在华北组。李雪峰还是华北组组长。陈伯达那份简报，就是通过李雪峰之手传出来的。

      李雪峰是白区出身，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是华北局书记，也算是玩政治的了。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要说他看不到陈伯达那份简报里的含义，那绝对是低估他的智商和情商。也就是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二人虽然战争年代和林彪没有关系，和平年代有了关系。

      第一招的妙处就在二人不是林彪嫡系。批判他们两个，可以敲打林彪的团队，同时不至于惹起过激的反应。通用一句俗话，叫温水煮青蛙。

      也就是说，毛泽东扔出的那个石头，分量足够大，但是落点很妙，给下一步行动铺好路。对此，林彪有所警觉，但毫无办法。

第二斧，掺沙子

甩一块石头出去，制造问题，敲山震虎的同时，却没有打草惊蛇。接下来，就可以沿那个路子走下去，怎么办呢，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要知道林彪就是靠军委办事组掌控军方的。如果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对林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谈不上致命。被掺入沙子后，林彪的实力将被大幅度削弱。其实军委办事组里面已经有了一颗沙子，就是李德生。

      李德生将军生于一九一六年，河南人，起于鄂豫皖根据地，经历过历次战争，从小兵晋升为将军。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战斗，表现很不错。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一员。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接受过上甘岭的考验。回国后升任军长，五五年评为少将军衔。

      此后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李德生基本上没有遇到波折。大比武时代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他发现、总结、推广的。罗瑞卿本人，和郭兴福都遭殃。李德生没事。不仅没事，在文革中还上升了。一八六八年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安徽省第一书记。当军委办事组组建沦为林彪的团队时，毛泽东想在里面放一粒沙子。

      放谁呢？必须找一个和林彪没关系，有不显眼的人放在那里。最后的人选是李德生。毛泽东召见了李德生。那是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让李德生不要紧张，好好干。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并且告诉李德生：“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李德生博古通今。

      这样李德生成了办事组一员。事情由周恩来去办。李德生相当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钉子。尽管他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尽管他是安徽省委书记，尽管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也是孤立的。他起于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元帅已经靠边站很久了。他跟随刘邓大军。但是刘伯承也靠边站十年了。邓小平也被打到。所以他是孤立的沙子。

      军委办事组，没有人和他交流。开会时，他没有存在感；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横竖要通过的。有人对他客气一点，拿他当外人。有人对他不太客气，拿他当敌人，总想办法整理他。但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进来的。沙子不好当啊。但是很快，李德生就不再是孤立的沙子。

      芦山会议之后，为了瓦解林彪团队，毛泽东选择继续掺沙子。参进去的是李先念和纪登奎。纪登奎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功能相当于稀释了军方力量，也就是稀释了林彪团队。李德生和纪登奎只是中层，李先念是元老级别。

      李先念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念过书，打过工，参加过运动。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和湖北老乡，大将王树声资历相当，贡献也差不多。日后三大主力陕北会师。徐向前带领红四军西征，因为种种原因遭到失败。只有李先念带领一部分人到了新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骨干。抗日战争年代，李先念重回鄂豫皖，在那里搞出中原纵队。相当于自己拉出来一直武装队伍，非常厉害。解放战争开打之前，共军为了和谈（也为了缓解国军压力）撤出去。后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当于再一次回到鄂豫皖。

      建国之后，李先念是由军转政的典型。如果没有转，按照资历的话，李先念、谭震林都应该是大将级别。建国之后的建设中，李先念虽然不显山露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各个时期都发挥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就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和陈云干活。刘少奇前台工作那一会，李先念和刘少奇合作不错。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初期逃不掉挨批。而且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李先念依然是批而不倒，依然有活干，依然帮助周恩来干活。

      把李先念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已经不是掺沙子能形容的，而是彻底打破了办事组的结构。因为按照军人资历，李先念压过四大金刚。四个人级别最高的黄永胜也就是上将。李先念可是自己拉过队伍的。按照行政工作经验，李先念在周恩来身边干的事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多。说白了，林彪的军人团队根本就没有行政经验。现在李先念加入，彻底瓦解了那个原来开始铁板一块的军委办事组。

第三斧，挖墙脚

借着陈伯达问题甩石头时，就是用郑维山和李雪峰两个不是林彪嫡系的将军开刀，找到一个突破口，为最后一步挖墙脚做准备的。

      掺沙子，相当于瓦解了军委办事组，瓦解了林彪的团队。

      接下来呢，再让沙子成为尖兵。李德生就不同了，不仅和林彪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一直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放在军委办事组的。而且在军委办事组一直被冷落。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林彪扯上关系。纪登奎应该是中共后起之秀，即抗战前后加入中共的精英人物，一个小八路。那一批人中间，高层将帅基本没有。因为抗战开始，共军已经从红军变成土八路，经历十年战火洗礼，已经成型。后来之人很难再有机会独当一面。所以那一批人干得比较好的，还是文职。纪登奎就是那样，一直搞文职工作。

      建国之后，一路往上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已经是封疆大吏（省级领导人）级别了。

      由于纪登奎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不可避免的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比较近。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时，纪登奎并不认可。

      尽管如此，纪登奎依然没有躲过那阵风暴。在最狂暴的一月夺权那短时间，纪登奎还是被打倒了，被隔离，“直升飞机”就坐了一百多次，差点丢了老命。那个时代，凡是被打倒的，没有好几年基本上别想起来。但是纪登奎仅仅半年就复出了。至于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复出了。不仅复出，而且得到重用。从中央文革小组到地方造反派都承认纪登奎是“革命干部”。就那样，纪登奎在河南一边搞生产，一边搞革命。中共九大召开时，纪登奎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作了发言。

      有这些经历看，纪登奎完全是行政系统干部，跟军方很少关系，跟林彪绝对扯不上关系。正因如此，毛泽东却让他进军委办事组，而且让他当了北京军区的政委，由沙子变成石头。毛泽东就是用李德生和纪登奎重组北京军区，相当于挖了林彪的墙角。

      北京军区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要护卫首都的。而且那时候世道很不平静，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边境线大规模陈兵。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纪登奎肯定无法胜任。不仅纪登奎，连李德生都未必能胜任。因为李德生在朝鲜战争中也就是指挥师级别战争，没有大规模军团作战准备。

      ——怎么可以让政治斗争损害国家安危？其实不用担心。纪登奎也知道他自己不能打仗。所以他就对毛泽东说，要找一个能打仗的过来，谁呢？就是已经靠边站十来年的粟裕将军。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统帅必然是林彪或粟裕，二者必选其一。现在要推倒林彪，自然要让粟裕出来干活。于是粟裕带着几个参谋，开着吉普车到边境上转悠好几个月，拿出一个防御计划，大家出了一口气，继续搞斗争。

      不管是李德生也好，纪登奎也罢，实际上都是斗争需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可能和林彪的团队有关系。

      三板斧打完了，该消停了吧。外人这么看可以理解。但毛泽东那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打三板斧，林彪还是那个林彪，相当于没有改变任何事实。毛泽东一辈子从不干没用的事。军委办事组虽然是林彪控制军方的组织。但是林彪的力量可不仅仅在那里。这里先把毛泽东的行动放一放，看看林彪的应对。

第九章  绝地

恩与怨

一九二八年井冈山会师，三十五岁的毛泽东遇见二十一岁的林彪，犹如刘邦遇见韩信，犹如李世民遇见李靖，犹如朱元璋遇见徐达。仿佛如同命中注定的一样，注定要在古老的大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林彪是毛泽东手中最锋利的武器，毛泽东是林彪最大的靠山。如果时间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停止，那么二人的关系无疑是史上佳话。

      想当年，林彪从一个底层军官，在毛泽东的提拔栽培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成为一位出色的红军将领。

      想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位政治不稳定时，林彪义无反顾的站在毛泽东身边，哪怕和老领导朱德和陈毅争吵也在所不惜。

      想当年，林彪对前途感到困惑时，毛泽东耐心的给予解释开导。林彪抱怨毛泽东在四渡赤水走弯路时，毛泽东予以包容。林彪觉得陕北没前途，想去陕南山区打游击。毛泽东也只是把他冷落一点点。

      想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在前方突击，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湘江之畔，红军将士损失惨重。硬是林彪的坚守保证了中央的安全。大渡河边，泸定桥上，林彪用神奇的速度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

      想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把红一方面军家底交给林彪。另外又拨红四方面军精兵强将（如韩先楚）增加他的实力。林彪不负重托，在平型关打出共军名片。遗憾的是，林彪意外受伤，错过了大部分抗日战争。

      想当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林彪已经远离战场很久，久疏战阵，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东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失败之后，林彪还是那个林彪，还是那个天才统帅，并且把战争技术推向极限，一路由北向南，推进到天涯海角。

      想当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为了解决彭德怀问题，让林彪上山。林彪就算心有不甘，却也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两人合作关系达到巅峰。毛泽东成功的利益军方势力砸碎了刘少奇的行政系统。林彪也分得红利，晋升为林副统帅，写入党章中的接班人。将近半个世纪的良师益友、类似父子的关系，一朝翻脸为敌，何等遗憾，何等痛惜。难道是宿命么？

      既然两人将近半个世纪的交情，既然二人携手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何还要走上对立面。从个人感情上看，他们没有理由争斗的。然而带着感情看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都是身不由己。

      毛泽东本身代表一种政策，一种由上而下，轰轰烈烈推翻一切，打倒一切，埋葬一切的政策。那政策古来没有，以后也很难再出现的政策。虽然命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激烈程度不下于大革命。那政策是毛泽东长时间构思，精心策划，亲自推动实践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休想阻挡他。

      林彪上位，可以看成那个政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彪稳住军方势力。那么即使强如毛泽东也不见得能如此迅速砸烂那个他自己一手建立的行政系统。林彪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林彪一起上去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按照资历、人望、功绩，他们都不应该处在哪个位置上。比方说黄永胜只是一个上将，却成为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是共军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处于神经中枢上的一个位置。抛开黄永胜那糟糕的私生活不谈，虽然战场上表现还不错，但差距还是明显的。当时共和国十大元帅中，九个人还在世。战场上能决胜千里的人物也不是没有，如刘伯承，如徐向前，他们不论是临敌经验，还是人品，还是指挥水平，乃至人生境界，均远胜黄永胜。当时十大将军之中，九个还在人世。其中赫赫有名的粟裕将军各方面都远胜黄永胜很多吧。当时共和国正面临北方苏联的巨大压力，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果中苏大战，总参谋长那个位置上，怎么看都不应该是黄永胜。不是说黄永胜没能力。而是比他能力强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不是写检讨，要么就是靠边站。所以情况相当诡异。

      再比方说李作鹏，只是中将军衔，在海军中却可以把肖劲光大将批判得东倒西歪。再比方说邱会作，也只是中将，竟然能在总后呼风唤雨，整人不眨眼。

      所谓四大金刚只是几个典型而已。那些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去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打到别人上位。上位之后自然不希望继续被打到。那些人躲藏在林彪的身后。林彪已经是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政策。它需要不同的目标，宣泄那种被政治鼓动起来的旺盛精力。

      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前后二十年的时间，经历过高岗事件、经历过反教条，经历过第一次庐山事件，经历过四清运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牵扯到人物如下：陕北根据地标志性人物高岗自杀，第二野战军代表人物刘伯承靠边站，第三野战军的粟裕靠边站，红三军团兼第一野战军的代言人彭德怀被打倒，红四方面军代表人物徐向前靠边站，红二方面军的贺龙被打到，新四军的象征陈毅靠边站。永远的总司令朱德淡去。这些还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出身的干部多半参与行政系统建设，多半被打倒。代表人物如彭真、陆定一、薄一波。邓小平为首的根据地出身的一帮人也被打倒了，如陶铸等人。二十年之后，如果那个政策继续，还需要继续打倒一帮人。很不幸，林彪成为那个政策打击的对象。

      也许毛泽东无心对林彪动手，但是他的政策要继续执行。也许林彪根本不想伤害毛泽东，但是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不会无动于衷。那个集团里，也包括林彪的老婆和儿子。正是利益集团的需求，林彪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设计了一场闪击战。正是政策需要执行，毛泽东抓住林彪不放，一招一式，招招致命。

      在那种情况下，别说二人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五百年交情，也要走向对立。因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基本规律：政策和利益集团的追求不一致时，必然出现大动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存在妥协。究竟谁压倒谁，就看掌舵者的水平了。

征兆

其实从毛泽东抓林彪不放开始，双方矛盾就浮出水面了。当然除了高层心中有数之外，其它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如此，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国家才华如此惊恐。其实二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已经有征兆了。

      在那个强调劳动光荣的年代，五一劳动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逢重要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等上天安门亮相。根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形成的固定节目。毛泽东身边总会有林彪。照例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林彪落后一个身位表示尊重。那样一切还正常。按照惯例，晚上要有盛会，领导人会在一起表示团结，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样重要的时刻，就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人。那天也不例外，也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毅。当时陈毅身体不好，刚刚动完手术，依然大大咧咧地出现了。

      按照陈毅的级别和资历，出现在那种场合很正常。问题是当时局势很不正常。过往的立场运动中，陈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当初延安整风运动，陈毅就被冷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得了，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批斗会没少参加，检讨没少些。而且一直处于被批斗写检讨的状态中。

      但是到了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又出现了，发言了。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其实所谓二月逆流，原本是新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把那些老帅、老同志敲打一番，靠边站。然后让新兴势力放手搞文革。所谓新兴势力，也就是林彪一军人和江青一帮文人。陈毅他们原本是作为障碍放在一边的。

      更奇怪的是庐山会议上。陈毅是个直脾气，爱放炮。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发扬热爱放炮的优良传统，发言表态支持林彪。然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陈伯达表态支持林彪，被批斗了。吴法宪他们表态，也必须不断写检讨。陈毅当然也被批了，但是火力很小，基本上就是触碰一下。那个情况很不正常。

      而且还在重大节日中出现，跟在周恩来后面相当显眼，然后和毛泽东又是握手、又是亲切交谈，仿佛从未发生什么不愉快。那个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陈毅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要给林彪制造麻烦。

      解释这个信号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十大元帅之中，林彪因为军功排名第三位。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去。彭德怀已经万劫不复。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人可以和林彪比影响力。加上林彪当时的地位，军内已经无人可以牵制他。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也隐退了。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即使他在，论资历，论战功，也无法对抗林彪。三野的粟裕有战功没有资历。陈毅虽然战功并不大，但是陈毅是老资格。当年以书生身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在队伍转战湘南的过程中，朱德是第一号领导人，陈毅就是第二号领导人。也就是说陈毅是林彪的老领导。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划为对立派。陈毅的复出，会对林彪产生心理压力。如果贺龙当时还在，应该更为合适。换句话说，陈毅的复出，是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一场心理战。

      当时陪在毛泽东身边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迟迟不见出场。属于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应该说毛泽东的那个心理战很见效。

      当时周恩来非常着急，不停看表、让秘书打听林彪的下落。几次三番之后，林彪终于缓缓出现。对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没有说话。

      然后，很快就不辞而别。从头到尾基本上没说话。再然后，就是毛泽东南巡。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林彪也在静静地思考着对策。在那个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干另外一件影响世界走势的大事——和美国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