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一章 历史上的邓小平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一个领袖级别的人物，首先应该放在宏观历史上看。领袖级别的人物历来就很稀少，因为改革而成为领袖的人物，更少了。邓小平，就是因为改革而成为领袖的人，也因为改革而影响了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上，因为改革而名垂青史的不多，秦国的商鞅算一个，宋朝的王安石算一个，明朝的张居正算一个。商鞅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是本人未得善终。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人亡政息。而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三人均非领袖，只能主导时局一时，却不能长久。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基本思路延续了下来，并且还将延续下去。
事实上，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几个人的事业和邓小平不具备可比性。因为他们只是改革，没有开放的内容。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只是想让内部更公平一点，引进一些人才就行。王安石所在的宋朝和张居正所在的明朝，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相比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相当贫穷。因此邓小平必须主导国家开放，吸引外资。
真正和邓小平的事业具有可比性的，反而是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改革开放。对内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各种工厂，购买各种设备；对外引进外资。现在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洋务运动那时候都用上了。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是一代人杰，呕心沥血半辈子，结果遇上甲午战争，一战回到解放前，输得干干净净。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却让中国逐渐富强。原因何在？
晚清国际环境纵然不好，但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三十多年的时间，外战只有中法战争，还打了个平局，也就是说那段时间并无新的耻辱。列强在中国投资做生意，钱赚了不少。邓小平时代，也打过对越反击战，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好，和苏联是死对头。好不容易把苏联耗散了，欧美又开始对中国技术封锁。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有两条。第一，是主权问题。
晚清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主权的改革开放。主权已经差不多都卖给列强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不说，国内租界林立，列强把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垃圾往中国倾倒。邓小平时代，纵然苏联和美国强势，也不敢对中国的主权存有任何幻想。除非中国容忍，否则想在中国搞特殊化也是幻想。其实晚清也不想那么丢脸，但是没办法，军队战败，刀架在脖子上。列强今天要东西，晚给几天就直接开枪开炮了。邓小平时代，各国对中国军队避之唯恐不及，而且中国还有核武器、导弹、卫星，装备齐全。
第二条是经济问题。洋务运动之时，晚清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一穷二白。抛开主权问题不谈，晚清也没得选择。即使列强让选，晚清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就算落后了、破败了，但基础还在。有了那个基础，中国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就算欧美封锁技术，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比方说自主研发。
为何会有如此差别？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够出色么？其实不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的肩膀上，而邓小平是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慈禧太后的三寸金莲连自己走路都不方便，如何托得起曾国藩和李鸿章？而毛泽东却有一双改变历史走势的大手，他留下的基础，足以保证邓小平可以走自己的路。
共和国历史上，刘少奇想改革而不得。邓小平继承了刘少奇的某些政策，推而广之，成功地扭转了困局。
按照官方评价，邓小平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一员，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这个评价总体上很准确，但是忽略了很多信息。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既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也不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是在幕后掌控着国家的命运，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好吧，看看邓小平的故事。
第一节 小传
中共历史上，有很明显的地域色彩，人员变迁是很有趣的。早期知识分子折腾的时代，安徽和江苏占主体。陈独秀和王明是安徽人，瞿秋白、博古是江苏人。苏、皖文人也是相当活跃。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主体变成四川人和湖南人。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多半来自四川和湖南。除了将帅之外，还有几个领袖级别的人物，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四川的邓小平。
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一旦失败，万劫不复。领袖如陈独秀，一旦下台，尝尽世间炎凉。刘少奇和林彪，一旦失势，身死魂灭。中共高层人物中，能经得起政治斗争起伏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能一直在政治斗争中摇而不倒的只有周恩来。
毛泽东定乾坤。
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乾坤。
邓小平之所以能改变毛泽东的乾坤，是因为周恩来。
评：邓小平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双重气质。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大手笔，也不会像周恩来那样谨小慎微。
邓小平生于一九零四年，四川人。邓小平的家庭还过得去，说是农民之家，实际上是小地主，有几百亩地，每年可收成一两万斤粮食。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正因如此，在那个时代才有机会早早上学读书。五岁念私塾，六岁念小学，十一岁念高级小学，十四岁念中学，十五岁参加五四运动。
邓小平在学校表现如何，如今少有记载，据说天性活波，善于和同学交往，学东西很快。一九二零年，十六岁的邓小平去欧洲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当过工人，干过不少工作（轧过钢、摆弄过橡胶、当过钳工、干过编辑），但是工资酬劳很低。
在那里，邓小平遇见了周恩来。正是在周恩来（还有赵世炎）的影响下，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搞革命。
周恩来年长邓小平六岁，去欧洲时，已经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思维缜密、办事谨慎靠谱、精力旺盛而充满热情，对政治思想有独特的看法。邓小平当时的性格还没有成型，说不好听点儿，二十岁之前还是叛逆阶段。而且邓小平的生活相对稳定，没有经过大的波折，没有经历过重大事件的洗礼。即使五四运动，年轻的邓小平也只是站在边缘看两眼，和周恩来、刘少奇深入其中不是一个概念，和毛泽东那种有意旁观也不是一个概念。
周恩来对邓小平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具体说不准。但是根据常理推测，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那段时间，有一个杰出的哥哥在身边是非常幸运的。周恩来之于邓小平就是如此角色。二人经常在一起工作到深夜，需要休息时就在一起打地铺凑合。
若干年之后，地铺上的兄弟主导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六十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二代核心之后，回忆起周恩来时，仍然尊之为兄长。
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在旅欧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逐渐重要。当时国共合作，工运搞得红红火火，欧洲那边也经常组织游行争取权益。然而法国的情况很糟糕，对华工很差。邓小平因为活动积极，被秘密警察监视，形势越来越不好。于是一九二六年，邓小平去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如果早去几年，就可以和刘少奇成为校友。同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还有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很有才的王明。只是王明一九二六年底才到莫斯科，而邓小平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就离开了。如果邓小平在莫斯科多待一段时间，说不定会成为王明的战友，那样的话历史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向。
邓小平回国之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内工作。冯玉祥在军阀中的声望还不错。当时蒋介石已经有了清洗共产党的苗头，共产党希望借助冯玉祥增加自己的力量，就派了一批人到西北军内。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邓小平几经辗转到了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又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以邓小平的资历和经历，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信任，很难得到那样一个职位。
上海中央的日子也不好过，邓小平的工作琐碎又繁重，满眼的白色和红色，东躲西藏，看不见胜利的希望。当时出现另外一个变化，朱毛会师之后，各地起义热火朝天。一九二九年，广西又出现了一次机会。邓小平得到一个机会：大大的机遇，也是大大的危险。
第二节 起伏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部分人转移到广西，潜伏下来。
广西是桂系的地盘。蒋桂战争中，李明瑞和俞作柏对李宗仁重用湖北籍将士不满，被蒋介石重金收买，临阵倒戈，桂系战败，桂系三巨头暂时避走他乡。战后李明瑞和俞作柏主持广西军政。蒋介石步步紧逼，李明瑞没办法，要和共产党合作。当时中共处境也不好。双方都反蒋，一拍即合。共产党派了一些人去广西谋发展，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和张云逸。
邓小平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到了广西，和反蒋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沟通，搞了百色起义，创建了左右江根据地。当时的邓小平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实际上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和进入红二方面军的夏曦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一样，只是没搞清洗就是了。具体起义工作靠陈豪人（前委书记）、张云逸（老革命）搞，再加上李明瑞。
起义的结果还算不错，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为军长，邓小平担任政委，地盘最大的时候有十一个县。就在邓小平稍微搞出点成绩时，李立三上台了，搞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按照那个计划，邓小平要占领广西，挺近广东。简直是异想天开。就邓小平手上那点儿家底，休说占领，维持两广治安都不够。
邓小平气得跳起来也没用。一番折腾之后，不仅没能实现战略目的，反而连辛辛苦苦打下的根据地也守不住了。李立三下岗之后，邓小平的人马被迫转移到井冈山。
这件事充分证明：根据地建设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的。中央根据地牛，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朱德的职业军人。红四方面军牛，那是因为有徐向前等一帮天才将帅。邓小平搞的根据地，缺少各种条件。红七军和红八军出身的人中，日后军衔最高的是张云逸，大将，且不以军事见长。军事素养最高的，反而是军阀出身的李明瑞。一九三一年八月份，邓小平的队伍，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到了井冈山。邓小平本人却迎来人生的挫折。
看看时间点，一九三一年，恰好顾顺章事件爆发，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开始进入苏区，洋派和土派内部斗争开始，从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一直斗争到长征结束。邓小平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待了将近一年，但基本上没留下足迹，还是旅欧份子中的一员。旅欧派领袖是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之后也是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还没有到）的领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兄弟关系，邓小平理当是周恩来的追随者、理当被重用。
然而邓小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要知道邓小平去广西之前就是中央秘书长了，外派两年，搞了一个根据地，拉出一支队伍，怎么着也不至于只是一个县委书记吧。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邓小平变成了毛泽东的追随者，毛派，从周恩来身边走到了毛泽东身边。正如当初林彪从朱德身边走到毛泽东身边。
从那时起，邓小平和林彪，就成了毛泽东人生中的两大法宝。
林彪所以从朱德转向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行。南昌起义之后的湘南小长征，对林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当他发现毛泽东能在井冈山站住脚，就认可了毛泽东。邓小平也一样。他自己在广西搞根据地，费尽千辛万苦依然没能立足，对痛苦和压力感触颇深，看见毛泽东从无到有，说不佩服，那是瞎扯。
仅仅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不会是衰落的原因。正如林彪倒向毛泽东没有受到朱德的打击一样，邓小平也没有受到周恩来的打击。但是和林彪玩军事不同，邓小平本质上是搞政治的，从政治上支持毛泽东。中央苏区的军事组织，临时中央那帮理论家是门外汉，自己不能上前线打仗。所以林彪尽管支持毛泽东，还是能够安生。政治就不同了，所有理论家都会玩政治，开会喷口水，那是他们的强项。
邓小平支持毛泽东，相当于明着和理论家们过不去。邓小平本人没有太大的实力，他的靠山是周恩来，但周恩来不愿和临时中央理论家翻脸。所以邓小平就遭殃了。
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邓小平的日子更难过了。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复出的日子看似遥遥无期，反而成了一帮理论家的活靶子。毛泽东的支持者就惨了。还是在宁都，一年前毛泽东下岗的地方，如今轮到邓小平他们。由于邓小平被尊为毛派四大金刚（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古柏）之头目，成了挨批的好材料。
大会上，理论家们群起攻之，四大金刚成了错误路线代表，没有申辩机会。如果胆敢抗议，就会引来更猛烈的批判。检讨不过关，批判越来越猛。连续七天时间，不停地批呀批，吃饭睡觉都不得空闲，搞得邓小平很烦。最后干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再检讨，爱咋咋地，请便，本大爷不在乎。
建国之前第一代领导人之中，邓小平在四川老乡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之中并不是特别突出。论写文章，邓小平不如陈毅；论地位，邓小平和朱德相差甚远；论军事才华，邓小平不如刘伯承；论根据地建设，邓小平不如聂荣臻。但邓小平有自己的绝学，就是政治生存哲学。他每一次总能看准方向，押对法宝。井冈山押宝毛泽东，落了，押对了，再起。搞建设押宝刘少奇，落了，押对了，后面再起，最后终于成为核心。
国际派的理论家们化口水为火炉铁锤，想要把毛派四大金刚砸成想要的形状，奈何几个人太过坚硬，哐当一阵子之后。毛派几个人还是毛派，当了一次硬汉。
但硬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代价呢？四个人理所当然地头顶各种帽子下岗失业，这还是小事。邓小平的第二任（第一任夫人一九二八年结婚，一九三零年病死，第三任夫人才是卓琳）夫人离开了他，人情冷暖，何等现实。
但是参照另外三位，邓小平的遭遇还算好的。另外三位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毛泽覃和古柏没能参加长征，死在了根据地。
和邓小平一起遭殃的还有战友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明瑞，直接被肃反杀掉了。李明瑞虽然出身军阀，实力和能力还是有的。当时共军出身军阀的很多，朱德、贺龙、彭德怀、刘伯承都是旧军阀队伍出身，只是他们比较幸运。朱德和彭德怀是中央苏区的支柱，没人敢动；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脊梁骨，没人敢动；刘伯承去苏联学习军事，被洋派认为是自己人。李明瑞就比较惨了，跟着邓小平跑到井冈山，邓小平又得罪了洋派，洋派自然不会对邓小平的人客气，所以李明瑞成了反面教材。如果李明瑞活着，到建国之后，至少是上将军衔。对比同时期的张云逸，大将都有可能。
所以说，人的命运，说不尽。
奇怪的是邓小平并没有下岗失业很久，三个月后就去了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怎么回事？还有周恩来大哥嘛。长征之后，红军越走路越窄，领导班子换届势在必行。就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再一次恢复到历史地位的最高水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作为毛派标志性人物，邓小平的上台，暗示着毛泽东的复出。两个月之后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终于第三次上台，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
毛泽东看着邓小平，小兄弟，够意思。
存活下来的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绝对信任，抗战爆发后担任一二九师政委。要知道按照资历，那个位置轮不到邓小平。一二九师是在红四方面军基础上筹建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也只是一二九师副师长。
评：不怕落，就怕落而不起。蒋介石三次下岗，每次都能赢得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三次下岗，每次都能赢得更大的权力。邓小平也一样，三落三起之后再也不会落了。
第三节 风格
邓小平一生中有两位铁杆搭档，军事上刘伯承，政治上刘少奇。
那么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军事才华呢，可以说很有趣。
往好了说：从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开始，一介书生开始了辉煌的军事生涯，经过井冈山起伏之后成为一二九师政委。当时共军只有三个师，师长、政委日后基本上都是元帅级别。邓小平在政委位置上参与指挥了一二九师的全部军事行动，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解放战争开打之后，东渡黄河，争取发展空间。最有诗意的一笔，自然是千里挺近大别山。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是前委书记，最高指挥官，统一调度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
往不好说：从没有单独指挥过军事行动。百色起义时，实际军事指挥官是那些职业军人，邓小平只是个书生。在根据地呆不下去，说明他还不够成熟。不管是抗日战争时代还是解放战争时代，实际指挥官都是刘伯承，邓小平只能算是参与战略战术的决策。至于淮海战役最高指挥官，也很虚。因为淮海战役中，第一重要的是粟裕，第二重要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的作用甚至不如陈毅大。如果对应起来，邓小平的作用和国军那边的刘峙一样，挂职不管事，纯属政治需要。
和稀泥的办法：这两个极端都不正确。
建国之初，各种运动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周恩来和薄一波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周恩来问薄一波，如何看待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工作方法。薄一波不好回答，把皮球踢给周恩来：这话还是领导说吧。
周恩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
周恩来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人身上、怎么干，最终要看结果能否落实。如果无法落实结果，所谓举重若轻，可能变成吹牛放空炮；所谓举轻若重，就是婆婆妈妈、拖拖拉拉，唧唧歪歪。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国家的大管家。如果去举重若轻，那相当于甩手掌柜，结局只能是走人。刘伯承掌控野战军，一个细节就可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也去举重若轻，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评价，恰好说明邓小平的才华所在：在政治，而不在军事。广义上说，虽然军事和政治不分家，但狭义区别还是很大。看看两人在刘邓大军的分工就知道了。
该如何评价当年纵横天下的刘邓大军呢？它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西征失败，张国焘叛变，红四方面军被怀疑过、整顿过。用谁统领那支军队是一个技术问题。用井冈山系统的人肯定不是问题。毛泽东起用了有国际背景的组合刘伯承和林育英（林彪堂哥，共产国际使者）。林育英身体垮了，由邓小平接任，形成经典的刘邓组合。
邓小平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心腹，用他当政委，可以增加刘邓大军的政治筹码。
分析一支军队如同分析一个人一样，要看决定性作用。刘邓大军的战史上有很多光辉的时刻，各个阶段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部分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是一次战略性的转移。在那个过程中，刘伯承和邓小平谁的作用更大些？
关于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的评价很有趣。从事后看，共军胜利了，赢得了全国政权。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国军，并且给淮海战役创造了空间。当时看，不是。
现在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洗礼，播种火种，保留骨干。实际上，凡事都有主动和被动之分，长征完全是被动的。若非情非得已，闲着不饿才去干。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也是一样，战略上完全是被动选择，效果却非常好。
当时毛泽东为了改变内战局势，让刘邓东渡黄河，逐鹿中原。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策略是好的，现实是险恶的。当时共军不具备那个实力，军队过河之后站不住脚。那时候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以失败的姿态退回黄河西边，要么开拓新的战略空间。在国军威胁进攻的情况下，即使退回陕北，依然面临炮火。还不如把抗战时代的绝学——开往敌后——再玩一遍，到国军后面去，在敌方地盘打敌后游击战呗。
如果没有那次千里跃进，日后的第二野战军要黯淡许多。那个策略是以刘伯承为主导还是以邓小平为主导？肯定是集体研究之后的结果。
首先是毛泽东。国共争霸之初，国军在战略地位上占据主动位置，共军地盘遭到很大破坏。比方说庄稼成熟时，国军进攻，共军即使挡住国军，也会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毛泽东就发展战略，说：“到敌人那里吃酒席，也去砸砸蒋介石的坛坛罐罐”。
但是毛泽东制定战略决策时，很多时候都是以战场实际形势的发展作为判断依据。就像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还想让粟裕去江南打游击。如果刘邓能在中原立足，断不至于那么快南下大别山。那么最初设想南下战略是刘还是邓？这个问题恐怕难以纠缠清楚。从两个人的做事风格看，刘伯承做事更为谨慎；邓小平的风格则是大捭大阖，概率更大。但是涉及到具体战术问题，还是刘伯承来干。
邓小平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邓小平具体的军事才华没有表现得多么明显，但政治能力和战略眼光还是可以的。
说刘邓是经典搭档，就经典在，邓小平受到毛泽东信任，可以给刘伯承提供稳定的政治诉求，绝不会如项英对叶挺那样钳制，或饶漱石对陈毅那般拖后腿。
第二章 邓小平和刘少奇
从井冈山开始，邓小平的形象就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到陕北之后，毛泽东政治上的粉丝基本上损耗殆尽，邓小平成了苏区毛派的唯一代表（林彪和彭德怀等人是军人），所以才有机会担任一二九师政委。按照正常情况，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政治粉丝团首席代表的资格应该会一直保持下去。然而很遗憾，刘少奇超越了邓小平。
前面章节里说过，刘少奇虽然和毛泽东是老乡，但除了安源路矿罢工那段时间有过交流，直到陕北之前，二人接触并不多。刘少奇在文斗时代是明星级别的人物。但是从一九二七年之后，文斗明星基本上都熄灭了。刘少奇能存活下来，也算万幸。
毛泽东最大的特点之一：所到之处，只要停下来，就能吸引一大批追随者。
到陕北之后，毛泽东的粉丝团里又多了两拨人。一拨是以高岗为首的陕北根据地的人，另一波是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地下党。按照粉丝的资历和历史划分，两拨人都不应该超越邓小平。但是刘少奇的战斗力太强了。其他人靠近毛泽东，都是希望借助毛泽东的力量上升。刘少奇借助毛泽东上升的同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归纳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的位置拔高。所以刘少奇虽然成为毛泽东粉丝的时间比较晚，却后来居上，超越了邓小平。
建国之后刘少奇走向前台。邓小平作为“地方诸侯”进京，当时风头最强劲的是另一派粉丝代表——高岗同志。此君由于头脑发热，把手同时伸向周恩来和刘少奇未果后自己完蛋。高岗虽然失败了，其行为却揭开了和平年代党内斗争的先河。
高岗事件中，促成毛泽东决定放弃高岗的关键性人物就是邓小平。高岗私下拉关系，封官许愿引起很多人不爽，去毛泽东那里反映情况的人应该不少。但邓小平的态度极为关键，因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心腹。高岗私下里的小动作，某种程度上有毛泽东的默许，这些邓小平应该心知肚明。长期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是言听计从的。按照游戏规则，邓小平应该支持高岗。如果连邓小平都无法容忍高岗，跑去毛泽东那里报告，那只能说明高岗干得太过分了。
高岗倒台，受益人有三个，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两个，第三个就是邓小平。毛泽东让高岗入京，原本打算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中间搞平衡。高岗完蛋之后，留下的空白由邓小平填补。
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大家在北京揭发高岗，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五五年三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修改了《党章》，随后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从那以后，邓小平成为左右政坛走势的一个筹码。文化大革命之前，当邓小平选择和刘少奇合作时，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毛泽东通过常规途径解决刘少奇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
第一节 政治上的邓小平
政治是复杂的。所有玩政治的人也都是复杂的，都有很多种脸孔。但是政治千变万化，终归离不开两种色彩，理想和现实。
只讲现实的人，那叫投机者，政客。
只讲理想的人，那叫理论家，书生。
所有政治家必然兼具理想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但是理想和现实的成分在不同的政治家身上又不一样。比方说毛泽东，现实手腕上，权谋运用上，登峰造极。但是他的现实权谋都指向一个理想中的目标，有时候取得伟大成就，有时候带来巨大阵痛。比方说周恩来，也有坚定的理念。但是他和毛泽东不同，他对现实世界更重视。
邓小平呢，又不同。他受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双重影响。
邓小平在思维方式上像毛泽东，很多问题拿得起放得下，就是周恩来说的举重若轻。但是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毛泽东是那种天然的领袖，因为毛泽东的一切都是他本人一手搞出来的。邓小平不一样，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他身后一直有一个依托。战场上，他身后有一个运筹帷幄的刘伯承；政治上，他身后有刘少奇和周恩来。
邓小平在行为上又有点像周恩来，有时候也可以干很多琐事，从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就可以看出来。但邓小平不会像周恩来那样，一切原则都是从维护组织团结出发，有时候甚至无条件忍让。邓小平身上一直有种棱角，那种棱角让他在某些时候可以不顾一切。比方说在井冈山支持毛泽东，就是那种棱角的体现。再比方说和刘少奇合作，也是那种棱角的体现。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落，因为棱角；起，也是因为棱角。
如果要评价政治上的邓小平，就应该是那个听起来怪怪的字眼：棱。
——棱角的棱。
邓小平进入中央核心之后，依然按照惯性跟着毛泽东走。大跃进之前，只有周恩来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小声说了句“反冒进”，刘少奇和邓小平是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和毛泽东一样，他们没想到问题会那么大。
当年大饥荒，邓小平也是前台执行者之一，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
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邓小平没有参加，幸运地避过了一场尴尬。他和彭德怀没有太多交集，谈不上过节。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运动，实际上是彭德怀和邓小平两个人联手搞的，算是一次“合作”。但是在彭德怀的《万言书》中，批评对象除了刘少奇之外，也涉及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辅助刘少奇在一线工作。如果邓小平当时在庐山上，按他的个性，肯定要发表尖锐的言辞。如果和彭德怀站在一起，那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否则只能像刘少奇一样化身政客。如果是那样，日后邓小平给彭德怀平反，一定非常别扭吧。
邓小平没上庐山的原因有好几个，直观原因，身体不太舒服，留守北京。神秘原因，有好事者认为，邓小平神机妙算，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知道要发生风暴。
当时确实有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细节：彭德怀发飙之后，为了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让林彪上山，而没有让邓小平也上山。邓小平当时生病，林彪一直生病。当时邓小平和林彪都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毛泽东为何让林彪上山而忽略了邓小平？
这个问题还是要绕一绕。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主要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有所谓私人恩怨，也有所谓的形势使然。因为按照彭德怀那个调子去搞，相当于说要对刘少奇动手。刘少奇刚刚成为国家主席不久，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搞刘少奇，必然党内动荡。共产党的秘密法宝是团结一致战胜问题，动荡了，只能添乱。
那么毛泽东如何对待邓小平呢？看看毛泽东之前对邓小平的评价。
一九五六年九月份，邓小平进入核心领导层之后，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看看一连串的“比较”：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这个评价相当之高，毛泽东很少如此评价党内其他人。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平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当时中苏关系还处于蜜月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自己要退居二线，赫鲁晓夫就问接班人是谁。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下来毛泽东分别评价了四个人。
毛泽东评价刘少奇：“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并且对赫鲁晓夫说，“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毛泽东又说朱德年事已高，还说周恩来心肠太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七年的毛泽东眼中，邓小平排在刘少奇之后，是接班人的备胎。事实上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过：“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从这个角度看，结论就很明显了，既然毛泽东可以为了保接班人刘少奇拿下彭德怀，那么也没必要将接班人备胎邓小平拉入政治风暴的中央。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虽然复出取代了彭德怀，但离接班人的位置还远着呢。如果不是后来刘邓走在一起，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林彪是万万不会走上接班人位置的。那样对林彪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大饥荒震撼了每一个人的神经。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参与者，还是领导者。当初大跃进之际，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现场观摩过、称赞过有中国特色的“人造卫星”的。当灾难降临，太快、太猛烈了。
当刘少奇回湖南老家一番调查时，邓小平也在调查，看到的、听到的结论都差不多。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种子，就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埋下。那次会议上搞出来的《工业十七条》和之前的《农业十六条》都是导火索，而那两份文件都是邓小平起草的。
邓小平还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讲话，言辞比两年前的彭德怀还要尖锐：三年来毛病出得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
没有办法，灾难出来了，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剩下的就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场所在北京，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上。那次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并不出彩，却非常独特。
当时刘少奇作了那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周恩来主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涉及毛泽东，林彪说了“交学费”的问题，彭真主张毛泽东也得检讨，邓小平则是另外一个风格，上来就是摆出一些“好”，一共有五个“好”。
第一好，指导思想好，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好。然后是解释论证。
第二好，党中央好，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好。然后又解释论证。
——前两条相当于定下基调，建设思想和领导班子不会发生变化。同志们不要有别的想法，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
第三好，有大批好的骨干分子，就是广大有理想的党员干部了。
——相当于说大家都是好样的，给大家吃定心丸，此次大会不会搞清算。七千人大会，是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而非追究责任。因为责任太大，谁也承担不起。
第四好，共产党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
——这是精神按摩。
第五好，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好”，而且说两遍。这个语调和当时的环境不对路，和邓小平的——棱角——不协调。——很不科学啊。
实际上不是，看某个人说话，要对照身份。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要给一个交代，自然要把问题抖出来。林彪代表军方，要对党和领袖绝对支持，自然要维护毛泽东。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大管家，自然要讲团结，不能也不愿意去刺激领袖威信。邓小平是总书记，负责党内工作，首先还是要安抚人心。
如果邓小平仅仅说这些好，那么就是一篇无聊的马屁文章，应该出自康生或陈伯达的手笔。当邓小平说到第五好时，来了一个转折：“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会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看看邓小平这些讲话，没有冒犯毛泽东的威信，甚至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的权威，最后怎么和刘少奇一起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了？
那是因为他接下来的立场。
邓小平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之后的失误，是因为党内的一些优良传统被削弱。主要有两条：一是忽视调查研究，空口号多，有许多是不切实际的；二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那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邓小平开出的药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四点不动摇：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四是学习的问题。压根儿没提三面红旗大道理。
按照邓小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大饥荒一笔带过，压下，不提。正如三十年后改革开放，把左右两派全压下，什么意识形态都要靠边站，专心搞建设。邓小平说：“今后不准搞整人运动，只有增产节约和学习两个运动。这样好处太多了，不会整错干部，不会耽误生产，还可改造省市书记的懒汉思想”。
然而三十年之后可行的事，三十年之前却行不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环境不一样，六十年代，周围都是敌国，面对苏美双重压力；八十年代，跟美国已经和解；另一个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理想主义色彩都比较浓。他们二人都不打算忘记大饥荒，都想对那段灾难来一番清算。所以两人先后搞了四清运动。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吨位都比邓小平大。相比之下，刘少奇想要有所突破。所以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说，邓小平工作从来不找我。当时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了，想要从实践中突破三面红旗，也就是搞修正。
按照当时的情况，刘邓结为一体，基本控制了行政系统。周恩来从组织角度出发，在局势不明朗之前不会表态。那么毛泽东想要解决行政系统，只能靠军方的林彪。如此一来，邓小平陷入了不利境地。
第二节 邓小平的选择
邓小平为啥选择跟着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要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历史上并无渊源。如果从权谋角度看，刘少奇后来居上，取代了邓小平“毛派政治粉丝团首席粉丝”的地位，邓小平理当嫉恨刘少奇才是。按照毛泽东当时放出的信号，刘少奇是第一接班人，邓小平是第二接班人。只要把第一接班人搞掉，第二接班人就变成了第一接班人，这么说的话邓小平应该和刘少奇斗得头破血流才对。
刘少奇赢得行政系统，是因为邓小平的帮助。如果邓小平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时，不用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如果省去文化大革命那一幕，那么历史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答案之一：邓小平务实，不搞那些假大空的理论。
稍微推敲一下就明白，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写的各种理论性的文章可不少。别的不说，就政治课本上那些东西，有多少实际功能？可以问问那些学生嘛。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开始，邓小平就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搞意识形态。
当初中苏关系破裂时，双方就社会主义正统问题论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领导一帮秀才先是“一论”“再论”到后来“一评”“二评”……“九评”，都是代表作，可谓是口水化成白浪，滚滚滔天，毛泽东对邓小平非常满意。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建议中苏双方停战，邓小平带着一帮人去苏联，又是一番口水战，一直打了两个星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此后双方陈兵边境线，对峙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邓小平回国时，毛泽东带着一大帮人亲自到机场去接。
但是回到国内，邓小平选择跟着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经济上搞修正，又是右边那一套，实际动作比赫鲁晓夫离斯大林还远。如此一来，邓小平好像是两个极端，怎么回事？
答案之二：权力争夺。
不论是政客还是政治家，都是围绕权力角力。一介贫民吃饱不饿没人理你，如果手中有权，你不理别人，别人也会来理会你。无权闹市无人问，有权深山天下知。邓小平也是建国之后经过各种复杂的权力纷争之后才上去的。
邓小平当时的选择余地很宽。他可以选择留在毛泽东身边，那样就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用把林彪推出来。那么刘少奇离开之后，邓小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接班人，二号人物。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能得到啥呢？即使刘少奇成功接班，成为第一号人物，邓小平也就是二号人物而已。刘少奇的助手里，还有彭真、陈云等人。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勉强可以算前辈；刘少奇仅比邓小平年长六岁，大哥哥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应该留在毛泽东身边才对。
答案之三：意识形态之争。
这个就更不靠谱了。即使理论水平如刘少奇也没能突破“三面红旗”，邓小平就更无法突破了。不管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旗号还是尊毛泽东。
看这三条，都不太让人信服。还有么，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观点，可以参照罗瑞卿的选择。当初罗瑞卿也没必要搞模糊路线，完全有机会跟着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既安全又保险。但罗瑞卿还是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忠于毛泽东。
仔细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能发现邓小平当时的位置和罗瑞卿比较类似。罗瑞卿当时在军界的地位是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人，和贺龙关系较好。邓小平当时在政界，是刘少奇、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人，和周恩来关系较好。
罗瑞卿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损失一条腿。邓小平也遭到迫害，儿子邓朴方损失腿。文革之后，罗瑞卿对毛泽东没有丝毫怨言。文革之后，掌控实权之后的邓小平也没有否定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教科书上，毛泽东永远是第一位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否定了对自己有恩的斯大林。邓小平也有机会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般否定毛泽东，但他没有那么做。尽管他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但那条路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即使毛泽东本人还活着，最后也要改。
那么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究竟为了啥？
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党内斗争上。邓小平也是党内老资格，也经历过各个时期的领导层更迭，也知道中共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大的战略失误之后，就会发生领导层更迭。每一次更迭下岗的领袖，结局都不太好，陈独秀郁郁而终，王明落魄苏联。大饥荒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领袖需要下台，那结局会怎么样呢？
面对这个问题，罗瑞卿采取了自己的方式。邓小平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考虑？就是说，万一毛泽东下台，自己作为新政府的二把手，不至于让他晚景太凄凉？
历史上看，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邓小平只有恩。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当政委，是毛泽东的决定。
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说高岗越轨了，毛泽东舍弃了高岗，把邓小平放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后的位置上。
邓小平和彭德怀一起搞军内反教条，毛泽东批准。那场反教条，邓小平就是受益者之一。因为刘伯承挨批之后，邓小平就成了刘邓大军的象征性人物。
文革之前，毛泽东抱怨邓小平不去找他汇报工作，和林彪抱怨罗瑞卿不通气何其相似。不和林彪通气的罗瑞卿和贺龙、彭真关系暧昧。彭真是刘少奇的手臂，贺龙对政治运动变得谨慎，成了刘少奇渗入军方的希望。不去找毛泽东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一直在和刘少奇一起工作。刘少奇已经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希望通过修正经济政策改变局势。
说到这里，仿佛还是一团乱麻。但政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那些把政治关系说得头头是道的嘴巴，很多时候都是在忽悠人。
邓小平不去找毛泽东汇报工作，过于不近情理，即使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刘少奇也没有这么干。答案只能是：邓小平是在刻意回避。没有理由回避，却一直回避着。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毛泽东对他只有恩，没有怨。他在回避和毛泽东的那种不寻常的关系。
好吧，只能说这种问题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只有蛛丝马迹，只是猜测。
第三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林彪
要进一步讲述邓小平的故事，就会涉及到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一辈子和领导们的关系很不错，比方说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起伏若干次，是因为他有敌人，其中一个就是林彪。邓小平和林彪是毛泽东亲手栽培的两根顶梁柱，二人却斗得你死我活。
九一三事件之后，最开心的就是邓小平，说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二话不说，摆酒庆祝。林彪和邓小平有何深仇大恨呢？邓小平和林彪完全是两种人。
生活方式上，差别更大了。邓小平因为交际，抽烟喝酒打牌样样精通。特别是打牌，非常精明，胜多败少。特别是打麻将，极少“下火线”。林彪的爱好只有一个，作战地图。哦，对了，还有炒黄豆。给他一张地图和一盘炒黄豆，他可以半天不动，苦行僧一个。
邓小平是政治型人物，虽然身上有很明显的棱角，终究还是搞政治的，官场上、会议桌上那一套非常熟悉，搞关系的能手，和各种人都能搞到一起。林彪完全是军事型人物，身上的棱角更为分明。他的人际关系圈子很简单，一种是他服气的人，毛泽东一个；另一种是服气他的人，下面的一大堆将军，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从年龄上看，邓小平年长林彪三岁。两人早期接受的教育相当，都是私塾、小学、中学那一块。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邓小平在十六岁时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林彪十七岁去了黄埔军校。邓小平在法国认识了年长几岁的周恩来，接近并加入共产党。
整个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的文斗时代，二人基本上都没啥表现。林彪在爱情和军事中打发时间，邓小平呢，从欧洲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此时，二人基本上还没啥接触。把二人弄到一起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挥舞屠刀，考验所有共产党人。假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脱党了。真的共产党人，要么死了，要么活了（还有半死不活的？）。死的就死了，活下来的，都是经过烈火考验的真金。邓小平和林彪都是那样的人，最后殊途同归，去了井冈山，并且成了毛泽东的粉丝。
虽然都是毛泽东的粉丝，但是人生境遇并不一样。邓小平因为强于政治，所以那段时间经常跟着毛泽东倒霉。林彪虽然也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是做人比较低调，手握重兵，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强，所有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不管国际派那帮人怎么折腾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以拉拢为主。毕竟嘛，不管开会如何炮火连天，战场上还是需要天才。
井冈山的邓小平和林彪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比较弱小，还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中过日子。邓小平还没有发挥特长的机会。林彪自从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之后，一路都是军方核心人物。而且林彪本人不喜欢搞关系，对谁都爱理不理。哪怕是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不高兴也不怎么说话。至于邓小平，林彪更不会放在眼里了。
邓小平善于搞政治，人缘很不错。比方说后来的十大元帅，邓小平和其中的九个关系都还行，包括宽厚的朱德，包括豪迈的陈毅，包括刚烈的彭德怀，也包括和林彪同样沉默寡言、师出同门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唯独和林彪关系不怎么样，好像预示着未来的不平静。
两人一起长征，依然是林彪的作用大于邓小平。然后是抗日战争，林彪受伤后去了苏联。邓小平一直在国内，但在战场上也没有突出的表现。整个解放战争，二人基本上也没有交集。林彪去了东北，在那里扭转乾坤，邓小平则和刘伯承一起驰骋于中原大地。
战场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是没法比的。不是邓小平不行，而是林彪太行。毕竟能在战场上和林彪相比之人，共产党内部，也只有寥寥数人。
离开战场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情形。邓小平一路走到二号接班人的位置，林彪一直被冷藏十年。政治上的邓小平和军事上的林彪一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凡是邓小平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坚定地去干。比方说初到井冈山，毛泽东在和国际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对的，就毫不犹豫地去挺毛泽东，不管结果如何。等到经济建设出现问题，邓小平又认定刘少奇是对的，决定跟着刘少奇干，不管结果如何。当年挺毛泽东的结果，邓小平成为“毛派”小集团中的一员。挺刘少奇的结果，沦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从人生经历上看，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两人交集并不多。如果一定要找恩怨，那就是高岗事件上，林彪和邓小平有点瓜葛。但是对立的种子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埋下了。看看林彪和邓小平两人的表态，就知道难以合作。七千人大会之后，身为政治家且会搞关系的邓小平成了务实主义者，身为军事家且不搞人际关系的林彪反而接过之前刘少奇造神的大旗、成为务虚主义者。从此之后，两人尖锐对立。当毛泽东想要再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只能使用林彪。那种情况下，两人已经无法共存，但毛泽东却想让他们共存。
文革初期，毛泽东让贺龙去和林彪搞好关系，贺龙去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到：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具体谈了啥内容现在不知道，很可能是一个谜。
但是说了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如何表态。
参照林彪和贺龙的谈话。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支持谁和反对谁的问题。贺龙回答，支持毛泽东。答案不正确。如果贺龙表态支持林彪，局势就不同。
邓小平的问题也是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邓小平的地位在林彪之上，之后林彪成为接班人。邓小平要想继续干，就必须表示对林副统帅的支持。估计邓小平的表态应该和贺龙类似，支持毛泽东，而不是林副统帅。所以谈崩。
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身边那些人，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不论战功还是资历，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没有资格或者能力取代他。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是谁呢，很可能在被打倒的那些人中间。因为在文革风暴之中，绝大多数实力派都成了“走资派”、“造反派”等等各个新门派中的人物。
从林彪的位置上假设，政治风暴如果突然转向的话，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对他很不利。即使不能把他怎么样，至少接班人位置肯定是没有了。
从此以后，文革初期，林彪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刘少奇已经完蛋了，再把邓小平搞臭，就没人能威胁到他的接班人位置了。开会时林彪批判邓小平：“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当时吴晗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吴晗打政治扑克，相当于说是敌我矛盾。当时一起批邓小平的还有肖华和杨成武，两人按照林彪的指示啰嗦一通。日后邓小平复出，肖华因为保邓小平出山没事；杨成武就没那么幸运了，只能去“吓唬台湾人”了。
被副统帅一阵狂批，工作自然没法干了。邓小平就对在场的康生说：“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康生对邓小平也不客气。
失去工作，只是一系列批判的开始而已。一九六六年十月份，毛泽东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林彪和谢富治又把邓小平一番狂批。谢富治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文革之后原本搞经济建设，很多活人都不再追究了。但是两个死人，康生和谢富治却被拉出来搞臭。康生的原因是得罪人太多，谢富治的原因主要是帮林彪批判邓小平。现在说起邓小平，都是正面形象。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有小心眼的一面，人之常情嘛。这是小的一面，还有大的一面：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人，要么抓起来，要么搞臭，死的活的都不放过。这是中国式斗争的游戏规则。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办法了，只剩下一招：检讨。不写不行么，当然不行。而且此前刘少奇都已经检讨了，邓小平一个人死扛也失去了意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号，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突起，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邓小平作了检讨。检讨书开篇写到：“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号的讲话”。
接下来就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扔泥巴：“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扔泥巴也需要技术含量：“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把所有责任承担下来，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后面还有很多，大概意思都差不多，把自己的“错误”摆出来：“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的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最后一段比较耐人寻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像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之前和林彪谈崩了，现在又来向林彪同志学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而且特意注明：“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不深刻么？已经很深刻了。而且强调这些检讨是“初步”的，如果需要，还可以继续写，写到你们满意为止。
最后把口号喊出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归根到底也就三个字：我错了。
看看这文章水平，简洁流畅，逻辑清晰，态度诚恳。毛泽东看到这个检讨很满意，阅读之后帮助邓小平修改了一番，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毛泽东还把最后那段中的“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
——过了，在毛泽东那里。
——但是邓小平还是没过，林彪不让他过。
邓小平转变得太快、太彻底了。如果邓小平过关，那么他还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还是可以威胁到林彪。林彪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第四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江青
贵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可能只有一个敌人。他还有一个天然的敌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伟大的女演员，江青女士。邓小平和江青原本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之后，和常住延安的周恩来等人经常见面，邓小平在外面和老战友刘伯承东奔西跑。然而人间事，仿佛自有定数，该来的终究会来。随着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越走越远，随着江青的地位越来越高，冲突就来了。文革揭幕，江青闪闪发光，邓小平则黯淡无比。重新洗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除了林彪取代刘少奇之外，江青也大出风头。
江青一般对落魄的人不太感兴趣，她的爱好在于把大人物打翻在地，比方说陶铸。但是怎么会和已经成为死老虎的邓小平结下梁子呢？因为一份政治局名单。
八届十一中全会非常有趣。原来的政治局七常委排名顺序，刘少奇排在第二位，邓小平排在第七位（干第四位的工作）。新的政治局常委新增四人，分别是康生、陈伯达、陶铸、李富春。身为文革二号反派，邓小平的排名从原来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是不是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名单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拟定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毛泽东还有自己的安排，这个稍后再说。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其他人也没意见。
如果事情就这么定下，邓小平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点。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跳出来指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排名上升，不科学。
江青认为邓小平应该往后排，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后。但她又担心，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小平。同时她向毛泽东建议，把陶铸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她认为，陶铸为人厉害，可以压住邓小平。当然陶铸并没有因此买江青的帐。
江青虽然和毛泽东做了几十年夫妻，和周恩来相识几十年，但是很显然，她不了解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用心。二人想保邓小平，实际上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就没法玩了。
就这样，周恩来把原来第十位的陶铸放到第四位，代替刘邓干活。然而江青没想到，很厉害的陶铸上台之后成了“刘邓的保皇派”，随即成了文革第三号反派。陶铸被打倒之后，文革走向最大限度的混乱，灾难的种子就此种下。
随后江青就把邓小平给忘了。直到十大之后，邓小平再一次站在她和她的伙伴面前。邓小平可没有忘记江青，邓小平很明白，眼前的婆娘是大展拳脚的障碍。
文革中，凡是得罪林彪或江青一人，下场都很惨。邓小平同时得罪了两个，却活得好好的，而且成了日后二位的判官。什么情况？因为邓小平有保护伞，两把强大的保护伞。
第五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夺权开始，人民日报元旦宣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范围内掀起夺权高潮，对“牛鬼蛇神”全面攻击。
红卫兵进行疯狂夺权时，刘少奇逐渐失去了自由。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一样。但是邓小平的处境比刘少奇好很多，关键因素就在毛泽东。
四月一号，戚本禹发表那篇批判刘少奇的大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中，年轻的“戚大帅”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顺便给邓小平也取了一个名字：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算把两人放在一起公开批判。按照当时那个情况，除非毛泽东出手，否则邓小平的命运仿佛已经注定。
邓小平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邓小平对汪东兴表示：外面大字报中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到邓小平家，说主席要找他谈话。邓小平赶紧起身，跟着徐业夫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才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家中。
两人说了啥呢？主要是毛泽东询问邓小平上井冈山之前，离开红七军去上海的事。当时各种款式的大帽子满天飞，但是要批判某人，只有两款帽子最具备杀伤力，一个是里通外国（对彭德怀），另一个是当过叛徒（对刘少奇）。邓小平没有条件里通外国，那只能往叛徒上扯了。要证明某人是叛徒，最佳的途径就是被捕过或消失过一段时间。邓小平没有被捕过，于是就往消失的那段时间上扯。当时邓小平去上海办了两件事，一是向上海中央（可以说是周恩来）汇报情况，二是去看望生病住院的第一任老婆。
对比一下毛泽东对待刘少奇的态度就明白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仅仅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询问邓小平那个情况，就是说对邓小平还抱有希望。不然被定性为叛徒，邓小平只有死路一条。
此外还谈了两件事也很有趣。毛泽东还批评邓小平说，派工作组进高校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告诉邓小平，你该批。邓小平表示接受批评。毛泽东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邓小平没有表态。那个情况下，邓小平说林彪好话，显然是假的，估计要遭殃；说林彪的坏话，相当于说毛泽东看人不准。只能沉默。
最后毛泽东告诉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
毛泽东当时替不少人说过话，但有时候说话不见得管用。比方说他的保健医生傅连璋就没有保住，比方说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之前，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关键还是要看行动。毛泽东把邓小平交给汪东兴监管，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大总管，自然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所以一九六七年夏天，各种残酷的批判大会轮番上演，邓小平那里却相对平静。其中的一个原因，刘少奇是最大的那一个，在前面吸引了全部火力。另有陶铸作为保皇派，在后面吸引了部分火力。毛泽东仍然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别对待。
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毛泽东又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么做有何目的呢？根据当时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大笔杆子王力回忆，毛泽东在七月十六号，也就是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前三天和他说过一次话：“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按照一般理解，是要把邓小平当成后备干活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毛泽东从来就不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国共争霸之初，共军处于劣势，中央五大书记分开。毛泽东留在陕北，朱德东渡黄河。文革进行到一九六七年夏天，军内反对派全部没了，只有林彪一人独大。毛泽东本想保住贺龙，牵制一下林彪，但是贺龙没有保住。能文能武，能对林彪有所威胁的，也只有邓小平了。邓小平在军内的影响力和地位没法和林彪比，但邓小平搞政治的能力不是林彪能比拟的。
既然被打倒，专案组是必须成立的。邓小平专案组成立了，在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高手的运作下，邓小平自然是全身一团漆黑，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亮点。林彪批判邓小平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条是二野和四野争功。依据倒是很明显，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那个时代，毛选就是“最客观”的一种存在，至高无上的依据。拿这个来指责邓小平，谁也不能说啥。这是小事，并不致命。致命的是第二点：红七军临阵脱逃。红七军是邓小平拉出来的队伍，如果说红七军临阵脱逃，那邓小平的问题就大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刘少奇因为个人一点小原因就完蛋了，如果说毛泽东要是下决心修理邓小平，这个罪名足够邓小平去见马克思了。
林彪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然而毛泽东说邓小平没有历史。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第六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周恩来
周恩来和处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不同，无法站在最高点帮助邓小平，只能在执行者的位置上给予悄悄的关怀，同时也是很实际的关怀。那种关怀，从欧洲就开始了，在邓小平成为毛派代表之后依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巅峰。
文革反派中，一号刘少奇和三号陶铸都没能挺过去，而邓小平存活了下来，除毛泽东有意保护之外，就是周恩来的暗中呵护。翻开文革那些浩如烟海的材料，就会发现邓小平遭受的批判要小很多。尽管他的日子不好过，但比起同时期的那些老干部要好多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基本上全部来自林彪。
九大之后，完全处于林彪掌控之下的军委办事组搞了一个惹毛泽东不快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紧急备战，各位老干部被疏散到外地。在毛泽东的亲自要求下，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江西是程世清的地盘，程世清是林彪的人。按照一般情况，头顶二号走资派大帽子的邓小平到江西的日子不会好过，然而邓小平的日子虽然不好，却还算平静。
周恩来亲自给程世清打电话，要照顾好邓小平。为了增加分量，周恩来还把毛泽东搬出来：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
从日后毛泽东南巡时看得出，程世清是个聪明人，很懂得站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安排，自然非同小可。程世清马上表态：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房间装暖气，出行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
这些条件在当时已经算优待了。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他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周恩来指出：应该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附近。生活待遇上，周恩来提出：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如此具体的指示，非常罕见。
第一节 小平小道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邓小平一家被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将军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两者之间相距一公里半。此后三年，邓小平就在那段小路上往返上下班。日后那条路成为“小平小道”。当时邓小平六十四岁。
那条小路本身没啥稀奇，稀奇的是那条路上的邓小平。每个人，特别是影响历史走势的人物，终究有那样一个时段完成人生的升华，之后为常人不能为之事。比方说写万言书之前的彭德怀，比方说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刘少奇，都有明显的迹象。
那么邓小平的人生升华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在那条小路上。
之前的邓小平足够优秀，棱角分明，但还不是日后那个后毛泽东时代扭转乾坤的巨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支持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支持刘少奇，都很果断。这是他和周恩来不同的地方。中央苏区时代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价值，却不敢明显表态支持。大饥荒之后的周恩来，也知道刘少奇的价值，最后还是上了文革的列车。
邓小平的棱角，邓小平的果敢，让他做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决定。但是反过来看也很明显，那种不管不顾的做派，如果没有背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很可能早就凋零了。这些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当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最后成熟。他跟着毛泽东走，跟着刘少奇走，还没有想到要自己走。他终究是一个需要自己走的人，他的能量，必须要在自己走之后才能完全释放。
那么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想到了啥呢？先看看邓小平的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号之后，邓小平换上工作服到工厂上班。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工厂方面最初给邓小平安排了最轻松的活：洗零件。但是那个活需要蹲下、站起、蹲下、站起，如同一套单循环的广播操，对邓小平并不轻松。因为邓小平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老腰受不了那样的折腾。工厂方面又让邓小平去绘图，邓小平也不适应，因为绘图需要长时间使用眼睛。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了。最后邓小平操起老本行，当钳工。当初在欧洲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钳工，很熟悉。邓小平的工作内容：把直径二十毫米的螺丝，按图纸的定位点要求，用钢锯锯掉四分之一，再用锉刀锉平。
如此活计，邓小平干了三年，相当敬业。工厂条件并不好，夏天热冬天冷。邓小平是冷天也要出汗，热天也要出汗。但是邓小平从来不增添额外的麻烦，冬天不要求火盆，夏天不要求风扇。出汗了，就自己扇扇。
从某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也挺有趣，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被打倒之后，变成了职业工人，蓝领。更有趣的是，邓小平不仅当工人，还兼职农民。
和邓小平住在一起的，还有继母，年纪大了。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邓小平在小院子里开荒种菜，改善一下餐桌；而且还养了几只鸡，可以下蛋，改善营养。
上班当工人，下班当农民。
晚饭后，邓小平会听新闻广播，看看报纸。日子过得平凡、平淡、平稳。
但这些只是表象，邓小平的内心，肯定掀起过很多波澜。
客观角度看，邓小平的生活水平很一般。用现在的眼光看，很差。即使普通农民或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好过这个。他是邓小平啊，高层数得着的几个人，即使被打倒了，也是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关照的，生活上理当不是问题。要知道，在秦城监狱的那些人也不用为生活担心的。实际上邓小平的生活水平比当时的普通农民工人要好很多，可见当时全国生活是什么样子。
如果换成一个得过且过之人，当然没意见，但他是邓小平，是想要东山再起，想要大干一番的，他就不能不思考。
思考啥呢？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总体上看，无外是个人追求和国家前途。
个人追求方面：年纪轻轻远渡重洋寻求救国之道；回国后出生入死几十年，一直在为一个目标奋斗；坎坷辗转之后，又落回基层。想当初要救国，建国之后却发现一切并不简单。落到基层又发现，辛苦依旧。几十年了，相当于一个轮回。
国家前途方面：一九四九年建国，二十多年了，除了第一个十年还算顺利之外，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不平静，如果大饥荒还是政策失误，没有经验；那文化大革命算啥？把所有人都打倒，结果怎么样？自己六十多岁了，回到了解放前，又变成农民和工人，依然辛苦。
在邓小平那个层次上，个人追求和国家前途是连成一体的。两者均不顺利，情何以堪？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其实答案很清楚，当初邓小平出国、干革命，都是因为国家贫弱，多灾多难，任人欺凌。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缺乏很多东西，缺吃的，缺住的，缺各种机械，缺各种武器。建国二十年，虽然国家不再受气，国人不再受欺负，但还是缺衣食住行等很多东西。虽然比以前好一点，但依然很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方式中，依然看不见解决问题的希望。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搞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毛泽东更好。如果连毛泽东都搞不好的政治问题，其他人也不用再搞了。
——怎么办呢？只能转变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改革。
如果说刘少奇调整经济的思想诞生于湖南四十四天考察，那么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就是诞生在江西那条小平小道上。
按照邓小平当时的处境，想多少都是白搭。因为他是戴罪之身，只能干工人和农民的活计而已。他的对手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一世的样子。邓小平走啊走，相当苦闷。
然而世事如棋局，机遇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突然之间，晴天霹雳，文革之中最震撼的事件，高高在上的林副统帅远走他乡，葬身异域，整个权力系统必须再一次洗牌。邓小平的机会来了。
第二节 机遇
九月十四号，邓朴方通过短波收听到一个外国电台，说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当时蒙古是苏联小弟，中国飞机在蒙古出事，很可能是中国内部出事的余波。邓朴方就把这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久经风浪，没说啥。十八天之后的国庆节，没见林彪的身影，也没听到林彪的声音。于是又有人推测，出事的可能是林彪。邓小平也没有表态。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林彪党羽了，四大金刚都已经被隔离审查。只是周恩来的保密工作搞得太好，外界不知道而已。直到十月中旬，地方党支部才得到消息。十月底，林彪出走的信息全部公开。
十一月六号，邓小平去工厂听中央文件，关于林彪的事。直到那时，邓小平才确信林彪死了。当天邓小平在厂里没怎么说话，回到家中才放下坚硬的外壳，兴奋地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不容。而且摆酒庆祝。
这话啥意思呢？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要不是林彪，邓小平不会如此惨。这是第一层，但没有到天理不容的级别。第二层意思：邓小平思维成熟之后，和林彪那一套更远了。当时想要搞改革，难上加难，林彪就是最大的绊脚石。林彪的死，意味着邓小平的机会，复出的机会，实现政治主张的机会。
所谓天理，是邓小平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治国之策略。
第三层含义：政治表态。文革开始，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头号心腹。为了林彪，毛泽东基本上让所有林彪不爽的人都靠边站了。然而林彪竟然如此决绝，毛泽东很伤心。邓小平是了解毛泽东的，所以他决定在毛泽东需要人的时候表态，希望东山再起，撼动天下。
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两天之后的十一月八号，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从四年半之前，毛泽东深夜找邓小平谈话之后，邓小平一直没有和毛泽东联系过。邓小平的事，写信和汪东兴联系。这一次事关重大，邓小平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那封信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这应该是邓小平的真实感受。
态度要亮出来：“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不论如何，都跟着伟大领袖走。
顺便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俺在江西安分守己，好好劳动改造，没有任何多余动作。林彪那厮野心大，想陷害伟大领袖。俺可是忠心耿耿的。
写这些的目的很简单：“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衷心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
这还是那个棱角分明的邓小平么？显然不是。但这是邓小平复出的起点。
毛泽东看到信后，心中动了一下，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
第三节 复出之路
之后就是在陈毅的葬礼上，毛泽东说话，周恩来造势。尽管如此，邓小平复出并不容易，一直拖了一年多。整个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都在“解放老干部”，试图扭转文革走势；毛泽东不认同周恩来的做法，两人分歧越来越大。那种情况加速了邓小平的复出。
毛泽东需要一个可以帮助分担或者说可以制衡周恩来的人。
周恩来需要一个人做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
但是邓小平的问题不好解决。文革大戏中，他出演二号反派。在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时候，让二号反派复出干活，光理论工作就不好弄。再说还有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坚决反对。即使毛泽东也不好做文章。他还要等待，等待啥呢？邓小平知道应该怎么办。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号，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另外一封信。信的内容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的那封没啥区别，写的大部分都是揭发林彪的问题。
揭发林彪的第一个问题：“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揭发林彪的第二个问题：“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揭发林彪的第三个问题：“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与罗的关系很坏”。
揭发林彪的第四个问题：“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时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揭发林彪的第五个问题：“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第二点呢？）
这几条，把林彪身上能罗列的错误都涵盖进去了，而且还掺合了邓小平的自我辩护。接下来又揭发了陈伯达。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些东西整个社会都在说，基本都说烂了。
重点是中间那一段，邓小平的自我剖析：“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确切说就四个字：永不翻案。
毛泽东打倒刘邓，就是因为不同意刘邓那一套。启用邓小平，法理上最难的一点就在于，邓小平本就是文革反派，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反派上台，本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如果这个反派再搞一番手脚，那么文革就彻底完蛋了。
林彪出走，也无非是文革实践的失败。
邓小平再翻案，那文革连理论都要破产。
从毛泽东的角度上说，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都要被认同。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这个没得商量。只要他活着，绝对不允许有人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即使不满也得放在心里。如果心里实在放不住，那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言自语。想要说给别人听，不好意思，能得到的只有口水和拳头。
邓小平正是深深地理解这一层，才“庄严”承诺：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想法和周恩来一样，文革到了这个程度，应该转变了。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即使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已经决定行动，也不能说出来。
政治第一要诀：妥协。
不懂妥协，啥都没有。邓小平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必须想办法取得权力。取得权力的前提就是妥协，必须消除毛泽东的顾虑。
不仅如此，邓小平再次自我批评：“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重点在建国后，邓小平说：“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看看吧，检讨得如此彻底。身为一流政治家，除气度、眼界、魄力之外，同时要兼具政客的生存伎俩。即使邓小平的反对派，除胡搅蛮缠之外，也很难找出更多的错误。
毛泽东一看，差不多了。十一天之后的八月十四号，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个批示，相当于毛泽东亲自为邓小平说话了：毛派头子，政治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历史上没有投降过敌人，不存在变节问题（刘少奇的罪名就是“叛徒”）；没有屈服苏修，就不可能里通外国。
——在这些条件下，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这几条前面那句话：“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句话又被江青和她的伙伴们抓住，做文章。八月十四号当天，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中央政治局。
第四节 重上井冈山
这世界上嗅觉最敏锐的群落是谁？如果回答记者，你就错了，至少在中国，绝对是官员。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中央政治局后，邓小平的处境明显好转，江西省各路大小官员以各种名义前来探望。回想前三年门可罗雀的情形，真是衰在闹市无人问，兴在荒山天下知啊。当然邓小平见惯了风霜，很淡定。
前面说过，邓小平的思想成熟在那条小路上。现在活动自由了，邓小平要怎么办呢？出去转一转。十一月十二号，邓小平离开“将军楼”，前往井冈山，名义上是走一圈，看一看；实际远非如此。他是想大干一番。
井冈山在共和国、共产党、共军历史上有着极为独特的地位。没有井冈山朱毛会师，共军走势怎么样是一个未知数，共产党的命运也将改变。建国之后的半个世纪，都是井冈山出来的人主导共和国走势。井冈山是共产党事业的起点，是共和国事业的起点，也是邓小平事业的起点。文化大革命，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井冈山内部的人思维不统一而已。看看几个最重要的符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井冈山出身。而且在他们重新选择之际，基本上都要回井冈山转一圈。
一九六五年一月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刘少奇在走到毛泽东对立面的情况下依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七十二岁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三月份从北京到武汉，在两湖停留了四十四天之后，于五月二十一号重上井冈山，沿着秋收起义的路再走一遍，一番回忆、一番观察、一番说笑之后回来。接下来就是批判罗瑞卿，拉开文革大幕。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的第二次战略性选择。
四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文革高潮过后，权力重组，收获甚大的林彪重上井冈山。林彪的阵势非常可观，包括四大金刚在内，一共一百多人。林彪心情不错，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地”。这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林彪么？不太像耶。要知道林彪对领导通常都惜墨如金，怎么会对警卫员说这么多。
要知道林彪已经六十二岁，身体不怎么样，平时出门都不怎么方便，理应去苏杭那种宜人之地疗养，而不是去山沟里颠簸。林彪不仅参观了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还触景生情，几度要流泪。不仅如此，林彪还诗兴大发，填了首很蹩脚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这是干嘛，是在庆祝九大胜利么？也许吧。不过要庆祝胜利，也不应该跑到荒山野岭吧。再说他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位置上，他还没到要庆祝胜利的时候。那么他在干嘛呢？几个月之后，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其实很明显：林彪想大干一番。
看看毛泽东和林彪的动作就知道，凡是重上井冈山的老人家，都不简单。接下来的动作更不简单。那么邓小平呢？他和毛泽东、林彪都不同。井冈山是他们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们第二次选择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想要再一次革命，如果说林彪想要争取更多权力，那么邓小平考虑的重点则是传承。
第五节 传承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已经完全成熟。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所谓怎么走，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改革。邓小平确实是那么做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绕不过：如何对待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活着，没人敢说什么。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八十，身体状况很不好。那么毛泽东死后呢？换句话说也就是毛泽东死后，那面旗帜该如何利用。
那是一个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动荡。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得一文不值。赫鲁晓夫希望用否定前任的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历史证明，那种方式并不好。因为赫鲁晓夫本人被勃列日涅夫用非正常手段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死后，戈尔巴乔夫直接让苏联解体。实际上集权体制中，否定前任的做法是一副毒药，迟早要自我崩溃。当然，一九七三年的苏联处于鼎盛时代，丝毫看不出解体的迹象。但邓小平已经在思考，如何继承毛泽东遗产的问题。
如何证明邓小平重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有关呢？看看他行走的路线即可。
一九七二年的邓小平六十八岁。他在井冈山都干了啥呢？也没啥花样，也就是到处走走、看看，也想大干一番。十一月十三号，邓小平到永新县，看了“三湾改编”旧地，感慨：“‘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
创举，即党指挥枪，奠定了党和军的基础。
毛泽东重走秋收起义路线，实际上是想再干一番。邓小平第一站是“三湾改编”之处，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仅仅想大干一番，可以直奔当年他自己战斗过的地方，他当县委书记的地方。然而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自己战斗过的那些地方，对共产党和共军没有决定性意义。他这次复出，是要去中枢神经掌控大权的。他要继往开来。
邓小平的第一个选择就暗示：他要继承毛泽东，而非否定毛泽东。
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可能：邓小平向毛泽东示好，在变相拍马屁。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放在实际情况中分析，如果邓小平要拍马屁，他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宁都。一九三二年，毛泽东在宁都挨批，丢了军权。一九三三年，邓小平作为“毛派头子”，也在宁都挨批。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两人一同落过难。宁都是他们共同落难的地方，最能引起毛泽东共鸣。
邓小平去的第二个地方叫茅坪坝，朱毛会师之处。那地方和邓小平也没关系。但朱毛会师之后，共军千回百折之后，终于浴火重生。邓小平还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邓小平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挥，传统丢不得”。邓小平又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当然邓小平去那里不是发表感叹的，而是实地考察。考察结果非常不妙，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这话一般人看来，就是套话，当然大多时候从大多数嘴里说出来都是套话。而联系到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能发现，非常沉重。
毛主席闹革命，那是三十年代的事，很穷，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乱世，人命不如狗的乱世。邓小平再去，已经是七十年代了，还是很穷，就很悲凉。毕竟建国二十多年了，一代人的时间了，而且是和平年代。联系到他在那条小道上思考的三年就知道——以后会好的——包含很多。当时没人知道包含多少，甚至没人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才慢慢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当答案慢慢浮出水面时，众人对邓小平只有无休止的恭维，而忘却了当初在茅坪坝（朱毛会师之处）（共产党龙兴之地）说的简单朴实的言语。
好吧，当年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路，带着大家从这里奔向一个有希望的新方向，如今陷入了死胡同。我将从新开始，从头再来，我将带领大家奔向另一个有希望的新方向。
邓小平在井冈山一共呆了五天，随后又去了不少地方，接见了一些人。所见所闻都指向一个目标：小平小道上思考的结果是对的。
要说邓小平在井冈山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也不见得。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那块，邓小平对一位刚刚被“解放”的老战友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说到林彪则是：“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看看这些话，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几个人的评价大体是真实的。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有那么几个书生胡闹”这种话，估计他自己都不信。几个书生，绝对翻不了天。这事说明，邓小平在回避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话题，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由邓小平的刻意回避可以看出，前方并不太平。
第六节 难题
关于邓小平复出这样一个课题，周恩来文章的最后一节是谭震林。陈毅死后，谭震林就是二月逆流的头号反派。当初毛泽东就是听见谭震林的大放厥词才忍不住怒火。如果让谭震林复出，邓小平的事就好办了，相当于有了台阶。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号，周恩周恩来写信给汪东兴和纪登奎：“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信的重点还是关于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如此这般反复折腾了几次，到了一九七三年。过完春节之后，邓小平离开“将军楼”，回到北京。时间是二月二十号。汪东兴负责安排邓小平在北京的生活。周恩来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职位问题。所谓讨论，也就是与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继续扯皮。扯了半个月终于有了结果：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号，中央发出一份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复出了，暂定为国务院副总理。
林彪死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到陈毅葬礼上毛泽东放出风声，再到邓小平写信，再到周恩来一手推动，前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是不是效率太低了？答案，恰恰相反，不是太低，而是效率太高了。要知道，在政局大环境不便的情况下，一年半的时间让一个“国家敌人”变成国务院副总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些只是开始而已。
就在邓小平复出当天，周恩来向政治局请“病假”，休息两周。周恩来当时身体很差，长时间以来都是硬撑着干活，病情在迅速蔓延。周恩来请假期间，中央政治局由叶剑英主持。实际上是一个过渡，从叶剑英过渡到邓小平，由叶剑英帮助邓小平进入角色。这是政。
再看党：周恩来休假完毕，开始筹备中共十大。筹备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随后的十大，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集权制国家，腰杆子有多硬，要看在军方有多少发言权。十大之后，叶剑英提议让已经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军内兼职，毛泽东同意，随后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决心撑邓小平到底，在政治局宣布：“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并且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那情形仿佛又回到十六年前，毛泽东最后一次访问苏联，面对赫鲁晓夫评价接班人的情形。十六年过去了，仿佛邓小平还是邓小平，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变过。
此时最开心的人是周恩来。尽管他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尽管他的处境非常艰辛，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能干活的人，相当开心。周恩来写下邓小平的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如此一来，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然而邓小平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庆祝，前途漫漫，压力巨大。
压力之一：邓小平只是复出而已，并没有彻底平反，各个款式的帽子还在头上。因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还在进行，帽子不能摘。如果连邓小平头上的帽子都能摘下，相当于说替绝大多数人平反。好在中国的政治很神奇，男权时代可以出现女皇帝，皇帝也可以是傀儡，关键不在于头上是皇冠还是纸篓，而在于手中是否有权。只要手中有权，头上的帽子款式差一点，大家也会装作看不见。对此邓小平相当有心得。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把手，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均在幕后掌舵。
压力之二：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复杂。从一九六七年算起，邓小平失去自由已经六年了，又老了六岁。好在六年时间里一直在适当地进行体力劳动，身体没怎么衰退。六年之前的那个行政系统已经基本上被打碎了，熟悉的机构已经无法运作，熟悉的人早已面目全非。尽管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但他们和邓小平一样，失去自由很久，离开岗位很久，又老了好几岁，一时半会儿难以进入角色。文革上来的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依然相当神气，到处煽风点火，却不能干活，惹人心烦。他们不仅不会帮忙，还会到处添乱。
对这些，邓小平早已有心理准备。虽然足不出户，对天下大事还是有所了解。毕竟他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报纸。以他的政治阅历，根据些许资料就能判断大局走势。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他的行动就基本上自由了。但是有一件事，他非常难办。
第七节 邓小平批判周恩来
邓小平复出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批判周恩来。
前面说过，批判周恩来以十大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十大之前是一段，十大之后是另外一段。十大之前那一段，主要原因有两个，有权谋相争的部分，关键还是为接班人让路。十大之后这一段就不同了。接班人位置已经有人了，邓小平复出，有人干活了，周恩来不再像十大之前那般不可或缺。此时再批判周恩来，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邓小平。
从毛泽东角度看，邓小平复出是一件好事。毕竟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或取代）周恩来干活的人，或者说牵制周恩来的人，或者说分散周恩来权力的人。实际上从一九五四年之后，邓小平扮演的都是那个角色。只是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经历核心决策层的磨练，政治上还不成熟，不足以取代周恩来。
从周恩来角度看，邓小平复出也是一件好事。由于角色定位不同，周恩来的位置很尴尬，每一个接班人倒台，周恩来的实际权力（干活）就会瞬间增多。新接班人上台，周恩来又要检讨、挨批，威望丧失。可笑可悲，但也没办法。毕竟周恩来不是领袖，也不会走上领袖岗位。如果他威望太高，就会削弱领袖的威信。如果领袖是毛泽东还好，换成其他人，就会提前进入“第二代领导核心”时代。但当时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接近油灯燃尽的时候，生命之火正在慢慢熄灭。从替代者的角度看，没有人比邓小平更合适了。
邓小平的复出，相当于在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充当缓冲区。这是其一。其二，避免了周恩来死后，没人能干活的尴尬。毕竟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的教训历历在目。周恩来的后半生很像诸葛亮，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好有邓小平。周恩来表示很欣慰。
从邓小平的角度看，更是一件好事。那意味着他拿到了更大的权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壮志雄心。毕竟周恩来已老，毛泽东已老，能够接过巨人担子的，也只有他一个了。如果把权力抓到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死后，不管谁上台（自己上更好），都要听邓小平的话。但是在这以前，他还要配合毛泽东，批判周恩来。
十一月十号，基辛格再次访华，和周恩来商谈中美合作的基础，内容包括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等。会谈中，周恩来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做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周恩来讲的是当时中国的战略底线。
关于军事技术合作。基辛格提出建立中美之间的热线联络，基辛格提议：“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此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就是这个事，导致了毛泽东大发雷霆。其实美国人提出的条件也不算过于苛刻，但毛泽东却认为周恩来说错了话，向美国人服软。于是一系列批斗会兴起了。
从十七号开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判周恩来。也就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毛泽东给批判大会定下的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毛泽东对会议参与者强调：“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谁。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江青和她的小伙伴们一如既往地活跃，摩拳擦掌，填火药、装炮弹，想要终结周恩来的政治寿命。现在看他们上蹿下跳的样子或许会感到可笑，但是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江青有理由得意忘形。毕竟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没了，林彪也没了。尽管决定刘少奇和林彪命运的不是江青，但以她演员的本质，有理由把“成绩”归功于自己出色的演技。重量级的人物就剩下周恩来了，再折腾掉周恩来，仿佛天下就是她的了。
江青首先提出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眼见来势汹汹，周恩来做了一些自我检讨，想过关。然而批斗会不仅没有过关，反而温度越来越高。江青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指责周恩来“蒙骗主席”，指责周恩来“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反正所有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以街头大妈的方式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而且不给周恩来申辩机会。即使周恩来大师级的忍耐能力也受不了了，当场拍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早在邓小平重返核心阶层之前，江青和她的小伙伴们就想把周恩来轰掉。那样的话，她就是真正的红都女皇，要蜜有蜜，要糖有糖。全然没有意识到，没有周恩来，她连西北风都喝不到，只能自己折腾自己。
如果江青足够聪明，就应该意识到，她之所以能在刘少奇和林彪倒台之后继续威风，就是因为有周恩来在那里撑着。如果江青足够聪明，她应该想办法让周恩来多活几年。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在世，江青断不至于去秦城监狱颐养天年。
然而江青看到的只是周恩来挡路。她和她的伙伴们感觉唠叨那些难听的话还不够，就依葫芦画瓢，按照斗争原则提出一个口号：十一次路线斗争。林彪的事，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明摆着冲着周恩来去了。林彪的路线斗争，那是建立在林彪已经葬身大漠的事实根据上。周恩来还在拖着病体兢兢业业地上下班、加班。
江青给周恩来编帽子的手段也很拙劣：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从句式上看，就很主观。要知道，玩政治不是写文章，是需要联系实际的。然而江青不管那些，调子越来越高，高出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再次给江青泼冷水：“就是有人（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下及待”。这倒是实话，江青的目标也是继承毛泽东的位置。
如此情况下，邓小平就扮演着一个很难演的角色。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江青的指控，毛泽东否定了江青的指控，但批斗会还是要继续。是不是很奇怪？确实。怪就怪在邓小平那里。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核心部分其实很少。批判周恩来的核心，并非江青精彩的表演，而在于邓小平的表态。
邓小平对此心知肚明。周恩来的威信已经很高了，如果邓小平不表态，相当于继承周恩来的一切，那样对未来的接班人依然不利。但是邓小平又不能如江青那般，大喊大叫地批判周恩来。那样既不理智，也显得很没水平。怎么办呢？邓小平把他的政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邓小平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办法，以“忠告”的形式告诉周恩来：“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而且是点到为止，说完即转移话题，谈论国际战略去了。
邓小平的话相当重，大概有两次意思。一是毛泽东的担忧。一把手对二把手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放心。考虑到两人都是风烛残年，已经没有力气继续折腾了。第二则是提醒周恩来，二把手的位置，一直都是其他人窥视的对象。江青一个劲地折腾周恩来，就是想到那个位置上。但这只是明里话，还有另一半的暗语。
暗语就是，周恩来的地位已经威胁到接班人。这话没有说出来，却是事实。只要周恩来在，任何一个除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都不可能驾驭周恩来。之前五十年的党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没有点出来，也没法点出来。一年之后，邓小平自己就栽在这个暗语上。因为邓小平放手整顿，触及了文革底线。
周恩来听到邓小平的话之后自然非常伤心。因为五十年以来，他只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而已。他辅助过所有领导人，却从没走向最高领袖的位置。从毛泽东的角度看，邓小平做得非常好。通过批判周恩来的方式代替周恩来，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政治局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当众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第三个原因
看看批判周恩来的时间点。尼克松访华之后是第一波，蜻蜓点水，并不严重。那个时候，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要敲打一下周恩来。当然咯，那是毛泽东的惯例。每一次周恩来权力大增时，毛泽东都会及时让周恩来检讨。
第二波是在十大之后，逐渐升温。当时周恩来正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按道理说不是批判周恩来的好时机。但批斗会还是如期到来。主要是确立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问题有两条，毛泽东的接班人，不论是王洪文还是后来的华国锋，都是威望不足。如果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必然是虚的。所以为了接班人谋划，必须批判周恩来。批判周恩来也为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布局里面，邓小平算是周恩来的接班人。为了邓小平的顺利接班，也必须批判周恩来。
同样是接班人，为何都要批判周恩来。应该是领袖和执行者的差别。领袖的威望可以无限高，缺点可以无限少。他的接班人也必须尽可能的接近领袖。周恩来处于执行者的位置。执行者威望太高，就会影响领袖接班人。同理，如果执行者的接班人继承执行者的一切，那么接班人位置就会拔高，所以邓小平接班周恩来，也要批判周恩来。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对周恩来的批判并没有结束。一九七四年再起波澜。当时的主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判林彪，可以理解，毕竟林彪出逃属实，而且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据。那种情况下，当然要批判林彪。
批孔子，也可以理解。毕竟从五四运动以来，孔子就被认为是反面典型。他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奴才思想，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源之一。共和国诞生于血与火的革命之中，和孔子那一套也是相去甚远。
批周公什么意思？而且和孔子与林彪放在一起。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仅仅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两人一同演绎着和而不同与斗而不破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一生战友无数，若论相知之深，当属周恩来。毛泽东一生对手无数，如论相知之深，当属周恩来。之前那些和或斗，已经说得很多了。周恩来一辈子，没少被毛泽东敲打，油灯燃尽的周恩来还要面对来自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就那般无情么？事实上，就在最后时刻，毛泽东写给周恩来一首《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这首小诗也就是刘邦《大风歌》的现代版。那是毛泽东的绝笔诗。仔细看一下，就发现其中的无奈和辛酸。
那个时候，开国第一代创业者基本凋零。所剩者，也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几人而已。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不久于人世。邓小平也七十多岁了。既然所剩无几，就应该好好休息啊，就应该培养接班人啊，干嘛还要批判周恩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又非常容易的答案。
迄今为止，凡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们，要么避而不谈，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要么蜻蜓点水，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一笔带过；要么就是拼命掩饰，好像没有那回事；要么就纯粹的权谋分析。只要稍加分析，就发现这些答案均站不住脚。要说权谋，那是有，但时间是在尼克斯访华前后。掩饰根本没必要，掩饰一时，掩饰不了一世。蜻蜓点水解读也不可取，糊弄中学生都未必有用。
其实问题的答案非常容易：毛泽东需要在国人头脑中植入一种意识形态。
但是要解决这个看似容易的答案又很不容易，必须站在毛泽东角度上解释文革。这一切的前提是，首先弄清楚毛泽东。他一生中遇到很多难题。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解题高手。但是在文革这道题上卡了壳。
好吧，再看看毛泽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