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个法宝
前面谈到庐山会议。在庐山之上，说点真话的彭德怀被推入人生低谷。现在大家都在为彭德怀惋惜，认为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为国为民做了重大贡献之后晚景不应该如此凄凉。更有甚者提出了种种猜测。前面把这种顾虑和猜测过了一遍，讲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那些烂账，讲了刘少奇和彭德怀之间相互不顺眼。然而大家也应该明白，彭德怀冤案的前提是大跃进。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庐山会议。
没有大跃进作为背景，彭德怀也就不会写信，会议在七月中旬就结束了。没有庐山会议导致的惨痛结果，彭德怀的事也不会如此刺眼。
如果把事情连起来看，那些在庐山之上批判彭德怀之人，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若干年之后都体会到了彭德怀的痛苦。比方说大跃进时代的弄潮儿们，大饥荒之后，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文革兴起之时，凡是在世的无一例外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比方说李井泉在文革中的遭遇。不仅如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在反思，甚至在煎熬。比方说沉痛反省的吴芝圃。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一度迷茫恐慌，最后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决然地发动文革解决问题。他的这些做法，如今依然遭受非议。
要说那些人真的是个个跟彭德怀有深仇大恨？绝对瞎扯。要说那些人都是毫无缘由地跟着毛泽东？也是瞎扯。比方说贺龙和林彪，并不是一直都是唯唯诺诺之人。文革开始之际，贺龙站在刘少奇一边。文革后期，林彪的种种选择，都表明他们不是那种只会溜须拍马之人。
那么这一切应该从何说起呢？
抛开感情上的是是非非不谈，庐山会议本质上是要不要继续大跃进的问题。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看，都知道当年不应该搞大跃进。那为啥还要搞？这要从建国思路说起。
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本来不想在这里提毛泽东的建国思路，这块放在最后面毛泽东的篇章里讨论更为合适。既然行文到此，不说就乱了。毛泽东的建国思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路，而是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思路。毛泽东作为那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所以这里就说是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毛泽东要把中国建成啥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及毛泽东追随者的说法，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世界还在遥远的未来，没有人知道是啥样。
因为那是一种理想。
就算有人可以穿越过去看看，再穿越回来讲给大家听听。我们估计就跟对待陶渊明的桃花源、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心情，听听，感叹一番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穿越，也就没有办法认真对待。如果能找到穿越的办法，也会认真对待，不是吗？谁愿意在现实中忍受强权挤压、欣赏资源占有者耀武扬威、为了无聊琐事耗尽一生！
然而根据马克思列宁及其追随者写的书，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物质极度发达。如果生活在那个世界，从北京到上海，想步行就步行，想开飞机就开飞机，甚至可以坐潜水艇从下水道驶入渤海湾、穿过黄海、再从东海黄海分界线驶入长江口、再驶入黄浦江，多爽！而且是按需分配。啥意思呢，就是说你需要吃鱼翅，就有鱼翅给你吃，不需要考虑人民币的问题。你去北京游玩，不仅不需要各种门票，还不需要考虑衣食住行。大概就是这样。
绝对意义上的按需分配不太现实。比方说按照需求，很多男人都想找很多美女，而美女是稀缺资源，除非克隆事业极度发达，即使把所有女人都整成美女也不够分。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特征：公民精神层次极高。
所谓精神层次高，就是不用提八荣八耻，大家也会好好生活，从不随地吐痰、不插队、不闯红灯、不骂人、不搞地域攻击、不贪污腐败等等。精神层次高的公民，不会几个人吃饱之后没事搓麻将。精神层次高的公民，不会有了几个钱就钻研吃喝嫖赌等尖端事业。大家想的是如何帮助他人，改良技术等等。
这种状况现在看起来有点玄。因为按照国人性格，对技术啊创新啊之类的题目兴趣不大，闲了没事更爱打几圈麻将；或者小酒一端，一边干杯一边神侃；或者就去找点风花雪月的乐子，诠释一下饱暖思淫欲那句古语。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并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奋斗，就好像当年哥伦布坚信能跑到印度一样。
哥伦布想去印度，方式就是开着简陋的船只沿着大海跑，最后跑到了美洲。毛泽东有啥办法带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世界？这里重点分析一下他的方式。
四九年之前，没有现实基础，就从四九年之后说起。朝鲜战争期间，留在国内的那些人在干吗呢，两件事，军人在剿匪，官员在搞建设。战争一结束，毛泽东就把精力转移到建设上。如何搞建设？毛泽东心里也没底。根据多年来的人生实践经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如此这般就行。
如此哪般呢，高举三面红旗。即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
关于三面红旗，前面已经简要讲了一点，现在仔细看一看，看看它究竟有啥魔力当年能把整个中国推入深渊。
三面红旗的背景
三面红旗的棋手是毛泽东，然而正如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并非毛泽东一人创造，而是整个一代人集体努力的结果。
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
大跃进的背景有两个：国内和国际双方的。
漫长的中国历史，一直都在分分和和之中。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在分分和和的过程中，每一次重新统一，都要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比方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整合起来的力量释放在工程上，长城啊、秦皇陵之类的工程都是绝世无双。汉帝国时代，经过前期修身节能之后，到汉武帝开始释放能量，于是有了卫青霍去病扬威沙场。隋唐时代基本上重复了秦汉的路子，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如唐太宗击溃突厥。即使是汉人最后的王朝，明帝国，依然有成祖五次出征、郑和七次航海。
从清末开始。中华民族再一次进入被欺负的时代。百年之中，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大地流血不止。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一波接着一波，终于结束了。打完仗，被人欺负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再一次浴血重生，满血复活，重新站了起来。应该如何释放积蓄的能量呢。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教训已经告诉后人，劳民伤财的巨大工程不能干了。那该怎么办呢，考虑民生搞建设吧。共产党靠老百姓拿下了新中国，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当时中国国内可以说满目疮痍，一穷二白，除了伤口和热情啥都没有。
要想挺起腰杆子，首先家里要有粮食填肚子，要有工业支持。拿起枪杆子搞定江山的农民工人，积极性非常之高，想要赶紧种粮食搞生产。这些都是国内需求，从上到下一致的。此外还有国际形势的需要。
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竞争激烈，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毛泽东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苏联一把手，家大业大，但这些都是继承过来的，并非他个人的创造。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证明了自己。中国虽然实力上比不上苏联，但毛泽东是创业者，这点上要优于赫鲁晓夫。
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
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热。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很好地完成了领袖的职责。
五五年十二月四号，毛泽东发表讲话反对保守，曰：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快、好。这话要看怎么解释。要说吃苦耐劳，没有哪个群体能比得上中国人。但要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好，有点不现实，因为英美工人虽然爱罢工啥的，事实上对技术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认同。所以这话的前提本身就有片面性。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指出话中的局限，而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加剧了缺陷。
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又过了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大家非常重视，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到此第一面红旗形成了，用当时的话讲，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得来的第一个法宝，此后众人高喊总路线万岁。它的形成过程是由毛泽东提出、其他人补充、再由毛泽东总结形成的。三面红旗并非平行的，实际上是一旗生两旗。如何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呢？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现在看看第二面红旗——大跃进。
必须承认，大跃进这个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现在中国人提起大跃进，那个感受真叫异常。大家一边诅咒大跃进，一边在搞大跃进。大跃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五六十年代生产大跃进，然后是改革大跃进，又是高校扩招大跃进，现在就连高铁都来了一把大跃进。这些跃进有成绩也有错误。当然最万恶的还是房价和物价也跃进，而且向上跃！
让我们回到生产大跃进的时代，看看大跃进一词是如何诞生的。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才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五六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从此国人记住了这个词——大跃进。这个词听起来很大气，毛泽东很欣赏。因为毛泽东很欣赏，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也跟着欣赏。
总路线诞生的过程中，周恩来曾经反对过冒进，后来毛泽东又来个反反冒进，接下来负负得正，变成大跃进。大跃进是啥意思呢？就是本来计划一个星期才能吃完的饭，现在一顿吃完，撑不死才怪了。原来计划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经过大跃进，就变成十年超过英国，再次跃进一下，变成五年超过英国，再次跃进……就要超过欺负咱们百把年的英国佬了，听起来很迷人，想起来很梦幻。大家被这种梦迷住了，都没去想操作过程。
如何把这些迷人的梦幻变成现实呢，具体操作起来是这样的，就是让小麦亩产几万斤，水稻亩产几万斤，凡是地上长的，统统亩产增多十倍上百倍。为了增加产量，那就得增加干劲吧。本来耕地二十公分，现在加十倍，耕地两米！就要庄稼长长长长长。
什么人定胜天，什么人有多大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狂言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语录。这是农业的。
还有工业的。咱们国家之所以工业落后，就是因为缺少拖拉机、坦克、飞机。造些这玩意首先需要材料，尤其是钢材，那就炼钢吧。反正咱们人多，就来个全民炼钢。于是就有“以钢为纲，带动一切。”
这钢怎么炼呢，祖国人民发挥了聪明才智，除了正常途径之外，还有附加方法。比方说，整个村的人调动起来把上山从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树木全部砍掉，扔到一个山沟沟里，再把人工挖掘的矿石扔上去，不够就把村子里锅碗瓢盆什么的扔上去，然后点火去烧。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之后，木材烧光了，锅碗瓢盆也烧成了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形状。只是当时中国比较封闭，要不然很多东西都能上吉尼斯纪录的。
把大跃进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记录下来，可以编写一本近代目睹之怪现状，绝对比那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畅销。听起来很好笑，只不过这笑是苦的。
真正落实总路线政策的是第三面旗帜，人民公社。
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他的学生们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二老，也把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称为公社。毛泽东再一次创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他们的设想进行实践。
毛泽东设想：几十年后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看起来很美，不是吗？然而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往往很危险。比方说看见水中的月亮也很美，跳下去捞，说不定就上不来了。据说李白就是跳进水里捞月亮没有上来。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空想家也就罢了，然而他手上有着巨大的资源，拥有无与伦比的威望，拥有一个精干强悍的队伍，拥有无数人无条件的支持。不仅能如此想，还要如此做。
五三年，土改基本完成，开始农业合作化过程，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之后，合作化过程完成。又过了两年，也就是五八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合并过程中，有些地方就改名为“公社”。毛泽东又做了一些谈话，号称天才理论家的陈伯达同志受到启发，首创“人民公社”四个字。
毛泽东爱上了这四个字，并坚决推行之。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使得农村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目的。应该大力推广。
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在伟大领袖追随者们的强力推动下，五八年年底，全国农民基本上全部变成人民公社社员。
在人民公社内部，有专门人烧饭，有人养牲口，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听起来还真像现实版的乌托邦。难道共产主义真的要实现了？莫急！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只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因素都必须具备，否则就会变成谬误，致命的谬误。让我们看看这个三面红旗是如何致命的。
致命的三面红旗
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毛泽东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日本人生产电子、德国人做精密工业也要遵循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
原则性的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执行。多、快、好、省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当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就好比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具体到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就来了。也就造成很多人的不满。在建设从零开始的当年，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
就老百姓来讲，特别是农民，总路线意味着多干活、干快点、而且要仔细地干。这些没啥。中国老农民从来就是干活好手。问题是，干活的同时营养也得跟上。一餐跟不上，就会肚子饿不舒服；一天跟不上，心发慌；一个星期跟不上，就会消瘦；时间再长了可能就会生病，就会非正常死掉。造成老百姓营养跟不上的，恰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规律，一个合适的原则。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造作方式。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干工作拿一份死工资，胆子瘦点的，会不停地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中间有可能发财，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皇粮。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从一穷二白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路，没人知道道路有多长，但路上肯定有很多障碍。一开始就开足马力、低头往前跑，必然要撞墙，撞的头破血流。
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到地下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
大跃进时代，国人有干劲，却因为干劲太足而脱离了基本常识，悲呼？
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听起来很好呀，集体主义，集体力量大嘛。然而它最大的弱点也就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啊？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富裕起来，一起抵御敌人，强大起来。现在看来，这个是不是过于谨小慎微了？没有办法，当时中国人被欺负了一百多年，已经怕了，再也不想受气了。所以那个时代刚刚结束耻辱生活之人和现代人的思维不一致。
这个设想听起来似乎很美好，而且很新鲜很有诱惑力，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一统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形。嬴政在世时，可以依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了之后便没了下文。
又过了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了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再杀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明初的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动则灭好几族，残酷程度远胜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方能适应。但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的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得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在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或者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的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执着于毛泽东的战功，贬毛泽东之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第二章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大，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枯萎，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土地的重新分配。洪秀全也就是一句“耕者有其田”，就把清王朝折腾得摇摇欲坠。
每一个王朝初年，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中央政府有钱了，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扬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的平均非配，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并非是因为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的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的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印象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得到了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法无天，当他要批彭德怀，彭德怀就要完蛋；要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就要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落了再起；他暗示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会拖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的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了最大一笔资源。——那就是土地革命，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土地改革相当于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代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法无天。
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第三章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的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之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一些书籍，但不要相信那些数字。因为那些数字不准确，准确的数字再也没有人会知道了。
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一个农民叫张三。张三从小是帮助地主干活的，本来没有地。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了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国家和领袖的感恩之情开始如下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张三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就到田里帮帮丈夫。
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的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一卖，换点零用钱。
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可以一家人改善下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死在炮火中的张三他老爸已经非常不错了。
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得越多越快越好。
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自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他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和当年的自己一样，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多干点活也没啥，谁让咱翻身当主人了呢。当了主人就应该负责任嘛，多干点也就干了。
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无法自主生产飞机大炮这样的高级货，连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的概念，叫代销店，里面除了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是没人愿意吃的。
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形式补充，即农村集市。
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去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的市面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五米。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
集市上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
那时候还没有养殖的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敷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的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
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的，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的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解馋。
这些玩意现在基本上都绝迹了，即使你身价千万，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
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也不用流口水，那些东西并不多，即使在农村也不多，土鸡鸭什么的固然味美，却是数量有限，还要下蛋用；鱼鳖虾蟹固然好，一年也抓不到多少；野鸡野兔啥的，偶尔能碰到就不错了。这些珍贵的资源是乡村最原始的经济基础。
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的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最可能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人肉。
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
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了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这样一来，原始的农村集市也就减少了。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
缺乏副食品，张三的身体就会出现营养失衡的情况。营养失衡，可能导致身体抵抗力减弱，然后导致生病。即使没有病，也会出现身体素质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就会有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不高，就算万分之一好了。当时全国大概有六亿左右的人口，乘上这万分之一的概率，就会有六万人可能非正常死亡。
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
为了祖国，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
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的十亩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领导看到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
粮食不够吃，营养自然跟不上。人的身体好比一个机器，需要维护和保养，最基本的保养液就数营养。如果营养失衡还是小事，要是营养跟不上就是大事了。营养跟不上，人就会消瘦，身体抗病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如果长时间缺乏营养，身体就会虚弱。这样一来，就会增加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从万分之一上升到千分之一，那么全国将会有六十万人可能非正常死去。
身体素质下降的张三同志还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
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去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的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的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就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缺乏更严重了，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
如果碰见残忍的基层官员，光炼钢还不够，还要把自家的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的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营养不良、营养缺乏、腹中饥饿。
在这种情况下紧张的体力劳动，无疑会增加生病的概率、增加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从千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一，那么全国就会有数百万人可能非正常死去。
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他即将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某处百姓的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要由农民出。
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账。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干着就一白眼，谁也分不清是累死或者饿死。
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继续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
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而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加入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
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的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非在充公之前吃掉？
实情是，人民公社实施的过程中，导致了牲口数量减少。
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
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抽空去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了。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
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副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
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麦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农家土菜不同，可不是为了清肠胃通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
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就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
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
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那只能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是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吃出了瘟疫等等。
三年的时间里，几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非正常死去的，看起来并不十分显眼，特别是放在中国历史上看。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如此之大，放在一起看就非常震撼了。但是当时的官僚们好像并没有如此觉悟。
大饥荒
那三年里，千百万同胞在非正常状态下丢了性命。
那三年是中国永远的伤口，是中国人永远的痛。
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大饥荒几个字，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口，依然鲜血直流。
那几年好像已经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然而真相是，大饥荒才是毛泽东政策的转折点。比起大饥荒之悲惨，文革那些事就算不了什么。文革被反复拿出来说事，只是因为文革中被打击的很多都是所谓的上层人士，有话语权；大饥荒中死去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尽管如此，大饥荒依然是新中国的转折点。
在大饥荒之前也有政治运动，但是那些运动都是为了建设。比方说高岗事件，调高岗进京给权力，是为了搞建设，因为高岗在东北干得不错；拿下高岗依然是为了建设，因为高岗违规了，妨碍了建设。后来周恩来反冒进，是为了建设，毛泽东反反冒进，还是为了建设。大跃进，也是建设。即使庐山会议，也是要继续跃进，还是为了建设。大饥荒之后，运动就比较纯粹了，纯粹到为了运动而运动，目的只是为了弥补大饥荒中的过失。
结论：没有大饥荒，就不会有文革。文革的根子在大饥荒。
大饥荒那三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之惨之痛之严重，今天恐怕已经难以描述。提起大饥荒，保守主义者竭力掩盖真相，心怀鬼胎的分裂主义却竭力攻击政府。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只需要了解真相、分析真相，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此而已。
大饥荒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天灾，二是中苏决裂，三是政策失误。
说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源于天灾，相当不靠谱。
咱们都知道中国很大，大到每年必然有地方会出现自然灾难。同样因为中国很大，也就不可能所有地方同时都出现自然灾难，而且是连续三年。除非是传说中的末世来临，要不然就不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同时出现自然灾难。
一九六一年底，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得到的答案就是并非天灾。因为他发现，湖南旱灾还不如旧社会（刘少奇小时候）严重，死人却更多。正因如此，他决定改变，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两人竞相搞政治运动，导致文化大革命诞生。这些在下一篇讲述。
那三年确实自然灾害严重，五九年的洪水，或者六零年的干旱，确实都是重大天灾，天灾只是造成部分地区粮食减产歉收而已，并不是不收，也就不是那么多人非正常死掉的主要原因。而且粮食减产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有许多人为因素。
至于苏联背信弃义，也是事实。
一九六零年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中苏两党的关系恶化，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科技合作项目，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逼着中国政府偿还债务。
还债，还是在六零年，天灾最为严重的时候。
这些债务是咋来的？一部分是斯大林时代的贷款，另一部分是购买武器装备的费用，这部分费用被用于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帮助苏联打的，此时苏联竟然……唉，何为大国沙文主义？这就是。
纠缠这些没意思，国与国之间的感情只是领导人会面时用于彼此介绍的。
可恶归可恶，苏联逼债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大饥荒已经过了一半。
前面已经分析了两个原因，自然灾难不期而遇，在不期而遇的灾难中偿还债务。但是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个，政策失误。
一九五八年丰收，三面红旗扛起来，极左升至高峰。
三面红旗的本质是牺牲农业搞工业，牺牲农村搞城市。这是政策。对于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只是一句话，听起来软弱无力。要把它们用内容充实起来才能展示其恐怖的力量。这些恐怖的力量来自一个恐怖的体系。
体系最上层，毛泽东。
前面说过，三面红旗来自毛泽东诗人化的脑袋。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头脑赢得了无数胜利；到了建设年代，同样是毛泽东的脑袋，就想了，咱们在战场上可以打败对手，为啥不能在建设上战胜他们呢？当然可以啦。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时，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不管人家英美搞了几百年。这还不过瘾，过了几天又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没人知道英国是啥样，却想着去超越它。大概是中国对鸦片战争的记忆过于深刻，所以一定要超过英国鬼子。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两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饿死人。
战争年代，执行毛泽东天才思想的将帅中有几个人被称为五虎上将，就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人，他们通过自身天才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永享尊荣。如今毛泽东搞建设，需要额外的帮手。帮手就是新的五虎上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成为永远的耻辱。
请记住新五虎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委书记吴芝圃、安徽委书记曾希圣、山东委书记舒同、甘肃委书记张仲良。这五个人是大饥荒时代的弄潮儿，是主力军，是历史的主要责任人。
老的五虎上将在战争中消灭了几百万敌人。新的五虎上将更猛，在各自主政期间，在自己的行政地区，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五省直接实现人口减员千百万。这五个人都在庐山非常积极，争当批判彭德怀的马前卒。
话说五虎上将有啥特征呢？先说说他们的共同特征：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在毛泽东身边表现，建设时期积极表现、狂热无比。
第二个特征，继承了庐山精神，毛泽东在庐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此五人在各自地盘里搞小庐山，整人无数，很多人前途尽毁，甚至家破人亡。
第三个特征，亲手推动大跃进，为了所谓的中央政策，对千百万人民非常常死亡视而不见，堪比任何时代任何恶心的官僚。
第四个特征，文革期间被准确批判，文革之后被错误平反。
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论啥时候，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少不了这几个人。
下面再说说他们的不同。
第四章 新五虎上将
舒同是个书生
舒同，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四号。
职业，书法家，革命家。
信仰，共产主义。
舒同的家境并不富裕，幼年时在其父引导下拜入一位老先生门下习字，相当于学前教育。哪知舒同天资聪慧，十岁时便已闻名乡里，成为神童。舒神童并不安于练字。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终于成为一个积极的年轻人。
十五岁的时候，舒同就和一帮同样积极的年轻人传播新思想。二十岁就写文章揭露北洋政府的种种不是，凭借一腔热血去奋斗，简直是天生的革命家。于是舒同二十一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一年之后，国民党清党，近一年党龄的舒同和组织失散。许多人因此脱离了组织，舒同也成了江西省政府通缉的对象。舒同没有顶住压力，满世界寻找组织，辗转东南各地，一度穷困潦倒，没办法了，就用自己一手漂亮的字讨得温饱。舒同毫不气馁，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成了红军，参与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这是一段标准的红色故事，红色革命家的故事。
事实上革命只是舒同的一部分。革命是一件高危险的工作，而且极为艰苦。打仗之后，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除了开会和训练之外，全部的休闲就是抬眼看天、低头看水，是相当寂寞的。舒同不一样，他还有自己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练字。
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舒同就有了马背书法家的美名。
舒同因为读书识字，就在红四军，以及后来的红一军团搞宣传工作。正是那段时间，在毛泽东那里混了脸熟，为日后被重用打下基础。红军到达陕北，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老头起初看不起衣衫褴褛的红军，就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泽东一听皱了皱眉头：好你个老头，瞧不起我们是吗？让你知道咱们人才济济。毛泽东就让舒同以中央的名义给那老头写了一封信，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那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表示佩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参政。当然毛泽东非常高兴，称舒同是“党内一支笔”。
那么舒同的书法到底如何呢？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舒同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习者甚众。舒同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从二王（王羲之父子）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
何为“七分半”体呢，就是结构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书法上，舒同先生的造诣在共产党内罕有人匹敌，堪称大师。
如果舒同仅仅是书法家，他的名字将列于伟大的艺术家行列，受人敬仰。然而命运在此开了一个玩笑，书法家舒同还是山东省省委书记，封疆大吏。
一九五四年是中国走向正规的一年，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宪法颁布，全面建设开始。那一年八月，四十八岁的舒同成为山东一把手。
山东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北段；中部高突，最高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泰山；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北隔渤海海峡、拱卫京津与渤海湾，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遥望东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上，山东都是一个醒目的符号。
史前时代的什么人什么文化就不追溯了哈。商代就有人活跃于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武王伐纣之后，神奇的姜太公同志就被分封在鲁地；春秋之际，齐国逐渐强势。山东便以齐鲁大地的美名享誉于世。那个时代，山东英雄名士林立，抛开那些政治家不谈，伟大的孔子、伟大的孟子、伟大的墨子、伟大的孙子都是山东的光辉代表。还有悬壶济世的扁鹊和改变民生的鲁班，山东可谓人才济济，历史辉煌。
山东千里沃土，汉朝为丝绸之路之发端，唐时为关中供应粮食，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均是丰富异常。加上地理位置重要，山东几乎战火连连。远的就不说了，日本人在山东，国民党在山东，共产党在山东，都是大打特打。
舒同对山东有着美好的回忆。战争期间，舒同一直活跃于山东，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建国之后，舒同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然后就是山东一把手。
可以说山东才是舒同真正的故乡，舒同对故乡有着深刻的感情。当他主政山东时是准备大干一番的，然而这世界有一个词叫事与愿违。
一九五四年，舒同走马上任时，全国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大家热火朝天地搞建设。然后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舒同义无反顾地成了旗帜之下的尖兵，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没有丝毫的准备，非但没有准备，还推波助澜，终于酿成大祸。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毛泽东好歹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然而舒同同志倒好，回到山东之后传达毛泽东的话，把那“一个指头的问题”给直接忽略掉。后来在批斗大会上，舒同同志竟然招供曰：“怕给群众泼冷水！”群众都在日渐升温的运动中热死了，泼点冷水说不定还能拯救一帮人。
在早期领导人中，舒同算是知识分子。按道理说，知识分子看问题应该全面一点，带来的灾难应该小点。可惜——舒同到了山东之后，抓革命啊、开批斗会啊之类的都干了，大炼钢啊、修水利啊也干了，总之该干的都干了。这种事大家都在干，很难干出花样。舒同同志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还是干出了花样：知识分子的花样！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要求各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夏收成好。好事啊。当年大饥荒除了缺粮，就缺副食品。多种点菜就少饿死点人。
舒同回到山东，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奇怪的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都给耽误了。那段时间内，舒大知识分子干吗去了？既没有遭雷劈、也没有身体不爽。后来据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大知识分子在和一个女护士搞暧昧。
舒同同志到了青岛之后，除了参加必须参加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玩，就是带着护士到外面玩。又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就这样将会议时间拖延了，饿死一大批人。青岛会议结束后，舒大知识分子还不想回济南干活。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看看，这知识分子的派头就是不一样。
如果吴健的揭发是真的，那么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这些行为和舒同的个性和处事方式不符。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年代，舒同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何彼时会如此那般？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束手无策了，搞点精神麻醉。
另外一件能体现舒同同志知识分子身份事的是放卫星。
说到放卫星，舒同和其他几位猛将还真不能比。比方说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可以在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舒同所在的山东省就没有这份技术。其他猛将放卫星，那是故意显摆，舒同放卫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先看看实例。
据舒同孩子的回忆：“一九五九年六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三千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两千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看到了吗？根据这段回忆，舒同以为自己的卫星是真的！
就是说在放卫星这一技术项目里，舒同可能有点冤。当舒大知识分子跑到下面一看，哦，老百姓还有炒鸡蛋，还有玉米饼，不错嘛，而且一亩地还能收三千多斤，证明大跃进是没错的。一九六零年，山东的盖子被揭开，舒同玩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舒同被下放到山东省章丘县当县委书记，一个七品芝麻官。
中央的意思很明显：看看吧，好好看看下面！
然而当时饥荒的盖子还没有被全部揭开。接下来的事情表明，饥荒是全国范围的，舒同便在当了一年县委书记后被调往陕西，晚年精研书法，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
也就说，他是知识分子，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志——傻气。
所谓书生误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评：人生如此，纵是一代书法大师，也掩盖不了千秋过错。他的书法是永恒的，造成的过错也是永恒的。
猛人，张仲良
上面是山东的事。现在看看甘肃的情况。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之间。壮美的陇南山区，融合了南国的秀美和北国的粗犷；萧杀的陇中黄土高原，诠释了大自然的生涩无情；肥沃的河西走廊，为西部人间乐土；另有祁连山风景如画。
甘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说伟大的伏羲就是天水人。有了伏羲，中国文化就有了源头。伏羲带着自己的部族沿着黄河一路东来，传播文明火种。又据说，伟大的皇帝和炎帝也起于甘肃境内。又据说，伟大而浪漫的李白也是甘肃人，仗剑东游后为华夏文明史增加了一丝绚丽色彩。
黄土高原的风沙，蒙古草原的野风，一同构成了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环境又锤炼出强悍的民风，伟大的秦帝国祖先也是起于甘肃境内。正因为秦人在西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和少数民族浴血奋战了数百年，练就了强悍的基因，然后一统天下。秦帝国时置县，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一代纵横疆场。由于那一带地形复杂，民族结构复杂，农业、畜牧业交织，少数民族之间竞争厮杀，历来是不稳定的地区之一，也是好汉辈出之地，如李广、董卓等等。中原王朝的威胁，要么来自东北，要么来自西北。当年强悍一时的党项等少数民族并没少让中原人吃苦头。
从历史上看，能够在西北取得统治地位的人，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封疆大吏，都是铁血强悍型的，要不然压不住。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仲良成为第二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这里，他决定铁腕管理。实事求地是讲，在甘肃那一代，适当的铁腕是对的。然而张仲良同志的铁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在铁腕这一技术环节上有了创新。
张仲良，陕西人，生于一九零七年。年轻时代的张仲良是一个积极分子，早在大革命之前，年纪轻轻的张仲良就积极参与当地农民运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也非常有说服力，一九三一年，那是白色恐怖的年头，国民党当局正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很多人纷纷脱党，共产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张仲良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入党，表示他真的想大干一番，而且无所畏惧。此时的张仲良是可敬的。
一年之后，积极无畏的张仲良被捕了。当时共产党人被捕，要么被杀掉，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要么写声明脱党，如姚文元他爹。张仲良是小角色，又非常机智，加上组织营救，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吃了四个月皇粮之后被营救出狱。出狱之后跟着杨虎城混了一段时间，随后回老家搞起了武装暴动。之后又去陕北跟着刘志丹打游击。可以说，张仲良是陕北根据地中刘志丹和高岗之后第二梯队的。刘志丹战死，高岗成为反革命之后，他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战争年代的张仲良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参加过根据地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综合型人才。而且在肃反过程中，被抓过、关过、最后活了下来，算是久经考验。正是这样一个立场坚定、阅历丰富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这些性格本来是优点。然而在大跃进中不幸升级，成了对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对上则是谎话连篇、牛皮满天飞。
凡是大跃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善于整风，也就说善于整人。风云人物张仲良是整人好手。通过张仲良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多人体验到了被斗争的“乐趣”。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号，整风报告中，张仲良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八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九千七百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一万九千多个农业社中，一万三千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六千多个公社正在进行，”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无数人已经免费品尝过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还有无数人将要免费品尝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
精神享受包括反党啊、反国家啊、反人民啊、反社会主义啊、和老婆离婚啊、批判自家老爹啊，皮肉之苦包括开飞机啊、享受拳头啊这一类的。种类非常齐全。
由于需要整的人数量庞大，要大规模逮捕。
大逮捕有两个特色，一是株连：镇原县县长许国和成了反革命成员，根据株连原则，许国和的老婆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国和的岳父王子厚，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去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后来许国才死于狱中。连许国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六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收留，幸存。
第二个特色叫肉体惩罚，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火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和许国和一起成为反革命的副县长张万寿同志成了典型代表。张万寿入狱后，专门有人给他戴上了二十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张万寿戴上了“骑马铐”。什么叫骑马铐呢，就是双手从裆下穿过铐起来，这样张万寿同志就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由于需要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业务过于庞大，必须培训业务技巧。工作组组长随身携带好盖了印章的逮捕证，需要时填上名字就可以了。由于这种方式方便快捷，可以批量生产，大大减轻了逮捕事业的压力。发现问题，随时开会，就地逮捕战利品。用麻绳把战利品串起来，一串一串的像奴隶一样。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庐山事件之前。正是地方上如此狂热，才会造成大跃进的列车不可避免地开往历史的深渊。如果仅仅是整人也就算了，毕竟谁没有点黑老底，整一整也不见得全是坏处，而且范围数量有限，不会对老百姓有大的伤害。怕就怕瞎折腾。张仲良同志倒好，不仅要折腾，而且是特大折腾。
因为张仲良同志的魄力和两千年前的秦始皇遥相呼应。当年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搞大工程修万里长城什么的，张仲良虽然只管理一个甘肃，气派却同样大。
信心满满、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张仲良同志准备大干一场，留下一个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之伟业。是什么呢，一个现在大家不怎么知道，当年确实红透半边天的工程——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之水引到黄土高原。工程量之大，堪比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面临的困难在整个工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张仲良的技术手段只有两个：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
甘肃全境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大点，比法国小点，地形很复杂，很多地方降水量不足，尤其在陇中地带，年降雨量平均不到四百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一千四百多毫米，而四百毫米的降雨大部分集中于七月八月九月中的几场大雨。春天和半个夏天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基本是干涸的。正因如此，千年以来都是地广人稀。
只有洮河是个例外，常年有水。但洮河只能灌溉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他地方惠顾不到。陇中和陇东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里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到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盖多大的房子，而是看存了多少水。要娶媳妇，媒婆要看一看家中水窖有多少水，人家姑娘来了有没有洗澡的可能。
这是上天留下的巨大难题，千年以来考验着甘肃人。张仲良来了，带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向老天发起了挑战。应该说作为封疆大吏，有这种思想是好的。干好了将改变整个西北地区，堪与李冰在都江堰的功绩相媲美。然而问题就在于方式：能干得好么？
根据张仲良的指示，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一百五十立方米／秒，由海拔两千两百五十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一千一百五十公里，总干渠水面宽四十米，渠底宽十六米，水深六米，五十吨到一百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十五条，总长三千五百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二十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二百七十三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三十四万千瓦。
——山上的运河啊，让隋炀帝的地面运河相比失色啊。
——好一项堪比万里长城的工程啊！秦始皇修长城虽然名义上是万里，实际上已经有了三国老长城为基础。长城虽然也在山上，但不需要考虑防水问题。
——千百年以来，甘肃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狠人、猛人、牛人，他们都没想到、或者想到而不敢干的事，张仲良去干了。
按照当时张仲良的设想，引水工程建成后，二十多个县将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好家伙，气魄真大啊，大到今天也只能望而兴叹；想得真美啊，美到今天也只能想一想罢了。
但是张仲良用他的铁腕施工了。计划制定之后，平均日投入劳动力十万人以上！和这种规模比起来，今天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什么的都是浮云。
从工程第一天起，就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如果工程顺利竣工，今天西部大开发估计都能免了。然而从工程第一天起，就遭到老天的嫉妒。
工程大也就算了，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没有一个整体规划，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这一切也就算了，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照最初的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要知道，以当年中国的施工技术，要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地带打几十公里的隧道基本上很不现实。于是就取消了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劈山而过，或长距离绕开。劈山之时，最深的竟达二百一十九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两千三百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劈山，部分采取隧洞。搞隧洞又缺乏技术，搞来搞去没有个所以然。
如此施工办法，这种干法，即使是愚公同志再生也要好好好思量啊。还真当甘肃老百姓都是共工啊，脑袋撞一撞山就裂了？就解决问题了？
还是在技术问题，如在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等，一大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去干了。
如此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让最好的工程师带着最好的挖掘机、吊车、翻斗车等全部设备过去，都未必能搞定。
工程干了三年，动用民工上亿人次之后——完败。这大概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吧。而且施工过程中，占用人力物力土地资源无数，导致一些地方庄稼没人种，许多人因此进入那个死亡方程式。
——而那三年恰好是五八年到六零年！那三年中，张仲良同志除了伟大的引洮工程，还在放卫星，还在大炼钢。正因如此，很多甘肃人非正常死掉。正因如此，张仲良同志才能跻身大饥荒五虎将之行列。
就算是秦始皇同志，人家滥用民力死伤无数之后，把大秦折腾得奄奄一息之后，好歹把工程干完了，留下了万里长城，成为国人永远的骄傲。就算是隋炀帝同志，人家滥用民力死伤无数之后，把大隋朝折腾没了之后，好歹也把工程干完了，留下了京杭大运河惠及国人。张仲良这是哪一出戏？没人知道。
张仲良，猛人。张仲良虽然够猛，但比起后面几位却也不算啥。
牛人，吴芝圃。
吴芝圃，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杞县人。
职业：政治家。
爱好：念古书。
性格：强势。
吴芝圃生于农民之家，却是一个文化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十九岁的吴芝圃已经接受过相当的文化教育。而且喜好读书，特别是古书，看上去是个可造之材。正因如此，他也成了组织的培养对象。入党第二年，就被组织送往广东学习农民暴动经验。那是农民暴动讲习班第六期，也是毛泽东参与讲授的唯一一期讲习班。那是吴芝圃第一次接触毛泽东。
讲习班毕业之后，吴芝圃被组织分配回老家当县委书记，虽然不是当局县委书记，也算一个小头头，挺风光的。随后国共分家。吴芝圃成为当局的逮捕对象，吴芝圃也不含糊，领导了豫东暴动，还当了几天革命政权的县长。随着战争的深入，吴芝圃的地位水涨船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队和彭雪枫的队伍合并。彭雪枫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委。后彭雪枫战死，吴芝圃活了下来，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和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要知道后来的上将们，同时期也就这个职位。也就是说，吴芝圃同志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很顺畅。断头流血或者蹲监狱的事和他没有关系。
战争之余还能写点文章，诸如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文章还受到了重视，成了整风运动中的教材，印发各地。当然文章的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地避开了整风运动。等到解放战争时，吴芝圃的官越做越大。一九四八年开封解放时，吴芝圃身兼开封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这个待遇已经很高了。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元帅级别的人物，解放之后也就是市长。虽然北京上海南京是大城市，远非开封能比，但一把手市委书记另有其人。可见吴芝圃势头之盛。
说了这么多，一句话就能总结：吴芝圃是个人才。人才自然要好好使用。
接下来吴芝圃继续升官，由开封市委书记升为中原临时政府副主席，算是衣锦还乡。随后升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五年，转入行政届的吴芝圃再次升级为河南省省长，成为偌大河南省的二把手。正因为转入行政系统上班，五五年才没有评军衔，要不然至少是上将。彼时的吴芝圃四十九岁，正值盛年。遥想三十年前加入共产党之时，也想过衣锦还乡，却不一定想到衣衫如此耀眼。
河南啊，我的家乡！
手扶乌纱帽，吴芝圃决定施惠于家乡父老，在家乡干出一番大大的事业。
河南地处黄河中游，中国中央，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史云，当年大禹王把天下分为九州，河南位于九州正中央，为中州，此后称中原。从夏王朝定都商丘开始，到宋人放弃开封南渡，再到金国入主中原。四千年的历史中，有两百多位皇帝把办公室设在河南境内，前后时间长达三千年，留下商丘、洛阳、安阳、开封、郑州等千年古都，也就是经典的办公场所。在今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河南居首位。论地下文物和管藏文物，河南仍然居首位。全国三百个主要姓氏中，一半以上发源于河南。
也就是说河南是一个很有文明底蕴的地方。河南地处黄河文明中心地带，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主题部分之一。河南之所以如此文明，是因为那里土地肥沃，日照和雨量都很适合农业耕种。正因如此，闹出那么大的灾难才显得尤其不可思议。
文明的另一半则是灾难，河南有着特有的光辉，同时拥有数不尽的灾难。
所谓历史，所谓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光荣和灾难交替，河南也是这样。
自古以来，河南都有一头鹿。英雄豪杰们拿着弓箭、提着长枪、握着大刀从不同的地方逐鹿中原。三皇五帝啥的就不说了，太遥远。什么商汤灭夏，什么武王伐纣也不说了，太遥远。东汉末年发生在洛阳的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也远了。还有什么武则天迁都洛阳啊，五代十国那一摊子啊，北宋的辉煌和耻辱啊，这一切仍然很遥远。那就说近的吧，鬼子进了中国，战火就把河南来回烧了好几遍。
没有办法，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上，想要一统天下，必然要定鼎中原。国共争霸期间，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曾想遵循古习俗，进行中原逐鹿，派遣刘邓大军试图问鼎中原，最后不成功才变成千里跃进大别山。击溃了国军根基的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一场“中原战役”，只是主战场没在河南罢了。
——河南，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
战火结束了，刀枪入库了，马放南山，然而灾难并未结束。因为河南迎来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一场人以为可以战胜老天的战争。之前跑到中原逐鹿的猛人，多半是外地人，打完仗之后，该滚动滚蛋，该当皇帝当皇帝，然后日子照过。这次不一样，日子相当难过。这场特殊战争的主导者，是河南本地人，猛人吴芝圃同志。
当是时也，吴芝圃春秋鼎盛，衣锦还乡，准备大显身手。
古人曾有人生四大喜之说，认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最为幸福的四大喜事。如果把“四大喜”扩充一下，扩充到“十大喜”，肯定有衣锦返故乡。应该说“衣锦还乡”之喜不次于“他乡遇故知”。
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而言，衣锦还乡对故乡和还乡者都是喜悦，双重喜悦。
然而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还乡，喜悦之后竟是灾难，双重灾难。
大跃进，起于河南。
当时吴芝圃同志只是河南省长，老二，由于强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获得了堪比孙大圣的火眼金睛的能力。吴芝圃同志利用这种超能力，在河南省反右派，而且战果异常惊人：在河南省境内一次性揪出七万右派分子！
在那个知识贫乏之年代，如此清洗，河南的知识界怕都不用文化大革命了。
当然咯，在那个年代，想要老二翻身当老大，少不了搞一个反革命集团。当时河南的老大是潘复生。潘复生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和吴芝圃相比，前半生雷同，后半生相反。
潘复生，山东人，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一九八零年。和吴芝圃一样，潘复生生于农民之家，受过教育，积极分子。入党比吴芝圃晚几年，和张仲良一样，三一年入党。曾因组织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参与了一系列斗争，干过一系列工作，经历了一系列升迁之后，于一九五二年成为河南一把手。
大跃进在中原地带兴起之时，潘复生就被夹在政策和现实之间。在大跃进和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潘复生“反冒进”，主张把“大社化小社”、主张“牲畜分槽喂养”、主张“增加自留地”等实实在在的措施。若干年后，刘少奇调整经济时也是这些措施。但是在大跃进时代，潘复生这么干无疑于螳臂当车，自找苦头。
吴芝圃趁机来了一记连环脚，把潘复生踹入反革命大河中，一夜之间翻身当主人，潘复生成了右派。整个河南省被发动起来批判潘复生。潘复生吃了很多苦头，但是这些苦头很值得，因为他把当时左倾蛮干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吴芝圃原本想把潘复生批臭的。然而之后，河南大规模的饥荒开始了，潘复生反而香了起来。以至于整个河南省认为潘复生才是河南最好的一把手。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潘复生倒了，吴芝圃上台，整个河南成了吴芝圃的天下。
好了，那就大大折腾一场吧！
怎么折腾呢？既然张仲良已经在甘肃像秦始皇同志学习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跃进的旗帜性人物，咱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就搞一搞吧。河南地理位置比甘肃好，资源比甘肃丰富，人比甘肃多，闹出来的动静自然也大。于是乎吴芝圃同志也开始大干水利工程，开渠建水库，恨不得一下子把一百年的活给干完。
大干特干一番之后，吴芝圃取得成果如下：一年之内投入一千五百万劳力，开凿土方石相当于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在没有足够技术设备支持下，敢干这种工程，当然少不了画饼充饥，张仲良给贫瘠的甘肃画了一个饼，吴芝圃同样来了一个。
干到尽兴时，吴芝圃那贫瘠的脑袋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整个河南省水库和运河交叉相连，如同长藤结瓜。河流是藤，如黄河，淮河；水库是瓜。工程结束之后，河南将永远远离水旱灾，实现旱涝保收，一劳永逸！
千秋万代之功由他吴芝圃来完成，多么伟大呵。
事实上呢？那些烂尾工程就不提了。由于吴芝圃先生把异想天开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之境地，在平原上开挖人工运河，强行引入黄河水灌溉，造成上百万亩土地盐碱化，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知道为啥自然灾害了吧，人为的自然灾害，人祸。
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这么一层，自然的福祉人不可以伪造，但是自然的灾害可以直接引入。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用自己发热的脑袋做了示范，反面的。
这些水利工程，有一部分确实非常有利，一直有利到现在，这部分值得表扬。问题是还有一部分相当有害，一直有害到现在。
标志性的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渭水时不时倒灌渭南平原，灾难无数。
说到水库，当然不能忘了板桥水库。水库是五六年加固的，防洪，但排洪效果一般。当年水库都是这个指导思想，防洪轻排，就像领导重面子轻功效一样。七五年大雨，板桥水库垮了，接下来引起几十座水库溃决，将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淹没，上百万人逃荒。
如果当年的吴芝圃能像前任潘复生那样冷静一点，引用黄河水时当心一点，也不至于留下如此之多的隐患。话说回来，如果他不够激进，也没办法上台。
吴芝圃同志另外一大贡献是放卫星。
在放卫星这一高技术栏目里，吴先生拥有优先发明使用权。为啥要放卫星呢？五六年苏联搞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压倒了美国。卫星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成了一种幻觉。咱们这边也想搞个卫星玩玩，但是咱们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个技术。
于是爱国心切的人们就想了，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让土地来长卫星吧。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省做了创造性发明。
第一个卫星来自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两千一百斤！当年河南那个地方，小麦亩产也就小几百斤。
那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相信奇迹的时代。这样一个没有袁隆平的时代，亩产一下子提高了十倍，也没人怀疑，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天真的年代啊。
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里，当第一个奇迹涌现的时候，奇迹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公社有个韩楼大队。大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种了三亩试验田，小麦长得不错。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钟德清：“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领导发话，鼓励在先。
陈世俊：“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
钟德清：“至少亩产三千斤吧。”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很明显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数字，梦幻到只能在梦里发生。钟德清再次鼓励：“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已经暗示造假。
曹玉娥：“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
钟德清：“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即将从暗示到明示。
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十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
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终于变成了明示！早就想好这么干了，就是不说。领导就是高明啊，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推脱责任。
曹玉娥：“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
就这样定了，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斤，按两亩九分计算，平均亩产三千八百五十四斤，扣除余籽，按三千五百三十斤上报。
人民日报背后那些“真”“假”傻瓜写道：“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两亩九分小麦亩产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练成的。
卫星释放之后，吴芝圃的省委班子开始作秀，搞了一个丰年博览会，还请了国务院总理参观。总理照例说了一系列鼓励的话，既没有泼冷水，也没有表示怀疑。
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小麦七千多斤，鸡公山水稻亩产四万八。懒得解释了，稍微动点脑子都知道不可能。而吴芝圃就这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有人对卫星怀疑吗？当然有咯。那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说谎。从另外一方面看，正是因为实实在在的人存在，谎言才有意义。
结果怎么样呢？当然是发扬民主精神，搞辩论。墓碑里引用过当地工作者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这是农业卫星，虽然吹牛，但不影响生产，破坏力度和钢铁卫星根本不能比。
吴芝圃放了农业卫星不算，还号称钢铁大元帅，坐镇钢铁元帅帐内，提出响亮的口号：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那个口号听起来像吹牛，但绝对不是吹牛，而是要落实。吴芝圃命令把所有的钢铁、包括各家做饭的铁锅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炼钢燃料。
谁敢不听话，钢铁大元帅有办法整治：捆、绑、吊、打等项目供选择。
常规必备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十多种。
另外还有多附加形式，如罚跪种类：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等。
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
逃避这些霹雳手段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去自杀吧，有上吊、喝药、投水等办法可供选择。自杀之后也别想好过，自绝于人民的罪行是少不了的。
下层人士如此，上层也不可避免。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精神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的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发疯的王慧智站在历史耻辱柱的对面，眼睁睁地看着正常的吴芝圃。
吴芝圃同志骄傲地宣称，全省有五百七十七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二十二万余座。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炼钢的恶果之一是导致五八年秋收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这些粮食可以挽救百万人的性命。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那封信中写的种种现象，河南均能对号入座。所以在庐山，吴芝圃才满腔怒火地向彭德怀开炮。
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一部分官僚更是“牛气冲天”，不仅把百姓折腾到生不如死，连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了点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牛啊！
吴芝圃把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同样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后，提了点意见，也成了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就地挨批，也是回北京后又接着挨批。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多学生到河南，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群众运动啊群众运动，多少不该发生的事情借助你的名义，都发生了。
吴芝圃同志就用这种办法把河南千千万万的老乡送入死亡方程。那些没有饿死的人中间，很多人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还有人吃自家亲人的肉才活了下来。
对于吴芝圃的评价，引用吴芝圃本人的话：“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
——然也。
在自我评价这点上，吴芝圃同志的古书没有白念，自身定位准确。
狠人，李井泉
大跃进风浪之上的弄潮儿中，吴芝圃的表演已经足够丰富了。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自比一山高。各项技能的比拼中，李井泉才是最狠的那一个。
吴芝圃在把中原沃土折腾得不成样子，大家感觉到不可思议。四川是一个比河南更为肥沃的地方，灾情却比河南更为严重。河南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四川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相扼，东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枕云贵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那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蜀文明，李白在高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时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接下来又有神秘独特的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文明的早期代表。
四川大概是中国省份中变化最多的一个地方。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汉末三国时为蜀国地，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初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合称“川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分峡西路为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定省会为成都市。
四川有四绝：一绝，旅游，曰，天下山水在于蜀。什么峨眉天下秀，什么九寨天下奇，什么剑门天下险，什么青城天下幽，还有一大堆名山。二绝，酒，号称川酒甲天下，具体到宜宾、泸州、绵竹一带走一走就可以了。
前两绝已经很厉害了，但在第三绝面前啥都不是。第三绝是啥呢，就是吃，这个不用介绍了吧。至于第四绝，更不用介绍了，两个字，美女。
四川气候温和，水土养人，少数民族众多，人口基数大，所以美女众多。美女、名山增色，名酒增劲，名菜增味啊。正因如此，李白、陈子昂、苏东坡等人屁颠屁颠地往那里去喝酒吟诗。这些都是历史文化演变出来的呵。
在这长长的演变史中，四川名人无数，既有邓小平这样胸怀韬略的政治家，又有杨玉环那般千古留名的美女，也有李冰父子在都江堰造福世人万事。
历史无数次证明，凡是文明耀眼之地，均战火连绵不绝。古语曰，天下未乱蜀先，天下已定蜀未定。大约从战国时代进入中国历史视野之后，四川基本上战火不绝。汉朝末年到隋之前，大大小小的国家出现过很多个，比如刘备搞出的蜀国，李雄搞出的成汉国。隋唐之后在中央版图下，国家倒是少了，农民起义则是一波接着一波。特别是明清两朝，那叫一个绵绵无绝期，如张献忠在四川，如白莲教起义，均折腾得够呛。
真正的高潮则是近代军阀混战。石达开入川，义和团起义，四川保路运动等等，这些只是前奏。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到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四川那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市有军阀，深山里有军阀，大军阀里有小军阀。甚至连算命的刘从云都想拉队伍当军阀。可见军阀多么流行呵。
这么多军阀集中在一起，战争自然少不了。二十多年时间里，大小战争接近五百场，平均一年二十多场，如同摆酒宴那般频繁。正因为局势动荡，所以军人也多。
从四川走出来的军人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十大元帅中，伟大的朱德，善谋的刘伯承，热情奔放的陈毅，沉默果断的聂荣臻，均为四川人。他们都是四川军人之楷模。
众多和四川关系紧密的名人中间，今天说的这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死于一九八九年。
职业：革命家，农民（注意这个身份）。
特长：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
信念：视组织为生命。
李井泉的前半生是光辉的半生、革命的半生、有理想的半生，十八岁参加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参加反围剿，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在各个级别不同岗位上摸爬滚打过。意志坚定，作风果敢，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这些优点在他的后半生发挥了反作用。
一九四九年随贺龙和邓小平进军西南之后，李井泉就留在了那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可以说李井泉如同一颗老树精，扎根在西南大地上，把肥沃的四川弄得惨兮兮的。
新五虎上将之中，李井泉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大！
正是李井泉同志的超强能力，使得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人间地狱。这个数字是多大，本人没有推算过。但是从其他人那里看到的都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足够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集体里流满面，因为二十人中任何一人纵横天下几十年，加在一起消灭的敌人大概都没有达到这个数。
身为五大高手中的绝顶高手，李井泉同志熟悉大跃进时代所有的技术手段，在每一项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井泉同志的手段。
李井泉的第一项手段，放卫星。
放卫星这项杀人高科技虽然不是李井泉同志发明的，但是将其应用到出神入化境地的却是李井泉。比起吴芝圃同志干巴巴的卫星策略，李井泉同志更有创造力，改进了放卫星的技术手段，使之达到巅峰。
五八年三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开会。这里是李井泉的地盘，李井泉当然要在此以无微不至之方式表达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
三月五号毛泽东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分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随后成都市的城墙当即全部拆除。
毛泽东又发现四川独有的特色茶馆很多。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耽误干活。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餐厅就把他进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这些都是李井泉迎合毛泽东的招数，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个铺垫。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去了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做好了准备。毛泽东进了一件茅屋，毛泽东问房子的主人入社没有，何时入的社。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作了回答。伟大领袖满意之下却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已经被眼前这个毕恭毕敬的老部下给骗了。
都说李井泉是绝对忠诚，而所谓的绝对忠诚也就是绝对欺骗。
毛泽东走后，当晚下了大雨。成都的春雨本身是正常现象，然而二十四队的记工员却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这马屁拍的，就一个字——高！
国人劣根性不少，拍马屁就是其中之一。
据作家东夫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看了这一段，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可以把这个现象往好的一方面理解，理解为民众对领袖的爱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那些热情可爱的民众离“公民”的水平相差甚远，见了领袖和古人跟见了皇帝差不多。
这个现象说明：就民众的认知水平来讲，当年的农民并不比他们古代的祖先强多少。这是根本的差距，没有一两代人的教育难以扭转过来。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个人崇拜才会盛行。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大跃进才会狂热掀起。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大饥荒才会来临，才会有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
四个月后，也就是七月底，第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星”从红光社升起了。李井泉的喉舌报纸，四川日报添油加醋地报道：“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马屁极限），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产这颗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说得跟真的一样。
——这样的话哪里是对领袖忠诚，简直是一种侮辱！想想那个县长，想想李井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种话说出来不脸红么？奉承上级也该有个底线好吧。
这世道，除了无语还能怎么样？
卫星一颗接一颗，一颗比一颗大。
一个月之后，到了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全国最大的“卫星”就此升空！通过李井泉同志的不懈努力，四川终于在高产卫星上首次夺取全国冠军。
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有如此功夫，舒同、张仲良、吴芝圃之流又算啥？正是凭借这一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升为中央委员，成为坐镇一方的中央大员。当年高岗在东北也就这待遇。与此同时，四川老百姓正一步步陷入绝境。亩产八万斤，收公粮十分之一，那就是八千斤；收百分之一，也有八百斤。而当时亩产八百斤顶天了。
——加上泥土也没有八万斤，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事，也去大张旗鼓地宣传。
当然咯，五虎上将都有两只手，放卫星的同时不忘大炼钢。
身为五虎上将之首，李井泉同志炼钢也极有特色：选择一个山坳，把树木砍光放在下面，收集来的锅碗瓢盆等等直接放在上面点火烧，烧出来大堆大堆黑糊糊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有啥用。
那个时代，官僚们通过两只手把百姓赶入绝境。卫星放一放，中央把粮食征走一大半；钢铁炼一炼，耽误一部分收粮。广大老百姓就相当于进入绝境的野兽，进入死亡方程式，然后只能等着非正常死亡了。
但是李井泉同志还有另外的狠手：调粮。
四川一直都向外调粮，而且数量可观。因为四川土地肥沃，收成不错。调粮支援有需要的地区，本来是好事，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嘛。然而经过李井泉同志一番折腾之后，粮食已经不够吃了。由于李井泉同志大公无私，四川人的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五八年还有五百一十二斤，到五九年只剩下二百七十八斤，六零年只剩下二百六十斤。这些理论上的人均粮，除去种子和各级领导多占的，每个人每天也就半斤左右。
可以算一笔账。每天半斤粮食，就算吃两顿，一顿也就二两五。二两五的米，也就是一小碗米饭。一顿一小碗米饭，如果是坐在办公室不动，每顿饭菜荤素都有随便吃，还有水果点心做补品，也没啥。问题是当时的四川人，非但没有补品，荤菜也难得一见，素菜里面都没有几滴油星。不仅如此，还要干活，要种地，要炼钢，要干工程。如何能行？当然不行。
这时候伟大的李井泉同志为了伟大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往外调运更多粮食。
可不可以不往外调粮？理论上可以，事实上不可以。因为那几年全国折腾得太厉害，造成粮食大量减产。而京沪等大城市又是国家脸面，要保。只能再一次为了城市牺牲农村。四川历来是调粮大户，李井泉又是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井泉希望以调粮为筹码，扰乱中央视线，四川没能被揭盖子。
所以四川的问题尤其严重。
这半斤口粮也不能合理分配，一段时间大吃大喝，大炼钢浪费了很多，还有分配不公的，七去八折腾就要缺粮。试举一例：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把亲生女（李水清，八岁），儿（李永安，九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的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得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缺粮之后吃啥呢，野菜野草那是美味佳肴，树皮树叶也是家常菜。
当然人肉是少不了的一道菜。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四十一岁，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号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除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每斤一块五。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这些都吃了之后，还有一种东西可以下肚——观音土。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乍一看像面粉，实际上是无机物，不能当食物，连动物也不吃。但是饥民会吃。
饥民挖回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掺和南瓜花、丝瓜花和其他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吃过之后肚胀腹痛排便难，轻者犯病，重者丧命。
对待这些饥民——饿死的和将要饿死的——四川省统一口径曰：“一种流行疾病。”为了消除这样的疾病，就搞了一场消除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病者送入临时医院，因为缺少药品（粮食），就用盐水代替，病人继续生病，并没有因为爱国卫生运动好转。
更为可恶的是，李井泉同志因为调粮有功，四川的盖子一直捂着，一直捂到一九六二年，别的省份饥荒都已经过去了，四川还在饿死人。五虎上将之首，当之无愧呵。
调粮不能全算在李井泉头上，当时的高层领导毛刘周邓都有责任。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打电话催粮，邓小平亲自去四川催粮。这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能看出来，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领导们的力保，并不能减轻李井泉的过失。
历史只会记得，李井泉同志忠于领导，李井泉同志只懂得忠于上级，李井泉同志不顾自己的人民，正是在李井泉同志统治下的四川，饿死了无数人。不要相信李井泉同志的眼泪云云，他是封疆大吏，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于这种级别的人，历史只会记下功劳或过错。
李井泉这么干，于公服从领导，捞个忠于中央政策的名声；于私，保住了头顶乌纱帽。如果不调粮，四川盖子势必提前揭开。李井泉也将步张仲良、吴芝圃、舒同的后台，下岗走人。
所以说，李井泉，狠人。
能人，曾希圣
安徽是个好地方，去过黄山的人都这么说。黄山就不用介绍了吧。
安徽是个好地方，古人也是这么说。古代四大西湖中，就有颍州西湖，当年和杭州西湖齐名，欧阳修在颍州当太守那会，日日沉醉于西湖美景，留下许多佳作让现代高中生头大。遗憾的是正宗的颍州西湖如今已不复存在，现在的颍州西湖是仿真版。
安徽是个好地方，吃过正宗八公山豆腐的人都这么说。
安徽是个好地方，喜欢历史的人也这么说。
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史前时代，追溯到“北京人”和“蓝田人”时代，那时安徽就有了“和县猿人”。咱也不是考古的，就说安徽也是中华文明版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了。三千五百年前，汤王曾定都安徽西北的亳州。
东周时代，安庆那个地方就已经建国，曰古皖国。皖，即美好之意，因此安徽简称为皖。安徽建省比较晚。清康熙六年，从原江南省的安庆府、徽州府各取两个首字，简称为“安徽”，首府定于安庆，安徽地名由此而出。
战国末年，楚国原都城被秦军攻占。楚国迁都寿县（古寿春）。后王翦击败项燕，楚国灭亡。秦统一六国，安徽为九江郡。秦末楚汉争霸，一生无敌的项羽在安徽灵璧（垓下）首次败给刘邦，辞别虞姬，跨上乌骓马奔驰到乌江岸边，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在虞姬自杀的地方，长了一种草，叫虞姬草，又称美人草。传说是被虞姬的鲜血滋养，美艳无比。在固定的时节里开花，身姿柔韧刚劲，婀娜多姿，花瓣血红，艳丽无比，翩翩起舞……神如虞姬。古诗人叹曰：可怜愁染荒原草，犹带当年剑血红。今诗人叹曰：一朝美人千年梦，千年之后犹摄魂。美人虞姬，美草虞姬。
东汉末年，曹操兴于亳州，带来无穷多话题。
八公山下，淝水之战如此销魂。又过了数百年，大金铁骑踏破中原，又要对汉王朝赶尽杀绝。一介书生虞允文在马鞍山境内的采石矶指挥汉人，再一次以弱胜强，一战奠定南北对峙的格局。再过数百年淮海决战，刘伯承和粟裕把黄维消灭在双堆集之后，江淮地区国军的命运就注定了。
喜欢研究名人之人，也说安徽是个好地方。有老子演绎“道”的神妙，足够世人精研。有管仲告诉世人霸业是如何炼成的，足够后人模仿。有刘安告诉世人，学术、当官、美食可以一个人包办。有曹操诠释文和武可以两全。有包拯告诉世人，该如何为官。有朱元璋告诉世人，何为铁血王道。有杨振宁告诉人们，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到了近代，前有李鸿章刘铭传显赫一时，后有孙立人戴安澜等人在异域逞威。
最后还有曾希圣告诉世人，何为蛮干瞎折腾。曾希圣不是安徽人，却把安徽折腾得奄奄一息。解放后，多灾多难的安徽和全国一样迎来新生。安徽人本想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迎来了曾希圣同志，也迎来了安徽历史上最近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大灾难。
曾希圣一九零四年生于湖南一家书香门第，六八年病逝于北京。
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性格：强势。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出身寒微的革命者不一样，曾希圣生于书香人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六岁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二十岁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回国后入党，然后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之后，主要在南方活动。皖南事变之后升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和安徽很投缘。
在新五虎大将里面，曾希圣的成绩肯定赶不上李井泉和吴芝圃，最多排名第三位。之所以把他放在最后一个来讲，是因为这个人很特殊。特殊在哪了呢？就是这个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他人干的事，曾希圣一样没少干。首先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把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人物，送到淮北煤矿，让他在祖国的挖煤事业上发光发热。从此安徽省委成为曾希圣的一言堂。随后曾大官人意气风发，甩开袖子开始大干。
前面已经介绍了几位高人，折腾百姓的方法使用得差不多了。写到这个第五位，已经很难写出新花样。然而历史常常证明，人类的脑袋没有极限，只要想干，总能干出新花样。在曾希圣的光辉领导下，安徽省内仍然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做法：把小麦改为水稻。
安徽省主要有三个部分，皖南山区风景秀丽（黄山所在地）、中部丘陵和北部平原。水稻一般种植在皖南和淮河两岸，有些地方不能种水稻，土地渗水厉害。曾大官人不管这些，他要多种水稻。
实验点在淮河之滨的凤阳。
常言道，凤阳是个好地方，当年朱元璋就在那里，从放牛娃变成和尚，从和尚变成造反派，从造反派变成吴王，从吴王变成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赶走了蒙古人，重建汉人帝国，兴三百年朱家之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超级红人。然而，这一系列传奇的背后是什么？是饥饿和磨难。因为饥饿和磨难才让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有吃有喝谁去造反啊？
说实话，凤阳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不差，但是在历史上却是灾难连连，灾民阵阵，天灾少数，人祸才是主因。要么是兵荒马乱，要么官僚瞎折腾，所以民不聊生是正常现象。导致民不聊生的官僚中，到目前为止，曾希圣是最后一个。
淮河两岸，以收成而论，麦子和水稻亩产差不多。为了搞出花样，曾希圣改麦田为稻田。非要把小麦改成水稻也可以，需要两个前提：保证插秧和灌溉。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土地漏水，必须每天灌溉。要想直接引淮河水灌溉也不行。淮河与黄河不同，淮河并非地上河，要用淮河水，必须建水电站。建水电站不难，难在装电机抽水，因为当年中国缺这个，不像现在。
五八年，凤阳试验田。改水稻一千六百亩，由于灌溉工作没有搞好，根本无法插秧。为了强制性推行改稻，就有了水稻史上的旷世奇闻——田里无水也要插秧。这个命令不是曾希圣亲自下达的，是拍马屁的官僚干的。
折腾了半年，结果遭到天谴：平均亩产五十多斤，种子都没收回来。这么低的产量当然是拿不出手的，那就放一放卫星吧。
卫星是升空了。可是地上的百姓怎么办？改稻不成功不要紧，地没有了啊。
改水稻只是插曲，还是说说曾大官人的本质工作吧。
放卫星那啥的就不说了，亩产四万斤，就算比不了李井泉，和其他猛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中央征粮，粮食不够，就搜刮农民。
炼钢也不少，废品成功率很高，耽误了农时，农民没得吃。
建设新农村，强行拆迁无数房屋。
大规模搞水利建设，因为营养不够，百姓有饿死、有累死。
为了保护卫星、钢材和拆迁，各种刑罚一一现身，具体情况请参照前文。死在刑罚下的百姓很多。例如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同志，十七岁，有一个七岁的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两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五天不让七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二十三人，骂了六十多人。整个生产队也就一百多号人。不禁感慨，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生产队长比监狱长都幸福。
生产队长只是所有官僚团队中最小的一级，比九品芝麻官还小。
比九品芝麻官大一点的官僚呢？根据墓碑记载：
“一九六零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相关人员查处，限期三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
“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
——看看这情况，只能说丧心病狂。
“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武店工作组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十三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十二个菜，中午二十四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早餐弄十几个菜，中午弄二十几个菜，其疯狂程度比今天吸毒品还严重。应该拉出去枪毙，然而却没人拉他们枪毙。
“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这就是当年凤阳县的情形。
怎么会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灾难面前，他们精神崩溃。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想要麻醉却没东西麻醉，他们想要逃避却无处逃避，所以来个末日狂欢。跟淮海战役末期，溃散的国军上演的最后疯狂的丑态是一个德行。
——如果说若干年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修理那帮人，多少人会反对？所以说凡事都有一个因果。话说回来，如果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修理那帮人，那么它就不再是毛泽东一生的错误，变成了光辉的功绩。问题是，那个政策修理畜生的同时，也让好人遭殃。
凤阳县是当时非正常死人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年凤阳人口不到四十万，两年多点的时间，非正常减少了九万，相当于四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吃树叶、啃树皮已是常态，逃荒要饭没处去，吃人肉的事时有发生，某些地方还形成地下人肉交易市场。
这是曾希圣统治下的安徽，六零年之前的安徽，大灾大难。
曾希圣在安徽分成两个阶段，以六零年为分界。面对惨绝人寰的灾难，曾希圣终于想到了改变。怎么改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地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种，爱种麦种麦、爱种稻、爱种青菜就种青菜，自家养鸡喂猪也不要和路线扯在一起。这样一切就解决了。因为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坚韧，只需要一点点养分就能存活。
但是在当时这么干，需要天大的勇气。
彭德怀在庐山也就是写了封信而已，结果就自己种田去了，曾希圣同志虽然也是参与革命战争，但吨位和彭德怀比就差远了，一旦形势需要，中央将毫不犹豫地拿下他，连批斗会都不需要开一个。事情到了六零年，已经没有其他人能拯救他，所以他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曾希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他的办法很简单：包产到户，饥荒停止。
——此时的曾希圣可谓吃了熊心豹胆，勇气逆天。
刘少奇没敢干的事他干了，周恩来没敢干的事他干了，邓小平没敢干的事他干了，甚至连彭德怀不敢提的事他都敢了。
干得好，漂亮！
促使曾希圣分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盖子捂不住了。六零年山东舒同落马，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两省父母官。然而曾大官人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纸终究包不住火，舒同的今天就是曾希圣的明天。
不改变，也就是多撑一两年，同样将灰溜溜地下马，将身败名裂，青史留名，恶名。
联系到张仲良和吴芝圃等人的遭遇，曾希圣准确地预测到自己的明天。在他这个级别的人，拿下之后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曾大官人需要改变，改变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注定的命运。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饥荒的惨状，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视而不见。和毛泽东战战兢兢地看着全国大饥荒一样，曾希圣也在战战兢兢地看着安徽省的大饥荒。搞笑的是，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敢于把田地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不论如何，曾希圣的行动值得赞赏，如果没有那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安徽至少多饿死更多人。
尽管曾希圣最后还是落马了，而且再也未能复起。然而他为那个时代进入死角的经济政策找到了出路。比起哭哭啼啼的吴芝圃，比起一条路走到黑的李井泉，已经相当难得了。
评：新五虎上将中的曾希圣，虽然也有狠人猛人牛人之特征，但他属于另外一种人——能人。这种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默默无闻，也不该默默无闻。
第四章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写了这几个人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从没发生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的那些运动。
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他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之根源。
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都是已逝之人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之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了我们上千年的迷局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究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出了问题找他来扛也是一个选择，反正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也不能把现代人怎么着。既然战争年代，很多功劳可以一股脑算到最高领袖头上，那么按照同样的思维方式，灾难也可以完全算在他身上。现在我们谈到大饥荒，大家一哄而上，喷点口水了事，好像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痛快归痛快，也就是一时痛快，仅此而已。
把责任推给一个人，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就好比如今把高铁建设中的全部问题推给刘志军，解决什么问题了？没有。因为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毛泽东本人。
同样的政策，在不同人的执行下，结果完全不一样。河南和山东灾难严重，那么地形、气候相近、生活习惯相似、领导班子结构相似的河北就没那么严重。原因？就一个理由，领导人不同。富饶的四川灾情那么严重，而相对贫瘠的云贵高原就没那么严重。理由仍然只有一个，领导人不同。
看看捅娄子的那几个人，李井泉、吴芝圃、张仲良、曾希圣，年龄相当，前后相差不超过五岁；性格类似，强硬；经历差不多，参加过各个时期的战争；手段也是差不多，铁腕统治；就连造成的后果都差不多。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很长很长，绵绵不绝，但总是原地踏步。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官还是那些官，民还是那些民，官总是想办法折腾民。特别是农业文明曾经很发达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安徽，尤其突出。官折腾民，可以说是几千年的老传统。老传统内部的官僚们，通常是对下狠狠地修理，对上狠狠地欺骗。历来最高统治者对待下层官僚就如同一幕永远不会结束的戏剧。
从史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之间的角力了。这就不追究了。
言归正传，看看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德怀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一言九鼎，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
这几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吴芝圃在河南把潘复生打成反革命。当时吴芝圃是省长，二把手；潘复生是省委书记，一把手。二把手能把一把手给推翻了，没有领袖的支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毛泽东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是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
这事要从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上说起。
战争年代，毛泽东之所以打败蒋介石，除了政策区别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用人。政治手腕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差不多。但在用人这个层面上，蒋介石喜欢指指点点，而毛泽东则让部下放手去干。以三大战役为例，蒋介石天天在战术层面上指手画脚，而毛泽东则是制定战略之后让林彪粟裕等人放手去干。
由于这段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所以各路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的用人方式猛夸，说什么用人不疑啦、充分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啦等等，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一遍又一遍地夸赞，一遍又一遍地啰嗦。当然大家称赞的是对的。
然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风格从来没有改变，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
只不过战争年代的将帅们交出的成绩单是彻底消灭敌人，新五虎上将的成绩单是各自管理的一亩三分地里人口急剧减少而已。
因此说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全部过程那是瞎扯淡。毛泽东也不是神，也不是坐在中南海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事，也不是坐列车转一圈就能了解一切。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周恩来亲自去参观，周恩来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德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
当时的毛泽东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德怀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过毛泽东。他们欺骗过毛泽东么？有过。有意或者无意，总之都有过。
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毛泽东曾经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就是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讲全部是成绩没有缺点。毛泽东从来不会把话说死，不会把事情做绝。如果毛泽东是一个常常把话说死事做绝的人，那么毛泽东就不再是今天的毛泽东，这里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做事总会留点余地，不管是批判人还是搞运动，都留有余地，一步步来，非常艺术。批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也不是一棍打死，搞文革酝酿了好几年，而且均留有后路。舒同在山东那么搞法，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和他本人推向绝路。
话不可以说绝，事不可以做绝，绝则过。
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就平反了。要知道在毛泽东的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的概率并不高。这么平反，无非是告诉大家，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毛泽东。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法计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毛泽东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当时大家都没有底，张仲良就敢拍胸脯，没有向国家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设备。
——胆量堪比天齐。
最有趣的大概就是吴芝圃了。本来是大兵转业当干部，以为读了几本古书就搞起技术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毛泽东。吴芝圃之所以成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芝圃同志希望实行机械化。乍一听好事啊，然而吴芝圃同志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好事，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在现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当时的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的这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毛泽东很高兴，表扬了吴芝圃同志。吴芝圃等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然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的。
——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它们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也就是说是欺骗领袖用的。
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新玩意，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凡事都应该如此。
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展览。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号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原本是想告诉大家大跃进是可行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哪知闹了一场笑话。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炊具不能投入使用，所谓的食堂机械化是假的，忽悠人的。
毛泽东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他说当时上了史向生的当，其实是上了吴芝圃的当。如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展览那些“机械”，历史走向很可能改变。
李井泉同志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接一套。前面我们说过深翻土。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展开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之人就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特别……找不到形容词。
这么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想一想吧，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人能种多少地？答曰十分之一。张三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了。
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方式，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由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种地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靠！忽悠人不偿命啊。
如果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就够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嘛，上面这段文章根本不用写。如果是毛泽东的死忠，把责任推给所谓的新五虎上将得了，正如当年做的那样，为了拥护而拥护嘛，下面的文章也不用再论述了。个人认为，这些行为均不够严谨，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当我们回顾大跃进，以为那些人好像都是傻瓜，视不可能为个性。列位看官，千万莫要有这般傻瓜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精英确实不同程度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样说不通。
舒同、吴芝圃、曾希圣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时代，他们这种文化人相当难得了。如果做一个等价对比，他们几位比当今的博士生还要珍贵。不妨派几个博士穿越回当年接替他们的位置，会干得更好？未必！
如果说文化人不够说服力，那么看看曾希圣的简历。曾希圣出身书香门第（学前教育不少），除了正规文化教育之外，还念过黄埔军校（中国诞生过的最有名的军校），留学过苏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搞过特科……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谓千锤百炼，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品。再看李井泉，他在南昌起义那会就想办法拉队伍了，那时才十八岁而已。今天十八岁的年轻人想过“创业”二字么？
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均在年轻时代有过理想，为了理想而奋斗。在年轻时代，他们都是朝气蓬勃之辈，以实际行动为伟大信念而奋斗。曾希圣这种人，即使不去干革命依然衣食无忧，然而他们一起选择了信念。当险恶的人生到来之时，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面对。同志们一批接一批地倒下，他们像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继续奋斗。经过残忍的历练，他们有幸存活下来，等到新中国建立，并且成为封疆大吏。
回顾新五虎上将的一生，能发现很多共同点，同样为了理想而奋斗，同样出生入死，同样相信共产主义，同样相信领袖毛泽东，他们愿意故意欺骗毛泽东么？不愿意。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欺骗了毛泽东，有人无意有人故意。
换个角度来看，五虎上将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治生命结束不说，在后来的运动中也享受到特殊照顾，充分品尝了大跃进时代他们强加给对手的苦果。
为啥会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
信阳事件
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大饥荒年代中，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明星之一。吴芝圃之所以闪亮，是因为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是最早进入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他省份起到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
河南省之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
信阳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就看看是如何典型的。
当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地成为信阳地委书记，而信阳成为了新中国的伤疤。
按照一般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江洋大盗的类型，也得是戏剧脸谱中的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察，食堂要多做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
但也不要以为路宪文是一个两袖清风之人，那个时代不允许两袖清风的官吏。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追随毛泽东。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毛泽东，路宪文欺骗了自己的偶像吴芝圃。
身为当年信阳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的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延伸。
作为吴芝圃的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在两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超强执行能力把信阳人口减员了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
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路宪文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
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
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惹火的时段，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需要好好批判修理教育。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拥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然而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人们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了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之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了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解脱，见马克思去了。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他们的具体表现，就是挨家挨户去搜查粮食，把百姓家的粮食搜光光，把他们推入死亡方程式。
饿死人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信阳解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同志都遭殃了。
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了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多人，特别集训五千多人，斗争和批判了一万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是为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衡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参与进去了。高层政策失误是高层的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尽管多吃多拿，屁民们饿死无所谓。
在时代悲剧当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被枪毙，后来在监狱里过了很长时间，没死成，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生命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
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把自己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又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
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到下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了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放在后面的篇章里讨论。现在讨论一下责任问题。
第五章 责任
毛泽东的责任
这里谈论责任，并非是为了追究啥，也没有人能追究到啥。这里讨论责任，只是看看能不能从中间吸取一点教训。在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大饥荒，是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中第一次战略失误。
先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原因。
长期以来，官方对外宣称是自然灾害，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困难。确实，那三年发生了不少自然灾害。比方说信阳地区，六零年就旱灾严重。其他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灾旱灾，都是事实。但是自然灾害并非主因，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大的缺口。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逼债的问题，主要是贷款以及朝鲜战争的装备费用。这个也是原因，还不如自然灾害有说服力。
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失误，这已经是现在公认的事实。所谓政策失误，也就是三面红旗的失误。三面红旗的真正旗手恰好就是毛泽东。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要说责任，第一个肯定说毛泽东。
说得更明白一点，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饥荒中，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
所谓领袖之责，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也是最为浅显的一层，就是用人问题。
在用人这一层面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得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战争时代与建设时代，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一脉相承；另一个结果，就是新五虎上将之中，每一个人都欺骗过毛泽东，而且是原则性的欺骗。
通过这两个结果，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对象问题。
其实战争年代，那些将帅们也违拗过毛泽东，像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像林彪在东北撤出四平，像粟裕对淮海战役边打边构思。这些事虽然和欺骗联系不到一起，却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说好听点，叫发挥集体理论，严重一点，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新的五虎上将的所谓欺骗，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不按毛泽东的意思办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事情办好。遗憾的是并没有办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办好。
战争年代的斗争对象是敌人；建设时代的对象则是百姓。敌人和百姓，一词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毛泽东放手用人，在传统意义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好的，在战争期间取得了可喜的结果，这是好事。然而建设和战争是两个概念。战争中，不管用啥办法，只要最后把敌人给弄死弄伤弄残弄服气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建设则是另一个概念，只有一种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正如要拆掉一座房子，方式有无数种，炸药、推土机或者超人的拳头都能用；要建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地基，再一砖一瓦地去弄，只能由下往上盖，无法反过来，从上往下盖，也不可能上下同时盖，没那个理。
战争年代，领袖要做的就是发动各路人马放手去干。和平年代，领袖的任务应该变了，那就是约束手下各路诸侯，使之不得胡作非为。因为战争年代，一切负面因素都可以推给敌人。而和平时代，再没有敌人替你挡脏水，功劳和错误都要自己扛下来。
局势变了，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没变，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错误。为啥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就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就是毛泽东的第二个错误。
所谓政策错误，就是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详情参照本篇开始那一段。
所有的错误均有思想来源。然而思想本无所谓对错，要挖掘，只能挖掘错误在思想中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左倾思想之来源以及它的积极性和危害性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有点大，放在这里不合适，只能留到最后毛泽东篇章里叙述了，还望看官们包涵一下。
顺便多说几句。毛泽东在当今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论说什么总能惹起一部分人不爽。爱他之人爱的要死，容不下半点不字，最多就是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也有那么一丁点错误。至于错在何处，则不予评说，好像要冒犯神灵一般。个人观点，本着实事求是（毛泽东说过最多的成语）的原则，既然说一个人有错，就应该说出来这个人错在哪里，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借鉴。如果只是笼统说几分功过而不说过在何方，那才是污蔑，才是对伟人的不敬。
另一部分人恰好相反，恨毛泽东恨到骨髓里，听不得说毛泽东半句好话。非得把毛泽东说成疯子或神经病才觉得解气。不知道他们为何痛恨毛泽东。痛恨归痛恨，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要知道毛泽东被骂的最狠的年代可不是现在，而是建国之前，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把毛泽东描绘成不堪的怪物。那样情况下都没能损害得了毛泽东，现在骂几句有啥用？如果真的痛恨毛泽东，就去寻找毛泽东的弱点吧，就去提高自己吧，就去为自己（小的方面）为国家民族（有点大呵）多干点事吧。疯狂谩骂，对另一个世界的毛泽东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影响这世界对毛泽东的评价，相反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何苦来着？
毛泽东是个伟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在任何时代用任何一个观点来衡量，都会得出正反两种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站在任何立场上看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功有过。如果想要从伟人身上吸收点营养、得到点启发，那就用自己的观点去唠叨伟人之功劳和伟人之过错。看看伟人的成功方式，咱们能否借鉴一点，看看伟人身上的缺陷，咱们自己是否也沾一点。
一句话，咱要对伟人理解并尊重。
唉，有点离题了，继续。
领导责任：刘周邓
领袖责任被毛泽东抗走了，剩下的领导之责也该有人分担吧。新的五虎上将纵然有大过错，然而他们只是省级人物，最多只能祸害一个省。在他们和毛泽东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央领导层。这个中央领导层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处理。
同样是重大事件，中央对文革定性明确，即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是对大饥荒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用三年自然灾害做掩饰，然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事实上大饥荒也差不多，也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打倒了不少有话语权的人，他们需要有个交代。交代有了，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在作怪。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大家可以说，恶人受到惩罚，正义战胜邪恶，真理得到肯定。
大饥荒是另外一回事。大饥荒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败，也是参与决策和决策执行者的失败。
参与决策者是谁？很明显，就是当年中央政治局成员，主要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几个人，政策执行者也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恰好都是光辉形象，要维持的。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政策处于转型期，意识形态还没怎么转变过来，国家还不是很富裕，老百姓还不怎么思考问题，需要一些完美形象来团结人心。
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国家更加富裕，老百姓的认知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不会因为一些伟大的人物曾经的失误跑去和国家对着干。因此咱需要更为仔细地审视那些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无完人，光辉的邓小平也不完美，这个他自己也承认。政党和国家也一样，也会犯错误。正是因为当年集体经济高过了头，也就是犯了错，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邓总设计师自我评价的时候也是有功有过，其中的过失也包括参与了大跃进吧。
勇于认错，勇于承担，无损现在、有益于未来。
刘少奇曾经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说得很好。其中一层含义就是人民写历史时也会分析每个人的得失，然后再根据这些得失选择今后的路。
毛泽东之外，另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刘少奇。从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也就是在共同目标下建立的政治盟友。在战争期间，毛泽东管战略，刘少奇管党务。战争期间，军事压倒一切，刘少奇只是隐在毛泽东身边处理当年的细节问题。
建国之后，党的重心从战争转移到建设上，刘少奇一下子重要起来，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不服气，比方说高岗同志。在国家建设阶段，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助手。
因为刘少奇的地位重要，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刘少奇走向前台。整个大跃进过程中，刘少奇都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一九五九年初，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大跃进方兴未艾，刘少奇依然按照既定的经济政策走，走了两年，碰得头破血流。直到一九六二年开始试图调整经济结构。正是在调整过程中。刘少奇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进而有了矛盾，进而矛盾不可调和，这些都是后话。后面再说。
大饥荒时代，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是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
二，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
三，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见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
四，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
中国国家元首的概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没法比的，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是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刘少奇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
新中国的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在领导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刘少奇是二把手，第二高。毛泽东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由二把手刘少奇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刘少奇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
毛泽东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大饥荒时代，大方向上还是毛泽东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毛泽东的事情很多，他还要关心其他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
这么说吧，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在大饥荒年代中，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灾情最为严重，其他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毛泽东是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政策下，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
这个失衡，除了刘少奇领导的过失，就是周恩来了。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为此挨过批，街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
总理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其权力如下：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如此等等。
周恩来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的一生。他很好地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在那种极左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当时的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成员。后来他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
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选择和毛泽东保持距离，跟着刘少奇的路子走。刘少奇的路子虽然没有走成功，邓小平自己也被打倒好几次。但是熬过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主导了日后中国的时局，于是才有了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高谈阔论。
其他实力派如彭真陈云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均有责任。
所有的责任，将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定下基调，集体检讨，集体负责。后话，刘少奇篇章里再说。
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毛泽东负领袖之责，刘少奇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责任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责任则是瞒下欺上，而基层官吏的主要责任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如果有牲口生病没治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扔掉、埋了什么的，而是直接放血吃掉。即使来不及放血，依然吃掉。直到如今，乡下还有很多人如此对待生病的牲口。
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百姓都很苦。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
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新中国之后的农民和之前王朝时代的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新中国，他们分到了一份土地。要知道中国当年可是一穷二白，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举国上下全部的家当基本上就是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家当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国民空前团结，所以民气空前高涨。
当大家怀着感恩之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之时，很少有人静下来想一想那三个字：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然而我要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百姓从来没有思考过。只有在改朝换代之时才能看见他们悲伤的面孔和愤怒的眼睛。
从百姓中走出来的精英，回过头来想办法统治百姓。中国的百姓从来就不懂得思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大饥荒时代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感恩、他们开心、他们高兴、他们把中央和毛主席当成伟大救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私自利的表现。比方说吧，大饥荒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副食品和家禽牲畜匮乏，而家禽牲畜匮乏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加入公社之前宰杀了自己的牲畜。有人是为了口腹之欲，有人仅仅是不想它们落入“公家”而已。
我们不能也不想责怪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新中国。这里我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百姓身上，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没有重新崛起的民族意识，一切都是瞎扯。但是那个时代的百姓在“公民智慧”这一块，还处在开启的前夜。而咱们今天的百姓，公民智慧这一块倒是进步了不少，然而民族意识却在变弱。什么谩骂、地域攻击、人身污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飞向社会各个角落。仿佛大家来自敌对的国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这样会有啥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分裂。纵观整个历史，咱这个国家唯一惧怕的就是不团结。
在我们说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国家主席应该负怎样的责任，总理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之时，绝对不能忽略民众素质这个基本问题。我并非拿这个问题为谁开脱责任，这里只想指出，当我们渴望法制、渴望民主自由、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过程有多长，就取决于民众素质的积累。
所谓民众素质，也就是勤于思考而已、多问点为啥而已、遵守各种秩序而已、待人文明礼貌一点而已、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而已，等等而已。
当我们回头看那段悲惨往事，发现那些因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狂热却不懂得思考的百姓，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相对于他们，今天作为百姓的我们已经懂得思考许多问题。同时还需要思考更多的事才能推动社会更进一步的改变。
毛泽东和那一代人都是人杰。按战略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上，毛泽东也不差。按实际办事能力，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挂的上号。更为难得的是像他们这等人杰，都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不论身在野还是高居庙堂，基本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在他们那里可没有咱们今天这种一天八小时上下班的概念，连续工作几天都是正常现象，常常免费加班到午夜。
他们都想按照一个模式改造百姓。很不幸，他们失去了那个度。
真理前进一步，即谬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大饥荒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灾难如此严重，为何没有人再次起来造反闹革命。整个一部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有造反的痕迹。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秀全，从来不缺少农民起义造反。甚至红军时代，各个根据地建设，也可以看成农民起义。大饥荒时代，灾情同样严酷，为啥就没有农民起义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申明一下，当初也有一些人试图“造反”，只是数量很少，可以忽略。
更为好笑的是，竟然有人试图拿这个——没人造反——来证明当时的政策没有问题，是人间天堂。既然那么不堪，为啥没有人起来造反呢？要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造反的了。关于造反，可以列出一大堆事例数据，不仅是末世王朝才有人造反，即使是盛世，如康熙时代；即使是开国之君，如朱元璋时代，均有农民起义造反。在新中国，基本上没有人民起义造反，所以一直很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好，推敲起来相当有问题。
很多仁人志士对此给予了驳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个观点是国家控制得太严密，大家没有造反的机会。
当时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各级行政工作也到位，还有民兵。而且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靠造反起家的，对付造反很有经验。然而这些最多只能说明造反困难，难以成功，绝不是没有造反的理由。同时也不要把那些控制想象得天衣无缝，哪个时代的农民起义是被放任的？
另一个观点是，当时大家都饿得不行了，没有力气去造反。
要驳斥这一点也很容易，如果不挨饿，鬼才去造反哩。见过哪些农民起义是吃饱了撑得不行了去起义的？没有吧。除非精神病，否则谁会吃饱了去干那种高危险的事业啊。吃饱穿暖之后去思淫欲去了，造反？还是等饿了再说吧。
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新颖，就是当年的农民百姓有负罪感。
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这些农民本来是没有土地的。他们的土地都是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在夺得土地的过程中，他们对待地主也没有客气。在他们淳朴的内心中，因果报应的传统概念占了上风，觉得做了亏心事应有此报。有这种观念的人很少。对于这种观念，我只能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农民当年就不会去搞革命了，对不对？
这几个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仔细分析一下，似乎都不那么严密，好像还缺了点啥。此前我一直想了很久也没能弄明白。直到春节回老家过新年，才似乎有点头绪了。把所见所想记录下来，供看官们鉴赏。
春节见闻录
本人虽然是乡下人，因为年龄关系，对大饥荒并无体验，只是童年在乡下常常听到六零年饿死人之说。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接触到大饥荒的资料时，觉得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以如此严重呢？直到写这个篇章之前，我还是不太相信。不仅对大饥荒想不通，就连之后的各种运动也想不通。看现在留下的那些资料，大饥荒之后就一直在搞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运动如此惨烈残酷，为何国家还能稳定？不仅稳定，还能再搞金门炮战，还能发动对印度边界战争，还能搞两弹一星，还能研究牛胰岛素，为啥？岂不是怪事！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折腾出这样的怪事。
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
恰好春节回老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饥荒的机会。毕竟大饥荒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五十多岁的人就记得当年的情形。春节大家都在家，也不需要什么记者采访那般繁琐，以串门聊天的方式闲话一下就可以，比专门采访调查方便多了。
我询问的第一个对象是爷爷和奶奶。爷爷的一个哥哥在六零年（大饥荒）饿死了，奶奶娘家在邻村，也有一个侄子饿死了。大饥荒年代，爷爷差一点也饿趴下了。奶奶在公共食堂做饭，虽然没有办法多吃多占，但是自己的那一份少不了。奶奶每一次吃一半，另一半带回来给爷爷吃，所以爷爷的处境比其他人好点。据奶奶描述，那几年收了粮食要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大家大吃几个月，然后杂粮拌草根再吃几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粮食短缺。
我问他们：那你们恨毛泽东么？爷爷没听清楚：啥？我大声说，你们恨毛主席么？奶奶听了之后“瞪”我一眼。那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呢！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通常情况下，只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时，奶奶才会这般“瞪”我。每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毛泽东，他们的情绪都会为之一变。
本村一个叔叔，比我老爸大十几岁，大饥荒时代十岁左右。他有两次差一点就饿死了，之所以没死掉，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个地方藏了一点黄豆。偷偷抄了一小把，吃了之后就还魂了。另外一次真的快不行了，恰好斜对过一位寡妇向他招手让他过去，他将信将疑到寡妇家，寡妇拿出一个馍馍头给他吃。啥馍馍呢？既不是麦面也不是米面也不是五谷杂粮，而是一种草。说起来各位也许不知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种草叶子比较厚实，边有刺，牲口都不吃的。寡妇就把那种草放在石头上倒碎，蒸熟，宝贝一样。
我问叔叔：你恨毛泽东吗？
叔叔说：那和毛主席没关系。
我说：你都快饿死了，怎么不恨呢？
叔叔说：那是下面人孬种，毛主席一心想为百姓好。要不是毛主席，俺们现在哪来地种？我和你爸现在还在给地主打长工哩。你也没机会上大学，也没办法在这说长道短。
一位婶婶他的娘家离我们村比较远。大饥荒那会她还没有出嫁。她说她当时都已经饿得昏死过去了，她妈妈从一位好心人那里弄得一把麦面，活成面糊糊，灌倒嘴里，然后就活过来了。要说没那把面，她就要去见饿死的亲人了。
问婶婶：你恨毛泽东吗？
婶婶说：那不怪毛主席，他没有上台。婶婶说的没有上台是指当时毛泽东不是国家主席。
我说：政策是他制定的啊。
婶婶说：那是别人（把政策）弄坏了。毛主席为百姓好。要不文化大革命那会毛主席准许老百姓斗当官的干啥。那会饿死人的人后来都没得好报，做人还是得讲良心的。
婶婶说了他们的村干部，粮食不给老百姓吃，自家人却养得白白胖胖。后来文革，老百姓把他们绑在村子的大槐树上，每个人去刮鼻子（这在乡下是一种侮辱），可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坚硬的树皮啥的，把鼻子上面的皮全给刮了下来，血淋淋的，很怕人。
邻村，也就是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有一个老人叫歪嘴。他打过朝鲜战争，一颗子弹从嘴里穿腮而过，说话时嘴老往一边歪。他身上的军人气早已消磨干净，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那年代对战士还是蛮尊重的，尽管如此，大饥荒时代他依然饿得浮肿。
我问他：你恨毛泽东吗？
他大声说：咱这国家不容易，恨毛主席的都是……（省略一串脏字）。
又询问了别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虽然在那年头大家饿的七七八八，却依然不恨毛泽东。这些人居于乡下，没有声音。然而这些可以解释，为啥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中国依然安稳统一，就是因为农民。当时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军人来自农民，军官也是来自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军人总是站在毛泽东那一边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一根手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的原因，这就是彭德怀和林彪这种军内大佬都没有力量反抗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说这帮人没见识、没智慧、被宣传工具给愚弄了、被洗脑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如此，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懂一大堆知识，是一群简单而缺乏思想的人。然而也该看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整体向心力保证了国家的安稳不是吗？
比起满清时代给洋人提供信息，比起民国期间帮助鬼子的那些农民要强很多，对不对？
个人认为，要解释上面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靠学术逻辑来推理是没有用的，靠攻击谩骂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客观事实。虽然那个客观事实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愚昧落后，但确实存在过，并且为中国的涅槃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评：那是一个民族意识再次开启，但民族智慧等待开启的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吧。国家真想富强，首先必须开启民智。
——民不智，国不可能强，也不可能富。这个道理已经被国人忽视了数千年。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五千年，那么至少有四千九百多年的政策都是愚民政策，应该改变了。否则就不要谈什么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