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难题（上）

序言

昔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沁园春·雪》

这段词之霸气，冠绝青史。

      从文学和修辞角度看，《沁园春·雪》并无惊世骇俗之处。它的厚重之处在于融入这么几个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曾经是人质、曾经是纨绔子弟、曾经是官二代，最后以不同的方式走上领导岗位。上下五千年，领导多了，为啥要把这四位拿出来呢？因为他们四位是漂浮在历史海洋的四座大山。山下那海水并非自然界的水，是口水。

      口水怎么能形成海洋呢？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口水，而是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口水的集合。水滴能穿石头，口水也可以形成海洋。

      那口水形成的海洋有鲜明特征：一半是红色，为赞誉；一半是黑色，为诋毁。

      赞誉者眼中，他们都是历史巨人、赫赫威武、难以企及，他们都曾经面临巨大的困境，又以巨大的毅力和魄力解决了问题，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诋毁者眼中，他们都是独裁者、穷兵黩武者、杀兄逼父的篡位者、中华民族的阉割者，是他们强化中国古代人治时代，间接导致了近代的落后挨打。

      赞誉和诋毁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历史静静流淌，他们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纵坐标，继续任人诋毁或称赞。毛泽东用一段小诗把他们连成一条线。但是那条线却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到国共合作与对峙的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争雄的年代，也是历史转折的年代。

      一九四五年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毛泽东把《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轰动一时。如今的一般学生眼中，它读起来还算上口，背起来挺容易，考试容易得分。文人眼中又有不同，为艺术而艺术者看，一首还算可以的诗词。对历史和现实稍有了解，就能感受到霸气袭人。在政治家和军事家看来，那是一种魅力，雄主的魅力。

      但是身在蒋介石那个位置，却又别有一番滋味。蒋介石找到“文胆”陈布雷：“布雷先生，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陈布雷回答：“气度不凡，真有气吞山河如虎之感，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蒋介石又问：“难道就没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说音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陈布雷再次表态说没有。蒋介石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且吩咐：“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蒋介石当时正在人生巅峰，为何会对一首词如此在意？

      毛泽东在诗词中评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几个人，并没有说他们的功勋。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说。但是说他们“文采”稍逊（也是事实），就有意思了。如果说他们几个不行，绝对是找骂。那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纵观毛泽东一生，答案却又很明显。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十三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他有一个梦想：把天下诸国纳入自己的手掌中，消灭战争，结束数百年战乱流血，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完成划时代的壮举，完成全无古人之伟业。梦想固然宏大，但现实困难重重。当时东周中央王室衰微，华夏大地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个时代有两个鲜明特征，具体表现在思想和现实两个地方。

      思想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智力爆炸，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人类文明史上一系列大师级人物诞生。正是那段时间那些人的思考，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史上地位，奠定了整个东方文明的结构。

      现实中：诸侯崛起，群雄争霸，你争我抢，流血牺牲，无所不用其极。如此局面，前后持续五百年。战争所向，战场所在，无不白骨累累、血流成河。如今中国腹地，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古城遗址，每一个古城遗址都被鲜血浸透。

      如此经过五百年思考辩论、战争冲突将近五百年了。五百年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但没有人能解决问题。这一次轮到嬴政。他的方式就是以暴夷暴。

      公元前二百三十九年，登基八年之后的嬴政拿到大权，放开手脚直奔梦想而去。接下来七年，嬴政远交近攻，把周边的魏国、韩国、赵国三国折腾到奄奄一息，拉开秦国与诸国的优势。此后十年便是秋风扫落叶：公元前两百三十年，灭韩；一年之后，灭赵；又过两年，灭燕；又过两年，灭魏；又过三年，灭楚；再过一年，灭齐。

      前后十年，搞定。嬴政站在历史最高峰，俯视天下，称始皇帝，赢得千古一帝之尊。

      秦始皇是孤独的。他靠自己的实力赢得权力，征服天下，开创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新局面，建立崭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接下来却无人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此后的一切都要靠他自己。他仰望苍天，希望得到启示。苍天并没有任何明示。于是他代替苍天做了选择：修长城御外敌；置郡县，辅以严刑峻法；让全国人写一种文字，用一种货币。凡不服者，杀之。

      评，秦始皇之后，历史潮流转向，他的那一套很失败，也很成功。

      很失败：嬴政身后骨肉相残，百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二世而亡。嬴政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此后中华帝国两千年沦为家天下，再也没有出现另一场智力爆炸。论过，比海深。

      很成功，之后两千年，所有皇帝基本上继承了嬴政那一套，中央帝国成型，奠定大一统格局，保证中华民族延续。当其它古文明相继熄灭，中华文明依然亮着灯。论功，比天高。

      秦始皇之后，很多人骂他，骂他残暴不仁，骂他逆天行事；也有很多人赞他，赞他赫赫雄风，赞他霹雳手之下的菩萨心肠。时至今日，依然能在兵马俑冰冷的面孔上、在万里长城斑驳的墙壁上依稀看到两千年之前那个铁血男人的意志和心性。

      这是秦皇的大概故事。任何中国人要纵论历史，都无法绕开秦皇。任何人要纵论社会体制，都无法绕开秦皇开创的制度。毛泽东时代，也是旧体制崩溃的时代，他的处境和秦皇类似，要设计开创新体制新国家。再看汉武。

      秦帝国崩溃之后，天下大乱，楚汉纷争。刘邦用一种和秦始皇风格相反的方式赢得最后的胜利，建立大汉帝国。然而汉帝国建立之后就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北方草原上的邻居无能为力。刘邦本想亮肌肉，差点连命都丢了。汉帝国的领导们决定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同时低头装孙子，向匈奴送钱纳贡、送女人和亲。然而匈奴并不消停。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嬴政死后六十九年，汉帝国建立六十一年之后，十六岁的刘彻登基。按照常规态势，他可以选择像曾祖父刘邦、祖父刘恒、父亲刘景那般继续向匈奴送钱纳贡、送女人和亲。然而刘彻受够了，决定改变。

      从刘彻登基那年开始，汉帝国开始对西南用兵，前后二十五年时间，先后把包括如今越南在内南方诸地征服，稳定帝国后方。再次征服百越只是次要动作。刘彻的主要动作在西北。他面临的巨大困境就是北方的匈奴，强悍、贫穷、贪得无厌的恶霸，让刘家祖孙三代装孙子的强大的匈奴帝国。

      公元前一百二十九年，刘彻登基十二年之后，对匈奴开始强硬。卫青在龙城赢得大胜。接下来三年，汉帝国收复河套地区、重修长城。接下来五年，汉帝国把匈奴势力赶到漠北，把蒙古、甘肃大片土地纳入帝国版图。之后汉帝国在刘彻的操控下，继续开疆扩土，对西域诸国又拉又打，并且让霍去病深入漠北追击匈奴，兵锋一度到达如今的贝尔加湖，帝国威势达到鼎盛。向北、向西、向南用兵的同时。刘彻也没有忘记东方，大手一挥，顺便把朝鲜半岛收入囊中，东临大海，春暖花开。

      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拓宽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奠定了东亚格局。这些武功让刘彻成为汉武帝。汉武大帝，赫赫声威。秦始皇之后，终于出现一个比秦始皇走得更远的汉武帝。历史巅峰的汉武帝是孤独的，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仰望苍天，思索现状，开疆扩土的同时干了另外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整顿国家意识形态。

      刘彻扭转了汉帝国开国以来盛行的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的策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当于给铁血帝国披上一层温柔的外衣。此后的王朝模式正是确定：外儒内法。法是骨架。儒是意识形态。之后两千年，帝国如果只有法，必然残酷苛政；只有儒，必然懦弱挨打。后人评价汉武帝，多半把目光放在开疆扩土上，却忘了意识形态这一层。相比秦皇，汉武在国家内部成功的置入儒家意识形态。尽管刘彻武功很盛，是汉朝的“武帝”，但是放在中华帝国史上，凭借植入意识形态这一项，称其“文帝”也行。

      如果说秦始皇奠定了中华帝国的框架。那么汉武帝之后，汉文化走向成熟。这功，比天高。此后，儒家一统天下，占据国人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年，国人没有从思想上再次突破，作茧自缚。这过，比海深。

      国共两党为啥要不死不休？意识形态不同而已。蒋介石和毛泽东并无个人过节，只是代表了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已。

      秦皇汉武，前后相差一个世纪，他们的心性，他们的做派，一脉相承。此后另一个和他们匹敌的人物则是六百年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成功地把帝国体制推向极致。汉武帝之后，雄劲的大汉帝国存活了三百年，亡于内忧。之后又是三百年乱世，隋文帝杨坚横空出世，再一次带来和平。然而杨坚的儿子杨广一心向秦始皇看齐，取得一番成绩，同时把天下搞得很乱。天下再一次洗牌，唐帝国建立。

      秦皇汉武的功勋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祖祖辈辈留下的丰厚家底。唐太宗没有这个优势，他要自己参与创业。秦皇汉武年纪轻轻就是皇帝，拿到实际权力就是领袖，无需亲自上战场拼杀。唐太宗首先是一个将军，在起兵初期要冲锋陷阵、视死如归，所以他满身伤痕。打下根据地之后，他还要当统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时，唐的地盘只有黄河两岸那一片。此后五年，唐进行六次大规模统一战争，李世民为绝对主角。他的威势已经非常高。但李渊打算推太子李建成继位，啥原因呢？因为杨广。杨广在隋朝统一过程中战功很大，太子杨勇软弱，最后杨广用阴谋诡计上位之后不顾国力与民生狂折腾，最终导致隋朝灭亡。李渊担心李世民上位之后无法无天，重走杨广的老路。在双方势成水火的情况下，李世民先发制人，在宣武门杀掉大哥李建成，之后逼迫李渊退位。可以说李世民使用比杨广更为直接的手腕拿下最高权力，同时也给个人私德沾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但李世民没有成为杨广第二。杨广除了大搞超级工程忽视民生之外，三次远征高丽，用钱无数，没有结果。李世民继位时处境比杨广糟糕。隋朝并无突厥威胁。突厥之于隋唐，犹如匈奴之于秦汉。李世民面前的突厥，犹如汉武帝眼前的匈奴。但汉武帝面对匈奴，汉朝已经非常富足。李世民上台那会，唐朝刚刚完成统一。

      李世民有自己的优势，他是从战争中出来的，军事政治水平超一流。所以当突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没有惊慌，用疑兵之计退之。站稳脚跟之后的李世民重复了当年刘彻的故事，力度更甚。刘彻在领袖的位置上攻击匈奴，胜利很多，但没有杜绝后患。李世民操控唐帝国彻底击溃了突厥，使之一部分向西逃窜到西亚，一部分归顺臣服。

      帝国军队在李世民的操控下四处出击，兵锋抵达中亚和漠北，除了在远征高丽没有达到战略目的之外，其余的故事两个字就够了——胜利。

      武功如此，文治也不差。贞观之治，已经被历史学家反复称赞，这里不再累述。如果说汉武帝统治下雄劲一时的大汉帝国的西边，还有同样强大的罗马帝国。那么唐太宗开创的大唐帝国完全是一枝独秀。体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领先，优势胜过美国之于当今，在泛黄的青史中，依然是绿色的。

      在李世民的掌控下，超一流的文臣武将，均能人尽其才，充分展示自己，避免鸟尽弓藏的历史悲剧。这些都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要说功，比天高。要说过，这是一个问号，他的过在私德，牵动人伦，浮动很大。可以说无伤大雅，也可以说伤天害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分别是四个王朝的象征。秦朝、汉朝、唐朝都有自己的钢筋铁骨，宋朝从未强势过。赵匡胤本人素质并不差，一人之力缔造一个国家，比起刘邦和李渊并不逊色。但是和前面几位相比，威势弱了很多。和后面的朱元璋比，也无优势。和前面的杨坚比起来更无优势。

      更要命的是宋太祖之后，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宋王朝只能占据中原，没能真正意义上完成统一，从未拿下幽燕大地。而且地盘原来越少，南宋竟然连中原都丢了。

      宋王朝有很多优点，富裕发达，生活很好，对文官前所未有的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缺陷，武力欠缺。对北方马背民族，想攻，力量不够，开始尚能招架，最后只能逃跑。纵观宋王朝，开始和汉朝很像，但缺少一位汉武帝那样的人，最后把自己变成肥美的大绵羊。宋王朝用三百年时间证明：国富而不强，悲剧。

      要论宋祖之功，开创文官治国之实践，中国再没出现南北朝那样的长期乱世，比天高。

      要论宋祖之过，阉割国家尚武之精神，中央帝国应对马背民族日渐有心无力，比海深。

      毛泽东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他唤醒了国人的尚武精神，并且把他们团结起来。他领导下的共军不再像清末的八旗大烟鬼，不再像各路国军那般各自为战。即使冤枉了彭德怀，共军依然是共军。即使错误批判刘伯承，共军依然是共军。即使林彪出走，共军依然是共军。

      毛泽东一生所作所为，跨越历史时空，他和四位的关系概括如下：

      如同秦皇一样，在乱世之中结束战争，构建一个强力中央政府，创造一种全新的体制。秦皇扫六合，体制变更之下的春秋乱世归于一统。

      如同汉武一样，在国家内置入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汉武“独尊儒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奉为国家正统。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都为意识形态服务。

      如同唐宗一样，把国家推向巅峰。但是就当是世界局势而言，只能是念想。念想何时能实现，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只要道路正确，终究有一天会实现。用官话说，叫民族复兴。

      不要向宋祖那样，留下一个能文不能武的国度，纵然这样那样优点，丢了尚武精神，最后必然归零。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功绩便是中华民族之功绩。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过失也是中华民族之过失。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后，又加上一个人，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的毛泽东还没能完成上述任何一项业绩。《沁园春·雪》也就是一首词而已。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却是一种压迫和威胁。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也想效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继承中华道统，而且做得更露骨。抗日战争事情，天下未定之际已经着手准备。《中国之命运》一书（别人代写的）就是证明。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处于优势地位，看起来更有气象。这就是蒋介石恼火的原因所在。因为那首词道破了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的心思。蒋介石暗地里组织文人墨客围剿，费尽心思之后无奈放弃，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一生的缩影。

      日后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尼克松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正统传承。

      所谓中华正统，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服中华大地上的老百姓接受自己的主张。具体方式也就两样东西：枪和笔。枪为武，笔为文。

      鸦片战争之后，外患不断，列强轮番蹂躏，屈辱条约一个接一个。外患催生内忧，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起义，一波接一波。内忧再次诱发外患。到了什么程度呢？出现一系列奇观：日本要求清政府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要割让他国，德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还有英国明目张胆的去西藏，恶果赤裸裸的精英东北。英俄两国都在新疆扶持代理人。这个过程的程序是这样的：派遣军队直接占领。

      大国强国手中有枪炮，力量强大，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跑过来欺负清帝国也就罢了，巴掌大小的小国也跑来耀武扬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写道：“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

      如此内忧外患，不仅曾经显赫一时的清帝国摇摇欲坠，而且秦始皇之后已经执行了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逐渐崩溃。自古以来繁衍在华夏大地、有着光辉历史和伟大传承、曾经高贵骄傲的中华民族跌入深渊，匍匐在僵硬的土地上流血流泪流汗。

      此情此景，又到历史节点——需要巨人出现，完成历史使命。

      历史巨人要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般终结乱世，再造神州。

      历史巨人需要一只手握枪，把所有侵略者拒之门外，再把把国内各种军阀盗匪连根拔起，还中华民族能够自由和平的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存环境。

      历史巨人需要另一只手拿笔，唤醒已经在各种灾难和屈辱中冷漠的百姓，把他们的心思集中在一个方向，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一个方向。

      历史巨人要有一流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组织能力，可以驾驭各行各业的强人、猛人、能人、狠人，把他们放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中发挥能量。

      毛泽东写《沁园春·雪》的时候，有可能带领中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只有两个，毛泽东和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大一点。但毛泽东本人显然认为，他本人才是完成历史任务的合适人选。但是这还不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难题。

      评价毛泽东一生，就一个字，难。遇见难题，解决困难。

      还有比一统天下更大的难题么？之前不曾有过，毛泽东时代有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面临的历史困难都超过历史上的那些前辈。中华民族早熟，并且一直延续，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八百年，中华帝国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

      历史上的中国，只要平定内战，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盛世，就能崛起。

      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即使在乱世，经济、文化上也是输出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面落后，这些还是次要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列强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因为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工业化进程被打断。

      论乱，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华夏堪比春秋战国。

      论外界压力，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华夏面临外敌远胜汉代匈奴帝国，唐代突厥帝国，宋代的契丹和大金帝国。

      不论是谁，想要力挽将倾神州于即倒，想要再造中华，要有秦皇征伐乱世之铁血，要有汉武对抗外敌之压力，要有唐宗不惜身背恶名的决心，还要面对宋祖那般潜在不测。即使克服这一系列难题，还要面临一个更大难题，把传承了两千年的庞大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个比一统中国还要难。但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在哪里？先卖关子，后面再说。

      要解决任何一个难题，都要付出代价。难题越大，荣耀越大，代价越大。特别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权谋运转，历来艰辛无比，代价颇大。

      嬴政上位之后，为了拿下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梦想，他铲除仲父吕不韦。没有吕不韦，嬴政不见得能登基。但嬴政登基之后，吕不韦成了他的障碍。他的妈妈犯忌，和小三私通，照样被囚禁至死。刘彻为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国家战乱不堪，民生凋敝，晚年连皇太子刘据“被谋反”而死，骨肉相残。李世民上位之前那些事，已经成为终身抹不去的污点。赵匡胤本人文武双全，自己却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悬案，皇位归弟弟赵光义。直到南宋赵构之后，赵匡胤的后人方才拿回政权，已是烂泥扶不上墙。

      那么毛泽东面临比他们更大的困难，要继承他们的事业，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毛泽东一九二一年参与创建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策划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十年苦战、八年抗战、三年半内战、两年半抗美援朝，每个时期都有家人丧命。六位亲人直接死在敌对势力手中。

      毛家第一位烈士，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一九二三年入党，文斗时代相当活跃。蒋介石清党之后，她曾经自己组建过游击队，参与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当年夏天在作战时负伤被俘，第二年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毛泽建死后一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牺牲。她是毛泽东老师、大知识分子杨昌济的女儿，一九二零年和毛泽东结婚，生有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儿子。一九二一年杨开慧入党，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入党时间都早，干过一系列工作。一九三零年十月被叛徒出卖入狱，因不肯和毛泽东划清界死于军阀何健之手，年仅二十九岁。

      小弟毛泽覃早期学习经历和毛泽东差不多，每一步都受毛泽东影响。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覃参加工运，组建过党支部，搞过土地运动。当毛泽东筹划秋收起义时，毛泽覃恰好赶上南昌起义，之后随朱德在山区里转悠几千里。当朱德打听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让毛泽覃前往联络。然而井冈山上的毛泽覃因为毛泽东衰落而遭殃。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毛泽覃留在瑞金，牺牲，年仅三十岁。

      抗战时期理论上国共合作，毛泽东已经是党内实际领袖，依然损失了一位亲人，大弟毛泽民。毛家烈士中，毛泽民死得最冤枉。毛泽民早期经历和毛泽覃相当，但是没有参加武装起义，一直在白区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才进入中央。他卷入政治漩涡不深，主管经济工作（经历、资历均与陈云相当），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到新疆搞统战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牺牲，年仅四十七岁，是毛家烈士中牺牲时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全国抗战，但碰到了盛世才狼子野心，原本卖身苏联，想要转投蒋介石，就杀了一批共产党人作投名状。

      毛家最年轻的一位烈士叫毛楚雄，毛泽覃之子，毛泽东的侄子，一九二七年出生，牺牲时只有十九岁。他原本在家乡韶山冲读书，皖南事变之后失学务农，随后参加革命，在王震部上班。解放战争开始期间，随中原解放军突围，后代表中原解放军和胡宗南谈判，路上被国军无端扣押。蒋介石授意胡宗南，秘密处决。

      毛家烈士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毛岸英。当初杨开慧被捕，毛家兄弟连带入狱。杨开慧牺牲之后，他们流浪街头，尝尽人世辛酸。后在地下党帮助下，他们去了苏联，回国后干了一系列工作。抗美援朝之中，他第一位报名参加志愿军，入朝后牺牲，当时年仅二十八岁。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毛岸英活着，新中国政治走势将是另外一个情况。实际上另一个假设更为有趣，毛岸英和蒋经国都在苏联学习成长，谁的素质更高一点？

      评，中共历史上，第一代革命者基本上都有亲人为革命流血牺牲。像毛泽东这样，每个时期都有亲人直接牺牲，却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

难题之一：人生选择

小序  一首小诗

独坐池塘为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咏蛙》内容很简单，描绘春日池塘里的青蛙形象，内容很小。但口气却又很大。特别是后两句，霸气侧漏，让人忘记诗歌本身格律不太协调。换成一般人，很可能引来一番嘲弄。因为它和毛泽东连在一起，就显得浑然天成。确切说，这首诗并非毛泽东本人写的，而是把明代张璁的诗化过来。很少有人在意张璁的诗，因为他只是一个老官僚，历史的过客而已。毛泽东则是历史巨人，静静矗立。年轻的毛泽东写下这首诗时刚刚离开家乡。

      肉体凡胎来到世界上，都有原本有无限种可能性。数十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留下足迹又很不同。有人默默无闻，有人名垂青史。有人碌碌无为，有人轰轰烈烈。有人早早名扬天下，有人大器晚成。有人踌躇满志，有人郁郁而终。追根溯源的话，答案五花八门，或曰命数，或曰机遇，或曰个人努力，如此等等。其实可以化繁为简：就是一辈子想干什么、又干了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和时代背景与历史机遇紧密相连。

      年轻时的陈胜给地主打工，厌烦之际就坐在田埂上对旁边小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回答是各种调侃嘲弄。陈胜叹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邦年轻时去咸阳，看见秦始皇出巡的豪华车队，羡慕说：“夫乃真英雄也，大丈夫当如是也。”年轻时的黄巢考试，没有考上，愤而写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年轻时的洪秀全屡考不第，表示将来自己要开科招生。

      影响历史的人物，终究是与众不同的。毛泽东写《咏蛙》的时间是一九一零年，大清帝国最后一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拐点。接下来将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灰飞烟灭，实践了两千年的帝国制度土崩瓦解。那一年也是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离开韶山，离开那古板严厉的父亲，决心做一只翱翔天际的雄鹰。那一年毛泽东十七岁，到东乡小学念书，成为一名大龄小学生。谁也想不到他将改变中国之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英豪辈出，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历史走势，其中以毛泽东为最。湖南韶山，据说因舜帝出行到湘江让人演奏“韶乐”引来凤凰而得名。韶山冲，穷乡僻壤，风光无限好，聚气数千年，方有毛泽东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号横空出世。

      一八九三年的中华大地，充满贫瘠、愚昧、腐朽、堕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强汉、盛唐那样的伟大帝国，有过秦皇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有过百家诸子的争鸣，有过延绵不断的精英人物……曾经的光荣只能在青史黄页中找到一些歪歪斜斜的字样。即使康乾盛世，那也是昔日黄花。秦皇之后的千年雄风，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惨败中损耗殆尽。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华大地上的精英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拯救垂死的帝国，收效甚微。

      一八九三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要求改良，从广州到天津、拜托无数关系想见李鸿章一面儿不得，转身愤而搞革命。此后三十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一八九三年，新崛起的日本亮出獠牙，将要给千年老大哥、古老的中华帝国致命一击，翻身成为亚洲代言人。此后五十年，日本的实力扩展到极限之后再次退回原点。欧洲列强的矛盾逐渐增加。美国正在美洲大陆上发展工业、强身健体。

      一八九三年，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六十大寿。五十大寿时中法战争，没心思过。四十大寿时，陕甘回民暴乱，没时间过。三十大寿时，太平天国未灭，没条件过。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庆祝，把规模和场面都搞上去，结果日本人来了。

      随后甲午战争惨败，清帝国风雨飘摇中度过六年，中间有康梁变法企图自救但失败。一九零零年，世纪交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千年古国陷入历史深渊。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都是血和泪。本土精英们在迷茫中彼此杀戮，相互攻讦。亿兆同胞成为匍匐在世间的贱民，平均寿命三十来岁。这段时间内，美丽偏僻的韶山冲相对安静，山里娃毛泽东静悄悄的成长。

第一章  性格和对手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古代文明进化到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地位极为独特。要理解世界史，就要理解中国史。要理解中国历史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农村。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农村。

      农村，一个压抑且有诗意的地方。如果内心世界不够强大，那么就会被黄土压住，变成一个普通农民，性情可能变得冷漠而灰暗。如果内心世界足够强大，那么会被它那原始而神秘的意境催化，感情将更加丰富，思想将更加深邃，意志将更加坚定，最终会走出农村，成为精英。历史上的农民或精英都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历史故事，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故事。中国的农民是世界史最为坚韧的群体，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而不灭。他们如同最顽强的野草，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会有根系保持活力。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沉重的、悲壮的、伟大的、光辉的。如果灾难来临，人类只有一个群落可以存活，那必然是中国农民。证据？那延绵不绝的历史就是证据。

      中国农民的故事同样非常精彩。翻开历史看看，农民出身的刘邦，摆脱农民身份之后走上黑（流氓混混）白（基层公务员）两路，最后走到金銮殿上，当了皇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和尚，最后也走上了金銮殿，当了皇帝。还有那个被视为千年偶像的诸葛亮，一边种地，心里却琢磨天下事。如此等等，每一个奇特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奇特故事。毛泽东是农民之中另外一个特例，有更为奇特的故事。

      毛泽东的家境和一山之隔炭子冲的刘少奇类似，祖上均由外地迁入，均小有薄产，均在近代衰败，均有一个能干的父亲再置一点产业。毛泽东的爸爸叫毛顺生，是一个精明固执的小地主，农民中的精英，属于那种被黄土压抑的人。他眼中的儿子，将来就是要好好干活，继承自己小地主的事业。毛泽东五岁时就要锻炼山里娃基本功，比方说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等，也是农民的基本功。毛顺生的控制欲望很强，想要控制毛泽东的一切，时不时在外人面前打击毛泽东，说他很没用之类的话。由于毛顺生是农民的精英，需要各种记账，就把毛泽东送去私塾念书认字。

      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毛泽东，性格特征之一，就是淳朴。

      这种性格可以让人吃得苦中苦。农民都是这样子。正常情况下，毛泽东也会变成一个农民。但当时情况恰好不正常：大环境动荡不安，想要安稳生活而不得。私塾中的毛泽东悄悄地发生了蜕变：他在私塾中学到很多条条框框（四书五经之类），又学到很多条条框框之外的东西，比方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关于英雄主义的书。那些书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娱乐消遣，或者寻找一些谋略运用，在年少淳朴的毛泽东眼中，那些英雄好汉，那些侠义故事都是真实的，和眼前拔草、放牛、打算盘的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让他神往不已。

      例证之一：饥荒年代，农民们到毛家吃大户（强吃强拿，白条都没一张），毛顺生气得跺脚。毛泽东认为天经地义，一点也不同情老爸。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一生理想主义的源头。年少时就能以损失父亲财富的方式同情饥民，日后搞土地政策时也不会手软。区别在于，土地政策来自于理想信念，年轻时的同情心源于侠义冲动。

      例证之二：现实中的毛泽东是个性格温和的大个子，除了酷爱读书之外没有其他特殊。他在东乡小学念书一年。在那里，他刚刚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死好几年，台上那位还没断奶。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看到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在那里，他翻开《世界豪杰传》，思维开始延伸。但中间有件事非常有趣：东乡小学的大龄小学生的毛泽东和同学干过一架。原因是同学说《三国演义》等书描述的内容是假的，英雄的世界并不存在。

      毛泽东性格特征之二，倔强。

      毫无疑问，毛泽东非常倔强。他读书兴趣很浓：干活间隙读书，在黑夜的油灯下读书，只要有时间就读书。他的个人兴趣和毛顺生那古板的期望（希望毛泽东称为精明的农民）相冲突。毛泽东并没有服从毛顺生的权威，而是据理力争，有时候甚至当面顶撞。为了管教倔强的毛泽东，毛顺生想到一个绝招：给毛泽东娶一个年长四岁的女人当老婆。毛泽东吓坏了，拒绝和她圆房。毛顺生能做的，就是把她写入毛氏家谱。最后毛泽东实在受不了了，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去东山小学念书。离家之前，他写下一首《赠父亲》，夹在毛顺生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将要到更广阔的世界里振翅高飞。我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会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没有人可以站在我前面。

      离开毛顺生之后，毛泽东依然倔强如故。虽然他看起来温和，但总是坚持自我，凡是他认准的事，原则上都会坚持到底。毛泽东反对过各路军阀和知识分子。把他们一脚踢开之后，共和国诞生了。身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依然坚持自我。他搞各种经济建设，也搞各种政治运动。当他认为政策正确时，他可以乾纲独断拍板志愿军入朝。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他认为政策正确。

      朴实之人多多，倔强之人多多，不足为奇。为何毛泽东可以成为历史巨人？这就涉及到毛泽东第三层性格，务实。这层个性表现在具体执行上。和那些空头理论家不同，毛泽东认准的原则会一条路走下去，但走路方式灵活多变。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他一生干过两件事，赶走蒋介石创建共和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创建共和国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是两回事。包括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均脑袋很大，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差错。毛泽东则灵活多变，一开始就坚持到深山老林发展壮大自身，向农村延伸，再从农村到城市，先易后难，奋斗二十年终于成功。天下精英，无不竖起大拇指。

      再看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现在已经被否定。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是通过中央认同的。政策虽然造成巨大破坏，但是站在当时立场看，合理合法。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更像一个空洞的口号，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反过来想，一个空洞的口号如何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原因很简单，在执行过程中非常实在。

      看到了吧，这就是毛泽东务实的性格。毛泽东经典语录：战略上藐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倔强一面），战术上重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务实的一面）。

      有了这样三层性格，不论何时何地，各行各业，正常情况下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领军人物，甚至领袖。然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拥有这些优点的人还有不少。比方说周恩来，信仰（马列主义）同样坚定，实际办事能力超一流。但是长征途中迷茫无助之际，周恩来想起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出来挽救时局。这是为何？

      答案就是毛泽东性格中的第四个特征，想象力异常丰富。这些在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中得以印证。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擅长诗文艺术的领导者水平多半不怎么样，比方说李煜、赵佶，比方说玩木匠的朱由校。但在毛泽东身上是例外。诗词文章只是毛泽东想象力的一个角落。他的想象力反应在行为上。

      他去井冈山拉队伍，给绝境中的共产党创造了生机。游击战的套路并非来自于兵书，首先来自想象力。四渡赤水战役，超出了号称军事天才的林彪的想象，同时也超出了蒋介石的想象，所以共军得意逃出生天。同样文化大革命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没有任何模板可循，同样也是源于想象力。

      当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倔强的人，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最终必然走上领袖地位，就是雄才大略的另一种说法。看看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对立统一，简直就是辩证法的压缩版。

一生的对手

一九一零年，毛泽东告别农民身份写下《咏蛙》相同的时间。一生冤家，年长六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军校修炼，边学习军事知识、边锻炼体魄，准备回国大干一番。

      据各路专家考证，在正式出版的十五种毛泽东著作中，涉及人物三百零五人。涉及最多的是蒋介石，一千零四十四次，比马克思还多一百多次。而台湾出版的蒋介石四十多种著作中，毛泽东被提到次数仅次于孙中山。

      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彼此视对方为仇敌，彼此以“匪”尊之。第一次国共内战。毛泽东为蒋介石为扣上“新军阀”“反革命头子”“美帝走狗”“买办代表”等各种款式大帽子。蒋介石则回馈毛泽东“毛匪”“赤匪”“共匪”。第二次国共内战，蒋介石给毛泽东下通缉令：“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毛泽东则针锋相对：“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口号震天响，口水满天飞。

      事实上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抛开胜败不谈，谁也离不开谁。少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历史形象都是不完整的。就好比刘邦和项羽，就好比孙中山和袁世凯，历史形象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问毛泽东：“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为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历史围绕着两对冤家展开，袁世凯和孙中山是一对，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另外一对。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前，那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以及袁世凯的粉丝（旧军阀）和孙中山的粉丝（新军阀）全方位较量。之后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较量，边打边和，边和边打，直到全部败于时光老人的长袍之下。

      一八八七年，蒋介石出生于富人之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爷爷和爸爸相继去世之后，蒋家衰落。妈妈把蒋介石拉扯大。蒋介石也去私塾念书，也学到一堆条条框框，也对那些课本和老师不感冒，也反抗。同样是反抗，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

      从出生背景上看，湖南省是中国腹地，受楚文化影响，民风淳朴彪悍。浙江省从宋朝开始，就有商业传统。越往近代，商业气息越浓厚。商业文化重利益而缺魄力。所以浙江历史上纵有各种各样的名人，但缺乏领袖级别的人，直到蒋介石出现。

      蒋介石的成长方式和毛泽东完全不同，尽管家道中落，蒋介石的妈妈依然全力培养蒋介石，让他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包括私塾、小学、中学、军校、出国留学。十七岁的毛泽东刚刚摆脱父亲的控制去东乡当小学生。十七岁的蒋介石已经接受非常全面的教育。十七岁的毛泽东还是山里娃。十七岁的蒋介石已经到现实世界中搞关系了，开始结拜各种兄弟。

      按照素质教育的观点，早期的蒋介石综合素质相当不错，远胜大山里走出的毛泽东。然而人生如何，并不在十七岁见分晓。要成为领袖级别的人物的条件非常苛刻。特别是要当中国的领袖，要求条件更为苛刻。

      蒋介石一生都在东拉西扯，试图把所有势力拉在手中。年轻时的蒋介石和家乡“英雄豪杰”结拜。年长后的蒋介石和全国“英雄豪杰”结拜。毛泽东签好相反，以“我”中心指定各种政策，整合天下。

      国际事务中的蒋介石依赖英美却无法摆脱英美制约。毛泽东依赖苏联最终摆脱了苏联。蒋介石拿着“三民主义”找不到落实的办法。毛泽东却可以对“马列主义”进行改良。

      蒋介石一生没能脱离以乱制乱的怪圈。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创建国家。

第二章  乱世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当了一年小学生，跟着一位老师去长沙求学，暂时住在湘湖中学。

      那是辛亥起义前夕，毛泽东十八岁，接受过一年小学教育。但他知识储备已经相当丰富，全部是兴趣驱使下，通过独立自主的方式自学得来，和被学校灌输出来的学子有天壤之别。

      长沙，康梁变法时就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新时代来临之前，辩论日益激烈，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不休，出现过许多人杰，如宋教仁。这一切对穷乡僻壤里走出的毛泽东而言，如此新颖诱人。他努力倾听，兴奋之余，稀里糊涂的发表了自己的高论：“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新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全然不知道两派之间完全是死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刚刚接触到报纸。在他眼中，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英雄，很天真地认为他们理当抱成一团，如同梁山好汉那般。

      为了表示反清，他减去辫子，决定走在时代前头。数十天之后，毛泽东就离开湘湖中学，因为辛亥革命爆发了。一位革命者化身“业务员”到湘湖中学推销革命，承诺大家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相信了，投笔从戎，成为湖南新兵的一员，每月可以领七块银元薪水。毛泽东如此规划人生第一笔工资：两银元为生活成本，其余部分买书报。报刊上，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词：社会主义。

      当兵半年，满腔热情化为尘土。幻想中一切光荣、伟大的事情均没有发生，连战场都没去过。因为经过一番交易之后，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反而变成袁世凯。毛泽东推崇的孙中山只是铁道部长，康有为在海外晃悠，梁启超还是卖文为生。毛泽东意识到两件事：第一，他自己还很幼稚；第二，他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先锋。

      两件事加在一起促使他重返学校，读书充电。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毛泽东去了湖南师范读书。此后四年半对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要：入学时，他想毕业后能够当一名老师，有口饭吃；出来之后，则想要改造天下了。他从一个幻想侠义的莽撞少年转变成一个有理想并且愿意为理性而奋斗的热心青年。

      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改变？答案是，一种习惯，一个人，一件事，一次选择。

      所谓习惯，就是读书。

      对毛泽东来说，私塾也好，东山小学也好，湖南师范也罢，年龄增长了，环境变化了，唯一不变的是读书热情。区别在于，私塾中，他能读到的东西也就是除了必须接触的经、史、子、集，就是《三国演义》等书。东乡小学，又可以读到一些名人故事。师范学校，则可以读到更多古今中外书籍、接触更多各个派别的思想、看更多报刊了解时事。这些东西，形式虽然变了，但毛泽东的热情不变。所以他的头脑日渐丰富。按照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则：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看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更犀利，更深刻。随着而来的是人生境界提升，以及行动上的力量。

      同样一本书，有热情和没有热情差别是很大的。每本书都有独特的价值。特别是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从遥远世界流传过来的书。它们由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英魄铸就，认真去了解、去认知会有非同寻常的收获。比如《三国演义》，努尔哈赤曾参照它打仗，毛泽东也参照它打过仗。当然过度沉迷于书中，知识窒息心灵，可能会成为读死书、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毛泽东没有成为书呆子，因为他很幸运，遇到一些高水平的引导者，比如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甚大。

      杨昌济生于一八七一年，书香世家，考举人失败后在乡下教书，推崇宋明理学（日本维新改革者和戊戌变法推动者均推崇宋明理学），一八九八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听过谭嗣同的课，赞同谭嗣同的主张，钦佩谭嗣同的风骨。谭嗣同影响杨昌济。杨昌济影响毛泽东。毛泽东的硬气和谭嗣同的硬气，一脉相承。八国联军进中国洗劫，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杨昌济痛苦异常，留学日本三年，后又留学欧洲三年，回国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埋头搞教育，渐有成效。杨昌济是那个时代少数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兼具实干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人生中能遇见杨昌济那样的老师，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都会少走很多弯路。

      那些挤压在毛泽东心头的条条框框被杨老师妙手拨开，转变为“属于毛泽东的力量”。毛泽东进入杨昌济视野时仅仅念过一年小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大龄青年。千万学子之中，杨昌济一眼看中了毛泽东，视为“异才”重点培养。毛泽东有何不同之处呢？可以参考一九一七年写的一篇文章，叫《心之力》。

      开篇写道：“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立足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同时糅合了西方心理学和生物学。

      对中华大地的认识：“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优雅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历代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之挥洒自如，何等之英杰伟伦。”

      对现实的认知：“然天妒神州，外侵内乱，泱泱华夏，愚昧业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神圣使命渐渐失忆，煌煌中华民众却败于众生甘愿自卑、沉沦、散弱之积弊。五千年中央神州屹立环宇，慈润天道，德化昆仑，逐忘除魔灭盗之大道使命。待魔鬼而好生，如东郭之饲狼，渐失土于广袤，魔盗全球侵杀，血罪滔天，贪婪残暴，伪善阴险，愚克己隐忍，憨良感化，以善招恶，如鱼肉怂恿魔盗之刀俎。”

      ——那是中国历史最低谷，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时代。

      ——那是一九一七年，五四运动的前夜。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在悲愤爱国或赶时髦的心态下，都忙着往国外跑，以搬运各种理论自轻自贱为时髦，对传统的一切都是轻松、蔑视、甚至仇恨的，言必称欧美日苏。顽固派则想着回去写八股文考试。

      ——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读了古今中外的典籍之后，用白话文的方式描写古中国实在难能可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既没有成为守旧的老古董，也没有迷茫的激进派，能够正确认知历史和现实，实在难能可贵。

      文章感情充沛，文采丰茂，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转载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看。内容一言蔽之：立足自我。所谓“自我”有两层意思：个人的自我和民族的自我。

      个人自我：自强不息。民族自我：团结。这些见解现在说出来不算啥，联系到当时环境就不同了。当时中国人虽多，拥有自我意识的很少。老百姓朴实麻木愚昧。精英迷茫无助。遍地都是软骨头的人。讲团结，更是瞎扯。军阀遍地。想团结，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当时中国看，要做到这一层，难于上青天。也是在湖南师，大致相同的毛泽东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湖南师范里面的毛泽东摆脱了农民的拘谨，除了读书之外，最喜欢体育锻炼，尤其喜欢游泳，坚持一辈子，七十多岁了还要去游长江。他对体育的认知概括为两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话在当今依然适用。

      为人行事方面，毛泽东写道：“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从他一生轨迹看，很实在的一句话，没有任何水分。他交朋友的格调很高，朋友均非等闲。比方说蔡和森，去欧洲留学，和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少共组织，若非早死，必将是共和国元勋。再看萧子升、罗章龙，均为一时之俊杰。

      写《心之力》的时候，毛泽东就同时干一件奇事：当时军阀奋战，桂系军阀入湖南作战，两千残兵在败退过程中涌向长沙。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兵油子，打算到长沙干一票。长沙城面临浩劫。大家惊慌失措之际，一介书生毛泽东经过一番观察思考之后挺身而出。他说服大家战斗，组织两百学生和五十警察，在学校和附近的山上布置疑兵，不仅成功挽救了长沙面，而且缴了两千散兵的械。

      ——这是一次奇迹，有些人天生就是创造奇迹的。

      ——毛泽东创造的第一个奇迹。他那仿佛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组织能力，无与伦比的勇气得到完美的展现。这种事听起来很神奇，但只是偶然。

      真正影响毛泽东命运、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还是一次选择：根据杨昌济的想法，毛泽东应该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毛泽东也应该去欧洲留学。在那里，他将碰到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临行之前，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那是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满世界跑飞年代，看看孙中山，家人都在檀香山。看看蒋介石，日本也去了几趟。再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到处跑。唯有毛泽东，基本没出国。

      孙中山一生推销三民主义而未能如愿。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却茫然四顾。刘、周、邓等人也不是终结乱世人选。历史选择毛泽东，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有一个长长的答案。答案要从毛泽东为何放弃出国说起。

      原因是啥呢？简单说，就是舍不得离开杨昌济老师年轻漂亮的女儿杨开慧。当时毛泽东也是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谈恋爱，舍不得啊。然而毛泽东并非那种会被儿女私情左右的人。归根结底，当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杨昌济等人想法有一点不同。他们想去欧洲求学，充实自己，寻找救国良策。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

      要理解毛泽东的想法，首先要理解那个时代的节点，死结。

死结

毛泽东锋芒初露之际，看似综合素质更高的蒋介石却陷入迷茫。蒋介石回国之后跟大哥陈其美干事业。他们多次策划起义、参加起义，结果都是失败、失败、失败，唯一的成功却是刺杀革命元老陶成章，自己人。

      孙中山的同盟会主要有三拨人，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系，黄兴和宋教仁为首的湘系，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为首的浙系。三派联合尊孙中山为领导，矛盾多多。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很大。两个人除了地域差异，个人生活差别很大。陶成章是墨子一样的人，性情刚烈、无谓出生入死、但生活相当简朴，看不惯孙中山的某些做派，比方说大手大脚用钱，比方说男女关系上不检点。两人根本矛盾在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长三角一带是陶成章的浙江派光复的，孙中山回国之后一屁股坐在临时大总统位置上。陈其美虽然是浙江人，和陶成章同龄、且老家相隔不远，却死心塌地追随孙中山。孙中山让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得陇望蜀，还想要浙江都督，最大的障碍就是陶成章。陈其美发现陶成章和孙中山和矛盾很深，决定干掉他，为孙中山分忧，为自己谋利。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心腹，甘为马前卒，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杀掉陶成章，开中华民国刺杀之先河，打开潘多拉魔盒。

      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是一个整体，孙中山的革命派在内部仇杀。所以袁世凯顺利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袁世凯名义上是总统，骨子里就想改朝换代。一番利益纠葛，导致了宋教仁的悲剧。

      中华民国实际上一张图纸，上面写着咱们要搞民主和宪政，却从没实现。原因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和保守派的袁世凯因为于宋教仁被刺杀而没能有效合作。那个时代，宋教仁是革命派中最具备政治活动天赋和宪政意识。他的死，意味着战争。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和袁世凯再次开战，失败后带着革命派精英再次流亡日本。

      日本孤悬海外，千百年以来就是亚洲大陆的盲肠，时不时发炎一下，但问题不大。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蹂躏大清帝国之后顺便修理一下日本。日本遭受创痛之后，决心脱亚入欧，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改革。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基本上同时进行，目的都是要向工业化过渡。双方并行三十年，分别取得一系列成绩。因为一系列原因，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战败。清帝国割地赔款，工业化进程被打断。日本拿到战争赔款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把清帝国踩在身后，成为亚洲领头羊。

      甲午战争战败后的清政府开始政治改革，准备三年，折腾一百零三天，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失败。接下来激起民粹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慈禧太后死后，清政府终于在武昌起义中倒闭。

      孙中山在搞革命期间，为了获得日本帮助，允诺日本种种好处。但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继承了。孙中山允诺的好处就成了镜花水月。日本人表示很失落。如果袁世凯好好干，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人物。但袁世凯不是那块料，只晓得帝国种种，不知民国为何物。日本人看到了袁世凯的野心和愚昧，笑眯眯地找到袁世凯，表示愿意帮助他荣登九五，条件是把中国一系列主权让给日本。袁世凯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但经不住诱惑。一番交易策划，袁世凯脱下大总统制服换上龙袍去上班。

      然而袁世凯没有想到，屁股刚刚坐上龙椅便众叛亲离。不仅低谷中的革命党纷纷冒出来，连段祺瑞、徐世昌等心腹肱骨都生病的生病、钓鱼的钓鱼。孙中山抓住机会，联合众多真真假假的革命者一番南拳北腿，把袁世凯踢进历史垃圾桶。绝望之中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但袁世凯死之前，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完成一个宿命轮回。

      在那个轮回中，毛泽东从一个相当教师的大龄青年蜕变为干一番事业的革命者。

      在那个轮回中，蒋介石失去全部靠山，郁闷彷徨，同时也开始思考人生。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终于找到突破口。

      要总结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写的——乱——字。中国很乱了是不是？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很乱，世界大战，大乱，比中国还乱。

      一九零零年，世界八大流氓洗劫清帝国之后，中国本质上变成半殖民地。中华民国诞生，政府基本上继承了所有不平等条约，还是半殖民地。对各位大流氓而言，中国分裂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大流氓怎么能坐看袁世凯胡闹、坐看日本在中国独大呢？答案是，他们很忙。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极端动荡不安，各大流氓依靠坚船利炮抢劫世界几百年之后突然发现，只有彼此抢劫才能维持幸福的流氓生活。就在清帝国衰落之际，欧洲中部的德国强势崛起，东砍西杀半世纪日渐强壮，惹起东方沙俄和西方法国的高度警惕。于是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各位大流氓大打出手，在马恩河流血，在索姆河流血，在凡尔登开启绞肉机，残酷惨烈程度世界罕见。那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没空搜刮中国。

      袁世凯就是瞅准那一丝空隙，希望借日本之力实现改朝换代。日本也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然而袁世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搭进去了。袁世凯之后，中国更混乱。实际掌握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中国虽然是战胜国，基本上没有动一兵一卒，只有虚名。想靠虚名捞实惠，从来就不容易。当然，虚名也是名，捞不到实惠也不能再丢脸。

      不幸的事发生了。分割战利品的巴黎和会上，德国在中国的种种利益转让给日本，头顶虚名的中国丢脸了。所以中国继续乱，乱上加乱。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被羞辱；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走上社会，有了自己的梦想。

乱世曙光

之前中国已经是军阀大战，打得天翻地覆，已经够乱了，怎么还能继续乱呢？那就是学生出场表达国人的愤怒，于是有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天下大事，乱中有序，序中有乱。大乱之中，必有曙光。

      五四运动是啥呢？确切说，就是读书人不满政客，不读书了，去接上揭露政客的卖国行为。任何时代，当年轻人放下书本走上社会之际，就意味着要出大事了。甲午战争之后，类似的事件经常发生。其中有三次最特殊：规模特大、持续时间长、影响特别大，为空前的知识分子盛会。

      甲午战争惨败，康梁变法，开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影响社会走向之先河，上接春秋时代知识分子设计体制之遗风，下启政改之先河。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算是一次失败的实践。中间这一次，就是被世人广泛称赞的五四运动。他们本着都一样，都是知识分子试图改造社会政体。前两次所以成功，是因为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被淘汰了。

      五四运动席卷了那个时代所有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领导者们，基本上都参与了，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等等。作为未来领袖的毛泽东，参与度却不高，只是在长沙那边发出一点声音，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怎么回事？

      五四运动中有三大明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分别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三人均仰慕已久且有某种程度联系。当年周恩来东去日本求学，行李中就有陈独秀的《新青年》，作为精神食粮，苦闷时拿出来读一读。同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师范，也是《新青年》忠实粉丝，对陈独秀钦佩不已。陈独秀去北大之后，《新青年》上经常出现胡适和李大钊的文章，很合毛泽东胃口。

      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之后考虑留学的事情，去北京大学找杨昌济（一九一八年去北京大学教书）老师商讨相关事宜。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很不好，虽然心中装有天下，实际上身无分文，面临生存问题。他去北京的路费都是借的，到北京之后和七个湖南年轻人挤在一个炕上。毛泽东回忆：“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如果有人打呼噜，其他人都要遭殃。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哥们担待一下，我要翻身啦。当时北京很冷，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知识分子如此处境，难怪他们要搞革命改变天下。

      毛泽东找杨昌济帮忙找份工作。杨昌济把毛泽东推荐给李大钊。

      李大钊生于一八八九年，河北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理想且内心坚强之人。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陈独秀初次去李大钊家做客，一个又老又丑貌似村妇的女人给他端茶，态度很棒。陈独秀说，守常兄真会选佣人啊。李大钊告诉陈独秀，这是我妻子。李大钊十一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一个十九岁的村妇。李大钊到北京当教授那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风头正盛，对妻子依然不离不弃。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多半和原配妻子分道扬镳，李大钊如此对待糟糠妻子，堪称楷模。时至今日，依然是开模。

      赞，李大钊身上延续了古燕赵之士的气节、超守、情义。

      当时李大钊是名满天下的思想界明星，北大图书馆馆长。通过李大钊的关系，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月薪十七银元，相当于北大教授工资（三百多块）的十七分之一，北大最低层。尽管薪水微薄，解决生存问题之余，还能读更多的书籍，接触到更多精英，了解更多思想，挺好。

      当时毛泽东还是初出茅庐的大龄青年。和杨昌济一样，李大钊一眼看出毛泽东身上非凡的气质。两人接触日渐增多，了解加深。认识李大钊之前，毛泽东是一个民主革命主义者，写文章要求改善民主和教育。认识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开始了解马列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学习俄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从李大钊身上学到很多。日后毛泽东走上领袖地位，批判陈独秀和胡适，唯独对李大钊保持好感。

第三章  毛泽东的选择

毛泽东为留学的事去北京，为何态度转变了。除了杨开慧，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北大图书馆的经历，让他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温和的，一心想要探求真理。北大图书馆有各种好处，但有一个现象让毛泽东非常心寒，就是知识分子特别虚伪。教授们各个鼎鼎大名，但似乎只在意名利，对于身份低微、没啥名声的毛泽东视而不见。即使毛泽东本人想要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人家也没空理他。按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教授们的工作是啥呢？其实很简单，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主要干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和权贵们搞关系谋利；另一件事就是围绕各种“主义”转圈圈，争名。当时有很多主义：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仅社会主义一项又分为：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义，没有主义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但每个主义好像又不管用。是不是很烦？当然很烦。不仅毛泽东很烦。连大明星胡适都很烦。胡适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安徽绩溪人；家庭生活上，缺失父爱；教育经历，念过私塾，上过各种学校，十五岁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在美国一住就是十一年，学过农学、文学、哲学。他读书很多，兴趣爱好广泛，十三岁开始写文章，因一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名扬天下，此后写过很多文章，涉及很多领域。他的名气很大，赢得无数博士头衔和教授桂冠。从这些经历看，胡适是一个知识分子，行为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对那个圈子之外的了解仅限于文字。胡适本身就是摆弄文字的，常常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面对主义泛滥的情况，胡适告诫大家：多研究世界问题，少谈点主义。

      所谓那些主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口水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开口就出来了，以拯救中国的名义。那种情况下，跑出去留学，基本上还是学一大堆主义回来，有什么用？毛泽东很困惑。他曾经就是否出国留学的事情上和胡适沟通过。胡适的答案，留在国内多研究一下实际问题为好。

      胡适的观点触动了毛泽东。当时的胡适也是名满天下之人，潇洒、帅气、风度翩翩。而且他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日后两人成为敌人。原因是胡适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政治军事上的白痴，对马列主义的战斗性避而远之。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想枪杆子的问题，想用笔杆子干一番事业。所谓笔杆子干事业，极限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那个段位。如果想走胡适的路，按道理应该像胡适一样留学一段时间，出口转内销。

      然而毛泽东和胡适很大的不同。胡适的圈子就是知识分子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美国，了解各种知识但不了解中国。毛泽东正儿八经的农民出身，底层上来，了解世界上的大多数。在中国，不了解农村，干不了实事。之前的革命者或现当代实业家，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真正促使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他自己。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留在国内探索问题有很多好处。

      好处之一：看各种译文书籍，很快就能获取更多知识，没必要万里迢迢跑去海外学。

      好处之二：在国内各异研究自己国家古今的知识和制度。可以和西方东西做个对比。

      这两个观点已经与众不同。因为那年月，大家对中国传统东西是不屑一顾的。所谓五四运动，主要目的就是要和传统一切决裂。毛泽东能有如此认识，说明已经非同凡响。更为非同凡响的还在后面。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做事，离不开中国这地方。离开了这地方，反而不熟悉这里的人事，本末倒置。

      两千年前，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的条条框框。孔子意味深长地回答子路：“未能事人，焉知事鬼？”翻译过来，连你熟悉的眼前世界都搞不清楚，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干什么呀。要问毛泽东为何不出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直白说，对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跑到国外搬一大堆条条框框回来有啥用？

      日后的历史终于证明。中华大地上，任何外来的思想系统想要发生影响，首先落地生根，首先和中华文明兼容，并且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从古文明进化而来，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

      那个时代，毛泽东比其他革命者更早更深刻的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周恩来，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方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方才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可解释毛泽东为何放弃去欧洲留学

      从这个角度，可解释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的观望心态。

      从这个角度还能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工运时代毛泽东的表现。工人运动是早期共产党主要特征。毛泽东原本有机会大展身手，最后却寂静无声。这个过程常常被忽略，但却异常重要。因为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两个问题。

      毛泽东认知之一，枪杆子很重要。

      毛泽东认知之二，比枪杆子更重要的认知——中国力量在农村。

      但是一九二零年的毛泽东还是温和的，既没有完全明白笔杆子重要，对枪杆子还没有啥认识。帮他认清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张敬尧、陈独秀、蒋介石。

从幻想家到梦想家

毛泽东当初进入湖南师范，就想将来当教师吃饭。

      毕业之后虽然成了革命派。尽管通过一系列冷静思索，冷静地选择了放弃出国进修，但依然是个温和的大个子。当时的毛泽东带着一种书生意气设计理想的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农村学生半工半读；再让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联合在一起组成模范村；那里有公共学校、图书馆、公园、工厂、农场等等。那些模范村会组成一个模范国家。总之，融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摩尔的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

      彼时的毛泽东算什么呢？应该说在幻想家的前面再加两个字，革命幻想家。他的视野还不够宽广，思想还没有定型。具体表现在政治诉求上。当时毛泽东虽然接触了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想去实践之。他还在追求“湖南的事，应该由湖南人解决，一省一省解决问题”。这个是不是很眼熟？不错，就是联省自治。为这事，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开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搞得孙中山狼狈逃走。蒋介石前往救驾，赢得孙中山信任，这是后话。

      毛泽东那一套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可能性为零。行动还没有开始，迎面就是一盆冷水。泼水人，湖南督军、段祺瑞的大将、皖系军阀张敬尧。他身上有军阀全部特点：生性贪婪，作风野蛮，行动无能。

      还没能真正认识笔杆子作用的毛泽东，当时试图耍笔杆子，希望如陈独秀那般呼风唤雨。为了鼓吹个人观点，毛泽东搞了一份周刊，叫《湘湖评论》，宣传自己的一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注意这个词）的力量最强”，顺便追求自由民主什么的。野蛮的张敬尧对此非常反感，担心毛泽东的笔影响自己贪污受贿，以大兵对秀才的方式，封了毛泽东的报刊。

      毛泽东当时身无分文，胸中韬略全靠一支笔表达。张敬尧封了毛泽东的报刊，相当于封了他的笔。毛泽东愤怒了，带领学生罢课，声称张敬尧一天不滚蛋，学生一天不上课。

      按说知识分子一张嘴，对枪在手的军阀软弱无力的。但是张敬尧不同，除了贪婪和野蛮之外，还很无能。因为贪婪和野蛮得罪一大帮湖南人，却无能力摆平那帮人，所以滚蛋了。但毛泽东没得到任何好处。新来的督军叫谭延闿（蒋介石把兄弟，当时蒋介石还不得志），表面上开明，实际还是一个样。这事对毛泽东触动很大：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幻想余地。他心中那种幻觉逐渐褪去色彩。但他依然有一个梦：希望用笔杆子改变现状。

      成就那个梦想的是陈独秀，打破那个梦想的则是蒋介石。

      陈独秀让毛泽东从一个“革命幻想家”蜕变成“革命梦想家”。

      所谓革命幻想家，就是想法和现实不搭调。张敬尧一盆冷水泼醒毛泽东，年轻人，不要幻想。毛泽东冷静之后，丢掉幻想。

      所谓革命梦想家，就是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陈独秀告诉毛泽东，只要去奋斗，梦想终究能实现。毛泽东跟随陈独秀奋斗一段时间，却没能实现梦想。

      五四运动三颗巨星中，毛泽东很钦佩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但和他“志不同、道不合，无谋可言”，接触有限。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主要得益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二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又不同：如果说李大钊把毛泽东带入马列主义世界，那么陈独秀把毛泽东从马列主义世界带到现实中来。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相当奇特。当初湖南师范的毛泽东捧着《新青年》对朋友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五四运动，陈独秀深陷牢狱，毛泽东专门写《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一文：“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结尾处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即使到抗战，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情况下，仍然对斯诺宣称“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报刊被查封之后，毛泽东逐渐明白，光靠笔宣传“吃饭问题”是不行的，一个人战斗是不行的，一盘散沙式的战斗也是不行的，郁闷、彷徨，想要呐喊。就在那个时候，陈独秀写信给毛泽东，鼓励并委托他在湖南搞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间是一九二零年十一月，毛泽东二十七岁。五个月之前，陈独秀已经在上海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之前在李大钊影响下，毛泽东读过一些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已经有相当了解，但还没有和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没有付诸实践。陈独秀的信是一个契机，促使毛泽东把共产主义和中国现状联系起来思考。

      思考结果：干。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跻身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在去欧洲的路上。刘少奇想去欧洲而不得，转而寻求去苏联。朱德深陷军阀战争。彭德怀不满军队黑暗而加入秘密组织。林彪还在暗恋陆若冰。

      当时的欧洲，正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验证而欢呼，但政治军事并不稳定，列强正在谋求绞杀新生的苏联，列宁正带着大家为了生存而奋斗。

      当时中国境内，控制北京政府的窒息军阀正在和奉系军阀开战。孙中山正面对无休止的军阀奋战烦恼不已。蒋介石还在为了前途问题苦恼。日本趁苏俄内乱之际在加紧在东北扩充实力。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秘密组织。

      原因之一，理想太丰满：解放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原因之二，现实太残酷：要实现那个理想，要消灭世间不平等，换句话说要和当时世界权贵为敌。

第四章  梦和梦想家们

世俗世界的终极梦想

      梦，总是迷人的。

      迷人的梦，总是难以实现。越是迷人的梦，越是难以实现。

      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陶渊明梦想的桃花源在哪里？没人知道。摩尔看见的乌托邦有其他人看到吗？没有人。因为那些都是梦。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又出现一个更美的梦，共产主义。如果说理想国只是柏拉图站在局外人角度上描述一番，桃花源只是陶渊明到此一游，乌托邦是空中楼阁，那么共产主义看起来适合所有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具备现实基础，可操作性很强。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无数人为之奋斗。

      卡尔·马克思，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哲学家之一、社会活动家之一，最聪明的犹太人之一。他发明了共产主义理论。柏拉图从来没有为他的理想国奋斗过。陶渊明也没有带人去游览桃花源。摩尔没有推销乌托邦。但马克思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因为他相信，这个理想一定能实现。

      犹太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最顽强的种群之一。他们在宗教（如基督）、政治（马克思）、科学（如爱因斯坦）等方面对人类历史走势影响巨大。

      整个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可以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崛起，诞生了红色苏联和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挑战基督世界；后五十年的世界主流为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因此有人说，二十世纪的战争，不管是前五十年的热战还是后五十年的冷战，都是犹太人内战。

      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希腊，罗马人继承并发扬了希腊文明。但正是罗马帝国中后期，基督教飞速发展，控制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日后文艺复兴，实际就是一场理性回归运动，逐渐摆脱教会对现实世界的控制。欧洲由此爆发第二次智力大爆炸，完成科技飞跃。东方缺少这样一次智力大爆炸，因此落后。

      所以文艺之后便是新的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方面，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开路先锋，满世界探险、抢劫、贸易。英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一步引发了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进程。所谓工业革命，除了生产之外，还催生出一种崭新的理论，也就是资本主义。它把经济和政治名正言顺地结合在一起，理论上形成政治经济学，以英国人为代表。如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从没有变成现实，对现实世界的杀戮和抢劫毫无办法。因为它仅仅是一种理论。

      任何社会动荡，总会催生出哲学演变。德国人在这方面走到了最前面。康德开创了古典哲学。黑格尔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哲学解决的只是思辨问题，对社会变革中的杀戮和抢劫问题毫无办法。因为它仅仅是一种理论。

      法国人浪漫且容易幻想。表现在社会领域也是一样，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翻新版本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诞生比乌托邦前进一步，开始有一系列口号和主张，比方说消灭剥削和私有制，并且有人为之实践。但缺乏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无法赢得更多人赞同，因此也就是一场梦。

      马克思用几十年的时间，读书破万卷之后，把三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梦想融会贯通、整合在一起，得出共产主义理论。一个看起来绚丽无比、实践性质很强的理论，一个伟大的梦想。

      什么是共产主义？没有人能确切回答。因为没有人见过那个世界。马克思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样子。但马克思本人按照逻辑推理，它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社会形态。

      在那个社会中，不会为任何物质发愁，关于衣食住行问题，不需要考虑。

      在那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压迫，公平和正义如同阳光一样布满天空。

      在那个社会中，公民精神境界都很高，远离忧愁和烦恼。

      总之一句话，不是天堂，胜似天堂，除了长生不老，那里有人类幻想的一切。要知道基督教只是允诺了一个天堂，只讲信仰，没有给出任何逻辑依据。

      马克思生于一八一四年，那是欧洲历史上最乱的年代之一，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法兰西帝国崩溃。接下来一个世纪，欧洲人虽然可以满世界抢劫，却也是战乱连连。多数人的生活困难重重。可以想象这个理论诱惑力。

      要实现共产主义，要解决很多问题，确切说就是整个地球的权贵，欧洲的王室、资本家、政府、军阀、大盗、土匪、地痞流氓等等。应该说那个太难了，难如登天。但是人类可贵之处就在于，总有人为了理想而奋斗。

      马克思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的第一人。按照马克思的学历、知识、能力，甚至社会地位，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饥寒交迫。他漂亮的老婆因为贫困提前衰老。他的孩子饿死了好几个。幸好他有个善于经商、且乐于为理想而奋斗的朋友叫恩格斯。要不然，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都未必能问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奋斗了一辈子，没能看见共产主义的影子。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马克思的理论在东方列宁领导的俄国开花结果。列宁原本也没有机会成功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原本矛盾重重的俄国崩溃。

      一九一七年，苏联共产党取得领导权，苏联诞生、成长、壮大，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这个过程刺激了两个中国人，陈独秀和孙中山。两人都是理想派革命家，但目的却不同。陈独秀决定献身共产主义那样一个梦想，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崭新的国家。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靠拢，借助新生力量重新一统中国。两人又以不同的方式把毛泽东从笔杆子引向枪杆子。

梦想家会议

苏联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凋零刺激了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们。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诞生。分散在各地的秘密小组面临如下情况：理想很远大，现实很残酷，形式很被动。

      要想实现理想，第一步就要改变一盘散沙、孤立被动的局面，需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团结个体力量变为集体力量。其实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才五十多人，代表一共十二名，分别来自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都有机会成为历史的明星。除了毛泽东和董必武修成正果之外，四人当了烈士，两人叛党，两人叛党又叛国，一人脱党又入党，一人劳累中病逝。先看看各位代表。

      上海代表两人，李达和李汉俊，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是湖南人，留学日本，一大之后分管宣传工作，干得不错。接下来就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和陈独秀发生了矛盾，脱党，相当个性。李汉俊湖北人，同样知识分子，同样很有个性，同样和陈独秀不和，但是没有脱党，在国共分裂后被捕牺牲。

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日后两人成了叛党派代表。张国焘因为败给毛泽东选择叛党。刘仁静叛党很有意思。他当时只有十九岁，年龄最小，挺有前途。一大之后，多次往返苏联，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很感兴趣。陈独秀下台之后转变成托派。刘仁静是追随者之一，但是后来他又和陈独秀闹矛盾，成为托派个体户。他跟国民党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写文章反对毛泽东，但又留在大陆。文革中被关押，却又熬过了文革，活到将近九十岁。如果不是意外车祸，可以长命百岁。

      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董必武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学问很好，后转变为革命家，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的全部事业，同时又是共产党创始人，经历过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在分裂，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运动，而善终。陈潭秋很不幸，熬过了国共分裂，却和毛泽民一起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反苏投蒋）手中，烈士。

      最能显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是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二人都是硬骨头。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邓恩铭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领导同志们与敌斗争，两次组织越狱，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过重没能逃脱，被杀，年仅三十岁。

      广东代表陈公博旧学功底很好，但为人没有骨头，是个投机者。北大毕业后跟孙中山干一段时间革命，感觉没啥前途。脑袋发热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干了一段时间又发现没啥前途，投靠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灭了陈炯明，陈公博又回到共产党。国共分裂，他又跟了汪精卫。日本鬼子进中国，他发现当中国人没啥前途，跟着汪精卫当汉奸。一九二一年开会那会，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东旅社，对开会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仿佛借开会之机搞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

      旅日代表周海佛，和陈公博差不多，一个全身软骨的投机者，不说了。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组建的共产党上，而是在上海与商界老乡的女儿闹恋爱。他家里有老婆。老乡找上门讨说法。

      但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在一九二一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满腹经纶，充满理想、且热衷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的理想都是要改变天下：打破一切不平等，追求人间真理和正义。在共产党历史上，那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一刻。

      从那之后，中华大地上，五湖四海的人们可以因为共产主义梦想走到一起。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权谋斗争。对于中华帝国破碎之后的国人而言，终于又有了浴火重生的契机。

      会议原本在李汉俊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成）家的会客厅秘密召开，时间是七月二十三号。开到第六天傍晚，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闯入，贼溜溜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地方了。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历史就要改写了。经李达夫人提议，七月三十一号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内容之一：建立中共共产党，且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

      ——这条没啥好说的。如果这个性质变了，中共也就完蛋了。

      会议内容之二：建党目的是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在当时仅有几十党员的小党立场看，好像天方夜谭。当时很难有人相信，二十八年之后，这个小党会发展为世界性大党，并且取得中共统治权。但直到今天看来，想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依然是遥遥无期，类似天方夜谭。

      会议内容之三：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党指挥枪的理论之一；建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一。

      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风雨之中开启了艰难行程。在那个过程中，就有很多流血的斗争和不流血的斗争，很多人会在斗争中掉队。

      十二人之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十四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

      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可用一个词形容——异类。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他穿着长袍。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的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求学生涯中，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事实就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共产党走向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是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队伍前途暗淡的时候。

      当毛泽东改变共产党队伍前行方向，很多人因此落单掉队。其中就有陈独秀。

      中共一大召开之际，陈独秀正在广东和孙中山交流，讨论国共合作的事。鉴于巨大威望，陈独秀依然被推选为中共领袖。此后六年，陈独秀就是中共大家长。毛泽东之前的领导人之中，陈独秀名声最大、威望最高，对共产党的影响最大。对毛泽东本人，陈独秀影响也是最大，对毛泽东一直很赏识。但是当毛泽东崛起时，陈独秀却掉队了。

第五章  孤独者和先行者

那么毛泽东究竟干了啥呢？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回湖南办了一所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认为，要改造社会，首先要需要培养合适的人，要搞好新教育。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需让我们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况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意研究几个学期？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看看这个，完全是一副社会改良者的姿态。效果如何呢？第一期招到一个学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夏明翰。如果不知道夏明翰是谁，那么就看看他就义前写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何等决绝。两年之后，毛泽东的大学就有两百多人。毛泽东一直注重教育。日后在井冈山和延安，人到哪，大学办到哪。

      根据中共一大纲领，党员的主要任务还是搞运动，办教育还在其次。毛泽东是一个很执着的人，骨子里就很倔，自然也不会落后。早期工运，毛泽东干得很好。鼎鼎大名的安源大罢工，就是毛泽东策划的。风云一时的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工作。事实上也正是安源大罢工成就了李立三和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操控下，湖南工运也搞得有声有色。

      对于毛泽东取得的成绩，陈独秀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没看错人。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把北京（京汉铁路大罢工没搞好）、上海（工运还没搞起来）、武汉（工运同样不理想）狠批一顿，唯独表要了毛泽东的湖南。正因如此，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排名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同时兼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工作。

      按照当时的势头，毛泽东继续搞工运的话，应该比刘少奇成绩更大。相比刘少奇，毛泽东更成熟，资历更老，起点更高，人脉更广。但是从安源罢工以后，毛泽东仿佛从工人运动中消失了，反而不如刘少奇在工运中耀眼。原因是毛泽东和陈独秀从合作走向分裂。一九二五年一月份，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时，毛泽东虽然在上海却没有参加。大会的结果没有悬念，毛泽东被赶出中央委员会，连候补委员头衔都没捞到。两年半之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批判者在发言。

      既然毛泽东崇拜陈独秀，既然陈独秀看好毛泽东，二人理当通力合作，怎么会分裂呢？原因大概有三个。

      先看个人原因：陈独秀虽然是知识分子，身在领袖位置上，风格行为相当独断霸道，完全是家长做派，和后期的毛泽东有点像，党内人称老头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就因为受不了陈独秀做派脱党。毛泽东本人性格也是卓尔不群，天生的领袖，给别人打下手不是长久之计。就算那时候毛泽东羽翼未丰，为人处世还比较低调，对陈独秀颇有微词。日后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重大的决定。”

      再看组织上的原因：国共合作之处，有莫斯科的压迫。陈独秀本人对国共合作并不是特别热心。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合作是一场革命大联合的机会，工作相当卖力。正因如此，毛泽东成为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孙中山北上时，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汪精卫陪同。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块大洋薪水，步入成功人士行列。当然国民党中央有时候缺钱，会拖欠工资。国共翻脸那会，国民党中央还欠毛泽东半年工资，七百二十块大洋，一直没发。到现在，连本带利算，也是很大一笔钱哈。当然咯，国民党把台湾之外的地盘丢了，足够还那笔钱了。

      当时毛泽东想充当国共双方的桥梁。由于他热情过了头，让党内对他有看法。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时共产党人都在策划工人运动。而毛泽东却一门心思为国民党工作，确实很另类。凡事都有因果。毛泽东为何如此呢？答案很简单，两个字，农民。这就是陈独秀和毛泽东分裂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一心效仿苏联搞工人运动。但是工人集中在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而且数量有限，力量相当薄弱。国民党那边搞出一个农民部，吸引了毛泽东。孙中山在新版三民主义中提倡“扶助农工”时，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农民的力量。

      千百年来，中华帝国虽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但是精英阶层却一直奉行愚民政策，依靠农民养活却不把农民当人看。官员时时刻刻摆出“父母官”的嘴脸，如同给自己立牌坊的妓女一般丑陋。到了近代，农民成了愚昧的代名词。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反而成了野蛮的象征。康梁改革，没有农民啥事。孙中山虽然提到农民，却也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国民党的农民部，实际上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澎湃——在搞。

      但是毛泽东不同，他是来自农村、扎根传统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他明白中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而非城市。他知道中国的主力在农民，而非工人。他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改朝换代最多的国家，每次改朝换代的主力都是农民。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人数量有限，除了几次工运，没折腾出啥动静。

      毛泽东的头脑里这样一个公式：如果共产主义要把人间变成天堂，那么在中国，这个人间就是农村。如果共产主义要解放大多数，那么在中国，就要解放农民。

      在中国，要变天，首先要靠农民。所以他开始研究农民，借助农民的力量实现理想。陈独秀是知识分子，也算经多见广，经验丰富。但是必须指出，他身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同样明显。除了个人作风专横独断之外，还一个致命的缺陷：陷入理论条条框框中，他不了解中国实际状况，看不到中国真正的力量。当陈独秀决定献身共产主义，潜意识中就是献身共产主义那些条条框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农民，列宁的苏联也不是靠农民成功。陈独秀对农民没啥兴趣。这便是两人根本矛盾。

      陈独秀看毛泽东，离经叛道，孺子不可教也。

      毛泽东看陈独秀，顽固不化，落伍的老怪物。

      当蒋介石清党时，毛泽东走向武力抗争之路，最终成就了自己，陈独秀一心想维持国共合作的那个局面，最终葬送了自己。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认知农民的力量，所以走到农民之中。陈独秀看似霸道，实际上是个两面受气的小媳妇。他既没能力反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没有办法影响国民党走势。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姿态。陈独秀把共产党身家性命压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本人对蒋介石也是手忙脚乱。

      毛泽东因为对农民的认知走出马列主义的藩篱，同时又扩大了马列主义的疆域。陈独秀却被禁锢在原地，郁郁而终。历史如此残酷。

      历史证明，毛泽东找到农民，他的事业有了着落，他的人生就有了最终定位。那是一九二五年，毛泽东三十二岁。一九一零年，十七岁的毛泽东离开农村，幻想《三国演义》的世界。一九一一年，十八岁的毛泽东到长沙，分不清孙中山和康有为的区别。一九一七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写下《心之力》，成长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九二零年，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终于再次折回中华大地，找到这片土地上力量的源泉。

      叹，当毛泽东和农民结合，天下在无人能与之匹敌。从此他将面临人生第二个难题。

难题之二：枪杆子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五年底，毛泽东从广州会长沙，路过湘江中心的橘子洲，眺望远去的江水，胸中波涛澎湃，写下《沁园春·长沙》，清新而不失大气，豪情之中略有惆怅。它虽不如十年后的《春》那般霸气逼人，却也道出了毛泽东生命中的一个节点。

      一九二五年三月份，孙中山死于北京。国民党内部暗流涌动，四大巨头为了孙中山衣钵尔虞我诈。与此同时，名义上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一心搞工人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州省港工人大罢工玩得热火朝天。

      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蒋介石正在东征。跟随蒋介石东征的周恩来逐渐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刘少奇在五卅运动之中赢得了声望。然而在那样一个关头，作为双重党员的毛泽东既没有留在上海和共产党一起罢工，也没有在广州帮国民党做事，而是从当时的革命中心城市广州回长沙，领导相对冷门的农民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洪秀全试图建立太平天国，在中国推动“上帝主义中国化”。结果弄成不伦不类的政教合一体系。失败。

      洋务运动一帮人，试图通过“工商业主义中国化”，结果弄成买办。失败。

      维新变法一般人，试图通过“郡主立宪中国化”，结果不伦不类。失败。

      孙中山带领一般人，试图“精英革命”。失败。

      早期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工人闹革命。失败。

      好吧，毛泽东转过身，从共产党领导核心中退出，从革命中心地段退出，他并无心灰意冷，而是豪气干云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你们玩你们的革命，我玩我的革命。你们去玩笔杆子，我来农村玩泥巴。你们在城市中领导少数工人玩，我来农村带领多少农民玩。看谁玩得过谁。

      一九二五年的毛泽东，还没有组建枪杆子的想法。所以他指导的农民运动还没能成为改变历史的支点。蜕变的标准：把农民组织起来，构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去战斗。单靠毛泽东一个人无法完成蜕变，必须另外一个人配合。那人就是蒋介石。他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所有人。

      甲午战争之后，清帝国的脊梁骨被打断。此后只有三个半中国人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外加半个孙中山。要理解这一层，先了解一些背景。

第一章  枪

谈点背景

      世界意义上的近代，源于英国人发起的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冲击下，一系列帝国的解体。标志就是三个超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沙俄帝国、清帝国）灰飞烟灭。直白点说，促使这些帝国毁灭的，都是枪杆子。其中土耳其帝国亡于列强蚕食，经过两三百年时间，被彻底肢解，再无恢复的可能。

      沙俄帝国和清帝国主要亡于内部革命。沙俄基本上亡于列宁之手。清帝国基本上亡于孙中山之手。列宁和孙中山基本上同一代人，革命手法差不多，历史地位相似，有很大的可比性。但是列宁身后的苏联和孙中山身后的中华民国完全不同。

      沙俄所以灭亡，是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力竭而亡，再也无力对付内部问题。十月革命一声枪响，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在实践上赢得初步胜利。列宁能够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沙俄帝国内没有袁世凯。

      清帝国灭亡，是因为自身武力不济。中后期腐败，八旗子弟战力衰落，汉人军事集团崛起。洪秀全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从正反两方面动摇了帝国根基。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实际上是武汉新军哗变。武汉新军是清末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一手组建。张之洞为清帝国呕心沥血，所以创建军队保护大清帝国。他死后，军队反而成了清帝国的催命符。

      孙中山也是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时代是个愤青，有过一系列美妙空洞的理想。这些和早期的毛泽东比较类似。袁世凯依靠枪杆子起家，朝鲜练兵十年，回国后练兵十年，牢牢掌控时局命脉。武昌起义那会，袁世凯有能力摧毁武昌革命军。他反而停下来和革命党人谈判，逼迫皇室退位。清帝国名义上亡于孙中山，实际上亡于袁世凯的枪杆子。所以袁世凯才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如果没有后来当皇帝那些事。袁世凯的光芒将照耀千古。

      当袁世凯拿起推翻清帝国的枪杆子对准孙中山时，孙中山毫不犹豫的反击。好不容易等袁世凯挂了，枪杆子还在。孙中山面对袁世凯的粉丝（各路旧军阀）的枪杆子，依然无能为力。直到袁世凯死后十年，袁世凯留下的枪杆子还在控制着中国。孙中山很惆怅。让孙中山更为惆怅的是，不仅搞不定袁世凯的粉丝，连自己的粉丝（各路新军阀）都没法搞定。

      孙中山前半生搞革命，策划很多次武装起义，遗憾的是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起义失败，枪杆子在旧军阀手中。起义成功，枪杆子在新军阀手中。前半生和旧军阀斗。后半生和新军阀斗。玩枪一辈子，到头来自己手中没抢。

      孙中山比列宁早成功六年，但始终未能摆平军阀，中华民国经过若干次总统选举之后依然四分五裂。一九一七年，列宁的苏联也是羸弱不堪。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列宁领导苏联逐渐强壮，孙中山依然未能摆平军阀，中华民国依然四分五裂。孙中幡然醒悟，原来应该如此这般，好吧，那就改变。

      孙中山把目光转向苏联，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为了合作，日渐老去的孙中调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民主义），把老版本（民族、民权、民生）更新升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个转变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也是苏联扩大在中国影响力的象征，也为日后国共决裂埋下伏笔。在新政策指导下，孙中山实施人生第二次创业，建军，抓自己的枪杆子。好吧，活到老学到老，那就再来一次吧。

      建军，首先要军官。要军官，首先需要军校。

      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军校（之一），黄埔军校诞生。它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它把一大批男子汉推到历史大舞台上，让他们翩翩起舞，让他们慷慨流血。他们舞姿优美，赢得阵阵掌声。他们血如泉涌，别人的血，自己的血；敌人的血，同胞的血。不论正面还是反面形象，他们都被写入历史，被人骂，或被人赞。他们之中，最大受益人是蒋介石。

      因为孙中山创建了枪杆子还没来得及使用，就去世了。黄埔军校最终落到蒋介石手中。

      要想继承领袖的枪杆子，必须有特殊的机缘才行。因为枪杆子和革命法统联系在一起。继承枪杆子之前，就要有机会和革命法统连在一起。拿到枪杆子之后，还要足够强大，把革命法统抓在自己手中。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首先得到孙中山本人的认可。

      孙中山革命生涯前后三十年，前二十七年见识过很多能人、猛人、狠人，蒋介石并不耀眼。孙中山是领袖级人物，革命者中的泰山北斗。蒋介石出道比较晚，资历比较浅，辈分比较低，只是一个相对出色的追随者，二人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又结拜了一帮兄弟，但事业一直没啥进展，苦闷异常。人生几十年，要么压抑，要么爆发。眼看人生逐渐暗淡之际，幸运星出现，扭转了蒋介石的命运。

      每个风云人物的一生都有那么一丝运气。在人生节点上，会有幸运星出现。蒋介主导中国局势二十年，也曾风光无限。那么蒋介石的幸运星是谁呢？答案是陈炯明。

一位有理想的军阀

陈炯明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什么样呢？军阀，一个与众不同的军阀。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自己的理想，是一个有理想的军阀。他和蒋介石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却阴差阳错成就了蒋介石。原因就在于他有理想。

      陈炯明，广东人，孙中山老乡，生于一八七八年，和陈其美同年。陈炯明小时候顽皮异常，少年后性情转变，发奋读书，曾经考中秀才，但没有继续走下去，转了行。和其他老牌革命党人不同，陈炯明学法律的，一直学到一九零八年，已经三十岁了，三十而立，世界观已经形成。也许正是对法学的理解，导致了他和孙中山最后决裂。

      陈炯明搞革命时间比较晚，直到一九零九年才加入同盟会。但是来的晚却不少干活，投身革命之后表现积极：暗杀、策划起义忙得不亦乐乎。辛亥革命后任广东代都督。广东是孙中山老家，革命大后方。由老乡陈炯明坐镇，孙中山明显比较放心。

      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以及护法运动，陈炯明始终伴随左右，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并且在福建漳州地区占了一块地盘，一共二十六个县，开始了军阀生活。此时陈炯明已经四十岁，不惑之年。也正是不惑之年开始，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特质。陈炯明虽然和孙中山比较铁，但并不盲从，和陈其美那种无条件跟随不一样。陈炯明有自己的主张。

      陈炯明在闽南二十六各县干啥了？按照后来国民党对陈大叛徒的描述，应该是看见漂亮女人就去霸占，看见谁家住房好就去征用，看见谁家有钱就去收保护费。实际正好相反，根据《国家历史》记载：陈炯明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他甚至还想招揽人才办大学！是不是很奇怪？在他的努力下，闽南二十六个县成了一个“模范小中国”！正是他干得很成功，成了政治明星，受到百姓支持，才能以弱胜强，搞定广东全境。正是他搞定了广东全境，孙中山在广东拥有根据地，西征军阀陆廷荣胜利。

      陈炯明在广东又干了啥呢，还是老一套，建公元、图书馆、游乐场、商会等等。与此同时，陈炯明还干了一件非常牛的事：禁赌成功。中国人的赌瘾世界一流。陈炯明就硬是在同一时间内强力封掉了所有赌馆，雷厉风行程度堪比林则徐当年禁烟。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广东成了当时全中国最为开放的身份，同时生活作风相当健康。

      不禁要问，身为地方小军阀的陈炯明不去干好军阀那项有前途的工作，却像政治家来回折腾究竟要干嘛？其实他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地方自治、联省、联邦。说白了就是大家把各自地盘管好，小地盘凑成大地盘，大地盘凑成全中国，也就是所谓联省自治。管理好的全中国应该美国联邦那样。那一套在当时相当有市场，曾经吸引过毛泽东。

      评：陈炯明虽然起于军事，但本质上是个政治家。

      陈炯明主张把广东省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无需武力统一，因此反对孙中山北伐。

      不管陈炯明有没有私心，这一套看起来很美。但也就是看起来很美而已，美的像现代乌托邦。如果乌托邦可以实现，那么早在古代就实现了，用不到现代人来推广。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如韩国），或者在海岛上（如台湾），陈炯明的美梦或许可以成真。可惜广东是中国的一部分。按照陈炯明那个搞法，中国将四分五裂，变成很多小国家。如果上天是公平的，陈炯明应该生活在和平时代，当一个小国首领（参照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或者特区首脑（如今的香港或澳门）。

      不管陈炯明如何想，孙中山认定必须武力统一全国。如果两个人只是利益纠纷，让一让就可以了，都是大人物，拿得起放得下。然而理念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要北伐，北伐需要很多钱，需要增加税收。陈炯明要推广乌托邦。两人矛盾不可调和。既然矛盾不可调和，那就用矛与盾解决。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号，陈炯明向孙中山开火。

      孙中山虽然号称革命领袖，虽然是革命党人的心脏，却相当脆弱。因为伟大的革命领袖没有肢体。当陈炯明反叛时，孙中山相当狼狈。孙中山革命几十年，就落下广东那点地盘，那点地盘还被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当陈炯明的部将叶举控制广州时，孙中山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跑路。

      当然陈炯明知道孙中山的重要性，只想让他滚蛋，不想要他命，开炮之前把消息透露给孙中山的人，让孙大总统赶紧跑。陈炯明本质上是个政治家，他很清楚孙中山是革命党人的旗帜，无论他有怎样的理由杀孙中山，都会有人要他的命。最好的局面是，孙中山离开广东，到别的地方搞革命，把广东留给我陈炯明。我会把广东经营好，并且在精神上支持孙大总统你革命的，某些时候，我会适当在物质上支持一下的。

      大概所有军阀都是这个心思吧。不管是孙中山当领导，还是后来的蒋介石当领导，军阀的目的有且经有一个：守护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炕头热。陈炯明虽然与众不同，虽然本质上是个政治家，但坐在军阀的位置上，就脱不了军阀的本性。因此与众不同的军阀也是军阀，本质上是政治家的军阀也还是军阀。

第二章  法统

孙中山在少数卫士的保卫下冒着枪弹威胁到达海军司令部，在六月十七号，登上永丰舰（日后的中山舰），相当狼狈。陈炯明的行为彻底伤害了孙中山的心。孙中山一辈子有过各种狼狈，面对袁世凯狼狈过，面对各路军阀狼狈过。但是被同志、手下、老乡整得如此狼狈，平生有且仅有这么一回。孙中山不是不知道陈炯明的意思。但是绝对不能让陈炯明得逞。他的目的是统一中国。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广东都搞不定，还革命什么啊！还北伐什么啊！好你个陈炯明，我跟你拼了。

      孙中山有难，需要支援。但是孙中山身边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嘴炮高手，平时笔下有千言，遇到问题胸中无一策。危难之际，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挺身而出。

      一九二二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四岁了，前途并不明朗。比较一下孙中山身边比较出色的几个人。宋教仁三十一岁就死了，已经风风光光、名垂青史了。被蒋介石杀掉的陶成章，也就活了三十四年，却也风光一时。大哥陈其美多活了几年，也成为革命党人的台柱型人物。看看和陈大哥同龄的陈炯明，只比他虚长几岁，不但独霸一方，还敢跟孙中山上演对手戏。唯蒋介石，还依然是前途渺茫啊。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或东奔西走、或埋头沉思已经六年有余。那六年的时间在各类传记中所载不多，也没有专家学者挖掘。实际上那六年对蒋介石极为重要。

      一九一六年之前，跟着陈其美身边的那个蒋介石虽然城府极深，但并不成熟，未见过人之处，有时候表现反而像愣头青。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行走在灯红酒绿和枪林弹雨之间，兼具职业革命者和花花太岁的双重行为。一九二二年的蒋介石已经和陈洁如结婚，生活作风上日渐严谨。最大的改变是，他已经有了“领袖之心”，想当领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蜕变。至于如何完成这个蜕变，已经难以考证。

      就当是形式而言，蒋介石要当领袖，只能是接过孙中山的领袖衣钵。然而从一九二二年看，接班孙中山为领袖的可能性无限趋向零。因为在他和孙中山之间，还隔着很多人。然而陈炯明对孙中山开炮，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和领袖交心的机会。普通人都讲患难见真情，如果是跟领袖共患难，那是一辈子难得一遇的事啊。

      蒋介石告别娇妻陈洁如，决心到千里之外和领袖共生死。临别之前，蒋介石写信给大财阀兼把兄弟张静江，托付后事：如果兄弟不幸遇难，请照顾家母云云。

      六月二十五号，蒋介石南下，四天之后的二十九号抵达广东。然后通过一系列潜行伪装，终于登上永丰舰。此后几十天时间，危机重重，蒋介石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把孙中山感动得一塌糊涂。有了孙中山的认可，就有了接过革命法统的可能。

      人说蒋介石起于黄埔军校，实则起于永丰舰。

      永丰舰上，蒋介石不是自己出现在孙中山面前，而是把自己的心拿给孙中山看。领袖看到了吧，心是红的、是热的，配得上你的信任。

      永丰舰上，蒋介石征服了孙中山，才有机会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如果不是陈炯明叛乱，孙中山未必去建设黄埔军校，蒋介石未必能成为孙中山的心腹、也就失去对革命法统的继承权。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的命运必然是另一个模样。所以说陈炯明是蒋介石的幸运星。蒋介石应该给陈炯明写一个大大的——谢——字。

      事情还没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陈炯明算账。黄埔一期刚刚毕业，蒋介石就带着他们东征。打垮陈炯明，继承孙中山正统，是成为领袖的必备条件。

      评，有理想的陈炯明最终成了蒋介石的历史垫脚石。

所谓法统

日后蒋介石辉煌腾达，是打着革命法统，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说直白一点也就是挟“法统”以令军阀。在国民党内斗的那些年月，蒋介石不论胜败都是中央军，为何？法统也。

      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打得天昏地暗，都自称孙中山继承者，至今海峡两岸都挂孙中山巨幅画像，就是争夺法统。蒋介石抓住老版三民主义不放，毛泽东则号称继承新三民主义。

      法统是啥玩意呢？法统不是啥玩意，说不清出，但确实存在。

      类比一下，中国之前有道统之说，那玩意是由孟子最先说的：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下启千秋百代，第一代就是他孟子。后来儒学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继承那个系统。唐代的韩愈再一次论证：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简单点说，就是承传儒家的核心，仁义道德。宋代的朱熹就直接说，这是道统。看起来跟家谱有点像。家谱是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你是皇帝，按照血缘关系，如果你没有被干掉的话，你的后代也会有一个皇帝。道统那玩意呢，承传的是仁义道德。当然千百年来，有过无数自诩为承传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的人大有人在。有点扯远了哈。如果愿意，可以把道统看成一种牛人的家谱。

      革命是近代一个新名词，也有自己的法统（道统），承传核心就是革命。具体说，就是孙中山搞出来的那三个代表。古人有了道统，就可以自以为代表仁义道德，然后站在仁义道德的角度上对别人指手画脚。革命也一样，有了革命法统，就可以站在革命立场上对别人指手画脚。当年蒋介石去刺杀陶成章，美其名曰维护革命法统么。

      那么如何继承革命法统呢？简单地讲，基础三民主义。说得更直接点，也就是模仿孙中山干事。孙中山干了啥事？革命。如何革命？拉队伍去打别人，抢地盘，给国人画饼曰，我带你们过好日子。说白了，就是暴力打倒那些需要达到的人。孙中山打倒过很多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打倒。需要有人继承他的法统，继续打倒别人。

      所谓革命法统，也就是政治资本，功能和古代的天子相当。后来蒋介石传记，无不对永丰舰浓墨重彩，用意就是寓意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接过革命法统。其实当时孙中山身边还有一帮人。但是看到的只有蒋介石。仿佛永丰舰上只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人，连宋庆龄都隐藏了。蒋介石所到之处，必然高县孙中山画像。南京守不住了，也得把孙中山的衣冠冢给带走。为何？革命法统也。就凭这一点，蒋介石就高出孙中山其他追随者一节。国民党内其他人玩不过蒋介石也是正常。

      当然在一九二二年谈革命法统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枪杆子。孙中山被陈炯明伤透了心，第二次创业，枪杆子自然要交到信得过的人手中。孙中山选择两个人：廖仲恺和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事交给他们。廖仲恺第一，蒋介石第二。廖仲恺被刺杀之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基本上一手遮天（因为周恩来牵制，留下一丝缝隙，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从那缝隙中出来的）。

      蒋介石到苏联考察一番，得出结论是苏联不可信。但为了配合孙中山、取信于苏联，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示以信任。从这事可以看出蒋介石手腕之老辣。日后蒋介石和苏联翻脸，蒋经国被阻隔在苏联，直到国共再次合作方才回国。

      黄埔军校是一个制造枪杆子的场所。有了枪，就可以掌控话语权，就可以争夺革命法统，就可以名扬天下、纵横四海，如果能得到人民的认可，还可以青史留名在。

      法统和枪杆子，硬币两面，彼此依存共生。法统是外衣，枪杆子是骨架。

第三章  蒋介石的枪

如果说各路专家忽略了蒋介石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蜕变，那么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就说得太多了。

      一九二四年，刚刚去黄埔军校上班的蒋介石并不显眼。那时候全国有不少军校，黄埔军校并没有显示太多高人一等的地方。那时候的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全部地盘也就是广州巴掌大一块。广东省大部分地区还掌控在陈炯明手上。

      四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国民党理论上统一全国。蒋介石也在理论上成为全国领袖。此后二十年，蒋介石一直主导大陆走势。直到三大战役结束，毛泽东才取代蒋介石主导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国民党最后失败，蒋介石人生中的这四年，必定在历史上大书特书。那么蒋介石是怎么做到的？答曰，枪杆子。蒋介石一辈子都在摆弄枪杆子，前期小打小闹不提，从黄埔军校算起，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征讨伐陈炯明，枪杆子从无到有，安身立命。那个过程中，蒋介石带着黄埔师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顾生死，勇往直前，干得非常漂亮。摧毁了陈炯明，国民政府有了广东那样一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地位迅速提升。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已经在国民党中央排名第五位。在他上面还有四大天王：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

      当时廖仲恺是黄埔军校一把手，管党政，国民党左派代言人，蒋介石的上级兼同事。在廖仲恺那里，寄托着共产党人继续国共合作下去的希望。胡汉民是右派，保守派，同时代表广东本土势力。汪精卫往左不如廖仲恺，往右不如胡汉民，做了中间派，随时准备往两边倒。许崇智这个人，大家不怎么熟悉，他是当时粤军支柱，也是军方代表性人物；是胡汉民的战略盟友，也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当时的蒋介石还看不到破土而出的希望。但是接下来一件事把蒋介石推向舞台中央：廖仲恺被刺杀了，在国民党党部门前被刺杀。

      按照当时的局势走向，如果国民党执行孙中山新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共合作继续下去，继承人就是廖仲恺。究竟是谁杀了廖仲恺？这是一个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国民党内部政治暗杀——国民党历史上最大丑闻。因为按照政坛上的游戏规则，最重要的那个人被杀，往往不了了之。参照美国那些被行刺的总统，最后总是找一两个小角色定罪。廖仲恺事件也是一样，不了了之。

      廖仲恺的死对蒋介石影响：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人，成为新兴军事力量的象征。

      蒋介石的对策：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表演二人转，把祸患引向胡汉民和许崇智。因为他们是右派，是廖仲恺的政敌。汪精卫对胡汉民下手，想要暗地里逮捕胡汉民。结果胡汉民直接躲到汪精卫家里，得陈碧君保护。消息传出后，闹得满城风雨。胡汉民被迫出国考察。蒋介石往许崇智大哥背后插一刀，逼迫许崇智出国考察。

      结果：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理论上的老大。但枪杆子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汪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较量。每一次都是蒋介石占上风，却无法拿汪精卫怎么样。最后汪精卫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压制，却成了日本人走狗，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偷鸡不成蚀把米。

      经过华丽转身之后，蒋介石立马联合一批新军阀，外出抢地盘，也就是摆弄枪杆子的第二阶段：北伐。

      抛开那一系列意义不谈，一句话概括之，孙中山的粉丝去打袁世凯的粉丝。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孙中山的粉丝基本上赢了袁世凯的粉丝。蒋介石再一次展现自己的狠辣。

      狠辣表现之一：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赢得北伐总司令职位。这个职位让蒋介石的人永远成为中央军，成为正统。让枪杆子和革命法统联系在一起。

      狠辣表现之二：北伐路上，硬骨头留给别人。第一次北伐，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力最大。蒋介石的第一军在后面手边军队，扩充人马。把黄埔毕业生和旧军阀的散兵游勇结合起来，迅速壮大。然而在瞅准机会，让何应钦穿过福建插入浙江，再忽悠白崇禧配合，一举拿下长三角。从此东南最富有之地落入蒋介石手中，成为蒋介石的钱袋子、奠定此后二十年主导大陆的根基。

      蒋介石在北伐中虽然表现出色，却犯下两个错误。

      错误之一，因为太爱占便宜，放弃自己人攻打武汉的机会。结果武汉被唐生智拿下，成了国民政府新首都，认汪精卫为领袖。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蒋介石擅自建都南京，导致国民政府分裂。双方抄起笔杆子对骂对方分裂政府，口水满天飞，增加了长江的流量，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换成枪杆子，一番厮杀，染红了江水。蒋介石本人也是下岗再上岗。汪精卫机关算尽，最终还是以委身蒋介石而告终。但是比起另外一个错误，这个根本就不算啥。

      错误之二，逼迫毛泽东拿起枪杆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的蒋介石脑海里还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或许在蒋介石眼中，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也和其他笔杆子一样，就是写点文章混口饭吃而已，谁给的利益多跟谁走。然而毛泽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笔杆子玩得虽然很好，但是那只是他的次要力量。他的主要能力还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中，军事和政治才是他的强项。

聪明与愚蠢

蒋介石一生中有两段辉煌。第一段就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用四年时间完成从凡夫俗子到领袖的过度。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上岗的蒋介石，还是一个有理想但也有困惑的匹夫。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已经是全国名义上的领袖。

      即使放在中国历史上看，对比那些领袖人物，蒋介石生命中这四年也是相当耀眼。即使毛泽东，也只有解放战争那几年创造的事业堪与之相比。

      蒋介石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前面说了两个，东征和北伐。现在说说第三个因素，屠杀共产党，也就是清共。在历史书上，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具体就是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伙同桂系攻占长三角之后，建都南京，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峙。四月十二号那天，蒋介石撕去伪装，抽出屠刀，对共产党人一番砍杀。那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所以说最残忍，并非专指杀戮共产党。

      ——那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影响深远，超出东征、北伐、抗战等任何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中，蒋介石把自身优点和缺点充分曝光。他的聪明和愚蠢，一览无余。

      国共双方天然敌对关系。虽然都是闹革命，但方式完全相反。国民党主张自上而下的精英革命。也就是商人出钱，文人出口水，革命者买武器，组织人马。至于社会基层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一边呆着不要动，围观看戏即可。共产党闹革命，主张从下而上闹开。把基层拉进来，对精英不利。天然的敌对关系。

      共产党闹得越凶，精英损失越大。比方说工人运动，说白了就是和资本家捣乱，向资本家要钱。闹的过程中又能团结大多数，积攒人气。

      蒋介石看准那一点，想要通过帮助资本家赢得资金。毕竟搞革命打仗向来很烧钱，需要很多资金。要压制工人，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解决共产党，一劳永逸的向资本家收钱。这是目的之一，为利。

      另一个目的，通过解决共产党而解决汪精卫。汪精卫那个人，早期也曾英雄过，但是在孙中山死后，标准的墙头草，想在做派和右派中间捞好处。共产党原本和国民党左派关系最好。廖仲恺死后，原本处于中间派的汪精卫拉拢陈独秀，试图扛起左派大旗。而且国民党内部，汪精卫资历更老，人气更高。蒋介石要想成为国民党领袖，必须跨过汪精卫。为名。

      在那个过程中，关键的一部是通过宋霭龄的谋划，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宋庆龄、宋子文、孔样熙、孙科原本都站在汪精卫那边。蒋宋结合之后，他们都站在蒋介石这边，再加上张静江等人，蒋介石完全赢得了资本家的认可。

      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斗，武力上并没占多大优势。政治力量上看，汪精卫有共产党力挺，声势很大。最后汪精卫的武汉合并到蒋介石的南京，根源在于，江浙财阀搞垮了两湖的经济。汪精卫一看物价飞涨，撑不住了，立马效仿蒋介石，抽出屠刀对共产党人砍杀。这么一番折腾，汪精卫的左派旗帜没有了，只能到南京跟着蒋介石混，从此在蒋介石面前抬不起头，最后干脆做了汉奸。

      这就是蒋介石的精明之处，不仅名利双收，而且抱得美人归。一时之间，世间好事仿佛被他一个人占完。那一年，蒋介石四十岁，不惑之年，到达人生巅峰，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世事如硬币，有正反两面，祸福相依，利弊共存。得意就会忘形。忘形之下的蒋介石失去控制，连同国民党左派一起杀戮，妄图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然而因为做太绝，导致如下一个结局：摧毁了国民党根基。

      ——这是蒋介石一生做过最蠢的事。

      清共，最大的难题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陈立夫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斗，从中判断共产党。是不是很儿戏？这还算比较文明的。看看野蛮的部分：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老百姓，均被怀疑为共产党，清理掉。要知道那是革命年代，都是很激进的。

      广州清党：军警将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装的，一律当共产党逮捕，什么情况？更过分的是，凡是头发向后梳的（当时比较潮的发型），一律当共产党逮捕。

      上海清党：清党委员会由不相干的人负责，如同屠户杀鸡，看哪个不顺眼，干掉再说。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杀戮。

      当时国民党正在夺权全国政权，士气正旺，基层党员大多数思想左倾。各地土豪劣绅借机报复。越是忠实的党员，遭遇越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要么被杀戮，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害，要么心灰意冷。一九二八年，清党一年之后，江苏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登记党员的情况：只有两成党员重新登记。广东省（革命故乡）：百分三十五的党员重新登记。广州市（国民革命核心之地）：只有一成党员重新登记。汉口（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情况：六分之一的党员重新登记。长沙，基本没剩下。

      清党之前，国民党全国党员在百万以上，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份，只剩下六十五万。这个数字还包括清党开始之后乘机加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投机倒把分子。比方说四川，清党那个时候的党员反而变多了，因为各种投机分子来了。

      看到了吧，在清党中损失的国民党远远多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精英骨干保存完整。国民党有气节之士损失殆尽。国民党基层组织毁于一旦。

      清党，摧毁了国民党的魂魄。数十年以来，国民党培养的中下层精英毁于一旦。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定然眼睛睁得很大。如果说中共历次肃反、整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都有整人，都有破坏自己人。但是所有破坏对共产党影响加在一起，也不如蒋介石清党对国民党损害大。

      蒋介石为何剿共总是失败？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摧毁了自己的基层组织，相当于把基层全部让给了共产党。蒋介石动则数十万大军，看似威风凛凛，却拿毛泽东几万人没办法。因为蒋介石失去了基层。基层之中的毛泽东，如同蛟龙在大海中。

      更致命的是，国民党从此断了一条腿。任何一个党派都需要讲平衡。简单说，就是左派相对激进，右派相对保守。两派综合，方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如果没有右派，左派会成为一团火，把一切烧成灰烬。比方说共产党搞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绝对左派名义下进行的。破坏力前面已经说了。同样，如果只有右派，不好意思，政党就会腐朽堕落，失去生命力。

      蒋介石清党把国民党左派摧毁，造成国民党活力丧失殆尽，一九二八年之后的国民党为何腐朽堕落？根源就在于左派被摧毁了。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积极组织都将和共产党挂钩。在那个民族意志崛起的时代，各种抗争与运动层出不穷，他们成了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国民党原本可以和共产党争夺左派。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斩断国民党根系，让共产党有了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

      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到蒋介石想明白这一层，人已经在台湾孤岛上，遥望天涯，归期无期。

第四章  毛泽东的枪

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力量源泉，但还需要一个领袖把力量聚集起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东西夹攻之下，共产党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很多人也是那么干的，脱党。地位高、名气大的人还可以转到国民党阵营当花瓶摆设。

      措施之一：用笔杆子摆事实讲道理，说你为啥杀我们？为啥违背伟大领袖孙中山的意愿？这不民主，也不科学，更不公平。我们谴责！我们抗议！党内一堆理论家，能玩笔杆子的多了，可以把各种不满和愤怒表达得逻辑清晰且感人至深。不仅如此，国民党内还有一批左派用笔杆子支持共产党，包括孙中山的妇人宋庆龄。然而暴力会把笔杆子折断。邓演达是廖仲恺之后的左派标志性人物，被杀了。

      措施之二：妥协退让，就说求求你不要杀我们了，我们不会威胁你们。不要杀了，要啥就说嘛，只要我们有，就给。干嘛呀杀人呢，多么不文明不礼貌啊。鼎鼎大名的陈独秀把该做的都做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坐牢，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于非命，最好的朋友李大钊死于非命。全部共产党人成为猎物。

      措施之三：暴力绝不是济世良药，相反暴力是如同一头盲目的野兽。当生存问题面临野兽威胁，唯一的选择就是绵羊变身饿狼，以暴制暴。但是绵羊变身并不容易，需要从思想大筋骨，全方位转变。

      当时党内主战派主要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掌控中共主要武力，精心策划之下搞出南昌起义，拉开绵羊变身的序幕。但是必须指出，南昌起义并不彻底，至少政治上并不彻底。它的旗帜是国民党左派，而非共产党旗帜。它是周恩来为了挽救时局的无奈之举。过程和结果，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败给了优势敌人，但打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但南昌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周恩来的思维进入一条死胡同：采用和蒋介石相同的方式同蒋介石较量。军队编制，作战方式，和国军相同。除了士气高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在方式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力量大的一方取胜。蒋介石力量大。周恩来力量小。所以失败是必然。能成功才是奇迹。当然不是说周恩来能力不行。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做得很好了。用相同的方式，换成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未必比周恩来做得更好。

      日后的广州起义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也失败了。其他大大小小的起义，大同小异，结果也是大同小异。众多起义中，只有秋收起义是例外。按照中共中央的设计方案，秋收起义也没啥不同。因为是毛泽东领导，所以有了不同。毛泽东带领大家走出死胡同，为共产党找到一条出路，从此打开了局面。

      南昌起义之后的第六天，中共在汉口开了一个会，叫八七会议。那次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之后同样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因为和陈独秀之前闹别扭失去了中央委员资格，八七会议上候补回来。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是坚决的主战派，发言不多，但是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枪杆子出政权。

      很多时候，这个论调一直是毁誉参半。毁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推崇暴力。誉者认为，这个确实很有效。两者各有道理却都偏离了核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论点。伟大之处在于，重拾尚武精神，给武者（枪杆子）应有的认知和尊重。近代中国所以如此狼狈，除了体制腐朽、政治经济落后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武精神的缺失。要论落后，彼得大帝时代的沙俄更落后，远比康熙时代的清帝国落后。但是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一直在扩张。康熙之后的清帝国逐渐腐化。原因狠在？清帝国阉割了尚武精神而已。

      宋朝之前，中国的尚武之风也是很强劲。要不然，就不会有如今的地盘。但是宋朝开始全力推广科举制，文人治国，对尚武精神进行制度性阉割。文人高高在上，高谈论阔，叽叽歪歪。武者开疆守土，却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马背上的元和清，一旦全盘接受文官系统那一套，战斗力急剧下降。

      国家一旦遭遇挫折，特别是外战失败，文人要么到祖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乞求祖先显灵；要么找地方自杀，显示刚烈；要么跻身风月场所或书房阁楼中消极避世，装出一份清高嘴脸；又或者直接以为天要变，直接卖身敌人，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一腔热血救世，常常悲壮有余而效果不足。比方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何其壮烈，何其不值！早期的共产党人也一样，不畏砍头流血，但大好的头颅却白白被砍，何其壮烈，何其不值！

      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不论多么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主张，没有执行力都是镜花水月。鲜花不会从镜子中走出。水中永远捞不出月亮。古今中外，任何伟大帝国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有了武力才能谈生存。历史上最富裕繁荣的宋朝，因为没有武力，成为马背民族蹂躏对象。

      所以要想救世，必须重拾尚武精神。那种精神已经被阉割千年，要拾起来谈何容易。毛泽东非比寻常之处在于，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论断把道出武力的重要性。正因为尚武精神的回归，共军无论任何阶段都具备强悍的战斗力。

      勇者未必无敌，但必须无畏。无畏，即尚武精神。

      孙中山搞革命三十年才想通这个道理，临死之前创建黄埔军校。校门前对联：嘉宾戾止，我武维扬。之后改为：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共产党人虽然和孙中山合作，但是真正认清孙中山一生的，毛泽东应该是第一人。在其他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毛泽东指出问题的实质，而且比周恩来走得更远更彻底。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想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工作。毕竟毛泽东中共三大时就是中央秘书长，排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李大钊死了，陈独秀靠边站了，新中央战略转型，需要新人。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为何要这样？此后将见分晓。相当于说，新上任一把手让他回办公室参与领导不愿意，甘心跑到一线当业务员，而且是在没有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单独吃苦受累打江山。

      毛泽东这么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他还是革命梦想家时明白的道理：吃饭问题，自己吃饭问题和天下人吃饭问题。以毛泽东当年的处境，可以在国共双方游走，个人吃饭问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天下人吃饭问题。

      毛泽东自己需要吃饭，但也关心天下人吃饭。当毛泽东还在韶山冲当小农民时，饥民到他家强吃强拿。他爸爸气得半死。他非但不同情他爸爸，而是站在多说饥民那一边。因为在他看来，既然都是人，那么占据大多数的饥民没理由挨饿，也应该吃饭。当时的毛泽东，不过念过几年私塾，又因为读过《三国演义》等书而已。

      若干年之后，当大龄青年毛泽东走进湖南师范，读遍古今中外之后，他不但没有成为一个迂腐的学者，反而找到一个答案：世间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吃饭问题。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温和的年轻人，并不主张暴力革命。

      走上社会，遇见人世百态，看透各种口号空虚无力，看知识分子各种虚伪，一番辨析之后，毛泽东放弃去欧洲进修的机会，参与创建共产党。

      他因为自己能力得到领袖陈独秀的信任，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他发现，中国的根基在农民，依然搞起了农民运动，为此不惜和陈独秀决裂。

      当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那些曾经指责他和国民党靠近的大人物束手无策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脱党的时候，又有很多共产党人跟着国民党走的时候，毛泽东奋起抗争，捍卫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此奋斗。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一九二七年的毛泽东已经三十四岁，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三十四年时间，他幻想过、梦想过、挣扎过、失望过，如今终于面对现实，以书生身份走向战场。他要消灭各种各样的军阀、土匪、强盗、二杆子，解决天下人吃饭问题。

      书生上战场虽然少见，却也不稀奇。南宋虞允文，书生上战场，照样抵挡如狼似虎的金国铁骑，奠定宋金对峙的局面。明末的孙承宗，也是书生出关，强横的努尔哈赤照样拿他没辙。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书生上战场。但毛泽东和他们都不同，虞允文、孙承宗手里有优于对手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占优势。曾国藩和左宗棠背后也有政府的支持。毛泽东一无所有，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粮草和军饷。所谓中央也是一个空壳，行动还要听从远在万里之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示。但是没有关系，我将解决这一切。

      我将背负天下、勇往直前。

      我的思想将穿过时空。

      我的脚印将停留在史书之上。

      我无所畏惧。

书生上阵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充分准备。为何要秋收之后？很简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呗。白手起家打天下，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当时土地收成有限。秋收之后，粮食比较丰富，容易筹集，农民也比较闲（和平年代都是打麻将哈），有时间搞运动。

      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者，通常都是大手一挥，振臂高呼，同志们，同胞们，干。那种煽情看起来挺感人，但那是表演。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搞调研，研究局势和各种可能性。当时问题很多，时间很短，争议很大，压力非常大。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

      问题之一：旗帜问题。很多人认为应该仿效南昌起义。毛泽东坚决主张亮出“共产党旗帜”。师出有名嘛。按照南昌起义的旗帜，还是国民党内斗。

      问题之二：党内一群书生认为，起义应该依靠农工武装，职业军队起次要作用。打仗不要军队是哪门子道理？原因还是南昌起义失败南下，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意味着职业军人暴动并不理想。其中蔡廷锴原本也是参加起义的，中途退出了，给人印象：军队不靠谱。共产党只能把宝压在农民暴动上。毛泽东再次告诉大家：要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问题之三：利益问题。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归根到底都是利益分配问题。不论是国家、党派、还是阶级，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时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所有事都在地下进行。毛泽东虽然是中央特派员，身边连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都没有，能信任的人也就是两个弟弟和一些骨干分子，而且意见不统一，常常争吵不休。

      南昌起义之后，两湖地区对共产党搜捕更为严厉。要知道辛亥革命就是从两湖闹起来的。国军北伐，占领武汉之后那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因此国民党对两湖相当看重。因此毛泽东本人活动冒着巨大风险——甚至在起义前夕被捕。当时毛泽东去安源部署，化妆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被民团抓住。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描述了当时情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险。

      不仅如此，整个组织也不靠谱。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在九月九号（中秋节）举行。但湖南省委下达的起义密令竟然被国军截获。湖南当时是唐生智的地盘。唐生智是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军事支柱。幸好唐生智的主力和南京政府国军在东线作战，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长沙依然宣布从九月六号开始戒严，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满大街。

      起义还是如期进行，九月九号开始破坏铁路，组织援军。起义队伍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共五千人，目的是攻下长沙。

      至于毛泽东的心情，可参照十号晚上写下的那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并非能否攻下长沙，而是十一号爆发的各县起义。按照原来的设想，起义旗帜亮出来之后，农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很快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达到以点带面全省暴动的目的。然而很遗憾，农民并没有动员起来。按照夏明翰的说法：“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里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农民不参加，起义军处于劣势，且没有作战经验，三个团战果如下：第一团被国军植入木马病毒，行动途中遭遇叛变，失败。第二团攻占一些地方，一不小心陷入重围，被打散，失败。第三团撤退快，差点被包围。

      那种情况下再去攻打长沙，无异于拿脑袋撞墙。但攻打长沙是中央原定计划。当时中央刚刚从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转向左倾，不执行计划相当于逃跑。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就算逃跑，关键是往哪里逃？国民党正在满世界抓人呢。离开了军队除非隐姓埋名回家种田。队伍二号指战员，师长余洒度就坚持攻打长沙，打死算了，牺牲了事。

      南昌起义生死攸关之际，朱德站出来和大家说，跟我走。

      秋收起义本就是毛泽东搞出来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告诉大家，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去打长沙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九月二十号，起义十一天之后，队伍只剩下一千五百人，毛泽东带领他们南撤。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三天之后在江西地界遭遇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卢德铭生于一九零五年，四川人，黄埔二期，跟随叶挺独立团北伐，秋收起义的二号人物兼战场第一号指挥员。他所以牺牲，是因为队伍纪律不行，包括二号指战员余洒度在内，已经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不守纪律，且侦查不力。如此情况发展下去，毛泽东迟早要变成光杆司令。此时毛泽东已经光荣地走上国民党通缉榜，脑袋标价为五千大洋。这个价格已经不少，对毛泽东还是太低了。当然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上涨。二十一年之后，蒋介石付出了全部大陆也没能拿下毛泽东的项上人头。

共军魂魄

卢德铭牺牲之后，队伍继续减员。毛泽东又带着残余人马继续往前走，六天之后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穷乡僻壤，安全了。

      在那里，毛泽东做了人生第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决定——就地整编。当时队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人数不足千人，二十天的时间，队伍减员百分八十以上，而且继续减员。当时流行用语：“走不走？”和“往哪儿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就在那样的时刻、就在那样一支队伍上铸就共军魂魄。

      三湾整编之前，虽然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编制上还是国民党队伍。

      三湾整编之后，队伍脱胎换骨，迅速壮大，经过苏区反围剿，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成长为百万大军；武器装备也从当初几百支枪，到如今的坦克、大炮、飞机、导弹、航母、卫星。

      那么毛泽东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究竟干了啥？两件事：第一，把他的个人魂魄融入到那支军队中。第二，建立一种制度。

      国家的脊梁在于军队。军队的战力和作风和领导者密切相关。东方人认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西方人认为：一头狮子统帅一群绵羊能战胜一头绵羊统帅的狮子。历史反复证明，东方和西方人的观点都是对的。

      中国历史很长，多次出现过强悍的帝国和强悍的军队。每支强悍的军队有一个强悍的统帅。每一个强悍的统帅都有普遍的特点，如胆识、魄力、韧性、想象力。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强悍的人。当农民时就强悍，反抗他那刻薄的爸爸。读书时就强悍，敢于组织学生对抗军阀，敢于在华夏低落之时写文章坚守本土文化实为可贵。走上社会更强悍。信仰共产主义，参与创建共产党，需要的是理想。乱世之中的理想主义者就需要强悍的本质。面对优势敌人举起屠刀敢于奋起反抗，更是强者中的强者。这样强者组织起来的军队，战斗力永远不会差。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开头就对情绪低落的战士们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战士可以当敌人百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口气，大。

      这风格，强。

      然而口气大、作风强不新鲜。关键在制度。纵观中国历史，人治贯穿始末。政策执行，总是和某些强人相关。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军队也不例外。岳飞之后再无岳家军。戚继光之后再无戚家军。历朝历代，名将雄主之后，军队战斗力总是直线下滑，跟着王朝走向轮回。归根到底，制度问题。

      军事制度建设上，一直是缺陷。两千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起兵引入农业帝国。此后帝国名将多半都是使用骑兵的高手，如霍去病、李靖、徐达等人。但是没有解决军队对强人的依赖。到了近代，即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依然没能解决人和制度的问题。

      再看国军那边，蒋介石从来无法指挥桂系。在蒋介石的嫡系中，何应钦从来指挥不了陈诚或胡宗南。再往下看小派系，新一军的战斗力可谓一流，但是在孙立人手中和其他人手中完全是两支军队。孙立人本人还相对独立，不属于任何派系呢。都说国军内部不团结，其实谁不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有效制度让他们团结。

      再看国军六十军在东北集体投降，改编为共军第五十军。同样一支军队，五十军在抗美援朝的汉江阻击战上，英勇顽强程度不比任何共军老牌部队差。原因何在？制度问题。

      制度根源就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的三湾村建立的。毛泽东施展什么魔法了？没有，其实很简单，就三招。

      第一招，实事求是。

      军事上常见的现象就是虚张声势。两千人号称万人。万人号称十万人。十几万人就敢号称百万大军。毛泽东的队伍编制是一个师，但损失严重。其实他还可以继续号称一个师，至少可以让屁股后面的追兵有所顾忌。而且对中央也容易交代一点。毕竟给你五千人丢了百分八十，并不是多么光彩的事。

      然而毛泽东没有那样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原本的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二营空缺），另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不搞假大空。

      不仅如此，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宣布，去留自由，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相当于说，对将士们开诚布公。湘南丛林里的朱德，也是靠整顿军纪中掏心窝子，才被整支队伍接受的。

      ——实事求是，自信的表现。毛泽东自信可以把队伍带到理想状态。

      第二招，确立一个原则，党指挥枪。

      毛泽东决定：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如此一来，不仅把松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的力量，而且可以让组织起来的党员带动非党员，把整个队伍凝聚起来。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之后，这个原则从未动摇。每一次党代会，就要确认一下这个原则。军报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发出声音，确认这一原则。这个原则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现在大家对这个原则比较习惯，但是在当时，是创举。

      历史上看，家天下，军队要么是皇帝家，要么是军阀家。党派拥有军队始于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对军队控制力不足，稀里糊涂的，所以孙中山临死之前革命没搞成功。所以国民党没能解决军阀问题。毛泽东这个决定，相当于说，把军队制度化，彻底摆脱了对强人的依赖，有了可延续性。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张国焘斗争失败了，红四方面军改编之后，刘伯承指挥。林彪拉出来的第四野战军，到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也能指挥。所以建国之后历次运动，彭德怀蒙冤了，林彪出走了，共军还是共军。看看国军那边，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战胜利冯玉祥，却不能收编战斗力超强的西北军为己所用。高下立判。

      从共产党内看也是创举。因为之前共产党名义上没有军队。周恩来储备的军事人才，也都是从黄埔军校中拉过来的苗子，还有一小部分摇摆不定的军队。三湾改编之后，共产党不仅名正言顺的拥有了军队，而且有了自己的建军制度。

      当毛泽东在山沟里确立这一原则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还在东躲西藏，考虑生存问题。至于名义上最高领导，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本就毫不知情。所以确切说，建军节应该是九月二十九号。正是那一天，毛泽东确定了自己在共军之中的地位。

      从此以后，“党指挥枪”和“枪杆子出政权”有机结合在一起，共产党的基本战力形成。

      第三招，很特别，民主。

      都知道军队等级森严，最讲秩序。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讲什么民主？之前从没有人在军队讲民主。军队有民主可讲？有。至少毛泽东讲了。

      其实民主并不高深，任何组织都能用。要知道军队虽然讲秩序。但秩序只是级别高低，职能不同而已，并非人本身高下之分、贵贱之分。这些道理说出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些。认识到未必能遵守。特别是中国，几千年了，讲尊卑有序。军队中官大一级压死人。打骂士兵，普遍。虐待士兵，常见。不拿士兵当人看的情况也有。

      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规定，官兵平等，待遇一样，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这些听起来像官话，关键在执行。

      如何执行呢？具体措施：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权限包括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长官要受它的监督。

      而且毛泽东本人以身作则，起榜样作用。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特别是失败之后的行军，更为艰苦。不仅衣食无着落，还要躲避敌人的追踪。毛泽东本人虽然是队伍一把手，但是不搞特权，和士兵一样穿草鞋行军，脚被草鞋绳擦破，忍痛前行。将士们觉得领导太辛苦，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他告诉大家：“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不仅如此，他还要一边走一边和大家聊天，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带领他们达到战略目标。

      ——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爱戴，是所有一流统帅共同特征。

      ——好吧，我们走，我们将发展壮大，我们将战无不胜。我将带你们勇往直前，我将带你们开天辟地。如此便把他的魂魄融入队伍。

      有一个例子可解释这种力量。战国名将吴起，与最下层士兵吃饭穿衣同一标准。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全军统帅的吴起，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士兵的母亲得知那个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士兵，你儿子能得到将军这样的厚爱你为什么哭呢？”母亲哭诉道：“当初吴老将军也曾为我孩子的父亲吸脓血，结果打仗时，他的父亲格外拼命，战死沙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要为国家视死如归了！”母亲说的是对的。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

      三招完毕，共军诞生。这就是为何说毛泽东是共军的缔造者的原因。

      赞，毛泽东解决了困扰中国军事家千年难题：让军队从依靠强人变成依靠制度。

      策划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没有做到。堪称共军之父的朱德没有做到。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周恩来策划多少次起义都无济于事。朱德就算把共军重新集合起来，也无法改变强人军队的本质。

      卫青霍去病之后，汉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李靖李绩之后，唐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朱棣之后，明朝战斗力衰退。

      离开曾国藩，湘军就是渣。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变成军阀。

      国军那边，新一军离开孙立人就不灵，桂系只认李宗仁和白崇禧。

      共军这边，彭德怀虽然蒙冤，共军还是共军；林彪出走，共军还是共军；毛泽东死后，共军还是共军。因为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军事发展史。

第五章  龙行于野

完成体制建设之后，毛泽东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要在那里叫日月换新天。哪儿呢？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首先看到江西东部和湖南西部那片山林，风光秀丽，生活艰辛，原始落后，那便是罗霄山脉。

      山脉中段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叠峰，地势险峻，名曰井冈山。其中部为崇山峻岭，两侧为丘陵，要上山必须经过五大关隘。从山下往上看，如一座巨大的城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古时候占山为王的理想场所。毛泽东带人去了那里，干嘛？藏起来先。

      这一招超出了所有人预料。国军也是连年混战，各路军阀都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败，这里跑到那里，但没有谁钻进深山老林当大王的。他们以为毛泽东的共军已经散了。连中共中央都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

      很多人搞不懂，咱是信仰共产主义搞革命的，咱有凌云之志，咱要消灭敌人，跑到深山老林藏起来算啥本事，不就成了山大王了么？毛泽东告诉大家，咱们就是先去藏起来，让国军够不着、打不着，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咱就是要从山大王开始干起，跋山涉水，锻炼胳膊腿，等肌肉长出来，再出去秀。刘邦从小混混干起，朱元璋从叫花子干起，比起他们，山大王的起点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毛泽东信心满满的对大家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用《易经》里话说，这叫“潜龙勿用”。

      这是一个战略性改变。周恩来那样搞法，不论多么轰轰烈烈，终究还是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丧失战略主动权。毛泽东这个搞法，以“我”为主，藏巧于拙，掌握主动权。这一切并不稀奇。因为从毛泽东那篇《心之力》就能看出来，从毛泽东选择不去留学就能看出来，从毛泽东在工运高潮时研究农民运动就能看出来。

      大家这么干吧。

      中国这地方，说大也大，毕竟这么大地盘；说小也小，这多人，很拥挤，各行各业竞争激烈。这不，井冈山这样天然的山寨，已经有人占据了。袁文才和王佐，带着一百多号人、几十支枪称王称霸。如何面对他们，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按照双方实力对比，要消灭他们不难。毛泽东身边也有人主张这么干。问题是后果，如此一来，就演变成晁盖梁山伯消灭王伦的翻版。晁盖可以那么干，因为他只要当那块地和兄弟们喝酒快活就行。毛泽东是要征服天下的。如果连小小的一支土匪都征服不了，何谈天下大事。毛泽东告诉大家：“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

      因为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一大批人流血牺牲。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增加获胜概率。毛泽东了解到，袁文才很看重枪。因为他有一百多号人，枪不够用。毛泽东提议：送袁文才一百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马武装起来。

      这个意见过于大胆，遭到不少人反对。因为袁文才对刚诞生的共军不了解，并没有表现出善意。如果袁文才拿到枪翻脸，局势大大不利。而共军武器弹药也不充足。但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绿林好汉讲义气。不跟他们抢地盘的情况下，给他们那么多东西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之后再把他们整编入自己的队伍，一百条枪还是自己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事业如何，取决于胸襟如何。结果跟毛泽东预测的一样，袁文才和王佐被毛泽东征服。就这样，白手起家的毛泽东带着残存的人马找到立足之地。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带着残部在湘南东奔西走。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的一场误会，往左和袁文才二人命丧彭德怀手中。为此埋下毛泽东和彭德怀一生中第一颗分裂的种子。

技术手段

贫瘠的山野，历来是绿林好汉的乐园，山大王的乐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让人目不暇接。仅仅二十四史，就有很大一部分的背景是绿林。但是那些多如牛毛的绿林好汉们，最后都在绿林中消失了，能走出来的寥寥无几。毛泽东这种以山野为起点，经历如此多的传奇，最后横扫天下属于特例。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有自己的方式。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如同小学教师一样细心说教，又如传教士一样喋喋不休。精神好的时候就写文章，见人就宣传自己的见解。那些见解并不神秘，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搞了几条根据地建设的纪律，称三大纪律。

      三大纪律之一：行动听指挥。

      ——党指挥枪的通俗解释。听谁指挥？当然要听各级党组织指挥啦。

      三大纪律之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

      ——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在重要的位置。用古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用现代话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大纪律之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不扰民，方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那么这几条就是中国法律的雏形和原始精神。事到如今，前两条且不说，第三条已经千疮百孔。贪污腐败盛行，已经超出扰民范畴，在吸百姓的血汗和骨髓。各种为了商业利益强拆，已经超出扰民范畴，侵犯百姓的基本权益。

      如果队伍仅仅龟缩在井冈山那块小地方，行为相当于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去美洲进行社会实践。搞得好，完全可以建成一个现代版本的世外桃源。搞得不好，也可以当山大王，当好汉。问题是毛泽东要征服天下，那就要出去。还要继续唠叨。

      队伍攻克遂川县城，开始打土豪。定眼一看，外表服装上都像土豪，太多了，打。难道发财了？其实不是。他们只是小商人而已，只是打扮得和土豪差不多。毛泽东一看，这下捅娄子了。小商人也就是城市农民而已，得罪了他们，宣传上肯定失败。城市里就没法立足。

      而毛泽东的理想是最终是要走向城市的。就把队伍集中起来，宣传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后面四条都很明确，怎么解释上门板、捆铺草？军队夜宿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和草铺，清晨起来，要把门板上好，铺草要捆好。

      行军途中发生了损坏庄稼现象，加了一条，不损坏庄稼。

      打仗抓了俘虏，有士兵愤恨之下打骂之，再加一条，不虐待俘虏。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始版本，日后加以完善。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筹款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此以后，根据地建设，军民关系，都建立在这些简单但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上。建国后谱成歌曲，到处传唱。

      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南巡瓦解林彪的威信，所到之处除了各种明示和暗示之外，一个必备节目就是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何要唱这首歌？原因很简单，这首歌中蕴含了共军的起源、促进了共军的强大。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精神也蕴藏在这首歌中。事实上，不仅是毛泽东或共军，任何人、任何军队能做到这一切，都将强大无比。

      为何说毛泽东成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秘密就在这里。

第六章  力量和机遇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完全按照的自己的意志组建共军。共军从无到有走到今天，毛泽东是关键。那么共军战力如何？

      共军战史有很多精彩篇章：反围剿，长征，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要阐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要诠释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可以参考基本指标：基本功，创造力，执行力。

      基本功：也就是训练程度，对环境适应能力。

      这个方面共军是顶尖的。共军有先天优势——来源主要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看起来并不强壮，有时候甚至很碍眼。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群落。高温或苦寒，跋山涉水，中国农民都行。这么说吧，现在的特种兵，经过严酷的训练之后才能具备这些基本功。对农民来说，只要组织起来，吃饱饭，就具备这些素质，就可以跑得比别人快，耐力比别人强，就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任务。这些已经无须说明。共军的看家本领是野战。因为共军在每一个阶段的战争，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要赢得辉煌，必须野战，通过穿插迂回等灵活的战术弥补装备上的差距。就需要在相同的时间内比对方跑更多的路，比对方更能跋山涉水，更能隐蔽自己。比方说长征途中攻打腊子口，命悬一线，需要攀越现代只有专业攀岩队员才能攀过的山，共军轻轻松松完成任务。

      所谓创造力，简单说就是面对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无到有，一切都需要亲自动手。为了形象一点，结合一个实例看看。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在空中占据绝对优势，志愿军吃亏很大，尤其是后勤供应。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呢？一个普通战士想到了办法：从前线到后方的山头上设置防空哨，前方看见美军战机触动，立马就打枪，一个接一个，枪声传到后方，沿途运输的车辆马上隐蔽。飞机那么快，汽车如何隐蔽呢？办法是沿途挖防空洞。汽车可以隐蔽在防空洞中。从而大大降低后勤补给困难。

      执行能力吧，也就不用说了，黄继光、龙世昌、邱少云等人的故事已经说明了一切。比方说飞夺泸定桥，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无人掉队。为了形象一点说明问题，引入一个美军精英做参考。

      埃文斯·卡尔逊，生于一八九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跟随当时美军特级上将（美军中最高军衔）潘兴将军（潘兴是马歇尔的伯乐。二战后马歇尔拒绝接受元帅头衔，就是向潘兴表达敬意——不想级别超过老领导。美军至今没有元帅军衔）到欧洲接受战火锤炼。一九二二年加入海军陆战，蒋介石清党那会在驻中国美军服役，同情中共遭遇。一九三五年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卫队营长。两年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罗斯福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就让卡尔逊以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充当军事观察员角色收集情报。当时卡尔逊十四岁，美军精英，可以直接写信给罗斯福表达所见所闻所想。

      卡尔逊没有辜负罗斯福的重托，穿越中日前线。不仅如此，和斯诺交换意见后，他还穿过重重险阻去了延安，成了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美国军官。他用五十一天的时间行程三千里，走遍共军开创的所有根据地，见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

      卡尔逊评价共军：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

      朱德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朱德的评价：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让，还有格兰特的坚强。夜里，卡尔逊和朱德一起坐在总部大院吹口琴。史沫特莱相信他对朱德有一种类似父亲的感情。

      真正让卡尔逊震惊的还是共军普通士兵。卡尔逊考察共军根据地考察时，可不是走马观花，他是直接参加共军行动的。一次六百人组成分队，强行军到九十公里以外袭击日军。当时是寒冷的冬夜，山路崎岖难行。他们还要背着武器弹药。完成任务以后，卡尔逊已经筋疲力尽，但是让他震惊的是，那种强度下竟然没有一个士兵掉队。要知道卡尔逊不是一般人，十六岁加入美军，去欧洲参战了，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总统卫队的指挥官，身体素质绝对是一流的。四十岁的年纪在军官中正值壮年。当他感觉到吃不消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士兵都不行了。而共军战士没有掉队。

      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卡尔逊问一个战士：“你如何能做到不掉队？”得到一个永生难忘的答案：战士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有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我知道这次行动对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听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台词，但却是出自普通战士之口。那战士不过是农民中的一员而已。对比国军，正规军大规模的溃败，沦落在敌后的国军竟然没法生存。天差地别啊。

      正因如此，卡尔逊总结：“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己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卡尔逊考察完毕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建议给共军装备，搞得蒋介石眉头紧锁，心中暗骂娘希匹。他把所见所闻到处宣传，但是大家并不认同，甚至认为他被共产党人收买了。为此，卡尔逊甚至丢掉职位。他写书宣传共军，如《中国陆军》，是最早的共军宣传作品之一。卡尔逊并非嘴皮子或笔杆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卡尔逊以八路军为模板建立一支独立的突击队，战斗力非常强悍，在奇袭日军重兵把守的金马岛时立下赫赫战功。卡尔逊由此成为美军中的一个异类——最早了解共军战斗力的美国军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的美国同行终于理解了他。然而他已经一九四七年过世，死前对中国内战预言：处于优势的国军必败。

      好吧，对共军的战斗力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当卡尔逊对蒋介石说共军如何了得时，蒋介石很不耐烦。如果卡尔逊机灵一点，说点场面话。以他的身份应该可以捞到不少好处吧。

      很显然，蒋介石是没有卡尔逊的军事洞察力的。所以他无法在军事上进行正确评估，对毛泽东一而再的进攻，最后攻不动了，自己转进到台湾。

      事实上毛泽东应该感谢蒋介石。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时间去落实。在打的能力也需要空间施展。毛泽东有机会在井冈山上从容不迫的建制度，是因为蒋介石给了他两年时间。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蒋介石很忙。

忙碌的蒋介石

按道理说，国共两党为天敌，既然已经撕破脸皮，拿起枪杆子对抗，号称正统的国民党自然要全力追缴，不然后患无穷。看看楚汉时代的刘邦，带着几个人跑到巴蜀躲一阵子，出来就能和项羽争夺天下，最终战而胜之。看看成吉思汗，最惨的时候喝脏水，随后东山再起。看看李自成，曾几何时，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共军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内有英明伟大的统帅，外有共产国际支持。

      最应该追缴共产党的，就是一心继承孙中山法统，以领袖自居，要一统天下的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偏偏很忙。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忙着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残存的共军得以保存火种。一九二八年带着一帮兄弟再次北伐，清扫袁世凯粉丝。但是之后呢？应该追剿共军了吧。

      不，蒋介石依然很忙。

      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了，蒋介石理论上一统中国，成了全国领袖，完成了孙中山未能完成之事业。彼时的他风光满面，看起来已经有再造中华之气象，应该很忙。全国百废待兴，很多事，比方说搞教育、搞建设啥的。但蒋介石忙的不是这些，而是看他那帮结义兄弟不顺眼。特别是李宗仁和冯玉祥。

      蒋介石的北伐分成前后两段，第一次北伐，出力最大的李宗仁老弟。李宗仁带着第七军横扫江西和安徽，保证了蒋介石的第一军拿下长三角，功劳大大的。第二次北伐，出力最大的是冯玉祥老哥。冯玉祥带着西北军出关中、入河北，逼近京津。张作霖被迫往关外撤退。正因为二位兄弟功劳很大，蒋介石看他们很不顺眼。尤其是李宗仁老弟。蒋介石第一次下岗失业，就是被李宗仁和白崇禧逼的，确切说，是被两位桂系领袖踹下去的。

      蒋介石对此难以释怀，不去搞建设，也不去剿共，铁了心对桂系下手。一番部署准备，拳打脚踢，搞得李宗仁和白崇禧疲于招架，狼狈窜逃。就在蒋介石想一鼓作气消灭李宗仁老弟之际，冯玉祥老哥那边也闹开了。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心思，消灭了桂系，接下来就轮到自己，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各路兄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合计一下，共同推出阎锡山为老大，和蒋介石对抗。双方拿出各自家底，组织百万雄兵在中原一带血拼，白骨如山，血流成河。这便是中原大战，最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也是蒋介石军事生涯的第三阶段。

      最后还是张学良老弟够意思，入关帮助蒋介石老哥一把，这才结束无休止的流血。时间已经是一九三零年夏天。蒋介石才稍微清闲一点，把目光转向两年半之前就应该追缴的共军。正是两年半的时间，毛泽东把根据地搞得有模有样，将要飞龙在天。

      如果蒋介石在张学良改旗易帜之后，搞一个合理的组织，把各位盟兄盟弟整合起来，集中力量搞建设，那么国力将大大增加。和平年代，共军也不见得能闹出太大动静。没有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不会入关。日本关东军中的那个几个愣头青也未必敢冒险。当时离日本侵华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发展得好，抗日战争必然是另外一个模样。

      也就是说上天给了蒋介石一个照耀中华大地的机会，就像十五年之前的袁世凯。但是蒋介石做了和袁世凯相似的选择，浪费了那样一个机会。因为他很忙，乱忙。

      共产党能夺天下，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蒋介石。如果不是蒋介石铁了心清党。中共按照陈独秀路线走下去，会玩笔杆子到天黑。如果不是蒋介石铁心发搞军阀混战，初期的共军很难站住脚。

几个瞬间

蒋介石忙碌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忙，有条不紊的忙。制定政策，创建根据地，这些都是基本工作。关键还要扩充实力。得知朱德带着南昌起义余部还存在，赶紧让何长工下山和朱德联络。朱德队伍里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在奉命联系毛泽东。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四十二岁的朱德和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在宁冈小城的龙江书院握手，从此风云突变，天翻地覆。当时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逐渐成熟。朱德队伍在湘南小长征中已经百炼成钢。朱毛会师，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和朱德的职业军人汇合。相当于强悍的脑袋和强健的躯体结合。会师后的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双星照耀井冈山。

      自古以来，伟大的统帅和优秀的职业军人结合，都将擦出耀眼的火花。比如刘邦遇见韩信，刘彻找到卫青，李世民和李靖相遇。但是朱毛的队伍和历史上的组合又不同。尽管人群中站着林彪、粟裕那样的绝世天才，但统帅是两个人，朱德和毛泽东。中国历史的传统是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看看蒋介石，天下还没搞定就急着和兄弟们翻脸。战争年代，朱毛并存于世。某些时候，朱德的声望高过毛泽东。两人初期也有争吵。磨合期过后，相当和谐融洽。原因何在？除两人的信仰和胸襟之外，根源还在政策问题。两个原则：党指挥枪这条，明确了两者之间的秩序；枪杆子出政权，确立军人的尊严和地位。

      朱毛会师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本属于朱德队伍中的林彪走到毛泽东身边，给予毛泽东最坚决的支持，形成名将和雄主的关系。从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中间的选择看，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军事谋略胜过红军总司令朱德，尽管毛泽东没有上过军校，之前也没有参加过战争。这正是毛泽东军事魅力所在。正是毛泽东的魅力折服了林彪，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都是无条件的，不论是对待彭德怀问题上、千人大会上，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遗憾的是，正因为林彪对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才造成了九一三悲剧。

      朱毛会师八个月之后，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历尽千辛到达井冈山。两年后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即整个中央根据地的支柱。抗日战争，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解放战争，一一五师发展为四野。为何抗美援朝中，四野那些骄兵悍将对彭德怀服服帖帖？他是老领导嘛。所以彭德怀才有底气说出那句霸气侧漏的话：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两年之后，因为顾顺章事件，中央在上海的日子逐渐艰难，周恩来到达井冈山（中央苏区）。随后邓小平也去井冈山。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欧洲就认识，对周恩来非常尊敬。邓小平回国后去中央工作，周恩来多有照顾。邓小平很快变成一个“毛派”。那段时间，恰好是毛泽东被排挤，周恩来占据毛泽东地位的时间。如同林彪从朱德身边走向毛泽东身边一样，邓小平从周恩来身边走向毛泽东。从邓小平的选择看，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大于周恩来，尽管毛泽东没有喝过洋墨水。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魅力所在。

      从此以后，荒山野岭，小小山岗之中，成立中华民族动力所在。这里有了领袖、有了统帅、有了将军，还有各种人才。

      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彼岸。一路上有光荣和耻辱，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一直向前、向前、向前，从不停步，绝不回头。他们起步于原始的山岗，披荆斩棘，走向坦途；长风破浪，走向沧海，走向那遥远的未知。

      朱毛会师之后的六年，井冈山发展为中央苏区，人数扩大几十倍，地盘扩大几十倍，建立了各级政府，有过荣耀，有过失败，有过各种争吵，还有不堪回首的内斗，最后把一切丢光。很多人取得赫赫名声，又有很多人丢了性命。他们走上一条炼狱之路，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陕北找到立足点。

      此后八年抗战，他们从陕北走向全国，在敌后凤凰涅槃，强健筋骨、增长肌肉，走向强大，有了和国军正面较量的体魄。又过四年，终于赢得古老的中华大地统治权。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走出国门，在朝鲜战场上最终证明了自己。

      从那之后，又是一系列风风雨雨，几多风雨阳光到如今。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政治斗争也好，经济建设也罢，中国的命运源自于井冈山。那地方很土，但是没有关系，任何新生事物都土。重要的是如何去干。

      正应了毛泽东那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要换新天，必然要过蒋介石那关。较量，从一九三零年开始。

第七章  高手过招

蒋介石忙完兄弟几个的事，终于回过头对付共军。毛泽东和朱德也利用蒋介石和兄弟们内战实际完成战略升级，红四军升级为红一军团，再升级为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零年，豪华办公室里的蒋介石刚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调兵遣将十万，决心一举消灭共军，如同湘军消灭太平军，自己成为中华大地上新一代主宰。然而山野之中的毛泽东也准备给蒋介石一个大大的惊喜。毕竟共产党要成功，蒋介石是最大的障碍。三年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无数。

      十二月二十五号，面对咄咄逼人的蒋介石，毛泽东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当然穷乡僻壤，环境也不好，会议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毛泽东就在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给大家讲课。领袖么，第一次面对强敌，要好好表现一下的。

      两边的柱子上挂对联：右边写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写着：“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幅对联已经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毛泽东还是强调了几条：

      第一，军民团结一致。——人民是水，军人是鱼，鱼离不开水。

      第二，选择有利阵地。——保证第一条基础上，才能发挥主场优势。

      第三，集中优势兵力。——保证前两条基础上，更容易建立局部优势。

      第四，先打弱敌。——保证前三条基础上，先挑软柿子捏，建立信心和作战经验。

      第五，要跑起来，钻空子。——为前四条服务。

      看到了吧，这样就是共军战术的全部秘密。正是这些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战术，实际上环环相扣，紧密如一，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天才。近代能把政治和军事如此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之外，还没见其他人能做到。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黄公略带兵阻击张辉瓒，彭德怀带领队伍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围剿张辉瓒。林彪抓住机会，抓住了张辉瓒。大家齐心协力捉住了张辉瓒，赢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的策略完全成功。

      这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第一次过招，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完败。对此蒋介石有些意外，并不是很在意。一九三零年的蒋介石，经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过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狼狈，最终都成了胜利者。

      围剿共军，小负一局，输得起。而且从大局上看，蒋介石还在胜利。李立三当时在中央冒险，共产党在城市中疯狂搞运动，组织损失惨重。所以蒋介石还是很淡定。

      三个月之后，一九三一年二月份，蒋介石改变了部署，动用多一倍的兵力，采用稳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干掉共军。

      毛泽东故伎重演：诱敌深入，逐个击破。

      第二次反围剿中，出彩的是黄公略。黄公略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彭德怀在军中出了名的简朴，黄公略也一样，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做的鞋子，脚上龟裂。裤子破了，就把裤腿撕下来补上去。但作为黄埔三期精英，黄公略打仗向来不含糊。当初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在本地打游击。上井冈山之后先出任红六军副军长，随后担任红三军军长。当时对手给黄公略的标价：“若有捉拿共军头子黄公略者，赏大洋五万元；若有击毙黄公略拿头来见者赏大洋两万元。”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黄公略的人头价格暴涨到十万。何健（杀掉杨开慧的家伙）赶紧派人去挖黄家祖坟，连续挖两次，并且扣了他的妈妈和老婆。黄公略不为所动。第二次反围剿开打，毛泽东让黄公略带红三军担任主攻，在白云山设伏，静候国军。毛泽东亲自到红三军军部，和黄公略一起实地考察。他们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一条通往白云山的捷径。

      第二天拂晓，红三军人马沿着小道占领制高点，以逸待劳。上午十点，国军三十八师到达预设阵地。红三军从山头冲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三十八师，狼入羊群，毫无悬念。三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伪装技术过关（比张辉瓒强），冒充炊事员，逃命去也。此战打得干净利索，相当漂亮。缴获战利品中有一部电台。毛泽东再次和中央取得联系。

      此后共军连续五战，五战五捷，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毛泽东非常高兴，提笔填词《渔家傲》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飞将军何人？黄公略是也。遗憾的是，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阵亡。毛泽东上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此战之后，蒋介石动了肝火。如果说第一次围剿失败是因为轻敌，那么第二次准备已经相当充分，再失败，只能说明对手力量非同一般。他非常明白：抛开理想大义不谈，国共双方的仇恨不共戴天。国民党内部也是口水满天飞，必要时刺刀见红，但扣押老母、杀害老婆、挖祖坟这类事很少见，之后亲兄弟一番结拜，和好如初。国民党对共产党，基本上无所不用其极，株连的手段都用上了。

      什么节奏？不死不休。

      所以第三次交手，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

      毛泽东和蒋介石斗了一辈子，战场上直接交手的机会并不多。解放战争中，两人都是在领袖位置上遥控指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来飞去，但毛泽东从没亲临战场，两人并无面对面直接交手的机会。一九二七年之后，国共十年内战，双方打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更是你死我活。第一次和第二次蒋介石没有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毛泽东没有参加。只有第三次算是两人直接交手，也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在战场上直接较量。

一生一次

之前蒋介石的人生相当辉煌。东征陈炯明，蒋介石亲自出马，胜。北伐若干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间尽管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狼狈，结果总是他蒋介石赢得胜利。对共产党这边，也是辉煌无比。堪称共产党缔造者的陈独秀是他的阶下囚。党内英杰如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都在他的压力下安然下台。堪称一代天骄的周恩来对他也是屡战屡败，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甚至还抓住另一位共产党一把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就地正法。在此之前，蒋介石战胜了所有共产党共产党精英。

      这一次轮到毛泽东，又该如何呢？毫无疑问，蒋介石依然处于绝对强势。毛泽东处于弱势。但弱势的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精英完全不同。其他人处于弱势，却想方设法挑战强势中的蒋介石，结果不论是武装起义还是工人运动，到处碰壁，形如以卵击石。弱势中的毛泽东则选择于己有利的生存环境等待蒋介石，以逸待劳，反客为主。

      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感受到毛泽东的不同，调动三十万人马，亲自挂帅，想要毕其功于一役。队伍军管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军事顾问来自于英、德、日等亚欧诸强。蒋介石的反应相当迅速。第二次围剿刚刚失败，立刻组织第三次围剿，前后仅一个月时间。

      毛泽东虽然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但手中只有三万多人马，远离根据地，还没来得及休整。相当一部分队伍分散在新地盘打土豪、分田地。

      但战争的结果却相当意外：九比一的兵力对比，竟然在两个月之后以失败告终。

      战争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和朱德冷静的指挥部队集结、收缩，利用纵深空间抵消国军部分优势。他们原本想在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打一仗，消灭一部分国军。但发现国军实力强劲，难以达到目的，当机立断，绕道千里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内，打算利用主场优势寻战机。然而国军也很快，可以走直线，特别是陈诚的队伍，于七月十三号占领广昌。

      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再绕一圈，到国军背后去。七月酷暑，共军沿着武夷山脉向南，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后，又是千里跋涉，经于都县向西、抵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军成了山中野兽，到处追杀共军，却找不着。高温之下千里行军，对起于苦寒之中的共军而言是正常生活，国军哪里享受过如此待遇，肥变瘦，瘦掉队，士气由高变低。幸好国军占据绝对优势，不然杖没法打了。当国军发现共军主力有转到背后，立刻组织九个师的人马杀奔而来，想要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以东。共军再次面临危机。

      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重申游击战理念：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根据情报，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两人决定选择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突破富田，就可以向北行军，拖着国军寻找机会。但是现场观察一番才发现陈诚和罗卓英两个精锐师已经先于红军赶到，打不得，掉头折回高兴圩，白白浪费一番力气。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挥各路国军纷纷向高兴圩压来。共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犯下一点错误，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朱德冷静下来，观察一番之后瞄准了上官云相的人马（非蒋介石嫡系，战斗力较弱）。

      蒋介石把南北两翼放置队伍较强，把上官云相放在中间。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观察到共军作战规律：善于从两侧迂回奔袭。中间只有二十公里左右的缝隙，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想要悄无声息地穿过，难度很大。

      毛泽东和朱德一番计较之后将计就计：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假装向赣江方向运动，主力部队则翻山越岭，用一夜加半天的急行军，从缝隙中溜出，跳出包围圈。时间是八月五号。国军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蒋介石大骂娘希匹。他有理由愤怒。开战一个多月，耗费粮草无数，连毛泽东身影都没见到，相当于领着几十万人在江西中南部免费观光，相当郁闷。

      就在蒋介石郁闷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却转到一个叫莲塘的地方，轻松吃掉国军一个旅，揉揉肚子，又顺便消灭上官云相的一个营。他们乘胜北进，在良村包围国军第五十四师，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而且他们没有要走的打算。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

      八月十一号，毛泽东指挥共军冒大雨进攻，一个小时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打胜仗，缴获大批战略物质：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前后四天时间，毛泽东和朱德抓住战机，三战三捷，消灭国军一万多人。蒋介石还在南边寻找共军主力，赶紧调部队到黄陂消灭毛泽东。

      如此一来，共军主力再次陷入国军包围圈，再次危机。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告诉大家，咱们还是老一套。所谓老一套，就是用一部分队伍伪装成主力向东，真正的主力迎着国军向西，再一次用一夜急行军从缝隙中溜掉。

      至于如何做到的？好吧，那是艺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学习的艺术。

      蒋介石指挥国军向东追剿，起初还能听到一点声音，随后就啥也没有了。根据习惯，蒋介石再次骂人。骂完人，大军掉头向西，继续追剿。但国军在东西南北的千里大游行中，人数进一步减少，士气进一步衰落。队伍内部的裂痕在扩大。

      毛泽东已经在前方休整半个月，寻找机会了。眼见国军进一步衰弱，抓住机会在兴国县向蔡廷锴进攻。蔡廷锴军队战斗力挺强，且占据有利位置。双方打成对峙，很辛苦。毛泽东再次转移，于九月十五号抓住战机，咬住了韩德勤，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但韩德强逃脱技术超一流，竟然伪装成炊事员逃脱（十年之后，此人又在苏北被粟裕击溃擒获，再一次逃脱，多年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郁郁而终）。

      按照官方说法，蒋介石亲自挂帅的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前后忙活两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灭了黄公略，省去十万大洋。但浪费的弹药何止百万。

      这次战争也成了两个人一生的缩影：蒋介石一手好牌，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了结果。毛泽东以弱击强，笑到最后。

      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空叹息。

世界的蒋介石和中国的蒋介石

世人皆以为周瑜不敌诸葛亮，是因为诸葛亮过于高明，其实只说对一半，另一半原因在周瑜本人身上。蒋介石不敌毛泽东，道理也一样。

      毛泽东拿起枪杆子，就是被蒋介石逼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得到两年发展时间，也是蒋介石忙着消灭兄弟们留下的。

      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实际上双方绝对实力摆在那里，如有一直硬碰硬，毛泽东也好，共军也罢，日子绝对不好过。要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和朱德把指挥艺术发挥到极限，把各种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依然有黄公略牺牲。当时黄公略的地位可是和仅次于朱德与毛泽东，和彭德怀持平，略高于林彪。

      毛泽东费尽心思，机关算尽，也就消灭蒋介石三万非嫡系人马。蒋介石嫡系还在，骨干力量还在，还可以一战。但是一心消灭共军的蒋介石却突然返回南京。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和当初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少壮派的阴谋，具备很大的偶然性。那个偶然性，是中国内政决定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出来的经济危机很快覆盖全世界。

      何为经济危机呢，理论一大堆，反应在现实中就是：世界上的食物理论上足够世界人吃，但很多食物却没有吃到人肚子里、被倒进垃圾堆，很多肚子里没吃到食物的人饿死或正在饿死。面对这个情况，各国政府不同选择。美国人选择罗斯福新政。日本没有美国的条件，一心推进大陆政策，从朝鲜推向大陆的目的日趋明显。但武力侵占东北并非迫切性选择。

      世界大势如此不妙，中国又如何呢？答案更为不妙。别的国家只是一部分人没得吃，挨饿。中国不仅要挨饿，还要挨炮火。这一切的主因就是蒋介石。他主导中国局势，以乱制乱，看不见乱局结束的希望。

      蒋介石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消灭大量军阀，大功一件。如果战乱就此平息，那他将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新领袖。但是他又和兄弟们打起中原大战。

      如果说中原大战必须打，好吧，中原大战打赢了，总该消停了吧。当然共军在江西闹事。但江西的共军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乱，不是乱在毛泽东的共军身上。而是乱在国民党本身。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再次上岗，拉拢胡汉民对付众人。所以在军阀战争中赢得优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胡汉民用崇高的威望稳住国民党局面。

      但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之后想把胡汉民变成跟屁虫。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之后最有威望的巨头之一。虽然在廖仲恺被杀之后狼狈一段时间，依然实力雄厚。其人有知识分子的傲骨，陈独秀一类的人物，自然不会任凭蒋介石摆布。蒋介石倒好，敬酒一杯之后，立刻罚酒一瓶——把胡汉民直接扣押！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号。

      什么情况？党内耍流氓。蒋介石的行为相当于在国民党内部丢下一颗大炸弹。

      ——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愚蠢的决定。

      当时的局面是，国民党内部，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虽然战败，却并没有被消灭。毛泽东在江西建设根据地，抓住张辉瓒。脑筋稍微正常一点，都应该先把大军阀整合完毕，再去打共军。就算党内耍流氓，也应该一切尘埃落定。所以很难推测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或许是赢得中原大战之后太得意了吧。

      得意忘形的后果很严重。

      胡汉民被囚之后，国民党内一片哗然。如果连胡汉民都可以无端被抓，那么还有谁是安全的？没有人。于是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实力派，迅速结成一个反蒋大联盟。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对抗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表态加入。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再次蠢蠢欲动，打算叛变。国民党啊，怎一个乱字了得。

      就在一片混乱中，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共军。国民党的乱，不仅给共军提供生存空间和壮大机会，而且刺激了关东军内两个中层军官，板恒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十八年之后，板恒征四郎上了绞刑架，石原莞尔想上绞刑架而不得。他们在一九三一年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趁国民党一片混乱，东北军主力在关内的机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回南京。回到南京的蒋介石面对冒险出击的日军束手无策，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暂时拍拍屁股走人——第二次隐退。

      ——这就是蒋介石的风格。看到原因了吧，都在蒋介石身上。不是蒋介石败给了毛泽东，而是败给了他自己。

      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打击很大。国民政府原本就是表面上统一。伪满洲国建立，连这样一个表面统一的颜面都没有了，不仅伤了尊严，也伤了元气。

      国民党内部混乱，大大缓解了共军压力。按照正常情况，毛泽东本应该利用有利形势大干一番。实际上毛泽东碰到比蒋介石更大的难题——腰杆子问题。

      从国民党角度看，虽然受到日本重创，依然主导中国。自己的事，自己能做主

      从共产党角度看，虽然赢得一些战争，但依然处于配角，而且要听共产国际的指导。

      国共对比上，当时国民党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那里是直不起腰的。

      从蒋介石角度看，虽然暂时下野，但还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那个。只要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随时复出，可以操控国民党中央政府干很多事。

      从毛泽东角度看，虽然开辟根据地，缔造共军枪杆子，赢得暂时胜利，但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才二十四岁，书生一个，视共产国际为权威。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比，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是直不起要的。

      毛泽东要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行，首先必须直起腰。

      直起腰含义之一：个人成为共产党核心，如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那般。

      直起腰含义之二：带领中共独立自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

难题之三：腰杆子

小序：再看一首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在毛泽东的作品里名气并非最大，但气势之雄浑、情感之浓烈、意志之坚决均名列前茅，在毛泽东作品里非常罕见，放在整个诗词史上，亦堪称千古绝唱。原因很简单，它写于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

      看看毛泽东的诗词都写在一生的节点上。外出求学时写下《咏蛙》，写的是莽莽撞撞，那时他还是一只刚刚想飞却不怎么会飞的雏鹰。回长沙搞农民运动，最终找到人生定位，所以写下精致却不失大气的《沁园春·长沙》。这首《娄山关》也一样。

      共产党的转折点在长征。

      长征之前，毛泽东靠边站，共产党遭遇溃败，中共精英整体性溃败。长征之后，毛泽东成为核心，共产党开始赢得战略性胜利。

      长征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那一套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反驳。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那一套称为行动指南。

      遵义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号到十七号。一周之后，毛泽东拿到指挥枪。经过土城战役试探之后，毛泽东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四渡赤水之战。二渡赤水之际，在娄山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共军一扫之前连战连败之阴霾，再一次掌握战场主动权。此战之后，毛泽东开始在共产党内部挺直腰杆子。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领导共产党挺直腰杆子，故写下这首堪称绝唱的诗词。

      娄山关，川黔要道，悬崖峭壁，兵家必争之地。

      娄山关，毛泽东的新起点。

第一章  文化和主义

为何毛泽东可以带领共产党走向成功？按照官方说法，他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富有中国特殊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成功了。事实上这个答案已经相当具体。大多数人对此相当满意。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为何马列主义没能和世界所有国家结合成功？就文章来讲，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属于题外话。不谈这个，有些问题又说不明白。

      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的要求极为苛刻，比方说老百姓素质极高，比方说社会物质极为丰富，然后实行按需求分配。老百姓素质高到什么程度？社会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才能实现按需分配？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列宁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看到实现的希望。好吧，这是最高层次的理想，暂时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看看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理想——为保证多数人生存建立公有制体系——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如何实现。

      按照当年马克思的设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很差，某年某月某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无法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奋起反抗，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束纷乱不公的私有制，建立尽然有序公平公正公开的公有制社会。这个设想同样很不靠谱。全世界怎么可能步调一致呢？连信息都不畅通嘛。而且马克思口中的无产阶级主要指工人。很多国家工人少得可怜，比方说中国，全部当干部都不够。所以马克思没有看到那一刻。

      马克思之后，列宁把马克思的设想具体化，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先搞社会主义，并且带领苏联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演变成马列主义。列宁用实践证明：有些地方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有些地方没条件搞社会主义。国情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个是一党（共产党）执政；另一个是中央集权。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到达一个高峰，从最西边的民主德国到最东边的中国和朝鲜，横跨欧亚大陆，占据半壁江山。那么不禁要问，为啥别的地方（古巴除外）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呢？富裕的西欧没有，不富裕的南美没有，贫瘠的非洲也没有。

      所谓的国情不同，具体说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不同。

      从经济方面讲，无产阶级闹革命，名义上为理想，实际上为生存。只有生存条件面临严峻威胁，才有可能起来闹。毫无疑问，二十世纪欧亚大陆，特别是东欧向东（除日本）生存条件都很差。所以才希望通过公有制改变生存状况。所以欧美日最终没有大闹社会主义。

      从政治方面讲，很乱。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盆盆罐罐砸了一大堆。巴尔干半岛的火药桶并没有因为一战结束而结束。东方的中国正在军阀奋战。反正都很乱，需要中央集权保证社会问题。但是没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很难在乱世中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所以非洲也穷也乱，也难以大闹社会主义。南亚的印度，历史虽长，中央集权时间有限。所以没能大闹社会主义，加上宗教文化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些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仔细分析一下，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属于两个文化生态圈。东亚这边，属于华夏文化生态圈。东欧那边属于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文化生态圈。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世俗的制度，信仰共产主义那样一个世俗的理想，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差别。华夏文化圈也是一个俗事文化圈，各种类型的宗教都要服务于国家和政治，这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天然的契合。东正教信仰上帝，但是和天主教与信教不同，把信仰和世俗世界分开，视沙俄皇帝为宗教领袖，和社会主义观点没有根本上的冲突。而东正教文化圈的国家，从东罗马帝国到沙俄帝国，无一例外的中央集权。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宗教至上的伊斯兰文化圈内虽然也贫穷混乱，却没有诞生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解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圈中也没能诞生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日后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也可以从文化圈中找到蛛丝马迹。有兴趣者可以试一试。

      有些跑题了，言归正传。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和华夏文化中的帝国制度还是冲突很大，比方说体制上的差异。而且国民党那边更是以中华正统自居。

      最后胜利的为何是共产党呢？

      国民党看起来确实比共产党更接近传统条条框框，蒋介石看起来确实比毛泽东更在乎传统那些条条框框，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论表面，袁世凯看起来比蒋介石更再发传统那些条条框框，知道把大总统的制服换成龙袍，败了。北洋军阀看起来比国民党更在乎传统那些条条框框，败了。清政府又比白有军阀更在乎那些条条框框，也败了。

      为何？很简单，华夏文化也好、中华正统也罢，精髓并非那些条条框框，首先是站起来，直起脊梁，挺起胸膛。做不到这点，条条框框都是垃圾。类似皇帝的尿盆做工多么艺术或“茴香豆”的“茴”有多少种写法这些，在民族尊严面前都是渣。

      论尊严，当时国民党好歹是独立自主的政党，虽然被受英美日影响比较大，比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更有尊严。这是事实。但毛泽东改变了这个事实，带领中共走向独立自主，比国民党更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

精神和物质

先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各个时期入党誓词有所不同。

      红军时期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战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党的十二大以后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虽然文字不同，内容不同，精神风貌是一致的：忠诚，团结，牺牲。

      中华帝国时代，外表披着儒家仁慈的外衣，内部遵循法家的游戏规则。但儒家不讲团结，法家不讲牺牲。国民党就是这样，讲团结时不能坚固牺牲。讲牺牲时又忽视团结。所以国民党和国军的战斗力从没达到应有的水平。

      百家诸子中，真正讲忠诚、团结、牺牲的只有墨家。

      墨子出身农民。他有第一流的头脑，也有第一流的身体素质，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过上等生活。但他本人身披麻衣、脚穿草鞋行走在世间，他决定为天下谋福利。他主张“兼爱”，君臣、父子、兄弟在平等的基础上“爱人若爱其身”。他吸引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纪律严密的团体，为了自己的理想赴汤蹈火，并准备在必要时牺牲自己。

      ——共产主义也强调为了理想而奋斗，必要时不惜自我牺牲。共产主义也强调严密的组织。共产党员也强调为了理想自我牺牲。毛泽东一家在各个时期都有牺牲。贺龙族人更是牺牲得惨烈无比。

      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在华夏扎根，都必须和传统文化兼容。毛泽东虽然开口不离马列，实际上毛泽东的早期行为和墨子非常类似。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在实践中成为哲学家，为了各自的理想放弃更好的生活，都看重组织的力量，都具备救世精神。区别在于，毛泽东比墨子更有战斗力。

      然而春秋战国时代显赫一时的墨家，到了帝国时代却被主流社会抛弃了。但墨家的精神传统沉淀在华夏文化的基因中。当爱惜自身羽毛的儒家和不懂牺牲的法家面对分崩离析的局势无奈叹息时，墨家再一次焕发光彩。抛开纲领不谈，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像墨家那些人。

      墨家所以被主流社会抛弃，原因是啥呢？可以说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不具备操性。但真实的原因很现实，物质因素。

      墨家为下层人谋福利。但是那个社会基础做不到这一点。当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实行愚民政策而维护利益集团时，墨家存在的土壤就消失了。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利益集团被列强炮火和农民运动摧毁。不管康有为，还是孙中山，甚至陈独秀，都没有想过中国大多数——农民。就算口头上说说，也不愿意真的为农民谋福利。他们制定的各种看似雄才大略的规划中，农民的位置充其量就算税收对象和拉壮丁对象。

      历史关头，毛泽东出来解决农民问题。通过解决农民问题，不仅挺直了自身的腰杆子，而且带领中共挺直了腰杆子。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毛泽东如何赢得历史选着？利益问题。

      关于社会学的一切学说，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这个思想或那个思想，披着这样那样的华丽外衣，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分配问题。抓住这个实质，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此相当了解：早年写文章说，天下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吃饭问题。

      何为利益？按照今天眼光看，有很多，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上长的、地下埋的都是资源，都有利可图。按照这个观点，井冈山上的木材、矿产啥的挺值钱。但那个时候不同，矿产木材都没法开采，没那个技术。即使有技术开采，也运不出去。即使能运出去，国民党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也没有企业可以收税，也没有工厂可以生产，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点土地上种点粮食。粮食的收成也不高，而且农民也没多少。总之是穷乡僻壤，一无所有，想要自力更生，极为困难。

      但毛泽东自信满满，决心再次开辟根据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再把它推而广之。他的招数啥呢？还是老一套，公平和民主。

      公平这个词，在不同模式里有不同的解释。

      政治上的公平：需要共同话语权。

      法律上的公平：相同的行为承担相同的责任。

      那经济上的公平该如何呢？数千年以来，不同地方，总有贫富差距，那是历史形成的。站在历史角度看经济，那是公平的。地主就是地主，贫农就是贫农。但是站在现实上看，又是另外一回事。地主把少数地掌控在自己手里，相当于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多数人掌握小部分社会资源。这个模式是历史常态。如果尊重历史，就应该尊重这个常态。国民党那边就是如此。就连理想主义最为浓厚的孙中山，摆弄三民主义几十年，从未实践三民主义之中的“平均地权”。奉行实用主义的蒋介石，抱着孙中山法统不放，还不如孙中山走得远。

      这个历史常态是否值得尊重？那要看现实如何。如果现实中的多数人可以活得不错，最低限度生存条件有保证，那么好吧，日子还能过。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多数人活不下去。不仅如此，正是那个历史常态导致了国家落后挨打、列强入侵、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个局面啥时候是个头？从一九二七年看，似乎没有尽头。

      ——那就要改。

      现实憋屈就算了，连希望都看不见，不如死了算了。如果还活着，那就要改。这就是那年代革命者诞生的原因。怎么改呢？方法很简单，把历史归零，重新开始，从头再来，把大家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表现在政策上，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打土豪，所得财物归公，可充当军费。

      ——如此，组织和军队就有了活动能力，不去骚扰一般百姓也可生存。

      分田地，把土地资源均分给所有人。

      ——如此，分得土地的多数人可以生存下去，融入根据地，提供兵源和粮草。

      这个政策相当于牺牲少数人，成全多数人，再带着多数人奔向那个看似可行的未来。因此所谓公平都是相对的。对多数人公平，就是对少数人的不公平。

      有了相对公平的前提，才能谈所谓的民主。和公平一样，也没有所谓绝对民主。根据地的百姓可以参与根据地管理和建设。比起之前只知道交租交息、做牛做马的日子，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热情空前高涨。

      自古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了实际利益和政策相结合，根据地虽小，但凝固成一个整体，不愁不会扩大；人数虽少，去组织统一起来，不愁不会增加。

      这一招太狠了。翻翻中国历史，所谓改朝换代，秘密就在于新的统治集团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让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明朝末年，李自成一句大吼一声“均田免粮”，就把明朝推翻了。

      再看世界现实。马克思提出那个诱人的社会模型之后，即使奋斗一辈子，也未能成功。归根到底，没有找到利益重新分配的方式。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建立苏联，利用苏联工人赢得一个国家的统治权。中国的工人只有极少数。毛泽东改变了马列主义，让它适合农民利益。毛泽东和列宁干了同一件事：先在敌对势力薄弱的地方发展。

      共产党为何赢得了统治权？是因为军队战斗力强？政治工作搞得好？或者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太过诱人？这些都是因素，但都不是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按照主流说法是赢得民心所以赢得天下。

      那么请问民心为何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千百年来都一直在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多数人的需求，首先是生存上的需求。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把大多数的财富分给多数人，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而已。这就是共产党的动力所在。

      毛泽东土改，利益重新分配。

      邓小平改革，利益从新分配。

      今天深化改革，还是利益冲突分配。

      毛泽东就是通过利益重新分配解决农民问题，所以有了井冈山根据地。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时，却落马了，自己成为别人的解决对象。

第二章  雄鹰折翅

再谈知识分子和大腿

在《周恩来篇》里已经说过，知识分子需要大腿。传统知识分子抱孔孟大腿，两千年之后，中华帝国崩溃，转而抱洋人的大腿。比方说自由派知识分子，抱英美大腿。早期共产党理论家们，都在抱苏联大腿。抱了一圈，发现都没法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早期也羡慕过各种派别，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反复研究，抱过别人的大腿，很快发现都不行。虽然他一直宣称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在共产党危难关头毅然决然以书生身份上阵。但是只从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农民结合起来之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之后，他自己成了一条大腿，供知识分子去抱。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世界那些大腿破产。知识分子抱洋人的大腿已经习惯，没想过中国境内还有可靠的大腿可以抱。毛泽东的出现，造成知识分子的分裂。尤其是共产党内，分裂成两派，务实的一派和理论的一派。

      务实的一派认为，毛泽东的搞法虽然不符合马列主义，但是确实有用。根据地发展得很好，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理论嘛，有了成绩，总会有理论的。

      理论的一派，特别是中央的理论家们看到的只是叛逆，是修正主义，好吧，就算有成绩最多就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我们要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

      从蒋介石清党开始，中共中央干了啥呢？搞了几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之后在上海东躲西藏，遭遇顾顺章叛变之后，难以在城市立足。与其说进入苏区根据他，不如说逃入更好些。尽管如此，进来之后竟然觉得认为毛泽东不行，认为苏区不行，要改造。

      所谓改造，也就是斗争。知识分子看起来文质彬彬，斗争起来冷酷无情。知识分子可能经常面对现实问题一筹莫展，斗争起来冷酷无情。特别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传统。岳飞、于谦、袁崇焕等特级冤假错案，虽有领导幕后推动，但过程都是知识分子炮制的。但这里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不好。而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当鲜明。

      优点，大部分认理，有骨气；大部分时间可以坚持自身的看法，甚至勇于牺牲。

      缺点，知道的道理太多，实践的道理太少。

      优点和缺点加在一起，常常造成一种狭隘偏执的世界观，认死理，一根筋，决策时就造成这样那样的伤害。

      正常情况下，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在领导者位置上决断。然而一九三零年，经过李立三“疯狂的路线”折腾之后，老工人向忠发牺牲后，王明上台。当时的王明年仅二十七岁，所有实践经历仅仅是在机关单位写文章。一个人年轻点没有问题，一群人年轻就不行了。

      王明的支持者同样是二十几个年轻人，就是传说中鼎鼎大名的“二十八个半”共产党员。只有他们二十几个人够得上共产党员资格，其他人都看不上眼。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也是一种嚣张狂妄的称谓。他们的依据很简单：在莫斯科读书很多。说白了就是二十几个书生。脑筋一热，啥事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去了红二方面军的夏曦，差点连自己都杀了。

      王明当了一把手之后并没有在国内了解实际情况，增加实践经验，而是跑到莫斯科担任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也就是继续理论深造学习。接替王明的中共一把手是二十四岁的博古，比王明经验更少，还有点孩子气。博古有两个特点，爱抽烟，爱大笑，为人直爽。

      博古身边是二十七岁的张闻天，二十七岁的王稼祥，二十六岁的杨尚昆等人，都没啥实践经验，至少对中国农民很不了解。与此同时，同一阵营的陈昌浩等人去了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配合还不错。正因如此，陈昌浩政治生命结束最早，结局也很凄凉。

      那么知识分子斗争水平如何呢？还是很有一套的。

      要改造当然要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是苏区缔造者么，也是旗帜性人物。要改造苏区，首先要把毛泽东拿下。应该说年轻的博古还是很聪明的，自己进入苏区之前，就让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周恩来也想大干一番，顺势而上。毛泽东灰溜溜的下岗。

      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中央在城市中无法生存，跑到根据地，就瞎折腾。按照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博古和周恩来等人扮演了“坏人”角色。但政治不能用好坏简单划分。再说博古和周恩来都有自己的追求。他们这么干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正统，毛泽东只是山沟里的山寨版。既然毛泽东的山寨版都有如此战斗力，那么换上原版，战斗力肯定会大幅度提升的。

      ——他们也想好，想自己好，也想共产党好，也想中国好。

      ——这就是悲剧所在。日后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

      其实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知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得起考验。所谓苏区斗争，所谓正版马列主义和山寨马列主义之争，不过是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而已。只是这么碰撞一下，就有很多人脑袋落地，很多人蒙冤遭殃。

博古的斗争水平

要把山寨版的马列主义苏区改装成原版马列主义苏区，拿下一个毛泽东是不够的。因为苏区是毛泽东一手缔造，从上到下充斥毛泽东的精神。系统要升级，格式化不可避免。所以需要一个切入点。

      其实博古斗争水平还是不错的。在王明靠山米夫的指点下，博古把周恩来留在中央承担各种繁杂琐事。即使中央往苏区转移，也是让周恩来当开路先锋。取代毛泽东之后，中央才跟着进去。如何完成系统升级呢，按照经典套路，首先要树立一个典型，再向四周辐射。年轻的博古把目光锁定在福建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广东客家人，出身贫寒，但为人勇敢，通过自己的努力学到不少知识。一九二五年入党，相当积极。得知朱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罗明在福建效仿，后归顺毛泽东的队伍。这样一个人，本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在博古看来，正好是山寨马列主义的典型。

      李立三脑袋发热之际，罗明就不感冒，把李立三气得不行。如果他倒向国际派，也行。但他是毛泽东铁杆粉丝，热衷于游击战。罗明是毛泽东早期粉丝团成员之一，也是最早认识毛泽东重要性的人之一，把毛泽东和列为“最好的领袖”，如同斯大林之于苏联。他没有外出留学经历，他的认知来自实践。

      毛泽东下台之后去养病，门前冷落车马稀，但罗明经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天。他们经常谈很久，谈很多。谈谈过去胜利的经验，谈谈对时局走势的看法。毛泽东的很多想法都会和罗明讲。听到入神处，罗明会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观点记下来，回去宣传。

      博古对罗明的行为自然很恼火，把罗明喊去谈话。罗明态度上对博古毕恭毕敬，但是满嘴都是毛泽东那一套。对于博古传达的中央“新精神”，罗明却稀里糊涂。博古火更大，赏给罗明一定大帽子——退却主义。博古利用自己的知识水平设计出一个专业术语，罗明落线，也就是逃跑主义落线。

      博古对自己的发明创造解释如下：“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这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罗明路线。省委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如此情况下，舆论火力全开，对罗明而去。罗明脑袋嗡一下大了，搞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罗明试图解释，但越描越黑。无奈之下，罗明搬出列宁语录给自己辩护。博古火气更大了，土包子竟然也想用伟大导师洗白自己，找到罗明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宁的书？”

      很盛气凌人是不是，还有更盛气凌人的，“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如此还不解气，继续说：“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怎么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后来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指桑骂槐：“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

      批斗会调走越来越高，甚至要把罗明拉出去枪毙。其实一个小小的罗明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虽然指名道姓是罗明路线。但罗明一直信奉游击战十六字要诀，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罗明，而在毛泽东那里。玄机从张闻天找罗明谈话中可知。张闻天对罗明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罗明反驳：“我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张闻天则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是地地道道的逃跑主义了。”

      看到了么，不是针对逃跑路线，而是针对游击战路线。所以世界就是这么神奇：游击战十六字要诀原本是金玉良言，一转眼就变成逃跑主义代表。批判谭震林时如是说：“谭震林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的急剧发展，阻碍了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我们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给以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

      罗明自然被打倒，和他崇拜的毛泽东一样，失业下岗。但毛泽东魅力不仅仅吸引了一个罗明，而是一批人。所以罗明下岗只是开始。博古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

      如此情况下，“罗明路线”只是导火线，博古把它衍生出“江西的罗明落线”。对此罗明表示不理解，找到张闻天说：“我根本就没到过江西，怎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我的‘流毒’怎么从福建跑到了江西了？”张闻天回答很干脆：“江西省委的错误与你的错误一样，都是搞退却逃跑，和中央唱反调，所以叫江西的罗明路线，也要痛加批判。”虽然仅仅多了一个定语，批斗范围扩大一圈，要知道苏区的核心就在江西。把批斗范围扩大，就是要清洗毛泽东粉丝。最有名的四个人，毛派四大金刚，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看看这四个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谢唯俊和古柏与罗明一样，都是本土派，最早发现毛泽东价值的人之一。邓小平是旅欧派，周恩来一手带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人挨批，相当于把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势力连根拔起。除了邓小平之外，其他三个人没能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跟当时环境艰险有关。但毛泽覃和古柏如果跟随队伍长征，不见得就会牺牲。红军长征之后，留下了的政治失意的人物中，包括瞿秋白在内，基本上很少存活。可见斗争之残酷。

      ——可见毛泽东被整之惨。

      实际上毛泽东真正的实力并不在政治上的某几个人，而是在军事行动中。可以说从进入井冈山那一刻起，毛泽东的精神魂魄融入共军之中。共军的战斗方式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运作，坚韧无比却又诡异莫测，总能绝处逢生，仿佛透露出一种魔力。

      博古要改变逃跑主义（游击战）为进攻主义（正规战），必须清除毛泽东的思维痕迹。博古的主要依靠还是莫斯科。在博古的书生脑袋中，既然共产国际名义上最高，那么共产国际的人肯定最厉害。既然马列主义都是外国人的理论，那么老外军事家也很厉害。所以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李德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又在共产主义国军工作，顶着军事专家的头衔，看起来很厉害。尽管李德汉语说得不怎么样，战场上也没有表现。但博古就信任他，信任他。这个情况很像如今网络上的一部分青年，看见外国东西都是好的，都比中国高档。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使用的还是前三次的战术，所以胜利。李德真正掌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当时蒋介石带领大军四面压缩进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依托堡垒前进。那种情况下，李德亮出杀招，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说白了就是硬碰硬，拳头碰拳头。之前共军和国军打仗，兜圈子，找到合适的机会再下手，四两拨千斤。现在要针尖对麦芒，拼命、拼装备、拼消耗。听起来豪气干云的样子。实际效果和脑袋撞墙差不多。

      李德只管战术战略设计。战术执行问题，博古把目光转向那些有苏联背景的将军。比方说刘伯承，就是在那种压力下表态支持博古和李德。以至于日后反教条运动中，刘伯承还为此检讨。其实不怪刘伯承，他是参谋长，政治压力很大。

      休说刘伯承，连林彪都扛不住压力，请李德到红一军团讲战术。李德努力讲了一整天。干部对林彪表态，听不懂。林彪表示：“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支持李德。

      当时军方高层，朱德没有表态。真正明确表示反对的只有彭德怀一个，对博古和李德说：崽卖爷田心不痛。如果日后博古一直掌权，估计找机会和彭德怀算账。但彭德怀当时威望高，统帅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红三军团，威风凛凛。

      彭德怀地位特殊没关系，下边那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凡是反对者，很多人被抓，很多人被杀，最特殊的例子是肖劲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全面接管军委，把四大金刚派到海陆空三军和后勤总部。黄永胜在总参一言九鼎，吴法宪把空军变成林家花园，邱会作在总后呼风唤雨。心机最深的李作鹏去了海军，但他无论如何折腾都无法掌控海军。因为海军司令是肖劲光。因为是大将军之中，肖劲光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如同元帅中信任罗荣桓。

      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年，为世界之最。

      一九四九年，战事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把肖劲光从前线召回：“解放全国的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怎么样？”

      肖劲光风尘仆仆的从前线回来，知道必然有任务，但没想到要当什么海军司令，脑袋里一片空白，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这么多年，我就坐过五六次海船，还晕得不行。海军司令还是让别人做吧！”

      毛泽东表示：“我就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我们搞海军的基础很差，现在除了起义人员带来的舰船、装备，一无所有。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也了解我们部队的传统。还有，我们搞海军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联部队情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肖劲光生于一九零三年，湖南六大将之一。他的人生也是相当丰富多彩。一九二零年，肖劲光和刘少奇一起去苏联进修。他想学军事，结果被陈独秀批评一顿（陈独秀告诉肖劲光：不要想着当军阀），和刘少奇一起进中山大学，和刘少奇一起入党，听过列宁教诲，回国后参加安源路况罢工，认识毛泽东。但肖劲光并没有向刘少奇一样继续搞工运，而是转入军方，参与国军北伐。国共破裂之后，再次去苏联进修，这次学的是军事。在那里他又碰到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同学，滞留苏联的蒋经国。两人都表示想当军事家。

      毛泽东看重肖劲光身上的有利条件。博古当初也非常重视。实际上毛泽东重视肖劲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博古。博古指望苏联喝过洋墨水的肖劲光支持李德。但是肖劲光在实际行动中还是毛泽东那一套。

      第五次反围剿中，国共硬碰硬，蒋介石和博古在地处瑞金北大门的黎川较量。肖劲光是黎川军事负责人。肖劲光想按照毛泽东之前的办法打运动战，找机会消灭敌人，但接到命令——死守黎川。更好笑的是，战争开打之前，肖劲光的主力部队被博古调走。

      肖劲光知道，死守黎川的结果只有死。为了不死，肖劲光只有撤退。黎川丢失。肖劲光没有被问责。由于黎川很重要，必须收回。于是肖劲光却接到一项任务：带领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攻打黎川之外围据点。然而当时的共军装备落后，攻坚能力一般。肖劲光在攻坚过程中又吃了败仗。这个过程就让人看不懂。

      毕竟黎川很重要，既然要死守，为啥要把肖劲光的主力部队抽空？可以解释为博古是书生不懂战争。也可以解释为，要政治斗争。接下来肖劲光就享受到罗明的待遇，被塑造成黎川失守的替罪羊，成为众人喷口水对象。

      肖劲光不理解，各种辩驳，得到的答案：“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和全军。”就这样被关押了。

      大家都知道肖劲光是冤枉的。彭德怀直接说不是肖劲光的错。和肖劲光同时遭遇不公待遇的还有罗荣桓和滕代远，他们也是毛泽东的粉丝。博古要拿肖劲光开刀。因为他很郁闷：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肖劲光，怎么就不热衷于正规战，而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别人可以跟着毛泽东混。你肖劲光不可以。因为你是苏联军校培养的。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对不起了，要把你作为反面典型，拿你开刀。

      肖劲光关押后照例赢得一系列帽子，如“右倾机会主义者”，如“蒋介石的走狗”，被公开审理。当时场面非常状况，各种标语，堪比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公审张辉瓒。

      在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下，公审结果：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但这个结果却惹来各方面不满。

      毛泽东得知结果后非常生气：“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但也就是生气而已。他能做的也就是让贺子珍看望肖劲光：“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对。”

      李德也不满意，对博古说：“判五年刑，太轻了，要杀一儆百，要枪毙肖劲光。”实际上当时已经杀很多人了，也不在乎多杀几个。如果博古和李德要杀肖劲光，靠边站的毛泽东是保不住的。但当时毛泽东粉丝团里又多了一个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国际派的王稼祥。他已经逐渐相信毛泽东，拒绝在处决肖劲光的文件上签字。肖劲光捡回一命，遵义会议之后复出工作。肖劲光是毛泽东早期坚定的追随者之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之中摇而不倒的原因所在。

魅力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失去了权力。两年多的时间，黯淡无光。国际派排挤毛泽东之后，如果能把事情搞定，那毛泽东彻底没前途了。问题是能搞定么？如果能搞定，当初就不会跑到毛泽东建造的苏区了。他们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依然比不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有最大的帮手，蒋介石。

      蒋介石多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是真正的领袖。要成为领袖，自然需要证明领袖的魅力，需要艰难的局势。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创造那种局势。在蒋介石的配合下，毛泽东一步步走向领袖地位。博古为首的书生们，自以为有莫斯科的支持，有周恩来等人的配合就能高枕无忧，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有毛泽东。

      毛泽东征服罗明那种土派，没有关系，博古能顶住。

      毛泽东征服邓小平那种旅欧派，也没有关系，博古也能顶住。

      毛泽东征服肖劲光和林彪那种军人，还是没有关系，博古还是能顶住。

      当毛泽东开始征服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派，博古就顶不住了。从王稼祥开始，国际派瓦解，无法招架，也不能招架，最后终于一败涂地。

      王稼祥生于一九零六年，安徽人，王明老乡，比王明年轻两岁。和王明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入党比较晚。和王明一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小圈子里的“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共产党员之一。王明和李立三斗争时，王稼祥和博古一样，旗帜鲜明的支持同乡兼同学的王明。

      王明去共产国际当代表。王稼祥自己申请去苏区锻炼。当时毛泽东正在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王稼祥看到马列主义书本之外的东西：毛泽东的风格和艺术。他对毛泽东非常钦佩，开始主动接近。一番交流之后，彼此印象良好。

      经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王稼祥认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已经创造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所以他选择支持毛泽东。宁都会议上，众人长枪短炮围攻毛泽东，解除毛泽东兵权。

      就在毛泽东孤立无援之际，王稼祥站出来：“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这样一番雪中送炭的言论让毛泽东本人都感到意外。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稼祥都应该站在毛泽东对立面。但是王稼祥蜕变了，从一个书生变成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知识在书生脑海中只是教条，在实事求是的人那里才能发挥力量。毛泽东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

      面对众人惊讶的场面，王稼祥解释：“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故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书生当如王稼祥这样。如果书生都能如此，那么之前和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就不会如此惨烈。毛泽东不会被整的如此惨。日后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如此巨大的伤害。

      王稼祥倒向毛泽东，实际上是国际派分裂的开始。但一个王稼祥不足以挽救毛泽东的命运。所以毛泽东还是下岗了。关键性的人物是张闻天。

      在苏区洋派和土派斗争过程中，张闻天都是坚定地站在博古一边。从批判罗明到批判肖劲光，张闻天都有份。张闻天最后所以抛弃博古，是因为血流的太多了。

      黎川丢失以后，共军就一直败，连战连败。国军集结南下，仍然以堡垒的方式向前推进。在博古和李德眼中，广昌就成必争之地。但广昌并不是有利于共军的战场，他是交通冲要，地理位置还算平坦。向广昌推进的国军有十一个师，共军已经很疲劳，而且缺乏重武器，守不住。但博古和李德决定发起“广昌决战”，调动九个共军主力师，硬扛。如果说夏曦在湘西杀人红了眼，那博古也红了眼，血腥的战争中红了眼。毫不犹豫地把共军置于险境。从现实行为上看，正应了彭德怀那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痛。

      这是一场只有博古和李德赞成的战争。高层将领均反对如此蛮干。但博古的书生脑袋里，如果改变战术，那就意味着认可毛泽东那一套，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他完全无法想明白，当时情况下，即使用毛泽东那一套，他仍然是最高领导人；如果失败了，那才叫一无所有。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博古和李德决定亲自去前线指挥这样一场决战。

      这么有种？其实不是，他们躲在距离前线六七公里外的坑道里指挥，怂。

      国军精锐师团在堡垒的依托下，借助重武器稳步推进。博古和李德让没有重武器的共军集中在狭窄的地带“短促突击”。在一定范围之外，国军可以打到共军，共军打不到国军。必须等国军到一定距离，共军才能给国军杀伤。国军看穿了共军的战术。共军进攻猛。国军暂时停止前进，其他部队掩护。刘伯承看到战场情况后痛心疾首：不叫打仗，叫“滚仗”。

      如此拉锯了十八天，双方经历惨重损失之后，博古被迫同意撤出广昌。之后共军在江西处境日益艰难，渐渐失去立足之地。

      鲜血蒙蔽了博古的眼睛，却让张闻天醒悟过来。

      张闻天生于一九零零年，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之前，张闻天接受过各个层次的教育，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眼界和知识面都不错。入党之后和王明、博古等人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时期，他们的脑瓜子都差不多。只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相对踏实稳重一些。回国之后，张闻天一直搞宣传。去苏区之后，主要还是搞宣传。

      苏区时代，张闻天和博古一直穿一条裤子，直到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才认识到，让博古那么搞下去，休说穿裤子，裤衩都没有了。

      张闻天对博古说：“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这样打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博古在讥讽张闻天机：“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儿主意。”博古则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怎么会不正确呢？”

      就这样，国际派最重要的两个人产生了裂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他排挤出中央。如此以来，张闻天接触到了毛泽东，接触到大量的基础生活和现实问题，渐渐完成了从书生到实事求是之人的转变，如同两年之前的王稼祥。

青史一瞬

经过博古和李德的另一番表演，共军全面溃败，被迫战略转移，或者说逃跑。

      毛泽东再次成了博古的心病。

      战场失利，意味着自己的失败，就意味着毛泽东的正确。这些都让他痛苦。更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失败意味着正版马列主义没有山寨马列主义有用。相当于说马克思和列宁的大腿并不是万能，最后还得中国人自己解决，抱中国自己的大腿。

      长征的事很少知道。一切决策来自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年轻的博古负责政治决策，李德负责军事决策，周恩来负责执行。

      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达到井冈山七年之后，苏区发展到巅峰之后，损失惨重的共军被迫离开江西。目的：去和向西的贺龙会师。

      作为苏区的创始人，毛泽东的去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博古考虑过让毛泽东留下。和毛泽东相关的人，如他的弟弟毛泽覃，支持者古柏，老乡何叔衡等人，都被留在苏区。但关键时刻，博古收到一封信，一封来自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当时被排挤，对高层决策并不知晓。当时他从瑞金到于都考察，从报纸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个话听起来不像博古推行的风格。毛泽东判断，战略转移的时间来了。

      毛泽东给博古写一封信：要求把他自己留在苏区，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跟他一起上井冈山）也留下。并且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

      博古看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按道理说，博古考虑把毛泽东留下，这不是刚好是借口么？其实不然。中央苏区原本就是毛泽东亲手缔造。毛泽东在井冈山起家时，也就几百号人而已。博古一直都认为自己代表的马列主义比毛泽东的山寨版马列主义更有优势。他本人在大城市待不下了，所以可以跑到苏区耀武扬威，都是在吃毛泽东的家底。如果把毛泽东留下，毛泽东在井冈山东山再起的话，那恰好证明他自己在井冈山的失败。他对战略转移心里也没底。

      博古犹豫了，就把信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后就跟博古说一句话：“我去找他谈。”也许博古不明白周恩来的价值。但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价值几许，四个月之后，周恩来会告诉博古。

      当天晚上，周恩来冒大雨从瑞金骑马去于都，见到毛泽东。两人关上门谈话。第二天早晨，周恩来离开时，毛泽东同意参加长征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那天晚上的谈话改变了历史进程。有毛泽东参加的长征和没有毛泽东参加的长征结果将完全不同，共产党的命运也将不同。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以博古和李德那一套，共军主力很难到达湘西，很可能半路完蛋。如果毛泽东留在南方，就算东山再起，也很难在敌后发展。历史进程也将改变。

      那天晚上谈了什么呢？应该看看毛泽东写信的动机。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信任博古和李德的能力。按照他们那一套，连苏区都搞不定的情况下，离开苏区去转移只有一个“死”。如果在队伍中被排挤，搞不好死得不明不白。与其那般，还不如留下来，很可能有不死的机会。那封信只是投石问路。很显然，毛泽东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正是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默契。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日后剧情进展，其实不难猜测。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十月十八号，毛泽东和张闻天与王稼祥一起从于都参加长征。

      长征之前，项英警告博古和李德，路上小心毛泽东纠集旧部推翻他们。项英的担心是对的。只是毛泽东推翻他们并非纠集旧部开始，而是从分化瓦解国际派开始。

      长征途中，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情绪低落，面对茫茫前程，脑袋里一片空白。另外一个三人组中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却是另外一番模样。毛泽东再次拿出化身为老婆婆对二人反复说教。

      内容很简单：就是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咱们要走中国特色的路子——农村包围城市。

      换成几年之前，毛泽东对二位说这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搬出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反驳。但苏区的惨败，让他们失去了反驳的勇气。他们看到马列主义条条框框中没有中国的位置，沮丧无比。毛泽东比张闻天大十三岁，比王稼祥大十七岁，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如同长辈教训后辈，彻底征服了两位年轻的国际派。

      毛泽东为何要对他们两位如此用心，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谋划。

      毛泽东要想复出，应该征求军方同意。按照一般人的选择，估计会去找彭德怀和林彪等人掏心窝子。实际上真正实力很大的周恩来，毛泽东却没有去找他沟通。毛泽东明白，要想复出必须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同样明白，直接说服周恩来的可能性不大。周恩来虽然对现实不满，虽然很迷茫，并且和毛泽东取得某种程度的默契，但不见得有决心绕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支持博古。但要说服博古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找人取代博古。

      共产国际所以支持博古，是因为博古是莫斯科回来的，得到信任。那么必须找到同样从莫斯科回来被共产国际信任的人才行。毛泽东选中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直是搞宣传的，为人正派踏实，政治雄心不大，和王明关系也不错，上台之后，处于一种理论上的“虚君”。只要共产国际没意见，周恩来也就没意见。高级将领更没意见。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虽然他在军事干部中占据优势，但仍然决定先解决政治。政治是一支队伍的灵魂。

      一路上三人形影不离。李德感觉有些不对头，对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然而他们已经厌倦了博古和李德。因为他们看到，只要博古和李德还在领导岗位，共军就会不停地流血。最新证据就是湘江之战，共军八万人马折损大半。

第三章  血

共军长征之初，还算顺利，连续攻克国军三道封锁线，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让蒋介石知道了红军想去湘西。对蒋介石来说，剩下的就是调动全国资源围追堵截。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湘江的阻隔把共军就地消灭掉。中央军八万五千人主力部队，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损失大约两万人，加上沿途补充，到湘江之畔时，大约有七万人。残酷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共军长征，历时一年，大小百战，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建军，大小战争无数，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但中央领导人显然没意识到危机。在博古书生脑袋中，所谓战略转移，相当于搬家。他们把盆盆罐罐全部家当搬走。大到印刷机，小到尿盆，统统搬走。有些笨重的机器需要几十人台，还要更多的人马前后保护。中央成立中央纵队负责搬家，第一梯队三千人，搬运各种机械设备。第二梯队六千人，负责搬运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如此一来，一万能征善战的精兵变成了无用的轿夫。

      在这个庞大拖沓的中央纵队周围：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负责开路；新组建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负责两翼；红五军团殿后。这是什么节奏？送死的节奏。共军主力在根据地中都无法生存，离开根据地之后处境更为艰难却行动更为僵化缓慢，每天走二三十公里。所以彭德怀才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如果不是国军内部有矛盾，共军估计就交代了。

      蒋介石的计策：让桂军在湘江边阻击共军，其他部队压迫共军由龙虎关进入广西。到时候广西兵力不足，难以应对共军，蒋系中央军顺势进入广西，顺便解决桂系。

      这个计策一石二鸟。但桂军指挥官白崇禧号称小诸葛，跟蒋介石斗法多年，识破蒋介石的毒计，改变策略，对共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使共军早日远离广西再作打算。

      十一月二十七号夜，林彪的红一军团抓住机会，迅速渡过湘江，控制界首和觉山铺之间三十多公里渡河点，并在渡河点由工兵架设浮桥，让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但中央纵队行动极慢，没有抓住机会。

      蒋介石见白崇禧猜中自己心思，满腔怒火给白崇禧发电报：“共匪势单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相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白崇禧没办法，只好从让桂军全线出击。恶战从二十八号开打。

      论单兵作战能力，国军之中数桂军最强，与共军相当。因为桂军的来源和共军差不多，也是老农民，军官也是逐级提升，相当有威信。在白崇禧精明的指挥下，桂军相当灵活多变。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共军将帅对桂军评价很高。

      林彪和彭德怀的队伍虽然战斗力很强，那也是运动起来。在湘江两岸，基本上动不了。因为他们动一动，湘江渡口就会失守，共军主力就会覆灭，中共中央也会被困死在那一带。一旦定下来，最大的优势就丧失了。国军有飞机，还有重型武器，相当于打固定靶。

      血战两昼夜之后，一军团损失很大，但只是开始。湘军绕到红一军团背后，两面夹击。林彪非常被动。危险之际，林彪和聂荣臻都拔出枪。高级将领杨成武都负了伤。三十号夜里，林彪和聂荣臻给军委发电报：各位大爷，求求你们，走快点吧，再晚就撑不住了。

      另一边的红三军团面对桂军主力，损失同样参照，仅第十团团长就牺牲两个，十八团则全军覆没。战斗从未有过的惨烈。但却不能动。

      湘江之战是彭德怀和林彪军事生涯中最憋屈的一战。两个最精锐的军团不停流血牺牲，却迟迟等不到中央纵队。所谓书生误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天、两天、三天……直到十二月七号，中央纵队才算渡过湘江。

      从十一月二十七号到十二月七号，前后十天时间，干嘛去了？慢慢走呗。中央纵队走得很慢。但共军血流得很快。

      湘江之战结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损失过半，殿后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红八军团只剩下一千人，红九军团只剩下三千人。红军总人数只剩下三万多，战损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前所未有，后所未有。

      如此情况下，不要说张闻天和王稼祥，就是博古本人脑袋里都有问号：马克思和列宁是不是太遥远了？刚愎自用的李德几近崩溃，时不时拿枪在自己脑门上比划几下。

      长征，共产党史上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的结果难以预测，可能是伟大的战略转移，浴火重生；也可能演变成凄凄惨惨的逃亡。按照湘江惨败的那个情况，极有可能是后者。最后所以演变成前者，关键就是毛泽东。

      党内各路英雄豪杰们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的心思如何呢？不知道。但是他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做了如下描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纯粹的惊涛骇浪。毛泽东诗词中，要么大气磅礴，要么气定神闲。这种东西极为罕见。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队伍的处境就是如此，凶险，难以预测。

第四章  英雄

最英雄

何为英雄？

      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所谓胸怀大志——敢于发出自己的济世之言。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为之战斗，并且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立誓扫除世间不平，可谓大志。

      所谓腹有良谋——能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毛泽东放弃城市走向农村，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提倡农村包围城市之策略，可谓良谋。

      所谓包藏宇宙之机——能在任何时候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共军渡过湘江之后，士气低落异常。就连久经战阵的林彪都阴郁到极点。队伍何去何从？三人团无法解决问题了。高层在一起开会讨论前途。按照博古和李德的意思，还是往前走吧，按照原定计划去和贺龙汇合，反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对不。但蒋介石已经摆开战场，微笑着等候共军。就算冲过去，贺龙那边的实力比中央苏区差远了。中央苏区都守不住，凭啥认为湘西能守住？那种情况下，再往前冲，傻。

      但蒋介石的微笑很快凝固了。因为毛泽东的意见又有用了。

      共军高层，每一个人都久经考验，经历过各种失败。比方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脱颖而出。毛泽东的地位，与其说来自遵义会议，不如说来自湘江战败。就在众人面对蒋介石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再次站起来告诉大家，不要去湘西了，那是送死，咱们不能走死路，要走生路。不要死，要生。

      其实毛泽东从未闭嘴。当初刚到井冈山，毛泽东就说不停。即使下岗了，时时关注局势，不停地说。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提过不少策略。只是那时候没有人听而已。博古看见他就烦，听到他说话就头痛。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生死存亡之际，众人茫然无助之时，终于有人听了。

      没有人要走死路。问题是生路在哪里？毛泽东把手指向贵州。那里国军力量薄弱，是生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十二月十八号，共军西进贵州，变被动为主动。关键时刻，共军的缔造者出现，共军再次动起来。

      动起来的共军，魂魄又回来了，重新犀利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九号，湘江惨败的一个月之后，毛泽东意见起作用十二天之后，共军攻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城，得到喘息之机。

      看到了吗，这就是差别。黎川惨败之后，将近一年，共军基本上没打过胜仗，根据地丢完，队伍折损大半，最后落得仓皇逃窜，前途渺茫。在广昌流血，在湘江流血，始终得不到补充。毛泽东的意见刚刚有用，十二天的时间，就从死地转向生地。

      ——世间最好的英雄主义剧本也不过如此。

      遵义，地处西南腹地，秦汉置县，称夜郎，唐时称遵义，现在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以酒文化扬名于世。汉朝以来，延绵不绝的酒香飘荡在历史的天空，曾让许多英雄豪杰流连。但其历史顶点还是那场决定中共命运的会议。

      湘江惨败后，王稼祥看到博古和李德还是那样一副德行，认为他们没救了，找到毛泽东，表示要到遵义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张闻天表态：“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王稼祥去苏区较早，和军方高层将领都有联系。他又利用这层关系去找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谈话，赢得他们的支持。张闻天去和周恩来谈话，赢得周恩来的支持。张闻天在国际派中是理论家。当他表示要开会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博古完蛋了。

      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首先是一种党内串联，私下约定。从法理上讲，这种行为相当不可取，而且应该是禁止的。日后毛泽东就很介意这一套。建国后高岗再私下里卖弄这一手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把他舍弃。这种方式只能在特殊时刻使用。就好比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特殊时候干一次才行，如果变成常态，就乱套了。

      但生死存亡关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对组织而言，生存就是最大的法理。串联好之后，决定遵义开会。但开会必须经过博古同意。博古本人当然不愿意开会，但必须给个交代。他就对周恩来说，咱们到遵义开会，总结湘江战斗。

      如果仅仅总结湘江战斗，相当于总结一场局部战争得失，局限在军事层面，搞不到政治上，也就搞不到领导身上。博古认为总结湘江战斗不仅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王稼祥也不会同意。那样就可以不用开会了。但周恩来沉默应对，没有吭声。

      一月十五号，遵义城内原国民党师长的小洋楼里，会议开始，周恩来为主持人。会议室中间挂着马克思画像，中间放一个大火盆。此时的博古还不知道，他已经输了。会议开始，主持人周恩来突然转变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坐在正中央的博古对此并无心理准备。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当然博古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国军强大。他主张总结湘江惨败，目的也就是说国军强大，共军失败非战之罪。反正就是把原来准备的说辞拿出来应付一下，赖账。

      接下来是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就是在检讨，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揽下。他是三人团领导人之一，他承担责任，相当于说三人团有责任。如此一来，博古和李德也就难逃干系，想赖账也不可能了。

      毛泽东是会议的主角。他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愚蠢，把整个好端端的苏区葬送了。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其实还是他之前反复说的那些东西。只是之前大家跟着博古走，不在意毛泽东的意见。如今已经完全失败。博古和李德已经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大家终于认识到，还是山寨版的马列主义实用。

      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投下关键一票。

      当晚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把军队的领导人也扩大进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同意。一月十六号，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人加入。如此一来，博古更没有胜算。会议由博古主持，但主题不变，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博古相当于自己带人批判自己，以一把手之尊在会上挨骂。博古的支持者中只有邓发和凯丰两个人，势单力薄，无济于事。会议开了三天，毛泽东的意见被大家接受。博古和李德彻底被否定。博古当然很郁闷。自己明明都是照马列书本来的。重用李德也是有马列依据。怎么就错了呢？怎会呢？想不通啊。

      好吧，博古同志，慢慢想吧。

      召开遵义会议并不容易。因为条件限制是很明显的。指导思想不能批，马列主义的旗帜不能丢。这是第一难。谁敢动一下马列旗帜，谁就会死很难看。共产国际那一块也不能碰，人家是领导，是权威，指导全世界。除了苏联共产党，共产党都要听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这个原则，博古是国际派知识分子，李德是国际派军人，都是不能碰的。

      要批斗，也只能批斗博古和李德的个人错误。所以大家就串联起来，集中火力批判博古和李德。毛泽东胜利了么？没有。恰恰相反，考验才刚刚开始。

      那种情况下，开会骂人不难，把博古和李德搞臭不难，难题是博古和李德的权力该如何分配？按照一般思维方式。既然大家认为本人正确，那本人就不客气了，取代他们。事实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毛泽东上来就一屁股坐上去，很可能沦为孤家寡人。权力原本就很迷人，生死时刻，大家更不想放弃权力了。放弃，就可能是灾难。看看被留在苏区的瞿秋白，那可是前任一把手，还是被留在苏区。经过苏区两年斗争，毛泽东的支持者已经被清洗差不多了。所谓毛派四大金刚，最后只有邓小平存活。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被共产国际认可。所以只能还是国际派。所以接替博古的是张闻天。

      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那么毛泽东在周恩来心中的地位如何？从他对博古的一席谈话中可知答案。

      会议之后，博古不爽，凯丰更不爽，先是很嚣张地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啰嗦一通（说毛泽东之后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然后他又对博古说，你是共产国际制定的人选，凭啥被他们说一顿就下台啊。博古磨磨蹭蹭二十多天，也没有动静。二月五号，周恩来找博古一席长谈。

      周恩来开导博古：“我们的对象是国民党，具体的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给他处理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他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周恩来对博古说：“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他说自从我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搞成。”

      周恩来没有对博古隐瞒毛泽东的弱点：“毛泽东非常自信，有时候目空一切、骄横武断。正因为这些弱点，让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下台。”但周恩来同样指出：“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毛泽东深入了解农民的愿望，能抓住土地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发动农民起来干革命，同时他又善於利用中国几千年封建习俗和道德文化，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周恩来得出结论：“人无完人么，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才是最重要的。”

      周恩来对博古推心置腹：“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我有自知之明，我不适合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历史注定要扶持一个真正的统帅上台，在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会让贤的。”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利害，展示未来。博古表示心悦诚服。

      二月六号，博古表示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让人把象征权力的大印和中央文件转移到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成。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周恩来对博古也不错。数年之后，王明证明了自己绣花枕头的本色，毛泽东在延安站稳脚跟，博古和凯丰终于意识到原本马列主义不如山寨马列主义可靠实用，所以延安整风运动，博古和凯丰低头检讨。一九四六年博古空难身亡，错过解放战争中复仇国民党的光辉，也错过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有悲也有喜。世间事，不过如此嘛。

      时间回到四个月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和毛泽东达成默契。那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说了啥？基本上就应该是上面那番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恩来承认了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基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毛泽东那一套。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达到陕北之后，两人位置对调。周恩来变成毛泽东的助手。从此以后，周恩来基本上退出军方决策，转向统战和外交。当周恩来再次参与军方工作，已经是建国之后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之后，军方掌控者一直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彭德怀和林彪）。等到周恩来动手整顿军方，已经是九一三事变之后。

      那么遵义会议之于毛泽东又如何呢？

      教科书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部分专家说，这不对，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张闻天代替博古，周恩来代替李德，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

      从形式上看，部分专家说得到。从实质上看，教科书是对的。

      大家都很实际：其他人不变，周恩来理论上不变，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共军还魂。然后就看结果，干得好，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恢复井冈山前期的领导模式。干得不好，啥都没了，退出历史舞台，也不用分主次轻重了。

      毛润之，看你的了。

神来之笔

回过头看遵义会议，王稼祥是提倡者，张闻天的态度极为重要，但真正关键人物还是周恩来。只从长征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和毛泽东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默契。每到关键的时候，周恩来总是出现。

      虽然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权力的核心并非有名无实的一把手，而是军事指挥权。博古和李德倒台之后，军方最有权的两个人是朱德和周恩来。朱德党内资历不高，地位也不高，但军内地位不可撼动。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成了红军之父。苏区根据地建设，朱德和毛泽东地位相当。如果说李德和博古的路线是错的。那么老井冈山路线，朱德也是代表。所以不需要动朱德。

      真正尴尬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央实权派，和陈独秀之后所有领导人合作，是一个任何人上台都无法忽视的角色。但是在苏区根据地，他是外来者，取代的正是毛泽东。而且他是中央的人，三人组成员之一。按照一般思维，周恩来肯定难逃干系。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容易。因为博古只是书生。李德是外来和尚，根基浅。但是周恩来动不得。如果动了周恩来，那么整个权力构架要伤筋动骨。原本风雨飘摇的队伍估计更不行了。更为关键的，当时毛泽东实力不见得比得上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和毛泽东达成默契。接下来行动中，周恩来也有意退让。但前提是毛泽东取得让人信服的战绩。在遵义的共军本质上是一支孤军，失去根据地依托，四面都是敌人，东边是湘军，西边是滇军，南边是桂军，北边是川军，另有蒋系中央军狠命追剿。

      该往哪儿去呢？就地生根是不可能的，没有时间，贵州也不具备建设根据地条件。南边不用想了，没有战略价值，且桂军凶狠异常。东边有蒋系追来的重兵。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北入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自古以来就极其特殊。

      每当中央帝国出现混乱，四川必然军阀割据，从无例外。即使和平年代，也是各种乱象。与此同时，四川又是国家战略大后方。当初安史之乱，唐玄宗就入川避难。国民政府抗战初期压力大，以重庆为陪都，依托四川延续生命。中苏敌对时期，重工业迁入三线，也就是那一带。一九三四年的四川，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巅峰，大大小小且种类繁多的军阀堪比如今超市里玲琅满目的商品。蒋介石还没有控制那里。如果进入四川，游走在各个军阀中间，将会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而且四川人口密集，地势复杂，很适合建根据地。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已经游走在川北。到那里和红四方面军回合，将大大增加共军的实力。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向北渡过长江。

      一月十九号，遵义会议结束两天之后，压力之下的共军被迫离开遵义向西北挺进。重新拿到指挥权的毛泽东想要表现一下，攻打土城，结果由于情报不准确搞成两败俱伤。博古讥讽曰，山寨马列主义不过如此。

      毛泽东随即兵向西渡赤水河。那是一条流经云南、贵州、四川的一条普通内陆河，却成了共军的生命之河。共军的战斗力在赤水河流两岸复苏。

      如果事情顺利，共军再向北渡过长江，可进入四川。

      如此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所以他要全力阻止共军入川。入川犹如纵虎归山。比蒋介石更不想共军入川的是四川军阀。因为如果共军入川，那么蒋介石必然跟着入川，他们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川军优势兵力向长江渡口集结。那种情况下，渡江损失太大。毛泽东当即决定，挥师东进，并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河。之后再次占领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城，俘敌三千，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赢得长征之后第一个大胜仗。时间是二月二十九号。

      二次占领遵义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豪气干云，写下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

      再次回到遵义城，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战略态势仿佛并没改变，还在敌军包围圈中，表面看相当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原点，有什么好高兴的？要填词抒情。纵观毛泽东一生，他也不会把那种级别的小小胜利放在眼中。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把西边的滇军调出来，引诱到包围圈中，那么共军就可以借云南方向空虚之际，西进再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相当于绕一个圈。

      共军要渡江向北。蒋介石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军阀们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按照绝对实力，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共军还是渡江向北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差点就破产。因为它欺骗性太强，骗过了所有人，不仅骗过蒋介石和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甚至把共产党高层那些人都绕迷糊了。

      客观说，前两次渡赤水是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虽然再次回到遵义城。毛泽东要主动出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飞机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希望把共军消灭在长江南岸。薛岳已经指挥大军从北面压上。另一边，则是黔系军阀，实力较弱。

      就在此刻，发生另外一件事。红一军团截获蒋介石发给黔军的电报。林彪和聂荣臻发一个“急电”给中央，建议攻打金沙县（打鼓新场）的黔军。金沙县是贵州北部的交通要道。黔军战斗力一般。打下来之后有很多选择。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所有人都同意打金沙县。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因为他的目标是调动滇军，而非去咬黔军。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拿到军事指挥权，但并无决策权。军事行动依然由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商讨决策。也就是说，行军打仗，二十多人在一起讨论。那种情况下肯定是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吵吵嚷嚷，且效率低下。

      此战关系到全党和全军的前途，自然还要开会讨论。时间是三月十号。当时毛泽东的职位是前敌总政委，朱德是前敌总司令，相当于恢复井冈山时代的经典二人组。但朱德和所有人一样，也赞他去打金沙县。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又要撂挑子，但得到的答案：“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他一怒之下离开会议室。

      随后张闻天主持民主表决。结果毛泽东的前敌总政委就丢了。

      此刻毛泽东没时间郁闷，他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头衔，而是队伍的前途。怎么办呢？毛泽东又想到周恩来。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周恩来房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虽然打下金沙县有种种好处，但是就算打下金沙县也没用，战略态势上还是死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北过江入川。要过江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西面的滇军调出来，隐蔽西进，再向北渡江入川。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两人一起去说服朱德。三月十一号早晨再次开会，三人一起说服政治局其他成员。毛泽东的意见才得以通过。毛泽东认为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影响效率和决断，向周恩来提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行驶军事指挥权。

      三月十二号，军事三人组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王稼祥代表国际派。周恩来是最高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辅佐周恩来。这是周恩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模式。当初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一心想把毛泽东留下来帮自己没成功。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只是局势已经变了：名义上是周恩来最高负责人。实际上周恩来基本上不发话，战略战术由毛泽东说了算。周恩来成了一个军事过渡时期的选择，如同张闻天在政治上过渡一样。只不过周恩来的过渡期比张闻天要快很多。

      接下来毛泽东指挥共军佯攻金沙县，吸引国军前来，再主动撤离，并于三月十七号第三次渡过赤水向四川方向挺进，一副急于向北渡江的模样。蒋介石嘿嘿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集结队伍准备消灭共军。

      但四天之后，毛泽东让共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转移，摆出一副强攻贵阳。

      贵阳是贵州第一大城市，被攻陷影响很大。蒋介石大惊，赶紧亲自飞到贵阳指挥作战，并且把滇军调过来增援。

      毛泽东就等这样一个机会，留下小股部队伪装，带领主力渡过乌江（三月三十号）向西赶路去也。接下来进入预定计划：途径云南，绕了一大圈之后进入四川。国军还在贵阳以北准备消灭共军。

      眼见计划失败，蒋介石气得直跺脚，重新考虑把共军消灭在大渡河畔，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带着共军强度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从此蛟龙入海。蒋介石只能望着老对手的背影兴叹。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调侃：“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漂亮。

      ——那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在生死时刻之际迸发出来的智慧之光。

      ——那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在生死时刻创造的奇迹。

      四渡赤水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找不到先例。后世观众则是对着往事感叹历史巨人的神奇。从此之后，共产党由死路走向生路，共军由死路走向生路。

      党内异议没有了。国际派都服气了。周恩来要做的就是把军事指挥权过渡给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知识分子意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腿”。区别在于，抱远方的大腿，如孔子、耶稣、马克思等人，是静态的，可以坐在上面吃喝拉撒睡，摆出各种造型和姿态。毛泽东这条“大腿”不停走动，经常有人因为保不住摔下来。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在党内取得了类似于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地位。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毛泽东挟中央以令中国共产党。曹操所以没有自己上位，是因为还不是上位的时候，硬上会成为出头鸟，被枪打。毛泽东暂时没上位，原因也是一样，时机不到。曹操到死都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不久之后，毛泽东亲手创造了时机。这就是毛泽东比曹操高明之处。毛泽东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曹氏家族几代人没能完成的业绩。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自己挺直腰杆子，并且带领共产党挺直腰杆子。

      那么毛泽东就无敌了么？远远谈不上。蒋介石还是他暂时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可以慢慢解决。前方还有一个比蒋介石更棘手的人物等着他，同样强势生猛的张国焘。

第五章  两虎相争

一九二七年那波共产党起义，一时间遍地开花。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被视为三个标志。邓小平的百色起义，彭德怀的左右江起义，也被宣传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的黄安和麻城起义不太有名。其实这是宣传上的误区。所以如此，是因为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后来并不显赫。按照实力排序，黄麻起义之后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仅次于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最初两年，鄂豫皖发展势头比井冈山还猛。一九三零年，周恩来主持中央下，专门建立鄂豫皖特区。

      鄂豫皖根据地诞生的红四方面军，战斗力不次于（或仅次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徐向前。他是黄埔一期的天才。一九二九年到鄂豫皖，随后展示军事才华，取得一系列军事成绩。在蒋介石的通缉榜上，他的人头很贵。

      第二个人是陈昌浩，生于一九零六年，湖北人，王明的“二十八半共产党”之一。王明得势之后，他们分别去了各个根据地。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王稼祥去了红一方面军，夏曦去了红二方面军，陈昌浩去了红四方面军。王稼祥在江西对毛泽东很佩服的时候，陈昌浩在鄂豫皖被张国焘征服。

      张国焘，红四方面军领袖。

      一八九七年张国焘生于江西官绅世家，家境显赫而富有。张国焘三兄弟全部加入共产党。二弟张国庶在国共分裂时被抓，沉尸江底，成烈士。三弟张国杰在国共分裂时脱党，当一辈子平民。张国焘为人豪迈而刚烈，聪慧好学，年纪轻轻考上北大，深得陈独秀赏识。五四运动之际，张国焘为学生领袖，相当风光。随后加入共产党，为最早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召开，张国焘为十二颗明星之一，并且当选为第一届政治局成员，为中共领袖之一。

      随后张国焘去苏联进修，领导工运，也关注过农运，发展相当全面。政治主张上，中间派。当初国共合作，张国焘并不热心。国共分裂，共产党要搞武装起义，张国焘也不怎么上心。看似稳健，关键时候总是差一点点。这个差距，最后断送了他自己。

      一九三一年，上海中央处境越来越不好，井冈山和鄂豫皖发展挺好。张国焘决定去苏区。原本打算去井冈山。总书记向忠发考虑到张国焘和毛泽东个性都很顽强，一山不容二虎，拍板决定张国焘去鄂豫皖。由于张国焘地位重要，中央安排天字第一号特工顾顺章亲自护送。顾顺章完成任务之后被捕叛变。中央生存日益艰难。

      陈昌浩在鄂豫皖为何没有整风呢？原因很简单。张国焘已经整风完毕，杀掉一批人，连徐向前的老婆都秘密处决了。但张国焘和夏曦不同，并没有滥杀无辜，依然重用徐向前，王树声和许世友等人也得到发挥机会。鄂豫皖在张国焘整顿之后取得更大的发展。就连王明的粉丝陈昌浩都对他佩服五体投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刚刚复出就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首先带领三十万大军围剿鄂豫皖。当时鄂豫皖有将近十万人，可以一战。但张国焘选择战略性转移，带领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向西转移，后在陕川站稳脚跟。蒋介石转身再去围剿江西。

      如果张国焘在鄂豫皖赢得第四次反围剿，那么中央有可能前往那里，第一个苏维埃就可能诞生在鄂豫皖，那样整个中央都会落到张主席地盘里，那样毛泽东的队伍日后就成了偏师，就不好办了。当然战略转移保存实力也没有啥不对。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向西到陕川边境立足，建立一个根据地，队伍又发展到十万人。

      从这方面来看，张国焘已经完全成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判断，以及还不错的战略构思。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领袖级别的人物，隐隐可以毛泽东分庭抗礼。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号，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三十八岁的张国焘和四十二岁的毛泽东在两河口相会。张国焘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略有胡须，一身戎装，看起来威风凛凛。毛泽东则是一身长衫，文质彬彬，略有书生气。两人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当初中共一大上的十二颗星，暗淡的暗淡，陨落的陨落，只剩下他们两个光明耀眼，并将继续耀眼下去。

      两人首先一个大大的拥抱，如同久别重逢的兄弟一般，接下来只剩两个字——斗争。

      长征之初，原本目标是西进湘西。因为困难很大而无法实现。毛泽东复出之后，在云贵一带绕一个大圈子，目的就是去陕川。毕竟红四方面军在那里发展得很不错。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一个叫小金的小城会师。

      从毛泽东角度看，这是第二次和自身等量级的人物融合。第一次是井冈山朱毛会师，后面一系列磕磕绊绊，总算融洽。从张国焘角度看，这是第一次。朱毛日后相处融洽，很大程度上是朱德并无领袖欲望，党内资历也无法和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不同，五四运动中就比毛泽东有名，中共一大上就比毛泽东地位高。除了中共三大前后，党内地位一直比毛泽东高。

      缔造根据地方面，张国焘不像毛泽东那般亲手堆积出井冈山一砖一瓦。但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推动了根据地壮大。而陕川根据地更是张国焘主要搞起来的。建军方面，张国焘也没有三大纪律八项，但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手上不断壮大。

      最现实的问题是，一九三五年夏天，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经历层层艰难险阻之后不到两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也就两万多点；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更多。这个力量从林彪当时的反应中就看出来。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和毛泽东步调不太一致。毛泽东自认为四渡赤水是平生杰作。林彪却认为走了很多冤枉路，并且写信让彭德怀出来指挥军事。毛泽东把林彪教育一番。会师之后，张国焘找机会动手脚。聂荣臻告诫林彪，提防张国焘。林彪不仅没有听，反而说聂荣臻搞宗派。

      聂荣臻对林彪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那种情况下，宗派也罢，路线也罢，都可以扔一边去，不被同化才是王道，姑且算防人之心不可无吧。这道理林彪应该懂。但林彪反应却很意外，竟然拍桌子对聂荣臻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两万多，他有八万多。”林彪的反应很让聂荣臻意外。聂荣臻只好跟着拍桌子：“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这个小插曲表明两点。林彪当时和郁闷。林彪是一个敏感而自负之人，一路走来队伍减员严重，肯定非常不好受。这是第一。第二，张国焘太强大了，兵强马壮，人员整齐。对比之下差别太大了。其实聂荣臻和林彪看到的都是一件事。聂荣臻因为张国焘的强大而担忧。林彪因为张国焘的强大而（对中央领导层）失望。

      在国际派威信丧失之后，只能靠本土派知识分子上。按照当时情况看，要么是张国焘，要么是毛泽东。从当时态势上看，张国焘完全有实力和毛泽东争夺“挟中央以令天下”的本钱，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主宰共产党命运的那个人。但张国焘的下场却是两年之后当了叛徒，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拉走，晚年死于异国他乡，可谓输得一无所有，犹如曹操老对头袁绍。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犯下两个大错。

      张国焘错误之一：心太急。

      两军相会，弱势一方必然小心翼翼。聂荣臻的担忧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央领导层还在弱势一方中，问题更复杂了。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弱势的领导层，结局都不太好。即使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彻底掌控大局之前，领导人的结局都不太好。

      张国焘可能选择之一：要么选择快刀斩乱麻，把领导层收拾了，自立为王。但张国焘显然不敢那么做。因为共产党除了对面有敌对的国民党，上面还有共产国际。如果张国焘敢那么干，就算能干成，结局必然很惨。张国焘的梦想是当领袖，而非杀人。就像他在鄂豫皖根据地，也杀人整人，但该用还是用，当上领袖就行。

      张国焘可能选择之二：既然不能用强，最好拿出诚意，消除中央领导层的疑虑，融入其中再慢慢斗争。这方面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干得就不错，团结大多数，不去搞清算，所以脱离险境。张国焘也可以如此选择。

      但张国焘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咄咄逼人。他不承认遵义会议。从张国焘角度看，如果能推翻遵义会议决议，那么就能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就消除了最大竞争对手。但问题在于，遵义会议之前的领导人是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找博古谈心。特别陈昌浩和博古是同学，在张国焘身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和博古还是由很多共同话题的。如果博古和张国焘站在一起，以博古是地位，形势将完全不同。但博古不为所动。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博古也是知识分子，和王稼祥、张闻天一样，虽然这样那样缺陷很多，但为人有原则，内心有气节。在他自己把中央红军葬送，毛泽东在生死关头把队伍拉回来，他是服气了。

      博古拒绝张国焘，本应引起张国焘警惕。因为博古是国际派代表，是中共和共产国际沟通的桥梁。如果连失势的博古都不愿意和张国焘合作。那么张国焘应该好好反省。因为张国焘即使得势，也需要一道桥梁和共产国际沟通。但张国焘变本加厉。

      两河口会议之前，张国焘和周恩来有这么一段对话。张国焘向周恩来探听虚实。

      张国焘说：“四方面军现在有十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五万吧？”

      周恩来应对：“也就三万人吧。”随后周恩来补充说，“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但张国焘不以为然。事实上张国焘和周恩来都夸大了队伍，都是在打心理战。开会的时候，张国焘锋芒逼人，要清算政治路线。政治路线必然涉及到国际派。所以不用毛泽东动嘴，博古、张闻天等人就让张国焘疲于招架。张国焘就算有八万雄兵，终究只有一张嘴。国际派知识分子各个能言善辩。张国焘要清算政治路线，博古必然遭殃。所以博古和张国焘对上了。眼见博古滔滔不绝，张国焘非常郁闷，决定给博古一个下马威。

      张国焘抓住博古言辞中的漏洞，拿出威严的姿态讥讽，“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十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词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当然博古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张国焘又吐出三个字，“你配吗？”

      ——是的，博古不配。但是如果张国焘连博古都容不下，再加上不承认遵义会议，那么张国焘的目的很明显，想把众人踩在脚下。想法是好的，问题是有可行性么？要知道中央那些人，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中豪杰，还是博古等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连蒋介石那么强的实力都踩他们不住，张国焘凭啥？

      张国焘认为：“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来只剩下万把人，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是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的失败上。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政治路线，否则就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错误的根源清算政治路线完全有。”张国焘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是并不符合斗争态势。当时并不是清算政治路线的时候。何时能清算政治路线？毛泽东给了答案：共产党本土化第一阶段进程完毕之后。

      张国焘的这个态度相当于把所有国际派得罪完，也就是相当于斩断他自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博古就算还有点其它想法，一看张国焘如此霸道，顿时觉得还是毛泽东温柔一点。在毛泽东身边，看起来好歹还有条活路。落在张国焘手上，看不到一丝希望。张国焘的处境好比当年站到汉室对立面的袁绍，一心另起炉灶。日后张国焘的失败，很大原因就是和共产国际联系不上。

      得罪完国际派，又要和毛泽东争斗，打击面太广了。胜利的唯一希望就是接下来战略路线中占优势。但这恰恰是张国焘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战略低一筹。

      两军会师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前途。

      中央原本有到陕川一带立足的计划，很快发现行不通。那里地广人稀，根本就没法建设根据地。而且地理位置偏僻，在那里落地生根，很难影响到大局走势。更关键的是，那是张国焘的地盘。看看张国焘那嚣张模样，中央落到他手里，日子不会好过。

      两河口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共产党的前途。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阐述观点，共军要北上。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队伍。毛泽东说咱们应该去陕甘一带，占据有利地势，同时背靠外蒙，有利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并强调：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咱要听从。

      张国焘不知情，很惊讶。这就是中央的好处，张国焘完全享受不到。

      这不是毛泽东真实的想法。他只是拿共产国际压张国焘。如果张国焘不听，那就意味着要走向对立面，再无和解可能。

      想要另立山头的张国焘当然不会屈服于毛泽东。他摆出来自己的理由：第一，以西康为后方，向南发展，指出“想要北伐必先南征”，并且搬出诸葛亮当年的策略为证。第二，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上”，优点是机动余地大。第三，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发展，以新疆为后方，即“西进”，优点是可以利用新疆当局亲苏的立场，缺点是距离中国内地太远。

      张国焘的态度：最好执行第一个计划。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看看张国焘的选择，南征可能性不大，四川那些军阀暂时都难以搞定。就算搞定了四川，偏安西南，也就是当初诸葛亮那个层次，和共产党全局策略不符。西进新疆更不靠谱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到达，而是到了能否出来。日后徐向前西征惨败证明，那是难以实现的战略计划。张国焘的计划——实际上更像偏安一隅。

      北上，是一个大战略。南下，偏安之道。

      张国焘这个人，足够精明，心够狠，手够辣，有自己的主意，敢于坚持，也就是有领袖范儿。但是在战略决策时总是差那么一点。这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当初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很有利，张国焘不热心。南昌起义，到了决绝关头，张国焘在犹豫。事关生死的北上和南下上，张国焘再次犹豫退缩。这种个性注定禁不起起落。

      战略不对头，还想强迫中央跟着他走。连蒋介石都办不到的事，张国焘能行？难。

      看到了吧，这就是张国焘的两个错误。两者相加构成这样一个尴尬：想当袁绍而不得。因为袁绍人家好歹是东汉末年实力最强大的军阀。张国焘充其量就在共产党内实力最强大。当时的共产党全部实力加在一起在蒋介石那里都不够看。

毛泽东的策略

两河口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张国焘也举手表示服从中央北上。中央这边也明白，张国焘会有动作。毕竟人家手上有将近十万雄兵，不可能无条件交出来。那样做不仅不符合张国焘的性格，同时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开完会就出现如下情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轮番找张国焘谈心。苦口婆心，希望说服张国焘北上。张国焘还是我行我素的派头，如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般，论战到最后依然坚持认为应该清算政治路线。特别是和朱德的一番谈话，心思表露无遗。所有人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安抚张国焘，中央给他安排了军委副主席，把徐向前和陈昌浩纳入军委。按照实力对比，四方面军就三个人，少了点。问题是，如果四方面军的人占据多数，相当于话语权落到张国焘手中。毛泽东是不会同意的。

      张国焘的目标不仅是抓军权。他认为军事路线是皮毛，政治才是根本。会议刚结束，他就在内部宣传说北上是逃跑主义，要南下。他对自己的粉丝说，遵义会议不合理，两河口会议是针对红四方面军的阴谋。他号召大家：“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张国焘的话赢得了粉丝们一致认可。

      既然中央路线是错的，那就之后另外搞一条正确落线了。所谓正确路线，就是要自己搞一个正确的中央，清算之前错误的东西。

      如此一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央想把张国焘的力量融合掉。张国焘想把中央玩弄在自己的鼓掌之中。接下来三个月就进行了拉锯战。

      张国焘最初的打算还是通过正常的方式达到目的。七月十八号，张国焘的头号粉丝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

      陈昌浩原本是王明的粉丝，原本应该和张闻天与博古站在同一阵线。但是陈昌浩在张国焘身边完成蜕变。陈昌浩在张国焘身边很能打仗。要论军事素养，陈昌浩高于国际派任何一人。当时陈昌浩的身份是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之后的二号人物。在那个敏感的时候那么写信，很有点逼宫的味道。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不妥协已经不可能。张闻天表示：“既然他要权，我把总书记让给他。”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

      毛泽东理由：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

      毛泽东策略：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张国焘相当于身兼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两个职务，已经可以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抗衡。

      与此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要知道，那年月前委的权力非常大。而且陈昌浩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如此一来，军委内部，红四方面军虽然人数少，但各个手握实权。

      为了显示诚意，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时间是八月四号。

      随后把两个方面军混编。红四方面军加上五千红一方面军改为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领导，实际上是张国焘一个人说了算。红一方面军主力和部分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右路军，由毛泽东领导，但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

      如果张国焘就此消停，完全可以在党内和毛泽东争夺“曹操”的位置。但这种短暂的和谐只是新一轮斗争的导火索而已。表面上是增加彼此了解，实际上暗流涌动。看看这个安排，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与张国焘同行。如果张国焘能说服二人，那么筹码将大增。徐向前和陈昌浩和毛泽东同行，如果毛泽东能说服二人，将可以削弱张国焘的实力。就在那个时候，原本应该在双方起调节作用的周恩来病得很严重，险些丢了命。

      八月份，红军翻过大雪山，面临草地。随后右路军通过草地。到八月底，陈昌浩控制的队伍为主赢得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基础。这样就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张国焘北上，可以选择和毛泽东争夺“曹操”地位。但张国焘还是要当“袁绍”。

      张国焘并没有过草地。任凭朱德和刘伯承怎么劝也没用。他和中央打起了电报战。

      ——所有矛盾在九月九号夜里爆发。那是影响中共命运的夜晚之一。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和中央随红三军团一起，连夜北上，走得时候设置了警戒哨，敌意甚浓。所有这一切是都是因为一封神秘的电报。

      根据《毛泽东传》记载：“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

      根据这个说法，九月九号那天，张国焘发两封电报。一封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让他们南下。另一封密电给陈昌浩，让他“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电报，报告毛泽东。但当事人陈昌浩从未承认那样一封“密电”存在。电报原文也找不到。

      一九八二年叶剑英谈“密电”：“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他（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很紧张，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我赶忙跑回去，‘把电报交回给他’（陈昌浩），没有出漏子。”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为解决林彪问题南巡时谈到叶剑英：“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得知密电之后，毛泽东找到徐向前和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公开电报）那里商谈行动方针。毛泽东建议开会讨论问题。并以周恩来和王稼祥生病行动不便为由，要求两位去红三军团团部开会。当时红一军团在前方。毛泽东唯一的依靠只有红三军团。其实当时红一军团剩下的人更多，战斗力更强。毛泽东所以选择依靠彭德怀而不是林彪，是因为彭德怀对张国焘警惕更高。

      长征途中，彭德怀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对彭德怀殷勤过了头，又是送牛肉，又是送大洋。引起彭德怀的警惕。毛泽东得到叶剑英汇报之后，立刻告知了彭德怀。开会时，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拿走地图。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们不拥护张国焘南进的方针，现在林彪和聂荣臻离我有两天路，就剩三军团，陈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他还向毛泽东请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毛泽东表示不可。

      毛泽东想争取徐向前，行动之前去见他。徐向前回忆：“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彭德怀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不利，秘密的把一个团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当天深夜和次日凌晨，毛泽东与中央单独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北上，叶剑英还偷走了右路军唯一一张西北（甘肃）的军用地图。

      徐向前得知情况后很紧张：“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尽管如此，当不明真相的人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听了徐向前的意见。其实陈昌浩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以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真打起来，中央真的可能成为俘虏。但徐向前和陈昌浩终于跟着张国焘南下。

      南下的张国焘念念不忘清算政治路线。特别是毛泽东秘密离开之后，给了张国焘借口。九月十五号，张国焘公开批判中央逃跑主义。并且公开组织人逼迫朱德表态。

      毛泽东和张国焘继续在中央的名义下通过电报打口水杖。如此又过半个月。十月五号的时候，张国焘跨出最后一步——成立第二中央——向他梦寐以求的“正确政治路线”狂奔。他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各种班子，宣布开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好吧，毛泽东这辈子唯一一次被“开除党籍”。

      如果张国焘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毛泽东的下场必然比张国焘更凄凉。周恩来也不要想有日后的辉煌。博古和张闻天必然早早被清算。朱德和刘伯承必然黯然失色。林彪和彭德怀不会有那么打的成绩。陈昌浩将光芒四射。

      就在张国焘耀武扬威之际，毛泽东正在忙碌。在后世的印象中，毛泽东大略雄才，但经常乾纲独断，有时候表现得像独裁者。他一生战胜了所有对手。通常情况下都是他整人。当然他也有被整过，但是被张国焘如此羞辱而且不还手，绝对是绝无仅有。博古只是在内部整了毛泽东，好歹没动他苏维埃主席头衔。张国焘是赤裸裸的威胁。八万人对两万人的威胁。毛泽东一辈子最灰暗的时候，或许是井冈山空闲那段时间。但是最危险的时候是一九三五年秋和一九七一年秋。即使蒋介石都不曾给毛泽东那般威胁。

      毛泽东带领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汇合，迅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通往陕甘通道。他们路过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邱会作给毛泽东搞来一些过期的旧报纸。上面有国民党宣传自己战绩：在陕北战胜刘志丹。毛泽东很高兴。正愁无处落脚呢。好吧，到陕北找刘志丹去。

      大家都很高兴，在六盘山和对手打了一仗，一鼓作气翻山而过，心情大好，填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疲惫的旅人看见灯火之后的欣喜。但欣喜之余不忘仰天长啸，壮志凌云自然流露。略微休息之后又对一年来的长途跋涉做总结，写下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年来，行程两万里，大小数百战，枪林弹雨，烽烟炮火，同志死伤失散大半。大家原本为了那绚丽的理想走在一起。如今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掉队了。但是理想还没有实现，梦还在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并不畏惧。

      我将有更多的新同志。我将和他们一起去追寻人间正义，奔向梦想。唯有如此，方才是对死去的同志最好的祭奠，方才是对失散同志的最好安慰。所以我并不悲伤。

      我将从这里开始，继续战斗。

第六章  贵人相助

到陕北的共产党浴火重生，红军浴火重生。毛泽东则是其中的关键。当时的陕北还在搞党内斗争。高岗和习仲勋等人朝不保夕，连刘志丹本人都受到威胁。毛泽东及时赶到，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解救一批人。他们加入毛泽东粉丝团。其中的高岗同志要不是头脑发热，日后应该大有作为。习仲勋作为彭德怀的助手，在解放大西北时立下功勋。

      陕北同志显然比张国焘厚道，对中央感激涕零。此时周恩来已经把军权过渡给毛泽东。通过长征表现，国际派对毛泽东已经认可。但是这只是党内状态。要知道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陕北只剩八千人。这点人要立足很难的。当然还有红四方面军，但不归毛泽东管。红二方面军，毛泽东暂时也管不着。还要面对国军围剿和各路军阀袭扰。

      总之一句话，要在陕北立足很难。

      对任何人来说，想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都不容易。但是毛泽东不同，他能解决。历史巨人嘛，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的。比方说周恩来，南昌起义时得贺龙相助，陕北又得到张学良相助。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赢来两个贵人。第一个叫林育英，林彪堂哥。

      林育英生于一八九七年，和蒋介石同岁。林家三兄弟中，林育英最稳重，如同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稳重。入党后一直在白区工作，两次被捕，两次去苏联。一九三三年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回到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份，正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很起劲的时候。就在三个月之前，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那会，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的决议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命运。

      长征很乱，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林育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联络人。林育英的意见就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林育英和毛泽东并不是很熟。但他和张闻天等人很熟，见面就是各种亲切。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是支持中央路线，就是张闻天等人支持的毛泽东路线。张国焘光荣地成为反对派。

      得知共产国际意见之后，张国焘从头冷到脚，只好匆匆收起草创的班子，仓皇北上。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回到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上。正因如此，从未上过战场的林育英成为一二九师政委。毛泽东对林育英说，白区那一块需要一个得力的人重新整顿。鉴于林育英工运经历和当时的地位，正常情况下，很可能就是日后刘少奇的那个位置。如果是那种情况，林家兄弟命运如何，将会非常有趣。然而林育英身体非常不好。在一二九师政委的位置上没多久就无法工作了。他的继任者是邓小平。随后林育英一直未能痊愈，一九四二年病逝。

      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朱德等人表示同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等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那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建国之后，毛泽东很少出席葬礼。

      当时正是延安整风高潮之际。也就是那时候，刘少奇成为“白区问题上一针见血的医生”。

      林育英对毛泽东固然有恩，但比起蒋介石，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生，虽然是你死我活，不死不休。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蒋介石更像帮手而非对手。因为每当毛泽东遇到难题时，蒋介石总是送来解决方案。

      想当年毛泽东只想用笔杆子战斗。结果蒋介石逼着毛泽东那枪杆子。

      想当初毛泽东刚刚拿着枪杆子上井冈山，荒山野岭一无所有，蒋介石和各位兄弟们打仗，对毛泽东不管不问，给了毛泽东两年发展机会。

      毛泽东被排挤的时候，又是蒋介石亲自出面，拿出全部家当，倾尽全力把排挤毛泽东的人逼入绝境。在蒋介石的威胁帮助下，毛泽东被迫复出。

      现如今，毛泽东又遇到难题。蒋介石再次出面解决。蒋介石首先帮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最大的对手。张国焘要想成功，必须强行进入成都平原。四川军阀刘湘拼死不从。蒋介石让薛岳联合川军出战。张国焘虽然有八万雄兵，在共产党内是庞然大物。但是在蒋介石面前，还是一盘小菜。薛岳在江西和共军作战多时，经验丰富。川军就有八十个团。两军鏖战六十天，非常惨烈。损失惨重。仅百川一战，七天七夜鏖战，四方面军就损失近万人。

      更要命的是后勤问题。国军利用装备优势守住平原和城市，四方面军只能依靠偏僻的山地掩护，如此一来大队人马的给养出现困难。隆冬时节，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

      如此几个月，八万雄兵减员一半。可怜四万将士就这样葬送在张国焘的“正确落线”中。此时张国焘的中央机关还没有完全建立呢。蒋介石没有吸收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教训，没有应对之策，放任红四方面军北上增加共军实力。加上此前北上的红二方面军。蒋介石相当于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本着帮人帮到底的精神，蒋介石不仅挫败张国焘分裂企图，而且直接摧毁了张国焘的本钱。

      南下不成，到陕北的张国焘依然受到毛泽东礼遇。因为红四方面军虽然损失了一半，尚有近四万精兵强将，仍比红一方面军强大。双方客客气气，好像很亲密的战友，好像之前不曾有过分裂。实际上天无二日。毛泽东选择“曹操”的策略。张国焘选择“袁绍”的策略。

      经过一番博弈，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西征，惨败。

      共军战史上，有过各种战略失败。比方说长征，就是战略失败。比方说林彪守四平，也是战略失败。但这些失败都是防御性失败。而且失败之后迅速反弹。但徐向前西征，是战略攻击性失败，败得很惨很窝囊。以至于徐向前和李先念晚年都不愿意回想那些事。

      南下是一步死棋。西征也是一部死棋。

      南下，动川军奶酪，所以刘湘拼死抵抗。西征，要动马家的奶酪，马家军自然也会拼死抵抗。八万红四方面军南下尚不能建功。两万西征将士又能如何？

      西北马家军是当时最老的军阀。早在一八六二年，英法火烧圆明园之后，太平天和湘军在南京一带绞杀之际，西北回民暴乱，白彦虎在陕西屠杀汉人，甘薯的马占鳌起兵响应。之后左宗棠西北平乱，马占鳌投降，保存了实力，成为一方军阀。马占鳌有个学生叫马海晏，很有军事才华，曾经到北京参与抵抗八国联军。马海晏死后，他的儿子马麟撑起马家。马麟又生了几个英雄的儿子，分别是马步芳和马步青。马家盘踞西北将近百年，枝繁叶茂，树大根深，战斗力强悍异常。他们反对过清朝归顺过清朝，反对过北洋军阀归顺过北洋军阀，反对过蒋介石又归顺蒋介石。直到一九四九年，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连根拔起。一九三六年的时候，马家正在跟着蒋介石混吃喝。

      张国焘南下，攻入成都平原还有达到目的的机会。但是西北地广人稀，共军没法理论宣传，缺乏后勤支援，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难以抵挡西北马家军骑兵无休止的袭扰。共军的优势是运动战。但是步兵对骑兵的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马家军有优势兵力，重组的弹药，战斗力强悍。那种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

      西征的结果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两万将士遭遇悲惨命运。只有李先念带少部分人到新疆——不过是溃逃。还有秦基伟九死一生逃出来，日后在上甘岭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徐向前孤身回到延安，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毛泽东的安抚，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旗帜保存下来。但身体原因加上政治原因，基本被冷藏。一带元帅没有光辉谢幕。陈昌浩突围之后在以为湖北老乡家躲避半年，回到延安后被批判，后去苏联，建国后回国，文革遭批判，惨死。

      ——西征溃败的因素有两个：客观原因和人祸。

      所谓客观原因，没料到青海马家军（马步芳）那么强，毕竟宁夏马家军（马鸿逵）战力一般。所谓人祸就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的博弈。张国焘的计划原本就是向南偏安或向西偏安。在张国焘和国际派翻脸的情况下，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在西面做文章。但这并不是说要把责任推给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在军委并无决策权。毛泽东能看到南下的凶险，也当能看见西征的凶险。但只要张国焘威望还在，毛泽东无法随心所欲调度红四方面军，不如顺水推舟让张国焘再碰钉子。然而谁也没料到结局如此那般。

      西征惨败，张国焘终于明白，此生斗不过毛泽东。随即在延安惨遭批判。在那个过程中，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作用尤其突出。眼看前途无望，张国焘踏上不归路，投奔蒋介石而去。

      没办法，谁让人家有蒋介石帮忙呢！

      要不是蒋介石，南下可能成功了。要不是蒋介石，西北马家军未必敢如此嚣张。都是蒋介石惹的祸啊。张国焘无限郁闷中。在张国焘和毛泽东斗法中，蒋介石相当于把张国焘打残之后交给毛泽东。张国焘同志，不必伤心，敌人固然强大。但是利用得好，就能为你所用。搞不定，那是个人实力问题，认输吧。

      毛泽东掌握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手上又有了三万多精兵，而且干部比例非常高。如此局面固然可喜，但仍然不足以在陕北立足。毕竟国军系统中，胡宗南手上就有几十万，而且是嫡系。如果无法在陕北立足，那么毛泽东的战略就无法实现。怎么办呢？

蒋介石来帮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全世界。美国在北美大陆大干工程，苦练内功，闷声发大财。欧洲大陆上的德国开始重新武装。东亚的日本开始扩张。之后的五六年，相对平和。因为日本得到了比自身大几倍的满洲，需要消化一段时间。希特勒正在整合德国。斯大林在苏联一边清洗一边建设。英法两国忙着满世界摆造型。

      国民政府内部依然争吵不休，口水唾沫满天飞，好歹大规模的军阀内战没有了。蒋介石通过高超的手腕把各方面的矛头引向共产党和共军，大规模剿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毛泽东被排挤）之后，把共军从南方赶到北方。

      那个过程中，蒋介石摧毁共军的几块主要根据地，消灭了大部分共军，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他的特点就是——乱——终结旧混乱和制造新混乱。

      东征和北伐，原本是赫赫战功，最后却导致了新军阀大战。

      赢得新军阀大战，最后却又导致国民党分裂。

      清党，却把国民党基层连根拔起。

      这就是蒋介石。他很能搞关系，手腕也是第一流，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总是这样，每当将要成功的时候就会制造新乱子。因为那个时候，他就会得意忘形。看看中原大战刚结束那会，最该做的事是下狠手，把李宗仁和阎锡山连根拔起。蒋介石干嘛，转身把胡汉民给抓了，导致一个反蒋大联盟诞生，两个老对头又死灰复燃。日后辽沈战役，要不是晋军出身的傅作义不肯增援锦州，战局可能会另外一个走势。再看淮海战役，要不是白崇禧在武汉坐看蒋介石嫡系覆灭，战局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走势。

      对共产党取得大胜之后，蒋介石又做了一件很暧昧的事——逼张学良太甚，逼出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少有人探究。

      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此后美国打败日本，横行太平洋至今。后来很多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是罗斯福精心安排的苦肉计，意在给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制造合理的口实。

      那么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有没有苦肉计的成分？先看一下，蒋介石的动向。

      九一八事变那会，蒋介石趁机下岗，表面上置身事外。组阁的孙科毫无办法，只好把蒋介石请回来。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出招：对内维稳，对外让利。确切说是攘外先安内。

      很多年以来，各路学者对蒋介石这一招狠狠批判。对与否先不论。必须指出一点，这招并非蒋介石原创。它的版权归慈禧太后。

      一八六零年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气死，二十八岁的慈祥政变上台，改变大清帝国开国以来对外政策，对外各国义和，内部用铁腕镇压太平天国成功，换来清帝国最后半个世纪的寿命。蒋介石借鉴了此战略，版税都没交。

      慈禧太后内部维稳的支柱是曾国藩。蒋介石很崇拜曾国藩，各种模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穷乡僻壤的共军和太平军形式上相似。再考虑到土地政策，更像了。蒋介石对付共军的策略，很多策略就是采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历史无数次证明，虎狼在门前，是不会自己走的。清帝国让利列强相当于割肉喂虎，血流尽也无济于事。而且清末局势稍微好点，列强只要白银，或者各块地，没有强占中国的打算。蒋介石时代，日本国家战略就是占领整个中国。占领满洲之后，蒋介石全力剿共那两年，日本也没有闲着，全力向华北渗透。

      一九三三年的时候，日军就向华北挺近了，当时北方军阀，特别是冯玉祥残部（如吉鸿昌）打出抗日救亡的旗帜，让蒋介石很被动。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方效仿曾国藩，就以中央名义和日本签停战条约《塘沽停战协定》，确定长城为满中国界。

      一九三五年，何应钦又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国民党取消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放弃华北的节奏啊。丢了东北可勉强过关。华北中华之根基，谁也丢不起啊。

      蒋介石对日退让，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

      首先毛泽东坚决北上，并且打出联合抗日的旗帜。既赢得舆论优势、博得同情，更关键的是隐蔽了战略图谋。抗日战争开打，共军开往敌后肆无忌惮的发展，就是战略的最终体现。因为国民政府太过软弱，大批年轻人奔赴延安，大大增加了共产党的魅力。还有一个决定性筹码，张学良。

      东北军退出东北之后盘踞在平津，尚有一丝打回东北的气息。要让他们撤离平津，不仅断了他们那一丝希望，而且断了他们的钱粮，相当于要把他们连根拔起。那种情况下，蒋介石如果加以安抚，或许能平静一阵子。但蒋介石逼着张学良和共军打仗，明摆着往死路上推。即使张学良愿意为蒋介石去死。东北兄弟们未必愿意跟着张学良为蒋介石去死。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就顺理成章。

      看看蒋介石如此帮忙，毛泽东能不成功么？心里头对蒋介石很感激吧。但嘴上一定要表示对蒋介石这样“中华败家子”的愤慨。

      话题回到刚才，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有没有演戏的成分？答案无非有两个。

      答案之一：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太愚蠢：只知道吸收了慈祥和曾国藩的经验，却没有总结他们的教训。长期以来大家都如此理解的。

      然而蒋介石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看不到慈禧太后和曾国藩的缺陷？连我们都能看出来，蒋介石没有理由看不出来。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交往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应该是很了解的。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种种反常举动，以蒋介石的精明不会看不出来。这些疑点指向第二个答案：演戏。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驱赶张学良对付共军，实际上让双方相互厮杀。蒋介石不容共军，同样不容东北军。共军蒋介石的敌人。东北军是另外一个系统，在共军之前就是蒋介石敌人了。蒋介石北伐的终极对象就是消灭东北军。张作霖退出关外。蒋介石没有实现目的。

      看看西安事变的结果：东北军被解散。共军名义上成了蒋介石的人。

      回顾一下蒋介石第二次下岗，主要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何梅协定》虽然没有说丢掉华北，但也只剩下空洞的主权而已。那种情况下，抗日的旗帜被共产党拿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把共产党“收编”，那正好是一个由内向外转变的契机，一举多得。毕竟“不攘外”不会有好结果。慈禧太后的例子摆在那里。她就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太差，引起了义和团运动，又想利用义和团对付老外，结果引来八国联军。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外失去的地盘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之后失去的还要多。

      这些只是事后猜测而已。或许蒋介石根本就是得意忘形，忽略了张学良的感受。或者就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卖国求荣。但是前后联系起来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演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中演戏的可能性存在一样。

      或许蒋介石唯一的错误：低谷了共军的生存能力，完全没有想到共军可以在敌后野草一样的生存发展。但不论如何，西安事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从张学良角度看，虽然失去了一切，但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筹码，影响历史进程，又当了一次英雄。这个很符合他的个性。

      从周恩来角度看，他一手促进了西安事变，再次为共产党立下大功，井冈山上的失利总算完成了自我救赎。

      从毛泽东角度看，终于带领共产党站住脚，成为中共实际领袖。他的战略目的即将有计划的展开。他将开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从蒋介石立场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领袖。党内政敌，各路军阀，每一个党派，都要听从蒋介石的领导。所有敌对者都没了和蒋介石作对的理由。理论上实现“攘外先安内”的目的。正如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蒋介石实现理论上统一全国是一个道理。应该说蒋介石两次成为理论上的最高领袖都是拜张学良所赐。

      甚至从日本人角度看都有好处——找到继续入侵中国的借口。

      评，西安事变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蒋介石原本可以成为最大受益人，最后一不小心把好处全部给了毛泽东。

      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脱颖而出，超越那和时代所有的战友和对手，走向历史巅峰。他干了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让共产党腰杆子挺起来。

第七章  共产党的腰杆子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党内挺起了腰杆子。长征结束之后，党内再也无人可以挑衅他。他自己站起来了，当共产党还没有站起来。原因很简单，共产党还要听命于共产国际，共产党内部也是一盘散沙。

      陈独秀之后，毛泽东之前，共产党所有领袖都是摆设。陈独秀本人还好，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有自己的权威。但是只从一九二二年同意共产国际决议之后，陈独秀就失去了一个领袖应有的自主权，迷失在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各种命令中。陈独秀挣扎过，但无济于事，最后终于被黑锅压垮。

      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就个人能力讲，都不是领袖的料，更不是承担历史重任的合适人选。张国焘都比他们强。然而他们都是共产国际直接培养，扶上台。中间还有个向忠发，工人出身，但也是莫斯科要求一个工人领袖的结果。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这是耻辱。如果不明白这种耻辱程度，可以做一些类比。古代的藩属国，新任领导继位之前要向宗主国请示。比方说朝鲜和越南，国王上位需要中国的皇帝盖玉玺认可。中国的皇帝通常比较厚道，一般不会指定继承人。蒙古征服朝鲜之后，朝鲜的国王要在适应蒙古的生活方式才行。共产党初期那些领导人，地位还不如藩属国的领导人。比方说王明所以上台，只因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得势。所以说那种耻辱尤甚。如果那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共产党要想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之前也有人试图改变。比方说李立三，他的那些主张虽然激进，一旦成功，就可以帮助中共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至少可以增加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分量。所以李立三前后加在一起就折腾几个月。所以李立三失败之后在莫斯科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因为他试图让中共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张国焘也有一点类似的想法，但不敢坚决行动。

      周恩来很有才华。但是在成为毛泽东的助手之前，他的全部行为可以概括为，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终究没有形成气候。为什么？那时候的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的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在城市里成不了气候。除了中国工人力量薄弱，主因就是没有自主权。共产党想要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本土化，把共产国际的支部变成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服务，而不是为了遥远的莫斯科服务。

      为什么其他人不行，毛泽东行。因为毛泽东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听命于共产国际，拿中国的事服务于共产国际（莫斯科）的利益。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拿共产国际的旗帜为自己办事。这是差别。

      要在党内明目张胆的推行本土化肯定不行，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毛泽东一开始就那么搞。所谓武装割据，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之后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列主义。但是在当时看，就是两耳不闻共产国际事，一心只想手中活。所以国际派知识分子怎么看毛泽东都不爽。他们不能理解、无法忍受毛泽东公然修改马列主义。然而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毛泽东关键时刻带领大家转危为安证明了谁是谁非。

      当然毛泽东那里不叫共产党本土化，叫延安整风运动。任何时候，整风都必然整人。通过整人而整风。没有人，就没有风。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话还要加一句，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风。

      对此不禁要问，整风的目的究竟是啥？从大的方面看，是实现共产党本土化。从党内看呢？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整人；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整人塑造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实现强人政治，也就是把个人力量推向巅峰。

      《刘少奇篇》已经说过这个问题。这里在简要回顾一下。延安整风运动整了很多人，干了很多看似荒唐的事。整人一共有三波。

      第一波是国际派的知识分子。之前他们是共产国际代理人，名义上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造成这样那样的损失，并且为此前的损失负责。他们基本上都被敲打了。结果除了王明没有当面认错，其他人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道歉认错。认错的结果就是，从此和毛泽东拉开距离，从抱马列主义的“大腿”，改为抱毛泽东的“大腿”。其中柯庆施差点被整死。

      第二波是军人，对军队而言，延安整风和此前肃反有本质区别，并无大开杀戒，而是选择代表性人物。八路军是彭德怀，新四军是陈毅。两人当然不服气。彭德怀直接顶撞四十天。陈毅直到二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还耿耿于怀。

      第三波是实权派的周恩来。当初周恩来没有进苏区之前，对毛泽东听心思。长征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已经认可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后，已经接受毛泽东。长征结束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但是必须敲打周恩来。不仅因为进入苏区之后取代毛泽东，让他坐两年冷板凳。最关键的是，敲打毛泽东可以威慑其他人。叶剑英一直跟周恩工作，他的夫人被整得神经出了问题。陈毅和周恩来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看看这些人，都是之前的实力派。他们原本是毛泽东的上级，是毛泽东的同事，是毛泽东的战友，通过延安整风都成了毛泽东的下级或下级的下级。毛泽东开始成为领袖，逐渐走向神坛，供他人崇拜。

      一言蔽之，他们一起把毛泽东推向共产党核心中的核心位置，用另一个不动听的词形容，就是独裁者的位置。

      之前描述了这些。不禁要问，如果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无论如何搞不起来。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没有反对呢？即使这些人挨整了。之后除了陈毅发点牢骚，基本上没有人持否定态度。原因很简单，他们认可延安整风。因为它是共产党本土化的关键。没有它，就不会有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前面描述了现象，没有说原因。这里说到毛泽东，就应该说原因。

      追根求源，可以找到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历史根由

要本土化很难么？当然。难在哪里？先看看鸦片战争以来的故事。

      因为近代工业崛起，所有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王朝都将被摧毁。欧洲如此，亚洲也如此。从最西边的英格兰，到欧洲大陆上的法兰西，再到欧亚大陆上的曼土耳其和沙俄，还有东方的大清帝国，甚至包括朝鲜李氏王朝和日本的将军幕府，无一例外的都被摧毁。这些国家，优点彻底消失了，有的更新换代成功。

      清朝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延续。作为工业革命之前，历史上实践最成功的政治体制，要更新换代非常艰难。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百年时间，各路精英尝试过各种方式。

      一八五零年洪秀全闹太平天国。和之前的农民起义不同。洪秀全自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下凡，拯救东方老百姓。魄力之大，千古含有。现在看起来，洪秀全神神叨叨的那一套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实际上可以反过来理解——洪秀全奉行拿来主义，试图把西方的“上帝主义”拿到中国来，并且试图本土化，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督世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人用外来思想重组中华大地。当然，洪秀全闹了十几年，动静很大，最后败了。

      消灭洪秀全的精英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战胜洪秀全的过程中看到帝国的腐朽和衰弱。他们想要拯救日渐没落的帝国，搞出了洋务运动。这个东西可以理解为——工商业主义中国化。这是第二次有人试图用拿来主义改变中国，旨在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业体系。曾国藩组建湘军，李鸿章活跃于外交几十年，他们能力毋庸置疑。前后二十几年时间，动静也很大，最后在甲午年间随着北洋舰队的崩溃而崩溃。

      第三次有人使用拿来主义改造中国，是康梁戊戌变法，想要君主立宪中国化。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可谓楷模。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精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们认识到帝国体制已经落伍，必须改变。否则将难逃灭亡的厄运。他们唠叨不停，说啊说，写啊写，呕心沥血，消耗无数脑细胞，最后在老佛爷的弹指一挥间中失败。

      孙中山闹了一辈子，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宪政中国化。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五年，前后三十年时间，世界各大洲跑了好几遍。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一切规划得很美。但直到最后却留下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身后，同志们倒是很努力，结果还是离宪政越来越远。

      这一系列的不成功，带来的只是混乱和屈辱。

      太平天国失败，江南人口锐减，民不聊生。举个例子说，蒋介石爷爷的事业就差点被太平天国运动折腾破产。太平天国所以失败，直接原因就是内部分裂，损失严重。洪秀全名为领袖，实际上没能完全掌控杨秀清和石达开，没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完成个人独裁。这种事共产党早期也有，各种分裂。

      洋务运动失败，导致第一波工业化被打断，中国直接被笼罩在日本的阴影下半个世纪，直到今天都没能完成工业化，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李鸿章没有最高权力。甲午战争变成李鸿章对日本而不是整个清帝国对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断送了，日后无数人为了革命流血、流血、再流血。原因不用说了，慈禧太后动下手指，一帮书生就受不了了。

      孙中山宪政不成，流血规模更大，从之前的血流成河变成血流成海。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枪杆子。等到意识到枪杆子重要时，却已经到生命的晚期。

      那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又如何？教科书上告诉大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教科书所以能这么写，是因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成功了，共和国诞生起来了。然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果。所谓必然选择，也无非是正确的时间出现正确的人，他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已。

      十月革命固然成功，马列主义装备的苏联固然成功。这世界并非苏联一家。基督世界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君主立宪制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宪政体制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凭什么马列主义在中国必然成功？

      早期的共产党人，虽然打着马列主义旗帜，行动上更为激进。坦白讲，他们并不比前辈（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更优秀。按照他们那些搞法，马列主义在中国就很难成功。除了毛泽东之外，共产党内，论魄力，无人比得上洪秀全；论建军能力，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这些人并不比曾国藩更强；论交际能力，也就周恩来可以和李鸿章相比；论知识面，陈独秀勉强可以和康有为比一比；论理想，也孙中山一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倒是不少。只有毛泽东，兼具洪秀全的魄力、曾国藩的军事水平、李鸿章的交际能力、康有为的知识面和孙中山的理想。

      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井冈山。日后中央在城市待不下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到张国焘的地盘里，跟着张国焘走。按照张国焘的能力，拼得过蒋介石么？当然不可能。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张国焘估计不会和国际派闹翻。大家齐心协力，有可能闯入成都平原，偏安西南。或者说到西进新疆成功，也是偏安。

      马列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人物是毛泽东。从走向农村的那一刻，他就是不二人选。开创性的一步是组建一支军队。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延安整风，就是通过一种平和的方式把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

      如果洪秀全可以把太平天国内部全部力量，而不是血腥清洗，那么太平天国将会有不同的结局。李鸿章如果能够团结洋务派的力量，那么在甲午战争中，张之洞手中的南洋舰队就不会作壁上观。孙中山能把追随者用和平的手段整合在一起，中华民国早就一统天下了。

原因之二：党内需要

让我们把目标再回到张国焘身上，两军会师谈不拢就敢另立中央，是不是胆大包天？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在当时环境下并不稀奇。就张国焘本人而言，一九三五年之前，他就想那么干。一九二八年，瞿秋白取代陈独秀之后，政策从右边转向左边，各种起义层出不穷，有些乱。张国焘很不满，找到瞿秋白“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看看这口气，牛。

      只有张国焘一个人这么干么？当然不是。中共历史上有三大分裂中央的“叛徒”。张国焘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在失势之后，改信托洛茨基，和中央竞争，给中央造成过很多麻烦。

      第三个人叫罗章龙。他的名字现在不太响亮，但在当年可是名噪一时。罗章龙生于一八九六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的至交好友，两人有“管鲍之交”的美誉。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最老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来，上位。很多人不满意。王明为了上位，借开会机会抓了一些人。罗章龙是本土派知识分子之一，非常不满，当即组织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分裂党。当然，他的实力有限，很快被开除党籍。

      这些只是比较明显的事件。隐藏的事还有很多。国共抗战之后，毛泽东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但是又出现了波折——王明从苏联回来了，立刻成为另外一个核心。

      王明的理论水平非常高，号称活马列。开会时可以不拿草稿讲几个小时。所以讲道理的话，基本上没有对手，很快就赢得一大批粉丝。当时王明按照莫斯科的立场，主张中共对国民党妥协，一致抗日。毛泽东主张在独立自主的抗日。双方分歧很大。

      一九三你七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中共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书记是王明。他有几位同事：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博古（负责组织）、项英（指挥江南新四军）、叶剑英（帮助周恩来搞军事）、董必武（负责民运）、林伯渠（老革命）。看看这阵容，是不是很眼熟？很接近一九三一年王明上台时的情形。当然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等粉丝不在了，但第一粉丝博古还在身边，加上凯丰和邓发等人，还不错。周恩来原本就是王明的扶持者，当然此刻内心已经发生变化。项英是王明的铁杆支持者，东南分局的领导，手中握有新四军。

      长江局的管辖范围包括陕北以南的所有地区，理论上辐射范围比中央还大。它的职能是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确切说，就是执行莫斯科路线，也就是贯彻王明的主张。

      ——俨然就是第二中央，赤裸裸挑战毛泽东权威。情况是不是很尴尬？当然尴尬。但这些还不算啥。真正问题在军事。

      早期的中央很寒酸，要钱没有，要枪没有，甚至连实际领袖都没有，只有一帮理论家撰写各种文章。下面的那些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各路英豪以农民起义的方式拉出来的。毛泽东在井冈山，要不得经费，打土豪之余还要为中央财政做贡献。彭德怀在平江搞起义，用的是国民党的兵。邓小平在白色搞起义，连指挥官都是国民党的人。长征途中，中央竟然不知道刘志丹的队伍在陕北。看看这些情况，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这些情况如果不整顿，等哥哥山头壮大起来，必然和国民党一样，派系林立。大派系套小派系，中等派系八面摇摆，成为解不开的死结。看看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何等风光，然而很快就被各路军阀架空。再看蒋介石，因为从来没有把各派系整顿好，所以关键时候总被自己人捅刀子。共产党要想避免那些情况发生，必须推行“枪杆子出政权”的同时，彻底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

根源之三：大势

通过整风整人塑造个人权威这样的事，很不民主，也很不法制，看起来也很不舒服，但是却非常有效。现在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强人的个人权威，需要众人齐心协力；不需要法制，不需要人治。那是因为现在太平日子，凡事快一点或慢一点也就是效率分头，大家心情舒畅就好。但必须指出，太平盛世是如今的社会常态，并非是历史的常态。大家都喜欢和谐社会。但这个社会从来就不是和谐的，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和谐。

      翻开史书看一看，最醒目的那两个字是战争，而非太平。

      在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段时间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看看当时社会生态吧，看看所谓大国和强国是怎样一个环境。

      生性严谨的德国人癫狂了，为了洗刷一战的耻辱，通过选举把权力完全给了阿道夫·希特勒，跟随他走向毁灭的边缘。

      天性浪漫的意大利人竟然忍受墨索里尼的独裁，愿意和疯狂的希特勒结盟，到处战争，挑战全世界，仿佛穿越回到罗马帝国时代。

      最东方的日本，号称继承亚洲文化精髓，却心甘情愿跟着军部走。

      这是轴心国一边。再看同盟国这边。

      大英帝国把铁腕的丘吉尔推上台，把大事小事交给他，就是让他变相独裁。

      斯大林完成了大清洗，一人独大，高高在上，怎么看都是一个独裁者。

      美国号称自由民主。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位总统的任期超过两届，就是身残志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期四届，死在任上。所以如此，是因为战争需要，首脑换届只会带来无秩序的混乱。当时的罗斯福，威望和权力不输于任何一位独裁者，实质上也是独裁者。

      看到了吧，列强体制不同，遵循的原则不同，国家意志也不同。但是面临腥风血雨的时代，面临生存危机时，做了相同的选择，本能的把权力其中在强人手中。原因很简单，这样决策效率更高，执行能力更强，更为有效的应对危机。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国家、民族、组织的胜利概率。

      当时的蒋介石也在做同样的决策，在宣传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实际上蒋介石一直都如此准备，打中原大战，囚禁胡汉民，都是往个人独裁的路上走。只是有时候做得不成功（中原大战之后没有抓住机会清洗军阀，转身囚禁胡汉民）而沦为笑柄，并且增添新的混乱而已。

      蒋介石要独裁，必须去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共产党这边自然要全力对抗。十年内战已经证明，共产党内可以抗衡蒋介石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找一个人独裁的话，必然是毛泽东。

      当时要独裁并不容易。手腕如蒋介石，资源如蒋介石，尚且完不成党内独裁。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要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最好途径就是创造更大的利益，赢得胜利，让所有人感受到希望。毛泽东就是一边整风，一边扩大共产党力量。

      ——看看三个根系，三条线索。每一条线索都有很多很多难题。

      ——任何一个难题都足以让众多英雄豪杰折腰。

      ——任何人能解决任何中的一个，都足以称雄一方或扬名一时。

      ——毛泽东要在短短数年内全部解决。

第八章  契机

说与做

有些事可以说不可以做。有些事可以做不可以说。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之后，中共中央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嗓门震天响，实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原因很简单，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如何保卫苏联？再看毛泽东推动共产党本土化，则是静悄悄的做。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共产国际支持，至少要获得共产国际认可。事实上毛泽东一直都在做那样的事，从井冈山实践开始，从提倡农村包围城市开始，都是在干马列主义之外的事，都是在干共产国际指示之外的事。至于遵义会议之后的决策，和共产国际没有一点关系。

      延安整风理论上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前后三年，实际上从一九三八年就准备了，前后七年。因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毛泽东的独特作用已近显现。

      这个世界说到底是凭实力说话的。有了实力，才能改变世界的看法。

      显赫一时的中央长江局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十月份解散了，仅仅存在一年的时间。此后王明灰溜溜地回到延安，成为笼中鸟。取代长江局的是以周恩来为首中央南方局，地点在重庆，仅仅负责统战工作。怎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两个。

      原因之一：共产党内，蒋介石只配合毛泽东演戏，给别人全是打击。陈独秀早就证明，国民党靠不住，处处配合只能处处被动。王明还要走这条路，肯定也是行不通。陈独秀是被国民党砍了。王明有心和国民党合作，但正面战场扛不住，一退再退，一败再败。

      原因之二：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其实王明并没有经历过考验，却是一回国就能很威风。因为他受共产国际的信任，确切说是米夫的信任。一九三八年的时候他被清洗，年仅三十六岁。在米夫落难时，王明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认为毛泽东才是中国领袖，并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应该说季米特洛夫的眼光比米夫强。所以说王明小心脏倍受打击，此后就完蛋了。

      就这样，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证。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凭实力赢得认可，不是共产国际扶持上位的领导人。党内没有人可以反对他。毛泽东该怎么办呢？如果换成别人，估计会先把领导大印拿过来。张闻天主动提出要把总书记位置让出来。面对唾手可得的一把手位置，没有几个人能经得起诱惑。

      出生入死闹革命，损失很多亲朋好友之后为了什么？从大的角度看，为了天下，明月换新天，实现壮志理想。从小的角度看，则是个人意愿能够实现，不浪费大好头颅和满腔热血。从自私的角度看，抓住权力在手，很痛快。现实意义上，三个角度是分不开的。而毛泽东在每一个方面都很强势。但毛泽东还是忍住了，没有坐上去。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因为他知道，成为一把手之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清算政治路线。

      成为一把手不难。难在把之前的问题理清楚。

      如果仓促上位，相当于继承前任的位置，条条框框不好清理，扯不清。也就是说上位之前要把座位周围障碍铲除，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途一片光明。

      之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如同青春期的年轻人，忽左忽右，一点也不成熟。张国焘另立中央，就是要清算政治路线。但是按照张国焘的那个搞法，肯定会更乱。相当于心急去吃热豆腐，张国焘不明白，所谓清算政治路线，必须保证组织力量增强。如果削弱组织力量，那还不如不搞。这方面有血淋淋的教训。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沦为杀人魔，就不说了。就说和毛泽东有关的事。“AB团”和苏区肃反那些事还历历在目呢。

      毛泽东并不急着上位，也没有说服大家接受他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一个观点——马列主义必须具体化。通俗说，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左派也好，右派也罢，都是不顾及现实问题，所以造成伤害。这个要求很合理，经过长征，大家都认可这一点。

      为此毛泽东特地成了一个学习班，亲自当老师（终于满足了当初进长沙师范的愿望）。

      学习内容：如何把马列主义具体化。

      中间大有玄机。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没有先例的。不同的人讲，教材版本完全不同。让王明讲，用的教材肯定是他自己收集的，结果还是肯定之前苏区肃反时那一套，毛泽东的行为是离经叛道。毛泽东讲，教材以自己的文章和报告为主，结果当然是自己正确，其他人错误。当然毛泽东的办法确实比其他人的办法可行。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写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有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主题思想——毛泽东思想——诞生。

      从此以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精神武器。任何组织都需要精神武器。没有精神武器的组织犹如没有灵魂的巨人。中华帝国时代的精神武器是孔孟之道。国民党的精神武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从此以后，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新“大腿”。

      这是理论，还需要实践。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标准，每个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代清楚，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就是那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个举动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自我反省的精神契合。

      ——这个举动在思想上与现代意义释放个性的精神矛盾。

      实践也好，理论也罢，都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助手。毛泽东的助手有三个，两明一暗。

又是蒋介石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毛泽东有两大助手，刘少奇和康生。理论工作是刘少奇完成的。毛泽东抛出一个题目，刘少奇给出了答案。但过程并不轻松，除了要写书，要说服众人之外，还要得罪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书生纵然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通常都是很有骨气的，一根筋，认死理。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是很难的。

      特别是搞革命的知识分子，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战斗力更强。所以他们常常彼此攻击。人家原本按照马列主义行事，现在让家人改道按照毛泽东思想为准。就算人家已经认识到毛泽东能力非凡，也没必要一下子转变过来啊。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精神偶像和现实领袖分开。两千年来，大家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帜效忠不同性别的皇帝。国民党那边，扛着三民主义大旗向孙中山开枪的大有人在。即使放眼前世界，精神偶像和现实领袖合而为一的也只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中国搞这一套难度很大。要不是共产国际认证了毛泽东，早就有人站起来闹了。

      延安整风之前，共产党这边也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帜各自搞。在国际派知识分子眼中，理想状况应该是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为精神偶像，以毛泽东为现实领袖。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办。而且刘少奇虽然理论强悍，但也不是万能。

      毛泽东也没有急于求成，一直拖着，等待时机。

      时机来自一九四零年。蒋介石在皖南对新四军下手。新四军一直掌控在项英手上，而且在南方发展也不错。项英是王明的支持者，不买毛泽东的帐。毛泽东也没办法。只要项英的新四军还在，就算毛泽东已经得到共产国际认证，也不可能大权独揽。国际派还有回旋余地。那样情况下，整风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在历史剧本上，关键时刻蒋介石总会帮毛泽东一把，为毛泽东暗中推手。和毛泽东作对的张国焘被蒋介石打残了。项英的命运也一样。

      正面战场经过两年的流血绞杀之后，日本战略地盘增多，已经扩展到极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看到共军发展迅捷，心中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见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展示出来的实力，更是窝火。但八路军在日军后面。蒋介石心中有想法也够不着。新四军不同了，基本上在国统区发展，在国军包围中。新四军要发展，就会和国军冲突。一九四零年十月份，陈毅和粟裕在黄桥和国军打了一仗。国军吃了大亏，要报复。在蒋介石的认可下，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国军军委的名义让新四军北撤。共军是下级，自然要服从命令。

      然而项英除了和毛泽东不和，和叶挺也不和。两人的分歧是全方位的。项英出身工运，百分百信仰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不感冒。叶挺的作风，当时情况下怎么看都不像共产主义者。叶挺到部队视察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一大帮。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的项英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平时不是穿将军服、皮夹克、西装等便衣。项英则剃光头，终年新四军制式军装。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酷爱摄影，喜欢交际。项英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而且项英对叶挺不信任。因为叶挺曾经因为对李立三和王明不爽而脱党。所以项英一手包办了新四军的一切，不让叶挺独立指挥军事行动。叶挺的命令，必须项英批准才能实行。叶挺很气愤，也很无奈。

      项英如此对待叶挺，其实也不是没有私心。叶挺是周恩来的至交好友。没有叶挺，南昌起义必然是另外一个模样。周恩来之前支持王明，和项英立场一致。但是长征途中，周恩来变成支持毛泽东。项英肯定对周恩来也有不满。在毛泽东得势之后，项英明白，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手中的新四军。所以当蒋介石命令下来之后，项英一直在犹豫磨蹭。他知道，到了北方之后，他可能失去一切，而且没有反身希望。说白了，他和毛泽东的芥蒂比博古还深。这才是皖南事变的根源。

      因为项英的犹豫失去最后突围机会，共军走的也不是国军规定的路线，给国军留下口实。一九四一年一月六号，两军交火。七号，顾祝同集中八万兵力向新四军围攻。项英数次发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要求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泽东没有反应。两天之后的一月九号，江北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发电报问项英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表示一无所知。

      阴谋论者由此认为毛泽东这是借刀杀人。据解释，毛泽东所以没接到电报是因为通讯出了问题。那个年代通讯出问题是正常现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和中央失去联系。长征途中，共军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不能就此排除毛泽东借刀杀人的嫌疑。不过理性看，就算毛泽东要除掉项英，也没必要牺牲七千新四军精锐。但是不论如何，新四军在最初几天失去了生机，陷入绝境。只要项英到北方，可以直接批判。

      一月十号，毛泽东收到叶挺和饶漱石的求救电报，同时收到项英电报，表示突围不成功，又回到部队。中共开始和国民党交涉。然而一切都晚了。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新四军弹尽粮绝。和国军谈判的叶挺被扣押。项英和袁国平（政治部主任）遇难。饶漱石逃得一命。

      蒋介石消灭项英选择一个很好的时机。当时日军北上还是南下不确定，苏联指望中国拖住日本，必须给蒋介石笑脸。蒋介石预测到，没有苏联支持，共产党不敢彻底撕破脸皮。共产党本身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拥护者，可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打内战。但蒋介石实际上是干了一件蠢事。真正和国军摩擦的苏南陈毅和粟裕的队伍。

      项英队伍在江南还是比较本分的，和国军可以和谐相处。因为项英信王明，执行共产国际的决策。而且项英必须留在南方才安全。但是在共军内部，项英是毛泽东的政敌。有项英在，王明就不会彻底夸下。王明主张和国民党合作。王明不夸，毛泽东就无法整合共产党全部力量对付国民党。留下项英，对国民党利大于弊。

      但蒋介石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对陈毅和粟裕没办法却消灭了项英，再一次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日后新四军完全落在陈毅和粟裕手中，在国民党心脏地带摧毁国军。

      就在顾祝同向新四军全面经过的那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局势按照毛泽东预想的方向发展。延安整风也拉开序幕。刘少奇逐渐和国际派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刘少奇因此成了毛泽东粉丝团首席代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人之一，他的地位逐渐超过周恩来，成为二把手。建国之后又成为接班人。

      然而刘少奇的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负面因素。刘少奇本人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一个就是柯庆施。此人建国之后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坐镇上海十年，是刘少奇的铁杆反对者。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死去，但是他留下了张春桥等上海帮兴风作浪，成为文革摧毁刘少奇的主要风浪。

      刘少奇造成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就是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开启了对毛泽东的无限吹捧。柯庆施就是在刘少奇开启的神化毛泽东道路上狂奔，并博得毛泽东信任的。刘少奇本人就牺牲在他自己造的神像下。

      刘少奇仅仅完成了理论工作。实践部分由康生完成。

      所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听起来好听，但谁要是承认自己“需要救治”才是真的有病。又“救治”人家，首先得让人家承认自己“有病”。要知道早期搞革命的那些人，都有极强的个性，让他们承认自己“有病”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不让他们承认自己“有病”的话，就无法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既然单凭理论工作不行，那必须来点实际的，用实际行动让他们“有病”。

      毛泽东本人是要维持领袖的光辉，对所有人公平公正，会给别人“治病”。让人“生病”的事，由康生去做。毛泽东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最特殊的那一位就是康生。

      刘少奇起于白区，成绩基本上集中在文斗时代的工运上。武斗时代远离权力核心，基本上没有参与权力斗争。所以把他提拔上来可以平衡各方实力派。康生是另外一个情况。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斗争开始，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清算顾顺章的过程中，他出了大力气，成为中央特科的核心骨干。中共中央在上海生存日渐艰难，周恩来去苏区，康生去了苏联，成了王明的副手。他在苏联干了两件事：吹捧王明和进修业务。

      康生回延安之后，依然是王明的吹鼓手，时不时喊两嗓子“王明万岁”，和毛泽东没有交集。等到一九三八年，共产国际认证毛泽东之后，康生意识到风向变了。他从王明身边转向毛泽东，在毛泽东和王明的较量中投上关键的一票。也就是说康生依靠王明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问题上出力不少，赢得毛泽东好感。

      毛泽东独到之处在用人。毛泽东用林彪，是当神兵利器使用，刺向敌人，大杀四方。毛泽东用刘少奇，当卫士用，守护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卫士。康生，毛泽东的匕首。

      一九三九年二月份，毛泽东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功能相当于汉武帝身边的张汤，或者说斯大林身边的贝利亚，并不十分显赫，却异常重要。理论上讲，康生可以对党内所有人进行审查，也可以把所有人得罪完。那个位置上的康生政治上必须依附毛泽东。康生也很明白，毛泽东之外，除了对当年中央特科的领导周恩来和同事陈云有所顾忌外，基本上肆无忌惮。

      从专业角度看，必须佩服康生。他的业绩干得很好。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这些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延安整风过程中，康生想让哪位同志“生病”都行。基本上都能得手。由于业务技术过硬，取得成果远远大于预期。以至于必须大规模“抢救失足者”。如果让康生那么搞下去，他完全可以重复夏曦的故事。

      毛泽东对康生使用恰到好处，眼看事态严重，马上把匕首藏起来，出来脱帽“赔不是”。实际上毛泽东对康生真正使用只有两次，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都造成严重伤害，也都达到目的。

终点和起点

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延安整风运动总算达到了目的。

      共产党完成了内部整合。效果如何？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在整风之前，中共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分裂，这些前面都说过。各种叛徒层出不穷，中共一大十二个人，就有四人当了叛徒。四人之中，又有陈公博和周海佛当了汉奸。延安整风之后，尽管又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除了王明滞留苏联不归和林彪出走之外，基本上杜绝了重量级人物叛逃。

      通过内部整合，彻底实现本土化。因为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体了。共产国际理论上为世界共产党服务。实际上依附苏联，以苏联利益为前提。至少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指导，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前提。中共早期政策忽左忽右，忽冷忽热，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需求。就以王明为例，曾经左倾，又曾经右倾，并非他自己怎么样，而是苏联需要他怎么样。

      共产国际所以解体，也是苏联的需求。因为苏德战争中，苏联也需要外部资源，确切说是英美战略物质的支援。英美的东西从来就不好拿。美英和苏联之间的斗争全方位的。如果没有法西斯国家出现，双方很难合作。二战之前，英法对德国妥协，默许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就希望他向东对付苏联。斯大林看到英法的计谋，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转身收拾西欧。

      英美苏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彼此放弃一些攻击性政策。对苏联而言，共产国际就是向外输出革命的工具而已。共产国际接替，教科书上说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实际上是苏联和英美妥协的结果。但是共产国际解体对中共有百利无一害。因为那个压在自己头上二十多年的婆婆终于寿终正寝了。

      如果此时掌控实权的还是国际派书生，凡事依靠共产国际指示办，将不可避免的惊慌失措。对毛泽东而言正好相反，没了共产国际的指手画脚。共产党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高高兴兴打江山去。完成最基本的本土化进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终于挺起了腰杆子。

      他不是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中国人，他不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在建党前十年他都不是党内核心人物，建党二十年他还不是最高领导人，但是他让共产党挺直了腰。所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并不为过。

      对共产党而言，对毛泽东而言，这不是重点，恰好是起点。挺起腰杆子的毛泽东带领挺起腰杆子的共产党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