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难题（下）

难题之六：阶级与斗争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的诗词中，以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最犀利，战意最浓。其它诗词，豪情之中伴随几分惆怅，几分浪漫，几分霸道。唯独这首，如同出鞘剑锋，锋利逼人，锐不可当。因为它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一九六三年元旦，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填一首《满江红》。郭沫若是一个才华很全面的人，早年非常有血性，参加南昌起义那会，相当有种。那首《凤凰涅槃》改过迄今为止所有汉语写成的现代诗。但是那首《满江红》好听点说是吹捧领袖，实际上就是马屁诗。毛泽东看到之后，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诠释当初心境。

      一九六三年的外部环境，中苏和中美同时对抗。

      一九六三年的内部环境，大饥荒刚刚过去，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毛泽东倡导的小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一个新的纲领——阶级斗争——即将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一直是一个强劲的音符。新中国诞生，理论上来说已经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局面，理论上讲，阶级斗争不应该是主旋律。应该讲和谐、讲稳定。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大家更应该风风火火搞建设。有两种情况需要讲阶级斗争。

      第一个情况是，政策大规模转变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实际上是大跃进的前奏。大跃进，就是政策巨大转变。所以在第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种情况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是主旋律，相当于给所有反对大跃进的人划了一条底线。通过哪种方式减少阻力。提阶级斗争是为了建设。

      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危险：面对巨大困境，难以找到出路。

      阶级斗争，原本是极端环境下才能使用的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原本以为极端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很不幸，大饥荒来了，极端环境来了。虽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集体承担责任。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讲得很明白，没有一点含糊。

      毛泽东顺便解释了犯错误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上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到省部级高干，下到基层书记们，没人都道歉、承担责任，总算把建国之后最大的历史黑锅扛下来。

      但谁都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

      实际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就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毛泽东再次重提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一九六三年，刚刚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不久，毛泽东在推行小四清运动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纲领，超越了经济建设，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

      要谈阶级斗争，先要从一场战争谈起。

第一章  一场奇怪的战争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同

作为两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人，毛泽东和蒋介石有很多交际。他们有很多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内容已经被反复比较。但是还有一点从没有被说过：两人最大不同点：蒋介石做事，总是一只手。毛泽东总是两只手一起上。

      蒋介石安内时，会忘记攘外。抗战之前，对日本一直退让，不知道斗争，导致大片国土丢失，结果安内不成，又因为对外吃亏太多导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内战，为了换取苏联支持，竟然答应外蒙独立；为了换取美国支持，从海陆空出卖主权，结果内战还是失败了，带着伙伴们终老台湾岛，左思右想不明白。

      蒋介石攘外，同样忘记安内。抗战期间，所有人尊他为领袖，原本是一举奠定历史地位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忘记了安内。为了占点小便宜，容不下共产党，造成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同时也不约束自己嫡系部队，民心丧失。特别是日本投降之际，接收地盘变成抢劫。

      观察蒋介石一生，头冷不顾脚，脚冷不顾头，乱。

      毛泽东恰好相反，总是内外同时出击。建国之前，毛泽东利用国民党的压力，把共产党整合成铁板一块。建国之后更突出了，抗美援朝和国内剿匪同时进行，内外一把抓。大饥荒时代，为了稳住局面过难关，对外摆脱苏联，对内挺刘少奇到底。

      一九六三年的蒋介石嘴里还在反攻大陆，行动上已经没有希望。而毛泽东对他也没有太大兴趣，转而解决国内问题了。蒋介石，曾经的对手，终身敌人，只能充当“统战对象”了。

      然而问题终究要解决。大饥荒虽然结束了，必须清理大饥荒的根源。毛泽东的办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让一部分人斗去另一部分人。比方说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就是大多数人去斗彭德怀。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要掀起阶级斗争，按照一贯策略，必须有强大的外部因素配合。所谓强大的外部因素，最好就是战争。看看建国之后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和政策走向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倒向共产主义世界，全力进行工业建设。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和欧美和解，开始改革开放。

中印战争

战争史上，还有一次奇怪的战争，一九六二年对印度反击战。

      战争背景：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但历史轨迹截然不同。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统一，分裂的时间很短。印度恰好相反，分裂是主旋律，统一时间很短。华夏文明从古至今，延绵不绝。印度文明若干次中断，近代更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征服印度之后，对西藏垂涎三尺，发扬强盗本色，私下炮制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藏南一部分领土划给印度。

      印度独立之后，充当第三世界领袖，自我感觉良好。不仅想按照麦克马洪线占地盘，而且还想要更多的土地。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叛乱，到印度避难。加上中国大饥荒来临，印度良好的自我感觉达到历史最高点，认为抢地盘的机会来了，逐渐向中国领土深入，又是建立哨岗，又是开枪，又是杀人，忙得不亦说乎。等到一九六二年，已经占领中国不少地盘。中国一再忍让，印度得寸进尺，认为中国虚弱，有机可乘。

      客观上说，当时大环境对印度有利。朝鲜战争，中国把西方世界得罪一遍。美英两国一看印度挑衅中国，大声叫好，拍手鼓掌，给钱给装备。中国和苏联正在闹矛盾。苏联也支持印度对抗中国。相当于整个世界都站在印度后面。印度人飘飘然了，仿佛已经赢得了胜利。他们全然不记得，中国建国，腥风血雨几十年。印度独立主要依靠甘地领着一帮人“不吃不喝”磨蹭成功，不知战火的残酷。

      战争过程：军事角度看，没啥好说的。印度两万多“精锐”部队（二战时英属陆军，到非洲和欧洲作战，号称打遍世界的劲旅），拿着苏美英的装备扑过来。西藏边防军司令员张国华中将指挥一万多人，用共军最基本的战术（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短短几天时间把印军打得鼻青眼肿，击毙、俘虏印军七千人，成为印度人眼中的“战神”。一战把印度打回解放前。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从历史最高点跌入低谷。自信满满的尼赫鲁一夜之间苍老许多。完全就是大人打小孩。

      战争结果：就在整个世界惊讶莫名时，更为震惊的事发生了。中国不仅没有入侵印度，甚至没有趁机扩大战果，而是直接撤军，把俘虏的印度军人放回去，把战利品还给他们。搞得印度云里雾里。

      大家不禁纳闷，贫困潦倒的中国啥时候变得如此慷慨大度，到嘴边的肉不吃？不是不吃，是吃不下。中国去藏南打仗，补给线极为困难。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大雪封山，后勤断裂，孤军难以坚守。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重心是防美苏两个大流氓。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蒙古开进来的话，一直到北京城下，都无险可守。中国所以反击印度，也是利用美苏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的间隙，抽空给印度一巴掌。台湾还有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根本就没有精力和印度在大山里耗。

      最主要的还是第三个因素：阶级斗争的大幕即将拉开，需要未定边疆，同时又保持适当的外部压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法，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奥妙无边。等后人想通时，已经成为历史很多年。此战之后，中苏关系更为紧张。双方陈兵边境，大战一触即发。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大幕悄然拉开。

      了解阶级之前，首先要了解另外一个话题，革命。

第二章  谈革命

革命是一把刀。

      它属于整个民族。它是一把非常特殊的刀。

      它的功能是砍向自身。当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涅槃重生。

      懂得使用它的民族才能称得上伟大。不懂得使用它的民族，基本上都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使用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具备。

      与其问何为天时，不如问，对伟大民族而言，什么时候需要拿刀砍向自己。什么时候呢？生死存亡的时候。对于个人而言，生死存亡关口，需要更有力，更敏捷，方才有机会逃出生天。对伟大的民族来说，走到生死存亡之际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身腐朽的东西太多，需要割去那些腐肉，方有机会赢得新生。

      对伟大的中华民族而言，五千年辉煌或低谷比比皆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时有时无。但是论低谷，绝对是清朝末年，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整个民族在那时候面临一道选择题：灭亡或重生。

      与其问地利表现在哪方面，不如问，对伟大民族而言，用什么样的方式砍向自己。

      需要选择灭亡或重生之际，没有人选择灭亡，但重生之路艰难曲折。就以清朝而论，不同的精英选择了不同的模式。洪秀全试图用暴力改朝换代，不成功。曾国藩、李鸿章试图给清朝续命，不成功。袁世凯试图和平过渡，不成功。孙中山试图推广三民主义，依然不成功。这一系列不成功，都付出巨大代价。每一次都是断头流血，白骨如山，血流成河。

      到了共产党这里，用最彻底、最剧烈的方式和之前一刀两断。共产党改变了之前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否定了之前的文化。共产党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如此彻底而剧烈的转变，代价当然更大。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立，此后的二十八年中，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一把手都未能在生前得到足够的荣耀。有人被处决（向忠发、瞿秋白），有人坐牢（陈独秀），有人被迫远在他乡（王明）。可见斗争之激烈。

      与其问人和体现在那里，不如问，伟大民族挥刀砍向自身时，那个决定意义的人是谁。

      以中华民族近代这个情况，不论是谁，只要能带领大家找到出路，必将名扬青史，被一部分人骂，被另外一部分人赞。事实上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那些人，不论扮演什么角色，均一时之人杰，才华、气度、谋略、手腕均是上等。

      当其他人最后感叹“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时候，唯有毛泽东挥笔写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的句子。他做到了。带领中共奋斗二十多年，挥动笔杆子、指挥枪杆子，经历建党、建军、建国这样一个过程，终于涅槃重生。在那个过程中，他的个性融入他的队伍。他是思维方式影响千万人。

      毛泽东比之前的豪杰强在哪里？单论个体而论，洪秀全、袁世凯的政治主张落伍，曾国藩、李鸿章没有政治诉求，孙中山没有力量摆弄枪杆子。毛泽东没有明显缺陷。当然咯，诗词写得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强。但是如果说才华全面就是毛泽东胜利的秘密，忽悠中学生都未必管用。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

      蒋介石、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这些人，他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态圈，都有某种程度的“革命”，在政治、军事、经济中大刀阔斧的“革命”。为何没有一个最后成功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动刀的范围很小，仅仅在精英阶层转来转去。即使推销“三民主义”一辈子的孙中山，一辈子都是在上层精英中浪费口水，认为他所讲的一切，下场老百姓听不懂、应该靠边站。也只有生命最后几个年头，实在没法，才想起联合农民和工人。搞了几年，效果还不错，结果又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拉回去了。

      他们完全没有弄不明白，中国近代所以衰落，直接原因就是精英阶层衰落。

      精英阶层衰落标志之一：和世界主流脱节。当世界大潮进入工业化时代，全球抢劫掠夺时，中国的精英们还在研究诗、书、礼、仪、易、春秋，还在专研琴棋书画，还在练习拍马屁的技巧和下轨的姿势，还认为女人裹小脚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别人抗战枪炮上门打劫，自己还幻想刀剑无敌。

      精英阶层衰落标志之二：精英阶层所以和世界主流脱节，根源在于和下层人脱节。帝国建立之后，精英阶层一直奉行愚民政策。把老百姓当成绵羊，只想剪羊毛、吃羊肉、穿羊皮。当然他们很成功，两千年的时间，中国老百姓从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到清朝末年麻木地看着列强虐待精英阶层。造成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局面。

      经过长时间的愚民政策之后，特别是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年的僵硬的科举摧残之后，中国虽然是名义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早期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已经抹灭，血性已经被压抑，实际上进入被抑制的状态。老百姓浑浑噩噩地活着，浑浑噩噩的死掉。精英阶层醉生梦死的活着，醉生梦死的死去，酒池肉林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还需要鸦片寻找刺激。

      如此情况下，仅仅指望精英阶层梦醒，奋发图强，带领整个民族凤凰涅槃是不现实的。因为精英阶层的衰落的根源在于和基层失去联系。所以任何人局限于精英阶层内部闹革命都是瞎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茶壶里的风波，看着热闹，难以发挥决定性影响。想要带领整个民族重生，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看到湘军、淮军在成功之后迅速腐化。曾国藩还算比较明智，急流勇退。李鸿章试图依靠淮军强撑大清帝国，结果在甲午战争之后沦为卖国贼，可悲可叹。袁世凯虽然屡屡挫败孙中山，但他的新建陆军更是到最后沦为各路军阀，祸害苍生，贻害无穷。孙中山努力一辈子，最终竟然被深为器重的陈炯明搞得很狼狈。根源就是紧靠精英阶层是不行的。

      民族的力量在哪？在老百姓。就是那些衣衫褴褛、面部黝黑的路人甲。和平年代，他们是农民工、是工人，干着粗犷的劳力活，不被重视，一点也不显眼。有时候还因为衣衫不整，行为粗俗受到挪揄、调侃、甚至嘲弄。但不论是谁都不能否认，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基础。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依靠的不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所谓权贵，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粗人”。他们可以组成最强大的军队，可以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可以赢得最伟大的战役。他们或许形象不好看，但是他们足够坚韧，坚如磐石，韧性如野草。但是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精英阶层必须告诉他们真相：你们是这片大地的主人，你们是国家的主题，家园需要你们去保护。

      传统世界的精英把他们当牛马，当贱民，蹂躏他们，愚弄他们，自然不要指望激化他们的力量。甚至连伟大的孙中山都不敢直接面对他们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他们真相，并且用实际行动实践几十年。

      毛泽东的秘密只有两个字，阶级。他的革命策略就是围绕阶级展开。

      毛泽东超越了精英阶层，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精英团队——和老百姓紧密相连的精英团队。所以他超越了之前的革命精英，取得最终的成功。

      政治也好，军事也罢，到要看阶级力量。所谓革命，也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而已。所谓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谈阶级斗争之前，再回顾一点历史。

流血的往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断头流血。

      头可能断在敌人手上，也可能断在自己人手上。血可能因为敌人而流，也可能因为自己人而流。因为敌人断头流血，这些都容易分析。因为自己人断头流血，常常比较隐晦。

      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第四号人物，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就死在叛徒手中。可以想象当时那个环境下，清洗自身的队伍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说起。当初蒋介石决定反共、反苏，创建一个组织，叫反布尔什维克，中文书写为“AB团”。毛泽东创建根据地那会，AB团就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周围。蒋介石清党中的杀戮传染到根据地。

      为了反渗透，根据地必须自我净化，也就是肃反。因为当时环境艰辛，各种方式既原始又粗野。肃反一样，很多人同志被自己人杀害。根据地内部派系复杂。有江西本土派，国际高端派，还有毛派，各有主张，相互看不顺眼。

      反“AB团”，只是党内自我净化的一种方式而已。

      出色的人物总是深谋远虑。谋略用在合适的地方，将取得巨大成功，用错地方，就会造成巨大失败。毛泽东在建设根据地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的战略眼光高于常人，忧患意识也高于常人。在他紧绷的神经中，总是考虑各种危机。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就忧患过了头。典型事件就是“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反对毛泽东固然不对。但毛泽东的反应更激烈。他认为红二十军已经变质，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全部逮捕，大部分遭殃。之后红二十军番号取消，造成一个天大的冤案。好在他及时醒悟过来，没有制造更多的杀戮。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在党内算是温和派。国际派肃反更狠，排挤所能排挤的一切，反对所能反对的一切。夏曦在湘西就是典型代表。如果不是中央及时达到陕北，高岗、习仲勋等人就完了。这就是中共第一期自我净化。这些动作相当残酷。萧克回忆：“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如此这般，抓、打、枪毙。有时候，肃反就肃到自己头上。比方说李文林，原本是肃反领导，最后成了特务，相当于把自己杀了。

      但是战争年代，组织自我净化是必须的。否则就等着被敌人渗透、被肢解吧。极端困境情况下，各种程序都没有，只有原始的方式。

      党内净化有一个特点，从血型野蛮开始，逐渐相对温和。第二阶段就是整风运动。确切说，就是毛泽东主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现在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颇多。很多人蒙受不白之冤。从当时环境中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了。比起第一阶段肃反，要好很多，温和很多。至少以讲道理为主，不再那么野蛮了。

      建国之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之后，建立了基本的条条框框，自我净化进入第三个阶段，更为温和。三反五反运动，比起之前的整风运动，讲道理更多。反右派扩大化，也不过是劳动改造一下，人身攻击的事情少了。如果国家就此走上正轨，法制逐渐健全。但是很不幸，大饥荒摧毁了一切。

      日后的四清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本质上都是“组织自我净化”。

      共产党起于危难之际，靠运动起家。一旦遇到难题或遭遇挫折，就要来一场自身净化。苏区时代如此，延安时代如此，建国之后也如此。毛泽东经历过党内所有阶段的“自我净化”，知晓那种伤害。为何还要发动阶级斗争？

      革命也流血牺牲，主要是流敌人的血。阶级斗争也需要流血，把自己人当敌人，留的是自己人的血。为什么？

第三章  阶级斗争

阶级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按照传统标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按照近代标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按照生产链划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如此等等。

      但是不管如何划分，都是把少数人和多数人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就要加剧社会斗争的激烈复杂程度。某种程度上说，阶级的划分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在非常时刻，非常有用。

      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就是把国家多数人组织起来，推翻少数人，消灭一部分、改造一部分。所谓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翻身当家作主，就是这个意思。通俗直白一点说，你们那些锦衣玉食的精英已经不行了，靠边站，让我们这些大老粗来改造这个世界。

      毛泽东的理论并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

      毛泽东行为并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

      毛泽东道出了真相，而且通过努力，建立起通往精英阶层和广大老百姓之间的桥梁。结果就是把精英阶层从醉生梦死的状态中拉出来，把处于朦朦胧胧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两者结合催生出巨大的能量。唯有如此，民族方能涅槃重生。所以毛泽东的革命成功了。

      其过程非常残酷：各种战争延绵不绝，流血不断。

      其结果非常明显：一八四零年以来，横行在中华大地上的外国士兵不见了。各种地主收租收粮的情况不见了。李鸿章那般的买办家族不见了。四大家族那样的买办家族不见了。新中国建立了，各种改造完成了，实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呢？就是个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双方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为了胜利，为了消灭对方，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你死我活嘛，大家都能理解。阶级斗争那一套非常有用。

      然而建国之后，老外回家了。蒋介石和他的亲朋好友们去台湾了。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大家都成了新国家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力。需要考虑三件大事。

      大事之一：大家肚子问题。毕竟大家都是活不下去了才去闹革命的。革命闹完，当然要搞生产了。所以大规模建设。建设需要分工，有人用身体，必须有人用头脑。按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又将有新的阶级出现。

      大事之二：脑子问题。老百姓所以被愚弄几千年，归根结底是没有文化，脑子不够用。改变这一切，必须大力推广教育，让老百姓脑瓜子充实起来。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一系列权威，一系列大家。按照阶级斗争观点，他们也将遭殃。

      大事之三：嘴巴问题。这个问题可大可小。从小的方面说，老百姓有说话权利，发牢骚的权力，骂政府的权力。大的方面说，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诉求如何解决。不同的嘴巴说出不同的问题。就会出现所谓左派、右派，甚至极端一点的“反动派”。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必须狠狠的去斗。

      这些事都不是靠阶级斗争能解决的。如果这些问题都用阶级斗争的模式去解决，肯定是乱得厉害。也就是说，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在和平年代过时、或者说至少部分过时了。

      因为阶级划体系里，只有阶级划分，如同刀切豆腐，非常僵硬。它缺少一块理论。缺少这一块，后面在分析。这里先看看阶级斗争本身。

试探

毛泽东是否清楚阶级斗争中蕴藏的巨大危险？非常清楚。因为他在阶级斗争中奋斗了一辈子，而且取得巨大成就。遗憾的是，遇到困难，他没有找到阶级斗争之外的办法解决。所以一开始，他试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

      小四清名义上是找问题，实际过程免不了追究责任。这些前面已经描述过。按照毛泽东的那个搞法，相当于给基层洗刷责任。基层洗刷洗白了，中上层就黑了，中上层当然不愿意。所谓阶级斗争，注定要得罪一批人。

      小四清运动，相当于一场官场内部的斗争，或者说党内斗争。规模不大，但相当激烈。不禁要问，既然大家合力扛下大饥荒的责任，那么干脆翻过一页，继续建设，搞什么局部阶级斗争嘛。何必要得罪自己带出来的同志们？反正毛泽东本人一把手，地位暂时不会动。

      毛泽东对此很明白。所以才要去做。

      大饥荒到来，意味着团队出了问题。若不是官吏团队出问题，“五风”根本就刮不起来，局面也就不会失控。如此情况下，即使要搞建设，也得先把问题查清。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三面红旗理论找不到明显漏洞的情况下，只能从干部身上找问题。即使掀起一场局部的阶级斗争也在所不惜。所以毛泽东明知道“小四清运动”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甩开袖子上阵，干了。反正他也不怕得罪人。他一辈子得罪很多人，国民党那边那么多，全得罪了，又怎么样？何况党内这些人还是他带出来的。既然出了问题，那就好好教育一番。谁不服？那就教育到他服气为止。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非常隐蔽，就是组织代谢问题。

      每个人都需要吃喝拉撒，需要生存代谢，否则就会挂掉。组织也一样，也需要新人新血液，需要保持活力，否则就会慢慢僵化。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环境险恶，淘汰率很高，而且组织处于发展中，一直在壮大，新血液不断。

      然而建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组织各个部分都固定下来，没有代谢，没有淘汰。当然建国之始，毛泽东也就五十多岁，绝大多数中高级领导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正值壮年成熟的时候，没必要考虑轮换退休的事。然而不论如何，组织都需要新陈代谢。

      按照当时的组织模式，也没有退休概念，要新陈代谢，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党内斗争进行淘汰。比方说高岗被淘汰了，彭德怀被淘汰了，这样子。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组织的活力。实际上党内斗争一直就是传统，保证组织新陈代谢的传统。如果哪天没有斗争了，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实现共产主义了，要么就是共产党失去活力了。

      别人不用考虑组织是否僵化的事，但毛泽东必须考虑，因为他是领袖，一把手。但是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说出来会伤很多人的心，会挫伤很多人的积极性。

      处于这样的理由，毛泽东开始搞初级版本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自认为能成功。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成功。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没有人愿意当他的对手。当蒋介石和他的小伙伴们去台湾之后，毛泽东已经没有对手。如今教育一下党内同志有何难？

      然而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不仅没能成功，而且撞上了铜墙铁壁，自己给反弹回来。

      毛泽东定神一看，那堵墙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一睹人墙。他们正是他想要教育的同志们。站在正中央的就是自己曾经的头号粉丝、战友、同志、接班人刘少奇。

      当刘少奇打着调整经济的旗号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刘少奇把毛泽东初级版本的阶级斗争（小四清运动）升级为终极版本（大四清运动，相当于把大饥荒责任导向基层，给官吏阶层洗刷责任）之后，行政系统的同志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团结在刘少奇的周围。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摆脱核威胁之后，外部压力变小，内部政治斗争温度迅速升高。

      这是什么情况？毛泽东打了一个寒颤。毛泽东愤怒了，他认为刘少奇在搞修正主义，正在中国重复赫鲁晓夫的故事。邓小平让毛泽东开会不要去了，毛泽东拿着宪法闯入会场。某次开会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铜墙铁壁

各种记载中，毛泽东都是一言九鼎。当他迈向神坛时，据说一句话顶一万句话。怎么会遇到铜墙铁壁？还有解决不了的关系网？听起来不可思议，确实如此。

      历史根源：任何官场的存在，都有历史根源。特别是中国这样拥有绵长历史的国度。传统世界，理论上地位最高的那个人是皇帝，理论上有着无尽的权柄。然而皇帝和官僚的斗争从没停止过。皇帝一方面需要官吏帮助他们管理国家，但皇帝也需要管理官吏。皇帝管理官吏的手法各不相同，结果也是各不相同。以明朝为例，朱元璋为治理腐败问题，从不吝啬屠刀。在他的龙椅下面，有着所以万计的官吏脑袋。崇祯杀人虽然比不上朱元璋，但也从不吝啬，从魏忠贤杀到袁崇焕。然而朱元璋杀人，很好地控制了官场。崇祯杀人，到最后留下一句“文人皆该杀”而上吊了。朱元璋杀人，并没能阻挡官场贪污腐败。明朝虽然忘了，官场尚在，不过是由明朝变成清朝，贪污腐败，涛声依旧。

      其实帝国官场上每一个人都是读圣贤书出身，都曾满腔热血为天下苍生干点事。然而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进去了，别想清白。皇帝一任接一任，皇帝没了，官场还在。官场上那些事，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更改。君不见如今的贪污腐败么。他们是一道无形的网，阻挡着每一位最高领导前进的脚步。对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实根源：大饥荒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整个集团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不追究，就变成每个人都没有责任。如果试图追究，那么谁也不愿意轻易承担责任。因为承担那个不仅意味着个人前途，还可能臭名远扬，一直臭到青史上。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推行小四清运动，相当于告诉这世界，某个阶层要为大饥荒负责。谁愿意去负责？没人。即使是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军方主要缔造者，即使是国家主要缔造者和负责人，也不能让官吏阶层心服。所以当刘少奇发动大四清运动，把责任引向基层，大家理所当然的支持刘少奇。甚至不需要考虑什么。

      大家不知道站在领袖对立面的下场么？当然知道。因为他们就是跟着领袖打江山的。那么为何如此这般选择？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埋藏在党内。

      党内根源：共产党诞生于乱世。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充满各种斗争，激烈异常。共产党斗争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每一次出现政策失败，就要更换领导班子，领袖就要下岗。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共缔造者。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陈独秀应对不力，共产党损失惨重，陈独秀灰溜溜的下岗，晚景凄凉。瞿秋白上任后左倾，很快下岗失业，并且因为没有参加长征而死于非命。博古因为左倾葬送了根据地，下岗失业。王明因为追随莫斯科太紧，最后被迫远在他乡。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大饥荒是建国之后最大的失误，是不是也要有人下岗？当时的领袖是毛泽东。要毛泽东为大饥荒负责，要他下岗失业？他干么？当然不干。

      这些问题没有人分析过。但是从邓小平和罗瑞卿的选择中，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一九六五年一月四号，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公开的情况下，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人气直追毛泽东。当时甚至流行，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如果当时开会选党内一把手，刘少奇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在红旗下面搞修正路线，比赫鲁晓夫还可恶。赫鲁晓夫虽然向斯大林泼脏水，却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制定的基本政策。刘少奇明目张胆搞修正了。

      毛泽东从愤怒而冷静。他已经决定把阶级斗争升级到最高层次。

      但是在全面部署之前，毛泽东还需要活动一下筋骨，大干一场。于是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他本人战斗过的地方，堪称他的龙兴之地，堪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龙兴之地，堪称整个新国家的龙兴之地，就是井冈山。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份，毛泽东七十三岁。三十八年之前，整个共产党迷茫之际，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三十五岁的毛泽东带着一批残兵败将去了那里，从荒山野岭起步，打下一片大好江山。

      感慨之余，毛泽东填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典型的毛泽东风格。从整个词的气质看，他已经准备好了，下定决心。一草一木都如此熟悉，一切仿佛在昨天。而我已经老了。人老心不老。我鬓虽白，我心未死。我依然可以再次启航，再一次和风浪博斗。对不起了，昔日战友们，我们如今是敌人。

      就在相同的时间，江青正在北京和彭真纠缠，占不到优势的情况下到上海找救兵。彭真的老对头，上海一把手柯庆施热情的招待江青，并且把张春桥介绍给她。张春桥又把姚文元牵扯进来。如此一来，柯庆施虽然早早离世，江青的班底就此建立。他们一起炮制出一篇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杀伤力最强的文章。

      就在相同的时间，刘少奇也在干活，忙着去东南亚访问，险些遇险；国内忙着负责国内各项建设：告诫各部门基本建设战线不要过长，要抓批发机构，解决能源问题等等。

      站在一九六五年看，局势对刘少奇很有利。周恩来配合他的工作。邓小平紧紧跟随他。整个行政系统基本上站在他周围，展开各种各样的工作。军方虽然林彪还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但并不过问具体的事。军委的活实际上由贺龙和罗瑞卿在干，他们至少不会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此外，宣传部长陆定一，立场倾向于刘少奇。彭真不仅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兼任北京市长，而且以“文化革命无人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掌控文化领域。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正因如此，姚文元的大作没法发表。即使勉强发表，也没人转载，险些夭折。

      然而很快，看似占据优势的刘少奇全面失败，没过多久，整个行政系统全面瓦解，所有和刘少奇有关的人遭遇非常狼狈。因为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全面升级。

升级

小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只是想整顿干部问题。通过大四清运动之后，毛泽东明白现在已经不是干部问题，而是路线问题了。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用路线的方式解决。

      所谓路线问题，也要通过斗争解决。所谓斗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武的一手，前面已经说了，拿下罗瑞卿，斩断刘少奇和军方的连线，把刘少奇的力量完全限制在行政系统。毛泽东就立于不败之地。

      文的一手：从文艺界入手，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联手制造的那根棍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放出来，横扫文艺界。刘少奇的应对策略，一开始是各大报纸不转载，试图让它自生自灭。后来压力大，没办法，各大媒体只好转载。刘少奇的第二步，让彭真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制造一个纲领文件，史称《二月提纲》，试图把风暴限制在学术研讨领域。但是这一招失败了。因为江青在上海的部队召开座谈会：她表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同时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江青何德何能，可以到军队大放厥词？因为林彪支持她。林彪虽然平时不管事，但他还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更致命的是，他的威望摆在那里。

      是否要打倒彭真，决策权还在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针表态：“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同时指出：“阶级斗争是‘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彭真就此倒下。

      宣传部自然也不能幸免。它成了毛泽东眼中的“阎王殿”。既然如此，那就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就此倒下。加上稍后被批判的罗瑞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反革命团体”四位主角（杨尚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全部到齐。

      四个人之中，杨尚昆最早被免职，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之后的第一个牺牲品。

      杨尚昆，生于一九零七年，四川人。按照纯粹的左派思维，杨尚昆的身上有太多需要批判的东西。年轻时，他在莫斯科留学，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铁杆粉丝，进入苏区之后的身份是毛泽东政敌，通过一番磨练才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杨尚昆和彭德怀关系很铁，担任过红三军团政委，和彭德怀一起筹划过百团大战。庐山会议时，杨尚昆随大流批判过彭德怀，但并不洗清他和彭德怀的关系。

      当然这些并不是杨尚昆挨批的理由。成为文革第一个牺牲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他和刘少奇走很近。抗战期间，杨尚昆就和刘少奇接触了，建国之后，越来越密切。不仅如此，还明里暗里说过不少对毛泽东不太客气的话。根据日后批判资料记载：一九五九年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评价毛泽东“请他出个政策可以，要请他造个計算机那就不行了”。一九六零年的另一次会议上，杨尚昆更直白：“有人讲一个毛泽东，一个赫魯晓夫，他两个人不下台，事情是搞不好的，总而言之，下台了，可能搞好。”林彪在军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杨尚昆表示：“現在他们军队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列主义的頂峯。我正在考虑，不恰当，讲顶峰就沒有发展了。”这些材料不一定全部真实，但只是可以旁证，杨尚昆和刘少奇一路。

      第二个原因跟致命：位置。和刘少奇一路的多了，为何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就因为他的位置。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看看所谓反革命集团，彭真是刘少奇主要臂膀之一、负责文化领域，陆定一管宣传，罗瑞卿是参谋长，枪杆子和笔杆子都配齐了。然而这些并不够，除了枪和笔，还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就是情报。杨尚昆，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情报中枢之一。

      那个位置有多重要呢？只要知道接替杨尚昆的那个人叫汪东兴就行了。

      评：文化大革命从汪东兴取代杨尚昆开始，阶级斗争也从原来的党内较量全面升级。

第四章  梦想和缺陷

巅峰

“彭、罗、陆、扬反革命集团”尘埃落定，刘少奇和邓小平如同跳到岸上的鱼，只能沦为鱼肉的份。他们失去了最得力的臂膀、失去了军方支援的可能、失去了文艺界、失去了宣传部、失去了情报系统。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工作组能平息各大高校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当然，那是幻想。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后的一年，中央政治局印发了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随后林彪念了他亲自撰写的《政变经》。那是一篇奇文，除了文采有所欠缺之外，如果出自古人之手，必然是一篇经典。同时它的杀气也极为罕见，让习惯大手笔的毛泽东都倒抽一口气。林彪的表态，意味着军方整合完毕，完全站在毛泽东身后。接下来，周恩来谈“晚节”问题，半边行政系统倒向毛泽东。

      刘少奇只能等待最后时刻到来。连他自己都想不通，失败怎么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就在前不久，他还占据有利地位。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不是刘少奇不出声。论组织能力，政治谋略，刘少奇也是响当当的角色。然而很遗憾，他的对手是毛泽东，历史上政治、军事手腕排得上号的大家，一个不论顺境或逆境都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人。

      胜利在握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刻动手。毛泽东与众不同的特质之一，就是遇到重大的事非常冷静，越是大事越冷静。解放战争，他冷静思索了很久。抗美援朝，冷静思索了很久。两弹项目上马，他冷静思索了很久。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五年五月份下定决心，也算是筹划很久，但是他还是要仔细想一想。

      六月十八号，毛泽东回到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那个少年时代幻想外部世界的地方，仔细思考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整整十一天时间，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在静静思考。虽然布局已经完毕，箭在弦上，但他还是要仔细想一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他在想什么呢？答案是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刘少奇，而是林彪。这是后话。

      六月二十八号，毛泽东离开滴水洞，去了武汉。毛泽东再一次游长江，接待各个方面的人，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七月下旬回到北京，一系列组合拳。

      组合拳第一招：把刘少奇狠批一顿，说他派遣工作小组去高校是阻碍革命。刘少奇认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了。

      组合拳第二招：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大会原计划时间是八月一号到五号。但是开到四号，毛泽东亮出了他的主张，措辞相当激烈。五号那天，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毛泽东亮出了他的匕首。

      组合拳第三招：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政治局，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置上下来，林彪走上去。

      组合拳致命一招：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中共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一张大字报诞生。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就是一张战书。是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作对？是谁行左实右？答案不言自明，只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炮打刘少奇和邓小平。如果从狭隘的权谋斗争了解，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当时毛泽东已经布局完毕，刘少奇和邓小平不过是死老虎。在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尚不能威胁到毛泽东。如今已经是板上鱼肉，还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如果仅仅需要解决两个人，有很多种方式。没必要，套上“资产阶级”。事实上，从日后给刘少奇定制的帽子看，完全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这张大字报，真实目的是要清算一种路线，一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回过头看，只是笼统说文革破坏很大。然后一系列具体事例。至于原因，分析得很少。原因无非两点：理论缺陷和实践缺陷。

先看理论缺陷

文化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所谓理论缺陷，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缺陷。前面说过，阶级斗争理论过于僵化，一刀切。用这个方式指导革命战争是有效的，指导经济建设就不够。

      这世界存在的万事万物，虽然未必全部合理，但都有自己的道理。所有一刀切，都是强力所为，于事无补。看看经典的阶级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按照阶级斗争的原则，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需要被改造、被专政、最后被消灭。按照马列主义，站在宏观大历史的角度看，如此说法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落实到现实中，资本家应该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改造？被专政？被消灭？没有答案。

      但是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实现时，资本家就没了。在此之前呢？有哪个社会形态不需要资本家？没有。当然咯，当时一切都想创新，别国没有成功，不代表中国不能成功。制度是新的嘛。实践证明，那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所谓共产主义，第一步必须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建设，谈不上物质极大丰富。做实体企业的资本家，他们是工业化浪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不要打击，还应该扶持。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政府的不足。任何社会都是如此。

      但也不要认定所有资本家都需要支持，比方说那些投机者，那些金融蛀虫，就需要去打压。对他们个别人的仁慈，就是对多数人的残忍。从他们的行为看，即使拉出去批斗，也没有啥不可以。但这些只是局部因素，并不是资本家整体。

      既然要工业化建设，就要资本积累，必然有一部分人转变为资本家。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原本就力量薄弱。而且在战争年代，大多数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和新政权不仅存在敌对关系，还有历史旧账。关系异常复杂。遗憾的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有缺陷。

      缺陷之一：毛泽东思想中，有打倒资本家部分，却没有培养自己资本家的部分。想要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还没有那个社会模式能证明，没有资本家可以搞成功。苏联那一套完全计划经济，到最后还是僵化了。中国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起步晚，成绩和苏联没法比。因为大跃进的因素，撞墙时间却比苏联早。

      缺陷之二：毛泽东思想中，有打倒权威部分，没有培养自己权威部分。动乱年代，所谓权威水分很大。而且每一个权威身上都有这样那样见不得光的部分。要清算，美国人都跑不掉。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清算一部分人立威，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的问题，要培养自己各个领域内的权威。要发展么，总需要领头羊。然而很遗憾，就算自己人，政治斗争中也逃不掉被批斗的命运。

      缺陷之三：毛泽东思想中，有均分财富的部分，缺少个人致富的部分。土地改革，固然保障了每个人的生存。但是大锅饭和人性是违背的。在社会财富没能满足所有人欲望之前，必须给私人致富留下一条缝隙。

      因为这些缺陷没能解决，所以造成很大问题。这一块直到后来邓小平理论中方才补全。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权威，允许新的资产阶级诞生。

      然而遗憾的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又矫枉过正，对资本家和各类大大小小的权威过于纵容，造成如今很多负面因素，造成贫富差距。时至今日，精英阶层和广大百姓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各类“专家”为各种利益，以各种方式拼命忽悠老百姓，没有底线，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愚民”。这是一种倒退。问题不解决，会进一步加剧精英阶层和老百姓的裂痕，社会活力丧失。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度”。事实上不论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应该增加一个属于资本家的篇章，把责任和义务划分明白就行。既然社会发展需要工业化，既然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既然至少部分资本积累需要资本家，那么为何还要藏着掖着呢？把一切讲明白，就可以扶持对工业化进程有利的资本家，也可以名正言顺打击对工业化进程不利的资本家（如金融蛀虫）。

再看实践缺陷

文化大革命名义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何破坏多、建设少？理论缺陷固然是根源。然而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理论。实践上的缺陷才是直接破坏。

      实践缺陷在何处？仅仅是红卫兵打、砸、抢么？仅仅是无休止的批斗会么？仅仅是文革名义下的武斗么？当然不是。

      为何学生和工人可以去批斗元帅、市长、国企高官、甚至是顶级科学家？没人管呗。换成别的时代，不要说批斗，就是想见一面都困难。如今工人有多少机会见到市长？连看一眼企业大领导都不容易吧。仔细想一想，这些表面暴力原本是可以禁止的。如果警察出动，那些事都不会发生。如果警察不够用，还有军队。学生也好，工人也罢，投机倒把者也罢，都不可能和国军机器对抗。

      然而国家机器掌控在林彪名下。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林彪选择不作为。对国家机器而言，面对混乱不作为，实际上就是另一种破坏。换句话说，毛泽东利用林彪控制国家机器，再发动群众砸碎整个行政系统。当群众实践不力时，军人直接参与。直接说，就是以军方为后盾，砸碎新政系统。通俗说，用武打文。

      世界主流进程是文官治国。任何成熟的国度，都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集团。所以一旦战争停止，军人总是受到抑制。这个道理毛泽东懂，所以建国之后第一个十年，他选择强撑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强撑文官治国。因为高层里面，只有刘少奇基本没有军方背景。所以他舍弃了高岗和彭德怀，并且雪藏林彪。直到彭德怀被批判，才把林彪放出来取而代之。林彪复出之初，基本上也是挂职不干事，类似闲人。

      当然咯，行政集团内潜伏着各种站着茅坑拉屎不停的腐化分子和各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僚分子。这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考虑不够。如果考虑足够，就应该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制定制度约束之。直到大饥荒之后，毛泽东才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想通过局部阶级斗争（小四清）解决问题。失败之后，才升级为文化大革命。

      但是这样一来，从政治格局上说，相当于拿林彪顶替刘少奇。刘少奇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至少可以完成本职工作。林彪在战场上那是从不含糊，但是政治才能，别的不说，就身体能支持各种会议么？而且林彪的团队里清一色的军方将领。让一个军事班子去治国，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先例。

      这就是文革实践缺陷：用军人解决政治家，造成乱象不可收拾。

      评：军方力量砸碎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难题之七：最后的难题

小序：一首不合规矩的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既不优美、也不犀利，甚至连毛泽东诗词中最基本的特性——豪情和气魄，都失去了；却堪称史上最奇特的诗词（之一）。从来没有另外一首诗词如此这般把“大雅”和“大俗”结合在一起。

      最前面两小段，寥寥二十几个字，就勾勒出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大雅。

      中间两小段，用更少的文字，描述出人世间的俗。

      然后又是雅，又是俗。最后一段，戾气太盛。自古以来，把“不须放屁”这类句子写入诗词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一首词能承载的范畴。为了内容，连韵律都不太在乎了。

      这首词作于一九六五年秋天，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之后。十年之后，油灯燃尽的毛泽东如此自我评价：“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两件事：战胜了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一章  两件事

再细化一下，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代表无产阶级。毛泽东战胜蒋介石，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弄明白，毛泽东为何可以战胜蒋介石。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可谓汗牛充栋。区分一下，大概如下几个版本。

      初级版本：毛泽东英明神武，蒋介石烂泥扶不上墙。驳，如果蒋介石如此之烂，那毛泽东赢了这样一个对手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中级版本：毛泽东军事水平出神入化，毛泽东政治手腕无人能敌。蒋介石虽然也很不错，但是各方面比不上毛泽东。驳，蒋介石东征北伐那会也是英明神武。

      高级版本：毛泽东的团队胜过蒋介石的团队。毛泽东在军事上有一批战斗力超强的将帅。蒋介石始终没能完成军事上统一。毛泽东在党内有刘少奇为助手。蒋介石在党内绊脚石很多。毛泽东有周恩来为执行者。蒋介石缺少一个周恩来这样的人。驳，国军内部，不缺能征善战之将，步伐谋略超群之人。蒋介石为何没能组建一个高效团队？

      精简版：得民心者得天下。驳：何为民心？如何得到民心？

      所有这些答案很简单，一个字，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毛泽东胜过蒋介石，就是因为他比蒋介石给大多数人更大的利益。蒋介石给精英利益。毛泽东给多数人利益。一穷二白之际，毛泽东把全国土地分给老百姓，那是全国所有的利益。因为有了老百姓，就有了民心。有了民心也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兵源，有了战斗力的队伍。有了优质兵员，也就磨练出战斗力超强的统帅。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给多数人带来了利益。

      那么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如何解释？它纵然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就是它的爆发曾经得到举国上下一致认可，上至中央政治局，下到平头老百姓，包括绝大多数官吏和科学家在内都曾认可过，相信过，参与过。

论不同层次不同难题

人生而平等，但出生之后就要面对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每个人的一生，都要面对这样那样的难题。不同的人，难题不同。同一个人的不同层次，难题不同。

      这世界有许多人，浑浑噩噩一辈子就过去了，或者说有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也不知道干些什么。直到人生终了也不知道要干啥或在干啥，找不到人生定位。毛泽东不同，他很小就立志干一番事业。从诗词文章中间，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能找到人生目标，终究是少数派。少数人之中，能为目标奋斗到底的是少数中的少数。毕竟要长时间坚持干一件事并不容易。单凭勇气和恒心这两项，就足以难倒很多人。毛泽东重来不含糊。他的言行一致。一九二零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工人运动高峰之际转而研究农民问题。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低谷之际拉开大旗上井冈山。即使身临险境，即使亲朋遭难，即使遭遇排挤，也从不妥协，从不气馁。

      少数派中的少数人为理想奋斗到底，也不见得能成功。大家都想成功，但真正的成功者非常少。想一想现实生活，各个层面都有竞争。政治斗争更为残酷。因为政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走上统治者地位。想要从激烈的竞争中生出，除了实力，还需要运气。毛泽东的实力自然不需多说，幸运也不错，多少次面临险境，终于转危为安。

      经过数十年的搏斗，终于成为领袖人物。他很幸运，找到人生奋斗方向，不断胜利；但是又很不幸，解决一个难题，总会面临更大的难题。他孤身一人，奋起搏斗，为了理想。起初阻力来自党内，国际派各位理论家如王明、博古等人，本土派精英如张国焘，毛泽东费尽心思，终于战而胜之，确立党内地位。

      更大挑战当然是党外，来自蒋介石和蒋介石的伙伴们。经过二十八年的反复纠缠，除了无尽的战场厮杀、谈判桌勾心斗角，还夹杂苏美日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尽千辛完苦终于赢得胜利。面临更大的挑战，工业化挑战。

      由于近代落后太多，基础太弱，和国外差距又大，想要独自完成工业化进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毛泽东依然没有退缩。在他自以为创造奇迹的时候，历史老人一盆冷水泼来，大饥荒出现。毛泽东震惊了。他发现原原本直到信任的队伍不再值得信任。他想整顿队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然而整顿没结束，他又发现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那个难题，已经超出了个人能力掌控的极限。

      ——意识形态，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个难题。

      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一段是阶级斗争的延续，后一段是意识形态置入。分界点，就是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之前，文化大革命按照阶级斗争的轨道进行；之后就变成意识形态的置入（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

      分析这个之前，先看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第二章  论民主

抗战胜利之后，历史按钮再一次出现在国人眼前。除国共两党之外，各民主党派也有自己的主张，其睿智之士也在思考国家前途问题。一九四五年七月四号，重庆谈判前夕。国统区的民主党派精英们组团去延安参观，实际上也就是摸摸共产党的想法，拉拉关系。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了他们。黄培炎就是其中之一。

      黄培炎生于清末，中过举人，曾因言获罪，开办过各种学校，终于成为一个有名的教育家。他有一个学生叫徐特立。毛泽东有一位老师，也是徐特立。安江湖辈分。毛泽东应该称呼黄培炎一声师祖。当然黄培炎可不是卖弄老资格的。他关心的是未来。为何要关心未来呢？因为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一生中，看见过甲午战争，见识过戊戌变法，追随过孙中山，经历各届北洋政府，但均看不见未来。在人生最后关头，似乎看见未来曙光。

      六十八岁的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王朝周期律，历史的死角。黄培炎拿这个问题考验毛泽东，也就是探寻中国未来。

      五十三岁的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是啊，民主，这是一个兼具霸气和时尚的词。论霸气：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它。论时尚，所有人都会把它挂在嘴边。翻遍词典，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如此这般的词。

      ——它如此高贵，智者难以参透，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如同仙女下凡。

      ——它如此低贱，阿猫阿狗都能对它指手画脚，蹂躏它，不如卖身妓女。

      高贵也好，低贱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世界的作用。现实意义无非三层。

      那么何为民主？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老百姓做主。

      如果老百姓只有一个人，那很简单，一切围绕那个人转就可以了。给他最好的房子、给他最好的美味。那人可以忘乎所以，可以随心所欲。

      如果有两个人，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对另一个人视而不见。为了所谓民主，每个人都要牺牲一部分。如果是十个人，牺牲更多。

      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通常非常复杂，有农民，有工人，有商人，有学生，有士兵，还有三教九流等各个阶层。每个人都想当主人。那么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这么多人，谁做主？也就是说，谁的民主。

      按照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多数人就是工人和农民。这一条在建国时就写在《宪法》里：中国是以工人主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宪法》同时规定，国家性质是民主专政。说穿了，也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这些都写在教科书上的。与此同时，还有诸如，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些写的都非常好，让国人可以理解一些本质问题，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出来。

      民主专政听起来不错。然而任何听起来不错的政策都需要人执行。当初基督的天国听起来也很有魅力。然而经过教会折腾一通，就不合时宜。儒家总结出的家天下那一套听起来也很有魅力，最后还是陷入死角。民主专政也有死角，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名义上集体领导，实际上一把手负责。集权导致两个结果，腐败和责任。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责任。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事情干不好，可以从上到下找到一把手负责人。有利于把有限资源集中到关键地方。也就是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方式在战争年代非常有用。正是依靠这一招，山沟里出来的共产党，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国民党。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在于：掌控大权的一把手也因为失去下层监督而导致腐败。所谓腐败，不仅仅指拉关系或谈钱。这些只是大家直观上理解的狭义腐败。概括总结为两大类。

      站着茅坑不拉屎：消极不办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原本一次能办成的事，偏要让主人跑好多趟，也未必能办成。为了表达自己为主人服务之辛苦，常常拉下一张老脸，上面写满雨雪风霜，博得主人同情，私下里给点红包啥的。

      站着茅坑尽拉屎：爱折腾类型。本着为主人服务的原则，没事也要找事。找不出事，就鸡蛋里挑骨头。狠命的挑。如果实在挑不出骨头，那就把骨头放进鸡蛋里，再重新挑出来。或者干脆鸡蛋壳打碎，让鸡蛋流到沙土中，想挑啥就挑啥。

      拉屎和不拉屎的交替中，产生了物理化学反应。结果就是，捣鼓出五阵风，共产风、浮夸风等等。它们轻轻一吹，带来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死亡方程式。

      如今历届政府的各种反腐败，实际上都是努力消除这个负面效应。就毛泽东而言，他必须竭尽全力维持这个基础。只要这个基础还在，一切就不是问题。如果这个政策偏离这个基础，才是问题。

谈谈分权

既然集权带来如此灾难，为何不采用分权？

      原因如下。集权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战争年代，就是靠集权赢得一切。不可能因为夺权成功就改变成功模式。这是党内历史因素。放在大历史角度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集权国家。凡是无法集权时代，那都是民不聊生，战火连绵的时代。

      尝试分权的也不是没有，孙中山试图把美国那一套照搬过来，结果当然是非常不理想。国民党闹腾几十年，一直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活生生反面典型。共产党不可能选择被国民党证明的不成功的模式。

      站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看，分权最成功的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嘛。谁也不能忽视它。毛泽东当然也不会。一九四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多次表态要民主，并作为重庆谈判的目的。

      如果没有后来的国共内战，中国应该是联合政府，多党执政。然而双方还是打了起来。一旦打起来，不论何方胜利，只能是一党执政。共产党胜利了，好歹还搞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开国大，关门自己开。话说回来，当时的美国虽然强大，民主程度和如今相差甚远。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美国还在执行民主隔离政策，就是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分开，种族歧视相当严重。这些有啥好学的？没有。六十年代，毛泽东决定发动阶级斗争那会，美国人除了苏美竞争，世俗生活中流行性解放。玛丽莲·梦露的短裙被风吹起来的照片成了潮流。嬉皮士，毒品，枪支充斥大街小巷。怎么看，都不值得借鉴推崇。

      然而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国家并非美国一家。比方说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地理位置很好，土地也够肥，人口基数也够。然而印度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强大起来，反而一直是各种混乱，腐败程度比中国严重。

      再看一下其他民主国家，如果不是美国的盟国，就没有好日子过，花样百出的“民主革命”一阵接一阵。政令不通，老百姓要忍受各种纷乱，各种创伤。即使民选政府，也常常成为被革命对象。何解？答案是民主也需要前提：国家统一，政令畅通。

      ——要保证政令畅通，仅仅靠政治分权无法达到目的。

      ——不论任何地方，纯粹为了分权而分权的结果只能说动乱。就国家而言，没了政令畅通的前提，也就没了民主的基础。

      那么美国为何可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简单：美国只是表面政治分权，事实上集权。它的集权是资本集权。通过资本操控政治的方式集权。

      纵观人类历史，所有强大国家都靠集权。要么军事集权（军国主义），要么政治集权（社会主义），要么资本集权（资本主义）。这个已经不需要论证。任何一部公正的史书都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论点。

      ——所有强国兴起的过程，都是在集权下兴起。

      ——所有富国富裕的过程，都是在集权下富裕。

      ——任何无法实现集权的国家，要么混乱，要么寄人篱下。

      那么回到中国。军是集权显然行不通。因为它需要向往扩张掠夺。苏美夹缝中，中国没有那么干的资本。资本集权更是瞎扯。资本家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江。指望他们操控政治，那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操控政治，就不会有那数十年的战争。

      中国要集权，只能靠政治。一八四零年之后，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实现政治集权，奠定中国再次复兴之根基。这个正式毛泽东的历史价值所在。然而这个模式中必须解决腐败问题。那么剩下的唯一招数就是共产党起家本钱，政治运动了。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民主，要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必须在政令统一的前提之下（否则就失去了民主的基础），结合政治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为何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只干两件事？因为他确实只干两件事。战胜蒋介石，实际上不是战胜蒋介石，而是把利益分给国人。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把官吏的行政权分给农民、工人、学生，把各种专家、学者、权威的威信分给农民、工人、学生。除了军方系统，能分的东西都分了。

      然而权力这东西，不是什么人都能用。拿到权力的工人和学生并没有珍惜，反过来挥霍浪费。他们竟然相信刘少奇是叛徒，竟然相信彭德怀里通外国，竟然相信赵九章等人是反动权威，竟然要把老舍改造得更接地气。对当代人抄家、批斗也就算了，他们还要批判死去的那些人，挖墓穴，砸文物，破坏程度难以描述。

      那些事，毛泽东知不知道？知道。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说为啥不让运动早一点结束？

第三章  属于毛泽东的文革

谈一个事实

公认的看法，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决定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毛泽东在井冈山想什么？不需要猜测。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这些话听起来相当空洞。只要回忆一下，就知道其分量。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共产党一把手中，就有向忠发、瞿秋白。中高级干部死伤比例相当高，如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广州起义的张太雷、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新四军政委项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等。基层干部士兵更多了，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人。再看团队，湘江之战八万红军将士，只剩下不到三万人；塔山狙击战中的东北野战军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二十多人；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三十八军，上甘岭战役上的十二军，均是血肉铸就钢铁长城。仅仅毛泽东一家，就有六位烈士。

      这些还只是和毛泽东切身经历相关的。如果延伸一下，看看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种族再一次崛起死掉的那些人，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死定海的葛云飞，比如甲午战争中沉入海底的邓世昌，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些人都是英雄。

      这些人这些事和普通人或许很远，但是和毛泽东很近。因为毛泽东是历史的焦点。所有历史事件都将反射到他身上，留下印记。若非如此，他就不再是毛泽东。

      那么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周恩来亲自撰写。正面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些东西的厚重程度，别人或许感觉不到。但是在毛泽东那个位置上，他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党和国家的象征，守护者。所以他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毛泽东当时已经七十三岁，已经是高龄老人。为何还要压上一世英名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回答：“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些并不是空话。毛泽东一生一贯如此。韶山冲当农民时，就是如此。当初国共合作，毛泽东的级别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如果只想过日子，跟着国民党走，一个月也有一百多块大洋。加上写得一手好文章，再混几个专家、学者头衔，收入更多，日子可以很滋润。但是他选择了扎根农村、选择秋收起义。为了那理想，出生入死几十年，奋斗一辈子，亲友损失很多，依然不动摇。因为所有顶级政治家、领袖级人物，都是要代表大多数人。他们都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为多数人奋斗。

      再联系实际看一看，以医疗为例。医疗关系到每个人，看看实际情况。

      新中国之前，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除了战乱，就是没有医疗。缺乏医疗基础，伤风感冒都可能丧命。但医疗体系不是一朝一夕能搞起来的。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很大。建国之后，人口飞速增长，加上权力工业建设，医疗更难跟上。

      有限的医疗资源，城市都无法覆盖，农村更苦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号，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去上海开了一次会。并不是党政会议，而是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就是上海的一些医院派医生到农村巡视，传授一些简单的医疗方法，回到上海之后做总结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毛泽东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这些话说得既霸道又现实。

      说现实，那是因为中国当时情况就是如此。虽然建国十多年，但农村依然贫穷。农民为工业化建设牺牲太多。医疗啥的，根本就无法覆盖到农村。说霸道，那是把有限的资源强力打散，试图扩大覆盖面。客观说，如此做法对农民有好处，但是限制了医生的发展。毕竟在城市前途大于农村。那便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开端。

      其实毛泽东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井冈山情结。那时候大家一起吃苦，一起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一起为了伟大的理想而奋斗。红军医院最初设在茅坪，后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当时药比较少，几片阿司匹林都是宝贝。当时在同等条件下，老百姓可以先看病，其次是战士，最后才是干部。战士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好比朝鲜战争航道里谦让苹果，感人至深。那样才是理想状况，党员干部才够得上“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才像公仆的样子。

      那个小地方，作为一个影响历史的巨人龙兴之地，作为一个改变历史政党的龙兴之地，自然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和象征。所以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人在重大行动决策之前，基本上都回去转一圈。对毛泽东来说，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一旦遇到阻力（如迫使中央政治局放权的“二月逆流”时，表态考虑回井冈山打游击，所有反对者都不吭声了）。

      随着地盘扩大，情况越来越复杂，逐渐脱离了掌控范围。到了延安，各种类型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多了起来。建国之后，那就不用说了，政治上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本都是在国民党那边混饭吃，转过头向共产党要吃的了。上百万的军队再次离开蒋介石，投奔到共产党队伍中来。要解决这些并不容易。

      看看这样一个变化：井冈山时代，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同志们亲切地喊着“老毛”。延安时代，男女老少都能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同志们大多数改口喊“主席”。建国之后的毛泽东，老百姓非但难以见到毛泽东，就连中级官员也难得一见，已经没有人再敢“老毛”。越到后期，毛泽东显得越神秘，大家开口闭口都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

      ——这个过程通常被解读为毛泽东登上神坛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权力固化。

      所谓权力固化，通俗意义上讲，就是权力一直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上，久而久之，形成官僚作风。这样组织新陈代谢就出了麻烦。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权力固化过程，就是组织僵化过程。这是毛泽东拉开阶级斗争大幕的出发点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分权的出发点之一。

魔力

事到如今，领导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都更换好几代。然而已经结束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存在，让很多人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骂了又骂。这样的情况，未来还要持续很久。因为那十年出现很多悲剧、很多荒唐事。

      前面已经描述很多悲剧，比如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党政军精英含冤而死，比如老舍、赵九章等真正的社会精英含冤自杀，比如姚桐斌、张霖之等人被打死，还有陶勇等人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些都是悲剧。

      更大的悲剧，各种文物古迹被破坏，那些都是老祖先的遗产，理应保护好。大批社会精英被迫放下专业东西，去挨批斗、住牛棚、扫大街。很多人在那个过程中遭到各种不公平待遇，甚至是精神和身体双重虐待。

      最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闹革命而大学不再招生，红卫兵本人上山下乡，造成人才断层。物质生产倒退，白白错过发展的黄金时机。

      还有一些荒唐事。看看下面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早请示和晚汇报：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祝领袖万寿无疆，祝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讲一天要干什么事。睡觉前，先重复一遍早晨请示过的话，接着汇报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做得好，什么没做好，今后怎么办。还有更极端的，一日三餐之前都要配套到位。

      镜头之二：被语录：有个照相的段子：甲：为人民服务——同志，问点事。乙：要斗私批修——你说吧！甲：灭资兴无——我照张相。乙：破私立公——照几寸？甲：革命无罪——三寸的。乙：造反有理——你拿钱。甲：突出政治——多少钱？乙：立竿见影——一块三甲：批判反动权威——给你钱！乙：反对金钱挂帅——给你票。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甲：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乙：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镜头之三：军宣队从上级领来了中央首长的一个“重要指示”。政委当晚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宣布总导演焦菊隐还有反革命罪行没有交代，必须马上突击审讯。至于是什么罪行，政委为了防止扩散，秘而不宣。审讯到第二天早晨，焦菊隐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大家用尽威逼利诱的招数也无济于事。政委无奈，让人把焦菊隐押下去，又极为机密地透露出笔记本上的天机：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焦菊隐这个老王八蛋！”

      如此这般的镜头很多。随便收集一下，堆积如山。如果是一两个这样的镜头，可以看成是特例，是笑料。如果很多，就能看出很多端倪，那个世界的面貌。然而不论如何解释文革、描述文革、批判文革，都必须面对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何工人和学生权力投入文化大革命中间？不要说，仅仅是因为最高领导的召唤。古往今来，最高领导人多了，也不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人，然而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哪个人做过如此感召力的事。

      不论如何，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工人、农民从中得到两样东西，精神上的快感和现实上的好处。

      所谓精神上的快感：原本想都不敢想、想而不敢干、想干却干不成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变成现实。对中国基层那些人而言，数千年的文化沉淀让他们的血液里有这样一种意识，当官的高高在上，读书人高高在上。现在来一场运动，可以去批判他们、审讯他们、甚至是羞辱他们，相当于把原本压在心头那些看似可望不可即的东西打翻在地，有一种再次翻身当主人的感觉，心理上还有一种“邪恶”的快感。

      所谓现实上的好处：原本没有机会参加各级领导各种决策，现在通过夺权运动，不仅有机会参与进去，而且还有决策权。尽管没有施政经验，好歹也成了“领导”，总算过了一把瘾。然而毛泽东希望的基层大团结局面没有到来。

      但是这种好处太少。因为“领导”太多，专政对象太少，那些领导人、专家学者，平时看似风风光光，总人数有限，打翻在地，也就是一个肉体。要说有啥区别，可能就是体重偏胖一点吧，呵呵。毕竟嘛，领导和普通人生活还是有差别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水平有限，没有知识技能、当不了专家，没有管理经验、当不了领导。让他们改造各位官老爷和专家大人，他们的手段除了文斗和武斗之外，也就是让各位老人家去田野里劳动、工厂里干活、厕所掏大粪、马路扫大街等等。时间长了，也就没啥乐趣。和理想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差距是很大的。如果继续为了理想而斗争，那只能是内斗了。所以红卫兵之间很快就分裂，彼此之间从文斗升级为武斗。所以工人内部也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水火不相容。

      为何发展到如此局面？答案前面已经说过：民族意识已经觉醒，而民智未开。

      所谓民族意识觉醒：就是老百姓已经从千年的愚民政策中恢复过来，对国家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愿意跟随精英人物为了共同的理想自我牺牲。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最低谷反弹，浴血百年，浴火重生。奠定再一次走向复兴的基础。

      所谓民智未开：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因为知识欠缺，导致世界狭窄，导致辨别是非能力不高。容易形成盲从。盲从各级官吏。盲从各种所谓专家。甚至对各种谣言都没啥免疫力。若非如此，决不至于出现大饥荒。换成现在，某位个报社再吹捧亩产万斤，是自砸招牌。某位领导在吹捧亩产万斤，是自砸饭碗。

      民族意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排山倒海，无孔不入，既拥有伟大的善，也隐藏巨大的恶。

      拥有这种力量的民众可以应对各种困难，正如近代国人所做的那样，历史最低谷强力反弹，浴火重生。然而拥有这种力量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实现伟大的目标，也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力量副作用的体现。

      消灭这种副作用的根本力量是开启民智。民智未开之前，降低这种力量副作用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合理的官吏团队。然而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中央政治局代表整个官吏系统举手投赞成票。这又何解？答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文革和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一般人理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贪污腐败。

      前面也描述了一部分内容，什么占位置不做事，或占位置瞎折腾，都是官僚主义象征。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在官僚主义面前，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等等一系列“主义”都是晚辈后生。它存在年代之久远，生命力之旺盛，让人叹为观止。虚无缥缈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官僚主义都会一直存在。

      有官吏的存在，就会伴随着官僚。有官僚，就会有官僚主义。人类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接触的头脑设计出精妙绝伦的方案，试图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然而都没有成功。

      看看当今世界：民主实践无法解决官僚主义，法制实践无法解决官僚主义，高福利社会保障依然无法解决官僚主义。

      看看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采用不同方式对待官吏阶层，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最后都没能解决官僚主义泛滥。后来的朱元璋更狠，直接就是杀！杀！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把官吏阶层屠杀好几遍。砍头、扒皮、点天灯，何种杀。结果还是一样，没用。建国之后，轮到毛泽东面对这个问题。

      官僚主义一直都存在，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官僚主义程度不一样。同一个国家，不同地方，官僚主义程度也不一样。

      现在谈大饥荒，主要原因是不是人祸？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样一场人祸？官僚主义。

      或许不少人想不通，建国初期，各级党政干部总体上“为人民服务”，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官僚主义，怎么又因为官僚主义而导致大饥荒？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那时候的官吏团队确实干事情很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绝大多数确实知道和平珍贵，确实要“为人民服务”。要说他们不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那是扯。要说他们自顾自己利益，那是诛心之论。但有时候，爱是一种包袱，爱的方式可以很残忍。

      大家都知道，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都本着那个目标去。放在宏观历史大潮上看，很正确。但当时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感觉确实不好受。当时的官吏阶层如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奔向一个宏大的目标，不知不觉中，就超出当时国人承受极限，导致大饥荒。那是不是官僚主义？不仅是，而且是集体官僚主义的集中爆发。不，应该是喷发。

      官僚主义的本质：团队实践伤害百姓利益。

      官僚主义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根源，就是前面说的，民智未开。人性都是自私的，任何失去约束的阶层都将极度膨胀。官僚也是人，失去约束之后，自我膨胀。官僚阶层，就是一群失去约束的人组成团体，不作为或胡作非为。

      建国之前，没有人会讨论官僚主义，因为社会精英都想在进入官僚阶层中鱼肉百姓，实现当大爷的感觉。建国之后，有了民主专政的结构设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招牌，才会去想官僚的问题。然而民智未开，官僚就难以约束。

      另一个根源，在于疯狂建设时期。我们现在可以问，既然民智未开，智者可以设计合理的法规约束精英。毛泽东一心比肩历史上最重要的人，为何没有去干？答案很简单，没法干。从一个农业世界转变为工业世界，中间要干很多事，需要很长时间，有很多意外，很多想不到。别说是人，就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机关算尽，步步预测。

      所有的事都需要有人干，所有的意外都需要有人处理。那些人通常抢占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特权。那些人的作风，换个角度看，就是官僚主义。比方说要发展经济，那些处于核心行业的人，必然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利益，成为第一批受益者。看看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受益人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但是没有人可以预设法律解决其中的问题。如果站在阶级斗争立场看，发改委就是官僚主义阶层，房地产商就是资本家，因为他们手中掌控巨大的资源和财富而未能惠及百姓。如果按照文化大革命套路，他们都要被批斗、都要蹲牛棚、都要扫大街、都要写检讨。如果真的那么干，打倒全部房地产行业的官员和商人，结果必然是房子盖不起来，城市化进程被打断，想买房子而不得。我们都知道，正确的政策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是争取的，要看政策执行之后。

      如此原因，普通人看不明白，官吏本身也不明白。普通人希望花常好、月长圆，官吏也一样。说白了当官也就是一个职业，抛开名垂青史大方向不谈，也需要老婆孩子炕头热。民众希望纠正过去的责任，官吏也一样。官吏心中，错误总是别人失误造成的嘛。共产党本身就有整风——自我反省——传统。

      而且毛泽东本人在策划文化大革命之时，已经通过林彪把军方整合完毕，官吏阶层中，即使想不通，也必须同意，否则，直接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所以官吏系统举手同意文化大革命。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触及到每个人，他们开始反感、开始反对，在各地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对抗，推动武斗。

第四章  核心力量

纵然有千般理由，没有毛泽东的坚决推动，文化大革命也发展不起来。毫无疑问，建国之后，毛泽东是国家体制、政策、制度的主要设计者。要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结合文化大革命了解几个要素，军事、经济、政治、文化。

      作为国家的暴力工具，官僚主义一旦侵入军队，那么军队战斗力将严重下降。唐朝之后就是例子。即使是起于尚武精神的蒙古和满清，也未能例外。毛泽东提倡枪杆子出政权之后，尚武精神才有所恢复。毛泽东时代，军队战斗力相当可靠。文革十年，军队有卷入，总体上没有混乱。就算经历林彪上台后的整理和倒台之后的清洗，军队基本面貌还在。

      再看经济层面。土地改革算是让利于民。然而文化大革命那会，资源分配已经倾斜严重。前面毛泽东搞医疗改革就是一个例子。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只有少量赤脚医生。但经济这个事情只是结果。在中国，政治主导经济。经济不公平，是因为政治出了问题。

      国人意识中，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层面的一穷二白，很少有人想过政治方面同样是从无到有。经济方面要搞大规模建设，要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需要把亿万农民变成工人，这个过程自然非同寻常，艰辛异常。大家都能理解。然而把军队将士变成行政干部，难度同样很大。军事和政治，大的位面上看是同一件事。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天差地别。军事讲一击致命，政治是各方妥协和稀泥。看看军事天才的林彪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就能知晓。建国之后，整个官吏团队从无到有。要说这个过程可以一蹴而就，那绝对是瞎扯。

      建设官吏团队，不可避免的面对另外一个词，官僚。

      ——官吏是干活的，为了理想而前进，讲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官僚是拖后腿的，常常为了个人利益而贪污腐败。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时，是最好的情况（官吏干出成绩，升官发财）。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违背时，便是官吏和官僚的分水岭。实际情况是，官吏和官僚，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官吏可以借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为自己服务。

      按照组织原则，既然权力集中，那么一把手必须对腐败问题负责。层层一把手向上，就到毛泽东那里。事实证明，一把手要管很多事，根本就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细节。历史千百次证明，指望至上而下的消灭官僚主义，根本行不通。历史和现实同时证明，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社会形态可以消灭官僚主义，但民主形态下的官僚主义要轻一些。

      所谓民主，就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当初毛泽东和黄培炎谈话，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实行民主专政，也是为了这个。但是要实践起来相当困难。

      实现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领袖说得多么动听，也不是宪法和法律写得多么漂亮，而是老百姓的综合素质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民智。民主执行程度，取决于民智开启的程度。

      ——民主问题，就是民智问题。

      要民主，必先开民智。因为民主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民族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看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凡是把民主当成一锤子买卖的地方，结果无一例外的是另外两个字——动乱。

      民智不开，民族将没有希望。中国近代所以落后，是长时间愚民政策的结果。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分裂到两个世界。如此一来，处于被压抑的老百姓成了一群恍恍惚惚的绵羊，功能至上提供羊毛、羊皮、羊肉。精英阶层的任务就是剪羊毛、扒羊皮、吃羊肉。百姓摆脱绵羊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精英，反过来剪羊毛、扒羊皮、吃羊肉，但可能性很小。

      精英和百姓对立起来，百姓被宰割，精英失去前进动力。如此民族不落后，天理不容。如此国家不崩溃，天理不容。

      这是中国历史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死循环，会因为新中国建立而改变么？可能会，可能不会。如果因为近代革命战争而觉醒的民族意识再一次被僵化的官僚主义压制，那必然是倒退回死循环中。如果能前进一步，开启民智，那么民族的未来将一片光明。

先看第一种可能：建国之初，有没有官僚主义压到民族意识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相当一部分人，闹革命的动机都是填饱肚子，吃饱饭。这些没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填饱肚子是第一位嘛。随着战争的胜利，另一种和填肚子同样现实的问题出现了：打江山为了坐江山。这个观点也谈不上错，毕竟大家枪林弹雨那些年，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坐江山么。

      如此一来，必然造成另外一个结果：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结果必然是，权力固化，组织僵化。必然造成各种矛盾。最直接的一个是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当时有部分声音就说，共产党是土鳖，只能打天下，不能管理天下。管理天下的事，交给我们这些谈吐文雅、穿衣时髦、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去干。共产党当然不愿意。刘邓领导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下子抓五十多万右派出来。反对的声音倒是没有了。国家在大跃进之路滑向深渊。

      这样又回到之前的悖论：如果权力固化。那么必然形成少数特权阶层。广大老百姓必然被压制。倒退回去是有可能的。看看大饥荒，如果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和智慧，就不会爆发。当时社会有没有官僚主义的征兆？有。不用论证，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红卫兵，就是按照血统论划分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延续（从老子延续到儿子身上）。

      那么如何开启民智呢？按照现在看，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是办好教育。大力推广教育几十年，把国人头脑充实了，提高辨别是非能力。然而文化大革命之时，原本应该进入各个单位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学停办。为何？原因如下：第一，教育需要周期长。时间上已经来不及。第二个要素，仅仅书本教育是不够的。因为书本上写得再漂亮也没用，无法提供实践机会。这牵扯到第三个要素。

第五章  民族性和周期性

古往今来，多少民族来了又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一个民族从诞生到消失，大致要历经三个部分：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

      所谓成长，从磨牙吮血转向文明理性。内部激烈斗争，外部急剧扩张。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智力体系逐渐形成，生存空间逐渐变大。所有古文明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很多少数民族，只知道对外扩充领土，民族智力体系没有形成，一旦出现变故，强悍一时的帝国轰然倒下，民族也消失无踪。看看北方草原那些消失的英雄豪杰（如匈奴，如突厥，如契丹）。欧亚大陆也是一样，波斯、亚述等帝国，都是突然倒下。

      所谓成熟，内部融合完毕，外部扩张到顶峰。对内，体现在智力世界的构建。对外，生存地盘扩充。以中国为例，春秋时代完成智力构建。汉朝到唐朝这样一个过程。有些文明体系，内部智力世界构建一流，但始终未能完成领土扩张，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古埃及，如希腊。

      所谓衰落，内部再次斗争，对外无能为。唐朝之后，中央帝国一直在收缩。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重文轻武，官僚集团把持一切。内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帝国控制范围，只剩下中原以南。明朝时，也就是长城以南。元朝固然庞大，极端野蛮。清朝也很庞大，闭关锁国，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奴隶。

      清末，华夏民族落到历史之低谷。每当提起那段历史，一页一页都是鲜血和眼泪。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下，所有到达文明世界的种族中，只有中华民族熬过了衰落期，重新崛起。

      每个走向文明的民族，都有各自光辉顶点，表现在制度、文化、思维能力上，全面领先。中华民族的那个点，就在春秋战国之后。

按照这个思路，西方后期的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斯拉夫人，兴起于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站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肩膀上，起点较高，经过一系列融合斗争之后，在近代完成智力构建。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之后走向顶峰，玩起了工业革命，更新了社会制度，因此也成了近代世界的弄潮儿，占尽先机。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仍然是发达国家，处于第一世界。

      农业世界的中国足够辉煌。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太老了。老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近代中国，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如何摆脱那层腐朽的躯干？精英们均在思考、行动，象征性动作有三次。

      第一次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推动变法。他们试图通过新法重振帝国，老树逢春。然而他们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精英世界，尽管唤醒了一部分精英，但辐射力度有限，失败。

      精英集团只是极少数人物。就算他们觉醒，也改变不了整个民族的衰老和腐朽。所以康梁二人虽然是一时弄潮儿，终究没能决定历史走向。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旗号是“民族”“科学”。比起康梁变法，五四运动更为激进，要和传统断裂。论影响力，五四运动辐射更广，形成一个大潮，席卷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的革命中坚，比如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等人。

然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是一小撮，所占比例很小。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按照之前的惯性生活，被愚弄到麻木。正因如此，领导五四运动陈独秀，没能唤醒中国。刘少奇一心搞工人运动，最后不敌蒋介石的屠刀。周恩来才华过人，和蒋介石过招，虽有一时之胜利，终于还是屡战屡败。张国焘有领袖的雄心，手腕和才华也不错，但战略眼光不够。最后还是毛泽东，用实际利益——分土地——点燃了农民。

      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何停下正在推进的工业化运动而实践文化大革命？答案，人类社会到如今，只有两个模式，工业模式和农业模式。

      农业模式内向型。工业模式外向型。两者有着本质的矛盾对立。农业模式中的一切条条框框对工业模式都是一种制约。从社会体制、政治模式、乃至文化生活，都是制约。

      ——农业模式中，中华民族原创文明，并长时间走在世界前面。

      ——工业模式中，中华民族从历史最低谷崛起，一切都是模仿照搬他人。想要重新回去，必须打破所有条条框框，国人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唯有如此，方可以谈重新崛起。

      要真正摆脱腐朽和衰老，必须整个民族的大多数重新站起来。这个任务在共和国诞生之时已经完成。中国革命虽然成功，民族意识虽然觉醒，但是腐朽的外衣还在身上，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完全从精神上走向心思。要让民族大多数在心理上走出来，甩掉那种视官吏为“父母官”的积淀，必须点燃一把火，让他们觉醒，让他们脱胎换骨。只有把一切所谓条条框框全部砸碎，重新开始，从新上路。

      正如康梁变法让精英觉醒，正如五四运动让知识分子觉醒，毛泽东试图让文化大革命让基层大多数觉醒。他能做的，就是把各种权力分给更多人，让他们明白所谓权力、所谓头衔不过如此。

毛泽东为何说他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原因就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得知各种破坏也是在所不惜，即使知道各种冤假错案也是在所不惜。所以从红卫兵开始，演变成夺权风暴。然后毛泽东又让军方参与。

      如果要让毛泽东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会说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国家建设出现大问题，而且没有分裂的情况下，需要战略性选择，需要意识形态斗争，用一个比较熟悉的词汇，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要淘汰这样一批人。然而风暴来袭，不仅仅吹向恶人，也吹向善人。

      一生善于搞运动的毛泽东对此也了解，所以他留了后手，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第六章  后手

善与恶

从每个人内心讲，都在追求善、试图避免恶。然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善恶并存，反复交替，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的行为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很多人组成的组织团体也一样，善恶并存。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善恶并存。只不过，有时候善的成分大一点，比方说推广民主，比方说建设民生事业；有时候恶的成分大一点，比方说军国主义的种族屠杀，比方说邪教运动。

      文化大革命，站在宏观理论上看，让基层大多数觉醒。比起让精英阶层觉醒的康梁变法，比起让知识分子觉醒的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雄心壮志堪称史无前例。

      人类历史上，敢于把基层大多数拉到政治运动中的实例，寥寥可数。纵观人类发展史，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下放，相当于把政治火焰烧向基层，极为罕见。精英们都忙着制定规则，各种各样的限制。精英们总是试图制造各种条条框框让大多数人去遵守，从而保证少数人的利益。要找具体例证，只能从近代民主革命中找。比方说资本主义革命，同样很暴力，反反复复，持续时间很长，流血更多。

      这是一种逆向解放，有伟大的一面，但破坏力同样惊人。

      每一个阶层觉醒，另一面都是动荡和破坏。奴隶大起义，摧毁了分封制，社会体制发生变化。农民大起义，推动王朝轮回。

      事实上每一次所谓的更新，都意味着巨大的破坏。康梁变法，唤醒精英阶层，实际上就破坏了原本的统治阶级，对就有的权力构架是一场灾难。只是日后王朝灭亡，没有人在意灾难而已。五四运动，破坏了当时的知识界，只是那个世界被淘汰了，没人在意。文化大革命是整个社会性质，多数人参与，直接批判、甚至淘汰整个精英阶层。由于文斗变成武斗，相当于精神和肉体双管齐下，力度空前，混乱也是空前。

      混乱程度，前面都说了，这里不再重复。

      文革的真正悲哀在于，火烧太猛，没能保护真正精英。

      真正的精英阶层可以被批斗一时，不可能被淘汰。他们和当初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与旧知识界完全不同，他们是干实事的。他们身上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和特征，但他们主要还是干实事的。干实事的人，永远不会被淘汰。

      事情总要有人干。乱得了一时，不可能永远乱。即使乱世，也需要秩序。这点毛泽东非常明白。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文革是一把火，淘汰一批人，敲打一批人，然后稳定下来。——这些还在阶级斗争范畴之内。

      他的设想是，三年的时间，把权力重新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在一九六九年之后，政策需要转变。中共九大原本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是文革转向的转折点。

      如何转变呢？按照毛泽东的手法，还是两手推进，内外两招，同时进行。早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已经布下棋子。

陈云的功能

文革之风如此猛烈，邓小平可以安然而过，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多厉害，而是毛泽东选择留下他。按照林彪的提议，邓小平开除党籍，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按照江青的做派，失去保护的邓小平就会成为红卫兵的盘中餐。仅凭周恩来，无论如何保不住“二号走资派”。留下邓小平，就是留下伏笔。

      这些前面说过了。这里说说陈云。要说搞经济，陈云在党内首屈一指。建国之后，那么多狂热运动中，如果要在中央领导层中找一个置身事外之人，就是陈云。大跃进时代，邓小平等人站在“卫星”前合影的照片至今犹在。陈云在疗养。

      陈云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毛泽东评价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实际上这话同样适合陈云，甚至过犹不及。尽管叶剑英一直在军方，陈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但二人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后抓捕四人帮，正是陈云和叶剑英。当时摆在二人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合法途径，即提前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而是非法途径，即武力解决。陈云盘算一下，开会的话，没啥胜算，拍板决定武力解决。叶剑英同意，当即去找华国锋商量对策，亲自出马，把四人控制起来。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改革开放，陈云是仅次于邓小平的二把手。叶剑英也成为军方首屈一指的人物。

      两人都是相当有眼光，国共分裂时，均坚定站在共产党这边，二十二年之后，他们的选择得到回报，成为开国功勋。早期的叶剑英跟随周恩来工作，由此奠定人生基调。陈云也一样，从上海跟随周恩来搭档之后，慢慢起来的。因为不是国际派，他们都有一段不得志的时候。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他们同样也过得下去。他们建功立业，都因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叶剑英所以赢得毛泽东的信任，除了上井冈山比较早，更因为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帮了大忙。陈云在政治上即像周恩来又不像周恩来。

      像周恩来之处，陈云可以跟所有人合作，早期参与五四运动，参加工人斗争，不是国际派却能和国际派合作，文斗时代还算出色。还能胜任中央特科工作，一辈子和周恩来关系很不错。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此后又用自身能力赢得毛泽东信任。此外陈云和刘邓关系一直都很不错。看看吧，和所有人都能走到一起，是不是有点像周恩来。

      不像周恩来之处，政治上是无法和周恩来相提并论，经济上过犹不及。周恩来参与了党内所有政策制定和执行，因此常常自我检讨。陈云正相反，基本上避开了所有“犯错误”的机会。建国之前那些就不说了，大家都是光芒很盛。

      看看建国之后的陈云，就知道多独特。当初高岗向刘少奇发难，涉及了很多人，对陈云却另眼相看，要拉拢陈云。林彪和彭德怀都被高岗鼓动了。陈云和邓小平就去毛泽东那里揭了高岗老底。日后大跃进、第一次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矛盾斗争，陈云分别一一避过。他的招数是，生病。

      大跃进之前，陈云和周恩来观点一致，反冒进。接下来毛泽东反对，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陈云生病住进医院，躲开了。大跃进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唯有陈云当时沉默。因为他发现自己左右不了政局走势，又不愿意相信那一套，就继续生病。大跃进搞不下去了，毛泽东开始“家贫思贤妻”，陈云的病好了，全力投入工作。当毛泽东再次搞政治运动，陈云又生病了，避过去。

      生病让陈云避开了第一次庐山会议。当时林彪也在生病，但还是抱病上山，批判彭德怀。没有参加批斗会的两个人，分别是邓小平和陈云。二十年后，两人联手搞改革开放之际，共同为彭德怀平反，借此为突破口，突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又生病了。因此在彭真、罗瑞卿等人问题上，陈云避免举手表决。在刘少奇问题上，陈云同样避免举手表决。

      看到了吗，陈云总是生病。当然在那个时代，他也没办法依靠生病逃避一切。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出席了。陈云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滩收拾物价，搞定了蒋家父子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就是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整个过程中，陈云没说一句话。毛泽东想让陈云讲话。陈云拒绝：“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陈云拒绝发言的真实理由是，不想让毛泽东难看。因为七千人大会的之后的西楼会议，陈云发言了，而且很尖锐。七千人大会，面对全党骨干。西楼会议，只是上层一些人。陈云的发言，和刘少奇的经济调整是一个路子。然而陈云没有像邓小平一样，和刘少奇手拉手、肩并肩往前走，而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眼看情况不对，再次生病。

      陈云的病，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因为他身体确实不好，时不时去疗养也说得过去。另一方面，他只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能量，不愿涉足政治过深。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或者其他人，陈云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状态，不结盟运动的个人版本。

      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风暴，陈云相对安全。按照文革力度，按照陈云一贯作风，无论如何难以避免。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贴出大字报，接班人由刘少奇变成林彪，所有和刘少奇有瓜葛之人都没好日子过。当别人去抓元帅大将时，康生别出心裁，把矛头对准看似不起眼的陈云：“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一九六二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经过康生一番点拨，红卫兵自然要跟上。于是震天口号喊起来：“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按照既定步骤，口号之后就是抄家，就是批斗会。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番车轮战，就交代了。诚惶诚恐之际的陈云忽然发现头上出现一把伞，来自周恩来的伞。周恩来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中，有陈云的名字。当然咯，周恩来的保护伞并不保险。陈云的家，还是被抄了。周恩来把他转移到西郊。红卫兵并不罢休，要批斗陈云。参见贺龙遭遇，周恩来难以保证陈云安全。要安全，必须要毛泽东点头。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让陈云陪同，明确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陈云的角色和邓小平一样，都是毛泽东留下的后手。文革之处最猛的那段时间，陈云遭遇批判有限。判词以谢富治的话最有代表性：“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好吧，谢富治不愧政委出身，说话相当准确。这些事可大可小。大了，要丢命。小了，意思意思。

      中共九大，陈云仅仅保留中央委员虚名。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三四年，陈云已经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了。当然咯，比起邓小平，他还算幸运，好歹还是中央委员。和邓小平一样，陈云也是被下放到江西，到工厂继续发光发热。

      江西是程世清的地盘。程世清是林彪的人。所以程世清对陈云很不客气。不仅生活条件上没有优待，还指责陈云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速度太慢，并且吹牛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每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陈云一肚子气，也不好辩驳。日后程世清的日子很不好过。怎么说呢，一个同时让邓小平和陈云受气之人，没有被清算已经很不错了。不仅如此，还有王震等人，在江西过得也不太满意。

      至于生活条件，和邓小平一样，也是周恩来亲自过问之后，方才解决。比起邓小平，陈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一点，好歹不用亲自当钳工，后期还有一辆小车。和邓小平一样，陈云的日子还算平静。平静的上下班，平静的得知第二次庐山会议爆发，平静的得知九一三事变。

      和邓小平不一样的是，陈云不是井冈山出身，心中没有井冈山情结。和邓小平不一样，他重来不是接班人选，肩头没有改变改变历史潮流的重任，也没有那样的机会。陈云的历史定位非常简单，就是搞经济。

      这是内部。再看看外部。

第八篇  现实和梦想

第一章  变局

      一九六九年苏美争霸愈演愈烈。美国的势力遍及欧美（北约）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苏联则控制亚欧大陆腹地（华约）。整个世界分成泾渭分明的敌对双方。双方力量对力量，全方位较量，从天空、海洋、陆地全方位较量，堪称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顽强的搏斗。除了枪炮弹药之外，所有台面上的微笑都笑了，所有背后的刀子都捅了。整个世界夹在两大流氓之间，战战兢兢，担心一不小心擦枪走火，核武器满天飞，大家完全尘归尘、土归土了。

      此时的中国在干嘛呢？和美苏同时对抗！有种。

      日涅勃列夫上台之后，帝国力量达到顶峰。然而中苏关系破裂之后，逐渐走向对抗。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中国趁苏美在古巴闹矛盾之际给印度一顿老拳，让苏联非常恼火。中苏边境对抗日渐升级，漫长的边境线上，上百万的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擦枪走火，必然天崩地裂。最后虽然没有大打出手，却火星四射。

      当时的美国正在越南耍流氓，试图占领越南。越南曾经是中国地盘，后独立，一直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之后，中国战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结束，越共在中国支持下，把法国人狠揍一顿。法国撑不住了，美国人取而代之，战略越南南部。美国为何对越南那么上心呢？答案是地缘。战略越南，可以直接威胁中国中南，虽然比不上朝鲜半岛那么直接，但战略地位也很重要。

      中国当然知道美国人意图，直接警告美国，不能跨过十七度线，否则后果自负。美国担心中国参战，政治上束手束脚，陷入站在泥潭，打成一场烂仗，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美苏争霸的天平慢慢倾斜。为何好莱坞希望派越战的电影（如《第一滴血》），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越战只是政治上失败，有噱头。

      美国担心中国时，中国也在担心美国不顾一切扩大战争。毕竟美国的实力强中国太多了。再来一次抗美援越，要把中国掏空的。但中国必须做准备。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太不给力，不仅没能占领越南，连越南南部都放弃了。越南统一，随后倒向苏联，和中国对抗，为中越战争埋下伏笔。如果美国给力点，占领越南一半，那么北越必然像北朝鲜一样依靠中国。中越战争也就省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生存环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帝国，看起来铮铮铁骨，实际相当吃力。要知道中国很穷，工业刚刚有基础，不可能和超级帝国拼消耗。而且中国很大，当时交通环境也不好。南北两个地方差别相差很远。如果两方同时起战火，必然首尾不能相顾。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时就很直率的承认：“中国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美国人从南方进来，苏联人从北方进来。”放眼整个世界，也只有朝鲜和巴基斯坦还买中国帐。尽管如此，巴基斯坦和美国也在眉来眼去。朝鲜的金日成也在清洗亲华派。

      好吧，最后美苏都没有动手。因为美苏之间是死敌。问题是，军事压力如此之大，想要搞建设很吃力。更要命的是，国内也没有什么人搞生产，都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个年头。该打倒的人全部打倒了，刘少奇含冤而死，陶铸、贺龙等人含冤而死，邓小平下方到工厂拧螺丝钉，彭真罗瑞卿等人还在煎熬。该夺的权力全部夺了，所有部门都到左派手中。九大召开之后，权力蛋糕划分完毕：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入党章，江青则成了政治舞台上最红的演员。从权谋角度看，一切似乎很完美。然而低头看一眼现实世界，正应了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那段话：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炮灰连天，弹痕遍地。

      幸好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苏矛盾，中国只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如此情况下，毛泽东自然需要改变。如何改变呢？还是经典手腕，对外一手和对内一手，两手同时出击。对外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和美苏两大流氓之一和解。抗美援朝那会，中国和苏联站在同一战壕中。然而中苏撕破脸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就变成了苏修。

      毛泽东选择了美帝。这是抗美援朝之后，毛泽东做出的第二个影响世界走势的决定。虽然不如抗美援朝那样震撼，但同样难下决心。抗美援朝是忌惮美国强大。和美国搞关系，是心理层面和意识形态的困境。

      共产党诞生之时起，一直以“反帝反封建”的招牌行走江湖。中苏决裂，政治论战那会，中国就是集中力量攻击苏联搞修正。文革以来，毛泽东在世界的形象就是无产阶级领袖。欧洲、日本、甚至美国本土都有很多毛泽东的粉丝。和美国人和解，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把当初骂苏联的那些话骂自己一遍，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不好交代。而且中美当时可以说仇雠敌战之国，包括毛岸英在内的数十万志愿军精英和美军作战中伤亡。当然这些都是虚名，和国家利益比起来也没啥。当初抗日战争，共产党就尊国民党为老大，尊蒋介石为领袖，为自身争取发展空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更多。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五位死在国民党手中。这些比起组织利益，都是小事。

      正如那句经典名言：国家（组织）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和美国和解，共同对抗苏联，相当于一场“升级版的国共合作”。当初国民党也不愿意和共产党合作，欲灭之而后快，但是面对日本的压力没办法。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十几万大兵伤亡，留下一个“纸老虎”形象，对中国也是咬牙切齿，竭力封锁。但是越南战争让美国陷入泥潭，美苏争霸的天平正在往苏联倾斜。没办法，必须找新朋友增加力量。当是世界上，唯一能帮美国减轻压力的，只有中国。所以一九六八年，尼克松精选总统时就向中国释放出和解的信号。毛泽东原本没有下定决心。但是珍宝岛战役改变了一切。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和苏联大战的结果，所以表面上虽然强硬，处理实际问题非常灵活。周恩来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不要扩大。”并多次强调：“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指示：“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苏联当然也不想和中国大打出手，也有和解意图。苏联部长议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三朝元老柯西金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进行一个亲口的谈话，试探一下中国态度。外交史上搞笑的一幕出现了：中南海值班的一个女话务员，一听柯西金，立马发飙：你是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谈话。柯西金表示要和周恩来谈话。她再次发飙：敬爱的周总理没空搭理你。好吧，那一刻她不是话务员，是被文革精神武装起来庇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超人。

      珍宝岛战役之后，中苏对抗再度升级。苏联强硬起来，军方把美国、中国、西德作为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大规模军事演习，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苏联就这个问题和美国沟通（免得造成美国误判）。美国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日涅勃列夫大骂美国佬背信弃义。

      既然有了共同敌人，那就好吧，和解。按照中国模式，毛泽东脑袋决定的事，都由周恩来的巧手完成。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刻行动，首先找到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二月逆流中挨批的元帅，让他们研究一下国际关系。四人研究的结果是，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周恩来指示华沙大使和美国方面沟通经过一系列忽悠、试探、迂回之后，双方正式在华沙大使级谈判。谈啥呢？还是一系列忽悠试探。经过一百多轮谈判之后，终于有了结果，一九七一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比赛。现在看来没啥，一支乒乓球队么。放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他们是建国之后第一批应邀而来的美国人。这就是中美外交史上所谓“乒乓球外交”，拉开中美和解序幕。时间是四月十号。两天之后，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发出邀请：欢迎美国政府首脑访华。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去亚洲进行一系列奇怪的访问。七月一号，基辛格离开美国，两天后达到越南的西贡（当时南越南首都），在那里见到大批记者。整个世界还以为基辛格要处理美越战争。但是第二天，基辛格就去了曼谷。记者纳闷，去泰国干嘛？两天之后，他又去了新德里。记者猜想，难道是拉拢印度？七月八号，基辛格到了伊斯兰堡。记者有些郁闷，难道调节印巴纠纷？按照日程表，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待两天。那时候，他身边的记者只剩下寥寥几位女记者。这是基辛格的惯用手法。当他需要隐秘行动时，就会绕一大圈，只留下两三个女记者在旁边，掩护行踪。

      记者们不清楚，基辛格在南亚转一圈只是演戏而已。戏份到巴基斯坦达到高潮。基辛格去拜访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当天宴会上，基辛格突然双手捂住肚子，大叫不爽。叶海亚让基辛格到北部山区避暑。基辛格迟疑不决，最后派一名特工前往观察。特工回话说，那里不易居住。按照伊斯兰习俗，特工的行为算是对主人的“冒犯”。基辛格请求巴基斯坦把那名特工扣留在山中。如此一来，目光都交集在那间小事上。基辛格本人消失了。

      七月九号早晨，基辛格秘密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悄悄飞向中国。当时机场有一位英国记者认出了基辛格，得知消息后赶紧给报社发简讯。然而伦敦的报社接到信息后表示，记者老兄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笑话。

      然而很快，编辑部的同志们意识到自己变成笑话。九号中午十二点，基辛格在北京坐上大红旗轿车，旁边是叶剑英。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

      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周恩来和基辛格举行六次会谈。会谈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台湾问题。当时台湾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在联合国担任常任理事国。蒋介石还炒作反攻大陆、收复失地。然而他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的结果：第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第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第三，美国准备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台湾被美国卖了。

      可怜的蒋介石，也算英雄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变成了别人的筹码。悲乎？不悲！在这个丛林世界上，实力决定一切。没有实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被人交易。这不过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写照。

      打开了西方世界，中国不再孤立。最直接的成果：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整个世界震惊了。谁也没想到世界上两个敌意甚浓的国家突然走到一起。美国的小伙伴们惊讶之余表示愤慨：好哇，美国佬，不让我们和中国佬建交，你自己偷偷跑去了，顾及一下兄弟们的感受好不好。这事在联合国投票上有清晰的显示。

最后一次国共斗争

联合国号称世界上最广泛的组织。新中国却被长期排斥在外二十多年。中国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所以被排斥，就因为美国从中作梗。美国所以如此，是因为新毛泽东否定了蒋介石通过条约给美国人的所有糖果，而且和美国人在朝鲜死磕三年。

      美国给中国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每次有国家提案要求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人都说这是大事，时机不成熟。这个也可以理解，毕竟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就那几个，美国也不想拉一个又臭又硬的死对头。

      第二道防线：玩数字游戏。一九六一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中国重返联合国，必须赢得三分之二的会员国支持。美国所以松口，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已经在越南行动，担心中国介入。美国划一个馅饼，诱惑中国。第二个原因，一九六一年的美国正处于顶峰状态，牢牢掌握欧美世界，中国要想赢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必须贿赂美国，大出血。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世界发生了变化，超过了美国的掌控。

      变化之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独立了，他们需要发言权。中国一直和他们搞好关系。即使在大饥荒那年头，也没忘记援助他们。如果新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对他们有更大的好处。他们选择挺中国。

      变化之二：二十二年时间，中国有很多失误，但是基本工业有了，勒紧裤腰带搞出两弹一星，人穷拳头硬，敢和超级帝国叫板。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号，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提案之一：阿尔巴尼亚等国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

      提案之二：美国和日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为普通成员国。

      十月二十五号，经过长达八天的激烈辩论，七十多个国家代表发言之后，投票表决。一共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参与投票，结果如下：非洲二十六国、欧洲二十三国、亚洲十九国、美洲八国，共七十六国赞成提案之一。十七国弃权。三十五国反对。提案通过。从此以后，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台湾地区。

      五大洲中，欧洲国家支持率最高，除马其他反对票之外，不管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还是资本主义阵营英法，都是赞成票。所以如此，是因为从苏联反面看，既然挡不住，顺水推舟捞人情。从英法角度看，正在推动欧洲共同体，要开辟新的外交空间。同时也对美国私下和中国接触不爽。

      反对者中，以美国为主，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就是这些美国欧洲之外的盟友，也是如今看中国不顺眼的几个国家。接下来对美国和日本的提案进行投票。如果提案通过，将间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投票结果六十一票反对，提案失败。美国再次感觉很受伤。

      美国的表现很反常。按照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美国的情报系统能力，应该能大致判断投票走向。既然要和中国交好，为何投反对票？这不科学。按照美国人一贯奉行“便宜占尽”的策略，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美国人的选择很简单，台湾。

      ——美国设置的第三条防线：制造台湾独立。

      按照英美的一贯作风，喜欢在别的大国制造分裂，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此一来，大国就会形成内斗，难以形成合力威胁到世界霸主。美国一直谋图台湾独立。那样台湾和大陆将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威胁到美国世界霸主的概率讲降低。其实抗美援朝之后，美国就意识到，武力无法威胁中国大陆。美国人一直策划台湾独立。从五十年代开始搞，一直搞到七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亲自去台湾试探。一直没搞成。因为蒋介石死活不同意。如果在联合国保住台湾，相当于间接制造两个中国。蒋介石死后，操作空间变大。

      反应最奇特的是台湾代表，按照蒋介石指示，他们在表决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所以退出，主要原因还是知晓了一个投票走势。然而美日提案还是有希望的。台湾代表的退出，对美日提案起到反面作用。蒋介石所以如此选择，也有自身用意。

      尽管遭遇重大挫折，蒋介石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般谋求独立。

      一九七四年，中国和越南争夺西沙群岛。当时蒋介石掌握台湾海峡控制权。之前毛泽东的海军要往西边去，都要绕道很远。但这一次，毛泽东让舰队取道台湾海峡西进。很多将领不理解。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了解蒋中正委员长，没事。”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接到情报“共军舰队企图穿越台湾海峡。”蒋介石说了一句：“西沙战事紧啊。”

      实际上美国人看低蒋介石了。蒋介石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他的心气很高。蒋介石和毛泽东，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但二人心气和目标完全一致。他们是要继承中华道统，延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命脉。蒋介石虽然做得并不好，但一直往那个方向努力。让他做一个偏安一隅的“台湾国”首领，不好意思，看不上。

      国共双方合作、杀戮、再合作、再杀戮，都是争夺中华道统而已。说白了，国民党依靠精英，共产党依靠基层。双方你死我活，都是国内的事。一旦涉及到外，就会团结一致。国共合作抗日到西沙海战，都是一个道理。

      中国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常常在内斗耗去很多力气。但是纵观历史数千年，凡是想要分裂民族和国家的人，都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外国人不会懂的。但毛泽东懂，蒋介石也懂。同时他们二人彼此理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号，蒋介石逝世于台北。得知这个消息，大陆这边很多人欢呼燕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高兴，只是阴沉着脸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事实上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谋求和谈。蒋介石逝世，和谈中断。蒋经国基本上继承了蒋介石的策略。遗憾的是蒋经国突然逝世，台湾离心。直到今日，大陆和台湾方才有再次和解的迹象。

第二章  伟大的谈判

中国重返联合国未满四个月。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半，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中美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刻到来。尽管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尽管机场欢迎仪式上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礼炮，仅仅悬挂中美两国国旗。但是在世界上产生的冲击波，堪比原子弹爆炸。

      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或许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总统。他一九六八年上台之后，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他因为打开了中美外交上关系而赢得荣誉。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大陆的在任总统。尼克松之后，美国总统基本上都会到中国转一圈。然而尼克松又以丑闻“水门事件”而下课，声名狼藉。

      尼克松知道此次行动的影响，下飞机前做了一番部署：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其他人等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他甚至临时派遣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他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尼克松虽然没有看见喧响的欢迎仪式，但他并不遗憾。因为周恩来带着一帮人在机场迎接他。尼克松走下一半旋梯时，周恩来鼓掌欢迎。尼克松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快步下行，还没完全走下舷梯，老远伸手向周恩来。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尼克松表示：“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伴尼克松和基辛格去了毛泽东简陋的小书房。这世界有各种奢华。特别是权贵之人，经常用各种奢华展现规格。但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权势的人，往往是返璞归真。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他的书房却是“陋室”。到了毛泽东那个层次，不要说陋室，就是在山野，同样与众不同。

      日后基辛格的描述：“毛泽东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毛泽东的住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对毛泽东的印象：“他（毛泽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日后基辛格描述：“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按照尼克松的描述：“毛泽东是一位健壮、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尼克松描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他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像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反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二月二十一号下午连点五十分，几位大人物在那间简陋的书屋里相聚了。他们谈了什么呢？可以理解为谈了很多，也可以说没谈啥。或者干脆就是一番说笑。当然，没有人会把那些说笑当笑话。怎么说呢？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人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谈判。

      谈判题目：哲学问题。

      两个素昧平生的世界领导人相见，一番客套是少不了的。随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这就是毛泽东的幽默，把改变世界进程的会面描述为吹牛。

      基辛格奉承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接过话：“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这是美国式的奉承。

      毛泽东继续幽默：“我没能力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谈话时，他一边抽烟，适时把话题扯到蒋介石身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好奇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周恩来代为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继续玩幽默：“其实我们跟他（蒋介石）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要长。”

      ——双方会谈的第一个题目，看似说笑，实际上是核心问题。中美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时片刻能解决。毛泽东轻轻触碰。尼克松表示同意，但立刻幽默的岔开话题：“毛主席，我只和你讨论哲学问题。”

      好吧，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

      基辛格说：“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说：“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乐了。毛泽东说：“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继续玩幽默：“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

      基辛格辩解：“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尼克松说：“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笑说：“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尼克松继续幽默：“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恩来笑说：“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所以可以用姑娘作掩护）。”

      基辛格被周恩来逗乐了：“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表示认可：“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玩笑，好像是闲散聊天的样子。接下来节奏突然转变。

      毛泽东说：“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并表示：“你上次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

      尼克松再次玩起美式幽默：“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则说出一番惊人的言辞：“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尼克松表态，右派做事，左派只会动嘴。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概中后期。中国一直在批判右派。上至中央大员，下至普通老百姓，和右派沾上边，都吃不了兜着走。其实也容易理解，当时正在解放老干部，邓小平即将复出。毛泽东这么说，名义上和尼克松说，世界上对旁边周恩来说。

      ——当然咯，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哲学范畴。毛泽东和尼克松表态，咱们继续谈哲学。

      哲学不过是个幌子，绕到哪里说哪里，遇到阻力再回到哲学问题上，进行下一个问题。这不，说着又跑题了。尼克松谈到印巴危机，说他因为挺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批评。巴基斯坦一直在中美之间摇摆，总体上亲中。尼克松谈这个问题，实际上表示美国插手巴基斯坦，给中国添堵。当然还想增添筹码。毛泽东不想接这个话题，表示咱们继续谈哲学问题。

      好吧，继续哲学问题。

      尼克松再次跑题：“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看似漫无边际的会谈，线条非常清晰。毛泽东一开始就把问题引向核心，台湾问题。尼克松岔开了，表示要谈哲学。然后从哲学问题引向一系列看似重要，其实无关紧要的话题。什么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朝鲜，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

      尼克松估计看毛泽东年纪大了，想把他绕糊涂。

      毛泽东并不糊涂：“这些问题比较麻烦，由总理陪你谈，咱们还是谈谈哲学。”整个谈判如同一片优质散文，形散神聚。

      眼看毛泽东没有上当，尼克松抛出第二个核心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苏联问题，切实的压力。也是中美和解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着谈哲学：“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么表态，相当于说美国撤出越南过程中，中国不会给美国增加麻烦。

      尼克松表示：“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算是给尼克松解围。

      尼克松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毛泽东接过话：“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尼克松说：“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

      话已至此，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简明扼要，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哲学问题也不用再谈了。接下来又到了彼此奉承时间。

      毛泽东重新抄起了幽默：“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分别之际，尼克松说了这样一段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这段话应该是发自肺腑的。毕竟人性是相通的。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会对一个从一无所有到改变历史进程的巨人保持应有的尊重。因为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情结：类似救世主的情结。

      结束：三点五十五分。

疑问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主要内容。

      第一条，大家彼此尊重，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交流沟通。

      ——套话。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这是核心问题，但留下一个尾巴，导致日后美国各种小动作不断，如卖武器。

      第三，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相互认可对方势力范围。任何其他国家，针对苏联。

      还有其他部分，如文化、科学交流，贸易往来等等，都是辅助性条约。

      从此以后，中美两个敌对二十多年的国家成了“战友”。不是朋友，是战友，东西方钳制苏联的战友。因为中美虽然都是现实意义的国家，但意识形态、体制上存在根本的差别，不可能喝酒掏心窝子。朋友会在一起话旧，但不一定能上阵杀敌。战友可以共同对敌，但不会把酒言情。苏联存在时，是战友。苏联倒下之后，战友再次明争暗斗。这些都是国际惯例。比方说二战之前，英国和苏联是敌人，但因为纳粹德国的存在，英苏成为战友。二战刚刚结束，丘吉尔就急匆匆地发表“铁幕演说”，推动冷战到来。

      疑问在国内。按道理说，联合国进去了，和美国和解了。按照那个势头发展，中国应该尽快融入世界，尽快改革，尽快开放，尽快搞生产。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相当于早发展五年。五年什么概念？按照改革开放发展速度，五年财富增长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没有到来，内斗在继续。毛泽东随后发起了一系列动作批判周恩来。邓小平上台之后又被打下去。

      直到一九七九年，中美破冰七年之后，双方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那时候，尼克松已经因为丑闻下台。美国总统变成卡特。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死去三年，四人帮已经覆灭，邓小平已经成为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路子步伐已经迈开。这是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出走，打乱了那一切。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过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线索，就是和中美和解几乎平行进行。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林彪的继承人地位写入党章。也就是那时候，毛泽东决定和美国人接近，双方在华沙进行上百次大使级会谈。这一年的九月份，林彪重上井冈山。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政治，就是井冈山政治。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大动作之前，均去井冈山转一圈。林彪刚刚走上接班人位置，为何如此急切？

      林彪从井冈山下来之后，就开始策划那场政治战争。一九七零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拿出全部手段，在国家主席上做文章。眼看林彪占据上风，毛泽东逆向而动，抓住陈伯达不放，扭转局势。从此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挖墙脚、甩石头、参沙子，搞得林彪处处被动。局势逐渐对林彪不利。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当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推行“乒乓外交”时，林立果正在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撰写《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和毛泽东渐行渐远。七月八号，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林彪和毛泽东已经形同陌路。基辛格刚刚离开，毛泽东开始南巡，对林彪全面出击。

      就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林彪不甘坐以待毙，决心铤而走险，于是有了九一三事件。一个月之后，中国重返联合国。四个月之后，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和尼克松见面时提到，林彪因为反对中美接近，坐飞机跑去国外。这个事，在历史上很不起眼。但这话出于毛泽东之口，又显得非比寻常。背后隐藏着什么？

      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林彪反对中美接近。但是还有一个诡异的线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到和解过程中。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作为国家理论上的二把手，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林彪，竟然没有参与到国家最重要的政策决策中。周恩来虽然时不时被毛泽东敲打，却全权负责中美和解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怪。

      ——这一切表面信息背后是一个残酷的决定。

第三章  残酷的决定

再谈那封信

时间回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中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滴水洞，最后一次思考文化大革命。当时文革已经布局完毕。当时刘少奇基本上成了死老虎。但毛泽东还在思考。很显然，他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搞到什么程度？打到谁？依靠谁？很显然，他不是在想刘少奇。很显然，当时值得思考的只有即将取代刘少奇的那个人。对了，就是林彪。

      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接班人，还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还不是副统帅。为何要思考林彪呢？因为他即将成为接班人。对一般人而言，干一件事就一件事。对一流政治家而言，干一件事之前，想清楚前因后果。好比下棋，一般选手走一步算一步。高手而言，走一步，想好几步。毛泽东既然想林彪接班，那就要仔细想清楚，如何安置林彪？

      思考的结果就是七月八号写给江青的那封信。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林彪的《政变经》），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

      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

      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这封信写完之后，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所以给周恩来看，是因为毛泽东凡是重大决定之后，都会给周恩来一个暗示。比方说与美国和解，比方说秘密南巡。给王任重看，是因为他当时是华中一把手，党内少壮派，毛泽东非常器重并信任之人。周恩来回北京之后，把信给林彪看。林彪看后，原件销毁。只有手抄本存在。九一三之后，手抄本散发出来，作为党内文献批判林彪。

      正因如此，有人怀疑信是伪造的。当然历史上很多事都无法切实考证真伪。比方说“烛影斧声”是怎么回事？比方说叶剑英当时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封电报原始内容写的是什么？这个事也有争论，很正常。但是从文风上看，确实就是毛泽东的手笔。要说张春桥和姚文元能模仿毛泽东的文章，正如怀疑《沁园春·雪》出自田家英手笔一样可笑。文章反应一个人的品格、见识、阅历、胸襟。再退一步说，这封信的内容并不十分有利于四人帮。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没有“高尚”到如此地步。他们也不敢说毛泽东身上有“猴气”。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历史大潮中检验一下，看看它是否合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事，越没用秘密可言。

      这封信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篇章里已经提过这封信，分析了几个原因。从个人角度看，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和亲人掏掏心窝子。当时的江青不仅是他妻子，也是同志和战友。写这封信，提醒她重点，莫冲动。第二个原因，所谓自我剖析。敢说毛泽东身上有“虎气”和“猴气”的人只有他自己。正如只有朱元璋自己敢说自己“我本淮右布衣”一样。第三个原因，暗示一下周恩来。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彪。

      后来分析家们都说，毛泽东英明神武，洞察一切，早知林彪心怀不轨。——基本上是瞎扯，要么拍马屁，要么盲目崇拜。毛泽东又不是神。正如秘书张玉凤回忆：“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着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张玉凤的话，被看出信是伪造的另一个证据。实际上，张玉凤是一九七零年方才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她在九一三之后听到的那些对白，可以从另一个方向理解。

      毛泽东无法洞察一切，也无法防患一切。但是他可以掌控大方向。纵观一生，他对大方向把握相当不错。但是在建国之后，有两件事在大方向上超出他的掌控。第一件事，刘少奇走向他的对立面。第二件事，林彪走向他的对立面。

从刘少奇到林彪

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都从接班人位置上走到领袖对立面。过程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方式，是把他限制在行政系统内部，让他好好搞建设。如果干好了，刘少奇自然而然转正。即使没有转正，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依然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刘少奇原本没必要走到毛泽东对立面。然而大饥荒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锅。没有人愿意去扛。而且从刘少奇角度上看，想要避免再一次灾难，必须调整政策，也就是修正。

      毛泽东认为政策没有错，是官吏系统错了，所以掀起小规模阶级斗争。刘少奇看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会触及到他的上层领导班子。不知不觉中，两人自然而又必然的走向对立面。林彪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走上接班人位置。

      和刘少奇不同的是，林彪的力量全部在军方。林彪的领导班子是什么？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是一个上将（黄永胜），三个中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战场上都不错，拿到政治舞台上，也就四个大老粗。放炮可以，其它就不行了。

      毛泽东刻意把刘少奇限制在行政系统，对林彪则是刻意限制在军方。和平年代，行政系统内部的刘少奇，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军方的林彪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毛泽东那封信，给林彪看过之后，相当于一盆冷水。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种话，就是赤裸裸的警告林彪，手不要伸太长。

      如果一九六六年林彪还能接受那些话，那么到一九六九年，走上接班人位置之后，就不同了。从林彪角度看，既然要走上接班人位置，那就要干接班人的事，那就要全方位参与到党、政、军中。若不然，怎么接班？

      摆在林彪眼前的现实很残酷：如果没法参与到行政系统，那就没有接班的可能性。

      当时行政系统内部，有什么事值得参与呢？无非就是对内和对外么。对内，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江青的菜。林彪身边虽然有陈伯达，但是没有话语权。鉴于江青特殊身份，林彪也不好采取什么动作。那么对外就不同了。

      建国之后，对外实际上就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抗美援朝，全面倒向苏联；第二个动作就是和美国和解。如此重要的步奏，作为接班人，无论如何也要参与其中。事实上，对美和解是周恩来一手操办。毛泽东决策，周恩来实施。整个过程没有林彪啥事。如果不让林彪参与，那就只能说明一点，毛泽东还是想把林彪隔离在军方。

      把林彪彻底隔离在军方只说明一点：毛泽东根本不想林彪接班。

      ——是不是很残酷？当然。

      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这几个人中间，毛泽东在林彪身上倾注心血最多，给林彪提供的平台最广阔；但是，对林彪最残忍。其他人都有接班的可能性，唯独林彪没有。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在党章中，但从没有接班的可能。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下定的决心。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毛泽东心中一直装着两个人：刘少奇和林彪。一直在想，如何砸碎刘少奇的行政系统，重新来过；如何限制林彪，让他接班不成。

      林彪明白其中原委。所以一九六九年，刚刚把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就往井冈山跑，其实就是下决心。林彪的决心是什么呢？试探毛泽东真实意图。

      所以才有第二次庐山会议那一幕。毛泽东三番五次强调不要国家主席。林彪三番五次要设国家主席。原委实际很简单：要不要我参与行政系统嘛？

      让林彪加入行政系统，那意味着让林彪全面掌控党政军，接班人就是货真价实。如果否决，那表示毛泽东只是忽悠他而已，从没有让林彪接班打算。

      为何林彪不能再等一等呢？答案是没有时间了。这里没有时间，不是说林彪身体不好，大限将至。林彪身体确实不好，但还没有不好到不能等一等地步。如果真差到那个地步，当了一把手也没有意思，也就没必要去争了。

      所以要在那个时候去争，是因为当时中美在和解。之后国家政策必然转变。无法参与其中，意味着被掏掏。历史证明，被淘汰的接班人不会有好结果。刘少奇就是例子。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更致命。

      文化大革命伤害那么多人，那么大破坏，责任（黑锅）谁承担？当初大饥荒也是一个大黑锅，但伤害的主要是农村农民。就是历史上不光彩。按照时局情况，农民没有能力搞清算，不会有现实意义的威胁。尽管如此，还是惹起了大规模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上层，局势一旦平静，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起来秋后算账。这是一个无比现实的威胁。那么文革的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虽然是决策者。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谁敢去找他算账。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闹得欢，终究只是小角色，承担不了那样的历史责任。能承担责任的只有两个，周恩来或林彪。

      但是周恩来从来不想，也没有机会走向最高领导人位置，而且周恩来人员相当之好，谁上台都离不了他办事，承担责任的概率不大。很可能就是林彪，成为刘少奇第二。林彪当然不愿意。所以他要争取。

      即使政策没有改变，林彪日子同样不好过。林彪身边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如果继续文化大革命，风必然吹到林彪的利益集团。即使林彪不愿意出来争，利益集团也会把他推出来。看看第二次庐山会议，林彪仅仅在开幕词上说一段，就闹成那个样子。

毛泽东为何不给林彪机会

从一九二八年井冈山相见开始，毛泽东就给林彪创造机会。林彪性格不好，毛泽东千方百计给他选择搭档。党内最会处事的聂荣臻和罗荣桓先后与林彪合作。毛泽东性格霸道，但对林彪的顶撞一味纵容。抗日战争中，林彪带领共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解放战争之初，林彪已经好几年没上战场，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东北。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让林彪取而代之，掌控军方。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只是试探一下。没想到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全面反击。首先抓住陈伯达不放，彻底斩断林彪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根系，接下来又对林彪穷追不舍，大有赶尽杀绝的势头。所以林彪才有很多想不通：毛泽东为何如此对自己。

      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何帮助了林彪一辈子的毛泽东，临了要给林彪致命一击。既然把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之后，为何就不给林彪一丝机会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原因如下：

      从林彪本人看，他不是治国那块料。别的不说，就那样一副小身板，能主持各种会议么？难。再加上怕声、怕光、怕水，更难以应对各种繁琐的事务了。看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其他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不论立场如何，工作态度没话说，加班加点到深夜都是正常现象。时不时来个通宵达旦。林彪显然应付不了如此强度的工作。

      林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长处在军事。武将治国，不仅中共历史上没有这个传统。成熟的国度也是鲜有实力。二战期间，名将如云，只有艾森豪威尔一个登上总统宝座。

      军人也可以玩政治。然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林彪在政治舞台上有十年的表演时间。他干了啥？对毛泽东各种吹捧。当然，那个年代讲个人权威，要吹捧刘少奇也吹捧毛泽东。但刘少奇吹捧的同时，好歹在干实事。可是林彪只有吹捧，不干实事。涉及到实际问题，就知道“主席画圈我画圈”。不做任何表态。这样看似不得罪人，看似稳健。

      其实在毛泽东眼中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干不了实事，要么不知道托付。当然这一切，也和毛泽东刻意把他限制在军方有关。毛泽东越是限制林彪。林彪越是谨慎。毛泽东越是防备。林彪越是不干实事。如此一来陷入恶性死循环。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曾送了《郭嘉传》和《范晔传》两本书给林彪。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操曾多次表示自己死后把儿子托付给郭嘉。范晔是辅佐太子的谋士，却因谋反被杀。毛泽东送这两本书给林彪，无非暗示林彪做郭嘉。也就是说，不想林彪接班。那么让谁接班？林彪也不知道。当时毛泽东也不知道。这种事当然不是暗示一下就解决得了的。毛泽东打破从不看望下属的先例，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

      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又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这个问题让林彪很狼狈。因为林彪思考的是如何接班。没想过接班以后的问题。一时答不上来。见林彪不说话，毛泽东追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更加回答不了。

      ——毛泽东此举，实际上是试探。

      当时张春桥很红，对毛泽东理解胜过江青，堪称毛泽东知音。但毛泽东从没想过让张春桥接班。原因很简单：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

      毛泽东所以拿张春桥试探林彪。原因之一，毛泽东也没有敲定其他接班人。原因之二，张春桥是文革派。毛泽东当时和欧美和解，有扭转文革的设想。如果林彪赞同张春桥，那意味着林彪倾向于文革继续搞。如果林彪不赞同，意味着林彪也想改变，或者干脆不喜欢张春桥。林彪选择沉默。因为林彪很谨慎，害怕出问题。但毛泽东和失望：林彪不愿意和他交心。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如果林彪上台，毛泽东自己位置不好摆放。

      按照当时对欧美世界和解思路走，林彪上台，无非两种选择。选择之一，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然而从当时的实践结果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不下去了。从林立果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也没想打算继续搞下去。那只能转变。

      如果林彪扭转当时文革局势。那么文革造成的各种破坏，责任可能推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当然不愿意。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毛泽东都不可能让林彪上位。

第四章  大人物的悲哀

漫无边际的历史材料中不乏悲剧喜剧，在那些剧目中间，有一出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独幕剧，就是历史巨人的继承人问题。

      中共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祖、明祖基本上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继承人问题。横向比较世界历史，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基本上也是没有合格的继承人。即使是二十世纪，罗斯福之后没有罗斯福，斯大林之后没有斯大林，丘吉尔之后没有丘吉尔，甘地之后也没有甘地。这种涵盖了古今中外大人物的节目都在述说一个道理，那就是历史巨人总是单个出现，继承人问题上，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集权专制时代，领袖自己指定接班人，基本都是不成功。即使现代英美体制下，投票选举，历史巨人身后仍然是空白。要分析原因，无非是时势在变。没有风云际会，神龙也难以升天。另一个愿意，就是历史巨人本身的意志、品格、胸襟、眼光都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处于中国历史焦点上，影响历史走势。因此他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接班人是谁？

      建国之后，毛泽东搞建设也好，政治运动也罢，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中，即所有决策都和接班人有关。有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几个人，邓小平也在考察之列。

      毛泽东真正想过要刘少奇接班，所以建国十年，一直强撑刘少奇。所以刘少奇的力量才能迅速增长。所以要摧毁刘少奇的行政系统，才花了那么大力气。

      王洪文和华国锋是后期的选择题。王洪文也是备选，因综合素质不够，很快淡出。选择华国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所以妥协，是因为邓小平。邓小平从头到尾都是备选，但从未转正。之前邓小平是刘少奇的备胎。刘少奇落线被否决，邓小平也就丧失了资格。邓小平复出之后，依然是备胎。然而邓小平不愿意承担文化大革命责任，所以还是备胎。

      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进党章，但林彪从未有接班可能。这个现实或许很残酷，但确实没办法。从林彪的身份、身体都不适合当国家元首。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林彪也不能当国家元首。文化大革命得罪那么多人，站在对立面的话，要出乱子的。

      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林彪最好能像建国之后的朱德那样选择慢慢淡去，是最好的结果。然而林彪并不是朱德。他选择反过来试探毛泽东。正在为林彪问题发愁的毛泽东借力打力，选择雷霆一击，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让林彪靠边站。因为毛泽东也老了，没有时间继续等。但毛泽东没想到林彪会铤而走险。

      概括一下林彪铤而走险的理由：身为二号人物，国家政策转向（对欧美和解）时，他却没有参与其中，意味着没前途。这是第一。第二，邓小平和陈云安然无恙，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是棋子。联想到和欧美和解需要搞经济，想一想就不寒而栗。第三，毛泽东的心思要找年轻力壮的人接班。更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理论，从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后正变成现实。

      在江西听到程世清的推测之后，毛泽东有了警觉，但仍不确定林彪会出逃。即使在最后关头，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只是怆然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身体垮了，精神也垮了。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闹得欢，关键只有两个人，林彪和周恩来。林彪稳住军方。周恩来消除行政系统内的负面情绪。如果事情顺利，林彪不太较真，或政治觉悟高一点，主动淡出，接下来就是和欧美和解，找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华国锋那般）上位，各方面都能接受。老干部头顶各种帽子发挥一点余热，度过晚年，组织完成新旧交替，也算一个和谐的结局。然而毛泽东仍然没能打破历史的宿命。林彪出走造成如下结果。

      结果之一：阶级斗争理论破产。

      结果之二：文化大革命实践破产。

      结果之三：老部下不可靠。如果说刘少奇的行为证明行政系统靠不住。那么林彪的行为证明，军方也不如毛泽东所想。如此只能证明，那个政策确实错了。

疑问

既然毛泽东已经留下后手，既然毛泽东准备扭转政策，那么为何没有借助林彪出走之机扭转乾坤，彻底转过来？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嘛。

      第一层答案：政治很复杂、很残酷，有时候还很肮脏，但是政治却又最讲究表面功夫。贸然刹车，除了混乱之外，啥也得不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理由也是白区时代的陈芝麻烂谷子，并没有触及到三面红旗本身。谁都知道，大跃进是人祸的根源，但没人说。因为政策大方针是一种战略，不能轻易否定。看看井冈山时代的左倾，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才清理。没办法的事，政治讲师出有名。没了名，一败涂地。自我否定，相当于自扇耳光，相当于认输。绝对不行。否定文革，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第二层答案：经过数年文革，国家机器基本上都掌握在新人手上，老干部基本都打倒了。政策转变太大。新干部无所适从，会造成新的混乱。老干部还在工厂牛棚中，一时难以接手，只会乱上加乱。毛泽东也不可能把所有权利交给老干部。他们之前已经被毛泽东否定，全部翻过来，会有新一轮清算。详情参见改革之后的清算。

      第三层答案：群众问题。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极端的群众路线。要说民主，便是极端的民主。要说分权，便是极端的分权。出发点都是要让国人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让大家明白所谓权力究竟是怎么回事。直白说，就是用政治运动开启民智。如果贸然转向，那将是灾难性倒退。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这种事发生。但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试图暗度陈仓之际，毛泽东手中的牌已经很少了。算来算去，也就是四人帮。

四人帮

一九七四年，对周恩来批判上升到第三个层次。同年七月十七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诞生。

      后人解读这些话，说毛泽东批评敲打四人帮，实际上恰好相反，是在保护提醒他们。

      四人帮实际上就是上海帮，又三个半上海人组成。半个上海人是江青。她忘不了上海。当演员时，表演生涯起于上海。日后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仍然起于上海。四人帮的招牌是江青，然而很不幸，江青的本质是演员。搞样板戏开始，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上已经十年了，应该成熟了。可是江青的路却是越走越窄，最后只剩下上海那几位，让毛泽东很失望。毛泽东一直让她去团结大多数，她总是站在大多数对面。而且她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一副胜利在手、天下我有的样子。

      分量最轻的是姚文元。他就是文坛一棍子，本身文字功底尚可，如果安心写文章，应该能小有成绩。然而他在特殊的时代抓住一个特殊的机遇，风光十年，终于一事落入低谷。

      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从当初的中央文革小组，到后来四人帮，张春桥一直都是核心人物。当初在上海，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推荐给江青。江青为人嚣张跋扈，对周恩来有嚣张，对姚文元有嚣张，对张春桥没有嚣张。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很看重张春桥。毛泽东评价张春桥：“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这大概是毛泽东一辈子给别人的最高评价。毛泽东评彭德怀，横刀立马；朱德，心宽意志坚；叶剑英，大事不糊涂。追随毛泽东一辈子，综合才艺堪称党内第一人的康生，在毛泽东眼中也只是理论家。古往今来，将军有之，理论家有之，思想家极为稀少。张春桥何德何能？成了毛泽东眼中的思想家。

      论才艺，张春桥不如康生。但康生节操有亏。特别是死之前向周恩来揭发张春桥和江青那事，投机嘴脸彰显无遗，不仅辜负毛泽东的信任，而且背叛了他口口声声说了一辈子的信仰。张春桥从头到尾跟随毛泽东。他的跟随，不仅仅是身体上跟随，更是头脑跟随。

      事实上，他是毛泽东的知音。文化革命中，如果毛泽东只有一个知音，那便是张春桥。一手培养出来的林彪叛变了，合作了一辈子的周恩来试图暗度陈仓，其他老帅半路反对。只有张春桥一个人跟着毛泽东走到最后。他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堪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精华样板。

      毛泽东所以看重张春桥，除了他的笔杆子，还因为他的行动能力。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赌上自己的全部政治前途，拉开夺权大幕。如果从文革角度看，张春桥的举动是决定性的。所以接下来“二月逆流”中，谭震林和陈毅的火力全部冲张春桥去。毛泽东对谭震林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当初毛泽东试图林彪，就是拿张春桥做筹码。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沦为阶下囚，张春桥在法庭上不说一句话。不是他没话说，而是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都是枉然。毛泽东不在了，文革结束了，失败了，张春桥承担的使命也结束了，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是他并不打算见风使舵。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信仰，就是的思想所在。对于这种人，可以斗争，可以处罚，但必须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坚持了自己的信仰。

      张春桥，或许够不上思想家资格，但是一个纯粹的左派，一个值得尊重的左派。当然他也有左派的缺陷，动嘴多，动手少。

      事实上，四人帮成败的关键，既不在江青身上，也不张春桥身上，而是王洪文。如果王洪文能接班成功，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王洪文没能接班。

      当初毛泽东见到王洪文时确实眼前一亮。很快就此普通工人变成九大上的中央常委，十大时的中央副主席，上升速度堪与早期的王明博古相比。十大之后，毛泽东拖着病体接见外宾。每一次接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毛泽东不喜欢接见外宾，但是为了培养王洪文，还是强撑下去。然而王洪文还是拿不上台面。

      王洪文跟着毛泽东会见外宾，一开始还好，正襟危坐。次数多了，渐渐把持不住，就翘起了二郎腿，很随心的样子。毛泽东本人也是随性之人，但他是例外，经过天下认可的。王洪文算老几，也那样摆谱？分明就是吊儿郎当嘛。这是第一。

      王洪文本人喜欢打猎，时不时出去练手过瘾。对于接班人而言，那叫玩物丧志。这第二条比吊儿郎当更严重。

      更严重的是第三条，王洪文是个大老粗，虽然有过工农兵经历，依然是大老粗。他不喜欢看书，理论水平非常一般。从陈独秀开始的共产党领导人，除向忠发之外，能写能说是最基本的素质。向忠发也是工人出身，最后却被压垮了，忍不住找情人，丢了命。

      这些都不是王洪文失去接班人地位的主因。中国历史看，最高领导不见得需要多才多艺，但一定要多数人认可。王洪文恰好掉进了四人帮泥潭。

      ——这就是毛泽东手中的牌。

王洪文的劫难

林彪事件之后，军方大换血。毛泽东已经没法掌控局势。比较稳妥的做法，应该是恢复一部分老干部起来干事情。所以才有毛泽东到陈毅追悼会上放风，才有一批老干部复出。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单纯的工作上讲，还是陈云更有代表性。复出之后的陈云是国务院副总理，帮助周恩来管外贸。鉴于中苏已经翻脸，外贸基本上和欧美打交道，赢得大帽子的好机会。但陈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因为他已经老了，没时间耽误了。

      陈云把央行行长陈希愈和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叫过来，感叹一番岁月催人之类，最后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是在当时，非常另类。

      当时政治狂热，贸易也很搞笑。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灭资本主义尾巴”嘛。贸易也要服从革命。比方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只有左派商人，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老外遵守也吃这一套，左派商人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老外来到中国，好话在口，利润在手，心里默念中国人真是傻叉。陈云决心改变这个情况，按照商业原则收集情报、分析行情：“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

      一九七三年一年，陈云筹措十亿美元外汇。然后又用这些钱买从买设备、建工厂、拉项目。相当于招商引资。陈云的工作相当喜人，又建立不少工厂，又可以生产了；另一方面，又让左派不爽。左派的观点是自力更生。这当然没错。自力更生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能搞出来。搞不出来，那就是闭门造车，搞严重了会造成闭关锁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号，毛泽东提醒“四人帮”之时，实际上善意警告他们，团结大多数。同时毛泽东告诉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当时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说：“当众说的！”江青答：“说了算！”不仅如此，毛泽东亲自做了部署，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大为吃惊。把消息传给伙伴们。江青听了更来火：“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毛泽东的安排不仅没能平衡两派，反而让江青和邓小平斗得不亦乐乎。到啥程度呢？什么事都可以拿出来当武器。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首“风庆轮”号远洋轮船，自主产权，但是质量一般。交通部当然不乐意，挑毛病。要远航嘛，半路抛锚怎么办。但是船又是上海搞出来的，四人帮大本营的产品。江青非常不乐意，就要闹，说是崇洋媚外。并对此定性为洋奴哲学：“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

      交通部上面是国务院。邓小平复出之后，周恩来逐渐靠边。江青闹，实际上就是闹邓小平和陈云。她再次扮演演员角色，带领小伙伴们赠送大帽子给陈云，款式诸如“投降卖国”、“洋奴”等等，相当丰富。当然，陈云只是管经济，邓小平才是重点。

      十月十七号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邓小平很纳闷，心想多大事嘛，就是一首轮船，有必要这样嘛。如果换成别人，过了就过了。但是对江青，他就很来火。复出之后，江青一直不断挑麻烦。邓小平一直沉默让步。这次他决定不再让步：“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见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竟然敢顶撞自己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相当来火，自然还要闹一番。邓小平自然不理会，最后实在受不了，退场走人。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掉。当时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要选举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周恩来身患绝症、很少工作的情况下，搞掉邓小平就可以大权在握。

      邓小平是国务副总理，要动他必须毛泽东点头。当时毛泽东在长沙。如何向毛泽东告状呢？江青和伙伴们商量一番之后，决定派王洪文出马。王洪文当时大红大紫，是毛泽东手里的宝贝疙瘩。江青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拼命把王洪文拉在身边，试图攥在手心。

      江青和伙伴们认为，由王洪文出面，邓小平就完了。他们完全没想到，如此一来，不仅没有扳倒邓小平，反而把王洪文搞臭了。看看王洪文是如何把一切搞砸的。

      十月十八号，王洪文秘密到长沙，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这个等于承认自己是秘密告状。换成别人也就无所谓了。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理论上的二把手，在北京主持工作。这相当于说，二把手向一把手告密。国家还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二把手控制不了大局，那就没有资格升级为一把手。对此王洪文完全没有意识到，反而添油加醋说：“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看看这情况，搞得跟地下党一样。关键他们不是地下党，是中央委员，大权在握的。

      王洪文的表演还在继续：“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是什么情况？完全要和老干部对立起来。从几十年不倒的周恩来到刚复出的老干部。

      当然重点还是邓小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借题发挥：“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毛泽东当时心中非常失落。眼前的王洪文也算一表人才，实际烂泥扶不上墙。什么事都搞不定，把权力交给他，相当于拿脑袋撞墙。

      王洪文没有得期待的结果。毛泽东把他教训一顿。毛泽东告诉他，有意见当面谈，不要这么搞；让他回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离江青运点；和邓小平搞好团结关系。两周之后邓小平去长沙，毛泽东完全是和颜悦色，表示邓小平和江青对抗完全正确。

      接下来，毛泽东又让邓小平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于一身。

      怎么所有期望都是相反的？王洪文傻眼了，江青傻眼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傻眼了。或许他们心里抱怨毛泽东。实际上他们伤透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不想帮助他们几位么？当然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毛泽东就把陶铸给他们。因为毛泽东知道他们几个实际工作不行。结果怎么样？陶铸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他们轰走了。现在毛泽东人之将死，又把邓小平放出来，也是希望有人能干实际工作，三番五次让他们和邓小平高团结。结果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一番心思付诸东流。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号，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的情况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此时王洪文出局，四人帮也没了前途。

      如果江青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和王洪文保持距离，而不是把王洪文赚在手心。

      如果张春桥政治头脑足够，就应该让王洪文洗掉上海帮的印记。

      如果王洪文有政治头脑，和各派搞好关系。如果王洪文上台，四人帮结局不至于如此。

      如果把政治看成牌局，毛泽东应该是赌神级别。但是很遗憾，到最后手中这剩下这么几张烂牌。但是他不会立刻输掉，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自己。

      毛泽东所以是毛泽东，只要他还在，就不会输。他可以把自己压上去，该如何使用最后一张王牌呢？

第五章  最后一张牌

阶级斗争，相当残酷。身在其中，没有人可以幸免。从刘少奇到林彪到四人帮，甚至毛泽东本人。林彪的死，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破产。然而批斗会没有结束。

      必须批判林彪。问题是如何批判林彪呢？周恩来的办法是批判“极左”，试图用这个办法暗度陈仓，扭转文革大局。毛泽东察觉到周恩来的意图，进行制止，并且掀起一连串批判周恩来的风波。江青和伙伴们费尽心思把林彪说成右派，但是没什么说服力。毕竟嘛，把林彪当成右派的话，那么被林彪打击的那些人是什么派？

      如何批判林彪又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呢？这是一个难题，但难不倒毛泽东。当初批判刘少奇又没有触碰三面红旗，对策在节操问题上。当初批判彭德怀，扣留一个里通外国的大帽子。林彪已经叛逃外国，葬身异国他乡，这些大帽子都没用了。批判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批判林彪本人，而是通过批判林彪警醒国人。

      毛泽东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抛出一个题目：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份，林彪出逃已经两年了。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尼克松已经访华结束。

      江青和伙伴们马上借题发挥，整理出一个行动纲领：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

      有了题目之后，剩下的只是寻找素材了。这个容易办到，他们从林彪的言行中寻找片言只语。比方说林彪赠给林立果的字：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比方说林彪赠给叶群是字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比方说林彪卧室挂有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比方说林彪在办公室有过批语：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

      这些都是可以批判的题材。那就批呗。文章也写了，叫《林彪与孔孟之道》。然而很遗憾，就算写出文章，全国那些文化低的人也难以理解那些神神叨叨的短语。其实那个年代，要批判林彪很简单，直接对下层人说林彪要害毛主席就行了。批林批孔，下层人中有几个知道孔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闹出笑话一大片。某领导大老粗，庸俗二字分不清，把批判“中庸之道”念成批判“中俗之道”。台下大老粗路人甲把“中俗之道”听成“种树之道”，就很纳闷：“都说孔老二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原来他还会种树哩！而且还有一套种树旳办法，种树也是体力劳动嘛，怎么还要批判他呢？”大老粗路人乙解释：“当然要批判啦，毛主席说要以粮为纲，而他孔老二却偏偏讲种树，而且还搞出什么种树之道，这分明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嘛。所以，非批判不可！”看看这些，没文化啊。

      其实林彪和孔子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从不吝啬对领导人的吹捧。

      然而在毛泽东本人看，并非如此简单。孔子是儒家象征。汉武帝之后，一直是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近代衰落和儒家有直接关系。五四运动之后，精英们就在和儒家决裂。中华民族重生，就是建立在去儒化基础上。毛泽东作为那个时代的焦点，对儒家不感冒是正常的。儒家推行的精英政治和人治立场，基本上就是官僚主义的温床。

谈谈传统

传统的东西是啥呢？答案要从两个方面解释。

      实物方面：包括各种文物，各种陵墓，各种古建筑，总之是一切不是现代人创造又被现代人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碍着现代人了？可以说碍着，也可以说没有。

      说没有碍着，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就存在了。可以让他们躺在地下陵墓或者地上博物馆，想看就看，不想看拉到，干自己的活就是了。然而中国人是一个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对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当感兴趣。任何历史实物都承载着某种精神，或多或少的影响后世。所以传统的东西不仅仅是实物。

      精神方面：传统文化是啥呢？按照经典的说法：博大精深无边际，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博大精深是很含糊的概念，反正就是耗尽脑细胞也未必能参悟，这些就不去追究了。关键的问题在后面：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这个问题看似清晰，实际上依然含糊不清。举个例子说，陈后主写的《玉树后庭花》从文学角度看，唯美而婉约，可以算精华。但考虑到他的需要承担的责任，就变成了靡靡之音，算是糟粕。

      从另一个方面看，精华和糟粕虽然因为立场不同而不同，但是已经可以具体分析。传统世界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层次。看看糟粕是什么。

      层次之一：中国化。这个概念太大了，凡是和中国有关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马背文明的盆盆罐罐都在其中了。外来的各种宗教、主义也都在其中，经过中国化之后，盆盆罐罐，各有特色。精华也好，糟粕也罢，都在熔炼中间。但是华夏文明能经久不衰，必然是精华多于糟粕。如何排除糟粕呢？

      层次之二：汉化。华夏文明的主体是中国，中国的主体是汉族。中国化的主要部分就是汉化。所谓汉化，大概就是把少数民族融入到汉族中。自古以来，这个程序一直在运转。一直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所以汉族才会不断壮大。尽管汉族越来越大，但汉化不见得全是好事。比方说北方马背民族，原本充满干劲豪迈，但是汉化之后，这些优点逐渐丧失。这么说来，汉文化中有糟粕，是什么呢？

      层次之三：儒化。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体思想，一贯光荣、伟大、正确两千年，曾经取得过伟大曾就。中国近代所以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儒家那一套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儒家思想。虽然它偏向保守，缺乏开拓进取之精神，但核心价值观“仁”“义”“理”“智”“信”没有任何问题。任何时代都有推广价值。但是最后怎么走进死胡同？糟粕何在？

      层次之四：儒生化。毫无疑问，任何思想体现都需要有人执行。儒生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执行者，官僚的主要来源。特别是科举制推广后，儒生可以批量生产，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王朝变更、社会兴衰和他们有直接关系。儒生世界的精英很了不起。论气节，有文天祥那样的人。论才会和人品，有于谦那样的人。论思想境界，有王明阳那样的人。但是儒生里面有很大一块是百分之百的糟粕，腐儒和犬儒。

      层次之五：腐儒化。我相信这世界最难的事之一，就是从腐儒身上寻找“价值”。他们不讲理想和追求，精神世界还停留在动物时代，难以找到半点人性的光辉。当然放在现在看，他们可以吃喝拉，创造GDP。放在以前，他们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有幸当官，要么站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一直拉屎不停。他们就是官僚主义的主力军，饭菜里的老鼠屎。

      层次之五（续）：犬儒化。所谓犬儒，就是从精神上藐视一切，就是那种只会说、不会做的嘴皮子，张口子曰，闭口诗云，和妻妾行房事都要想一想“圣人”如何，可算是儒生中的清流。他们念书考试。考不上，就是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的孔乙己。考中之后，大概就是范进那副德行。书生误国，空谈误国，嘴皮子误国，就是这类人。

      他们身上没有英雄的血腥，只有懦夫的毒素；没有学者的风骨，只有文痞的奸猾；没有思想家的智慧，却善于包装无知。给他们笑脸，他们会在回赠一个恶心的苍蝇。拿鞭子抽，他们就会乖巧而温顺。太平盛世之际，他们各种滑稽的表演。民族危亡之时，他们会争相当汉奸，并且能找到一大堆理论为自己开脱。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他们善于使用各种理论卖弄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他们如同蟑螂一样适应力超强。他们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之后，组织会解体，帝国会崩溃。

      帝国体制灭亡了，腐儒和犬儒们并没有灭亡。因为他们只是文化基因变异的癌细胞，只是寄生在帝国内部而已。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乏职业操守。

      他们当了记者，会毫无底线的卖弄各种恶，当作家就用笔散布内心那股臭豆腐的味道。

      他们经商，会把奸字刻在心头。他们当官，会牢记贪腐。

      如果有幸当了妓女，那么好吧，内心和职业就匹配了。

      正常社会提倡包容、和谐、稳定，这类人可以衣冠楚楚行走在各行各业。非正常情况就不同了。比方说乱世，会有侠义之士刺杀汉奸，或者干脆组织出马锄奸。如王亚樵刺杀汪精卫，如上海滩红色锄奸队。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终极清洗，目的是要清洗儒家中的糟粕部分，实际上连精华部分同时清洗了。

      毛泽东不喜欢儒家，从小时候反抗家长，前半生都在和“代表中华传统”的讲解对抗。蒋介石讲传统，毛泽东讲革命。然而毛泽东一辈子仅去过两次苏联。年轻时候没出过国门。要说他不受传统影响，那是瞎扯。实际上他吸收的东西，以传统为主。从年轻时代的文章，到中年的军事指挥，晚年的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

      如果非要在传统世界找毛泽东思想的源泉，那就是法家。毛泽东认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这话说到了要害部分，包括孔子在内，儒家那帮人开口不离上古时代的领导人如何英明伟大，听起来让人厌烦。毛泽东要“数风流人物，换看今朝”，自然最烦儒家那一套。批林批孔刚抛出来，毛泽东就写诗给郭沫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纰糠。

      ——祖龙之魂，便是帝国之魂。孔丘之名，便是圣贤之名。

      被文人士大夫骂了几千年的秦始皇终于迎来重量级知音。如此给秦始皇翻案，毛泽东堪称第一人。为何如此呢，纵观历史大势，秦始皇和毛泽东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依靠铁血手腕结束一个时代并开创一个时代。他们的故事只属于他们个人。秦始皇的事业，在那个时代只有秦始皇能完成。毛泽东的事业，同样只有毛泽东能完成。

      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但是法家并不完美，有一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凌驾法律之上，确实推动历史进步。换成喜欢享受的胡亥，大秦帝国转瞬崩溃。晚年的毛泽东和秦始皇差不多，俯视天下，跨越历史，顶着专制的头衔接受世界的欢呼。

      晚年的毛泽东是孤独的，但他享受那种孤独。然而他面临和秦始皇同样的难题，事业无人继承。王洪文不堪大用，邓小平另起炉灶，只能选择老实巴交的华国锋。

批周公

时间回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号，周恩来得知林彪死讯后放声大哭。当时纪登奎不明所以。直到如今，依然有无数人追寻答案。事实上问题的答案已经给出大半，这里总结一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如果说把林彪和孔子巧妙结合，达到既批判林彪又推动文革的目的。那么批判周公啥意思呢？周公，名义上指周文王四子、武王胞弟姬旦。姬旦多才多艺，精通军事、政治。周武王死后，姬旦摄政，干了很多事，且不贪最高权力。如此一个人，自然被儒家奉为楷模。他的声誉在历史上相当之好。为何要批判这样一个人呢？因为他和周恩来很相似。才艺上，声望上，对最高领导人态度上，惊人的相似。不仅如此，连称呼都一样。姬旦被尊为周公。周恩来也被尊为周公。含沙射影，批判起来相当方便。

      前面篇章里已经说过，林彪之后批判周恩来一共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原因是例行公事。每一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能巧妙避过，实力大增。然后毛泽东就会对他一番敲打。林彪事件也一样。周恩来全权负责，清洗林彪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清洗毛泽东的人。解放老干部，又收拾一批人心。加上外交上和美国和解，一时间风头很足。所以毛泽东要敲打一下周恩来。但属于蜻蜓点水。时间是尼克松访华前后。

      这一层可以理解为权谋斗争。领袖不允许执行者威望胜过自己。

      第二层原因是为接班人让路。按照当时局势，除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就是天。无论哪位接班人上位，都必须在周恩来的羽翼下存活。毛泽东重点考察的王洪文和华国锋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年龄甚至都不够。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批判周恩来，狠狠的批判，让他自己检讨，让他的威望下降，而且要让他让出全力。时间是中共十大前后。

      为了掏空周恩来的权力，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复出。一方面是周恩来身体不好，另一方面是抑制周恩来。最明显的一点体现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与会者要么是国家元首，要么政府首脑。按照对等原则，中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政府首脑，中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二号人物。建国之后，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管。中美和解，周恩来付出的努力最多。

      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中共十大之后，该接班的接班，该复出的复出。周恩来事实上已经靠边站。叶剑英掌握军权，邓小平接受政府工作。周恩来的个人意愿，就是在有生之年代表中共去一趟联合国，为纵横捭阖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对于一个为组织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一带豪杰，当世最出色的谋略家、纵横家之一，周恩来理当到纵横家最高舞台——联合国——一试身手。那也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毛泽东打破了周恩来的夙愿，提议邓小平当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这样就有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阐述并推销毛泽东三个世界的主张。周恩来不仅未能实现去一趟联合国的意愿，而且要留在国内继续挨批。

      幸好江青是个演员，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相当不爽，大闹特闹。因为前一段时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一直撤退周恩来，就为了把周恩来折腾倒下，拿权力。忙碌一场，没想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得到了去联合国表演的机会，那个不甘心啊。江青的本色演出，让毛泽东很来火。其实毛泽东乐意派四人帮中的某人前往，问题是他们不是那块料啊。要知道毛泽东年仅也不小了，没多少精力陪她折腾，干脆让她闭嘴。此后毛泽东对江青日渐生厌，有意疏远她。如此一来，周恩来抓住机会，从中斡旋，压力减小不少。

      这就是周恩来的悲哀。他原本应该在联合国中部发挥才华。如今只能把才华用在毛泽东和江青的琐事上。然而对周恩来的批判并没有停止。

      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已经时日无多，权力也让了，为何还要继续批判？

把自己押上

毛泽东手里的牌，除了四人帮，只剩下他自己。四人帮那副德行已经没有指望了。如何定性文化大革命，只能看毛泽东自己了。林彪之后，虽然文化大革命实践已经破产，但是不能贸然结束。正如打饥荒证明三面红旗实践破产，但不能贸然结束。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不管是从老百姓角度，还是官吏角度，还是毛泽东本人意愿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看，都不能贸然结束。

      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群众路线、极端的民族运动、极端的分权运动，目标只有一个，把基层引入政治运动中，增加老百姓的参政意识，开启民智。林彪之前，毛泽东有信心赢得文化大革命。林彪之后，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性。那么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把他自己和文化大革命融合在一起，在民众中置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就是群众运动的化身。

      意识形态这玩意，在一般人看来有些虚，但是在历史大势上却清晰可见。回顾一下历史上主要的宗教意识形态。古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儒家思想光荣、正确、伟大。这个今天已经被批判好多遍。但是在历史上，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然而儒家思想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之中，可谓坎坷曲折。从孔子创立儒家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前后好几百年。汉武帝之后，又过几百年，知道科举制推广，儒家才真的成为天下至尊。

      再看欧洲，基督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样曲折。基督思想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要依靠上帝洗清罪孽。然而从耶稣基督传教、被钉死在十字架，再到各个门徒惨遭各种不幸。等到基督思想统治西方，已经是百年之后的事。伊斯兰教，同样非常不顺利。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纷争不休，再也没能形成一致意见。其它宗教，意识形态植入依然不行。

      再看看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欧洲的应该资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为主导，也没有少折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干掉了国王，结果引来领先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独裁者死后，又是国王复辟。法国更乱了，法兰西共和国与法兰西帝国交替出现，甚是热闹。如此反复重复，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算完成意识形态的洗礼。

      中国告别帝国之后，儒家那一套也就没用了。中国人大概用了一百年时间，重新归于一统，寻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挂在马列主义旗下的毛泽东思想。内容就是公有制主题，群众当家，群众做主，走群众路线。非常世俗，非常直白，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难以实现。根据历史规律，要实现那些简单明了直白的内容，将会非常困难。

      人类历史几千年，归根结底，也就这么几种思潮。这些东东，看起来生涩难懂，以至于很少有人愿意面对它们。不禁要问，儒家思想、基督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厉害之处能成为世界脉络？其实很简单。

      儒家思想诞生在农历制度崩溃时代。什么叫奴隶制度，就是少数人把锁链套到多数人脖子上，拿起鞭子随便抽。儒家思想告诉天下，那样是不对的。少数人应该把多数人放到地上，让他们种庄家、搞生产，自己收租就行，没必要搞那么极端。天下人觉得有道理。精英阶层认为孔子太伟大了，就把他捧上神坛。知识分子也认为孔子太伟大了，让他们有了成为精英阶层的机会。

      基督思想诞生于奴隶主年代。但基督告诉众人，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大家相信上帝，国王和民众，奴隶主和奴隶都一样。这个想法造成了很大冲击波，统治者觉得耶稣太可恶了，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基层大众认为耶稣太伟大了，就把他捧上神坛。但耶稣思想并不容易执行，最后进行了中庸调和，捣鼓出来一套教会系统，帮助精英控制老百姓，终于得到统治者认可。

      再看资产阶级思想，诞生于封建制崩溃时代。启蒙者们告诉世人，不要去相信教会了，不要去效忠国王了，去寻找自我吧，去赚钱发财吧。寻找自我，你就是自己的上帝，人生就有了意义。有了钱财，就有锦衣玉食，就有美女相伴。如此一来，自然有多数人拥护。

      ——看看这些人，它们的成功之道在于，赢得大多数。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代表大多数。为了赢得大多数。他可以干任何事。他告诉被愚弄千年的老百姓，你们是主人。他把土地分给所有人。所有反对他的人，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被当初敌人消灭了。

      这些东西看似很通，大家都在说嘛。领导人在说，老百姓也在说，一致在说，一直在说，就很不对劲。为啥呢？因为很难办，其实是办不到，所以只能说。说得多了，听起来像是空洞，麻木了。只有一个人试图把他变成现实，就是毛泽东。他也没办到，但努力去办了。特别是经济建设遭遇挫折的时候，他马上想到，是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他就在西楼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随后小四清运动，没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企图一次性解决问题。或许他的手段是错的，但他的目的很明显，如果出现问题，首先是个人问题。如果不是个人问题，那就是路线问题。如果路线出现问题，首先是意识形态出现问题。

      毛泽东试图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在民众之中置入意识形态，难度同等于赤手空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林彪出走之前，毛泽东有信心解决问题。之后，毛泽东只能把自己压上。就如同耶稣基督宁愿死在十字架上，也要守护自己的信仰。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十字架，已经不再是理念，而是信仰。他试图把自己的信仰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中。当年张春桥在法庭上没说话。据说在审判之前，审判人事先问张春桥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没什么好说的。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段话不论真伪，都说出了毛泽东的心思。

      唯有了解这一层，才能理顺毛泽东晚年那些行为。

      这样和周恩来有何关系？看起来没关系，实际上关系很大。

      因为群众运动需要明确的目标。乡村运动，需要乡村级别的目标。县级运动，需要县级目标。省级运动，需要省级目标。文化革命是全国性运动，自然需要全国性的目标。发动全国性运动去批判孔乙己或范进，牛刀杀苍蝇，自己都感激没意思。当时能作为全国性批斗目标的人，只有周恩来一个。

      ——老友啊，批判你，实在情非得已。

      ——这个选择和残酷。但也没有办法。也许你有委屈，但随让你是周恩来呢。

      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继续检讨，继续做事。事实上周恩来本人也和文化大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文革的每一步，周恩来都是签名盖章按手印。

      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表演双簧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说是，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似是而非中间，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也。有嫌疑上演双簧的，还有邓小平。

第六章  毛泽东的试题

毛泽东把自己和文化大革命捆绑一起，形成一种象征。毛泽东看到，如果继承者打着他的旗号，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否定群众路线。如果继承者推翻他，正如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那么国家也就变质了，那么即使再一次天下大乱也不可惜。因为离开了群众的国家将不再是国家。

      如此一来，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巨大难题：继承者必须继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否则被视为背叛；然而继承者又没法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是毛泽东才能推行的策略，而且已经失败了。如果继承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没有资格驾驭中国。如果强行驾驭中国，那么结果必然是混乱。

      这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共和国历史上最难的一道考题。历史借毛泽东之手出了这道题，不同的考生给了不同的答案。

      第一个考生是王洪文。此人看似敢闯敢干，实际则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一头扎进上海帮里，迷失了自己。四人帮的政治诉求很简单，就是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他们继续风风光光，高高在上，吃香喝辣。他们的如意盘算是，毛泽东死后，江青成为党的主席，王洪文为国家主席，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其他人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毛泽东所以玩得起文化大革命，并非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而是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共军和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是站在历史焦点上的巨人。这种人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只有毛泽东才玩得起，其他人去玩，就是一个字——死。

      毛泽东不断提醒、惊醒、告诫他们，要搞好关系，要团结大多数，他们假装听不见。其实他们听见了，只是不想去执行。因为团结多数人，既浪会时间有消耗精神，解决各种无聊的琐事，调节各种无所谓的纷争，需要如同周恩来那般没日没夜地干事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当然咯，即使他们愿意去，也未必能行。因为他们能力有限。证据就是，他们从来都不能理解团结多数人是多么重要。

      王洪文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立足四人帮，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所以王洪文被淘汰了。

第二位考生邓小平

邓小平本质上和毛泽东是同一种人，认准的事，义无反顾地干下去。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一直在领袖位置上，邓小平一直在选择跟随正确的人。当初井冈山内争，邓小平选择毛泽东，成为毛派头子。日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分歧，邓小平选择刘少奇，成为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个性里面，就有各种棱角。

      十大之后，邓小平走马上任，放手整顿。毛泽东让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同时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就是从军队入手。这个也是先易后难。军队文革中混乱较少，需要力气较小。真正的难题在行政系统。行政系统已经完全烂了，到处都是“革命派”，嗡嗡叫，乱得很。

      要整顿，首先需要恢复秩序。要恢复秩序，首先需要恢复交通。邓小平就从抓铁路运输入手，打通铁路系统之后，又把手伸向公共交通系统，接下来又去整顿运输的物质，包括工厂、矿山等等。许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板斧下，迎刃而解。这样一年干下来，效果显著。周恩来很高兴，毛泽东也很满意。然而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不满意。

      现代人或许不明白，江青怎么就那么烦，到处和别人作对。刘少奇掌权她不满意，林彪掌权她不满意，周恩来掌权她不满意，如今换成邓小平她还是不满意。怎么回事嘛。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她的角色决定要和所有掌权干实事的不满。因为文革左派就是闹革命。革谁的命？自然就是掌权的命。让她去革孔乙己的命，她还记得掉价呢。

      ——角色决定命运。

      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曾想过和江青和平相处。然而看邓小平这一系列组合拳，就注定不能和江青和谐相处。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全面夺权开始。所谓夺权，就是从安亭事件开始。安亭事件，也是铁路运输瘫痪的根源。随后蔓延到工厂、矿山、大街小巷。邓小平这一套，相当于把文革逆过来。如此情况，即使江青和邓小平两人彼此愿意和平相处也不可能。原因无他，利益集团不一样。所以两派在政治局上死磕。

      让江青更难忍受的是，毛泽东似乎对邓小平很信任，总是有意无意之间表示支持邓小平。特别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邓小平去国际上大出风头。江青非常不爽。在那之后，两人斗得更厉害。王洪文去长沙高密，就是那个情况下的产物。当然咯，毛泽东抬邓小平主要是打压周恩来，而非江青。只是江青政治涵养太低，才让毛泽东很烦。

      江青当然不会别人抢走风头，她决心夺回主动权。于是她和伙伴们去批判周恩来。前面说过，毛泽东必须批判周恩来，而且抛出一个新题目，叫批判经验主义。江青明白，批判周恩来总不会错的。而且周恩来又是邓小平的上级。批判周恩来，也可以打击邓小平的气焰。但江青弄错一点。邓小平不会像周恩来那般隐忍退让。

      邓小平明白毛泽东的“抬邓挤周”的意图，所以在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表态。然而邓小平很快明白周恩来的好处和难处。所谓好处：周恩来处处帮助邓小平站稳脚跟。所谓难处，实事不好干。同时邓小平也明白，江青批周恩来，也是在和自己吹鼻子瞪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问题通到毛泽东那里，既打击一下江青，也给周恩来解围。

      毛泽东再次对江青表示很烦，决定管管江青。四月二十三号，王洪文当长沙告状之后，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中不指名敲打江青：“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邓小平和叶剑英也看这个情况，立马在政治局组织人马反击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罗列了江青一系列是非，搞得她很狼狈。那情形仿佛回到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江青表示，自己“发烧”了，敷衍一下。会议之后，江青找毛泽东诉苦，希望等到支持。

      毛泽东本来不想理会江青。但是王洪文会后想毛泽东汇报，说江青在会上遭到“围攻”。毛泽东又怒了。并不是因为江青受到围攻而愤怒，而是江青被围攻的理由。理由之一，江青批判“经验主义”是苓膏以他。理由之二，江青之前对周恩来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对。理由之三，政治局内搞宗教活动。

      毛泽东看了这三个理由，前两个理由勉强可以接受，第三条明显不对路。看到这个情形，是不是很眼熟，对，就是“二月逆流”之前的情形。当时也是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个老帅以为毛泽东要扭转局势，对中央文革小组拍桌子。毛泽东一开始也是不介意，但是听到陈毅对延安整风运动不满时，愤怒了；听到谭震林那些话，更是火上浇油。这次情况也差不多。邓小平和叶剑英也是看见毛泽东对江青不满之后发飙。

      按道理说，邓小平没有参与“二月逆流”，不知局势，情有可原。叶剑英可是当年的主角，检讨可没有没少写。批判江青搞宗派活动，明显要把左派除掉嘛。叶剑英怎么会没有警觉呢，和邓小平一起往前冲。邓小平也好，叶剑英也罢，都已经是老人家，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两人这么干，其实是压毛泽东准备压毛泽东的心思——准备结束文革。

      毕竟文革那么多年，除了打倒一大批人，除了破坏，也没有太多建设。就算是要防止政权变色吧，干了那么多年，目的也达到了。而邓小平复出之后，成绩显著。他们认为，毛泽东也想结束文革，理由并非是批判江青，而是让邓小平等人复出，并且赋予巨大的权力。这些都是铁证，是鱼一九六七年完全不同的证据。邓小平是什么人？之前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现在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这是第一点。

      第二条就是，毛泽东已经很老了，随时可能去见马克思。大家都站在毛泽东旗下的。如果毛泽东表态转折，那更好，直接把左派清理掉，免得以后麻烦。政治局上对江青开炮，也就是一个试探。试探错了，大不了回去写检讨了事。反正军方一大堆事需要叶剑英干，政府的事离不开邓小平。然而他们把问题想简单了。

      成熟的邓小平和叶剑英看到了中国的局势必须改变，但是没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的心思。所以他们打错了盘算。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出双簧。

      愤怒的毛泽东没有像一九六七年那样，采用铁腕手段打压，让各位回去检讨。因为时代变了。一九六七年的毛泽东身边有林彪，周恩来还没有铁心扭转文革局面。三人联手，足以面对任何难题。一九七五年的毛泽东只剩下自己和四人帮。

      毛泽东选择逐个击破。他把大家找来开会，承担一部分责任，让江青自我检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继续批判周恩来：揭井冈山时代周恩来走王明路线的老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李德，反对邓、毛、谢、古。”好吧，也没啥新鲜，就是继续抬邓小平批周恩来。

      在邓小平眼中，毛泽东是否敲打周恩来不重要，是否支持整顿才是重要的。继续整顿，就是要扭转文革局势。否则就是空谈。毛泽东支持自己，那就表示毛泽东要改变。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举动中有反铲之处。但是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多次提醒邓小平不要操之过急，冷静一下。批判江青时，周恩来亲自出马，拿捏分寸，走个过场了事。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并非真的批判江青。

      江青想不通，但还是要走过场。王洪文想不通，采用当初林彪四大金刚挨批时的手腕，拖。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来火，直接让王洪文一边去，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越发感到苗头不对。邓小平依然一股劲往前冲，对江青不依不饶，试图打掉江青的嚣张气焰。

      批判江青的效果不理想，只有叶剑英呼应他。大家都不是傻子。看到周恩来如此谨小慎微，没必要自己当出头鸟。江青再一次找毛泽东诉苦，说邓小平和叶剑英对她突然袭击、反攻倒算。毛泽东再一次没有理会江青，让她写检讨。

      邓小平仿佛再一次赢得胜利。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让他好好干。邓小平继续表演。周恩来再次提醒邓小平小心谨慎。其实邓小平搞得那一套，还是文革之前的那一套。毛泽东放手让他去搞，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信号。既然王洪文被否决了，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转变。

      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的才华。邓小平大力整顿，毛泽东也很欣赏。邓小平的个性，毛泽东也很欣赏。然而所有的路都有尽头。邓小平的整顿之路也有尽头。在那路的尽头，就是毛泽东的考题：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干了很多事，也得罪了很多人，想要继续整顿下去并不容易。在左倾大环境下，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文革受益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头上还有一系列帽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即将死去的时候，也是双方矛盾最大的时候。毛泽东本人也需要邓小平表态。

      像毛泽东那个层次的人，做什么事之前，都要首先布局造势。毛泽东让毛远新找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一系列质疑。毛远新和邓小平在会议上争吵起来，不欢而散。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王洪文召回北京。这是什么情况？邓小平感到不妙。十大之后，毛泽东一直是支持邓小平的，给他党政军大权，让周恩来让位，把王洪文下放到上海。这系列动作无非向邓小平表示，小平同志啊，知道你有大志向，知道你有大能力，我可以给你机会和平台。

      还有更不妙的，毛泽东又召开扩大会议，把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拉进来，他们都是文革受益人。特别是张春桥，绝对不会放过打击邓小平的机会。如此情况下，邓小平在会议上处于绝对劣势。之前和邓小平捣乱的主要是江青，这一次不同了，有老干部，有新人，有接班人。一副批判邓小平的架势。邓小平处境更坏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小平同志啊，我给你的东西，也可以拿回来。

      局势布好之后，考试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的反应：“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表面意识：我被打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际就是不愿意表态。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毛泽东让邓小平下台，于是有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于是邓小平有了三落三起人生中最后一落。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这事后来一直被描述为：晚年的毛泽东多么糊涂，邓小平多么坚持原则。这话对了一半。邓小平坚持原则不错，但毛泽东并不糊涂。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只能把自己和文革融为一体。尽管他明白文革实践失败了，但他不认为文革的目标有错。所以毛泽东的底线，政策可以改变，但精神不能变。精神变了，国家也就变了，党也就变了。再回到那种精英和民众分裂的模式，再回到那种特权阶层统治大多数民众的模式，是无法容忍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文革初期保护邓小平，才会在文革后期让邓小平复出、并重用。

      其实让邓小平定性文革三七开，已经相当宽松了。之前都是一个指头（缺点）和九个指头（成绩）的关系。而且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毛泽东并非要邓小平定性文革。大家都知道，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永远掌控未来，没有人可以实现所有诺言。局势永远比人强。如果诺言有用，邓小平之前已经允诺：永不翻案。何必再要一个报告？

      毛泽东可以不要报告，左派那些人需要。在左派看来，邓小平那一套搞下去，将摧毁自己的政治生存空间。说白了也就是面子工程。面子做了之后，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让邓小平做个定性，相当于缓和左派对邓小平的怨言，也有利于他展开工作。从这个方面讲，对邓小平是一种保护。当初刘少奇经济调整，也还是站在红旗下面。周恩来不满文革，也还是试图暗度陈仓。然而邓小平很干脆，直截了当的拒绝。邓小平如此选择，相当于自己和文化大革命撇清关系，相当于左右两派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毛泽东不在了，甚至可能大打出手。没有任何领导人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邓小平的答案和王洪文正相反：否决文革。

      ——不过关。

华国锋的使命

人生的最后岁月，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局势做了预测，对可能主导局势的人物分别作评价。

      毛泽东评价四人帮：“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既惋惜又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毛泽东在，四人帮掌控话语权，但是根基太差。军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叶剑英。十大元帅中，叶剑英排名最末，但办事低调沉稳，关键时从不会出错。黄埔军校起，叶剑英跟着周恩来办事，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长征途中又博得毛泽东的信任。论人缘和军方资历，能和叶剑英比的没几个。论选择，叶剑英更是数一数二。

      毛泽东评价叶剑英：“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段话道出了叶剑英的处境。

      叶剑英的选择永远是对的。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叶剑英选周恩来。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叶剑英选择毛泽东。四人帮和邓小平之间，叶剑英选择邓小平。当时的邓小平已经被打倒，正在家里因为写检讨的事烦躁呢。

      能诏安叶剑英的邓小平自然非同凡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感情最复杂。毛泽东评价邓小平：“小平看不起那些人（左派），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期待和认知：“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棉花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邓小平，让毛泽东又爱又恨。毛泽东了解邓小平。邓小平同样了解毛泽东。

      邓小平所以拒绝毛泽东，就是看到毛泽东身后的局势已经不再是左派和右派的关系，而是必须改变政治挂帅的局面。所以他才猛追猛打，揪住江青不放，看似愣头青。他的目的很简单，试图利用毛泽东解决四人帮，问题就简单很多。此外将麻烦很多。

      关于局势问题，毛泽东说：“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话其实很好解释，就是政策要变了。然而他持悲观态度“我死了以后，是和平交班？是腥风血雨交班？只有天知道！”因为左右两派各执一词，不肯和解。怎么办呢？只能采取历史常规手段：这种调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均面临接班人问题。其中三个非常失败。只有李世民的选择相对靠谱。李世民晚年，李成乾和李泰斗得头破血流。李世民没法，选择了一个中立的李治。毛泽东的思路也一样，他选择了华国锋。

      毛泽东评价华国锋：“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

      华国锋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山西人的一个工人之家。十七岁加入中共，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活跃分子，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算是经多见广，年轻有为。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随军南下，担任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此后在湖南扎下根，待了二十年。由于工作积极，成绩不错，随后升为湘潭地委书记。又由于成绩不错，升为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很多工作。大跃进开始那会，他已经是湖南省副省长。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接见华国锋，对他的人和他的工作很满意，提拔他为湖南省委书记。当时的华国锋，年仅三十八岁。

      和平年代，十年时间，从一个外乡人到封疆大吏，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华国锋一路升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自己踏实肯干能干，二是得到领导赏识。文革之初，华国锋遭到批斗，被周恩来保护下来。中共九大，四十八岁的华国锋成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中央委员的还有王洪文。

      华国锋比王洪文年长十四岁。王洪文敢闯敢造反，乘坐文革顺风车，走了捷径，林彪之后得到第一次考试的机会；但又因为升得太快，迷失也太快。华国锋一直踏踏实实干事情。在林彪事件中，华国锋出力远胜王洪文。毛泽东南巡，主要目的就是重组广州军区。那是林彪的地盘。重组广州军区，除了给丁盛上一堂思想政治课之外，关键的一步就是让华国锋当然广州军区政委。从这一步来看，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是无条件的。

      当王洪文在十大上出风头时，华国锋不声不响的成为中央委员兼公安部长。他不像四人帮那样出风头，所以可以被老干部接受，毕竟他是干实事的。他像邓小平那样唯我独尊，所以可以为左派接受。他身上没有特别惊人的亮点，但是可以踏踏实实把事情办好。他没有专项技能，可以胜任多部门工作。左右互搏，两败俱伤之际，华国锋是各派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

      总之一句话，他是各派妥协的结果。

      周恩来死后，国务院总理位置出现空缺。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国家枢纽。二十七年来，周恩来在总理位置上纵横起舞。按右派心思，按能力，副总理邓小平是那个位置不二人选。按左派心思，按人气，张春桥是那个位置不二人选。然而因为两派斗争，两人还是副总理。毛泽东让华国锋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上代字，也就是实习。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官场爆发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左派乘机发难，说邓小平在背后搞鬼。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四月七号，华国锋正式担任国务院总理。就在同一天，华国锋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五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双方进行残酷的交锋。在老干部的支持下，华国锋好不容易战胜四人帮，企图拉扯毛泽东的大旗过关。然而他没想到，却因此输给了邓小平。因为华国锋的行为，给邓小平制造一次补考的机会。

生死时速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再次一无所有。他很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待机会。说真的，他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东山再起。如果华国锋干得好，那么他只能养老了。

      比邓小平更郁闷的是四人帮。毛泽东在世，一呼百应，多么威风。毛泽东死后，表面风光还是有的，但极为不踏实。环顾四周，掌握实权的人基本上都是敌人。华国锋自不必说，国务院总理，同时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上，四人帮打倒对象。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掌握军权的叶剑英，中南海的汪东兴，北京市的吴德都是跟华国锋的。当然，叶剑英也是达到对象。邓小平虽然再次下台，陈云等人还好好的。也许直到此时江青才明白，毛泽东那堵墙是多么的高大厚实。没了毛泽东，四周都是寒风，危机重重。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有一条，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把敌人统统清理掉，那时候就能过上蜂蜜加白糖的日子。

      但是要过上那种日子并不容易。看看那些需要达到的名单，除非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当然没有那个本事，但如此派头搞得人心惶惶。刘志坚回忆：“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看到了吧，得罪多数人啊。他们就在如此态势下向最高权力冲刺。他们用行动证明，一帮眼高手低之人是多么幼稚可笑。九月十号，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在治丧大会上大哭，说毛主席是邓小平气死的。她的目的无非希望大家化悲伤为怒火，干掉邓小平。

      ——完全是想当然。看看这情况，那有一点政治味道，好一派泼妇骂街的风采。靠骂街决定政治？古今未见。当初慈禧太后搞辛酉政变，也是借着哭老公的机会成功。但是慈禧后面有保守派（右派）支持啊。

      四人帮的主要希望在哪儿呢？不是找联络志同道合之人，而是寄托在五卷《毛选》的编辑出版上。原因是，毛泽东手稿里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攻击别人。毛泽东在文革里的言行，对老干部相当不利。看看这招数，当毛泽东还活着呢。

      毛泽东活着，压住所有人，这些招数或许有用。毛泽东不在了，再如此出招，只能得罪更多人。当然咯，四人帮也不是没有准备，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大批民兵，下发不少武器。这个和北京有什么关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咯。

      当然咯，四人帮也联络了几个人。比方说毛远新，挂头衔是沈阳军区政委，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对外联络员，虽然不是中央委员，在毛泽东面前比任何中央委员都有用。毛远新倾向于四人帮，和邓小平不对路。问题是，毛泽东不在了。这个联络员也没用了。华国锋让毛远新回沈阳。江青死活不同意。双方又是一番吵闹。

      当然咯，他们还有各种美好的愿望。比方说王洪文，把标准相都拍好了，准备取代华国锋。他们准备在接下来的三中全会上大干一场。如此纠缠之下，一九七六年九月份过去了。然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们的对手正相反，行动永远先于言行。

      九月十号，就在江青哭喊邓小平气死毛泽东的时候，华国锋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去和叶剑英沟通思想。李先念成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联络人。九月十三号，李先念借着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去西山，和叶剑英交换意见。

      相同的时间，聂荣臻找到老部下杨成武，让他传话给叶剑英：“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王震找到陈云交流看法，撑开大手，狠狠一握。陈云表示，那样很简单，但不合法。王震建议陈云去叶剑英、邓小平那里串门。九月十九号，陈云到叶剑英那里：“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叶剑英则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陈云同意：“是啊，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同时指出：“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并表示，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这段时间，四人帮还在纠结《毛选》问题。王洪文还在忙着照相。

      九月二十一号，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和吴德，表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已近下定决心，用“隔离审”的方式解决四人帮，准备在国庆十天之后的十月十号动手，并让李先念转告叶剑英。随后张耀祠等人拟定行动方案。

      十月二号，叶剑英找到汪东兴表示：“四人帮不除，国家没有出路。”汪东兴表态听叶帅的。两人同时认为，行动应该提前到十月六号。

      十月五号，行动前一天，华国锋去叶剑英那里交换意见，认为必须行动了。叶剑英孤立华国锋：“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同他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主席不在了，你是第一副主席，只要你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大家都会拥护的。”华国锋回应：“我早就想好了，只要叶帅给我撑腰，军队支持我，我就不怕。”

      此时，江青还在和华国锋纠结毛远新去留，全然不晓得危机临近。其实江青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完全可以选择和华国锋合作。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干？答曰，她是演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号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三点钟，叶剑英动手去中南海，为晚上开会做准备。会议讨论《毛选》清扬问题。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提前到场部署，准备迎接张春桥和王洪文。会议八点开始。张春桥先到，预想中的会议没有，听到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张春桥没有反抗。七点五十五分，王洪文到了，很快被埋伏的队员制服。王洪文很不服气，拼命挣扎，高声叫喊，但无济于事。华国锋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总算清醒过来，把押走之前丢下一句话：“想不到你们这么快。”

      抓捕的核心是江青。对此有很多夸张的版本。实际上相当简单。身穿便装的张耀祠带着几个人去了江青住处，对江青说了汪东兴交代的话：“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江青听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随后拿出牛皮信封，把钥匙装在信封里，给华国锋。

      抓捕王洪文更为简单。直接带走。

      之后大家开了一个会，宣布四人帮种种不是。然后经叶剑英提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从那以后，华国锋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兼国务院总理，理论上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物。然而那些头衔没能保住他。

      对华国锋而言，真正的难题不是抓捕本身，而是之后。

      虽然毛泽东不在了，虽然华国锋接班成功，但他必须面对毛泽东的试题，文化大革命是否继续进行？华国锋尽量回避，不去触碰那样一个话题。华国锋本人是没有能力驾驭文化革命。如果试图继续推行，必然粉身碎骨。如果试图改变，必然遭遇强大阻力。无论怎么选择，都是死角。没办法之际，华国锋搞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补考

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调和。如果毛泽东活着，那种调子可以。毛泽东都不在了，四人帮都关起来了，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转折的关口，再搞折中调和，不仅不能得到认可，而且在政治上授人以柄。然而华国锋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绝不能放弃毛泽东的旗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华国锋下台。

      既然转变政策，邓小平复出水到渠成。在叶剑英、王震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复出了，相当于得到一次补考的机会。十月七号，邓小平就向华国锋提议：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十二月份，邓小平开始解冻。一九七七年一月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之后几个月，老干部不同场合发出不同声音，给邓小平复出造势。七月十七号，邓小平复出，职位和之前一样。好吧，这是第三次复出，情形同等于遵义会议复出的毛泽东，天下再也无人可与之匹敌。毛泽东复出之后，逐渐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邓小平一直在背后“垂帘听政”。

      邓小平是怎么做到的呢？手腕和毛泽东如出一辙。分别对内两步走和对外两步走。

      对内第一步：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黄永胜等人很不服气，他们原本和江青斗争的，怎么和江青一起审判，为文革背黑锅？原因很简单。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把因为文革上来的人全部清除。尚且活着的如四大金刚，如四人帮，如红卫兵领袖们，统统审判。死了的也不放过，如康生，如谢富治。只有这样，才能把文革清除。

      对内第二步：翻案。把文革中打倒的那些人，统统翻案。这个和第一步一样，都有否定文革含义。但是这第二步更具有现实含义。就是以翻案为口实，突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进而让华国锋走人。华国锋虽然是实干派，毕竟也是毛泽东制定的接班人，毕竟维护毛泽东的旗帜。要否定文革，必须否定一切有关的人。

      这两步走完，毛泽东只剩下一面旗帜。但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大家都是站在那面旗帜下。如果放弃毛泽东那面旗帜，相当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他自己日后必然也会想赫鲁晓夫一样被否定。长此以往必然乱象丛生。这就是邓小平独到之处、犀利之处。

      ——这就是改革。

      所谓改革，一句话说完，把国人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要经济建设，必须有设备和市场。原有的计划经济过于僵化。市场被压缩到最小范畴。中国搞了十几年政治斗争，重来不会搞市场。中国缺少的，外国都有。这就涉及到对外。

      对外第一步，继续推动和欧美和解。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和欧美和解，可以联合对付苏联。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五年前打下的基础。和欧美和解，可以得到市场和装备。中国可以从欧美引进设备，发展生产，再出口到欧美。如此一来，就解决了很多事。

      对外第二步，对越战争。毕竟当时世界是两极，黑白分明。从社会主义阵营跳槽到资本主义阵营，并非说一说就行，需要表态的。如何表态呢？最好是一场战争。正如朝鲜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打一遍，中国变成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要变成资本主义阵营中一员，最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干一仗。苏联玩玩是惹不起的。苏联支持下的越南比较嚣张，时不时骚扰中国边境。而且美国对越南比较恨。好吧，那就越南了。从此以后，中美进入蜜月期。中美联手在阿富汗战争中坑了苏联一把。

      ——这就是开放。

      所谓开放，就是为了经济建设不惜一切代价。

      美国当然欢迎中国开放。除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开放，就可以通过经济影响中国。然而美国没想到，美国影响了中国，中国同样影响了美国。直到今天，中美两国从朝鲜战争开始的竞争一直延续，差距正逐渐缩小。

      改革开放——邓小平补考给出的答案。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成绩，告别了贫困。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拜金主义泛滥，贫富分化明显，国人信仰丧失。

      一句话说完，毛泽东的头像（人民币）取代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违背这个目标的人都将被清除，比方说文革派，比方说八九学潮。

第七章  巨星陨落

如何评价邓小平呢？应该说他是新中国历史上，或者说中共历史上目前为止，包括可以预见的将来，最后一位政治强人。邓小平成为政治强人有一个时间点，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之前的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但并不具备决定性。比他更具备决定性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在死去。

      周恩来晚年的心情非常压抑。因为局势发展并不是他期望的。对周恩来个人而言，他的身体一直饱受癌症折磨，痛楚侵袭他的神经。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耗干了他的身体。最后体重下降到六十斤，皮包骨头。

      最大的苦闷还是精神世界。少年时代，他就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辗转漂泊之后，周恩来认定，他的梦想可以借助组织实现。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他就视组织为生命，视组织利益为一切利益。为了组织利益，有时候违背理想和信念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他和组织内部所有人合作。不论是打嘴炮的王明，还是老工人向忠发，或者巨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尽心辅佐。因为在周恩来的世界里，所有的理想和信念都要通过现实途径实现。所谓的现实途径，就是组织决策。

      好不容易耗到建国之后，组织掌控国家，大干特干。然而过程之艰险，远超周恩来所预料。对周恩来而言，建国之后的辛苦胜过建国之前。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除了应付繁重的国务，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派系冲突、政治运动。毛泽东是一个心比天高之人，手腕出神入化，精力充沛异常。周恩来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周恩来想要维护组织利益，就必须维护毛泽东利益；想要维护组织权威，就必须维护毛泽东权威。但毛泽东常常走很远，比方说大跃进，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均举手赞同，但内心并不情愿。所以二人才有“和而不同”与“斗而不破”的故事。

      和也好，斗也罢，到文革末期达到高峰。

      站在毛泽东角度上，即使文革实践失败，依然要继续批判周恩来。因为他要把他的信仰和理念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中。就好比孔子之于儒家文化圈，好比基督之于欧美文化圈。周恩来一心为组织，为国家，还要挨批判，心情当然很沉重。考虑到人之将死，一旦挨批判，一辈子革命可能白干了，很不甘心。

      站在周恩来角度上，既然文革失败了，那就要布局，让那种失败软着陆，损失小一点。周恩来原本试图自己动手，但是遭到毛泽东的狙击。最后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十大之后，周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邓小平捧起来。

      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周恩来自知时日无多，躺在病床上让侍卫代写（他自己已经没法写字）一封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代替他当总理。九月七号，周恩来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强行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表示支持邓小平。当时的周恩来，膀胱内已经长满肿瘤，向各个器官扩散，处于失控的状态，连走几步路都很费劲。

      周恩来那样力挺邓小平，相当于玩命。为何如此呢？因为当时政治局势非常不乐观。批判周恩来的各种风还在刮。更猛烈的风已经隐约出现，而且是吹向邓小平。批邓，当然是毛泽东发起。周恩来为何明知如此，还要力挺邓小平，好像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嘛。建国之后，周恩来的一贯原则就是服从毛泽东，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次公然违背毛泽东意愿。原因好几个。

      原因之一：一旦批判邓小平，那么很可能牵连周恩来一生的政治清誉。邓小平和周恩来理念非常相识。如果邓小平被批判，周恩来还在世的话，或许可以化解，如果逝世之后，绝对会被四人帮抹黑。周恩来明白，四人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原因之二：邓小平复出一年，工作成绩有目共睹。本应再接再厉，没想到一切又要中断，组织再一次蒙受损失。这对视组织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周恩来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原因之三：警示毛泽东。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的心思，明白毛泽东批判他自己，他理解、尊重、并愿意配合。为何这一次对邓小平，周恩来选择抗争呢。实际上周恩来的心思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泽东担心身后事。周恩来也在担心毛泽东的身后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局势，左派成不了大器，任由折腾下去除了混乱，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十年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些。毛泽东在世，如此折腾还行。毛泽东去世之后，再折腾就不行了。折腾狠了，必然爆发冲突。一旦爆发冲突，那些嘴皮子和笔杆子必然被清算。他们的旗帜确是毛泽东的旗帜。如果毛泽东的旗帜丢了，毛泽东本人可能像斯大林一样被否定。那样损失更大。如果毛泽东被否定，周恩来没有幸免可能。从政治关系上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联系远比和邓小平紧密。周恩来只是帮助邓小平往上走，他本人却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如果毛泽东被否定，组织也将蒙羞。

      在周恩来看来，唯一能处理那种复杂微妙关系的人就是邓小平。所以周恩来力挺邓小平。所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怎么看都像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他们的表演功夫远胜周瑜和黄盖，放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杰出的表演双簧者（之一），堪称奇绝。

      作为表演伴奏人，邓小平也有参与演出的嫌疑。十大之后，邓小平一股脑往前冲，很有政治愣头青的范。周恩来提示他慢一点，他不听。事实上邓小平也明白毛泽东的身后事。他的目标就是趁毛泽东在世时解决左派，那样以后省去很多蛮烦。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号，周恩来带着深深的忧虑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周恩来呢？之前用了一个——和——字。

      在他身上，看见各种“和”。这种和，不仅仅是善于把各种人捏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善于把各种力量融合在一起。更明显的特征在于，总是把各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完美结合在一起。

      传统和现代完美统一：如果按照传统观点看，周恩来堪称忠臣良臣的典范。他有机会接近最高领导岗位，但没有卖出那一步。不论最高领导人是谁，他都尽心辅佐，绝无二心，堪比周公姬旦。但是他又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交代丧事：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走得干净彻底，没有一丝犹豫。

      谋略和忠诚完美统一：论谋略，周恩来堪比张良、刘基等大师级的人物。纵横之术被他发挥到淋漓尽致，相比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传说中的奇人也不逊色。拥有如此杰出头脑的人物，一生只忠于邓颖超一人，即使不留后代也是在所不惜。

      个人和组织完美统一：不论是站在还是和平，不论逆境还是顺境，周恩来总能找到机会展示自我，施展才华，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但是不论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施展才华，他都能让组织获得益处。比方说他反抗杀戮时创建了共军。

      这些品质能融合在一个人身上么？是的。它们完美的体现在那个漂泊异乡的少年，那个英俊的军官，那谍报大师，那个军事统帅，那个伟大的政治家身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号，叫周恩来。他的名字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毛泽东之死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号，周恩来和朱德在北戴河最后一次碰面，两人相互致意。得知周恩来死讯后，朱德沉默许久，老泪横流。一生的战友啊。一月十一号，衰老的朱德拄着拐杖到周恩来灵前，低声呼喊战友的名字，行了一个军礼，一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周恩来追悼会上，朱德想参加，可惜走路困难。

      周恩来死后六个月差两天，七月六号，朱德逝世。七月六号，共军另一位巨人，堪称共军之父的朱德逝世，享年九十岁。朱德的一生是朴实宽厚的一生，是德高望重的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一生。因为他的朴实，面对问题从不退缩。他起于军阀，终于脱离军阀。他曾寄希望于国军，终于又失望。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因为他的宽厚，总是能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对下属总是全力支持。他和毛泽东有争吵，最终认可毛泽东。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建国之后，他淡泊名利，甘心淡出。

      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权柄不贪心，自古少有。

      毛泽东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状态。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死讯，只是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然后一直沉默。秘书张玉凤问毛泽东要不要参加追悼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六天之后，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搞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失声痛哭，悲伤不已。为什么？他是为战友悲伤，还是因为失去亦友亦敌的知音而落寞？当初蒋介石死时，毛泽东也很落寞。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经历最残酷考验的风云人物，能彼此了解的人本来就很少。

      周恩来死后，毛泽东抱病接见几批外宾。其实他身体非常不好，基本上难以行动。他需要为华国锋造势。每一次接见，都有华国锋单独陪伴。华国锋资历不老、经验不足，为人太实在。四月三十号，毛泽东的情况已经非常差。他对华国锋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所谓大局已定，也就是和西方世界和解已成定局。国内事应该注意什么呢？按照他的习惯，应该有不少话要交代华国锋。可是他已经难以说话了。无奈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几行字：“慢慢来，不要急。”这话道出了政治精髓：不要急，稳字为先。如何求稳呢？他写道：“照过去方针办。”最后一行：“你办事，我放心。”这就是传说中的政治遗嘱。

      五月份开始，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待马克思召唤。尽管已经油灯燃尽，他钢铁般的意志却没有模糊。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坚持看文件。

      六月份接见华国锋，毛泽东写下人生中最后一行字：“国内问题要注意。”

      朱德死的时候，毛泽东在病床上挣扎，得知消息之后用沙哑微弱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无限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确实，他也差不多了。

      最后时刻的毛泽东经常流泪。周恩来死时流眼泪，好吧，这是战友情。唐山地震时流眼泪，好吧，这是悲伤。看电影都会流眼泪。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影片，看雷锋的影片，都会流眼泪。这些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

      一贯印象中，毛泽东是超级强人，和眼泪不相干。事实上“毛泽东”和“眼泪”并不矛盾。青壮年的毛泽东自信满满、雄心勃勃，欲与天公试比高，享受与天、地、人奋斗的乐趣。带枪的军人难奈他何。拿笔的文人难奈他何。党内竞争对手难奈他何。

      奋力攀越大山，从容穿越草地，五更鸡鸣时指挥千军万马行走于艰险之中。即使遭遇挫折打击也是能顽强克制。然而到了晚年，情况已经变了。他顽强的体魄已经崩溃，坚强的意志已经无法继续行动，只剩下细腻的感情。只有晚年的毛泽东，方才卸下坚硬的外壳，露出普通人的一面。

      身体垮了，感情流露出来，但意志还在，一直持续到最后。九月八号的毛泽东只有十几小时的生命，上下肢均插有输液管，胸部有心电导线，鼻子里插有鼻饲管，但他坚持看书、看文件，次数达十一次，总时长达一百七十分钟。八号下午四点半，他离马克思只有八个多小时了，还在看文件。两小时之后，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电图微弱，已经不能说话。

      夜，政治局成员分配探望领袖，做最后告别。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依然没有完全丧失神智。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他艰难的移动手臂，握住叶剑英的手，盯着叶剑英，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他很明白，此后政局走向的关键就在叶剑英身上。

      一九三六年，四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沁园春·雪》的结尾处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四十年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号凌晨十分，毛泽东停止呼吸，成为往事中的风流人物，享年八十三岁。

多余的话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呢？从历史的纵向剖析。

      两千一百八十六年之前，秦始皇去世，留下的是一个崭新的政体，结束四分五裂的战斗，帝国诞生。毛泽东身后也是如此，结束体制转变的阵痛，留下崭新的共和国。秦始皇身后的秦帝国危机四伏，毛泽东身后的共和国也一样。然而毛泽东比秦始皇幸运，他的继承人解决了潜伏的危机。

      一千九百八十九年之前，汉武帝去世，留下一个意识形态形成的帝国。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帝国主流。毛泽东也是一样，他让马列主义的集体概念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千三百二十一年之前，唐太宗去世，留下一个慢慢壮大的大唐帝国。毛泽东也一样，他已经为共和国打下工业基础，骨骼筋脉具备，虽有政治混乱，只要后来者能拨乱反正。中国将会慢慢回归到自古以来就应该具备的位置上。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去世，留下一个重文轻武、且没能真正统一的宋帝国。从此以后，国人尚武精神日渐丧失。毛泽东与乱世之中重提枪杆子，再造中华。

      再来横向剖析。

      二十世纪的地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多事的世纪，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前所未有的碰撞融合。处于不同时段、文明程度不同个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定位。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三大类。

      德国和日本属于列强之中的后起之秀，他们想要赢得世界霸权，必须通过强硬的军事路线重建世界格局，所以选择了军国主义。然而这世界虽然是丛林法则，但也在进化中，绝对的暴力最终要出局。所以德国和日本二战失败。不是希特勒等人不出色，不是东条英机等人不够优秀，而是他们的路错了，所以在历史上扮演了反面角色。

      英法（美）占优势地位，试图维护世界原有秩序，通过资本控制全球。方式虽然比军国主义柔和很多、隐蔽很多，但是同样残酷。因为他们妄图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那是不平等的。所以最后也要被淘汰。

      因为种种原因在近代落后的欧亚大陆，经济拼不过欧美，军事不如日德强劲，加上历史传统，只能选择政治，通过统一政治而立足。毛泽东的历史价值，就在于通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把原本因为制度更迭而一盘散沙的国人重新融合起来。

      他来自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等先天优势。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自己。但他并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也没有特殊的个人机缘。他曾设想过各种职业，不得已踏上革命之路。

      他通过自己的双手赢得属于他自己的一切。他征服了那个时代，战胜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对手和朋友。他倔强的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均来自最坚实的大地。

      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但他不是战士——他是战士的缔造者。

三大法宝

毛泽东的一生有三大法宝，笔杆子、枪杆子、腰杆子。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用笔。

      当他是学生时，在写文章，畅想人生。

      当他梦幻之色没有退去时，在写文章，针砭时弊。

      当他在战场上穿梭时，在写文章，指挥枪。

      当他成为领袖之后，在写文章，操控天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不曾忘记描写自己的心境，以古体诗词的方式。当他带着略微的惆怅步入农村时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井冈山战斗是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遵义复出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长征到陕北写下：“欲与天公试比高。”解放战争时写下：“人间正道是沧桑。”大建设时代：“女神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重提阶级斗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强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他一生都在用笔，但共产党根基和共和国根基还是枪。

      他一生很少碰枪。尽管早年当过大兵，但从没上战场。革命战争几十年，真正拿枪上阵杀敌只有一次，那是一九二九年初，朱毛会师之后遭遇一系列失败，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捕杀。绝境之下，共军在大柏地设伏。朱德亲自带人冲锋在前，僵局之下，他带着警卫排不上去。那是他一生中仅有一次冲锋陷阵。

      他不用抢，但是他带出一帮用枪的人。共产党用枪杆子夺权天下。他就是枪杆子的灵魂。没了灵魂的枪杆子什么都不是。有了灵魂的枪杆子战斗力非凡。正是在他的指挥下，那群拿枪的人才取得非凡的成绩。

      枪和笔，是他的两只手。世人看来，枪和笔之间是泾渭分明。在他那里，其实是一回事。有时候他拿笔当枪，写下犀利的文章，和无数人战斗，取得非凡战果。有时候他又拿枪当笔，指挥千军万马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如同写诗一样潇洒，又如同写杂文一样犀利。

      事实上，枪杆子也好，笔杆子也罢，都是为了腰杆子服务。

      身在乱世挺身而出，面对困境不低头，为英雄豪杰之行为。说白了也就是挺直腰杆子。他不论何时何地，总是腰杆子挺直。所以他选择革命，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他个人腰杆子。

      共产党之际，他总是会出现，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他又通过整风运动，推动共产党本土化，摆脱共产国际代理人角色，终于让共产党挺直腰杆子。

      建国之后，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和自力更生的对内政策，绝不对任何国家妥协，如此一来，让国家挺直了腰杆子。

      他的一生，就是用笔杆子和枪杆子为腰杆子战斗的一生。他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必要时拿起枪。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话，只有腰杆子挺直才能说出来。他的一生就是腰杆子挺直的一生。

      他的一生有过很多成绩。总结概括起来看，就是打破了千年以来形成的——少数精英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巨大鸿沟，解决了精英阶层行为上的腐朽和精神上的迷惘，释放了被愚弄千年的老百姓的身体和头脑。

      他的一生有过很大的缺陷。他的思想有缺陷，缺乏一些必不可少的章节。他的行为上更有缺陷，矫枉过正，试图消灭精英阶层和老百姓的差别。正因如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似波澜壮阔，实际上更像拿着破枪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妄图以有限的力量完无限的事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回到一九一七年，苏联诞生的那一年，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写下残章：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