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难题（中）

难题之四：重整河山

解析一首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若想成就一番盖世功业，必须有盖世的能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那种拥有盖世能力成就盖世功业的人。那种能力除了体现在追求梦想的勇气，克服困难的决心，更表现在能折服一帮英雄豪杰，把他们容纳在一个组织之中，带领他们走向历史的巅峰。

      毛泽东有很多才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总能变不利为有利。

      当初共产党在危急关头，众人茫然无头绪，毛泽东走向井冈山。

      湘江战役之后，队伍生死存亡，毛泽东再一次挺身而出。

      ——那是一种神奇的魔力。毫无疑问，那种魔力并非天生的。因为在拥有那种魔力之前，他相信过《三国演义》是真实世界，他幻想过孙、康、梁一起组织政府，他甚至鼓吹过湖南独立建国。这些都是不入流的主张。

      但必须承认，正是那种能力让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份的时候写下上面这首诗。就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和老搭档朱德一起下命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他指挥的百万共军突破国军的长江防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二十八年的奋斗即将成为现实。被战火蹂躏百年的中华大地即将归于和平。千年以来的华夏文明转了一个弯。

第一章  谋略与布局

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为何决决意北上陕甘？他的真实意图仅仅是背靠外蒙寻求苏联援助么。如果仅仅如此，他将无法干成后来那些事。其实这些并不神秘，都在史书上。

      中国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是主体脉络相当清晰：日月换新天的机会在北方。

      不论王朝更替还是农民战争，基本上都是由北向南。只有朱元璋是个例外，由南向北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尽管如此，朱棣在靖难之中又从北向南把明朝重新打一遍。

      中国的政权更替，要么从西安附近开始，要么从北京附近开始。宋朝之前，基本从西安开始。宋朝之后，基本从北京开始。当时的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范围内，北京附近对手强大，想要去那里不现实。

      只有陕甘，西风吹过千年的大地上，在生硬的秦腔中，在僵硬的马蹄声中，从秦人强势崛起，再到唐人无上辉煌。那里有华夏文化种最强硬的基因图谱，有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代码。这些东西听起来空洞乏味，但只有最出色的战略家才能洞察其价值。

      从地理环境上看，从西北向东可以威胁中原腹地，那是争霸的本钱。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伪满洲国已经建立，日本人的手掌已经伸到华北，再进一步就要对平津动手了。到陕甘去，相当于站在侧面。如果日军进一步南下进攻。那么陕甘的地理位置相当于在日军侧后方。日军会向西北进攻么？至少在拿下中国核心地段之前不会。等到日军往前走，共军就可以到敌后去发展。

      共军在国统区发展，如果还有“搞分裂割据”等不利言论，那么到敌后这些言论将变成有利的“抗日救国”。这个变化极为有利。

      纵观日后战局走势，各方面实力对比，对共产党而言，没有比陕甘更好的出发点。这是超一流战略家才具备的战略性思维。这个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有三个时间点。其一是和张国焘会师之后，发现陕川不具备建设根据地条件。这个不太靠谱。因为陕甘边区和陕川边区一样人口稀少。北边的蒙古，人烟更稀少，还不如南边成都平原有优势。张国焘也不是傻子，不至于看不到那一层。其二是湘江惨败之后，毛泽东建议去贵州。从四渡赤水战役走势看，毛泽东就是要绕道北上。如果是那是形成的战略思维，有一个人的行为说不通，就是周恩来。长征路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一贯的。看看四渡赤水之时，毛泽东夜里挑灯找周恩来寻求支持。周恩来眼睛都没眨一下。

      从二人关系上看，他们应该在长征之前，周恩来去找毛泽东的那个雨夜，达成共识。他们的共识应该包括战略转移的一部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眼光，应该能看见去湘西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原因很简单：博古和李德指挥下的共军在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法生存，拖家带口赶路能行？肯定不行。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构想应该是在长征之前形成。除了周恩来之外，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应该流露出一部分想法，但不会是全部。因为他不会让任何人摸到他的想法。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也是如此。领袖嘛，要显得高人一等。后人说这些，无非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表露心思，因为一个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能压张国焘，也能糊弄国际派。

      共军到陕北，特别是周恩来妙手策划西安事变之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陕北夜以继日的工作，干了很多事，归纳起来两件。一件是延安整风，重塑共产党。这个前面说了。另一件事则是开辟敌后战场——在战场上修生养息。

第二章  汪精卫的困惑和选择

国共双方，仇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双方从意识形态和建党宗旨到党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均不相同。国民党剿共十年，杀人不眨眼。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不惜对自身党员手起刀落，不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执意剿共，不惜在抗日联合期间消灭皖南新四军。共产党为了打击国民党，不惜依赖苏联而自存，不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所以双方共存大陆的二十八年中，合作十一年，对抗十四年，只有前三年相安无事。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年，双方均取得很大胜利。国民党从广州出发，赢得半壁江山。共产党从一个地下秘密组织发展成全国第二大党。双方第一次分裂十年，已经是血海深仇，不死不休。共产党这边，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或同志死在国民党刀下。国民党那边，大部分人都有同志因为清党死在自己人刀下。所以再一次合作，完全是外力压迫所致。

      英美和苏联原本也是敌对国家，但是在德国的压力之下抱团取暖。国共两党在日本压力下，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拼命。共产党走向敌后战场生存。国共仇恨，说到底也就是争夺统治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仇恨，说到底也就是争夺领袖地位。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华存在的基础上。中华亡了，啥也没了。八年之后，日本回家，双方继续打。要想诠释那种压力，必须了解那个时代最特殊的那个人，汪精卫。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是中华民族的最低谷，面临最野蛮的威胁。千年文化传承面临断代风险。在那个时代所有国人处境蕴含在那样一首歌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中华大地上传唱最广的一首歌。那个时代只剩下血肉。

一九三五年，二十三岁的聂耳为此作曲，此后不久便在日本溺水而亡。聂耳只是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的人之一——特殊的音乐家。那个时代有很多特殊的人，特殊的政治家，特殊是将军，特殊的文人，特殊的刺客，特殊的妓女。一系列特殊人之中，汪精卫最特殊。他有很多面孔，每一张都很精致。

      汪精卫面孔之一：精英。

      汪精卫生于一八八三年，广东客家人，商人之家。那一年他的爸爸已经六十二岁，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六个姐姐。少年时代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一起生活。他天生读书的料，四五岁就能朗诵诗词，八九岁就可以做文章，十七岁就在私塾教书，十八岁第一次参加科技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第二名是他二哥，第三名是他侄子）。因为成绩优异，汪精卫被清政府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送去日本进修。两年后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和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公开论战，赢得孙中山赏识。彼时的汪精卫年仅二十三岁，年轻、帅气、阳光的外表下有一丝忧郁气质，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穿越到如今足以让很多偶像明星黯然失色。另外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大才子，可谓才貌双全。

      汪精卫面孔之二：勇士。

      一九一零年，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决心献身革命，伙同他人刺杀王室最重要的成员，光绪皇帝的弟弟、溥仪皇帝的爸爸、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被判处死刑。他在狱中写诗：“慷慨燕歌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轰动一时，名满天下。

      汪精卫面孔之三：生活楷模。

      国民党高层之中，腐化堕落者不知凡几。汪精卫却是楷模。他风度翩翩却不好色。他位高权重却不贪污。他不抽烟、不赌博，堪称好男人。

      汪精卫面孔之四：领袖。

      孙中山在世，汪精卫已经跻身核心决策层。孙中山死后，他是国民党四大巨头之一。廖仲恺被刺杀后，汪精卫离国民党领袖位置只有半步之遥。

      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张面孔都足以使他功成名就。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时代，汪精卫可以成为天之骄子。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却成了汉奸，而且是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青史上堪比秦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答案是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已经二十八岁，理当成熟的年龄却依然如此热情奔放。同志们不赞成他如此选择，但他依然前往。他以为，只要解决掉载沣，就会扭转乾坤。从这层性格来说，他更适合当文人，而不适合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少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狡猾和坚韧。

      在汪精卫和蒋介石斗法过程中，汪精卫原本占先机，最后却活在蒋介石阴影下。因为情况一旦不利，汪精卫就溜。当初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原本可以发挥影响，制衡蒋介石，但是他去国外“出差”了。清党时，汪精卫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野，汪精卫没有乘机发挥影响，反而“生病”进了医院。完全是一副懦夫形象。

      勇士的汪精卫和懦夫的汪精卫是不是同一个人？是。

      所有对汪精卫的评价中，以他的追随者、同为大汉奸陈公博最为贴切：“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血气上涌之际，两眼一抹黑，啥都敢干。

      ——汪精卫，一个具备血气之勇而不具备血性且不敢担当的人。

      理解了这层，才能理解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为何要以国民党二号人物的身份组建伪政府？要知道有头有脸有气节的人物，宁死也不会当汉奸的。比方说老军阀吴佩孚，在北平落在日军手上，宁死不合作。以汪精卫的身份，他完全没必要投降。国民政府战还是和，他个人都有保障。他投降的原因无非两个：表层因素和根本因素。

      所谓表层因素，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和。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虽然比蒋介石年长，比蒋介石地位高，比蒋介石长得帅，比蒋介石名气大，但却被蒋介石玩弄于鼓掌之中，被牵着鼻子走，最后终于落在蒋介石的阴影中。但他从来不敢真的反对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做出的决定，汪精卫即使挣扎一番，最后都是妥协退让。因为他力不如蒋介石，技不如蒋介石。

      对待蒋介石尚且一再退让。对待比蒋介石更为凶猛的日本人，必然是退让更多。当初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是汪精卫批准的。那是赤裸裸的卖国协定，何应钦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汪精卫都批了，原因无他，日本人太猛了，能退就退，能让就让。汪精卫的行为让革命党出身的超级刺客王亚樵（比燕子李三、大刀王五之类的传奇人物更猛，黄金荣和杜月笙听了都要绕道的人物，他刺杀过蒋介石未遂，刺杀早期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得手，被后被把兄戴笠刺杀）都看不下去了，派人刺杀之。结果子弹射入汪精卫的脊椎无法取出，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十年。由此可见，汪精卫对日本人的恐惧远胜对蒋介石的恐惧。

      所谓深层因素就是悲观绝望。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就很悲观，认为打不过，不如认栽吃亏，苟活图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号，卢沟桥事变二十二天之后，日军正向平津进攻，身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精卫竟然在广播讲话中宣称：“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等等。”悲观之情溢于言表。

      汪精卫询问冯玉祥，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冯玉祥告诉他，日本无条件投降。汪精卫反应：丘八狂妄无知。历史证明，并非丘八狂妄，而是秀才太无知。

      随着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广州沦陷，汪精卫的眼前再一次黑暗。汪精卫看到，所谓抗战不过是更多土地沦陷，更多人遭殃，最后还是要失败。时光仿佛回到一九一零年。那时的汪精卫认为，要在黑暗中存活，只有舍身刺杀摄政王载沣。此时的汪精卫认为，要想在黑暗中存活，只有和谈，也就是卖国当汉奸。

      当然以汪精卫之才华和品味，即使当汉奸也是与众不同的，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汪精卫最初的要游说蒋介石和谈。幻想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态势。

      但是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份，中日武汉会战之际，重庆遭受日军战略轰炸。汪精卫的幻想消失了，妄图故伎重演——组建新政府对抗蒋介石。汪精卫之前多次干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不同，他要组建新政府和日本和谈。和日本沟通一番之后商定：“让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到前台主持政府工作。”经过一番游说，汪精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方说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的原因之一）。比方说陈立夫兄弟（正是从那时开始，蒋介石让戴笠组建军统，削弱陈家兄弟的功能）。

      汪精卫的如意盘算是把新政府建立在云南。那样看起来不像真的汉奸。如果成功的话，那样他将再一次胜过蒋介石，而且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但是汪精卫太天真了。当他转到越南河内表态之后，不仅被蒋介石追杀，支持者们纷纷表示不认识他。如此一来，超级大帅哥只能去沦陷区当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如何评价汪精卫的行为呢？四个字，书生意气。

      他以为他是救国救民，他是舍身喂虎，是有功之人。正如他妻子陈碧君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那般：“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寸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真是如此么？那是自以为。

      汪精卫被蒋介石骗，被龙云等人骗，很受伤。但骗他最惨的是日本人。他到南京之后就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玩偶，上演一系列历史小丑才会上演的闹剧。如果说蒋介石丢地盘，那么好吧，地盘丢了还可以拿回来。暂时技不如人、力不如人，可以苦练技术，增加力量，没啥大不了。汪精卫在南京是丢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凡是丢了灵魂的民族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

      可以设想如果是汪精卫成功将是什么情况：中华大地上东部地区会落入日本手中。中部会不间断的抵抗。西北会分裂独立。日本占领区内，会对满洲和满洲之外的地方分而治之，让彼此斗争不断。如此一来，中国相当于被肢解。那样的话，五千年历史将被终结。中华文明将成为传说。中国将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

      要说汪精卫需要同情，那就是被骗得很惨。落下秦桧那样的骂名却没干成秦桧那样的事业（好歹杀掉岳飞，和谈成功）。可恨又可怜。但问题的根源在他自己。

      汪精卫这样那样的优点，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只能当可怜的花瓶。正如国际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应该负责写文章搞宣传，而不是站在领袖位置上或试图站在领袖位置上。让他当领袖是悲剧（参见廖仲恺死后短暂的领袖日子）。不自量力往领袖位置上去，更大的悲剧。

      中国需要领袖型的人物，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算是惨败、惨败、在惨败也绝不能低头屈膝，哪怕是为个人的野心和利益站立着，哪怕是个人小节上有污点。也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人。汪精卫的困惑将由毛泽东和蒋介石解开。当然，蒋介石的方式和毛泽东的方式差别很大。

第三章  蒋介石的方式

汪精卫恐惧日本人，蒋介石同样恐惧日本人。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习好几年，远比汪精卫了解日本人的可怕。蒋介石和汪精卫想法一样，能拖就拖，能退就退。所以从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一直避免和日本冲突。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尽量不去招惹日本人。连《何梅协定》那样的条约都容忍了。但蒋介石和汪精卫不同的是，蒋介石以领袖自居，退让是有底线的。蒋介石的底线就是平津。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尽管承诺抗日，并且为此做准备，但还在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精心策划的，套路都一模一样。区别在于，九一八事变是石原莞尔搞的，卢沟桥事变由东条英机包办。石原莞尔是野心家，但是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人。所以他主张日本消化满洲，不要陷入战争泥潭。东条英机是一个纯粹的野心家。

      卢沟桥事变之后一个月，日军开足马力前进。他们的梦想就是拿下中国。只有拿下中国，他们才能离开那个封闭压抑的岛屿，走上广阔的大陆，实现千百年以来的夙愿。从唐朝时代，他们就渴望走上大陆，失败后退缩回去，苦练八百年内功。到明朝再次尝试，又失败，再次缩回去，又苦练三百年内功。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战略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大陆。在登上大陆之前，拿下琉球，并制定持之以恒的大陆政策。终于在一八九五年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一九三一年，占领满洲。如果日本就此停步，消化吸收，那么之后的局势就不好说。但上天与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疯狂起来的日本要吃掉中国。时间表是三个月。

      三个月时间，是不是太狂妄了？事实是这样的。日本人的战略主要参考蒙古灭宋和满清灭明。他们的设想：占领主要大城市之后，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所以他们从平津开始，南下战略华中，西进四川，把抵抗力量压缩到东南。同时登陆上海，占领长三角经济中心，再南进扫荡就行。他们以为那样就可以完成任务。实际上他们低估了一个人，蒋介石。

      蒋介石一辈子，混蛋的事没少干，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混蛋的人。他非常狡猾，非常冷酷，非常贪婪，有时候非常让人讨厌，但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绝不会低头。恐惧之中的汪精卫会低头，蒋介石不会。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直退让。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再退让。原因很简单，丢了平津，中华将不再是中华。就算委曲求全，也只能偏安南方。中国历史上，偏安南方的政府从没有好的结局。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开打了。所以他在七月十七好的庐山讲话中强调他的底线：“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当时日军还没有进攻平津，还有一丝希望。所以他没有把话说死，但底线亮出来了。

      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把希望放在列强调停上，结果失望。抗战之前，蒋介石也把希望放在列强调停上。结果还是一样。号称主持正义的国联，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但蒋介石比李鸿章坚韧。他决定在上海和日军大打出手。淞沪会战爆发。时间是八月十三号。

      上海并不是理想的战场。长三角地势平坦，有利于日军机械部队穿插。无险可守，无法抵消日军优势炮火。入海口靠近江海，有利于日本海军运送兵源和战略物资。再加上日本空中优势。相当于战斗力较弱的陆军对敌海陆空三军的立体进攻，能打赢才是奇迹。

      蒋介石把战场选在上海，源于两个战略上的因素。

      战略之一：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人的上海，也是列强的上海。列强在上海有租借地，有很大的经济利益。日本进攻上海，必然触及到列强利益。蒋介石希望把列强拉下水，制约日本。按照力量对比，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从当时态势看，短期内结束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列强出面干预。

      战略之二：日本要效法蒙满，想要由北向南灭掉中国，必须从战略上予以破坏。如果在上海开打，那么日本只能沿着长江由东向西进攻。由北向南，南方是大海，绝路。当初宋朝残余势力就是在南方被赶尽杀绝。由东向西，西边是崇山峻岭，是中华腹地，有兵源和粮草，可以无限抵消日军优势装备。

      日本人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高层也判断，只要在上海坚持三个月，就会引起列强干涉。战争就能迅速结束。然而他们想错了。欧洲的英法正对着希特勒发愁。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盟约，出兵莱茵区。法国没反应。淞沪会战之际，希特勒正要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在一九三八年如愿以偿。英法美默认之。它们为何如此反应懦弱？要知道，希特勒占领莱茵区的部队只有三个师。法国可以轻松拿出十个师对应。希特勒东扩时，英法可以强力挫败之。它们的想法很简单，让希特勒向东和斯大林拼命，上演一部史诗剧。然而希特勒上演史诗剧之前，安排了一部剧情大反转，转身向西，噼里啪啦给英法两国一顿拳头耳光。他们对德国尚且如此，遏制日本的代价更大。而且他们同样期望日本从远东西进，连同德国一起夹攻苏联。

蒋介石最大的希望是美国。他和宋美龄的结婚照上就写着“中美合作”。而他自己也改信基督教以示接近欧美。但美国人显然没把蒋介石当盘菜。因为日本人发动战争的钢铁和石油很大一部分都是从美国人那里买的。一九三七年，美国对日本仅军事输出就有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那时美国的GDP不到一千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说：“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可能被制止。”九月十四号，罗斯福宣布同时放弃向中日两国输出军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煤油为最”，但被拒绝。给蒋介石最大帮助的反而是希特勒和斯大林。

      因为列强各怀鬼胎，所以战略之一没有实现。战略之二基本实现，但代价太大。蒋介石嫡系基本上全部走上战场，伤亡惨重。战争打破了日军那个所谓三个月时间表，把日军主力吸引到长江入海口。战争泥潭，隐隐浮现在日军眼前。

      考虑到当时国力，能实现改变日军战略目标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接下来蒋介石又干了两件蠢事。其一是只知道打仗，没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预备撤退准备，以至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数十万士兵成了大溃逃。其实当时士兵士气非常高，战意很浓。所以溃逃，是因为缺乏组织。如果这些士兵能够有序组织起来，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层层防御，可以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延迟日军进攻。这个蠢事的结果就是，国军十一月十二号从上海撤退。十八天之后，日军便到达南京。第二件蠢事，在明知南京守不住的情况下，没有疏散市民。结果导致日军在十二月十二号攻陷南京，十三号实施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希望用疯狂的屠杀瓦解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但是日本人想错了。如果依靠屠杀可以征服中国。那么中华文明早已灭绝。日本人看见蒙古人成功，看见满清取代明朝成功，看见蒙满成功时的血腥杀戮，也跟着学习。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宋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国。在鼎盛年代也没能控制平津一带，实际上就是第二次南北朝。没有北方汉人相助，蒙古无法消灭南宋。明朝亡于内乱，而非亡于满清。中国从没有被纯粹的外敌征服，更没有被野蛮的武力征服。特别是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后，蛮力更不可能征服中国。所以南京大屠杀没有换来国民政府投降。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开始，中日又在徐州大打出手。按照日本原定计划，徐州会战应该是南下道路上关键性一战；但是因为已经攻下南京，沿长江向西追击蒋介石，徐州会战已经成了次重点。徐州会战中，国军最后虽然失败了，却已经熟练很多，不再像淞沪会战那般笨拙，不再像南京那样仓皇而逃。并且在李宗仁的指挥下赢得一场台儿庄大捷，看见一丝希望。

      然而此时蒋介石又做了一件争议很大的事：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西取中原，结果却造成千里水灾，中原大地上的千万百姓损失惨重。

      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用非常手段行非常之事也可以理解。但是蒋介石行事过程中，既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也不去约束手下高级将领，导致军民关系完全脱节。以蒋介石的心腹战将汤恩伯为例，跟日本打仗不含糊，但因为军队扰民严重而成了河南百姓眼中一大灾星。国民党的队伍常常被老百姓解除武装，沦为千古笑谈！

      虽然干了这么多蠢事，有这么多失误，但蒋介石还活着，还在抗战。南京沦陷之后，他把临时首都迁到武汉，随后又迁到重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同打不死的蟑螂。只要抗战，民族精气还在，希望还在。不论复出多大代价，终究还保留着翻盘的希望。

      攻陷南京之后，日军沿长江而上，一九三八年六月份到武汉。武汉会战打响。那是八年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场遍及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省）、持续时间最长（四个半月）的一场会战。国军投入兵力达百万。日军前后投入兵力三十五万。会战的结果虽然是国军撤离武汉。但这一次是有序撤离，核心战斗力还在。日军虽然占领武汉，却无力继续进攻，彻底陷入战争泥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就在那个时候，汪帅哥选择当汉奸。

      迷茫的汪精卫看到是中国失城失地，却没有看到战略局势的悄悄转变。当时能为汪精卫解惑的人在延安。如果他和毛泽东谈一谈，或许就不会当汉奸了。因为就在汪精卫决定当汉奸的时候，毛泽东完成了大作《论持久战》。中间有汪精卫想要的全部答案。

第四章  毛泽东的选择

汪精卫恐惧日本，选择了屈服。蒋介石也恐惧日本，但选择了抵抗。毛泽东则从中看到大展宏图的机遇。如果说毛泽东有何与众不同，那就是总能在绝境之中找到机遇。

      当蒋介石在恐惧中抗战，当蒋介石忘却政治宣传，当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敌后从容部署。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毛泽东赢得了共产国际的认证，着手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的策略很简单也很复杂。说简单，就是让共军渡过黄河向东，一开始配合国军抗战，比方说林彪取得平型关大捷，刘伯承奔袭阳明堡机场。国军败退以后，共军就在日占区落地生根，星罗布棋，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诞生。贺龙在晋西北生根，聂荣臻在五台山搞建设，陈毅在苏北立足，罗荣桓在山东布局，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小根据地。

      说复杂，是因为敌占区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退路，没有后勤、没有支援、没有友军，要得到一定保障，需要先把某一地区的日军和汉奸消灭，抢他们的地盘，枪他们的武器。所以《游击队歌》曰：“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日军不是省油灯，他们借助城市和交通线部署封锁网，修建岗楼，设置据点。岗楼之间的距离是步枪射程，可以相互支援。日军的敌后扫荡相当频繁。

      一九三八年晋察冀秋季反扫荡，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

      一九三九年冀南春季反扫荡，两个月时间，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战。同年北岳区冬季反扫荡四十多天，共军和日军交战百余次。

      一九四零年晋西北反扫荡两个多月，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两百多次。

      一九四一年苏北夏季反扫荡，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多次。

      如此等等。敌后反扫荡这些，规模不大，但数量频繁，牵制日军数量越来越多，自身军力越来越强，控制地盘越来越大，达到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以战养战。

      正面战场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之后，生存难度反而增加。以国军为例，一开始落在敌后的国军数量远多于共军。蒋介石也希望他们可以像共军那样在敌后生存，建立根据地。但是不行，条件太艰苦了。最后要么当了可耻的协皇军，要么散了。

      为何共军可以在敌后发展壮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共军有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创建共军之时，就是白手起家，没有军饷、没有武器、没有人。毛泽东带出来的队伍，不发工资、不搞个人团体，可谓是奇迹。所以敌后虽然艰苦，那是对其他人。对毛泽东和共军而言，正常生存。因为他们原本就在一无所有中诞生，一无所有中壮大。他们从来都是面对炮火，面对穷山恶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人区。敌后并不算特别艰难。所以其他人无法生存时，他们不但生存，还能壮大。

      整个抗日战争，毛泽东没有在前线指挥过任何具体战役。共军初期东进，甚至在和国军配合上，以朱德为主。前线具体指挥，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这些人。毛泽东甚至不太赞同林彪的平型关战斗和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但这些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战略设计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也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会，毛泽东写下两篇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们名义上在谈论哲学，实际上奠定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也为共军在敌后生存提供理论依据，从脑袋里打通共产党人的奇经八脉。

      所谓实践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这个有点类似于古人推崇的“行知合一”。通俗一点说，先干，再想，再干，在想。干多了，想多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在具体事物上，到天上摘月亮或许不可能；敌后生存，实则可能。事实上共军就是这么实践的，而且很成功。

      所谓矛盾论：事物本质上一分为二，对立的。但是在彼此交替作用时又合而为一，统一的。归纳起来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这些是政治教材上的东西。不禁要问，这个东西对敌后生存有何现实意义？答案是意义很大。

      按照这个思想，胜败也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彼此共存，相反转化。今日失败，来日总结经验教训再战，那就可以成功。一时失败没啥，只要能换来最后的成功，那么失败也是一种胜利。一时的牺牲，只要能换来最后的胜利，那么牺牲就是有价值的。项羽百战胜九十九，垓下一战而亡，所有胜利果实化为乌有。项羽胜或刘邦胜，中国还是中国。抗日战争这种事，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是必须达到的目的，不能只讲一时成败得失。如果达不到那个目的，亡国灭种，啥也不要谈了。所以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干。

      毛泽东干事情，显然不是喜欢赔本。他要带领共产党和共军完成开创一番事业，而不是要让追随者无谓的牺牲。所以他认为，尽管敌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但确实可行，而且一定可行。详细论证写在《论持久战》中间。

      这本书全面系统论证了中日战争的走向和结局：中国大而弱，日本小且强。在日本的强势进攻下，中国应该采取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战术。

      根据这个标准。蒋介石在战略上是对的，且战且退，并且迫使日本沿长江向上游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犯了若干错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系统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这就是共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精髓所在。不仅敌后抗战如此，日后解放战争也是如此，抗美援朝还是如此。日后重庆谈判，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毛泽东让人琢磨不定。其实这话不对。毛泽东已经把他的思想精华写在文章里了。还要琢磨什么？不愿正视而已。

      看到了么，《实践论》是一种决策，《矛盾论》是一种认知，《论持久战》是一种战略战术分析。三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三部曲。共军就是在这三部曲指导下完成全部事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术走向都验证这些观点。

      ——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干的第二件事：从思想上给国人指出一条路。

      ——这件事完成，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战友们。

      其实汪精卫投降之前应该有机会看到毛泽东这几篇文章。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国民党高层都会看。《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赠给白崇禧一册。白崇禧看后表示钦佩，转给蒋介石。而且文章不长，一会就看完。

      那么汪精卫为啥在战局明朗的情况下去当汉奸呢？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联日反共，和日本人一起消灭共产党。汪精卫当汉奸的那些年头，都是在帮助日本打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作战。其实汪精卫和共产党原本是同盟关系，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汪精卫曾经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后跟随蒋介石清党，实在是斗不过蒋介石。纵观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关系，是汪精卫辜负共产党，而非共产党辜负汪精卫。就算汪精卫和共产党有仇，一九三八年也不是报仇的时候。看看蒋介石，对共产党比汪精卫狠，却也能在那个时候顾全大局。所以说汪精卫是那个时代最特殊的人，或者说是时代的搅屎棍。

      如果在当今，汪精卫仅凭那张脸就能成为偶像明星。如果太平盛世中，汪精卫可以在任何行业出头，即使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进入政治领域，汪精卫也能活的不错。但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汪精卫成了汉奸。因为那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时代。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才能在领袖位置上生存下去。

第五章  有缺陷的果实

抗日战争是否伟大？当然伟大。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全部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中法战争，败。甲午战争，败。抗日战争的规模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大。抗日战争的时间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长。抗日战争的残酷远胜于之前历次对外战争。但结果却胜利了。

      伟大意义之一：在于唤醒了国人民族意识，国家浴火重生。

      伟大意义之二：避免了中华文明在历史转变中断裂。

      虽然结果胜利，但代价太大了。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八年抗日战争，那就是“熬”。

      八年煎熬，拖住日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最低谷之际给这个世界作的贡献。因此在战后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否决权。因为通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证明，即使在历史低谷中，这个世界必须倾听中国的意见。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

      八年煎熬，中国军民损失两千两百万以上，国统区损失一千二百万以上，解放区损失八百万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受害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陷入历史低谷的惨痛代价和永远应该铭记的血的教训。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现实比这个残酷得多：落后就要牺牲。历史更残酷：落后就要灭亡。史书上那些只有名字的民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

      八年煎熬，军人损失三百五十万以上。军民损失接近六比一。

      ——所以战争永远是老百姓遭殃。军人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还可以留下无上荣耀。但是老百姓，可能连姓名都无法留下。有谁记得那荒野中的白骨姓甚名谁？

      八年煎熬，国军损失三百二十万以上，共军损失五十五万以上。

      ——这个比例很好的反应了抗战态势。国军在正面战场，是抗战主力。共军在敌后战场，处于辅助作用。国军在抗战之前就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理所当然。根据战场走势看，国军高开低走，共军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民党收获：抗战之前内部战争不断，对外唯唯诺诺，不敢说不。抗战之后，因正面战场出力巨大成为世界主要政党之一，拥有世界性影响。国民政府代表中共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亚洲代言人。国军抗战前不到两百五，抗战后四百万以上。

      共产党收获：以数万人为基础，在敌占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军队发展到百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人。虽然影响力不如国民党，但政策切实可行，千百年来第一次解决中华大地上的主题群落——农民——生存问题。

      蒋介石的收获：以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尽管中间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最后的结果为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以来的耻辱。因此他成了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之一。正是因为他的成绩，中国的疆域（失去外蒙）和领海（南海九段线）有了基础法理依据。

      毛泽东的收获：推行中国共产党本土化成功，建立一个严密的中央组织。他的思维在党内延伸，在中华大地上舒展。他的理想和梦境正在变成现实。数千年以来，他成了第一次把希望带给底层大多数的那个人。

      不禁要问，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拥有蒋介石的那些资源，或蒋介石拥有毛泽东的思维，结果会怎么样？好吧，这个答案是不存在的。如果非要追问答案，就是如果是那种情况，那么日本人就没有机会侵略中国。抗日这个话题也就不存在。

      正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即使日本人走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历史宿命

青史黄页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已经成为对立统一体，如同刘邦和项羽，如同孙中山和袁世凯。谁也离不开谁。刘邦没有项羽，很难凭自己的力量推翻秦帝国。孙中山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也不会在一九一一年成功。毛泽东没有蒋介石正面抗战，很难在一九四五年看到胜利希望。反过来，项羽虽然推翻秦帝国，但并不具备建立伟大汉帝国的素质。袁世凯虽然让清帝退位，却无心建设中华民国。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无力在战后给予中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农民——新的希望。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生态都是一元化，讲究天无二日，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中央政府。脱离这个范畴，就要天下大乱，就要民不聊生，就要血流成河，就要白骨如山。有没有人尝试改变？有过。孙中山为此忙碌一辈子，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那段时间内，搞过选举。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每张选票明码标价。如果哪位代表不同意出卖选票，就有妓女、土匪、军警、刺客轮番伺候，直到出卖选票为止。

      那段时间内，有过总统和总理相互制衡。结果就是政府机关分成两派，军阀分成两派，彼此斗争不休。有时候总理斗败总统，有时候总统斗败总理。但不论哪一方胜利，还是军阀割据，还是民不聊生。没有任何改变。也看不见改变的希望。

      对此毛泽东和蒋介石心如明镜。其实真正改变那种历史生态走势的机会也有，就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所以有了重庆谈判。

      双方已经明争暗斗二十年，彼此不信任。所以要谈判并不容易。首先需要占据主动权的蒋介石伸出橄榄枝。正如当初项羽要求刘邦“共商天下事”。项羽和刘邦是异性兄弟，曾经联手拒敌。国共两党的恩怨可以说纠缠不清。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恩怨也纠缠不清。曾几何时，毛泽东一直在蒋介石的通缉名单上，人头价格常常变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号、二十号、二十三号，蒋介石接连发三份电报去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中国有句老话，叫事不过三。刘备请诸葛亮也才三次。蒋介石连续三封电报，已经给足面子。毛泽东再不做决定，就要为内战承担责任了。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苏美两过都出面作担保。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去延安陪同毛泽东去重庆。

      国民党的谈判条件：军令政令统一，不得改变现政府模式。

      共产党的谈判条件：和平，民主，团结。

      国民党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抗战贡献较大，抗战后占据主要大中城市。蒋介石追求军政统一，实际上是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因为军政统一的话，肯定以国民党为核心，以蒋介石为领袖。共产党处于弱势，和平和团结是必须的。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在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组成真正联合政府，实现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有生存空间。这个要求符合二战之后的潮流。如果真的组成联合政府，中国历史必然改写。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八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的陪同下抵达重庆。国民党之外的媒体对毛泽东此行的评价很高。纵然有美苏两个的口头保证，风险也是相当大。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美国总统也有被刺杀的么。沙皇也有被刺杀的么。在中国，即使老百姓都知道天无二日。毛泽东去重庆，相当于刘邦去鸿门。当时刘邦弱，项羽强，项羽让刘邦去商谈和平。最后终于破裂。刘邦在鸿门仅吃了一顿饭，就出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毛泽东临走之前交代一番：刘少奇代理他的职位，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书记，保证即使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在，组织也能有效运转。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两人已经将近二十年没见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北伐之前，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时候两人还不是两党领袖。那时候的蒋介石正在准备清洗共产党。那时候的毛泽东正在走向农民。此后二十年，蒋介石在城市里算计着一统天下，毛泽东在山沟里改写历史。

      他们彼此不曾相见，但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知道，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对手，命中注定名扬天下，命中注定写入历史，命中注定有一个失败，成功的那一个将成为历史的节点刻在史书的最深处。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战胜另外一人。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危及华夏根基，他们会一直纠缠斗争。即使日本人入侵，他们依然是暂时合作，从来不曾忘记对方。

      但是此刻，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号晚，当他们彼此相见的时候，是温文尔雅的微笑，是风度翩翩的举止，是甘醇的美酒，是最热烈的祝福和恭维。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场景或许虚伪。但更可能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流露。

      ——他们都是世界的精英，拥有一等一的智商和情商，超一流的谋略和手腕。

      ——他们都是孤独的。世界就是这样，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孤独。越是孤独越可能彼此欣赏。也许他们应该成为知音。

      ——但他们却要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用尽平生智慧去消灭对方。这也是命中注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利用短暂的相聚，表达一下彼此的欣赏和尊重又有何妨？

最高层次的角力

从八月二十八号到十月十一号，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和蒋介石前后十次会谈。其中前三次是彼此摸底试探，后面七次真刀真枪。试探也好，真谈也罢，都是谈笑间进行。但却是最高水平的较量。因为无论任何一方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就可能造成很多损失，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蒋介石的底线：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为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蒋介石的筹码：一、召开国民大会；二、让共产党部分参与政府；三、释放政治犯。

      蒋介石谈判方式，他自己在八月二十八号的日记中记载：“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同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心态：“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预示很多。

      ——按照蒋介石的这个办法，国共双方的地位又回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之前的状态。也就是通过忽悠的办法让中共回到二十年前的状态。二十年前的中共主体还是陈独秀领导下的一群左派知识分子。二十年后的中共已经是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已经拥有百万军队，已经拥有大片根据地，已经拥有上亿人口。别说是毛泽东当领导。就是让陈独秀、王明出来也不会同意蒋介石这一套。

      毛泽东的底线，保证共产党控制一部分军队，对华北的控制权。失去军队，那就意味着一切完蛋。失去对根据地的控制权，同样完蛋。

      毛泽东的筹码：一、拥护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把南方的部分根据地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的谈判方式，在逼近底线前慢慢退让。

      双方谈判的焦点就在于军队和政府的形势。九月二号，也就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那天，国共谈判进行到实质性阶段。

      蒋介石开价：共军整编十二个师，政府内部给共产党一个省主席名额。

      ——太吝啬了。当然这是初步意见。

      毛泽东要价：共军整编为四十八个师。政府方面，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

      ——军队要价有些高，也是初步意见。政府方面要求还算合理。但不管怎么说，亲手打下来的地盘不能轻易拱手让人。

      双方差距如此巨大，接下来的谈判艰难无比。共产党觉得国民党欺人太甚。国民党觉得共产党不可理喻。

      九月四号到十二号。蒋介石又约谈毛泽东三次。双方都有了让步。毛泽东答应把共军的要求将为二十八个师。九月二十一号，蒋介石也答应把放松口风，允许共军整编为二十个师。如果谈判顺利，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应该共军整编为二十四个师。但就是没有谈拢。国共代表通过八轮谈判没有结果。九月二十二号，谈判中断。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长江以南各重要城市接收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隐患已除其半矣。”

      也就是说国军完成了对长江流域大城市的接收工作。蒋介石重新掌握战略要地和经济核心地带，觉得无需再做让步。实际上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他又犯了一个巨大错误。接收工作虽然迅速，但没有做好政治工作。国民党各个派系在接受过程中大肆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把“接收”变成“劫收”，丧尽民心。当然这样的错是一贯的，从淞沪会战撤退工作，到南京市民转移，到抗战期间部队约束不力，一脉相承。

      蒋介石就是这样，聪明到极点，混蛋到极点。

      九月二十七号，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去西昌度假。实际上他只是转变一下策略，想逼毛泽东就范。毛泽东也转变了策略，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之前在蒋介石面前示弱。现在展示一下肌肉。

      蒋介石到西昌之后一个人在房间沉思默想，设计种种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就是扣押或审判毛泽东，并且在日记中给毛泽东罗列了十一条罪状。如果当时蒋介石孤注一掷那么干，没人能拦得住他。但是他必须考虑苏联和美国的反应。美国大使赫尔利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安全。美国是蒋介石得罪不起的。苏联威胁更直接。苏军还在东北。苏联还可以直接威胁新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前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看似决心已定，很快又犹豫了。十月六号的日记中写到：“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除了不想惹美苏之外，还有就是他当时正在人生巅峰，春风得意之际，相当有自信。他认为他有四百万大兵在手，可以横行无忌。所以他在日记中评价毛泽东：“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十月九号，蒋介石第七次和毛泽东谈话：“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历史证明，他自信过头。

      十月十号，签订《双十协定》，就是把国共双方的诉求写在上面，根本问题并没解决。十月十一号，毛泽东回延安。两天后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这个手令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标志。但其中透露的信息量巨大——民族复兴。大家都在谈民族复兴。毛泽东再谈民族复兴。其实蒋介石也在谈民族复兴。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蒋介石的办法没法解决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农民问题。

      所以国共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军队多寡的问题，不是一两个省主席问题，甚至超越国共两党自身利益，而是对中华民族前途设计问题。那个斗争，既有个人利益，又超越个人利益。既有组织利益，又超越组织利益。既有阶级较量，又超越阶级较量。既有意识形态对抗，又不全是意识形态对抗。表现在现实上，就是必须有一方倒下。因此战争无法避免。

纠结中上路

看看蒋介石，想动毛泽东却又不敢动。鸿门宴上，项羽没有动刘邦，还是自身在犹豫。刘邦回去之后通过四年战争，把项羽赶到绝路，开创大汉帝国。毛泽东回延安也是一样，通过不到四年的战争，把蒋介石赶出大陆。蒋介石犹豫，完全因为外部压力。

      但是必须承认，八年煎熬，代价巨大，但中国抗战胜利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是有缺陷的。犹如红彤彤苹果上的一个烂斑。

      原因之一：中国没能完成工业化，依然是农业国，军火生产能力有限。日本是当时世界上排名前六的工业强国。双方国力和战力差距巨大。

      原因之二：中国军阀混乱。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不要说共军，连军阀都难以指挥。中央军内部都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原因之三：外部力量介入过多。

      抗战之处。欧美打算把日本武力引向苏联，对蒋介石的困难视而不见。对蒋介石伸手的人反而是德国和苏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德国给蒋介石训练将近三十万军队，基本上都是德国装备。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六千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德国一开始对中国的好感多余日本。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东方给日本捅刀子。苏联援助蒋介石一千二百三十五架飞机，大炮一千六百门，并有五千空军志愿军和军事顾问团来华参战。当时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压力，希望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

      由于国军抗战初期表现过于糟糕。德国在中国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开始转而接触日本。一九三九年，中日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打苏联主意，操纵“满洲”进攻“蒙古”，从东方进攻苏联，苏日军队以“蒙满”名义在诺门坎打了一仗。整个战争历时一百三十五天，规模十万人次，但极为惨烈，最后以日军的惨败告终。此战之后，日本再也不想进攻苏联。双方签了一个《中立条约》。苏联结束了对蒋介石的援助。日本南下东南亚进攻英美，并于一九十一年一月七号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发现支持中国抗战的必要性，大规模援助。

      但美国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先欧后亚。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队伍援助五百亿美元，中国仅得到十六亿，占百分之四。蒋介石因为是中国抗战领袖，得以在一九四三年参加开罗会议，成为三巨头之一，相当风光。

      但也因为蒋介石在抗战中表现一般，一九四四年还出现了豫湘桂千里大溃败。美国需要苏联在欧洲战事平息后对日参战，在雅尔塔会议中把中国利益出卖给苏联。其中包括外蒙独立和苏联在大连和旅顺驻兵。当然，如果蒋介石够强势，那些都可以重新谈判，拿回来。然而蒋介石当时没有强势的筹码。因为他要消灭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拥有百万军队，占据华北大部分地区。而且全力向东北挺近。

      从欧洲战场上下来的苏联钢铁洪流冲垮了日本关东军，停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地球在流血。美国和苏联在流血中基因突变为北美野牛和北极熊。它们虽然是中国的盟友，但是对中国都有想法。

      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温和的大块头国家，国共两党搞竞争，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山寨版，对美国非常有利。如果搞成功，将来中国大选，两党争相讨好美国，对美国太好了。蒋介石就是美国的天然的合作者。所以美国偏向蒋介石。麦克阿瑟以远东最高统帅的身份向下令：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美国人原因用飞机和军舰把国军从西南运到东北。但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独裁失控，美国人支持中共进入联合政府，牵制蒋介石。

      早在重庆谈判之初，蒋介石得知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心里对北极熊和北美野牛分别骂了好几句娘希匹，脸上还要对两只野兽笑脸相迎。因为他希望北极熊能睡一会，希望从野牛那里多要点钱和装备。而且蒋介石要喊北美野牛为大哥。

      北极熊不希望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从抗战时期支持蒋介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支持国民党，可以拖住日本。现在支持中共，可以防止中国独立统一。

      在斯大林看来，一个独立统一的国民政府的中国对苏联非常不利。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没有机会统一中国，所以他选择支持中共，耍蒋介石。斯大林支持中共，只想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分裂的中国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共也是暗地里，因为他在外蒙和东北拿了蒋介石的好处。

      蒋介石这么干的目的：中共即便不和苏联闹僵，苏联也受到掣肘，他尽可以放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之后再干别的。倘若苏联不守规矩，老大哥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看来，美国就是保障。然而蒋介石又错了，苏联从来不想和美国闹僵，也从来没想过和他蒋某人决裂。他们只打算暗地里偷偷地帮助中共而已。他们那样做，美国也没辙。因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一路货色，都是那种可以为了利益不擦屁股的货色。

      纠结之中的蒋介石选择开战。十月十三号“剿匪密令”下达时，他自己也就踏上了毁灭之路。因为毛泽东已经飞龙在天。

第六章  大师级手笔

当初楚汉相争，四年的时间解决了领导权问题，奠定大汉帝国的根基。国共内战也是用了同样长的时间解决国家主导权问题。但愿天佑中华，共和国可以像当初的大汉帝国那般荣耀辉煌：对内改善人民生存条件，对外傲骨嶙嶙，最终为文明世界增加色彩。

      国共全面内战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实际上从大大小小的摩擦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谈判桌上热火朝天，宴会上觥筹交错。外面可是一点都不平静。蒋介石指挥国民党接收各处战略要的。毛泽东指挥共产党开赴前线，特别是抢占东北中占得先机。

      就在蒋介石宴请毛泽东的时候，共军和阎锡山的队伍在上党地区为争夺日军留下的军备而大打出手。共军消灭阎军十个师。

      双十协定签字完毕两周后，国共双方围绕平汉铁路大打出手。共军消灭国军七个师。

      平汉战役尚未结束，共军围攻绥远和包头两个城市，一个半月没能攻克而撤退。

      真正引爆点在东北。当时苏军还在那里。按照条约，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国军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占领东北。但是满船的国民党大兵只能在秦皇岛登陆。

      摊开地图看看，往东北运兵的最佳落脚点是营口。从营口登陆，直接切入东北腹地，很快就能开到沈阳。其次是大连，从大连上岸要多走点路。如果营口和大连没法走，第三个选择是葫芦岛。葫芦岛已经关内外的咽喉之地锦州以南了。要从葫芦岛切入东北腹地，必须经过锦州。秦皇岛还在葫芦岛南边，已经在关内了。可以说是最烂的一条道。从秦皇岛出发，要经过葫芦岛，过了锦州，才能进入东北大地。难道美国人和国军将领看不出来？当然不是。因为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是一群惹不起的人，刚刚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苏联红军。

      蒋介石派遣以熊式辉接收东北地盘，结果地盘没接到，只接收到墙壁，碰得满鼻子灰。因为中共已经渗透到东北，迅速建立不少地方政权。苏军暗中给了很多方便。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那些刚建立的政权。按道理说大家已经是盟国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咱也忍辱接受了，应该帮点忙吧。苏军举起道德大旗：“这些政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内政，苏军不便于预。”蒋经国提出派人到吉林、沈阳、哈尔滨视察，请苏军协助。苏军说去吉林可以，去沈阳和哈尔滨无法保证安全。然而蒋经国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发现，给他们站岗的警察，竟是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的八路军！惊骇之下赶紧脚底抹油。

      文人如此，军人又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号，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苏军老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回顾了战争情义，客套一番之后干正事。马琳诺夫斯基的蓝眼睛里笑语盈盈，说的比唱的好听：“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趁机提出，请苏军在营口（东北最佳登陆点）掩护国军登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不仅如此，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军登陆要旨，送给杜聿明。临别时分，马琳诺夫斯基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生活。氛围好到不能再好。

      作为国家高级将领，杜聿明常常和美军打交道，美军将领的骄横跛扈深有体会，没想到这位苏联元帅如此和蔼可亲，简直是原版的山姆大叔啊。杜聿明感慨良多：“都说对苏外交棘手，扯谈！”然而六天之后，杜聿明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络图”，乘坐美军战舰驶进营口港时，却发现苏军已不知去向，共军已经接管营口，准备用枪炮欢迎他。杜聿明发现被耍了，咬牙切齿说：“个姓马的俄国佬！”呵呵，杜律明先生，马琳诺夫斯基并不姓马。

      营口不行还有大连。国军曾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军企图在葫芦岛登陆，也同样受阻，而共军就可以从那里进入东北。最后可怜的国军去东北，营口不能走，葫芦岛不能走，大连不能走，只能走通往关东最远的一条路，秦黄岛。秦皇岛向北，一路向北，枪炮开道。那个郁闷啊，莫提了。

      还有更郁闷的呢。军队还没有运完。南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甚至是：“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蒋介石认为苏联人一定想方设法赖在东北不走，本想借此给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哪知道斯大林老奸巨猾，顺势突然下令苏军撤退，把国民党闪了个倒憋气。共军一口气填补苏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又被斯大林闪了一下腰，早饭差点喷出来，只好再骂娘希匹。

      杜律明和国军将领们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捣鬼反而成就了他们在战争初期的风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指挥精锐部队从秦皇岛出发，一路北上，把林彪逼到墙角。特别是第一次四平争夺战中，久经考验的缅甸远征军把立足未稳的林彪搞得很狼狈。

谋划

经过八个月的摩擦布局。蒋介石把兵力从西南调到东北和华北，准备好了。抗战之前，日军的口号是三个月灭掉中国。内战之前陈诚则说：“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陈诚在国军里面已经是相当严谨，相当靠谱了。他的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国军在第一次四平战争的表现；第二，国军绝对硬实力。

      蒋介石指出：“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政府向东进攻，他们就向西流窜，政府向南进攻，他们就向北流窜。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

      根据这个思想，蒋介石给国军制定的战术：占点延线，让共军不能持久抵抗。

      ——翻版日军扫荡战术，没交版权费。蒋介石没想：共军在日军扫荡下都能生存。此时国军正规军装备已经不输日军。但战力堪忧。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号，国军全面进攻。一百八十万国军正规军分别在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湖北、河南、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全面进攻，拉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最为血腥残酷的内战。一时间，长江以北的大地上，除了偏远的西部地区意外，全部笼罩在战火中。因为它不同于王朝更迭，不仅仅是利益集团较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战争，还包括中国告别农业世界之后的抉择。

      一切在燃烧，一切在毁灭，一切又在重生。

      好吧，如果国家和民族必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重生，那就更猛烈些吧。

      那么蒋介石面对毛泽东的战绩如何呢？四个月之后，国军从共军手上张家口。那是共军从日军手上多得的最大城市。时间是十月十一号，《双十协定》签订一周年又一天。四个月的时间，国军攻占了大量地盘，把江苏的共军赶到山东，把中原的共军赶走，从共军手中夺得一百零五座城市。

      蒋介石对此很欣慰，于十一月十五号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开会没问题，制定宪法没问题。问题是，对拥有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共产党视而不见。其他小党派，无视的无视，解散的解散。手段和当初囚禁胡汉民如出一辙，蛮不讲理。

      蒋介石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绝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战略家，战术上有缺陷。面对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总是能战而胜之。面对共产党内如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陈独秀，也能战而胜之。甚至是面对日本人，他也可以扭转日军侵华战略。但是面对毛泽东，他的最大缺陷反而是战略失误。他围剿红军，帮助毛泽东上台。他打残了张国焘，帮助毛泽东站稳脚跟。他消灭了项英，消除毛泽东党内异己。这样的事太多了。他主动撕掉《双十协定》又把毛泽东推到道德制高点上。

      毛泽东的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口号虽然是震天响，决策非常困难。毛泽东一生做过很多看似艰难的决定。秋收起义之后去井冈山，很难。长征途中改变路线，很难。和张国焘斗争，很难。还有各种整风和运动，都很难下决心。但真正的难题只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和蒋介石内战。

      毛泽东固然心高气傲，固然无所畏惧。但他首先是一个现实的人，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一流的战略大师。他必须考虑成本，核算风险。他需要为上百万共军负责，需要为根据地上亿老百姓负责。双方绝对实力摆在那里。一旦失败，很多共产党人讲流血牺牲。他个人将在历史上将成为反面教材，历史地位恐怕连李自成都不如。

      但毛泽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向困难低头。逆境之中总能找到出路。正因如此，他才能一路走来，从乡巴佬变成共产党领袖。通过一系列思考。他确定应对之策：把《论持久战》对日作战的三段论——战略防御、相持、反攻——删减为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省去中间战略相持。毛泽东的谋划出于对敌我双方的了解，出于他对蒋介石的了解。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很简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他的目的是消灭国军有生力量。抗战时，毛泽东就主张用这招。无奈当时共产党太弱小，只能游击战，小规模的前进和撤退。蒋介石手中有人，却没有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现在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大踏步后退

所谓战略防御，就是大踏步后退。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首要难题：必须把国军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消除掉。如何办到？按照一般人看法，最好直接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更新自己的装备和增加自己的人数。

      更新装备的途径无非两个：常规途径和非常规途径。常规途径无非自己生产或购买。

      共军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偏僻的农村，主体部分是农民，工业力量一片空白，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要搞生产，也应该等到战争结束。外部购买，同样不靠谱。当时的世界能往中国提供军火的无非美国和苏联。美国虽然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但真正内战开打，还是站在国民党那边，至少不会支援共产党。苏联从蒋介石手上拿到外蒙之后，法理上要支持国民政府，即使有心支持共产党，也只能偷偷摸摸给点装备。比方说苏联在东北接受的日本装备，其中一部分给了共产党。但数量有限，杯水车薪。

      既然常规途径行不通，只能走非常规途径。非常规途径中，最理想的一条路就是缴获国军装备。共军一直那么干。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缴获国军装备是一个技术活。猛打猛冲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办法是，让国军自己停下来。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扔包袱给国军。

      所谓扔包袱，就是针对蒋介石战略设计的。所谓保护，就是那些城市。国军要城市，给他城市。东北战场上，林彪从四平跑到松花江以北。几十万精锐国军分散到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在中原地带，六万中原解放军在华中牵制国军四十万人，最后虽然损失惨重，最后却在李先念和王震的指挥下突围向北而去。

      国军拿到城市后，要分兵把守。兵力分散，进攻力量自然减弱。而且国军得到城市之后，因为兵力分散，容易被攻击。如此国军，相当于北上大大小小，轻重不一的包袱。

      第二步，找机会消灭国军。

      战斗开始前四个月，共军实现内线作战消灭国军三十二个旅，接近三十万人。这些人中间，一部分人阵亡和受伤，一部分“投诚”、被俘、起义。伤亡比仅占一半。投诚的国军变成共军，还带着装备，比共军损失还多。被俘的国军被改造成共军。如此一来，国军力量削弱的时候，共军力量大大增加。

      接下来的四个月，共军继续内线作战，消灭了大致相同的国军。加上非正规军，数目要翻一翻。被消灭的国军的中，更大部分国家投诚，装备和人员变成共军。前四个月中，国家损失中，伤亡人数和前四个月相比，从二分之一，下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国军前四个月损失中，一半变成了共军，后四个月则有三分之二变成共军。更致命的是，这个比例还在扩大中。共军本身也在发展，战争的天平正在倾斜。

      毛泽东大踏步后退八个月，蒋介石发现再也无力全面进攻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所谓全面进攻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于是蒋介石把力量凝结成两个拳头，分别打向山东和陕北。

      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象征意义很大。蒋介石把天字号门生胡宗南放在西北，就是准备对付延安用的。这一次终于找到机会。一九四七年三月份，胡宗南带领二十万精锐进攻西北，要消灭中共中央核心机构。当时西北共军主力只有两万人。很难阻挡胡宗南，形式非常危险。毛泽东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退却，在陕北转悠，把延安让给胡中南。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得了一座空城，却没能消灭中共中央。于是胡宗南的精锐大军开始在陕北山区里追剿共军。结果是，共军没找到，败仗一个接一个。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一个半月之内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给胡宗南一串南拳，后又在沙家店给胡宗南一套北腿，打得胡宗南两眼发黑，再也不敢随便去山里晃悠。

      彭德怀比胡宗南年长两岁，军事生涯远比胡宗南出彩。但要说两人差距如此之大，也不现实。所以如此，是因为中间有个人起到关键作用，他就是胡宗南的秘书，中共王牌间谍，周恩来的得意手笔，熊向晖。

      中共内部有个有趣的现象，将帅大部分来自湖南和四川。安徽是另外一个情形，贡献了另外两类人：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王明、任弼时；特工如强壮飞、李克农、胡底，还有熊向晖。熊向晖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年纪轻轻考上清华大学，是那种看起来不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但他偏偏就成了共产党，而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把他放在国民党内部。他很快以自身的素质赢得胡宗南的信任。胡宗南看熊向晖怎么看都顺眼，把他纳为机要秘书。共产国际解散那会，蒋介石秘密让胡宗南闪击延安。结果胡宗南还没行动，消息就传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胡宗南进攻延安，各种部署同样以各种方式传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制定战略战术时参考之。毛泽东曾经如此评价熊向晖：一人能顶几个师。

      国军受困于陕北，损失还不算大，好歹把毛泽东赶走了，面子上过得去。真正让蒋介石疼痛的地方在山东。实际上重点进攻的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在陕北投入二十万军队，在山东投入四十五万人，包括五大王牌中的新编七十四师、新编十一师、新五军。

      相对于人烟稀少的陕北，山东人口稠密，而且地处南北冲要，又有出海口，容易筹集物质。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当初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就是实力就最雄厚。毛泽东让他最信任的罗荣桓带着一一五师主力在山东发展，早就有所图谋。挺近东北的共军，大部分从山东出发。刚开始蒋介石通过全面进攻把江苏境内的新四军压迫到山东境内。如果能把山东境内的共军击溃，将对共军人员调动，战略物质筹集和周转影响极大。

      蒋介石亲自飞到徐州制定作战计划。陈诚亲自坐镇指挥：“党国成败，系此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外，国军统帅级别的人物如汤恩伯、薛岳各自就位。猛将如张灵甫，智将如胡琏，都参加了。杂牌军中精锐如黄百韬也上了。他们稳扎稳打，希望复制第五次围剿红军时的战略战术。

      但是山东南部和中部的共军并没有撤退，在粟裕的具体指挥下神出鬼没，在刀口上辗转挪腾，穿插迂回，试图运用共军经典战术调动国军，寻求战机。从二月份打倒五月份，国军整体推进，基本上保持了队形。双方都是神经紧绷，较量意志。五月中旬，国军觉得如此打法效率太低，汤恩伯的第一兵团改变策略，以张灵甫的新编七十四师为先导，北进。

      结果却令人大跌眼球：粟裕抓住一线机会，虎口拔牙，击毙张灵甫。蒋介石得知张灵甫战败自杀的消息，心在滴血。

      毛泽东大踏步后退一年。蒋介石发现，自己已经无力进攻，一年前的那些优势荡然无存。蒋介石很纳闷：“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自信的笑容从蒋介石脸上消失，在毛泽东嘴角浮现。

      毛泽东决定改变战术，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守转变成战略进攻。

大踏步前进

一九四七年的毛泽东有各种狼狈，在陕北山沟里东躲西藏。但是身体的颠簸，不影响思维的高速运转。他的脑子里装满各种信息情报，他迅速的思考、总结、决策。眼看蒋介石身上的包袱越来越多，他准备给这位二十年的老对手准备一点惊喜。

      七月二十一号，就躲避国军追踪的过程中，毛泽东抽空在一个叫小河村的地方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公布了给蒋介石准备的三件礼物。

      第一件礼物，让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在一二九师基础上发展起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强渡黄河，争夺中原。各个根据地被国军压着打一年，实际上相当困难。一九四七年太行山大旱，根据地压力很大。刘邓大军出击，既有战略转移，也有给根据地减压的目的。

      要想战胜蒋介石，必须正面较量。自古以来历史演变中，逐鹿中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但是很遗憾，刘邓十二万大军到外线之后面对优势国军站不住，损失不小。怎么办呢？再回去肯定不行。就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让他们向南挺近，到大别山去。

      大别山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向东可以直接威胁皖南和南京。向西可以牵制华中。向北可以俯视中原。南下大别山，从战略上讲，非常富有想象力，只有诗人的头脑才能诞生如此战略。从现实上讲，非常有效，当蒋介石深处两只拳头在陕西和山东打毛泽东时，相当于毛泽东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一招超出所有人预料，搞得蒋介石非常被动。

      为了配合刘邓南下，毛泽东拿出给蒋介石准备的第二个礼物——让陈赓和谢富治带领的太岳兵团挺近河南西部，给刘邓大军减轻压力。第三件礼物——毛泽东打算让粟裕南下。

      按照毛泽东的设计，三路大军大踏步向南，反击国军。从战略设计上讲，堪称大师级手笔，天才杰作。但是并不完美。因为刘邓大军经过千里跃进以后，兵力锐减，重装备丢差不多，战斗力严重下降。大别山原是红四方面军兴起的地方，但是在一九三二年张国焘西去之后，已经被国民政府统治十五个年头了。要想恢复，颇为不易。加上白崇禧带领桂系主力坐镇武汉，刘邓大军一时难有作为。陈谢兵团即使南下，也不足以撼动华中。如此情况下，粟裕即使过江，也是一支孤军，连根据地都没有。

      看见如此战略设计，并不足以扭转乾坤。不禁要问，毛泽东的目的干什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去砸一砸蒋介石的盆盆罐罐。

      真的如此简单？当然不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即使国军已经难以施展高强度大规模进攻，但是相比共军，依然占据很大优势。毛泽东不至于认为刘邓十多万人就能从中原地带打开缺口，更换天地。加上陈谢兵团，也就二十万人。

      毛泽东的心思在遥远的东北。共军的王牌在东北。国共开战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东北布局。当时向东北挺近的十万共军都是精华。所有野战军中，以东北野战军班底配备最强大。

      一九四七年的林彪，经过仓皇败逃之后已经修正完毕，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正发起夏季攻势。就在毛泽东给蒋介石准备礼物时，林彪已经大踏步向南，带着东野迂回到四平，沿着一年前的溃逃路线回来了。国军这边，好在悍将陈明仁玩命死守，才暂时保住四平不失。林彪虽然没能拿下四平，却在东北大地上横行无忌，把国家生存空间逐步压缩。

      毛泽东的设想就是，等林彪解决东北，再率领大军出关，由北向南一统天下，还是上演历史经典节目。三路大军南下，实际上就是松动国民党在山东河南的力量，为以后东北军南下减少障碍。按照那个设想，林彪入关一路南下，内战时间要延长。所以毛泽东当时的估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左右。

      之后的造神运动中，把毛泽东宣传得神乎其神。应该是毛泽东的战略设计非常了不起。大踏步后退，干得很漂亮。从后退到前进，转变很迅速、很犀利、很漂亮。但毛泽东并不是神，他是思路并非不看寻找，符合中国历史宏观规律。

      在毛泽东大踏步前进时，蒋介石锐气全无。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茫然了：“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耻辱？是的，耻辱。但耻辱尚未结束。因为毛泽东的脚步没有结束。

      赢得中国大陆这样一块地盘的统治权，五年预算不算长，甚至可以说很有魄力了。国共内战所以没有打五年，是因为中间出现了变数，粟裕。

      毛泽东部署刘邓大军渡黄河。粟裕在江苏中部打了一个漂亮仗——七战七捷，干净利索，堪称典范，拉开共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毛泽东让粟裕渡江。粟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江北消灭国军主力。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的看法。

      于是粟裕开始了人生中最精彩的表演，边打边实践，终于完成淮海战役。战役尚未结束，蒋介石再一次隐退。蒋介石一生三次隐退：“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第一次隐退战胜了汪精卫。第二次隐退化解了九一八事变的危机。第三次隐退，希望化解共产党的压力，但是未能如愿。因为毛泽东还在前进。

      林彪打完辽沈战役，率领东北军入关时，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因为淮海战役基本上击溃了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的嫡系。所以平津战役变成了和平谈判。入关没有淮海战役，平津一带肯定要大打特打。打完之后，还要在中原地带大打一仗。这样一路打向南，五年时间都未必能完成。淮海战役，相当于一次“中原战役”。

      淮海战役结束，第二野战军从西线推进到长江以北，第三野战军从总东线推进到长三角以北。四月二十三号，第三野战军攻占南京，四月二十四号，占领总统府。国民政府再一次丢掉自己的首都。民国建国三十八年，首都迁移次数以两位数计。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号，是最后一次首都迁移。因为民国已经走向历史。

      随后第二野战军向西，插入西南，一直到西藏。第三野战军向东，解决长三角之后一路南下，抵达福建，和台湾隔海对峙。平津战役之后，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直取华中白崇禧，并一路追击到天涯海角。至于西北广大地区，都是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的盘中餐。

      ——天下定也。

      从整个过程看，毛泽东并非算无遗策。他完成了战略决策，但每个人将帅都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均完成历史使命，甚至超额完成历史使命。

      把历史贡献归功一个人，本身就很反常。

几个问题

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份开打，基本上没人想到毛泽东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胜利。原因？蒋介石自己没想到，很多人都没想到。

      最直接的原因很好笑：投降。

      国军那个规模，那些装备，经过抗战八年考验，如果众志成城，共军不要说消灭他们，甚至很难赢得胜利。将帅对比，杜聿明和林彪相差十万八千里么？没有吧。白崇禧比刘伯承差很多么？不见得吧。胡琏的机智和狡猾远逊粟裕么？不一定吧。在看陈明仁勇猛，再看张灵甫强悍，这些都不需要说。

      结果三年多过去，一半的国军成了战俘，四分之一的国军投降，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军在战场上伤亡。日后共军千军万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军。抗美援朝，有整个军级编制都是国军改编的。这样的问题从抗日战争就存在，只是抗战熬到最后，赢了。

      要找原因，可以说蒋介石不行，也可以说国军将士不行。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循环问题，可以简化为一个字——钱。打仗是一个很烧钱的游戏。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都要钱。军队装备都要钱。武器弹药都要钱。所有这一切都要钱。按照蒋介石那种玩法（好比中产之家砸锅卖铁买辆豪车充土豪），别说是经过抗战创伤的国民政府，就是发达国家也承受不了。而且蒋介石的问题比发动国家更严重：工业生产有限，搞那么多装备却不能批量生产，就需要更多的钱去买。还有更难的，就是后勤保障。装备越好，对后勤要求越多。蒋介石的世界，后勤这块根本就是模糊的。看看淞沪会战大撤退的混乱模样。看看豫湘桂战役溃败的狼狈模样。再看淮海战役溃败的狼狈模样。后勤在哪里？没看见。

      这些问题叠加的结果，就是士兵的吃喝问题就难以解决，就会士气低落，就会崩溃，就会被俘、投降。这是一个战场内循环，钱的问题。所以再多的猛将也没有用。把林彪和粟裕给他也没用。

      蒋介石当时控制中国大部分城市、资源、人口，就整不出钱么？真就不行。

      说到钱，国军困难，国统区更困难。工业力量不行，却搞了那么多高级装备。金融方面更要命了。中国是农业国，却把美国的金融系统照搬进来。宋子文哈佛高材生，实际上也就是书呆子，政治上的王明博古。和平时代让他折腾，估计可以弄一大堆条条框框，战争年代，让他去搞，就和博古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效果一样。更何况，蒋介石还没有放开手让他去搞。所以结果非常明显——法币崩溃。

      法币崩溃的结果：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法币贬值的时段有两个：抗战时期，法币贬值百分九十。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胜利，这些可以理解，甚至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共内战开始，老百姓才发现，抗战时代的货币贬值，简直小儿科。

      贬值到什么速度呢？印钞机日夜不停地印钱，都不行。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印195万亿钞票。国内只能印58万亿。其余137万亿请美国帮忙印刷。结果美国人把法币空运过来之后，发现它们的价值还不够运费，一声叹息。一九四七年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一口袋法币好歹还能买几斤米。

      一九四七年之后，印钱厂都会亏损。

      那种情况下除了政府更迭，想不出还有别的结果了。那时候比较幸运，中国是农业国。农民不依赖金融系统。如果是工业国的话，结果将是万劫不复。谁能想象一袋人民币买几斤大米的情形？没有人能想，没有人敢想。

      大兵在前线困难就算了，吃喝拉撒问题解决不了，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仗没法打了对不对。更要命的是，大兵的亲戚朋友在国统区更困难。让人家打仗，总得给一个理由先。前线拼死拼活，后方啥都没有，打什么呀？还不如投降共产党，好歹可能有条活路。

      如何评价蒋介石以乱制乱的方式呢？他给了国人百年尊严，也给了国人百年痛苦。历史给了他两次机会，他都放弃了。

      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指向了历史书页最深处的那两个字——民心。

      何伟民心？看看毛泽东在延安干的第三件事。

第七章  重整河山

重整河山——这几个字太厚重了。

      一般意义上讲，一统天下，号令众人，声威赫赫。王朝更迭时期，英雄豪杰出来重建社会秩序，还多数人一个安定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

      也有一些特殊的时刻，比方说抵抗外敌入侵，也有特殊的含义。岳飞手书那几个字——还我河山——何其悲壮。类似的事，在抗战中有很多。

      如果只看这两层，蒋介石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在军阀混战中实现了大致的统一，又以领袖的身份赢得抗日战争，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这份事业已经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开国帝王。

      但这里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重整山河，是谁的山河？这山是谁的山？这河是谁的河？中华帝国时代，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皇帝代替上天治理这地方。所以这山河是天子的。尔等草民得以在山河上吃喝拉撒睡，要叩谢天恩。

      这一套虽然愚民。但是那时候，中央帝国日子看起来还行，比起周围强多了。老百姓虽然艰难，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实在过不下去了，起来反抗。改朝换代，还是那一套。但是从一八四零年之后，那一套明显行不通了。

      一九一一年之后，天子就不在了。所谓军阀混战，无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搞不懂是谁的山河。袁世凯想回去当天子，被众人扔到垃圾桶里。蒋介石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提倡延续中华文明，却没有看到中华文明已经转向。旧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国人对领袖和国家的道德认同感——没了。

      蒋介石想让国人尊他为领袖。这个没有问题。当时共产党也尊蒋介石为领袖。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喊毛泽东“润之”。毛泽东喊蒋介石“蒋委员长”。重庆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喊了好几次。当时国人都视蒋介石为领袖。

      问题是作为领袖的蒋介石不知道如何尊国人。这是一个从没有过的新课题。当年皇帝视万民为子民，虽然很愚昧，但在那种历史坐标下也是合情合理。

      通过近代百年屈辱，八年抗战的浴血奋战，曾经习惯于匍匐在天子脚下当子民的国人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他们需要新的答案。蒋介石没有答案。或者说他的答案就是视而不见。

      在蒋介石的世界里，他不知道拿农民怎么办。只知道不让他们闹事。只知道他们和共产党关系近。只知道对他们防范和镇压。全然不知道已经全面觉醒的他们需要领袖尊重，哪怕是最简单的理念认证都没有。全然不知道皇帝还懂得宣传“天下皆为朕的子民呢。”全然不知道，他们才是这片山河的主宰。全然不知道，他们才是华夏文明的载体。

      毛泽东给出了答案：你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本应拥有这片土地的话语权和财富。

      所以毛泽东把共产党从道德角度上定义为：官员是人民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尽管很多“公仆”（包括各种叛国投敌者，贪污受贿者，官僚主义者，养情人者）骑到“主人”的头上，根本就是“让人民为自己服务”。但这块牌子赢得了国人的精神认可。就好像中华帝国时代，国人认可自己是“皇帝子民”一样。

      但仅仅是道德认同是不够的。否则中华帝国就不会灭亡。这个世界的本质还是利益分配。蒋介石不认同农民诉求，因为他需要保证中上层的利益。但当时的中国，中上层利益阶层力量本就很弱小，又经过战争的摧残，出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毛泽东并非光说不做，而是把全国最大的一笔财富——土地——分掉。这样就赢得了这片山河的主体——农民——从行动上的认可。就算土地国有化，各个地区的人，都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分得一块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共军可以在敌后生存，可以建立根据地，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兵源。

      所以共军可以经历各种失败，总是可以东山再起，而且更为强大。

      ——看到了吧，所谓重整河山，就是收拾民心。

      ——没有民心，就没有山河。

      ——民心包括道德上的认同和现实利益的分配。

      因为赢得农民的认同。在国共内战过程中，尽管共军没有优势装备，尽管工业生产能力基本是空白，但根据地用非常老土的办法解决了军事循环问题。

      共军主力是农民，装备虽然简单，但纪律严明，行动听指挥。同是中国人，为何在国军那边起义投降、到共军这边就变了脸孔？除了纪律不同之外，还有就是大家懂得守护的什么。国军那边，农民啥都没有，法币崩溃摧毁了中层。根据地中，农民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分到一份土地财富。所以就有了遵守纪律的原动力。否则，多么严苛的纪律也是白搭。当年秦朝法律严苛，但是因为没有利益匹配，所以灭亡。

      再看军人素质。共军行动靠双腿，跋山涉水都没问题。又是依靠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熟悉地形环境。至于后勤问题，国军卡车不够用。共军虽然没有卡车，却又老农民的平板独轮运输车。淮海战役中，上百万的农民参与到后勤运输。仅仅平板车就有四十多万辆。军需品就地解决。当时有一首歌：“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战争史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后勤供应的部队打不过不需要后勤供应的部队。国共内战就是其中的经典。全面战争胜利的根本，取决于民心背向的基础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等人才能尽情地发挥。平台的设计者，正是毛泽东。

      此后的共产党面临的全部问题就是走那样两条路：精神之路和现实之路。

      精神之路：如何守护那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尽管这旗帜已经因为越来越多的“公仆”翻身骑到“主人”的头上而残篇，但只要旗帜还在，还有希望。所以反腐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建国之初的“三反”到今天抓各种贪官，都是在努力擦拭这面旗帜上的尘埃。如果哪天这面旗帜不在了，历史将出现新的转折点。

      现实之路：就是让利益分配相对公平。今天的改革，之前的各种改革，一而再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尽管这个分配达不到绝对的公平，还能让一部分人获利，就值。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国共内战时代是现实的，如今依然。如果不能让主体人群获利，给予他们希望，那么现实世界就需要改变。否则，谈多少和谐稳定都是瞎扯。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道理。失去山河的蒋介石到台湾之后有所领悟。他和他的儿子干得还不错，趁大陆出错之际，把台湾带上高位。

      站在历史高度看。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所有的历史失败者，都曾胜利过。战争年代，毛泽东通过一系列高潮的手腕赢得民心。那么到了和平年代，毛泽东又面对新的难题：该把民心引向何处去？

难题之五：历史设计师

小序：后半阙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是《水调歌头·游泳》的下阕。这首词属一如既往的毛泽东风格——豪气凌人。但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它没有早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迷惘，没有艰难时刻那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也没有晚年那种“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的戾气。

      通篇舒缓大气，自信从容。

      这首词作于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夕。那是毛泽东一生中心情最为明朗的时间点。之前抗美援朝一战赢得外表安定环境，内部消除了各种隐患。虽然闹出了高岗那档子事，随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家体制基本确定下来，各级政府机构基本建立。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全面展开。

      前景看似一片光明。毛泽东心情前所未有的明净。

      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让出国家主席的念头，名义上退居二线，搞各种理论研究。刘少奇逐渐走向前台。几个月之后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两年之后，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

      就是那个时间点上，赫鲁晓夫在苏联通过否决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

      就在那个时候，大跃进兴起，三面红旗随风飘扬。终究导致了以“人祸”为主要原因的大饥荒，共和国命运出现转折。毛泽东的心境也随之转变，开始了他人生第二轮的斗争，试图一劳永逸的解决内部问题。

第一章  历史惊雷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五十六岁的毛泽东用他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嗓子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如此一声，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成为回荡在历史长河中的经典回声。

      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政府的诞生，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翻开长长的中国历史，政府有很多，真正称得上辉煌的却不多。如果这些太远，那么看看中华民国。孙中山从南京宣誓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然而就因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不和，民国一半时间在新旧军阀战争中度过。

      一个新政府的诞生，关键的部分并非在台前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说，而是在幕后浴血奋战、精心策划准备。

      为了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奋斗二十八年，无数英豪死于非命。

      为了那句话，毛泽东本人苦苦追求三十七年（从一九一二年当大兵算起），思索三十一年（从放弃留学法国算起），战斗二十二年（从一九二七年算起）。中间损失过夫人、兄弟、孩子，他自己若干次身临险境，和死神擦肩而过。

      然而这个声音并非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发出的最强音。毛泽东一生中很多次重要讲话，最重要的一篇开国大典十天之前是九月二十一号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名为《开国盛典》的讲话。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背景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国共明争暗斗一年有余，和平协议签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最后还是撕破脸皮、试图拳脚解决对方。所以叫新政治协商会议。此次会议有何重要之处呢？

      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看到了吧，各种基本制度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确立的。如果有一天，国家背离这个原点，那么国家根基就不存在了。正是在那基础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尤其重要。

      ——还有什么比宣布新中国诞生更重要的话吗？有。

      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就是这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国为民之集合。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伟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人站立起来，中国这个名称也只是懦弱的代称。

      在毛泽东口中——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逻辑。用毛泽东的话解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对比这段话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毛泽东这个思维和一九一七年在湖南长沙师范写的那篇《心之力》非常神似。

      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大龄青年，对现实世界不甚了解，还有些莽莽撞撞的样子，人际关系中还有些笨拙。三十二年过去，他已经在最残酷的环境中通过考验：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消灭敌人无数，他的思维纵横捭阖。三十二年过去，他带领一个伟大的组织推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但是剥开层层光环之后，他还是他。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如水东流。时光拿走了我的青春，时光衰老了我的躯干，但我还是我。我的鬓角斑白，老气呈现，但我的魂魄在时光之河中静静矗立。

      叹：时光老去英雄，太匆匆。但英雄也因此长存。

      对毛泽东而言，他的事业才完成一半，总结过去只为走向未来。他是一个诗人，但又不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诗人面对时光流逝时是哀伤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务实之人。他很明白未来的困难：“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同时毛泽东表达了未来的展望：“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毛泽东展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对于未来的困境和美好前景。毛泽东再一次展示他的自信：“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谓霸气侧漏。

设计师

当毛泽东发出那些声音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一个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本人把那个角色成为历史设计师。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帝国体制为君主专政，奠定帝国两千年之基础。

      汉武帝称雄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弘扬儒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年，儒生为帝国之主流。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给大唐帝国带来滚滚雄风。它如今依然在国人思想深处在吹。

      宋太祖创建宋帝国之后也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杯酒释兵权，建文官治国之制度。

      他们都曾是历史设计师。这份名单还可以延长，比方说推动牧民汉化的忽必烈和皇太极，某种程度上都曾扮演过设计师的角色。然而他们都过去了。他们的辉煌，他们的缺陷，都存留在史书中。

      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面对不同的情况。他既需要秦始皇那样设计国家体制，又需要如汉武帝那般确定意识形态，还需要如同唐太宗那样建设国家，更需要如宋太祖那样处理文物之间的平衡关系。

      那么该如何设计政体呢？

      一九四九年看世界，各种体制都有。总统制、总书记制、内阁制、君宪制、君主制等等，应有尽有。一一介绍的话，需要很大的力气。限于篇幅，这里省去。但必须指出：任何政体设计，都不是凭空想象。像康有为那般改革，设计空中楼阁可以，真正实践，难。秦皇汉武那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他们所以成功，是因为遵循历史，面对现实。那么历史如何，现实又如何呢。

      秦皇汉武他们是历史，都是集权历史。但他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还有无法集权的历史，就是传说中的乱世。那些乱世，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之中的血流成河，还有制度变更时的各种乱象。

      帝制不用说了，曾经辉煌过，近代都是泪。

      君宪制也不用说了，康有为折腾一阵子，也没成功。袁世凯想吃回头草，失败。

      内阁制也搞过一段时间。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超控时事，结果一团糟。

      中国实践过总统制，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内，都当过正式总统、过度总统、临时总统，但干得都不怎么好。

      这些都被淘汰，至少被证明不适用，均未能实现集权。

      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看世界，集权似乎并非必不可少。最强大的美国，总统制之下的三权分立。次强大的苏联，苏维埃联盟。英国君主立宪。德国和日本则是枪口下实行民主选举。然而这些只是表象。

      所谓集权的本质是政令畅通。任何体制，如果政令不通同行，都是白搭。政令必然建立在载体之三。世俗世界的载体有三。

      载体之一：资本操控一切。代表国家为英美。要这么搞，除了武力，还需要财富，还需要商业技能和经商氛围。

      载体之二：军事操控一切。代表国家为德国和日本。武力很强大，但是战败了。

      载体之三：政治超控一切。代表国家苏联。有一个世俗化但很遥远的政治信仰。

      （好吧，这些很复杂，后面我会专门写一个系列解读他们。这里现有一个概况）

      了解了这一切，政治设计变得很简单。因为玩资本主义，中国是农业国，抑商数千年，短时间内根本玩不转。玩军事，更搞笑了，那点家当能做到不被欺负就不错了。

      只能走政治路线：组织国人走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富国强军。

      要做到这些，很难。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尝试过，都失败了。

      现在轮到毛泽东。很难，但必须去做。

      那么毛泽东怎么做的呢？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朝鲜战争

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雄心勃勃，要把新中国带回应有的位置上。那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历史，有时候很复杂，因为它有说不清的往事；有时候很简单，因为主体脉络相当明显。

      世界历史上，文明诞生之初，华夏文明从来就是世界一级。其它古文明覆灭时，只有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因为华夏文明孕育出的国家，正常情况下就是世界核心之一或者核心。近代世界巨变，中国落伍。

      所谓亚洲近代史，归根结底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华帝国衰落，由此引起一系列内外战争。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将再一次复兴，由此引起一系列内部矛盾（建国落线之争）和外部纷争（领土争端）。

      然而现实中的困难比毛泽东估算的要大。

      开国大典之时，战争尚未结束，整个大西南、两广、福建、海南还在国军手中。共军用了七个月才解决大陆问题。直到一九五零年四月三十号，韩先楚方才控制海南。而两个月之后，金日成决定不再和李承晚小打小闹，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年轻力壮的金日成很快把年老体衰的李承晚打得两眼冒金星。美国人很快介入，把金日成打得满眼星星。

      斯大林看起来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渡江战役之前，斯大林倾向于国共划江而治。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一个南北对立的中国比统一的中国对苏联更有利。如果中国是分裂的，北方可能成为苏联附庸。如果中国是统一的，就可能强盛之后给苏联带来战略性威胁。那么他为何又支持金日成呢？如果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必然亲苏联。那样苏联不仅势力大增，还可以在朝鲜半岛牵制中国。正因为利益关系驱使，怂恿金日成南下的斯大林却不愿意出动苏军去朝鲜和美军死磕。斯大林的意思是把中国拉下水，对抗美国。

      所谓大国关系就是如此，只有利益。苏联如此，中国和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人为何卷入朝鲜半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为何会有朝鲜战争。按照正常解读，朝鲜战争名义上是朝鲜内战，金日成和李承晚彼此想要吞没对方，金日成得到斯大林认可后招惹李承晚。那么为何把中美牵扯进来？

      按照正常看法，中美并无世仇，中国极弱时，美国在列强中还算比较克制的，而且给中国不少帮忙，双方没必要在朝鲜和对方拼命。按照广义解释，当时意识形态比较浓厚，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而战。其实任何看似美好的旗帜、理想、主义，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利益上。中美两国领导阶层都是久经考验，都是现实而务实的人。

      美国人的利益有两点。第一，权力棒交接。二战之后，美国的绝对实力已经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是在二战之前，世界老大是英（法）国。拥有绝对实力之后，美国需要一次行动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朝鲜半岛恰到好处的点燃战火。美国首次以欧美盟主的身份，兴高采烈的召集小伙伴们去干涉，找到当老大的感觉。

      第二个因素是实际利益。朝鲜半岛是当时美国在东亚大陆唯一的立足点。在铁幕落下、冷战开启，世界意识形态两级对抗的条件下，柏林以东的广袤大地，基本上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美国如果从东亚大陆上撤离，战略损失不可弥补。因为世界历史主流就是亚欧大陆。东亚一直是亚欧大陆的核心之一。中共当时并没有完全和美国决裂。美国人当然希望中共外交上亲美。虽然中共更可能亲苏。但是美国有理由期待。因为国民党已经给出先例。当初孙中山调整战略亲苏。蒋介石从亲苏转为亲美。如果争取到中国大陆，可以东西夹击苏联，对美国非常有利。如果美国从朝鲜半岛退出，那么争取中国的筹码减少。所以美国不能退让。

      如此一来，朝鲜半岛成了摆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一个难以预测，没有备案的课题。其实就是一个选择题：倒向苏联还是倒向美国。

      事实上倒向哪边不是问题。问题是倒向哪边的利益大。按照现在的外交环境，最理想的办法是游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边取利。这是现代高中生都明白的观点。毛泽东从农民变成知识分子，再从知识分子蜕变成领袖，每一步可以说都艰难异常，甚至腥风血雨，会不懂这个观点？别逗了。但是毛泽东苦思冥想一个月之后，决定出兵朝鲜，完全倒向苏联。抛开意识形态不谈，现实意义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地缘政治。这个之前已经说过了。（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就是中国东北门户。明末和清末都知道必须守护朝鲜。明朝因为抗日援朝，忽略了经营东北，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强壮起来，后灭亡。清朝更因为朝鲜战争而引起甲午战争，后灭亡。

      摆在毛泽东面前有两条路：出兵或不出兵。不出兵，朝鲜半岛将落到美国手上。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入侵中国的战略计划。但是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入侵中国的计划。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确定美国当时没有入侵中国的计划，如果避让，也未必就能保证美国人没有进一步的形同。历史教训是，九一八事变之时，日本也没想占领全中国。

      如果美国占领朝鲜，而新中国又选择亲苏联的话，那么在当时环境下相当于和美国为敌。美国人扼守东北，将极大牵制中国力量。中国当时一穷二白，全力搞建设尚且力量不足，哪有功夫和美国干耗。

      如果亲美呢？美国手中一张王牌，台湾的蒋介石。如果中国能提供足够的价码，美国有可能牺牲台湾，让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甚至可能把琉球交还给中国。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就不会重新武装日本，不会塑造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资本主义的样板。那样似乎有一个足够诱人的前景。如今的亚洲格局将会不同。然而问题是，毛泽东能拿出多少筹码呢？

      亲美要分两层，浅层和深层。

      浅层亲美，和美国建立政治外交关系，参照印度模式。美国能给中国的回报可能是名义上不支持台湾，但暗中支持，就像今天这样。以当时新中国海军力量，很难收复台湾。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深层亲美呢？答案是做不到。当时历史条件下，新中国的成立的根基之一，就是反帝国主义。美国当时是帝国主义的源头，还在入侵社会主义的朝鲜。如果当时就和美国合作，相当于国家还没开始建设就根基动摇。最后必然一系列混乱。日后中国和苏联翻脸，也就是涉及到一点主权问题而已。

      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是因为直观看，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困难都是帝国主义造成。列强强加给国人各种不平等条约。

      从《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犹如一条条邪恶的锁链，喝中华民族之血，吸中华民族之髓。清朝崩溃之后，历届政府为增加自身威望，都会想尽办法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废约。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也在废约。当然蒋介石也在废约。一看好事啊。大家都在为国家民族争利益嘛。再一看，就不是那回事了。因为他们扔掉就枷锁，又戴上新锁链。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也在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比方说北洋军阀，袁世凯时代和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巨头们，不仅没能力废除条约，而且想方设法找日本借钱，给予日本更大利益。再看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趁战争之机，驱逐英美在日占区各种特权。同时汪精卫又给日本更多利益。那么蒋介石呢，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也废除了很大一部分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也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而且是抗战胜利之后签订的。蒋介石和苏联签约，把外蒙卖了。对美国，蒋介石给了更多利益。大致可分为航空，航海，经济。

      先看航空方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号，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应美军要求驻上海美军参谋长要求，允许美军在中国内地各省及台湾等地从事空中摄影，蒋介石同意。一九四六年八月，全面内战开打，美国航空公司拿到中国的飞行合同。十二月份，蒋介石召开国大前后，《中美航空协定》签订，内容进一步增加，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自由飞行。

      ——相当于拿到中国的领空主权。中国领空是美国的领空。美国领空不是中国领空。

      再看航海。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国得到在中国各个港口航船权力，期限是三十年。一九四七年一月份，国军全面进攻失败，蒋介石同意把青岛用作中美两国海军基地。一九四七夏，国军重点进攻失败。十二月八号签订《中美海军协定》：一、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二、由美国帮助中国培养训练干部，包括控制监督；三、由中国供给美国以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被占领的日本也不过如此吧。中国领海是美国领海。美国领海不是中国领海。

      再看《国际关税和贸易协定》：中国应允许美国“最为重要”的一百一十项物品（比如军火）减免进口关税，美国则答应对中国军用原料如钨矿等物品作某些关税“让步”。

      再看《中美救济协定》：蒋介石必须同意美国“监督”援蒋基金与物资使用，并控制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行政部门。此全项由美国一个享受大使馆相同待遇的“专使”使团执行，自由来往，收集情报材不受中国司法与行政管辖。如此以来，专使团还可以培养蒋介石的对头，如桂系、晋军、西北马家军等。

      ——实际对中国分而治之，即使共产党被消灭，蒋介石也无法真正中央集权。蒋介石为何能容忍这些？因为当时重点进攻失败，必须紧抱美国老大哥的大腿。

      最狠的一个条约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概括如下几条：

      一、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任意从事各种活动。

      二、美国在中国活动的法人及团体，在经济利益上完会无异于中国法人及团体。凡在美国组织的法人及团体，在中国均应认为合法。

      三、美国国民、法人及团体，在中国可以取得动产及不动产权。

      四、美国货输入中国关税按最惠国征收；内地税及运输销售等待遇，比照中国货征收。

      五、美国可在中国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六、美国坚船可以在中国境内（包括不开放的口岸、地方和水域）自由航行停泊。

      看看这些条款，“友好”在哪里？仿佛是日本强加给袁世凯《二十一条》之新版，而且是升级版本，一下子升了好几级。

      如果是双向的，也好，可以大量移民中国人去美国，吃喝美国人的。问题是美国限制中国人的“移民律”仍然有效。内容用一年之后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演讲的话讲：“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当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当美国人。

      美国人太幸福了，是不是。但那份幸福是蒋介石给的。毛泽东有办法胜过蒋介石，让美国人更幸福么？答案，可能有，但可能有。

      毛泽东会接受蒋介石的那一套，让美国人更幸福么？当然不会。如果会，当年就是教书先生了，闹什么革命嘛。但是美国得到东西绝不会轻易放弃。

      那就打一仗，表示那一切都不算数。这是什么行为？个人角度看，赖账，应坚决打击并否定之。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看，光荣而伟大，应肯定。

      深层亲美，除了继承那些新锁链之外，还要充当美国对抗苏联的桥头堡。但那种情况显然是不现实的。和苏联全方位对抗的话，代价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美国占领朝鲜，也不过是威胁东北。北方和苏联对抗，从东北到新疆，威胁全方位的。十年之后，中苏对抗已经充分证明。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已经在苏联的帮助下初步打下工业基础。

      那么为何不选择在苏美之间游走呢？这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

强国两部曲

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强国在成为强国之前必须经过建国和立国两个部分。所谓建国，就是结束内部战乱，有一个大致和平的建设环境，把国人力量引向建设中。没有这个基本平台，其余一切都免谈。看看民国时代，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竟然没有增长，还不如清朝。人均寿命竟然还是三十几岁。为何？战乱使然。

      所谓立国，必须在外部赢得强强较量。刘邦统一天下后，对匈奴作战失败。此后几十年，老刘家都要给匈奴送钱讨平安。李世民在唐朝初年灭了突厥，大唐帝国空前壮大。刘邦还比较幸运，后代子孙中有刘彻，搞定了匈奴。看看宋朝老赵家，从头到尾没能战胜北方强敌，从契丹帝国到金帝国到蒙古帝国，那叫一个耻辱。

      看看近代崛起的世界级强国：大英帝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而强；美国战胜英国而立，又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战胜英国而强；德国战胜了法国而崛起；日本战胜沙俄之后，方才成为列强；至于沙俄和日后的苏联，完全都是战火中泡出来的。

      毛泽东想把新中国带回强国行列，同样必须在战场上证明。当时能当磨刀石的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苏联。以新中国实力，没法主动挑战。但是机会送上门就应该仔细思考。

      根据宏观历史走势看，在朝鲜不和美国打，在越南就可能打。如果中国军队没有在朝鲜半岛展示实力，日后中苏很可能大打出手。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因为刚建国那时候，军队经过几十年内战磨练，战斗力在巅峰。

      既然要打，和苏联打不如和美国打。因为美国离中国很远，苏联离中国很近。和美国打，战争在国境之外，无论多么残酷，不用担心砸烂自家盆盆罐罐。如果和苏联打，北方数千里的边境线上可能永无宁日。

      不打行不行？当时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参考，印度。甘地通过几十年的非暴力运动，趁二战重新划分秩序之机，印度独立了，和平独立。之后印度游走在大国之间取利。然而直到今天，印度还是那个印度，没能完成工业建设，为何？

      这就是毛泽东思考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说，打，利益极大。利益在哪里，在建设。

第三个原因：历史难题

先看看中国历史。凡是大一统的时代，基本上修生养息几十年就行。看看汉朝初年，文景之治之后，不到一百年时间，国家已经富得流油。看看唐朝初年，经过贞观之治之后，国军已经逐渐富强。明清时代也是一样。只要内部没有大动荡，国家很快就会积累一大笔财富，文化繁荣昌盛。这个已经是历史定律。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也流露出这一点。但是必须指出，它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适用了。

      为何那样一个延续两千年的历史定律就失效了。原因很简单：世道变了。

      把历史镜头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看看当时的列强，欧美诸强加上日本。在把镜头拉到今天，看看发达国家有哪些？还是那些地方，也就多出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地区。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是否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为何如此？答案可以写很多书，精简之后只有两个字，工业。

      二战之前工业力量最强的列强，如今还是发达国家，依然是工业实力最强。中国所以要复兴，就是要提升工业实力，实现工业化。唯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成为强国，和强国竞争。所谓中国梦，说白了就是回到中国自古以来拥有的那个位置。

      之前王朝时代，整个世界都建立在农业之上。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中国又成熟的社会体制，高度发达的文明。只要统治者于民修生养息，而又没有大的天灾情况下，中国基本上都相当强势和富有。

      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是因为欧美列强先一步进入工业时代，创造财富和武器的能力远胜于农业帝国。马刀永远干不过坚船利炮是历史定律。

      中国没变，世界变了。外战一系列失败。中国精英也曾试图搞工业。洋务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实践三十年，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在甲午战争中回到解放前。中国第二波工业发展是民国时代。抗战之前的十年，民国虽然有各种军阀战争。但总体上还在发展，工业建设也不错。但是日本人又来了，把国民政府好不容易发展一点家底砸稀烂。

      在经过抗战几年打砸，基本上破坏殆尽。又经过几年内战，破坏更大。基本上只剩下农业。而现实世界由工业主导。

      所以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修生养息的概念。毛泽东没法像刘邦一样修生养息，没法像李世民一样战胜外部强敌。刘邦时代，中国经济、文化、政体全方位领先。所以刘邦只要修生养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行。数十年之后国家就能富强。李世民时代，外部强敌就是突厥，并无武器代差，训练精兵，战而胜之。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再修生养息，只会更加落后。因为农业社会无力怎么修养，还是农业社会。毛泽东时代的强敌是苏联和美国，其国力优势远胜突厥之于唐朝。主动出击，歼灭对方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能守住一方领土就已经很不容易。在朝鲜打成那个样子，已经是战争极限。

      所以毛泽东时代，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业建设。但这世界没有免费午餐。想要工业建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苏之间选择一个，全面移植工业基础。苏联还是美国？

      既然当时情况下和美国合作有动摇建国根基之风险，那就只能全面亲苏。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奉行利益至上的帝国主义，贪婪嗜血程度和之前沙俄一个德性。为了苏联利益，中共曾经被迫左倾，被迫右倾。斯大林还想中国南北分治。要想得到苏联全面援助，必须显示自己的分量。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体量因素，斯大林也想把中国拉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中国亲美，对苏联将大大不利。所以美国介入朝鲜，斯大林让金日成到中国求援。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在朝鲜和美国打一仗，不仅摆脱所有不平等条约，还能赢得苏联全面认可和全面支援的机会。

      战，还是为和。

      再把目光回到印度。它选择游走在苏美之间谋取利益。两个超级帝国名义上给印度很多东西，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它大规模工业建设。

      朝鲜战争走势和毛泽东预测一致。志愿军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稳定了局势。从毛泽东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在国际上第一个战略性决策。

      从内部看，朝鲜战争把民族意识推向顶点。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在外战中从来就是一败再败，一系列耻辱。即使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前后八年时间，国军在正面没有赢得一次战略性胜利。共军在背后也只是零星敲打。没有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抗美援朝中，志愿军面对“联合国”十六国联军。当初两万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历史耻辱，国人记忆犹新。半个世纪之后，除了国家数量增加一辈之外，兵力增加十倍，武力增加十倍。朝鲜战场上，双方在狭窄的地段上先后投入上百万兵力，拉锯绞杀三年，前后五次大规模野战较量，志愿军把战线从鸭绿江推进到三八线。相持阶段之后，双方在上甘岭战役中把战争意志、国家意志、民族意志、人种意志推向极限。

      如果说延安整风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挺起腰杆子；如果说抗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起赢得最后的胜利，使得国人摆脱了危机；如果说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赢得统治权；那么抗美援朝彻底释放了近代挤压在中国人心头的那块巨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建国。但真正精神上战例起来，是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曾经走在世界前头两千年的民族回来了，曾经趴在地下一百年的民族再一次起身上路，参与到历史竞争中。正是毛泽东的乾纲独断，才赢得如此结果，奠定毛泽东走向神坛的基础。

      从外部看，对中国影响有三：第一，战后，中国的力量再一次延伸到朝鲜半岛。尽管只是一半，但以中国当时的国力而论，能在美国面前守住半个朝鲜已经是奇迹。第二，中国证明了自己是强国，可以和强国对抗，实现立国之梦。一八四零年以来，再也不会有国家试图用武力挑战中国主权。第三，此战影响极大。对整个世界而言，东亚局势泾渭分明，世界格局泾渭分明。大国之间不再有直接冲突。一方即使需要出去练练手，也是捏软柿子；另一方最多暗中支持。对中国而言，赢得一半世界，丢掉另一半世界。

      赢得成果：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工业援助，战争前后，特别是战后，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工业领域。那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最大规模的工业援助。具体概括为一百五十六项目，也就是工业三大标志，开矿，建厂，工程。

      要搞工业，必须有资源。老牌工业国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偷去抢。中国已经落后了，显然要靠自己。好在中国很大，资源丰富。但是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把资源挖出来。苏联来帮忙，帮助中国开采资源。

      工业的标志就是工厂。苏联帮助中国建很多厂。工业的血脉，电厂和石油化工厂。工业的骨骼，钢厂。还有轴承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等等。

      至于工程，从修桥造到造水库到两弹一星工程，这些都要感谢苏联早期援助。

      正是苏联人援助，中国工业迅速有个雏形。这种力度远远胜过当初美国重新五张日本。正如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从历史中来（因为工业落伍），回到历史大潮中（工业化建设），很有趣。

      是啊，那是蜜月期。只可惜蜜月总是很短暂。十年，人生中也只是弹指一挥间。

      付出带价：世间事总是如此，有甜头就有苦头。两极世界中，尝到苏联甜头，必然要吃美国的苦头。美国打造第一岛链，开始了对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封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扶植若干样板，如日本、韩国、台湾。

      除此之外，朝鲜战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因素，拉开中美两国民族全方位较量的大幕，两个伟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明争暗斗的历史剧上演。

      于美国而言，全世界优秀人才融合而成的新民族，起步晚，但起点极高，机遇极好。

      对中国而言，对曾经行走在世界前沿两千年的中国人而言，对经受了一百年耻辱的中国人而言，朝鲜战争真正释放了挤压在民族心头的积郁。什么“东亚病夫”、“下等人”，统统见鬼去吧。老子的祖先已经昂首挺胸两千年，老子如今依旧。

      古老的中华民族再一次焕发青春，浴火重生，从农业世界向工业世界冲刺。

      直到今天，中美较量一直以各种方式展现。如今的美国依然占据优势，但是比起六十年之前，优势已经削弱很多。六十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壮汉，中国是一个刚刚酒醒想要找回自我的破落子弟。六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壮汉，中国正往上赶。

      事实上，中美竞争是中国内政的一个指标。六十年前，中国要追赶美国，就是追赶美国的工业实力。只有工业强大，才能让国家挺直腰杆子。如今三八线已成往事，新的争夺前线沿着第一岛链展开。

      所以历史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正因如此，中国掀起全面建设的狂潮，那是一条伟大的炼狱之路。

第三章  炼狱之路

传说中，有一种神鸟美丽异常，雄为凤，雌为凰。它们五百年经历一次轮回，在大火中而死，又在大火中而生，视为涅槃。涅槃之后更美。自古以来，凤凰便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之一。中华民族也像凤凰一样经历风风雨雨，涅槃重生。

      所谓炼狱之路，也就是煎熬之路，也就是涅槃之路。

      炼狱的前提是地狱。那么何为地狱？答曰不知，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在地狱中，肯定是各种煎熬，身体的煎熬，精神的煎熬。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直到共和国诞生之前，基本上都在经历各种煎熬。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耻辱一次又一次。内部更为糟糕，各种军阀割据，各种战争。祖先用数千年的时间耕作过的土地被列强分割，各种丑陋在这片土地上集体爆发。

      当时的情形是，个别人寿命能长达百岁，人均寿命三十岁多一点。很多婴儿死去。很多年轻人死在战场上。很多农民饿死。很多女人被卖掉，被强奸。没有建设，没有生产，只有破坏，只有灾难，只有死亡。

      亡国灭种的浩劫近在咫尺。人类最后一个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可能熄灭。

      稍有良知的人都能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所以才出现，上至豪门少爷，下至寒门子弟，前赴后继，断头流血的场景。

      有一种活，比死还难受。那种活，就是山河破碎，国破家亡。兔死，狐尚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看到同类非正常死去而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叫生不如死。

      民国有各种精彩，各种牛人、能人、狠人、有趣的人，但是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为史上最乱年头之一，实为人间地狱。

      唯有了解这一切，方才明白，炼狱之路不论何其艰苦，国人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因为他们是从地狱里走过来的。炼狱虽苦，尚有希望，地狱中看不见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有各种人，有官僚、流氓、特务、妓女，绝大多数的农民。国家如何，要看国家的人民如何。

      农民可以生产哪些东西呢，可以种种五谷杂粮。为了种地，农民可以锻造一些简单的农业工具，如锄头、土犁、铁锹、砍刀。耕地一般用牛。没有牛的人家用人力。至于机械，可以忽略不计。生产的粮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食品。农民可以种棉花，搞点纺织。

      宪法上写的是中国以工人为主导，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人，也就几百万人，还集中在国统区内。工人能干的事极为有限。一九四一年之前，中国工业最高水平，还是洋务运动时代的成果，比方说马尾造船厂，比方说汉阳兵工厂。

      现在要实现工业化，而且实现人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对一个在农业世界徘徊数千年的大国，要进入工业世界，难度可想而知。

      把种地的老农民训练成工人，即使在如今也不容易。

      要把妓女和流氓等三教九流的人改变成劳动者，任何时候都不容易。

      要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建立城市，任何时代，任何种族都不容易。

      最基本的一件事，培养人才，至少需要十年周期。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字。认字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能写文章的都是精英。文章写得好的，都是大师。

      虽有苏联人全面援助，初步建立一个基础框架，但是那些项目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能起到一个范例就不错了。要推广，就要自己人，自己的人才，自己的工厂生产设备。需求量之大，即使苏联援助加倍也不行。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要资本积累。所有国家的资本积累都有一个杀手锏：对内掠夺，对外通过战争掠夺。

      看看英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农民（圈地运动），对外掠夺全世界。

      看看法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基层，对外掠夺全世界。

      看看美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黑人奴隶的精神和肉体，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土地，对外掠夺整个美洲大陆，时不时到东亚晃悠一圈，顺手牵羊或趁火打劫。

      看看俄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农奴和农民，对外掠夺欧亚大陆。

      看看日本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下层，对外掠夺中国。

      德国因为崛起较晚，掠夺难度增大，而且胃口很大，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主要工业国家诞生的秘密，也是如今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秘密。当列强走上工业化道路时，中国正沉睡在帝国的末日余晖中，所以成为被掠夺对象。好在中华民族足够坚韧，被掠夺上百年而不死，再一次涅槃重生。

      即使重生，也要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工业和科技上欠的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国人在近代史上欠账太多，这些都必须还。国人可以通过军事政治手腕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欠历史的账和时代的帐，一分也不能少。否则，这个伟大的民族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最终将被淘汰。就像历史上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伟大民族一样。

      还账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已经错过工业化建设的黄金时期，不但没法通过掠夺别人完成资本积累，还要面对半个世界的强力封锁。要想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自力更生。再次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建设。

      国人需要创造一个奇迹。那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干。

      ——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

      ——当然，不可避免的夹杂逞能蛮干。

      一辈人吃数辈人的苦，干出数辈人的成绩。唯有如此，国人、种族才有可能尽快掌握工业力量，才能彻底避免被动的局面。工业时代的农业帝国，想要存活很难，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复生，也很难生存。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的所有对农业世界的战争都达到战略目的。鸦片战争之后，对工业世界的战争再没有赢过。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掌握工业力量，让国家再一次回到“自古以来”应该存在的位置上。

      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要修路，要建水库，要造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潜艇、军舰。好吧，天生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都要有。即使没有人才，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也要全面开工。因为咱们需要。而且咱们是社会主义，比人家资本主义更为高端大气上档次，当然要有，一定有，必须有。

      ——所以要干。至于结果怎么样，干了再说先。累死也要干。如果不干，依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不会因为共产党人执政就改变，也不会因为领导人从慈禧太后变成毛泽东就改变。即使累死，也比任人宰割强。

      理解了这一切，才能明白冒进、反冒进、大跃进这些问题的根源，就一个字，干。

      之前的篇章里。已经描述了所有负面东西。但世间事都有两面性。没有任何政策有利无害，也没有任何政策有害无利。导致那些人祸的基石都是那个字，干，狠狠地干。苦干、硬干、实干，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被视为优秀品质。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度，好事变成坏事。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这个世界所有的爱，都可能成为包袱。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仅毛泽一个人这么认为，所有领导层（或许陈云有所保留）均是这个调调。整个共产党人都是这个调调。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都因为这个字——干——而起。

      最能反映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莫过于超级工程了。

第四章  超级工程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每一次统一都要干超级工程。比方说秦修长城，隋开凿大运河，那些工程损害了国力民力，但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看，那是利在千秋的超级工程。共和国诞生之后，也走上了超级工程之路。

      大跃进时代，弄潮儿们除了放卫星之外，基本上都在大干工程。河南的吴芝圃和甘薯的张仲良，都干了不少大工程。尤其是张忠良的那个烂尾工程，堪称宏大。但是那个年代真正的超级工程并不在地方，而在中央，确切说就是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工程。和长城大运河一样，也是一代人吃苦，后代人享受的伟大项目。

      若干年之后，后人写世界史，二十世纪必然浓墨重彩。数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让二十世纪的世界史精彩异常。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的标志就是推动各种科技进程。科技集中展现在伟大的工程中。曼哈顿工程就是美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保密指数最高的项目。结果就是捣鼓出了原子弹，开启了人类利用核能的大门，进而改变历史走向。

      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果把超级工程比成一场奢侈游戏，也只有美国玩得起。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力量，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拥有除德国和苏联之外最顶尖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奥本海默、费米、波尔、费曼、冯纽曼等科学史上大师级人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不轻松。

      朝鲜战争之后的中国有啥？只有四个字，百废待兴。以通俗的眼光看，最现实的办法是多搞生产，玩不起两弹一星那种超级项目。毕竟中国一穷二白，人才、技术、设备、资金一样没有。好好种地，多收点粮食填饱肚皮才是王道。当时中国和苏联还在蜜月期。苏联也同意把手中的核保护伞借中国用。

      那种情况下，要玩超级工程，首先需要非凡的领袖，以超越常人的魄力和穿越历史时空的眼光做历史性的决断。那恰好是毛泽东最擅长的事。毛泽东对核武器有清醒的认识：要想真正挺直腰杆子，绝对不可以求别人保护。首先苏联的保护伞未必百分百安全。其次一旦站在苏联的保护伞下面，就要被苏联挟持。

领袖决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号，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数日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会议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一年之后，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起原子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看看这情况，说好听点，叫战略上藐视敌人，说难听点，不知天高地厚。看看说话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份，重庆谈判前夕，当然不能向蒋介石示弱。一年之后，内战已经开打，更不能示弱了。毛泽东真的不在乎原子弹么。当然不是，他很在乎，做梦都想拥有核武器，特别是朝鲜战争中面临美国核讹诈时。嘴上越是不在乎，心里越是在乎。

      那个领袖不想要原子弹？当初罗斯福从科学家联名书信中得知纳粹德国搞原子弹时，急的自己差点从轮椅上跳起来，立刻以最大的决心搞原子弹。斯大林原本对原子弹信心不足，时不时把科学家们拉去上思想政治课，但是看到美国人仍在日本的两颗蛋蛋之后，立刻让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组织项目。当初北京刚刚解放，国家还没建立，叶剑英就找到在人群中庆祝的钱三强，让他借去法国开会的机会买各种资料和设备。不要说这是叶剑英的个人主张。

      一九五四年朝鲜战争刚刚打完，新上任的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试探说，我们也要搞核武器，想请苏联帮忙。赫鲁晓夫敷衍一番了事。但中国人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一九五四年中国找到了铀矿。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号下午，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铀矿石去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一月十五号，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参加会议。毛泽东特地让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汇报原子能相关的事。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结果很明确，中国要搞自己的核武器，勒紧裤腰带要搞。实在不行，脱了裤子卖了也要搞。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毛泽东决策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中国人而言，赫鲁晓夫是一个让人尊敬又让人痛恨的角色。

      让人恨，当年完全是政治因素。

      所以让人尊敬，苏联对中国的大部分援助都来自赫鲁晓夫。他出身卑微，十月革命之后入党，列宁死后结识斯大林，从此之后紧紧抱住斯大林的大腿不放，一路高升。尽管战争年代没什么战功，战后确成了斯大林领导班子之一。斯大林死后，他在军方的支持下接班，然后清除政敌。和斯大林比起来，赫鲁晓夫鲁莽有余，精明不足。

      斯大林时代对中国也有援助，但力度有限。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急需树立自身威望，希望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赢得中国支持。中国当然很乐意。但核技术是苏联的压箱法宝，不会轻易拿出来给人。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栽了跟头，他在匈牙利动粗，搞得很被动。为了塑造个人权威，他在苏共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得罪了不少人。那样的情况下，他更需要中国的支持。毛泽东再次表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那是迄今为止，中国签署过的最有利的文件。协定明确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唯一模糊之处就是时间，规定模型和资料在一九六一年之前交货。然而中国最终没有拿到那些东西。因为赫鲁晓夫并不是慈善家。这是后话。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拍板：“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原子弹项目正式确定下来。六年之后，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毛泽东为该项目奠定基调：“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两弹中的另一弹是导弹，而非很多人印象里的氢弹。有原子弹而没有导弹，相当于有弹无枪，毫无意义。事实上导弹项目开始得更早，一九五五年开始搞了。

      卫星比较晚。因为苏联一九五七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的卫星，实际上是大跃进时代各地官僚开始放的亩产多少斤的牛皮卫星。中国确定卫星项目是在一九六五年确定的。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问题。文革打断了很多事，却没有打断卫星上天。

      这是毛泽东决策过程，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之一）。不禁要问，毛泽东当时为何坚持勒紧裤腰带这么搞。要知道嬴政修长城，虽然利在千秋，但因此掏空了秦帝国，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杨广开凿京杭大运河，虽然利在千秋，但因此掏空了隋帝国，民怨沸腾，自己未得善终。建国之初搞两弹一星，虽然工程量未必比得上修长城和挖运河，但难度更高。

      当然咯，按照习惯性思维，两弹一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有了它们，可以不受外人欺负，可以安享和平，安心搞建设，是一种国家战略，所以国人支持。正如日后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大家对此基本认同。但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嬴政修长城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在农耕民族内心筑起一道屏障，其功用不下于两弹一星。杨广挖运河，利国利民，本应该千古传诵。为何未得好结果？原因大概有两个。

      修长城也好，挖运河也罢，都是农业时代的超级工程，属于一次性消费。两弹一星则是工业时代超级工程，可以延续。两弹一星之后，后续航空航天，当今的高铁工程，都可以看成延续。两弹一星工程相当于给国家竖立一个榜样，一系列超级工程的榜样。农业时代是静态的。工业世界永无止境。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或许更为重要。毛泽东有一个伟大的团队。修长城和挖运河，强征民工无数，造成无数怨气。两弹一星工程，体力活基本上是用军人干。一九五八年，美国人发现驻扎朝鲜的最后一支志愿军，金城战役中表现出色的第二十兵团神秘消失，神经紧张起来：莫不是要搞阴谋？其实他们回国了。但国人不知道他们回国了。

      之前所有志愿军回国，都有鲜花和掌声。二十兵团驻扎朝鲜时间最长，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戈壁滩上强劲的风沙。他们只知道重新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却不知道内容。从此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有人死在戈壁滩上。有人守着戈壁滩老去。

      他们从伟大的兵团变成沉默的工兵。但他们做了伟大的贡献。他们还是他们，嘴里的那首歌依然没变：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他们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十五年的工程量：中国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实验基地。

      这样一方面利于保密，另一方面避免造成民怨。尽管大跃进也造成民怨，但那只是一阵风，吹过就停。两弹一星需要长时间投入，用民夫的话，处理不好可能造成长期民怨。要说没有农民也不对。河南有上万人蒸发了。他们去了西北。但他们不是干工程的。他们的工作是做酱油、做粉条、磨豆腐、掌鞋、修车、养牛羊猪、种菜等等。

伟大的团队

两弹一星的团队恰好诠释那个时代办事的经典风格：毛泽东用他的脑袋决定的事，周恩来会用他天下无双的巧手实施。在两弹一星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黄金组合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团队成员两部分，军人和科技人员。军人负责管理，科技人员负责技术。

      先看军人这一块。周恩来要干的事很多，不可能亲自去抓。周恩来需要一个具体的项目负责人。那人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足够高的威望去调动各级军人。那是一个将星如云的年代，符合条件的只能是十大元帅。但朱德年事已高，不可能亲自出马。彭德怀国防部长，主持军事，不可能亲自上阵。林彪泡病号，没可能上岗。这样只剩下七个人选。

      其次，必须有过独当一面（有独立拉队伍或指挥过方面军或集团军）的经历。叶剑英元帅一直在担任参谋和统战工作，不符合此条件。

      第三，性格必须谨慎、低调、心细如发。豪爽的贺龙元帅和豪迈的陈毅元帅也就排除。

      还剩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四个人选。还有第四个条件，就是必须和周恩来之间非常有默契。除了信任之外，还可以增加工作效率。四个人中，和这一条最接近的就是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开始，聂荣臻就是周恩来的臂膀，非常熟悉。

      从履历看，聂荣臻参加过学生运动、学过工程、当过教官、干过特工、当过政委、拉过队伍、当过市长，堪称完美人选。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聂荣臻非常正确。十大元帅之中，也只有聂荣臻（或许还要加上彭德怀）建国之后的贡献大于建国之前的贡献。原因无他，他是两弹一星的统帅。这项荣誉大于那身元帅制服。聂荣臻本人对负责军工建设非常看重，所以死后，一半骨灰葬在东风烈士陵园。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

      大将里面参与程度最高的是陈赓。当初钱学森回国，就是陈赓首先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反问，为啥不可以？陈赓很高兴。陈赓去过朝鲜战场，见识过美帝武器装备的威力。他创办的哈军工，就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项目，集海陆空多兵种为一体的军事院校，世所罕见。两弹一星项目中，哈军工贡献了大批科技人才。

      聂荣臻的臂膀是几位上将：宋任穷，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万毅。这几位在战场上都是响当当的好汉。需要达到什么目标，绝对保证完成任务，不会打马虎眼。看看这阵容，足够组织一起大规模战役了。要知道抗美援朝也就是一个元帅带着一批上将在打而已。万毅上将因为在庐山会议中牵涉到彭德怀的事情里，退出比较早。陈锡联当时是炮兵司令，原本负责建设核弹试验基地，后转给工程兵做了。

      张爱萍到一线的时间晚一点，但做得事比较多。一九五九年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之后，负责两弹一星协调工作，多次担任现场总指挥。第一枚导弹发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第一次原子弹塔爆，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第一次原子弹空爆，现场总指挥还是张爱萍。日后在中国第二炮兵和战略核力量建设上，依然出力不少。

      但是就两弹一星项目建设本身，叶剑英的肱骨重臣是陈士榘和宋任穷两位上将。这两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戈壁滩，为同一个目的，干不同的事，都可谓轰轰烈烈。

      陈士榘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政治可靠。他经历过共军各个时期的战争，久经考验。八路军时代，最高级别达到一一五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转到新四军发展，最高级别达到（三野）代政委兼兵团司令，淮海战役时出过风头。

      建国之后，陈士榘的职称是工程部司令员，通俗说，就是军方总包工头。这个职位在现在人看，绝对肥的流油。但陈士榘在那个位置上，流的只有汗。整天穿一套很旧的军装，整天和部队奋斗在工地第一线，从来没有去过夜总会啥的。

      一九五年四月，总参谋部大楼，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让钱学森讲讲导弹的事。元帅将军们眼睛放出了光，他们知道导弹对军方的重要性。钱学森讲完之后，陈士榘就问：“在发展两弹方面，我们工程兵能做些什么？”钱学森回答：“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陈士榘听后非常振奋。他和万毅、孙继先等人多次考察罗布泊，遭遇各种艰难险阻之后终于选定地址，报告中央，带队伍开建导弹基地，和第二十兵团一起消失的还有陈士榘。他们消失在“死亡之地”。

      罗布泊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传说中的楼兰古国就在那里。但是最晚从唐朝开始，那里就成了生命的禁区。人在那里，可能被风沙埋掉，可能渴死，可能被蚊虫咬死。为了生存，他们可以追逐一只沙漠动物几百里。最奇特的生存方式是喝一种水，叫蚊子水。

      啥叫蚊子水呢？按照陈士榘的回忆：“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水源枯竭，就是生命的枯竭。罗布泊这地方空气含水量只有百分之三十，别说肚子里的存水，就是泉水都被蒸干了。所以广大指战员特别珍惜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想办法收藏了部分雨雪水，尽管水里蚊子很多，大家仍然食用它。开始我不摸底，端起杯子就喝，水到口中，总觉得有松乎乎的东西，别有滋味。仔细一看，原来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因为已经煮熟都沉到水底，但又不好把它捞出来，主要是蚊子太多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珍惜水，还是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里灌。蚊子也是一种昆虫，反正已经煮熟了，说不定还有些营养呢！”

      千年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楼兰已经是历史中的干尸，这块土地则再一次赢来生机。沉默的大军隐入罗布泊，在极其浩瀚、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享受与天奋斗的乐趣，在死神的地盘播种生机，让日月换新天。随后中国人的导弹讲在那里升起，核弹爆炸，脊梁骨坚硬无比。

      他们在干活，但并不是蛮干。最显著的一个实例就是张蕴钰将军。在共军里面，张蕴钰算后生晚辈，一九五五年只是大校军衔，一九六一年时晋升为少将。他的贡献并不是战场上，而是在核试验基地选择上。

      中国第一块核试验基地是苏联专家在地图上选择的，在敦煌。李蕴钰看后主张坚决否决。苏联人选择的试验场，离敦煌莫高窟仅仅六十公里。李蕴钰虽然是将军，对艺术颇为敏感。他专门跑到莫高窟看一遍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把那些东西毁了，就是千古罪人。

      按照苏联人的设计，试验爆炸当量仅为两万吨。当时美国人已经试验一千五百万吨当量，苏联人也在研制千万吨级核武器。苏联实际上还是打算对中国留一手，正如他们在资料和关键数据上做手脚一样。李蕴钰大吼：两万吨的核武支撑不了六万万人的民族。李蕴钰坚持给中央汇报，要求重选。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带人勘探，选在新疆马兰。

      聂荣臻的另一条臂膀是宋任穷上将。和陈士榘奔波在荒野不同。宋任穷坐镇北京干另外一项工作：调动人力资源、组织脑力攻关。他的职位的二机部长。

      中国第二机械部，听起来普普通通，稍微了解一下就明白它非比寻常。它是管原子能的，国家核心中的核心。如此核心机密必须交给特殊的人，宋任穷上将，首任二机部长。

      宋任穷是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有两大特色。

      宋部长特色之一：政治过硬。他是参与秋收起义的，跟着毛泽东去井冈山，标准的老红军。长征结束之后分配到一二九师工作，随后一直是刘邓大军的一员。也就是说他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渊源都很深。解放后曾担任西南局副书记（书记是邓小平）和云南省委书记。随后进入中央担任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四十七岁的宋任穷任第三机械部长，随后改为第二机械部长。当时的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班人的备胎。

      宋部长特色之二：能力强。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参加过各种运动。参军之后更是一路政委。共军中政委除了有最后决定权之外，还要组织。对宋任穷而言，还很能打仗。强渡金沙江时，宋政委就表现英勇。把他放在二机部，就是要发挥他的两大特色。

      宋部长毕竟只是领兵出身，只负责掌舵，技术的事他干不来，也不可能事事亲为。因此他有两条臂膀，一条臂膀管组织，他叫刘杰，抗战之前入党，属于中共第二波发展高峰中的精英人物。他在战争中没有怎么表现，建国之后帮助李四光搞地质勘探，在寻找铀矿中发挥作用。当初就是他带着铀矿石去中南海汇报。日后接替宋任穷担任二机部长。

      宋部长的另一条手臂名气比宋部长更大，历史地位比宋部长更高。他就是中国科学界元老之一的钱三强。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

第五章  共和国的星空

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他们是共和国上空的二十三颗星星，也是二十三樽守护神。尽管他们的命运和结局各有不同，但青史之上，他们的名字都是使用一种永不褪色的颜色写上去的。不论政治如何走，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他们将永远受到尊重。

      历史书上，他们高高在上。现实世界，他们有血有肉。高高在上的部分先放一放，现在先看看有血有肉的那部分。他们都在战乱年代求学，都感受过国破家亡时的那种痛苦。但他们个性和经历又各不相同。二十三颗星星大概分成两块，一块围着钱三强赚，另一块围绕钱学森转。先看看钱三强核物理这一块。

      钱三强生于一九一三年，浙江湖州人，书香世家。少年时代就跟着爸爸在北京生活，受到很好的教育。好到什么程度呢？十九岁那年从北京大学预科班毕业，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二十岁那年，他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谋得一个职位。抗战开始那一年，钱三强没有像热血青年那样拿枪上战场，而是考取了欧洲公费留学生，并且在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玛丽·居里和里奥·居里。读完博士之后，钱三强给居里夫妇当助手，继续深造学习。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钱三强虽然生在乱世，但学业异乎寻常的顺利。

      法国留学期间，钱三强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和夫人何泽慧一起，在研究核裂变中发现新的核分裂方式，被居里夫妇推荐给科学界，赢得一定声望。一九四八年夏天，留学十一年的钱三强放弃法国的一切，带着妻女回国，到母校当了一名物理教授。为何要回国呢？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那时候三大战役正在打。随后林彪带领东北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

      科学界有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其实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科学家不仅有祖国，还有政治立场。”钱三强的立场就应该偏向共产党的。当钱三强在人群中庆祝北平解放时，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共产党代表团去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时中共还是一群大山里出来的泥腿子，全国尚未解放，却表现出惊人的远见：拿出五万美元给钱三强，让他从法国购买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历史证明，那五万美元花的相当值得。钱三强针对性的购买了很多东西。如果再晚一点，再多钱也买不到那些东西。

      钱三强非常激动。因为他从共产党的举动中看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赤子报效祖国的可能性，英雄赢得用武之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其实国民党时代也有很多人才。但是因为战争和组织乏力的因素，一直没能在建设中发挥出来。钱三强也很幸运，他有好导师，居里夫妇。当初他决定回国时，导师告别。玛丽·居里将放射性材料和多年研究获得的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夫妇，让他们带回国从事研究。正是那块放射源为中国之后的核物理研究奠定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核讹诈。里奥·居里非常愤慨，对实验室另一位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杨承宗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杨承宗回国之后，通过钱三强把里奥·居里的话传给毛泽东。那是毛泽东正因此而焦心。

      钱三强虽然是科学家，但组织观念非常强。比方说里奥·居里让杨承宗捎带的那几句话，两人保密几十年，连何泽慧都没告知。

      两弹一星的顶级科学家之中，钱三强的功能类似技术大元帅。一九四九年，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负责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当时苏美已经有了原子弹，美国的氢弹即将爆炸。中国和苏美的距离之大，让人窒息。

      钱三强的那个研究所就成了中国核司令部。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其中有七人来自钱三强的研究所。再加上钱三强举荐的邓稼先和周光召，基本上就是整个原子弹研究的骨架。说他是核物理的领头人一点没错。正如王淦昌评价：“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其实钱三强身边那些人，大部分来自叶企孙门下。钱三强的作用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说实话，像王淦昌、彭桓武这些人，即使没有钱三强组织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钱三强真正的得意之作是把邓稼先放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负责人。

一个特殊的人

原子弹项目中有很多关键部分，关键的关键就是理论部。理论搞不通，模型设计不出来，一切都是白搭。中国要搞原子弹，相当于一切重新来过。理论部的负责人就非常关键。当初原子弹项目上马时，二机部负责人都在为理论负责人惆怅。钱三强却告诉大家，我已经有了人选。我相信他可以完成使命。

      邓稼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全部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对于一般人而言，没有任何特点意味着碌碌无为。对邓稼先而言，没有特点反而是最大的特点。一个字，纯。

      杨振宁说，就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邓稼先是最有农民气息的一个。中国的根系在农民身上。中国延绵不绝的历史就是农民的历史。中国现在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气息，就是最纯粹的民族性。邓稼先身上的纯，就是这种民族性。

      仔细观察对于伟大民族伟大项目的关键部位负责人，通常都具有民族性。对比一下美国的奥本海默，身上散发出美国式的机智和幽默。那是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奥本海默用典型的美国人性格把团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后破关而出。邓稼先用中国人的性格把团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后破关而出。如果让邓稼先领导奥本海默的团队，那么毫无疑问，他将被视为软弱无主见，很可能靠边站。反过来，让奥本海默领导邓稼先的团队，将被视为夸夸其谈的花架子，搞不好就要上思想政治课了。为何？个人性格和民族性不符，将事倍功半。

      为了解邓稼先其人，先看看他的结局：一九七九年邓稼先最后一次主持核试验，空投氢弹，失败了。飞机把氢弹放到预定目标会后没有爆炸。当时大家很紧张，不知道出了啥问题。邓稼先决定亲自看个究竟。氢弹辐射很严重。进去，九死一生。

      当时大家都不同意他进去。但谁也拉不住他。邓稼先还是亲自去了。找到了那枚氢弹。所以没成功，是因为降落伞出现问题，没打开。邓稼先的肝脏受损，骨髓里有了放射物质。此后一直到逝世，备受挨整折磨，但他没有任何抱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自己去装雷管，并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最后时刻，当着许鹿希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面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是啊，时光如流水，朝夕即逝。

      现如今不少人说邓稼先傻。那只能说人生观不一样。有人就愿意当树枝上的麻雀，一生为蝇头小利叽叽喳喳，自以为很了不起。有人就愿意为国家和民族干一番大事业，名扬千古，纵然生前落寞、身后寂寞也在所不惜。

      邓稼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安徽人，书香门第，爸爸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清华园有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日后鬼子进中国，快乐中断，在西南联合大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完成本科学业。抗战胜利后，在北大物理系当助教。一九四七年公费留学美国，在普渡大学念研究生，两年搞定学分。接下来又用更短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得“娃娃博士”头衔。

      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两国交战，美国给理工科知识分子设置障碍。邓稼先当时不如钱学森出名，却也费了不少周折。还有一些人干脆就放弃回国，比如说邓稼先的朋友、老乡兼学长的杨振宁。其实邓稼先留在美国，也能过得不错。

      邓稼先回国后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成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九五三年和一生的挚爱许鹿希女士结婚，一九五六年入党。生活中的邓稼先非常单纯。和别人一起吃饭，别人劝酒，他也不知道推辞，就喝。人家劝多少，他就喝多少，不知不觉就醉了。当然，他喝酒的次数很少。他下面条非常有特色，面条放在冷水里，和水一起烧开煮熟，结果很喜人，面条变成粥。如果没有忘记放盐的话，那就是一锅咸饭。至于味道嘛，吃过才知道，呵呵。

      一九五八年，邓稼先的命运发生转折。当时全国在大跃进，遍地放卫星吹牛。但也正是那时候，中国决定搞两弹。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搞一个“大炮仗”，要调他参见。

      邓稼先朴实的眼睛里放出了光。那天晚上，下班之后的邓稼先一反常态，一个劲带着孩子玩耍，而不是一头扎进书房搞学术。许鹿希感到奇怪，就问他咋回事。邓稼先也不说。许鹿希问他要一个通讯地址。邓稼先说，也不可以。最后邓稼先告诉她，他要干一件事，这件事干成，这辈子就值了，死而无憾。

      要干大事，先要决心，心够决。

      就这样，邓稼先成为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从此以后，邓稼先的名字消失了。不再发表科学论文，不再参加学术会议，不再和同行交流；带领一帮刚出校园的年轻人，用最原始的方式设计原子弹模型，承载整个核事业的希望。核武器研究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设计部。理论部的龙头就是邓稼先。

      那或许是中国迄今为止难度最大、挑战性最强、担子最终，工作强度超大，但待遇非常一般的一个岗位。当然咯，附加值很高，干得好，青史留名。

      中国已经足够古老，历史上有过许多超级工程，那些工程需要的是人力。两弹一星除了人力，还需要脑力。邓稼先的工作，是中华民族脑力活动中的第一项超级工程。

      当初赫鲁晓夫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勉强答应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然而合同里原子弹模型和关键的技术资料一直没有兑现。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也没见得那些关键性东西。苏联人处处设防。因为他们自己设计原子弹时，就从美国窃取不少机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上就是“胖子”的复制品。

      苏联人的防备手段非常高明。第一招，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经验，就弄来大批资料让邓稼先和他的伙伴们去阅读翻译。世人都知道唐三藏取经，却不知取经之后，唐三藏到死都没能把经书翻译完毕。苏联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用资料困住中国人。资料非常多，如果全力去干，估计邓稼先他们就不用设计原子弹了，翻译一辈子。但邓稼先原本就是读书天才，最大的本事就是在海量的信息中抓核心。所以邓稼先没有上当。

      苏联人的第二招：篡改关键数据。

      一九五八年，苏联有三位专家给中国人讲原子弹的原理和结构，随口说一些数据。包括宋任穷和钱三强在内的听众都视如珍宝。讲完结束，苏联人还要把笔记收上去，准备烧掉。最后还是宋任穷以上将名义担保，才勉强保住。邓稼先上任之后，立刻翻阅了笔记。其中核爆大气压数据和自己计算结果不相符。邓稼先带着大伙反复演算，一遍、两遍、三遍……一直到九遍，前后历时一年多，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屋顶，陷入僵局。最后是周光召通过“最大值原理”否决了苏联人的数据。华罗庚对此次运算的评价：“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在当时中国最困难的岗位上，邓稼先是如何带领大伙克服困难的呢？两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邓稼先把理论部分的人分成三组，分别公关。一日三班，计算日夜不停。他们仅仅依靠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纸笔、计算难以想象的数据。算完的草稿纸，都是用麻袋装，堆在一起。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但每一个数值都要不同人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就有上万网点。每个网点牵扯出若干方程。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愚公移眼前大山。邓稼先移的是脑海里的大山。 

      第二个法宝：无与伦比的才华。许鹿希回忆：“这段时间（接到任务之后）他非常沉默。即使家里说了有趣的事让他开怀大笑，也会突然停下来。”许鹿希感觉到，邓稼先的人分成两半。属于工作的那部分永远运转。杰出人物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愿意为某件事付出一切，将生命托付之。

      邓稼先在思考切入点。思考的结果，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物质三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这三个方向，就是原子弹的喉咙。攻破这三块，就扼住原子弹的喉咙。

      这是战略把握。关于战术细节又如何呢？许鹿希回忆：“某日清晨，理论部一帮人把计算一夜的结果告诉邓稼先。邓稼先听说后就说错了。重算以后，确实错了。”许鹿希很奇怪，人家计算一夜，你怎么知道错了。邓稼先告诉她，他的方式叫‘粗估’。每一个关键值计算，邓稼先都会对结果有一个大致预测。如果计算结果在预测范围之外，就是错的。至于邓稼先如何进行“粗估”，只能说他是天才，只有天才的计算方式和直觉。许多天才都是其貌不扬。但是他们的直觉却非比寻常。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成功迈入核时代。当时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回报时，周恩来没有欢呼。他第一句话是：“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张爱萍报告说，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这才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祝贺。这就是周恩来遇事时的沉着冷静。周恩来又把消息向毛泽东汇报。喜欢大阵仗的毛泽东反应比周恩来更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再发表。”

      当然调查这种事就不用了。因为美国人会提供帮助。美国人不仅公布了中国试验核武器的消息，约翰逊总统亲自发表讲话，说中国制造的原子弹水平很一般，而且污染了空气。当时美国已经上百次核试验怎么不考虑污染空气？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另外一层意思，美国佬就歇歇吧，不要对我们核讹诈了。

      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向前推进一大步。

      任何一个项目完成都会有奖金。邓稼先和他杰出的同事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奖励：十万元奖金。看似一笔不小的钱，但是参与原子弹工程设计者人人有份，单位追加十几万之后才奖励如下：最高奖金十元，中级奖金五元，低级降级三元。邓稼先是高级人才，拿到十块钱奖金。

      当然十块钱不是全部，日后氢弹爆炸，邓稼先又得到十块钱奖金。这事给日后小品相声演员提供了创造素材：搞原子弹不如卖鸡蛋。

      好吧，不管怎么样，两颗蛋蛋搞出来才是硬道理。

      按照鲁迅的说法，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人，都是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评，也许人类不需要核武器，但中国不能没有邓稼先。邓稼先给国家贡献了一切。国家对邓稼先的回报只有把他的名字写在历史。古往今来，权贵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或张扬，或显赫，但是在历史上的价值同等于粪土。

      邓稼先的故事和钱三强联系在一起。关于钱三强的用人方式，用彭桓武的话说：“知人善用，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要知道中国当时人才有限。让有限的人才各归其位，最大限度发挥作用，考验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组织能力。钱三强做得很好，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钱三强的组织能力显得尤其可贵。当然，钱三强的组织能力建立在众多顶级科学家团结和牺牲的崇高人品上的。

第六章  壮志与牺牲

钱三强的组织能力固然很棒。但是那种能力建立在众多顶级科学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彼此团结、甘愿自我牺牲的基础之上。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功成名就之人，是各自行业领头羊。参与到一个伟大的项目中，不可避免的更改研究方向，将半生功名卸下，从零开始。

      王承书生于一九一二年，湖北人，二十世纪中国最出色的女性之一。说起出色的女性，大家眼中可能会想起各种明星。她们光鲜亮丽，不少人才貌双全。但是和王承书比起来，她们和“出色”相差甚远。说起二十世纪的女人，大家想起宋家三姐妹，她们在风云际会之际出尽风头。大家还会想起本质上是演员的江青，会想起默默支持周恩来的邓颖超，会想起知性的王光美。和她们比起来，王承书是另外一种美，智慧型的美。她是中国的居里夫人。

      青少年时代的王承书追求妇女解放，那时候这件事很时髦。二十二岁那年，年轻美貌的她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毕业成绩却是第一名。她选择继续深造，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赢得一些名气。新中国建立之初，她打算回国，被阻扰，一直折腾到一九五六年才得意实现愿望。

      回国之后，他在钱三强的研究所上班，同时兼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统计物理学，取得一系列成就。按照那个路走下去，她将取得更大成绩。然而中苏决裂之后，原子弹关键一环——同位素分离——缺人。那是一项神秘莫测的技术。当时只有美苏等几个有限的国家掌握，捂得很严实。苏联人走后，项目就悬在那里。

      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征求她的意见，意思让她主管同位素分离。同位素分离和物理学统计两块风马牛不相及。王承书如果接受那项工作，就意味着中断统计物理学，跨入一个陌生领域。当时她已经五十岁了，从科研工作者角度看，已经过了巅峰。那个时候再转行，是非常冒险的一个行为。而且搞同位素分离保密要求非常高。接受那项工作，不仅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结束，家庭生活同样受到影响。因为同位素分离设施在西北，离北京很远。

      对任何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名利和生活。但王承书给钱三强一个正面回答，毅然决然走向陌生的岗位，成为共和国最特殊的人才。在她和她的同事努力下，中国克服了苏联毁约的困境。此后她隐姓埋名三十年，直到逝世之前，世人才明白她的事业。

      从国家的角度看，她是一个伟大的公民。从家庭和个人角度看，她牺牲了太多。但她因此实现了人生价值，也算无憾。从社会学角度看，她证明女性也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在科研战线上取得骄人成绩。

      赞，王承书，一个洋溢着书香的名字，填补了中国女性智慧之美的空缺。

      在那个伟大的项目中，王承书并不是唯一为集体牺牲个人学术生涯的科学家。再看另外一个典型：程开甲生于一九一八年，祖籍安徽，生于江苏，在浙江念书。他的人生中充满曲折和遗憾。浙江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他写过一篇论文，预测了新的基本粒子（重介子）。文章由李约瑟亲自送给当时量子物理权威保尔·狄拉克。狄拉克则表示：“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论文没有发表。然而一九七九年，美国科学家格拉肖、温伯格和巴基斯坦科学家萨拉姆因用类似的论文赢得诺贝尔奖章。错失诺贝尔奖章，是否遗憾？当然遗憾。当然遗憾并不是程开甲一人。王淦昌甚至更遗憾，两次错过诺贝尔奖章。

      渡江战役前夕，陶勇在长江炮击英国军舰。消息传到英国，程开甲决定回国。因为他从炮声中看到了新政权的不同。一九五零年，程开甲回到浙大物理学，两年后调到南大物理系。此后十年，他在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一九六零年，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但不知道干什么。到北京之后才发现，要搞原子弹，那就放下手头一切，干吧。

      此后二十年，那个学术界大名鼎鼎的程开甲不见了，中国多了两弹一星的元勋。为何那个时代的定价科学家愿意牺牲个人成就集体。是因为政治压力么？如果是政治压力，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待遇更好。答案应该从郭永怀身上找。

      郭永怀生于一九零九年，山东人，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但工作起来，精力超人，典型的学者，工作作风非常踏实。他非常简朴，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用到牺牲。他的留学之路比较曲折，先到多伦多大学，很快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转投冯·卡门，成了钱学森师弟。

      异国他乡，师兄师弟，除了一起吃饭聊天游玩，经常切磋一下各自功夫。武林高手通常切磋拳脚。顶级科学家之间切磋的则是思维能力。思维可以切磋么，当然可以，就某个众人难以理解的领域交流思想，那种感觉非一般人能体验。切磋到某个时段，还可以合写论文，共享声誉，也算是快意江湖。当然江湖并非一直那么痛快。喜剧有时候会演变成悲剧。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友谊，从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幸好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友谊一直是喜剧。他们最终在一起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一九四六年，三十七岁的郭永怀去了康内尔大学，历任航空航天副教授和教授，并且成为骨干。钱学森回国历尽波折，归国后赶紧写信给郭永怀：

      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高兴。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看这信写的，多么亲切，多么迫切。概括起来：兄弟快回来，多买书，多带人，咱们一起干。还有隐含的意思：一起名垂青史，快意恩仇。

      郭永怀回国之后，和钱学森一样，成为力学所骨干，搞导弹设计。他在康内尔大学，就是主持航空航天工作那一块。工作作风上看，钱学森大刀阔斧，郭永怀细腻许多。

      一九五七年，原子弹项目中缺少一位爆炸力学专家，钱学森推荐郭永怀。郭永怀转到原子弹项目，虽然还在力学范畴，却也算小小的一个转行。当然郭永怀不负众望，成功解决了所有困难，并由此成为国家核技术骨干成员之一。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倒是一个喜剧。遗憾的是郭永怀在核领域献出了生命。两弹一星元勋的结局，除了死于文革迫害的姚桐斌和不堪屈辱愤而自杀的赵九章，就郭永怀最可惜。其实邓稼先也算在核领域牺牲了自己，只是他的那种牺牲值得。郭永怀的牺牲，完全是一种意外。但本质上和邓稼先一样，原本可以避免的。

      当时中国的飞机非常不靠谱，经常间歇性羊癫疯。中共高层中，就有不少人死于飞机失事。若非万不得已，毛泽东本人不坐飞机。周恩来本人差点在飞机上送命，曾特意叮嘱科学家们不要坐飞机。但是两弹一星工程在西北，机关首脑在北京。两者距离很远。那个时代铁路系统也就是绿皮车水平，颠簸不说，还浪费时间。郭永怀因工作因素，往返比较多。如果每次都坐车，时间都浪费在路上，绝对不可接受。所以他基本上还是选择坐飞机。

      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初，郭永怀在青海基地采集到重要的实验数据，连夜回北京研究，就在十二月五号凌晨乘飞机回北京。然而在接近北京机场，距离地面仅四百米的地方，飞机羊癫疯发作，偏离跑到，扎向苞米地，变成火球。

      就在看见死神面孔的最后那一瞬间，郭永怀和警卫员一起用身体夹住了那个公文包。两个身体烧焦了，实验数据完好无损。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是想办法做最重要的事。郭永怀和警卫员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按照现代人观点，他们应该想办法自救。就算不成功，也可以试一试。经常坐飞机嘛，安全常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他最后的行为却选择牺牲个人。

      那是一种现代人不太理解的精神和选择。但郭永怀理解。一九三七年，北京大学物理学的郭永怀被迫跟随学校搬迁到大西南，因为北京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必须逃亡。那种被人拿枪赶走的滋味绝对不好受。要杜绝那种情况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手中有更好的武器。两弹一星就是大杀器。这也是他和那一代人放弃欧美舒适的生活，回国喝戈壁滩西北风的根本原因。

      结语：这个世界上每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看法。对郭永怀最后时刻的选择，我们可以不认同，但必须尊重。因为他的选择伟大和悲壮。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伟大和悲壮。即使有了机会，我们也未必去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尊重那种情怀。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情怀。那是个体或集体力量的原动力所在。有了那种情怀的个人，不会碌碌无为。有了那种情怀的民族，总会冲向巅峰。

      郭永怀最后时刻的选择，就是那代人，那个群体牺牲精神的定格。同样的话，也适合那个警卫员，尽管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人格同样伟大。

      听到郭永怀牺牲的消息，钱学森伤感不已。作为学长、同志、知己，钱学森为郭永怀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

      要说牺牲，不能只看顶级科学家。还有很多中层即使人员，清华大学毕业生丁建飞和张洁在核试验基地建设中产生了爱情。遗憾的是，丁建飞因劳累过度而失去。张洁在丁建飞的墓碑前献上马兰花，后终生未嫁，在核基地人称“核大姐”。

      两弹一星是一项超级工程。牵涉到项目团队的，很多人都做出自我牺牲。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连长的新婚第二天清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是他的一位老首长打来，要他立即赶到西北某地，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不许告诉任何人。连新婚燕尔的妻子也不能说，否则按按泄漏军事机密处理。连长轻轻吻了熟睡的妻子就走了。妻子醒来时，发现丈夫不在了，一天、两天、三天……始终不见踪影，问公公婆婆，问同事邻里，问当地政府，没有答案。她挺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到处寻找丈夫，哭得像孟姜女一样凄惨。直到六个月以后才接到丈夫来自罗布泊的音信。医生说，如果信再晚几天，也许她就会完全疯了。

      有一位副教授叫王汝芝，她接到二机部的秘密调令，按规定瞒着丈夫，借口出差，去了遥远的罗布泊，担任工程研究所所长。某日，她在罗布泊散步时，远远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很像丈夫，走近一看，果然是。丈夫和她一样，也接到秘密调令到了罗布泊。

      很多人在那里丢了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地质队的一位女技术员在帐篷门口看报纸，风把报纸跑了。她提着裙子去追，竟一去不复返，自己也被风吹走了。一个战士到孔雀河边割芦苇盖神秘地失踪，部队派上千人寻找好几天无果。一年后，尸体竟然就在附近的芦苇丛中出现，已经干枯，手枪水壶还挎在身上。

      如此这般的故事还有很多。东风航天城有两处“圣地”，一处是载人航天发射场，那是许多科学家和军人心血汗水所在，另外一处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院内埋葬着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七百多名航天精英、将军与士兵。色的墓碑与白色的墓穴排列整齐，如同威武雄壮的军阵列队在茫茫戈壁上，壮观而威严。他们如同地面上的兵马俑，日夜守望着航天发射场。

第七章  伟大的竞争

两弹一星工程是一种竞争，首先是国家军事竞争。核阴云时代，核武器如同一把利剑，没有它就要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有了它，就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往深了说，还是种族竞争。中国之前掌握核技术的国家，都是白人。中国搞核技术，不仅是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同样也说打破白人世界核垄断。内心世界里，白人世界能做的事，有色人种也能做到。这个从根本上打破了当时或明或暗流行的人种优势论。对曾经走在世界前头的中国人而言，两弹一星是一针强心剂，意味着中华民族复起的开始。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民族想要崛起或复兴，都要和世界霸主以各种方式竞争。两弹一星工程，则是竞争的开始。伟大工程的竞争，从人才开始。最能体现这种竞争的，莫过于号称中国航天第一人的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温和的人。全身上下都透露着温和。眼睛中总是泛着温和的光，深邃而睿智。各种影片中，钱学森的扮演者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眼睛中缺乏那种温和的光。

      钱学森生于一九一一年，祖籍浙江，生于上海。二十三岁那年从交通大学毕业，随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学生。一九三五年，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继续深造，一年后获得航空硕士学位。随后转入加州理工航空系，师从冯·卡门，获博士学位。

      冯·卡门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年轻时聪明过人，成熟后智慧过人，犹太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服过兵役。三十年代移居美国之后，迅速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工程学家。他在世界航空航天史上有独特地位。因为他的存在，加州理工实验室后来成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他一生未婚，他的生命在他杰出的学生身上得以延续。中国的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的好哥们，没有回国，参与设计过B29轰炸机，为轰炸日本做出贡献）都是他的嫡系传人。

      钱学森是冯·卡门最看重的学生之一。师徒二人曾经通力合作，得出卡门·钱学森公式。他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人给他一个头衔：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此后钱学森跟随冯·卡门加入加州理工火箭研制组（美国家项目）。随后五年，钱学森的研究项目涉及到火箭各个领域。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前夕，美国得知德国正在建设火箭发射基地，迅速拨款建设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下设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是美国航天骨干型人才，能自由出入华盛顿战时高层秘密指挥中心。

      但钱学森的故事还完。一九四五年四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美苏两国为了瓜分德国遗产而明争暗斗。苏联人的重点在设备和资料。美国的重心在科学家。美国防部派出以冯·卡门为首的调查组，到德国寻找科学家。钱学森也是调查组中的一员。两人到德国干了什么呢？他们询问（审问）了很多德国科学家。其中包括德国力学奠基人普朗特尔——冯·卡门的导师。相当于徒弟和徒弟的徒弟一起审问老师，堪称科学史奇观。

      钱学森在德国询问最重要的一个人叫冯·布劳恩。如果搞一个二十世纪科技排行榜，美国毫无疑问第一。但是如果仅仅排到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王冠属于德国人。即使一九四五年，德国的航空技术依然胜过美国。现在日本人叫嚷说中国是山寨国。三十年前，美国人叫嚷日本是山寨国。六十年前，美国自己也是山寨国，山寨德国。当时德国V1和V2导弹远远领先美国。它们就是由冯·布劳恩和他的伙伴们设计的。

      冯·布劳恩对钱学森说：“我知道我们（纳粹德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按照钱学森的要求，冯·布劳恩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得到美国军方重视。于是美国人把冯·布劳恩弄到美国去。日后阿波罗登月项目中，冯·布劳恩做出巨大贡献。热衷于争抢设备和资料的苏联，输掉了和美国的太空竞争。

      这个过程中，钱学森接触到大量前沿而绝密的信息。就在冯·布劳恩在美国安家落户，准备大干一番时，询问他、帮助他的钱学森陷入尴尬境地。因为钱学森要回国。无论如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宝贵了。

      二战之后，钱学森在美国的日子相当不错。他是加州理工教授，生活待遇不用说，前途一片光明。一九四七年，他和魅力四射的蒋英女士结婚，个人问题圆满了。以他的才华，在某个领域选择一个项目，很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赢得诺贝尔奖章，功德圆满。然而还有一些小小的缺陷，就是他不是美国人。钱学森之前出入美国机要部门，凭借一张安全特许证。

      冷战铁幕拉开之后，以自由开放著称的美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保守主义浪潮——麦卡锡主义，美国版本的文化大革命。那场运动伴随朝鲜战争，从一九五零年开始，一九五六年结束，加上前期酝酿时间就更长了。过程就不描述了，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到上千万美国和非美国公民。

      乔治·马歇尔是美国二战元勋，美国少数几个五星级上将，二战期间相当于罗斯福身边的周恩来。二战之后，他制定扶持欧洲的计划，不仅迅速恢复了欧洲秩序，而且让欧洲推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老大。他对美国的贡献，胜过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总统。如此德高望重一个人，竟然被麦卡锡攻击为“叛徒”：在开罗会议上蒙蔽罗斯福，出卖中国国民党。在一系列指责和谩骂声中，马歇尔黯然辞职下岗。

      卓别林是伟大的电影演员，被怀疑为共产党而列为黑名单，不得已离开美国。最疯狂的时候，马克·吐温的书都是禁书。

      科学界最猛。罗森堡夫妇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被送上电椅执行死刑，他们的孩子流落街头。事实证明，那是一场冤案。更奇特的是，爱因斯坦都受到了牵连。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贴爱因斯坦大字报，感觉很奇怪。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伟大的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建立档案，成为被构陷对象。爱因斯坦不过是凭借伟大智者的本能坚持社会正义而已。

      最奇怪的事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他是原版的“原子弹之父”。当他看见原子弹的杀伤力时，出于科学家的良知，他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并且反对制造氢弹。当然这个看法在冷战期间有些天真。天真的科学家在政治上就成了被迫害对象。

      艾森豪威尔上台时，也是麦卡锡主义巅峰之时，美国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证，开始对他调查，怀疑他是苏联代理人，并且在听证会上以其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起诉他。如此一番折腾，连美国人自己都凌乱了。

      好在美国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并无安全隐忧。麦卡锡主义没有造成过度的伤害。如果当时苏联实力大于美国。研究文化大革命时，就要专门讲美国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钱学森想要回坚持共产主义中国，难如登天。

      话说中共虽土，目光却很远大。要网络顶尖人才，绝不会漏掉钱学森。周恩来的特使和钱学森也有接触，希望他回国。现在宣传上，钱学森是伟大的科学家，一身正气，听到新中国诞生，立刻决定回国。这样的宣传虽然感人，但并不真实。如果没有麦卡锡主义，钱学森不一定坚持回国。他还有过加入美国国籍的动作（当时中国还认可双国籍，钱学森加入美国国籍，并不影响返回中国，同时可以在美国赢得一些方便），被拒绝。

      优秀的人通常心高气傲。钱学森用自己的知识为美国服务十年，做出巨大贡献，竟然被无端猜疑和提防，而且不被接纳。人都需要一种归属感。既然这儿不要我，那我就到另外的地方。何况那儿还是我的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那儿有我的父老乡亲，是祖先生存过的土地。那儿有伟大的文明，只不过暂时落后而已。

      回去，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钱学森的苹果

其实美国人也挺搞笑。他们怀疑钱学森时，移民局骄傲的表示要把他驱逐出境。那当然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收拾行李准备上路。然而军方了解钱学森的价值。时任海军部次长的金波尔是钱学森的朋友，因此更了解钱学森：“钱学森抵上五个师，宁可枪毙也不能放走。”军方表态，无论如何不能放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移民局立马换一张脸：不能走。

      被驱逐，却不能离开，那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了，就是监狱。钱学森在监狱待了两周，体重下降三十斤，可见压力和焦虑。还好加州理工学院比较够意思，送去一万五千美金保释金，把钱学森捞出来。但钱学森的资料和笔记全部被没收，家里被窃听，门前有监视。钱学森过着半软禁的生活。一晃就是五年。当然钱学森也没有闲着，他写了本《工程控制论》，成为类似书籍中的经典。

      中国要搞超级工程，当然需要一流人才。中国刚刚建国，大学生还没培养多少。一流人才必须从国外引进。钱学森就是重点。但是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已经撕破脸皮。加上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两国直接交流非常困难。好在中国有美国想要的东西，战俘。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那战俘换留学生。美国人也喜欢玩阴谋，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想回中国。

      钱学森虽然是科学家，和军方共事多年，也有一些手段。他抓住给比利时亲戚寄书的机会，避过监视，写了一封信夹在中间，把消息传出去。几经周转，信转到周恩来手上。王炳南又带着钱学森的信和美国人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战，中国终于争夺钱学森成功。朝鲜战争也没打这么多时间，可见人才争夺的难度啊。一九五五年二十月八号，钱学森到北京。

      当钱学森表示要回国，美国很多同行表示不解。特别是冯·卡门问他回到落后的中国干什么。钱学森告诉他，种苹果。冯·卡门当然明白，钱学森同学绝对不会种苹果的。

      但是钱学森确实种了苹果，只不过有些特殊而已。他的苹果不能吃，但是可以飞。虽然他的苹果不能吃，却可以保护同胞们安心种各种水果和粮食。

      钱学森回国的作用立竿见影。一九五六年，钱学森有两个身份：航空委员会委员和力学所所长。他给国务院写一个材料《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所谓航空工业，就是研究导弹。稍后他赢来了第一个现实意义上的使命——组建火箭、导弹研究班底。

      四年之后的一九六零年，也是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中国导弹实现零突破，东风一号试验成功，也是钱学森种的“第一颗苹果”。

      说起导弹项目，自然要感谢苏联人的援助。比起原子弹，导弹方面，苏联人要慷慨许多。他们很早就弄来一枚模型P-1供模仿，相当稀罕。锁在那里，不让摸、不让碰，即使是军人，也难得看一眼。以至于当时有传言：导弹有翅膀。中国导弹就是从模仿中起步。

      东风一号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导弹，确切说是一枚山寨货，山寨苏联的P-2型近距离导弹。但是从无到有，意义重大。当时中国海军和空军也是白手起家，都很弱，但生存环境却很差。先是个美国对抗，后和苏美同时对抗。那种情况下，发展发展导弹除了陆地功能，还能应对来自空中和水里的威胁，算是一条捷径。钱学森用自己的能力推动中国在那条捷径上狂奔。

      一九六六年，文革兴起那年，第一种中程导弹，东风三号发射成功，一九七一年服役，一九七五年战略核导弹定型生产，一九八五年研制完成，射程达到三千五百公里。

      一九七零年，东风四号试验成功，射程四千公里，后增加到五千公里，部署在东边，可覆盖美军在关岛的轰炸机基地，部署在西北，可以覆盖苏联莫斯科。

      一九八零年，东风五号试验成功，射程一万两千公里，可触及美国本土。东风四号和五号都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研制。均由钱学森一手策划。此后的东风系列性能更加精良。完全摆脱早期山寨印记，形成中国系统，再无国家试图用蛮力挑战中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苹果都没有斑点。有成功也有失败，东风二号短程导弹试验就失败了。搞得钱学森当时压力很大。

第八章  从邓稼先的肚子到钱学森的文章

两弹一星项目的时间跨度非常大，横跨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恰好跨越新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两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国家非常贫穷落后，那个时代的国人生活非常辛苦但干活热情却直达云霄。

      被压抑百年的伟大种族终于再一次挺起腰杆子，终于再一次掌控自己的命运。那种力量如同喷发的火山，掀起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狂潮。那是伟大民族千年尊严和百年耻辱叠加而成的惊涛骇浪。

      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千万万的皮肤黝黑、穿着朴实的人穿行在山川河流沙漠田野中，他们如同蚂蚁一样配合，又如同雄狮一样斗志昂扬，而且面带微笑。他们在修桥，他们在修路，他们在建水库，他们在解析各种方程。但是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地位如邓稼先，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也才二十块钱。但是上天对他们却很不公：如此巨大的热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说，还赢来了大饥荒，很多人进入死亡方程式。

      邓稼先上任之时，正是大饥荒迎面扑来之时，全国粮食一律定量供给。所谓定量给过，实际上没法吃饱。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能吃饱的人寥寥无几。刘少奇的姐夫饿死。许光达的兄弟饿死。李纳都饿得浮肿。那种情况下，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但科研人员没有人埋怨。他们每天走出食堂都说没吃饱，但很快都能进入工作状态。如果太饿了，就拿酱油冲一杯汤；或挖一勺糖，冲一杯糖水，算是加餐。大家曾经有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一群可爱的科学家们。

      邓稼先的情况稍微好点，他岳父许德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时可以支援他一点粮票。但邓稼先舍不得自己吃。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哪位小伙伴工作干得好，他奖励哪位几两粮票。这点东西现在看来不算啥。但在当时却至高无上。得到奖励的人高兴了。得不到粮票年轻人则半撒娇半玩笑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就会回家把孩子们的饼干拿过来，每人分两片填肚子。

      邓稼先的理论设计机关单位在北京尚且如此，远在戈壁滩上修建基地的那些人还要付出大量体力劳动，处境更为艰难。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吃光了，但工作没有停止。很多人出现浮肿和色盲，难以正常工作。

      聂荣臻非常焦急，以自己的名义在各大军区“募捐”。他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结果还算不错，各大军区勒紧裤腰带，除粮食，还送来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等副食品，解了燃眉之急。

      聂荣臻规定：鱼、肉等副食品全部分给一线科技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

      因为科技人员需要脑力劳动。东西分完，他还派人下去检查。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表示，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

      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如今看来非常感人。当时不少科技人员感动得满眼热泪。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何会出现这个情况？两弹一星工程固然庞大，但主要劳动力来自军方。科学家队伍并没有庞大到国家无法供养食物的地步。特别是核试验基地的一线科技人员，竟然饿到没法工作，不合常理。

      大饥荒固然形式严酷。但是以中国这么庞大的体积，政府要供养一批科学家正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他们还是国家重点项目的核心人员。怎么也轮不到聂荣臻元帅以“个人”和“革命”的名义向军方的战友们募捐。所以如此，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饥荒那几年，两弹一星项目并没有得到国家全力扶持。

      原子弹项目虽然是聂荣臻直接领导，但他直接向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大管家，怎么可能不管不问？实际上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得知导弹试验基地的情况后，曾经调一批副食品过去，但没送到，路上被劫了。

      周恩来的命令是导弹发射基地继续坚持。实际情况却是在减员，一批施工队伍和警卫团正在遣散。一批知识分子也在卷铺盖走人。聂荣臻得知情况，亲自下令：“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减员到什么程度呢？聂荣臻最得力的臂膀，二机部长宋任穷上将都被调走了。要知道，无论如何裁剪，也不会裁剪到宋任穷头上。宋任穷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来继续干。聂荣臻和宋任穷一起找邓小平，得到的答案：“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实在没办法了，聂荣臻去找周恩来反应情况。周恩来建议他在军方募捐。

      很显然，事情已经超出了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掌控范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央就“两弹”（当时卫星还没有立项）问题分为两半，关于项目是否下马激烈争吵。尽管在一九六零年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但仍然一部分人认为“两弹”应该下马，意见非常尖锐。

      很显然，事情已经超出了周恩来的掌控。周恩来当时是国家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

一场争吵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类似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大家都在寻找文革的起点，抱着好意或恶意的心态，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并试图让他人接受。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在大饥荒。但是大饥荒又过于笼统，可以细化一下。

      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大四清运动，刘少奇试图把大饥荒责任导向基层。

      大四清之前是小四清运动，毛泽东试图帮基层洗刷责任。

      小四清之前是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出现分歧。

      七千人大会之前是第二次庐山会议，刘少奇决心调整经济。根源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么？可以说是。其实是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一九六一年七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那次会议上，中央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搞经济的同志主张“两弹”项目下马，下马派。军方则坚持搞下去，继续派。日后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军方砸烂行政系统，根子可以追溯到那次会议。

      下马派：苏联翻脸，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考虑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压力很大。第三，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国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形象比喻：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结论：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

      继续派：情况虽然困难，但可以克服。“两弹”项目虽然投入钱比较多，但是战略意义重大。值得长期投入。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停下来，相当于前期投入打水漂，也是浪费。而科研队伍一旦解散，就难以聚集。日后搞，浪费时间和金钱。面临美国人的核讹诈，想要搞建设也难以安心。结论：卧薪尝胆，把两弹搞出来。

      经典对白：“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陈毅这句话被理解为豪情四溢的名言。但陈毅当时听到的回音：“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不禁要问，反对派是那些人？现在资料没有解禁。但是反过来看。

      继续派是军方的人，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几个元帅。

      聂荣臻是项目实际负责人，当时压力很大。大到啥程度呢？他的秘书建议他不要再撑了，身体不好，不如修养算了。聂荣臻却表示，导弹、原子弹是主席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主席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聂荣臻态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反对派。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反对，项目已经下马，没必要讨论了。周恩来通常善于和稀泥，跟着多数意见走。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总是和毛泽东一致。

      聂荣臻的观点：“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周恩来表达了对聂荣臻的支持：“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叶剑英表态支持项目继续：“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赞同叶剑英的话：“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当时聂荣臻在军方的直系领导是国防部长林彪。林彪的态度：“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贺龙、罗瑞卿等人也是继续派。

      好吧，看了这些支持者就可以得出结论，反对派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位分别是二号人物和四号人物，主持国家前台工作，是行政系统的首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邓联系在一起。除了毛泽东，只有刘邓能让周恩来束手无策，只有刘邓能把宋任穷调走，只有刘邓可以让军方元帅们集体表态。

      党内争吵原本就是中共特色之一，遇到复杂问题，大家在一起大吵一架，形成统一意见，也没有啥不好。集体领导么，怎么可能不吵架。但这件事显然不同。一九六一年可不是和谐稳定的年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面对巨大的困境，行政系统的刘邓和军方意见不同也很正常。每一派都有各自道理。

      但是“两弹”项目涉及到国家根本。如此庞大的工程，继续下去困难，停下来同样困难。项目如同一辆向前飞奔的列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不是说停就停，说启动就启动。即使一九六一年把项目停下来，对大饥荒本身，也是于事无补。这点大家都明白。

      所以争吵，牵涉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治国方式。

      “两弹”项目固然消耗多，但基本上带动整个工业体系，是工业化建设中的火车头。停下来，必然影响整个工业化进程。刘邓经济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这样一个项目，而是要否定前十年那种疯狂的工业化进程，把一部分资源转头民生上来。

      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建设模式完全是苏联模式，完全围绕重工业展开。民生那部分忽视得很严重。大饥荒和这种模式很大关系。

      站在一九六一年往后看，在苏联人完全翻脸的情况下，单凭中国的实力，行政系统内的刘邓对“两弹”项目持保留态度。毕竟中国太弱了。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去搞两弹，相当于一场赌博。赌赢了还好。如果赌输了，耽误民生建设。

      但是从当时生存环境看，和美苏同时翻脸的情况下，没有两弹，时不时就要被核讹诈，腰杆子也就挺不直。从朝鲜战争开始，美苏两国几次三番对中国核威胁。那个时代不比今天这样，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走钢丝，被讹诈太正常了。

      归根结底，没有核武器，也不见得被核平。有了核武器，被核平的概率大大降低。刘邓当然也想有核武器。当初核武器立项过程中，刘邓都是投赞成票的。特别是邓小平，紧紧跟在偶像（毛泽东）身后，相当积极。

      但是在大饥荒到来的情况下，站在前台管理国家的刘邓角度看，与其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重工业不见得一定搞成，不如先搞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就先让军方一部分重大项目（如“运十”大飞机，如核潜艇）给民生让路，但那时候已经有了两弹一星，立于不败之地。

      按照刘邓的设想，应该怎么走呢，无非就是改革。就是刘少奇试图走的路，以及邓小平成为核心之后走的路。能否开放，要看政府倒向英美的决心。一看，好事啊，相当于提前二十年走邓小平的路线。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搞改革开放不一定能成功。这个不用说，李鸿章等人在晚清已经做过试验。从当时立场看，走刘邓路线过早风险同样很大，所以军方坚决反对。

      所以才有那一番争吵。聂荣臻争辩：“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争吵的结果是，聂荣臻亲自签发文件《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由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送中央，相当于立下军令状。内容大致：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幸好在伟大团队的努力下，“两弹”如期完成，也算天佑中华。否则将不堪设想。

      事实上，一九六一年夏天，“两弹”进程相当不错。正如聂荣臻所说，东风一号已经成功。原子弹理论难关已经攻克，设计方案已经成型。放弃确实可惜。身在中央决策层的刘邓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还会有争吵。说白了，还是治国理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刘少奇上台，基本上走在毛泽东设定的路线上。那时候，邓小平还是毛泽东的粉丝。为何出现了如此争执？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大饥荒实在是太猛烈了。

      “两弹”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但争端并没有结束。双方的较量还在延续着，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一个顶峰。日后改革开放，也是争端的延续。这些是后话。

饥饿的年代

之前描述过大饥荒，描述过那个死亡方程式，描述过死亡方程中的农民。但是没有描述过城市。城市没有死亡方程式，但城市情况很不乐观。

      商店的柜台空空如洗，糠萝卜、烂白菜都见不着。大家凭票买东西，但常常买不着。每天下午六点钟，北京市的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因为大家都饿着肚子，没精神逛街。每一个市民都在饿肚子。为多吃一口饭，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大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繁殖快，只吃草）。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大伙聊天，多半对付饥饿的办法。比方说多喝水。比方说少拉屎。比方说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比方说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或烧饼大。有人因为丢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但是得佩服那时候的市民。街头上看不见乞丐，也看不见饿殍，社会秩序好到不可思议。说真的，也只有建国初期那会儿的城市面对如此饥饿还能保持正常秩序。

      按照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消耗肉食八两半，一年不到一斤肉，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一年。

      学生不上体育课，为保存体力，也不做作业，为保存体力，下午之上一节课，也为保存体力。大家想什么呢？就想把一天定量的饭食如何分着吃比较合理，比方说早晨多吃点比较好，还是中午多吃点比较好呢？

      好吧，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饥饿如同死神那讨厌的脸孔威胁着所有人。也正是那种情况下，才有刘邓决心调整政策，主张“两弹”项目下马，哪怕之前投资打水漂在所不惜。尽管他们也渴望拥有原子弹，造原子弹时也投赞成票。

      大饥荒怎么来的？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当时毛泽东是领袖，但是做决策之前也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做事向来大手笔。特别是建国之后，个人威望组建升高，逐渐迈向神坛的同时，好大喜功的趋向日渐明显。所实话，对于任何一个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人，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好大喜功的漩涡。毛泽东也不例外。能制约领袖滑向深渊的因素有三。

      因素之一：智慧高度发达的老百姓可以越是领袖。当时那个情况是，广大老百姓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热情有余，干劲有余，勇敢有余；但是民智尚为完全开启，冷静不足，思考能力不足，需要权威和领袖指导意见，容易跟风和盲从。领袖说话如同圣旨。组织命令至高无上。即使现在，民智依然没有完全开启。

      因素之二：成熟的官吏机制也可以约束领袖。但当时的各级官员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喜欢追求各种指标，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上级任务。上级高指标，下级浮夸风。他们都是听着毛泽东教导走过来的。而且政权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渡过来，集权相当严重。

因素之三：强大的知识阶层可以对领袖起到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然而很遗憾，那时候的知识阶层很弱。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乌鸦连同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反对意见基本没有。剩下的知识分子要么盲目乐观、要么是职业马屁精。

      知识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科学界。当时中国摊开的项目虽然多，但是科学届的力量非常薄弱。由于人员本就稀缺，基本上都趴在项目上忙得不行。要说科学家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也是瞎扯。毕竟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科学论证。大跃进那种事本来没法论证，但还算把科学家牵扯进去了。比方说钱学森，就写文章论证亩产可以达到万斤。

      现代人谈论钱学森的文章，都说那是钱学森光辉一生中的污点。实际情况是钱学森兴趣非常广泛。早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导弹项目还没有上马之前，钱学森就兴趣就农业联系到一起。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接受的太阳能有多少。假设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百分之一太阳能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每亩地每年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亩产也就在万斤以上。”很显然，这是一种假设，一种展望，或者说是一种空想，也是科技工作者的基本权利。当时钱学森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一九五年，毛泽东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钱学森又写了一篇展望性的文章，说未来十年，展望人工控制气候，如同控制工业那样控制农业生产，那样的话，农业将可以大规模的增产。——很显然，钱学森把他的工程控制思维搬到农业生产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说十年能实现，那绝对是吹牛，百年内都未必能实现。

      文章中，钱学森又吹了一个更大的牛，把一九五六年的思想再一次阐述：“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五八年刚开始放卫星，还不是很大），而是这个数量的二十多倍。当然，这还是展望。搞科学么，需要展望。

      事实上钱学森不懂农业，他只是按照定量分析的方式计算，说利用太阳能多少，就能种出多少小麦。然而当文章发表时，《中国青年报》编辑把“展望”部分直接去掉，变成肯定陈述。鉴于钱学森当时的威望，他的文章就成了“科学依据”，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日后大饥荒爆发。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后来毛泽东检讨：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但这事也不能怪在钱学森头上。钱学森本人始终认为，他的计算方式没有问题。直到临终之前，他依然认为亩产万斤是可以的，当然前提还是多少比例的太阳能转化为淀粉。

第九章  大饥荒前后的毛泽东

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都漏掉一个题目：大饥荒时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如何。

      个人认为，大饥荒到来初期，毛泽东的内心有种不为人知的情绪——恐惧——在。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世界丰富多彩，即使身处逆境，豪情不减。从他的一生中可以找到很多情愫。他曾经有些迷茫压抑，所以才会在湘江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人生中的主旋律一直是豪迈从容。

      毛泽东一生无数次面对逆境，基本都没有恐惧心态。秋收起义之前，差点被抓住。但他机智从容，淡定脱身，潇洒而去，没有任何恐惧流露。井冈山上起起落落，依然从容应对，不曾恐惧。长征生死关头显英雄本色，也没有恐惧流露，转头写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陕北辗转腾挪，数次遇险，不曾恐惧。有的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建国之后，统治权在手，怎么会生出恐惧之心？

      原因很简单，任何人都会对未知的灾难恐惧，人性使然，毛泽东也不例外。

      之前毛泽东面对的敌人，要么流氓恶霸，要么文痞，要么政客，要么武装到牙齿的军人。这些人在一般人看起来很厉害。在毛泽东眼中都不是问题。看得见、摸得着，拿起枪杆子消灭，了事。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时，除台湾以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毛泽东的敌人走入历史。

      大饥荒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它是敌人，但手中没抢没笔，但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但来势汹汹。它来自客观世界，是一种客观规律。它自古以来就存在，不曾因为秦皇汉武的变更代谢改变分毫。它是天命，顺之则昌，逆之则伤。

      毛泽东了解很多事，了解军事、了解政治、了解哲学思想，但是对客观世界、特别科技那一块了解有限。所以当他制定“三面红旗”政策，自以为找到快速通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自信满满地把国家主席位置让给刘少奇，名义上退居二线之后，大饥荒迎面而来，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那是巨大的灾难。那灾难是在国家和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到来的。那种冲击威力不下于海滩上的行人突然看见海啸。心中泛起莫名的惊恐。

      毛泽东的心态应该和苏德战争初期的斯大林相识。由于斯大林的判断失误和前期清洗，造成苏军空虚。德军闪电般穿插进来，苏军被迫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斯大林有些惊恐不安，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伟大的政治家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惊恐之下就会慌乱，政治家不仅不会慌乱，还会坚决反击。初期惊恐之后，斯大林对外迅速和丘吉尔、罗斯福结盟，并且伙同丘吉尔战略波斯湾、断希特勒石油；对内则重新部署苏军领导层，终于抵挡了德军锋芒，直到苏军拿下柏林。毛泽东也一样，也要反击。

      秘诀在哪里？两个字：团结。团结的方式无非两块：对内和对外。斯大林成功地把国人的怒火引向希特勒。毛泽东面对的情形要复杂很多，敌人是客观世界。

对外

从志愿军入朝那一刻，就决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倒向苏联。好处就是，建国第一个十年，苏联对中国进行空前的工业援助。但是代价同样巨大，欧美世界封锁中国倒是其次。主要是苏联本身就是帝国，挂着社会主义头衔的帝国。帝国主义最显著的标志——对他国主权的控制欲——在苏联那里彰显无遗。

      苏联从来不是慈善家，给中国大规模工业援助有自身企图。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经过一系列反复纠缠，几乎给了中国想要的一切，但中苏两国还是决裂了。

      决裂大背景：苏美试图和解。志大才疏的赫鲁晓夫试图和艾森豪威尔讲和。按道理说，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也不失为一招好棋。但他们都不是慈善家。他们真实的想法是联手瓜分世界。那种情况对中国大为不利。美国希望托管台湾，或者干脆让台湾独立，犹如英国制造印度和巴基斯坦对立。赫鲁晓夫希望中国不要发展核武器，站在苏联核保护伞下面。如此一来，台湾连同南海上的那些岛屿将永久性分裂出去，中国将被困在大陆上，出海口基本上被封死。站在苏联核保护伞下面，相当于回到低人一等的旧时代。

      幸好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人中豪杰，既抗战之后，两人再一次达成默契。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的做法。毛泽东更为直接，直接炮击金门。用大炮宣布战争还在继续。但并不是真打，最初炮击之后，炮弹多半落到海滩上，最后演变成战争史上的奇观：单日打，双日不打。把战争玩成了不流血的政治。

      不仅如此，毛泽东亲自起草《搞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蒋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杜勒斯说蒋介石‘反攻大陆’不现实），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写一次不过瘾，还有《在告台湾同胞书》：“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

      ——这是打仗么？不，是谈判，用大炮谈判。如此一来，美苏双方就无法在中国实现各自的愿望。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和第六舰队到台湾海峡游弋，保卫台湾，再度扬言考虑核武器。中国又有了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口实。

      决裂的直接原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

      当时潜艇发展很快，中苏双方都需要长波电台。苏联提议双方在中国华南地区联合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因为电台建在中国，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主张自己搞，让苏联提供装备。苏联坚持双方共同拥有。联合舰队的事大体也差不多，就是苏联想在中国捞点好处。考虑到当时中苏同盟关系，换成新毛泽东之前的任何一届政府，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号，赫鲁晓夫亲自跑到中国，都没谈拢。毛泽东告诉他，主权问题，半个指头都不要想，没门。双方关系破裂。

      很多人看来，为了那么小一点事，就和主要盟国闹蹦，似乎不值得。但在毛泽东眼中并非如此。一八四零年以来，地缘政治上看，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就是苏俄和日本。二战之后，日本被阉割。苏联成了中国北方巨大威胁。鉴于苏联在东欧那个德行，主权问题上，留下一丝缝隙都会后患无穷。共产党立国之本就是主权完全独立。

      按照现代人理解，当时正是苏联援助的关键时刻，再忽悠一段时间也好么。至少可以再弄点装备回来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很现实的人。毛泽东怎么就不去忽悠赫鲁晓夫呢。其实毛泽东也想去忽悠。如果去忽悠，多半也可以成功。但毛泽东没有去忽悠。如果换成别人，毛泽东或许就去忽悠了。因为他是赫鲁晓夫，就没有去忽悠。

      赫鲁晓夫做了啥事得罪毛泽东？表面上没做任何事。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做派，让毛泽东无法接受。一九五六年之前，斯大林的形象还是很好的。即使敌对的西方国家，对他也抱有崇高敬意。比方说丘吉尔，就非常尊敬他。但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上搞了一份秘密报告，专门讲斯大林的缺陷，把斯大林描述成一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斯大林身上有很多骂点。历史上所有政治家身上都有很多骂点。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如果仅仅是骂，毫无疑问，很不地道。赫鲁晓夫原本依靠拍斯大林马屁起家，如此抹黑斯大林，无非是树立个人权威。玩政治，某种程度上就是玩个人威望。赫鲁晓夫那么搞，手段虽然卑劣一点，原则上可以理解。说不好听，那是人家苏联内政，别人管不着。

      然而到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扶到国家主席位置上。正常情况下，刘少奇将是新中国第二位领袖。如此情况下，就牵扯到一个传承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但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影响着大国政治走势。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否定自己，身后给自己抹黑。毛泽东也一样，他绝对不希望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一样的人。但这只是狭义上的理解。广义上的理解，政治传承。就是下一任如何对待上一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传统中，都是继承肯定。哪怕对上一任很不满意，面子上的恭维都是必须的。但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否定。下一任通过否定上一任赢得自身权威。苏联就是这个模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随后又被日涅勃列夫否定。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政治精英的迷失。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精英迷失。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搞“休克疗法”，现在仍然是超级大国苏联的领袖。

      毛泽东必须给领导人之间的传承树立一个标尺。他选择否定赫鲁晓夫。日后政治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小赫鲁晓夫，山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徒子徒孙。颇为壮观。即便如此，也没必要和赫鲁晓夫立刻翻脸。毫无疑问，和苏联决裂，加剧困难。为何？

      外交，总是为内政服务。看一看时间就知道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初，正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如火如荼的时候。

      世人都知道，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批判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树立一个靶子，把大家的注意力暂时从饥荒问题上引开。也就是通过批判彭德怀的方式促进团结。有异议者都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

      所以如此，是因为饥荒已经很严重了。严重到必须全党团结一致才能过关。毛泽东原本打算用“怀柔”的手段团结大家。所以大饥荒到来之际，毛泽东有过一系列“纠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心思还在策划金门炮战，周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抽空搞点谈话，不要太左。

      一九五九年三月份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饥荒已经有了苗头。毛泽东作了长篇大论的奸猾。毛泽东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并且给出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一个月之后的上海会议上，再次谈到“纠左”。甚至庐山会议上，前半段还谈“纠左”，试图开一个“神仙会”。然而必须澄清，这一系列“纠左”都是局部性质，和风细雨，并没有“三面红旗”本身。

      ——都是怀柔，但是很不成功。因为彭德怀那封信还是写出来了。

      对大政治家而言，总是可以见微知著。彭德怀的信，意味着党内暗潮涌动。经过几天思考之后，毛泽东决定改变策略：既然怀柔不成，那就采取高压政策。

      中国人的个性就是如此，闲来无事要内斗。只有面对巨大压力时才能团结一致。

      此时和苏联决裂，虽然损失很多，但是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增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渡过大饥荒难关。如果在大饥荒时代内部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对内

毛泽东对内政策很多，但是直到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的策略都是按照正常的治国策略：国家建立之初，遵循“扬文抑武”的基本路线，大力扶植文官集团。这个模式可以简化为扶植刘少奇。

      大规模的建设中，刘少奇威望一路上升，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从国家副主席转为主席。那个过程中，刘少奇参与制定（或者说主导）所有的国家战略决策。同时参与政治斗争和整风运动。事实上除了那些政策之外，刘少奇上台之前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高岗试图挑战刘少奇，被毛泽东舍弃。

      另一件事，就是庐山事件。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参考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实际上要问责，矛头对着前台主政的刘少奇去的。批判彭德怀，就是在政治上强撑刘少奇。鉴于当时恶劣的环境。彭德怀的信让他自己和刘少奇对立起来。抛开为民“鼓与呼”的立场和道义不谈，彭德怀的行为可视为当初高岗代表军方向刘少奇发难的延续。所以日后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总是把彭德怀和高岗联系起来。

      既然毛泽东放弃怀柔求团结，公布彭德怀的信，那就要做一道选择题：刘少奇和彭德怀二选一。如果选择彭德怀，对刘少奇不利。但毛泽东不能选择彭德怀，原因如下：

      事实上让刘少奇接班，也是之前定下的策略。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时，就和赫鲁晓夫沟通过类似的问题。

      刘少奇刚刚走上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负责行政系统，领导国家建设。刚刚扶上去就拿下来，对政策不利。刘少奇执行的政策，就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否定刘少奇，相当于自我否定。毛泽东不相信自己制定的政策有误，也绝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的政策。即使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材料也是解放前的那些。

      即使没有政策因素，毛泽东也不能选择彭德怀。原因很简单。从来没有哪一个正常国家和平年代会重武轻文。统帅的风光在乱世。太平年代是政治家的天下。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的林彪，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策略——杨文抑武——不同表达方式而已。这是一个老黄历了，刘邦选择杀掉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驱逐运筹帷幄的张良，留下老实巴交的萧何掌控大权。赵匡胤干脆请大家喝一杯。朱元璋选择做了和刘邦类似的选择。只有李世民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对得体。

      更何况，毛泽东和彭德怀本人也有一本纠缠不清的账。特别是毛岸英那档子事，要说一点芥蒂都没有，很不现实。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就是为了强撑刘少奇，也是强撑当时的政策，需要达到一个团结稳定的目的。这些在《彭德怀篇》已经分析过。

      为了强撑刘少奇到底，庐山会议之后，蒙哥马利访华，数次和毛泽东会面，气氛很好，两位老人家都很开心。一九六一年中秋节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但是毛泽东的话没能实现。刘少奇不仅没能接班，还因为毛泽东跌入历史深渊。看看那时间，一九六一年中秋，最困难的时刻尚未过去。毛泽东远没有他在谈话中那么从容。

      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再次在北戴河开会，强调实事求是，研究建设规律。

      一九零六年秋天，毛泽东颁发文件，纠正把老百姓推入死亡方程的五种风气：共产风（吃大锅饭）、浮夸风（欺下媚上）、命令风（官僚主义）、干部特殊风（特权，当大爷）、瞎指挥风（不懂装懂）。看看这些，充分辩证了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僚主义和站着茅坑尽拉屎的官僚主义的危害。随后高层下去调查，救济灾民，寻求解决之道。随后，供给制取消。随后，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接下来一年，国家慢慢恢复元气，广大农民慢慢远离死亡方程，可以喘口气。

      一九六一年春天，各位大人物分分下去调查。刘少奇回老家四十四天决心改变。毛泽东同样亲自下去调查，把身边警卫员、秘书都派出去了。

      一九六一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有了分裂迹象。但矛盾还没有公开。所以毛泽东依然强撑刘少奇。但是年底的“七千人大会”，大家齐心协力扛下大饥荒黑锅，总算抚平了新中国历史上巨大的伤口。然而在党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风暴再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刮起。

      它的名字叫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