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林彪最后的武器
逆境,林彪并不陌生。从军二十多年,从井冈山到陕北,再到东北,大部分时间一直身处逆境。在那个过程中,林彪从弱变强,从小到大,一步步迈入历史名将行列。他的对手也是当时国军中的人杰。不论在有利还是不利情况下,林彪总是能生存,总是能发展壮大,总是能走出困境,反败为胜。等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林彪在理论上掌控着一生最丰富的资源,最后却输得一无所有。原因无他,只因为他的对手是毛泽东。
按照林彪的想法,上位的最好办法是正常途径,也就是从党内正规渠道上升。也许他本人不想和毛泽东对着干,但是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推着他往前走,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了那样一幕闪击战。
从旁观者角度看,那一幕设计得很漂亮,不愧是林彪的手笔。但是毛泽东的威望还是太高了。当毛泽东表示不同观点时,那些曾经给林彪喝彩、表示支持林副主席的人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转向对立面。从那之后,林彪正常升迁之路堵死了。接下来,就是传说中另立中央。因为林彪没有行动,那就成了一个传说。但是毛泽东一路南巡给那个观点提供了佐证。
不是林彪不想行动。而是他失去行动资本。最终林彪发现,带兵几十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副统帅,却落如绝境——无人可以的境地。他手中只有一张王牌值得信赖,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虽然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只有父子可以上阵,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可怕的悲哀。
林立果生于一九四五年,那一年,那个在跟在中国后面学习了两千年、脱欧入亚、自称香蕉民族的东瀛岛国,骑在中国头上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再一次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一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一年。国共之间是合作还是战争,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
最终蒋介石先生选择了战争。林彪成了战争的筹码。但是对林彪而言,战争中一系列胜利的喜悦比不上林立果的诞生。林彪说,林立果是他的眼珠子。
在林立果出生时,林彪已经赫赫有名。从记事起,他就记得他是他那了不起老爹唯一的儿子,被众人捧在手心里。他去最好的学校,可以干别人想而无法干成的事情。等到他成年,又是林彪得势的时候。他二十一岁那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第二年就在空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几乎从没有遇到过挫折,不,应该说只有一次挫折,然后就是万劫不复。
林立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很容易概括,就是一个二代。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权二代之流的,在林立果面前就是浮云。建国之后,林立果大概是最牛的二代。实在想不到有谁能和他比。但也正是那些牛气的资本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林立果有多牛,从他找老婆的事情上看出来。以林立果的条件,要找老婆的话,绝对有姑娘排队送上门。空军内部就有许世友的女儿对林立果的印象不错。但事情就是这样,往往越容易办的事情上就会闹出很多不可思议的结果。林立果找老婆,原本只是人生中正常的一件事,结果变成了沸沸扬扬的“选妃”,搞得满城风雨。
其实林彪本人对孩子找对象没有特殊的要求,主张“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林立果本人也没有非要怎么样。但是到了叶群那个有小聪明爱折腾的女人那里,一切都不一样了。叶群想要在选择“最好的”,就告诉林彪,就以孩子害羞为由,请老朋友们帮忙物色一下。林彪一想也对,表示同意。叶群很高兴,决定大干一番。
叶群就把林彪的粉丝的老婆们召集起来,请大家帮忙,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婆。他们虽然都是女人,但是她们的男人分别坐镇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一张网下去,基本上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力度堪比古代皇帝选老婆。
如此大力度有什么标准呢?当然,第一关是美貌。美貌不同人眼中又不一样。大家各自出动选美女,分别把照片和资料送到叶群和林立果那里。他们看得上的才行。
第二个标准则是健康。按照一般人看法,应该是名门闺秀。林立果不是。林家当时已经是中国排名第二位了,不论和谁联姻都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林家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挣得,完全不必要那个,所以他们选择健康。也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凡是身体有问题的,一律淘汰。
根据游戏规则,各位妇人自然要好好表现。因为按照正常情况,林彪日后成为一把手,林家媳妇媒人的身份就很重要。所以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从老家西安市找到一位干部女儿,号称“杨贵妃第二”。听那绰号,就没啥希望的。纵观中国历史,也只有唐朝以丰腴为美。而姑娘到北京之后,胃口很好,很短时间从丰腴升级为肥胖,被淘汰了。吴法宪老婆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找到一个扬州姑娘,号称“西施现世”。能配得上西施二字的,自然也不错。但是很遗憾,依然没能进入林立果的法眼。
当然天下美女之多,只要用心挑选,总能找到合适的。胡敏的“杨贵妃第二”被淘汰之后,充分发扬不畏艰苦的作风,亲自去南京挑衅。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她终于找到一个中意的女孩子,就是张宁。好吧,就是她了。
从现在的照片看,张宁文化程度不高,但堪称美人,美而健康。她的照片让叶群满意,她的人让林立果和林彪满意。但是她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当初她有心上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她的个人意愿不算啥,她的那个心上人更是微不足道。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因为林立果对张宁满意,叶群又从满意变成不满意。因为叶群的处境就像太后给皇太子选妃子,可以通过妃子控制皇太子。慈禧在同治和光绪皇帝身上都用过此招。叶群担心小两口太过甜蜜,会削弱她在林家地位。但叶群终究不是慈禧太后,因为林彪还在。
从这事情上看,选美的事情完全是叶群搞起来的。看似和林彪没有关系。然而那才是问题所在。前面说过,叶群是一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女人,她的理想归属应该是中产之家的家庭主妇。她所以可以兴风作浪,无非是因为她那个怕风、怕水、怕光的丈夫而已。她的一番折腾,风浪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可见势头之盛。
至于林立果本人,和林彪的个性一样,很少说话,但是折腾事的本领远胜叶群。从后来的事情上看,九一三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叶群和林立果太能折腾了。叶群折腾,不过是女人式闹腾,风声大,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林立。
致命的林立果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岁的林立果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应该是大学二年级开始就业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空军成立时间较晚,但是因为它的机动性,受到很多领导人重视。按照吴法宪的说法:“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毛新远)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毛新远是毛泽东的侄子。除此之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都有亲属在空军上岗就业。但是他们也就是上岗就业,林立果却走得太远。
林立果进北大时,文革已经拉开大幕。以林彪的头脑,自然不会把独生子放在红卫兵中瞎胡闹,就把他放在机动性最强的空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又是林彪的铁杆粉丝,自然想办法把林立果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也就是党委办公室。吴法宪当时觉得给林家办了件事很正常,若干年后才感叹:“我万万想不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么严重的后果!”
当时的吴法宪只想给林立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他给找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那人就是周宇驰。周宇驰生于一九三五年,比林立果年长十岁,为人机敏。曾经担任过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某次因为没有把参考消息送到刘亚楼手上,惹刘亚楼恼火,下放地方一年。吴法宪上任后,见周宇驰写作功底不错,又把他喊回来。
林立果当秘书,自然要写作的。林立果写作水平怎么样不清楚。但是吴法宪为了让林立果秘书干得不太孤单,就把能写作的周宇驰接受给林立果。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时林立果二十二岁,离开林家大院,没啥朋友。周宇驰只有三十岁出头,却是从最基层爬上来的,久经世故,高人际关系那是一流。而且见到林立果,他仿佛看见一个希望:一切皆有可能的希望。从那以后,周宇驰就成了林立果的狗头军师,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尽管他干得很失败。
吴法宪对林立果的照顾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介绍林立果入党。这些事当然都是讨领导开心的马屁文章,但是很成功。比方说叶群就喜滋滋地对吴法宪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正确的。”又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叶群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林立果是林彪放在空间里的钉子。所以吴法宪有时候也很烦:“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尽管他是空军司令,但并不能控制空军的一切,尤其是林立果。
林立果在空军办公室当了两年的秘书。两年之后,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向吴法宪提出要求:外出调研。吴法宪自然不反对,特意让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组成“调研小组”。那个小组究竟干了啥,吴法宪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几年之后,“调研小组”的成员成了“联合舰队”的成员,搞得吴法宪肠子悔青。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开始,九大半年之后,林立果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员主要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世英。他们形成一个小团体,吴法宪都无法掌控。
这个可以说成是林彪的布局么?可以说不是。因为当时林彪地位稳如泰山,而吴法宪又是他的忠实粉丝,对林家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林立果升职不久,吴法宪当着王飞和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一切:指挥一切和调动一切。
然后这个成了吴法宪的罪证。老实说有点冤枉。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谁能想到后来的事情。吴法宪当时那么说,无非就是通过领导儿子拍领导的马屁而已。如果不是林彪,以林立果资历,要见吴司令一面估计都要排队好几天。后拉吴法宪回忆:“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但结果不可否认,就是因为吴法宪的纵容,林立果才能在空军中搞出那么多花样。
但是也可以说是林彪在布局。因为林彪一辈子都在搞斗争,武斗和文斗。建国之前武斗,建国之后文斗。他的副统帅地位就是斗争得到的。如果没有刘少奇倒台,那么就没有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斗倒刘少奇的那个政策还在。因此他自己也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所以他要一个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理解。
吴法宪不是很忠于他么。吴法宪却是很忠于他,但有个前提,就是他忠于毛泽东。林彪所以能成为副统帅,是因为他选择站在毛泽东身后。但是对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他不能保证任何人百分百忠于林彪自己。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一个例子,红一军团兼红一方面军出身,一直跟着林彪干的邓华为彭德怀辩护,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一员。钟伟将军也是林彪看好的人,当众为彭德怀鸣冤。那还是在彭德怀被批斗的情况下。
啰嗦了这么多,林立果在空军搞独立王国究竟是不是林彪布局,依然还是个谜。
林立果和林彪性格类似,也是沉默寡言,不同的是他很高调,至少干事情上很高调。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号,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的二十三天,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干啥呢?听报告,听林立果的报告。
林立果虽然是林彪的儿子,但是要功劳没功劳,要资历没资历,年纪轻轻就去给空军司令部的人讲报告,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更为非同寻常的是报告内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每讲一段,就要来一个实例增加说服力。那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说讲到政治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正确,刘少奇不对。举例说:“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某工厂有个生产发电机垫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率又低,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看看这内容,还以为大跃进还在继续呢。
讲到毛泽东思想神奇部分,林立果举例子:空军某医院最近三年治好了六十名精神病人。医院治病救人没错,问题是救人方式。因为六十名精神病人“没打针,没吃药,就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金钥匙!’”并且引用这所医院医生的话:“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仿佛毛泽东思想比巫术还有用。
——看看那时代,何其荒谬。那些话林立果会相信么?当然不信。如果他相信,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下面鼓掌的那些人相信么?当然不信。谁信谁傻蛋。傻蛋是没有资格在那里鼓掌的。
林立果又说到中国必然强盛的部分:文明从东方开始,转到西方,再转到北美,必将“螺旋式”以更高级的形式转回亚洲社会主义中国。号召大家“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大家一起干!”并表态曰:“我来空军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说真的,文明强大与否,中国强盛与否,离林立果有点远。那些都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他有能力考虑的问题。
看那标题看那内容,还以为是林彪在作报告呢。实际上那本来就应该是林彪干的活,结果被林彪的儿子干了。在政治上,林彪和林彪儿子差别是很大的。
诡异的是,林立果不仅作了那报告,而且大张旗鼓的宣传。许多人带头鼓掌较好。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虽然没有在现场听报告,却也对叶群说,林立果讲得好,相当于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只从大跃进之后,卫星,两个字就特别敏感。当然,仍然可以把吴法宪的行为理解为阿谀奉承拍马屁。但是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和他身边那几个货要来真的。
接下来,在几位死党的策划下,林立果的讲话迅速在空军迅速传播。林立果也从“人才”变成“天才”,再变成“超天才”。如果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天知道会不会变成“咸蛋超人”。当年他爹在那个年龄段已经统帅千军万马,也没有那么多名头。成为超天才的林立果什么都没干过,就如此干如此嚣张狂妄。以至于毛泽东在南巡时对林立果念念不忘:二十几岁的孩子就捧那么高,是害了他。
很难想象那一切究竟是林立果身边那几个脑残的精心策划,还是有其他人幕后推手。因为当时林彪还没有上位。如果林彪已经接班,宣传一下,看看能不能子承父业还可以理解。而当时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已经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那样的时候,应该是避免嫌疑,而非到处张扬。给人那感觉好像不是林彪要上位,而是林立果要接班。
吴法宪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试图挽回,但是好像没有作用。因为那颗卫星不久就飞出空军,飞向全军,飞向全国。吴法宪不准空军印刷林立果的报告。但是下有对策。当时文化大革命嘛,手抄的东西很流行的。那颗卫星越升越高,然后就破了。
因为那股宣传之风,一直吹到庐山。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已经表态的情况下,陈伯达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吴法宪被牵扯到的情况下,那股风还在吹。
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找到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周恩来是出名的和气。不是很过分,他绝对不会点林立果的事的。搞得吴法宪也很委屈。因为吴法宪也没办法。如果是周恩来说话还没啥。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跟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搞得吴法宪压力很大,就找到叶群说:“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倒也聪明:“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部收回烧掉。磁带也全部收回洗掉。并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但是效果不大。直到一九七零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还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很高,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
吴法宪回忆:“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吴法宪这些话,有帮他和林彪洗地嫌疑。同时也暴露一个信息:就是吴法宪无法完全控制空军,至少控制不了林立果那帮人。至少从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完全独立,也许连林彪都不知道他干了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去了广东。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话是很有问题的。庐山会议之后那种大环境下,所林立果还有心思搞调研?连吴法宪都不相信:“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吴法宪只好表示同意。为什么要去广州?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还想通过党内正常途径转正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已经不存在了。庐山会议林彪之前心里有想法,也许不会实施。庐山会议之后,在那场闪击战失败的情况下,他必须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前面说过,广州军区原本是黄永胜地盘,下面主要领导人也都是林彪的粉丝。如果有想法,在广州军区更容易实现。
林立果去了广州军区之后干了两件事,第一,开飞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练习开飞机。吴法宪坚决不同意:“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叶群也同意吴法宪的意见。
在吴法宪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有学开飞机。但是周宇驰偷偷学了。周宇驰学会开飞机之后,就驾驶飞机到处晃悠,晃悠到南昌。程世清恰好从周宇驰的到处晃悠中,突然灵感爆发,联想到“林彪可能逃跑”。正是程世清的灵感,导致毛泽东南巡时突然改变计划。
这一切是是非非,谁又能完全理清楚呢。
林立果干的第二件事,玩失踪。
只从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给吴法宪安排了新工作,陪江青。江青到处转悠,总有吴法宪相陪等人陪伴。他们几个虽然看江青横竖不顺眼,却也没辙。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吴法宪陪江青转悠到广州,想到林立果那小少爷也在那里,决定去看看他。按照吴法宪得到的信息,林立果应该在空军第九师蹲点调查。但是他不在那里,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却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一番周折之后,通过空军副参谋长才找到。那是林立果在广州的私人据点。让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还有很多据点,他都不知道。等他知道时,已经是九一三之后了。
也就是说,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林立果,完全是独立自主的。
完全独立自主的林立果是致命的。
第二章 谈谈《五七一工程纪要》
吴法宪虽然找到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在干吗。日后吴法宪以此为依据,试图把他自己和林彪置身事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空军司令员管不了空军小卒子,只因为小卒子他爹是司令员的偶像。事情闹出来以后,小卒子他爹和司令员又如何能逃脱关系?
应该说林立果的做派林彪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部分。
林立果加入空军,虽然是叶群出面,必然经过林彪同意。林立果成为作战部副部长,也是林彪的意思。吴法宪到处给林立果开绿灯,不是因为他看林立果多么顺眼,而是要拍林彪的马屁。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说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就不是林彪了。林彪从出道开始,从不干没把握的事。
毛泽东四处批判林彪,林彪看似没动。但林彪的武器(林立果)在动,就够了。
那么林立果神神秘秘的干了啥呢?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具体说,就是和他的那几个心腹写一份文件,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份文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也只有初期的《五一六通知》等少数文件才能与之相比。它对时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一份经典,一份诋毁毛泽东的经典之作。现在各大论坛中看到的对非议毛泽东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赶得上那份文件的一半。
文章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捣鼓出来的。这里提前所以说,九一三之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都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很多证据来自李伟信,有些地方存疑。即使《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也存在疑点。这里先说说文件本身。
文件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的是当前局势背景: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政局不稳导致以下结果:
一,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总纲,因为不稳定产生危机。
二,夺权正在进行。——因为危机导致权力重新分配,也就是夺权。
三,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说白了,就是夺林彪的权。
四,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夺权方式:和平演变。
五,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六,他们“故计(伎)重演”。
七,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和平演变的后果。而他们都处于枪杆子范畴,不利地位。
八,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要反抗。而且给反抗找光明正大的理由:防止很多人头落地,还是拯救中国,反正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
九,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为未来干的事做一番展望。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自我打气一番,准备开工。
这份文件开始部分写得还是像模像样,很有总纲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处境很不好,我们要反抗,我们是被逼的。同时我们有反抗的资本。
一句话:反抗利益极大,不反抗危害极大。
夺权本身一种高风险作业,要去干,就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当然,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一,夺取全国政权。这事一个假设,最为理想的假设。没有人能保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二,割据局面。就是只夺得部分权力之后的选择。至于第三种可能性,失败了怎么办?文件里没提。但是他们应该心中有数的。参照之前的历史,只有两个结果,一,死;二,跑。
尽管这样那样的风险,但还是要去做。文件接下来论证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B—52(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道义在我们这边,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已。
所有搞政治的,不管阴谋还是阳谋,都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要强占话语权,不然的话,就站不住脚。林立果他们虽然没经历过各种挫折,长时间泡在权力中枢,对这一切还是懂的。这一段甚至能看成“讨毛泽东檄文”。
既然决定夺权,光靠口水是没有用的,必须有行动。论口水,当年戊戌变法那帮知识分子靠论战能力就应该成功。所以失败,就是没有行动能力。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枪杆子里出政权。林立果他们深以为然。
行动之前要考虑一下双方的基本条件。
对夺权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文件具体罗列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国内方面: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满,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应该说文件把当时的国内矛盾概括的非常好。如果在举例论证一番,来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话,就是一篇水平很不错的文章,至少比网络上流传大多数“稀泥”文章要好很多。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优点摆完之后,自然要摆困难了。
困难第一条: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这是致命的一点,准备不足。凡事就怕准备不足。准备不足,是要害死人的。但是真正致命的一点他们还没有说出来,就是无法准备充足。
准备不足不可怕。可怕的是难以准备充足。因为林彪虽然是二号人物,但是一号对军队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林彪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动作。所以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在北戴河疗养,基本上没动。不仅如此,林彪甚至连身边的小团队都不敢绝对信任。事后证明,所谓四大金刚,均没有参与九月十三号的具体行动。说明林彪也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于林副主席的同时,也忠于毛主席。
既然林彪都要小心翼翼地避嫌,都没有行动的把握。那么林立果如何“准备充分”。他所以有活动能量,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如果他准备过于“充分”,那他也就暴露了。于新野开直升机到处转悠一圈,就激发了程世清的“灵感”。那种情况下如何准备充分?
所以困难的第二条才是致命的: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这个不用说了,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接近“神”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对毛泽东的不敬,甚至不满,都将粉身碎骨。
毛泽东有那么高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拜林彪所赐。如果不是林彪接过刘少奇造神运动的大旗,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挥舞,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神的。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尊神像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有着超一流的手腕,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当毛泽东决心要干一件事时,唯一能让他罢手的就是他自己。当毛泽东把他的手腕施展出来时,唯一能战胜他的人还是他自己。对此林立果没有多少感触,林彪应该有切身体会的。
所以第三条难点: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这条本来就多余。如果能掌控军方统一的力量,也就掌握全部权力了,何必去夺权?而在毛泽东还在的情况下,任何人想掌控军方统一力量都是痴心妄想。
其实真正夺权,就是要从毛泽东手上夺权。要夺权,必须能触及毛泽东本人。问题是林立果他们无法触及到毛泽东本人。
所以第四点困难: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说了这么多,就是行动很困难。所以需要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对自己这方有利的时机。但是不会等待太久的。文件指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在如此情况下,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
平衡打破之日,就是时机到来之时。时机到来的时候,无法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说真的,这种可能性不大。详情如上。
可能性之二: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此后局势验证了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二者虽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
接下来就应该考虑行动的技术手段了。要达到战略目的必须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之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可选择方法之一: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可现在方法之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这两个手段都是非常乐观的幻想。
想要掌控毛泽东,需要突破以上罗列的种种困难。林立果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突破那些困难。除非异常走运的情况下,比方说用两块钱博五百万的概率。那样子的馅饼,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的。
就算走了大运,掌控了毛泽东,也休想把上层一网打尽。因为即使掌控毛泽东,也不敢公布出来。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想调动军队很难。别的不说,就吴法宪和黄永胜都未必同意。至于斩局部爪牙更可笑了。毛泽东的局部爪牙那些人?江青中央文革几个人,其他人如各方领兵大员,如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斩掉几个喷口水的,于大局无补。至于要斩许世友他们,呵呵,林立果也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反过来被斩的可能性到很大。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属于心理上自我安慰的。
那么转向技术手段之二:逼宫形式。
在历史上,类似的节目都是用武力威胁最高领袖。林立果他们也是有模有样。《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处: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达到目的。
——说白了也就是不对称战争,俗称恐怖袭击。
只不过林立果他们隐藏更深。因为他是副统帅的儿子,可以调动很多资源。谁也想不到他会对伟大领袖动手。那是他们的优点。如果不顾一切去干,成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是那几位大爷都是没有经历过考验的货,有机会也未必能抓住。
具体下来可以借助哪些力量呢?纪要给出了答案,分为基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这些是联合舰队可以使用的力量。但是真正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也就是江腾蛟他们那些空军力量。实际上也未必可靠。因为在中国,凡是牵扯到反对毛泽东的,任何军人都不能保证可靠。这也是他们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可以借助其他力量,纪要中分别罗列出来:二十军,三十八军,黄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靠谱了。就算里面有部分林彪的人马,也不可能听林立果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南巡之后,他们反而是林立果的羁绊。话说回来,林立果也正是天真地以为那些力量会为他所用,才敢在开头部分写出,夺取全国政权或部分武装割据。
当然,任何时候搞政变都不能忽略外国因素。在那个时代,真正能影响到中国内部决策的两个超级大国是苏联和美国。所以纪要记载:要和苏联秘密谈判,利用中苏矛盾。
其实中国当时跟苏联很僵,正在跟美国接触。要借助苏联力量并不容易。
既然要政变,要夺权,最后都要面对现实的。所谓现实,就是国内老百姓,就是国外的各种力量。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就算阴谋成功也难以稳定持久。纪要里面,这一段是最搞笑滑稽的。对内的口号和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听到这些口号是不是很纳闷,因为一直就是这些口号啊。之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这些口号,建国之后,也是这些口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说得最多的那个词还是团结。林立果在喊这个口号有意思么?凭什么让人信服,凭啥让人认为他能比毛泽东喊得更为响亮呢?
下面还有转折: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真的,这些口号跟小孩子过家家差不多。因为中间有一个明显的悖论。
《五七一工程纪要》前面部分已经说了,毛泽东威望无与伦比,难以撼动。现在到后面又要把毛泽东塑造成当代秦始皇,号召大家去打到。那么好吧,就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独裁专权,那也是半个世纪以来慢慢形成的,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形成的。如果通过几个口号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只能说国人的智商和意志力堪忧,国家要完蛋了。
在看那“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封建王朝的定义就不要去摆了。就算林立果说的是真的,那么林家也只是“封建王朝”的权贵而已,国人凭啥支持那些遗老?如果国人智商真的如此低下,那么我只想说,国家早已万劫不复了,根本就不会有新中国诞生。
至于“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这个我想已经超出了林立果他们几个的理解范畴之外。
所以单看这些对内的口号,就能明白,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是靠不住的。最后的结局也验证了那一点。
对外口号上虽然也有荒谬的部分,但还是有点弦外之音的。
先看荒谬的部分: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空洞口号,不提。力度还不如天安门上毛泽东手书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呢。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这点也挺搞笑,前面还要利用集会把高层一网打尽。这些外交工作原本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搞的。难道说要把周恩来和陈毅留下来搞外交?能如愿么。周恩来在,林彪能稳么。
有弦外之音的是下面这几条: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毛泽东)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如何办到,林立果等人应该也不清楚。但是接下来的部分透露部分信息。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如果这几条能够实现,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结局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前面那一切都是计划、设想、评估,都是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那样的不确定句式。要把不确定变成确定,必须付诸行动。没有行动的计划都是幻想。所谓的计划,也就是把前面部分浓缩一下。他们把行动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又分成若干部分。
1,计划设计。——参照上文,不同时候,不同准备方式。
2,力量准备。——这个最难,也最重要。难,是因为保密性不好做,可靠的人不好找。而且还要有人指挥。他们建立的指挥班子一共三个人,江腾蛟,陈励耘,王伟国。
江腾蛟生于一九一九年,湖北黄安人,一九三零年参加革命,担任儿童团大队长,但是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抗日战争爆发,随新四军干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的级别为三十八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文革之前,担任空军第四军政委。江腾蛟和会来事,通过吴法宪赢得叶群的好感。叶群认为江腾蛟“政治突出”。同时江腾蛟和林立果关系很不错。
林立果初入空军时,江腾蛟常常带着林立果参加各种会议,结识长三角一带空军部队的负责人。付出就有回报,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可以说,江腾蛟是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心腹之一。
陈励耘是四川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去延安。整个战争年代,陈励耘在华东野战军干,跟林彪没有交集。不仅战争年代没有交集,建国之后,陈励耘和林彪私下只见过一次面,前后不到一分钟。当时陈励耘担任空军第五军政委,和江腾蛟关系不错。一九六九年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九大之后,因为一个空军工程建设问题去北京向林彪汇报。当时他看见沙发上的林彪,敬了一个军礼,问好:“问林副主席好”林彪回答三个字:
“好,好,好”。然后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就领着陈励耘到看电影去了。表面上看,陈励耘甚至不是林彪的人,但他一直为林彪办事。林彪在杭州的别墅,就是他负责搞的。
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表现过于积极。据陈励耘自己回忆,庐山会议之前,江腾蛟带口信给他:“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张春桥是反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上庐山之后,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林立果又用打电话给他:“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陈励耘说:“没有。”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二天,陈励耘就在华东组开火了“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等等。”说了一大堆,慷慨激昂,自以为得计。没想到后来就遭了秧。
至于王伟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整个战争年代属于半文半武的状态中。当时的王伟国是七四三一部队政委。
接下来就是基本力量:警卫处。
公开的力量,李松亭。
李松亭是解放战争参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然后进入空军,在王维国的手下担任警卫处长。他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曾经阻拦过王洪文;也担任过林立果的警卫。王维国指示李松亭,林立果来上海,要拿出最大热情、给予最周到的招待。李松亭表示认可。林立果喜欢吃螃蟹,上海螃蟹不好吃,李松亭就想办法去苏北搞螃蟹。这本是拍马屁的行为,没想到林公子吃了很开心,觉得李警卫人不错,能干可靠,当成自己人。可见拍马屁也害人吶。
秘密力量,上海小组。
再有一些其它杂七杂八的力量,属于安慰性质。
3,物质准备,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
对林立果他们而言,要取得武器并不是难事。以他们的处的位置,有很多办法得到武器。具体情况就不描述了。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改装了一批武器。通讯器材,有一个传说中的01工程,林立果自己主持设计的。
4,情报系统。
这一点最重要,也是最危险。只有充分的情报系统,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收集情报的可靠性非常重要。要实现情报可靠性,必须有可靠的人。可靠的人,恰好是他们的短板。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是崇拜毛泽东的。想要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收集情报而不暴露,难度不下于敌后工作。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实施。
在《纪要》中写着,奇袭。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具体方式罗列了,就是一种类似恐怖袭击的不对称战争。只不过恐怖分子袭击之后要表态承担责任云云。林立果他们成功了,会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充当正义之师,为“伟大领袖报仇”。就好比清朝入关那会,打出的旗号是“为大明皇帝报仇”。
这里他们又把之前那些归纳总结如下三种办法: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基本是幻想。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想在上层联络大家反对毛泽东,基本上不可能。上面能串联好,庐山会议上林彪已经上岗就业了,不至于沦落到现在由林立果来筹划这些玩意。
一个先斩后联。——可行性不高,关键是后面的“联”,难度很大。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介于前两天之间。
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用张春桥当替罪羊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中央文革那帮人中,灵魂人物就是张春桥。张春桥能思考,办事有原则。江青只是地位独特,有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少实际的才华。康生有才华,但是老滑头一个,没有立场。姚文元只是一个文人,跑到中央纯粹是一个误会。只有张春桥既有立场又有才华。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场闪击战,矛头就是对着张春桥去的。有那么多人赞同,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而已。彻底批判张春桥,也就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所以林立果虽然鲁莽,头脑还算清晰。
而且在《纪要》里明确指出:奇袭一旦进行开始,就要坚持到底。
所谓坚持到底,就是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要做到这点,必须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看来大家都钟爱上海呵,文化大革命从上海搞起来的。林立果也看中了上海。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担心许世友。许世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话。因为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就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
固守浙江、江西。——林立果把程世清看成自己人。却不知半年之后,毛泽东仅仅在南昌见了程世清两次面,程世清就把一切交代了。不仅把所见所闻交代了,还把自己的“灵感”也交代了。如此战略吨位的差别告诉别人,林立果的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也就是上层串联,参照前面。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如果军事接管成功,这个可以有。如果仅仅是占领一个部分,这一招未必灵验。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这招就是由点到面,迅速扩大组织,壮大力量,达到全面夺权的目的。
最后一块要做的就是善后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打江山容易(夺权)坐江山难(守成)。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夺权之后的事情,和夺权一样重要。对此林立果他们在《纪要》写到: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每当看到这一点时,都有点怪怪的。可以肯定,这个主意绝不是林立果他们几个的原创。以林立果他们几个那点人生资历,创作出如此有效的政治策略,说真的,有点难。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林彪谈政变)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是异曲同工。而文革时代发生的武斗,两派斗争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林立果把那一招写下来,并且写在策略第一条,表示他对那一切很熟悉、很认可。接下来有抄袭了一系列口号: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一小撮
——看看这些口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说白了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奉行的那一套。
为此,林立果他们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为自己的这种抄袭行为辩护:“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接下来:“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相当于“讨毛檄文”第二部分。
那么同样是“打击一小撮”,自己又有啥不同呢,《纪要》写到:“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五七一工程纪要》初看起来,写的头头是道。仔细看一看,矛盾众多,可行性不高。基本上是一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揭示了当时很多社会问题,如此而已。
这个文章是于新野执笔的。但是李伟信也罢,周宇驰也好,于新野也罢,真正的核心人物还是林立果。没有林立果就不会有这个文章。而文章本身就有很多疑点。
首先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文章是不是伪造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除了林彪一家外逃之外,还有一架飞机起飞。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几个都是林立果的心腹死党。后因逃跑失败,三人相约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则放了空枪,随后被捕。所有关于《纪要》的证据均来自李伟信的供述,孤证。孤证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李伟信生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人,父母都是新四军老干部。所以于新野十六岁参军,擅长美术。估计连同自己都没想到,美术功底把他送上高峰又把他推向低估。文化大革命时代,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李伟信在空军大院到处画毛泽东的巨幅像。林立果去上海收集“毛泽东像章”。李伟信帮忙。此后两个人走到一起,形影不离。李伟信成了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小舰队成员之一。
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生活秘书”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李伟信被捕之后,供出了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九月十三号那天,李伟信负责烧文件,而且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李伟信烧掉很多东西,据说连避孕套都烧了,怎么会遗漏了如此重要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要知道烧掉的那些文章价值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比得上这个文件犀利给力。因此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
那个东西确实很值得怀疑。既然要烧文件为啥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答案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
所复杂,就是因为大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纠缠不清。这里面有很多问号。所有问号无外乎两个字,真或假。
根据主流意见,是真的。因为它的当事人还在,经过法院确认,供认不讳。所以有人怀疑,除了只有李伟信孤证之外,还有政治因素。因为九一三事件疑点重重,很多谜题难以解开,所以中间让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怀疑者的依据之一就是,李伟信可能受到政治压力。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空枪的事实看,他是想活命的。在那个年代,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配合。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比方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比方说周恩来身上所谓“伍豪事件”。还有一大堆冤假案件。不怀疑,才不正常了。
其实那个东西的真假,和之前那个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李伟信没有把它烧掉?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很简单的动机,反过来问,李伟信为什么要把它烧掉?
林彪需要出走时,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按照搞阴谋的流程规范,应该把文件啥的全部清理掉,也就是掩埋证据。最好把蛛丝马迹一扫而光。但是这样一个流程规范有一个前提,掩护自己不要暴露。当时他们都已经走了,也就没有掩护的必要。但是他们依然要把能烧掉的东西全烧了。目的也很简单,走后肯定要被人家泼脏水。见不得阳光的证据少点,就少点泼脏水的机会。
但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同。它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阴谋,讲各种计划;另一方面也是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就是揭露当时社会不足,并且攻击毛泽东的。那么留下来,让别人看,也是一种宣传作用。即使去了苏联,还要继续斗嘛。留下来,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辩护和宣传。
另一方面,计划暴露了,那么他们的同志如江腾蛟岂不是也暴露了?干吗要把自己的战友暴露出来。答案,恨。
因为江腾蛟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才失败。要说林立果他们不恨才怪,应该恨得牙痒。而且根据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看,林立果肯定会怀疑,有人是内奸。所以他们要借刀杀人,把内奸除掉。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完全合情合理,甚至是刻意为之。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李伟信没有说。就算实事真是这样,李伟信也不会说。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对他很不利。
上面解释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与否的可能性之后,再说说另一个谜题:林彪是否知道这份纪要。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但是必须用要说。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林立果只有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如果放到现在,也就是刚刚走上社会品尝酸甜苦辣,开始慢慢成熟的时候。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内心还是头脑都没有达到人生巅峰。实际上从林立果进入空军算起,他进入社会才四年的时间。而他将要面对的那些人,却是纵横天下四十年之上的精英,在整个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精英。一个没有达到人生巅峰的年轻人去承担了他所不能承担的重量。
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人只有经过足够的挫折之后才会真正成长。即使是林彪,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之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林立果经历过什么挫折?他小时候可以有最好的玩具,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所有人把他捧在手心,没有人敢欺负他,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最好的学校,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单位,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在单位中干任何他想干的事,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经历过最复杂的事情,就是选老婆。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他的肩膀还是幼嫩的,不足以和他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对抗。
但是他自己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的人生中,一切太顺了,还没有挫折的概念。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态。从好处讲,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从不好处讲,鲁莽。
从性格上来讲,他并不是特别张扬。很多回忆录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甚至沉默寡言,很像林彪的个性。但也仅仅是很像而已。个人经验上,人生境界上差太远了。二十六岁的林彪已经身经百战,踏上名将征途了。
当然,林家处于权力核心,林立果接触到的事情不能用通常人的立场衡量。他很小就接触到权力斗争。对上层发生的那些事了如指掌,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林立果所作所为,林彪是否得知?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结果,无法就两个,知道或不知道。
知道的可能性: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情形急转直下,林彪看似任何动作都没有,但不代表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三板斧打出来之后,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林彪自己看似没有动作,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动。他的身份太惹眼了,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波动。而且他身体也不好,动不了。让他来一次类似毛泽东的南巡,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不代表他不想动。他自己不动,可以找人代替他自己行动。找谁呢?那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他的核心团队成员也很惹眼,而且正在挨批写检讨。另外林彪也无法保证那些跟随自己的将军就能因为忠于自己而背叛毛泽东。他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林立果。
不知道的可能性:连谋略超人、手腕出神入化的毛泽东都无法知道每一件事。各方面都逊一筹,而且身体状态非常不好,甚至行动不便的林彪要知道每一件事也是不现实的。比方说叶群的一言一行,林彪就掌控不了。林立果在外面干啥,林彪也可能掌控不了。
林立果毕竟是少壮派,初生牛犊不怕虎,顺风顺水不知道挫折为何物。那种人应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那种人的世界观中,不干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不足以展示自身的价值。所以他私下里搞那份《纪要》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吴法宪等人就认为林彪是无辜的。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知道一个大概。如若不然,林立果也无法在空军之中搞出一个独立的派系。吴法宪纵容林立果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同时也要指出一点,拍马屁也需要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能揣摩对方的心思。如果吴法宪揣摩不到林彪的心思,也就不会纵容林立果。
但是林立果行动细节林彪是否知道,知道得早还是晚,这些先放一放,后面再讲,再回到林立果的事情上。因为林立果同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就是把《纪要》从理论变成现实,从唯一的一条巷子里走到天黑。
第三章 毛泽东的杀招
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抛开深层次的东西不谈,可以简化为两次政治斗争。第一次毛泽东借助军方力量战胜了行政系统的刘少奇。第二次,就是毛泽东借助行政系统的力量战胜了军方的林彪。两次都是伤筋动骨。第一次因为打到刘少奇,把政界打碎重来。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军方系统重新清洗。
当初为了打到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从军方的罗瑞卿入手。因为罗瑞卿是刘少奇在军方潜在的依靠。拿下罗瑞卿,基本上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
这一次为了打击林彪的军方力量,从政界的陈伯达入手。因为陈伯达相当于林彪在政界唯一的依靠。达到陈伯达,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和政界的联系。
当初为了打到刘少奇,和罗瑞卿同时达到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此次为了打到林彪,和陈伯达同时批斗的还有吴法宪等人。因为他们是林彪的左膀右臂。
当初刘少奇的优势在政治局。文革一段时间之后,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政治局委员,要么靠边站,要么写检讨。此次林彪的优势在军委办事组。三板斧之后,军委办事组土崩瓦解,四大金刚的日子都不好过。几乎相同的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仿佛是另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但是康生是个老狐狸,他不想步当年陈伯达的后尘(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长,却夹在江青那里受气)。所以康生就一直在生病。权力就在江青和张春桥手上。几年之后,康生翘辫子,临死之前去周恩来那里告状,说江青和张春桥历史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中不满。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
对比刘少奇在政界几十年,林彪在军方的实力毫不逊色。从红二十八团长开始,到红一军军长,到红一军团长,再到日后第四野战军。林彪在任何一阶段都是实打实的干出来的。他才华是卓越的。他的战绩是优异的。他的声望是坚实的。再加上副统帅位置上宣传了好几年。说真的,要不是毛泽东神话的存在,没有人能动林彪分好。如果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任何人想上台都必须看林彪脸色。
和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不同。军人作风还是相当的靠谱。政治舞台上那些人,基本见风使舵。一场政治风吹过,该转向的都转向了。军人不一样,军人认理,不会轻易变更。所以文革初期杂碎行政系统时,一帮红卫兵就可以了。但是要动林彪,三板斧过去了,还是没有底。毛泽东决定亲自南巡吹风。
毛泽东一辈子南巡很多次。那些南巡中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重要的决定之前都会南巡。高岗闹事那会,毛泽东南巡去了。南巡回来之后,高岗已经身陷囹圄。第一次庐山会议,事出突然。下山之后,彭德怀已经臭了。无需再做决定。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南巡,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打击林彪,需要另一次南巡。
真的要动手了。
南巡第一站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七十八岁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经历过很多次南巡。但是这一次尤其不同。他带领中央警卫团一百多人,每人手枪、自动步枪配齐,全团还配置轻机枪。可以冲锋、可以狙击、可以近身肉搏。工作人员很少,一切由汪东兴负责。保密规格极高。每一次南巡,行踪都是保密的。这一次尤其保密。北京的各位大人物中间,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具体情况。林彪那些人,尤其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周恩来让他陪江青去青岛“视察”。因为以往历次行动,需要传送文件啥的,都需要空军,瞒不了吴法宪的。这一次,啥都省了,可以说全面封锁消息。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的列车到达第一站——武汉。毛泽东立刻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原国民党军人,后转为共产党,一直跟着刘伯承干革命)谈话。
毛泽东告诉刘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困难在哪里呢?毛泽东对刘丰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说这些啥意思呢,平白无故的不会提这些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所以说这些人,是因为他要把他们后面再加上一个。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毛泽东把刘丰他们和庐山会议撇开:“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穷图匕首现。林彪,你完了。
毛泽东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并且拿出信心:“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说中了林彪的死穴。就是林彪虽然是军方代言人。但是军方并不会跟着林彪走。因为林彪上面还有毛泽东的存在。
武汉是毛泽东的第一站。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武汉军区那些人和庐山会议区别对待。因为在庐山会议,地方军区一大批人,包括南京的许世友在内,一开始都是支持林彪观的那个观点的。为了消除那些人的顾虑,毛泽东举了汪东兴的例子:“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那意思,你们也不要怕。
为了说服大家相信林彪的动机不纯:“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观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如此这般一番,把林彪批判一番,同时完成对武汉军区的说服教育工作。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放出风声,引蛇出洞。刘丰等人主动找毛泽东检讨,并且表示坚决跟随主席的脚步。但有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给林彪的人。
再看林彪
只从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之后,林彪就盼着上位。最理想的办法是常规途径,通过传统的方式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那也正是林彪希望的。
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基本上就堵死了。特别是把陈伯达批到批臭之后,断绝了林彪和行政系统的关系,想要上位基本上不可能。而且毛泽东抓住林彪团队不放,打算翻脸。
那么林彪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等待倒下,要么通过非常规途径上位。
九一三事变之后留下很多谜团。其中的一个就是,林彪逃跑之前,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林立果甚至把它写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众所周知,林彪并没有南下。为什么?
在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另立中央也是一种图存的办法。但是另立中央和北京对抗,首先需要的是硬实力,也就是武力。林彪带兵几十年,纵横天下,力量很大。只因为毛泽东的存在,那些力量打了很大的折扣。四大野战军中,一二三野战军不可能追随林彪。林彪信得过的,只是四野中的一部分。因为四野也不是全部听林彪的话,比方说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就有钟伟当着林彪的面为彭德怀喊冤。
如果林彪想要另立中央,必须依托一个让他放心的军区。东北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二野名将。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武汉军区基本上也是二野的势力范围。只有广州军区,纯粹的四野力量。黄永胜在那里经营多年,现任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西元也是四野老人,被信任。而且广州在孙中山闹革命那会有另立中央的传统。
如果林彪要另立中央,只能去广州。那是一种可能。林彪所以没有去广州,就因为毛泽东南巡。毛泽东一路南下,去了中原,去了两湖,去了江浙,都不是真正的目的。他的真正目标在广州。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林彪在广州军区中的势力。武汉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待到二十七号。前后十多天时间,都在给武汉军区高级将领吹风,把戏演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武汉军区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控制长江流域。近代史,从洪秀全进入武汉开始,那一代就非常热闹。控制住武汉,基本上控制住长江中上游。另一个原因是,武汉军区骨干基本上都是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人马,文革时吃过不少苦头。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做文章,可以威慑林彪。
毛泽东在武汉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章是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谈到接班人问题:“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已经六十四岁,身体还不好,显然不在那个范畴之列。那种话都说出来,相当于和林彪对上了。
毛泽东不仅说,而且有行动,把华国锋叫过来和大家见面。华国锋也是候选人之一,和王洪文处于同一个位置。在接班人问题上,华国锋出现比较晚的。比起王洪文,华国锋办事非常踏实。所以才有日后毛泽东的那句经典评价:你办事,我放心。
更致命的一招,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的政委。实际上是第二次致命一击。对于林彪而言,他的力量原本应该在北京军区。但是毛泽东一套组合拳之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瓦解了北京军区的力量。那么他另一个基点应该在广州军区。广州军区一直是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是林彪的心肝。把华国锋放在广州军区,相当于在林彪的心肝上放一颗钉子。实际上毛泽东整个南巡过程,主要的目的之一:把华国锋锲入广州军区。
丁盛
毛泽东在武汉只是布局,杀手锏在长沙使出。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去长沙。在长沙时间并不长久,前后只有五天时间,但是非常重要。在那里,他找了很多人谈话,两广的人,两湖的人,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中南地区的精英人物,负责那一带的权力和安稳。其实那些人多数都是烟雾弹。
主角只有两个,丁盛和刘兴元,广州军区的司令和政委。
毛泽东和那些人谈了很多话,大致内容和武汉差不多,让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然后把那一系列阶级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暗示一切没完。那些话都是说给丁盛和刘兴元听的。华国锋要在广州军区扎根,必须有丁盛的支持。
共军为啥能打败国军?最经典的解释是民心所向。还有别的解释方式,高层将帅特别厉害。实际上和高层将帅同样重要的,是中层指挥官,比方说少将级别。开国少将里面,很多人打仗非常有名。比方说钟伟将军,也是少将,性如烈火,打仗如其人。比方说肖全夫将军,有一个称号叫老虎。辽沈战役之中开打之处,奔袭北宁线,当时共军指挥官就是东北野战军肖全夫。珍宝岛战役,指挥者还是肖全夫。丁盛将军也是那样一个人,战场上特别能折腾。
丁盛是个老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反击战。丁盛的特点就是勇猛,绰号“丁大胆”。遵义会议之后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抗日战争中,丁盛表现并不突出,所以解放战争,他的起点只是师长。丁盛在东北参加过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等所有重大战役。接下来随四野入关参加平静战役。随后南下,追击白崇禧到天涯海角。在衡宝一战中,丁盛痛击了白崇禧桂系第七军。
一九五三年,他丁盛担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参加过金城战役。丁盛回国后还在打仗。一九五八年占压过甘肃回民骚动。一九五九年,丁盛平定西藏叛乱。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中,丁盛亲自指挥一三零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那是印军王牌,号称在二战中击败过隆美尔的军团(天知道咋回事)。结果印度人如今记得丁盛和他的五十四军。可以说丁盛一战击溃了印度人那膨胀的自信心,对共军惊恐到如今。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问题倒台,丁盛估计还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就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战争,成为一朵奇葩。
丁盛和黄永胜关系不错。两人在延安时代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黄永胜成了丁盛的直系领导。丁盛的军事生涯也就从解放战争开始大放光彩的。中印战争之后,丁盛离开五十四军,罗瑞卿安排他到新疆军区当副司令。丁盛一百个不愿意去。
一九六七年春节,丁盛回到北京汇报工作。恰好碰见黄永胜的妻子在说军区同志给林彪拜年,丁盛也跟着去了。丁盛的心思黄永胜是知道的。黄永胜自己要调离广州军区,要选择自己人,就在林彪面前替丁盛说话。春节之后,丁盛由新疆军区副司令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黄永胜调到北京之后,丁盛成了广州军区司令员。
从这层关系看,丁盛和黄永胜之间非同寻常。所以毛泽东把丁盛叫到长沙去说:“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办?”丁盛当时啥反应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林彪倒台之后,军方大洗牌,身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安然无恙。毛泽东到达湖南长沙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一开始跟他们拉家常,让他们放松,然后切入正题: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强调斗争的残酷性。
然后再把党内斗争和现实联系起来:“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这是在告诉他们,斗争还在继续,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想好了才站队。因为提起党内斗争,谁也没有毛泽东丰富。毛泽东败过,被别人批斗过,沉浮过。但是最终,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林彪和他比起来,根本就没法比。
毛泽东继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办法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但是要让丁盛和刘兴元转过脑筋,光指出纲领是不对的,还要批判那个纲领,也就是所谓“天才论”。毛泽东说:“(丁盛和刘兴元)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虽然跟庐山会议关系不大,对于早期生活经历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比任何传记作家写的都可靠。
毛泽东问丁盛:“你打过些什么仗?”丁盛说:“打过锦州。”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毛泽东当然不是要和丁盛回顾战争史的。他的目的是教育丁盛。所以毛泽东对丁盛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绕了一圈,又回到当前问题上来。但是一圈还是不够的,还是要继续绕。
再绕回“天才论”。毛泽东告诉他们:“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告诉丁盛和刘兴元,要注意大局,大局,不要瞎折腾。
丁盛讲述自身战斗史。毛泽东提醒他:“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也不忘旁边的刘兴元:“你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昏了头。
这事理论教育,接下来是具体例子:“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都能听出来其中的味道。但是从毛泽东角度而言,他对丁盛和刘兴元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做一个结论。八月三十号,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再一次找到几个人谈话,还是针对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泽东说这话并不是唠家常的,他是要提醒丁盛他们:“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
接下来再次谈到党内斗争,再一次把斗争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再一次绕一圈,再一次强调团结问题:“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两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事情做差不多了,毛泽东向丁盛他们亮出半张底牌:“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这话可以说是烟雾弹,也可以看成是麻醉剂。
此次南巡,虽然保密系数很高,但是到处找人谈话,想要保密是不可能的。而且军方原本就关系复杂。想要完全保密根本就不可能的。实际上刘丰就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了。
毛泽东就是知道他的谈话会泄露出去,会传递到李彪耳朵里,所以他才说这一次斗争和前九次不同,要保护林彪。究竟有几分真假,随着林彪葬身大漠,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成功地阻挡了林彪南下广州的计划。因为林彪太了解毛泽东做思想工作的魔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抵挡毛泽东那种魔力。所以林彪对广州产生了怀疑。
答案在程世清身上
为什么林彪得到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的事之后就对广州军区产生了怀疑?是林彪胆小怕事没有信心?不,恰好是林彪太明白了。那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但是答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出来了,那人就是程世清。
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具体说,就是在南昌召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几个人。来一次再教育。
程世清,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八年,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被编入一一五师,此后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参与过四野历次战斗。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从这层履历来开,程世清没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战斗过。由于工作关系,程世清对林彪比较“景仰”,可以看作林彪的人。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程世清担任福州军区(负责解放台湾的,后来并入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
武斗时代,程世清亲自带着坦克去解决双方“纠纷”,很暴力,但也很有效。所以南昌没有斗起来。当然咯,程世清所以可以那么干,因为他和林彪关系密切,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会去找他麻烦。武汉的陈再道不是林彪的人,就没那么幸运。
文革之前,毛泽东重回井冈山。军队武斗那会,林彪也重回井冈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林彪到了黄洋界。陪伴者就是程世清。林彪到达之前,程世清让人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文是朱德手书。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让人搬走。
建国之后,朱德逐渐淡去,很多历史遭到串改。比方说“朱毛会师”改成“毛林会师”。程世清干啥呢?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如果拍马屁到此,也不算太过分。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福建婆娘,让她舞文弄墨,绝对是难为人。叶群没办法,直接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此后“界石”,一面刻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把叶群抄的半阙词刻上。应该是程世清这一手很不地道。同时也看出,程世清和林彪关系不错。甚至可以说林彪是程世清的依靠。
庐山开会时,作为江西地方大员,程世清负责接待工作。他做了如下安排:“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要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四十五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二十多公里,定了三百五十个哨位,布上四百零六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一百个哨位,两百名战士。”
程世清亲自设计的一张安全网。但是在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视察时却发现一个巨大的漏洞。汪东兴看到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在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咋回事。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纳闷: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到杭州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追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不知道。
汪东兴说:“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就有意思了。”
周恩来虽然不知道,但他知道有人肯定知道,就给黄永胜打电话。黄永胜说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会议上,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时,程世清非常活跃。等到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局势逆转。当时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吴法宪的人)批判张春桥很来劲,被迫作检讨。结果检讨还没有念完,张春桥就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帮腔:“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搞得陈励耘相当狼狈。
在那火药味十足的地方,程世清竟然勇敢地站起来替陈励耘辩护:“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这番话把江青和张春桥得罪干净。程世清对林彪奉承拍马屁。要说得罪人的本事,程世清绝对第一流的。作为林彪身边的人,得罪江青和张春桥可以理解。但是程世清同时得罪了邓小平和陈云。当时为了备战,邓小平和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实际上就在程世清的看管之下。程世清对两位大人物不太热络。日有邓小平和陈云主宰了国家命运,程世清日子不好过。
既然程世清和林彪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毛泽东南巡自然不能忘了他。毛泽东在谈话,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一切接受教育。毛泽东再次把武汉和长沙说得那些观点重复一遍:一,回顾党内历次斗争,总结经验教训;二,把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又数落一番林彪身边人的不是,暗示根子在林彪身上;三,讲团结。
在谈话时,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心理一震,赶忙表态:“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表态充耳不闻。程世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据他自己回忆:当晚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
所谓讲清自己的问题,无非就是表态自己干革命做工作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伟大领袖,而非为了林彪个人。说白了就是要和林彪划清界限。
就在那个时候,程世清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林彪可能要逃跑。
当时是八月三十一号,那个时候的林彪还看起来还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好像没有任何动作。就连林立果还没有下决心铤而走险。也许那个时候的林彪,还在有某种期盼和某种等待,还在期望一丝生机。
也就是说,程世清大概是第一个想到林彪可能逃跑的人。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林彪还是接班人。庐山会议之后批了陈伯达,吴法宪和叶群也写了检讨,但是离林彪还很远。毛泽东也只是暗示一下林彪有问题。周恩来见了林彪还是林副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江青康生等人也不敢在林彪面前嚣张。
程世清是如何想到那一点的?难以用常理推断,或许是灵感爆发?
听起来有点像小说。但事实却是真的,比小说更真实。因为第二天程世清决定冒死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首先见到了汪东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
汪东兴地位是很重要的。一般问题由他向毛泽东转达就可以了。但是当汪东兴听了程世清的话之后,再也不敢代为转达。他明白,那种事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妙。就算知道,最好也不要参合。因为那意味着很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的命运将由此改变。如果参与过多,前途丢了不要紧,搞不好老命不保。所以汪东兴对程世清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程世清见了毛泽东之后,摆出了如下条件: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一九七零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出了他的结论: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听完程世清的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其实毛泽东内心已经波澜起伏。程世清离开之后,毛泽东突然“生病”一天,不见任何人。可以肯定,毛泽东绝对不是生病了。
程世清一语惊醒梦中人。每逢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毛泽东总需要静一静。解放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独自思考了很久。朝鲜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思考了很久。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发起来,毛泽东依然思考了很久。
对于林彪问题,他同样思考很久。但是之前他所有的谋划和部署都是要瓦解林彪的团队。甩石头啊、掺沙子啊、挖墙脚啊,搞垮林彪的领导班子。南巡拉拢地方大员,防止林彪搞分裂。毛泽东看来,这两手完成之后,林彪将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除坐以待毙之外别无他途。然而林彪不是刘少奇。林彪本人就是一个军事奇才,一辈子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如果不是毛泽东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肯定地说,不论何人上台,都要敬畏五分,再给五分薄面。
程世清的话,惊醒了毛泽东。他之前的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林彪铤而走险的可能。
毛泽东“病休”一天之后,匆匆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之后,突然北反。看看毛泽东南巡,武汉时间最长,长篇大论,喋喋不休。长沙为了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也浪费了很多唾沫和口水。唯独在南昌,启程非常突然。九月三号午饭过后,工作人员刚刚躺下睡午觉,毛泽东突然决定走人。此后行踪就是飘渺不定。
应该说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程世清那个突然迸发的灵感非常关键。按道理说,程世清的命运应该往上生。很遗憾,程世清的命运往下走。答案很简单,他的嘴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文化大革命之后,程世清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答案还是一样,得罪人太多了。其实也不难怪程世清。那个时代环境中,让程世清在江西“巴结”邓小平和陈云也不现实。正如让丁盛在广东“巴结”叶剑英不现实一样。因为“巴结”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自身不保。
日后程世清在秦城监狱中写材料时回忆:“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林彪为何不去广州?答案就在程世清这里。
如果说以程世清对林彪那种奉承,从不曾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军人,都能在毛泽东的教育之下和林彪划清界限。那么林彪也有理由对任何人、任何事产生怀疑。所以林彪的选择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铤而走险。正如当年的张国焘。
丁盛回到广州军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上下吹风,彻底断了林彪南下的念头。那么程世清和丁盛为何如此听话?仅仅因为毛泽东是领袖魅力大么?当然不是。除了魅力,还有手段,非同一般和极为凌厉的手段。
另外两人
毛泽东在南昌实际上要见三个人,除了程世清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韩先楚和许世友。在毛泽东之前的设想中,许世友和韩先楚比程世清重要。
两位都是硬骨头。一九七六年,邓小平再次下台之际,江青号召大家批判邓小平,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就是不动。江青气得不行,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牙说,军中有两霸,一是韩先楚,二是许世友。
毛泽东刚到湖南长沙时计划就安排好了,让许世友和韩先楚南昌见。毛泽东南巡,主要就是防止林彪带着地方大员闹。所以他先到武汉打个招呼,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到南昌敲打广州军区的丁盛和刘兴元。到江西南昌,主要目标就是许世友和韩先楚。
当时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两个地方非常重要。南京就不用说了,长江流域的核心,南中国的心脏。整个近代史上相当热闹。地位仅次于北京。所以建国之后,军区变来变去,唯有南京军区永远不变。原因无他,太重要了。所以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散会不久,军衔刚刚评定,毛泽东就把许世友放在南京,一直放在那里,放了将近二十年。
因为许世友勇敢;战场过硬。更因为许世友“忠心”。只从被毛泽东收服之后,基本上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所以许世友在南京,毛泽东放心。毛泽东南巡所以找许世友吹风,并不是因为林彪问题,而是要他继续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真正重要的是韩先楚。
一九五七年,韩先楚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并且落地生根。其实在中国地图上,福州的战略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一直十分突出。清朝末年,福州那里就搞了一支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覆灭),所以如此,是因为福建和台湾毗邻。福州所以有个军区,只为照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因为国共之间内部成见太深了,深到一代人都无法解决。所以福州军区就因为台湾而存在。
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从原来社会主义向欧美那边靠拢。台湾那边蒋经国上台,两边关系缓和,福州军区便进入历史。
福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是叶飞将军。叶飞一生极为传奇,以后有机会说说他。但是叶飞传奇的军事生涯最后一笔却非常糟糕,就是在金门惨遭失败。那一场败仗大概是解放战争以来共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失败。朝鲜战争之后,台海危机再现,叶飞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就呆不下去了。
换人,换谁呢?韩先楚。当时开国将帅都在。能征惯战之人很多,为啥是韩先楚呢。因为韩先楚虽然不是唯一选项,却是最佳选项。从当时上将经历看,代替叶飞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只能是韩先楚。
共军史上,韩先楚是一个模范。打仗那是没得说。韩先楚只是上将,当年评军衔如果纯粹是军事能力评的话,韩先楚应该是大将。正如如果按照纯粹的军事能力,粟裕将军应该是元帅一样。甚至可以说,韩先楚是上将里面的粟裕。
韩先楚和多数共军开国将帅一样,没上过军校,战场上泡出来的。
韩先楚和许世友等人一样,也是起于红四方面军,出身于放牛娃,从小兵、班长、连长一路上去的。作战甚为勇敢。韩先楚当了团长仍在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赞曰:“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突击冲锋的是林彪和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就是韩先楚。当然红四方面军面对的压力不如中央红军大。但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损失也小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中央在红四方面军,那么韩先楚的地位必然更高。
抗日战争韩先楚表现尚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没有特别出彩。东北的韩先楚迎来了一生的巅峰。当时林彪带着大队人马一路向北撤退到松花江以北。扭转战局的一战是韩先楚指挥四纵打的。后来韩先楚带领三纵,更是把它打造成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
杜聿明在东北夏季攻势指挥黯然离职,感叹:“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代替杜聿明的是陈诚,对韩先楚的评价:“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
卫立煌绝境中上任,对韩先楚的评价:“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东北战场上,国军最后的精英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廖耀湘手上。在辽沈战役决战之际,韩先楚一番快打,阴差阳错之际,端了廖耀湘的司令部。廖耀湘成为俘虏。日后廖耀湘表达了对韩先楚的敬意:“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我来东北后,多次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小心你的‘旋风部队’。”
朝鲜战场上,韩先楚指挥几个军一路冲杀到汉城。这些是韩先楚光荣的履历。为什么说接任叶飞将军的人非韩先楚莫属呢,归根结底来自一场魔术。那便是解放海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大吼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解放军还在秋风一样向南推进。第三野战军占领福建之后,没啥准备直接进攻金门。当时金门离厦门也没多远。因为后勤没有跟上,结果共军全军覆没。
半年之后,第四野战军消灭桂系主力之后推进到海口。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向海南岛挺近。林彪一时难下决心。整个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好的是三野和四野。林彪和粟裕是共军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耀眼的统帅。粟裕指挥的三野在金门吃亏,林彪是看在眼里。
海南岛离大陆的距离比金门岛离大陆更远。岛上国军最高指挥官是薛岳将军。薛岳是国军名将,抗战中表现最出色的国军统帅之一。他的作战特点就是防守。他在长沙保卫战中展现出来的军事素养让鬼子头痛不已。
所以要登陆海南岛难度不小,至少不会比金门小。但是海南岛作战有一个优势。就是海南岛很大,利于共军施展陆军作战的优势。金门岛太小,基本上无处闪躲穿插。国军海空军一通扫射,基本上就玩完了。从指挥风格上看,林彪比粟裕更为谨慎。所以难以下决心。但是时间不等人。因为雨季很快就要来了。共军那些小帆船很难在雨季渡海作战。
此时的韩先楚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时也明白危机就在眼前。如果海南岛登陆再次战败,那么对共军气势影响是很严重的。反过来说,如果成功,荣耀也是很大的。对于一个战争将要结束的将军而言,那种诱惑是致命的。
所以在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的情况下,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却执意要在雨季来临之前强攻,而且直接把自己的意见捅到中央。中央当然也想拿下海南岛,就让邓华前来核实韩先楚的作战计划,准。
此时只有五天的时间了。如果五天内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韩先楚极有可能重演叶飞在金门的那一幕。那么韩先楚的一世英名也将归于尘土。韩先楚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六号傍晚,韩先楚亲率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度海战中。没有空军掩护,没有海军支援,只有帆船。第二天凌晨,先头部队抢滩成功。韩先楚随部队一起上。强悍程度非同一般。当时薛岳已经在海南岛经营一年多。但是三天之后,薛岳就撑不住了。主要不是薛岳无能,而是国军战力和士气相差甚远。
攻下海南岛之后,韩先楚一个人面对大海静坐一夜。韩先楚冒险打下海南岛的意义是啥呢?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两个多月之后,金日成入侵韩国。又过将近两个月,联合国军入朝。又过两个月,志愿军入朝。然后美军封锁南海。如果不是韩先楚那么几天南下海南,那么海南岛很可能成为台湾第二。一个台湾已经够折腾了,再加上一个,那就更难了。
所以等到金门炮战之际,叶飞离开福州军区,接任者必然是韩先楚。日后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和黄永胜关系不怎么样。两人彼此不爽。有人到毛泽东那里说黄永胜生活作风有问题。林彪就说是韩先楚在搞鬼。从韩先楚冒险把强攻海南作战计划直接捅到中央时,林彪就有点不痛快。福州军区因为台湾而存在。当台湾问题不是很严重时,那么福州军区对广州军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牵制。
就算丁盛想铁血跟随林彪,也要顾虑到福州的韩先楚和南京的许世友,计算一下成功的可能性。毛泽东教育丁盛之后,就找韩先楚谈话。所以一切就那么巧合。就是那么巧,在那一切巧合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精心安排和设计。
毛泽东对韩先楚:“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把张国焘拉出来:“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直接把林彪和张国焘相提并论了。
就在那次会面后,程世清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毛泽东,丁盛回到广州按照毛泽东意图布局一切。就在毛泽东布局时,暗处的林立果在悄然行动,试图力挽狂澜。危机在涌动。
第四章 步步惊心
一次诡异的会议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之后就要落实。林立果组织《纪要》指挥班子开会,号称三国四方会议,也是一次极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三月三十一日。
三国四方,是林立果使用的一个隐藏的暗语。当时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国家要开会解决问题,地点在中国。当时越南分为南北两方。三个国家,变成四个代表,故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会议真正主题是推进中美和解问题。林彪问题出现时,同时推进的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美和解。那事是毛泽东亲自决策,周恩来亲自执行,前后忙活好几年,耗费很大精力。那事和林彪事件并无直接关系,是一条潜在的暗线,后再细说。
林立果口中的“三国”代指上海、南京、杭州,长时间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其中王维国代表上海,陈砺耘代表杭州,周建平代表南京。再加上北京的江腾蛟,一共“四方”。
从九一三事件之前的走势上看,这个会议是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落实的一个关键性动作。但是它的诡异性就在于,《纪要》里明确记载的指挥班子成员,王维国、周建平、陈励耘,甚至包括江腾蛟在内,均不知道林立果的目的。
前面介绍过江腾蛟和陈励耘,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王维国和周建平。
王维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家庭条件还行,高中文化,日后受到共产党影响,二十一岁那年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年代跟着中原野战军干革命,战争结束之前升到团长,长时间在秦基伟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加入空军,一九六九年接替江腾蛟担任空四军政委。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是园丁。任何空军高层干部,都和林彪与吴法宪又扯不清的关系。但是真正把王维国推向林彪的还是中央文革那帮文人。空四军在上海。上海是文革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龙兴之地。他们和林彪的军方力量是对立的。而王维国作为军方人物,不可避免地要站到林彪那边。按照王维国辩护,他是“把林副主席看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
周建平也是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八年入党,一种在新四军干革命。建国之前也是团长级别。建国之后进入空军。周建平和江腾蛟是搭档。江腾蛟在空四军当然政委时,周建平是军长。一九六九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时,周建平升任副司令。按道理说,两个人关系应该不错才是,其实不然,复杂着呢。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总是复杂的。林立果在《纪要》里构建的指挥班子,成员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江腾蛟原来在空四军当政委,因为善于拍马屁搞关系,对林家表现很好,比方说之前叶群买东西啥的,都是空四军出钱。因此赢得好感和信任。继任者王维国就是另一个风格,就卡了一部分。江腾蛟很不爽,有机会就为难一下王维国。日后周建平到了南京军区当空军副司令,江腾蛟对周建平也有意见。
陈励耘和王维国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竟然也产生了矛盾。原因是陈励耘在杭州生病,请上海专家会诊,需要十支白蛋白。那玩意当时是贵重药物,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江腾蛟和周建平的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江腾蛟属于激进派,要造许世友的反,搞得许世友很烦。周建平则比较平和。因此江腾蛟告诉空四军和空五军,不要让周建平插手。同时调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
三月十九号,也就是《纪要》起草前夕,林立果让江腾蛟去上海联络关系,化解一下各方面的矛盾。林立果让江腾蛟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给王维国投了信任票: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江腾蛟给周建平投不信任票:周建平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关于陈励耘,江腾蛟说:他与我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别人的船。
从这方面看,江腾蛟很会做人。不回避私交和矛盾,也不忘夹带私货。
林立果对江腾蛟的回答很满意。江腾蛟去上海做王维国的工作。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建平。
江腾蛟到上海之后和王维国拉扯一番关系,做通了王维国的思想工作。起草完《纪要》然后林立果让于新野代表自己去杭州找陈励耘,让他去上海。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当时陈励耘正在医院疗养。于新野说:“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陈励耘当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看见王维国。于新野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陈励耘“嗯”“啊”“哦”一阵子,拖到三月三十一日。于新野再次出现:“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这样陈励耘去了上海。当然他没有觉得难受。因为王维国笑脸相迎。就是那天夜里,开了那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据陈励耘回忆说,大家一开始东拉西扯,将到陈励耘帮助林彪建别墅的问题和武器改装问题。然后大家又是一番吹牛,王维国说空四军多么厉害,陈励耘说空五军备战了得等等。
之后扯到庐山会议。陈励耘在大会上放炮挨了批,表示: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安抚: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
陈励耘表态: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表态: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这正是林立果要的效果: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林立果的话刺激了在场的将军们。因为他们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都是军方的人,看那些笔杆子不顺眼。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撒野,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江腾蛟直接拍大腿: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则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按照陈励耘的回忆,林立果突然冒出来这样的话让在场的将军暗自吃惊不小。不敢再往下接话。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正常情况大家应该洗洗睡了。江腾蛟忽然提出〖JP+2〗: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因为江腾蛟论断周建平政治上靠不住,所以才没能参加会议。此时又突然提出让周建平前来开会,究竟是何用意?
根据周建平自己的回忆。因为路线问题,他和江腾蛟与王维国都不怎么对路,离开空四军后“人走茶凉”,经常挨点批斗啥的。三月二十六日,周建平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做手术;二是把家搬到南京。三月二十日晚上,于新野去看望他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立果)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过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周建平判断: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三月二十八日,王维国拉着周建平去看林立果,老对头江腾蛟也在。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则说:“我打成五一六,你周建平也不好过。”总之一句话,要团结。
三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周建平赶到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又是一番东拉西扯,几个小时过去,已经是六点多,吃早饭,各回各家。临别之前,林立果告诉大家,周副司令(周建平)负责南京,王政委(王维国)负责上海。陈政委(陈励耘)就负责杭州。中间的协调工作找老政委(江腾蛟)。江腾蛟则谦虚一下说,他只能当参谋。
林立果的意思,那是要几个人执行《纪要》,进行指挥作战的。从九一三事件审查结果显示,几个将军根本就不知道《纪要》的存在。甚至江腾蛟都可能不知道。他们把林立果的话理解为对付张春桥为首的秀才们。
这就是那个会议诡异之所在。确切说,都不能算是会议,更像大家在一起侃大仙。但是又明确的是一场会议。而且在九一三事件发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此次会议(尽管并不成功),那么《纪要》将是一个空中楼阁。林立果接下来的各种举动就毫无意义。
此次会议透漏如下几条信息:
信息之一,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真的要大干一番。
信息之二,林立果所以没有对几个将军交心,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他们几个并非绝对忠诚。尽管如此,他还必须把它们拉进来,因为他们几个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可靠的人。比方说周建平就和许世友搞得不错,为此惹起江腾蛟的不满。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绝对不可能为林家所用。
由此可见林彪位置非常微妙。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果对手是毛泽东之外的人,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偏偏对手就是毛泽东。所有可靠的人都变得不可靠。所以林彪的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终的决策。林彪唯一能信任的人是林立果。林立果能信任的人也就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指望的几个将军却不可靠。
正因如此,日后毛泽东突然北返,大出林立果意料。林立果的反应之一:估计就是出内奸了。那也是《纪要》出现的原因之一。
林立果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好先把几个勉强能用的人拉上自己的战车,至于日后怎么样,那是边走边看了。很遗憾,那一招并不理想。从那时看,九一三的结局就注定了。
手令
林立果炮制《纪要》,拉人开会时,毛泽东在打“三板斧”。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是明争,林彪借助林立果进行暗斗。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争最为有利。林彪位置尴尬,只能暗斗。从第三次庐山会议到林立果炮制《纪要》,前后五个月时间。那五个月时间,恰好是毛泽东对林彪步步紧逼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没有把林彪逼入死角。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容易,二是不能。
说不容易,因为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写入党章国法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毛泽东是一体的。要割开不容易。之前的刘少奇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为了拿下刘少奇和他背后的行政集团,毛泽东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费了很大的功夫。
说不能,是因为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的支持者是行政系统。林彪的力量来自军方。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打碎行政系统,却不能用那一套对付军队。如果军方乱了,国家也就乱了。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林立果在《纪要》里写的那些东西,毛泽东想得更为明白。可以说毛泽东不担心政治上的林彪。
毛泽东担心的是军事上的林彪。林彪的军事天才并非只有战场上那些对手才明白,发现、提拔、塑造了林彪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了解林彪。如果真把林彪逼急了,结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把林彪逼入墙角之前,必须消除林彪的威胁。所以毛泽东选择南巡。南巡的路线也是精心选定的,先去武汉,然后南下长沙,转而去南昌,最后沿江东下进入长三角。
这些地方中,武汉军区负责人多半出自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毛泽东给他们吹吹风,提醒他们不要站错队伍。同时武汉军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腹地,控制中原。自古以来中原安,则天下安。近代中国混乱源头就在武汉。搞定武汉军区,相当于保障了北方中国的安全。毛泽东在长沙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林彪在广东军区的根系。主要手段,安插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当政委。华国锋绝对忠于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给广东军区主要领导丁盛和刘兴元上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一手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并不能保证掌控广州军区。因为黄永胜在那里经营多年。
所以毛泽东在南昌时召见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和福建军区的韩先楚。这两个人毛泽东完全放心。如果林彪真的决定在广州孤注一掷。那么必然要开启战火。韩先楚和许世友两个人将是出于最前沿的位置上。按照毛泽东设想,如此部署,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动武的可能。而林立果在《纪要》里那些构思,基本上化为泡影。所以这就是差距。林立果只是畅想一下,组建指挥班子都不敢说明。毛泽东已经把他的路全部堵死了。
毛泽东部署的时候,一边行动诡秘,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一边又不断地让大家吹风放空气,实际上就是把消息传播出去,传到林彪耳朵里。当时的林彪正在北戴河度假。据记载,那时段的林彪喜欢擦火柴,燃烧了,闻一闻硫磺味,然后就坐在那里默想。毛泽东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他下一步的默想的依据。
两个相识、相交、相知数十年的男人就通过那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隔空过招。如果没有程世清那个灵感爆发,毛泽东应该在南昌多住几天,一切部署完毕才东下。
如此一来造成如下结果:
九月五号,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谈话内容传给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人随后告之林立果。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把类似的话告诉李作鹏。李作鹏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告诉了叶群。
这样林彪就从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言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给林彪准备了第三个信息通道,更为隐蔽、更有杀伤性。
当林彪得到毛泽东讲话内容思考对策时,毛泽东已经在两天前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杭州找三个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任省,另一个就是被林立果写进《纪要》的陈励耘。他们三个是浙江老大。除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还是杭州警备司令,直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如果他决心鱼死网破的话,毛泽东还真的很危险。
当时驻防杭州的是二十军,原华野一纵,王牌,司令熊应堂、政委南萍。熊应堂红四方面军出身,日后在第三野战军战斗,五五年被评为少将。南萍是政工干部出身。杭州本来就是是非之地,各派复杂。南萍和熊应堂也挺能折腾,在文革期间风头很足,对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不感冒。许世友看他们也不爽。双方闹得很僵。毛泽东在中间调节了很多次,效果不大。
毛泽东南巡有一个模式:先讲党内历次斗争,再联系到现实问题,再讲团结。
在杭州完全改变了说话态势,单刀直入:“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问得南几个将军心跳加快。特别是陈励耘,庐山会议上放炮,后悔不已。
毛泽东盯着陈励耘问:“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正常情况下,领袖形象都是和蔼可亲的,亲自追究某件事,表示已经很严重了。按照陈励耘的档次,原本不够资格领袖亲自过问的。问题是庐山上那一炮太响了。陈励耘顿时很紧张,赶紧辩解:“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然后又补充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已经很自觉的划清界限了。把所有事往领导吴法宪身上推,有点不地道。如果林立果看到这一幕,估计会气得脸色铁青吧。毛泽东也不满意:“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回答不了,看着毛泽东发怔。
随后毛泽东的谈话才进入正常轨道,什么党内斗争啊,庐山问题不简单啊,要团结大多数啊,还是之前老一套。只不过力度更大一点。毛泽东说:“那份简报(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反革命都出来了。实际上接近摊牌了。因为到杭州时,南巡基本结束,基本部署完毕,剩下的就是扫尾工作。这应该是毛泽东改变谈话方式的原因之一吧。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话直接指向林彪。“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庐山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同时又有意把林彪区别出来,“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
毛泽东再次告诉陈励耘:“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这就有意思了。毛泽东为何抓着陈励耘不放?原因有三个。第一,他知道空军是吴法宪经营多年的地方。空军主要领导都是林彪带出来的。空军之中,林彪的力量相当强大。林立果捣鼓出来的《纪要》,也是以空军为主。指挥班子成员全部来自于空军。
第二,毛泽东知道陈励耘和林彪那帮人的关系,他需要依靠陈励耘给林彪传递信息。告诉林彪,一切没完。陈励耘会传递消息吗?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林立果、于新野他们都挂了,已经难以对证。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到杭州时,毛泽东的行踪已经不再是秘密,召见哪些人也不是秘密。陈励耘自己的回忆:“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
陈励耘这话并不全对。身为林立果信任的人之一,庐山会议参与者,中央委员之一,经过那么多事之后要是连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都看不出来,这个也太愚钝了吧。如果这种愚钝是真,那么他就不会对林立果等人设防。如果他的愚钝是假,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应该有办法从陈励耘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因为他应该明白,不管愿意与否,他和林立果都站在同一条船上。事实上,陈励耘在八号晚上把毛泽东的讲话告诉了于新野。
——不论哪一种情况,林彪都可以从陈励耘那里得到信息。这样他就从三个方面得到了毛泽东要动手的信息,都是与他不利的信息。
毛泽东转车九月三号到杭州,九月八号转移到绍兴,九月十号才去上海,中间在杭州附近整整待了一个星期。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三号和几个将军谈话,四号、五号两天让汪东兴找到几个人,要他们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南巡时的讲话精神。接下来的四天,毛泽东好像啥都没干。汪东兴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行动。而七月六号到十号中间,毛泽东仿佛在等待什么。
说实话,南萍和熊应堂也就是地方军区级别的,根本不够资格领袖如此关心。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里走走。杭州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跟武汉、南京根本没法比。毛泽东在等待什么呢?
日后陈励耘回忆:“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讲得很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
毛泽东想从陈励耘那里得到啥呢?可以参照南昌的程世清。毛泽东一番教育之后,程世清把知道的所有事都倒出来了,而且加上假设和猜想。毛泽东对陈励耘应该寄予同样的希望。如果陈励耘把一切倒出来,那么日后政治斗争,相当于多了很多证据。然而陈励耘没有那样的觉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敢。陈励耘的想法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一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而在相同的时间里,各种消息汇集起来之后,林彪无法继续镇静,终于有了反应。于是在九月八号,林彪写了那张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唯一的反应,留下的唯一的活动证据。
——就这么短短一行字,而且中间没有标点符号,成了九一三事件中另一个幽灵。
这个手令又引起一系列疑问。因为它有好几个版本。
九一三那天,周宇驰和于新野驾驶飞机逃走未遂。自杀之前把林彪手令撕成碎片。抓捕人员把那些碎片拼接起来,就是日后法庭上出现的那份,为林彪的“反革命”和“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直接证据。但是那份手令是“竖”着排列的。
于运深是林办秘书,也是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他看到的是“竖”体。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日后江腾蛟在法庭上公开表示,他见到的手令写得很整齐,与拼接起来的那份(有些潦草)不一样。另外的当事人,如林班老秘书关光烈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就是“横”体。专机师副参谋长胡萍是另外一个看到手令的人,是林立果拿出来的手令,也是“横”体。胡萍后来从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知道那个“竖”体版本,很奇怪。但是“横”体那个,在林立果手上,跟随林立果一起完蛋了。
更直白地说吧,林立果手上那份是“横”体,周宇驰手上那份是“竖”体。
这就很奇怪,林彪即使写手令,不至于写出横竖两个版本吧。以林彪的性格,能精简的绝不会繁杂。也就是说,两个手令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有人冒充林彪签名。关于这个,当事人提供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胡萍见过于新野专门模仿林彪签名。
证据之二,叶群在毛家湾让秘书模仿林彪签名。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林彪当时拿笔就会着凉出汗(衰弱得可以)。叶群让秘书练习代笔,首先找到张云生。他觉得事关重大,假装练习很久练不成,同时和其他几个秘书串通,假装练不成。最后叶群找到年轻、有点文化的保密员李根清。李老实能干活,没有那么多心眼,就练习了。李根清是个实在人,把每一次代批的文件都做了记录。那个著名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的。据张云生回忆,叶群和林立果也模仿过林彪的字。
那么问题就来了,手令是不是被模仿的呢?是与否,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手令不是林彪写的,那么有回到问题的原点上,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是否知晓?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周宇驰撕碎被粘结好的、法庭上公布的那份手令,应该是真的。笔迹的问题即使能难倒后世观众,绝对难不倒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对林彪的熟悉程度远在林彪团队成员之上。别忘了,还有康大专家,虽然为人狠毒,鉴别水平是大师级的。想要模仿几天就瞒过他们,很难。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手令的内容:盼,希望的意思,舒缓的祈使句;手令内容本身是一项命令,需要执行的。也就是句式和内容之间有矛盾。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手令”书写者并非权威,更像出自一个中间人手笔。进而怀疑,手令有造假的成分。
这点基本也可以排除。周宇驰拿的“手令”是林彪笔迹,那也就不存在内容上造假的可能性。而句式和内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客观上说,那种小小的矛盾,可以舒缓双方的距离感。毛泽东签发的电令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林彪也是。另一个原因,那个矛盾恰好反映了当时的林彪的处境。如果林立果拿着林彪的绝对命令到处招摇,那么很显然,绝对引起很多人的警惕。如果那样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反而失去隐蔽性,大大不利的。尽管如此谨小慎微,杭州的毛泽东还是探测到了细微的波动。
警觉
从毛泽东对陈励耘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毛泽东已经知道点什么。九月八号晚上,林彪有所反应不久,毛泽东探测到两条信息。
信息之一: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给毛泽东暗示: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实际上就是在说陈励耘。陈励耘改装过一批飞机和武器。尽管事后证实他并不是林立果忠实追随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相当敏感的。
信息之二: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走路。汪东兴回忆:“这种事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泽东找到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
于是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绍兴,时间那恰好是林彪下达“手令”之后,仅仅只是巧合?如果仅仅只是巧合的话,那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陈励耘本人。改装飞机和武器啥的,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官,根据现实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毛泽东要移动列车时竟然找不到陈励耘本人。要知道陈励耘可是负责杭州警备工作的,直接负责领袖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对领导都是鞍前马后,跟领袖玩失踪?而且在那种非常微妙的境况下。
当时陈励耘在干吗?和于新野聊天。于新野和陈励耘关系不错,但他们可不是唠家常的。林彪“手令”传递出来之后,于新野是到杭州给陈励耘布置任务的。直到那时,于新野向陈励耘亮出底牌:即行刺毛泽东。于新野对陈励耘说:“林副部长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陈励耘之前就算能隐隐约约的猜想到林立果的疯狂,但是没想到疯狂到如此地步。就算陈励耘认同林立果的疯狂,他也绝对不会自己去执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刺杀最高领袖毛泽东,成功或失败,结局只有一个,死。
荆轲刺秦王,失败,死。专诸刺王僚成功,死。
当时毛泽东的威望无与伦比,任何对他不敬的言论都可能遭殃,何况动手。如果不能一击得手,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毛泽东身边警卫力量相当强大,一般武装力量难以突破。陈励耘贸然出击,即使侥幸成功,结果也只有一个,被格杀。即使不是被军队格杀,更可能被林立果格杀。那样就死无对证。林立果就可以做文章。
去干,必死。不干,可活。陈励耘只要不傻,就不会听于新野的鬼话。所以陈励耘对于新野说:“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件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于新野早有准备:“这个你不要发愁,准备给你派人来。”准备派谁呢?鲁珉。鲁珉在朝鲜战场上打掉五架美军F-86战斗机,立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嘴上说:“那就好!那就干!”心理估计在想,去你大爷的,老子才不去当炮灰呢。
陈励耘看着于新野,如同看着催命阎王。好在于新野的重点并不在杭州的陈励耘,而是上海的王维国。据说那个房间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陈励耘看见画像就发愁。
毛泽东在绍兴又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十号中午,毛泽东把汪东兴喊过去:“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根据一系列分析判断,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陈励耘。但是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又不能绕过他。如果绕过他,万一发生意外,岂不是正好给了他推脱责任的借口?如果单独接见,可能给予陈励耘提供某种机会。于是毛泽东和汪东兴又想到“掺沙子”的计谋:让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一同前来。因为空军和陆军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搞阴谋,也不可能跨界搞。而毛泽东特意交代: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
毛泽东南巡,原本目的是要瓦解林彪在地方军区的力量。程世清在南昌的猜想改变了毛泽东的行程。在杭州,白崇善是起到另一个作用。正是白崇善提供的信息引起了毛泽东对陈励耘的警觉。林彪出逃之后,原空五军领导班子只剩下两个人,军长白崇善和副军长王海。白崇善是飞行员出身,原本应该去空四军的,当时江腾蛟死活不愿意,后来去了空五军。虽然是军长,地位和陈励耘没法比。从九月八号的表现看,他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毛泽东要白崇善也过来。那样即使陈励耘要搞花样也不容易。毛泽东见到白崇善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九月三号那天)你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崇善自己没说话,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在值班。”领袖问军长问题,政委却在一旁辩解,答案很明显,陈励耘在说谎。在陈政委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白军长这个人。
临别之时,毛泽东告诉几位将军:“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啥意思?
金蝉脱壳
九月八号晚,林彪“手令”下达之后,北京西郊机场附近秘密据点,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四人在一起捣鼓出三个办法:一,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专车;二,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毛泽东专车;三,趁毛泽东接见时,王维国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看看这行动方式,只用一个字形容,乱。相同的时间,毛泽东把列车从杭州转移到绍兴。如果这个原因不是几位冒险家能控制的,那么看看于新野去杭州找陈励耘说的那些话,表示林立果的统一行动方案还没拿出来。那样做太冒险。万一陈励耘不靠谱,反水怎么办?
于新野告别陈励耘之后去上海找王维国。王维国是关键的一环。之前林立果让江腾蛟对陈励耘等人的看法时,江腾蛟就说,王维国唯一的靠山就是你们。实际上在林立果的计划中,押宝于上海。当初江腾蛟让王维国好好照顾林立果,王维国超额完成任务。他从空四军抽调一百零六名战士,建立了一支教导队,训练非常好。相当于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使用得当可以干很多事。正如江腾蛟所说,王维国的靠山只有林家。八月七号,毛泽东南巡前夕,林立果让李伟信去见王维国,送了灵芝草。林立果仿佛很喜欢给人家灵芝草。江腾蛟去上海时,林立果也给了一颗林芝。用意很明显:好自为之。王维国表达自己的忠心:部队形势不错,请副部长放心,将要进行骨干整风。
于新野离开杭州之后去了上海,见到王维国。他们的主要希望就在王维国身上。于新野在后唐招待所和王维国密谈。于新野告诉王维国,陈励耘已经决定在杭州大干一场,同时也指出:不管陈励耘在杭州干得怎么样,首长的意思,还是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毛泽东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之前王维国还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王维国建立教导队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保卫林立果,而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候解决上海的笔杆子。因为当时上海局势非常复杂,既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派大佬,也有林彪的军方嫡系。两派尖锐对立。
但是林立果却想用其执行暗杀计划。
王维国的反应和陈励耘差不多。大家都不是傻瓜,都不愿意当炮灰。毕竟在“必死”和“可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所以王维国脸色乌云密布:“这事难办啊!”
于新野给王维国打气:“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上海这边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
王维国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开始摆出实际困难,“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而是住在宾馆,四周都是上海警卫营该怎么办?”
于新野已经准备好了说辞:“那就在路上搞。”
王维国继续摆困难:“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相当于说路上也不容易搞。
于新野沉默片刻,支招,“‘教导队’事先隐蔽在西郊公园。布置好高射机枪,到时一阵扫射,‘教导队’冲击,可大功告成!”看看这水平,赶上街头说评书了。凭什么确定毛泽东要在西郊公园逗留?机枪能搞定保险车么?教导队能解决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于新野没能确定任何一条。王维国是明白的,所以他没有吭声,用沉默表达不赞同。
最后于新野发狠说:“不干也是死,只能拼了,还能拼出点生的希望。”
王维国看出了于新野的外强中干,心想,“傻瓜,对你不拼等死,对我拼了才是死。”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王维国并没有任何行动。于是九一三事变之后,王维国出现两张脸孔。
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到达上海,林立果还在北京西郊研究行动方案。
八号晚上研究的那三条并不能保证成功。一击不中的话,后果相当严重,所以要继续研究补全。周宇驰又想到新的一招:炸铁路。一番讨论之后,否决。周宇驰又提出眨油库。江腾蛟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油库爆炸之后,会有大火,制造混乱,就有机会。于是江腾蛟搞出来一个地图,捣鼓一番,也没有定论。很有书生造反的味道。
果说这些还很不够搞笑,那么看另外一点。九月九号下午开会时,有新增加一个人,关光烈。他是东北参军,随四野南下。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出山,他担任林彪秘书。然后下部队,为一二八师政委。九一三事变之前,他即将升职。
林班秘书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叶群毁了林彪。关光烈就是典型。据他说:“林彪喜怒不行于色,叶群爱出风头。叶群虽然表面上顺从林彪,但因为地位独特,对付林彪很有办法。因为林彪身体很差,林办具体事都由叶群打理。关光烈给林彪当秘书期间,见过林彪两次推迟国防部长。一次是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让关光烈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身体差不宜当国防部长。叶群当时没说话,跟着关光烈出去,让他暂时不要打电话,她去商量一下。结果电话没打。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让关光烈代他写信给毛泽东,迟去国防部长。结果信被叶群压下。”
关光烈到部队之后还算顺利,回林家的次数也不多,偏偏被林立果惦记上了。林立果把关他光烈喊过来,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提出两个要求,一,让关光烈把火焰喷射器送到上海;二,调一个营的人去北京。
——要人和武器。行动都开始了,才要这些,相当于饭桌摆开之后才想起柴没有劈、米还没淘、菜还没有洗。不禁要问,林大少爷,你这是哪一出?如果你爹当年就这水平,估计都死很多次了。
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准备差不多了,林立果宣布:“就在上海搞:一,如果‘B-52’住在机场,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掉他;二,住在市里,就找几个人用手枪干掉他;三,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掉他。”——比于新野水平稍微高点,也没高多少。如果在场人有反对,估计林立果也会硬着头皮说出和于新野差不多的话。
当时林立果身边的人,真正经历战场考验,具备指挥能力的,只有江腾蛟少将。江腾蛟原则上同意林立果的方案,但是到具体设计时,江腾蛟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否决了第三个方案。具体原因不详,无非是行动困难。如果在车站强攻毛泽东列车,“教导队”那帮人未必能拿毛泽东身边警卫怎么样。最关键的是,那相当于光明正大动手,拖时间长了,必输无疑,而且无处隐藏。
诡异的是,毛泽东在上海,恰恰是没有下列车。当林立果意识到行动失败时,肯定会想到江腾蛟否决的那个方案,恨他入骨。
九月十一号的时候,林立果还在研究行动方案。这一次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制造另一场“皇姑屯事件”,然后宣称有人搞破坏。一旦成功,林彪可以以副统帅的名义接管所有事。不会像强攻列车,或者市里动手那样惹出巨大风波。
行动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地点:一,容易安放炸药;二,相对偏僻,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经过一番勘察之后,林立果把地点选择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从地形上来看,非常理想。林立果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那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开就僵化了,因为一个电话传来,毛泽东已经改变行程,离开上海北返,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林立果的眼前一阵漆黑,仿佛看见末日来临。
一贯的印象中,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可是从九一三事变之前那几天反应看,办事拖拖拉拉,前后不搭调。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他的行动方案才最后定稿,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误判。林立果判断,毛泽东至少在九月二十五号之前不会回北京,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从九月八号把专列转移到绍兴开始,毛泽东仿佛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列车刚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周围换上中央警卫团的人,以防不测。离列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油库。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可以炸掉油库,趁乱施行计谋。汪东兴看到了油库的危险,特地派人在那里守卫。
毛泽东在上海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巡视,而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一招分解成如下几步。
第一步,放空气球:由汪东兴通知王洪文,并且让王洪文把许世友叫到上海来。
众所周知,王洪文是文革派,毛泽东文革中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许世友是毛泽东最忠实的铁杆。但王洪文和许世友不是一路人,虽然能一起喝喝酒,却常常找许世友的麻烦。许世友呢,看不起王洪文那种直升机往上窜的家伙。毛泽东让王洪文去喊许世友,相当于放出一个空气球:要好好教育自己的文武两派,搞好团结关系。
毛泽东的列车停留在靠近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上海虹桥车站和虹桥机场相距很近),却没有下车。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属于可行动(在机场)和不可行动(没下车,不容易搞)之间。没有行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原因,毛泽东那个空气球放的好;另一个原因,王维国一直在犹豫(不想当炮灰)。
这步棋走得很妙,但是也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王洪文准时到了,而许世友却没出现。王洪文往南京打电话喊许世友。南京说许世友下乡去了。
毛泽东没法,让汪东兴喊许世友,只好在列车上等待。尽管心理很急,但毛泽东必须等许世友。因为许世友是当时整个长三角最重要的人,又是毛泽东的心腹。如果空气球放出去了,没见许世友就离开,可能会适得其反。
许世友下乡是很微妙的一幕。要知道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忠诚堪比李逵之于宋江,无需任何怀疑。晓得伟大领袖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巡视,许世友没有理由跑到乡下视察。一月份的大地光秃秃的,有啥好看?
许世友那么做的原因有三个:一,许世友看不上王洪文,不想理他,闲着无聊打鸟,也故意说不在;二,许世友不想再听伟大领袖唠叨什么和上海帮的笔杆子团结之类的,听得比较烦。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许世友根本就不是调查,而是部署。如果说毛泽东窥视到林彪的动向,在长三角一带,最能信赖的人还是许世友。从十一号各路人马反应来看,许世友和王洪文都应该知道点内情的,要不然也不可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十一号上午十点,许世友才到毛泽东列车上。毛泽东十号下午四点到上海,九点钟见到王洪文,然后一直等许世友,等了将近十五个小时。能让毛泽东等十五个小时,绝对是非比寻常。接下来,毛泽东实施金蝉脱壳的第二步,虚晃一枪。
许世友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自己去看农场了。毛泽东半真半假的批评了许世友:“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许世友赶紧承认错误。然后又说庄稼长得很好,要大丰收之类的。
——满嘴跑火车。一月份的小麦才刚刚出土,其它农作物还没有下地,哪来丰收?是徐大老粗故意忽悠领袖?应该不是。
实际上是接着第一步来的。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团结问题,又说了许世友犯的错,没啥新意。如果有人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传到林立果耳朵里。林家大少爷估计会微微一笑,认为一切尽在掌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伟大梦想即将实现。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谈话很少,时间也很短暂。而且一部分谈话内容永远消失了。在场的汪东兴虽然写了回忆录。但是汪东兴不可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载下来。他不敢,也没有必要。从接下来的进展看。毛泽东和许世友之间,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联系桥梁。
接下来就是金蝉脱壳第三步,逃出生天。
临别之际,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让他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许世友要求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推掉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周建平、王维国、郑长应等人。
毛泽东得知他们离开之后,决定立刻离开。汪东兴问是否通知去锦江饭店的那群吃货。毛泽东说得很明确:“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十一号中午一点二十分,毛泽东从上海动身。从许世友在上海现身到毛泽东离开,前后只有两个小时。而此前毛泽东为了等许世友,十五个小时没吭声。如此诡异异常的行动,太出人意料了。此时的林公子还在北京修正暗杀方案,还在确定火焰喷射器的问题,还在思索如何对付中南海那些人。他还没有明白,虽然他自己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头脑还是脚步都跟不上对面那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家。
王洪文最先得知毛泽东离开的消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酒桌上通过咬耳朵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许世友。要知道王洪文和许世友是政敌。如果没有某种默契,王洪文才不会把自己的独家消息和许世友分享。毛泽东对王洪文是信得过的。许世友出现之前,毛泽东和王洪文有充足的时间讨论那些七七八八的事。王洪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日后四人帮垮台,就王洪文反应最大。如果王洪文不知道一些信息,不会表现得那么淡定。应该说毛泽东把一部分信息告诉王洪文。
许世友吃完饭立刻乘飞机回南京,在南京车站等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列车在南京站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毛泽东也没有再接见许世友。时间是六点三十五。三个小时之后到蚌埠,停车五分钟。再过三个小时到徐州,停车十五分钟。十二号凌晨五点到济南,中午一点十分到北京丰台车站,停车布置。
听到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林立果心中估计要把陈励耘、江腾蛟、王维国诅咒好几遍。杭州的陈励耘不靠谱。江腾蛟敲定的政策不靠谱。关键的关键是,王维国竟然也不靠谱。如果王维国不靠谱,那么就没靠谱的人了。
林立果出逃之时,焚烧了大量文件,唯有《纪要》原封不动待在桌子上。它的功能除了揭示那个时代种种问题之外,就是把指挥班子几个人暴露出来。为啥要暴露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林立果的期望,导致林家覆灭。
那种恨,可比天高,可比海深。
第五章 间谍问题
疑问
王洪文跟许世友咬耳朵之后,饭后许世友大张旗鼓地飞回南京见毛泽东。相当于说公开了毛泽东的行踪。如果是连王洪文都知道咬耳朵,那么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许世友更有理由警惕了。许世友如此选择,倒并不是因为许世友大老粗。许世友人粗,但是粗中有细。许世友的举动恰好证明,他和毛泽东之间有某种联系:之前那些套路都是策划好的。王洪文和许世友咬耳朵,那是毛泽东刚刚离开。许世友大张旗鼓回南京,毛泽东已经离开两小时之后,已经出了上海,差不多到达无锡了。
按照林立果的计划中,关键人物之一就是王维国。按照汪东兴日后总结,林立果策划了八种办法暗杀毛泽东,好几种行动方案里提到了王维国。其中第五种办法专门为王维国设计的:利用接见的机会,开枪刺杀毛泽东。
其实十号下午,毛泽东接见王洪文的时候,也接见了王维国。如果王维国要动手,那是最好的机会。有人以此推断,王维国几个人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有人又进一步推断,甚至林彪也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所有事都是林立果一个人捣鼓出来的。从后来的结果看,王维国和陈励耘“很可能”不知道林立果的谋划。——也仅仅是“很可能”而已。
王维国的选择值得玩味。他没有立刻向林立果汇报毛泽东的动向,而是回家大睡一觉,一口气睡到晚上十点才给北京打电话,说毛泽东走了。那时毛泽东已经快到徐州。王维国这个举动引起后人争议。有人据此认定王维国不知道林立果的阴谋。这么解释可以说得通。但是并不能构成定论。更靠谱的解释: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理由是一样的,干,必死;不干,可不死。死与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话说回来,就算王维国想要去干,那也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干。从毛泽东放出的空气球看,没有理由着急下手的。接下来就没有机会了。不仅仅是王维国,很多人都没想到毛泽东动作如此之快。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对王维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既躲掉了当炮灰的命运,又不得罪林立果。所以等十个小时,就是给毛泽东离开的时间。到了南京,那就是周建平的事了。
只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南京停留,快马加鞭向北去了。
王维国虽然留下不少疑点,但他的种种反应都是可以解释的。
真正的疑惑在毛泽东本人。九月八号是一个节点。林彪在那天写了“手令”。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毛泽东仿佛姜子牙附体,处处棋高一着、领先一步。
一个人真的可以神奇到如此地步吗?还是有人给他传递信息,也就是传说中埋伏在林家的间谍?好吧,先看看间谍问题。
谁是间谍
要说双方对立之际,没有刺探信息的间谍,那是谁也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时代,原本就是各种刺探、各种报告。在毛泽东身边,至少有两个人是绝对可信的,就是周恩来和康生。那二位在收集请报上都是宗师级别的。对于这点,国共两党都是公认的。如果不是周恩来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共产党家底都被顾顺章卖了。康生虽然不如周恩来那样显赫,但是主管党内审查工作几十年,大小事别想瞒过他。尽管周恩来和康生情报工作出神入化,也不是说无所不能。比方说在孙维世案件中,周恩来使出全身招数也无能为力。毕竟林彪战场上纵横天下二十年,没一身金钟罩铁布衫(自我保护能力)的功夫,早就挂了。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也许是某个神秘的人物给毛泽东收集情报,正躲藏在档案馆里,等待资料解禁那天。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间谍。但是如果非要把间谍拿出来说事,那么现在能追查到蛛丝马迹的人只要有三个,程洪珍、李伟信,还有李文普。按照当初剧情,这三位都应该死去的,偏偏都因为神奇的因素活了下来,而且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证据。
程洪珍一九四四年出生,山东人,比林立果年长一岁,他的工作是替林立果保管文件和负责对外联络。两人关系很不错。林立果心情不爽时就会骂程洪珍,骂到神清气爽为止。对于高层人物而言,若非信得过的人,是不会暴露情绪的。林立果对程洪珍真的很不错,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仅仅在上海就介绍过十二个。程洪珍竟然一个也没有看上,而且振振有词:“我找对象不好,不是给林立果丢脸么。”也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会如此吧。最后林立果没办法了,把选美所得的“种子”选手之一介绍给程洪珍,才让他满意恋爱。
九月十三号凌晨,身为林立果的心腹之一,程洪珍的任务是在山海关机场守电话机。然后按照原定计划,程洪珍将带着两个女兵和林家一起出走。因为北京方面行动迅速,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林彪一家到机场时已经乱糟糟的。当时程洪珍联系不上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宇驰。周宇驰告诉他大事不妙,让他赶紧跟着林立果跑。程洪珍从调度室出来,正好看见林彪、叶群、林立果上飞机。按照常理,程洪珍也应该跑过去跟上。
然而就在那一刻,程洪珍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般停下来,为啥呢?害怕。他可不是有了不祥预感啥的,而是害怕林立果骂他。这就有点狗血: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在担心是否挨骂的事,极为不正常。如果说那一刻想起了漂亮的对象,舍不得她还说得过去。
后有人根据程洪珍的不正常反应推断他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间谍。
就在那一念之间,程洪珍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虽然活下来,日子也不好过。首先要进监狱,面对无休止的审查。好不容易出狱,精神却失常了。回老家后住在哥哥家中,给人家看大门维持生活。一九九六年喝农药自杀,五十二岁,未婚。
比起程洪珍,李伟信知道更多。李伟信见证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最后一个负责烧材料的人,和周宇驰、于新野一起逃跑,没跑掉,一同陷入绝境。三人相约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急中生智,太有才了)。不仅如此,还主动坦白交代一切。
那两人死了,李伟信却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出狱之后虽然和夫人离婚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投身于建筑事业,干得相当不错。后人怀疑李伟信是间谍有两个原因:一,他是林立果骨干成员中唯一活下来的;二,他提供了很多信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九月十三号那天晚上被捕,李伟信主动向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吴忠生于一九二一年,最年轻的开国少将,战场上走出来的大老粗一枚。当时就发扬大老粗精神,拍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幸好吴忠跟林彪扯不上关系,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人,要不然遭殃了。
李伟信被捕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高喊要见汪东兴。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红人,也是当时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很多人忍不住猜想:是不是二人之间存在秘密?
李伟信提供的消息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呈堂证供。由于程洪珍精神失常,李伟信的证据支撑起林立果活动的骨架。按照阴谋论者观点,李伟信比程洪珍更有条件当间谍。毕竟混到程洪珍那样,实在有损间谍的光辉形象。
按照阴谋论者的方式,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间谍,就是陈士印。在陈修文身边。按照周宇驰的暴怒程度,陈士印应该也是难以逃脱的。但是他很精明,装死,躲过一劫。其实陈士印冷静、低调、不漏声色,非常有当间谍的条件。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可疑的,就是江腾蛟。按照参与程度,江腾蛟比李伟信知道的还要多。当林家葬身大漠,周宇驰和于新野开枪自杀。留下的人物之中,也就是江腾蛟责任最大。按照当时那个政治环境,江腾蛟竟然神奇的存活下来,而且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比起李文普,他们几个惹出的风波不算啥。
林彪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特别的人物,有领导、有同事、有对手,个个都是人中豪杰。李文普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以微不足道之身,引起巨大争议。
李文普是黑龙江人,大字不识几个,解放战争末期加入四野警卫团。他算是大老粗,却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老粗,沉默寡言,办事沉稳,粗中有细。因此在一九五四年时到林彪身边当警卫,调进调出好几次。最后林彪在生活上依赖李文普,离不开。
所有权势家庭都是是非之地,林家也一样,各种复杂。李文普却进进出出,应付的很好。除了粗中有细之外,就是不去参与各种是非,辛辛苦苦地干活,不管其它。因此林彪非常欣赏他。即使叶群对他不满,想让他走人,林彪保他。即使李文普去了中央警卫局上班,林彪也把他要回来:“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
林彪对生活要求不多,对奢华那一套不感兴趣;但是很苛刻,风声、水声都听不得,睡觉需要恒温;没法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体等等。这些事都是由李文普干。此外他还要负责林彪的安全警卫,可以说一个人干了很多活。
可以说李文普和林彪接触的时间比叶群或林立果还多。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自然会成为各方面的焦点。正因如此,日后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林家大总管”去描述;更有甚者,认为他可以“监控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有人再进一步,认为他是中央警卫团安插在林彪身边的卧底。从已有的资料看,这些描述夸大了李文普的能量,他充其量只是林彪的副官。至于监控,呵呵,如果林彪轻易被人监控,就不再是林彪了。
但世间事就是这样,总有他的根源。原本低调的李文普突然出现在风浪尖上,只因为他在九月十三号那天成了关键人物。李文普原本只是低调地干活,不涉及林家是非。然而很遗憾,是非还是找上他。找上李文普的,是林立衡。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表示很惊讶。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但也就是惊讶而已。因为林彪让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大连,并没有去别处。李文普问林立衡索要证据。林立衡没有证据。李文普认为林家兄妹之间又发生矛盾了。
九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多,李文普在值班。林立衡又把他叫到小厕所里说了类似的话。李文普的反应还是一样:“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林立衡没有再说什么,之后就去了八四三一部队报告。
李文普没有认同林立衡的话,心中也起了波澜。十一点多,叶群带着李文普去林彪卧室。按照往常习惯,林彪应该在睡觉。此时李文普发现,林彪已经穿戴好了,并且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去大连)。”李文普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则说会有吴法宪的飞机过来。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起了疑心。因为他对林彪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正常情况下,林彪不愿意被打扰,会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大连?
随后叶群让李文普赶紧调车:“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调来一辆大红旗防弹车。车子一共三排,林彪和叶群坐在后排,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前排,李文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时间是深夜。
直到此刻还没有李文普的戏份。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车子经过五十六号楼时,李文普听到林彪问林立果一句话:“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
——这个跟李文普也没有关系。但是经过接下来一系列惊魂动魄的场面之后,其它人都死了,只有李文普活下来。李文普的供词中,林家父子一问一答成了呈堂证供。
这些也没啥,关键的是这个问答之中,看起来有弱智成分在里面。
伊尔库茨克地处西伯利亚心脏,南邻贝尔加湖,苏俄远东第二大城市(第一为海参崴),是苏俄远东的中转站。中苏友好时代,领导人访问,货物互换都要经过伊尔库茨克。当初毛泽东访问苏联,那里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苏对峙时代,苏联远东司令部就在伊尔库茨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小常有规模冲突不断。林彪本人是就是天才统帅,特征之一:地图痴。林彪带兵几十年,身经百战,空余时间就在看地图;上台十年都在注视苏军动向,随时准备和苏联战争,会不知道苏军远东统帅部所在的位置?这剧情太狗血了。林彪当年去苏联,也是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的。
当然这个疑点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方说林彪此次外出做的是三叉戟喷气式飞机,和之前的螺旋桨飞机不一样,所以询问一下。也可以解释为,就是出门时随口一说。林彪的一切还是由他的行为判定。如果他没有出走,随便问什么地方多远,都没人拿他怎么样。关键是李文普转述的那句话成了林彪出逃的证据。而那句话听起来疑点如此之多。所以就把原本微不足道的李文普推到舞台中央。
按照李文普和林彪的特殊关系,原本的结局应该是和林彪一切出逃,再随那架飞机坠落。然而李文普干了比林家父子对话更为不可思议的事:听到那莫名其妙的对白之后,他竟然判断林彪要叛国逃跑!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那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驾驶员)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五十八号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这段异常在哪里呢?
这么说吧,后人根据评价林彪的功过是非,是根据林彪的行为为依据。当时林彪是二号人物,虽然和一号人物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较量过程李文普并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警卫凭什么根据一组对白判定二号人物要叛国投敌?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当然,前面有那么多铺垫,比方说林立衡的表现,还有其他一些反常现象。但是这些都超出了一个警卫的自责、甚至思维范畴。要解释李文普的那种现象,只能用灵感爆发来形容。就像程世清根据一些细节推断出林彪要逃跑一样。但是人家程世清好歹推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向领袖汇报的。而李文普的判断,基本上电火石花之间。从五十六号楼听见林家父子对话,到五十八号楼下车挨抢,时间用秒计。
因此有人怀疑李文普知道一点其他内情,怀疑他是毛泽东的间谍,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表现就很反常嘛。退一步说,就算李文普是间谍,他也很难接触到核心部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变,林彪基本上没有动。所有的动作就是那个手令,还有给黄永胜写了一个纸条。其它的事情都是林立果在外面折腾。李文普没办法接触到林立果,也无法钻进林彪的脑子里。换句话说,李文普即使是间谍,作用也有限。毛泽东那出神入化的动作,绝对不可能来自李文普的信息。那么毛泽东又是根据什么做判断的呢?
如果把八号到十二号那几天单独拿出来看,确实匪夷所思。如果把整个事情连起来看,就自然而然。有人用一个杠杆就能撬动地球,有人手捧金饭碗还会饿死。
什么级别的人干什么级别的事。要判断一个人的行动,首先要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毛泽东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就谋略那一块讲,放在整个历史范畴看,也是名列前茅。从一介书生到成为国家领袖,纵然有时代大潮所趋、这样那样的巧合与机缘,就个人而言,必须拥有超一流的思想境界和谋略为基础。
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从领袖迈上神坛,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是非对错姑且不论,通过谋略战胜了所有对手。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把矛头指向林彪,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下林彪。毛泽东的策略中,首先拿下陈伯达,斩断林彪和政界的联系,然后三板斧,瓦解林彪的团队。一系列决策中,决定意义动作是南巡。南巡目标很简单,就是斩断林彪和地方上的联系,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整个一系列组合拳,可谓算无遗策。
南巡原本就是冲林彪去的。程世清在南昌的一席话,足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九月八号,白崇善的提示和陈励耘的反常,对毛泽东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从毛泽东的部署看,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选择余地极为有限。那有限的余地中,最有杀伤力的一条,也就是铤而走险。阳谋(正常途径上位)玩不过,阴谋(政治闪击战)也玩不过,那就没法玩对称战争。铤而走险,也就是不对称战争,是最后一条路。
已经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会对灾难丧失警觉么?当然不会。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一年,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相谈甚欢。然后谈到死亡问题,毛泽东侃侃而谈曰: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已经准备了。”
看看日后林立果暗杀的技术手段,基本上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毛泽东处处占据先机也就容易理解了。两点:一,毛泽东在超控大局,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嘛;二,毛泽东洞若观火,因为拥有那个实力。离开了这两个大前提,其它都是扯。
单凭几个小小的间谍就能让一号人物对二号人物动手,那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小说中。所以说,在毛泽东的行动中,特别是九月八号之后,间谍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间谍很可能是存在的,可能是上面分析的那几个人,也可能是别人。甚至可能是林立果看中的江腾蛟。但是主题还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当他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开,不仅仅林家鸡飞狗跳,连周恩来都有些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整个行动中,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踪迹的。而上海启程之后,毛泽东的行动超过了周恩来的预想。毛泽东在丰台车站的一番部署,周恩来也没有任何参与。
布置
毛泽东没有急着回中南海,专列停在了丰台车站。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安定大局。所谓安定大局,就是要保证任何人都玩不出花样。具体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强力压住一切可能出现的动荡不安。所谓快刀,就是军队。所谓强力,也是军队。
毛泽东在天津车站让警卫团长张耀祠打电话喊人到丰台车站听候指示。他们是谁呢?既不是唯一知道毛泽东行踪的周恩来,也不是他信得过的张春桥等人,更不是林彪的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上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中将,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少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日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也发挥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几位控制着北京的命脉。李德生和吴忠是战火里滚出来的将军,陈先瑞、纪登奎和吴德则是文官。李德生就不用说了,原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毛泽东“三板斧”之后才把他放上去的。
吴忠是接替温玉成上任的。陈先瑞一直在北京军区,政治一贯正确。相比于李德生,吴忠的上位更为复杂。因为温玉成原本是林彪的人。但是温玉成得罪了江青,也没有讨得林彪和叶群的欢心,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降级去成都军区了。
毛泽东找到他们几个做一番交代。对几个政委,还是老师对学生,上思想教育课,和之前的谈话内容差不多:“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此等等。
但是这次却有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吴德回忆: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这是干什么?如果他掌控切实情报,就应该快马加鞭去抓人。搞得大家以为他要为后面的三中全会做准备。事实上,毛泽东对政委也就是吹吹风。因为他不仅要引蛇出洞。还要让蛇动。毛泽东和几个政委的谈话,其实还是烟雾弹:问题没完,接着算账。
玩政治嘛,需要证据。实际上就是逼迫林彪有动作。有动作,才有破绽。
毛泽东最后的筹码并不在政委们那里,而是在外围。谈完之后,毛泽东单独交代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是北京西北屏障,向北是张家口,可以抵挡北方的力量;同时可以直接威慑北京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每当北京有大事发生,三十八军就会悄然出现在北京外围。三十八军布置到位,相当于一柄利剑悬在京城上空。任何人休想再有大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林彪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就是调动三十八军入关,然后对北京各大部门军事接管。刘少奇束手无策。几年过去了,威慑对象从刘少奇变成林彪。
这就是所谓九一三事变中的另一个谜团:毛泽东认为北京不安全。实际上称不上谜团,根据之前的反应,如此部署,再正常不过了。部署好那一切之后,大局已定。毛泽东才进入中南海。此时林家已经知道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慌乱一团。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还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所谓细节问题,就是可能引起的某些极端行为。九月十二号晚上,汪东兴指示中南海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部队拉出来,增加岗哨是最基本的;设置路障、挖共事是升级版的;中央警卫团成立机炮大队,加强版的。如果说京城外围部署军队是防止林彪乱动。那么中南海进入一级戒备,就是给林立果准备的,防止他狗急跳墙。
从事后看林家少爷如此反应,不禁觉得一切索然无味。差距太大了。
好比一场体育比赛。年近八十的毛泽东把所有动作都做完,二十多岁的林立果还在热身。林立果听到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时,正和周宇驰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场面相当有特色。之前历次开会,都是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仿佛天下已入我手。这一次则是凄凄惨惨戚戚。骄傲的林立果流下眼泪:“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一句话戳到大家的心窝子。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狂妄的周宇驰抓起酒瓶摔掉,发狠说:“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如果不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拉登拿飞机撞五角大楼。估计后人对这些话一笑置之。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可行性怎么样呢?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国庆节还有将近二十天的时间。不论可行性如何,周宇驰都没有机会了。以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效率,二十天的时间都能组织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了。
从中南海警卫布置看,仿佛毛泽东再次得到内幕,仿佛又有间谍身影。那么猜测也可以。其实根本没必要猜测,局面已经很明晰,在毛泽东掌控大局的情况下,所有的行动只能是非对称的局部战争。说得光辉一点,特种战争。老土一点说,城市游击战。毛泽东就是那种战术的宗师级人物。毛泽东之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老同志都很了解那一套。不用毛泽东动手指。汪东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与其费心思猜测隐隐浮现的间谍,还不如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操控全局的。
第六章 你死我活
阴谋与阳谋的差别
现在巨大多数史料都在描述林彪如何有野心、想上位,如何放任儿子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仿佛毛泽东无奈之下,被动反击。——都是误导,是“烂好人”的史观,一种害人的历史观。因为它不仅仅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也同时向毛泽东和林彪泼脏水。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动出击的一生,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被动等待。他可以接受某时某刻的失败,也会观望等待,但绝对不会“被动”。如果他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就不会上井冈山,不会抗美援朝,不会发动文革,也不会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抓住林彪不放。
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一直都是毛泽东再主动掌控大局,林彪被动应对。如果说之前那些有很多偶然,那就看另外一个问题:林家如何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
毛泽东原本可以秘密潜回北京,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搞定一切:控制局势,抓捕所有嫌疑人。然而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在丰台车站停下来,大摇大摆的接待一批人,再大摇大摆的进北京。按照惯例,毛泽东很少白天会北京的。
毛泽东那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回来了,好戏开场。
——为啥?按照林豆豆的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也就是说那些还觉得不够,还要特意通报。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要理解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释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体制诞生那刻起,就注定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缺陷。
一个缺陷:生存艰难。列宁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就很弱小,签订了一系列类似晚清那些“卖国条约”。如果当时的中国情况稍微好点,完全可以趁机把外东北收回来。那个基本事实导致了一个缺陷,就是干部终身制。要么死在战场,要么一直干下去。
然而任何组织都需要正常生存代谢:领导人变更。
领导变更需要自己人。如何清楚不同政见者呢,第二个自命缺陷出现了,大清洗。当时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权威进行血腥的大清洗,基本上把苏联从上到下屠一遍。中共诞生之初,也有类似的现象。比方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用那一套。
建国之后就不能再用那一套了。那毕竟是阴谋。适用于特殊时刻,无法推广。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搞起了政治运动,把阴谋变成阳谋。
毛泽东要解决林彪和林彪背后的那帮人,直接暗中抓住审判,那相当于倒退。如果那种方式可行。之前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早就不在了。所以必须是阳谋。
所谓阳谋,也就是搞证据呗。
搞证据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对手动起来。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不动,就是不给领袖机会。没办法了,才让林立果行动。毛泽东三板斧、南巡都是逼迫林彪。他成功了。因为林立果本人行动了。接下来毛泽东再一反常态,高调回京。把阴谋玩成阳谋,林彪想不动都不行了。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林立果叫喊一通,乘飞机返回北戴河。叶群的反应:“一○一(林彪),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事实远比想象中猛烈。九月十三号,大概是共和国诞生之后最特殊的一天。
——证据不仅仅全部爆发出来,而且多到无法想象,甚至超出了伟大领袖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大病一场,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一下子衰老下去。
林立衡的爱情
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名扬天下。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再创佳绩的好机会,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误伤。因为伤及神经,当时医疗条件跟不上,毛泽东让林彪去苏联治病。同去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当时已经怀孕,最终因为性格不合分裂。林彪在苏联恋上孙维世,无果。回国后和叶群结婚。一九四四年,林立衡出生。
因为林彪非常喜欢嚼黄豆,所以起名为林豆豆。
林立衡是个早产儿。母女二人仿佛天生关系就不好。叶群对林立衡不怎么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林立衡怀疑经常自己是不是叶群亲生的。要说叶群不爱孩子,那也是瞎扯。天下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只是极少数变态。但是父母的爱能否被孩子接受则是一个未知数。叶群和林立衡生长的环境从家庭到社会都是两个概念。叶群生于旧时代,母亲是姨太太,男尊女卑,养成了她的小聪明、有点自卑,控制欲望极强。林立衡恰好生长在建国之后,崇拜英雄,追求自由,朝气勃发的一代。母女二人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对立是必然。
控制孩子关键的办法就是控制孩子的婚姻。控制孩子的婚姻是家天下时代家族的核心法规之一。当时林立果选美,叶群就很纠结。林立果看中的,叶群看不中。叶群看中的,林立果不愿意要。林立衡的问题更复杂了。林立衡自己谈过对象。叶群先是把林立衡大骂一顿,然后让吴法宪下令把那同志叫过来一番审查、写保证书、远调新疆。粗暴之极。
叶群原本想与黄永胜攀亲,想要林立衡嫁给黄永胜大儿子黄春光。黄春光表态:本意不愿意,如果你们(爹妈)要这样做,我服从。理由:我在自家娇生惯养,高攀林家就不一样了。黄永说,不会幸福的,算了。
黄永胜老婆项辉方不敢得罪叶群,就使劲给林立衡介绍对象,先是介绍了一个搞美术的,人挺不错,叶群满意,也见了林彪。然而很遗憾,那年头搞艺术的还是太过朴实,写情书都需要叶群亲自指导。林立衡发现真相之后,果断与之断交:“主任”不是给我找对象,是给她自己找对象。项辉方再次忙碌起来,又介绍几个,依然没成。
叶群决定两个孩子的婚姻一起解决。“选妃”同时,也在选“驸马”。要求男方条件:基本条件:政治过关(不能和“黑五类”扯上关系);身体硬件: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软件:英俊有气质;学历: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
叶群无法忍受所谓自由恋爱。叶群宠爱林立果,对他的挑剔还能忍;看林立衡原本就不爽,自然毫不客气,把她狠揍一顿。愤怒的叶群把林立衡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发根还带着血丝。之后把她关在黑屋子里三天,而且不给吃的。——对待犯人也不过如此吧。所以林立衡无法忍受了,愤而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
林立衡对叶群的行为不满,就去林彪那里打小报告。叶群擦洗之后,又是拳头和脚,并且限制她和林彪见面。林立衡不喊叶群叫妈妈,而是“主任”;叶群更个性,叫林立衡“豆老爷”。就在叶群对林立衡彼此对立之际,项辉方再一次出手,介绍了张清林。
张清林年长林立衡两岁,老爸是铁匠(政治过关),相貌也不错,医学院毕业之后去广东野战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林立衡呢,也在爱情拉锯战中疲劳,也就同意了。如此一来,终于各方面达成妥协。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号,在叶群亲自主持下,吴法宪等人见证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如果剧情仅仅如此,仅仅是儿女爱情,也没啥好说的。很遗憾牵扯到政治。林立衡和张清林两个人经历风波之后,患难与共,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政治。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卷入了政治风波,很不幸的成了那段迷雾般政治风暴的点缀。
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的玩阳谋,林彪只能悄无声息的玩阴谋。玩阳谋的毛泽东可以遍地设局,占尽主动。玩阴谋的林彪只能处处掩饰:看似消极无为,没有任何动静。掩饰的巅峰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
九月六号,林彪写下“手令”的两天之前,叶群打电话让林立衡和张清林去北戴河。林立衡原本对叶群不爽,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去。叶群拿出绝招:你爸快要病死了。
林立衡和叶群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恨,对林彪只有尊重、敬爱。一听林彪生病,立马拉着张清林去北戴河了,世间是九月七号,也就是林彪写下“手令”的前一天。其实林彪还是之前的那样子,“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把林立衡叫去北戴河,实际上整个林家的决定。九月六号,林彪通过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他已经明白,到事情到了那个时候,要么甘心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要么必须行动。既然行动,决不能把宝贝女儿放在外边。林立衡到北戴河之后,林立果拉着她做思想工作:“首长(林彪)身体那么弱,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并表示,“情况很紧,主任昨晚(九月六号)提出要到国外。”林立衡表态哪儿也不去。她还和张清林说,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报告。但叶群却在办公室里面哭着对张清林说:“豆豆过去受了很大的刺激,经常精神不正常,你在她身边你多关心她。”
接下来的几天,林立果去了北京西郊那个秘密根据的里,前后搞出来好几个方案,没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到北京收网了。与此同时林立衡和张清林研究对策。
当林家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最后时刻来了。留下来,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走,往哪儿走,也是问题。那个问题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需要把核心人物召集到一起,且不被关注。以林家的显赫,要做到那一点不容易。所以必须有一颗漂亮的烟雾弹。不管是战场还是谈判桌,烟雾弹都是必备的把戏。林家的烟雾弹就是林立衡订婚。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林立衡订婚,林立果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订婚仪式。
尽管林立衡本人不认可,把整个事件联起来看,订婚仪式应该是先前就谋划好的,就是一颗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的烟雾弹。
从这方面看,林彪一生很悲哀,最后时刻用儿子当棋子,用女儿作掩护。只是他却没有想到,那颗烟雾弹里装的是真火药,没有迷惑到对手,却炸到了自己。谈那颗炸弹之前,先说说叶群和林彪的密谋。
密谋
密室之中,就是悬案频发的地方。千年之前,雄才大略的赵氏兄弟在密室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悬案,“烛光斧影”之谜困扰着至今的观众。九一三前夜,林家密室的一席谈话,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吸引力的谜团之一。
一九四三年,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忘记了等待孙维世的承诺,和叶群结为夫妻。第二年有了林立衡。又过一年,有了林立果。四口之家,看起来很不错。此后二十八年,夫妻二人像平常人家夫妻关系一样,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日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对叶群的依赖越来越强,大事小事都要叶群办。
二十八年时间里,他们有过无数次的谋划,从来没有哪一次如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那般致命。晚饭之前,林彪和叶群为林立衡和张清林举办婚礼。叶群牵着两个年轻人的手对林彪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又把李文普叫到客厅去,给四个人照一张全家福(林立果当时还没有回到北戴河)。然后又让林立衡和张清林接吻,拍照,和工作人员一起拍照。然后吃饭,放电影,其乐融融的样子。
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还整那些干嘛?答曰那是整个烟雾弹的核心部分。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毛泽东能制造烟雾弹,林彪也能搞。毛泽东在上海“金蝉脱壳”就玩得很漂亮嘛。林彪当然也可以使用那个招式。订婚过程越是顺利,成功的概率越大。
因为会有人把这些事传递到中央。间谍么?八四三一警卫部队就可以代劳。
八点钟以后,叶群把林彪内勤人员出去看电影,自己和林彪密谈。九点左右,林立衡到达北戴河,进入林彪卧室。那天,叶群、林立果和林彪说了啥?具体内容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世间事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时刻,越是没有秘密。因为那样的时间段,不用亲身经历都可以猜测一个八九不离十。
那天晚上,叶群肯定不会和林彪唠家常。那些琐事是无法让林彪牺牲睡眠时间的。她也许会顺带关心一下林彪的身体。接下来就是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答案有三层意思。不同时刻,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思可以延伸到中共九大,那时候林彪刚刚写入党章,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如何上位。一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他都在想办法依靠正常的途径上位,一直到庐山会议上拿出漂亮的闪击战。从批判陈伯达开始,那种途径就不成了。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精神,正常途径不行,那就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政变,争取夺权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林立果折腾了半年时间,到九月十二号,毛泽东低调离开南方、高调返回北京城完结。九月六号,当丁盛在广州召开两千人大会时,就意味着《纪要》里的一切落空。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它是林家三人组谈话的主题。
剥开这世界的纷繁面纱之后,繁华落尽,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生存问题。
毛泽东南巡,跑了半个中国,到处去讲党内历次阶级斗争。声音由暗变明,指向林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林彪想法也是一样,也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那是要把林彪挪位,让林彪靠边。林彪也谈阶级斗争,是讲生存。
毛泽东讲,王明、张国焘不安好心,又讲彭德怀、刘少奇路线走错了,这次说林彪犯了错误,准备让他步各位先行者的后尘。
林彪看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既然已经斗争失败,那就要承担结局。结局有两种,王明和张国焘那样的失败者,去了国外;或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失败者,留在国内。
一九七一年的王明还在莫斯科不遗余力的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九七一年的张国焘正在加拿大写书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两个人日子过得均不怎么样,日子紧巴巴的,至少还活着。一九七一年的刘少奇已经秘密的死去,骨灰盒上面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九七一年的彭德怀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生不如死。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讲,并不难选择。正如杭州的陈励耘和上海的王维国不愿意行动一样,都是生存问题,很简单。人性嘛,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九月十二号晚上,林家三口在林彪卧室里讨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走出去,先求生。或者留下来承受无休止的批判。以林彪当时那种小身板,别说参加批斗大会,拉到外面嗮几天太阳基本上就歇菜了。
既然政治斗争中失败,为了保留性命出走,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目的地却是如此的致命。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性命,还要报复那个人,那个给他提供历史性的机遇、让他顶天立地又让他一无所有之人,那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选择是如此残酷
既然要走,总该有目的地。
当时是两极世界,苏美两家超级大国各自霸占一大片地方斗牛。苏联的华约集团控制着欧亚大陆。美国的北约集团控制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处东亚大陆的共和国跟两家巨头关系都很僵,国际生存环境极为糟糕,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整个一圈都是敌人。
只要走出中国大陆,都有人可以接纳林副统帅。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南亚一大堆小国家,都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北方则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印度则是苏美共同扶持对象。要走,要么去苏联势力范围,要么去美国势力范围。
很显然林彪放弃了美国。从当时世界大格局看,中苏对抗无法挽回,中美正在和解。
一九六九年,尼克斯担任美国总统,为了化解苏联巨大压力,决心和中国和解。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第三次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国内正在批判陈伯达。尼克松让即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带信: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做出回应: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的照片上多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斯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一个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四月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以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七月八号,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中美关系解冻。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南巡。
尽管如此,林彪依然可以去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只是在中美和解的大潮之下,他的身份地位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林彪仅仅为了活下去,到美国势力范围内部隐居下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林彪总归是林彪,即使外表沉默寡言,内心依然孤傲;即使身体已经很差,内心依然有决绝的意志。原因无他,那是一个纵横天下几十年的英豪应有的品质。当然,美国势力范围内还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林彪,就是台湾。台湾有风烛残年的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国共双方哥还对峙。有点和解的念头,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和解可能性不大。台湾的蒋介石和大陆上的毛泽东都要代表中国。虽然毛泽东赢得了大陆。蒋介石并不服气,想尽一切办法赢得筹码,他还在为了很多黄埔学生在战场上投降共产党耿耿于怀。如果林彪去台湾,蒋介石必然精神气一震,会敞开怀抱欢迎的,长出一口气:总算赢了毛泽东一把。
海峡两岸虽然敌视,却很难打起来。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没有办法渡过台湾海峡,也没有心思打过去。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当了十几年的司令,也没得机会。台湾想反攻大陆,没有那个实力。美国寻求和大陆和解的过程中,更不会支持台湾了。
如果林彪去台湾,对大陆伤害并不大。但是林彪根本没有考虑过台湾,原因有两个:一,基辛格芳华,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周二来和基辛格东拉西扯两天之后达成共识:台湾属于中国,美国不再和中国为敌,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所谓人往高处走,那种情况下去台湾,相当于往低处走。
第二个原因是潜在的,或许更为重要,就是林彪对蒋校长的追随者在战场上表现过于深刻了吧。往哪里去,相当于曾经战场上的胜利者寻求失败者的庇护。普通人都难以拉下面子,何况孤傲的林彪。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如杜聿明等人在大陆这边。毛泽东曾经最信赖的统帅却跑到对面蒋介石那边,也太喜庆了。
在林彪的一生中,毛泽东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领导、父兄、知音。
领导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刻意提拔、重点培养,给林彪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让林彪的天才得以充分发挥。
父兄的一面:毛泽东年长林彪十几岁,对林彪曾经儿子一样关怀和包容。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付出的心血,多于任何一个孩子。在林彪提出不同意见时,又可以如兄长一般循循善诱。即使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建议刚刚出山的毛泽东放弃枪杆子,毛泽东也只是说,你个娃娃懂啥哟。
知音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可以让他的军事天才最大程度的发挥。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那些策略根本无法逃过毛泽东的眼睛。正因如此,文革之前,毛泽东对林彪的政治意图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写给江青的信中流露出那样的心思。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明白了林彪的意图,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林彪穷追猛打。
因为彼时彼刻,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异,从当初的伙伴、盟友、战友转变为政敌。毛泽东想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继续扫除所谓既得利益阶层。林彪必须为新兴利益集团牟利。双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既然是敌人,那就你死我活。你要逼我去上绝路,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就这样两个曾经在绝路上徘徊无数次的男人对决,只能由一方胜利。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同样的戏码之前已经上演过好几次。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失败的一方。这一次轮到林彪再一次进入绝地。绝地反击的机会在北方,也就是苏联那边。
中苏之间的恩怨情仇,足够拍摄一部长长的连续剧。早在苏联诞生之前,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就纠缠不清。苏联原本是共产国际所在地,领导所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原本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苏共就是共产国际实际意义上的老大。中共跟着苏共后面混,得到过不少帮助,也遭受过不少委屈。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中共慢慢独立。建国之后,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给过中国很多帮助。特别是建国前十年,苏联在支持中国建设力度是罕见的。然而那种蜜月期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论战和对抗,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中苏对峙的那段时间,双方在边境以及外蒙古周围大规模驻兵,中间小规模摩擦从未间断,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如果那种级别的战争爆发,将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结合体。规模上类似抗日战争。强度上和抗美援朝一个当量。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将是亚欧大陆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必然打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必然是黑云压日。而且当时双方都有了原子弹。很可能爆发核战。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国家和民族将会面临生死考验。谁都不想那样的战争,但是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老人是慈祥的,没有让那种不幸的情况发生。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这边统帅就是林彪。如果战争爆发,统帅只能是林彪。抗美援朝时代还有不少选择。九一三之前,军队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那种情况换成别人(如粟裕)恐怕也不好办。
林彪担任副统帅期间,虽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上,但坐在二把手位置上,中国军队和中国的一切对林彪都没有秘密。如果林彪去了苏联,那么原本在中苏对抗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军队将成为白纸一张。
很显然,如果林彪要伤害曾经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代表的共和国,去苏联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去苏联,才能让他的能量和利益最大化。
林彪和当时隐居在苏联的王明不一样。王明一介书生,从来就是打嘴炮的。中苏论战或许还能用得上,实际用途不大。林彪则不同,战场上出来的,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林彪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爆发。酒会上,斯大林询问他的高级将领们,让他们判断德军的前途。苏军高层判断:德军会在马其诺防线之前被拖住。——那是一个合符常理的判断。因为法军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精英马其诺防线多年,看起来很靠谱。不仅苏军,英法主流看法也是如此。
当时林彪也在场。斯大林请林彪发表看法。林彪按照中国人的特色谦虚一番,表示不清楚希特勒真实想法。斯大林决定进一步试探:“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林彪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很高明。但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正面攻击,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
当时苏军同行对林彪的看法不以为然。几个月之后,德军装甲部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插入法国腹地,法国很快完蛋。斯大林和苏军统帅对林彪印象深刻。
如果林彪去苏联,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苏联为了摸清楚中国这边的底细,必然给他高规格待遇,至少比王明要强。他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合作,也可以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糊弄,如当年李凌在匈奴。不论如何,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威慑中国那位伟大的战友。
评,如果林彪到苏联,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可能难以估量。也正因如此,他才往北去,才能伤害到曾经的导师、兄长的毛泽东。
第七章 别了
历史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重要的人物有时候也可以影响局势进展。比方说九月十二号晚上的林立衡,就做出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选择。如果没有她的通风报信,或许林彪可以更从容一些。比方说飞机加满油再走。历史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林立衡为啥去报信呢?凭什么就认定叶群和林立果劫持林彪呢?
由于林家关系错综复杂,造就了复杂的林立衡。林立衡对叶群很冷漠,对林彪却感情极深,而且很复杂。叶群虐待林立衡,林彪拿她当宝贝。林立衡怀疑是否为叶群亲生,对林彪却从无半点怨言。林彪死后几十年,林立衡不辞劳苦,一直试图给他恢复名誉。
林立衡除了一般女孩对父亲的感情之外,对林彪至少还有更复杂的感情。
第一,对英雄的崇拜。这点毋庸置疑:林彪是个英雄。从井冈山开始,到抗战,到解放战争,林彪的身影都是光鲜亮丽的。赫赫功绩摆在那里。当年在苏联,一帮留学生对林彪的好感就来自于英雄的传说。加上后期的宣传,更是了不得。林立衡生于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正是林彪声望日隆的年代。对英雄的父亲崇拜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母性情节。女人的天性中就有伟大善良的部分,那就是照顾父母和养育子女。照顾父母,回报养育之恩。照顾子女,对生命延续的期望。当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照顾下去是天经地义的。林彪日常生活有困难,林立衡却没法照顾他。因为林彪的日常生活控制在叶群手里。偏偏林立衡和叶群之间长时间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特别是九一三之前一段时间,叶群剥夺了林立衡看望林彪的权力。在林立衡心中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英雄的父亲落在恶魔的母亲手中,无力挣扎,无力逃脱。恶魔一样的母亲正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毁掉英雄的父亲。那么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阻止政治上演的悲剧。
那么林立衡为啥不相信林彪是清醒的呢。原因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理解。
理智方面:建国之后教育出来的那一代人,爱国主义精神极浓厚。不论是谁,只要扯上到“里通外国”,立马臭狗屎。哪怕那人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她不相信林彪是那样的人。
感情方面:林彪是自己的父亲,有谁会相信自己的父亲逃到外国去呢?特别是父亲又是个大英雄,身居高位的时候。普通人叛国,可以解释为卑微的灵魂受到诱惑。英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而且林立衡和林立果不一样,终究是个女孩子,对于幻想更多一点,对于政治的残酷性理解更少。林立果的计划和林彪的手令,林立衡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事发突然,林立衡只想阻止悲剧发生而已。从后来事情进程上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机会,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北戴河住所)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李文普版本: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在阳台上找到警卫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很惊诧,但也惊诧而已。因为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畴。
李文普认为,只要林立衡向林彪说明情况,林彪一句话,一切都是浮云。
晚上就是订婚,放电影。林彪和叶群在卧室密谈。林立衡跑去偷听。结果当然是很严重。当时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次讲了同样的话。李文普还是同样的反应: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之后林立衡带着杨森去八四三一部队报告。然后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
张宁版本:
林立衡在九月十二号下午找林办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保护林彪。人员包括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李文普),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大家疑惑地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找出谁是说谎者。
林立衡当时向四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两个版本有差别,但都是细节上的差别。但整体上一致:就是林立衡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张耀祠回忆: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八十三一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
飞机和电话
林立衡向警卫团报告的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十点二十分,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重复了林立衡的话。张耀祠交代:“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同时把情况反映给汪东兴。同时张耀祠又给张宏交代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汪东兴立刻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
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接下来张宏报告:“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听到情况之后,仿佛意识到什么,立刻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专门处理此事。周恩来首先打电话给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没有。”周恩来追问:“究竟有没有?”吴法宪:“绝对没有。”
根据情报,林立果去了山海关。空军司令吴法宪竟然不知道。对吴法宪的回答,周恩来当然不满意,但也没有挑明,交代吴法宪:“再查查。”当时周恩来也不能确定吴法宪是否参与其中。因为吴法宪本身就是林彪死党。说太多可能打草惊蛇。
吴法宪自然从周恩来的电话里听到了反常。立刻打电话核实,得到的答案:“胡萍副参谋长调三叉戟专机去了山海关。”吴法宪觉得事情不对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告诉他:“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这个解释平时估计能过关,当时绝对忽悠不了吴法宪。如果仅仅是一次改装试飞,根本不会惊动周恩来。所以吴法宪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回答。吴法宪命令:“飞机立马返回北京。”
五分钟之后,胡萍打电话给吴法宪:“飞机在维修。”
——很显然,胡萍在撒谎。
胡萍生于一九二三年,山东人。他家是民国暴发户,生活条件很不错,受过不错的教育。后来鬼子进村,家道中落。全家转而支持革命党,成为革命据点。
空军建立之后,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员。二十七岁的胡萍加入空军。胡萍头脑活跃,行动能力强,很快出人头地,成为首长专机飞行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参加万隆会议,飞行员就是胡萍。他的资历和信誉相当之好。一九五七年,胡萍成为毛泽东的专机飞行员。毛泽东基本不坐飞机,那架飞机就成了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已经是副参谋长。但是那个级别还是太小了,够不着高层内幕,又如何敢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撒谎呢?因为林立果。林立果进入空军时,吴法宪拍马屁放炮说林立果可以行动自由。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挨批。空军内部非常两派,反对派和支持派。林立果则让周宇驰在空军内部散播消息,说吴法宪表现不怎么样,有鬼。当时一边是伟大领袖亲密战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边是正在写检讨、可能“有鬼”的吴法宪。胡萍毫不犹豫的选择林立果。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手令”找胡萍要林副主席的专机,没有任何障碍。林立果一定想不到,一家人最后葬送在专机上。
当胡萍撒谎时,吴法宪并不了解情况,只说飞机修好了飞回北京。吴法宪把情况回馈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
当时的周恩已经不相信吴法宪的话,他直接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和叶群究竟说了啥,已经是个谜。要揭开那个谜团已经很难。这里先从侧面描述一下。
根据另一个重要人物汪东兴回忆如下:
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看似平常的对话,其实一点都不正常。论地位,当时林彪地位比周恩来高,国家二把手,做事自然无需向周恩来汇报。论工作关系,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主持军方工作;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主要管政府的。军内的林彪调用专机无需周恩来过问。既然过问了,那就意味着问题严重了。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是在暗示什么吗?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
——这应该是暗示了吧。
接下来周总理又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注:这些对话并不是汪东兴亲耳听见,是周恩来后来告诉汪东兴的。周恩来该告诉汪东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按照汪东兴的结论:叶群听说周恩来要去北戴河,慌了,因为周恩来去北戴,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所以连夜出走。
——但这个结论是汪东兴的结论,并非定论。
林彪是否南下广东跟周恩来是否去北戴河关系不大。周恩来又不是超人,单枪匹马搞定所有事。事实上在政治上,输赢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如何造势。林彪没有南下广东,关键还在于毛泽东南巡把广东军区基本上重新洗牌了一遍。如果广东军区百分百支持林彪,那周恩来孤身去北戴河能起什么用?当初武汉五二零事件,毛泽东还在呢,还是闹起来了嘛。
在吴法宪的记忆里是另外一个模样。
吴法宪把胡萍的话转告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接下来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看到没有,说电话是叶群打来的。
那么究竟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还是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个问题现在不难回答。当时情况看,叶群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周恩来找事。当时林家放出的空气球是女儿办事。叶群怎么会半夜三更给周恩来打电话?现在关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都记载是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吴法宪的回忆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吴法宪记错了?这种可能性有,不大。因为吴法宪写回忆录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他自己和林彪辩解,那么重要的事,出错的概率不大。
那就是第二个可能性,周恩来出错了。出错的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随口说说,口误;另一个可能就是故意的。
如果是故意的,那又是为了啥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吴法宪。
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的各种行为和可能性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吴法宪和林彪的关系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的。当林彪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时,没有谁能保证吴法宪就没有涉及到。
面对突发情况,周恩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努力稳住局面。之前关于飞机的对话中,吴法宪的说法和周恩来了解到的情况不一样。那种情况下,周恩来更不可能相信吴法宪。为了稳住吴法宪。周恩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如果说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必然引起吴法宪的疑心。因为林家当晚在给女儿办喜事。周恩来要祝贺也是之前的事,没有理由深更半夜打电话。
周恩来电话之后,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吴法宪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完毕,吴法宪立刻把通话内容报告周恩来。
——此时的吴法宪完全倒向周恩来。林彪的顾虑是对的:能信任的人只有林立果一个。
离别伤
九月十二号十一点四十分,大红旗轿车匆忙驶出五十六号楼。车上没有林立衡和张清林。按照原计划,要带着他们一起出走的。但是林立衡打完报告之后不敢回去。周恩来的电话打乱了叶群的节奏。
车子刚开不久,李文普找借口下场。随后车子孤零零的驶向三海关。北戴河,别了。
建国之后,北戴河就是林彪经常疗养度假的地方之一,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曾经多次住过的小楼,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应该有感情了吧。
但是他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李文普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大叫一声“停车”。司机并没有停车。李文普(坐在副驾驶上)趁车子放慢一瞬间跳车而下。刚刚出发就遭遇“背叛”,不祥之兆啊。
对林彪而言,李文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很多年了,林彪杂七杂八的事都归李文普办。感情不必多言。当他想着“叛逃”的出走给毛泽东影响时,首先体验到“叛逃”的滋味。车上的林彪会不会也在叹息:由他去吧。
八四三一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看见李文普跳车而出,决定跟上去。但是林彪大红旗轿车性能极佳,一溜烟奔向三海关机场。
北戴河离秦皇岛市将近二十公里。穿过秦皇岛到山海关机场,三十公里左右。一共五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现在的路况,正常情况下开车半小时。当时路况差很多,考虑到林彪等人行路心切,也就半小时的样子。
九月十四凌晨二十二分,大红旗轿车进入山海关机场,直奔二五六号专机而去。
山海关,万里长城的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帝国时代,在牧民和农民南北千年对抗的时候,山海关以南归农民,北面任由马背上的牧民纵马奔腾。
三海关对林彪也有独特的记忆。想当年之前偷偷出关黑土地修炼,数年磨剑归来,带着四野百万雄师入关,进华北,过华中,压中南,止步于天涯海角,气吞万里如虎。林帅威名由白山黑水之间传到海南热带雨林。
三十年之后,弹指一挥间,竟然孤身携全家(不全)仓皇出逃,没有辞别家乡父老,没有和朋友告别,茫茫前路,天涯孤旅。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离开时带病之身。
然而他仍然没心思体会那一切。他身边那个关于自作聪明的婆娘已经跳下车,正高声嚷嚷:“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他那曾经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仿佛也失去了分寸,挥舞手枪高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一个自作聪明的婆娘,一个鲁莽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一个天子冲动的女儿,神奇的一家子啊,毁掉了一个天才的统帅。
林彪跟在叶群身后爬上飞机,匆匆而去,甚至没时间站在旋梯上回望一眼故土。
九月十三号凌晨三十二分,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飞机上一共九个人,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外,还有当时空军司令部办个事副处长刘沛丰、机长兼驾驶员潘景寅、专职司机杨振刚、机组空勤特设师邰起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
飞机开始向西飞一段转弯向北,经过东北黑土地上空,往中蒙边境飞秋。曾几何时,那里是马背民族发源地。无数草原雄豪表演的地方。南方农民每一次深入到哪里,都牵扯到巨大的历史变更。那里曾经被称为龙兴之地。不仅仅对当年的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对共产党也是一样。中共拿下东北,才真正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林彪就是那些东北的诸多将士中关键的一位。那里也是林彪的“龙兴之地”。
当年东北黑土地,他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苦涩的记忆,头挺了过去。然后他让黑土地成了国军将帅们集体的“滑铁卢”。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他们都有个各自的辉煌和历史定位,但是都栽在东北。还有廖耀湘、范汉杰他们,也都是一时之雄杰,栽了。好吧,还漏掉两个,孙立人与陈明仁。他们因为国军派系斗争躲过了在东北跌倒的命运。
想到这些,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有什么办法呢,历史造就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枯掉的万骨之中,不仅仅是因为“主义”和“理念”不同的国军同胞,还有数以万计的共军同志。他们当年为了胜利埋葬在黑土地上,特别是四平周围,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们亡命他乡。
嘴角之外的其它地方,在那一丝隐隐笑意的别处,则是无尽的悲凉。那战死的同胞还能葬送故国。失败者如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不论如何尚能在故国生存,而胜利者的自己却要从此亡命天涯,再也难以无法在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呼吸。
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他的思维再次往前延伸到,延伸到平型关,对付日本人,在那里他看到鬼子的顽强。
再往前,那是长征之中惨痛的记忆。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凤凰涅槃。但是在林彪的记忆中却灰暗很多。一开始的磨磨唧唧。湘江岸边,血流成河。尽管在大渡河畔赢得胜利,终于逃出包围圈;但是到陕北时,他的红一军团损失殆尽。那些同志,那些手中,那些兄弟因为不同的“主义”和“理念”死在国军同胞之手。在他那沉默的内心中,常常为此叹息。但现在释然了。他们不管活着还是死了,尚能在古国,而他自己要远走他乡。
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生存。我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付出所有。我曾经负伤,曾经流血,但没有退缩。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看着兄弟们倒下,血流在大地之上。我没有畏惧。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让对手身败名裂、甚至先出生命。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可以让土地上的人活得更好。最后,我自己却被迫离开。我不会流眼泪。因为我看清过太多的鲜血和白骨。我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很悲伤,因为我要离开,离开故土,从此亡命天涯。
别了,昔日的一幕幕。纵然千般不舍,也必然撒手而去。因为他是林彪。因为林彪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性格与行为
在那一幕幕之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那人就是毛泽东,曾经的领导、知音、导师、父兄一样的人,如今如同天外陨石一般横在前方,逼迫他离开故土故国。
想到毛泽东就五味陈杂。
往日的一切因为他:上井冈山,因为他在那里;被迫长征,因为他不在;绝处逢生,因为他又出现了。和他曾经是战友,如今又成了对手。
孙悟空耍了一个跟斗云,狂飞十万八千里,看尽天上地下的颜色,走到路的尽头,发现仍然在如来手掌中转圈圈。虽然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但输在如来手中,不丢人。因为如来从没败过。打败如来的只能是时间。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如同如来一样的存在。他战胜了所有对手。特别是建国之后,所有失败者或者未曾失败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文如刘少奇,武如彭德怀,没人能幸免。只有两个人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一个是自杀的高岗。另一个就是出走的林彪。
高岗自杀,建国之后第一次政治斗争,误以为没出路了,一死了之。林彪自杀,是看了太多政治斗争之后,看不见苟活(他不愿意)之希望,选择破土而出。
纵观林彪的行为和性格,其实出走也不意外。
性格上看,林彪倔强、谨慎、敏感、多疑。
林彪沉默寡言,但性格中最基本的成分还是倔强。从军几十年,光荣时刻很多,灰暗时刻也多。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憋屈,在比方说初到东北的惨败。那样的时候,压力是巨大的。林彪有犹豫过,但从没动摇。虽然上面有领导,解决问题却要靠他自己。
林彪非常谨慎,战场上,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会冒险出击。政治上也是最稳妥的方式,紧跟在毛泽东身后,攫取最大利益。
很少有人主义到林彪的敏感。沉默寡言之人,多半内心世界丰富,多半是敏感的。林彪也一样。其实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比方说当年叶群生孩子,让林彪去弄点奶粉,林彪就是不去弄,不想拉关系。
最后一点是,多疑。正是这一点害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消极抵抗的策略是对的。因为他已经和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如果他就那样不声不响的待着,毛泽东很难拿他怎么样。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断了他正常升迁的道路。毛泽东改组了军委办事组和南巡,瓦解了他在军方的势力。然后怎么办?很难怎么办。因为毛泽东如果继续文革,军方招牌还需要用林彪。
性格决定行为:林彪的那些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林彪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
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从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开始,蒋介石让他等一等。林彪没有等,直接去共军那里了。战场上,更没有一个对手能摸到林彪的套路。不仅对手不能。甚至连领袖都不能。比方说平型关战役,林彪并不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办事。至于四平撤退,更是先斩后奏。那些时候,林彪面对的仅仅是困境而已。
九一三事变之前,因为林立果太嫩,林彪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困境中的林彪尚且惊人之举,绝境中的林彪会束手待毙么?当然不会。所以他用一种毛泽东也想不到的方式给予毛泽东回击。
历次政治运动中,里通外国的帽子卖了一大堆。高岗、彭德怀等人都是消费者。大家都明白,都是莫须有。没有谁会闲着没事往苏联那边跑。建国之后那么久,有个别人“跑”去台湾,但是从没有人跑到苏联去。
苏联那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吃喝拉撒睡完全不对路,还要身败名裂,顶着叛国者的头衔遗臭万年,谁愿意啊。毛泽东完全没想到林彪会跑,更没想到会往北方跑。
评,林彪的一生,就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一生。
第八章 终点和起点
一笔帐:叛国还是逃亡
现在看来,革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称,听起来有点扯。但是长期以来,反革命,一直是一个重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予以废除。
要说革命战争年代,正与反事关生死,反革命重罪,可以理解。建国之后一段时间,为了政权稳固,反革命罪,也可以延伸一段时间。
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反革命就不适用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之中,头顶反革命罪的太多了,一大批老干部被错误的打成反革命,最后都被平反了。关于林彪,战争年代赫赫战功是不容置疑的。建国前十年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从五九年开始转向前台。要说错,主要的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紧紧追随毛泽东而已,最后又和毛泽东决裂了。
反革命,反谁的革命?要说和毛泽东决裂就是反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被否定了。如果说之前跟随毛泽东走就是反革命,也说不过去。因为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人的旗帜都是毛泽东。
所以现在能讲得通的,也就是叛国。
从法理上讲,某人叛国,他(她)的行为对祖国不忠,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祖国,或怂恿外国对祖国宣战。从行为上讲,应该有损害祖国的行为举止。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可以容忍叛徒。当今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叛国,也是少有可以坐上电椅的几种行为之一。
但是理论归理论,不同时期不一样的。不同时期完全不一样。在家天下的时代,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行刺最高领导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虽然名义上进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只是意识觉醒,国人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才会搞出巨大的个人崇拜,才会有“毛主席万岁”漫天响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行刺毛泽东未遂,行为并不比叛国轻。
这里看看林彪的行为。林彪中国军方统帅,知晓全部军事秘密。苏联是敌国,他的举动自然有损国家利益。但是因为温都尔汗坠机,后来的事情没法判断。
如果没有坠机事件,那么很简单,看他之后的选择是否有损国家利益就行了。如果他干了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叛国者。如果他没有干有损国家利益的事,那么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可略去叛国者,而用逃亡者代替。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前车之鉴。
第一个大叛徒是周佛海。此人生于一八九七年和蒋介石同龄,湖南人,曾国藩“私淑弟子”,早年留学日本,非常积极,一九二零年参加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周佛海为代理书记,地位相当之高。这样一位中共元老,最后竟然觉得共产党没希望,叛党,跟着国民党混了。如果仅仅是叛党,也就算了,日后竟然跟着汪精卫去当汉奸,标准的叛国者。
第二个就是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犯下战略性错误之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由于看不见胜利的希望,一咬牙跟着国民党去了。张国焘虽然日子过得不如意,但是比起周佛海,他终究只是个叛党者,和叛国者还有一道鸿沟。
第三个应该算王明。王明也是政治斗争失败者。一九五六年去了苏联之后,不再归来。因为按照王明的历史,如果回到国内,在日后的阶级斗争中之后死得很难看。王明留在莫斯科,用笔给毛泽东和新中国添乱。但是后人对王明并无太多责难。因为他只是个逃亡者。
以林彪的地位,如果他到了苏联,既可以如周佛海那样,为敌国积极谋划,干有损祖国的事,甘当一个下贱的叛国者。也可以如王明那般,做一个逃亡者。王明所以是一个逃亡者,那是因为他没有能耐为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林彪不同,了解全部军事机密。那么林彪如何选择呢?因为温都尔汗事件,成为一个千古谜案。
要解释这个谜团并不容易,因为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周恩来。在整个九一三事件前后,周恩来的作用远远不止打电话这么简单,他几乎和毛泽东同样重要。
反响
当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宣布林彪出走消息之后,张春桥意味深长地对旁边的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那是政治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戏弄。
姚文元更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看不下去了,斥责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悻悻作罢。江青表现更逗,和张春桥一起拉着吴法宪和李作鹏玩扑克。
那么毛泽东呢?
得知林彪飞机上天之后,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汪东兴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然而二人到了毛泽东那里。很多事周恩来都能拍板。很显然,那事超出了周恩来拍板的范畴。遇到原则性的事,都需要毛泽东决策。
很显然,毛泽东也没有料到林彪会决然出走,而且往苏联跑。
四十三年前,两人在井冈山相遇。那时候,毛泽东的人生迈向中年,林彪还是二十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从林彪身上看见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此对林彪信任有加。即使林彪犹豫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开导他。毛泽东作风严厉、性格霸道,对林彪却相当纵容、甚至溺爱。
三十六年之前,毛泽东把林彪放在东北。那个时候,林彪人生迈向中年,终于在东北到达人生巅峰,如同出鞘的倚天剑,刺得蒋介石寒意阵阵。
十二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出山,主持军委。
六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成为亲密战友,站在同一个战车里,一同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年之前,林彪在庐山发动一场正在闪击战,失败。毛泽东穷追猛打。直到一周之前,毛泽东经过二十九天的南巡,彻底瓦解了林彪想在国内有所动作的可能性。
毛泽东了解林彪,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如同父亲了解儿子。但是他始终没想到,最终的最终,林彪会来这么一手。当程世清在江西陈述那个大胆的猜想时,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那种可能性。但是临了,还是难以解释。
毛泽东在心中念叨。数十年的情谊,就这么分手么。你就忍心离我而去么。
林彪在飞机上默想。数十年的情谊,我不想离你而去,只因情非得已。
彼时彼刻,中南海沙发上的毛泽东和三叉戟上的林彪心境差相识吧。
飞机即将离开边境,吴法宪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在赤峰拦截林彪飞机,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该怎么办。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靠在靠背上,沉思片刻。
如果用霹雳手段还来得及。但是向来果断的毛泽东犹豫了:“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要是把副统帅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毛泽东的犹豫正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结:宣传太好,现实太烂。林彪和毛泽东连成一体。毛泽东想动林彪也不容易。这事从日后逮捕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叶剑英当时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对江青他们就不满,只因为毛泽东在,投鼠忌器。
一个林彪(党的副主席)尚且让毛泽东如此纠结。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时,那就更没有其他人能反对了。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几多感情,几多理性,谁有说得清呢。
好吧,既然你要走,请便。
起点
事实上,温都尔汗事件不仅仅是林彪生命的终点,也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点。从生理上看,仿佛一夜苍老很多,身体垮掉了。
所以身体垮掉,是因为精神倍受打击。
所以精神受打击,是因为思想上遇到巨大难题。
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失败。正如大饥荒意味着经济建设失败一样。人嘛,一旦思想上遇到难题,就会影响到精神,就会延伸到身体。如果思想遇到绕不过去的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当初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提意见,涉及到经济建设问题是,毛泽东绕过去了。当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升级,毛泽东绕过去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毛泽东再也没办法绕。说起林彪的影响,就要说起彭德怀。
从三线回北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了残酷的批判。但是彭德怀是硬气之人。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人都没能熬过去,彭德怀依然活着。其实他活着不如死了,让人心酸。他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他想死前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落得清白之身。
其实他还是不明白,有些事不必自己弄清楚,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时间会还愿一切。正如岳飞死时不明不白,于谦死时不明不白,袁崇焕死时也是不明不白,但现在这一切都很明白。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吧。
林彪出走四个月之后,监禁中的彭德怀就听到了林彪反党的信息。按照当时彭德怀的处境,如果不想让他知道,绝不可能知道的。陈伯达就一直出狱之后才得知消息的。其实专案组让彭德怀写材料揭发林彪。彭德怀想不通,表示不理解,不写。
彭德怀已经与世隔绝好几年。在他的记忆中,不相信林彪会叛逃。正如他自己不可能“里通外国”一样。如果发生林彪叛逃事件,那意味着国家发生巨大变故,所以变得焦虑不安。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一九七一年八月八号,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号,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彭德怀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所以哭,无非是生命逼近尽头,小的方面讲,冤屈无法洗刷;大的方面讲,国家处于不正常状态中。
当时要批判林彪,需要有分量的人写有分量的东西。毫无疑问,彭德怀足够有分量。而且也有写材料的理由。毕竟第一次庐山会议,林彪是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之一嘛。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号,专案组向彭德怀传达《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然后让他写揭发材料。
但是彭德怀就是彭德怀,那根硬骨头永远不会软化。在他的记忆中,他认定林彪不会反革命,那就坚决不会因为听别人的话改变。所以他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董必武),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如果批判给力,那么彭德怀的人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详情参照邓小平。江西的邓小平比彭德怀得到消息早一段时间,反应则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接下来,邓小平技击揭发林彪的材料,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表达外出工作的意愿。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政治觉悟。或许那才是彭德怀吧。
还有一个人反应也很有趣,就是远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他得知林彪死后,特地喊蒋纬国一起吃晚饭,感叹说:“毛泽东去一臂矣!林彪死了。”蒋纬国第二天在报告上写到:“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据蒋介石私人透漏,蒋介石还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蒋介石为啥掉眼泪?是在为林彪悲伤?蒋介石对林彪虽然有理论上的师生之谊,并无深厚感情。相反,林彪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则很大。或许蒋介石在后悔吧,后悔当年为啥要失去林彪那种人才?追究这个原因仿佛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晚年也落泪。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话:林彪死,毛泽东去掉一臂膀;那里另外一个臂膀是谁?像江青、张春桥那种人根本就不够看。
答案只能是周恩来。
文革两只手,一只是林彪,一只是周恩来。
反应最奇特的一个人是周恩来。九一三前后的事,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处理。事件处理完毕,一切恢复往日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纪登奎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去看望周恩来,见周恩来在临时办公室里发呆,心事重重。两人不知道向来积极乐观的周恩来为啥闷闷不乐,便好言劝慰。周恩来沉默不语。
当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开始默默地流泪,渐渐哭出声来,继而嚎啕大哭。
在两人的记忆中,周恩来永远是乐观的,镇定的,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周恩来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哭。当初父亲过世时,他在重庆大哭一场。叶挺等人的飞机失事,周恩来哭过。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哭过。
两人也不知道周恩来为啥哭,在旁边陪着。周恩来平静下来之后才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事情还没完,还没完。”
周恩来的眼泪代表什么?
林彪虽然选择不明,但必须是叛国,又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说复杂,是因为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释清楚周恩来。周恩来的一生及其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