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殇（上）

第一章  成为大人物之前

一种现象

      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就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刘少奇现象。

      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刘少奇在军功方面即使不能说是零吧，但比起其他将帅，没有建立山头（根据地）的经历，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虽然也到新四军整过一段时间吧，却没有打过仗，还留下了和饶漱石不和的种子。去华北视察一圈吧，还和彭德怀吵了一架。

      可是到了建国那会，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又过了几年，成为共和国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再过几年，成为国家主席，隐隐有和毛泽东对峙的态势。

      ——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初看起来相当费解。现在看起来都费解的事，当初那些人如何不费解呢？尤其是军方。

      自始至终，当年军方大人物对这位党内二把手不怎么买账。建国之前就不说了，没有哪个山头大佬行动会听从刘少奇的指挥，建国之后军方势力一次又一次地向刘少奇扑来。从高岗到彭德怀到林彪，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

      这一连串冲击波之后，刘少奇迎来终极对手——毛泽东。

      首先是高岗，嚣张一时又因为自身不慎（误解毛泽东的意图）而倒下。

      然后是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的军方红人粟裕挨整。因为按照当时的态势，如果刘少奇上台，掌控国家军事机器的那个人就是粟裕。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差点就给了刘少奇致命一击。因为在彭德怀看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政府要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负责。

      所以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对庐山事件表态：唯彭德怀不能平反。大饥荒之后，刘少奇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接下来的各种运动，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一大帮人遭了秧。军方：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贺龙和罗瑞卿惨遭扫荡，基本上没有关系的许光达也遭殃。政界，基本上无人能幸免。

      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中，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即使他远去之后，他的身影还在，依然影响着那些尚在人间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刘少奇，不仅仅成为党内二把手，在一次次风暴之后，还成了国家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要不是缔造这个国家的毛泽东还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代表，而非现在这样号称国家历史上第一号蒙冤者。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敌手无数。这些对手皆一时之雄杰。既有蒋介石这种难得一见的政治领袖，也有王明这种共产国际空降兵，又有张国焘这种党内元老派。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加入了这个行列。如果说大饥荒之前，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羽翼下的理论家。通过大饥荒一番折腾，刘少奇已经成长为一个堪与毛泽东匹敌的政治家。

      正是因为毛泽东还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不可避免地走到领袖的对立面，从领袖最可靠的战友变成领袖在建国之后最大的敌人。当然，从个人角度上讲，刘少奇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但是从政治理念上出发，刘少奇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擂台，站在了领袖的对立面。

      现在领袖及其战友林彪（领袖未来的对手）要对刘少奇出手了。如果刘少奇运气足够好，能够化解毛林二人的霹雷手段，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巨人，也就没有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那样的话，中国将比现在前进至少十年，多则二十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可能就是刘少奇理论。

      十年是什么概念？

      在这个人生都是以百年来记的世界上，十年并不算长，放在历史上仅仅一瞥而已。然而如果站在现在展望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答曰：大概中国的房价会下跌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水平上，或许医疗体系什么的就建起来了，可能教育会改革得更为合理一点，差不多国民素质会上升一个台阶。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设，历史并没有给刘少奇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评价刘少奇的一生，就一个字，伤。

      不仅仅是他个人之伤，也是国家民族之伤，更是时代之伤。后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功过七比三。三分过错中，主要就是发动并指挥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是打碎当初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集团。

      佛说，万事皆有因果。透过一连串伤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性。

      刘少奇之伤，有其必然性。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刘少奇其人

      中国中部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叫洞庭湖，古称云梦大泽。其气势有诗为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千年以来，洞庭湖滋润着中国的心脏地带，孕育出一个奇美绚丽的楚地文化。在洞庭湖南边有一个平原和丘陵起伏之地，曰湖南。

      湖南属楚地，和湖北安徽等地支撑了古楚文化，屈原就是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两千年前，人格洁净到近乎洁癖的三闾大夫在楚地唱起悲歌，这一唱，唱出了楚人之心声。他的傲骨，他的悲鸣，深入到中国人灵魂的同时，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湖南人。近代湖南人的倨傲与倔强，大概可以从那位伟大而悲情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找到源头

      屈原之后，楚地人才辈出，贾谊、周敦颐、王夫之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然而这些人中，以思想艺术为主，这条线一直延续到近代，延续到田汉、齐白石、丁玲等人。

      近代历史上，湖南涌现出大量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左右了中国的命运。像曾国藩，没有他，太平天国肯定要折腾得更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湘军，也可能就没有淮军。没有湘军和淮军，天知道清王朝是啥样，估计支撑不到辛亥革命。同时期的左宗棠也不差，没有左宗棠，新疆或许在外蒙之前就独立了。

      戊戌变法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谭嗣同，湖南人。他用热血和头颅促使后来的精英走向革命。

      说起革命，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湖南人黄兴。没有黄兴，指望同盟会那群愤怒的书呆子去闹革命，极为不靠谱。黄兴之于孙中山，犹如朱德之于毛泽东。遗憾的是孙中山贵为民族革命先行者，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国民革命先天不足。没有黄兴，孙中山将更为艰难。孙中山革命失败，败在袁世凯之手。

      提起袁世凯，就必须提另外一个湖南人，蔡锷将军。说起蔡锷将军，那是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小凤仙三个字给历史增添了几多绚丽。在蔡将军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当属率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护国大旗下绝望。蔡锷光芒四射的一生中带出了很多将军，比如说朱德，比如说李宗仁。此二人分属国共两党，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之命运。

      之后，湖南人迎来了巅峰。

      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肯定是毛泽东了。和毛泽东同时代的湖南人中，还有刘少奇，还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大批政治家和军事家。

      评：整个中国近代史，不出湖南。

      在那一大堆杰出的湖南人中间，刘少奇或许并不是最出色的哪一个。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刘少奇的故事属于启示录。

      好吧，那就说说刘少奇。

童年

湖南是一个秀美的地方，山山水水交错相连。在山水相间之地，有个小小的盆地，简称为冲，像韶山冲。众多“冲”中间，有一个冲的老百姓擅长烧炭，叫炭子冲。

      直到一八九八年之前，和其他“冲”比起来，炭子冲并无不同。老百姓遵循着千百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消受着世间的欢乐或悲痛。世人并不在意这样一个平常而平凡的小冲子。炭子冲之所以进入世人的视线，是因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这一天，一个男孩诞生了。

      这个男孩就是刘少奇。随后的故事里，刘少奇让炭子冲在地图上醒目起来。

      刘少奇诞生的时候，千里之外的江苏淮安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叫周恩来。三十公里之外的韶山冲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玩耍，他叫毛泽东。另外四川仪陇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叫朱德，这几个人成了中国半个世纪的主角。

      刘家原本是江西人，因祖上有人在湖南做官，而成了湖南人。然而和那个时代一样，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刘家也开始衰落。到了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那一代，刘家从官家变成农民之家。好在刘在洲同志勤劳能干，把自家那点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扩大了地盘——租了点地。又经过一系列的辛苦劳作，家庭生活有了转机。

      在中国，靠一代人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好儿子。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也就是刘少奇的爷爷，继承了老爸勤劳能干的光荣传统，继续辛勤劳动扩大地盘，有了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了。地多了，生活也改善了，改善的结果就是孩子的教育好了。刘得云的儿子刘寿生粗通文墨，大字认识好几筐。刘得云和上边两代不太一样，不再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啥的，而是对孩子的教育比较热心。

      刘寿生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迎来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刘绍选，后更名为刘少奇。刘寿生决定好好教育这个儿子，于是八岁那年，刘少奇开始念书。

      列为看官，你们是不是很纳闷，都八岁了才念书，还能叫重视教育？比起今天五六岁上小学，三四岁上幼儿园，一两岁上托儿所，甚至在娘胎里就接受教育的骄子们，刘少奇念书起步太晚了。然而在刘少奇那个时代，能接受教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没有爷爷和爷爷的爸爸那两代人的勤劳积累，父亲再开明也没用，没有经济基础啊。正如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也不是不想接受教育，不想过早辍学，没有办法。

      这就是所谓的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想接受教育，必须在家有点儿地，再通过一两代人的勤劳能干，而且运气够好（没有遭旱灾、水灾、兵灾等一系列灾难）才有可能积累一点家底，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年的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列位看官可以想象当年中国为何会被人宰割了吧。一个民族，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说这个民族是病夫似乎也不怎么冤枉。还是那句话，整体民族素质决定一切。

      民强则国强。如果一个政府没办法让国民富强，迟早只有一个结局，即完蛋。

      这一段信息里还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土地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所以此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实行土地政策时，蒋介石和他领导的那帮人杰很快就灰溜溜地下海去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谁给人民多点好处而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下跌，而刘少奇的政治资本空前膨胀。因为就农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把地分到自己手里，而非吃大锅饭。

      刘少奇念书虽晚，却不影响以后的人生。起跑线固然重要，但只是人生一瞬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竞赛，要看爆发力，更重要的是看耐力。何况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人，能够念书已经不错了。拿到今天，比海归派还要吃香。

      刘少奇念的是哪个学校呢？很遗憾，既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而是一种叫做私塾的玩意。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新式教育机构，但对小地方小地主家出身的刘少奇而言还是太遥远了。所谓的私塾就是乡下富人或老朽吃饱了不饿，找两间空房子，收几个徒弟，然后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一阵子。这种教育之下能出人才？答曰看似不能，实则能。

      有句古话叫，自古豪门出才子，自古寒门出奇才。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寒门奇才。

奇才是如何炼成的

刘家虽然有几十亩地，但那年头土地收成不怎么样，所以并不富裕。为了省点学费，刘少奇时不时更换学校，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个地方。十一岁那年，换到了一个姓洪的家里念书。这洪家有一个特色，世代为官，重视教育，书多。而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刘少奇酷爱读书。

      那年头科举制度已经没了，没了升学考试的压力，私塾只是千年以来的惯性延续。因此在私塾里那叫一个乐，爱干嘛干嘛。当别人抓鸟摸鱼之时，刘少奇却跑去洪家书房里找书看。虽然那些书不见得有啥用，但至少说明一点，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与众不同，希望与众不同的生活，愿意干与众不同的事。

      翻开名人传记，就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名人在少年时代都有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时光，要么狂读书，要么独自发呆，要么就是摆弄新玩意，要么……总之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和个性，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若干年之后，等这些人把自己带有鲜明个性的世界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成功人士，什么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而刘少奇成了革命家。

      这种性格在学校，特别是当今学校，是不允许存在的。公立教育最大的败笔就是摧毁了年轻人的独立世界观。从这点看，战乱年代的刘少奇反而很幸运。放在今天，老师肯定要把家长叫过去研究一番，提出若干条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下来，要么把年轻人训成乖宝宝，要么将其逼上叛逆之路。刘少奇则可以在自然状态下成长。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制度走入了坟墓。这一消息如同海啸一样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心，也冲刷着刘少奇的心。

      刘少奇上面有三个哥哥，二哥刘云庭参加了湖南新军。湖北新军起义时，湖南新军也响应了一把。就是说刘云庭是个革命军人。第二年回家探亲，带了一些革命书籍（现在没人看，当年属禁书），勾起了年轻的刘少奇对革命的绮丽幻觉。刘少奇看了那些书欣喜若狂，立马就要姐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来，表示和清朝决裂。幸好清王朝已经完蛋了，不然刘少奇同学这个举动即便不杀头也得充军吧。

      于是乎，刘少奇同学对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提出了一个奢侈的要求——外出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刘少奇的梦想得以实现了，他如愿进入了一所小学，成为一个小学生。这一年，刘少奇十四岁了，放到现在，中学都快毕业了。一年之后刘少奇考入了宁乡县高小，还是小学生。

      那年代当官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官的，最多也就是贪污腐败，侵吞点国家财产到国外去逍遥啥的，弄不好还会被送入秦城。当年当官的可就不一样了，除了贪污腐败，时不时还干点卖国之营生。所以那年代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高官一卖国，学生就抗议。所以当袁世凯想搞点手脚时，学生就抗议了，小学生刘少奇同学也放下书本去抗议。

      就这样边抗议边念书，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接下来怎么办？升学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小学毕业就已经十八岁的青年，如果没办法另谋高就，那就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了，继续当一个小地主，过紧巴巴的日子。当然历史不会这么安排刘少奇同学的。在那要命的关头，刘少奇迎来一位贵人：一位姓梅的老师伸出援手，把待业青年刘少奇推荐入中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生是脆弱的。所以诗人才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刘少奇深深体会到了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很出名，在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光荣传统的激励下，刘少奇同学放弃了继续当中学生的机会，通过二哥搞到一张退伍证（当时讲武堂只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相当于给大老粗讲点专业知识），以冒名顶替（严重作弊行为，不提倡）的方式考入讲武堂。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学军事，护法战争就爆发了。

      战乱中，学生们只好各回各家。刘少奇没办法，只好跑回老家待着，军人美梦就此破灭。另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大龄青年，既不立业也未成家，究竟想干啥？

      ——不会是念书念多了，不务正业了吧。

      好心的父老乡亲们都劝说了，那个谁谁谁啊，毕业了吧，结婚没有啊，老大不小了可以结婚了吧，要不给你介绍个媳妇吧，旁边村里那谁谁家的闺女白白胖胖长得很俊，和你般配等等。特别是老妈妈，什么我要抱孙子啦、不要再出击闯祸了……唠叨个没完。当是时也，刘少奇处的境堪比当今大龄青年回家过春节。

      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结婚生孩子继承老爹光荣的种地事业，那就想办法了。一番思索之下，刘少奇决定坚持两手抓：一手，以自学方式准备报考外地大学，多学点知识；另一手是起早贪黑练点武术，强身健体的同时，以备日后闯荡江湖。

      然而那两手还没有准备好，刘少奇就再次上路了。因为一九一九年来了。

      和一九一一年一样，一九一九年也深深写入了中国历史中。这一年的五月四号，一群年轻人再次放下书本跑到街上，去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同的是，这一次闹得有点大，不仅闹了整个京城，还波及到了全国。

      日后这一天被看成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识，号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远在长沙考中学毕业证书（报考大学必须要有中学毕业证）的刘少奇被感染了。一九一一年的刘少奇，还是一个莽撞少年，八年之后，刘少奇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参与到运动中去，便直接去北京了。

      到了北京，他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满大街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张大嘴巴宣传各种思想，如同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刘少奇很新奇和兴奋。这群人中，有一个同龄的年轻人叫周恩来，只是他们没有碰到。据说日后二人还为此惋惜了几番。

      初到北京的刘少奇比现在的北漂一族还惨，工作没有不说，生活费也紧张，改善一下营养都难，后来兵荒马乱，干脆就没了生活来源。他想进北大，可惜北大门槛很高，而且学费高得吓人。其他学校吧，要么他看不上学校，要么学校看不上他。后来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结果又因为没钱而作罢。钱啊，呵呵。

      刘少奇同学忙活了很久，依然没能改变浮萍之命运。当然他也没有闲着，按照老习惯，依然是一边读书，一边倾听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造就了他的思维能力。

      日后那位战斗力超强的党内理论家，那位毛泽东思想的发现者，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锻炼。每天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向你灌输不同的理论，想不思考都困难。所谓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之处就在于启发别人思考。什么打倒卖国贼都是浮云，不能指望书生来搞定政治，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文革用红卫兵搞政治）。书生是用来辩论思考的，让他们去搞政治只能搞砸锅。

      日后那位游走在白区地下的中央领导人，就得益于这种漂泊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本领是从任何学校任何大师那里都学不到的，必须从艰苦的环境中领悟。每当看到现在家长把孩子当皇帝来养，就想说，如果真为孩子好，就多让孩子历练历练吧。

      随后又经历一系列挫折失败（还是上大学无门，去法国没钱）。为了生活，还去了工厂当临时工。世事无常，机遇总会在不经意时出现。迷茫之中的刘少奇对着漫漫前途徒呼奈何的时候，赢得了一次机遇：一个去苏联的机会。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对中国年轻人有了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当年的苏联多么富裕强大，实在是苏联实现了工人农民大翻身。这对为中国也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广大贫寒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天籁之音。对刘少奇而言，反正无处可去了，不能就这么浪费青春时光。

      ——那就去苏联吧。

      路径是这样的：从上海坐船，途经日本长崎，然后抵达海参崴。上海是春天，海参崴还是冬天，差别就像海南岛和新疆一样大。经过一番折腾，刘少奇总算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既不用电也不烧煤，而是烧柴火，跑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大家下来砍柴当燃料，继续跑。据说刘少奇他们也下车砍过柴火。

      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一路走了三个月。

      在莫斯科，刘少奇同志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

      在莫斯科，刘少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刘少奇坚定了回国干革命的决心。

      再次回到中国的刘少奇，已经不再是那个迷茫无助、大学上不了、出国没有钱的刘少奇了。尽管他依然没有钱，依然上不了大学，但是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不再迷茫。

      人这一生，知识积累和性格培养都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奋斗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这个方向脚踏实地去奋斗，百折不回。这一点上，刘少奇是榜样。

      此时的刘少奇年纪轻轻，却已经历尽世事艰辛悲凉，并顽强地存活下来，且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这种人在此后的人生中，可以从容面对风浪，笑对险恶。这种人已经是人杰，精英中的精英。所谓奇才，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自古寒门出奇才，奇就奇在能够应对各种艰险，哪怕最后粉身碎骨却浑然不惧。

第二章  文斗明星

从苏联回国之后，刘少奇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业问题。

      有了信念，有了实力，还得有平台去展示。

      那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时代，想要安心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想要过日子的人太多，食物和房子太少。最重要的是，想要得到食物和房子的途径太少。——因为那是乱世。

      同时，那也是一个容易叱咤风云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只要你有理想，敢于为理想奋斗，并且在奋斗过程中不被消灭，好了，你的前途很可能非常光明——青史留名。——因为那是乱世。

      所有乱世都一样，实现理想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演武，二是为文。像贺龙拿菜刀闹革命，像彭德怀搞平江暴动，像毛泽东搞秋收起义，都是武斗，并且最终都修成正果。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文字贩子，写过各个流派的故事，也曾荣华富贵，显耀一时，就不介绍了。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刘少奇走的就是第三条路，那就是文斗。

      啥叫文斗呢，字面解释就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去斗争。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一种宗教感情，经过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叙述发言之后形成一种观念，叫勿以暴力抗恶。到最后形成斗争的形势是在印度，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的文斗方式为另外一种，即罢工。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欧洲早有罢工斗争的先例。然而中国本身是农业国，都是农民，历次剧烈的政治变革主力军都是农民。当工人开始罢工，意味着工业力量的发展，好事。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多少党员，甚至还没多少人在意共产党这样一个小小（共产国际）的支部性质的组织。但是共产党员对自身工作的定义却是非常清晰——解放全人类。那么要钱没钱，要枪没抢，如何解放全人类呢？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当时他们所想的就是国外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在国内寻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因为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苏联，苏联革命成功了，共产国际也就有了威信。对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支部而言，共产国际的话就是圣旨。至于孙中山，那是革命的灯塔。任何从事革命事业之人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幼年时代的共产党，寻求和孙中山合作，是扩大影响力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数量稀少的共产党很有觉悟：那就是咱是共产党，咱代表广大底层工人农民。既然苏联革命是依靠工人成立的，那咱们就效仿吧。于是刘少奇找到了工作对象——搞工人运动，也就是领导（说不好听，叫煽动）工人罢工。

      所谓罢工，就是暂时不给你干活。啥叫暂时不给你干活呢？就是我还要给你干活，但如果你不改善我的生存条件我就不给你干活，改善之后才给你干。

      刘少奇回国后，一头扎入罢工狂潮中。粤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大罢工……有罢工的地方就有刘少奇，或者说有刘少奇的地方就有罢工。总之，刘少奇和罢工联系在了一起。

牛刀初试

在苏联倾听了列宁的教诲之后，年轻的刘少奇在上海遇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一番客套、高论之后，陈独秀让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刘少奇碰见了年长五岁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辈子的领导，毛泽东。当时刘少奇二十四岁，一个外冷内热的青年；毛泽东二十九岁，正在走向成熟。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此后的岁月里，刘少奇多次对此次会面有过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异乡归来的小老弟表示羡慕——从革命圣地归来，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呵。这层关系成了二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因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协助粤汉铁路罢工。具体办法就是协助“罢工大师”李立三同志鼓动两千多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变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

      李立三生于一八九九年，比刘少奇年轻一岁；湖南人，和刘少奇是老乡；破落地主家庭出身，和刘少奇类似；念书年龄比刘少奇早。而且两人的结局也类似，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到残酷的命运。

      李立三和刘少奇经历相似。各方面直接对比，李立三比刘少奇更有优势。李立三当过大兵、扛过抢，刘少奇没有。刘少奇想去法国进修而不得，李立三去过。

      比刘少奇入党时间更早的人寥寥无几，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在遇见毛泽东的时间表上，李立三都比刘少奇更早。在罢工这一行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李立三是其中之一。

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罢工过于积极，陈独秀同志右倾之后，李立三同志就变成了左倾，一根筋的左倾。刘少奇因为立场转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成了白区正确代表，这是后话。

      在显赫一时的粤汉铁路罢工中，刚刚入行的刘少奇表现出过人的素质，完全展示了理想时代共产党人的需求。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安源路矿。

安源路矿，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罢，做生意也罢，或者其他，都需要第一笔资本，通俗说叫第一桶金，相当于一个平台。是鸡还是鹰将在此平台上见分晓。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来自于安源路矿。

      相比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地盘更大，工人更多，可以收获更多；当然，危险也更大，掉了脑袋也没有任何保险赔偿。因为需要面对权贵和资本家——各种流氓的衣食父母。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所谓罢工其实就是捣乱。本来把工人当牛马：压榨血汗钱，不爽了，拖几个月的工资，扣点奖金啥的。现在好了，来了替工人说话的，而且义正词严，分明就是捣乱嘛。权贵们有钱有关系有背景，那年头要收拾个把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是分分钟的事。罢工虽然属于文斗，但也有相当的危险性。面临着坐牢、挨黑棍、甚至掉脑袋的危险。

      安源路矿本是李立三同志的地盘。但是这位老兄活动的时间太长了，且过于显眼，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可能被请喝茶、和谐掉。为了避免英年早逝，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搞遥控指挥，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暂时没有危险，可以负责台面上的工作。

      罢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走：前戏→高潮→善后。

      所谓前戏，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了，并提出要求说以后还要多发点，因为我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资本家就说，还是好好干活吧，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工人又说，到底给不给？资本家说，不给。工人说，不给我就罢工；资本家又说，你们敢不工作，就用警察对付，警察不够用还有军队，你们玩得起么？工人本来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玩不起。现在来了共产党人，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玩得起，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去干活不是？还得求咱们干！想让我们干活，就得提高待遇。工人一听，也对噢。

      那就罢工，干他娘的！

      前戏做足之后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在九月十三号（半个世纪后的这一天将更有名）的夜里，罢工命令发出了。后半夜，也就是十四号凌晨，车站、矿井、修理厂等地一起鸣笛。刺耳的笛声撕裂了夜空，那是工人在怒吼：老子不干了，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矿一万多工人全部不上班了，四处刷标语、发传单、搞串联啥的。还有模有样地写了一份宣言：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是迫不得已才罢工的！并且申明，如有疑问，请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矿陷入瘫痪。资本家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理由是，老子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老子，让你们这些穷鬼看看老子的手段。手段也无非是威逼利诱。在此之前还有一招，那就是拖。先拖几天，等工人泄气了再威胁。他们认为，工人不过是一帮没钱的大老粗，要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等那股劲消了，再忽悠上班，就好对付了。正常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对的。而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属于理想的一代。

      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六号，路矿当局送信来了，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注意谈判地点，是司令部。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巡逻。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至于吗？至于，非常至于！这叫下马威。

      工人为刘少奇担心，就说了，那个刘代表啊，还是别去了，他们会害了你的。刘少奇也不是盖的，趁机慷慨地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甘心。有种。

      二十四岁的刘少奇从容进入谈判室，从容坐在戒严司令李鸿程面前，从容地看着这位戒严司令，如同观看演出一样。

      李司令也很配合，挺直腰板提高嗓门曰：“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你看这司令多么尽职，还没谈呢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的反击也很犀利：“你们究竟要谈判，还是搞审判？”然后冷静从容地分析了罢工的原因以及工人的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心想老子本是粗人，今天就是来唬人的，你小子倒好，跟我谈判起来了。要谈判还用得着老子出马么？不行，接着唬：“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也不全是声音，也有拍桌子的动作，这样表演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太不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了。那是他不懂，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的一个群落。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万余人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剁成肉泥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发狠曰：“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名军队在这里！”

      刘少奇回击：“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处。李司令根本就不是要制裁的，他的任务是威逼工人复工。只有工人复工，李司令才能从权贵朋友那里捞到好处，才可以去风花雪月，才可以强娶几个姨太太啥的。制裁了工人又怎么样？还是没人干活啊。总不能用一万多军队杀掉一万多工人，然后把一万多军队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此时的工人兄弟表现得也很给力，黑压压一群来到谈判室之外，对着机枪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傻眼了，担心乱子闹大了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赶忙让刘代表出面维持一下秩序。刘代表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耐心等待，愤怒的人群果然安定下来。那一刻，刘少奇内心应该非常有成就感，那是通向成功之路上的淋漓尽致的快感。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不再是为了生活去工厂的待业青年，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同时更对自己的信念梦想坚定不移了。

      安源罢工的结局是工人大获全胜。然而很遗憾，那种胜利没能在全国推广。因为比权贵更狠的一种人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方式对付工人。接下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大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潮期。

      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

      说通俗点，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源的成功，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执委，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试图写文章批驳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还指望依靠工人搞文斗，刘少奇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个执委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是拜路矿资本家和李司令所赐，他们用自己的无能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路矿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如果真的很牛，那么资本家们就应该去和外国资本竞争，那么李司令应该走上战场一雪国耻，何需对着自己的同胞装逼。说不好听也就是装扮的很好的草包而已，纵然掌控资源，纵然身价高位，依然是草包，和精英二字相差甚远。

      叹曰，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精英位置，才造成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之局面。所谓革命，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应有的位置上。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可能新生，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人一片悲痛。他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各派力量在这个烂摊子里挑挑拣拣，你争我夺。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大家心里头都在打鼓。

      几十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三十号这天，上海工人再次不上班了，学生再次不上课了，再次跑到街头喊口号、刷标语，说日本鬼子英国佬滚出中国去、万恶的资本家不要再欺负弱势老百姓等等。接下来的情节和电影里一样，巡捕房朝手无寸铁的国人开枪，国人伤亡惨重。然后国人反击，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席卷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到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前后三年的时间，在历史上称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的标志就是五卅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党。然后国共内战，十年之后国共再合作，合作八年再内战，至今天我们期待国共第三次合作。国共两次合作都得到令人惊喜之结局。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打残了不少军阀，初步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第二次合作联合赶走了鬼子，拯救民族于水火。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能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两蒋时代曾经策划过国共第三次合作，可惜都没有结果。

      这个运动的起因也很简单，就是日本人的工厂剥削中国劳工太厉害，中国人不堪忍受找鬼子理论，结果很多人被鬼子殴打，有人被殴打致死，有人被枪毙。

      这种事原本应该是国家政府管的。当时的政府如同一坨牛粪，又臭又烂，就是军阀、官僚、权贵混合在一起的杂碎火锅。对付国内平头老百姓还能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掩盖流氓嘴脸和缺钙的骨骼，对待老外只能装孙子。

      那样的时刻，正是理想主义者大显身手的时代。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肌肉，精英人物尽出。当时共产党一把手，大学者、大知识分子、大书呆子陈独秀出面了。大知识分子、大书呆子瞿秋白出面了。当然少不了不算书呆子、却比任何书呆子都激进的李立三。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他不是最高领导，地位远不如陈独秀和瞿秋白，业务上也不是最核心的那个，不如李立三重要。但刘少奇给自己搞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实干。

      刘少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已经是六月一号，大规模罢课、罢工、罢市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总务主任，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就是听领导指示，全面主持工会日常工作。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苦活累活，不仅仅是才华就能搞定的，同时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去摆弄数不清的琐事，需要相当的心思和各种人士沟通周旋。领导一个指示，足够忙活两天，两天还没到，又来一个指示，怎么办？干呗。

      何况有些门槛并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迈过去的。

      罢工最核心的部分是啥？一个字，钱。

      所谓罢工就是索要工资、提高待遇、并申明以后不能再欺负兄弟们，说白了就是问资本家要钱。这个前提是要自己有钱。你不让工人去上班，那工人吃啥。人少也就算了，借一点啥的，挺一挺就过去了。五卅运动中，工人二十几万，罢工几十天，生活费怎么办？放到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中央说句话，财政部给点钱就算了。那时的中共中央有啥？除了理想和信念，基本上空无一物，自己的活动经费还是卢布呢，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笔钱。

      理想信念这东西，属于远水，缺钱属于近火。远水永远救不了近火。

      没钱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那就要失败。好在中国北方，有一位爱国人士，好汉冯玉祥。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冯玉祥推翻直系军政府、银元大总统曹锟，把傅仪再次赶出故宫，并归顺国民革命军，并且把故宫向老百姓开放。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冯玉祥就把故宫收取的门票通过共产党发放给工人，支持五卅运动。

      刘少奇等人的工作：通过一系列方式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不要以为分钱很容易，那绝对是一种考验。人多，钱不多，弄不好钱分下去了还要惹起内斗。好在这些难不倒刘少奇，他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他那个级别的精英来讲，能用才智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苦一点累一点也就算了，关键还很危险。

      上海滩是啥地方啊，那叫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看那些旧上海电影，砍砍杀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其实那些都是一些黑帮故事，小场面。如果场面能闹大一点，那就不叫黑帮了，叫军阀。和这种几十万人的罢工相比，黑帮啥都不算。黑帮也就是一点小利益，牵扯到老外就耸了。罢工可是直接同大财阀同洋人干呐，这些人可是黑帮的后台老板。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洋人才是老大。洋人可以动用巡捕。巡捕搞不定的，可以收买黑帮瘪三，用下三滥手段。那个年代，法——只有一条——就是无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罢工可以说牵扯到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利益，也就牵扯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对付你的手段也不一样。那种不要脸的文人会为了主子的利益扯着嗓子骂你。这种人并不可怕，当成疯狗就是了。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瘪三，他们又不管什么理想信念民族大义之类的空头货，谁给他们足够的好处让他们爽，他们就会拿起棍棒帮谁卖命。给他们讲什么民族大义还不如把他们送进红灯区找窑姐儿有效。

      再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当不了防弹衣，所以大佬们用流氓对付知识分子。

      八月二十二号晚，一大群流氓瘪三在吃饱喝足之后，手持刀棍冲入工会总部，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比香港电影还要壮观。恰好此时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免费加班。如果被这群人渣抓住，就算不被乱棍打死，床上躺一段时间也是必须的。好在二人已经历经足够风浪，对此临危不乱，暂时抛弃革命不怕牺牲之大无畏精神，充分运用地下工作时的技术手段——趁乱溜了，且毫发无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瘪三呢？只有撒腿跑了。

      二人逃出生天之后，和普通人一样去报警，说俺们被侵犯了。结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上海滩黑帮的后台也就是警察的后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不会被吓倒。警察不管不问，他们就自己发布公告揭露事件本身，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的超强战斗力。

      然而流氓瘪三不过是前哨而已。瘪三之后当局出手：要强行查封工商联合会和一些行业工会。它们都是总工会的外围屏障，扫除屏障，接下来就要对总工会动手了。局势越来越恶劣。和安源时代一样，李立三又不便公开活动了，担子再次落到刘少奇身上。

      毕竟当局是财阀供养的，还得看洋人脸色。工人不干活了，资本家从哪赚钱？洋人那赚钱去？所以当局准备动手了。当局准备动手的时候，意味着资本家架不住了。

      管你日本人英国人还是中国财阀，大家出来混都是赚钱的，没有劳工毛都赚不到一分，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过。日本工厂最先同意工人的要求，刘少奇就先组织日企工人复工。接着是华商工厂复工。英商最顽固，就耗着。

      当然，当局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军阀。两年前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的事还历历在目啊。后来的工运领袖中，瞿秋白、蔡和森、向忠发、邓群、王荷波等人均死在军阀手上。此时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向上海秘密通电，决定镇压。九月十八号傍晚，上海军警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相关工作人员，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镇压，为何不在开始时镇压？等到结尾时来这一手是何用意？其实很简单。开始时镇压，势必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动乱，那么开工可能遥遥无期，资本家赚钱也就遥遥无期。等到结尾时表示一下，资本家意在表态：看看，穷鬼们，咱们有的是实力，下不为例啊，不然决不轻饶。

      面对军阀的枪弹，刘少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躲起来一面写文章揭露某某人的罪行，一方面做各种善后工作。这么一系列折腾下来，刘少奇病倒了，当然又收获了一箩筐的赞誉。这些荣誉成了日后的政治资本。

      五卅运动成了一股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运动的领导获得了一大笔政治资本。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后来瞿秋白当了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火了一把。都是文斗捞取的政治资本。

      对刘少奇而言，真正的收获还是主持总工会日常工作的这段经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黑帮，接触到了便衣特务，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龙和形形色色的鱼。更为重要的是学会了组织水平。日后在白区，也就是一面和鱼龙们打交道，一面组织群众而已，同时再次磨练了理论水平，非常可贵。日后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干的也是这些事。

      五卅运动，刘少奇走向成熟。

      之后又是武汉大罢工，又是惨案，又是占领武汉营租，一路下来，轰轰烈烈。

      随着罢工次数的增加，刘少奇的地位也在上升。短短几年，从工人俱乐部主任、到全国工会副主任、到中央委员，上升速度没有火箭快也不亚于飞机吧？若不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升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熬到你头发白一半别想进中央，而当时的刘少奇还没到而立之年。放到现在，非被人视为拉关系走后门（这么大的后门好像还没有）不可。

      如果这么一路干下去，刘少奇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然而文斗很快走到尽头，转入历史死胡同里。原本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文斗是非常好的一条路，但是——问题出现了转折。

      正如剧本写好的一样，情节总是充满曲折才有吸引力。刘少奇的一生也充满曲折。造就这层奇特关系的，正是中国另一个大人物，蒋介石先生。

第三章  艰难时刻

刘少奇和蒋介石

两人的关系非常奇特。

      粗略翻看一下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平生经历，结论很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受长期以来的宣传影响，很多人心中的蒋介石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在行，在上海滩混黑白搞证券，活脱脱一个集流氓混混小偷无赖文痞军阀之大成者。而刘少奇从小热爱读书，勤学奋进，有理想且热爱祖国，绝对的五好青年，蒋介石的镜子。某个角度上看确实是这样。

      如果仔细对比一下，发现这两个人有很大的共同点。

      蒋介石念过私塾。刘少奇念过私塾。所谓私塾，就是接受传统教育。

      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很不安分，听说维新运动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刘少奇听见辛亥革命，立刻就要剪辫子。

      蒋介石想上军校当军人，就去东北报考振武学校。刘少奇同样投笔从戎，去了湖南讲武堂。按军校的实力，湖南讲武堂还要好一点。只是振武学校有个优点，可以去日本留学，就像今日某些学校派互换生（当然当年日本人不用跑来中国学军事）。这一点差别区别了二人日后的人生轨迹。蒋介石借助振武学校第二次去日本学军事，刘少奇的讲武堂在护法运动中成了炮灰，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去了苏联。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少奇在苏联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回国之后，跟着陈其美等人参与领导了一次又一次革命起义。刘少奇回国之后，跟着李立三等人参与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罢工。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中，蒋介石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在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中，刘少奇同样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

      羽翼丰满之后的蒋介石，以军人的身份玩政治，周旋于各派之间，把各方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刘少奇进入中共核心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一个在战争年代基本上与军事无缘的政治家。两人终于进入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轨道。

      蒋介石年长刘少奇十一岁，活动范围几乎没有交集，且在不同的党派之中从事不同的业务。按道理说应该不会牵扯到一起。然而历史老人是一个神秘的编剧，写剧本时往往出人意料，偏偏把他们编写在一起。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不同的信仰而不共戴天，这种关系也只有在最残酷的年代才有。

      要理清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必须从孙中山说起。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很困惑。他几乎用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去推翻清王朝。后来终于成功了，却发现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原本在清王朝时代，中国也是饱受列强欺凌，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在好了，中央政府没了，国家分裂了，更加饱受列强欺凌。孙中山很不安，如果中国因为他的革命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如三国时代或者五代十国那样，是他不能容忍的。他也想把国家再次统一，又是北伐又是东征的，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所以孙中山很困惑——难道这辈子白干了？不行，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之国家。

      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之际，生命垂危的孙中山干了两件影响日后局势的大事：一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二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了黄埔军校，才有了日后的蒋介石，才有了日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要不然国民党指望汪精卫在武汉折腾，那是没啥希望的。汪精卫论相貌、口才、文采那都没话说，只是那骨气，呵呵，实在是千古少有的软。他应该做一个太平才子的，玩政治于他是一种悲哀。

      俄国革命对孙中山的触动很大。眼看人家列宁比自己还年轻几岁，推翻封建王朝的时间比自己还晚几年。人家成功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政权，自己这边还是一盘散沙，觉得应该从对方那里取点经。共产党成立之后，把中国工人运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于是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宽广的胸怀。

      对共产党而言，更是求之不得。那时候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何搞革命之人都需要这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对自身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早期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以共产党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合作之后，共产党人更加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又是工运又是北伐，那是相当活跃。

      国共虽然合作，本质上却是不同。

      国民党主张革命靠上层人物来搞，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就是联络各派有实力的人物，即军阀，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搞团结吧，再按照各自实力分权利，有肉大家吃，有权大家掌，如同做生意那般利益分成，然后再看看最终谁把谁排挤滚蛋；第二条路是富人路线，就是让富人出钱，拿这些钱来买装备什么的，然后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的，虽然目标没有达到，却也结束了王朝制度。

      共产党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严密的组织，发动底层人物造反，然后重新组建这个国家（当时的目的尚不明确），所以天天操纵工人去跟资本家斗。由于人多势众且组织严密，战斗力那是相当强悍。这帮人看起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好像也不怕死，和传说中的死士差不多，但是比那些死士要灵活多了，相当可怕。

      同样是革命，国民党想要自上而下，共产党却是自下而上。孙中山在世时，凭借自身威望尚能把这两个矛盾的冤家统一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孙中山不在了，基本上没人罩得住了，分裂不可避免。腥风血雨的时刻早晚要来。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大佬们非常清楚地看见，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利益却被共产党得去了。为啥这么说呢？共产党领导工人搞运动，有声有色。斗争对象是谁？资本家啊。资本家恰恰是国民党的后台。共产党闹得凶，相当于拆国民党的后台。所以国民党人不干了，尤其是对外畏惧对内强硬的蒋介石同志。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清党。所谓清党，就是告诉那些国民党中的共产党，要么宣布脱离共产党，要么接受招安。比方说周佛海同志，中共一大几个代表之一，元老中的元老，去国民党那边混了。若干年之后，此公又跟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跟日本人混了。如果还是共产党，对不起，那就逮，逮住之后要么就关要么就杀掉。当然这不是贴告示的，而是先出动军警捕杀一部分共产党人做宣传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举动是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党外的资本家，党内右派，均欢迎蒋介石此举。比方说桂系的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直对蒋介石不怎么看上眼，此次行动却愿意听从蒋之调遣。比方说武汉的汪精卫，蒋的死敌，却也响应蒋介石在武汉清党。

      此次行动，蒋介石收获颇多，从江浙财阀那里赢得无数赞助费用，而且成了右派旗帜，并且压过了左派，接下来宁汉合流，再以退为进搞一次下野，再走向前台，一系列漂亮的转身动作之后成了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搞定。

      蒋介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对共产党人的影响挺大。党员哗啦一下子从六万人变成一万人。一部分被杀掉了，小部分跟着国民党混了，很大一部分为了人头而脱党了（有的后来再次入党），剩下的万把人都是战斗力超强的主，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起脑袋继续战斗了。

      对共产党人而言，文斗行不通了，那就改行，武斗。在武斗这一行里，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后来的十大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来走在文斗康庄大道上的刘少奇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一下子从一片光明的文斗世界跌入一个陌生世界，一个属于彭德怀林彪们的世界。对刘少奇同志而言，虽然在讲武堂呆过几天，却没有接触过军事，武斗并不是他的特长，隔行如隔山呐。这点上，他和湖南老乡、老战友毛泽东就差远了，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只能重新摸索了。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改变了刘少奇的工作方向。是蒋介石的铁血和残酷，把工运颇为顺利的刘少奇推入一个恐怖陌生的世界。刘少奇当然不会屈服，却也无路可退。要么反击，要么死亡，要么学习周佛海前辈，不过那是一条死路，后来张国焘的经历再次给出了证明。

      那么如何反击呢，实事求是讲，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刘少奇和蒋介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连过招的机会都没有，更像猫与老鼠的关系。蒋介石扮演猫的角色，恨不得立刻吃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则如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利用智慧与之周旋，却没办法给蒋介石以致命伤害。

      等到十七年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刘少奇才有机会真正伤害到蒋介石。那是后话。现在的刘少奇要做的是保命和工作，要躲避蒋介石的伤害。

      本着为革命发光发热的需要，久经考验的刘少奇同志硬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白区地下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党，一种高危工作。从事该项工作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死去的人不少。然而刘少奇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运气硬是在那个高危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白区时代，更为艰难。

白区时代的隐患

文斗那些年，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只需要应对一些地方恶势力，同时和老外较量时注意拿捏分寸就行。国共分裂，双方干上了，你死我活。出于反共需要，几番较量之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再次组合成一个新政府。随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天下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了。

      站在政府对立面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相当不爽。

      许多优秀的人物没能熬过去，比方说瞿秋白，比方说恽代英，比方说邓中夏，他们的地位不比刘少奇低，工作成绩并不比刘少奇差，都是精英，第一流的人物，依然没有熬过去。还有刘少奇的结发之妻何葆真也死于白区，杨开慧也一样。白区之路固然艰险，刘少奇依然无怨无悔。因为那一代的共产党人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流血不流泪，会死不会退。正因如此，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理念出现偏差时，都是一条路走到黑，剧烈碰撞，没有想去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艰苦卓绝的白区道路上，刘少奇如同百变观音一样转变着身份，工人、农民、商人、乃至官僚，根据需要不停地更替。不论怎样变法，有一个宗旨是不变的，那就是写文章搞组织。从东北到上海到华北，搞了一路组织建设，针对不同情况以不同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系列人物论战，取得了不少成绩，党内的名气越来越响亮。鉴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失败，刘少奇渐渐在白区内部形成了一个核心。

      这段时间里，刘少奇通过无数考验，干了很多事，为日后成为白区路线正确代表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政治资本。在这些资本中有两件事成了隐患，恰好是这两件事影响到后来的局势。

第一个隐患，奉天被捕。

      刘少奇一生两次被捕，第一次是在湖南长沙。

      五卅运动之后，刘少奇回长沙休养，湖南军阀赵恒锡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刘少奇给抓了，并打算按照军法处理。

      赵恒锡生于一八八零年，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孙中山的追随者，同盟会会员，想当初也是革命积极分子，辛亥革命和大清帝国干，二次革命和袁世凯干（被抓住，没死掉），好汉一条。然后一路高升，国共合作那会，当年的革命党人已经升级为湖南巨头，军阀兼省长，人生事业相当成功。

      然而成功之后的赵恒锡不再有当年的革命热血，反而转变成新一代革命者的障碍。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革命者的锐气冲击到老一代的利益，为了守护自身利益，赵恒锡开始镇压新一代的革命者。此前他已经军法处理了工运领导黄静原。抓住刘少奇之后，赵恒锡很得意，哈哈，抓到一条大鱼。但没想到的是，他抓到的不是条鱼，而是一只刺猬。

      赵省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桌就被全国的抗议信淹没了。全国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的，广州总工会的。那些共产党机构也就算了，还有国民党巨头也来插手。比方说汪精卫就发电报要赵省长放人。成为汉奸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是啥地位大家想必都知道，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在这种大环境下，省长下面的那些马仔（什么局长、师长的）也纷纷表态，老大这次就算了吧，这人还是别杀了，不好惹。

      赵恒锡弄得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好把刘少奇给放了。只是为了军阀和省长的脸面，赵恒锡限刘少奇五天之内滚蛋，离开老子地盘。还派人赠送四书一册，用意大概是提醒刘少奇安分点。只能说这个赵恒锡不太走运，偷鸡不成蚀把米。俗语说，这都是命。须知二五年那会，国共政治亲热，国民党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呢。如果晚两年抓住刘少奇，也许赵恒锡同志就辉煌腾达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也说不准。

      刘少奇第二次被捕是四年后，在东北。一九二九年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刘少奇奉命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满洲省，指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省委书记，听起来很拉风，实际上很虚弱。当时的东北，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原东北土匪交织在一起，混乱程度堪与上海滩相媲美。共产党也要去插一脚。

      在刘少奇之前，共产党在东北搞了三届省委机关。很遗憾，领导班子中的很多人成了革命烈士，还是没有烈士头衔和抚恤金的那种。刘书记孤身一人来到东北，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连个正儿八经的住房都没有，还要时刻准备着搬家躲猫猫，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是时也，贵为中共东北三省的一把手，生活质量还不如如今东北一个镇委书记。

      然而闹革命可不是享受生活，衣食住行虽然不怎么行，刘书记的工作能力可不是盖的，很快就恢复了东北地下党组织。然后干起了本行——组织工人闹罢工，扩大影响。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刘书记这次不小心马失前蹄了。当时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化身为工人的刘少奇和化身教书先生的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有工人党员叛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接下来刘少奇和孟坚也被捕了。二人在监狱里待到了九月中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啥呢？按照如今的正史记载：刘少奇和猛坚串通口供，在常宝玉翻供的情况下，蒙混过关。然而建国之后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高岗得势那一会，毛泽东曾经让高岗查过那段往事。高岗让张秀山去办。高岗死后十二年，文革起，刘少奇被打倒。最后给刘少奇定案为“叛徒、内奸、工贼”。当然现在已经翻案了。但是要说案子是完全捏造的，似乎也不见得。

      尽管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拿下刘少奇，尽管中央文革嚣张一时，尽管中间有疑点。但当时周恩来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案子是在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就算周恩来没有力量保住刘少奇，也不至于和中央文革那帮人一起捏造这么大一个冤案。像周恩来和毛泽东这种人，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找个借口定罪还没有么。以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何必编织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把自己推到极为不利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如果刘少奇真的像文革定案时写的那样不堪，那么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建、亲自领导发展的）如此强人，还能容忍刘少奇隐藏得如此久远？也说不过去。

      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狱中为了自保应该说过不少“脏话”。所谓脏话就是说共产党是土匪败类垃圾，我和你们一样痛恨共匪，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毕竟常宝玉已经暴露，不是靠装傻就能糊弄过去的。很可能写过一些黑材料之类的东西，那些话那些材料很可能存了档。日后高岗和中央文革寻找材料时，很可能看过这些档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顺水推舟同意定案。

      这些都是猜测。这些猜测可以通过另一个事件做佐证。佐证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留下的第二个隐患：六十一人案。

     讲六十一人案之前多说两句。当年在东北逮捕刘少奇的是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刚刚易帜归顺南京，想要好好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共产党。刘少奇在狱中几十天，中共又建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以备刘少奇牺牲后转正。刘少奇出狱后临委取消，临时省委书记正是后来的死敌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不对头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第二个隐患，六十一人案

一九三六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夜，刘少奇奉命主持北方局。在那里，他得到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汇报说，草岚子监狱里关了六十多位同志，因为要履行一个出狱手续给卡了。

      那些同志都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代左倾路线的牺牲品，都是中共高层干部，什么地下省委书记、地下市委书记、地下军委书记啥的，反正都是有名无实之高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些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比如说薄一波，比如说安子文。当年高岗同志想要拱下刘少奇的时候，就采取“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这两招。薄，即薄一波；安，就是安子文。

      当时北方局遭到多次破坏，他这个负责人手下人手奇缺，就想办法把这帮人弄出来。但是监狱一方也够缺德的，说出狱也可以，出狱之前要写一个反共启事。内容大概就是悔过书之类的，说本人被骗了，被共产党骗了，以后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之类的。

      拿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个太简单了，写就写呗，就是点违心的话吗，写了出去再说先，出去继续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啥不可以啦。别说，还真就不可以。因为当年共产党人对节操看得非常之重，而且组织上处理得非常严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贞洁的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贞洁干任何事，哪怕是坐牢。对节操很得看重的共产党员愿意为了自己的节操干任何事，包括坐牢。女人没了贞操，也就是受点丈夫的冷眼（不太开明的丈夫啊），共产党员失了节操，那是要受组织惩罚的。

      为了这个反共启事，有部分人已经坐牢坐够了，因为操守这一关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有继续把牢底坐穿。国民党一方来说，即使坐牢够了，也必须写反共启事。就像恶汉抓住小女生，说必须把贞操献出才能放你走。双方都把这个操守问题看得很重。后来国民党的汪精卫投日，蒋介石几次三番派人去暗杀，以此收买人心。军统特务们向来臭名昭著，但在暗杀汉奸这一项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失节事大啊！

      列为看官可能很疑惑：既然是在敌人监狱里，党组织管得到么？能。

      共产党可以把触角延伸到蒋介石司令部，何况一个小小的监狱。监狱里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开介绍信，说今天某某同志要出狱了，希望外面同志做好接应工作。就表示这个同志没有变节。如果没有这个介绍信，就难说了，要仔细审查。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负责开介绍信的同志叫刘格平。

      从组织性上说，刘格平绝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宁愿不出来也不愿意说共产党半个不字。一直耗到一九四四年，抗战差不多结束了才出狱。就这样，为了节操白白错失了八年抗战打鬼子的机会。他可以证明出狱的那些人的出狱过程是履行了“手续”的。文革期间，康生等人正是利用组织性超强的刘格平找到“材料”的，这也是后话。

      当时刘少奇想把这些人弄出来，就绕不开这个节操问题，尽管他是中共华北局老大。换成别的问题，他早就解决了，涉及到操守，没办法，只能向组织汇报了。

      当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张闻天，听到这个事之后表示同意。得到批复后，刘少奇把这事交给柯庆施去办。然后这些人就履行那个手续（写反共启事之类）出狱了。这些人都是精英，活动能量非常之大。想当年白色恐怖时代，他们都可以响应左倾号召跟敌人拼命。现如今国共再次合作，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狱之后安子文留在华北搞组织工作。薄一波等人赴陕西和阎锡山一起搞统战工作，成绩喜人。建国之后，这批人成为政府高层官员，多半成了省部级大员。文革开始，这些人又成了狂欢盛宴上的下酒菜，变成了叛徒集团，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平反。 

      反而是刘格平一直在狱中守节。不能不佩服他的原则与傲骨，同时也浪费了大好时光。这段时间里，鬼子占我领土杀我同胞。如果不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刘格平这样讲原则、不要命的角色当是鬼子最怕的那一类。悲乎！

      现在看来，刘少奇干得对。然而在斗争年代，这是一个破绽，一个巨大的破绽。这个破绽伤害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伤害到了刘少奇自己。他们一起在文革时代倒霉。

      再次审视事情过程，发现刘少奇处事手腕非常灵活。再从这事反过来看奉天被捕，刘少奇在狱中很可能说过或者干过一点违心的事，也就是说落下了把柄。在卖弄口水的中央文革那帮人嘴里，在大师级的康生手里，只需要一点点证据，就能整出足够的材料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当然，是单程票。

      现在回过头看白区时代的刘少奇，写了很多文章，干了很多事。在刘少奇拼命干活积累威望时，那些能和他匹敌的工运牛人都在干傻事，或者说倒了霉。

      说起中共早期领袖，当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英年早亡。文斗结束，陈独秀政治生命结束，也靠边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那种比较激进的学者，干不了政党领袖的活。相比之下胡适那种选择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瞿秋白了。从最后遗书多余的话来看，他连激进学者都不算，最多就是个文人。文人就文人了，成了共产党领袖，领导搞工运，真是难为他了。仔细观察瞿秋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成了共产党领袖，莫名其妙地下岗，莫名其妙地死掉。然而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生死关头，依然经得起考验。

      罢工最牛的人当属李立三，他应该是罢工中的大哥大。因为工人运动崛起，又因为运动过于剧烈而跌落。前面已经说过他。安源路矿时代，国共还没有合作，他就已经是最高领导，躲在背后遥控指挥了。这一次也是一样。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中央委员，但他依然活跃于第一线，东西游说上下串联，战斗力超强。他说：“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这话说的，相当有鼓动性。正是这股子劲，造成日后那种不要命的斗争策略。

      就李立三而言，套用一句古话：成也罢工，败也罢工。

      向忠发是另外一个典型。李立三红得发紫那会，他是中共一把手。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罢工。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一把手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比如说博古，只有这个向忠发是工人。从向忠发成为一把手之后的表现，以及被捕叛变（存疑）的经过来看，他显然不合格。这点后面再仔细分析。

      邓中夏、蔡和森、邓培、王荷波这几个人也都是工运时代的领袖，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有各自的传奇。比如说邓中夏，最老的共产党员之一，曾经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其中一个学生叫康生。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故事是那样感人那样绚丽，今天读来依然让人神往。和向忠发一样，中国土生土长的工运领袖邓培和王荷波，也和向忠发一样没熬出头。邓培死在广州，王荷波死在北京。不过他们的死是烈士的死，没有向忠发那样的背叛经历。

      看看这些早期工运领袖，可以说死亡概率非常之高，不次于战场死亡率。刘少奇本人也是九死一生。虽然他修成正果，结局依然是悲惨。悲惨结局，就源于白区时代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当然不是指奉天被捕或者六十一人案，这些只是一个破绽，一个表面现象。毛泽东也被捕过，没有人敢追究。刘少奇的惨淡结局有更深的原因，这里要说一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刘少奇凭借长时间的艰难处境、结合自己的才华和修养领悟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思维方式。这种组织才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后来的建国治国方略上，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路线。为啥这么说呢？很简单，刘少奇长时间和国统区的人打交道，和国统区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吸收学习了那些人的特征，知识结构乃至思考方式和这些人并不远。国统区也有很多精英，组织能力统战能力也是一流的，刘少奇和他们周旋时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

      这种经历不是苏区将领诸如彭德怀、林彪、高岗能体会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刘少奇官僚，修正主义，要打倒。

      最后真正通过白区考验的工运领袖只有刘少奇一个。他要不代表白区，那谁代表白区？只有周恩来了。以周恩来在军队、特科的实力，加上国际派的支持，再来个白区党代表，那也太强悍了。刘少奇成为白区的正确代表，除了自身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刘少奇无论如何也当不了白区正确代表。

第四章  最强政治同盟

安源大罢工，刘少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文斗刚起步的时代。随后的工人运动中，刘少奇远比老乡毛泽东活跃。五年时光转瞬即逝，局势进入武斗时代。

      武斗是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天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却没有刘少奇啥事。按照正统的说法，这些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国统区发动群众，做了很大的贡献。

      武斗开始之后，毛刘二人再次相见是在遵义会议上，和所有后来得到毛泽东认可的同志一样，刘少奇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随后刘少奇就是一系列代表，执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此这般。唯独没有指挥过战争。在新四军干了一阵子，仍然没有指挥过战争，还和陈毅搞僵了。提拔一个饶漱石吧，最后和高岗一道反水。唯一的收获便是结识了粟裕。

      如果光看形势，武斗以来，刘少奇确实没干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虽然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党为国为理想日夜辛劳，却并不具备决定性影响。这也没啥，毕竟战争年代，风光属于林彪彭德怀他们。

      但是正是在战争年代，刘少奇越过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甚至越过永远的总司令朱德，越过一直活跃于中共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有点奇怪是吧。

      透过奇怪的外表，能看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本书，叫《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书的内容并不高深，主要就讲共产党员要什么样、为啥要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党员行为规范一直讲到党性，性质同等于中国共产党的礼记。

      有了这本书，共产党人就有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同志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对待领导，心理上都有一个谱。即使在日后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能量。

      这本书刚刚发表时引起一定反响，说是大反响也不客观。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在前线拿着枪一边跟鬼子拼命一边提防蒋委员长，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空学习这个啊。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任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的输赢，影响是暂时的，这本书却是从根本上区别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这本书之前，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泛泛的理念，为了崇高理想跟敌人拼命、不怕断头流血之类的。这本书规定了党员的行为规范，属于纲领性范畴。这也正是毛泽东看重刘少奇的原因。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共产党人的教材。

      第二个原因来自一项发明：毛泽东思想。

      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无须累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不用凡事都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取经了。这个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场噩梦，却是刘少奇的一次机遇。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太听话的将领（如彭德怀）听话了，还有反对过毛泽东的大佬（如周恩来、博古）检讨了，还有不少党员“被拯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结盟，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此后刘少奇成了白区党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大人物。在那个党指挥枪的地方，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这事这里先放一放，后面会详细说。

      刘少奇之所以取得如此地位，得益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军方势力，且资格地位均不如毛泽东。当时革命力量虽然有苏区和白区两个部分，然而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只是辅助作用，主力还是在苏区。苏区都是军人，这些军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和敌人干仗，下了战场不免露出本色——粗人。有的将军（如彭德怀）见了毛泽东张口就是老毛。艰难环境中，这样叫固然亲切。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志在夺取领导权建立新国家的政党，基本礼仪是必须要有的。军人们对这个似乎不太在意，老子打赢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白区出身，长期游走在各种机关单位的刘少奇对此则相当熟悉，干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虽然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早期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太高。除了井冈山早期过了一段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到的生活，后来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拿张国焘没办法。

      中共早期的牛人中，陈独秀右倾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了，张国焘失败了，实力派人物周恩来归顺了。刘少奇虽然工运搞得不错，但入党没有毛泽东早，地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高，还戴过右倾的帽子。而且在白区地下党岗位上干得不错，工作能力很强，且任劳任怨。有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帮手在身边，麻烦琐事全部推掉，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可以给刘少奇一个高高的位置，用来制衡军方那些巨大的山头，同时又不涉及到军方，可谓一举多得。

      正是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方背景，毛泽东外出，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中央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这才有了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一把手的事。

      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军内大佬管打仗，刘少奇和一帮理论家管党务理论，周恩来管党务之外的所有事（外交、统战之类的）。毛泽东高高在上，负责战略运筹。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框架，它让中国浴火重生。

      毛之用人，高啊！

      评：毛刘同盟主导中国政坛数十年，大饥荒之后出现裂痕，文革彻底断裂。现在看一看这部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二人转，毛刘和，则局势顺；分，则乱，大乱。

毛刘同盟之前期酝酿

在他们成为政敌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解析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在森林里捉迷藏，难啊！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老乡，年轻毛泽东五岁。

      现在去湖南旅游，从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到韶山（毛泽东故居）二十公里左右。即使步行，也用不了一天时间。当然年轻时代的刘少奇没有步行去过毛泽东家，毛泽东也没有步行去找过刘少奇。二人虽近，彼此却并不知晓。

      前面说过，两人老乡见老乡的故事上演于一九二二年，陈独秀派刘少奇回老家搞工运。当时刘少奇入党之后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更是在一年之前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二人初相识，毛泽东就委派这位老乡去领导工人斗争。然而文斗时代的毛泽东并没过多地参与工人运动，风头远不如刘少奇强劲。

      随后二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交集不多。遵义会议之时，刘少奇再次支持老乡毛泽东，然而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大家想的是如何逃跑，以及跑到哪里去，没时间也没心思拉关系搞感情。结盟那啥的，还是等到闲了，有时间解决问题了再说吧。

      啥时候有空呢，那就等吧，等两年再说。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空闲来了。说这个之前，还得把时间倒退十年，先理一理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

      话说白色恐怖到来，文斗结束，武斗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即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一系列际会变化之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来投靠。若干年过后，江西那个地方不仅仅达到了武装割据之目的，还建立了政权，挟东征北伐胜利之余威的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一次次失败，一时好不威风。但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把权力给丢了，丢得一干二净。

      是毛泽东把权力扔了？不可能！是毛没能力了？也不可能。怎么回事？原因是毛被排挤了。比起武装根据地的拉风，中共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迁到江西。加上一批从苏联回来的洋墨水青年，一合计就把毛泽东给排挤了。

      根据地是毛开辟的，大旗是毛泽东拉起来的，党指挥枪的规则是毛泽东定下的，然而因为中央的到来，毛什么都没有了。原因很简单：毛既没有出过国，满身土味；战略战术跟苏联那套背道而驰，喜欢搞什么游击战，被尊为“山沟里马列主义”，也就是拿不上台面。排挤毛的是那些人呢，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这些人在苏联受过正宗的共产主义教化，以正统自居。没办法，当时中国受共产国际支援且听其指挥。

      洋派的这些有志青年，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看过很多书，背过经典教条，是优秀的书生。这些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可嘉，却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干事业的前提要打仗，他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就算了，偏偏自以为能打仗。在不会打仗而自以为能打仗的书生领导下，根据地就没了，要长征，说难听点叫逃跑。书生耽误组织前途啊！

      现在流行一种瞎扯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位置一下子从地上升到天空。任何政治团体，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如果不想出乱子，那就要慢慢来，平稳过渡。当时共产党非常弱小，又在逃跑路上，如果再出点分裂什么的将非常危险。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所谓毛泽东重新上台，只是重掌军事指挥权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上升势头比较猛，还有人可以不买他的账，和建国之后那种高高在上的地位相差甚远。

      张闻天是洋派的人，却转而支持土鳖气息严重的毛泽东，算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

      那时毛泽东虽然上台了，依然被迫承认苏维埃时代“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是说那种让地盘（苏区根据地）和人手（军队）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策略很对头。是不是极其搞笑啊，其实一点也不，那是各个方面妥协的结果。政治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先妥协后算账。

      在政治涡流中，一味讲原则意味着天真鲁莽；只懂得妥协和稀泥牟利，那是政客；真正的政治家除了妥协以外，还要秋后算账。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算账也有多种算法，赶尽杀绝是一种，团结帮助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家在秋后算账的时候，都是对个别人赶尽杀绝，把大部分人部分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像苏联空降兵王明同志，以及书生博古，上台之后瞎搞一通，只会坏事。

      遵义会议期间，形式恶劣，必须团结互助。毛泽东出山只是搞军事。把党务让给张闻天，是一着妙棋，在后来和张国焘的肉搏中，张闻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张闻天，毛泽东要在党内战胜张国焘将更困难。没有张闻天为首的苏联派力挺，或许张国焘就不用南下了，那样中共历史将改写。正因如此，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表态支持彭德怀时，毛泽东认为问题很严重，因为毛泽东知道这位前任的政治能量和威信。

      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来自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不再进攻延安。这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既然有了空，那就反省之前的事吧。共产党反省的方式就是开会。开会讨论之前究竟怎么了，以至现在搞得这么狼狈，还不如井冈山时代了。

      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把曾经跟随王明的同志们团结到自己身边来，带领他们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但是毛一直没有突破口。因为在之前的权力转让过程中，作为妥协条件，只是说当时的军事路线错了，让李德那个该死的外国佬滚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对的，所以让他出来搞军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毛泽东也承认之前的政治路线是对的（不承认不好出山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在那危急时刻，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当时在政治上扯皮，估计扯到阴间也扯不完。

      现在有时间了，能够进行扯皮了，毛泽东也通过了考验，成为党内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接下来，他需要通过政治手段高升一步获得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

      如果是直接清算，不仅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还将清洗掉一部分同志。当时共产党相对弱小，人才难得，经不起折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重新整合共产党，大干一番，而非搞政治运动。最好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场，由另外一个人挑起战火，制造一个突破口。

      这个人必须有一定分量，对中共足够了解，且很有才华。当时党内理论高手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但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苏维埃时代的失误就是他们整出来的，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脚。周恩来是另外一个选择，但他也不会去干。除了周恩来性格谦和、善于组织团结之外，他自己也曾追随过王明博古，算起账来他也有份。毛泽东自己带出来的人吧，打仗都还行，要搞理论，万万不是一帮国际理论家的对手。

      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根据自身经历和理论才华给主管党务的张闻天写了一份长信，内容很长很苦涩，但结构严谨、理论清晰、语句流畅、没有错别字。信中摆了很多事实讲了很多道理，主要意思就是讲，十年内战期间领导有错误，这些错误既有右倾又有左倾，而且形成了“左倾传统”。因为错误领导导致了党组织理论严重削弱，特别是对待白区的政策，更是错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之前的领导很没有水平，才导致了如此失误。就信的内容而言，火爆程度远胜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一九三七年的刘少奇在党内还没啥分量，比他地位威望高的人还有很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先不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比刘少奇地位高。刘少奇的信相当于横扫一大片，不仅张闻天博古这些人强烈反对，陈赓都不能认同。陈赓曾在白区收集情报，直接向周恩来负责，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立过大功。而同样在莫斯科见识过列宁的柯庆施同志直接说刘少奇“老右”。

      不利的环境中，刘少奇舌战群雄，大有当年诸葛亮在江东的气势。诸葛亮在江东之所以能够游说孙刘联盟成功，并非用舌头打败了江东儒生，而是谋得了孙权的支持。要知道文无第一，三寸之舌纵然能口吐莲花，也不能拿对手怎么样。刘少奇这种孤胆英雄之举，是不可能同时驳倒那么多人的。当时刘少奇的支持者只有彭真一个，但彭真只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毫无胜算。然而刘少奇也没有遭到损失。因为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支持了他，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经验丰富，报告基本正确，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十年的错误，很靠谱，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啥呢？从公开的资料看，彼时的刘少奇和彼时的毛泽东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写的信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或鼓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处境，写这封信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如果不成功，自己很可能被清算，至少要弄顶哪个派的帽子戴一戴。就算取得某种成果，自己也不见得有啥好处，攻击到的人太多了。从今天来看，能推测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同志本着大无畏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写了信；第二个是政治敏感性，嗅到了国际派完蛋了，所以写信打开一个缺口。

      真正的受益者也是毛泽东。

      毫无疑问，这封信引起了激烈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是跟着之前的领导干的。之前的领导之中，如博古同志，现在还是领导。你刘少奇凭啥说咱们不行？咱们不行难道你行？你行你干点事给我们看看先！你干了啥子嘛？啊？一帮口舌高手论战，自然是唇枪舌剑，唾沫星横飞，场面远胜今日精英辩论赛。大家引经据典，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行，那叫一个热闹。

      争论的结果除了“展现刘少奇高超的理论水平”之外，还打开了一个政治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毛泽东可以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进而登上最高峰。

      这是毛刘联盟的第一个契机。从此二人在老乡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五年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同盟正式成立。二人相互配合，主导中国政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毛刘联合的时代和毛刘分裂的时代。

毛刘同盟之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是张闻天。毛泽东主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通过和张闻天的政治合作控制共产党。经过三年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变成了刘少奇，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干。但是从张闻天到刘少奇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张闻天虽然也是一个理论家，但还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隔三岔五整出一叠报告出来让大家学习。张闻天的离职，标志着国际派的全面失势。刘少奇上台意味着本土化的进程。尽管刘少奇也去过苏联进修，但他的靠山并不在莫斯科而是毛泽东，刘少奇的身份只是党内二把手。

      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漫长的会议，一个长达三年的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站在国际角度上看，整风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整风之后，中共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依靠却不再依赖莫斯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解体了。

      共产国际类似于一个共产党联盟，负责给旗下各支部提供援助。中共从中得到过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甚至让国民党眼红。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国民党巨头胡汉民甚至亲自去办，依然没有办成。随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对早期中共而言，共产国际更像一个母体，以精神信念支柱的方式给年幼的中共各种安慰。同时也给了中共各种伤害，包括把土生土长的向忠发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包括把王明空降给中共。到了后期，中共羽翼渐丰，共产国际适时解体，中共开始独立自主。

      中共虽然独立了，内部却还有一批人唯莫斯科是从。因为他们的脑袋还在莫斯科那里，离开了莫斯科的指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通过整风运动，中共开始从脑袋里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走向独立自主。这是积极伟大的一面，已经是历史定论，这个在后面还将讨论。

      延安整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纯粹的整风。

      整风，整风，名为整风，实为整人。风气因人而存，要整风就要整人。

      既然是整人，为啥还要整风呢？那就要从当时的风气说起。

      当时有很多风气，比如说曾经的陈独秀同志，赞同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结果工人武装完蛋，历史定论右倾。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之后，李立三又搞了段左倾，地下组织基本完蛋，定义为左倾。这些都有定论。但是王明同志不同，他搞教条。

      王明和之前各位共产党领袖一样，大知识分子兼大书呆子，脑子里面的教条好几麻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同样有缺点，就是无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

      莫斯科看中了王明的力量和口才，也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指定王明当中共老大。王明相当于莫斯科的空降兵，凡事都参照苏联那一套。加上博古和李德二人比较给力，在中央苏区玩左倾，把苏区革命根据地丢个精光。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军队损失一大半。损失之后，王明同志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王明又回来了。

      王明从苏联回来，还带来了一道圣旨，圣旨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话翻译过来，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也就是把当年陈独秀那一套再来一遍，也就是所谓的右倾。

      苏联当时的注意力在欧洲，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中国抗战给力点，免得分心照顾东方的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抗战主力，是中央政府，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党配合国民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施压。这些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王明。

      当年在苏区，毛泽东军事上主张游击战，王明为了搞不同，主张正规战。如今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斗争中求团结，王明为了区别毛泽东，主张团结不斗争。总之两个字——不服，他要另拉山头和毛泽东对抗。勇气固然可嘉，问题是王明你行吗？

      王明的表现确实不像中共领导，而像是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批判王明，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自己的事操心太少，此话一针见血。然而王明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略家，而毛泽东只是民族主义老土。

      历史证明，王明同志是个喜剧演员，上一次他搞左倾，差一点让共产党完蛋。留下一个烂摊子也不收拾，跑去苏联当代表。这一次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向老蒋妥协。虽然他的表演让人好笑，但作为观众，我们不禁要问，王明同志，你自己的观点是啥？王明的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观点，并非中共面临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原因除了一年前的百团大战很给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思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项英和毛泽东不和。当时延安的风气还不止左或右这些，军内还有各个山头，大家孤立在不同的地方，思想行动相差甚远。

      既然如此之多的风气，那就整风吧。

      整风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推动者：刘少奇，任弼时。

      目的是啥呢？用毛泽东的话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领导整风运动的组织：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组长，毛泽东。这个组织诞生之后就成了党内权力最大的组织，就像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样。不少人认为，延安整风就是文革彩排，这话有些道理。

      既然名曰学习小组，那就学习吧。学习小组实际上就像一个补习班，相当于一个高规格补习班，能进入这个补习班的，要么曾经显赫一时，要么就是一方精英。在这个补习班里，教书先生是毛泽东，他的助手是康生、刘少奇、彭真、罗定一等一帮理论家。

      毛泽东和一帮理论家带领大家学习，给大家补习功课，看起来相当温馨。然而这种温馨只是一层面纱而已。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是要学习知识求得自身进步，此次学习却是另一个模样——找自己的缺点。就是本人之前干过那些错事，导致了那些严重后果，应该怎样改正。同时还要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到这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本人可能就被万恶的蒋介石抓起来坐牢杀头了。本人以后会坚定沿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路线前进。

      通过这个学习，同学们学到了不同的知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博古同学热爱学习，最先学习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本人在井冈山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本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本人辜负了广大同志的重托，辜负了百姓期望。希望大家在给本人一次机会，让本人可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光发热。当然博古同学不是一个人在学习，他还代表了凯丰邓发等人。

      张闻天学到：苏维埃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同志也是错误的，这些是老账，必须算清楚。只有把这些老账算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步伐迎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大踏步前进。

      王稼祥学到：知识分子缺乏经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现在好了，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方向，前途一片光明。

      学习班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期间父亲去世了，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延安，补习班已经开课有一段时间了，长期以来就热爱学习的周恩来同志当了一回插班生。在学习班里，周恩来同志学到：本人曾经错误跟随王明路线，错误地批判过毛泽东同志，造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撇到了一边，造成了严重损失。本人有错，本人认错，此后本人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周恩来一起学习的还有陈毅。

      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一开始也不在补习班，而是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进入补习班之后，通过数十天紧张的功课，彭德怀学到：本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是不对的，没有领悟毛泽东同志以游击战保存实力的意图。战斗的结果引起了鬼子的反扑和蒋介石的注意。这一战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念相冲突。在以后的战斗里，本人一定虚心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经过一系列教学之后，毛泽东成了所有人的老师，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却不能说百分百的成功。为啥呢？因为王明同志不愿意当毛泽东的学生。在毛泽东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王明同志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上课。

      换成别人也就算了，王明不一样。按照教学大纲，是王明同志造成了中华苏维埃的损失，他不来上课，这课缺少了很大的象征意义。请客吃饭，却少了主角，当然很遗憾。

      当然王明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本人没在苏区待几天，直接负责的是博古周恩来等同志，不能把账算在我身上。再说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代表，基本上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办法对共产国际说你错了吧。共产国际在时，不敢说；解散之后就没地说了。但是中共要独立，要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批判。王明是一个天然的批判对象。和博古王稼祥等人不同，当时的王明还有相当的威望，既然如此更要批判了。

      中共高层中，被批判却不认账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王明；另一个资格更老点，张国焘。这两个人让毛泽东很窝火，到后期政治运动中，一不高兴就说：不满的同志可以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我去上山打游击。

      然而王明同志远远不是补习班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在中下层。中共在战争期间虽然紧密配合，但内部却是派系林立。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整风就是要削平党内军内的山头和派系。当然要完全削平，那是不可能的。

      所谓派系，就是一群人跟这个，又有一群人跟那个。有人因为羡慕某个人加入共产党，又有人从国统区跑过来就是因为某人，乱着呢。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一块块根据地，就是一个个山头。孤立的各个局，缺少交流，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派系。像华北局，就是跟着刘少奇的。后来的东北局就是高岗的天下。大家和蒋介石同志拼命的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芥蒂。

      这些派系山头的领导人挨了批，下面那帮人当然不爽。不爽就要表达啊，怎么表达呢？那时候没有网络，邮件博客之类的玩意还属于未来，连印本书都很困难，写匿名信都没地发。上访吧，不敢。同志们充分发扬创造力，发明了一种信的表达方式：即把自己的不满直接用锅灰石灰（油漆很贵）写在墙壁上，条件好点的写成传单贴在墙上，号称墙报（大字报的前身啊）。那玩意还不如现在的小区宣传栏，但在当时非常有效。

      墙报曰，批判这个领导是不公平的，为啥不批评另一个？什么人公报私仇陷害什么人之类的话。有些人就和现在的网络愤青差不多，愤怒夹杂着私货一泻而出。这一愤怒，就惹出了乱子，招惹了一位不能忍的煞星，那就是久经考验的康生同志。

第五章  延安整风中的康生和刘少奇

康生的身手

这下好了，整风本来就是为了统一行动的，现在出了这么多乱子，怎么办？那就扩大呗。对上层人物，那叫整风，曰思想上清党。就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或者王明，只要肯低头认错，表示以后愿意跟着毛老师学习就行了，就算被批判，保底也是个政治局委员。

      对下层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审干，又名组织上清党。

      为了审干，中央成立了一个反奸斗争委员会，由毛老师的两位助手负责。主任是刘少奇，但业务工作主要是由副主任康生来搞。康生同志本来就干过特务，业务水平一流，据说得到过张汤（汉朝酷吏）来俊臣（唐朝酷吏）等前辈高人写下的整人秘籍，并且本着发扬中华传统国粹的精神，有所创新。

      审干主要科目分为两大块：一是摧残肉体，二是折磨精神。

      啥叫审干呢？就是查查你是不是特务，有没有给万恶的国民党提供情报。按道理说，这是防止敌人渗透，是好事。按照正常情况，怀疑一个人是不是特务，得先找出证据，然后再定罪。那时候不一样，监控设备、窃听装备都没有，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

      康生同志是这么干的：怀疑你就把你隔离，先把你全身每一个毛孔搜查好几遍；接下来再把你的窝翻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去审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有没有反常表现。

      要是这么一路下来还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你心里想，该放人了吧？康生同志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刚刚布置好外围工作，进攻刚开始呢，进攻的方向当然就是你。你可能被五花大绑吊起来，一瞬间就会让你冷汗如雨全身瘫软。如果你运气够好，很快昏过去忘记了那种痛苦的滋味。如果你运气不够好，昏过去之后可能被冷水浇醒继续享受。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道菜，还有很多别的美味，比如说把你的头发拔下来等等。

      这是身体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有精神上的。怎么招待你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不同的人为你服务，让你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胡思乱想，一直在反思有没有哪里错了。不仅如此，还会有人拿枪在你面前比划比划，说最近局势很紧张，我很忙没时间陪你耗之类的。

      你说你恨不恨康生同志？当然要恨啊。

      这绝对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康生干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有人为中共叛徒张国焘同志说好话；有人闲来无事为汪精卫翻案，以此哗众取宠。从来没听到为康生同志叫冤翻案的。尽管康生同志比张国焘更有才华，生前比汪精卫享受了更多尊荣。不容易啊，康生同志，你很成功。

      康生，山东胶南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同年。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程度超过很多人的意料。

      出身条件：康生生于名门望族，少爷生活，常常打架斗殴啥的，被老爹关过禁闭。家中有佣人，其中一个是江青的妈妈。

      教育条件：上海大学毕业，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论才华，共产党内很少有人可以和康生相比。诗词文章均有相当高的造诣，对文物鉴定也很在行，绘画方面，自称可比齐白石，自号曰“鲁赤水”。康生最好的技艺是写字，他的书法章草韵味十足，自成一体，行家称之为“康体”。康生自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字摇摇头。

      如此有才的康生的人生却落下一个不光彩的结论：生前德高望重，死后品德低下。

      康生是个老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随后负责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正是在那个岗位上，康生展示了过人的天赋。正因如此，日后各种整风和审干大多由康生负责。那是一个得罪人的岗位。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的地位越来越高，得罪的人却越来越多。生前红得发紫，死后发臭也就很正常了。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各种路线交替摇摆，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换了好几个。按理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康生应该沉下去才是，为啥反而上升了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康生很会做人。

      王明得势那会，康生是王明的忠实粉丝。然而他凭借自身的精明，在清算王明路线时，康生竟然一跃而成为反王明路线的英雄，晋升为毛老师的助手，真是奇迹。康生同志不仅仅安然通过历次残酷的运动，而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扮猪吃老虎，很多比他地位显赫之人都落在康生手中。康生对此很满意。

      延安整风中，康生同志迎来人生的一次高潮。他很好地用实际行动迎接了此次高潮的来临，并为此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所谓表演，就是抓特务。康生同志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在延安抓到了很多特务。特务数目从一个班上升到一个排上升到一个连……到最后连主任刘少奇都搞不懂：既然延安有如此多的特务，怎么没有重大机密泄露事件？

      当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据说和刘少奇有矛盾。当年刘少奇挑战张闻天时，柯庆施骂过刘少奇“老右”。此次整风，柯庆施享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待遇，接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眼看就要完蛋了，被毛救下，成为毛之粉丝，后来成了反对刘少奇的铁杆。此君逝世于文革之前，曾留下经典语录：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为上海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留下过财富。当然还留下一批人，比如说张春桥同志，比如说姚文元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了老对头刘少奇的克星。当江青同志在北京没人理会，跑到上海区立刻被供奉起来。只因为上海有柯庆施。

      陶铸的事也差不多，也是被毛临危解救。但陶铸为人正派，文革初期因不赞成“文革”演变为“武革”被打倒。叶剑英的夫人也被整出精神病。这些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他们有毛泽东保。地位更低的人，毛泽东够不到的人就惨了，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的。

      张克勤是一名共产党员，到延安深造。他的父亲曾在兰州被敌人逮捕，他本人对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有人检举他是特务。于是乎康生下令把张克勤看管起来。此时年仅十九岁的张克勤享受了如下待遇：六天六夜“车轮战”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精神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张克勤再也忍不住了。十九岁的年纪还是个孩子，能支持六天六夜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张克勤，你已经够硬了。

      张克勤同志招认：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什么“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经过他一番胡扯，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成了“特务”！

      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康生相当开心。

      张克勤以为这下完蛋了，胡说八道这么多估计要被枪毙了，那就等死吧。然而事实出乎意料。康生同志不仅没有继续摧残张克勤同志，还让他摇身一变、享受了一下新郎官的待遇：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并鼓励更多张克勤站出来。这手段让戴笠都自叹不如啊。

      根据张克勤的瞎编乱造，康生得出如下结论：来自甘肃、安徽、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都不靠谱，需要抓起来重新审查，一夜之间抓了好几百人。这些人成了康生刀俎上的鱼肉，任凭康生处置。康生同志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当阎王的感觉，那叫一个爽啊。

      有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因为对延安整风不满，惹了康生同志。经过一系列操作，王实味成了罪大恶极之人，什么特务、奸细、叛徒、反党、托派……一长串帽子免费赠送。对于如此人物，下场只有一个，处决！你不是有才么，不是作家么，脑袋只有一个吧。那就割下你的脑袋，看你还有没有才华。

      康生整人狠到啥程度？从彭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曾积极参与整风运动。彭真自己也承认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然而整风运动比较积极的彭真对康生都看不下去了，向毛泽东反应情况。如果说彭真分量不够，看看毛泽东的反应。

      接下来毛泽东也认为康生干得过分了，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致敬”“鞠躬敬礼”赔不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份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毛泽东向听众行礼赔不是。四五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应该说彼时的毛泽东还是很有风度的，至少比文革时代的那个“红太阳”更有风度。能让毛泽东这种人一再认错，可见康生同志的“战绩”多么强悍。然而康生并没有被就地正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保护了他。为啥呢，因为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局势很险恶。延安时常面临来自敌占区特务的威胁，需要康生这种人。

      康生的故事证明，正义并非所向无敌，在非常时期，邪恶之人只要有用也能生存。

      康生的真正破坏，除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了很多人，还为未来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即不论你是谁，只要搞点材料、给你个帽子，就能侮辱你的精神、折磨你的身体。后来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典型。

      看看康生这个人，怎么看都像个“贵族”，实际上却是“跪族”。此人甘愿跟着强人身后吃屎，从没有自己的主张。虽然生前尊荣，却遗臭无穷。从康生同志身上，你很难找到人格、尊严、理想、信念这类词。但是这类人从来就存在，只为充当强人的爪牙而存在。

      毫无疑问，康生是精明的，不然不会历经各个时代而不倒；毋庸置疑，康生是有才的。透过精明和才华，背后却是一身媚骨软骨。

      如果说整人还有无奈，那么作为鉴赏家的康生，常常以鉴赏为名从国家博物馆里拿点东西出来，鉴赏之后就变身为收藏家，自己收藏了，人品可见一斑。很难想象一个有知识、有素养、见过世面的人品格如此极品。放在中国历史人渣榜上，也可算一朵奇葩吧。

      评：酷吏是没有好下场的。生命是宝贵的，需要的是珍惜而非摧残。这是康生被扔进历史臭水沟的原因。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试图打捞他。

刘少奇在造神

说完康生，说说补习班毛老师的另一位助手刘少奇。

      应该说，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没有像康生一样干那种万人唾骂之事，他干了另一件了不起的事，造神。

      延安整风和文革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延安整风总体上讲还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延安整风，很难有后来解放战争中那种高度一致的整体配合。

      延安整风留下两个巨大的漏洞，一个是康生审干，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对待失败者开了恶劣先河，后期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受害者；第二个就是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这个对日后局势影响深远。

      后来毛泽东那种近乎神圣的地位，是由很多人长年累月的辛苦努力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最为主要的造神者有两位，刘少奇和林彪。他们两个的结局也惊人地相似：被自己造出来的神碾压而死。评，政治还是现实一点好，不要和“神圣”连在一起。

      刘少奇造神，起于延安整风。

      分析刘少奇造神运动之前，先看看他的性格。早期中共四大领导人中，毛泽东个性务实中透着大气，生活比较随性。朱德比较宽厚。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至于刘少奇，那就是严谨、严肃、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干起工作从不含糊，需要说话时滔滔不绝。虽然是搞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却如工程师一样严谨，很少留下破绽。当然，这一切和白区的经历有关。没有如此严谨的性格，估计要死很多次了。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造神运动进展的效率奇高。

      造神运动有两个部分：对下层和上层。

      实事求是地讲，刘少奇对康生那一套是看不惯的。他不赞同搞人身攻击，或肉体精神双重折磨，他甚至还怀疑那一套。刘少奇喜欢另外一个模式：坦白反省。所谓坦白反省，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谁对谁不满说出来。班长对连长说，你那天让我给你洗衣服，我不愿意，你骂我，我很不爽。连长就说了，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下次衣服不让你洗了。就是大家沟通沟通解开心结，像个大家庭，看起来挺温馨理想的一种方式。然而在烽火连天的时代，有多少可行性则是未知数。刘少奇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影响整风运动的。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刘少奇在书中对同志们说了，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要能宽大、容忍、乃至“委曲求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因为误解终究要消除，屈辱终究要昭雪。怨恨会导致同志之间产生更多误会，因此要忍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对领导要足够尊重爱戴，因为领导是好意的、善良的、无私的、怜惜下属的，即使领导错了也要有理说理。根据这本书对领导的要求，就是领导要体恤下情，时刻为下属着想。

      概括一下这本书：给党内铁的纪律蒙上了一层温馨的面纱，千年以来表儒里法制度的再一次翻新推广。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集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集权。非常时期，集权是必要的，唯有集权才能集中有限的资源办重要的事。

      按照这本书的意思，康生同志搞“抢救运动”，四人帮搞文革，大家要忍让。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确实相信了这个理念。刘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在白区工作，经历比较复杂，到延安开会时被康生打成特务。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享受了这样一个待遇：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审讯者常常拿枪在他脑袋上比划比划，那意思不用多说吧。

      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文革起，刘晓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辞世。

      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以自身的“宽大、容忍、委曲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为啥呢？因为领导只是一个人而已，要管的事也很多，同时还要享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这就是刘少奇那本书的致命缺陷——以人性善良为基础，把组织引向了人治方向而非法制，导致领导权力过于集中而非分散制衡。体现在最高领导呢，就是无法无天。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是总书记，一开始那会也是书记。而毛泽东称为主席，虽然就是一个词不同，差别却大了。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采用相对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尽管陈独秀本人乐于充当“大家长”，权力依然有限。莫斯科空降兵王明，在组织上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这个总书记设置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那一年刘少奇从苏北回到延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三人。如果这个提议通过，这三人将有很大的权力。刘少奇还嫌不够，更进一步提议：书记处应设立一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啥意思呢，就是承认毛泽东有权利干任何他想干的事。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称为“毛主席”，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得到的第二个主席头衔，第一个主席头衔是在苏区失势，总书记向忠发赠送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一个虚职。这一次才是威力无边。

      从法理上看，毛泽东这个“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能力超强的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之后往往能干出伟大的事业。比如说秦始皇一统六国，比如说汉武帝开疆辟土，都是强人和强权结合的典范。没有强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就不可能成就如此功业。同样毛泽东也是一个能力超强之人。拥有这种权力之后，他的军事政治才华得到彻底的释放，中国再次快速统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对是否参战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力做了最后决断。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强人和强权结合创造出伟大成就的统帅，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是巨大的工程建设，然后是秦帝国崩溃。汉武帝无尽的战争消耗之后，是大汉帝国迅速滑坡衰败。毛泽东在一系列政治军事胜利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惨败，大饥荒给予新中国打击沉重。

      这仅仅是整风运动造神的开始而已，巅峰是毛泽东思想。

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所谓造神，就是让一个人高高在上、俯视众人，其他人则站在四周、表达忠心、听从领导、服从指示。既然是造神，那么原来和神地位相差不远或者地位曾经高过神的那些人就必须被打压、不然和神拉不开距离。造神是刘少奇的工作，但是仅凭刘少奇是无法打压那些人的，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马带领刘少奇的造神团队打天下。

      第一批牺牲者，就是那些靠莫斯科吃饭的一帮才子。排名第一位的就是王明。

      十年之前，王明也是一个斗争高手，通过积极打击瞿秋白和李立三上位。前面说过，王明的政治主张就是跟着莫斯科走，自己没有主张。莫斯科让左就左，让右就右。但是王明可以博得莫斯科的青睐并非仅仅善于跟随莫斯科，那年头愿意紧跟莫斯科的人多了去了，王明之前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惟莫斯科马首是瞻。李立三稍微叛逆一点，说过一些不太动听的话，结果被狠批。王明之所以被看中，是因为他很有才。

      王明的才华并不在政治实践上，而是在理论方面。王明作报告，不论何时何地，不需要稿子，张口即来，滔滔不绝讲半天，引经据典、调理清晰、且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回到延安之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听得如痴如醉，纷纷称赞王明同志是“活马列”。建国初期，王明负责起草婚姻法，一口气讲半天，啥叫出口成章？这就是。

      这可不是写穿越文章，这是在制定法律啊。这种才华，放在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然而王明这种卓绝的才华仅仅表现在理论写作上，从没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没有实权却又过于招摇，肯定是要完蛋的。刘少奇理论水平也是一流，但他懂得隐藏在毛泽东身后。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不懂得政治实践的政治家注定是悲催的。王明回到延安，相当于飞鸟入笼，从此天空虽阔，和他再没有关系。回延安之初，王明有过一段时间的快乐时光，享受过不少欢迎会，听过不少阿谀逢迎之词，身为知识分子的王明感觉很好。他被这种感觉给麻痹了。和平时代的麻痹，可以多享受一会快感，战争年代的麻痹，意味着灾难要来了。

      在工作方面，王明起初职位比较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统战部长啥的，理论上还是有权力的。然而也要看谁干。王明干就比较虚，因为能干事的人不听他的话，听他话的人都是理论家，一样干不了事。后来越来越虚，虚到最后教书去了，教啥呢？教女人。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把手沦落到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延安那地方本来就没几个女人，还要喂猪砍柴抱孩子，哪有空学习啊。王校长就想把外地去延安学习的女人全部招进来，组织曰，不行。还有人写信暗示王明，小心点，不要搞花样。

      不仅不行，接下来没过多久，女子大学被延安大学给兼并了。王校长又成了原来的王明，有虚职，无实权，时不时要面对不友善的目光。常常有人在背后说，看，这就是害我们丢了井冈山的家伙。

      王明最大的靠山是莫斯科，然而王明回到延安之后就失去了这个靠山。因为延安和莫斯科的秘密通信系统掌控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平时师哲翻译，重要情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当然不会对王明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交换了啥意见。

      失去莫斯科温暖的怀抱，政治实践能力不够的王明成了一个赤裸羔羊，顺理成章地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为了改变自身处境，王明曾经改变过策略，低头弯腰去称赞吹捧毛泽东，掀起了一阵吹捧毛泽东的热潮。

      我已经服气了，放过我吧，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份上，留点面子吧。

      王明也没有办法。刚回延安时，带着莫斯科的“圣旨”，为了缓解苏联在东方的压力，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抗战。结果不仅共产国际解体了，国民党又搞出一个皖南事变，王明一下子从珠穆朗玛峰上摔了下来。

      毛泽东对这种行为很受用，多年的对手终于低头了，当然很有成就感。而且在党内，其他人还没能享受过来自高层的强烈颂扬。陈独秀时代，乃至王明时代，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该争就争，该吵就吵。王明这般低声下气讨好毛泽东，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毛泽东绝不会心慈手软——就算心慈，手也不会软，也不能软。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特别是在这个拥有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习惯的国度，政治有时候比流血的战争还要残酷。毛泽东继续追击，直到把“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一系列标签彻底印在王明脸上。

      王明一个人是没有胜算的，然而国际派还是有很强的实力。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甚至还要算上周恩来，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没多少办法。三七年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时，就被一帮人硬生生给挡住了。就算共产国际解体了，莫斯科还在、斯大林还在。毛泽东和他的新领导班子必须依赖莫斯科的支持，要不然毛泽东干嘛垄断和莫斯科联系的话语权？还不是想取代这些人在莫斯科、斯大林那里的地位吗？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些人都在干啥？都在争相靠拢毛泽东！

      王明说，苏维埃时代的事，是由博古直接负责的。和当年的老战友博古等人划清界限。

      博古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此时博古表现得比王明要好。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博古一直跟着周恩来在国统区搞统战，日子还算可以。然而这种还算可以的日子在皖南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回到延安的博古必须面对延安整风。博古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小心翼翼（躲避康生的监视）地跟苏联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接触；二是全面向毛泽东缴械投降，承认自己的错误，写检讨，颂扬毛泽东。

      博古说：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从二一年算起）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博古这么干，只求一个目的——自保。他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很快过关。只是结局有点意外，和叶挺一起坠机，至今还留下一团迷雾。

      张闻天原本是国际派中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和王明是同一类人，有才，作报告水平第一流，时不时弄出一大堆报告让大家学习。和王明一样，张闻天也是缺乏政治实践能力。

      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和毛泽东合作期间，毛泽东取得了对张国焘斗争的胜利。张闻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帮助毛泽东从理论上战胜张国焘，对此毛泽东相当感激。然而张闻天必须下台，因为他的身份是总书记，是党内名义上的一把手。毛泽东终究要走上这个位置的。所以刘少奇横空出世之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弃张闻天，说张闻天从莫斯科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挑剔，张闻天很郁闷、很想不通，然而他只能做两件事：一，检讨让位；二，歌颂毛泽东。张闻天做得很不错，日后工作还行。如果从此以后张闻天能够隐声，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然而十几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成为出头鸟，选择支持彭德怀的言论。在那种情况下，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会对张闻天客气。所以张闻天的结局和彭德怀差不多。

      最有趣的应该是凯丰。他原本是最为坚定的国际派，对毛泽东看不上眼，遵义会议上紧随博古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挖苦曰：“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遵义会议之后仍然撂下狠话：“究竟谁输谁赢，走着瞧。”凯丰有啥资格说那种话？知识分子，大嘴巴呗。

      但凯丰的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照两本书去打，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我还没看过孙子兵法，凯丰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如果真是如此，那毛泽东还真应该感谢凯丰。

      然后凯丰很快转而支持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相当卖力，错批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干部。之后随博古一同工作，然后一起返回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活跃过一阵子，批判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然而作为那个路线的一员，他自己也跑不掉的。

      不过凯丰同志结局还不错，早逝，避开了后来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

      其他人，如王稼祥、邓发等人表现差不多，争相颂扬毛泽东。

      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那个思想，被刘少奇系统化，成为日后千千万万中国学子的必修课。

      邓发则写文章曰：“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蒋介石的路）呢？还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有才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短短说辞，褒扬毛泽东，贬低蒋介石。

      看看国际派的理论家们，不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还没过招就土崩瓦解了。他们真的如此不堪一击么？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失败了，而是投降了。失败和投降有区别么？区别不大，但还是有区别。投降的原因有两个，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

      现实原因，也就是力量问题。

      遵义会议之前，国际派理论上掌握最高权力，可以指挥军队。当然搞得很不理想，井冈山丢了。红军长征时，一分为二：主力西进北上（长征），还有一部分留在南方。长征那部分千辛万苦到达延安，留守那部分千辛万苦生存下来。接下来国共合作，延安的那部分改编成八路军，南方那部分改编为新四军。经过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那部分到了毛泽东手上，留守的那部分在项英手上。项英是国际派的一员，皖南事变之后，项英死，国际派最后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无法阻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整新四军。这个下面说。

      心理因素：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没得说，都是刻苦用功，且身处逆境从不当孬种。敢于在那个时代投身共产党的，就算身子看起来弱不禁风，骨头也足够硬，心也足够强大。瞿秋白就是光辉代表。庐山上的张闻天表现得也不差。也许他们的政治实践能力不怎么样，拉队伍也不见得行，但是理论水平绝对一流，骂人不吐脏字。搞辩论、政治骂战那绝对不在话下，穿越回三国打嘴仗，放在江东儒生中不见得会比诸葛亮差。而早前中共政治局也是唾沫横飞。大家吃不饱穿不暖，唯有用精神代替粮食——开会。

      既然开会，也就是口舌之争，一帮口舌强人怎么会如此惨败？答曰，不团结。

      难道他们不知道团结的重要性么？当然不是。

      那么为啥不团结呢？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

      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失败了。曾经他们团结在莫斯科周围，把莫斯科当成主心骨，但是惨败。红军长征，实际上就是惨败之后的转移。

      现在很多文章回忆那段往事，基本上着眼于阴谋或者利益重新分配，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理因素。

      苏区惨败给那群理论家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心中那种内在的压迫，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即对过去工作失误的一种自责。那种负罪感促使他们不是想办法联合起来迎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进攻，而是试图迎合融入这种力量中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毛泽东为主心骨代替原来的旧的主心骨莫斯科。

      因为对他们来说，谁是主心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看见希望，走向胜利。之前团结在莫斯科周围，一败涂地。毛泽东掌权之后，带着一群本土大老粗，不仅重新站稳了脚跟，而且使得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发展。

      当国际派的才子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线迎合毛泽东时，并不是他们势利或者说善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新的主心骨，没有主心骨就干不了事。这正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千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从政治圈子里走出来，所以没有诞生自然科学、没有技术思想、文化缺少精确性，致使一个又一个王朝更迭。

      所以每一个王朝末年，或者说每一个乱世，都有一片知识分子在哀嚎，不是他们懦弱没种（如文天祥，如王国维），而是没有主心骨来推动他们。国际派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离开莫斯科需要新的主心骨，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选择了毛泽东。没等毛泽东进攻，他们便纷纷举手投降。于是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殉难者。

      然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还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

      代表人物是谁呢？是周恩来。

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周恩来和王明他们不一样，他的实干能力远胜国际派任何一位，他的实力也远胜国际派任何一位。和周恩来比起来，国际派的才子们更像未成熟的意气书生。

      周恩来从来没有成为党内最大的那一个，然而在毛泽东之前，他比任何一位党内一把手的能量都大。从陈独秀代瞿秋白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仔细倾听周恩来的意见。因为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中共六大开始），更重要的是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其他人不具备的行动能力。

      周恩来是旅欧派核心，那一批人中，包括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等人，这批人包含了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周恩来向兄长一样关怀过他，大概就是指法国勤工俭学时代吧。

      在法国，周恩来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介绍朱德入党。朱德出身旧军阀，入党之前打过很多仗，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想找一个能托付一辈子的组织。当时就是一个选择题，要么国民党，要么共产党，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德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之后开始满世界找党组织，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同志，二人一番客套之后进入正题。陈独秀对朱德相当不感冒，说你旧军阀出身，没资格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还是比较弱小的组织，文斗事业刚刚起步，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拥有军队。而朱德这种军官，跟陈独秀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朱德很郁闷，去了欧洲，碰见周恩来才美梦成真。此时朱德三十六岁，周恩来二十四岁。朱德是什么人不用多说了吧，战争年代的朱德可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连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触碰的象征。

      周恩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情报之父。周恩来亲自组织并领导了特科。这个机关有多重要？打个比方说吧，当年顾顺章叛变，想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顾顺章是什么人？早期工运领导兼特工领导，了解中共高层全部内情。然而这种事并没发生。因为国民党中统头子叫徐恩曾，而徐恩曾有个得力秘书叫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顾顺章还没有被押解回南京，钱壮飞已经到上海报告了。

      可以说没有这个机构就没有中共中央那些人。这个组织可以把触角伸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当年胡宗南带领精兵二十万进攻延安，延安仅有彭德怀指挥的两万解放军。但是两万人可以牵着二十万人的鼻子走，到最后战而胜之，除了一大堆早已熟知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也应该铭记。他叫熊向晖，他是胡宗南最为器重的秘书，同时他的另一层身份是共产党特工，和周恩来直接联络。毛泽东说熊向晖一个人顶几个师。

      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有过情报工作经历；十大将军中，陈赓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的情报领导。周恩来手中最为出色的特工，号称情报之王的李克农上将一直负责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敏感信息，周恩来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周恩来的军方背景极不平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副手则是叶剑英。那个时候，未来的十大元帅在哪里？彭德怀还没认识段德昌，贺龙还在当军阀，刘伯承在川军之中，徐向前还是一个数学不咋地且不爱说话的学生，林彪更是害羞得厉害。

      黄埔出身的中共将帅有多少就不用介绍了吧，光元帅就有徐向前和林彪，算上教官聂荣臻和副主任叶剑英，就有四个。死去的那些，包括蒋先云、黄公略、段德昌、左权、刘志丹等人，个个大名鼎鼎。后面还有陈赓等人，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在军内的根基。

      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赢得了军方资源。长征途中，以及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周恩来都是主角。如此一个人物，以素质而论，成为一派领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周恩来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领袖，不说党内一把手，第二位都不沾。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都是在辅佐别人。辅佐毛泽东之前，他辅佐过陈独秀、蒋介石、瞿秋白、王明等人。无论遇到什么艰险环境，周恩来总能平静度过。无论在怎样的顺境，周恩来总是不会、甚至不愿意成为领袖。他好像不愿意出头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模板，周恩来的模板应该是张良或诸葛亮那样的人物，总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在等待领袖人物出现，等待他的主心骨。终于他等到了毛泽东，他决定服从毛泽东，协助毛泽东和蒋介石斗。

      遵义会议上大家商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成立，代替旧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周恩来作为党代表在军事上享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让毛泽东名义上辅佐周恩来。几个月之后，角色就对调过来，变成周恩来辅佐毛泽东。那几个月是周恩来最接近领袖地位的时候，但他放弃了，主动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晓得了。

      就算周恩来已经尊毛泽东为领导。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实力派部下的经历太复杂了，需要仔细考核。至少要敲打一番，以表明自身权威。

      一九四零年开始，周恩来远离延安本土、一直在重庆搞统战。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号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高峰。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康生同志刚刚投以巨大的精力和才华完成人生巅峰作品——抢救失足者。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随即展开，在这项运动中，所有从外归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特务或者有特务嫌疑。

      周恩来一出现，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猎物。康生等人看见周恩来回来，如同豺狼看见羔羊，顿时双眼发光，喜悦之情暗藏心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如果成功，轰动效应将不下于魏忠贤消灭东林党，自己的这块牌子可就算竖起来了。

      康生等人很快发现，要找周恩来的茬太容易了。此人和陈独秀、蒋介石、王明、博古这些延安的臭石头紧密合作过，而且至今依然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而且周恩来同志在井冈山上还曾批判过毛泽东。按照计划，随便弄点材料不在话下。然而康生同志很快又发现，周恩来只不过看上去像羔羊，实际上是大象，一头豺狼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大象。尽管周恩来的经历如此复杂，要弄材料却太不容易了；周恩来的人脉太广了，人缘太好了，让同是干过特科的康生羡慕嫉妒恨到牙痒。

      然而康生倒不必生气，他和周恩来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行动能力、人脉、阅历、乃至相貌，周恩来都能甩康生好几条街。康生胜过周恩来的是书画功底和文物鉴别，这些对整人没用。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康生根本无法正确评估，甚至并不了解。周恩来反对过毛泽东，但同样支持过毛泽东。毛泽东虽然要周恩来臣服，但更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在这点上，周恩来很清楚。举个例子，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死了。当时周恩来正在住院，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为周恩来身体着想，就没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三天之后，周恩来在医院得知真相，大哭一场，同时把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啰嗦一顿。接下来周恩来做的，就是把情况打电报告诉延安的毛泽东。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事，周恩来总是第一时间呈报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崇，或者说这份政治敏感性，康生有这水准么。

      周恩来行动很敏捷，信息来源广泛，就算人不在延安，延安发生的一切他也知道，并且知道该怎么应对。

      周恩来的应对措施可谓天衣无缝：第一步就是加入到颂扬毛泽东的合唱队中。在延安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立刻如是表态：“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已经明白，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为错误。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慷慨激昂，总结到位，感染力很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一类的乐章已经习惯了，但周恩来的表态依然与众不同。并不是说周恩来在言语上有什么创新，而是实力决定的。就政治实力而言，当时的周恩来远胜羽翼未丰的刘少奇，是毛泽东之外最具实力的人。周恩来表态，给其他老干部做了一个示范。周恩来不仅仅表态，而且身体力行。此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周恩来总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和毛泽东面对面的地方，倾听毛泽东的讲话，神色庄重、态度端正、一丝不苟地做记录，俨然以学生自居。这是应对措施的第二步。

      在这点上，周恩来的表现远胜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王明他们只是承认错了，却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批判会也不参加，躲在病房不出来。这就是理论家和真正政治家的差距。即使毛泽东再苛刻，也挑不出刺来。何况毛泽东还要指望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要统一政令，难度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步：周恩来还抓住机会向刘少奇表达敬意，说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期暴露了不少问题，而刘少奇同志才是正确的。此时的刘少奇还没有定性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结果，并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面对如此强人，康生等人再狠，也只能徒呼奈何。

      像康生这种只能对付内部同志的人，能力虽然很强，那也要看和谁比。和周恩来相比还是初级阶段。周恩来是谁啊，周旋于重庆和莫斯科之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而康生同志的整人技术连延安都出不了。

      光低头或者表达敬意是无法过关的，要过关还需要深刻的自我检讨。其实从毛泽东的角度讲，周恩来做到这些已经差不多了。毕竟同样位高、人脉资源极其丰富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没有触及到。说到底他需要实力强大的周恩来的支持。但为何要对周恩来紧追不舍？

      问题还是出在刘少奇身上。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主导党务的格局已经初现。然而不论何时何地任何集体，要提拔某个人，首先需要成绩。领导无法让人信服，后台无法让人信服，只有成绩才能让人信服。要把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刘少奇拉到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拿出足够的成绩。刘少奇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有白区工作经验。

      要让一个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人上来，必须要强调他在白区的成绩。之前那些工运领袖纷纷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扶正刘少奇为白区正确代表，还需要解决周恩来的问题。

      周恩来的问题就是在白区的功劳不比刘少奇小。

      既然如此，直接选择周恩来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得了，比扶正刘少奇简单很多。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周恩来的性格比较中庸柔和，亲和能力超强，组织水准一流，跟谁都能合得来。让他去挑战张闻天，去消灭国际派是不可能的。倒是国际派分裂，让他去搞团结协调还差不多。如果博古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博古合作；王明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王明合作。让他像刘少奇那般去造神也不太可能，造神意味着要和别人开火斗争，周恩来干不来这事，和他性格不符。就算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毛泽东，也不会主动掀起猛烈斗争。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能看出来，就算迫不得已参加批斗会，批斗别人之前必然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晚年评价周恩来：爱和稀泥。

      其实不是周恩来爱和稀泥，还是性格决定一切。

      另外一个问题是，扶正周恩来为党内二把手固然容易，然而周恩来本身已经树大根深，无须依赖毛泽东也能活得很好。不管谁当一把手，周恩来只要配合就行了。刘少奇不同，刘少奇在军内没有根基，要想在党内立足，必须依赖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紧紧地把党抓在手里，以党的名义指挥枪，名正言顺。

      要扶正刘少奇，就要清算周恩来在白区的工作，降低他的成绩和威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深刻检讨，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把那长篇大论检讨翻译过来就是，周恩来亲口说我很笨蛋、干了笨蛋才干的事、要向其他同志学习云云。就算缺点和错误不够，他自己也得想办法，增加缺点错误的数量和质量。总之一句话，白区工作干得最好的是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违心检讨，受了伤害，但并不致命。因此他只能算是神座之下的一个伤兵。这个伤兵很快恢复了力量，重新投入战斗。因为他是超级战士，活动能力极强，恢复能力极强。周恩来一生检讨无数，每一次都能顺利恢复，皆因他那柔和的躯干里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至于想要公开批判周恩来的康生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十几年之后盛传柯庆施要当总理一样是个笑话。之所以说是笑话，不是因为康生和柯庆施没有能力，只因他们和周恩来相比，能力差距过大。

      周恩来自我检讨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目的：保住一大批人。跟周恩来关系密切之人，基本上没有触及到。比如说陈赓，虽然反对过批判王明，却也没怎么样。

      整风到最后，莫斯科也看不下去了，觉得过火，对王明和周恩来表示关注。虽然共产国际不在了，共产党依然离不开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二战行将结束，斯大林的力量和威望逼近历史巅峰，尚处在荒凉延安的毛泽东绝不可能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中国共产党虽然本土化了、独立自主了，但是还需要苏联的认可和支持。

      周恩来的命运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军方。

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延安整风之中，军方统帅们的处境最为尴尬。

      军队是毛泽东的命根子。没有军队就没有井冈山，换句话说，没军队就没有毛泽东。军方将领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打仗，在党内很少有发言权。

      毛泽东一方面论证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方面又在坚定地执行党领导军。看似矛盾，实则高明之至。通过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逼迫其他政治家就范。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家们如果手中掌控军队，毛泽东还敢发起整风运动么？另一方面，他又不把自己归入军方，而是通过党领导军来打压军方将领。

      ——这大概是中国五千年用人之精华吧。

      既然要整风，光整党整政治人物是没啥用的，关键要把军队捏成一团。毕竟那是战争年月，政治家说得天花乱坠也没用，消灭不了一个敌人。如果无法在主要业务——军事——上取得成就，花言巧语很快就会变成恶毒攻击，王明博古的遭遇就会轮到毛泽东。这点他非常明白，因此要大力气整军。

      整军，是一门技术活。整得不好，是要出乱子的。那群人可不管左还是右，马列主义中的内涵他们也不知道。马列主义中国化啥的，也不要生搬硬套。军人的信条很简单：不能让老子信服休想让老子卖命。

      整军既要保证不损害军人的战斗力，又要把全军捏合成一个整体，统一在一种思想之下，难度非常之高。斯大林清洗苏联红军的往事历历在目，清洗那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何况八路军当时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搁不住清洗。

      这种高难度技术活，在别人那里也许很难，但难不倒毛泽东。

      怎么整呢，朱德不能动。长期以来的宣传，朱毛一体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动朱德，可能造成八路军震动，进而影响整体作战实力。

      那就整下边的人吧。林彪刚从苏联回来，脱离军队很久了，又是嫡系，用不着整。罗荣桓一直跟随毛泽东，且为人低调朴素，政治过关。叶剑英和聂荣臻是参谋型人物，倾向于政治家，且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的个人检讨，某种意义上遮住了此二人。

      后来的十大元帅中，个性最为鲁莽的是贺龙元帅。然而贺龙元帅心直口快，且紧紧配合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双方比较了解。当年毛泽东娶江青，很多人反对，唯有贺龙大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豪情不减呵。让人感叹的是，多年后，贺龙因对文化大革命热情不够赔了性命。

      刘伯承当年在井冈山时代反对过毛泽东。但之后的岁月里刘伯承对毛泽东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同时刘伯承是军内唯一一个可以和国际派扯上关系的高级将领，要想隔断国际派的军内实力，必须把刘伯承和国际派划分开，所以不能动。重要的是，当下用人之际，刘伯承低调有才华且并不在十分要害的位置上。

      徐向前的情况和刘伯承差不多。徐向前追随过张国焘，且有西征失败之污点。然而作为红四军的代表人物，拉出去整，必然又翻出当年旧账。毛泽东应该清楚地记得，当年因张国焘叛变处理范围扩大差点造成红四方面军官逃跑的事，还传言许世友要杀毛泽东的趣闻。此时的徐向前行事极为低调，让修养就修养，让上前线就上前线，毫无怨言，且不和老部下来往。如果这样的人也拉出来整风，那么整个军方都要从上到下整一遍，毛泽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战争年代，毛泽东用人有一个风格，就是把政治对手打掉之后，再把哪一方某个军人提出来当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施恩于将军，雷霆之怒劈向政治家。刘伯承和徐向前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见证。

      要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标准呢？军内有实权，手无实权且不懂得收敛服从的人。当时中共有两支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对照这个标准，八路军中最合适的对象是彭德怀。而新四军么，项英本来是个天然选择，项英牺牲之后，只能是陈毅了。

      所以彭德怀和陈毅就成了军方要整顿的对象。有了这两个人物做代表，触及到军方皮肉而不伤及筋骨，再好不过了。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归纳起来一个词——爱恨交织。

      长征过程中，彭德怀因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有大恩。之后又有许多磕磕绊绊。

      后人研究彭毛二人关系时，多半着眼于彭德怀个性倔强。认为彭德怀倔强的个性经常触碰到毛泽东的神经。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道理。然而比较一下林彪就会发现，彭德怀触碰毛泽东神经的次数没有林彪多。井冈山时代，林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会理会议，林彪让毛泽东放弃军事搞政治去；到了延安那会，林彪还要去陕南打游击；在东北对毛泽东先斩后奏。这都是原则性的违逆，毛泽东都忍了。林彪个性就不倔强？当然倔，而且不输彭德怀。彭德怀性格中最为毛泽东不容的，是那种“独立性”。林彪也倔，但是在立场上选择紧跟毛泽东，即使常常让毛泽东不爽，但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未变过。彭德怀的独立性，使得彭德怀虽然极为尊崇毛泽东，但并不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百团大战，认为该打那就打。庐山上，认为该写信就写信。

      彭德怀身上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正因如此，彭德怀的一生都与众不同。别的将领只顾打仗，彭德怀除了打仗还关心其他事，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发电报讨论日后建国问题：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因此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这封电报时间是一九四二年，还没看见抗战胜利的影子。

      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制度。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好，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军人该干的事。此外彭德怀还关心很多事，比如说妇女问题，比如说商店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

      毛泽东要整顿八路军，没有比彭德怀更合适的目标了。彭德怀的职位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在总司令朱德很少参与前线指挥的情况下，副总司令掌握着实际指挥权。他也不负众望，打出了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打击这样一个人，可以震慑其他军人。你们有彭德怀牛么？没有，那就好好听党的话吧。牛叉的彭德怀刚刚被党棒敲了脑袋。

      而且彭德怀心高气傲，有时很蛮横，不仅不去笼络人心还得罪了不少人。敲打他，可以拉不少帮手，特别是搞政务党务的同志。和战争年代的将军们一样，彭德怀不大看得起搞政治的，比如说阴狠毒辣的康生同志，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刘少奇同志。在他看来，这些动舌头动嘴动笔的先生们作用不大，只是毛泽东身边一群搞文件的而已。别人对康生敬畏如虎，彭德怀看他充其量一只狐，毛泽东身边的一只狐。

      好吧，彭德怀同志，那就让你尝尝他们的火力，有时候舌头也能伤人。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在笔杆子那里可以成为叛国者。

      要彭德怀低头表态不难，因为彭德怀对毛泽东本来就非常钦佩。在颂扬毛泽东的合唱团中间，也有彭德怀的声音。彭德怀写过这样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那一套），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国际派那一套），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这就是彭德怀，就连这颂扬都与众不同，听起来文绉绉的，还是那回事。

      然而整彭德怀的目的并非整治他一个人，而是震慑其他人。彭德怀这种人，不会因为一次整风就改变其独立的个性，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庐山那一幕。

      彭德怀又非常强硬，偏偏不认输。就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大堆理论家对一个军人喷口水扔板砖。他们不是和彭德怀比贡献、也不谈战争，而是在清算。

      甲说：你说你个彭德怀，整天板着脸，见人也不笑笑，也不交交心，即使吹吹牛也好啊，怎么能整天板着脸呢，你还拿我们当同志么？你这个人对待同志的态度就不对。

      ——这是态度问题。暗示彭德怀不会做人。

      乙说：你口口声声自由、平等、博爱，那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资产阶级都是唯利是图的，你说你当年投身革命有没有“入股”的嫌疑？恐怕是有吧，你沾了伟大的毛主席的光知道吗？有了毛主席才有你的成就。然而你呢，你看你的名字起得就不对，原来不是叫彭德华么。德华，得到中华也，和毛主席争天下么。因为伟大的毛主席是要赢得天下的。你看你多阴险，简直是太阴险了。你知道错吗？

      ——质疑革命动机，增添莫须有罪名。

      丙说：现在来谈谈百团大战问题。如果不是你不请示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擅自发动战争，鬼子进村次数也许就不会增加。假设你运用伟大的毛主席的伟大战术，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要不是你的骄傲自大，损失或许会少点。都是你的错，你知道吗？

      ——质疑百团大战，彭德怀迄今为止指挥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丁说：彭德怀同志啊，我们也不想怎么着你，就帮助你改变错误。你还是赶快认错吧。如果你不认错，我们会帮助你，直到你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会认识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的毛主席的学生，伟大的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你拒绝我们的帮助就是拒绝伟大的毛主席，就是……

      如此这般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天，战斗异常激烈，陈芝麻烂西瓜全部翻出来，一遍又一遍，白天太阳晒、晚上让风吹。出现很多如果假设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的不确定性副词。如同一群苍蝇围着一头狮子嗡嗡乱叫，搞得彭德怀头都大了，最后烦得不行，表态曰，爱咋地咋地吧。

      理论家们长出一口气：总算给彭德怀打倒了！

      然而没多久，他们就傻眼了，因为彭德怀又复起了。那些批判他的人见了这种情况换了一副笑脸，点头哈腰，三句话不离彭老总，这样一点头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后的庐山，彭德怀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再也没能复起。原因很简单，没战争了。

      延安整风之后的彭德怀得以复出要感谢蒋介石同志。蒋介石的拳头胡宗南伸向了延安。胡宗南是什么样的人呢？也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不可能被舌头打败。那帮善于用舌头的人对胡宗南毫无办法，因此彭德怀只好复出了。通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各干各的活，毛泽东因此彻底完全地控制了八路军。

第六章  陈毅的困局

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如果说对彭德怀猛烈开火四十三天是为了敲打八路军其他将领，那么对陈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和整天板着一张脸得罪人无数的彭德怀不一样，陈毅的情商非常高，统战、组织、搞政治样样都行，见人哈哈一笑，有话直说，人缘甚好。再加上能诗善文，很有儒将的味道。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人深得文人喜欢，大后方做资料的同志对陈毅的感觉都不错。

      人缘老好的陈毅同志不幸沦为被整的典型，并非他本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新四军——有问题。

      和八路军不一样，直到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掌控新四军。

      新四军又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号，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叶挺任军长，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大权掌握在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手中。项英的身份还是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东南局书记。

      另外项英还有一层身份——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项英，湖北武昌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同年。早年项英和刘少奇的经历类似，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刘少奇同年入党），随即参与文斗事业，并成长为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巅峰时期的项英，在工运界可是鼎鼎大名，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武斗之前，工人纠察队已经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了。从第三届中共代表大会开始，项英就是中央委员，势头比刘少奇还猛。

      大革命失败之后，项英干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党，中间又干了一系列职务。然后进入苏区，军事上项英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高，请参照副主席身份，副主席是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朱德和之后 毛泽东都干过这个职位。政治上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然是毛泽东的领导。

      项英虽然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却不是一路人。事实上毛泽东不可能和任何领导走到一起，因为他自己要做最大的那个领导。项英和博古李德关系紧密，和毛泽东好像是天生的对头。凡是毛泽东不爽的事，总有项英的身影。

      富田事变时，项英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

      宁都会议上，项英和后方局同志一道把毛泽东轰下台，毛泽东一辈子从未输得如此彻底过。可以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落寞，很大程度上是拜项英所赐。

      毛泽东虽然下台了，始终是博古等人的一块心病。如何安排毛泽东呢？很难办。博古李德曾经想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没成。如果愿望实现，历史将改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谁留守善后。国际派中能担当此重任的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项英了，其他人都是理论家，留下来是死路一条。刘伯承军事能力可以，但政治能力没表现出来。周恩来好像不可能留下来，只有把项英留下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转移干净。还有那些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只能留下来。还需要一批队伍留下来掩护中央。项英留下来领导这些人打游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也。这事本来就证明项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之人，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留守的项英依然不忘老对头毛泽东。长征之前项英对李德说，让毛泽东也留下来，如同瞿秋白一样，留在自己眼皮底下好管一点。项英认为，战略转移阶段，毛泽东可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号召追随者重新夺权，到时候书生博古和老外李德都没办法。

      不得不佩服，项英眼光毒辣啊。

      如果其他人有项英这本事，国际派不见得会输得如此稀里哗啦。

      李德认为有道理，考虑把毛泽东留下来。如果毛泽东留下来，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博古另有顾虑，博古认为既然毛泽东当年能在一片荒凉的井冈山能弄出苏区最大的根据地，现在手中有兵有将（虽然很菜）的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机会非常大，还不如带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也不见得能耍啥花样。看看，党内斗争就是如此残酷，都啥时候了还想着算计。这个结局预示着，日后毛泽东要走上前台必须拥有更为严厉的斗争手段。

      现在设想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毛泽东没有参与长征，留在井冈山会怎么样？结局有两个，要么当瞿秋白第二，要么再次腾飞。第二个可能性倒是大一点。项英都能在残酷的游击战中生存下来，作为游击战的宗师，毛泽东不比项英差。以毛泽东的水平和当时险恶的形势，毛泽东很可能拿下项英。如果项英和毛泽东摊牌，作为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毅很可能倒向毛泽东。倒是中央军悬了，没有毛泽东肯定到不了陕北，至于能不能冲到湘西都是未知数。即使冲到湘西，国际派的才子们估计也逃不掉张国焘的清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周恩来应该能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那样张国焘和陈浩昌将会有一个大大有利的局面。如果张国焘把军权放给徐向前，也许在湘西能站住。彭德怀和林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风光了，后来西安事变也就没了，国共合作也没了……都是假设，都是浮云，言归正传。

      项英留下来，是代表博古李德留下来的。应该说项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准确预言了博古李德的遭遇。然而他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保命，突破国军的围剿。剩下的队伍理论上虽然不足，却完全听从项英调遣。这一次他干得不错，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项英的军事才华上升了一个新境界。老实说项英代理军委主席那段时间，干得并不怎么样，恰好赶上战略大溃败。不过也不能就此埋怨项英，因为他没能真正控制军队。

      站在今天往回看，井冈山时期的国际派中，除了周恩来，就数项英刘伯承了。周恩来只能算是合作者，并不是正统的莫斯科派。真正的国际派中，能文能武的人才只有项英一个。

      中央军转移之后，项英放弃了所谓的正规战，抄起了政敌毛泽东的压箱绝学——游击战。玩起来有模有样。留下的红军向各地分散，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三年之后，这些人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组成了新四军。项英最光荣的称号应该是——新四军之父。

      当博古等人在遵义会议上失败之后，当周恩来选择和毛泽东合作之后，项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新四军紧紧攥在手里。而项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基本上是难以调和的。二人分居南北，彼此看着对方，心理都不是滋味。通过游击战成功的项英，更加了解了毛泽东的能耐。毛泽东看着如此有才的项英却不能为其所用，看着生龙活虎的新四军却不能掌控，心里那叫一个酸。如果项英处在刘少奇的位置上，军功政绩都有，推上前台应该容易很多吧。可惜！

      毛泽东为了限制项英，派刘少奇去管理江北地盘。项英因为忌惮毛泽东，和刘少奇叶挺也不太合作。这样多方面矛盾下来，结果只有瞻前顾后彼此消耗，叶挺等人的军事才华也无处发挥。叶挺是一个理想派，比较纯粹的军人，平生很少卷入政治斗争。

      然而项英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和毛泽东的芥蒂不仅葬送了皖南山区八千好汉，还葬送了自己，更把整个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给葬送得干干净净。

      行文所限，皖南事变的过程及其若干疑点就放在后面的篇章了。皖南事变的大致过程就是，在皖南丛林中，在外敌压迫，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八千中国好男儿送了命。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原本可以在战场上给鬼子以重创的，却因为国内党派矛盾以及党内领导人的矛盾丧命于同胞的枪口之下。

      江南新四军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一代英豪叶挺一心报国，最终却落个壮志未酬，而且结局很窝囊。文武双全的项英身死魂灭，整个久经考验的干部梯队烟消云散，国共双方葬送掉那么多好儿郎。可以这么说，皖南事变是咱们这个善于内斗的民族一次劣根性的集中爆发，是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没有胜利者，胜利者是日本鬼子。

      皖南事变直接推动了延安整风的进程。在皖南事变之前，国际派还有项英这么一支力量，还可以借此说明之前路线并无太大问题，你看项英他们就干得很好么。事变之后国际派只剩下一帮理论家了，本土派可以指着国际派的鼻子说：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右倾，你们投降，苏区丢了、新四军又丢了，现在还有啥话讲？

      国际派当然没话讲，人都死光了还讲啥？讲也没人听啊。正如当年张国焘同志南进失败再北上，也就失去了话语权。正如徐向前西征失败回到延安，能做的只能沉默不语。

      项英死了，延安整风最后一个障碍没了。项英没了，需要整理的对象也没有了。毛泽东要控制新四军，必须要对新四军重新进行一次人事安排。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去整理了一阵子。然而毛泽东不能指望通过刘少奇控制新四军。刘少奇留下了饶漱石，以为饶漱石是自己人，然而饶漱石心中另有打算。一番折腾之后，陈毅自然地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毛泽东和陈毅也存有芥蒂。

      项英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也曾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是和中央配合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则是以单枪匹马的方式突然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赶毛泽东下台时好歹是毛泽东的领导，陈毅赶毛泽东下台时则是毛泽东的下属。

      虽然事后陈毅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但毛泽东心中还是留有芥蒂的，时不时翻出往事敲打陈毅一番。此后陈毅也担心了好一阵子，特别是清洗“AB团”那会，陈毅可是担惊受怕的。

      日后陈毅很注意和毛泽东搞好关系。时不时写点诗歌寄给毛泽东，请主席品评指点。也许陈毅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消减毛泽东的怒火。但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另外一个概念，毛泽东除了要清理掉华而不实的国际派，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掌控新四军。要掌控新四军，就要对陈毅做一个巧妙的处理。

      整个整风过程中，如果说对彭德怀打的是刚猛罗汉拳，那么对陈毅使用的就是太极。

陈毅

十大元帅之中，唯有陈毅没有参加长征。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战略转移阶段，大家都认为离开比留下来活命的概率大。从心理上讲，陈毅也想参加长征。像陈毅这种上层领导理应随大队人马转移的，然而陈毅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陈毅留下的理由有两个，一个就是伤病。当时陈毅大腿内部还残留着几片弹片，肿得像水桶。战略转移前夜，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刚刚做完手术。因为缺药，只是用南瓜捣烂了当药涂抹在伤口。部队转移之后，陈毅的大腿溃烂到骨头，眼看腿保不住了，陈毅显示了强悍的一面：让警卫员用绳把腿绑在大树干上，用剌刀割烂肉。警卫员下不了手，陈毅自己动手，生生地割掉烂肉。接下来马克思显灵：腿保住了。

      大家习惯了陈毅大大咧咧，吟诗写字，有时张嘴放炮，很少在意他的硬汉本质。所以说那一代人都很有种。因为都有种，斗争起来就显得格外残酷。像现在某些娘娘腔，伤风感冒都要跟好几个人诉苦好几天，别说搞革命，当汉奸估计都不行。

      然而伤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几大车，带一个伤员走，虽然困难，应该也能带。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就是被肖劲光和陈赓带人抬出去的。

      战略转移之前，哪个人要走，哪个人要留下，都是组织计划好的。所谓组织，真正的决策者是中央三人组，主要是博古。比方说留下瞿秋白，纯粹是当包袱给扔掉了。比方说留下项英，代替博古李德善后。留下陈毅是为何呢？需要追溯一番。

      现在很多人认为，当年毛泽东失势，毛派人物跟着倒霉。陈毅因为没参加长征，算倒霉了。所以陈毅是毛泽东的人，毛派。此言甚虚。

      南昌起义之后，陈毅辅佐朱德重整队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上遇见毛泽东，两人又是谈革命又是吟诗，相谈甚欢。两人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实际上陈毅和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要算派，陈毅应该是周派，而非毛派。

      从性格上看，陈毅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点，都属于豪放派，有点给人以放浪不羁的感觉。由此判断陈毅更愿意接受毛泽东的领导，那就错了。豪放派的人一般都不大喜欢强势领导，而毛泽东恰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物，而周恩来的领导方式比较温柔。

      站在当年陈毅的立场上看，周恩来的地位高于毛泽东；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温和；陈毅认识周恩来比认识毛泽东的时间更早，第一次上岗（南昌起义）就是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干的，陈毅倾向于周恩来是很正常的。所以长征开始时，陈毅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只有周恩来向他告别。时间是十月九号，周恩来看望陈毅，带来两个医生给陈毅做手术，并且告诉陈毅，中央决定让他留下来负责军事，如同上井冈山之前辅佐朱德那般辅佐项英。

      长征之前，中央最高领导是三个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号称老三人团。

      三人团中，李德是个外来户，只能依靠博古，博古李德是一体的，周恩来属于合作者。周恩来一直是个合作者，谁当一把手就跟谁合作。由于他能力突出，实力强大，每位一把手都需要和周恩来合作。

      博古考虑留下陈毅的时候应该想到三个因素。伤病姑且算一个吧，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老井冈山，博古李德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老井冈山。因此老井冈山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差一点连毛泽东都丢下了。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周恩来的人，博古想削弱周恩来的力量。毕竟周恩来只是合作者，并非自己人。只有削弱合作者的力量，才能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陈毅是走是留，决定权并不在周恩来手上，但周恩来的心情应该挺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来意味着危险系数的增加，特别是陈毅伤情严重。然而陈毅留下来，对周恩来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在某次开会时少了一个支持者，但是陈毅留下来意味着留下一个后手。当时中央战略转移，前途未卜。苏区局势虽然很糟糕，但并进入死局。未来局势是无法预料的，留下一个后手，意味着埋下一颗种子，收获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如果把政治看成一盘棋局，周恩来就是一个顶级高手，能看到很多步棋之后。留下来的陈毅最终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最后终于脱颖而出。当我们惊讶于周恩来的一生时，往往注意的是那些光鲜亮丽的道德外衣，而忽略了内部的惊人谋划。在政治舞台上，必须先具备超一流的谋划实力，之后才有可能披上道德外衣。

      二人的见面是这样的：陈毅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两眼湿润；周恩来尽量乐观。

      周恩来柔声说：“陈毅同志，不要这样嘛，要坚强些，要向关云长学习。”

      陈毅豪迈中透着伤感：“周副主席，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从大腿中取几块弹片吗？”

      周恩来继续鼓励：“这我清楚，你是将军，又是诗人，此时此刻，你一定是想起了这两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陈毅极力控制住感情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这段对白哪像无所畏惧的革命者谈话，简直是恋人告别，可见当时情形之艰辛。那个名叫死亡的老人随时可能光临，唯有生离死别，才能让好汉流露出内心的温情。

      二人都是感情丰富之人，也都是意志刚强之人，不会轻易流露负面情绪。但彼时彼刻，有些伤感，也许今朝一别即为永别。永别也要分别。为了生存，为了理想，为了信念。若不死，他日当相会，那时节早已天翻地覆。

      周恩来对陈毅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前面相信是男人之间的真实感情，只是最后这一句不太真实。毛泽东和朱德都走了，都有办法向群众交代，为何陈毅不能交代？可以肯定，如果毛泽东留下来，也会听到这句话。

      陈毅在南方经历了三年残酷的游击战。现代人对残酷二字已经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陈毅他们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共产党很牛逼，国民党很愚蠢。事实完全不是那样。当时中央分局五个人，分别是项英、陈毅、陈秋潭、荷昌、瞿秋白，只有陈毅一个人活到抗战胜利。

      南方三年，陈毅过的是啥日子呢？就是整天趴在山沟沟里，面对敌人搜山。敌人搜得不耐烦了，直接放把火，而且把周围老百姓全部转移掉，让游击队成为旱地里的鱼。

      某一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了二十多天，眼看即将完蛋，怎么办呢？在精神食粮的支持下写了首诗：“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很豪迈？不，很有种：一句话，老子就是不服！

      不知道这首诗最初是怎么写的，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么，还是用树枝写在泥土上？但支持陈毅写下这首诗的，一定是精神信念，说土点，一股狠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这股狠劲是挺不过来的。再看其他诗词：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这是早晨的待遇，早早醒来躲避敌人，睡懒觉的机会没有。整个一天怎么过呢？看看下面这一段。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这是白天，主要任务就是躲避敌人与饿肚子。然后就是傍晚了，黄昏最容易思绪动荡，然而陈毅在干嘛呢？参照下一章。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还是在躲避敌人。夜间开始行动了，行动如下：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些诗文翻译过来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了：很苦很累不低头。

      三年之后又过七年，也就是四四年三月，陈毅从华中返回延安。从三四年红军长征到四四年延安整风，中间整整十个年头。十年了，陈毅同志再次见到中央领导，再次见到毛泽东。十年了，有多少恩恩怨怨都应该随风而去。十年之前，陈毅是一个伤号。十年之后，那个腿险些保不住的陈毅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

      一别十年，二人均跨入中年，四目交错，感慨良多。二人都是思绪奔放之人，理当坐下来交流交流感情，或者上一壶小酒畅谈天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极为严峻，整风运动正处于最高峰。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改变了许多。当年那个在井冈山之上的老毛，此时已经成了毛老师。当年那个平等论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毅面对的是崭新状况。批斗、审干、抢救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实施，可以说陈毅回来的正是时候。陈毅回到延安，和彭德怀的待遇不同，他并没受到彭德怀那种大面积的围攻，甚至还享受到了一些言语上的欢迎。一方面陈毅人缘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延安批判陈毅一个人并非最佳办法。

      在延安围攻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对掌控八路军有信心，通过敲打一下彭德怀震慑其他将领就可以了。批判陈毅，主要是通过批判陈毅把新四军重新捏合起来，捏合到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也就是捏合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手中。

      因此批判陈毅需要一种艺术。最佳地点不在延安，而是在华中。实际上批判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批判主持者，并非毛泽东身边某个人，而是中共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饶漱石。

      所谓饶漱石排挤陈毅，实际上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顺势代表中央收拾新四军的烂摊子，陈毅代理军长，饶漱石任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部队被打散，饶漱石被俘，差点挂掉，据说是用黄金买通狱卒得以逃脱。刘少奇离开华中之后，提拔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和陈毅比起来，饶漱石在新四军中只能算一个生瓜蛋子。陈毅在江南打游击时，饶漱石还在苏联进修呢。叶挺项英之后，陈毅已经是领导新四军众望所归之人。刘少奇偏偏选择白区出身的饶漱石当继承人，或者说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意思。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蹊跷。其实是刘少奇希望在新四军培养自己人，只是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感情极为复杂而已。建国之后一番变动，刘少奇从饶漱石那里收获的不是果实，而是伤害。详情参见第一篇。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饶漱石就对陈毅动手了，而且毫无顾忌的那一种。可以想想看，陈毅在新四军干多久了？所有将领都得喊陈毅领导。因为陈毅资历确实很老，不服不行。饶漱石在白区混过一段时间，现在成了新四军一把手。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也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根基。当时混乱不堪、战局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公然批判实力在握的陈毅，按常理只有死路一条，随便丢在哪个山旮旯喂狼去了。然而饶漱石同志不但放心大胆地去整陈毅，而且把陈毅整得很惨，归根结底一句话——有后台。

      现在公开的说法是，饶漱石整陈毅是因为个人野心膨胀。从后面的高岗事件看，饶漱石是有野心。那年代敢于舍身搞革命的，哪个没有野心？但是要撼动整陈毅这种根基深厚的军方大哥，光凭野心是远远不够的。

      饶漱石的后台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饶漱石只是一颗钉子，想要以饶漱石为首重新整合新四军，首先干的事就是让陈毅屈服。拿下陈毅不太现实。陈毅在军内资格非常老，早在朱毛井冈山会师时，陈毅已经作为政治部主任排名第三。他经历过新四军所有困难时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拿下一个陈毅有很多种办法，比方说直接换人，比方说拉回延安批斗一番不用了，甚至更为邪恶一点，把陈毅给“拯救”了。这些都是办法，不是办不到。

      但是——没那么简单。

      新四军长期远离中央独立作战，很大程度上自成一体。叶项之后，陈毅已经是新四军的旗帜，拿下他，只会造成新四军再次动乱，战斗力再次折损。以当时共产党所处的环境看，还没有资本如此奢侈。整军的目的是加强战斗力而不是折损战斗力，这点毛泽东相当清楚，而且拿捏得相当之好。通过华中局内部整陈毅，告诉下面那些远离中央、野了十来年的将军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平时虽然也说这些，但无切身感受。现在可以通过整理陈军长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力。然而要办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饶漱石虽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在延安整风那会，在新四军中和陈毅还是没得比的。而且陈毅的直系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合作，同时希望陈毅和饶漱石合作。这也是饶漱石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前面都有个“代”字的原因。要转正，必须有陈毅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让陈毅心甘情愿拜饶漱石为领导。

      让一个人归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这个人亲口说出来，我是错的，我不行，你是对的，我帮你，我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陈毅说过，而且说过很多遍，只不过是对着毛泽东说的。让他对饶漱石说，不好意思，说不出口。毛泽东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让周恩来归顺合作，而饶漱石对陈毅就做不到这一点。

      饶漱石是新手，啥都不懂，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也没烧。不是他不想烧，实在是烧不起来。论资历、论实力、论人际关系、论才华、论幽默、乃至长相（陈毅不算英俊，饶漱石更不算），饶漱石都没有优势。如果比后台，就不一样了。陈毅后面是周恩来，饶漱石后面是刘少奇，刘少奇和毛泽东联合为一体。饶漱石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把后台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候熟悉新四军高层的各种关系，然后就可以下手了。

      一般而言，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政治水平都不错，饶漱石也不例外，政治水平一流。

      延安整风刮到华中局时，理论上的一把手饶漱石知道机会来了。

      八月十三号这天，饶漱石首先玩了一招欲擒故纵，自己跑出去搞调查（表示我这个一把手很重视实事），让陈毅主持整风大会，让大家对领导提意见。大家说咱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不是很给力，也就是对不在场的饶政委意见比较多。接下来一个星期，情况差不多，但并不激烈。饶漱石根本就没搞啥调研，而是在等待。为啥要等这一周呢？根基不深么，总要摸摸行情，看看同志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等大家闹得差不多了，再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现。毛泽东经常用这一招，现在饶漱石也跟着用。然而饶漱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有资格有实力做最后的仲裁者。而当年的饶漱石还不行，实力威望都不够，以至于战火烧到了自己身上。可见政治上没有所谓百试百灵之绝招，毛泽东能用的绝学饶漱石就使用不来。

      所谓整风整人，也就是开会吵架。

      胜败和战场不一样。战场上讲的是战术和实力，吵架除了拼口舌，还要拼后台。说到底，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场站队问题。饶漱石有理由相信，当他亮出杀手锏的时候，胜算还是很大的。因此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八月十八号这天，饶漱石出现了，加入了吵架行列。

      饶漱石以最高领导的身份“分别”找同志们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吃饭怎样啊、能不能睡好啊、找到老婆没有等等，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就是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曾经反对过伟大的毛主席，把伟大的毛主席赶下台。言下之意，毛主席是真理，陈毅反对过真理，所以他错了，要检讨，你们不要跟犯了错的同志走太近。

      饶漱石的这些谈话在同志们中间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中央让饶漱石清算陈毅了。于是乎，大家都和陈毅拉开距离。啥叫政治手腕？这就是。

      此后陈毅饶漱石两个人经常在一间小屋里谈话，也不睡觉，常常谈到天亮。搞得秘书们夜里都睡不好觉。当然不是说他们感情有多深，而是在吵架，饶漱石在啰嗦陈毅的错误，陈毅在辩解。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说的啥，但可以肯定这些话浓缩一下，核心意思只有一句对白——饶漱石：以后新四军我当老大；陈毅：不行。

      这样吵吵嚷嚷也不是办法，总要爆发出来，那就来得猛烈些吧。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号，黄花塘，二人彻底摊牌。

      饶漱石让陈毅自我批评，陈毅罗列了自己的历史。饶漱石不满意，让陈毅态度端正。陈毅还是罗列自己的历史。陈毅的历史，功劳很多，也有错误，主要是功劳。

      饶漱石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弄不动陈毅，自己头上的“代”字就去不得。如果哪一天其他人（陈毅或中央另派）当了华中老大，自己肯定变成陈毅的下属，在华中还怎么混嘛。既然已经骑到老虎背上，只好一条路走到黑，说不定还有生路。

      饶漱石亲自出马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十条空话，十顶高帽子而已。它们如果在延安那群职业政客那里，那肯定是相当有料，基本上要惹得口水一大片、板砖满天飞，陈毅铁定遭殃。

      然而那里是华中局，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甭管啥官职、都要打仗，既要打日本人，又要打伪军，还要坚决防蒋大委员长。搞不好哪天就挂了，还是讲点实际为好，对整风整人兴趣不大。所以在整风期间，延安天翻地覆，苏北和山东只是和风细雨。一方面与罗荣桓和黄克诚等人抵制有关，最主要还是局势紧张，朝不保夕，没心思搞这些玩意。因此华中局的同志们没啥反应，眼睁睁看着一把手和二把手单挑。实际上意味着饶漱石批判的失败。

      饶漱石很来火，大怒曰：“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面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吧啦吧啦。”

      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曰：“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来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大家仍然没反应。没办法，扛枪的和拿笔的思路不一样啊。既然没有效果，那就等下一天吧，留点时间让这群大老粗脑袋转过来。

      然而第二天陈毅反击了。陈毅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昂首挺胸、滔滔不绝：“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和彭德怀不同，陈毅的口才相当好，滔滔不绝，战斗力相当强悍。

      首先给自己辩解，其次逐条反驳，最后竟然给饶漱石罗列罪状！

      饶漱石那叫一个来火，最后竟然谈起官职来了：“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没有办法了，饶漱石只能给中央发电报。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虽然目的已经达到，但指望饶漱石在华中搞定陈毅是不可能了，只好把陈毅叫到延安，理由是帮助毛泽东和朱德起草七大报告。陈毅离开之后，饶漱石继续批判陈毅，效果不大。开会时，各路领军主要将领不露面，粟裕、黄克诚、谭震林、邓子恢等人直接派代表参加了事，让饶漱石自己放火给自己取暖。

      十年之前，毛泽东和陈毅在井冈山分手。十年之后，毛泽东和陈毅在延安相见。在延安，毛泽东和陈毅谈了很多，甚至还给陈毅很多安抚。只是涉及到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泽东让陈毅在公开场合不要谈自己和小饶（饶漱石）的争论。

      然而这事终于是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让陈毅发电报给华中同志们做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让陈毅向饶漱石低头。毛泽东发话了，陈毅当然要照办，就发电报啰嗦了一些个人小毛病，大帽子一顶没认。随后毛泽东跟陈毅说，黄花塘争论结束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没有批斗会、没有大帽子、没有审查、没有拯救，简单到出人意料。在毛泽东这里确实就结束了，因为该做的事在华中就做完了。现在陈毅已经离开华中，又发电报认错，这些已经够了。华中局已经没人能在政治上抗衡饶漱石了。安抚一下陈毅，卖个人情给周陈二人，何乐不为呢。

      剩下那点事留给其他人去做就行了。七大结束之后陈毅留在延安，没回工作岗位。陈毅整天喝酒下棋，心理虽苦，外表却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这段时间里康生倒是经常出现，暗示陈毅承认饶漱石的领导，陈毅偏不认账，事情就这样拖着。

      闹到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解放战争期间，陈毅一年多时间不在军部。然而和陈毅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军头不同，饶漱石除了依靠中央就没办法立足，还幸运地遇到一个人，粟裕。

      按道理说，陈毅和饶漱石争论不休，应该对新四军不利，然而粟裕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种局面。而粟裕在朱德和刘少奇印象中都不错，朱德刘少奇均把粟裕当自己人。毛泽东也鼎力支持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粟裕，试图把粟裕攥在手里。粟裕接管了打仗。陈毅不在的时间里，和粟裕配合的是饶漱石同志。当年有陈粟大军又有饶粟大军之称。陈粟大军也好，饶粟大军也好，好在和粟裕配合得很好，打仗那一块交给粟裕，其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陈毅和饶漱石的争论就局限在政治领域内，没有影响军事行动。这点又是新四军之大幸。

      尽管陈毅非常有才华、有道理、有功绩，说话很有感染力，人缘也好，然而在这次交手中，他注定无法战胜饶漱石。因为他处在被审判的地位，最多就是洗涮自己的清白。当他把十年来的是是非非说清楚，饶漱石已经稳坐华中一把手了。

      一番折腾下来，饶漱石成功地把陈毅赶出新四军，稳坐华中一把手。

      叹：新四军军长总是不敌政委，前叶挺后陈毅，大同小异。

      粟裕破土而出，接管华野作战指挥权。一番折腾下来，毛泽东终于通过整风运动达到了控制新四军的目的。

      通过陈毅这事，咱们再次看到，毛泽东用人手段之精妙，远非任何一个政敌可比。

      再把镜头对准饶漱石，此君究竟把谁当成后台老板？按道理说，刘少奇对他有恩，理当跟着刘少奇混。为何又卷入高岗事件转而针对刘少奇呢？刘少奇把饶漱石当自己人，饶漱石却没把刘少奇当自己人，他认为刘少奇这棵树还不够。他或许是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人，所以跟着高岗针对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好像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所以他从未真正成为毛派，所以命途多舛。也许毛泽东把他当自己人，只是没有保他，毕竟毛泽东连高岗都没保。

      个人认为，毛泽东还是没把他当自己人，如果是的话，后期应该提拔利用，就像后来的柯庆施，作为一颗反刘抑周的天然棋子。当然也可以看成饶漱石陷得太深了，洗清他涉及到给高岗翻案。谁说得清楚呢？是是非非。

      评：饶漱石是一位人才，晚景凄凉。但是他有过施展才华的机会、并且抓住机会施展了才华，人生如此也当无憾了。

      饶漱石批判陈毅，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陈毅。

      陈毅和饶漱石斗争失败，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实力被削弱的一个缩影。

      纵观神座下的人们：延安整风，不仅只有“狠”与“猛”，还有“巧”字。对国际派用狠，对彭德怀用猛，对周恩来陈毅用巧。

第七章  毛泽东思想诞生

何为毛泽东思想？毛概嘛，谁不知道啊，考试时还是靠抄袭才过的呢。真实的毛泽东思想和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咀嚼过的东西，因此味道有点怪异。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那本书，而是用鲜血和白骨练成的。

      这可不是在拍恐怖电影，因为世界上任何恐怖电影都是有限度的。

      数千年来，中国每一次浴火重生，都意味着流血再流血。两千多年之前周解体，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流血，方有秦汉强势。东汉末年起，又是流血几百年，才有隋唐盛世。五代十国，乃至贯穿整个两宋王朝，战争从未休止，流血从未休止。接下来是元的野蛮和明清的僵化。清末民国，中国进入流血最为惨痛的时代。

      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想要给国家止血。有人想要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谭嗣同等英豪流血而亡。又有人希望通过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孙中山让贤袁世凯，也没有成功，反而让宋教仁等志士流血而亡。最后没办法了，只能通过最原始的力量以暴抑暴，铲平一切重新来过。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流血流出来的。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帮精英通过无数次生死考验之后得出来的行动指南。这本指南就四个字——实事求是，都说烂了。但真正能理解的人很少。翻开整个一部中共党史，实事求是，就是为了革命理想，需要流血时就流血、需要杀头就杀头、需要坐牢就坐牢、需要蒙冤就蒙冤、需要运动就运动、需要改革就改革、需要开发就开放。在这些“实事求是”的行动中，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变成累累白骨，同时杀了很多同类。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的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流血再流血。

      为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必须如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所谓新中国，就是流血流出来的。与其说浴火重生，不如说浴血重生。

      如果把中共看成一个巨人，那么毛泽东思想便是巨人的灵魂。

      正是因为有了灵魂的指引，巨人才能把自身力量运用到适当的地方。

      毛泽东用政治家的身手加上诗人的气质，指挥一帮精英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实践诠释了巨人灵魂。因此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刘少奇通过自身理论实践水平装扮了巨人的灵魂，成为这一理论的发现者。

      在理论方面，除了这一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就是把这种思想形式化的刘少奇功劳最大。毛刘联盟建立，意味着垄断理论话语权。

      政坛之上，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真理。

      这种话语权不仅仅在军事上打退敌人，而且在党和政府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在当年，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

党内的优势延续到政体上，还是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等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搞不下去，刘少奇成为新一任国家主席，便在政体上赢得权力。发展到最后，毛泽东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只是走上前台的刘少奇并没像毛泽东设想的那般解决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那恰恰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毛泽东思想诞生有很多积极因素，这些各种书籍宣传里都说的很明白了。

      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这里说说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把毛泽东送上了神坛。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人建立一种组织，能量将大大增强；如果组织上再加一种思想，不仅能量加强，还将影响到后世。

      共产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马克思思想行为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了这个世界。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的影响仅仅是理论方面，通过他人的革命实践改造这个世界。

      马克思之后是列宁，他的思想行为汇总为列宁主义。列宁指导了俄国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初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柔弱的，并不强悍。真正让苏联强悍起来的，是钢铁一样坚强的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虽然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却并无统领一切的思想。有听过斯大林主义么？没有。

      接下来谈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一个理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智力活动的结果，就算后来导致了第一国际，那也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

      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一点，是边理论边实践。

      毛泽东思想是另外一回事，先有实践然后才形成理论。中国共产党流血流了二十年之后，才流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等到这个从残酷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思想帮助中国大地再次找回尊严之后，许多人就把它当成绝对真理对待，一系列的阿谀吹捧就来了。像刘少奇、像林彪，就是吹捧队伍里的杰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所有敢于表达不满的声音都将被无情镇压，如各种各样的反右派。

      在镇压这些不满声音的时候，毛泽东原本光辉的形象上开始有了污点。

      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种真理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毛泽东思想不能，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当一切问题都要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当所有事都需要毛泽东一个人做决定，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不仅仅是死去的那些人，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内也是一种灾难。对于大饥荒、以及随后的历次运动，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

      这一系列造神活动背后，刘少奇的贡献最大。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一人独大，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被神化、成为全人类的太阳，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理论化、组织化、原则化的吹捧，远比柯庆施那种“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地步”、林彪那种“天才论”“顶峰论”严重许多。盲目地跟风叫嚣，大家很容易一眼看穿。像工程师一样构建的理论，想要批判却很难。

      在个人吹捧上，刘少奇也不逊色。中共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名字之后还会伴随着一个“最”字，比如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等等。数一数，多少个“最”字？如此有才气的言语，后来的林彪等人是写不出来的。而且，毛泽东啥时候变成科学家了？毛泽东固然伟大，但终其一生和科学二字联系不大吧。

      所以刘少奇之子，刘源同志才说：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话是经过诸多阵痛之后的反省。

      评：刘少奇和康生，一个温和严谨一个阴狠毒辣，用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的狠毒，留下了怨恨的种子。刘少奇的温和严谨，成了造神运动根源。

      造神运动这项工程，刘少奇算总设计师，还有众多参与者，作用如同工程师。具体是那些人呢？可以参照陈毅在文革中的话。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陈毅提到这些人都是造神运动的参与者，文革时代，都遭了殃。

      因为毛泽东并不是神，而是“人造”的神。并非真神的毛泽东在遇到难题时，那巨人之手就会伤及当初的造神者。

第八章  裂痕

曲会终了，人会散去，所有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候。政治合作也是一样。

      当年遵义会议，为了应对莫斯科的疑虑以及借国际派消耗张国焘，毛泽东和张闻天合作。延安整风运动，为了摆脱国际派以及推行共产党本土化，毛泽东抛弃张闻天选择刘少奇。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这部上演了几十年的政治二人转又将如何呢？答案就是这个本土化进程中的合作又因为建设失败而宣告破裂。

      如果所有的故事都以喜剧结束，那么这部政治二人转应该一直演下去，直到二人生命终了。先死的那个人告诉大家不要怕，还有另一个同志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后死的那个写一点感人的文章怀念一下两人在革命岁月真挚的友谊。然而故事并不是这样。

      毛刘联盟注定要破裂的，破裂的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防止悲剧后果：中国真的进入共产主义世界。

      历史证明，那只是一个遥远且虚无的梦。即使对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世界仍然十分遥远，而且相当虚无。

      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都深信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两个人为了那个世界奋斗了一辈子，亲戚朋友都搭上了，同志和下属死伤不计其数之后，终于得到了最高权力，然后用自身权力去实现那个世界。特别是毛泽东，如果无法在有生之年进入共产主义世界，或者找到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路径，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前途看似光明，路途极端曲折，因此问题很大。要解决问题就要斗争，因此悲剧不可避免。

      纵观毛刘联盟，初成之时，二人并不对等。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名义上还不是最高领导，但实力已经无人可匹敌。就连老资格且善于搞点小动作的王明同志都承认：同志们要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好好干活。当时的刘少奇虽然算是早期工运领袖，并且在华北、皖南、山东、苏北等地搞过工作，上升势头很猛，但继不管党也指挥不了军，实力毕竟有限。

      彼时的毛泽东好比是一棵大树，刘少奇只是围绕大树而生的树藤，树藤依附大树而存在。但是树藤终于要长大，长大后的树藤就脱离大树，站在了大树的对面。

      在造神运动过程中，刘少奇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实惠。最大的一个实惠就是，通过主持当年的日常事务获得了人事罢免权。虽然大方向要毛泽东控制，而且在军方系统内插不上手，但是可以通过组织关系为以后在行政系统内铺路。这就是建国之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借口：国家要害部门都被白区干部把持了。事实确是如此，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走出来的那批人，很多都是省部级别的大员。

      抗战之后，国共争夺东北，共产党最初的东北一把手是彭真。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一把手。他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派彭真去东北和国民党争地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彭真搞党政都很好，后来搞法制建设也是非同凡响，但是说到打仗，那不是他的专业。后来彭真和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挺林彪。这个事实说明，派彭真去东北是刘少奇的主意。如果让彭真搞党政，再搭配徐向前搞军事（参照红四军时代和陈浩昌合作经验），就差不多了。可惜随彭真一起去的是林彪，林彪不是徐向前。

      刘少奇实力真正膨胀是在建国之后。国家草创，一切部门都需要人，而那些自认为老子打了江山的军人们还在战场上，还没有压向行政系统。对主持政务的刘少奇而言，那是扩张自己势力的好机会，可以通过组织关系安排自己了解的人。等到军人打完仗，发现国家各个位置上都有人了，当然心生不满。正因如此，军方背景雄厚的高岗向刘少奇挑战时才会有那么多追随者，包括彭德怀林彪都表示支持。

      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有不满，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实际上主要是指刘少奇的工作没达到预期，因为当时周恩来还要兼顾军委日常事务。随着朝鲜战局日渐明朗，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毛泽东开始兴致高昂地搞建设。

      在毛泽东心中，社会主义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国度。至于如何崭新法，他心里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但是他对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有不满（详情参照高岗篇），刘少奇的“允许剥削”和“新民主义过渡搞法”都让毛泽东不满。与此同时高岗在东北搞得不错，于是才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调高岗进京，一方面是为了削弱各路诸侯，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刘少奇表达不满。只是后来高岗的脑袋发热失控，毛泽东不得不挥刀断臂。

      高岗死后，二人转继续唱，刘少奇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实力进一步上升。这个上升，依然是建立在紧跟毛泽东的脚步之上。刘少奇的紧跟加速了大饥荒到来。

      前面篇章分析过，关于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决策了大的政策方向，然而这些决策如果没有主管实际事务的盟友刘少奇密切配合、没有周恩来的犹豫不定，政策很难彻底落实，至少大饥荒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因此刘少奇在大饥荒中负领导之责。

      正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打破了二人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在大饥荒之前，中共在庐山召开了影响极为恶劣的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会议上拿下彭德怀。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没想到的是拿下彭德怀成了二人之间最后一次政治合作。接下来的灾难过于猛烈了，即使强如刘少奇毛泽东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关注自己的历史定位，不得不考虑如何洗刷自身的历史形象。

      在刘少奇看来，毛泽东的政策出了问题。而在毛泽东眼中，是刘少奇领导的政府变质了。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到生命终了，刘少奇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刘少奇死后，毛泽东还在纠缠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理出个所以然。一代伟人迷茫至此，可见问题是何等纠结庞杂。这些都是后话。这里先看一看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爽。

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中国有句俗话：不遭人嫉是庸才。反过来理解，只有精英才会遭人嫉妒。刘少奇之所以遭人不爽，只因为他是精英，只因为很优秀而已。

      建国之初，一位身处高位又不在最高位置、且即将走向最高位置的人，要想不惹非议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他又干了很多事，露出很多破绽的情况下。对此西方有人说，人只要干事就会犯错。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抓住尾巴。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共同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有那么多人对刘少奇不爽，只是羡慕刘少奇的才华、嫉妒刘少奇的权力、恨刘少奇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故事另有原因。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算是同一代人。论才能、人品、乃至相貌，周恩来都不输给刘少奇。工作这一块，周恩来也没少干，而且更为庞杂，除了党务这一块，他基本上啥都干，连特工都领导过，得罪人或不得罪人的工作都是一肩挑。然而很少听到对周恩来不满的声音。即使高岗活动那会，主要目标也是针对刘少奇。即使后来街坊间传闻柯庆施要当总理，也是传毛泽东的意图，而非柯庆施对周恩来进攻。周恩来经常检讨，也只是向毛泽东检讨。然而刘少奇的对手好像从来没间断。

      延安整风之前，刘少奇有名气无权力。白区地下党么，再高的职位也管不了几个人。影响也就是组织一下罢工，写文章和某人论战一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工运领袖这个角色并无多少分量，和大革命时代都没得比。就算时不时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到某个局搞工作，也是干一段时间就走，来不及扎根。那个时候的刘少奇处于挑战者的地位，他也是勇敢地向张闻天等人发起挑战，成功取代张闻天成为党内日常事务主持者。

      整风之后，刘少奇虽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组织上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说真的，当时这个权力形同于摆设。因为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指挥军人打仗的工作由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干，刘少奇的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此时的刘少奇只是一位隐在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家，一位具有实干精神并且干了很多实际事务的理论家，并不显山露水，位高权不重。

      刘少奇真正耀眼是在建国之后，他和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之后新中国最重要的两根支柱。这个时候，这位起于工运，战争年代一直埋头于党务的第二号人物就成了擂主，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场。这种考验从高岗一直持续到林彪同志，终于挑战成功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情况下，为啥有人要挑战毛泽东一手扶持的刘少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取而代之。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权力。也对，可以这么说，毕竟高岗同志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就把问题了结了，显然不太负责。

      权力之说可以解释高岗，却无法解释林彪。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上位并非是靠自身积极钻营，而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林彪最终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更像毛泽东一个情非得已的选择。

      不仅仅无法解释林彪上位，更无法解释邓小平的转变。高岗失败之后，毛泽东提拔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少奇、周恩来。然而若干年之后，邓小平离毛泽东越来越远，反而是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还有彭德怀，庐山写信基本上是冲着刘少奇去的，写信本质并非所谓权力之争。

      ——要解释那一切并不容易，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相。争取达到如下目标：即使偏离了真相也不会误导大众。

建国模式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建国开始说起。

      新中国建国模式是中央集权，这是大方向。有三个原因决定新中国必然是中央集权：一个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每一次重新崛起，都是中央控制力较强，衰落于中央对地方失控；另外一方面，新中国的模板是苏联，苏联虽然有很多加盟国，却也是集权国；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实施一党专政就必然中央集权。

      这是大方向，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下面小机关中各个部门，就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了。党的一套班子，政府的一套班子，从无到有，选人才、选地方、制定法律法规这一大摊子事都需要有人干。谁干呢？主要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刘少奇主管党内日常事务，对应各级党组织，周恩来管国务院，对应的是各级政府。

      前面说过，建国之初还在打仗，国内剿匪和国外战争同时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内领导人的心思还在战争上，真正安心解决各个部门建设问题的，正是主持党内实际事务的刘少奇同志。应该说刘少奇干得还不错，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系列人事安排，国家初具雏形，该有的机关单位都有了，各个部门上都安排了人，需要人干活时有人干活了。等到五四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国家基本框架大致定下来了。

      但是这项工作有两个巨大的破绽。

      第一个破绽就是，各级官吏位置上，苏区干部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苏区内部主要在军方，都在前线打仗，不在前线的要准备上前线。白区干部比例相对较高，白区本来是搞地下党的，全国解放了，又不需要上前线，各个地下省委书记啊、市长啊什么的自然要从地下转移出来，要安排工作，然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并不是说苏区干部数量和白区干部总体数量相比。

      然而苏区实力远远高于白区，数量也高于白区。别的不说，就那么多军人怎么安排？军人在打仗时无所谓，仗终究要打完的。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就会不满，不满就会发难。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同志。

      现在就扯出来一个问题，为啥苏区同志会对白区同志不爽。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既然大家都跟着同一个领袖，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去奋斗，既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搞定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既然建国之后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谁当这个官有区别么？

      粗看一下确实没啥区别，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区别很大。高岗同志到处宣扬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也就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别，大家依此判定高岗在搞分裂。事实上高岗是对的，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在人生经历乃至思考方式上确实有很大差别。

      这要从他们各自的经历说起。通俗意义上讲，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判断来自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虽然大家同属一个政党、团结在一个领袖周围，但彼此的经历差别造成思考方式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很多误判。

      苏区干部，特别是军人，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多人参军入党并非出于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或者被马克思列宁给征服了，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已。对他们而言，马克思列宁和老天爷差不多，那些理论不如一碗红薯稀饭来得实在。共产党恰好可以给他们饭吃，不仅给他们饭吃，还可以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种庄稼养活老婆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跟共产党跟谁，难道跟着国民党继续给地主种地去不成？

      尽管苏区这些军人干部打仗很勇猛很机智，消灭了很多敌人。但是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长期待在苏区的荒山野岭里，见识有限，对于机关单位应该如何运作一窍不通。

      白区干部不同，知识分子比例比较高。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和各种人物过招，处事比较老道（不老道的都被抓去枪毙了）。因为时不时要和各种机关打交道，甚至要到各种各样的单位搞卧底搞潜伏，对各种国家机器就比较熟悉。

      经过苏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刚毅机智的军人。战场上勇猛无敌，战场之外的人际关系上有所欠缺。让苏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要么很为难，觉得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要么觉得很轻松，随便整整就算了。

      经过白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灵活务实的官吏。让白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可以照葫芦画瓢，分出一个大致框架。刘少奇大量使用白区干部，除了战争因素的考量，也是对白区干部更为了解。但是他们也有致命的弱点：白区干部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官僚集团、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他们曾经推翻的国民政府一样。

      等大量军方干部扛着枪回来，发现各个部门除了已经有人之外还有点似曾相识，揉揉眼睛一看，怎么这些机关单位跟老子闹革命推翻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呢？咱们新中国不是应该与众不同的嘛，怎么还跟国民党那些单位差不多，怎么回事嘛。

      ——如此情况，怎么可能相安无事？马克思列宁复生也未必能阻止。

      这就是第二个破绽，或者说失误。

      这个失误就是没能安抚苏区干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差很远。毛泽东搞过跟多次斗争，不仅仅是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战争年代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井冈山时代几起几落不说了，和张国焘斗，延安整风，每一次都是大手笔，但是掌控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总是能团结大多数。张国焘叛变了，仅仅是个人叛变。国际派靠边站了，但共产党的战斗力更强大了。之所以如此，皆因能争取大多数。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固然残酷，但国家和党稳如泰山。即使日后林彪出走，也是和张国焘一样，光屁股走人。

      刘少奇处理对手问题，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的林彪，都不理想。其实刘少奇对面站着的远不是军内那几个巨头，而是巨头身后的那些人，那些平凡沉默、悍不畏死、久经战火考验、维持国家完整那些苏区出来的干部。

      广大苏区干部虽然一度窝在山沟沟里打游击，靠黑面包南瓜汤维持生命，穿的也就是粗布衣服，跟他们讲该怎么当一个科长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一群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之人，历来都是被统治的对象。这群人在有文化素养的人眼中是粗人，在精密的官僚组织中非常碍眼。然而这群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一个群落，正是靠这些人的坚韧，中国才得以重生。

      换成和平年代，这些看似没啥素质的粗人以农民或者工人的身份分散在土地或工厂中干活，靠自己的身体给社会创造财富。就像现在这般，不被重视，赚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可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刚刚在战场上冲破一切障碍。现在他们需要工作，接下来就是对工作不满。

      白区干部看苏区干部不爽，看看这帮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办事？

      苏区干部看白区干部不爽，看了这帮官老爷派头十足的家伙就想去揍，就像当初揍国民党那帮子混蛋。这种相互看不顺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

      刘少奇借助白区同志办事的时候，并没能很好地安抚两派人的对立情绪。

      当初的高岗对刘少奇发难，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就是因为这种对立情绪的存在。后来彭德怀在庐山写信，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当时的客观情况确实很严重，潜在原因就是这种对立情绪。毛泽东表态之前，军方基本上支持彭德怀，反对者基本上来自行政系统。

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难道说刘少奇看不到自身的弱点在哪儿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作为一个长期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按常理最终将走向最高领导岗位上的人，应该清楚自身处境，知道哪些人不太买自己的账。或许他根本不在乎，办事而已嘛，有能力的上，事情办好就行了，顾虑太多反而误事。

      客观一点说，刘少奇的那些破绽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他想要去化解那些军人和自己的隔阂，也未必能如愿。因为他根本无法插手军事，也就谈不上化解。

      根据中国老传统来看，韩信和萧何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乱世韩信压过萧何，治世萧何胜过韩信。文和武好像有某种天生的敌对，要不然廉颇和蔺相如上演将相和的故事也不至于成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太少了。

      刘少奇也不是不想和军人搞好关系。只是军人忠于另外一个人，老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把名望和地位给刘少奇，但枪杆子始终没有给他。将帅中凡是跟刘少奇走得近一点的，要么靠边站，要么倒霉，比如粟裕，比如贺龙。所以说刘少奇的工作有他的难处，这种难处恰好是人事框架造成的。

      在了解刘少奇工作的难处之前，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是如何给刘少奇定位的。自从毛泽东真正掌权之后，党、政、军就组成了一个稳妥的三脚架，稳稳地支撑着这位伟大领袖。

      战争年代比较特殊，党和政都是次要的，军才是主要。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摆平军人上面。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党内地位并不明显，比如实际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总有一帮理论家的党内排位高于他。作为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劲的周恩来，党内地位从来没有升至第二位。刘少奇作为党务代言人，实际上也只是依附毛泽东而存在，军内影响很小。我们知道，刘少奇的作用除了解决实际问题，还平衡一下军头。党政军么，三者基本平衡是必须的。没有了么？还有。

      作为一个重新缔造了中国的领导班子，不能仅仅从人事方面分析，还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比较。说起中国的人事关系，那叫源远流长。整个一大堆二十四史，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人际关系。抛开早期神话时代不谈，中国的人事分配起于春秋。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之类的牛人基本上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春秋霸主和战国雄豪们都有自己的班底，商鞅、管仲、范蠡等人都是班子里的杰出代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代，文有李斯、武有王翦蒙恬等人。

      随后的汉帝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导班子，就是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人就是刘邦王座下的三条腿。韩信管攻城略地、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的工作则是组织运作。这套班子堪称经典，成为所有后来成功者学习的样板。

      论功劳，韩信最大，大汉天下很大一部分是他打下来的。没有韩信，刘邦和项羽很可能就像象棋盘上那样划分楚河汉界。然后项羽搂着虞姬唱歌跳舞，刘邦背过吕后找个宫女啥的乐呵着。张良是搞谋略的，换句话说，就是阴谋家，还是顶级阴谋家，一出主意就是要人命的那种。

一旦天下平定，韩信这种人就要悲剧，因为论战功和能力，这种人就成了领导眼中一个巨大的危险，赏无可赏不说，总担心哪天造反分裂天下。后来的高颖、蓝玉、年羹尧都是同一种命运。连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叶剑英都说，现在主席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你。

      其次就是张良这种人，永远要防。这种人搞建设的能力不怎么样，但破坏起来，能量惊人。因此张良后来隐退了，就像前辈范蠡一样。这种人功成之后都会身退，不隐退一般不会有好果子吃，比如说范蠡的同事、文种就跑慢了，死路一条。后来帮助唐肃宗出谋划策评定安史之乱的李泌，成功身退。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退了。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做了同样的选择。

      相反萧何这种老老实实搞组织，危险和不确定因素都很小的人，往往可以身居高位。

      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所得胜过韩信张良，萧何的结局也强过韩信张良。之后类似的故事就成了历史餐桌上的家常菜。唐帝国建立之后，掌控国家命脉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而非李靖。宋建国之后，皇帝之后大当家是赵普，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只能喝杯酒之后回家抱老婆去了。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朱元璋做了和刘邦相同的选择，即推选埋头干活的李善长为最大的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靠后。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这些了如指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组成的早期领导班子，并不比历史上那些班子差，如何实现班子分工协作就成了一件大事。可以简单对应，说刘少奇扮演组织者（如萧何赵普李善长的角色），说周恩来扮演谋士（如张良刘基等人），说朱德代言军方系统。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

      俗话说历史在前进，人事关系正在细化复杂。朱德贵为红军总司令，但是和古代的统帅们不太一样，他很少直接指挥战争，更多的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局。打仗的事，由将帅们在各个根据地搞。周恩来有足够的实力扮演谋士角色，引导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和谈、周旋于国际国内大大小小的派别之间，这种手笔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差。但周恩来远远超出了谋士角色，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谋士的工作量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一个谋士面对的困局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谋士能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居于高位且善始善终。就算那个号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都不行。刘少奇倒是很好地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这个班子中，刘少奇实力最弱，但地位最高。

      中共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暴力，就是搞暴动拉队伍。就是教材上写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就要去当兵，当兵之后打更多的土豪分更多田地，然后更多人去当兵。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暴力循环。等到把全国的土豪全部打光光，新中国就建立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力量源泉，即对暴力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党指挥枪。

      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三湾改编时制定的原则性策略。这个策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控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协同一致。对比一下国民党，就知道这条原则的优势有多大。国民党也是兴起于暴动，而且暴力不少，且很强大。因为对暴力控制不力，所以军头叛乱时有发生。军头都这样，军头下面的那些人就更别提了，鱼龙混杂。一开会大家就是要钱要枪要人，军事行动时却又各怀鬼胎。国民党败就败在这条上——对暴力控制不力。中共这边就好很多，基本上没有军头叛乱的事，士兵比较淳朴，偷鸡摸狗的事基本不干，上了战场绝不含糊，对得起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把原本实力最弱的刘少奇的地位安排到最高，目的就是制衡。这是中共人事安排中的经典套路，也是中国历史中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即压低实力超强之人的地位，给实力不那么强的人以虚名。建国之前的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建国之后事态转变了，原本弱小的行政系统一跃而成主流。看看当年草岚子监狱里，关的地下省委书记、市长一大把，值不了几个钱。建国之后，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头衔就变得相当抢手。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出来的六十多人，多数位居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委员。原本地位高而实力相对较弱的刘少奇，实力极大地加强。或许这就是毛泽东的安排，他对那帮打天下的军人有所防备，而且不太相信他们的建国才能。这个安排属于抑武杨文的正常范畴。

      在党指挥枪的框架下，没有指挥过枪的刘少奇走上前台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一大帮打天下成功的军人。这些军人在战场上个个好汉，到行政系统内部就不见得能行。说到底，打仗和当官是两回事，能打仗未必能当官，正如能当官未必能打仗（把现在当官的送上战场大多数都要怂）一个样。因为打仗和当官根本就不是一个思维模式。战场上，只要干净利索彻底解决对手就行；官场上，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糊弄好。

      这个安排相当于把刘少奇推向前台成为擂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政权有了，和平来了，国家需要治理，作为党内二号人物，要么把刘少奇隐蔽起来，所有无聊琐事由一号人物毛泽东一肩挑；要么把军权也给他，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如果折中选择，只能这样了。

      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厚望。除了依靠他领衔的文官系统压制军人，还希望他能够在建设方面帮助自己一把，正如战争年代依赖彭德怀林彪等人一样。

      然而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审视国家建设时，发现所谓的新中国并无太多特色，无论国家体制还是行政方式，一部分来自传统，一部分来自苏联模板。刘少奇时不时发表些讲话，讲“咱们现阶段要过渡”、“要允许剥削存在”。怎么听都有点回到国民政府时代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才对高岗委以重任，就是要表达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给他们点刺激。当高岗越过了那条底线，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彭德怀庐山写信，毛泽东依然挥刀断臂。可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珍惜二人这部政治二人转的。

      接下来毛泽东亲自指导建设。第一次人大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开始逐渐狂热起来。此时的刘少奇选择紧紧跟随，一步也不落下。可以说刘少奇也是比较珍惜这部政治二人转的。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政治联盟在建国十年之后也不可避免要解体。

      因为大饥荒来了。

第九章  大饥荒的冲击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毫无悬念当选。同时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出任人大委员长。在国家主席职务的定位上，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是和国际接轨，二是拥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元首并不是国家一把手，一把手是党的最高领导，也就是毛泽东。

      两年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党内会议上先吹风，表示不想当国家主席了。又过了两年，第二次人大之前，中共通知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当下一任国家主席了。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一阵风波，党外人士还以为共产党内出现地震了什么的，纷纷找关系探听情况。

      毛泽东不适合当国家主席，因为他的个性太随性了。延安时代他可以当着记者的面捉虱子，在游泳池和赫鲁晓夫同志约会，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穿着睡衣去的。

      毛泽东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可供选择，比如说朱德、比如说刘少奇、比如说周恩来邓小平。可能性最大的是朱德和刘少奇。

      大家都以为朱德会转正，因为朱德是国家副主席，转正水到渠成嘛。以朱老总的威望，当国家主席绰绰有余。然而接下来朱德亲自表态，推荐刘少奇继任。于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朱德干起了之前刘少奇的工作，成了人大委员长。

      这一年毛泽东六十六岁，刘少奇六十一岁，两个人都已过花甲之年，早已从当年激情澎湃的革命者转变成心机深沉的政治家。

      提到一九五九年，总是想到庐山事件。这一年意味着很多，刘少奇走向前台，对中国政坛的影响不下于庐山事件。

      从此之后，两位奔向古稀之年的大人物从一元化走向两元化，开始了合作到对立的过程。以此为基点，往前看，他们已经相识了三十八年，合作了二十五年；往后看，三年之后，他们的政见分歧就要浮出水面，又过三年两人摊牌，从此一直纠缠，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

      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时，全国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跃进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人民公社也已经在不可挽回的快车道上狂奔，半年之后就出了非常恶劣的庐山事件。

      随后的三年里，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千千万万中国人进入了死亡方程：没有食物导致饥饿，因为饥饿导致浮肿，因为浮肿导致代谢系统紊乱，浮肿消失还是没粮食，再浮肿，如此循环，直到最后非正常死掉。

      大饥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流血事件。

      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当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时，他预料到刘少奇会当选么？史料中没有直接的答案，但答案趋向于肯定。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暗示什么，但是他应该知道是刘少奇上台。一个是历史传统，毛泽东不在，刘少奇代理。朱德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龄大了，已过古稀之年。而且朱德淡泊名利，正渐渐淡出权力核心。另外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抽不开身，他也不太愿意出这个头。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既不愿意成为领袖，也不愿意成为领袖旁边的那个人。他和领袖中间总是隔着一个人——时势使然还是人为选择？其他如邓小平等人当时的资历还不太够。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一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真正恶化。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还是心里有数的。

      应该说刘少奇上位，也是毛泽东的心愿和布局。而且刘少奇态度做派上比较严谨、凡事一丝不苟、原则性很强，适合主持国家。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纯粹的党内干部出任国家主席，不会从根本上（军方）威胁到毛泽东。毛泽东以为让刘少奇处理好政务就行了，不要涉足军内。然而那个时候想把军政分开是很难的。因为很多人从军队出来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了。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都是军内转过来的。庐山之上，彭德怀写信固然是忧国忧民，矛头也是冲刘少奇去的。而彭德怀当时的威望在军内正处在顶峰，身份是国防部长。

      毛泽东让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希望刘少奇能够出头解决严峻的局势，拿下彭德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刘少奇表示支持。

      两年之后，也就是六一年，也就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对接班人的看法。这一年，蒙哥马利访华。九月二十四号，是咱们的中秋节。这一天，毛泽东准备再次会见英国陆军元帅，顺便在一起吃个饭。蒙哥马利也很高兴。两个老人彼此说了一番客气的话，然后谈了一些问题，很开心。

      在开心的氛围之下，蒙哥马利趁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这一次和之前不同，考虑让刘少奇成为国家真正的掌舵人，主宰几亿人的命运。这也是历史上打算让位刘少奇的历史证据。但是这话有一个前提：我死之后。因为国家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元首。按照中国特色，党指挥枪。只要毛泽东还在，就是毛主席，就是刘少奇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话对刘少奇应该是一种勉励。毛泽东仅仅年长刘少奇五岁而已，他的身体素质还要更好一些。

      这话还有弦外之音，蒙哥马利不懂的弦外之音，要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来解读。当时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年头，是最需要刘少奇的时候。当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一体的，两个人还比较珍惜几十年来的合作成果，政见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让他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解决经济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刘少奇把问题顺利给解决了，接下来可能真的会成为最高领导。即使毛泽东不死，也可能成为最高领导。既然如此，为啥又有后来文革之中天崩地裂的那一幕幕呢？原因很简单，刘少奇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

      问题就是有这么多戏剧性：刘少奇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方式却不对。刘少奇不仅没有按照毛泽东希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相反。休说最高领导的岗位，最后连性命都丢了。

      所谓政见，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

      所谓政见不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既然都是解决问题，有必要因为方式不同而拼个你死我活么？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在政治家那里就非常有必要，特别是最顶尖的政治家那里，更有必要。因为政治家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想要成为最顶尖的政治家，身后必然有一大批粉丝。政治家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的观点，整个集团的利益。就算自己不愿意和对手拼命，粉丝们也会想办法置对方于死地。这些在文革中仔细讲。

      大饥荒意味着啥呢？对广大百姓而言，意味着灾难。对政治家而言，也是灾难。政客结盟，为的是利益。政治家结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历史责任。说白了就是青史留名。当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谭嗣同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时候，都在青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原本可以不死，但他们选择死，选择气节、大义、民族血性，把名字刻在史书上。古往今来，政治家的终极追求就是这几个字——青史留名。

      特别是中国人，没有神可以信，能做的只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上，以光辉正面的方式。

      青史留名这东西听起来很虚。那是因为咱老百姓平时离那个境界很遥远。但对于官吏而言，遇到国破家亡、而又肩负重任时，你就需要考虑究竟要选择当文天祥还是洪承畴。比如说那位兼具才华相貌私德的好男人汪精卫先生，一念之差把一切都葬送光了。同理，大饥荒时代的农民只需要考虑肚子。如果处在毛泽东或刘少奇的位置，就需要考虑历史定位。如果二人政见不和，那就是火星碰地球。输的一方，将要在一段时间内为大饥荒买单，将输得一无所有。当我们惋惜两位大人物为何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时，其实并不知道，他们在准备为各自的政见而殉道，在为自身的历史定位而奋斗。

      大饥荒是一个巨大的污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想如此大的历史污点落在自己身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个级别的人而言，不管合作了多少年，不管曾经的关系多么亲密，涉及到历史定位时绝不含糊。因为他们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同，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要考虑留在青史上的符号。

      所以就二人争端而言，除非当年有办法让他们穿越到未来看一看，否则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较量，受难的将是巨人脚下的凡人。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在第三篇里，我们说过，刘少奇在庐山事件上充当了政客。之所以说他当了政客，是因为他说了违心的话、干了违心的事。庐山之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了解实际情况。早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整个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视察。五八年底，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清楚。正是此刻，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是政客，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接下来他干了只有真正第一流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留下名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刘少奇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也可以写下类似的句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也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国家局势非常非常严重，严重到何种程度，参照大饥荒篇。诸葛亮奉命去江东，仅仅要说服对一个想抗战却对抗战尚有疑虑的孙权，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却要解决几亿人饿肚子的问题。

      要说刘少奇上台之后就找到了灵丹妙药，那也非常不现实。政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刘少奇是五八年初上台的，大饥荒从五九年持续到六一年。刘少奇真正调整政策是从六零年底开始的。中间五九年六零年这两年在干吗？在继续大跃进。也就是说这两年里，按照惯性，刘少奇的身份还是毛泽东的学生，还在按照三面红旗的路子走，即使有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比方说五九年弄出了庐山会议，等到把彭德怀批判完毕，已经是六零年了。

      批彭，意味着反右。反右，意味着继续左倾，意味着继续跃进。代表性例子是此时的张仲良正在甘肃山寨秦始皇，鼓足干劲，正大搞特搞引洮工程。等到实在跃进不动了，又过半年，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了。

      后来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信变成了反右。这话前面已经驳斥了，没有彭德怀的信，庐山会议也不可能纠左。说神仙会上讲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鬼都不信是在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激情燃烧的大跃进熔炉狠狠地加了一扇子风。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经济调整或许会早一点。早半年也好啊。当然这是假设。

      正是那两年的时间，使得前台掌舵的刘少奇意识到：之前的政策不行了，再不改变，将要跌入历史的黑暗之谷。转变来自六一年，具体来说是那四十四天。

      正是那四十四天，使得刘少奇把思想变成行动，决定冲破一切。

      那四十四天，刘少奇干了啥？呵呵，说起来并没啥了不起的事。既没有发明伟大的思想、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干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到乡下去转了转，和社会最底层的人打了一阵子交到，切身感受了一下最下层的生活，仔细听一听最底层的声音而已。

      如果非得总结一些意义：那就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把所见所闻所想通过政策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还要把这些意义渲染一番，那就一个词——与民谋利。

      好吧，咱们就探寻一下刘主席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