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殇（下）

第十九章  刘少奇的大四清

这世界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世界第一高的珠穆朗玛峰听起来很吓人，只要想一想青藏高原上那些六七千米高的山峰，就能明白，珠峰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西岳华山以险峻著称，前往秦岭山脉看一看，状如华山的山峰有很多。

      中共前期政治运动史上，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巅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然而它也不是孤立的，也是一步步形成的。延安整风运动，文革中的某些特点就显露出来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又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酝酿和升温。

      从七千人大会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四年多时间，实际上都在政治运动。确切说就是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分成前后两段，前段是由毛泽东领导的小四清，后段则是刘少奇推动的大四清。四清运动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中间究竟怎么了？

      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带领全党检讨，以集体力量抗下了大跃进的责任。大会之上，很多人感动得稀里哗啦。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所有人的偶像，包括刘少奇在内，均表示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不仅刘少奇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整个行政系统也倒向刘少奇，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所以毛泽东借助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力量，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整个行政系统砸得稀巴烂。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在四清运动上：刘少奇推动的大四清运动和毛泽东主导的小四清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那些不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发不可收拾。

      揭开那些本质上的不同之前，先看看两个样板：枫桥经验和桃园经验。

      枫桥经验是小四清中的样板，早期的一个典型。桃源经验晚一点，是大四清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从这两个经验样板中，可以窥视四清运动的一个大概。

      搞政治运动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要亲自跑遍大江南北，到处蹲点、调查、分析、决策。都是老人家了，都不容易。但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又势在必行。

      小四清时代，毛泽东曾数次到浙江巡查，开过不少会议，制定过不少文件，训斥过不少人。一九六三年，他发现了浙江诸暨枫桥镇这样一个地方，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不错。

      上级看下级不错的标准一般有两个：出成绩和不惹麻烦。

      像大饥荒时代，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被压着，撒谎没成绩就算了，到最后还惹来麻烦无数，麻烦都写到了历史书上，如河南信阳。

      枫桥这地方搞得不错，他们的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个总结看起来像标语。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可以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点好，好在那里呢？就是不给中央惹麻烦。这就好了？在那年头确实算好了。那是一个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麻烦的年代，不同的麻烦从不同的地方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央。中央领导桌子前面的资料堆成了山，问题根本解决不完。

      看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工作时间表，基本上都上班十二小时以上。加班没工资不说，天天还要听各方面的唠叨抱怨。虽然他们都比较强悍吧，但也不是机器。人心都是肉，都想工作少一点，多休息休息不是。那么多问题，能休息得了么。

      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那正好是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

      第二个小段：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也是好处。因为在历次运动中，高层领导都在强调少抓人，抓个别就行了。而每一次运动都要多抓很多人，每次都有那么多特务、内奸、叛徒、阶级敌人，大家还不是早就完蛋了？连我们这些人都能凭常识看到的问题，中央领导看不出来？当然知道，但知道也没办法。运动还得照搞，冤假错案照例出现。如果真的能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不失为一条良策。

      有了这两点好处，毛泽东亲自下令：推广枫桥经验。

      客观来说，这个经验确实值得推广。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这样的经验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即使今天，这个经验依然被翻新，说明它确实有优点。说白了，就是靠下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小四清中追求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前十条中设想的那样，就是要解决问题。确切地说，是通过政治运动解决问题。

      枫桥经验中，依靠基层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接近毛泽东当时的想法。这个想法看似很不错，却蕴含着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对官吏阶层的不信任。

      刘少奇的大四清运动又怎么样呢？再看桃园经验。

桃源经验

其实桃园经验的过程本身没啥，只是很多下去蹲点人物的个人经验，只因为比较特别，所以形成了一个样板。因为到桃园去的工作组中有个人叫王光美，因为那个叫王光美的人是刘少奇的妻子，因为刘少奇是共和国政府的首脑，是四清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政治、军事、经济本质上还是男人的游戏，女性的戏份不多，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对政局走向产生了影响。

      王光美，生于世家名门，兼具才华和美貌，有一个让人羡慕又让人惋惜的人生。

      一九二一年，王光美出生在天津。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诞生。二十八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得政权，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

      王光美的父亲叫王治昌，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于一九一九年参加巴黎和会，一九二一年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王治昌在华盛顿期间，听说女儿诞生，兴奋之余为其起名为光美。这个名字并不好听，甚至有点俗气，听起来像乡绅家的孩子，但不影响她耀眼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名门之女，要么生活作风糜烂，要么沉醉于诗词歌赋中，王光美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这么说吧，王光美的数学和物理非常好。好到啥程度呢？她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数学女王”。就是说王光美是个理性思维第一流的女人。与之对应的是，六十年代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出访，被尊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

      古今中外，出身名门的女人不多，出身名门且拥有美貌和智慧的女人更少了。出身名门、拥有美貌和智慧且成为国家元首夫人，那更是凤毛麟角。王光美把这一切占全了，简直到了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境地。当然她确实惹了一个人的羡慕嫉妒恨，那是后话。王光美的一生并非完美，她的不完美，就是从四清开始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貌双全的元首妇人王光美带领了一个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去搞四清运动，之后把经历讲了一遍，又写了一遍，供同志们参考学习，然后推广，名曰桃园经验。

      本来也就是一场普通的四清蹲点，因为主席夫人在，大家工作格外卖力吧。

      一到工作地，大家就采取老苏区和敌人斗争的方式，第一步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接下来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弄好之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已经不再是小四清那般简单，已经在向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转变；再对“阶级敌人”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这其中的转变是恐怖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查账查仓库时查出来一大堆问题。一个大队查点问题，把这些问题转变成汇报材料，这些材料再从大队汇报到公社，又从公社汇报到县级，从县级汇报到市、省、大区，最后到中央。中间每一级领导都要加点意见表示一下个人存在。根据老传统，这些意见往往是往左倾斜，右倾有可能带来麻烦。客观地说，大饥荒留下的问题确实很多。这样添油加醋的集结，原本只是大队书记收了两斤猪肉或多占了一千斤稻谷，到中央就变成一个地方的政权变质了，所以政策必然升温。

      如果说四清升温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炼成的。过程和当年的大饥荒一个样。

      此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非常难做，因为他面临如此一大堆问题。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刘少奇选择给运动升温。

      制定两个十条时刘少奇在国外访问，没有参与讨论。按照当时的情况，即使刘少奇在，双十条也会诞生。

      刘少奇回国之后处理了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然后才把目光转移到四清运动上来。当时四清运动刚刚兴起，各种问题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刘少奇决定给四清运动升温。

      升温的方式有两手，一是主持修改后十条，改得更左一点，把阶级斗争的调子调高；另一手就是推广样板。中共历史上，历次运动都要搞样板，然后推广。这次也不例外。

      那么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如何成了样板呢？

      第一条肯定是身份比较特别。很少有人想到国家元首的夫人会亲自下去搞蹲点，回来之后当然要捧捧场。中央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让她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王光美第一次讲了桃园大队的做法和体验。然后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这都在比较正常的范畴之内。

      等到刘少奇打算给运动升温时，就变得不正常了。特别是二人一路南巡途中。

      南巡路上，刘少奇督促大家搞运动，但是大家希望更进一步的指示。这样的指示本来就不好做，虽然有双十条为理论依据，却又有诸多难处，很简单，大家都没有干过啊。当地方晓得主席夫人搞过四清，自然要想方设法邀请她作演讲，一方面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另一方面算是变相拍马屁、讨好国家主席，一举多得。

      就这样，王光美从河北讲到山东讲到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一路演说得非常成功，途中反响强烈，所到之处掌声阵阵，听完还觉得不过瘾，还要现场录音，还要印成资料下发，可以说场面相当轰动，堪比人气最旺的影星。

      之所以如此，根子还在刘少奇身上。如果不是他要给运动加温，大家也犯不着跑去找王光美取经，王光美只是做了她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事。那些事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夸大了。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结束，可以理解为国家元首的夫人在作秀。要是作秀就好了。刘少奇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讲原则，干事雷厉风行之人。

      书面报告弄好之后，刘少奇亲自代中央拟批语：“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

      刘少奇是什么身份，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代中央拟批之后，就是国家文件，具有法律法规效力。到广东之后，刘少奇主持修改了后十条。这样四清运动升温正式形成，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依据。说真的，刘少奇给四清升温的手法很漂亮。

      正是因为手法很漂亮，才引来更大的伤害。

      此次运动刘少奇暴露了不少缺憾。

      第一个缺憾，他用自己的才华水平，给阶级斗争提供一个范例。两年之后，毛泽东搞文革时，手法和刘少奇差不多，只不过规模更大。两人的差别只在于军方的立场不同。

      第二个缺憾，就是刘少奇把王光美卷了进来。王光美不该被卷进来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国家主席的妇人。王光美卷入了运动，相当于给后来江青和叶群参政提供了一个依据。虽然在人品、学识、才华、乃至相貌方面，王光美胜过江青叶群，却不幸地成为江青叶群二人的“坏榜样”。在王光美之前，中共还没有领导人的妇人如此卷入政治运动中。

      到此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刘少奇为何给四清运动升温？

刘少奇的手段

给四清升温，是一部由刘少奇主导的政治运动。

      刘少奇之前也参加过大量政治运动，但那些运动都是毛泽东主导的，他参与实施。这一次是刘少奇自己指导、自己挂帅。这个运动量蕴含大量不确定因素。那么刘少奇为啥要这么干？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刘少奇没有留下答案。后人因为刘少奇蒙冤，以及长期宣传，也没有对此加以深究。然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就试着探测其中的可能性吧，看看能不能从各种可能性中寻找到较为可靠的因由。

      现在我们知道，四清升温意味着阶级斗争升级。阶级斗争升级，导致很多人倒霉，很多人走运。有人倒霉有人走运意味着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意味着动荡不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之凶险。刘少奇没有理由不知道。该如何理解那一切呢？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刘少奇糊涂了。四清升温，明显是一种错误，因为它使得阶级斗争升温，很多人因此遭殃。刘少奇糊涂了，所以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正如说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糊涂了犯下一个错误一样。这样解释既可以给刘少奇开脱，又能省力气。然而这个解释非常之不靠谱，也不负责任。

      刘少奇又不是街头大叔，说糊涂就糊涂了。正如毛泽东搞文革一点也不糊涂一样，刘少奇也不糊涂。不仅不糊涂，而且极为清醒。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刘少奇修改后十条推广桃园经验，只想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会把四清推向阶级斗争的新高？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推测，换成一个现代人倒是有可能，对刘少奇来说，不可能。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回顾一下刘少奇的一生。刘少奇可不像现代人，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干了一辈子革命，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斗到什么程度，基本上车轻路熟，如同数学公式演算一样得心应手。抛开之前的不算，从当上国家主席开始算起，已经五个年头了。在这五个年头中，他经历了大饥荒。

      什么叫大饥荒呢？除了饿死人之外，从饥荒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干部为了要政绩，让大队干部把三亩地的稻子放进一亩田里，然后写份报告说亩产两千斤。公社干部的政绩有了，把这份报告报告到县里，县级干部为了显示自己领导有方，又报其他公社也是如此，顺便加点产量。县级把报告送给市里，市里领导也这么干。然后省里，再由领导加工润色上报中央，就变成全国性吹牛。就这么简单，程序跟四清运动升级非常类似。

      大饥荒出现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这个流程非常清楚。他所谓的调整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办法对整个国家公务员说，不要再吹牛了，再吹牛踢你们屁股。从湖南调查开始，到第二次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一直都在整这个问题。

      要说刘少奇不清楚小四清变成大四清所蕴含的凶险，那是在侮辱刘少奇的智商和阅历。

      ——就是说刘少奇把四清升温是故意的，他要来一场政治运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可以解释为刘少奇软弱了，对毛泽东搞退让。

      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解释。说刘少奇之前所以敢于高调搞调整，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态，刘少奇以为毛泽东会支持自己高调整。等到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亮出底牌之后，刘少奇开始退缩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可怕，不愿意与毛泽东为敌，于是在检讨之余把政策重新调回来。这么解释似乎也通，却又有很多问题不通。比方说中南海的那个下午，毛泽东问他为啥没顶住时，他就很激动，说是什么人相食等等。

      如果说仅仅是对毛泽东搞退让，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尽量减轻“小四清”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国家出乱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如七千人大会上表现的一样，刘少奇并不是一个懦弱之辈。他有足够的胆识、才华、智慧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刘少奇究竟要干什么？故意把运动升温，也就是故意造成阶级矛盾扩大化，同时又不是讨好毛泽东。他在干什么？

      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刘少奇故意把这一切弄槽糕，是想向毛泽东表明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刘少奇要通过一定的损失牺牲告诉毛泽东，阶级斗争不能搞了，以后也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咱们还是好好搞建设吧，不要再折腾了。通过这种方式去说服毛泽东，对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做最后努力。

      这个答案是事情的真相么？如果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刘少奇这么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这个风险是啥呢？就是毛泽东一旦不爽，后果是很严重的。之前的高岗彭德怀都是前车之鉴，这种噩运当然也可能落到刘少奇身上。当然此时的刘少奇比高岗和彭德怀要强大得多。他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又是党内二把手。实际主持党政工作多年，早已树大根深，羽翼丰满了。毛泽东即使想要拿下他，也得仔细考虑考虑。

      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二人的关系可以发现，两人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很远，但真正的分歧始于刘少奇经济调整。二人之间的矛盾公开于六四年。这一年刘少奇修改了后十条，毛泽东弄出了二十三条。此时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秘密。然而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刘少奇依然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整个行政系统已经偏向刘少奇了。那么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刘少奇的实力怎么增长得如此之快？

      如果说是搞经济调整积累了人气，那么从六三年到六五年这段时间，刘少奇一直在指挥四清，也就是说政治运动。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指挥政治运动的这两年间，实力大增。政治运动中增长实力的办法大家都明白，就是拉自己的新人，打不是自己的旧人。

      一句话，刘少奇通过四清运动培养了自己的政治实力。

      他不是不懂，更不是糊涂，而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在这盘棋面上，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毛泽东。只有从力量上战胜毛泽东，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设计建设国家。这些雄心壮志至少在行政系统内实现了。但是在中国的权力构架中，有党政军三条腿。除了政，之外，还有党，还有军。行政系统内的大员在党内也不弱，虽然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刘少奇的实力也不弱。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任何党的政策最终都需要由行政力量完成。这些后面再讲，在此之前，先看看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的核心也有四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一看这几个词就不得了。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完全过关的寥寥无几。如果把这几项标准拿到今天衡量官民，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公务员而言，估计只能政治过关，都是（嘴上）信奉社会主义嘛。像经济这一关，估计有很多公务员就过不了：从国家拿那点工资还不够水电费嘛，家中的车子、电器都是哪来的？组织上讲，哪个人在分工时没有个人喜恶？思想就不用说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啥的那叫啥思想？呵呵。民也差不多，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都有，三教九流的行业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这世界不讲思想、信仰啥的，只讲和谐。大家谁也不惹谁，各走门道赚各自的钱，和和美美过日子。

      好吧，回到当年吧。

      大四清采用的战术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简单说就是派遣更多的工作队。更简单点说，就是用城里人去查乡下人。有的县竟然出动了上万人。这些人干吗呢？先要学习文件，中央精神，样板范例啥的，开会，而且开很久。如果说开会是理论准备，接下来就是实践了。

      怎么实践呢，两个字，找事。

      找事很容易，也很不容易。

      容易的一部分是对象好找。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

      地主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曾经是地主的那些人还在啊。这些人已成了历史痛恨对象。

      富农么，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吃不饱时，富农可以喝点酒、吃点肉的那类人。富农从来就有，曾经有过，现在还有。自从离开原始社会之后，到达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就有贫农与富农。只是贫富差距程度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富农，在贫下中农衣食住行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富农不存在多少问题。今天，如果再找富农，在北方就是那种住楼房，鸡鸭鱼肉随便吃。南方要上升到住别墅，鸡鸭鱼肉已经失去味道，整天想着养生多活几年的农民。如果有兴趣，还会常常出入娱乐场所风花雪月一番。

      右派都有标记，翻一翻档案就知道了。通过一次次运动，右派数量急速增加，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如何区分左派右派呢？理论上讲，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主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叫左派。右派里面又分为保守派和改良派派。保守派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派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改良派要求照顾中下层利益。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左派里面又有两类人，左倾和右倾。左倾优先讲理论，右倾优先讲实践。如此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很多时候左派中的右倾主义者和右派观点很近的。要从实际上反右派，范围一旦拉大，很多人就会戴上右派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更能解决现实问题，不愿意跟着在理论的金字塔里发疯而已。

      至于坏分子么，就是那种善于不劳而获，对飞檐走壁之类的事情有独钟，善于偷鸡摸狗扰乱一方的人。这些人运动运动，也该。恶劣一点的，聚集一批人打家劫舍的，也该运动运动。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为了点钱对老妈动刀子，谈对象不成去灭人全家，就像现在网络新闻精彩爆料出来的垃圾中的疯狗。对于这种个别情形极为恶劣之徒，用法制对待他们简直是侮辱法制，运动也不太适应了，应该把他们送回古代，享受一下凌迟、剥皮、五马分尸。

      不容易的是证据不好找。

      现在工作组到乡下要揪这么几类人。理论上的目标有了，还需要实际证据。取证的方式就是到贫下中农家去串访。

      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机关秘书和一位大学生一本正经地去了贫农家。而这个秘书和大学生是互不相识的，神神秘秘的，却都称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

      农民对这两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或许并不适应，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第一步是要赢得农民的信任，勤劳一点的帮助农民把柴劈了，水缸里打点水。这样就算熟悉了。然后开始聊天，那个大婶啊，有没有啥困难啊之类的。困难当然有咯，山珍海味这些没见过、想不到，鸡鸭鱼肉这些不敢奢望，那就米饭馍馍也不够吃啊，衣服也不够穿哇，有些人家，连条换洗的裤子都没有。房子也不够住啊，夏天下雨，屋顶好几处漏水呢。出门车子不讲，种田必须的独轮车或两轮车是必须的，也没有啊。还有……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还是比几年前大饥荒那会好过点，没有生命之虞，不会饿肚子了。

      听了这些，大学生会热血上涌，单纯的脑袋里会想起“为天下伸张正义”之类的句子。秘书则会引导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困难呢？你老好好想一想，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之下，谁敢狗胆包天剥削你们？你尽管讲，不用怕，我们代表毛主席给你伸冤来了。

      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想一想，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多人谈论自己困难的时候，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假如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就有很大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如今一位本科生毕业，想找一份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千块一个月的，就很苦闷。要是询问原因的话，主要有两条：没有关系和缺乏运气。再深一点，社会大环境不好，体制问题。这些是原因，但是外因。很少有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即内因。有啥好找的嘛，在大学里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呗。

      半个世纪之前的贫下中农就更不好找了，因为祖祖辈辈都穷，能想象到的富裕也就是平时吃上精米细面，逢年过节有肉吃，平时能吃上鸡蛋。问他们为啥穷，他们要是能说出来为啥穷还会穷吗？再让他们仔细想想，那就想想，说某年某月被某个人骂过。如果这骂人的人恰好有一个当地主的老祖宗（地），或者家庭过得还不错（富），或者和右派分子沾边，那就好了，有证据了，拉出来“洗手”“洗脸”。

      如果有人举报，大队干部在某地多占了几亩田，或者一千斤麦子，好了又抓住一个黑五类，批斗会又有得开了。

      又有人说，张二狗同志昨晚偷了咱家的鸡，记录在案，“洗手”“洗脸”。

      又有人说，那个叫王八蛋的同志骚扰过俺闺女，好吧，记下来。

      还有，俺听说谁谁谁家每顿都能吃到肉，特别羡慕。统统记下来。

      如此这般，这些都是证据，都要清理的，连同之前查账查出来的陈芝麻烂西瓜。为啥会有那么多账目搞不清呢？现在升级之后就明白了——思想和政治不清。那就清思想清政治。

      对于这些黑几类，大家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洗手洗脸。具体洗法是这样的，拉出来面对大家。

      不同的人待遇是不同的。

      如果贫农张三因为一时赌博忘了种地，导致父母老婆颇有怨言。大家认为张三同志还是好同志，仅仅是不小心办了错事，大家会真心帮助张三改正。那个张三啊，以后小心谨慎点，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让万恶的地富右坏看笑话。你看看你，你怎么能赌博呢，那是旧社会恶习嘛。要是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连口吃的都没有，就是给权贵当狗。哪还有老婆？哪有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老婆就会是地主有钱人的丫头。人啊，不吃口馒头也要争口气。那么多烈士流血牺牲才迎来新国家，现在新国家给你大好的机会，反倒成了半截驴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了！你啊你啊你，要好好干活！

      李四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是地主，这一次分地时又钻了点缝。这一次抓到条大鱼。把李四、李四的地主爸爸（如果还活着的话）、被李四钻了空子的村干部，一起拉出来，拉到空地上，好好修理一番。在旁边拉起一张条幅，写上坚决批斗地主及其后代谁谁、严厉打击经不起地主及地主后代糖衣炮弹的谁谁谁。工作组成员带领贫下中农开始了。开头是这样，在伟大领袖思想照耀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个地主，把你欺压百姓的给我交代，接受人民群众的审批。

      那个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谁，说你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苦口婆心的教导么？

      交代的好，也能过关。问题是怎么能交代好呢？比方说经不起糖衣炮弹（几斤肉或几百斤粮食）袭击的干部，接受那些玩意时，也就是改变一下生活。在工作组成员看来就不一样了。根据理论指导，这叫政治和思想上有问题，要交代。天地良心，当年基层干部也就是大老粗，或认识几个斗大的字。让他去交代政治思想，他能说出来个屁啊。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思想为何物？

      然而工作组成员不这么看，他们会这么联想推理一番：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当社会主义的官，却被资本主义腐化。腐化后拒绝帮助，这叫顽抗，要从严。如何腐化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内部，二是外部。内部还好办，如果是外部，一定有蒋介石或帝国主义特务渗透，要把这些特务挖出来。于是加大批判力度，吊起来抽两鞭子，或者是罚跪啥的，最好让老百姓扔点鸡蛋给那龟孙子，当然鸡蛋是稀罕货，那就用泥块或石块代替吧。

      工作组成员都是多疑的秘书或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哪里知道，如果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素质，能够忍受农村的贫苦，当年国民党也不至于败退得如此迅速。

      就这样，在农村折腾了两年，也没折腾出啥花样。这里留下一个非常大的谜团，就是这样一番折腾，基本上是城里人折腾乡下人，上层折腾下层。为何却把行政力量全部折腾到刘少奇那边去了？这个问题要仔细说一说。

官吏的心

常言道，女人心海底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

      官场讲利益，这是一个定律，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样一个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得利了。

      从理论上讲，四清运动是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对抗地富右坏，最直接的得利者应该是贫下中农。实际上并非如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跟生产从来没有太大的关系。名义上是去搞地富右坏，实际并无多少利益可图。这几类人中间，右派基本上是虚拟的，是在阶级斗争模式里推演出来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坏，存在，但不多，也没啥家当；真正和油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地主和富农。

      那个时代，地主已经被消灭了十年，重新分地也不到两年，而且仅仅是多占了一点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没啥家底。这类地主的后代能有啥？把他们的家全部给拆了，每家也分不到一口锅。另外就是所谓的富农了。那个时代富农并非真的富裕，且数量不多。就算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富农全部给杀了吃肉，每人也分不了半斤。何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可言？

      更多的时候是运动打断生产。中国的农民，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田里劳作，四清却常年在搞。开批判大会时，农民可能正在田里除草，也可能在播种插秧，要说不耽误生产那是瞎扯。四清还留下一些恶果，即让农民去教育干部，等到工作组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可能遭到报复。

      当然了，贫下中农也不是没有一点利益。至少可以抽空去批斗那些坏分子，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甚至任何娱乐休闲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放松的方式。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来看，相当于免费看了娱乐节目，很爽很开心。情形估计跟小年轻看综艺节目差不多。然而对于赤贫的农村而言，对物质的渴望远胜精神需求。如果可以，相信贫下中农愿意拿这些娱乐节目换一盘红烧肉，不行换盘炒鸡蛋也行。毕竟肚子是第一位的嘛。

      基层干部更不可能受益了。四清运动期间，他们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总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青天大老爷，成了苦情戏表演者。坐着（最好待遇）、站着（次好待遇）、或跪着（不算最差待遇）任凭人家指点额头或者戳脊梁，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阶层，即官吏阶层（县以上），也就是参与七千人大会的那些人，也就是指挥四清运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官僚都隐藏在这个阶层里面。

      提起官僚二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估计牙根都痒。基本上所有的坏事都能找到官僚的身影，要在好事中寻找这些人的身影，如同在火焰山里找西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官僚就是那种挺着大肚子、除了索要贿赂和女人，不知办事为何物的傻瓜。在各类节目中，涉及到清官的，都有这个一个官僚层做背景。包青天一拍惊堂木，下面那个吓得肚皮晃了好几道波纹的，就是官僚层的一个代表。涉及到贪官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官僚层做背景。

      有史以来，动乱、饥荒、饿死人，都和官僚层有关。比方说明朝末年，并非崇祯皇帝不给力，实在是他对整个官僚无能为力。所以帝国崩溃，说到底都是官僚层太腐烂了。这是一群嘴上为公、为天下苍生，手上为私、为情妇狗腿子的人。如果这个阶层膨胀过大，国家的前途只有一个——灭亡。他们或是慷慨激昂或是阴险狡诈，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银两放进自己的口袋。所谓良知、信念、梦想、或公义，永远透不过那皮层下面厚厚的脂肪。

      这个阶层该不该骂？当然该骂！要骂这个阶层么？不要。因为在这次转变中，讲的是整个行政系统，而非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只是寄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只要国家还正常运转，就不能把行政系统和官僚阶层之间划等号。整个行政系统转头，并非是为了实实在在的银两。

      各级核心人物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大四清，派下去的，都是秘书助手啥的，最多也就是二把手。因为运动嘛，需要有人坐镇指挥。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相对较高，下去后也起不到啥作用。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说自己不承担主要风险。

      当时农村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当年上层官员想从农民那里获利不太现实。况且正在搞政治运动，没有谁傻到迎着风当出头鸟。傻到那程度，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配当官——不配在中国当官。当然，作为青天大老爷下去的工作组成员可能得到些好处，比方说收点土特产（正宗的土鸡土鸡蛋野生鱼等等）改善下生活，是有可能的。

      既然看不见实际利益，那么上层官吏是如何获利的？只好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了。

      整个行政系统，从原来支持毛泽东偏向于刘少奇，这个时间段内，除了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外，就是这个四清运动。当时行政系统内部，有一大批从军队转出来的干部。这些人可是长时间忠于毛泽东的，不可能因为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背离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死后很久，老一代的将军还在忠于他。行政系统短时间内倒向刘少奇，中间一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在哪里？

      关于刘少奇是如何赢得行政系统的，正史里这么介绍：通过经济调整，大家觉得刘少奇行，愿意跟着他干。要说刘少奇通过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让整个行政系统脱离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回过头，回到大饥荒时代。

      大饥荒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至领袖毛泽东，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下至大队书记村干部都有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中间任何一个阶层能够置身事外，饥荒都不会如此严重。好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从生命到财产，均损失惨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大黑锅，其重量必然是整个官吏阶层共同承担才担得起。所以七千人大会上，人人检讨。有人有资格说跟我没关系么？没有。大家均站在黑锅下面，落得一身黑。

      不仅是身体黑，心理也难受。做错了事，心里难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不小心伤害了其他人，会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如果把那人伤害得比较严重，会有负罪感。如果工作干砸了，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爹娘妻儿、对不起祖先等等。如果这时候有人指出，事搞砸的原因并不在你们，而是另有其人，只要把那人的问题解决了，就还有补救的余地，内心那种负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就会减弱，就会鼓起勇气去解决那个问题。

      官吏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人，肉身凡胎。就算是最为典型的官僚，首先也还是一个人，并非变形金刚啥的。当官，实际上也就是工作。干得好，心里高兴；干不好，心里难受。如果干了错事，就会有负疚感。重大错事，就会有大的负罪感。就算隐藏得再好，人终究都是社会动物，社会文化基因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比方说吴芝圃最后的检讨，说引颈就戮也是心甘情愿，我相信这是真心话。比方说曾希圣，晚年研究农业播种，也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吧。比方说李井泉，平反后尽力干点事，也是一样。

      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共同检讨，集体扛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如此高效的官吏团队为何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为什么？相信从毛泽东到很多很多人都在内心中问过无数遍。

      困惑不解，问题必然继续。

      如何解惑呢？就是查账。所谓查账，也就是查责任，查到责任在谁头上就算谁的。如果把责任查清楚，那么一些人就会清白。所谓四清，就是查账。经济也好，思想也好，组织也好，政治也罢，说到底都是查账，也就是查责任。其实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一样，都是算账。四清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理清了这一点，就能继续了。

      刘少奇把四清升级，从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升级的结果是，行政系统倒向了他那一边。个人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刘少奇通过大四清，大肆通过上层查下层，查出来无数问题。有经济问题，有政治问题，有组织问题，还有分工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地右富坏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呢？说明了当年在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工作很坏很坏，坏到没法看。这些基层干部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欺上瞒下，干了无尽的坏事。基层坏事越多，责任越大，暗示上层的罪过越小。就像好比两个人一同干了一件错事，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干的越多，过错越大，就意味着从犯干得越少，过错越小。

      当四清全面升温之后，把大饥荒的过错导向了基层，消除了上层官吏那种心理负疚或者负罪感。这些人当年支持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让他们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现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入死角，他们偏向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

      所以说整个上层官吏系统中，他们没有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还是得利了。写到此，又想起太史公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分析利益的时候，不要把目光紧紧盯在金钱或权力或者美色（包括男女哦）上，还有隐形的、心理上的。就算在整个历史上，通过抚平官吏阶层隐痛的方式赢得行政系统的案例也不多呵。

      女人心海底针。那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呵呵，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

第二十章  刀光剑影

总结一下：毛泽东的小四清，想要从基层解决问题，对官吏阶层不信任，如枫桥经验那般。刘少奇升温之后的大四清，因势利导，在小四清的基础上把基层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某种意义上为官吏阶层清洗了大饥荒的责任，所以赢得了行政系统。

      如此一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利益阶层走向了对立面。理解了这一切，才能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样。

      从刘少奇的角度看，湖南老家四十四条调查开始，决心求变；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释放一点信号；七千人大会，语惊四座；西楼会议，开始实践。他要求变，无法在理论上突破的前提下，只能先实践。要实践，必须拉动官吏阶层。所以有了大四清。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从头到尾不认为三面红旗是错的，只能有点微调。当刘少奇想要有大动作时，他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然后搞了一个小四清，却暴露了很多问题。刘少奇利用小四清中暴露的问题推动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阶层。

      直接交锋始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两位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老乡、战友、同志由不爽、到很不爽、到完全摊牌，直接交锋。

      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四月十五号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家们再次开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是四清运动的另一个称谓。

      如此重要的会议，一般都是由毛泽东主持，并且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言。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现身，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刘少奇告诉大家：“主席身体不好，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了。”

      换成平时，刘少奇这么办可以理解为二把手理解一把手的苦衷。但是在双方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之际，在毛泽东眼中就是要被架空之意。所以毛泽东愤怒了，遵义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他要弄清如下问题：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意识到了什么，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没有来，开口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虽然毛泽东对秦始皇印象不错吧，但是在场人士都能感觉到毛泽东的不友好。实际上也不可能友好，都已经针锋相对了，还谈友好，那叫虚伪。

      邓小平接过话：“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直接说出了他的不满意：“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当然这些还只是牢骚。

      接下来毛泽东对前台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挑出来一大堆毛病。如同爱管事的婆婆一般，吧啦吧啦一大堆，相当于超强吹风机，把所有人吹了一遍。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不管具体工作。当他开始挑刺时，就意味着很大的不满。为啥呢？很简单，在座的各位和刘少奇紧密配合，逐渐忘却退居二线的领袖才是现阶段意义上的一把手了。

      根据延安整风以来的传统：毛泽东真的发飙，其他人只有听的份。如今传统即将被打破。

      毛泽东发飙之际，刘少奇匆忙到来，向毛泽东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算是一个不咸不淡的解释。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今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不冷不热，态度暧昧。

      刘少奇确实是个忙人，因为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刘少奇是下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光看开头，就知道两人已经不对路。其实早在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两人就教育问题的争议已经很大了。

      刘少奇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一听大事，毛泽东就来气，一口气提出一大堆问句。毛泽东说：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刘少奇说：“大家下去蹲点了，方向正确，认识基本一致了。”

      很显然，刘少奇对毛泽东抛出的问句不认可。他认为毛泽东的那些问题不是问题，已经解决了。毛泽东立刻反驳。两个理论高手进行了一番高水平的较量。

      毛泽东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内部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

      刘少奇的解决方式，毛泽东认为很差劲。中间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工作组行为过火的问题，导致有人承受了冤屈，甚至自杀。而且数量不少。

      刘少奇不慌不忙地辩解：“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

      对此，毛泽东已经成竹在胸，准备好了答案，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里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

      到此毛泽东已经亮出来自己的观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言外之意，要整党内坏的当权派。坏的当权派是那些人？当然就是所谓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换成以前，毛泽东表态，刘少奇会第一个赞同。现在不一样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理论为政策辩解。

      刘少奇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富裕阶层。它包括：当权派后面混进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成了贫下中农或共产党员。他们是新的剥削压迫阶层，有很强大的隐蔽性，必须揪出来。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

      关于这个新感念，刘少奇解释：“四不清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是有信心解决那个矛盾：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这的总是多，总要革命。

      所谓新感念并非什么新发明。那概念在他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划的一条鸿沟。那鸿沟最终演变成了楚河汉界。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求连当权派一起搞，刘少奇主要去搞四不清分子。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是小四清（对干部不完全信任）和大四清的思维方式（责任导向基层）。

      之前还只是私下里搞一搞，如今已经摆到桌面上说了。

      刘少奇继续摆观点：“漏划的四不清分子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己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意思就是毛泽东的小四清搞得不好。

      所谓把气焰打下去，就是要富裕阶层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退赔给贫下中农。刘少奇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邓小平说：“我赞成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把四清退赔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等价联系起来，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刘少奇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

      邓小平：“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到此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配合得相当默契了。二人配合，至少开会时，说道理并不输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二人，相当窝火。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从井冈山开始，邓小平一直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即使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还是跟着毛泽东走的。短短两年之后，邓小平就站在刘少奇身后了。可以说邓小平的转变，是刘少奇赢得行政系统的标志之一。

      但当时的邓小平依然不成熟。因为刘少奇的新概念有很多的不利因素在里面。按照那个概念，等于说是经济调整时期的受益者都成了富裕阶层。按照那个概念，日后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人都成了新的剥削阶级。

      但毛泽东是不会退让的。毛泽东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的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

      理论吵完，还没有得出一致结果，又开始说具体的人事问题，又是一番争吵。

      刘少奇对王仁重的搞法有些不满意，因为王仁重的报告偏向毛泽东。

      谈到王任重，毛泽东又有话说：“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

      刘少奇当初搞桃园经验就是一个破绽。即使搞一个样板，也不应该把王光美拉出来。不仅有用人唯亲之嫌，而且王光美的身世背景也不好说。王家原本就是旧时代高官，王光美的哥哥又是从旧时代转变过来的资本家。如果运动搞过火，那是谁也没法独善其身的。

      这里有一个猜测：刘少奇一心把责任导向基层，是否也有王家角度的考虑？把王光美整出一个样板是不是要掩盖王家的阶级成分？

      刘少奇的解释：“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其实刘少奇这个观点还是太片面了。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样板是可以通用的。当初大跃进就是样板搞得太足，导致失控的。大跃进虽然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刘少奇也是主要推动者之一，理当吸收经验教训。把单一的模板在全国推行，搞不好会惹出一场政治大跃进。

      事实上大四清就是一场政治跃进。只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过于猛烈，使之黯然失色。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现代人研究政治运动时，估计要把它当成模板解读了。事实上，大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才是更为激进的那一个。

      人事没有吵完，又吵政策。所谓政策，就是退赔问题。

      把人家划成富裕阶层，新的剥削阶级，那是要追究责任的。也就是要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按照当时的政策，责任是要追究的。问题是，当时有很多人是冤枉的。人家原本家中就解决了温饱，结果被划分为富裕阶层，让吐出宝贝来，办不到啊。所以问题一大堆。

      毛泽东让打击面不要太大。刘少奇则主张挤牙膏，能挤多少挤多少。

      毛泽东说：“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顶回来：“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不认同：“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

      刘少奇反问：“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贫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助威：“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分子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听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言辞，毛泽东说了下面一番话。很难想象，说出下面这番话的毛泽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吗？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话说到此，可以说双方都到了底线。如果开会的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可以到此结束了，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下去只会伤了颜面。像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是谈笑间置敌人于死地。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伤和气的话的。

      毛泽东要抓上层，整顿党内坏人，而刘少奇依然坚持整下层，双方各不相让。此时不是两位伟人在斗争，而是两人背后的阶层在较量。

      刘少奇背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因为刘少奇的那一套，可以帮助行政系统洗清责任。

      毛泽东背后是军方和下层。这样的碰撞，注定是火星撞地球。

      较量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负，国家都将面临新一轮的动荡。

      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怎么办呢？继续辩呗。为啥还要继续辩论呢？因为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上，每一个人都有相当能量。支持谁、反对谁都很重要，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需要他们。

      两个人的位置好像调换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搞运动，搞得很热烈。而刘少奇抓实际工作，倾向于保守一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在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过大会议上，刘少奇扮演了激进派。

      既然现实没有答案，那就扯历史，扯到了共产党的三反五反，没有结果。继续扯，扯到中国历史，还是没结果。又回到现实中来。

      毛泽东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的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

      说到底，毛泽东还是要从当权派开始整理，而且要从大的当权派开始整理：“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所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

      对于毛泽东的这般长篇大论，刘少奇是没法反驳的。原因很简单，那些道理也是刘少奇曾经认可过的道理。因此他只能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死守自己的阵地。

      现实谈不拢，再去历史上找灵感。反正大家在一起合作几十年了，能说能扯的事太多。只要有战斗力，只要有战斗欲望，就可以战斗下去。这一次不再是共产党历史或中国历史，毛泽东提到了刘少奇的个人历史：“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早期工人运动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最后还是总体失败了。毛泽东现在提那些，是不是有某种心理暗示：少奇同治，不要忘记过去，你并不成功，是依靠本人才有今日的。

      刘少奇已经今非昔比，自然不吃那一套，还是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言外之意，贫下中农也有刁民，也需要清理。如果那般，那么大跃进的责任，基层需要承担更多。

      毛泽东听了就来火：“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针锋相对：“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不赞同那一套老资格论：“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危险到来时躲起来，让刘少奇走上前台）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刘少奇说：“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

      毛泽东说出了不同意刘少奇那一套的理由：“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相当震撼的。甚至可以如此翻译：“出了事都是临时工（老实不会办事之人）干的，需要追究责任的，你追究了没有？”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临时工”的概念。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刘少奇打了一招太极拳：“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说了等于没说，还是要严厉查处：从政治、思想、组织、经济上一一清理。

      对于诸如此类的招数，毛泽东太熟悉了，当然不买账。毛泽东讥讽说：“这不是做样子吗？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做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变相指责刘少奇架空他。

      毛泽东是那种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顶的人。即使指责，也是尖酸刻薄，犀利辛辣。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是指责与讽刺的经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看看这挖苦的本事，正话反说，滴水不漏。指责了刘少奇的同时提醒同志们：刘少奇一直是给本人当助手的，现在要取代本人。他想要成为秦始皇，能行吗？

      开会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欢而散形容了，而是全面摊牌！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看着几十年来一直提拔、栽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的助手，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好吧，既然你一意孤行，莫怪我不讲情谊了。

      刘少奇看着毛泽东，看着这个老领导、历史巨人，感慨良多。并非我想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实在是你已经落伍了，而你却不认为自己落伍了。我将用我的行动证明你已经落伍。

      纵有数十年的战斗情谊，为了各自理想，也得各奔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历史的玩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共最强的政治同盟终于走向分裂对抗。

      从毛泽东走向会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不会平静了。等到刘少奇到会之后，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其他人除了静静倾听，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即支持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中各有各的一本账。

      会议上的毛泽东还是长期以来那个毛泽东，刘少奇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刘少奇了。之前那个毛泽东的助手摇身一变，变成建国之后毛泽东最大的对手。

      之前的刘少奇看到毛泽东不满，立刻就会改变策略、消除分歧，甚至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骑到老虎背上，下不来，也不愿意下来。

      刘少奇转变不稀罕，稀罕的是转变得如此剧烈。在那个政治经常大变动的岁月里，政治家转变很正常。比方说邓小平原本是毛泽东的粉丝，后转变成毛泽东对手的粉丝。比方说毛泽东原本支持高岗，后来反对高岗。刘少奇原本和毛泽东站在同一条船上，出于大饥荒的逼迫调整政策，这些前面都解释了，属于正常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长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身份都是实干家，这一次怎么突然钟情运动了？

      要解释这个转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厚黑那一套，说刘少奇搞运动是为了整人夺权，从接班人的位置上转正。刘少奇是搞运动的行家高手，这一次搞四清，取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他敢明目张胆地干，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想要赶毛泽东走人了。毛泽东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尊称刘少奇为秦始皇。而且刘少奇之前也对毛泽东说过：“年龄大了，可以当党主席，其他事我们来干。”套用这套厚黑学的解释可以说服不少人，却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弄清领导人的斗争之前，首先要清楚，权力可以是一杯毒酒也可以是一副良药，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荣耀也可以带来灾难。权力可以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引得世间无数人竞相折腰，纵然身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掌控不了权力就对掌权之人摧眉折腰。权力也可以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无数人唾弃谩骂，骂权力、诅咒掌权之人，个别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歇斯底里的至高境界，让后人难以望其背项啊。

      问题的关键要看何人掌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权。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赢得所有人的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博得所有人的谩骂。因为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或许在天堂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勉强达到，但是在人类社会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权力就消失了。同样，能够惹所有人诅咒的权力在此之前就被推翻了。权力掌控者能博得大多数人的赞誉已经不错了，如果这个大多数是百分九十以上，将稳如泰山。

      而且攫取权力者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人往上爬，是为了权力本身，爬上去之后就不下来，占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一直拉屎，这是政客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用权力去干一些事，为国为民为自己，这是政治家的行为。

      刘少奇搞四清，就是为了取代毛泽东。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要回头看看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权力而夺权，还是为了干实事。

      再次回头看看大饥荒以来，刘少奇的总体转变。刘少奇起于工运，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作为毛泽东党内的主要助手，干了将近三十年，作用相当于林彪在军内。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全力以赴参与到毛泽东的领导小组之中，忠心耿耿地执行策略，直到大饥荒到来。从湖南调查开始，刘少奇下决心转变，即逐步脱离毛泽东的政策。

      在那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一份被称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那份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两难之境地。理论还是之前的理论（三面红旗），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实践了。站在理论立场上看实践，就是资和修。所以毛泽东看刘少奇，也是在搞资和修。

      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需要改变。刘少奇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也需要改变。毛泽东坚持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刘少奇趋向于从实践中打开缺口，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最后理论迫使实践回归，那就意味着刘少奇失败。如果实践改变了理论，那就是毛泽东的失败。

      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几十年里也有分歧。比方说建国初的高岗事件，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那件事的结果是，刘少奇妥协，毛泽东舍弃高岗。高岗事件中，二人的分歧也不小，最终却得以和好。这一次两个人为啥要押上全部筹码？

      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彼时毛刘分歧，只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大家都在雄心勃勃地搞建设，起点是一张白纸，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没有太大压力。即使有不和，也被未来的光辉前景给冲淡了。那时候大家需要携手共进，让未来光明的前景更加光明，然后在历史上留下各自的光辉形象。

      此时毛刘分歧也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一致。然而局势已经变了：之前建设出现了巨大的纰漏，大饥荒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失败者要为大饥荒买单。这是一点，属于巨大压力；还有一点，则是巨大诱惑。我们在第三篇论述到了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在下层，即农民和军方。在军方，是因为毛泽东缔造了军队，领导并指挥军队取得了无上荣耀。在农民，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土地政策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的土地问题，领导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资源再分配。

      大饥荒之后的调整，在刘少奇的实践政策中，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再一次实现资源再分配，即再一次分地，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如果刘少奇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威望可能直逼毛泽东。二十年之后，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而已。今天大家闹改革，说穿了，还是希望资源重新分配而已。

      纵观历史巨人，没有人愿意去独自承担那么大的历史黑锅，也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如此巨大的诱惑。毛泽东不能，刘少奇也不能，后来的邓小平依然不能。

      刘少奇想要取代毛泽东，想要从实践上指导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搞运动。通过运动增加自己的势力（把行政系统拉到自己一边，典型代表如邓小平），通过运动削减毛泽东的势力（暴露毛泽东政策的问题）。可以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权力之争。对政治家而言，权力的背后是理念。

      所谓浩劫、所谓运动，不过是理念的差异而已。

      当二人理念相同时，可以形成最为有力的战斗同盟，分开则惹来最为激烈的政治运动。

      打通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何刘少奇会突然左转，一下子剧烈起来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刘少奇的这番转变引出了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让毛泽东认定国家建设之所以会出那么大的问题，皆因为政策执行上出现了错误。特别是通过四清运动，亲眼见证了刘少奇的一系列动作之后，更加认定是政策执行的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他甚至还在怀疑，刘少奇在他身边隐忍那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走向最高领导的岗位，如同赫鲁晓夫隐藏在斯大林身边。自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同志在工业方面给了中国很大的帮助，但是在中国政坛一直扮演着反面角色，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纷纷浮出水面。可怜的赫鲁晓夫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些所谓的赫鲁晓夫中间，分量最大的无疑就是刘少奇。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了二十年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因为刘少奇的实践（邓小平也参与其中），邓小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之后，有了样板可以参照，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探索的时间。后来邓小平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把之前刘少奇赞同的“责任田”制进一步发挥。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就是今天的争论。

      这一正一反两个结果，如同硬币的两面，在刘少奇那里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选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两个人还有缓解的余地么？从已有资料来看，应该还有几天。但二人都没有缓解的意思。又过了一年，刘少奇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提出回老家种田时，已经太晚了。文化大革命兴起，毛泽东能做的也就是因势利导而已。

      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对话很有意思。

      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表示很无奈：“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邓小平很同情并支持刘少奇。

      刘少奇发牢骚：“但是许多问题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这应该是真心话。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想的还是你老人家就不要来掺和了，看看我们是如何干活的。邓小平真的去劝毛泽东了，才有了八天之后，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闯入会场开会的事。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

      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定了几桌菜，请一批人来吃饭。名义上还是庆祝七十一岁大寿，其实根本不是。在他的客人名单中，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也有钱学森、陈永贵、王进喜等科学家和劳模，老婆孩子都没有。吃饭时，中央和大区领导人坐一起，毛泽东和钱学森他们坐一起。

      以往这样的场景，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说话诙谐幽默，引来笑声阵阵，一片和谐的样子。这一次完全没有往日的气氛。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资格。”

      接下来话题又转到在座各位身上，大意如下几层：

      第一，你们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国之柱石，干了很多工作，我很认同、很欣慰。——相当于吹吹风：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第二，这四清我是没有下去蹲点，没有什么发言权。——运动是刘少奇搞的，我不知道，和我没有关系。八年之后的南巡吹风，说林彪庐山会议上的一切没有和我商量。

      第三，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都是刘少奇说过的话。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八年之后，林彪鼓吹天才论，也被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

      第四，中央又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修正主义威胁。——指出实际问题的严重性，为后边动手做准备。批判彭真时，就是把北京市委搞成独立王国，批刘少奇，就是叛徒。

      毛泽东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可以想象，刘少奇当时的惊讶。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当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时，那就意味着要动手了。要动手，自然要有对象。当时的情况下，对象只能是刘少奇。即使不说，大家也知道其中的意思。

      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指出：“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这大概是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生日之一。这一次生日的目的是啥？从客人名单中看，人数不多。中央领导和大区领导人，这些人参与了六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把请他们过来干嘛？无非是吹吹风，让他们冷静冷静。至于钱学森、王进喜他们，根本就是干活的，对上层人物之间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不错了。毛泽东拉他们过来作陪，也就是一个暗示。暗示对面那桌子人，看看谁在干活谁在折腾，还有就是他本人开始管事了。吹风或暗示，只是开始而已。

      这些动作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因为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号，邓小平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也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邓小平也没有办法。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不请自来，参与会议。刘少奇等人见了毛泽东（啰嗦的老婆婆），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下，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来必然有狂风骤雨。

      毛泽东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拿出党章和宪法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一个不叫我开会（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然后对众人讲，“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和你们讲几句话？”

      ——他是带着两样宝贝进会场的。至于目的嘛，无非是告诉大家，谁才能政治捍卫它们。

      毛泽东说：“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既然说话了，那就火力全开。

      毛泽东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划出自己的界限。

      接下来，毛泽东把话说得很明白：“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太犀利了。归纳总结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你们最好都要掂量掂量自己，谁如果越过界限，责任自负。

      “他们”，当然是指代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

      接下来，毛泽东把刘少奇修改的后十条逐条批驳。当然还是老生常谈，大意就是说这个文件是冲基层去的，把问题导向了基层，浅点说是方向问题，深点说是路线错误。最后总结：“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特点，不动手则以，动手就是雷霆之威，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陈伯达等人在助阵。陈伯达号称大笔杆子，其人理论功底深厚到看见一只苍蝇飞过来，就能联系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

      同是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陈伯达和田家英完全是两类人。田家英身上有可贵的“书生气”，陈伯达那里只有“马屁气”。

      陈大笔杆子一看毛泽东对少奇同志不满意，就顺着毛泽东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他这个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后来陈伯达建议停发原来的十六条，推倒重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撰写了二十三条。

      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当面警告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

      ——所有现象均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摊开了矛盾。

      ——但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五天之后，也就是六五年一月三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国家元首。这是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胜利，也是刘少奇一辈子最后一次胜利，也是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人唯一一次战胜毛泽东。

      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较量。五月二十一号到三十一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紧张关系在一步步公开。

      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上让刘少奇难看。

      二十八号会议上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四清纲领后十条。

      然而刘少奇依然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说，刘少奇的工作得到了行政系统的认可。但行政系统的认可不代表毛泽东的认可。

      就在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晚上，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

      毛泽东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三条：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接下来就是二十三条出台了。二十三条，就是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毛泽东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毛泽东轻易不表态，一旦表态，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条路走到黑了。

      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大笔杆子看到这样一个毛泽东：因为整夜不睡觉，眼睛里布满血丝；但他丝毫不在意这些，而是边抽烟边说话，来回不停地走动。在陈伯达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思考结束，进入战斗状态的毛泽东。这样的毛泽东是不可阻挡的。对毛泽东了解颇深的陈伯达一下子想起战争时代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可阻挡！

      毛泽东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

      接下来毛泽东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浑水摸鱼。”

      通过这些言语，可以证明毛泽东基本上摸清了刘少奇的动作和目的。外人、甚至今天大多数人对当年的是非曲直依然是云山雾罩。对于当事人而言则不是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太熟悉了！两人在一起共事数十年，如何运动，如何出牌，以及最终的目的如何，简直是了如指掌。刘少奇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解刘少奇。

      毛泽东向陈伯达口述的材料整理成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就不转述了，大意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就是基层不要搞得太过火了，要整理上面。根据薄一波回忆，二十三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解放了一批干部，减少了损失。

      然而二十三条仅仅缓解了基层的左倾局势，却没能解决党内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将由另外一场运动来解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五年之后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其实那答案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刘少奇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因为那样意味着行政系统跟着刘少奇走。

      如果刘少奇的地位还是当初的助手，正如十年前高岗对刘少奇发飙时，毛泽东还需要保刘少奇一程，让他继续干。

      如果刘少奇的行为还在三面红旗的范畴之内，即使干得不好，如第一次庐山会议那般，或许他还可以忍受，拿下彭德怀保刘少奇。

      如果刘少奇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又想突破三面红旗，隐隐要取领袖而代之，那就不行了。天无二日，政治世界只有一个领袖。说他们恋权也罢，说他们理念之争也罢，总之就是那样子了，谁也分不清楚。话说回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如果能分得清，就不叫政治了。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毛泽东身边从来不缺乏吹牛拍马的政客。这些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打击报复别人，通过打击报复别人达到飞黄腾达之目的，犹如黄帝身边的太监，康生同志就是杰出代表。

      刘少奇也是靠和毛泽东结盟起家的，对毛泽东同样极尽吹捧之能事。然而刘少奇和那帮政客不同，因为刘少奇的身份是政治家。

      所谓政客，就是眼睛紧紧盯着利益不放，为了利益不惜昧着良心整人，和人格呀、道义啊、公理呀、良知啊这些东西有不共戴天之仇。

      所谓政治家，除了眼睛紧紧盯着利益之外，还有自己的理想。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理想而舍弃利益。

      刘少奇从来都是一个务实之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有自己的理想，只是他的理想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现实不断变化，理想从来没有变过。

      相比之下毛泽东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综其一生可以看见，都是在用他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让现实服务其理想。

      刘少奇用理想服务于现实。

      毛泽东拿现实服务于理想。

      这便是二人性格上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升级到治国理念上，直接导演了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斗争风云。

      在毛泽东身上，一半是诗人，一半是政治家。诗人给了他无尽的激情和想象，政治家给了他极为务实的一面。诗人和政治家，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竟然在一个人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正如诸多历史迷局一样，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谜。根据后来的情况来看，正是这谜一样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才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刘少奇必须是务实的。他从来没有站在最高权力上，没有激情浪漫的资本。

      跟在领袖身后揣摩领袖意愿的人多了，像康生柯庆施之流，一辈子也就干了这些事，靠揣摩圣意爬上高位，然后就一直得在高位上瞎起哄，伤人无数。刘少奇不同，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治国理念。

      中共第一代领带核心中，刘少奇是唯一一个不曾掌兵的，自身处境却是最为危险的一个。这又是一个谜。战争年代，身居高位又不掌兵，只能和最高领袖同处一辆战车。除了面对敌人之凶险，还要时刻保住领袖之信任。要取得领袖之信任，就要按照领袖的方式行事。

      在一步步逼近权力高峰的过程中，刘少奇必须隐藏自己，隐藏自己的治国理念。却在最后时刻摔了个粉身碎骨。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军方的支持。

      毛泽东说，枪杆子出政权。刘少奇没有枪杆子。没有枪杆子的刘少奇必须有毛泽东的支持。当他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时，要做的事，就是抓枪杆子。

第二十一章  触手伸向军方

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合作于一九二二年，别于一九六六年，前后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中，国内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年，抗美援朝前后将近四年，一共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的战争期间，刘少奇都是配角，作用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总管。接下来搞经济建设，刘少奇才慢慢走向前台。走向前台之后的刘少奇从棋子变成棋手，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并且在行政系统内战胜了毛泽东，这是刘少奇的辉煌胜利。然而新中国由三条腿构成，仅仅一个行政系统是不够的，还有党，还有军。只有掌控了党和军，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党政军三脚架中，党领导政府，党指挥军队。也就是说党处于最高地位，军队和政府相当于党的两只手，一文一武。

      没有文武两手的党内一把手是脆弱的，如张闻天。

      在党内，毛泽东是一把手，但不太管事；刘少奇是二把手，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直接争夺的，因为党的功能要通过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党就成了一个空壳。比方说苏共，失去政府和军队之后就变成今天这模样。

      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相当于赢得了文官集团。要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必须赢得军方的支持。这个太难了。军队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要让军队转向，呵呵，难于上青天呵。但是军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他们视毛泽东为领袖，但是毛泽东在军内也不管事，实际事务由其他将帅来管。只要把这些将帅叫过来，就能在党内赢得更多话语权。

      刘少奇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次绝佳的机会培养军方势力。

      第一次是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重新整顿新四军。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主要听项英的，毛泽东都无可奈何。所谓重整新四军，意味着重新整合军事资源。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发现了两个人才：文武双全的饶漱石和军事奇才粟裕。

      刘少奇和饶漱石也是老相识了，他把权力给了饶漱石。应该说刘少奇的眼睛很毒，看到了饶漱石的战斗力，只是没有看透他的内心。饶漱石掌权之后把陈毅给闹得日子很不好过。然而饶漱石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后来又和高岗在一起，想取刘少奇而代之！刘少奇和粟裕之间的故事前面已经说很多，这儿就不说了。

      第二个机会来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开会讨论“天下大事”。因为不但是中国抗战胜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首次扬眉吐气。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立马开打影响非常不好。即使要打，也得先谈谈，看看能否通过“和谈”达到目的。因此才有了强势一方的蒋介石几次三番邀请弱势一方的毛泽东离开延安窑洞去重庆开会讨论问题。

      毛泽东去了重庆，刘少奇代理一把手。当时国共面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抢占东北。

      九一八之后，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事实上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已经往东北渗透，历时半世纪有余。四五年之后的东北，如同一个成熟的桃子，大家都想去摘。如果国民党摘到，就有机会把共产党压缩在长江以北黄河以西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如果共产党摘到，相当于有了一块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并且有机会复制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故事。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延安的事由刘少奇说了算。

      此时国共双方明争暗斗，一边谈一边打。刘少奇迎来一个真正发挥智慧的机会。刘少奇不负众望，整出了解放战争初期一个有效的战略决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翻译过来就是，南方暂时扔给国民党，共产党集中全力向北发展，主要就是抢占东北。

      东北的优势就不说了，什么接壤朝鲜啊，背靠苏联啊什么的，这些还比较遥远。在这些大局势之前，首先是眼前的利益。真正的利益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武器，那可是内战宝贝啊；另一个就是东北在苏联人手上。只要苏联人愿意，东北完全可以给共产党。虽然苏联名义上不支持共产党，但暗中给了共产党不少好处。这才有了超豪华阵容去东北。

      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派哪个当一把手呢？是彭真。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就不用解释了吧，白区时代最重要的助手。然而彭真只能抓政治，对战争不在行。战争年月，政治是没办法填饱肚子的。要吃饱饭，肯定得靠战争。现在大家只记得林彪在东北呼风唤雨。

      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东北主军的肯定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徐向前。

      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最善于谋身。

      徐向前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九零年，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表面性格上看，徐向前和林彪有点类似：面孔清瘦，生活中沉默寡言，战场上算无遗策。都是那种人群中无法重视他，战争中谁也无法轻视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林彪性情倨傲，徐向前中庸平和很多。之所以如此，跟他们的生长环境有关。

      徐向前生于农家，长于贫寒。

      兴趣爱好很广泛：喜欢戏曲，晋剧、粤剧、河北梆子都爱听；懂得玩乐器，弹扬琴、拉二胡都不错；针线活也不错，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还能给自己织毛衣，自己织了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三十年（质量过硬啊），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现在还在博物馆；善于各种手工艺制作，爱好读书写字等。另外还喜欢养动物。比方说长征时，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走在前，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

      给人印象：土气。徐向前话不多，一生说山西话（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爱吃山西饭，有“布衣元帅”之称。

      主要经历：十八岁那年考上一个师范速成班，现在就是拿钱就能上的那种，而且毕业后很难找工作；当时还比较稀缺，所以毕业后徐向前当了小学老师。然而徐老师很不称职，因政治思想不过关被辞退了。徐向前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天知道他对大龄儿童说了啥，大概也就是社会不公平，咱们日子很难过之类的话。然后就下岗了！

      在动荡年代，失业未必不是好事。几个月以后，下岗职工徐向前再就业，这一次比较走运，找到一份高光、高风险、收入低但有前途的职业：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神奇的时代啊。新中国建立之后，徐向前和宋庆龄女士提到这事，宋女士惊讶莫名，说我怎么就记不得了呢。能记得才怪呢，当年大名鼎鼎的孙夫人当然记不住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卫士。

      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于是要搞自己的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徐向前同志又从侍卫变成学生。

      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同期被尊为黄埔三杰之一、深得蒋校长器重的陈赓大将相比，徐向前同学就低调多了。

      校长蒋介石崇拜曾国藩，凡事效仿之。曾国藩精于面相之术，善于以相取人，听起来挺神秘，其实也没啥，就是相信传统文化中的相由心生。说不好听点，就是以貌取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伏龙凤雏齐名，相貌帅气的诸葛亮惹得刘皇叔三顾茅庐，尖嘴猴腮的庞统没人要。曾国藩是国学大师，对那方面还行，蒋介石就有点东施效颦了。蒋介石的招数就是看这个人长相是否耐看，口齿是否伶俐，是不是老乡关系，文章写得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蒋校长查哨，看见一个房间里有灯光，以为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训斥。正要发火之际，却发现一个人正在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心想孺子可教，便记住了这个人。此人名曰陈诚。

      又有一天早晨，蒋校长在操场跑步，发现有一个同学比他更早，心想这小子不错、够勤奋，便去搭话，不搭话则已，一说不得了，老乡啊！那人便是胡宗南。

      汤恩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还行，回国后跟着陈仪老师在军阀中混过一段时间，不如意，去黄埔军校当教官。但是好位子都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瓜分了。汤恩伯想出一个办法：写了篇文章送给蒋校长，从此脱颖而出。

      尽管如此，蒋先生比如今的大学校长还是要强多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在哪里？飞机上？会场？还是在“制造”论文？反正不会早晨到操场跑步，也不会晚上去学生寝室看学生。建议现在的大学校长们，骂蒋介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代的精神，多关心一下自己学校里的学生？

      如此这般，蒋校长自以为赢得无数才俊，却漏掉了徐向前、林彪那种军事奇才。

      徐向前既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也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给校长写过文章。在校长面前不愿多说一句话，而且带着生硬的山西口音，让浙江人蒋介石听了就别捏，且小学教师出身，以为此人乃“平平之辈”。加上后来林彪的遭遇，可见蒋校长以相取人的技术不怎么行。

      英雄不惧出身低，打仗靠的是脑子。后来低调的徐向前和林彪远胜当年的尖子生。时光快进若干年，蒋校长精心挑选的尖子们通过北伐和东征的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时候，徐向前也在准备着，他将靠自己的才华给蒋校长和黄埔的同学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派遣亲手挑选的黄埔高足去围剿中共第二大根据地，大别山周围的鄂豫皖根据地，满以为会旗开得胜，结果却是牙齿丢了一地。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介石校长若干次围剿，若干次无功而返，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校长是个很执着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围剿共军，把井冈山根据地都打残了，却难耐大别山如何。因为大别山有徐向前。

      井冈山上，毛泽东的军事地位时不时受到挑战。同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的军事地位从未受过挑战，因为军事就靠他。以至于抗战初期，很多人还将其与朱毛并列。

      等到蒋介石发现自己的错误，采取了补救措施，即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和朱毛一个价，比贺龙、彭德怀、林彪都贵），左等右等，等了几十年，从大陆等到台湾，也没等到有人提着徐向前的人头来推销。

      日后长征会师，中央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所以张国焘才敢向中央伸手要权。但是那八万人马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日后共军军长级别的将领，多半都出自红四方面军，都尊徐向前为老领导。

      红军时代对比军事战绩，徐向前绝对名列前茅，甚至胜过同时期的彭德怀、林彪。

      军事成绩很大的徐向前好像对政治没啥兴趣。张国焘得势，徐向前不表态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得势，徐向前同样态度暧昧不明。以至于张国焘不信任徐向前，用陈浩昌压制他，还把徐向前的老婆给整死了。到了毛泽东手下，徐向前同样不被信任，从来没有独当一面之机会。

      不管张国焘也好，毛泽东也罢，不信任归不信任，都从徐向前那里得到过超额回报。没有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就没有张国焘后来之嚣张（如果张国焘不是过于嚣张的话，在中共内部也是排得上名次的人物）。

      当然，徐向前并不完美，军事生涯中有污点，比方说西征。西征是注定失败的，名曰战略上打通苏联通道，实际是不可能的。从陕北黄土高坡出发，基本上就是地广人稀。征兵没有兵员，征粮也不好征。过了兰州之后，就是几千里的戈壁滩，别说行军打仗，就是现在坐火车都够受的。何况西北土匪之强悍，并不次于徐向前带的那两万人。在没有策应甚至后勤补给的情况下，仗怎么打？说不好听点，还不如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管用。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在西征时起到了相反作用。如果徐向前的指挥能力差点，而不是一路打胜仗打到人困马乏全军覆没，一开始就失败的话，还是可以撤回来的。

      不被重用的徐向前从不抱怨，也不声张。张国焘杀了他的手下也不打招呼，杀了他老婆也不打招呼，这些徐向前都忍了。然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等到张国焘跑到戴笠那边吃剩饭，等到陈浩昌惨淡结局，徐向前依然不倒。

      在毛泽东时代，各种雷厉风行的运动中，病榻之上的徐向前竟然一一避过。就算卷入文革，就算被抄家，比起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熬到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怎么样。对越自卫反击战最高三人组中也没有徐向前。不过最后徐向前好歹当了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

      时也？命也？都不是，善谋身也！谋身者当如徐向前。

      需要奋起时奋起，功成之后自身退。

      徐向前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在民主法治尚未健全的时代，与其去争，不如早退。但徐向前之退让，和古之隐士不同。虽不争功，但国家需要的时候从未退缩过。这就是真英雄的价值。刘邓跃进大别山之后，徐向前临汾晋中干净利索地搞定阎锡山。

      徐向前不争，不代表没人晓得其价值。毛泽东就启用过他，用了一半赶紧收回来。

      真正想启用徐向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之中进入权力核心，然而环顾四周，刘少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就不说了，通过整风，已经成了彻底的老大，党政军一人说了算。朱德总司令，地位稳如泰山。周恩来的地位就算不稳定吧，在军方背景很深。其他人，诸如彭德怀贺龙等人，虽然党内地位不高，都是军头，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就他刘少奇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军方背景。

      怎么办？等呗。等到四五年抢占东北，安排彭真成为东北一把手。但是必须得有人去打仗。刘少奇打算让徐向前复出，去东北管打仗的事。按照山头划分，徐向前应该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已经跟蒋介石当叛徒去了，徐向前也就闲了。

      如果这事真的成真了，东北组合就变成彭真搞党和政，徐向前主军。和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时代，陈浩昌和徐向前的配置一样。以徐向前的个性，绝对不会和彭真争老大。彭真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不比程浩昌差。

      那时东北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以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干的不见得差。要知道后来红军改编，中级军官（许世友等人）多出身于红四方面军，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兵。即使文革时代的江青还说，要论山头，徐帅山头最大。

      这里再次假设一下，如果是徐向前和彭真把四野搞起来，那么刘少奇的资本一下子就大了。那样的话，后来毛刘之争，刘少奇不见得会输。刘少奇输，并不是输在党内，更不是输在政治上，而是输在军方，说白了就是输在林彪身上。之所以输在林彪身上，皆因林彪去了东北，带领四野从北方杀向南方，在军内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林彪在东北成功的秘诀是啥？除了指挥有方，就是土地政策搞得成功。这些方面徐向前都不差，早在红四方面军时代就证明了嘛。

      如果刘少奇起用徐向前。徐向前带着四野从东北杀出，然后抗美援朝，徐向前就成了最合适的那个人，他会像林彪一样以不赞同出兵的方式辞帅么？如果不会，那么十大元帅排行榜上，徐向前坐二望一。在后来的毛刘之争中，即使徐向前不支持刘少奇也不会像林彪那样控制着军方跟毛泽东走。即使毛泽东把徐向前拿下，搞臭（参照彭德怀），那么林彪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控制军方。事情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事情是这样，后来就没有高岗啥事，所谓高饶联盟也就不存在。彭真的地位将空前提高，将远高于邓小平和陈云。如果经过历次运动之后，彭真还能保存下来，那么毛泽东死后……呵呵，有点远了。

      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招意图比较明显的妙棋没有走成功。两个原因，一是徐向前身体不怎么样（不见得比林彪差），二，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不同意。那么好的一个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人，留给林彪。东北启用林彪是毛泽东一生最具决定性的策略之一。林彪去了东北之后，不但垄断了军事指挥权，还把彭真给排挤了。彭真陈云等人在东北做的政治经济工作后来（彭真成了反党人物，陈云成了右派）统统变成了林彪的功劳。

      战争年代，那是刘少奇两次抓军事的机遇。建国之后，特别是四清运动那会，刘少奇仍然有两次机会渗入军方：一次来自彭德怀，另一场来自罗瑞卿和贺龙。

      罗瑞卿和贺龙的遭遇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个后面会讲道。这里先看看彭德怀。

彭德怀复起的背后

一九六五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庐山之后赋闲六年的彭德怀复出了，到西南三线去搞建设。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到颐年堂前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主要就干了一件事，即为自己洗脱冤情。洗了好几年，不但没有洗白，反而越洗越黑。大饥荒之后，辛辛苦苦写了“八万言”，非但没有平反，处境反而更糟了。身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原本中央开会还通知一下，彭德怀请假说不去了，后来也不通知了；原本中央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还有一份，后来也没有了；原本在吴家花园还可以随处走动走动，现在所到之处皆有卫兵跟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也没有睡大觉，他自己种菜、种瓜，所得果实赠给乡邻或监视他的士兵。后来环境恶化，士兵再也不敢要他的任何东西。彭德怀本是农民，戎马一生，老来得到种地的机会。地是自己开垦的，肥料是自己从水塘里捞出来的污泥。技术么，请教旁边农民或者对着书本钻研。并自嘲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按道理说这样也挺好，戎马一生之后，一生功成名就，安逸放松一下也好，很符合传统思想。对大多数人可以，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并非名士，也不是所谓高人，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打仗时实实在在，干活时也是实实在在。越是实实在在地种地，越觉得问题严重。想一想嘛，彭德怀去种地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可以通过自己下水塘捞肥料、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为啥全国发生了那么大的饥荒？他想不明白，搞不懂。如果是别人，那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他是彭德怀。所以即使是六一年，即使身陷囹圄看不见翻身的希望，他依然又跑回湖南老家调查。这一趟再次惹出麻烦。啥麻烦呢？就是回老家后栽了几棵树。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竟然对他立案侦查了。专案组专门跑到了湖南一趟，调查彭德怀回湖南的言行。之前已经搞过一次，没事。这一次不同，结论曰，栽树，收买人心！——神奇啊！如果说彭德怀贪污受贿或者个人品德不行调戏了良家妇女（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损点私德，没啥。偏偏是收买人心，结合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往彭德怀脑袋上扣屎盆子，是往死路上逼啊！

      不过从这样的办事方式上，也可以窥视为啥会搞出来大饥荒了。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可以把两亩地千斤的麦子（造假）调查为一个地区小麦亩产五千斤。

      然后去农村种地的机会也没有了，彭德怀成为一个囚徒。侄媳妇龙国英来看望他，建议：还是告老还乡吧。彭德怀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的那些帽子还没去掉。闲来无事时，彭德怀倍感落寞，他在历史中找到了一个知音——明朝的于谦。并深深地爱上了于谦的那首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确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曾经把彭德怀比喻成猛张飞，其实彭德怀更像于谦。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彭德怀也是。于谦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彭德怀也是。于谦冤死在自己人手中，彭德怀也是。

      其实彭德怀的真正心思并不在农业上。虽然他可以干农民的活，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统帅。戎马一生，说转行就转行？哪有那么容易啊。正如他自己说的，每天夜里都会梦见战场。那枪声、那炮声、战士们那雄健的身躯才真正动人心魄啊。可惜一觉醒来，自己仍然是个囚徒，如同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此情此景又让人想起一一九二年十一月四号那个晚上，年近七旬的老翁陆游的心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放翁一辈子对局势无能为力，没去过几次战场，立功更可以忽略。但他是诗人。他这首诗看起来更像是为千年之后的彭德怀写的。兵戈铁马啊，难道只能在梦中了么？还有机会么？机会是没有了，但一个似是而非的机会来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相见了。

      这一天是个好日子，中南海秋高气爽，非常宜人。一别六年，两双强有力的大手再次相握，往事不堪回首啊！井冈山相识以来，是是非非发生了那么多，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不论谁对谁错，恩怨未了，是非仍在，终究是老相识啊。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彭真等人已经和彭德怀“通气”，说那个老彭啊，现在局势有点紧张，打算让你去西南干点事。彭德怀当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一块“臭石头”如何干活。彭真拿出杀手锏，有可能带兵哦。带兵，对一个老将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其实彭德怀已经心动了，但还需要一个台阶。九月二十三号造成，台阶来了。彭德怀接到一个电话，听到了毛泽东（老乡）那浓浓的湖南乡音，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彼此的乡音了。

      毛泽东：“德怀，你有时间吗？”

      彭德怀：“时间总是有的嘛！”

      毛泽东：“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

      彭德怀：“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

      共事多年，双方太了解了，彭德怀知道老乡是个夜猫子，别人的清晨恰好是毛泽东的“午夜”，他不愿意“午夜”打扰老乡休息。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我说呀，你这个人还是那个犟脾气，叫你来你就来吧。”

      和所有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纵然有诸多不快，也不能失了面子。见面首先致以问候，罗嗦一点开场白，身体怎么样啊，头发白了呀。当然咯，烟和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不是相互赠一根。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不堪回首啊。两位湖南老人时隔多年在北京相见，如果不是政治闹别扭，应该好好坐下来唠嗑。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唠嗑你家媳妇是否孝顺、我家孙子是不是调皮之类的话。两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一个已经从赫赫有名的统帅、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反党集团头目，另一个还是伟大领袖。个中滋味局外人恐怕难以品味吧。

      略有尴尬的氛围中，两个倔强的老人面对面吞云吐雾良久，毛泽东发话了：“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这一刻两个人都动了感情。按照孔子的话，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此时毛泽东七十二岁，彭德怀六十七岁，人生经历无数，该看透的早已看透，何苦呢？怎么会弄到这个程度呢？两个人都不满意啊。啥事还能让两个历尽世事沉浮的老人不得释怀呢。毛泽东费尽心血搞建设，结果国家出了大饥荒。彭德怀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而不死，最后落得一身臭名。你说能放得下么？换成谁能放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毛泽东开出的条件已经相当诱人。能让毛泽东说出“真理或许在你那一边”已经很不容易，而且还许下继续带兵的诺言。

      彭德怀还是不愿买账：“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敢这么跟毛泽东说话的人估计也只有彭德怀了。井冈山上，大家彼此喊老毛和老彭，多亲切啊。

      毛泽东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

      然后又扯到历史问题。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这样一番说辞，相当于从感情上安慰彭德怀。为了说服彭德怀，毛泽东使出了杀手锏。

      带兵啊、真理啊、都是馅饼，心理按摩，属于晓之以情。

      大局——才是毛泽东的杀手锏。

      毛泽东知道，一提到大局，彭德怀注定忍不住。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局势，说苏联可能怎么怎么样，美国可能怎么样，越战可能怎么样，和印度摩擦可能怎么样。总之一句话，中国现在很危险，需要你老彭。

      毛泽东是把彭德怀摸透了，一提到国家，彭德怀肯定会服从安排。所谓抗美援朝，所谓庐山上书，还不是为了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的国家么。这叫动之以理。

      双管齐下，彭德怀再也挺不住了，那沉寂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他掐灭手中的烟头，抬起那刚毅的头颅说：“主席，我听你的。”多么熟悉的一幕啊。当年井冈山上如是，长征如是，保卫延安如是，抗美援朝如是。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问道：“想通了？”

      彭德怀说：“想通了，我去大西南！”

      世人都知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重要性，能运用者却很少。能运用到毛泽东这种出神入化境地的，古往今来也不多。

      这是一篇典型的“说”，整理一下，不比史上那些神乎其神的“说”差，完全可以取名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去三线。

      此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二人的历史和现状，和庐山之上那种杀气腾腾的回顾不同，这次是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那种。中间又穿插了现实局势很严重，咱们处于美苏蒋的包围之中，组织需要你老彭等等一通大道理。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结果也很满意，毛泽东成功说服彭德怀去西南搞建设，一直苦闷的彭德怀也实现了再就业。

      一切看似挺美好的，其实暗流涌动。

      随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相继来到颐年堂，同多年未进中南海的彭德怀握手问候。虽然在政治局经常拼杀得你死我活，但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几十年了，知根知底，时隔数年再次重逢，朋友还是要讲的。

      毛泽东对众人说：“刚才我与德怀谈了很长时间，交换了思想，说得很投机，他也愿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去西南工作。现在请你们几位来，就想召集西南的同志们开个会，由少奇、小平同志把情况讲一下，讲清楚，让德怀去后好工作。如果有人还有意见，这没有关系，那就叫他来找我。”

      彭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刘少奇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有的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他们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走到彭德怀面前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然后又是一番热情客套闲聊，当然中午咯，午饭还是要吃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德怀马上就要出征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为德怀送行。”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酒杯里斟满了酒，二人相对而饮。毛泽东很少喝酒，再一次为彭德怀端起酒杯。上一次二人如此对饮，还是朝鲜战争之前，毛彭再次携手，顶着巨大压力出兵朝鲜，并且把爱子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

      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这场特殊的会见才告结束。

      彭德怀与毛泽东肩并肩走出丰泽园。

      彭德怀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握手别过。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之结局。什么领袖宽宏大量，彭大将军是好样的等等。然而事实异常惨烈。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去了西南之后，并没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而且在行动上常常受到限制。彭德怀刚走，姚文元就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影射彭德怀为海瑞。接着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曰“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然后彭被红卫兵押回北京，批斗了好几年。

      此时和彭德怀握手话别的那几个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正是摔向低谷的前夜。几个月之后，彭真成为反革命集体中的一员。负责处理彭真案子的就是刘少奇。案子还没有处理完，刘少奇邓小平轰然倒下。负责刘少奇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此时因为事忙，没来得及送彭德怀。

      为啥？如果要批彭德怀，直接拉出去批斗就是了，何必搞得如此复杂？何必安排工作？而且是高调地安排工作，还让刘邓全程陪同。难道说三公费用太多了需要消费一部分么。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当年毛泽东派彭德怀去三线，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劣，战争一触即发，担心彭德怀留在北京搞风浪。

      对于此说法，应该理解为三七开，三分靠谱，七分不靠谱。彭德怀是什么人，毛泽东还不知道吗？什么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都是大帽子、政治手段而已。别人可能会叛国，彭德怀绝对不会。如果彭德怀真的里通外国，毛泽东早把他给处理了。既然没有里通国外、反党夺权，那么战争越近就越需要彭德怀，就应该留下来，因为一旦有战事，还是要彭德怀出马。三线是战略大后方，如果需要人搞后勤工作，派贺龙去更为合适。因为解放战争中，贺龙在在后勤这一块干得相当出色。

      比较靠谱的是，这是一场戏，一场演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看的一场戏。

      所谓文革，说白了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群体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个群体摊牌。国家主席刘少奇正在和军方的贺龙罗瑞卿搞关系，但刘少奇并无多少胜算。因为说到底，贺龙和罗瑞卿还是忠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想到了彭德怀。彭德怀虽然被打倒多年，但影响力还在。

      ——刘少奇在策划彭德怀复出。

      当时的刘少奇是国家出席，控制行政系统。通过正常程序恢复彭德怀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如果之前这么干还没有必要，现在已经很有必要了。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下面分析一下还是可以的。

      话说刘少奇和彭德怀是老对头了。想当年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在党内，彭德怀在军内，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彭德怀赶走了粟裕，把刘少奇在军内仅有的一点根系拔掉。同样在党内，彭德怀的地位从未高过。二人互看对方不顺眼很久了。彭德怀在庐山落马，刘少奇确实高兴了一阵子，几年之后还表态彭德怀不能平反。

      按照政治斗争的原则，只要刘少奇还身居高位，就不可能让彭德怀再起。然而到文革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摊开。毛泽东已经布置倒刘少奇，刘少奇不可能无动于衷。就算自己这边在行政系统内有优势，但军方终究是空白。如果彭德怀从自己手中复起，将对毛泽东是一个牵制。毕竟在庐山上，真正拿下彭德怀的还是毛泽东。

      彭德怀从来就是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人之一。

      如果彭德怀真的复出，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牵制。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事基本都是对事不对人。像那种表态站队紧跟某人的事，彭德怀干不来。彭德怀对大跃进不感冒，对文革很难感冒。这种人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楷模、领导眼中的钉子户。

      如果刘少奇顺利成为一把手，估计也不会策划彭德怀复起。

      即使彭德怀在刘少奇手中复起，也不会追随刘少奇。

      但是彭德怀的威望绝不比林彪差，那样林彪就没办法紧紧控制全军。没有军方铁板一块的支持，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发动文革。这样就增加了刘少奇的胜算。

      就算毛泽东想要启用彭德怀，一定不是在一九六五年。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时，不太可能这个时候把彭德怀放出来碍事。但是更不能让彭德怀让从刘少奇手上复起，那样的话就更碍事了。所以才让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上班，以给工作的名义把彭德怀支走，实际原因只有一个——断了刘少奇的念想。

      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工作的时候，另一方面正默许林彪倒掉罗瑞卿。此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是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密切而已。

      给彭德怀送行的刘少奇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因为有一个妙招失败了。也许算不上妙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彭德怀被毛泽东支走，意味着刘少奇渗透军方系统的希望破灭了一部分。只可惜了彭德怀，铁骨铮铮的汉子只是一心想干点实事而已，却沦为政治家的玩物。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为啥去四川。比如说朱德，后来就被疏散去广东。要支走彭德怀，四川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三线建设固然重要，但和彭德怀没啥关系。彭德怀的特点是统军和种田，三线建设，还是留给专家吧。

      彭德怀之所以去三线，主要跟一个人有关，李井泉。

      当时李井泉是整个西南的老大，也是三线老大。除此之外，李井泉还是大饥荒中的明星。这颗明星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批判很积极。在毛泽东眼中，彭德怀是李井泉的敌人。在李井泉的一亩三分地中，彭德怀应该不会惹出太大麻烦。与此同时，李井泉还是邓小平的老乡兼老部下。七千人大会上，是老乡邓小平保李井泉过得关。在刘少奇邓小平看来，这位在大饥荒时代的老乡会好好照顾彭德怀，至少能保证不再出事，看看接下来局势怎么走。

      彭德怀在三线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没麻烦，很平静。有吃有住有床睡觉，却没啥活干。他可以活动活动，但不能随便活动。李井泉基本上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彭德怀。因为李井泉虽然牛叉，但是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他都得罪不起。即使是虎落平阳的彭德怀，说不定哪天又复起了呢？所以李井泉也不敢过分。

      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能挺过文革初期那段时间，说不定还会策划彭德怀复出。在朱德逐渐淡去的情况下，只有彭德怀能抗衡林彪。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能够很快修成正果，彭德怀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凄凉。可惜的是局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挺住，文革成了一个遥无尽期的死胡同。

      因为这条死胡同，毛泽东和彭德怀再也没有见面。这一次分别的时间是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彭德怀备受折磨而死，三十年的交情终于走到尽头。两年之后，毛泽东病故。二人共同打天下，打完天下之后却因为理念不同而分手。最终的最终，毛泽东的梦想没有实现，彭德怀的梦想也没实现。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两个人会不会再次携手？

      联系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那顿午餐背后隐藏了多少暗流。

      培养粟裕，策划徐向前去东北，谋划彭德怀复起，以及与贺龙罗瑞卿搞关系，都是刘少奇试图深入军方系统的措施，无一例外都已失败告终，等到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代政治家刘少奇从精神和肉体的毁灭。

第二十二章  罗瑞卿将军

刘少奇谋划彭德怀复出失败，是渗入军方的一次失败。但是刘少奇的希望并不在彭德怀身上，而是在罗瑞卿和贺龙那里。对比已经被批判了六年的彭德怀，罗瑞卿和贺龙可谓位高权重，而且红得发紫。

      文化大革命前夕，军方红人有三个，分别是林彪、贺龙、罗瑞卿。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彭德怀倒下之后的受益人。

      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心腹之人，彭德怀之后的军方招牌。但是林彪身体不好，不怎么管事，军委日常生活由贺龙主持。论军功，贺龙自然没法和林彪比。论资历，林彪就没法和贺龙比。而且贺龙很会搞关系，人缘很不错。

      罗瑞卿呢，当时是总参谋长。但是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很烫屁股的。元帅级别的徐向前、聂荣臻没做几天就下去了，大将级别的粟裕和黄克诚也没呆多久。毛泽东时代，只有罗瑞卿在那个位置上的时间最长，前后六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到来，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与贺龙和刘少奇保持了特殊的关系，那么他还会继续下去的。

罗瑞卿的选择

罗瑞卿，四川人，生于一九零六年，卒于一九七八年。

      军衔：大将。

      绰号：罗长子。按身高算，开国将帅中估计没人比得上罗瑞卿。罗瑞卿身高有多高呢？保守估计有一米八。这个头在现在稀松平常，当时可就不得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矮，但很少人知道邓小平的身高在当时矮得并不十分明显。林彪粟裕等人的身高也就一米六几，比邓小平高不了多少。周恩来略高一点。毛泽东一米七几的个头已经算高大威猛了。

      毛泽东常说，天塌下来由罗长子顶，估计罗瑞卿应该在一米八以上。有消息说，一次战斗中负伤，大家以为罗瑞卿完蛋了，去制棺材，结果发现按照当时棺材的尺寸，罗瑞卿的腿太长，放不下，只好重新搞。

      人物平生：罗瑞卿生于农村，母亲温柔善良，父亲游手好闲。和同时期的其他将帅比较，罗瑞卿的生活还算可以的，一直有饭吃，一直有书念。这些要得益于外公鲜锦堂。鲜家还可以，算是乡绅之家，比较有远见，资助罗瑞卿念书，从私塾念起，一直往上念。罗瑞卿的父亲不争气就算了，外公鲜锦堂打算好好培养外孙成事，让女儿年老有个寄托。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无论贫富，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老实巴交地生活、被人欺负、被人敲诈，要么就是狠一点、去当好汉、欺负别人去或保护别人不被欺负。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想要好好生活基本上不现实。

      鲜锦堂不管，就是要罗瑞卿同学好好念书，光耀门楣。罗瑞卿同学的心却不全在念书上，他接触到了危险人物，从事了危险事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开始，罗瑞卿同学就跑去演讲了，那是也才十四岁而已，放今天还在钟情奥德曼呢。此后的罗瑞卿同学，不仅学习不安分，还常常跑到工人兄弟中制造不安定，成了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到最后还跟共产党员纠缠在了一起。

      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共产党还是合法党组织，全力煽动工人搞运动、搞文斗。共产党那些激进的纲领和鲜锦堂是天然排斥的。直到有一天，罗瑞卿同学从同情工人、声援工人过渡到参与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行列，成为“闹事先进分子”之典型。

      鲜锦堂终于意识到，外孙比女婿更不靠谱，更危险，果断把罗瑞卿骂得狗血淋头。之后除了狗血还是狗血，反正钱是没有了。

      没了经济来源的罗瑞卿同学几经周折，在共产党人的推荐下进入武汉黄埔学军事，开始了传奇的一生。其中的精华有三个片段：鬼门关三次游。

      罗瑞卿将军三次游览鬼门关，诠释了三个时代巨大的不同。下面让我们看看罗将军版的“三枪拍案惊奇”。第一次游览鬼门关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

      中共历史上有三个标志性的年代，一九二一年建党，一九二七年建军，一九四九年建国。一九二一年的罗瑞卿还年轻，没有参与的机会。一九二七年，罗瑞卿二十一岁，在武汉黄埔军校关心天下大事。他的身体在国民党的地盘里，心内心却是激烈的，偏向于共产党那边。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恰好那一年，国民党清党，中共开始从文斗过渡到武斗，通过三次武装暴动拉开大旗。遗憾的是三次暴动均失败了，最后归于井冈山。当时罗瑞卿的出路是毕业后进入军队，属于跟着蒋介石也可能有前途的那一种。但是那种可能性已经不大：黄埔军校前几期人才太多，武汉黄埔军校又远离国民党中央。

      罗瑞卿根本不想要那样的机会，因为听见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他的心就飞到南昌去了。尽管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依然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其实那是一个相当冲动的决定。当时他和共产党上层还没有关系，不见得被信任，搞不好就被当成特务给处理了。

      冲动，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罗瑞卿刚到九江，就面临张发奎设置的障碍，而且南昌起义的队伍已经南下，找不到了。没办法，只能先回武汉，迎接他的是屠刀。怎么办呢？罗瑞卿的人生再一次迷茫。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高大威猛的罗瑞卿突然得了伤寒，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之后钱用完了。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即使是教会医院也一样。没有钱，要你命。

      当然医院的指导思想是救死扶伤加人道主义，不会直接要你的命，只会不给你看病，让伤病要你的命。没有钱的罗瑞卿被医院雇的黄包车悄悄（注意这个词）推到一个灰暗的小房子里。奄奄一息的罗瑞卿清醒过来，竟然不知道身在何方，好像已经过了鬼门关。再观察一下周围，好像还在人间。

      孤独、寒冷、恐惧环绕在周围。就在罗瑞卿怨恨那荒诞凄凉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时，一丝温情出现了，把罗瑞卿年轻的生命拉回到现实中来。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位熊师傅可不是专家医生，开不出价格昂贵却不见效果的灵丹妙药，能施舍的仅仅是一点粥而已。正是这一点点粥，让罗瑞卿正在消失的生命有了转机，最后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如果在古代或小说中，熊师傅可能被描述成奇人异事，他端来的粥可能是独家秘方哦。既然是现实中，那只能说，人间只有温情在吧。那温情来自普通人，正因为是来自普通人的温情才可贵：咱们这民族虽然处于低谷、国家虽然破败，但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因为人间尚有温情。

      正因如此，坚定了罗瑞卿的决心，恢复之后终于他克服重重障碍去了井冈山。另外说一句，听闻南昌起义枪声而动的不止罗瑞卿一个。几乎相同的时间，武汉黄埔军校另外一个学生和罗瑞卿做了相同的选择。和罗瑞卿一样，他也没有赶上起义队伍。虽然没有鬼门关一日游，遭受的磨难却不比罗瑞卿少。有趣的是，那人的成就也次于罗瑞卿。他就是许光达将军。

      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去了井冈山，成为罗瑞卿将军，并加入了共产党。

      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罗瑞卿好像不太实用。

      当年的井冈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休闲娱乐不用奢望，能填饱肚子就要感谢马克思了。而且蒋介石先生对井冈山尤其关注，时不时去慰问一下。只是慰问品不是鸡鸭鱼肉，比较特殊一点，是飞机大炮。搬运这些慰问品的不是红十字会，而是军人。正是在井冈山，罗瑞卿将军经历了第二次鬼门关游览。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继续他的剿共大业，发动第二次反围剿。罗瑞卿和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此君湖南人，曾在长沙黄埔学习，将才，参与秋收起义，属于毛泽东嫡系，二十七岁那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奉命迅速抢占战略要地观音崖。

      在国军猛烈的攻击中，身材高大的罗瑞卿不顾个人安危跑去观察敌情。一排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中枪倒下，鲜血咕噜噜往外流，头发里流满血浆，衣服被鲜血染红。原来是子弹击中了颈部动脉。

      好个罗将军，竟然咬牙大喊：“冲上去，占领山头！”

      战士们被领导的顽强所感染，边冲锋边高喊：“为罗政委报仇，冲啊！”

      战斗很快胜利结束。罗瑞卿昏迷不醒，又是肺炎，又是高烧。

      昏迷之中的罗瑞卿缓缓苏醒，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通知后勤部准备棺材吧。”罗瑞卿很纳闷，难道又有同志牺牲了？他听见锯木头的声音，估计是在做棺材。随后又有人说，“棺材要长一点，没见那人好高哩！”罗瑞卿这才意识到别人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

      然而棺材没用上，罗将军再一次大难不死。

      罗瑞卿调侃：“我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又回来了。”

      就连毛泽东都开玩笑：“罗长子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没成。”

      这可不是写评书，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共军将帅，多在死人堆打滚，能活下来，都在鬼门关前转悠过。就连林彪粟裕这种人，都曾数度受伤，留下终身后遗症。刘伯承元帅更是被子弹从太阳穴穿眼而过，损失了右眼，手术连割七十二刀，未用麻醉。下层将军就不用说了，常常有人被放进棺材又活过来。

      很多人都不明白，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在优势占尽的情况下居然剿而不灭，原因很简单：那些人的命太硬了。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才有新中国的浴火重生。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后期的运动才显得格外惨烈。

      如果说罗将军前两次鬼门关观光是因为敌人的馈赠，那么第三次再去就让人痛心疾首了。因为这一次对罗瑞卿将军出手的是昔日的战友和领导，分别牵扯到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刘少奇。背景不再是白色恐怖，也不再是枪林弹雨，而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时候。彼时的罗将军已经年近花甲，身居高位。

      在说出罗瑞卿将军第三次鬼门关游览之前，先看看他和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

罗瑞卿和毛泽东

高层将帅中，罗瑞卿入党的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参加早期工人运动，也没有参与三次起义。在讲究政治资历的中共，罗瑞卿这种“晚辈后生”能够跻身大将行列，并且日后大权在握，除了个人实力外，和高人相助是分不开的。

      高人就是林彪和毛泽东，主要是毛泽东。

      第一次鬼门关之后，罗瑞卿进入苏区后，于二九年结识了毛泽东。

      当时的井冈山上，毛泽东秋收起义的力量有限，骨干力量是跟随朱德上去的那批人。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争吵时，下岗的是毛泽东。对于志在当领袖、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毛泽东而言，他需要助手，很多助手。

      当时苏区物质匮乏，人才更为匮乏。连王佐、袁文才那种绿林好汉，毛泽东都是尽心培养。像罗瑞卿这种学过文、也学过武的知识青年进了苏区，而且没有任何派系背景，是绝佳的培养对象。因为培养出来就是自己人啊。

      所以毛泽东对罗瑞卿很青睐，手把手教他如何搞调查研究、打仗啥的。罗瑞卿不负所望，进步神速，随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罗瑞卿是毛泽东亲手调教出来的。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罗瑞卿才那么信任。接下来第二纵队改为十一师，罗瑞卿任政委。随后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未来公安部长的雏形）。罗瑞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泽东，不论前线还是后方，毛泽东去哪里，罗瑞卿就去哪。公安部长时代，还是毛泽东到哪里，罗瑞卿跟到哪里。

      罗瑞卿因此有了另一个绰号，影子——毛泽东的影子。得此称号之人，只有罗瑞卿这一家，别无分店。毛泽东称罗瑞卿为“大警卫员”。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之信任，可见罗瑞卿对毛泽东之忠心。

      罗瑞卿和毛泽东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事。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一听很紧张：“主席，长江不能游。”毛泽东：“为什么？”罗瑞卿：“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毛泽东：“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这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淹死？”罗瑞卿：“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后来毛泽东还是去游长江了。从这些对话中，看出二人之间没啥隔阂。

      当公安部长十年的生涯里，罗瑞卿干了很多事，总体上不错，但也不是百分百正确。没有人可以百分百正确。比方说轰动一时的“两陈案”，就是极左思潮下的冤案，周恩来亲自过问都没有解决。没有毛泽东的支持，罗瑞卿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建国之初可不像现在这般和谐。地痞流氓黑社会啥的都是小角色，特工、散兵游勇、巨型土匪遍地都是，弄不好哪个名人就被干掉了。干掉了，都得找公安部长。而且这个位置涉及到领袖及其战友们的安全。

      而且公安部和其他部门不一样，几乎要涉及到所有权贵，怎么可能把所有人都照顾好？遇到难题，肯定要毛泽东撑腰。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信任，罗部长在公安部的火炉子上非但没有烫到屁股，还稳步上升。到了五九年四月，罗瑞卿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和黄克诚挨批，林彪成为军内代言人，但不管事。贺龙和罗瑞卿掌控军内实际事务，而且二人关系良好。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是林彪提名、毛泽东拍板的。此时的罗瑞卿横跨党政军，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绝对信任罗瑞卿。

      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信任就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既然如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方铁板一块的时候，为啥要从罗瑞卿开始呢？答案，林彪。

罗瑞卿和林彪

罗瑞卿比林彪年长一岁，但林彪一直是罗瑞卿的领导。

      林彪就是毛泽东本人在军事上的延伸。军队每一次壮大，林彪随之水涨船高。毛泽东的人基本上都和林彪关系很近，罗瑞卿也一样。当罗瑞卿成为红十一师政委时，顶头上司正是红一军军长林彪。

      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这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长林彪抓住了稍纵即逝之机，在黄陂、草台岗指挥了一次精妙的伏击战，心情大好，在身上那个神秘的小红本子上写道：“一九三三年二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此后罗瑞卿成为红一军团保卫局长。

      要诠释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中间有经典的一幕，演戏。

      罗瑞卿担任保卫局局长时，保卫对象也包括红一军团长林彪。罗局长多才多艺，不仅仅能指挥军事、能搞政治，还能搞文艺。大家天天打仗，生死一线之间，生活却极端匮乏，从物质到精神都缺。打完胜仗，罗局长决定给大家找找乐子。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大家都很开心。恰好当时宣传干部写了一个话剧——庐山之雪：蒋介石进攻苏区，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主题讲国军无能和共军英勇。

      那时候既没有舞台也没有摄像机，更没有专业的演员，情节和对话都要求演员自己编，只要能让大家开心就行。好在当时大家的笑点比较低，容易满足。演员中常常有很多大牌。

      此次演出中，阵容非常强大，除了导演罗瑞卿之外，演员中有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这阵容，杠杠的。但是罗导演还觉得阵容不够大牌，还需要一个角色，那就是红一军团老大，军团长林彪。如果林彪参加，相当于说是红一军团的全明星阵容。

      然而林彪一般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罗导和演员们商量好：耐心寻找机会。

      某日军团干部开会，讨论军事问题。林彪发言完毕，大家表示赞同林总讲话。加上刚打了胜仗，林彪心情比较爽。罗瑞卿乘机把话题转移到演戏上，故意神吹自己演戏如何神形兼备、专业水平多么高，还说自己本质上是个演员、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等等。目的是引林彪上钩，他知道林彪凡事都不甘落下风。果然，林彪上当了。

      心情大好的林彪一听罗瑞卿自我吹嘘演戏功力，不服气：“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蛮有味道的。”人在开心时总是容易自恋，没办法。

      罗瑞卿立即接上：“军团长，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了摆手：“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行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言外之意，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提到聂荣臻，林彪忍不住奚落：“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立刻抓住机会：“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话激起了林彪的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

      导演和演员联合，激将成功，成功拉到另一大牌加入。关于角色问题又犯愁了，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即使演戏也不能掉身价的。林彪问道：“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嘛？”

      这是打仗太多了，演戏也不忘打仗，敬业啊。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台戏看，林彪同志无疑是最为专业的演员之一，肯定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如果反过来，把演戏看成人生，林彪就相当业余了，可以作为群众演员跑跑龙套。

      罗瑞卿：“何应钦怎么样？何应钦是军政部长”

      林彪：“何应钦？”言外之意，是说嫌小。

      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脾气：“罗局长，你干脆改为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一听蒋介石，连连点头：“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阵，要得！”

      最困难的是排练，因为林大将军不肯背台词：“背不下，到台上我顺口说下去就是了。”这演员，放现在肯定是戏霸级别。

      戏上演时，免费公映，还有不少观众来捧场，比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人。要知道当时是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毛泽东正在人生低谷，过着鬼不上门的日子，这几位已经是大牌中的大牌了。眼见这么多名人捧场，不苟言笑的林彪拿出了罕见的热情。

      高潮部分，林彪出场。只见他大模大样地走上台，刚坐下，电话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等人笑成一团。

      林彪知道自己演错了，不记得台词，却依然镇定从容，拉罗荣桓出来做挡箭牌：“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可是他忘了，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罗荣桓陪着演了一阵。

      然后是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押到。这个蒋介石是由导演罗瑞卿扮演的。因为林军团长的固执任性，导演也没法干了，只能上来配合林彪任性。

      林彪问：“你是蒋介石吗？”

      罗瑞卿：“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又忘了台词，随性来了句：“你怎么长得这么瘦？”纳闷了，咋不问你怎么这么高？

      罗瑞卿：“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补药可多啦，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罗瑞卿把他吃过的、想吃没吃到的、想到没见过的、将来可能吃到的好东西统统倒出来，然后再灵机一动总结说，“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罗导演不仅仅变身为演员，甚至化身为编剧，而且是临时编剧，可以说非常成功。

      林彪又没台词了，只得随口问：“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再次发挥机灵劲，补充说：“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家也不要了。”

      如此这般，戏剧在众人哈哈大笑中收场。这样的戏剧，如此超豪华的阵容，如此高级别的观众，难得一见哦。从戏剧本身看，这戏还真不怎么样。但是娱乐了观众。特别是能看到林彪演戏，那绝对不容易呵。

      这出并不高明却能逗人乐的戏剧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一，罗瑞卿和林彪可以合作得很好，但需要罗瑞卿配合林彪；二，林彪这个人，敏感、自尊心强、聪明、不善言辞，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了三十八年之后，毛泽东逼林彪作检讨，林彪决绝出走。

      在林彪和罗瑞卿合作的岁月里，一直都是罗瑞卿配合林彪。

      到达陕北之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还是林彪领导罗瑞卿。林彪不怎么喜欢管琐事，具体的事都由罗瑞卿管。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再一次成为林彪的部下。

      林彪军委第一副主席，罗瑞卿参谋长。林彪国防部长，罗瑞卿副部长。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跟着彭德怀倒霉，就是林彪提出让罗瑞卿接任总参谋长的。上任之后的前一段时间，罗瑞卿都和那次演戏一样，一直配合林彪的工作。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罗瑞卿不再配合林彪演戏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牵涉到了本文的主角，刘少奇。

林彪和刘少奇

刘少奇和林彪是什么关系很难讲清楚，因为他们之前的联系埋藏得很深。

      从家庭出身上说，都是小地主家，就算林家稍微好点，差距也不大。两个人早起接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如果说差别，那就是刘少奇去讲武学堂学军事时很不幸，遭遇到了炮弹。导致刘少奇的军人梦想破灭。林彪去的黄埔军校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一直那么下去。

      因为那个差别，刘少奇日后成为政治家，林彪成为军事家。两人都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战争年代的林彪赫赫威名，和平时期的刘少奇地位显赫。

      从性格上看，共同点，都是那种严谨、讲原则，而且都很倔。

      从实际经历上看，二人交集并不多。建国之前，刘少奇隐藏在毛泽东身边搞党务，林彪在外攻城略地，并无实际接触。建国之后，刘少奇虽然越来越重要，但是和林彪还是没交集。第一个十年，林彪基本上处于半隐居状态。即使庐山会议复出，也就是在军方，而且不管实际问题。加上林彪性格沉静，不爱交际，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来往。

      但是这不影响二人的关系：势不两立。

      世间事往往就是这样有趣，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可以成为死敌。表面上看，他们的对立应该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实际上他们是天然的不对路，是苏区党和白区党不对路的典型。从高岗开始，苏区党和白区党在行为处事的方式差别就出来了。彭德怀也是典型苏区出来的，所以在庐山表示对一线政府的工作不满。林彪也是一样，和刘少奇是搞不到一起的。

      当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的助手时，和林彪没啥关系。当刘少奇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时，也就走向了林彪的对立面。因为林彪是毛泽东在军方内部的延伸，和毛泽东是一体的。直到林彪最后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之前，和毛泽东都是一体的。

      而且林彪有更多的理由和刘少奇对立。因为他们都是接班人。

      就算种种不对路都可以忽略不计，接班人的位置只有一个。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正常情况应该是文官当政治国。所以毛泽东最初的打算是让党政出身的刘少奇接班，并且在重庆谈判时让刘少奇代理老大的位置。建国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地位稳步上升，并且成为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只是那个设想被大饥荒打乱了。不幸的是两人又走向了对立面，演起对手戏。

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砸烂行政系统时，他能依靠的只有军方。所谓的接班人位置也只能出现在军方。在那种情况下，林彪是唯一的选择。当毛泽东选择依赖林彪时，罗瑞卿就遭殃了。

罗瑞卿和刘少奇

罗瑞卿和刘少奇之间是啥关系呢？原本没有关系。

      国共第一次合作，刘少奇搞工运有声有色。当时的罗瑞卿还是个小年轻，在武汉黄埔军校进修呢，对外面的世界还只能心向往之。

      刘少奇没有去过井冈山，所以罗瑞卿在红一军团当保卫局长时也没有保卫过刘少奇。

      刘少奇在党内崛起于延安整风。当刘少奇舌战群雄，展示自身理论功底时，罗瑞卿只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坚定支持者，看着刘少奇表演而已。延安整风是一帮理论家的事，但无论如何也整不到罗瑞卿头上。罗瑞卿看起来更像一个“局外人”。

      整个解放战争中间，刘少奇虽然贵为党内二把手，实际上更像毛泽东身边的一个“沉默者”。他派去东北的彭真被林彪顶掉了，然后就看各位将军们表演了。罗瑞卿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和杨得志一起打过几场漂亮仗，但是和那个时代的战争明星们（如同为大将的粟裕）是没法比的。

      可以说直到建国之前，罗瑞卿和刘少奇的关系就是没啥关系。建国之后就不同了。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要和所有人打交道。刘少奇也从幕后走向前台，形象越来越高大。那个时候，罗瑞卿和刘少奇的直接关系没有。但是罗瑞卿和彭真的关系很铁。

      罗瑞卿和彭真在延安就认识。建国之后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彭真是北京市长。出于工作关系，两人需要配合，但是有时候看起来亲密过了头。比方说国庆节要安排特别的游行队伍排练，这属于罗瑞卿的工作范围。彭真去审查时，罗瑞卿都是亲自陪同。并不是说罗瑞卿要巴结彭真，而是两人的关系铁。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不用说了吧。当年地下党时代，刘少奇还是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刘少奇的老部下。

      尽管如此，仅仅从工作角度看，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无法取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但是当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摊开时，味道就变了。

      刘少奇要取毛泽东而代之，必须向军方渗透，打破毛泽东在军方的神话。那么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自然就是刘少奇的渗透对象。如果有了罗瑞卿，那么战胜毛泽东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那么刘少奇吸引罗瑞卿的筹码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职位，国防部长。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尚未公开之前，林彪一直挂病号，毛泽东让罗瑞卿多向贺龙汇报工作。当时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逐渐有转正的趋势。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领导换届，要换全班人马。如果一把手换成刘少奇，那么国防部长也要换，那么罗副部长转正的几率很大。刘少奇曾把那个意思告诉过罗瑞卿。罗瑞卿开始疏远林彪，向贺龙靠拢。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内部的问题，需要军方的绝对支持。在毛泽东看来，自己一手培养的罗瑞卿应该无条件支持自己。

      然而，罗瑞卿玩起了暧昧。

      其实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罗瑞卿就开始玩暧昧了。罗瑞卿原本给林彪准备了讲话稿子，林彪没有用。当时林彪代表军方讲话，林彪自己准备了讲稿。原因很简单，罗瑞卿给林彪准备的稿子很暧昧，林彪的讲话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

      七千人大会之后，罗瑞卿陪毛泽东南下。毛泽东问罗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其实就是提醒罗瑞卿：配合林彪同志表演。

      过去的几十年，毛泽东的话对罗瑞卿相当于圣旨。这一次，罗瑞卿把“圣旨”当成“耳边风”，不仅没有紧跟林彪，而且大展拳脚，通过一系列大胆的表演，结果离林彪越来越远，导致了最后的悲剧。那么罗瑞卿的动作是什么呢？

第二十三章  悲伤

罗瑞卿的动作

      人生往往就是这么回事，抛开理想信念不谈，抛开大势不谈，往往会陷入“名利”二字之中难以自拔。政治舞台就是超级名利场。军人也不例外，也会追求名利。战争年代，想要争名夺利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然而战争不是天天有，和平年代的军人又该如何呢？可以如高岗那样，脱下军装到政治舞台上大干一番。即使穿上军装也不安全，也有这样那样的斗争。比方说刘伯承和粟裕就在反教条斗争中被批斗了。身在那个位置上，该来的总归来，躲也躲不掉。能选择的只是参与的方式，消极等待或主动出击而已。

      总参谋长的位置是个火炉子，坐上去很可能被烫伤。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元帅也好，大将也罢，上将也罢，都很难受。只有罗瑞卿待得的时间稍微长点，但下场却非常糟糕。那么总参谋长位置上的罗瑞卿有啥不同呢？非常不同。

      罗瑞卿干过一件其他总参谋长未曾想过，或者想过也没敢干的事，大比武。

      七千人会议之后两年，毛泽东搞小四清，刘少奇又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段，军队也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罗瑞卿大比武。

      军方嘛，从人际关系上讲，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基本工作很简单，就是围绕“战争”转圈圈。战争年代上战场，和平年代准备上战场。不管是“上战场”还是“准备上战场”，基本准备工作都一样，那就是军事训练。

      中共是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府。大家都在一个舞台上，政治运动到来时，必然波及到军内。四清运动火热进行时，军方也有了动作。军方的动作就是改革军训。平时的基本工作是军训，现在多了两个字“改革”。所谓改革，也就意味着人事关系发生变革，意味着资源重新整合。

      改革从来就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搞不好，就会变成出力不讨好的事。当时大家都在讨论，都在想办法，也没有特别好的方式。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找到突破口，就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前景。那个幸运的人是谁呢？李德生少将。

      李德生，河南新乡人，生于一九一六年，起于红四方面军，从小兵干起，一步步上升。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复，草地过了三次，雪山爬了两次。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战斗，表现很不错，参与过奔袭日军明阳堡机场，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的一员，直接参与淮海战争。随后加入志愿军，在最残忍的上甘岭战役中接受考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五五年评为少将军衔。

      当军内要求改变训练方式时，李德生也在苦苦思索。他本就是经历过共军历次战斗的老将，作战经验上无可指责。这样一个人想要寻找新的训练方式，一定不容易。因为之前的共军经历过各种残酷而残忍的考验，能生存并且胜利，可以说方法是有用的。但也正是条件艰苦，战争一波接一波，基本上都是在实战中磨练，系统训练很少。现在要改革训练，怎么改变？

      李德生也学着政治运动的办法，到各个部队去蹲点。蹲过很多地方，都很失望。失望过多次之后，他迎来了巨大的希望。一次蹲点中，他找到了一种让他满意的训练方式。李德生认为，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找到那个指挥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

      那种让李德生心动的训练方式是郭兴福亲自创造的。

      李德生把郭兴福塑造为典型。这个典型和四清运动中塑造的典型完全不是一回事。政治运动中的典型，多半都是斗争的产物。而军训典型，是骡子是马都要遛的。而且郭兴福能否成为典型，不是李德生说了算，上面还有很多大人物的。大人物一看，行。

      一九六三年底，叶剑英给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了一封信：“罗总长并报军委：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全军推广一种方法提高军人素质，名曰郭兴福教学法。

      郭兴福何许人也，能让叶剑英如此看重？就是典型的共军：贫农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困苦，没念过几天书。因为吃饭问题跟了共产党，然后又信仰共产主义。但是郭兴福算是战争年代的最后一批共军。一九四八年，十八岁的郭兴福加入共军，是典型的后进生。但是来得晚没少干活，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打完仗后，到军校“进修”过一段时间。大饥荒时代在南京军区当副连长。

      但是英雄不怕出身低，英雄不怕地位低，英雄不怕文化低，一切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

      虽然全国大饥荒，但是郭兴福没有闲着。作为基层小军官，他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创立了一种新的练兵方法。主要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统一步调，在教学过程中实行官兵互教。就是谁有好办法跟谁学。说好听点，就是抛弃没用的，发扬教学民主。

      第二，把练技、练战术和思想作风结合在一起。按当时的话讲，就是把士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第三，深入浅出，由简到繁，正误对比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第四，言传身教，领导不搞特殊化，士兵心悦诚服。

      理论就这么多，要做全军推广，必然是大动作。军队打完抗美援朝已经七八年了，没怎么动过。虽然在六二年时敲打了印度，也只是局部小规模行动。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大规模陈兵，战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远比今天的钓鱼岛地区压抑烦闷。而南方也不平静，越南那边一直在闹腾呢。虽然七八年不用兵，士兵却随时都可能上战场，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军委搞出来一个比武练兵。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审读了一遍，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同时指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而且让主管一把手亲自抓。

      事情就这么定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号，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调子定下来之后，剩下的就是推广了。

      罗瑞卿亲自出马，亲自抓，到处宣传。当时军队很多人不以为然。毕竟嘛，大家都是老家伙，见过世面的，后生小辈郭兴福能有多少能耐？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号，罗瑞卿搞了一场现场表演。观看者有陆、海、空军军以上单位的首长、高等军事院校首长、各总部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一百多人，都是牛人。罗瑞卿也不说废话，直接让郭兴福上场表演。大家一看这不是演习，要来真的，都集中精神，看看到底有啥门道。

      一年之中，一月份最冷。郭兴福很不走运，碰上了阴雨绵绵的天气。那种环境下，即使穿上羽绒服也能冻得牙齿打架。当然郭兴福和他的战友们是没有羽绒服的，只能在刺骨的寒风和绵绵的阴雨中现场表演。表演的舞台就是训练场，而且很泥泞。这不是遭罪受么？但是没办法，这不是别的，是要上战场的。战场之下狠一点，战场上成活的概率就高一点。如果搞室内表演，就郭兴福他们那相貌是吸引不了那些牛人的。人家看文工团岂不是更好？

      郭兴福一点也不含糊，指挥战友们就在泥泞中施展，很快变成了一个个泥人。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来，一连串演出了几个小时。要知道在那种天气下，全身泥人，搞不好就送命了。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是生龙活虎。各位将军们也不含糊，冒雨观看不说，而且越看越起劲，丝毫没有看文工团提不起精神、开会打盹的现象发生。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岁月，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刻，想起了寒冷的朝鲜战场。

      他们真心地为郭兴福鼓掌、喝彩。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称赞：郭兴福真把兵练活了。在小组会上，他忍不住第一个发言：“过去我们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是没有郭兴福搞得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稍有一点差错，他能及时发现，耐心纠正。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映很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处置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都能训练成这样，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

      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传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

      ——看看吧，口碑是杠杠滴。

      大比武规模空前，圆满成功。罗瑞卿感觉倍有面子。

      罗瑞卿总结发言：“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

      罗瑞卿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

      罗瑞卿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红、活、硬、细、实。红指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政治上好；活就是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硬就是战术过硬、技术过硬；细就是教得细致具体；实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他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功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功夫。”

      当然最后还是老一套：最后号召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刻的罗瑞卿是得意的。身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他是此次大比武的实际策划人和执行者，大比武如此成功就意味着他个人干出了成绩。特别是和平年代，军事长官想干出点成绩不容易的。因此他有得意的理由。

      罗瑞卿的特长也是搞军政，但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局势非同寻常。或者说正是意识到局势非同寻常，才要搞出点成绩，来增加自己的筹码。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方兴未艾，从小四清到大四清，高层分歧越来越大。

      南京大比武掀起了一股热浪，向四面扩展。然后是天津大比武，济南大比武，随即又掀起一系列军事演习。大半年的时间里，全军掀起了比武热潮，全国各大军区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比武热潮。特别是六月份到九月份，更是达到了高潮。主要国家领导人均有观看，并且表示肯定。

      一时之间罗瑞卿风头无两。

      但是一连串的动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

      先看钱的问题：比武也好，演习也罢，归根到底都得用钱，用很多钱。虽然大家都是老干部出身，能节俭就节俭，能将就也行。但依然要花钱。那个时代的中国刚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老百姓贫苦，国家也穷，一点资源都是心头肉。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查账啥的。此时通过大比武和演习花那些钱，虽然是国家形势不妙，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必然有很多人的眼睛在盯着。

      再看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是风气问题。中国人有一个特征（或许外国人也有，好坏先不说），就是喜欢跟风。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受到大家的追捧，马上必然有很多类似的玩意潮水般涌来。比方说一个电影的票房好了，马上就会有无数类似的电影，直到让观众胃口倒完。这个特征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一个郭兴福在大比武中红了，就会有很多类似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李兴福、王兴福，他们是典型。郭兴福虽然红了，但是人家有真才实学，确实有能耐，值得推广。直到几十年之后，文革结束，郭兴福死去，郭兴福教学法还在影响着军队训练，一直到如今。

      跟风者就不一样了，就是跟风而已。原因很简单，军事训练，每一种训练方法都是千锤百炼。这可不像商品，把手机换块电池就是另一个牌子，把药物中的某种成分增加或减少一点就是新药，那是忽悠人，却有利可图。军事最怕忽悠。

      典型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每个典型都是钱堆出来的，需要包装、策划、宣传，都需要钱。国家根本就没多少钱，给军队的经费也是有限。有限的经费用来浪费，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周边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在到处推广郭兴福时又多了一个任务，到处灭火：典型不需要太多啊。

      人的问题和钱的问题还是小问题，关键是政治。

林彪的动作

看看大比武的时间表。一九六四年正是小四清向大四清转变的一年，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摆上台面的一年。那一年之后，毛泽东对行政系统的不满逐渐上升，开始前所未有地依赖林彪。而罗瑞卿搞的大比武和林彪背道而驰。

      正常情况下，罗瑞卿那么干也是没问题的。因为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和林彪一样，罗瑞卿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想当初罗瑞卿大难不死，孤身一人从武汉跑到井冈山，找到组织，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

      罗瑞卿轰轰烈烈地搞大比武时，林彪正走在另一条路上，突出政治。

      政治那玩意说不清楚，有时候是羊头，有时候又是狗肉，虚虚实实分不清楚。

      后来林彪责怪罗瑞卿不通气，就是从大比武时代开始。因为那事确实没有对林彪表示足够的尊重，毕竟林彪是军方代表人物嘛。

      虽然小事不怎么管。全军比武那样的大事，林彪是不可能放任的。

      邱会作后来回忆，林彪听了大比武的汇报后指示：“空军的建设有成就，对空军应当宣传一下。”当大家都在参与学习大比武时，为啥要学空军呢？关系如下：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铁杆，空军对林副主席比较尊重。罗瑞卿原本也是铁杆，现在生锈了。

      林彪的此举相当于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罗瑞卿泼了一盆冷水：不要跑得太远了。

      按照邱会作的回忆：林彪知道刘亚楼和罗瑞卿混得过密，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向空军学习，从而拆散罗瑞卿和刘亚楼之间不健康的关系。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到突然，他说：“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表面上采取了拥护的态度，却又在办公会议上说：“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

      不错，一切都是政治目的。问题是那个目的该如何解释呢？

      罗瑞卿搞大比武，作为罗瑞卿的上级，林彪要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日后成了林彪的一个罪状。根据这个罪状：政治斗争是不好的，林彪在政治斗争之中突出政治，加速了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受到伤害。

      实际情况如何呢？过度的政治斗争确实不好，林彪确实在政治斗争中突出政治，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林彪是很坏的那种人。

      首先突出政治，并不是一条很大的罪状。因为突出政治是共产党的传统，即使在军内，党指挥抢也是一条铁律，谁敢触碰谁就会死得很难看。身为军界的招牌人物，如果林彪敢对政治视而不见，那才是见鬼了，结局将会可以预见，彭德怀的例子就在前面嘛。

      林彪突出政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毛泽东有交代，伟大领袖，俺是忠于你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所谓的突出政治，还是重复那些老话题。老话题就是遵循党的领导，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那是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政策。在那个政策之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这个思想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思路一脉相承。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对毛泽东表达了言语上的支持，还表达了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当时林彪是抓住“团结”做文章，因为历次困难面前，共产党的法宝都是团结一致。

      没有人想要破坏团结，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所谓分裂，也就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人要“调整”之前的政策，走“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强调团结，就是要威慑他们。

      如果说那次大会还是言语上支持。此后的时间里，林彪表达了行动上的支持，即以军方招牌人物的身份表态，突出政治，加强团结。如此，林彪相当于代表军方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时的政界，正是刘少奇全力拔高四清运动，把小四清推向大四清的时期。

      另一个目的，是对下。

      大比武基本上是罗瑞卿一个人在搞，另一个角度说，这叫揽权。

      那是全军参加的项目，由罗瑞卿一个人负责。在十大元帅都在的当年，那是相当不合时宜的选择。建国之后，元帅们也不过是每人分管一小块工作而已，比方说聂荣臻管科研，陈毅搞外交等等，没有哪一个人单独搞过惊动全军的项目。就以副统帅林彪来说，日后搞一个一号命令，还成了反革命的预演。罗瑞卿一个人搞大比武，就是揽权。

      能把大比武搞成功，说明揽权成功。罗瑞卿揽权，对林彪也是一种威胁。

      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与彭真、贺龙、刘少奇的关系时。至少林彪明白，罗瑞卿已经不再是之前舞台上那个配合自己演戏的罗瑞卿了。

      林彪那个时候强调政治，正如强调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一样，同时也是在敲打罗瑞卿，不要走太远，最好还是支持你的老领导。但罗瑞卿显然有自己的打算。

批判罗瑞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号到十六号，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会议，批判罗瑞卿，会前只有少数人知道内情。

      二十八天之前的十一月十号，姚文元的那篇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横空出世。关于那篇文章，主管宣传部的陆定一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知道，是江青和张春桥的得意之作。

      让刘少奇更为惊讶的是，政治局通知他到上海开会，却没说开会内容。刘少奇到了上海见到贺龙，问：“开什么会？”贺龙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确实，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二把手，不知道开会内容，就很奇怪了。但刘少奇当时主要负责党政工作，如果是军方会议，不知道似乎也能说通。所以他才问贺龙，因为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贺龙和刘少奇一样，也是茫然不知。临行之前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特意带了军事地图。以刘少奇和贺龙当时的地位，如果两人都不知道的事，那就意味着非同寻常。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是要批判罗瑞卿。会议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担任小组长。

      罗瑞卿本身的工作作风就很霸道，惹很多人不爽也是事实。比方说大比武原本是叶剑英提出的，叶剑英级别比罗瑞卿高，当时分管军事训练那一块。等中央批准之后，罗瑞卿一手操办，对叶剑英不闻不问，不把叶剑英放在眼里。搞得叶剑英连出镜的机会都没有，一肚子火。再比方说，贺龙和聂荣臻因为工作交叉，在人员和经费上有矛盾，罗瑞卿坚定地站在贺龙一边，聂荣臻能满意？

      这些问题是事实，但也不是啥大问题，用不着毛泽东出面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而且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会的主角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叶群。

      十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上海会议召开的前一周，林彪写信给杭州的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禀报，让叶群去送材料，并作初步口头报告。叶群送的材料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和吴法宪等人的“揭发”。考虑到刘亚楼已经去世，以及吴法宪等人和林彪的关系，那些材料“水分”很大。

      十二月一号凌晨五点，叶群在杭州见到毛泽东，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按照后来的记载：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叶群诬告罗瑞卿，毛泽东很不幸地被叶群蒙蔽了，于是在十二月二号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所以罗瑞卿遭殃了。

      其实那是瞎扯。如果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那就应该检查。短短几天时间，连立案都不够。上海会议，叶群的发言相当于把十二月一号对毛泽东的话重复了一遍。

      杨成武回忆：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叶群说：“翟月英（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叶群说：“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杨成武回忆：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实际上叶群那些话难以对证，刘亚楼已经不再了。刘亚楼是五月份死的，二月份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还有精神找林彪“面谈”？而且第四条，“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简直是奇谈。所有证据中，都没有证人。

      那么罗瑞卿是如何反驳的呢？不好意思，没有任何反驳。因为罗瑞卿当时在云南视察军队工作，根本不在现场，会议开了两天之后才通知罗瑞卿去上海开会。罗瑞卿回到上海时已经是十一号下午，然后遇到了陈丕显和吴法宪。和吴法宪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空军师长。吴法宪平时见了罗瑞卿都是低声下气，这一次神气起来，一副很欠揍的样子。罗瑞卿觉得不对劲，就问陈丕显：“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

      之前罗瑞卿去上海都是住在锦江饭店，陈丕显告诉罗瑞卿：“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那是一个独立的洋房，实际上是把罗瑞卿监护起来，开始隔离审查。

      接下来的会议就是背靠背揭发，归纳起来一共三条：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三，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

      会议怎么样还是由毛泽东说了算。十二月十六号，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的结论：“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和庐山上的彭德怀一样，有口难辩。罗瑞卿不服气，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不能见毛泽东。罗瑞卿又打电话要求去见林彪。周恩来感叹曰：“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

      随后“罗瑞卿工作组”成立，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负责。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号到四月八号在北京开会，负责揭发批判罗瑞卿。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比如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都是常备节目。还有杀手锏，比如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打着红旗造反；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一言蔽之，罗瑞卿同志很坏，很坏，坏的很。

      批斗会第八天，也就是三月十八号，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不堪被误解，跳楼自杀，经历了人生第三次鬼门关游览。

第三次游览鬼门关

罗瑞卿一生有三次鬼门关前游览，第一次生病，不可控因素；第二次战场上受伤，不可控因素；第三次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呢？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罗将军因为不堪羞辱纵身跳楼。不堪羞辱是原因，但只是其中一个。当时政治批斗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不是单独给罗瑞卿一个人开小灶。他受到的那些羞辱，和彭德怀比起来如何？彭德怀的功劳比罗瑞卿大，性子比罗瑞卿烈，冤屈比罗瑞卿大，也没有去自杀吧。罗瑞卿跳楼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掀起，最严酷的批判还没有到来。罗瑞卿遭受的虐待，都是在自杀跳楼之后。

      何况罗瑞卿本人血雨腥风几十年、在政坛最高层晃悠了十几年、鬼门关前转悠了好几圈的罗瑞卿连这点打击都扛不住？心理太脆弱了吧。如果就这点心理素质，罗瑞卿的一生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可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不是罗瑞卿心理素质太糟糕，实在是受到的打击太大。而打击并非来自批斗会，主要是另有深层原因。

      纵观罗瑞卿的一生，虽然位列十大将军，但他的才华并非全部在战场上。客观地说，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是十分耀眼。要说他是纯粹的将军，估计连他自己都不信。一个纯粹的将军很难在公安部长的位置上待十年。不信把粟裕放上去试试，估计不用多久就会下岗。

      在罗瑞卿身上，军事和政治各占一半。甚至可以说，政治成分多于军事成分。要说罗瑞卿连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前愈演愈烈矛盾都看不出来，那绝对是瞎扯。七千人大会上的县委书记都知道观察行情（以彭德怀是否复出为纠左依据），何况罗瑞卿身居要职久矣，可以说对当时走向心如明镜。

      既然如此，为啥还要玩暧昧？难道罗瑞卿不知道政治运动中站队的重要性？不是。

      从利益角度看，最容易的解释就是，罗瑞卿倒向了刘少奇。但那种可能性不大。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罗瑞卿都是惟毛泽东之命是从。第一次庐山会议之上，需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毫不含糊。那么随着四清运动的进展，行政系统倒向刘少奇的时候，罗瑞卿是否和很多人一样，改变了立场呢？

      罗瑞卿自杀时给妻子写下遗书：“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看这一段，怎么都不像对毛泽东有意见啊。如果对毛泽东有意见，直接听“党”的话就行了。

      好吧，如果说那个时代的政治压力很大，那么看看接下来。罗瑞卿一九七三年出狱，经过将近十年的折磨，已经身体残缺、已经白发苍苍。路过天安门，努力以最标准的姿态，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历经沧海桑田，早已物是人非，唯有我对你的信任和忠诚不变。

      那是一种内心流露出来的自然的感情。

      从那种经历了将近十年磨难而不变的感情看，罗瑞卿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可能的国防部长”背弃毛泽东。

      既然罗瑞卿对毛泽东始终没变过，既然他知道政治斗争的重要性，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如果继续推测，还可以说出很多。我的个人答案是，担心。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摊开的情况下，当时整个行政系统倾向刘少奇。而罗瑞卿又不知道毛泽东如何反击，更不知道毛泽东打算通过文革一次性解决问题。因此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刘少奇处于优势的一方。即使罗瑞卿倒向毛泽东，刘少奇还是优势的一方。此时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可能失败。

      换成一般玩政治的，只要考虑赢家就行了。罗瑞卿不同，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如一。不管毛泽东活着或者死了、成功或者失败，罗瑞卿始终追随毛泽东。因此他需要给毛泽东打算：如果毛泽东政治斗争失败该怎么办？

      如果毛泽东失败，罗瑞卿有两个选择：一，站在毛泽东身后，陪毛泽东一起失败；二，自己和刘少奇保持关系，依然身居高位，可以充当毛泽东的保护伞，保证失败之后的毛泽东不会太凄凉。如果是第一种选择，那就紧紧跟随毛泽东，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罗瑞卿做了第二个选择。可以说罗将军通盘都在为毛泽东考虑。

      和林彪通过“突出政治”追随毛泽东一样，罗瑞卿通过大比武揽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

      正因如此，才可以解释如下现象：第一妇人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邀请罗瑞卿时，罗瑞卿才会“不识抬举”，对她置之不理。和此时彭真对江青的态度一致。江青要一套军服，罗瑞卿只给她一套军装，不给领章和帽徽，理由是第一妇人没有军籍。其实这正是罗瑞卿向毛泽东靠拢、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好机会。他甚至可以学林彪和江青合作。以罗瑞卿的地位，至少比后来的谢富治赢得更多的“荣耀”。后来的评价都是说，罗瑞卿节操高尚，和江青进行坚决斗争。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小角色，用不着去斗争吧。以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连毛泽东发动文革都不反对，难道要处处和毛泽东的妇人过不去？他只是做做样子，替毛泽东谋身后事而已。

      罗瑞卿疏远林彪也可以用这个理由去解释。全天下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国防部长啥的都是虚的，要替毛泽东谋划，必须和林彪保持一定距离。所谓“不通气”的理由正在此。所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的原因也在此。所以说罗瑞卿确实在两边下棋，但他下棋的目的还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很多人都说罗瑞卿对毛泽东是“愚忠”，这是一个低俗且有市场的说法。忠，没必要和愚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人身上，可以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李逵之于宋江。但是忠和愚忠之间不存在等号关系。罗瑞卿忠于毛泽东，这是愚忠么？罗瑞卿文韬武略，枪林弹雨，啥事没经历过？而且从罗瑞卿替毛泽东的谋划来看，和愚忠相距十万八千里。

      结论：罗瑞卿忠心，但不愚。

      然而——罗瑞卿有两点没有想到：一，毛泽东并不是常人，他的境界和魄力远超罗瑞卿、无须罗瑞卿替他谋划归属；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反击竟然是从拿下自己开始的！站在罗瑞卿的立场上看，这表示毛泽东不仅仅怀疑他罗瑞卿，而且还不了解他罗瑞卿。

      这个变故超出了罗瑞卿心理承受的极限。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不理解我，那就永别了。

      罗瑞卿给妻子写下遗书之后，纵身一跃！他不是承受不了政治风波，不是受不了所谓的批判，一辈子大风大浪啥没见过？枪林弹雨都滚过来了，只是承受不了毛泽东的怀疑和不解。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

      选择跳楼的罗瑞卿是悲伤的。然而罗瑞卿是命大之人，再一次到鬼门关前转了一圈。然而和之前不同。前两次时间短，这一次时间特别长。

第二十四章  从罗瑞卿到贺龙

从罗瑞卿入手

然而毛泽东真的是怀疑罗瑞卿？真的不了解罗瑞卿么？也不尽然。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毛泽东铁青着脸说了句：没出息！

      ——不是不解，不是怀疑，是怒其不争！

      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的地位看似最稳妥：他拥有毛泽东的信任，干啥都可以放心大胆；行政系统内，刘少奇也要拉拢他，自然不会苛责；军内，就算有几位元帅对他有意见，但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支持罗瑞卿。所以罗瑞卿想不到比大四清更为猛烈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会从自己身上刮起来。

      其实凡事都有原因的。之所以从罗瑞卿身上刮起，就因为他地位特殊。

      罗瑞卿的案子并不是孤案，七八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是发生在粟裕身上。粟裕和罗瑞卿一直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粟裕依然坚定维护毛泽东军事思想，罗瑞卿出狱之后更是到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像敬礼。

      反教条运动前夕，粟裕和罗瑞卿的处境有点相似。当时粟裕也是总参谋长，而且拥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个人的赏识。正是因为这种优势，导致粟裕挨批。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刘少奇走向前台，必须断掉刘少奇在军内的根系，所以要把粟裕拿下。如果刘少奇顺利接班，那么粟裕将是刘少奇团队之中掌控军事的那个人，就如同毛泽东身边的林彪。

      可以说粟裕挨批的根本原因就在刘少奇身上。罗瑞卿也是一样。毛泽东要通过文革倒掉刘少奇，又必然斩断和刘少奇有千丝万缕之人。批判粟裕是政治需要，批判罗瑞卿也是一样。不会因为罗瑞卿的忠心而改变。就像高岗事件，毛泽东知道高岗忠于自己，同样把高岗推入深渊。在反教条中，毛泽东没有理由怀疑粟裕的忠诚，同样默许了对粟裕的批判。

      批判粟裕的理由之一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批罗瑞卿也有这一条，主批是当时威望正隆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批罗瑞卿之人是威望正隆的国防部长林彪。

      林彪批罗瑞卿的理由同样有趣：不通气、对他搞封锁，搞突然袭击、疲劳战。

      说白了这些理由本不是理由。因为罗瑞卿之所以抓大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林彪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大事小事都跑去通气，那林彪还怎么干撒手掌柜？通气太多反而有了另一项罪名——搞突然袭击、疲劳战。怎么办？换成谁都搞不定。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林彪都是要批判罗瑞卿的。

      林彪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毛泽东要批判罗瑞卿。

      毛泽东批判罗瑞卿的主要原因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和行政系统。理由嘛，很简单，也很复杂。

      说简单，毛泽东这一手和他的军事思想一脉相承：对付敌人先弱后强，清扫外围，剪其羽翼，一击毙命。

      说复杂的原因如下几条：第一，罗瑞卿和林彪不配合了。当林彪一心“突出政治”追随毛泽东时，罗瑞卿一心一意通过大比武揽权，虽然都是为了毛泽东，却是两条不一样的路。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就需要用自己的左手（军方）打右手（行政系统）。军阀必须铁板一块，需要一个代言人。为了增加胜算，肯定会选择军方能量最大的那一个。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罗瑞卿和林彪都不是一个吨位的。选择林彪代表军方，基本上没有问题。选择罗瑞卿代表军方，将会有一大堆人不服气。尽管罗瑞卿大比武搞得很成功，但是林彪可是通过了共产党兴起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考验。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罗瑞卿和林彪吨位一样，也是首选林彪。罗瑞卿所处的地位太复杂，公安部长十年，基本上都是在和政府大员打交道。公共安全么，哪个涉及不到？比方说彭真，比方说陆定一，比方说杨成武。那些人都是要被批斗的。让罗瑞卿去批斗他们？搞不好把罗瑞卿自己也卷进去了！

      林彪恰好相反。建国之初，林彪一直在修养，游离于政治圈之外，好像是一柄冷藏的利剑，直到反教条那会才开始活跃，彭德怀倒掉之后才开始复出。复出之后的林彪躲在毛泽东身后，从来不提自己的主张，挂着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头衔，不管具体事，态度上紧跟毛泽东。这样避免了和行政系统内部的任何牵连。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势单力孤之时，林彪毫不吝啬地支持毛泽东，雪中送炭啊。

      第三点，接班人问题。

      刘少奇和林彪先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先后又因为接班不成功遭遇悲惨。

      刘少奇出身于党政，想要接班时，需要把触角伸入军方。林彪出身于军方，想要接班时，需要把触角伸入政界。文革后期，林彪的触角是陈伯达。文革之前，刘少奇伸向军方的触角是罗瑞卿。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付林彪的办法是首先斩断林彪的触角陈伯达，把林彪完全封堵在军方系统内部，然后再改组军委办事组。这些是后话。文革之前对付刘少奇也一样，先斩断刘少奇在军方的触角罗瑞卿，把刘少奇的和军方割裂。

      看看安排主持批判罗瑞卿的人，彭真和邓小平，相当于说是刘少奇的左右手。毛泽东就是要通过刘少奇之手斩断自己和军方的关系。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类似的一幕重演，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批判陈伯达大会，亲手斩断自己同政界的联系。

      邓小平觉得太窝囊，就去三线视察工作了。给罗瑞卿“罗织罪名”的重担压到了彭真身上。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最铁的。结果彭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自己也和罗瑞卿一样，被打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彭真案件”的竟然是刘少奇。刘少奇的责任没完，又倒了。

      批判罗瑞卿，同时还可以震慑军内其他人：看看吧，罗瑞卿是我一手提拔培养的，因为跟刘少奇搞关系，挨批了。

      罗瑞卿的自杀举动，打乱了毛泽东的步骤，那是以死抗争啊。所以毛泽东才会铁青着脸说他没出息。

跳楼之后

所谓将军一跳声名裂，罗瑞卿这个动作的后果极其严重。在那个年代，特别是高岗之后，所谓自杀，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形同背叛。而且选择在文革风暴即将到来之时，不仅仅是出头鸟，而且是出头之后逆风飞翔。

      批斗会是残酷的。罗瑞卿跳楼之后，命是保住了，腿摔坏了。自由没有了，罗瑞卿进了监狱，待遇是一间小牢房，上有一个透不进阳光的小窗子；房内一张硬板床，一个供写材料的小方桌，断肢的疼痛伴随着他。而且批斗会照常开，罗瑞卿腿有伤，红卫兵就把他高大的身躯放在大罗筐里抬出来，鲜血外渗。因为腿伤，一个月内做了两次手术。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比上战场还急。

      六七年九月十四号，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把他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骨折。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十一月份，新旧伤复发，威胁生命。罗瑞卿再次住院做骨折牵引复位手术。

      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就成了审讯室，专案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然后是一系列，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中止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是毫无人性的，比起三十年前冷漠的教会医院把危在旦夕的罗瑞卿偷偷送走还要残忍。当时的罗瑞卿还是一文不名的革命者，此时的罗瑞卿则是共和国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这不仅仅是对罗瑞卿的侮辱，也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

      一系列批斗、审查之后，通过无数车轮战、疲劳战、精神战之后，罗瑞卿成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成了“军内第二大走资派人物。”第一号是彭德怀。把罗瑞卿和彭德怀一起批斗。可笑的是罗瑞卿和彭德怀的个人恩怨尚未了结。

      批斗会的幕后是谁？是林彪。其他人没有这么大能量，毛泽东不会干这种事。林彪也不会亲自干，操作这种事的极有可能是叶群的手。批斗会上时时有叶群的身影，四大金刚也参与其中。即使是叶群搞的鬼，责任也该林彪来担。因为没有林彪，叶群屁都不是。然后罗瑞卿被迫出演，然后是伤口继续恶化，需要再一次手术。

      六八年七月十三号，罗瑞卿再次被送进医院。直到十二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五号，医院才做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高效啊！更为高效的是，又过了九天，也就是八月四号，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又过了三天，也就是八月七号，专案组重写报告：“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秋凉之后是啥时候呢，是四个半月之后，六九年一月二十五号。手术方案没有怎么讨论，手术医生和护士是临时上阵的“临时工”。在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直接截掉了罗瑞卿小腿最下面的三分之一。这还没完。五周之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能安装假肢，截掉之后罗瑞卿在当时中国的国内技术条件下便站不起来了。

      九年之后，罗瑞卿去德国安装假肢，因血管硬化而亡，终年七十二岁。

      罗瑞卿跳楼的时间是六六年三月十八号，到六九年，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时时刻刻忍受着断骨的折磨，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又需要怎样的毅力方能挺过来啊！

      叹：罗瑞卿，命硬！也只有如此命硬之人方能熬过那个残酷的时代。

林彪为何对付罗瑞卿

必须指出，批判罗瑞卿的人还有不少，比方说叶剑英。但是叶剑英最多只能说“罗瑞卿不太尊重领导”。真正致命的材料来自叶群的报告，来自空军的吴法宪，来自海军的李作鹏，那些才是致命的。

      林彪为何如此残忍地批判罗瑞卿？说林彪和罗瑞卿有多大的私人恩怨也是瞎扯。而且同为毛泽东的嫡系，同根同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罗瑞卿威胁到林彪地位了？看似有，实则无。

      论威望、论地位、论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罗瑞卿皆不如林彪。而且作为上下级关系，罗瑞卿还能干活，帮助林彪当甩手掌柜。然而罗瑞卿出于对毛泽东的担忧（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而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把自己逼上悬崖边，又因为对毛泽东的判断失误而走上绝路（跳楼，以死明志）。这个时候作为毛泽东在军方的代理人，必须强力出击把罗瑞卿打成典型，以敌我矛盾处理（对敌人用不着手软），以此断绝军方和刘少奇的关联。如果不这么做，军方就不可能完全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这一边。

      没有军方铁板一块，文革可能一开始就会失败。如果文革起初就失败，最大的失败者是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被冲击的就是林彪。

      毛泽东可能还能捞到一个党的名誉主席，作为一个过气的太上皇被晾在一边，吃好喝好待遇不变。那么林彪呢？他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过气的将军。失败之后的彭德怀可以种地、自食其力，而林彪呢，林彪能干吗？他需要待在恒温的房子里，不能见光、不能听到水声、不能吵闹。高干待遇没有了，他该怎么办？只能作为跳到岸上的鱼，等死。林彪是个愿意等死的人么？当然不是。

      所以说，罗瑞卿的行为并非威胁到林彪的地位，却威胁到林彪的生存。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管是林彪还是其他谁。只不过林彪的地位特殊，使用的手段又是政治斗争而已。打倒罗瑞卿的正是毛泽东和林彪。

      评，毛泽东摧残了罗瑞卿的精神，而林彪摧残了罗瑞卿的身体。

      二人倒罗，并非是对罗个人的仇恨，实乃运动需要。罗瑞卿固然位高权重，但还够不上二人联手登场。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文化大革命中，二人必须小心谨慎，罗瑞卿只是作为不安定因子被清除掉而已。个中关系理清之后，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感叹政治斗争残酷无情。

      要发动文革，罗瑞卿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清洗的军方要人。还有一个比罗瑞卿更为重要的人物需要整顿，就是贺龙。

      贺龙的分量比罗瑞卿重，能量比罗瑞卿大。罗瑞卿无法威胁到林彪的地位，贺龙可以。而贺龙的不合作则是文革的另一个障碍。

      从林彪的角度看，贺龙需要搬开。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贺龙需要整顿。从文革本身看，贺龙必然遭殃。要动贺龙并不容易。罗瑞卿却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贺龙和罗瑞卿

贺龙和罗瑞卿早期基本上没啥交集。因为二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当贺龙纵横天下之际，罗瑞卿还在想着向外公讨生活费呢。

      当贺龙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罗瑞卿还在武汉黄埔军校内部为去不了南昌而烦恼。整个红军时代，罗瑞卿只是红一军团中间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贺龙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性人物，不在一起工作，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二人相识比较晚，首次见面是在延安。此后二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集，抗日战争年代，罗瑞卿主要在抗大搞教育，而贺龙则是一二零师师长、领兵在外，显赫一时。

      解放战争有过一点交流，但相识不深。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罗瑞卿风风光光，在公安部呼风唤雨；贺龙的日子也是有滋有味，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二人真正工作上有交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六二年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需要紧密配合，就配合出感情了。

      贺龙为人豪爽仗义，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空闲时间，两个人在一起拉家常吹吹牛啥的也很正常。纵观当时局势，虽然政治运动不断，政坛暗流涌动。作为国家支柱，军方实权俱在二人之手，也有一种俯视天下、豪情陡升的感觉吧。

      然而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二人的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是姚文元飞黄腾达的日子。他的大作在那一天发表，敲响了文革大幕的钟声。刀光剑影悉数登场。罗瑞卿成为第一批中枪者。

      早在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之前，已经有点苗头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萧向荣。萧向荣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职位听起来很拉风，在中央高层还是太小了，小到不够看，最多只能充当钓鱼的鱼饵，钓大鱼的鱼饵。十一月十一号，会议主持人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吗？”

      主持人答：“有。曾有国防部长来访，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主持人答：“没有了！”。

      贺龙一听来火了，这不是莫须有么。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乱扣呢？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 等等。

      经过这次批评教育之后，主持人走了，还一副听了领导教诲之后很受用的样子。然后两天之后他又跑去找贺龙了。

      贺龙还没来得及发挥急性子，主持人就发飙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

      这一哭，贺龙更急了，很不爽地说：“哭什么哟？有什么事就讲嘛！”确实，一个大老爷们在军委抹鼻子不成体统。军委是啥地方？硬汉地盘。

      主持人抹眼泪说：“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也不能怪主持人，小人物毕竟压力太大了，任何一个都惹不起啊。

      贺龙一听很生气，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他有生气的理由：老子主持军委工作，说话没人听？放肆！

      主持人说：“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没解决问题。”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看，此时的贺龙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既然大家要批斗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而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发话都没用，就表示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该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贺龙选择逆流而上：“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回答得很干脆。这样，贺龙就成了罗瑞卿的后台。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

      贺龙说的是对的，罗瑞卿绝不可能反党反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瑞卿却成了文革的绊脚石。既然罗瑞卿成了文革绊脚石，贺龙也将是绊脚石。罗瑞卿被搬开之后，就轮到贺龙了。对于当时的局势，贺龙不了解么？贺龙很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有问题。不仅如此，上海会议上，贺龙就对批判罗瑞卿有看法。

      那么为何还要逆流而上？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其人。

第二十五章  贺龙传奇

开国将帅，每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要么励志、要么有趣、要么感人，均十分独特。以传奇性而论，首推贺龙。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贺龙出生于湖南植桑县洪家关一农村家庭。

      贺龙，字云卿。贺龙的偶像是岳飞。岳飞，字鹏举。所以贺龙给儿子取名贺鹏飞。其实贺龙与岳飞还有不少类似的地方，都是生长于乱世，均来自草莽之间，在国家民族积弱之时奋起抗争；就连结局都很像：功成名就之后遭受到国家不公平对待。

      贺龙籍贯是汉族，按照血统划分，四分之三属于土家族，贺龙的奶奶和妈妈都是土家族人，现在土家族人把贺龙当自己人。土家族人，勇猛彪悍。贺龙性格：猛、豪、爽。

      贺家男人勇猛那是有来头的。贺龙的曾祖父叫贺廷璧，标准的猛人。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当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此后与清军对抗两年，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刑场上的贺廷璧昂首挺胸，双腿发力踩入泥土，拒不下跪，纵声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大义凌然，博得群众山呼海啸的狂赞。按古语，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贺廷璧下跪。此时贺廷璧的妻子刘氏冲入法场，跪倒在丈夫面前，撑开衣襟。贺廷璧看着她感激地点点头，高声大笑，把头颅向妻子伸出。屠刀挥过，一腔热血化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这刀光血雨之中，刘氏竟然没有尖叫一声晕倒在地，而是勇敢地起身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奇女子啊，换成一般小女子，早已躲在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寻找安慰了。

      先人的强悍沉淀下来，沉睡在血液中。关于贺龙有很多传说，其中之一：贺龙是条水龙。贺龙还在娘胎里时，洪家关那一带雨水多得吓人，临产的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当然湘西雨水多，算不了啥。可是洪家关人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贺母生产的屋脊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嚓的雷声惊心动魄。

      ——放在古代，那可是皇帝降生才有的待遇啊！

      贺龙从小胆大，不畏雷，乡邻认为贺龙有龙胆。贺龙七岁那年，他爸爸搞了一个工程：在河上修了座桥，桥建好那天，贺龙在桥上看桥下流水。贺龙的爸爸却飞起一脚把贺龙踢到水里，众人惊呼，贺龙爸爸手不慌不忙地说：“莫怕，喝几口水他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泳，独自爬上岸来。这也太高效了。如果贺龙爸爸生活在现在当游泳教练，肯定生意不错。众人便认为这孩子了不得。

      如今那座桥还在，叫“贺龙桥”。几十年后，贺龙也用这一招教自己的孩子游泳，只不过不在是河流，而是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里。说点题外话，游泳其实也就是那样，有时候喝几口水就突然开窍了。

      贺龙的另一个传说：湘西红军时代，贺龙的队伍被包围，大家着急得不行，贺龙一边吧唧吧唧抽烟，若无其事地指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瓢泼大雨，贺龙带着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事之后，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贺龙对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观天象而已。诸葛亮借东风也就是观天象而已嘛。

      看来知识（常识）的力量还真是无穷的呀。

少年时代

开国将帅之中，成长经历各不相同。比方说少年彭德怀，日子非常之苦。比方说少年林彪，敏感压抑。贺龙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英雄好汉之潜质。

      一九零四年，大旱，农民变成饥民。农民是驯服软弱的，饥民是凶悍可怕的。农民变成饥民之后有一个特点，一起进城“吃大户”。确切地说，就是白吃白拿。有时候吃饱肚子走人，有人还公然抢劫，甚至打死人。听起来极为不合“法”，但是在生存面前，所有的法理都是纸老虎。那一年，贺龙八岁，也跟着去了。那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参与暴力，眼见乡亲们挨饿、疯狂，因为饥饿而疯狂。

      暴力是恐怖的，官兵杀饥民，血流满地，饥民越杀越多。血腥的场景给小贺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农村孩子应该调皮捣蛋玩泥巴的年龄，小贺龙心中却种下了暴力因子。

      之后贺龙开始学武，四年之后，十二岁那年便小有名气。

      当时桑植县县衙有个武秀才，会点三脚猫功夫。武秀才在县衙当领班，算公务员，而且还有个恶霸老爹。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收保护费啥的，堪比现代某些城管。时不时来一句，俺爸是那个谁谁谁。

      洪家关赶场唱戏，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着躲闪，乱成一片。十二岁的贺龙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吼道：“滚下来！”

      武秀才开始很吃惊，勒马定眼一看，是一个小屁孩，笑了，拿出招牌式的嚣张说：“小兔崽子，看你活得不耐烦了！”言毕便拿鞭子抽贺龙，二人交锋。

      大战数回合之后，小贺龙瞅准机会，一棍将武秀才扫落马下，然后抡起拳头一通哼哼哈嘿。“服不服？”“服了！”

      贺龙赤脚踏着武秀才的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的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了，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典型的英雄胚子啊。传奇指数比起梁山好汉也不遑多让。但是现实世界中，当英雄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武秀才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氏族人赶快找人拉关系，请到一位举人造势散布舆论：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光荣事迹给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顺带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正义得到伸张。

      不得不佩服贺龙同志，十二岁就如此勇猛，长大后还了得？当然了不得。

      殴打武秀才，算是干了件好事，也刺激了他身体里的血性，祖先那种强悍因子以及土家族的悍勇在血液里渐渐复苏。

青年时代

十几岁的少年应该在青春期，放到现在是中学生，对父母叛逆一下，或偷偷给女生传个字条啥的哈。十四岁的贺龙看不惯税警，摩拳擦掌要对着干，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账！”

      十五岁的贺龙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的贺龙有了自己的消遣娱乐，学会了相马，时不时骡马市逛逛。旧时代又没有体育比赛，凡是喜欢马的，都是不安分的主。某日贺龙逛马市，看见一云南马客赶来一匹烈马，暗暗出神。只见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

      ——体姿帅气十足如同龙马一样高贵，简直就是千里挑一的神驹啊！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的肩膀，挤挤眼，一副洋洋得意样。

      “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莞尔一笑：“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带有嘲弄的含义。那意思分明是说，年轻人还是追大姑娘去吧，不要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明摆着看不起人么。贺龙两眼一睁：“说话算数不？”

      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威势让马客一惊。

      马客好心警告贺龙：“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平淡，好像很随意的样子。马客原本看贺龙一个小青年，吓唬一下打发走算了，没想到这年轻人如此淡定。贺龙朝他那暴烈的神驹凑近，神驹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龇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它是在示威，警告来人离远点，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说时迟，那时快。贺龙猝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定眼再看已经跃上马背！与此同时，神驹长声嘶叫，愤然立起前蹄、瞬间猛落，接下来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想咬住贺龙！

      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上，贴紧马颈，任凭颠簸摇晃，他自岿然不动。神驹再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所谓“颠马”跑路，骑马者鞋子可以省了，但帽子可以颠碎！

      没人知道神驹把贺龙颠到哪里去了，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断续传出，告诉人们人和马的较量仍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流逝，按常理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大家都在为刚才那鲁莽的年轻人担心。虽然逞强蛮干不讨人喜欢，好歹也是一条命，摔死太可惜了。恍然之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驯服的神驹踏着轻盈明快的小碎步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就像暴烈的少女变成温婉之少妇。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贺龙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神气十足，然后来到云南马客面前，笑曰：“还算数吗？”这是胜利者的笑容，也是英雄豪杰的笑容。马客见贺龙年纪轻轻就如此英雄，豪爽应答：“我没说不算数，送你了！”贺龙也够意思，从怀里掏出一把钱（究竟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拍到马客手里说：“小小薄礼，不成敬意。”马客也没客气：“行，小老弟够仗义。”

      也是在这一年，十六岁的贺龙加入哥老会，并且当上“十排老么”，相当于哥老会的政治局成员，江湖地位有了。之后贺龙和马帮一起行走江湖，又是几番挣扎、几番磨难。然而那并不是贺龙想要的生活，他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释放血液里勇猛的因子，去笑傲江湖，去纵横天下。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袁世凯同志雄心惊人，当了万人之上的大总统还不满意，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想搞独裁，为皇帝梦铺路。自古以来每一个走上皇帝宝座之人都是障碍重重，袁世凯同志的阻力特别大。因为袁世凯生不逢时，错生于国人遗弃皇权的时代。而袁世凯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生那是屡败屡战，跟袁世凯斗法失败后，深感有必要重新整合力量，就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十八岁的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把他的勇武带入军队，从此开始数十年的革命生涯。

      贺龙的革命生涯充满艰辛波折，却每一次都能神奇地化险为夷。

      一九一四年，贺龙十九岁。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的反袁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引起湖南人的极大愤慨，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袁反汤”运动。身为革命党人的贺龙受命到军中去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打扮成羊贩子活动去了，半年之后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人，准备拖枪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路上碰上了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捉住，倒霉。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捉住贺龙的土匪恰巧碰到警备队，被捉住，于是土匪和贺龙一同进入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按常理，贺龙也要作为土匪牺牲了。但是审讯过程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衙门里的各种公务员老爷一听“肉票”，仿佛见了财神爷，顿时眼睛闪闪放光，使用出公务员发财之必杀技：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但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想死都死不了。因为在公务员老爷眼中，贺龙同志就是鲍鱼啊、就是二奶啊。时不时有人去看看贺龙，打量下饿瘦了没有，还值多少钱。

      消息传到了贺龙的家乡，贺龙的父亲带钱赶过来，让各位公务员吃好喝好玩好，塞足红包。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公务员大人们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精神，就说贺龙同志是被土匪蒙蔽了云云，批评教育一通给释放出来了。贺龙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坐牢并没有磨灭贺龙的锐气。一年之后，二十岁的贺龙为了响应蔡锷搞袁世凯，在老家抄起两把菜刀就干起来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开。当年冷兵器时代的努尔哈赤起兵还有十三副铠甲呢。以两把菜刀为本钱，贺龙竟然拉出来一支队伍，成了植桑民军总指挥。

      因为这事，贺龙日后在革命党中取得了一定地位。有了地位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风险，过更加凶险的生活。日后毛泽东搞秋收起义，就把贺龙当教材，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都能当军长，我们也有理由取得更大的成功云云。

      湖南革命党人搞了一个组织，正谊社。名字很好听，暗地里却搞暴力活动，暗杀呀啥的。正谊社给贺龙分配了任务——炸掉湖南督军谭延闽的公馆。谭延闽树立的牌坊是革命党，暗地里却在当婊子：卖身北洋军阀。湖南革命党人极为不满。贺龙二话没说接受任务，准备在坡子街福元旅馆下手。

      万事俱备之际，西风来了：正谊社谋刺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未遂（业务不精啊），引起了军警大搜捕。警察在贺龙住处搜出一些玩具：手枪一支，炸弹两枚。啥也别说了，恐怖分子一个。为了革命，贺龙再次光荣入狱。眼看就要为革命事业牺牲，革命党人展示了高超的危机公关手段。他们知道谭延闽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复初拥有一个师的武装，对北京政府卖身更彻底，极有可能充当北京政府在湖南的爪牙，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经过权衡，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之间的矛盾，变杀谭为拉谭。两方举行了友好的谈判，确立了共同打击陈复初之大计。谭延闽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恐怖分子”贺龙。

      袁世凯翘辫子之后，孙中山依然没能时来运转，依然屡败屡战。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搞了一个“护法运动”。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在家乡很快组建了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和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一切貌似很顺利。然而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人找贺龙。另一派的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把贺龙给扣了，吞并了贺龙的部队。七天之后贺龙出狱，再次成了光杆司令，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郁闷得不行。这就是贺龙一辈子三次入狱的经历。等到贺龙再一次失去自由，那便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郁闷归郁闷，但贺龙并不悲伤，年轻就是资本么。接下来贺龙在军中当了一系列干部，一步步升迁，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权力越来越大，名气原来越大，大到连蒋介石耳朵里都经常听见贺龙二字。一九二七年，三十一岁的贺龙迎来人生巅峰。

壮年巅峰

一九二七年建军，八一南昌起义，意味着共军诞生，为中共历史上标志性事件之一。

      日后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中，七个元帅和南昌起义关系密切，分别是贺龙、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中，有四位直接来自南昌起义，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算上起义南下收编的黄克诚，和去南昌未成的罗瑞卿，一共六个。

      将帅之外的军事人物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叶挺、彭湃、恽代英、谭平山。中共元老中还有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陶铸等人，阵容可谓空前绝后，超级豪华。此后历次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的阵容。即使关系国共双方命脉的东北战场，共产党列出的名单已经足够强大，和南昌起义的名单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在这群超级豪华的名单上，贺龙为总指挥。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身为总指挥的贺龙当时并不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有两位贵人，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和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没有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国共如何去抗日也是未知数。因为张学良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帮了共产党一个忙。同样的事发生在南昌起义中，国民党高级将领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只不过后来贺龙加入了共产党，而张学良一直留在国民党中。后人评价贺龙的选择，认为是信仰所在、理所当然，评价张学良多从民族大义出发。

      一个党外人士掌控指挥共产党的军事大权，在中共历史上非常罕见。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恩来搞的起义通令并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即威武的共军诞生时，打响第一枪的实际领导人和号召者是一个党外人士！

      这大概是南昌起义最有趣的地方了。

      为啥是一个外人任总指挥呢？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的第一枪。之前东征或者北伐，共产党都是寄生于国民党内部，配合国军打仗。共产党自己没有打过仗，军事上还没有多少号召力。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党员属于被抓捕对象。

      当时贺龙的江湖地位非常高，名头非常响亮，黑白通吃。

      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贺龙能当上总指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实力。起义不是请客吃饭，谁名气大、地位高、有才就牛叉，关键是看大兵听谁的话。论名头，刘伯承有“川军名将”之称。贺龙一辈子也没和“名将”扯上关系。论文采，郭沫若陈毅甩贺龙好几条街。论地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那是中共顶层人物。贺龙还是个党外人士。

      看看参加起义的其他人吧。郭沫若陶铸等人可以忽略，文人嘛，战争年代还不如一个百夫长。周恩来、李立三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虽然很高，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一张嘴去拉别人入伙。李立三搞文斗是一把好手，武斗没戏。周恩来的地位重要，做组织工作。

      将帅们又如何呢？

      朱德：起义前，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三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手下有几百号人，凑个份子。能成为红军之父，并非因为南昌起义本身，而是因为起义失败之后，别的大领导转移了，朱德收拾了残部，保留了革命火种。所谓革命火种，就是后来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数不清的军官。如果没有朱德，像林彪粟裕这些人，要么“浪子回头”发一个脱党声明，继续跟着国民党混，要么为革命牺牲，指望他们回家种地或去工厂打工也不现实。

      陈毅：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职位不高、搞政治的，也是用嘴说话，而且还没赶上当天的起义，后来才追上去的。陈毅的功劳在于帮助朱德收拾旧部。这为日后在南方游击战拉旧部提供了经验。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心也是从那会开始的。

      刘伯承：有川军名将的大名，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孤身一人凑数。因为名将头衔，别人不怎会打仗，赢得委员会参谋长一职，也是共军参谋长的前身。

      至于两位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八月一日那天均不在南昌。起义发动前，叶剑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利用与张发奎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起义的决心。叶剑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通过秘密方式帮助过贺龙和叶挺。聂荣臻是第二天随他的学生周士第一起赶往南昌的。

      林彪：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二十四师）连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三十八年后，林彪在给罗瑞卿找罪名时还酸溜溜地说，“罗瑞卿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我们威望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

      几位大将的贡献力量更微弱了。当时名气最大的数陈赓，头顶黄埔三杰之一的光环，东征救过蒋介石，甚是拉风。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比林彪职位高一点而已，并无决定性贡献。张云逸和许光达属于更小的军官。而且许光达是后来赶上去，又因伤掉队了。至于后来纵横天下的粟裕同志，当时也就是一个警卫班长而已。

      根据刘伯承的报告，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十二军军长）领导的第二十军共六千五百人；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五千五百人，十师五千人（师长蔡廷锴），二十五师五千人（师长周士第）；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与南昌公安局警察队五百多人。

      其中蔡廷锴是国民党左派，并非真心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所以队伍南下之后就给十师内的共产党人发放遣散费，复归国民党。不论如何，蔡廷锴也是个英雄。

      周士第的人马是第二天到的。周士第和陈赓徐向前一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早期共产党，后来之所以只是个上将，是因为二八年到三三年和军队失散了，在白区内搞工作，错过了井冈山最初的黄金发展时期。如果一直待在军队，前途不可限量，光凭资历也能熬到大将位置上了。

      南昌起义的骨干只有两股力量：贺龙带的六千五百人和叶挺带的五千五百人。

      在国民革命军中，贺龙为十二军军长，叶挺的级别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级别上，贺龙高于叶挺。人数上，贺龙多于叶挺。所以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另外叶挺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属于自家人。贺龙还是党外人士，赔了身家性命帮助共产党打天下，也需要一个头衔对吧。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之一，堪比第二方面军旗帜。

      所以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周恩来起草南昌起义的命令，不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力决定一切。还原一下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贺龙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贺龙的第十二军，十一军内的蔡廷锴的第十师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跟着干。因为当时在南昌城里的十一军只有两个师，二十四师和十师。而蔡廷锴虽然属于左翼激进派，但信仰的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不是一路人。

      南昌起义——贺龙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第二十六章  道义

然而在乱世年代，任何风光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看看贺家的牺牲吧。

      一九一九年，在没法拿贺龙怎么样的情况下，黑暗势力就到贺龙家乡去杀人放火。一夜烧杀，贺姓族人遇难三十多人。贺龙的父亲贺士道，一九二零年牺牲在桑植，同年牺牲在植桑的还有弟弟贺文棠。这批贺家人算是为了国民革命而死。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报复贺龙，国军到洪家关进行了再一次疯狂的灭绝人性的杀戮。

      之后，贺龙的四妹贺满姑于一九二八年牺牲在桑植教场坪，同年，堂弟贺文新，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途中。一九三三年，贺龙的大姐贺英在长湾牺牲，同年牺牲在长湾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茂姐。

      红军长征之后，国军再次去贺龙的家乡“清乡”，旗号——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

      贺龙家族，一门八十多烈士，有为国民党而死，有为国民党所杀。那是迷茫中的中华民族的集体阵痛。所谓革命，实际就是浴血重生。

      推动历史车轮的，永远只有两个字——鲜血。

      十一年之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七号，抗战领袖蒋介石见到了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一间小客厅里。

      此前蒋介石无数次耳闻过贺龙的传说，这一次终于见面。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政敌的一个师长，目的无非是拉关系挖墙角。蒋介石是挖墙角的行家里手，中原大战时，曾靠这一手挖得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晕乎乎的。蒋介石在心里打着算盘：能把贺龙给挖过来，相当于挖掉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哈哈，划算。显然这一次他搞错对象了。

      贺龙从容庄严地走过去，向蒋介石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心中收起算盘，换上笑容，“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时候开始。”贺龙说。

      然后一番客套之后，开始步入正题。之前因为贺龙为了革命党牺牲重大，而且英雄有为，虽然未曾谋面，蒋介石对贺龙的感觉很不错，想收为己用。

      为拉拢贺龙，蒋介石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等等。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女人给女人。结果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了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了，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蒋介石对贺龙彻底死心了。正因如此，他才对贺龙恨之入骨，多次杀戮贺龙的家人。这一次见面，蒋介石决定再试一次。

      蒋介石说：“云卿啊，你的一二零师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说，“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零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再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不解。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这些都是铺垫。蒋介石也不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再说了，贺龙说的困难越多，麻烦事也就越多。到底应不应该给他补给？名义上也是下属嘛。如果贺龙投靠国民党，那就给；不然，相当于直接武装共产党。所以还是解决正事要紧。

      蒋介石望着贺龙，皱了皱眉头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那件事一直困扰着蒋介石。要知道当年许多黄埔军校高材生还没有机会去军队跑腿。贺龙同志倒好，好好的军长不干跑去当“土匪”；好好的洋房不住、皮鞋不穿，冒着断头流血，不顾家人安危的风险跑去打游击。这让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人不喜欢城市喜欢山沟的？还有人不喜欢大洋的？还有人不喜欢豪宅的？还有人不喜欢美女的？蒋介石想知道答案。

      贺龙直爽地笑了，挥动手臂有力地划一下：“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蒋介石当惯了领袖，不太适应别人讨价还价，特别是对方以军人之身和他谈论政治的时候，那手势气派，让他很不舒服。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沉默冷场了。

      尴尬之后，蒋介石决定缓解一下气氛。喝口茶，换个话题。“过去的事算了。”蒋介石轻轻摆手，摆出一副大度亲切的样子，“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瞅蒋介石一眼，那冰冷的目光让蒋介石很不爽。他想起来了，不该问候贺龙家人。因为他可以确定，贺龙的家人基本上没了。

      贺龙直愣愣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一点弯都没拐。是啊，只剩下一个拿枪的。就算没有政见不同，即使光算这家恨，剩下这个拿枪的也不可能被拉拢了。

      贺龙离开之后，蒋介石靠在椅子上松了口气，说：“以后我不要见他了。”他知道贺龙对他的怨愤只有死神才能化解。在死神先生之前，任何动作都是多余的。

选择

面对贺龙的选择，蒋介石很困惑。我们很能理解蒋介石的困惑。一九二七年的贺龙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员面临被清洗的危险，生死存亡之际，即使为生存也要拼死一搏。要不然这些职业革命者要么被杀掉，要么发表脱党声明，该回家种田的回家种田、该去工厂抗包子的抗包子。不论何种选择，结果都很惨淡。

      贺龙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此时贺龙已经略有地位。一九二七年，贺军长的职位虽然比起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这些人级别低，但是看看其他人，就会发现贺龙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一九二七年的韩复榘也只是第六军军长，一九二七年的龙云为三十八军军长，与贺龙一个级别。蒋介石后来的虎将们此时还在跑腿呢。如果他不和共产党搅合在一起，好好混，说不定能成为一方大员；实在不行就学学其他国民党军官，搞点糜烂麻醉自己也可以当。

      贺龙不仅没有生命危险，可以肯定还有房子住、有肉吃、有崭新的皮鞋穿，外出可以骑马或坐轿子，抽得起雪茄，脱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有人抢着洗。如果心情不爽了，还可以随便拉人出来抽两巴掌、骂两句消消气。没事可以给某些社会名流点面子，去人家豪宅喝喝茶打打牌，提供安全保护，顺便收点银两。如果他想要，可以多娶几个美貌如花的老婆潇洒快活。日子过得比今天所谓的富豪还要爽。而这一切都是他贺龙亲手挣来的，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中挣来的。既不是某人给予，也非关系所得，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起来心安理得。从白手起家到拥有一起，应该很有成就感。为啥要跑去搞革命？蒋介石不理解，蒋介石之后、包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为何？

      可以说南昌起义所有的参与者之中，贺龙投入的成本最多：混迹江湖多年的名望和军事地位全搭进去了；最没必要参与：国民党军长，北伐虎将，前途无量；而且付出的代价最大：家乡再一次被屠杀，数十口亲人毙命。

      是贺龙脑袋出了问题？贺龙早年纵横江湖，虽然文凭不高，却见多识广，记忆力超群。这种人放在任何时代脑袋都非常清晰。要不然早见阎王了。

      贺龙参与南昌起义最为直接的因素肯定是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力度太强大了。如果说因为贺龙后来成为中共元老而忽视了共产党搞的统战工作，那么请参见西安事变前后统战张学良。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那是战斗力超强，吃苦耐劳、脑瓜子灵活，有一点点裂缝就能渗透进去，就算没有裂缝也能制造出裂缝。胡宗南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因为中共情报系统后期最杰出的三个人全是他秘书！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人叫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人，一八九六年生，和贺龙同龄。

      周逸群早年留学日本，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同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周逸群参加北伐，在贺龙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与贺龙成为铁哥们，时不时畅谈人生和理想，关系铁到不能再铁。正是周逸群的影响，贺龙日趋倾向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此后二人成为搭档，关系更铁了。军中传言，贺龙和周逸群穿一条裤子。实际上他们不是穿一条裤子，而是穿同样的衣服。比方说贺龙弄了一套军装，必然给周政委弄一套一模一样的；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的皮夹克，同时也给政委做一件；贺龙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总之类似现在的情侣装。周逸群博学多闻，性格和善，和贺龙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好。然而遗憾的是，周逸群英年早逝，不是战死、病死、累死，是在肃反中被夏曦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时至今日，洪湖人依然传承歌谣：“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为周逸群唱的。

      但共产党人的统战能力还不是决定性的。比方说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蔡廷锴，离开南昌之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重归国民党怀抱。贺龙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贺龙本身。贺龙出身寒微，七八岁就跟着饥民去吃大户，那是玩泥巴的年龄；十一二岁就敢挥动大棒和恶少对决，那是放风筝的年龄；十六七岁就加入马帮行走江湖，那是幻想女孩子的年龄；十八九岁就敢拉队伍搞革命，那是谈恋爱的年龄；二十多岁就能靠实力当上军官，那是为工作发愁的年龄。贺龙就这样一步步走来，可以说每一步都不满，每一步都在反抗，每一步都可能死掉。为何，时代逼迫。

      如果说七八岁的贺龙能够安安心心地玩泥巴，玩好之后回家吃点饭继续玩，他可能就不会想着学武，偏偏是没有饭吃。如果当时的治安环境好点，没有那拉风的恶棍，贺龙也就不会十一二岁就去好勇斗狠，偏偏是一个傻里吧唧的家伙都能横行乡间。如果大家有饭吃，贺龙也许就不会加入所谓的哥老会，不会搞革命。即使去搞革命，他仍然很不满意。因为革命队伍之中派系林立，软弱无能，各国列强肆意入侵。

      家，没饭吃；国，没有尊严。这样的革命何用？

      于家，不是一家人没饭吃，普遍都没饭吃，有饭吃的人是少数。于国，不是一个人没有尊严，普遍没有尊严，那些为了尊严而奋斗的人在内斗。孙中山不死，大家尚能团结在一杆大旗之下，孙中山死后，更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血性的；很多人靠另一种性活着，奴性。

奴性和血性

不只咱们中国人，整个人类都是这样，血液和文化中暗藏着两种性格：血性和奴性。

      血性，即反抗；奴性，即顺从。

      在和平年代，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家想办法吃好点、住好点、找个好点的对象，血性或者奴性并不重要，也没必要区分。不可能为了验证一下自身性格去找军警干一场，那叫鲁莽或者傻，与拿脑袋撞南墙没啥区别。还好这样的人不多。闲来无事去找别人的事，去威胁别人，那叫侵略或者好斗。

      性格展示于逆境。逆境反抗，或者逆来顺受。

      每当灾难来临，特别是王朝末年或者民族面临外敌之时，总有人跪在马路中间嚎啕大哭，曰，老天爷救俺一命吧；也总有人紧握拳头高呼，干他娘的！那些跪下来的人，有两种命运，被屠杀或者当奴隶；握拳的人也有两种命运，战死或者为王。

      历史书记载了陈胜吴广、记载黄巢、记载李自成的时候，背景是那些跪在马路中间请求庇佑的顺民。当刘邦或者朱元璋等人建功立业之时，那些顺从的受害者们依然在自家房子里默默低泣。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此时的贺龙，如果是为了吃喝拉撒而奋斗，那么他已经基本上成功了。如果学识高一点，奴性思想多一点，可以多学点自我安慰的理论：什么时事如此非人力能逆转啊、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啊、什么清者至清啊、什么修身养性啊、升官发财啊等等。这一大堆、这一大滩、这一大串的理论堪比海洛因麻醉剂，能够舒缓奔腾的热血。服用之后有这样的功效：见了领导拍拍马屁，看见漂亮女人意淫一番，这是对内的；对外，看见鬼子来了，拿点钱粮去慰劳慰劳，买个平安，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女人也送过去，表示只要能给口空气呼吸一下就可以。如果官足够大，影响力足够大，还可以号召大家跟着做奴隶，并美其名曰这是和平的唯一办法，如秦桧先生，如汪精卫先生。

      所以身残而不失伟大的司马迁同志才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很多人不喜欢听这种话，听起来怪怪的，然而它已经深入到咱们的文化和生活。每一次社会动荡或民族危机，民族中的这两种性格都会暴露无遗：有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屈膝低头卖身求荣。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卖身求荣的多半来自上层权贵，英雄多来自草莽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一个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会认可那种奴隶思维吧。这大概就是沉淀在咱们文化中的一种深沉的悲凉。体制内也有文天祥于谦那样的英雄人物，更多的则是屈膝叛国者，他们会为了自身娇嫩的羽毛出卖国家和民族。为啥会这样呢？权贵们生来就如此吗，生来就是冷血动物吗？不！因为他们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练成了皮厚心黑大法。炼成这种神功的前提就是漠视老百姓，把老百姓当牲口看。

      世界的下层人永远面临生存危机，唯有反抗一条路。所有才有刘邦朱元璋、才有陈胜吴广、才有黄巢李自成张作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代价大到让人不寒而栗。比如说刘邦同志，代价是老爹老婆孩子。刘邦还算是幸运的，遇到了妇人之仁的项羽。如果项羽残忍一点，刘老爹就要被蒸煮了，吕雉就要变成军妓，刘盈就会成为小萝卜头。等到刘邦当皇帝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刘氏一门全是革命烈士。李自成或黄巢那种，失败之后族人不死也得隐姓埋名。而贺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贺龙的代价是，贺家满门忠烈。同时期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祖坟被掘开、亲人被杀害。比如说黄公略、彭德怀，比如说毛泽东。

      理解了这一层就能解释贺龙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他不过是在需要下跪的年代选择拒绝下跪而已，正如他的祖先面对屠刀选择站着死一样。这就是蕴含在咱们这个民族中、来自草莽之间的力量，属于任何数据也无法统计出来的潜力。正因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看起来要完蛋时，总有人会站出来。即使被屠杀，即使奄奄一息，仍然可以劫后余生。正因如此，很多民族消失了，中华民族还在，很多文明成了过眼云烟，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着。

      既然最为艰难的过去可以挺过去，所以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都应该乐观一些。

      不必困惑：朗朗天地，正气长存。

      所谓正气，并不在酒色之间，并不是黄金屋或颜如玉；那是指生死存亡之际的慷慨和悲壮，流血和牺牲。也许用真理或正义代替更为动听一点，我更愿意相信是传统的那个词——正气。

怪胎

来自草莽之间、生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贺龙和旨在推翻一切的共产党在精神上简直是天作之合。甚至无须太多动员，贺龙就脱下皮鞋换布鞋、扔掉雪茄换烟斗、毫不犹豫地倒向共产党，国军军长对当时手中无枪无人的共产党表态：共产党让我干嘛就干嘛。

      虽然当时的力量很弱，还是拉开大旗就干了，因为无所畏惧。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除了朱德陈毅重拾队伍去了井冈山，其他领导人多半去了香港或者上海避难了。有人出了国。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人去了苏联进修。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贺龙。如果贺龙愿意，也可以去苏联进修。但是贺龙不去苏联，选择去湘西重新拉队伍。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不信打不败蒋介石。

      说真的，当时凭借共产党的力量，还真看不到打倒蒋介石的希望。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撑，有钱去买枪买炮；蒋介石有黄埔军校，源源不断的军官资源；蒋介石有大片统治区，足够的兵力来源。共产党当时有啥？因为变成了“非法地下组织”，没办法筹集经费，全凭共产国际发点党费过日子，要钱没有，要地盘没有。

      这一切在贺龙看来仿佛都不重要，没有人可以拉人，没有地盘可以占地盘，没有枪可以找机会抢呗。贺龙在湘西主要就干了一件事：拉队伍。一茬又一茬，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惹得蒋介石大怒，一次又一次围剿，同时对贺龙的家乡一次又一次地血洗。

      相信当时支撑贺龙这么干的并非仅仅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有中华民族蕴含在草莽之间的那种英雄气概。纵观贺龙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没见多少，更多的是这种英雄气概。毛泽东和国际派的那些理论家们比起来，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草莽英雄们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包括贺龙、彭德怀、林彪，把这些个性鲜明却又千差万别的英雄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拿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去适应这些人，国际派的专家们试图让这些人适应马列主义。

      队伍被打散了，拉；根据地没了，建。贺龙带着一帮人，如同草丛里的黄鳝一样钻来钻去，蒋介石先生虽然恨得牙痒，却也没辙。原本赫赫有名的贺龙在湘西那一代更有名了。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然而一个人的事业过于顺利的话，是会惹来老天爷妒忌的。

      所以老天给贺龙这路人马准备了一个超级对手。

      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曦同志。这个夏曦同志何德何能，能够把贺龙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毁于一旦，完成蒋介石未能完成的事业？

      相貌：精瘦精瘦的身子套着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

      职能：有人属于武将，有人属于文官，有人文武双全。夏曦同志属于另外一个特性，不文不武。说他是武将，他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在夏曦的指挥下，同志们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夏曦同志是文官吧，他又不守文官的本分——不和稀泥。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也就罢了，还想一手遮天。看谁不爽，一言不合，置人死地；说他不是文官吧，却独揽大权，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画脚，政治手腕极其毒辣，杀人效率之高比蒋介石的枪炮强多了。

      看到这样一个人，大家也许感觉他是个糊涂蛋，杀人魔王，变态，比康生还残忍狠毒。当然这些绰号都合适，但是看一看夏曦同志的简历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人还有另一面。夏曦生于一八九六年，与贺龙同岁，和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早年一腔热血，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积极性都很高。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刘少奇党龄还大。更牛的是，还倾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

      大革命失败之后，夏曦再次赴苏联进修，和王明交往甚深，成为当时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当中中排名第二十三位。从这段简历中可以发现夏曦同志还有这样的特性：国际派，理论家，书生意气，心中装着革命的标准答案：像苏联那样搞。

      理解了这一面，才能更好地明白夏同志在苏区的所作所为。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号，夏曦同志到湘西苏区。苏区上空乌云密布，同志们头顶上的太阳即将隐去，黑暗笼罩着大地。

      夏曦同志一到湘西苏区就很不爽：从外边看苏区革命干得热火朝天，走近一看才发现，这群大老粗一样的人打打跑跑停停再打，身上的土匪气息比革命气息还浓厚。这怎么能行？一定要好好改一改，整一整，修理一下。和苏联标准模板一对照，夏曦惊奇地发现两者相差很远。在夏曦同志那颗意气风发的书生心中，以为自己找到了中国革命不能很快成功的答案。答案是啥呢？就是向苏联看齐。为此夏曦故作精明地采取了如下手段。

      首先，夏曦同志认为，这里风气不正，是因为政治工作干得不好。那就拿政委开刀吧，所以贺龙的好哥们周逸群同志撞鬼了，本来还想发挥口才辩论一下。夏曦同志也有绝招，直接秘密杀掉，贺龙也没辙。周逸群死了不说，夏曦还把周逸群封为“改组派”老大！这样一来。贺龙问：“都是搞革命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夏曦答曰：“正是因为干革命，所以才可能是改组派。”看来改组派也是有门槛的！凡是和周逸群相关的都可能是改组派，都有被逮捕、被行刑、被处决的理由，而周逸群是政委，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和他都有关系，此后一两年内他们统统都要见马克思。

      ——是不是很像斯大林的大清洗？很像。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还没开始呢。如果夏曦不死，不知道敢不敢向斯大林收版税？

      第二招更狠：极端主义，彻底平分土地；并以此为基础没收富农的财产；且连中农也不放过，一并没收土地和财产；坚决打击中小商人。夏曦这么一搞，相当于要把人家给搜刮干净。这是干啥？搞人民公社？即使三十年后，毛泽东搞三面红旗时，好歹还建立起公社让大家有地方睡觉，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大环境。

      ——如果夏曦活着，日后敢不敢向毛泽东征收版税？

      此招必然激起反抗，夏曦也不客气，杀。在夏曦同志非黑即白的理论中，阻止革命就是反革命。而他收地收钱是革命，别人不给，就是反革命，所以要杀。他不理解，他这不是收地收钱，是要人家的命。这些人都已经成了沉积在历史长河里的冤魂，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

      夏曦的这种行为虽然短时间内增加了经费，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收人家的钱和土地，要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对吧。夏曦说，没问题。

      夏曦的办法：部队不要到处跑，不要搞游击了，和敌人来硬的。装备那么差，仗怎么打？当然没法打。而且夏曦的行为惹起了当地人的愤恨，对红军的支持力度就降低了。没有老百姓支持的游击队就好比脱离水的鱼，能蹦跶多高？要知道贺龙能拉起队伍，能带队伍和国民党干，主要是和当地人的关系搞得不错，缺粮征粮、缺人征人，大家都有条活路。所以湘西红军可以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主要是有老百姓的支持。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根据地创始人，贺龙段德昌等人对夏曦的行为尤其不满。夏曦同志很生气：老子是革命的，你们竟敢对老子不满，那就是对革命不满；你们敢对革命不满，老子还能怎么办？只能杀掉你们！那就杀，大开杀戒。

      当然夏曦不能直接说出来，说老子要把你们杀掉，那样的话被杀的只能是他自己。他就以钦差大臣兼地方领导的身份，搞肃反。啥叫肃反呢？就是抓反革命、抓特务、抓坏分子。乍一看这是好事，但要看是谁来办。须知当年跟着贺龙在湘西混的那些人，多半老底不干净，包括贺龙本人，要么在旧军队干过，要么跟国民党有关系，而且江湖气很重，一查一团黑。那就杀呗。也不能简单地杀了，还要杀出花样来。

      作为根据地最高权威最高领导，那么多人需要杀，总不能亲自动手对吧，即使杀那么多鸡也是很累的，他需要合伙人。夏曦初来乍到根基不深，就和当时的保卫局长江奇建立了亲密合作关系。江奇同志对夏曦鞍前马后言听计从，夏曦就对他放心使用。而江奇也是一个人才，在折磨人方面那是绝对的高手，在常规技术手段之外有所创新，比如说“背火背篓”。顾名思义，你不承认有罪，那就给你个燃烧的火篓子背一背。其残酷程度虽然比不上纣王的“炮烙”，以及朱元璋先生的“点天灯”，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绝对是大师级水准。如果江奇先生还在，可以给他建立一个专门监狱，专门管理贪官污吏人贩子等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者。

      比方说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同志，夏曦说他是“改组派”，他不承认。夏曦让江奇把他抓住，一顿拷打。潘的右手被打断，依然不认，高喊：“拿刀来破开老子的胸膛，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继续打，打到神志不清，关节断光。

      戴军时任红九师政治部主任，被折磨得不行了，就对当时的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日后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是个幸运之人，幸运地活了下来，最后被国民党逮捕，又活下来。活下来之后写下了回忆录。

      在庄东晓的回忆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享受到如下待遇：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

      柳直荀和夏曦是湖南旧相识，两人早年曾和毛泽东一起驱赶过旧军阀。

      柳直荀的妻子叫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柳，即为柳直荀。

      柳直荀对万涛被捕之事非常不满，说了两句夏曦的丑话：马日事变中，夏曦让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夏曦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此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刚一出门就迎来江奇同志。江奇也不客气，直接当场把柳直荀打昏带走。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地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被江奇发觉，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待遇和万涛一样，打伤打残之后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

      这样无休止的串联中，杀戮是无休止的。

      庄晓东回忆：撤退洪湖之前，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都是革命同志，自己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段德昌为黄埔才俊，早期精英，短暂的一生中干了两件比较耀眼的事：一是介绍彭德怀入党，感情极深；二是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功劳很大。段德昌对夏曦的极左行为不满：“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段德昌建议恢复洪湖根据地。之前夏曦瞎折腾，把洪湖根据地丢了。

      夏曦认为段德昌那厮“分裂红军”，鉴于段德昌同志一贯反对自己，也就是反革命，所以段德昌是在阴谋“改组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一定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夏曦展示了自身的高效：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接下来就是连续毒打。“公审”后，斩立决。江奇同志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当时很多战士在看，哭声一片。

      若干年之后，段德昌成为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二十九颗青松。

      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第一师政委陈协平被打断十指，被石头砸死。

      然而夏曦同志惊奇地发现，如此疯狂的杀人，敌人竟然越杀越多！什么改组派、托派、AB团、特务、反革命，怎么会越来越多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想不明白，那就杀、杀、杀。看来平时杀是不够了，得增加屠杀力度，还要火线“肃反”！指战员们在战场上没有死掉，下了战场就得面对夏曦和江奇。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杀到最后，湘鄂西原本几万红军只剩下几千人，党员只剩下若干个，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之外，基本就没有了。夏曦的四个警卫被他自己亲手干掉三个。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红军时代，枪支向来是高级消费品，向来十分匮乏，而红二方面军竟然枪比人多很多！而且都是兵，没人敢当干部，干部被杀光了。

      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默默无语。更为无语的是，夏曦同志一手提拔、依赖、信任的江奇同志竟然是国民党特务！这让他老脸丢完。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明白咋回事：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忙忙碌碌杀人，杀到最后也没有把现实革命和心中模板（苏联革命）对上号。

      杀红了眼的夏曦同志甚至动了这样的念头：把贺龙也杀掉。

      为了打仗的事，两人一度闹得很僵，夏曦叫人把贺龙警卫的枪给下了，一副要对贺龙动手的样子。哪知贺龙不吃这一套，直接从身上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对夏曦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如果夏曦坚持要搞贺龙，贺龙会给他一枪么？考虑到王明的关系，资格更老的关向应对夏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夏曦要杀哪位，关向应表示赞同。但是在贺龙的问题上，关向应一直很硬的。

      关向应对夏曦说：“那个老夏啊，如果你杀了贺龙，即使中央不杀我们，蒋介石也会杀了我们。”这话的潜台词是杀了贺龙就要死在苏区。这话是对的，湘西没有贺龙压阵，夏曦这么杀人早被千刀万剐了。贺龙的威望太高了，指挥南昌起义时夏曦屁都不是呢。没有贺龙就没有红二方面军。同理夏曦这么杀人，贺龙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贺龙团结军队，早乱了，夏曦可能已经被乱刀分尸。但是贺龙本身老底也不干净，加上对党盲目信任，都是促成夏曦疯狂杀戮的原因。从现在看，贺龙当初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找几个亲信把夏曦装装进麻袋里沉入洪湖算了，然后上报中央说夏曦同志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再附上一份检讨，说没有保护好夏老大请求中央责罚云云。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南方根据地已经搞不下去了，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也待不住了，也得长征。长征就是跑路，边跑边打，把游击战发挥到极致。夏曦同志那一套已经用不上了，再也不能任凭他胡来。所以靠边了，就如同博古等人一样，跟着跑路就是了。跑着、跑着就挨批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军召开遵义会议前后，红二方面军开始批判夏曦同志的错误。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身，基本上同时检讨靠边站。此时的夏曦才体会到啥叫墙倒众人推，向来对他夏曦客客气气的关向应火力最为猛烈，倒是王震相对客气一点。夏曦认错道歉，这是不够的。洪湖之滨的冤魂太多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号，夏曦溺水而亡，算非正常死亡，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较早的牺牲者。夏曦的死是一笔糊涂账。据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至河中心时，被一股激流卷走而丧命。

      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得知夏曦未归，部队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尸体。据说，夏曦坠河时，曾经大声呼救。河沿儿上站满了人，但是连一个伸一下手的都没有，大家就像看耍猴、看大戏一样，颇为解气地看着夏曦被波涛来回翻卷，最后被滚滚河水活活淹死。虽然同志们看着这位曾经的领导死去有点不仗义，有点不讲革命情谊。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比较解气的做法。过去若干年里，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夏曦同志杀人，终于有机会看夏曦被杀——被老天慢慢杀死。所谓善恶因果、天道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管如何死，旱鸭子夏曦死在了水里。

      ——英年早逝，该。

      英雄也好，恶魔也罢，都是远去的故事，现在翻出来无非是寻找一点古今之间的连线。

      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夏曦何德何能，能把湘西雄豪杀戮殆尽。创苏区，没有夏曦的事；拉队伍，没夏曦的事。夏曦不过是中央的空降兵。然而这是有大背景的。夏曦红得发光那会正流行空降兵。老大王明就是共产国际空降兵，博古也是空降兵，当时整个中央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空降兵。夏曦是国际派派往湘西的全权代表，王明的好哥们。

      那是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了、去苏区夺权掌权的时代。不仅仅共产国际给中共空降领导，整个中共领导层也从国统区空降到苏区。他们到苏区之后就要掌控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苏区。夏曦在湘西胡乱砍杀时，大背景就是在肃反。中央红军在肃反，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在肃反。都在杀人，错杀冤杀不少。要说那帮人本质多坏也是瞎扯，看一看他们的简历，一个个都是早早甩开膀子干革命，早早加入共产党，甚是英雄了得。而且和本土那些学识不怎么高的将帅不同，他们读书挺多，理论一流，而且对苏联痴迷。那么这些文质彬彬、却英雄了得的书生理论家们为何陷入了杀人狂的误区？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引入一个概念——情感宗教化。

      啥叫情感宗教化呢，简单说就是某个人把一种事业当成神圣的使命去完成，凡是和使命相冲突的障碍都要全部清除。这种感情听起来挺感人，确实挺感人，但某些时候会陷入可怕的误区，转变成一种怪胎。比方说某个男人爱上某个女人（反过来同样成立），把这种爱升华到高于一切之境地，就要求对方干同样的事，若不然就泼硫酸、或杀人、或杀人家全家。这就是典型的爱情怪胎。这种怪胎就应该交给夏曦同志（如果可能的话）去管理。然而夏曦本身也是一个怪胎，革命的怪胎。

      夏曦和他的战友们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苏联模板，一心想复制苏联的成功模式。复制苏联模式也没啥，在这帮读书人的心中，苏联模板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上升为道德标准，赋予其宗教情结，即和苏联相似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政治也好、军事也罢，乃至革命，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实实在在的变通。而道德非黑即白，和变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中国（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样）办事，不懂变通将一事无成。

      比方说王明唯苏联之命是从。苏联说，左起来，王明就左起来；国共合作，苏联指示右一点，王明就在延安散布这种信息，结果间接导致皖南事变，把苏联政治上升为道德楷模、把苏联的声音当成圣旨、当成一种宗教，政治上的怪胎。比方说李德，一心按照苏联经验指挥中国红军，家底快打完了还不知道变通，军事怪胎。

      夏曦在湘西兼具王明和李德的双重特性。

      若非如此，很难解释夏曦在湘西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是最高领导，掌管军政大权。如果从世俗功利角度剖析，为了掌控实权而杀人，杀一批就够了，没必要全部杀光。就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杀人，也就杀到控制红四方面军为止。夏曦同志不一样，恨不得连自己都杀了。如果革命需要夏曦同志去撞墙，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撞上去。如果夏曦同志有张国焘的政治水平，变一变，彻底掌控红二方面军，后来延安整风国际派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仔细观察夏曦的一生，早年的夏曦满腔热血。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工运时代的夏曦也干得不错。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出入苏联，没有被白色恐怕吓倒。如此人物也算英雄么，豪情和意志不应该怀疑。正因如此他有机会成为湘鄂西苏区一把手。遗憾的是豪情和意志毁了他，使他坚定不移地按照苏联模板改造尚处于游击阶段的红军将士。一个陷入在个人爱情上变成怪胎之人，参照新闻报道，可能会毁掉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在政治上陷入怪胎的政治家，如王明，可能毁掉一个政党。一个军事上变成怪胎的统帅，如李德，可能会葬送一支军队。

      可以如此评价：夏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夏曦同志的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后半段武装斗争时代，则是革命怪胎。

      所谓怪胎，即出发点是好的，方式是错的，如果手腕足够强力，结果只能是悲剧。

      ——善因结恶果。

第二十七章  从毛泽东到刘少奇

贺龙和毛泽东

告别夏曦之后，贺龙虽然没有了南昌起义时代的高光，道路还是挺顺的。但是夏曦和湘西肃反却如同幽灵一样伴随着贺龙的一生，时不时出来闹一闹。

      漫漫长征，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贺龙则带着红二方面军在山沟里辗转腾挪，巧妙地避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顺利到达陕北。当然这和实力有关系。和另外两支雄壮的力量相比，红二方面军的血已经被夏曦放得差不多了，不太显眼。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损失较大，但损失的是兵，红二方面军损失的是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虚弱的实力直接影响了一二零师（以红二方面军为班底）的抗战成绩。作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抗战期间并不是特别出彩，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失色不少。解放战争时代的贺龙依然没能恢复红军时代的雄风，主要精力用在后勤保障上。正因如此，军内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贺龙，竟然和四大野战军没沾上关系。后期统兵进军西南固然威风一时，但并没有经历决定意义上的战斗。

      五五年评定军衔时，贺龙终于修成正果，位列十大元帅第五名。以贺龙在军内的资格而论，这个排位低了一点；以战功而论，不低。

      这一切都和另一个人挂钩，就是毛泽东。

      文革之前，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和林彪，基本上就数贺龙和毛泽东关系最铁了。在军内，下级称呼上级，享受到老总待遇的有好几位，比如说四野喊林彪为林总，三野喊陈毅或粟裕为陈老总或粟总。但是上级喊下级，即在毛泽东口中能享受到老总待遇的只有三个：朱老总、彭老总，还有一个就是贺老总。朱老总，即朱德，长期以来“朱毛”并称，没有朱，毛也将失色。彭老总，彭德怀，战功无数，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毛泽东一把。

      贺老总，贺龙，他的资格是啥呢？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的头衔固然拉风，和毛泽东关系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不是徐老总。毛泽东之所以喊贺龙贺老总，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即为了对付张国焘。毛泽东党内的对手中，张国焘可以轻松排进前三。

      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个真正威胁到毛泽东的人就是张国焘。

      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量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端倪：论名气，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毛泽东略胜；论地位，二人旗鼓相当，都不是最高领导人；论党内资格，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张国焘略胜；这些都是浮云，关键在于实力，当时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中央军。毛泽东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在中央，得到了中央那帮人的认可。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毛泽东用中央以令张国焘。

      此时的张国焘犯下了人生中最为致命的错误：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而非跟着中央北上。如果张国焘选择北上，以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以红军总政委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去到延安，毛泽东的地位真的很悬。

      然而张国焘选择了南下，那是一条死路。虽然他带走了大部分红军将士，包括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还另立中央，发文件声称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应该停止工作，把中央改成北方局。但是如果南下可以成功，就不用长征了。南下没多久，减员非常大，大到让张国焘撤销了自己的“中央”。但是张国焘仍然在搞对立。恰好此时贺龙带着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马赶到，张国焘想拉拢贺龙这支力量。如果拉到这支力量，张国焘的胜算将增大。然而张国焘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了。南昌起义时，贺龙对张国焘的印象就不怎么样。贺龙不但不为所动，还和朱德刘伯承这些南昌起义老战友一起反对张国焘。张国焘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北上，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战略上的胜利。

      史载：张国焘失败，党内再无人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

      这个胜利中，贺龙的作用甚至大于朱德和刘伯承。没有贺龙的人马，朱德和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声音也将是软绵绵的。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喊声贺老总，也是真心实意的。可见要从毛泽东口中享受到“老总”的待遇不容易啊。贺龙不仅仅在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在延安批判张国焘也是相当卖力。批判会上，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毛泽东的掌声。张国焘，成了二人沟通、合作、敬重的基础。

      贺龙也非常有意思，当他佩服某个人时，总是与众不同的。他佩服孙中山，就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而非孙总理。孙大炮有两层含义，一是爱放空炮，喜欢摆理论，来虚的；二是威力大。贺龙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即指孙中山威猛。贺龙佩服毛泽东，就喊毛大帅，即党和国的统帅。

      十大元帅中，毛泽东和贺龙相见最晚，直到三军会师之后才在延安窑洞见面。但二人相知却是相当早。据说贺龙在很早之前就钦佩毛泽东了（存疑呵）。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对部队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闹到军长级别了，咱们也行。

      当年延安窑洞初次见面，二人可以说感觉良好。贺龙看见的是一个相貌儒雅，说话风趣的领导。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一个威猛而不失随和，全身上下处处透着活力的汉子。当时的红军将士，多半都很严肃，机智幽默的毛泽东和闲不住的贺龙简直有着天生的默契。加上二人又是湖南老乡，一见面就擦出火花。

      毛泽东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一九一六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人际关系高手呵。毛泽东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说话写文章那是相当犀利。贺龙流落江湖好多年，也是遇事阅人无数。所以二人相见，即使彼此恭维拍马屁也是自然而然、滴水不漏啊！彼此受用之时又增进了感情，这等手段即使放在现在也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接下来又是一番愉快的时光，毛泽东拿贺龙的胡子打趣，贺龙则用毛泽东的名字表达敬仰之情。如此这般，其乐融融。恭维的最高峰则是对彼此业务的认可。

      毛泽东夸贺龙用兵：“你们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噢。红二、六军团却很聪明，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则回敬：“主席才是雄才大略呀，光是一个四渡赤水战役，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们的谋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毛泽东一生偏爱草莽气息浓厚、说话直爽的将领，像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就深得毛泽东信任。贺龙比起许世友等人的江湖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论相貌、性格、经历，贺龙均得毛泽东的欢心，加上贺龙对待张国焘的表现，使得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很多将帅。毛泽东多次强调：“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褒奖很重啊。

      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那会，周逸群提出过警告：要警惕党内“老鸡婆”，即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干嘛呢？具体说来就是那种人：有好处往前跑，有困难往后跑；帮助同志全靠精神支持鼓励，为自身利益贬损同志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共合作期间，王明按照苏联的指示，搞了一个报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相当于让共产党跟着国民党混饭吃。别人无所谓，贺龙不能无所谓。一门老少八十口，从老爹到兄弟姐妹侄子，要么为国民党献身，要么被国民党杀了，好不容易跟国民党对着干，现在又让跟着国民党，这不是胡扯么！贺龙很不满。

      不满归不满，不满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老鸡婆们就抓住贺龙不满的小辫子，直接写信越级告状：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云云。

      毛泽东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决定对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表示：“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

      延安整风期间，又有老鸡婆打贺龙的主意，说贺龙同志官僚军阀云云，还把洪湖肃反之事给扯出来，说贺龙配合夏曦同志。贺龙一看胡子都气直了：妈的，竟然把老子和那夏曦等而论之，气死人了！毛泽东再一次向贺龙伸出了温暖的大手，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被整得摇头晃脑时，贺龙同志安稳如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贺龙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如何平价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三个字就够了：杠杠的。

第二次选择

夏曦在湘西干的那些事，成了一道诅咒。那个诅咒要了夏曦的命还不够，随着夏曦的死去，又开始诅咒活下来的人。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贺龙走运时，他得到的评价是，在湘西和杀人狂魔夏曦坚决做斗争，保护了一批同志。到贺龙倒霉时，就有人搞材料，说贺龙和夏曦一起杀人，坑害了一批同志。这两个结论都不准确。

      湘西时代的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名望拉队伍啥的，但是对党内政治斗争还不熟悉，依然满身江湖气，把党组织想象得过于美好，却不知所有美好的事物本身均夹杂着残酷性。所以周逸群劝他提防党内老鸡婆。对于激进的党内老油条，贺龙别说斗了，要不是威望高点，连命都保不住。要说贺龙坚决斗争，那也是瞎扯。夏曦虽然是老大，毕竟是空降兵，人生地不熟的，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杀不了那么多人。能杀那么多人只有一种解释：即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正是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夏曦在残忍杀人的过程中却没有杀出兵变。

      这里的配合不是指帮助夏曦去杀人。而是在夏曦杀人时干好了自己的工作，既管好自己的将、看好自己的兵不出乱子，夏曦杀人时让他去杀，秘密杀害、石头砸死、还是乱棍打死那是夏曦的权力。即贺龙用自己的威望和权柄维护夏曦实行权力。而夏曦拿这些权力去干啥，贺龙管不着也没有管。

      不管情况如何，洪湖成了贺龙的一个心结。他的家人死在那里，他的朋友死在那里，他的战友死在那里，他的兵死在那里。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原本可以不死的，但最终都死了。他们因为自己投身革命打敌人，最终却死在自己人手上。虽然他们不是自己杀的，却因为自己被杀。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亡。贺龙本就古道热肠，要说不想这些问题，那绝对是瞎扯。就算一时片刻不想，时间长了也会想。就算一时片刻想不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想嘛。也许他有时在想，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没有机会穿越回去面对夏曦，但三十几年之后，上天给了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就是文革。

      文革和肃反，形势、规模、手段、指导思想、乃至领导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极左思想下的产物：出发点是好的，手段是糟糕的，结果是悲剧的。

      贺龙要保罗瑞卿，应该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贺龙和罗瑞卿之间并无过深的交情。当其他人批判罗瑞卿时，贺龙为何要保呢？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贺龙知道罗瑞卿忠于毛泽东，他自己也忠于毛泽东，保罗瑞卿相当于保毛泽东和他自己，同时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看起来也很铁，贺龙本人也是。因此贺龙要保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保护一个政见相同、思维想通的同志。这是显性的一面，还有隐性的一部分，就是湘西肃反留下的心结。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心中如果留下遗憾，就会想办法进行补偿。在湘西，没能保护好亲密战友，这是困扰贺龙一生的巨大遗憾。现在面对政见相同的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补偿。另外，罗瑞卿虽然偶尔对其他元帅不太恭敬，对他贺龙的礼数还是不少的，时不时掏掏心窝子，换一个人会更好么？不见得吧。

      然而罗瑞卿已经决定做一只逆风飞翔的出头鸟，要保他，很难、很难滴。

      就在贺龙明确表态保罗瑞卿之后的第八天，接到通知，让他去上海开会。按惯例，都会接到一个大纲。此次是个例外，贺龙有点纳闷，就让秘书带着作战地图去上海了。当时刘少奇与贺龙见面，也不知情。批判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竟然毫不知情，岂不怪哉！

      上海会议的局势已经很明朗，那么多领导啊、元帅啊都在场，却让一个叶群在那里唠叨半天。叶群是什么级别？能轮到她去唠叨罗瑞卿？只因为这个女人背后的病号和毛泽东站在一起而已，只能说明局势已经乱了。就算贺龙当初保护罗瑞卿是考虑到毛泽东的原因，此刻他也应该明白，毛泽东要让罗瑞卿靠边站了。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林彪出山整合军队，红卫兵兴起。还嫌不够，那就看看毛泽东的表现，他写了炮打敌人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时间继续往后推，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已经在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了。

      在这次会议之前，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满天飞。面对这些大字报，贺龙则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不仅仅自己这么说，还把这些说给前来探望他的李井泉、王任重听。李井泉和王任重建议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个问题。贺龙也不含糊，就让薛明去找周恩来说了。

      这些还是私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份，文革兴起已成定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美其名曰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批斗会。既然是批斗会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然少不了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等传统节目。毛泽东又一次取得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贺龙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发言，用沉默对抗。

      这个太罕见了，要知道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贺龙都是比较积极的，从延安批判张国焘到庐山批彭德怀，对的或错的，贺龙都是高声讲话，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

      没了贺龙洪钟一般的声音，批斗会似乎缺了点啥。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就问：“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是如实报告：“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道：“怎么不讲一讲？”

      面对毛泽东的紧逼，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哟。”这已经不再是纲不纲的问题了，而是在和毛泽东唱反调。平时的时候在小事上唱反调没啥，战略性问题上，毛泽东不会容忍任何反对者。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有人见此情景，甚为贺龙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贺龙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这是在装傻卖萌。如果是真傻真萌，他贺龙也不会能成为元帅，不会主持军委。

      贺龙所以如此做，并不是他要和毛泽东搞对立，只是要表示一下态度：认可刘少奇。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有了隔阂，搞了几年的四清运动更是加深了二人的成见，文革初期已经彼此摊牌了。作为上层人物之一，贺龙经历了这一切，对种种现象了如指掌。应该说从保罗瑞卿开始，贺龙已经决定表态，即认可刘少奇。

      那个对张国焘不认可，对彭德怀也不认可的贺老总，为何对刘少奇认可了？那么刘少奇和贺龙之间是个啥子情况呢？

      早期的贺龙和刘少奇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关系。战争年代，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军内老资格的贺龙，加上毛泽东的信任，风头不弱于党内二号人物却没有战功的刘少奇。而且以贺龙喜动好幽默的个性，也不见得会对沉默寡言、严谨刻板、说起理论滔滔不绝的刘少奇有多少特殊的感觉。那个年代的军内大佬级人物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也没见到哪一个成为刘少奇的死忠。毛泽东之外，将帅也就是对周恩来比较信服，因为周恩来在军队干过，而且干得很不赖。贺龙也是一样，即使建国之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尊崇依然多于刘少奇。

      如果说非得扒一扒二人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扯远一点，也就是贺龙和彭真关系不赖，贺龙和薛明的关系就是彭真代表组织去撮合的。建国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和罗瑞卿贺龙来往较多。彭真闲来无事会去贺老总家串串门、唠唠嗑之类的。比方说薛明去北京市委搞宣传工作，彭真是打了招呼的。彭真又是刘少奇的臂膀。当然在非常时代，这些关系已经足够把贺龙和刘少奇连在一起。

      贺龙不愿意表态，相当于把自己划到了刘少奇的阵营里。

      即使刘少奇真的上台成为一把手，贺龙能得到啥？总理不用想，周恩来之后还有邓小平彭真呢，政府里面最多也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主要还是在军内干。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高升一步成为军委主席？不太可能。说了这么多，只为证明一点：于私，贺龙没必要跟刘少奇扯在一起。而贺龙也没有打算帮助刘少奇对付毛泽东。贺龙认可刘少奇，动机应该和彭德怀在庐山上写信一样，即从大局出发。

      所谓大局，即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对刘少奇的经济调整记忆犹新。

      在前面的篇章里分析过，刘少奇的实践行为和当时的主流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最后葬送了刘少奇。对贺龙而言，刘少奇思想理论中的矛盾他未必看得清，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用意他也未必看得清，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早年冒着杀头的危险拉大旗造反，说浅一点是为了自己活着混饭吃，往深了说是为了民族大义。革命成功之后又弄出了大饥荒，贺龙心里有着巨大的伤痛，正如湘西肃反把自己人杀得七七八八而留下的伤痛一样。所以贺龙认为没必要再搞巨大的运动，特别是要把革命一辈子的老同志打翻在地。

      对于文革，贺龙至少有三个想不通：大家辛辛苦苦搞革命，不惧流血牺牲，成功之后又是辛辛苦苦工作，到老了却晚节不保，到底是图个啥呀？这是第一个想不通；第二个想不通，刚刚从大饥荒之中走出来，为啥还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方式？第三个想不通，当年夏曦那般对付自己人的极左手段，如今为何再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的贺龙已经七十岁，却突然迷惑了，如何能释怀？

      赞，迷惑中的贺龙是可敬的。

      在这三个想不通的作用下，贺龙决定表态认同刘少奇。此时的贺龙摆脱了多年以来对毛泽东的盲目尊崇，回到了搞南昌起义时的精神状态。他看不清前路，却愿意为前路搏一把。正如南昌起义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一样，这一次依然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的代价是身边的人，这一次的代价是他自己。贺龙不想脱离毛泽东，却也不想舍弃刘少奇，不想落井下石，也就是成了所谓的骑墙派。如果是其他元帅，如此骑墙也就算了，最多批一批靠边站。然而贺龙偏偏手握军权，军方，恰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钱。

      要拿下手握军权的贺龙，自然要用非常手段。

      贺龙的表态应该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应该是把贺龙划归到自己这一方的。因为从延安窑洞开始，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别的元帅或多或少反对或者顶撞过自己的情况下，包括林彪也时不时唱点反调，唯有贺龙始终不渝地跟随，这一次怎么就站在对面去了呢？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贺龙，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比方说在党的生活会上暗示贺龙表态发言。因为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打倒，其他元帅转行或失业的情况下，贺龙在军内的威望是巨大的。争取到贺龙，很多问题将容易很多。而且争取到贺龙，林彪在军内不至于过于独大。文革后期，正是因为其他统帅完全靠边，林彪的地位一升再升，直到升无可生成为文革运动的巨大障碍。这是后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好像没啥好说的，拿下就是了。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依然决定再给贺龙一次机会，即让贺龙去找林彪谈谈。

第二十八章  英雄的结局

贺龙和林彪

贺龙年长林彪十一岁。性格上看，贺龙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大哥类，林彪则过于内向沉默。当贺龙名扬天下、纵横江湖之际，林彪还在为未来担忧。南昌起义时，三十一岁的贺龙风风光光地担任总指挥，二十岁的林彪只担任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没有交集。之后贺龙孤身前往湘西拉队伍，林彪在毛泽东的提携下茁壮成长。等到延安相见，林彪已经成长为红一军团长，实力已在贺龙红二方面军之上。之后二人各自统兵征战，天各一方，命运却又把他们牵扯在了一起。

      命运老人巧妙地送来两个女人，把原本不搭边的贺龙和林彪牵扯在了一起。

      叶群和薛明曾经是朋友。两人早年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一九三八年去到延安。当时薛明二十二岁，叶群二十一岁。当时延安男女比例失调，两个国统区跑过来的女学生就成了稀缺资源——美女，一时间追求者甚众。据说当年叶群的追求者一共有“十八路军”，叶群也是眼高于顶，一路看不上，但是绯闻也不少。眼界再高的女人最终还是女人，还是要嫁人找丈夫的。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眼界高的叶群眼看有沦为剩女的危险，林彪回国了。林彪和叶群究竟谁主动一点很难说了，据说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证明自己的魅力。

      这事惹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悦，心想林彪乃我党我军之英雄，怎么能任凭你一小女子戏弄。其中贺龙口快心直，觉得应该为林彪仗义一下。问题是不好说啊，贺龙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总不能直接跑过去跟叶群说，那个谁谁不要再把情书显摆了。有失风度嘛。

      但是贺龙也是个人单身汉，四十多岁人了，离过婚，需要重新组建家庭。处理其他关系上，贺龙可以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远胜林彪。但是搞对象方面他还不如林彪，林彪好歹还会写情书。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脑袋中灵光一现，何不如此这般。陈正人就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是天津的女学生，叫薛明。”

      “小知识分子我们搞不来。”一听是学生，贺龙连连摇头：“现成一个叶群就摆在那儿，我不吃林彪那个亏。”

      陈正人连忙解释：“不一样，这两个人完全不同。薛明和叶群是天津就认识的朋友，性情完全不同，薛明对叶群批评不少，老总你见一见就清楚了。”

      贺龙寻思，我贺龙走遍天下阅人无数，看看也无妨，实在不行也可以动员那薛明去批评一下叶群，算是帮林彪一个忙。于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薛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贺龙司令，随同而来的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也是人精），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贺龙不见则已，一见倾心。当时就闲聊了一下，还在那里吃了顿午饭。当然贺龙也没忘了办“正事”，即动员薛明去批评叶群：“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了一些信，这本是正常的么。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哟！她把林彪的信拿去叫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薛明用力摇摇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贺龙摇头：“好就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薛明认真地说：“这件事我可以办。”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有高岗同志这样的老手在，一番说和暗示是少不了的。其他同志拼命说薛明同志如何优秀，工作如何卖力等等。高岗给贺龙和薛明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正因如此，贺龙有机会迈出一大步——邀请薛明有机会去他那里尝一尝厨子做的天津包子。

      当薛明去对叶群做说服工作时，叶群不但不买账，反而神秘地对薛明说：“我告诉你，延安来了个黑胡子，离了婚，这个人在找老婆！”薛明无语。叶群趁势说：“怎么样？他在延安很红，毛主席还为他开了欢迎会。”薛明更无语了。

      接下来的事，进入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经典轨道。薛明遇到了这种情况：陈正人让薛明去西北局学习，学习结束之后留在那里汇报情况，天天向陈正人汇报。贺龙以领导的身份旁听。芝麻粒大小的事汇报了半个月，讲了又讲，连薛明自己都讲烦了。当然贺龙和陈正人听得更烦，但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局势那个尴尬啊。薛明要回原来的工作单位，陈正人还不放。事情就这么拖着，七月一号这天，林彪和叶群结婚了。

      薛明觉得实在没啥再好“汇报”了，就说：“陈部长，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了。你把我扣这么久，到底想叫我谈什么？”就是嘛，人家是姑娘家，整天对着陈部长汇报也不是办法。

      陈正人一听更窝火：“哎！薛明哪，我们拖不起了。你不也有工作吗？我比你更忙，拖不起了哟！”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薛明一本正经说：“是啊，你这位老首长这次是怎么了？把我拖在这里不放？”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我听几句就够了。” 陈正人哭笑不得，干脆把话挑明：“老贺他是一肚子感情说不出来么！”要不是为了贺老总那一肚子吐不出来的感情，陈部长才懒得听一个小女子啰嗦呢。

      薛明忍不住笑曰：“我听过他的报告，挺能讲的么。”

      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让贺龙去讲南昌起义，讲长征，讲抗日，讲打土豪分田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贺龙不会讲感情。动了情的女人是妩媚的，动了心的男人是笨拙的。何况贺龙生活在腥风血雨中，本来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心思琢磨感情问题。

      就这样，薛明被陈部长扣在了西北局。既然陈部长解决不了，那就由职位更高的人物解决吧。于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出马了。出现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白。

      彭真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些人没有时间跟你拖。”

      薛明回应：“是呀，我也拖不起。我在延安县也正经是个主事的人。”

      彭真直截了当：“嗨，老贺喜欢你，看中了你。我们今天就说老贺这个人，别的不谈。你考虑了没有？”

      薛明小声回答：“没考虑。”

      彭真索性放开讲：“你别来这一套，你没考虑我不信。天天这么多大人物陪你，你不考虑？你也知道贺龙的情况，他已经离了婚。”

      薛明当然明白，当然考虑过。否则即使延安女人紧缺，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高层领导整天陪着她一个小小的小干部晃悠。须知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个领导的责任都很重大，负责很多人的生死存亡。而且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有这么多人陪自己说话，确实给足了面子。薛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还没干出名堂，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这是第一条，工作问题。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和贺龙的级别相差太多，担心贺龙介意。

      彭真答曰：“谁说结婚影响工作？我们不是都结婚了吗？还有邓颖超、蔡畅同志，影响工作了吗？不影响。”言外之意，贺龙不会介意级别上的差别。

      薛明的第二条顾虑：“贺龙能不能写东西？他很能打仗，可有人是文武双全。”等等。找个大老粗，一辈子岂非很无趣？但又不能这么说，这样说的话还不把延安领导得罪一大片啊。

      彭真解惑：“打仗的就都得能写东西呀？革命有分工，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打仗的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不要看不起老粗。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等等都是老粗，能写东西的反而都是没出息的亡国之君，像隋场帝、陈后主、李后主，还有宋徽宗，能诗会词善画，无一不是昏君，弄得山河破裂。”

      彭真滔滔不绝，又有高岗陈正人前来助阵。即使诸葛孔明复生，和这几位搞辩论一时片刻也不见得能赢，何况小女子薛明。在这种情况下，薛明能做的就是一个小女子的正常反应：“不行。”无关道理、无关口才，几个大老爷们这么着给人家安排终身大事，又不是人家爹妈，置人家女儿家小颜面于何处？男人要面子，女人讲起面子来比男人更要命。

      彭真不信邪了：“还有什么不行？”几个堂堂大老爷们还搞不定一个小女子？

      薛明抬出第三个顾虑：“我们岁数差好多。”这才是主要的。要想二十多岁混到贺龙那级别也不现实啊。即使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林彪，四二年也三十五岁了。

      这个问题当然难不倒彭真：“你又想不开了吧？爱情不在岁数大小。我也不讲大道理，讲点实在的。你看他身体好不好？”“当然好。”“比你好不好？”“当然比我好。”“他身体比你好。那么，你活五十岁怎么样？”

      那年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五十岁对很多人而言都比较奢侈。这点薛明也认同。“真能活五十岁，也算长寿了。”那时候薛明还没想过之后人们的寿命大幅度提升，自己顺顺当当活过五十岁不说，还一直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夫人。

      彭真又笑了：“你活五十岁，他活不过你？黄忠、赵子龙，哪个不活过七十岁？”就怕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彭真都能给出答案。“贺龙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为我党我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什么卖力气？我在家吃饱了没事干，跑你这里来磨嘴皮子？不，同志、他是贺龙！”彭真这口才，那就一个字，牛。

      薛明忽然开了句玩笑：“那你回家去吧。”

      不论如何，孤身一个薛明如何抵挡住这么多能说会道的大男人？何况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死都顾不上的年代，她有机会在延安和高级将领谈情爱已经非常奢侈了。何况贺龙人也不错，身子骨很棒，能吃能喝能打仗，在当时那个年代属于比美女更为稀缺的资源，比今天这些所谓的钻石王老五抢手多了。

      绕了半天，薛明终于搬出来最后一个理由：“他自己为啥不跟我说？”说到底结婚的是贺龙，又不是你彭真、高岗、陈正人。

      当然彭真总是有办法的：“人家表达不出来么！你们这些学生，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少，想的又多，老总是个直爽人，一句话说不对了岂不坏事？他不敢来，你就去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双方都要动才行！”大局已定。彭真和贺龙的关系也就此铁起来。

      这场持久的恋爱拉锯战中，又经过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变化，包括贺龙笨手笨脚地表白、雨夜护送回窑洞等等，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薛明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肖劲光一起散步。在这位共和国未来的大将陪伴下，不经意散步到一排窑洞前，那是贺龙的联防司令部。薛明刚要离开，迎面来了一两个大汉，拦住了去路，定眼一瞧，那二人正是王震和张宗逊。

      “哎，薛明，咱们一块走吧。”王震哈哈笑着招呼薛明，跟他一道的张宗逊也说：“走走走，一块走。”两位未来的共和国上将也不客气，连拉带扯，把薛明拉扯进去，见到了未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陪同贺龙一起开会的还有另外几位，李富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都是西北局的大人物。而借给薛明男人装的好友刘革非也在，还有一帮同学啥的。薛明还没明白是咋回事。

      陈正人一脸喜色地走过来：“今天正好开会，首长们都在，一切从简，吃饭时放瓶酒就算意思了。”薛明这才明白，这是要摆婚宴啊。那个时候条件艰苦，都很简单。七月一号林彪结婚，毛泽东亲自参加，也就两桌人。贺龙结婚也一样，很简单。

      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任弼时说：“老贺，这杯酒你得喝吧？”李富春和林伯渠也同时说：“我们的酒也得喝吧？”薛明一看不干了，怕贺龙喝太多，勇敢地站起来：“我都替他喝了。”欢呼起哄声中，薛明替贺龙喝下了一杯杯敬来的酒。

      女人心，海底针啊！薛明转变得如此之快，让闹酒的老同志没回过神。

      是啊，他们的心早已在一起了！

风波

那一天是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是贺龙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选择这一天结婚，那绝对是喜上加喜。然而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代。薛明嫁给林彪，叶群嫁给贺龙，人生有了归属，同时也把林彪和贺龙卷入了恩怨之中。

      那时节正是延安整风，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许多小人物更是备受屈辱，有人甚至丢了命。比如说那个传言和叶群有绯闻的狂生王实味就死得不明不白。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多半老底不干净，特别是叶群同志。

      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有好几房姨太太，叶群的妈妈就是第三房姨太太。如果这些出身还能容忍，那么另外一层就不好说了。抗战爆发后，叶群跟随天津南下的学生到了南京，通过亲戚关系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又在陈氏兄弟的系统上过岗。据说和一个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关系暧昧。最要命的是另一层经历：叶群参加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当然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叶群老底很黑，薛明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把这些揭发出来。

      现在看来也没啥，一个年轻人嘛，卖力工作而已。指望一个二十出头、现在看来尚处于花季的女人分清这个主义那个党派也不太现实，而接下来能从南京周折到延安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延安整风那会，这样黑的老底已经足够去死了。所以叶群吓得花容失色，撒泼耍赖，失态痛哭就可以理解了。无关人品，只因她害怕。

      叶群之所以安然无恙，只因为她是林彪的老婆而已。这事把贺龙和林彪都惊动了。贺龙对林彪说：“我老婆揭发了你老婆，你老婆也可以揭发我老婆。”林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事自然很窝火。要说这火能烧几十年也不靠谱。叶群从此恨上了薛明，一恨就是几十年。这些女人家的恨有时候固然狠毒，但是小恨，动不了大人物贺龙。然而建国之后，随着林彪身体不便，叶群代替林彪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被风暴吹落的贺龙倒下之后，手中有枪叶群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此后贺龙和林彪交集不多。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贺龙在西北，基本上不搭界。林彪比贺龙战功大，但贺龙资格更老。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虽然排名比贺龙高一点点，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实权。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看，二人也合不来。如果没有大的变局，二人的关系基本上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走到最后，大家紧跟伟大领袖，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文革来了。林彪依然紧跟毛泽东，贺龙做了不同的选择。

      要说林彪对贺龙有多少恨，也不太靠谱。只因为选择不同，必须拔刀相向。

      林彪搞的那些政治口号看起来确实对增加部队战斗力无益。是林彪不懂军事么？当然不是，他只不过是要通过这些口号宣传毛泽东，加强毛泽东在军内的影响，达到把军队和毛泽东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目的而已。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本就无人能及，加上林彪一番折腾，那简直是至高无上了。罗瑞卿和贺龙跟林彪唱反调，实际上就是在表态。所以要发动文革，必须要拿下贺龙和罗瑞卿。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忍了一段时间，一直忍到对刘少奇动手。一直忍到六六年九月份，就是在等贺龙回心转意。

      毛泽东让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给贺龙最后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既然毛泽东愿意再给贺龙一次机会，为啥不直接跟贺龙谈，而是要贺龙去找林彪谈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和林彪的那次会面。

事关生死的一瞬间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贺龙元帅去拜访了林彪元帅。场面非常有趣，如同武侠小说中高手过招，可谓暗藏机锋。

      时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人物：七十岁的贺龙vs五十九岁的林彪。

      浙江厅内是另外一个世界：浅绿色的地毯，浅绿色的沙发，浅绿色的帷幕把空间完全围住，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这里没有光，没有风，没有水声。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白天如同黑夜。

      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贺龙来到那个光线晦暗的空间里。

      林彪脸色苍白得吓人。贺龙知道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没想到怕到了这种地步。

      林彪握住贺龙的手，按礼节寒暄了几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谈这么大的事即使不谈个几天几夜，几个钟头还是要的吧。两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元帅相识已久，相知已久，长久以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积怨，此后怎么走将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决定，就如同二人曾在战场上做过的决定一样，生死只在一瞬间。

      合作还是决裂，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如果合作，那就携手推翻挡住领袖去路的那个人。若决裂，那就不好意思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今天，但是为了将来的路，还是要划出个道道来。

      寒暄过后，贺龙直接说明来意：“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招，很直，一如贺龙长期以来的说话风格。虽没明说，但都知道是领袖的意思。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一个虚招，挡了回去。

      这是第一个回合。贺龙很直接，林彪避实就虚。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再次出招。没意见那我过来干吗？找事嘛！我很忙的，林大人！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腿脚也不灵便，你天天搞隐居，见个面也不容易。

      林彪沉默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没有再避让，一下子亮出底牌，干净利索。一如他的作战风格。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高手过招，很快很致命。

      贺龙也不含糊：“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很犀利的反击，很标准的客套话。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军人都会这么回答。

      然后再次寒暄道别。

      一共两个半回合，就结束了。大家亮出了底牌，剩下的就是战斗了，结果如何各安天命。

      搞笑的是，短短两个半回合的交手过程中，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林夫人叶群女士，正与几个警卫员在幕后埋伏，防止贺龙突然掏枪要了林彪的性命！简直是在拍电影，不是吗？

      现在公认的解释是，六六年十月十号那天，林彪在浙江厅试探拉拢贺龙不成，恼羞成怒才对贺龙出手。好像贺龙说，林总，贺胡子我以后跟你混了，林彪就会笑逐颜开。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结论就算不完全是胡扯，也是胡扯一半；就算不是故意胡扯，也是无意中胡扯。

      别开生面的会面中，虽然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实际上还有一个没出现，就是领袖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在对贺龙做最后的试探。

      毛泽东为何让贺龙去拜见林彪？他想要林彪从贺龙那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贺龙向毛泽东表示忠心不奇怪，任何人询问贺龙都是这个答案。不仅仅是贺龙，当时所有人都会表态忠于毛泽东，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人行动上都听从毛泽东。比如说刘少奇和邓小平，行动上已经背离了毛泽东。

      毛泽东要剔除那些口头上忠于他行动上不听话的人，具体办法就是：选择林彪为代理人，如果完全认同毛泽东，就应该认同毛泽东选择的代理人林彪。要想进一步对毛表达忠诚，必然要对其代理人表达忠诚，相当于转了一下弯。不认同林彪，就意味着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选择，就要挪到一边去。

      那一刻，不是林彪在说问，是毛泽东在问。

      毛泽东想让贺龙表示跟随林彪。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么贺龙还是那个贺龙，还将继续主持军委事务，既不会被打倒，更不会被迫害。毛泽东绝不会真的让贺龙“跟着林总走”，他会把“贺老总”紧紧攥在手心，成为牵制林彪的棋子。伟大领袖不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如果贺龙选对了，九一三之后，领袖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依靠，也不会如此孤单。

      然而此时的贺龙正如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再也不愿意撤退。

      鉴于此，林彪的表现绝不会像现在资料中描述的那样“被贺龙一身正气羞辱”。贺龙的答案正是林彪想要的。如果是罗瑞卿一直从实际行动中忠于林彪，没问题。因为罗瑞卿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可以融入林彪一系。

      贺龙是一个林彪消化不了的人。战争年代，贺龙领导过林彪，林彪没领导过贺龙。就算贺龙暂时委身林彪，一旦局势变化，贺龙很快就能取林彪而代之，因为贺龙有那个威望。对此林彪心知肚明。如果林彪是有野心的，一定在心里暗喜，贺龙的回答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拿下贺龙，意味着毛泽东的军队代言人只有林彪这一家，别无分店。他林彪能不窃喜？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林彪才要仔细看看眼前这位看似豪爽的同僚。林彪不会忘记，在彭德怀没倒之前，彭德怀每一次干得罪人的事（如反教条主义），林彪都会表示“紧密团结在彭总周围，听从彭总领导。”彭德怀一完蛋，林彪上来。

      那天之后，贺龙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布局和代价

      贺龙再一次当了英雄，再一次付出代价。三十九年前，南昌起义的英雄付出的代价是数十口人断头流血。这一次，则是贺龙自己的生命。

      在九月十号之前，局已经布好了。早在上海批判罗瑞卿期间，叶群拜访“老朋友”薛明，说林总对贺总很关心，我对贺总很崇敬等等，两个人口是心非应付了一番。两天之后，叶群再次拜访老友，这一次不仅仅是唠嗑，而是指出：“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孀。罗荣桓和林彪，是十大元帅中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毛泽东信任罗荣桓的政治水平，就如同信任林彪的军事水平。林月琴弟弟那事本是一桩冤案，现在翻出来只是因为林月琴和贺家住得近而已，无非是警告贺龙，小心点。六六年初，贺龙去了趟四川。等贺龙回来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已经成了反革命。林彪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政变演说”。非但如此，林彪还说贺龙手很长，到处插手要权。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罗瑞卿的。

      这些还只能算和风细雨。对付统帅级的人物，真正的杀招有两个，一个是里通外国，另一个就是兵变。彭德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戴了十几年，贺龙则深陷“二月兵变”难以自拔。

      关于二月兵变，现在的结论是这样的：林彪、康生等人为打倒贺龙、彭真而捏造的谣言。这个结论基本靠谱，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六六年春，大练兵，北京军区拉出去拉练，京城守卫有点弱。那时代中苏关系很僵，中央担心苏联对北京搞突袭。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之外调了一个加强团守卫北京。因一时缺乏营房，曾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借房，后并未入住。文革发生后，北大的活跃分子据此写了一篇大字报，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并被传抄，引起强烈反应。

      书生就是这样，常常意气用事，人家搞兵变也要秘密点好不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在武汉，大练兵过程中的军队调动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布置的。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均不知情。所以才有贺龙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调动一个加强团守北京的事。这应该算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的分内事。然而当时正是布置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任何一兵一卒的调度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

      毛泽东要搞文革得有一个前提：掌控大局。

      工人学生出来喊打喊杀之余，斗倒一批人啥的，但整个大局还在控制之中，遇到外敌入侵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国家也不会分裂。该乱则乱，但这个大局还在。这是文革十年和所有纷乱年代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大局还在，从文革转向改革也就是若干年的事。

      在毛泽东看来，贺龙此举就是在听命于刘少奇。联系到贺龙之前保罗瑞卿，以及之后在生活会上不愿意表态批判刘少奇，毛泽东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等到七月份，康生同志出马了，说彭真搞兵变，当时彭真已经是反革命了，脏水任人泼。

      康生同志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康生为何如此卖力宣传彭真的“光辉事迹”呢？就是要引出贺龙。彭真和贺龙关系不错，而贺龙在北京主持军委，彭真搞政变，贺龙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当时是七月份，毛泽东还在争取贺龙。所以康生同志只能在私下里散布点谣言：“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等等。

      和康生活动对应的是贺龙的表现，六六年七月十一号，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等等。

      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只是代理人。贺龙这么批吴法宪，相当于把手榴弹扔到林彪面前。大概是李作鹏和吴法宪这两位还是嫩了点，不仅仅贺龙，其他老帅看他们也不爽，纷纷发表批评教育的言论。搞得林彪很被动，只好说：“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这是明摆着要军权嘛，而且是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军权。就贺龙的地位而言，算不上要军权，就文革之初而言，完全是在要军权。

      所以此后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教导曰：“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然后吩咐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八号。又过了几天，九月二号，林彪又在电话中指示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同志：“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所谓材料，就跟告密信。

      贺龙在七月份批评吴法宪，为啥到八月底才写材料呢？那是因为八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了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地位下滑不说，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享受了批判。大家都在发表看法，刘少奇也是主动检讨，唯有贺龙不表态。贺龙此举耗尽了毛泽东的耐心。林彪已经知道贺龙快完了，便给毛泽东寻找拿下贺龙的借口。

      材料很快写好了，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九月五号，毛泽东把吴法宪写的材料给贺龙看，跟贺龙谈了谈历史问题，包括民国初期的护国战争等等，用意还是告诫贺龙安分点。民国初期的贺龙是什么人？典型的不安定分子么。当然毛泽东也安慰了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并且重申了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这叫大棒加胡萝卜，还是想促使贺龙回心转意。大棒来自林彪，胡萝卜来自毛泽东。这是所有领导人的用人之术，即好事自己干，脏活累活留给追随者。

      古今中外的领导干部，玩不转这一招的都不合格。

      胡萝卜之后又是大棒。三天之后，九月八号，也就是贺龙和林彪决定性会晤的前两天，林彪在军委会议上打招呼：贺龙的问题很严重。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九号，毛泽东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在拜访林彪之前，贺龙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贺龙依然做出了让人尊重的选择，即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低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那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那个豪气冲天的男人，那颗无所畏惧的心。

      ——身虽老，心不死。然而当英雄是需要代价的。贺龙固然英雄了一瞬间，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九月十号之后，风雨之中的贺龙更加飘摇了。

      那阵风便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大革命之风。

      在那阵风中，贺龙的命运如何，刘少奇的命运如何，林彪的命运如何，甚至毛泽东的命运如何，都将继续进展。

      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行为，都将为自身的立场行为付出代价。

      他们的故事还没完，在进一步讲述之前，先了解那阵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