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殇（中）

第十章  非凡的四十四天

公元一九六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外出视察。这一年他六十三岁，按照传统观念，这个年龄的老人是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对刘少奇而言，则刚刚开始人生中最辉煌的旅程。此前，他是毛泽东身上的常春藤，之后他和毛泽东一样并肩而立，尽管时间不长。

      旅程是这么开始的：坐着小汽车到处颠簸。在全国各地兜圈圈，六一年四月份从广东颠簸到湖南老家。一路山还是青山、水还是绿水，还是祖祖辈辈见识过的山水。然而国家元首没心思欣赏风景，他看到田园荒芜，想到食物匮乏。

      四十年前，刘少奇离开老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那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为了那个梦想，曾经行走天涯、无数次出生入死。在很多志同道合之士丢掉性命之后，他有幸活了下来，并且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千多年之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人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感叹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同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刘少奇可没这份心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是危难之际的国家元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回过两次老家。二二年去安源罢工之前和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回老家住过几天。前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老乡毛泽东，后一次遇到了另一个老乡赵恒锡。赵恒锡还特意把刘少奇给招待了一番——在监狱里。老母亲惊得不轻。刘少奇出狱之后，老太太专门从乡下赶到长沙跪在儿子面前，要刘少奇不要去干危险的事了。刘少奇则说：别的都可以听您的，唯独这事不能依您。——比剧本还要感人的对白。只有在民族危急关头才会出现如此画面。此后直到六一年四月份，刘少奇第三次回家。

      此时的刘主席可不是回家探亲，更谈不上荣归故里或衣锦还乡。他甚至没有回老家看看，而是直接去了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比老家还重要的地方。为啥呢？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在大跃进中比较有名，属于先进单位。他要去看一看，为啥一个拥有万头猪的地方、老百姓却营养不良？

      至此不禁想到晋武帝，听到老百姓挨饿，惊呼，为啥不吃肉呢。后世人以此认定晋武帝白痴弱智。然而公正一点说，一群人天天围着晋武帝说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想喝酒有酒喝、想吃肉有肉吃，然后听说没粮食了，自然联想到用肉来顶一顶。刘少奇第一站选择这个万头猪场，是不是也想到了晋武帝的典故？他肯定也很疑惑。

      四月二号这天，刘少奇来到万头猪场。从吉普车上下来，他首先看到一个破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万头猪。当他走近，闻到了臭烘烘的猪粪味，心理还有那么一点踏实，毕竟臭味和猪是联系在一起的。走进去之后，刘少奇就傻眼了，偌大一个地方，几头瘦猪而已，在早春的凉风中瑟瑟发抖。猪粪没人清理，所以臭烘烘的。

      既然先进单位都如此不堪，一般地方还用说么！刘少奇何等聪明，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他也不含糊，立刻拿出老革命家的精神：在猪圈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支起一个帐篷，搭起一个小床，再找点稻草铺床，这样临时办公室就弄好了。这可不是在作秀，因为周围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新闻记者，仅仅有一些随从而已，相当于微服私访。和小说戏剧中那种绚丽多彩的微服私访不同，既没有奇遇、也没有任何曲折的情节，甚至相当枯燥乏味，乏味到咱们一般人未必能忍受。

      他在干啥呢，就是走走看看，如同乡下老头子一样，走走看看。他看到清瘦的百姓，他看见浮肿的百姓，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田里挖野菜、而他们本该在学习或者玩乐的……他走在小路上看见了风干的人粪，用脚搓一搓，仔细看一看，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那是野菜吃得太多之缘故。

      唉？唉！唉……

      刘少奇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住了六天，干的就是这些事。当然，他可能也在看书、看文件、写文件、乃至发布命令。这几天里，走一走看一看才是主要的。他躺在那个简陋的床上，应该想到很多很多吧。

      这儿是家乡，刘少奇对此是熟悉的。在他童年时代，正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号称民不聊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过如此吧。他的心很痛。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国家元首。如果时光可以折叠，年少时代那个热血澎湃的刘少奇应该对此时这个身为国家元首的自己感到不满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数口之家尚且如此，国家领导人就更不好干了。

      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千言万语说不清楚。

      还要继续下去么？不，要改变，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国家主席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住在破败养猪场旁边的国家主席在实地了解着一切。由此可见当时官僚化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官僚化严重，何需国家主席亲自下来实地考察！

      ——这一切，他自己也有责任。因为他始终身处决策团队，直接管理官僚团队。

      刘少奇在猪圈旁边徘徊了将近一周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和同志们打交道了，那就干活吧，那就改变这一切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号，国家元首刘少奇去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住在一间简单的砖房中。他将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度过十八天。这十八天里，他的行为将对此后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将就此改变。为啥选择天华大队呢，和万头猪场一样，这个大队也是一个模板，是别处学习之典范。要找问题，自然要从模范入手。

      自农业合作化之后，天华大队就成了一面旗帜，三面红旗下的典范。此前中央曾有过一个调查小组过来调查研究过一两个月。结论：这里的人民很幸福，正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在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

      就在刘少奇入住天华大队的前几天，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文章，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书记彭梅秀的光荣事迹，文章曰：“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十三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根据这些记载，天华大队的农民们好像已经半只脚进入共产主义了。文章是官样文章，那年头特有的，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因此刘少奇也不信，还要实地调查一番。

      其实要调查相当简单，只要去公共食堂、揭开锅盖，看看大家吃啥菜，里面有多少肉，看看菜里有多少油。

      如果说那年代物质比较匮乏，好吧，菜和油不说，看看能不能填饱肚子。

      如果说大米和白面依然奢侈，那就看看有没有红薯或者土豆。老百姓，特别是之前的乡下老农民，靠红薯和土豆再加点盐或咸菜就可以生活了，最多也就是瘦一点，也不至于得浮肿病，更不至于进入死亡方程。

      对于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而言，要调查生活，真的不需要中央来一个工作小组，调查研究两个月那么长时间，真的不需要。事实证明，工作组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是调查，而且在调查中造假。硬生生地把一个绝望边缘的山村塑造为典范。谁在说谎？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在湖南调查过了。那人也是湖南人，也是看见满目疮痍。那人是个诚实的人，在庐山上慷慨激昂。那人就是彭德怀。彭德怀被批判了两年，已经臭了。而之前彭德怀看到的那些问题却更为严重了。

      现在刘少奇看见了同样的事。刘少奇很快就了解了真相。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解，看看眼前那些淳朴清瘦的面孔、那些浮肿的人就明白了嘛。

      ——但是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按惯例程序，首长解决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干部做工作。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国家元首亲自出马召集大队干部来开会。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常见。一个大队也就几个村子，土地加在一起不过一两千亩，再算上几个小山头，能有多大？中国的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呐。

      会议上，行政级别一级的刘少奇告诉行政级别最后一级的大队干部们：咱们就是摆一摆观点，不搞辩论、也不戴大帽子、不批斗，就讲一讲问题出在哪里，咱改。

      接下来轮到大队党书记彭梅秀发言了。虽然她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此次会议是要解决大队问题，国家主席之后就她最重要了。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意思是咱们还是继续办吧，办食堂好处多多。当然咯，她也有难处，国家政策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能左右得了的。她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惯性使然。

      刘少奇：“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就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八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彭梅秀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差了很多等级。这也许是彭梅秀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国家主席，但是她毫不含糊，说了不少话。

      根据王光美回忆：“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要不是刘少奇已经在养猪场住过几天，已经了解了大致情况，这样基本上就能得出结论：情况还是不错的。估计之前中央那个考察组就是这么得出结论的，再根据那个结论造假。

      前文提到刘少奇对大饥荒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积极拥护三面红旗，积极推动大跃进，积极推动办食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到来了，需要解决问题时，刘少奇同样极有成效。下来之后直奔现场，先去猪圈，再去食堂，衣食住行一律从简，三下五除二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对比起后来者们，这样的极为简洁有效的办事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的领导下基层，不要说实地考察，能在前呼后拥、休闲娱乐之余看看报告就不错了。如果刘少奇也是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可能展开，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素质也不可能展现。

      这是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和大队干部过招。接下来是第二个回合，双方阵容是国家主席和小队长，大队书记的下属。如果说大队书记在国家主席面前只是芝麻官，那小队长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至于有多小，发挥想象吧。

      还是老一套，国家主席先得给人家保证，不管说啥都不会成为右派。接下来就是：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也不少，而且可能会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这一堆问题。

      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国家级别最低的官吏们发言了。

      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总结一下发言：这些是小队干部的意见，认为食堂应该小办。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嘛，对面坐着的可是国家主席。不久之前，国家主席还积极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在古时候主席相当于皇帝的，弄不好就弄个啥罪名来了，还是小心翼翼一点好。看到了吧，大队干部认为应该继续大队在一起办大食堂，即若干村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小队干部则说要办小食堂，即一个村子办一个小食堂，吃不是那么大的大锅饭。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听点真实的声音竟然如此困难！

      刘少奇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其中门道。因此他立刻开展第三个回合的较量。

      既然小队长认为应该小办。那么比小队长更小的是啥看法呢？在级别上比小队长更小的官已经没有了，只有老百姓了。第三个回合双方是国家主席和老百姓。

      国家主席把老百姓请到以野菜为主食（不要误解为绿色食品哦）的食堂里，让大家摆一摆各自的意见。

      社员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如此这般，基本上都是这些。看似无聊的言论，实则是世间真理。

      老百姓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无需操闲心，他们只管自己，管自己不死掉、奢侈一点——不挨饿。因此他们只说自己，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逢年过节都吃啥等等；至于现在，锅里碗里是啥，大家都懂的，无须多言。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刘少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咱们中国，有史书出现的那一刻，所谓精英，所谓权贵，所谓王侯将相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如何驯服农民，如何让农民归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坚韧，承受能力最为顽强的一个种族。等到一个个王朝崩溃，精英腐化，王侯将相变成一团狗屎的时候，咱们这个民族都是靠最基层的农民浴火重生。

      中国近代史也是一样、那些各派大师专家学者、那些从世界各地回归的所谓精英在民族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当他们主张亲日、亲苏、亲英美的时候，最终的最终还是这些农民再一次融汇成钢铁洪流，国家再一次自立。作为钢铁洪流的引导者，毛泽东因此得以走上神坛。然而自立后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农民们再一次选择默默承受。

      这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没有说国家政策，也没有反对国家政策，也没有对领导人不敬，也没有说自己受过的伤害，更没有在抱怨。只说从前和现在，一目了然。

      ——还需要什么主义么，吃饭而已，吃饭才是一切主义的根本。

      他们承受了一切，却并没有要去追回什么，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淳朴、坚韧、善良、宽容。数千年以来都是这样，他们用他们那粗糙的、瘦弱的甚至丑陋的身躯支撑着中华民族。当这个世界其他古文明灰飞烟灭，而中华民族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冲击，最终延绵不绝，原因无它，就是这帮粗糙的、瘦弱的、甚至是丑陋的、同时又是最为坚韧、善良、宽容的群体支撑着而已。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少奇心里在想什么，应该也是五味杂陈吧。国家元首刘少奇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住过的房子刘少奇住过，他们走过的路刘少奇走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刘少奇了如指掌。因为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已经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刘少奇找到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总书记彭梅秀的政敌（呵呵，大队也有政敌呵），因在工作上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说“刘胡子”（胡须，可联系到胡茬，引申为没事找茬）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一个大队书记敢如此叫嚣，只能说明一点：她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她是有备无患的。如果刘少奇的身份不是国家元首，会不会被揍一顿扔出去了事？就像河南官僚就地批判中央视察同志一样。

      段树成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１００人。”这些已经很恐怖了，还有更恐怖的。

      段树成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为恐怖恶心的事么？

      中央那些人无论如何想跃进，也不会以如此方式来搞。所谓上面给补贴，应该是指公社和县一级，也可能到地委，这些人、这群官僚，怎么说他们好呢？联系到现实中，那些总能在新闻里兴风作浪、抢占头条的二代们，多半也是这些官僚们教育出来的。

      现在说起大饥荒，把错误一股脑推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或刘少奇等人身上了事。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层官僚在中间起到的恶劣作用。为了所谓的个人前途、头顶乌纱帽，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竟然能想出通过补贴搞典型这种欺下瞒上之手段，真是高啊！

      这大概是集五千年官僚厚黑之大成了吧。面对不要脸至此的官僚，是否可以考虑把朱元璋同志从阴间请回来？就那帮孙子的表现看，发动文革去批判他们，已经很客气了。

      离开天华大队，刘少奇决定回老家了。回老家之前，他还要到县委开会。县委书记一听国家主席要来，马上乐呵呵地忙碌起来。国家元首啊，也许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哦，招待好了说不准就是个机遇呢。把吃住招待安排一番，压抑着兴奋去迎接国家主席了。

      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看见几个人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个身穿蓝布衣、头戴蓝帽子的老头子从他身边经过，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他在等国家主席嘛。他没有在意老头子，却注意到了老头子身后的一位女士，就是王光美。县委书记认识王光美，立刻打招呼：“这不是光美同志么？刘主席呢？”

      王光美指了指刚才那位老头：“喏，这不是！”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真是！县委书记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当然他没有扇，即使要扇，也得先把国家主席招待好之后再扇。刘少奇也没要他招待，第二天就回乡下老家了。

      刘少奇再一次睡在了自己的老宅。四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睡在这里。那时候，老妈妈以及相关人等逼迫他娶妻生子、继承父业——继续种地当小地主，他不堪忍受之下离家出走。四十年后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躺在老房子里依然难以踏实。

      四十年前，年轻的刘少奇还可以闲来无事练点武术。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却连片刻清闲也没有了。他的时间表很紧凑：会见大大小小的官员、看各种各样的文件。然而那些官员和文件让他很失望。官员告诉他说，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文件也是官员们写的，官员在文件上写到：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这一切和新闻媒体没啥区别，京城里一切宣传机构上都是这么宣传的，没必要跑到这里吃剩饭。

      尽管有了万头猪场和天华大队的经历，刘少奇还是不放心。于是拿出了杀手锏：找到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当年的放牛娃李桂生。老朋友相见，自然闲扯一番。两位老人家回顾了一下童年往事，什么你偷过张家枣子我摘过李家梨之类的，哈哈一笑，无限开心。

      当然刘少奇找李桂生可不是寻开心的。闲扯之中，刘少奇就说：“桂生啊，人们说去年干旱厉害，咱们那个安湖塘里的水应该干枯了吧。”

      李桂生说：“没有啊，还有半塘水呢。”

      刘少奇接着说：“应该不会吧。还记得咱们放牛那会，有一年也是干旱，安湖塘都干得见底了，每亩粮食还能收几担子，这两年粮食咋就减产这么多呢。”

      李桂生说：“那个老伙计啊，照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并不是因为干旱。干旱影响了一点，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是‘五风’刮的太厉害了。”

      李桂生已经垂垂老矣，且其貌不扬，既不当官也没啥才华，倒是敢于一语惊人，不愧男儿身啊！这大概是刘少奇听到的最直接的话了，估计是李老头认为自己和眼前这个老伙计关系很铁吧。不论如何，李老头子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值得我们钦佩，足以让千万个拿国家俸禄之人羞愧。随后李桂生领刘少奇到食堂参观，刘少奇在哪里看到脏碗筷，看到食堂里唯一的菜——竹笋叶。他又看见瓶瓶罐罐里，所有的调味料只有一种——盐。

      李桂生告诉他：食堂炒菜只放盐不放油。

      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从炭子冲步行去了赵家冲，去看望年迈的亲姐姐刘绍德。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并没有因为刘少奇身居高位而得到荣耀，依然是标准的村妇。

      七十岁的老姐对刘少奇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吃饭咯！”听听这话的语气，含有五分训斥哦，当世或许也只有她敢这么对刘少奇说话了。老姐弟久别相逢，理应热火朝天的，特别是在弟弟当了国家元首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举家欢庆才是。红楼梦里，贾元春回贾府，那是何等笔墨。贾元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而已。村妇刘绍德竟然教训起国家主席刘少奇起来，听起来何等别扭啊。

      对此刘少奇只能默然以对。因为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说：两个月里，她所在的食堂已经死了十一人。她还告诉主席舅舅：她爸爸也死了，是吃糠粑粑太多，拉不下屎给憋死的。

      糠，就是五谷杂粮外面那层坚硬的外壳，一般而言都是喂牲口的，且不能喂得太多，多了牲口也不吃。糠粑粑，就是把糠捣碎之后参合少量面粉做的馒头。少吃点没啥，吃多了就会腹胀不消化，便秘。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了解真相之后，接下来就是行动了。单拿出来看，刘少奇的行动并无太大价值，也就是跟大家说，既然大家不想吃食堂，那就不要吃了吧；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诸如那个地允许私人承包一点吧。既然是国家主席发话了，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嘛。如果如此简单，六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千里迢迢从北京颠簸到湖南受这份罪啊。为啥呢？因为当时宣传力度和政策执行力度太强了。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接连好几年，整个国家宣传机构都在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那个时代的人民还比较淳朴，对国家政府满腔热情，但理性不足。官员也差不多，讲究人事关系，强调对上级服从。虽然大家都不想吃这个大锅饭，却没人愿意挑头解散食堂。

      怕，怕右派帽子，怕左派打击。

      食堂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刘少奇的“心病”。

      为了解除心病，刘少奇拿出六十岁老人家说话的劲头，不停地啰嗦。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在食堂问题上如是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话没有错，但只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这一大堆之后还不行，继续啰嗦：“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七十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么，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如此等等这样一大堆话，现在看起来都烦心，真不知道当时听众是不是也很烦。幸好当时是春天，要是夏天或者冬天，没有空调啥的，就更烦了。刘少奇就这样不停地讲，反正他是国家主席他最大，不听也不行。听烦了也得装作很受教的样子。讲了老半天，觉得差不多了（估计也累了），最后得出结论：“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

      看看，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解散一个大队食堂就费这么大劲。——作为新政策的开端，还是值得的。

      在老家，那就更费劲了。好说歹说一大阵子解开了乡亲们的心结，又发现了另外的问题，解散食堂之后锅碗瓢盆都不够用了。大家本来也穷，吃饭的家伙还是有的。自从公共食堂搞起来，那些玩意都收走了，能在食堂利用便利用，不能利用的都拿去炼铁了。于是专门找县财贸部的同志开会，说给老乡们搞点锅碗瓢勺过来。

      一日在乡下行走，听到一女子在哭，刘少奇上前问其故。女子曰，两年前共产风，生产队把她家从地主那里分得的房子给拆了，盖了养猪场。她没了房子，从此寄人篱下，两年内搬家八次。此次房主再次催逼搬家，她实在无处可去，故而哭泣。刘少奇再次召集干部，调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大跃进过程中还拆除过一批草房，把房顶的草拿去沤肥料，木头拿去炼铁，铁钉啥的也为国家的钢铁事业做贡献了。

      ——芝麻大小的一点事，也得国家元首亲自出马。放到其他时候，小队长就搞定了。官僚化的行政制度，害人不浅呐。

      单独考察刘少奇这四十四天的行程，就是到猪圈转转，找基层干部开点会，找老农民聊聊天，另外看了童年时的玩伴。临行前刘少奇告诉大家，食堂要么就散了吧，土地的事承包一点下去。这些本身都没啥大不了，特别是对一个国家元首而言，看起来小事一桩嘛。联想到曾希圣在安徽大规模分地，刘少奇这些活动好像更微不足道。

      然而——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看，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曾希圣和刘少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影响力也不在一个档次。刘少奇代表了一大批人。和曾希圣偷偷摸摸地分地不同，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赞成解散食堂，这是啥行径？

      拿现在官方评价：这是给私有制经济撕开了个口子。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这叫和三面红旗对着干。其实用另外一句话更为合适：刘少奇新政。

      如果不知道和三面红旗对着干有啥后果，可参照彭德怀在庐山时的遭遇。彭德怀的信里面可没有涉及到反三面红旗的内容。庐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非常清楚。一句话，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刘少奇在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很清楚。而且考虑了很多遍。

      说他做这个决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决心和毛泽东拼个鱼死网破，那是瞎扯。

      或许在猪圈旁边，或许在天华大队砖房里，或许在老宅里，开会时、谈话时、或者夜深人静时，刘少奇一定想过这样两个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和他本人的处境。

      在那四十四天里，刘少奇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清水塘，一个小水塘。四十年前，水塘旁边还有一点旧房子。在那旧房子里，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刚从莫斯科归来，回到湖南搞工运。当时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随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刘少奇去了省港，从此一飞冲天。这一次他再次回到清水塘，应该不仅仅是怀念两个人长期合作的情谊那么简单，还应该是为了理一理二人的关系。四十年前，两个人在这个水塘边畅谈理想和信念，要推翻这不平世界。四十年后，两人分别是这个国家第一第二有权势之人，国家却并没有按照他们当年的愿望前进。而此时，四十年前的旧房子早已消失得不留痕迹，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

      毛泽东的态度无非两个：赞成或不赞成。往好处想，赞成；往不好处想，不赞成。

      一九六一年那会，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不知道。但是他会去想，去想两个问题：想一想他和毛泽东的合作经历，想一想毛泽东的政策，想一想他所理解的毛泽东。

      刘少奇能成为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提携乃至保护是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就没有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没有毛泽东的保护，刘少奇也可能早已经被轰下台了。走上前台解决经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毛泽东布的局。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他还在坚持原来的政策么？还是希望调个头？真的很纠结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身处境问题。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虽然领袖是毛泽东，可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啊，是毛泽东的主要帮手啊。毛泽东制定政策的时候，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政策出台之后，刘少奇又是主要拥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从责任角度上讲，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自从走向前台之后，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困难？

      如何解决困难呢？刘少奇非常困惑。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种困惑。五九年和六零年两年，他还是按部就班，按照既定路子走，也就是领导国家继续跃进，继续人民公社，然而形势并没有好转，大家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领袖毛泽东，也不再吃红烧肉，女儿饿的浮肿；就连刘少奇，尽量不吃油；其他高级干部也是能省则省，如许光达的兄弟饿死在来京探亲路上。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形势依然恶化。刘少奇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如果局势再这么走下去，抛开天下大义不谈，抛开天下百姓的苦难不谈，抛开国家前途不谈；仅仅从个人前途方面讲，也许不用两年，刘少奇就得默默下岗，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进入历史垃圾箱。那时候刘少奇的历史定位是啥？一个靠吹捧毛泽东攫取荣华富贵的政客而已，比康生之流强不了多少。那是他刘少奇想要的么？当然不是。

      所以需要改变。既然改变，就要背离之前的政策，就要背离三面红旗，就要背离之前的毛泽东。那么现在的毛泽东如何呢？还是之前的那个毛泽东么？他赞同变一变么？如果毛泽东赞成，一切都好办，以他的威望和能力，领导这次政策转变将容易很多。

      然而如果毛泽东不赞成呢，这是一个风险，一个必须承担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和毛泽东对立。历史已经证明，和毛泽东对立的人，最后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刘少奇能打破这个规律么。也就是说，一旦和毛泽东上演对手戏，有胜算么？刘少奇应该盘算过这一点。说真的，他没有把握。任何人在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时都没有把握。不到万不得已，刘少奇绝对不想走到毛泽东的对面。现在恰好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假如他不冒这个走向毛泽东对面的风险，下场会更惨——被历史淘汰。

      所以毛泽东固然可怕，但比起被历史淘汰而言，还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况且也不见得就走向对立呢。也许毛泽东让他出面，就是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说不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那么他将以最小的代价进入史册。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还没有改变，那么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说服毛泽东改变。最坏的打算，走到最后一步，已经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是今非昔比，通过调整经济进入正轨，实力大大增加，不见得就没有胜算。如果整个政府机关倒向自己这边，到时候也可以通过实力促使毛泽东改变。

      在下决心解散食堂和允许部分土地承包之前，刘少奇应该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且不止一遍。此时他的心境应该和庐山会议之前思索如何表达意见的彭德怀的心境差不多——那就是不能再拖了。和彭德怀不同的是，他已经准备好对策。彭德怀写信之后就没动作了，然后任人开火。刘少奇不同，他做好了准备：有条不紊地出牌，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刘少奇一直在努力出牌。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在文革之前，局势发展和刘少奇预期得差不多，他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实力。

      调查结束之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如实汇报了所见所闻，然后就回北京了。这一天是五月十五号。从四月二号到五月十五号，前后四十四天。

      对刘少奇而言，这四十四天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取得过不少成就，有过不少高光时刻。比方说，从一无所有成为工运领袖，相当于白手起家到闻名全国，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比方说，白区时代，能够坚持十年而没有把命给丢了，这就是了不起的能力。比方说当选为国家主席之时，举国上下搞庆祝，就是高光时刻。比如说第二次当选国家主席，在和毛泽东冲突进入白日化时仍然当选，意味着个人实力和威望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我看来，这四十四天才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一辈子最为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日后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没有这个决定，刘少奇的身份只是早期工运领袖。拥有这个身份人的还有很多，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邓中夏、邓群、王荷波等一大堆名字。另一层身份是干过国家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职位上也将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刘少奇之所以与众不同，只因这个决定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因为一个决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把这个决定称为——刘少奇决定。

      现在已经无法探知刘少奇究竟啥时候下的决心，只能说是那四十四天里的某一个时间段，刘少奇的精神意志上升到顶点，智慧之花猛然绽放，完成人生中的一次根本性蜕变。因此有理由认为，那四十四天在刘少奇一生中是无与伦比的，是顶点。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段，困惑你多年的问题猛然明晰。这个问题或许有点玄乎，有点像佛家讲的顿悟，也有点像西方宗教里的启示，好像没啥科学依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比方说王阳明龙场悟道，就是在一个穷山僻壤中，猛然想通了困扰半辈子的问题，突然明白——心即是理，从此成为一代宗师。比方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在山洞里受到了神的启示。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以批判，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王阳明和穆罕默德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那么请看下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尼泊尔时代，爱因斯坦还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正在思考一些问题，猛然间他通过人在电梯这个封闭系统联想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等效原理。爱因斯坦说，那是一个启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同样的事，海森伯在发现量子矩阵理学时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大意是说那一刻仿佛看见了上帝之美。说这些有点跑题了，主要是想提醒大家，人生中某些特殊的时刻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咱不是王阳明、不是穆罕默德、不是爱因斯坦，但是每个人都有困惑不是？

      当然这个现象可以套用马克思主义，说量变引起质变，因为想得多了，所以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听起来科学多了，但是究竟啥时候才会量变引起质变，不好意思，没提，还得通过个人去把握那内心深处强烈而神秘的瞬间感受。把握住了，就知道啥时候量够了，引起了质的变化。没把握住，那就继续等吧。

      所以这就应了那就俗话：人终究要靠自己。林立果想靠林彪实现野心没靠住，江青要靠毛泽东登天也没靠住。归根结底，不是林彪或者毛泽东不可靠，而是他们自己不可靠，只是他们最终好像都没明白这一点。

第十一章  争锋

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看一看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拿下的重量级人物，从最初的高岗到最后的林彪，基本上都没有还手之力。高岗牛气哄哄地到了北京，干了不少看似牛气哄哄的事，毛泽东一变脸，立马完蛋。彭德怀和林彪在军界的影响力没人会怀疑吧，号称红军之狮和红军之鹰，毛泽东一出马，猛狮断爪、雄鹰折翅。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彭大将军能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再解释，解释完毕检讨，检讨完毕完蛋。林彪更是上升到了看似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面对毛泽东的不满，能做的也就是拒绝检讨而已，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便在匆忙之间葬身大漠。有例外么？如果要找一个例外，就是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坚持了四年，抗打击能力最强。最终虽然也是惨痛落败，但他却留下了种子。在他失败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留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因为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事业。

      说刘少奇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仅是他勇敢地在铁板一块的公有制经济中撕开了一个口子，还因为他的手腕和谋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正如彭大将军，敢于顶天大的风险，却没能拯救百姓于水火。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不够。刘少奇的勇气之后，便是手腕。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之后，大饥荒结束了。

      刘少奇的手腕和谋略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经济，这是基础。

      刘少奇上台之初，经济很烂，问题很多。一般来说，国家出现了经济倒退，要么是战争破坏，大家没办法搞生产；要么经济有泡沫了，大家没活干；要么就是这个民族太懒惰，不想干活，没办法搞。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时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模样：开国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环境是和平的，利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效果还不错；而且国民情绪空前高涨。这是所有政治家梦寐以求的建设环境。可是为啥弄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了呢？很多人都不明白，而且一直都不明白，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一开始刘少奇也不明白，后来终于明白了：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

      这不是瞎扯么？答案是一点也不扯。中国有句古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就是物极必反。因为大环境很好，因为一五计划建设得不错，因为全国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上至毛泽东下至大队书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整个一个国家机器都在要求农民干了过多的活。农民要干很多事，除了吃喝拉撒基本生理需求之外，除了种地喂牲口等本质工作之外，还要炼钢啊、干工程啊什么的，还要高喊伟大领袖万岁啊……太勤劳了，干得太多。

      套用一句不太好听的古话：这叫滥用民力。在中国独具特色的王朝循环史上，滥用民力也是跟着循环的。比方说秦始皇修长城，比方说汉武帝无休止的征战，比方说隋炀帝搞京杭大运河，比方说朱棣天天去远征，都是在滥用民力。大跃进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民力的滥用。只有千斤力气，去挑万斤重担，不扭腰才怪了。

      不仅干得多，而且管得死，说大家必须参加公社、必须吃大锅饭、必须在一起干活，而且不准自己种菜、养鸡、养猪。衣食住行用等生活必需品采取供给制。这一套还是战争年代的做法，早就落伍了。

      一句话，因为环境好，所以干得多、管得死。

      因为干得多管得死，所以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喝拉撒等生理功能不畅。

      刘少奇所谓的调整经济，就是把各项指标降低点，让农民少干点；解散食堂，把地分出去一点，就是不要把百姓管得太死。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如此简单的事却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十几年的狂风恶浪！

      政治啊，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政治谋略

战争年代，讲政治军事；和平年代，讲政治经济。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那句名言概括：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是不穿裤衩的政治，政治是穿了裤衩的经济。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政治和流血联系在一起；和平时代，政治就和裤衩联系在一起。

      前面分析到，刘少奇决定撕开公有制经济的缺口——解散食堂和分地——已经做了决定，即如何应付毛泽东。虽然他不愿意和毛泽东搞对立，却做好了对立的打算。这就是一流的政治家和彭德怀林彪那种军人政治家的差别。

      如何应对毛泽东呢？就是假如毛泽东不同意部分私有制，那就说服他同意。如果道理上不能说服毛泽东，那就通过组织实力去说服。

      刘少奇是五月中旬从湖南回到北京的，回京之前他给毛泽东打了报告，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变革。变革成功与否，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所以接下来他的最大任务就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任务可以说是他自己派给自己的。当然他代表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不论如何他都要变革，要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

      现在我们知道，刘少奇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两个人至七千人大会开始，政见严重对立。然而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甚至一度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过积极信号。

      七千人大会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场大会之前还有一个前奏——第二次庐山会议。

      毛泽东时代，一共有过三次庐山会议。五九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事件闹得妇孺皆知。七零年那次庐山会议，又因为林彪弄得满城风雨。两次会议大家都很熟悉。

      两场会议之间，还有一场庐山会议，既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却是神神秘秘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次会议同样非常之重要。和另外两次庐山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是一帮人八月份上庐山。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背景非常复杂：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全面论战，可能爆发战争；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越南战争又在升级，中国又要援助；因为中国搞核武器，有消息称，美国有意轰炸中国的核基地，这些都是现实威胁。每一个威胁都比今天的南海问题或者东海问题严峻。然而那还不算最大的威胁。因为美苏印这些威胁虽大，却不能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最大威胁来自蒋介石，蒋介石放话要反攻大陆。一九六一年，如果蒋介石真的有力量反攻大陆，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大陆这边极为困难。国民党过来，如果转变策略，实行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肯定能吸引一批人追随。因此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才是中共最大的威胁。

      诡异的是，尽管有这么多威胁，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农业和工业的调整问题。蒋介石以为中共要讨论怎么对付他，派遣了大批特务，结果一无所获。蒋介石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工业七十条和农业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质量、品种、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如此简单，然而当时并不简单。这些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的条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了下来。

      最具意义的还是农业六十条，归纳起来有几点：一，减少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二，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三，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四，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即“三包一奖”制。

      主要就这些，就是把农民脖子上的绳索给松一松。正因如此，大饥荒得以缓解。

      就在刘少奇到湖南调查时，其他人也在调查。一股调查风在刮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朱德前往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进行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和彭真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进行调查。此外，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如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

      调查回来即开会，会上大家均支持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进行经济调整。

      这个会议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交换意见，交换的结果似乎是积极的，这就是刘少奇运用组织手腕的结果。因为在大会上，虽然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客观形势面前，在绝大多数人赞同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即使有不满也得保留。

      评，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很多盟友。

      庐山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完成湖南调查工作四个月之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四号，农历八月十五，刘少奇收到一个积极的信号。

      前文所说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在武汉吃饭，毛泽东告诉英国元帅，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一般人听毛泽东的话听到的是接班，然而站在刘少奇的立场上看，这个信号的积极之处并不在于接班，而在于支持，意味着毛泽东支持他调整国家经济。只有支持经济变革，才可能接班。如果不支持经济改革，何谈接班？

      客观一点看，刘少奇听对了却又听错了。对的部分，是毛泽东说这话确实表达了对刘少奇的支持；错的部分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刘少奇，却不是支持刘少奇搞经济变革，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策并没有问题，是下面的执行出现了问题。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谈到国家主席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因为毛刘合作了几十年，刘少奇一贯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把原则性很强（一贯支持自己）的刘少奇推上前台，是为了让他搞经济变革？

      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到六一年底，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了。虽然还是穷得稀里哗啦，但那个万恶的死亡方程式已经消失了。政府不再过分征收粮食，并且补充了一些食品，诸如红糖等简单的副食品。红糖这玩意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吃了极容易发胖、又可能导致三高指标上升。然而在大饥荒时代，一碗糖水就能救一条命。那个时代的百姓不再饿死，就已经是天大的功劳，所以刘少奇的威望空前提升。身为国家主席——这是他应得的。

      不论如何，刘少奇听到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还是欣喜不已。毛泽东的支持，意味着变革成功了一半，接下来需要再接再厉。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暗示而已。刘少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依然做了两手准备：希望从情理上和组织上说服毛泽东。

      这两手准备，将在七千人大会上亮相。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给予毛泽东充分照顾。情理上，刘少奇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没有否定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政策是对的，说之前对彭德怀也没有问题。说到经济建设，也没有否定成绩，说成绩和错误是七比三，实际应该反过来。组织上，刘少奇揭开了大跃进的盖子，使得继续跃进已无可能。毛泽东没想到刘少奇会来这一手，于是憋了一口气（江青语）。从此二人你来我往，各出各牌，直到彼此离开这个世界。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那场神奇的大会。

第十二章  七千人大会

会议，是中共的法宝。许多搞不定的事，通过一系列会议就能神奇地落实。比如说遵义会议，就神奇地把红军从死路变成生路。当然，会议有时候会起到相反的功效。比方说庐山会议，上山之前，彭德怀还是民族英雄，几十天之后下山，就和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臭。

      对许多共产党员而言，会议就是精神食粮，如同基督徒到教堂做礼拜一样虔诚认真。

      若问共产党一共开过多少次会议，恐怕已经没法统计了。这些会议中的绝大多数都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也有一小部分影响深远。比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那些有影响的会议，都有鲜明的特点，比方说第三次庐山会议，关于是否重新选国家主席，导致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七千人大会，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多，这些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领导和中央各个局领导，包括各部委领导，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包括市级领导，包括县级领导，包括重要矿山、企业领导，加在一起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所有这些人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集中到北京开会，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主题：算账。

      当然所有的会议都是在算账。遵义会议是算博古李德的账，庐山会议算彭德怀的账。七千人大会不一样，虽然也是算账，但算账的方式不一样。在谈算账方式之前，先看看算账的原因，书面语叫做会议背景。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大饥荒。没有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县委书记县长们、矿长们、厂长们是没机会和中央领导在一起开会的。这些人在农民工人面前还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更小一点。换成平时想见领袖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神秘的林彪元帅等人，估计排队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领导人都坐在对面，报告完毕倾听这些芝麻绿豆西瓜们抱怨不停。

      直接原因就是河南信阳事件。大饥荒篇章里已经介绍过信阳事件，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信阳事件依然令人震惊。当时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一九九八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连向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在获知信阳事件后，当天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命周恩来抓紧制定一个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后传达。

      再一个原因应该就是高层分歧，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周恩来虽然行动上和刘少奇向去不远，但是态度上则是跟随毛泽东的。邓小平虽然跟随刘少奇，当时他的能量还不足以影响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天平。应该说当时的分歧还只是潜在的，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已经无法更改。

      在毛泽东看来，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虽然对经济进行调整，但还不至于背离原来的政策。在刘少奇看来，农业六十条还不够，需要加大力度。

      如果仅仅是微调，毛泽东是支持的。毕竟大兴调研之风是毛泽东提倡的，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周恩来制定的十二条，一定程度上给了农民一点权力，甚至允许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种点菜啥的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毛泽东需要一个会议再次把思想统一起来，步伐协调一致，然后确定要怎么调整，但是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他希望刘少奇能够像以往一样配合自己去完成目标。

      对刘少奇来说，仅仅微调是不够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范围调整是没办法从根本上扭转大饥荒的局面的，必须加大力度方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也需要一个会议，把干部集中起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基础上再往前迈几步。

      领袖和国家元首可以说各有各的打算。

      庐山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下起航了，也就是算账开始了。算账方式有啥不同呢？在其他会议上，基本都是上级找下级算账，这一次不同，允许一部分下级算上级的账。比方说安徽大组里面，大家群起表达对曾希圣同志的不满，搞得曾希圣灰溜溜的，吃饭都没人陪。

准备工作

七千人大会和第二次庐山会议一样，属于组织内部会议，不对外公开，外界虽然知道中共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却不知道大会内容。谈大会内容之前，先谈一谈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样一个大会意味着很多。

      现在我们回过头审视七千人大会时，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从筹划到召开，竟然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代的通讯功能和现在是没法比的。这两个月内，从主要领导人有开会意向到意向转化为通知，再到把各个县、企业等相关人士全部召集到北京，效率惊人地高。更为奇怪的是，通知各个地方官员到中央开会却没有任何开会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你们都来北京吧，来讨论一下问题。这么做可以解释为保密，实则不同。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就是泛泛而谈。之所以如此，皆因当时中央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统一思想。

      抛开思想不谈，先谈谈物质。名义上是七千人大会，实际来北京的可不止七千人。他们在各自地盘里都是领导，带个把司机秘书啥的也很正常，加在一起多少了？这些人天南地北，不少人还说着家乡普通话，拿出来骂人不见得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么多人一下子都来到北京，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就不是靠思想可以解决的。

      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在规模、建设、服务各方面和现在都没法比。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而且是在计划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女儿浮肿、刘少奇姐夫饿死的时期，北京城有多少宾馆、供应多少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而且北京不比别处，那是京城，还有相关外国来宾，都需要招待，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怎么办？慢慢办。

      大会筹备工作是邓小平搞的。负责具体后勤安排的是杨尚昆同志。当时杨尚昆五十五岁，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值精力鼎盛的时候，日夜不停、开足马力干活。当然他一个人是干不完的，他需要助手。

      杨尚昆有三个主要助手，号称三位巨头。三巨头分别是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这三个人在当时的北京城里肯定是挂不上号的，能混上三巨头的美名，皆因为七千人大会，叶子龙负责会议组、吕展负责警卫组、殷玉昆负责生活组。这三个方面相当困难。

      具体一点说呢，吕展的工作最杂乱，叶子龙工作技术含量最高，殷玉昆的工作最难。

      先说这个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所谓保卫，最基本的就是要保证安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代表广大群众，万一在北京代表人民时遭到人身伤害，那是影响政府形象的，丢掉饭碗事小，搞不好还要被审查。放现在，搞定安全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的保卫工作和现代差别很大，除了保障安全还要保密。当时没啥先进的技术设备，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安装林林总总的摄像头、窃听器什么的，那些玩意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很多人比较有来头，比方说军方人士，不鸟你也没辙。因此保密工作就比较难。

      这些还没完，除了保安保密之外，还要保证会议供电，当时北京的饭店基本上都是一路供电，来个短路就会影响会议进程；还要保证食品安全，吃不好来个食物中毒，或者集体闹病什么的，影响多么不好；还要保障交通顺畅，因为那时候开会和现在不同，毛泽东是个随性之人，时不时突然决定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必须保证代表们按时到达。还有其他的保证，比方说当年人民大会堂上面是木质结构，万一来个电路短路着火了啥的，影响也是不好的，因此每次开会都要专人照看。落后啊，没办法，就得靠人力补充。幸好那时候大家觉悟高、积极性强、精力充沛且不辞劳苦。

      ——都是警卫组的责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来管。万一出了差错，相信吕展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责任之重大对得起三巨头的名头。吕展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再看另一个巨头叶子龙管的会议组。

      所谓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听起来不算太难，实际上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这么说吧，七千人在一起讨论，要顺利进行就要把各路人马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小组容易，要把不同的人分到合适的小组则是一个技术活。把安徽省的县委书记分到河南省里，那绝对要受处分的。而且把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组里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结果，秘密就在分组里面。开会分组和战场上排兵布阵有着同样的奥秘。战场上，如何使用炮兵、装甲兵会直接影响战场走势。开会也是这样，首先要摸清楚不同的人的政治观点，然后在相机而动。比方说需要批判某个人，就把他安排到一个反对派的小组里。在那里，那人将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下，直到投降求饶。如果需要表达某种观点，可以把持相同观点的人安排到一个组里，形成一种强烈的诉求，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如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炮兵效果一样。其中奥妙，非一般人能掌控。

      另一个技术难题是，必须保证各组成员动态尽快传达到领导那里。这个环节本身不难，难处在于向领导传达信息的同时，又得保证不影响各组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比方说四川一帮县委书记表达对李井泉的不满，你不能直接说我要把你们的观点拿给领导了，那样谁还敢说话啊，谁不知道李井泉很牛啊。因此稍作不慎，就会让领导摸不透低，后果很严重。

      传递分多个层次，有常规传递，有给中央常委的快速传递，还有直接给毛泽东的特殊传递，极为快速有效。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只能说那是一项高端技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技术。一般人不用去学这项技术，想学也学不到，学到也没用。

      最难的还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管的生活组。难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当年生活极其困难。生活组主要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归生活组来安排。

      这种级别的会议，本来应该由中央安排的。然而当年物质匮乏，而且人手不够，就把这项任务扔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在自家地盘里办事就方便多了。哪里可以住人，能安排多少人；哪里供应食物，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如何供应食物，办起来效率比中央高。

      名义上是七千人开会，包括司机和秘书在内应该有一万多人。有人坐飞机来、有人坐火车、有人坐汽车到，何时到、住在哪里都是非常繁琐的工作。这一万多人中间，全国各个县的都有，任何一种方言都有人会说。有些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又辣又甜，要把这些人照顾好，谈何容易啊。然而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还包括春节，大家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非常开心，怀念记忆一辈子。对此不得不佩服当年搞接待的能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地方干部，到中央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实际不是这样，比方说有个县委书记在吃饭时要了一个辣椒，接下来吃饭，不管坐在哪里，面前总有一个辣椒。如此细心周到的服务，叹为观止啊！应该说大家当时是以心换心，所以彼此印象良好。

      写这些是为了啥呢？就是想说说当年的组织效率。

      把目光放在前台的同时，也看一看幕后。

      整个大会期间，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很多工作人员是临时找的，不在编制之内，大会不管饭，干完活之后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形同自愿者，无怨无悔。

      虽然如今已经很难完全统计他们的名字，即使统计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都是这场大会背后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背后的默默奉献才有了前台英雄们的叱咤风云。

      ——在此向他们致敬。

报告暗藏的机锋

大会之前有两件事比较难做，一个就是前面说的筹备工作；另一个难题就是起草报告了。报告本身可谓暗藏机锋。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号，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月底离开北京，南下考察，十二月十八号回京。毛泽东离开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十六号，刘少奇南下广东疗养，比毛泽东晚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九号回京。刘少奇回京第二天便主持L 一个小型中央会议，筹备七千人大会问题。

      报告本身毛泽东没有过问，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刘少奇在京，起草报告由刘少奇主持；不在的那段时间，由邓小平负责。当然报告本身也不是邓小平或刘少奇亲自写的，是由中央的秀才们写的，具体就是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几个人，都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俗称笔杆子。陈伯达、田家英就不用说了，毛泽东的秘书。

      吴冷西当时的职位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本来只干新华社的活，是毛泽东让他去人民日报的。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后来还是服从安排去了。去人民日报上任之前，毛泽东给他的告诫是：“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可以说吴冷西也是毛泽东深深信任器重之人。

      胡绳也不差，当时是红旗总编辑，曾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这么几个笔杆子当时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思想和策略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起草报告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即以三面红旗为核心的比较规范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报告肯定是四平八稳，对于绝大多数会议都没问题，但在七千人大会上肯定不行。

      七千人大会不是求稳，而是求变。

      求稳的话就不用把那么多人召集到北京消耗国家资源了。所以邓小平和刘少奇都不满意，于是报告一改再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或许更早一点，刘邓二人捆绑在了一起。

      战争期间，讲刘邓，刘伯承和邓小平；现在又讲刘邓，刘少奇和邓小平。

      当然也不能苛求几大理论家。报告过于抽象了，领导既没有具体指示啥的，只能按部就班来。他们认为按毛泽东的想法，肯定是成绩多讲点，多鼓一鼓干劲。刘邓却希望多讲一点缺点，特别是刘少奇。一边是领袖，另一边是国家元首，任何一边都得罪不起。理论家们只是干活的，夹在中间也难做。

      根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刘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少奇这一番话起了作用，理论家们再次一番又一番改稿之后，刘少奇那里终于通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又出了意外。报告一共三个部分，陆续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一月十号上午看完前两部分，写了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号到十三号），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这个批示中波涛暗涌啊，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疑点：毛泽东为何不看第三部分了？为何建议刘少奇推迟三天做报告？

      这两个答案现在不难推测。一般而言，比较重要的大会，领袖不可能不看政治报告。领袖是最后拍板的，不看怎么拍板？不看第三部分报告的原因有两个：满意和不满意。

      说满意，因为刘邓都是老助手了，工作向来比较靠谱可信，看了前面一点就知道后面也不会错。很显然这不太靠谱。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第二个问题了。应该立刻让刘少奇把报告发放给大家好好学习、分析、研究，以便解决问题。何必推迟三天耽误时间呢？要知道共产党在历史紧要关头历来讲究兵贵神速的。

      解决民生问题，生死攸关，怎么可能白白浪费三天时间？

      那就是不满意咯。直接说不满意也解释不通。因为毛泽东的身份是党主席，党指挥军队、党领导政府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果毛泽东不满意，他完全可以跟刘少奇说，这个不行，还是改一改吧，咱们的政策还是应该如此这般。三天时间足够把报告改一改。就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也可以亲自修改。因为他本就是最高领导，有权这么做。然而他没有这么做。

      既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还是不满意——但有两种可能性。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批示最后一句——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已经表达不满了。看看他的电报和批示，很多重要问题都是这种口吻。他的意思应该是让刘少奇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改一改报告，这一点刘少奇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对毛泽东太了解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非常了解。毛泽东虽然暗示修改报告，却没有暗示再保守一点或激进一点。

      当时刘少奇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求变。报告里谈的变革远远没有达到刘少奇希望的程度。刘少奇没有把报告修改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其实也是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对自己究竟支持多少。毛泽东的这种表态让刘少奇很犯难，刘少奇也拿不准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要更保守一点还是更激进一点。在没有摸清毛泽东的底牌之前，刘少奇把意见藏在了肚子里。

      ——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玩政治的不同。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把心思写在纸上。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也是一样。

      刘少奇留一手的目的如下：如果把原意暴露出来，万一毛泽东选择保守，意见写下来之后再去修改，相当于扇自己巴掌。扇自己巴掌倒无所谓，更严重的是，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能会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所以他采用了一个迂回战术。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求变。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要保守一点还是激进一点？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放马后炮，当然是保守多一点，应该多讲点成绩多鼓劲。但当时的态度让（包括刘少奇在内）所有人捉摸不透。

      之前的毛泽东虽然也是这个风格，但是大家基本上知道大方向在哪里，这个仗该怎么打或政策该怎么制定，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含糊不清了？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想考验一下刘少奇，看看刘少奇究竟是啥态度，刘少奇的态度代表了很多人的态度；二是他自己当时还没有做决定，通过一系列考察之后还在思考。既然如此，索性不做决定，先摸摸大家的底。

      刘少奇已经不想再等了，所以会议进程并没有像毛泽东建议的那样有所更改。他将把他的意见放在肚子里，一直藏到一月二十七号那天才倾吐出来，给代表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按照原计划，一月十一号，代表们拿到了报告，然后炸开锅，第一波高潮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上为何强调第三部分没看？这是那个批示中最暧昧的一句话。答案：他是想置身事外，表示他对这个报告不晓得。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他自己没有形成明确意见之前先摸摸大家的底，然后才综合起来做一个判断，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历史上的毛泽东扮演的角色是最后的仲裁者，这一次也是一样，他要超然物外到最后仲裁。这也是他胜过蒋介石之处。蒋介石总是亲自卷入各个派系的争斗，时不时来一场大战。而毛泽东总能做到超出派系之外。这是领袖境界问题，先不谈。

      为了达到置身事外的目的，毛泽东建议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了，直接下发。因为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话，他就要参与讨论，即使不参与，也会有人汇报，就要面临表态问题。当时局面非常复杂，在没有形成大致统一认识之前，领袖轻易表态可能会导致矛盾激化。

      所以就有了那个奇怪的现象，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在政治局常委没有论证报告的情况下，代表们已经在讨论了。当然这么做也有道理，因为导致大跃进的一切政策都是政治局通过的，结果弄成了如今的局面，改一改方式也没啥不好。

      所以刘少奇也认同这个办法，报告直接下发了。

第一波高潮

东至海滨、西至高原、南至海岛、北至沙漠的代表们，代表了不同地区和民族，使用不同的言语，共聚北京。这一刻非常不容易。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上，像这样的时刻极为少见，更多的是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因为种种纠缠不清的利益兵戎相见。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刀兵解决问题。像现在这样，在极端困境的条件下，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言语、不同生活方式的同胞们能够收起刀枪棍棒坐下来讨论问题，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种团结向心力前面，高层政治家的纷争可以说是第二位的。

      ——无与伦比的团结，一切才有保证。

      这是咱们这个民族数经过千年以来分分合合的纠缠、百年无尽屈辱之后的重新觉悟。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花常开；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人民健康长寿；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月儿常圆，不再有屈辱和灾难。代表们于一月十一号这一天在北京看到了刘邓起草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变成炸弹，在代表们中间爆炸了。

      这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领导们进京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应对中央，很多人做了两手准备，真的一手和假的一手。也就是两份资料，一份是歌功颂德的；另一份是实事求是的。到时候看中央态度，想听动听的就给动听的，想要实际情况就给实际情况。拿到报告一看，呵，这一次来真的了，又实事求是了。而且定下调子说，这次开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说啥就说啥。

      好吧，窝在心里的火气再不喷射出来还待何时？那就说吧，哭穷的哭穷、诉苦的诉苦、分析的分析，各个组里都是热火朝天。一个县委书记说，我家没米下锅，孩子还没消肿呢；另一个一听立刻眼泪汪汪，说那算啥，我家饿死人了；又有人说，哎呀，不要吵了，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嘛，尽说那些琐事干嘛。大家擦干眼泪继续翻出资料开始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官僚，有人多吃多占，有人打过右派，有人盘剥过百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尽心办事的。要不然国家早已经瘫痪了。

      大家吵吵嚷嚷，发泄心中的怨气，所以七千人大会又称为出气大会。这些气大致可以用四个问句概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如何改正这些错误？谁负责？

      先看这第一个问题，犯了什么错误？

      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每个人都带有一大堆资料，省委书记的资料里，省里人口减少了多少，粮食缺口有多少。在市委书记的资料里，全市人口减少了多少，住房缺多少，多少人现在还在浮肿。在县委书记的资料里，全县还有多少人没饭吃，还有多少人外出没衣服穿。如此等等，太多了。只是衣食住行等方面，如果还纠缠炼钢浪费，砍伐树木、污染环境、强制拆迁房屋、强制征用土地……那就算不完了。

      ——换算成伦理言语，叫做对百姓犯罪。

      ——用政治术语来说，这叫办事不力，辜负了领导的栽培和人民的信任。

      ——换成经济术语，这叫国家直线下滑。

      历史评价：耻辱。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饥荒将深深地影响着历史。

      若干年之后，教科书上关于大饥荒的描述可能是这样的：一群无私的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领导着一个强力组织（中国共产党），引导一个积极乐观的群体（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中国农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大饥荒）。将会有很人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等不同方向研究大饥荒。这是一个比红楼梦更大的课题，将有一个学派叫大饥荒派，将有一种学说叫大饥荒学说，将得到很多学术成果、诞生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将会有很多政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既然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总应该纠正吧。当然要纠正，大家来到这里就是纠正错误的嘛。在纠正错误之前首先得明白为啥会犯错。

      原因无外乎那些。一个是自然灾害。那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比往年猛烈，一些地方淹了，另一些地方干旱了，造成一部分地区粮食减产。这是事实，但非主因。

      其次是苏联逼债。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失误了。当时主要政策是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在当时还是不可动摇的。哪怕是刘少奇，也没有表示过要动摇三面红旗。因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动摇三面红旗，相当于动摇一切，此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中国真正摆脱三面红旗，应该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不要指望那个时候否定三面红旗。因此大家只能在三面红旗周围找问题。

      找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确实，白区或者苏区干部，很多人虽然出身农民，却很少有种地的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地，或者地很少，而且年纪轻轻就搞革命去了。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基本上就没有种地的可能。解放之后，他们一下子变成各个部门的领导，但思维还没从斗争中转变过来。

      比如说山东省委书记苏童，人家把三亩地的麦子放到一亩地里说这是一亩地产的，他相信了。以周恩来为例，吴芝圃去河南放卫星，请他参观，他去了。以刘少奇为例，刘少奇出身小地主，本来应该接班父亲继续种地的，没想到投身革命，四十年之后成为国家主席。然而五八年九月份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不但相信了，还反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看到这一幕是不是哭笑不得。以毛泽东为例，人家告诉他亩产一万多斤，他跑去找钱学森论证。结果钱学森说：从物理学角度上，如果技术条件满足的话，是可以的。结果毛泽东以钱学森的话为依据，到处宣传。殊不知钱学森也和他一样，对种地是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

      这是经验。然而问题并不是缺乏经验能解释清楚的。领导不懂种地，但是在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懂种地的。四九年建国，到五九年十年中，就算每年汇报一级，十年时间应该上报到中央领导那里去了吧，然而这事没有发生。相反，当毛泽东对农业没底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对他说没有问题。当毛泽东对炼钢表示担心时，计委同志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间出了差错。差错是啥呢？往浅了说是骄傲自满：老子天下都能打，还搞不定种庄稼？事实还真搞不定。往深了说，官僚，官本位思想：老子当了领导就是老大，表示老子很牛叉，就是管理你们这些屁民的，你们要听话，好好干活，其他的废话少说。

      几千年的思想沉淀么，没有官本位思想反而不正常了。即使现在还是一样：地位最高就表示能力强，不仅仅是当官本领强，连种田都强，虽然从没种过田。看看各个高校内部，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前面几位都是几个地位高的老头子。翻遍整个科学史也找不到哪个时代的科研是靠老头子的，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种盛况，——只应该出现在戏剧中的盛况。

      当然没有谁承认自己是官僚，他们每个人都为国家出生入死过，当官之后自认为很勤政。但勤政不代表能把事情搞定，勤政不代表能搞定客观规律。如果勤劳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科学界早就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了。

      官本位思想是不能承认的，骄傲自满是可以承认的。所以大家纷纷自我批评曰，我骄傲自满脱离了现实。另一个原因是思想上的，就是左倾。谈大饥荒的教训，肯定绕不开庐山会议。正是庐山会议导致了反右，导致了各个省次一级的庐山事件，导致各个市、乃至县、村一级无数个“山寨版”的庐山事件，即很多右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给右派平反势在必行。其实也没啥，无非就是一顶帽子嘛，摘下来就行了呗。就是下发一个文件，盖章，无需多少成本。

      然而平反牵扯到一个人——彭德怀，标志性人物嘛。比如说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白玉洁，第一次大会上的位置比较靠后，把望远镜给带来了，以便观察主席台上的那些大人物，同时还在寻找一个人，彭德怀。白玉洁回忆：少奇的报告里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对困难严重讲了他的看法，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那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了，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经有了感觉，但是还不彻底，还留神的是，看给彭德怀平反了没有，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不了，没有彭德怀，主席台上没寻到嘛。

      ——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都能想到，其他人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彭德怀的问题不仅仅是一顶帽子的问题，还涉及到领袖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如果给彭德怀平反，又得牵扯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彭德怀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对立面的那些人就是错的，要不要追究责任？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句：如何解决问题？

      在我们看来，如此严重的大饥荒简直是一团乱麻，要解决基本上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放到今天，唾沫都能形成海洋了。当时也不差，也是唾沫横飞，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趣。

      具体来说就是反一个主义，叫分散主义。

      那年代有很多主义，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这个分散主义俨然非同小可。啥叫分散主义呢？要从苏联说起。建国之初，苏联的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模板。苏联那时候搞计划经济，而且搞得很认真，说，计划即法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刻板的计划经济迅速官僚化，失去了活力，没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出路就是决策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五八年六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这就是所谓的分散主义，就是把原来属于省市级的权力下放到县级。

      注意，权力是下放给地方政府，而非下放给企业，跟市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这样一来造成地方权力过大。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林林总总的小派系，却是大同小异，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现在出了问题，又来反分散主义，相当于说地方没干好，要把权力收回去。地方干部当然觉得憋屈。努力干活，好好炼钢，出了成绩是你们领导的，有了责任让我们了顶，我容易么我？自然是闹成一锅粥。

      分散主义该反么？该。经过一番争吵论证，领导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反了分散主义。为了反分散主义，高人们给它罗列了一系列罪名：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除了最后一项，其余基本属实，该反。反分散主义，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责任问题。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即谁来负责？别的问题都好说，吵吵嚷嚷，口水唾沫横飞，争吵到最后总会有个结果。至于哪一个结果并不重要，领导还是领导，饭碗还在手上，衣食住行不用发愁，最多也就是不像之前那般风光了。这个责任就不一样了，追究到哪个头上，那是要倒霉的。况且这可不是小责任呐，死了那么多人，谁都扛不住的。那个吴芝圃不是牛气哄哄么？追究到责任之后，还不是可怜兮兮地说，引颈就戮也心甘。

      为了避开责任，大家开始说了。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高指标要不要反？反分散主义，相当于上层踢下层的屁股。搞指标则是上层给下层的任务，要反，上层领导自然脱不了干系。又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庐山会议左倾要不要反？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生活不正常，说高层思路不对。这个牵扯到给彭德怀平反，很敏感。个别胆大的则开始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还有相当一部分狂人认为，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还应该继续跃进，再跃几下就过去了。确实，到时候人死光了，啥问题也没了。

      这些人分别加入激进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完全不知道这么争吵是在浪费全国的粮食，如此争吵肯定不是办法。你让代表们去吵，吵个三年五载也不会有眉目。要看高层的行动了，当然高层的行动也很快。

大人物的态度

前面讲过，中共开会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各个组的意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传，下面吵翻天的局面自然躲不过上层的耳目。下面之所以争吵，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今后该怎么办，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如何落实。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不仅仅可以压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甚至可以压垮一个阶层。

      报告发到代表手上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月十七号这天，刘少奇行动了。他主持了一个会议，一共二十一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主要成员都是老熟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陶铸、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级别最低的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一群大人物在上面开会，目的是要解决下面的困惑。然而他们只是级别高一点，面临的问题和下面那些情况一样，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从十七号争论到二十四号，将近八天，占了此次会议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八天里，他们分成两派：中央一派和地方实力派，就责任问题争论不休，火药味很足。中央一派反分散主义，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实力派则不同意，说中央政策有问题。反正都是自己人，关上门吵翻天也无所谓。

      为了解决问题，刘少奇先从报告本身入手。刘少奇就说了，既然这个报告引起这么多意见，咱们就来看看是不是报告本身出现问题了，要不要考虑一下修改一下，或者干脆不要了。

      大家议论纷纷一番，虽然个别人对报告本身持保留态度，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报告写得不错、有水平、有思想、有才华。连向来不太喜欢表态的陈云都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那么就这么过了。

      既然报告不需要推翻，那就找到报告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解决了核心问题，其他事都好办。那么核心问题是啥呢？是不是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这次大会中，大家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

      提到反分散主义，争论又来了。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反分散主义。

      周恩来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言外之意——不反掉分散主义，鼓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说：集中统一，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反分散主义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从实际角度出发，论证了反分散主义的必要性。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甚至会出修正主义。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我脑袋里是一九五八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尽管说法婉转了一点，意思一个样，反分散主义。

      以上诸位都是反对分散主义的，因为他们都在中央工作，反分散主义，即可以把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因势利导，顺势把责任疏导到下面。暗示之所以出现大饥荒，是因为下面执行中央政策时出了问题。地方实力派也不是吃素的，看看他们的反应就明白了。

      柯庆施：现在考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要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里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柯庆施时任华中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很显然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当着领导的面不好明说，只能旁敲侧击。

      陶铸：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

      王任重：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应比较强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对反分散主义不满。

      彭真的观点很独特：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得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算是特殊的地方大员，因此观点独特。

      听彭真这么一说，柯庆施立刻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态度亮出来了，不买账。如果地方不买账，中央也没办法。地方这些人也是政治局的，虽然资格没有中央那几位老，却也不容忽视。何况中央那几位也没最后拍板权，上面还有一位领袖。领袖跟柯庆施、陶铸这些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基本上就是这样，在中央工作的上级，同意反分散主义，把权力上缴的同时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大员们，虽然表面上尊敬领导，说话委婉客气，但是对反分散主义有意见，认为还要反主观主义和高指标，那样意味着中央也有责任。虽然讨论了无数种可能、说了无数冠冕堂皇的话，核心没变，就是责任问题。

      人嘛，都是趋利避害的。

      如果柯庆施回到华东开会、或者陶铸回到中南开会，效果也是一样，肯定是柯庆施、陶铸这样的领导强调反分散主义，下面的人也说要反高指标。

      其实这一切一句话就能概况：这个大会既然开了，就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要交代，就要落实责任问题。然而这个责任太大了。没有人愿意承担，也没有人承担得起。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争论到最后决定把报告再改一改，采取折中态度，大家一起负责，也就是说全部自我批评检讨。

      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换成个人，即使挫骨扬灰也是担不起的。其实这只是暂时和解，渡过难关而已。未来的四清运动，乃至文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谁为大饥荒负责。

既然说到责任，就绕不开毛泽东。这帮人虽然足够大了，但还不是最大，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在下面他们是领导，然而在毛泽东那里他们都是下属。对下属，他们讲分散主义，把责任引向地方。对领导毛泽东，他们又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毛泽东除了写下那个批示之外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仿佛置身事外一般。站在现代的观点看，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毛泽东高高在上，基本上不会犯错的。如何定位毛泽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考虑导致了此后岁月里不同的命运。

      最勇敢的当属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这段慷慨陈词，不仅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了彭真一生的亮点之一。彭真彻底过了一把英雄的瘾，成了唯一一个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错误、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这段话日后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载入史册。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接下来毛泽东忠实的粉丝陈伯达同志向彭真开火了：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看来当英雄真的不容易啊，因此英雄才显得可贵。我们需要英雄，历史也需要英雄。没有英雄的现实是无聊的，没有英雄的历史是懦弱的。

      对彭真而言，陈伯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来人。比方说江青，就把彭真折腾得不轻。比方说在场的柯庆施，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作为刘少奇永恒的对手，他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人才，比如说张春桥，比方说姚文元。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将见识这些人的威力。

      然后是邓小平。

      邓小平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和彭真一个意思，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只不过他说的很艺术，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为自己开脱。正是靠这份“艺术”，若干年之后文革兴起，刘邓一起倒下，刘少奇身死而邓小平留下有用之身，最终东山再起。

      刘少奇：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角度不一样，意思相同。此时还没到刘少奇表演。他需要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他没有把真实态度完全亮出来。

      遇到大事总少不了周恩来的表态。周恩来和以上三位不同：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话很明显，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扯上毛泽东。这是周恩来的一贯策略。

      现在看起来，周恩来的话让人费解。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说周恩来的所见所想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多，那也不现实。以周恩来的才华、智慧、以及掌控的社会资源，均不比刘邓差。周恩来这么说，更多是要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其中原因后面分析。这里只需要支持，若干年后，当刘邓被当成走资派打翻在地时，周恩来的身份仍然是毛泽东的合作者。而彼时的英雄彭真，已经在刘邓倒下之前摔得脊背着地。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另一种论调，至少在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大会本来就是要集权，权力集中到哪里，自然集中到中央。中央领袖是谁？毛泽东。中央权力自然要集中到毛泽东手中。如果此时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那么意味着集权本就不应该。刘少奇等人应该也想到了这一层，想到了还要去做，只因为他准备大干一场。

      ——选择决定命运。正是在这一瞬间，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政治生命的不同。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比方说，周恩来当时如果采用和刘邓同样的立场，以后会怎么样呢？以周恩来的威望和办事能力，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能阻止文革么？这是一个假设，不太容易得到答案。个人认为，答案倾向于否。如果周恩来选择和刘少奇一起，也许文革会晚一点来，但终究还是要来。

第十三章  舞台上的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人民大会堂。

      这天北京城将近零下十度，很冷。代表们的心却暖起来了：终于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终于可以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主持的会议了，最重要的是——责任问题弄清楚了。

      通过前面一番折腾，大致问题都落实了，虽然未必客观，却有了说法，也就是有了交代。最重要的是责任落实下来了，集体负责，都有责任，都没有责任。这样看起来是和稀泥，然而想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唯有解决而已。比方说河南问题，吴芝圃愿意以死谢天下，但是真把吴芝圃给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杀了吴芝圃，下面路宪文、马龙山等人也得杀掉吧，和他们同一级别那么多人难道全部杀掉？杀掉之后国家谁管理？而且中央和吴芝圃有关系的领导也难脱干系吧，怎么办？和吴芝圃同一级别的李井泉、曾希圣等人怎么办？不可能全部杀掉。就是说吴芝圃想死也不能让他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

      落实责任——是大会前半个月最大的收获。落实到责任之后，压在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也就落地了，接下来该见领导人见领导人，该享受享受，该干活干活。心理暖洋洋的。接下来就可以全力以赴解决问题了。

      让代表们意想不到的是，刘少奇已经准备给他们心里再添一把火，把他们本已回暖的内心加温到火热。

      从一月十一号开始，半个多月过去了，一万多人在北京吃喝拉撒睡了那么久，七千多人吵了那么久，也该碰碰面了，来个总会面。把全国这么多人叫过来，领导不发话说不过去啊。于是中央决定二十七号那天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七千人大会最为重要的一天。

      刘少奇成了最为闪耀的明星。

      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高级领导，感觉很兴奋、很幸福，同时也有所期待。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家使劲鼓掌啊，掌声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分钟。——热烈啊。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然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议。

      按惯例，大会开始前要有一个开幕式，说说咱们为啥要开这个会议，要解决哪些问题。同时领导人还会送给大家一点精神福利，说同志们工作辛苦了、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之类的话。按道理说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最高领袖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应该唠嗑点啥吧。大家都期待毛泽东能说点什么，然而毛泽东却是单刀直入：“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把代表们的精神福利给省略了。

      而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湖南腔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而且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中间没看稿子、没有休息、没有提示，中间除了被掌声打断之外没任何停顿。很有王明的风采。

      在中共开会史上，这是一个相对例外的现象。绝大多数会议报告都要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领导复核、然后拿稿子去念，然后听众们带笔和笔记本，小心翼翼地记录着领导的话。然而此次刘少奇完全打乱了这一切。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六十四岁，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三年，离倒霉还有四年，离生命终点还有七年。

      刘少奇的观点出乎意料。大家以为他只是把之前报告上的观点总结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加了这么多料。惊讶之余又很兴奋。

      前面说过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没有拿出全部观点，开会时也没有亮出全部观点。换成以往，他会等到毛泽东出牌之后再小心翼翼地跟进，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面对大饥荒，他选择无论如何留一手，以免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当着全体代表的面讲出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代表们会把他的观点传播到全国。直到此时，刘少奇方亮出本色。

      如果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某个时候精神上“顿悟”，那么这篇演讲就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精彩的三个小时。他用三个小时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三个小时里，刘少奇用他的智慧做了一篇可以称之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通篇概括起来是这么几个台阶：承认问题严重和政府工作失误，突破毛泽东划下的框框，这叫虎头；认为大跃进成绩第一位、坚决支持三面红旗，这叫蛇尾。先来看看虎头和蛇尾。

      虎头之一：承认问题严重性。

      刘少奇：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

      刘少奇：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刘少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全场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之前的报告里都没有如此直白。

      当年那个时候，正是历史上左倾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有意见要保留，想挑点毛病必须拐弯抹角，绕山路十八弯之后才能漏一点。三年之前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仅仅把问题的一部分摆出来，就惨遭批判。这次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如此说话，自然反响强烈。

      大家一听，将信将疑：难道这次要来真的？刘少奇继续加料。

      虎头之二：天灾人祸三七开。

      刘少奇：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零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三七开之一：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评价，靠谱到直到几十年之后才被认可。几十年来，大饥荒一直被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就连刘少奇的政治搭档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仍然把大饥荒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坚决不承认政策失误，坚决不承认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领导出了问题。

      可以想象当年刘少奇当着全国大小官员提出这个论点时，代表们心中是何等震撼。如此犀利的言辞，即使在如今也难得一见。与此相比，如今各种所谓的解密文字，还不如半个世纪之前的内涵多，还不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演讲来得实在。

      刘少奇演讲中的两“虎头”，实际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相当于对当时的政策说“不”。当时的左倾风潮相当严重，一般人是没有胆量、也没有资格说“不”的，说了之后的结果会很难看。即使你是彭德怀，也可能很难看。刘少奇说得比彭德怀还多。但是彭德怀在庐山之上就挨批了。刘少奇不仅没有挨批，还赢得了一系列资本。因为他还有后招。

      然而在任何时候故事都是这样的：要在语言上与众不同容易，要把与众不同的言辞付诸行动却很难。正如现在若干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的先生小姐们，整天叫嚣着体制改革却从来拿不出具体步骤，一会要土地私有，一会又叫着国企改革失败，搞的跟三闾大夫屈原似的。

      调子定的高，口号喊得响，没有可行性有啥用？

      当年刘少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两板斧，那么很遗憾，他将完蛋。因为按照这个调子搞下去，接下来还是要追究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前面已经有了共识——集体负责。这里继续追究必然会追出新的政治运动，最可能的就是继续左倾运动，经济建设也不用再搞了。庐山会议的前车之鉴还在眼前么。后来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感慨：咱们这些带兵的丘八干不过拿笔杆子的。说白了，政治水平不够而已。刘少奇的目的恰好是要搞建设。

      要搞建设，把罪过的调子拉这么高是不行的。不仅仅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下面那些官吏也通不过。想想嘛，这些年来大家辛辛苦苦地干活，现在好了，你宣布人家都是错的，等于说人家都说笨蛋。人家都是笨蛋了，还怎么让笨蛋干活？换句话说，即使笨蛋听了你的话，顺你的意去干活，那接下来再出错也情有可原，人家是笨蛋嘛！再说了，你说人家都说笨蛋，人家就认？凭什么呀。

      换成一个政治水平不够的，大概到此为止，一阵激动过后闹得不可开交。庐山会议最后之所以闹成那个样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彭德怀捅了马蜂窝之后没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少奇不一样，他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个大转弯，从虎头转向蛇尾。

      蛇尾之一：另一个三七开：缺点和成绩是三七开。

      刘少奇：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大饥荒三年还有七分成绩么？不信。相信现在也没人信，鬼都不信。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七分成绩，要是成绩掉到五分以下呢？还要死多少人！即使刘少奇本人也不见得信。如果他相信这个，也就不会不顾一切地去调查、调整、去跟毛泽东硬碰。

      难道这么说只是忽悠人？可以这么理解，有忽悠的意思与必要。毕竟不忽悠的话，后果很严重。不忽悠又能怎么样？全杀掉或者拿下？开玩笑。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代表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支持自己接下来的政策调整，求变。忽悠只是一个手段而已。除了忽悠之外，这段话里还有两个信号：安慰与暗示。

      可以理解为安慰：集体承担责任，既往不咎，回去好好干活吧。虽然错误很多，但是成绩跟多，比错误多好几倍。也就是说你们不必过于畏首畏尾，干部还是你们当，活还是你们干，领导待遇照常。

      同时也是一个暗示：三分小辫子留在这里，干不好的话，呵呵，你们懂的。——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现在被刘少奇学到了。

      事实上蛇尾之一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为蛇尾之二做铺垫。

      蛇尾之二：全力维护三面红旗，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刘少奇：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刘少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这条蛇尾太致命了。

      问题的根子就在三面红旗，还要去维护三面红旗，还要拼了老命去调整？这是怎么了！当刘少奇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当他同意土地承包时，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三面红旗，而言语上却又说得如此坚定！为什么？答案能找到两个。

      第一个答案是，时代局限性。这个听起来像是空话套话，但确实如此。观察刘少奇一生，直到文革被打倒之后，刘少奇也没能从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不仅仅是刘少奇，其他人也没能突破。正因如此，大家才一起大跃进起来。

      三面红旗不仅是毛泽东的毕生心血，也是那一代人的毕生心血，是把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移植到经济建设上的结果。它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将在毛泽东篇章里详解。

      离三面红旗距离最远的是邓小平的猫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唯结果论。如今看来，唯结果论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有种种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值得称道：从理论上突破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饥荒有其必然性，因为那是计划经济的死角，是那种几十年之后才能看清楚的死角。当时大家能做的就是分散权力或集中权力。然而不管分散或集中，权力都在政府内部。当权力分散到地方，就会惹来大饥荒。

      后期权力集中，又惹出各种运动，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小四清运动和刘少奇主导的大四清运动，都是集权之后的结果。那些东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诞生。

      其实分权或集权都没错，只是对象错了。

      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分权应该分到体制之外，就是今天说的市场。当初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散主义，实际是体制内的分权，就是中央放手让地方去干。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失去束缚的官僚是可怕的。

      遇到较大的风波，政府适当集权，如金融风暴来临，或者大面积传染性疾病（如非典）等，政府应当加强调整。仅仅在体制内部分权或集权就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才要改革。因为分权和集权的平衡点不好把握，所以改革是一个延绵无尽的话题。

      即使是如今的政府，很多地方做得也不到位：因为个别人的利益问题，该分的不分，该集的不集，惹出很多不必要的怨气。唉，又跑题了。

      当然半个世纪之前的领导们并没有这种观念。因为还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才难嘛，才要摸着石头过河嘛。但是错误就该承认，大饥荒就是大饥荒，主因是政策出现问题，不是自然灾害。即使之前有不承认的理由，现在也应该承认了。就是错误嘛，认了，也没啥大不了。这世界还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和政府。

      虽然刘少奇已经很优秀，做的很不错了，但也不要指望他能在五十年前能更进一步突破。因为他也不是神。

伤

对任何一个想要变革的人而言，必须要有理论依据，要不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变革对象依然强力的情况下。想成功，必须要获得权力最大的那一位的全力支持。

      商鞅取得巨大成功，因为有秦孝公全力支持，秦孝公死，商鞅被五马分尸。

      王安石变法失败，因为最后宋神宗动摇了。

      张居正取得成功，只因为皇帝幼弱，皇帝的年轻妈妈对张居正很信任、很依赖。

      戊戌变法失败，皇帝虽然支持却没实权，有实权的慈禧老奶奶反对。

      对此刘少奇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人。

      第二个答案是一个人，毛泽东。这一次口头报告，刘少奇算是亮出了所有底牌。但是毛泽东究竟是啥态度，他依然不知道。好比两个人下棋。一个人的棋路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另一个人还在思考。

      总结一下刘少奇此次报告的最大收获。一个是一番慷慨说辞在代表那里赢得了一个满堂彩，这些人相当于整个国家机器。另一个收获是突破了毛泽东的框架，具体来说就是那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虽然远远没到位，至少突破了毛泽东给大跃进写下的公式：九分成绩一分问题。翻译成白话，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不准确，我说的才是对的。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赢得满堂彩，相当于降低毛泽东的威望同时提升自身威望，一箭双雕。

      在此之前：最高层只有一个声音，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只是配合；此后最高层有了两个声音，分别来自毛泽东和刘少奇，而大家对刘少奇的声音更为认同。通过这个转折，相当于天空中由一个太阳变成了两个。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做了两手准备：即通过情理和组织双重方式说服毛泽东支持自己调整经济。现在清楚了，情理一手，就是两个虎头，把实实在在的困难摆在毛泽东面前；组织上的一手就是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在组织内部增加自己的威望。这两手他玩得都很成功，此后的组织力量渐渐偏向刘少奇。几年之后摊牌时，毛泽东必须依赖军方控制局面。

      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上，而且很巧妙。直到此刻，刘少奇依然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坚决捍卫三面红旗，对毛泽东也是一种安抚。包括对彭德怀的那一大段说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安抚毛泽东。然而刘少奇很快就会明白，在毛泽东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他去安抚别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少奇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在虎头和蛇尾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断层，刘少奇把他自己夹在断层之间。为了解决困难，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必须亮出虎头——即困难多多。然而他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理论做指导，没办法再次寻求三面红旗。大家都站在红旗下，他想寻求支持者，也没法走太远。

      如果让刘少奇放手去干，若干年后，他也可能根据实践、在他人的帮助下总结一个“刘少奇理论”出来。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说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说打着红旗反毛泽东，并没错。

      打着红旗：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必须借助三面红旗领导大家。

      反红旗：红旗理论出现错误，要变。

      刘少奇一生以理论家称著，最后却被夹在历史的夹缝中，牺牲了自己、同时牺牲了很多同志。除了说那是时代的悲哀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起，打倒刘少奇，说他搞修正，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冤枉他。只不过在今天看来，那年头就应该多搞点修正而已。只可惜当时大家不明白。毛泽东不明白，刘少奇不明白，其他人也不明白。所以当刘少奇要修正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时，一番交锋不可避免。

      评，刘少奇之伤才是整个时代之伤。

第十四章  林彪，一九六二

刘少奇通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威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少奇的声音能够一统天下。即使在毛泽东没表态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同的声音。

      最强的音符来自林彪。

      两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九号，第二次全体大会，林彪讲话。

      一九六二年，林彪五十五岁，年轻毛泽东十四岁、年轻刘周九岁、年轻邓三岁，位居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同时兼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人物。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当时基本上都是政治空壳，没有一个掌军。

      一九六二年，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因为彭德怀问题遭到削弱。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因为刘伯承粟裕靠边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第四野战军原本就强大，加上林彪得势，更了不得。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基本上都是四野的人马占据着。

      主席台下，基本上都是从军队转政的，还有数量相当的军人。其中不少人从军队转行的，都在四野干过，曾是林彪的下属。

      林彪的身体不大好，平时不怎么干事，也不怎么说话。但是当他开口说话时，每个人都要仔细认真地听。因为他的语调虽轻，分量却很大。

      说真的，林彪的发言并无新意，只因为是林彪说出来的，又因为林彪的地位和后来的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这里顺便解读一下，澄清若干误会。

      林彪的讲话，概括起来就是——老一套。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大实话，因为三面红旗原本就是集体创作认可，挂在领袖名下的。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也是大实话，那些话原本就是毛泽东提倡，各级干部挂在嘴上的。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前半段是实话，后半段有点虚。经过大饥荒之后，谁再说“大跃进正确”，谁就是瞎扯。但是林彪不一样。三面红旗之下的大跃进基本上席卷了所有重要人物，但林彪是个例外。他身体不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听报告，基本上不管政治上的事。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还是大实话。

      ——这是林彪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基本上是实话实说。

      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段话被误解为阴谋家言语。改革开放之后，这段话又被一系列曲解，以讹传讹。这里没有为林彪翻案的意思。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林彪这段话就是一般表态而已。当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表态的，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态度最激进的刘少奇也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么。就算态度严肃点吧，但何曾见过林彪嬉皮笑脸地说话作报告？

      话说回来，就算党内民主风气浓厚，别人可以反对三面红旗，唯独林彪不可以反对。林彪身份特殊，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基本上算是军队的代言人。如果掌控军权的林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军人干政的罪名基本上就坐实了，估计就要当彭德怀第二（这也可以理解为二人的不同：换成彭德怀，估计拉都拉不住。林彪做了更为谨慎的选择，虽然不如彭德怀勇敢，但也无可厚非）。当然林彪也没有蠢到那份上。如果足够民主，彭真可以反对，陈云可以反对，林彪不能反对。我们也不能因为九一三事件就对林彪的表态继续泼脏水。

      一九六二年的林彪还是军界极具威望的统帅，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逃走。

      和所有人一样，林彪拥护大跃进，那么他对大饥荒有怎样的认识呢？很显然，还是老一套，没有任何新意。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林彪说：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这些话概括起来就是，自然灾害导致了目前的困难，咱们物质损失了一点，精神却提高了。损失的那些物质，就当交学费了，以后我们会得到超额回报的。后人据此认为林彪说这些话时居心不良，没安好心，属于阴险小人之行径。

      ——很多年来这些脏水几乎被当成主流观点加以宣传，本人对此不敢苟同。

      直到很久以后国家还在宣称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也是到外面四处转悠之后才了解到问题严重性的。林彪当年是个病秧子，见了光就不爽，听见水声就拉稀。基本上就是待在一个恒温的房子里听点报告，而且不能听太多，听多了累。不可能像彭德怀那样跑出去调查，也没有刘少奇那种力量水平或政治谋略。他的信息就是都是从报告里听来的，那就是他得到的事实，他根据这些事实说话，也没啥好指责的。

      当然，林彪可能从某些渠道得到过大饥荒的信息。他是国家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常委，且是军方代言人，有足够的信息渠道。然而林彪的性格是谨小慎微的。

      林彪的言语中有瞎忽悠的成分，比方说“交学费”的论调，就是瞎忽悠。在军界代表的身份无法提出反对观点的情况下，必须自圆其说。以林彪的理论水平，能想到“交学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是会场，人家的专业是战场，应该体谅一下呵。

      但是在那般严重的会场上，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不是忽悠两句就可以的。身为国家支柱型人物之一，在大会上啰嗦了那么久，必须要找到问题的原因才行。

      原因是什么呢？林彪的答案：大家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是在拍马屁么？比起彭真那一番响亮的言辞，确实像是马屁。日后宣传也是按照马屁样板宣传的。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不听上面嘛。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看就是这样：下面在搞分散主义。这个大会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啊。所以说林彪这些话和其他人依然没有不同，都在反对“分散主义”嘛。只是林彪看问题更像是从军事角度切入而已。

      既然现在有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困难呢。林彪给出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两个字，团结，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那就是——实事求是。

      这么说并非标新立异或者说哗众取宠。事到如今，应该理智一点，避开之前的宣传误导。不能因为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干的事，就判断这个人就是为了九一三事件而生的。

      不能那样。

      看看周恩来的发言，跟林彪的发言对比一下，就是一盘双色鱼头各半边——一个味道，这里就不列举了。现在看一看被认为刘邓路线的另一个代表，邓小平在大会上的发言。

      邓小平说：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

      邓小平说：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邓小平说：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12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邓小平说：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四年之后，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然而七千人大会上的邓小平，这些发言和林彪有多少本质区别？

      同样，朱总司令的发言，也是吞吞吐吐，因为他对形势并不明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政治选择。朱德和林彪的发言，则应该是政治觉悟一般的军人的正常体现。

      考虑到林彪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不能指望他在政治上比刘少奇做得更多。战场上，林彪是大师。到了政治舞台，也许他不能算太差，但在刘少奇这种大师级人物面前，还是丘八一个。你可以指责他谨小慎微，如此而已。

      谨小慎微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跑出去调查，不了解实情，没有发言权；之二：他是军人，不能干预当时的政策，即必须全力维护三面红旗；之三：林彪看问题，是站在军事上看，让他换个角度，不好意思，他只擅长军事，连生活都很外行。就算他想要烧一把火也没那实力。

      在政治舞台上，哪个不是谨小慎微。除非到了必须抉择时，如彭德怀在庐山，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说白了林彪就是一个军人而已，离开了战场，他不见得就比一般人强多少。没必要要求半个世纪之前的军人能预知未来，没必要拿顶级政治家的水准要求一个军人，也没必要因为军人后来犯了错就狂扁一通。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起身鼓掌，曰好。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林彪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证据。其实正好证明毛泽东和林彪看问题的角度是一致的。我们在大饥荒篇章里，解析“致命的三面红旗”时已经指出，三面红旗如果顺利实施，中国将变成一个半军事化国家。换句话说，三面红旗本身就含有“以治军的方式治国”的理念。所以说在对待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看法一致一点也不稀罕，都是军事视角嘛。

      但林彪的态度确实增加了毛泽东反击的底气。因为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他的意见就是军队的意见，毛泽东正是通过林彪的发言摸到了军方的立场。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敢于在组织上占劣势的情况下发动文革。但不能因此说六二年的林彪就怎么怎么样。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反击

开会，尤其是重要会议，其实就是领导们表演的舞台。何为领导？把那一大堆抽象枯燥的词语换成白话，也就是你说话时大家要好好听，听到之后记在心里，并且回去实施。你讲话没人听，你的政策没人理会，那不叫领导，那叫傀儡。平时嘛，娱乐休闲啊什么的，都是正常。但开会时不能出差错。所以每一次重要会议，领导们都会仔细穿好衣服、整理好头发，把心气和精神调整到最佳状态再去表演。

      七千人大会上，国家领导刘少奇虽然把自己置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却通过大胆犀利的言词赢得了一片掌声，风光占尽，大有直上云霄之势。

      作为领导的领导——领袖毛泽东，又该如何表演呢？确切地说，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反击。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同志们的心再次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要不然，所谓领袖就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空架子。

      毛泽东的反击策略有两个：一，占领理论制高点；二，抓基层干部。

      这两手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成功的法宝。有了理论制高点，就可以理服人、掌控话语权，和蒋介石斗，扛起民主大旗；和张国焘斗，打中央招牌；自己登上领导岗位，那就横扫天下。抓住基层干部，相当于抓住整个组织体系，遇到要紧事，召开扩充会议，扩进来的人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干好这两手，意味着事半功倍，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无穷的力量。

      既然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首先就应该研究一下他的动机。

      其实动机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就是团结、鼓劲。

      三年前，大跃进受挫，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召开神仙会搞团结。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干部究竟怎么了？为何败得如此惨痛彻底？毛泽东不明白。但是会议必须召开，不开，混乱将继续。所以仅仅召开大会，却始终沉默不语，摸清大家的心思，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三年前他可以信心满满地教育广大干部，继续干。现在他没有这份信心了，他惊奇地发现，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的走势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

      三年前是彭德怀，三年后是刘少奇。

      刘少奇发表那番语惊四座的演说前并没和毛泽东沟通，相当于对毛泽东搞突然袭击。后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此话甚有道理，这口气很大程度就是指刘少奇搞突然袭击。九年之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林彪也来这么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从刘少奇身上得到的灵感。只是林彪的政治能量远不如刘少奇，所以连一年都没有坚持下去。

      当然刘少奇已经决心改变，有理由那么做。为了实现改变，他选择绕开毛泽东。现在又有一个假设：假设刘少奇和毛泽东沟通一下会怎么样？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不会有答案。但是这个假设，答案可以猜测：否。因为刘少奇的策略是有矛盾的。代表们因为当时听得爽，还没有体会到虎头和蛇尾之间的断层，毛泽东却看的很明白。

      毛泽东感觉很不爽。好哇你个刘少奇，有底牌不亮出来，跟我玩突然袭击！毛泽东恼火的不仅仅是刘少奇的观点，还有刘少奇表达观点的方式。此时的刘少奇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掌控，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了。尽管刘少奇还在幻想获得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

      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拿下彭德怀，让所有敢于反对的声音闭嘴，让所有人无条件响应号召。那时候大饥荒的征兆初现，大家还没有见识到它的威力。经过大饥荒的三年施虐之后，毛泽东谨慎很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要把广大干部团结在自己身边。下命令是自己的活，执行命令却要下层去干。刘少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赢得人心。正如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同样十分了解刘少奇：如此严谨的同志，表现却如此反常，表明他已经下了决心。毛泽东明白，刘少奇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忠实助手，如今已经羽翼丰满，要自立门户唱戏了。

      接下来就看看领袖是如何出招的。

第一招：理论制高点

毛泽东要想胜过刘少奇，必须拿出更为深刻可行的东西出来。然而这一次有点难。如果按照刘少奇那个报告的思路更进一步，或许会赢得更多掌声。但毛泽东是不会那么干的。原因是刘少奇的那虎头和蛇尾之间的巨大矛盾。毛泽东绝不会让自己陷入矛盾的境地，他做重要决定之前，都有完善的理论依据。

      三十号的会议上，就一件事，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也是口头报告，既然刘少奇是口头报告，毛泽东更没道理念稿子了，要不然气势上就弱了半截儿。大家对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都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历次艰难关头，毛泽东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大饥荒肆虐，大家再一次希望毛泽东拨开云雾见青天。

      代表的脑袋里回忆着过往的一幕幕。

      第一幕：秋收起义之后，队伍接近解体。毛泽东对余下的队伍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这样一条决定性原则，然后带着队伍去井冈山，为日后共产党提供落脚点。

      第二幕：遵义会议，战略转移逐渐进入死局，又是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然后队伍到达陕北，共产党再一次逃出生天。

      第三幕：一九三六年，国、共、日三方纠缠不清之际，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最复杂的时刻指导共产党从容应对。

      第四幕：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抗日，大家想不明白。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新阶段，从思想上告诉大家，如何跟国民党相处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第五幕：在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时候，许多人或急躁（认为可速胜）或自卑（认为要灭亡）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那篇军事杰作——论持久战。

      第六幕：抗战胜利，中国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再次高屋建瓴，写下《论联合政府》。

      如此等等，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带领同志们走向胜利。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最高领袖，是靠实力赢得的。

      这一次又将如何呢？代表们在期盼着。

      刘少奇已经给他们上了一盘山珍，他们希望再尝一尝毛泽东烹饪的海味。让他们颇为意外的是，伟大领袖的厨艺仿佛下降了不少，端出来的菜味道怪怪的，远不如刘少奇的菜可口。

      毛泽东口头报告的内容：民主集中制；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的看法。

      何为民主集中制呢？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发扬民主作风，团结绝大多数人，对少部分人实施专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毛泽东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毛泽东说：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听起来非常美好。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领导，能做到这些就很了不起。问题是如何与人们沟通？如何做到让人民沟通呢？至少当时就没有做到，要不然大饥荒就不会来了，不会有那么多人进入那个死亡方程式。

      因此这么一番看似美好的言论就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仅仅是监督而已。

      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去，更没有去约束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监督。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如今，依然难以解决。现在讲体制改革，还是老一套，还是要讲，让人民监督。但是仍然没能让人民参与进来。

      然而在那个民族意识觉醒而民族智慧没有开启的时代，人民群众只有狂热的精神，并无思辨能力去监督政府。如果党组织内部对集中起来的权力制约不力，必然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会在组织内部争夺每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等到以后若干年，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又过于天真激烈，惹出另外一系列灾难。这是后话。

      ——在如今这个时代，民智相对来说渐渐开启的时代，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

      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民族集中制”有这样的不足。但在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分散主义的背景下，在整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已经是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的看法，都是老话题，翻不出新意来。因为美国既没有跨越南进来；苏联也没有从北方突入；蒋介石依然还在口头上反攻大陆，实际上心里在默默祈祷大陆不要进攻台湾。国际形势虽然复杂，总体还是安稳的。最重要的是解决大饥荒遗留的问题。而毛泽东的那个讲话，没能解决那些问题。

      所以毛泽东的讲话立意虽然高远，比刘少奇的讲话更为深刻；却属于远水，远水不解近渴。

第二招，赢得基层

毛泽东的一番话虽然引起了一定反响，但论影响力还是比不上刘少奇三天前说的话。如果会议到此结束，那么风头就会被刘少奇占尽。

      怎么办呢？毛泽东出第二招——出气。

      三年前在庐山，毛泽东在延长会议之后选择猛烈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彭德怀推入历史的深谷之中，方式极为霸道。三年之后，局势已变。刚猛霸道的方式不能再用了，需要以另一种方式笼络人心（或者说官心），来对抗刘少奇的求变。毛泽东的杀手锏是——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又名“出气会”。

      本来会议决定在三十号结束的，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大家要各找老婆孩子炕头热。毛泽东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好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意见，大家的情绪非常之高昂。虽然春节陪老婆孩子很重要，然而在那个视领袖如神明的年代，多看领袖一眼都会燃起心中强烈的火焰，更何况一起过年！短短几句话就把气氛推向了高潮。一九六二年春节，代表们过得相当满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出气会上，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检讨。

      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做过检讨。延安整风后期，拜康生同志出神入化的审干业务能力所赐，整个苏区人人自危。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好几次脱帽鞠躬，给大家赔不是。七千人大会，整体上是另外一种气氛。尽管确定了集体负责，中央领导人在各个场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检讨，但这种检讨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省委一级，时间紧迫，还没有轮到。毛泽东提出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地委县委一级是欢呼雀跃，但是很多人心里肯定是很不好受的。比如说曾希圣同志，如果一月三十号大会结束，他还是能安安稳稳地回到安徽，做他的一把手，谁有意见就灭了谁。会议一延长，好了，完了。

      要让所有人都彻底检讨，最好的办法就是领袖带头检讨。

      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毛泽东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毛泽东此番检讨，已经超过了彭真的那番诉求。这就是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办事情。更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方式总是非常有效。

      这些检讨取得极大的成功。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极大的波动。

      当时很多人认为：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

      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

      很多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这些都是地委、市委一级别的领导，职位相对较低。按照大会反分散主义的原则，这些人手中的权力要被收回，且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回到地方，省委如果清算，这些人可能要背黑锅的。信阳事件，搞民主补课，一下子修理了那么多，不就是基层干部背黑锅么。

      毛泽东从自己身上检讨，给所有领导人做了一个表率：所有人都有错，不要想赖账。如果想赖账，那就到组织外部去赖。所有人，如果脱离组织，相当于鱼儿蹦上岸，谁敢？毛泽东这么一手，基层干部能不感动么。毛泽东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个可以把枪杆子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个就是，他总是和最基层站在一边。平时代表广大工农阶层，在七千人大会上，最大的阶层就是地委、县委这一级。

      毛泽东这么干，相当于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去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屁股。——让你们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本来还有很多地方老大，省委书记什么的，借反对分散主义之风，可以说：错误都是你们的。这下好了，最高领袖都自我检讨了，还敢嚣张，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个赶紧夹着尾巴做人，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错误。当然检讨也是要讲技巧的：原则性错误是没有的，小毛病是少不了的，大毛病尽量淡化。就算自己找的不够，还要发动众人帮着找。虽然心里恨的直痒痒，脸上还得笑着请下属批判，美其名曰，同志们，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帮我找点小差错过关吧。不是他们喜欢在下属面前哀求，实际也是情非得已：要不然的话，中央来帮助你。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认错的人，更不喜欢检讨，每一次检讨都有极大的政治需求。延安整风之后检讨，是为了安抚一下康生魔爪下那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好好干活，为了红色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一次也一样，把广大基层干部抓在手中。

      尽管在此次大会上很成功，成功地把大会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从长远角度上看，他还是失败了。因为未来几年内，行政系统基本上倒向了刘少奇。

      刘少奇的言行是不一致的，行动和言辞是矛盾的。毛泽东的行动和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原因并不是刘少奇突然比毛泽东高明了，而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三面红旗，有大问题。尽管二人都没能有新的突破，但刘少奇背离了那个有缺陷的理论，所以离“实事”更近一点，要“求是”也更简单一点。

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如果大会真的在一月三十号结束，很多问题就来不及澄清。比如说谭震林，大饥荒时代他是分管农业的，无论如何集体负责，谭震林都难逃干系。关于谭震林的事，留到二月逆流再讲，这里讲一讲另外两个牛人。

      七千人大会有很多诡异的东西。比方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英雄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英勇。比方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发言，就没有任何英勇的地方。这些事例只能解释为，政治是复杂的。诡异直接体现在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上。

      同为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因为坚定贯彻三面红旗的精神，惹了无穷的灾难。到七千人大会时，五虎之中的三虎（舒同、张仲良、吴芝圃）都已没了牙齿，只剩下曾希圣和李井泉两个人。面对汹涌的大饥荒，两个人还是做了不同的选择。

      曾希圣选择以“责任田”的方式把土地给分了，这个举动挽救了安徽很多人的生命。

      李井泉选择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咬着牙调粮，加重了四川的饥荒程度。

      如果是搞清算，把二人全部给杀了，想必任何人都没话说。然而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直到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七千人大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将结束之时，他们还如同两尊大佛一般岿然不动。更气人的是，当时定的四个受灾大省分别为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安徽和四川竟然不在列，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自然很不服气：死了那么多人还能糊弄过关，还有天理和王法么？安徽又不是你曾希圣的，凭啥就一手遮天！

      曾希圣十八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加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值文斗转向武斗的阶段。他多次在中原一带从事革命工作，然后在新四军中当了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干部。大饥荒时代主政安徽，让安徽农民尝尽人世辛酸，同时也让安徽官员尝尽辛酸。

      农民没有机会让曾大官人尝尝生活的辛酸；但是干部有机会报复霸道的曾书记，让他尝尝官场的辛酸。比方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再不发飙等待何时。

      于是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勇敢的同志写了封匿名信：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同时还有另外几封信，内容大差不差，就是讲曾希圣在安徽搞一言堂，没人敢讲话，大家本来对中央开会抱了很大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云云。

      毛泽东接到这些信估计很生气，好哇曾希圣，还想搞割据不成？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先！于是刘少奇到了安徽组负责揭盖子，安徽的盖子就此揭开。

      曾希圣知晓刘少奇来安徽组摸底，还耍了一个花招：请彭真捎话给刘少奇，请刘主席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曾希圣敢这么做，并非胆大包天等等，而是听了刘少奇的讲话之后的自然反应。刘少奇的报告和曾希圣在安徽干的事简直是不谋而合。看刘少奇后来的经济调整，还没有曾希圣的办法直接有效。所以曾希圣有理由对刘少奇充满期待。当他听说是刘少奇到安徽组负责出气，心中应该是美滋滋的吧：这一次又跑到了政策前面，又可以当明星了，说不定还能进入政治局、成为常委、再进一步……好梦由来最易醒。

      梦是好梦，现实是复杂的，政治尤其复杂。刘少奇很快敲碎了曾希圣的梦。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之后是这样鼓劲的：关于私人和减产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这一连串组合拳把曾希圣轰得手忙脚乱。省委下面那些人则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曾希圣同志如何如何霸道，如何如何蛮不讲理，如何如何一人说了算，如何不顾及作为下属们的感受等等。

      面对上下夹击，曾希圣同志就算真是老虎也架不住了，于是他拿出组织内部生存绝学——检讨：一，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一句话——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已经知错了。

      在当时，如此检讨之后都会换来一句：某某同志还是好的，还是支持政策的，只是在执行时出现了点偏差等等，然后了事过关。即使有账也等到将来才算。然而曾希圣没有听到这席话，他摇了摇脑袋，听到如下声音。

      刘少奇听后大声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

      众声皆曰：不满意。

      曾希圣同志的政治生命就此画上句号，人生就此转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前一天吃饭，大家还非常希望和曾书记同桌，聆听书记大人的教诲。一转眼就没人愿意和这位曾经的“霸王”沾边了。“出气”期间，大家都有位置，曾希圣没位置，他只好自己从别的地方找把椅子。人情冷暖就在一瞬间呵。其中的悲凉，唯有当事者方能体会吧。

      需要指出的是：大跃进期间，曾希圣因为过于积极，确实对安徽百姓犯下了罪过；但是他的责任田却是一条出路。他对下属官吏可能霸道粗鲁，一部分人被打成右派，然而这些只是个人恩怨。不能就此认为这些反对曾希圣的官员就如何高明，因为大饥荒中他们同样对安徽百姓犯了罪，而在那个集体犯罪的大环境中，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没资格反对曾希圣。有资格反对曾希圣的是安徽百姓，但百姓没话语权。官员反对曾希圣，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跟风随大流而已。因此不能把这个声音——不满意——理解为正义之声。相反，这个声音扼杀了一个有罪的探索者。

      这些反对都是常态，可以理解。反常的是，刘少奇为何要对曾希圣穷追猛打？和刘少奇同时参加各省讨论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各省一把手分别检讨了一番过关。唯独曾希圣立刻完蛋了。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的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的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刘少奇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随后曾希圣在安徽下岗，从此以后，虽然身居高位，实际上却是闲云野鹤，无事可干。

      单纯追究责任，罢免曾希圣无可厚非。然而当时并没有大规模追究责任，为何却把曾希圣赶入绝路？要知道曾希圣不同于其他人。虽然犯下大错，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把土地承包出去——实际上是给中央找到了一条出路。刘少奇想要大规模调整经济，应该把曾希圣引为知音才对，不应该如此不留情面。

      如果要分析其中原因，只能是猜测了。在行事相似却要拳脚相加的情况下，要猜测，只能从立场上来猜。就立场来说，当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出现分歧。下面这些人就应该牵扯到一点：站队。站队不是问题，每一次最高领导层出现分歧，都会出现站队问题。正如文革开始后，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可大可小，就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然而曾希圣很独特，他干了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换句话说，是个出头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以当，就是出头鸟不好当。

      假设曾希圣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刘少奇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曾希圣比刘少奇走得更远啊，到时候出了成绩，毛泽东可以说曾希圣就是他请的代言人么。曾希圣在，相当于夺了刘少奇的旗帜。所以刘少奇要把曾希圣借机拿下。

      另一种可能就是，曾希圣站在刘少奇一边。从后来毛泽东的表现来看，他根本就不认同刘少奇那种理论和实践分裂的行径，所以要把曾希圣撤掉，借此警醒刘少奇不要胡来，不然曾希圣的前车之后还有后辙。

      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不管曾希圣支持谁，毛泽东都要通过拿下他警告刘少奇。

      所以曾希圣注定出局。当曾希圣出局时，刘少奇心中做何感想？有英雄相惜之情么？这个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虽然曾希圣同志曾经足够活跃，虽然在很多人眼中曾希圣已经很大，但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希圣的级别和分量都差得太远。根据分组来看，偏偏把刘少奇分到安徽组对付曾希圣就能看出苗头了。

评：曾希圣不是一个好官，但当时拿下他，不该。

      曾希圣成了最高层矛盾分歧的牺牲品。

      曾希圣有些不服气，特别是对比李井泉之后，更为不服气了。

      李井泉是二七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只有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之前因为家庭贫穷又是老大，已经当过几年农民，种过几年地，对插秧和收割有直观体验。在四川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是不可理解的。要理解他……不说也罢。

      四川的情况比安徽严重。其他省份的灾难减少了，四川的灾难还在继续。其他省的一把手都下岗了，李井泉还是四川一把手。这个情况让四川省委之下的工作人员受不了了。

      和安徽一样，中央也收到来自四川的匿名信。大致内容也是差不多：李井泉很狂很霸道，中央精神不传达，让人不敢讲话等等。简直就是一军阀嘛，要整一整。

      中央随后派邓小平去四川给大家出气。邓小平是四川人，又是李井泉的老上级，有助于摆平问题。然而事实是，若干天之后，李井泉又回到四川，继续以中央委员的省份当省委第一书记。中间是是非非已经很难纠缠清楚。

      和曾希圣一样，李井泉的角色定位也很难。大跃进时代，李井泉是跟着毛泽东干的，可谓立场坚定。通过大饥荒的折腾，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分裂，邓小平和刘少奇纠缠在一起。同时李井泉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就是在贺龙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的。若干年后，邓小平被流放，依然和李井泉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惨遭批判，又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平反。

      其实根本没必要去纠结李井泉的立场，因为他注定不会有事。

      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闹矛盾的情况下，李井泉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作为地方实力派，李井泉本就是三面红旗忠实粉丝，毛泽东不会无辜清洗他。毛泽东办事不论对错都是大手笔，除非极端情况下，不会因为单个人而出手。四年之后，毛泽东动手的时候，包括李井泉在内，很多人都被一锅端了。

      刘少奇也不会对李井泉动手。他要搞经济调整，更需要地方派系的支持。

      所以无论李井泉立场如何，都会平安度过七千人大会上那一关。因为他没有像曾希圣那般当出头鸟，而是选择把自己龟缩在体制内部，反而成了香饽饽。

      当曾希圣看见李井泉的待遇，不应该感到不公，却也应该释然。是非功过，终究是要还原的，就算不能直接触及真相，却可以逼近真相。

      然而关于大饥荒的责任问题并没有因为李井泉和曾希圣的结局不同而结束。七千人大会结束了，争端才刚刚开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有能量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刘少奇）因为大饥荒走向对立，用四年的时间直接较量，一个（刘少奇）倒下了；另一个（毛泽东）却没有赢得所谓的胜利，而是在历史的盲区里挣扎徘徊了十年，以巨人的手笔给国人贡献了一个争议到永远的话题，并且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一个启示，那便是文化大革命。

第十六章  三股风气

战火起西楼

      陈云，生于一九零五年，卒于一九九五年。

      户籍：青浦人。青浦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当年属于江苏的一个县。

      性格：谨慎，低调，务实。

      官方评价上，陈云获得了足够多的赞誉。当然，陈云配得上这样的赞誉。

      在中共历史上，在重大问题上，陈云从来不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不是声音最大的那一个。历次运动中，甚至很少发出声音。更多时候，陈云扮演了一个沉默者的角色，隐藏在众多声音之后，正如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要。任何一个决策者，不管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需要听听陈云的声音。特别是邓核心时代，陈云更是举足轻重。

      陈云和其他人不一样，既不擅长政治，也不擅长军事，特点是搞经济。

      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寒微，陈云也是寒微的表率。陈云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成人。然而生长在长三角地带的陈云和中部那些出身贫寒的将帅不同，他没有贺龙那种马帮经历，也没有彭德怀那种苦工经验。陈云比较幸运，念了高小，后因家贫辍学，然后当学徒、店员谋生。

      这段经历应是陈云低调务实性格的最初成因。

      陈云同样有激进的一面——二十岁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共产党。然后历任县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白色时代的虚名，抓住是要杀头的。整个白区时代，陈云有一个职位值得一提：三一年担任中央特科书记。中央特科是干嘛的，大家想必都明白。

      战争年代，将帅们大大出了风头，陈云则低调地主管财经工作。最重要的职位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干得很不赖，有力地稳固了中共后方的基地。这个职位锻炼了陈云搞经济的能力。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在东北干得也不不错，所以猛人高岗对陈云比较信服。当高岗决定扳倒刘少奇时，就想到了陈云，想拉拢陈云。高岗和陈毅的个人关系很铁，从西边到东北，合作很愉快。然而陈云没有跟着高岗发疯，而是冷静地和高岗划清界限，并且和邓小平一起揭发了高岗，从而避过一场劫难。

      陈云虽然是白区出身，和刘少奇并没有太过密切。相反苏区出身的邓小平和刘少奇走到一起，成为文革时的第二号走资派。陈云虽然揭发过高岗，但仅此而已。正因如此，虽然是搞经济的，文化大革命中，开飞机、戴高帽子啥的没有他的份。

      陈云的一生是低调的一生，静静地隐藏在组织内部，思考财政问题，最为高光的时刻是解放后。国民党后期，那个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人类的容忍界限。比方说，想买点阴币给老祖宗上坟，发现阴币和阳间货币的兑换率低于一比一。也就是说，还不如直接拿阳间的货币去孝敬祖先。现在物价再一次飙升，如果任其飞涨，总有一天能赶上六十年前的水平。如果那一天来临，当年的国民党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国民党之所以崩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搞得太成功，另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己搞得太差。要不是经济金融崩溃，断不至于败得那般彻底。国民党败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来考验共产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那叫个无法无天，上海成了一个恶性肿瘤。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人民币却无法进入上海滩。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啊，当务之急，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周恩来就让陈云去上海。

      陈云到上海之后，先去和陈毅市长吃了顿饭。陈毅请客，吃了碗阳春面。短短吃饭的功夫，物价就涨了一大截，太坑爹了。陈毅也很头大：“我陈毅的人是进来了，你陈云的新币进不来，我站不住脚，只好滚蛋，回去交差，挨板子。”陈云没怎么吭声。

      其实上海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一群投机倒把的货在兴风作浪。当初蒋介石在的时候，事事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他们便以为可以一招鲜、吃遍天。

      陈云先和那帮先生谈话，很客气。并且拿出十万银元撒到市场，算是给点甜头。然而那帮贪得无厌的货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没啥区别，笑纳了十万银元之后还期待更多。当时共产党虽然初步嬴了天下，依然穷得响叮当，十万银元已经是一大笔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共产党诞生之后，从来都是革命别人，怎么能忍受被敲竹杠？

      既然你们要玩不正常的，那就奉陪。陈云让公安人员把交易所关门，再把那群不识相的先生请去喝茶，把吃下去的统统吐出来。这只是一手，另一手呢，从各地运来大批粮食放在上海滩，又有一群投机倒把的先生气得要跳黄浦江。

      如此一番拳脚之后，上海滩清静了，人民币进去了。陈毅非常开心：“人民币进了上海，我陈毅的腰杆子壮了，气也粗了。”毛泽东则不无夸张地说，陈云在上海的作用堪比赢得一次淮海战役。这就是陈云，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

      陈云人生真正的贡献应该是协助邓小平搞改革。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陈云沉默的一生中，最能体现他个性的就是在大跃进中。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足马力创造奇迹时，陈云保持了沉默。他的沉默可以理解为犹豫。号称经济专家的他实在无法预测大跃进的走向，因为中共当时搞的那一套已经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范畴之外。当然陈云的沉默也可以理解为明哲保身，即明知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也没有大声疾呼。前有周恩来反冒进，后有彭德怀万言书，都没管用。陈云的声音不可能比周彭更大，所以他选择沉默不语。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说话，陈云依然拒绝，沉默不语。

      不是陈云敢在毛泽东面前耍大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七千人大会，说到底是一场政治会议，主题是团结和鼓劲。如果陈云把这些观点摆出来，不仅仅和大会主题相违背，简直是往毛泽东身上扔泥巴。他敢那么做？不敢。彭德怀头上还顶着若干帽子呢。然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揭露了不少短，也没事，陈云也就放心了。可以指责陈云不够勇敢，然而事关生存，可以理解。

      开完会，毛泽东去武汉巡视，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调整经济，消灭财政赤字。

      共产党多如牛毛的会议史上，西楼会议不算太有名，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是刘少奇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起点。实际上刘少奇南下视察之后，从第二次庐山会议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就不和谐了，但对彼此还留有希望。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求变。从西楼会议开始，刘少奇要逐步把想法付诸实践。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发言了。他的发言点燃了战火。

      陈云讲话也是从老一套开始。第一部分摆困难：一，农业近几年大减产，基本条件还不如过去，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饿死人了，肯定困难重重，要有耐心。二，在基本建设上，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炼钢炼多了，工程干太多了，要调整。三，在金融、市场上，因为多发了钞票，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工业品不足，城市里的钞票大量流向农村，在人民生活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国家物质紧缺，百姓口袋里没钱。

      第二部分摆了有利条件——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一，党已制定了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进步。二，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开始回升。三，人民同党合作战胜困难的信心足。四，干部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这些都是浮云，问题是解决问题。

      困难和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提出六点意见。

      一，从一九零零年起，“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五年，恢复的主要办法：“集中统一”和“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以调整为主。

      ——反对继续大跃进（稳扎稳打）和大跃进中的分散主义（集中统一）。这条是纲领，细节问题参照下面几条。

      二，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既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又充实了生产第一线。

      ——针对性地减少盲目工程，比方说大炼钢啥的。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控制投入和产出比例。

      四，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具体办法：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

      ——这两条是关于民生的，早就应该如此办。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

      ——多余的唠叨。

      对此刘少奇非常支持：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不仅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赞同，会后他们一同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这就是陈云的办法，概括起来：建设为生活（生存）让路。

      这些措施相当有效，当时看起来也很中肯，所以大家表示赞成。但是也有缺陷：对恢复期估计得过长。陈云虽然很懂经济，却也不是万事通。比如说农业，他就不懂。虽然他是农民出身，也没有种过地，不懂中国农民的打不死的“小强精神”。

      中国农民是最为坚韧顽强的一个群体。只要政府放宽政策，给一年的时间：粮食给你种出来，瓜果蔬菜给你种出来，猪马牛羊给你养出来，酒给你酿出来，豆腐给你磨出来……两年时间，应有尽有。

      所谓五年恢复期——那是书生意气。套用一顶那年头流行的帽子，叫右倾。

      后来毛泽东说这是悲观的“黑暗风”，也有道理。如果是一般人说说也就算了，但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不仅要说，而且要干，要大干。“黑暗风”就是毛泽东准备大干一场的依据之一。毛泽东的大干，又引出了刘少奇出招。刘少奇的招式还没用完，毛泽东决定一次性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起来了。

      其实“黑暗风”只是表层。在表层之下还有一层坚冰。就是陈云这些措施如果实施下去的话必然一起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和三面红旗相违背，特别是大跃进想违背。如果站在三面红旗立场看，就是修正。

      作为三面红旗最坚定的旗手，毛泽东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修正主义的。因为一系列政策，毛泽东曾认为陈云右倾，敲打了一下，并没用力。但是对别人就不客气了。

      文革大潮中，陈云虽然暂时失业去江西某处“蹲点”，却也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而且九一三事变后就回京再就业。参照陈云的那些主张，陈云应该随刘邓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情形远比一些元帅严重。而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大概是为未来留下一颗棋子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给自己留了点后路的话，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若干年之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大潮之下，陈云再次成了保守派代表，主张脚步慢一点，稳一点。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政见不同而已。

      评价：懂经济的陈云是个保守派。

庐山遗恨

西楼会议不久，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理由有三个：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那一套。现在看看翻案风。

      提翻案，就要提到咱们的老熟人，威武的彭大将军。

      诗云：庐山雾重风萧萧，挂甲离京十里遥。一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彭德怀挺起脊梁、昂着脑袋走下庐山之后，就开始了一生中的炼狱之路。

      其实彭德怀的一生都在炼狱之中，年幼家贫，历尽人世磨难；少年孤独，迷茫坎坷；青年中年鏖战军中，历尽腥风血雨。腥风血雨之中的彭德怀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和士兵同甘共苦，从不奢侈浪费。即使在艰苦朴素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彭德怀依然是艰苦朴素的代表。别人虽然也是艰苦朴素，至少还钓钓鱼啊、抽抽烟啊啥的。彭德怀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水平不高）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简直就是党内的苦行僧。

      所以庐山之上的朱德说：彭老总艰苦朴素，谁也比过他。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虽然也是在炼狱，但那是悲壮的。那是一个英雄面对残酷环境写下的史诗，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奋斗高昂起来的头颅，那是民族的脊梁。和平年代的彭德怀，同样也是炼狱，但过程是悲惨的。因为这一次磨练他的都是自己昔日的战友，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

      看见文革时代的彭德怀那张被反剪双手押下舞台的照片，照片上那干枯的白发，照片上那憔悴的面孔，照片上那弯曲的脊背，不觉悲从中来，泪水纵横。任何一个血性或者感性之人，都不愿意看到那个一生威武的将军、那个敢于横刀立马的英雄、那个总是在危难之间挺身而出的男人落魄如斯，宁愿他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看他在自家人手上经受磨难。那张照片，已经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见证，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耻辱。

      十大元帅之中，唯彭德怀没有亲生的孩子，两个弟弟早年牺牲，是革命烈士。解放后，他把弟弟的孩子接到北京，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们读书。他还把老战友、同样英雄了得的黄公略和左权烈士的女儿视为己出，资助她们读书、生活。

      彭德怀来自人民的最基层，对人民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挑起志愿军的担子，所以他在庐山之上不顾后果地去写信。

      写信的后果很严重。在第三篇里已经分析过，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也就是所谓个人恩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即通过拿下彭德怀收拾所谓的右派，带领大家一起大跃进。

      上庐山的高干中，一开始挺彭德怀的还是很多的，后来毛泽东表态之后大多转而批判彭德怀。并不是这些人没骨气什么的，而是他们视组织团结为第一要务。不少高层将帅，一边在大会上批彭，一边在会下劝彭德怀检讨。比如说聂荣臻，比如说叶剑英。

      彭德怀最后还是检讨了。原因嘛，无外两条。一是私人的，想通过检讨过关。彭虽然是英雄，但英雄并不意味着喜欢被批斗。第二条么，和那些劝他检讨的人一样，维护组织团结。现在很多人认为，彭德怀当初就应该硬顶着，硬顶着结局也不会更惨。这种观点是典型的马后炮。还真把彭德怀当张飞了。彭德怀的观点已经表达出来了，已经够了，真顶，就真分裂组织了。真分裂组织，就能解决大跃进的问题？当时彭德怀之所以检讨，也是为了给毛泽东一个台阶，让毛泽东回过头解决问题。

      毛泽东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方式和彭德怀期望的相反罢了。

      彭德怀虽然检讨，但只是在个人角度上检讨，那些原则性错误，并没认。特别是军事俱乐部、里通国外，从来就没认过。不但不承认，还要一直讨要清白。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对大饥荒的影响非常之大，不仅仅是拿下一个彭德怀那么简单。凡是受灾严重的省份，省委都有自己的“小庐山”版本。凡是受灾严重的市，市委都有自己的“小小庐山”版本。凡是受灾严重的地、县，也有自己的“山寨庐山”版本。即使刘少奇去调查的天华大队，都有一个“微型庐山”版本，这样一路下来多少人右倾？要调转政策，势必要给这些人平反。要给这些人平反，就要牵扯到这些人的总根子——彭德怀。

      离开庐山之后，彭德怀来到吴家花园种地。在那里，他是百姓中的一员。

      起初村里只有一口土井，遇到旱季，井水枯竭；阴雨连天，井水满而外溢，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存雨水的水坑，不卫生。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个人用，村里人也要吃上机井的水。于是机井打在了吴家花园西北角。此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大家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八届十中全会后，彭德怀的生存环境再次恶劣。门卫就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之后，叫人来：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笑语阵阵。

      那年头吴家花园左右的居民没有电灯，夜晚来临，园内灯光明亮，园外漆黑一片。彭德怀想帮助大家用上电。当时都困难，既没钱，也没材料。彭德怀自掏腰包，买电杆电线，把电搞好，周围百姓有了电用。

      六一年夏天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四点钟，彭德怀翻身下床，披雨衣外出，蹚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飘摇，一家老少八口缩在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人执意不去（估计怕犯错误）。彭德怀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拿着电筒，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这一刻的彭德怀应该忘记了自己是戴罪之身，依稀有重回战场的感觉吧。此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依然无所畏惧。之后彭德怀没有再睡，而是在雨中逐户查看，把危房中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乡亲手中。

      ——凌晨四点钟到早晨，全国官吏绝大部分都在美梦中，而被他们疯狂批判的彭德怀，却干着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屑做的事。

      ——从文化角度上讲，彭德怀算是“粗人”。但是粗得实在，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都不忘记干一件事：尽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当他还是彭大将军的时候，不顾个人前途为民请命。当他迥然一身的时候，仍不忘周围之人。

      如果官吏能有他身上一半实实在在的精神，何必需要那么多理论！何必需要那么多运动！如果在百姓身上培养出这种实实在在的品质，贪官污吏如何生存？千年以来的官僚迷局将不治而治！何愁不能国强民富、天下大治！

      彭德怀这种人，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不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意识形态之下，哪怕是宗教伦理中，都应该获得赞扬和尊重。

      四年之后，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赴三线上任，中央专案组派人去挂甲屯调查，写了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如下：“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有必要去打压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那是一段悲剧的历史。我们今天翻开那段历史，主要出发点就是试图寻找悲剧的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的结论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刘少奇和毛泽东这对矛盾的双方都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为何？？？？

      刘少奇说彭德怀不能平反，还发挥理论家的功底以政客的方式煞有介事地编制了一大堆谎言。原因可以找到两个：一，彭德怀是毛泽东亲手推下去的，他知道毛泽东不愿意给彭德怀平反，就趁机编造一堆理由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不能平反，用意是安慰毛泽东。因为刘少奇还在幻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给彭德怀平反，也是在打一张感情牌——从感情上安慰毛泽东。

      第二个原因：对刘少奇来说，彭德怀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自己不买账。这样一个人平反出山，可能会给自己的经济调整带来阻力，放出来还不如压着。

      这是刘少奇的想法，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亮出终极底牌，刘少奇正准备大干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刘少奇就改变了策略，希望彭德怀出山了。因为局势变了。这点先放一放。

      毛泽东的态度有点难以理解。既然当初因为大跃进拿下彭德怀，现在大跃进已经彻底失败了，为啥还要压着？难道真是所谓的个人恩怨么。从后来局势进展来看，毛泽东并没放彭德怀出山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从来就不认为三面红旗有啥错了。当时也没有人能从理论上指出三面红旗哪里错了。所以那些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那些曾经因为狂热支持三面红旗而造成大饥荒肆虐的人，都将再次被“救治”。

      救治也有很多办法，比如说陈云和邓小平，文革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比起彭德怀就差远了。或许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不同吧。把文革期间彭德怀写的材料和邓小平写的材料拿出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

      毛泽东为何对彭德怀如此狠？完全纠缠于个人恩怨也可以聊以自慰，这里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延安整风分析过，彭德怀成了被整对象。挑彭德怀为八路军代表参加整风运动的原因，并非彭德怀有啥大过错，百团大战啥的都是表象，真相是虽然身为军人，但彭德怀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独立性——尊敬毛泽东却不盲从。

      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这样的统帅在领袖走上神位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刺眼。当毛泽东想要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去大跃进，并且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会沉默，但彭德怀绝对不会。再比如后来的林彪事件，彭德怀已经自身难保了，仍然发表看法——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世事会变，彭德怀不会变。毛泽东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彭德怀出来。至于后来放彭德怀去三线，那是不得已为之，权宜之计。

      彭德怀想要出山的可能性只有两个：一种可能性，毛泽东解决了所有问题，把彭德怀拉出来喝杯茶。那个老彭啊，你看看，我是对的，庐山那么修理你可不是公报私仇啊。问题是那种情况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是奔着共产主义世界去的。当年号称上帝之子的耶稣基督都没能把人间怎么样，何况肉体凡胎的毛泽东。

      另外一种可能性，战争。比方说美国从越南那边进来，或者苏联从北方突击。毛泽东很可能会把彭德怀放出来。原因很简单：彭德怀身上有那种难得的独立性，天然的统帅。不仅仅是彭德怀，粟裕、刘伯承都会一瞬间光亮。

第三股风气，单干

所谓黑暗风，也就是一种经济调整政策，可以适当看一看。

      所谓翻案风，也就是政治纠纷而已，也能容忍一部分。

      真正触及到国家根本的还是第三种风气，单干风。那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七千人大会虽然开的相对成功，但是政策下达并不及时。西楼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策略，仔细分析一下那些策略，也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所谓纲领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向左或者向右都可以，解释权在最高层。最高层的毛泽东没怎么表态，地方也来不及细化。加上大会上解决左倾问题，很多之前被打成右派的人被平反。这些被平反的人和曾经打倒他们的人本就不对路，个人恩怨和见解纠缠不清。

      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大家也不清楚中央究竟向左还是向右，要形成合力并不容易。对于想干事的官员来讲，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团乱麻。想在政策路线不明的时候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当官也有困难时刻啊！

      官员迷茫犯难的时候，对老百姓不见得就不利。只要没有巨大的天灾和外来威胁，官员迷糊了，政府管理力度下降，老百姓自然按照惯性生活。老百姓的惯性生活，就是数千年以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弄几亩田种一种，养点牲口种点菜啥的，然后老婆孩子炕头热。大家再也不愿意去公社过集体生活了，再也不愿意去吃公共食堂了，就按照之前政策放出来的口子单干了。转瞬之间就形成了一股风气，曰单干风。

      啥叫单干风呢，就是原本吃食堂，现在在自己家吃饭；原本大家一起种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各种各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土改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安徽，百分八十的土地都分了。

      共产主义是讲集体的，单干，呵呵，大家都懂得。

      老百姓一单干，三面红旗名存实亡。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心里都在敲边鼓。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

      田家英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时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转为毛泽东的秘书。

      田秘书年轻力壮，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收索，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百度。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会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都用在照料毛泽东身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的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了六位数的藏书。

      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会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他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简直是云和泥）——这就是田家英的可贵之处。

      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

      刘少奇一听田家英的报告，竖起大拇指，赞。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要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个人的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了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

      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

      一九六二年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二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的政策怎么施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嘛。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他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的重压呵！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是在湖南考察的那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阶级斗争。出发依据就是三股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气败给了老奸巨猾的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

      一九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也就是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的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的训示，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上天空，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了两篇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十二月八号第十三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段充满杀机的谈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了一个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的工作本来只是整理谈话记录，其他的事和他无关。但是他的书生气上来了：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评论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后好意地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那是乱来。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秘书都没有资格根据自己的意图删除领导的谈话。田家英那么干，和精神病患者差不多。当然田家英的精神很正常，但是长时间以来，他的心理上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从庐山会议到文革前夕，田家英虽然还算毛泽东的秘书，但是精神世界已经变了，慢慢的远离了他所景仰、效忠的领袖。从田家英的转变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那段时间的作为不得人心。但田家英只是一个小角色，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只能让自己丢了性命。

      在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之时，田家英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老一套了，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田家英咽不下那口气，决定离开那个渐渐扭曲的世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位牺牲者，六天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服毒自杀。

      叹，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的是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第十七章  阶级斗争

北戴河的暗流

北戴河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大海让人心旷神怡，有海浪和日光洗去生活的烦忧，清晨观日乃人生一大乐事。今日去北戴河，有吃有喝有的玩，可以过半仙一样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前提：备足银两。

      早在秦始皇时代，老头子东巡至彼，刻石为证。百年后汉武帝仿效之。又过了三百年，曹操也带着一队人马晃悠来了，到秦始皇的石头旁边写下观沧海，害后世学生耗费了无数记忆细胞。又过了三百年，唐太宗在东征高丽失败后路过留名。又过了六百年，元世祖忽必烈干脆“发民九千，伐木于山及取寺庙、坟墓之树”，“平滦造船”。又过了三百年，清人来了，然后列国战舰跟着来了，于是北戴河海滨成为耻辱的“各国人士避暑胜地”。

新中国建立之后，北戴河回到中国人手中。那里增添了休养所、疗养院、海滨泳场、饭店、宾馆。国家领导人、社会贤达经常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江山。有毛泽东的诗词为证：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北戴河除了度假疗养，还是开会的好去处。从五四年开始，每年夏天，中央都会到北戴河开会，一边开会一边避暑。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北戴河做出的，比方说炮击金门。

      一九六二年八月，照例举行北戴河会议。此次会议并不有名，却足够重要。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重提阶级斗争。

      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早在六一年研究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就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八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这样就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刘少奇接下来也强调了这几个字。

      现在宣传上讲，这八个字是当时的老一代英雄们发现的，把国家从困难中拯救出来。抛开宣传立场而言，这八个字比总路线“多、快、好、省”高在哪里？还真看不出来！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而已。

      此时离文革还有一段距离，文革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然而毛泽东已经无法容忍社会上一系列背离三面红旗的现象，他决定解决问题。问题是大家依然坚持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都没办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而且三面红旗是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毛泽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看到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为啥会有这一系列风气？阶级敌人么。除了阶级敌人还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吗？很难。在那个知识水平不够且并不注重客观规律的时代，大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共产党领导全国百姓不辞劳苦地去干活，没有理由干不好哇。打仗都能搞定，干活怎么就干不好呢？然而确实没有干好。本来应该干好，却没有干好，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劳动成果被破坏了。

      那些人是谁？虽然暂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定存在。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会议八月六号开幕，毛泽东讲话，三个主题：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批判黑暗风，摆现实依据。批判是可以的。陈云那一套也不是万能，很多问题，比方说五年恢复期就很扯。问题是毛泽东把调子拉高了。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进一步提高调子：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挂钩，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推动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

      ——指出阶级敌人和他们的技术手段。接下来的目的很明确：肃清资产阶级。

      历史已经证明：肃清资产阶级是一个错误。不是说资产阶级有多么好，而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市场经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市场经济的。日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就是政治先放一放，允许所谓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新兴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已。

      三天之后的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另一个误区，平均化，大锅饭，极端理想主义。

      国民党在大陆，想要从上而下，失败了。共产党嬴得天下，靠的是从下而上。国民党赞同的，共产党反对。但毛泽东会从理论上解决问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理论上看，确实有那么一帮“知识分子”，属于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政治运动对象，除了“资产阶级”，就是“知识分子”。

      总结起来一句话：国家内部，党内有坏人，要抓出来。不抓国家就会变质，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

      ——极端理想主义色彩，好像说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社会现象。

      北戴河会议之后是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也不太有名，但同样重要。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的那口机井，原本解决了整个村子的吃水问题。然后门前卫兵就不准百姓进去打水了，彭德怀为了给百姓吃水，就把井水用水管引到花园外边。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全国风云又变了。这个细节变化是以八届十中全会为背景，相当于北戴河会议的延续。

      北戴河会议只是理论，提出了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则是把阶级斗争再次实践。要实践这个很简单，把“右倾”代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拉出来批判一番就行了，现成的。当然为了增加新鲜感，又增加了一个人，习仲勋。

      习仲勋，陕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二零零二年。早年参加革命，陕北时期差点被肃反杀掉，中央到达陕北后捡回一条命。确切地说，是毛泽东救了习仲勋一命。习仲勋对毛泽东充满感激之情。刘志丹之后，习仲勋和高岗一样，也是陕北根据地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彭习二人关系非常不错。曾任西北局书记，为一方大员。解放后曾任宣传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曾称赞三十三岁的习仲勋是从群众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九五二年土改，毛泽东看见习仲勋写的报告，非常欣赏。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一九五二年七月，新疆动乱，局势复杂。毛泽东让习仲勋处理此事，习仲勋完满地解决问题。事后毛泽东赞誉：“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意思是说习仲勋一次就解决了问题。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是非常欣赏的。然而欣赏归欣赏，毛泽东不会为了习仲勋改变原则。也活该习仲勋倒霉，因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触动了另外一个人的神经。

      一听阶级斗争，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大鳄揉揉眼睛、张开了血盆大口——康生同志知道自己的菜又来了。他再一次收起颜面和廉耻，拼了老命去充当强人爪牙。

      也许大家不理解，为何康生这个人那么惹人厌烦。比方说吧，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灵魂人物之一。但张春桥从来没有背离他坚持的路线，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日后法庭上一言不发，也算是一条汉子，赢得了几分尊重。康生不同，临死之前跑去跟周恩来告密状，为了事后出卖同一条战线的战友，看似聪明，实则葬送了最后一点廉耻。若干年后，张春桥等人的评价或许会变一变，而康生的永远不会变，只可惜了那一身才华。

      八届十中全会上，精明的康生以其独特的观点指出，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有反党倾向。刘志丹原本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革命烈士，怎么会和反党扯到一起呢？是因为高岗，写刘志丹必然涉及到高岗。高岗在陕北干了不少事。问题是，高岗在建国之后就臭了。所以康生就说，那本小说是美化高岗。高岗都死了，自然无所谓。康生的目的是搞臭那本小说。康生的主要业务是整人，不会整小说。之所以把矛头对准小说，是因为要整人而已。而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吨位太轻，还不够塞牙缝的，自然无法勾起康生的兴趣。

      康生的目标另有其人，就是习仲勋。康生指出：习仲勋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说写得不错，是利用小说反党。为了更有料，康生再次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从此习仲勋同志光荣地加入反党集团，直到十八年后才平反。

      当然，康生同志敢于如此嚣张，是建立在毛泽东的言语上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康生根据毛泽东的话把习仲勋变成反党成员。再次钦佩康生同志的推理才华。如果把这项才能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说不定能解决了爱因斯坦的困惑，呵呵。

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事到如今，提起阶级斗争，若干仁人志士怒发冲冠、什么话都骂得出口，连国产骂人的金科玉律——骂人不吐脏字——都忘了，完全一副末世知识分子自杀殉国的模样。呵，忧国忧民的志士们，你们可能不懂阶级斗争。

      拜宣传所赐，如今民众生活在完美的和谐社会，对阶级斗争已不甚明了。些许明了之人听到阶级斗争，也是闻虎变色，噤若寒蝉。这绝对不是好现象。如何不好法，慢慢道来。

      这里没有为阶级斗争辩护的意思，但有义务辩解一番。

      阶级斗争不凶猛么？凶猛，当然凶猛！阶级斗争不残酷么？残酷，当然残酷。事实上的阶级斗争，比众人那朦朦胧胧的意识里那点印象还要凶猛残酷。

      现代人提起阶级斗争，多数人均表示不理解，那么凶猛残酷的斗争为啥还要去干呢，停下来聊聊天、喝点茶、打打牌不是很好么，何必彼此斗争呢，难道都是疯子么？不是疯子也是蠢蛋吧。这种观点极为不负责任。想一想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人，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都是人中精英。说他们蠢的人只有一个原因——自己很蠢。

      对历史知识关注多一些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老了，头脑发热，糊涂了，犯了错。这类人姑且算挺毛派吧。还有另外一类，说毛泽东本质上就是魔王，喜欢斗争，喜欢争权夺利。两类人均自诩了解了毛泽东，口水板砖满天飞，互不相让。如果仅凭历史教科书或某人的一点片面观点就能理解毛泽东，那毛泽东的一辈子也太容易了吧，那些从血肉横飞时代过来的人也太容易了吧。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如今生活在和谐社会的同胞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为衣食住行发愁呢？

      好吧，言归正传。

      那个时代的人知道阶级斗争的残酷么？答案是知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如果不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大家也没机会当领导。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阶级斗争么？不想，当领导多爽啊，何必要去斗？都不傻么。

      那么阶级斗争为啥还是诞生了呢？答曰，因为必须诞生，所以诞生了。

      阶级斗争比洪水猛兽凶猛，但绝非天上掉下来的洪水猛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有这样一个新闻，说一个很有钱的丈夫杀了自己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妻子然后自杀。一听这个消息，大家就觉得纳闷了，为啥子呢？好吃好喝好玩好好生活不好吗，何必寻短哩。然后大家了解到更多：原来这个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女人不想要男人了，要离婚。一部分人长出一口气：啊，原来是这样！男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么，虽然太极端了。然后大家又了解到：女人之所以不想要这个有钱的男人了，是因为男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离过婚，有孩子，而且可能还搞过外遇，而且还想把年轻漂亮有名气的老婆严格看管起来。这样一来，大家自认为了解了全部，全然忘了他们当初结合时也有过恩爱和甜蜜，矛盾一点点积累，分歧慢慢浮现，最后才闹得不可收拾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阶级斗争固然残忍，却是以温柔的脸孔出现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啥叫社会主义运动呢？就是叫大家不要当修正主义或走资派。为了文章接下来的叙述不至于落入厚黑陷阱中，这里先澄清一下当时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和资修的区别，大概对比一下。

      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为人们服务；资修用人民的权利给个人服务。

      行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应该积极奔走，当好人民的好公仆，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百姓富起来；资修领导呢，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公仆，自己抓钱抓权抓美色、吃香喝辣。

      道德角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官吏应该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百姓；资修相反，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

      概括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官，要不怕苦不怕累，有事冲到前面，脏活累活干完，带领百姓实现国富民强。如果做不到，那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就要好好教育。——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赞同这一点，至少理论上必须赞同，即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猛烈的运动即将到来，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就跟着赞同了。

      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官是吃苦受累的，这个观念和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相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先看看，为啥要这么着，就是说为啥要对官员提倡这个作风。

      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都以为那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全天下都反对。还真当毛泽东是神了。阶级斗争能搞起来，是因为当时有深厚的事实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

      从思想上讲，共产党人的普遍观念：咱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不容易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这局面。他们是咱们的前辈，他们是咱们的战友，他们死了，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白死，因为红色政权终于还是胜利了。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幸运的人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要继承他们的理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吧。

      他们的理想也是咱们的理想，咱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理想。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咱们的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让咱们这个疲惫而衰老的民族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从咱们祖先到现在已经数千年了，生生不息，中间有过光辉和耻辱，光辉的部分和耻辱的部分都写在史书上。咱们希望后人回忆这个时代，能够回忆到咱们的血性和辉煌，正如咱们回忆祖先的血性和光辉。咱们是一个古老的种族传下来的一群人，曾经站在世界之巅，没有理由一直衰落，咱们要重新站起来。

      虽然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再次自立。然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政治和军事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永远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咱们共产党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么，物质决定意识么。没有物质基础的梦想永远只是乌托邦。

      现在建设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是中间某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而且不是小小的环节，一定是这个团队在思想上出现了大漏洞。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漏洞堵上。怎么堵呢？共产党人不信神鬼，只重实事求是，那就只能教育了。那就社会主义教育吧。

      正因如此，当领袖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即使有人预感到将要到来的政治风暴，却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因为那一代人也运动，也斗争，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是梦想，而非现实利益。这就是那一代人领导的党和其他党的不同之处。

      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群众挨饿，干部待遇虽然和如今没得比，却比群众好。教育，已经是最为温和的了。听到教育这个词，不少人还是心惊胆战。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也是以学习开始的。早期的教育或学习，都是在运动中体现的。

      延安整风，整体大方向上对整个党组织有利，虽然错误地批判了一些人，但并没有对整个组织体系造成致命打击，因为有共同敌人存在，生存环境险恶。如今有了政权，敌人看不见了，却极为危险，因为敌人是客观规律。那一代共产党人对血肉横飞的场面很熟悉，对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蒋介石及国民党都熟悉，对客观规律却不熟悉。

      既然教育，那就教育吧。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了。

      如果仅仅是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开会再开会解决问题，也就算了。

      任何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要从实践中看看教育成果。

      六二年冬到六三年春，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去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他们在干吗呢？在解散食堂、分地，在残破的三面红旗上划口子。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美化了，中间也有很多缺陷。所谓经济调整，也就是权力和资源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某些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就像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个道理。当年的调整和现在的调整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现在的调整被说得天花乱坠，当年的调整引发了一些了政治灾难。区别只在一个强力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绝对不容许那种情况出现，就用强力阻止这个状况。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决定来点实际的。既然思想教育不管用，那就来点实际的吧。那就查一查账目、清一清仓库、过一下账本、弄清楚如何分工的，看看究竟谁占了便宜还卖乖、谁无视国法党纪、谁占有了公共资源。

      千言万语一句话：查一查谁他妈该死。

      这就是所谓的小四清。

第十八章  毛泽东的小四清

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困惑，当时好好的调整局面，怎么又回到斗争路线了？答曰：不公。

      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搞经济调整，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基本上告别了大饥荒的烂摊子，但也制造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产生了新的不公平。为啥呢？答曰，必须的。

      三面红旗的基本精神就一个：追求公平，即通过集体劳作生活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个追求有两个缺陷：一是过于急功近利，即大跃进；二，人性是自私的。也许未来某个时候，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三面红旗中蕴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部分变成现实。但至少在今天为止还看不见希望，半个世纪之前更是不可能的。然而半个世纪之前的人却认为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最终惹来了大饥荒。

      大饥荒固然残酷。然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依然认为理想可以实现，只是操作方式出现了失误。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人决定调整。本来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调整，即偏离公平。所以刘少奇的工作必然偏离奉行的政治观点。

      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既得利益者必然是部分领导，以及和部分领导有关系的少数人。之前那些靠国有企业吃饭的职工只能领一点点补偿金下岗回家，然后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积极一点的想办法再就业，消极一点的整天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曰世道变了。

      半个世纪之前，人民公社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是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核心部分就是公共食堂。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二大国有企业解体，第一大国有企业解体是在三十年之后，苏联解体，整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毛泽东创建的巨大的国有企业解散了，当然要查一查各个环节。怎么查呢？就祭出共产党人的法宝——开会动员吧。

      六三年五月份，毛泽东在杭州开会，经过一番论述教育之后，颁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两个月后，中央又搞出了一个十条文件，简称后十条。这两个十条起草期间，刘少奇正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研究讨论。即使他在国内，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前十条是毛泽东主持的。后十条是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由田家英组织的起草班子，应该是符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体的认同。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毛泽东主持的前十条还在讨论解决细节问题；而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成了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由此可见，至少在六三年，邓小平的思想还不成熟，和后来改革开放时代的总设计师还不是一个人。

      前十条和后十条的原文很长，这里简述一下吧，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一小撮展开斗争：农村之前贫困，现在问题在好转，表示政策是对的。但是仍然遗留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巨大。巨大的问题存在意味着阶级敌人还在。现在必须清醒起来，去发动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对付阶级敌人。

      第二部分，指导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让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第二步，让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参与进来；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

      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

      第三部分，理论说得天花乱坠没用，要执行下去，就要有一批干部队伍。干部需要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结合起来，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组织分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总之一句话：组织要注意它的群众性，也就是大多数，保障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斗争。

      指导思想有了，纲领也有了，接下来就要有斗争对象。根据报告罗列如下：

      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富、又、坏分子，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中国传统阶层，要清算他们，走向新时代。至于能不能成功，那是现实操作问题。去不去干，关乎信念和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去干。

      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清算代理人。那些领导放现在就是贪污腐败分子。比方说身家上千万的村官，比方说那些利用手中之权和手中有钱的商人相勾结的官僚。

      三，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放现在就是鼓吹各种私有化的集团，可以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巨大利益。详情参照苏联解体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不公平。只不过现代可以容忍，当时不能容忍而已。

      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

      ——对应形形色色的鸡鸣狗盗之辈。

      五，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好吧，这个现在也很普遍，而且有个响亮的名字，叫民间资本。

      六，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看看那种“炒”字团，比方说炒房团，炒玉石团，炒烟酒团，炒大蒜团，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炒的。凡是和民生有关的，都有人在炒。按照目前趋势下去，不久将来估计会出现“炒大便”的。

      七，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放现在就是各种“房”叔、“表”叔。

      这些现象就是四清的基础。客观说这些现象存在么？存在。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现象啥时候灭绝过么？当年秦始皇强力建设国家机器，没能解决这些现象。之后朱元璋把屠刀磨的铮铮发亮，没能解决问题。到如今这些现象已经公开化。历史车轮不会因为毛泽东在，就会走上另一条轨道。在毛泽东那时代程度还算比较轻的，至少没有黄赌毒施虐，不会如现在这般：任何一个城市里，一公里之内就能找到色情场所；不会出来火车站就看见红灯区，而且就在公安局对面。又扯远了，呵呵。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在毛泽东的铁腕下，这些现象是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并不费解。因为凡是资源调动的地方就有不公。

      食堂解散了，要把锅碗瓢盆分给百姓。分的过程中，难免不均。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何况当时既贫又不均。

      锅碗瓢盆本来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收上去的，办食堂时丢掉一部分，炼钢时又丢了一部分，现在再分，肯定不够用了。当时轻工业水平又跟不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吃饭都要用锅，洗脸要用盆。领导之后是和领导关系近的人，然后是领导看起来顺眼的人。剩下一部分贫民百姓肯定是没得用了。刘少奇回湖南调查时，就发现一部分人没处住，就把自家老房子贡献出来。全国有那么多村子，刘少奇只有一个。

不均主要体现在分地。分地过程中，每个村子里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大家当然都想要沃土，贫瘠的土地没人想要。在那个肥料贫乏的年代，庄稼靠土地的自然肥力，一块沃土一年多收一百斤水稻或者小麦不在话下，而上缴的公粮或税收都一样，大家自然就有纷争。沿河地带的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自然也不想要。丘陵或山坡上的地，灌溉起来不方便，大家也不想要。还有谁家祖坟在哪块地里，什么哪块地本来就是俺家的等等。都是麻烦事。

      既然肥沃的土地都想要，那怎么办呢？就祭出老祖宗的法宝——走后门呗。走后门这门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从人类诞生那时候起，这门技术就兴起了，通过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实践、归纳总结之后，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来谈谈走后门的技术。这门学问需要两个基点：成本和察言观色。

      要搞腐败走后门，成本是必须的，三样：钱、权、色。有钱送钱。没钱的话，拿权力交换也行。如果两样都没有，那就对着镜子化点妆。自己没有姿色成本，就想办法找个有姿色的上。现在走后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领导宁愿把权力腐烂在手里也不会开后门行方便的。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这叫做宁缺毋滥。走后门之所以是走后门，只因后门比较隐秘。直接拎一块肉往领导家一放，说某某同志我砸锅卖铁弄了这块肉，现在送给你了，现在跟你搞交易，我要那块沃土，而且说话语调很高。这还叫走后门么？这叫走前门好吧。

      在走后门这项技术上，之前的地主或富农有着天然的优势，老宗族都干过么，没干过也看别人干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贫下中农就不一样了，祖上下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想着一日三餐、传宗接代的问题，哪有那个时间精神练习走后门的技术啊。走后门那玩意，对贫下中农而言，正如瞎子摸象，神秘莫测，绝密的。

      不懂得察言观色，有东西也未必送得出。因为后门是隐蔽的。

      其实那时候走后门也没啥，可不像现在这样，物质程度相当丰富，丰富到领导都懒得看一眼，走后门也简化了，动辄给张卡，方便、实惠、快速、简洁。那个时代的物质程度极为贫乏，走后门也只是一捆烟叶子、一篮子鸡蛋啥的。但是这些烟叶和鸡蛋就造成了不公。如果能送点啥票票，说不定就可以多分点地。

      多分了地就要雇人干，对吧，就能成为新地主，也就有所谓的新的剥削。这些事在别人那里或许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

      这些现象在城市里要更为复杂一点，城市里没地可分，后门却更多，而且更为隐秘。偷税漏税啊、偷工减料啊、贪污腐败啊啥的，都可以在后门解决。此外还有偷盗啊、诈骗啊、绑架暗杀啊，这些江湖门道也可以发扬光大。

      这些现象搅合在一起就变成一锅粥。当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在大陆干了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些问题，跑到台湾了。现在大陆的当家人成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要展示他的手腕，蒋介石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来做。国民党摆不平的问题，由共产党来摆平。要解决这些，毛泽东采取的策略就是在乡下搞四清、在城里搞五反。

      所谓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这几项并不难理解，而且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只要抓好这几项，就能做到相对合理公平。大饥荒之后，要寻找原因，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弄清楚理顺了，大概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上，在执行时又惹出了大乱子。

乱上加乱

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在执行时都会出现偏差。即便万有引力定律，连太阳系内部的行星轨道都无法精确计算。相对论方程，也有自身的范围和界限。科学尚且如此，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要伤残一片的。

      四清理论是中央搞的，也得有人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可以主持理论制定，却不能亲自下去查。即使他们亲自去查，也不见得能查出个所以然。要查，还得别人去，具体说就是工作小组。

      首先第一关，工作小组的成员就是问题。

      既然工作组去下面查人家，凭什么就说工作组就是对的、下面就是错的？就凭你是上面派下去的么，肯定说不通。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政治精英们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但想到了，还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灵丹妙药，解决方式就是来个大火锅。火锅大家都熟悉吧，虽然就一个锅，却是鸡鸭鱼肉萝卜白菜都可以有。

      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大火锅，成员主要由四类：有中央派过去的；省市一级的；另一个群体是知识青年，也就是学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国有企业优秀工人。

      中央的人负责把一线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亲朋好友秘书啥的，可以说是领导的耳目，负责帮助领导了解前线信息。因为这个运动是伟大领袖展开的，弄不好就要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敌人”。

      所以信息非常重要。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采取行动，该检讨检讨，该哭鼻子哭鼻子。

      省市一级最为辛苦，需要了解一线信息的同时，还要尽量和中央的人接触，侧面了解一下高层动向。毕竟嘛，省市级夹在中间，平时在地方威风八面，一旦涉及到运动却又得享受加板子，就像七千人大会。这一层的使命是，给中央想要的，要敌人给敌人，要模范给模范，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所谓“意外”就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要模范，你去挖敌人，中央找敌人，你去包装模范，肯定不行。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地处理掉。处理不掉，领导即使倒霉也还有待遇，而下面这些跟着领导混饭吃的马仔，可能只有失业回家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会找来新的马仔。

      至于学生么，热血青年呗，好比一群把理想当饭碗的无根浮萍，折腾不出啥花样。几年之后他们将成为红卫兵，又过几年他们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工人么，任务是协助干活。

      工作组就是把这样一些人搅合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相互平衡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过于嚣张，你是中央某个部长的秘书，感觉后台很牛。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的后台可能是政治局的，还可能对你的部长大人不满。最好还是老实点，惹出麻烦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而且那时代讲原则的人很多，办事一根筋的人也不少，工作组的质量还是能靠得住的。

      搞笑的是，工作组越是能靠得住，惹出的麻烦可能就越多。世事就如此奇特。

      看一看这些人的成分就行了，机关单位工作的、甚至高级机关单位工作的，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搞资料的；学生，读书的；工人，工厂里的螺丝钉。就是没有种地的。却要这些不会种地之人去管理会种地的人、去查种地的人。隔行如隔山嘛。之前的大饥荒，就是一帮不懂种地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这一次还来，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样一个工作组去了一个公社，第一步就是让之前的公社书记啥的靠边站。组长就行使公社书记职权，然后组长下面的小组长就会成为公社下面的大队书记，组员啥的就要行小队书记职责。相当于把公社组长的权力给夺了。没办法，查账么，就要让被查的人暂时靠边站。

      看似可行性的操作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领导让你下去查，只有查到问题才好交代。要不然如何对领导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干嘛了？领导有时候就像苛刻的老师，需要检查作业的，需要成绩的。作业不交想干什么？如果是学生，也可能就是贪玩啥的，最多被训一顿。作为领导的下属，不干活的解释只有一种：被腐化了。

      靠谱的工作组就导致了不靠谱的结果：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要发力过猛，运动一起来，却必然发力过猛。不发力就可能遭殃，发力至少能保证不遭殃。为了个人前途着想，没有刺也要挑刺。实在不行，那就鸡蛋里挑骨头。

      每个人挑一点点，中国这么大，汇集到中央就堆成了山，运动升温是必然的。

      先看清账目。

      理论上说，账目一目了然，容易清理。实际上账目是清不了的。

      即使现在，有书面记录、有电子存档、还有备份的情况下，去查一个单位的账目，肯定也查不清楚。有些账单对不上，发票不翼而飞了，还有一笔钱蒸发了，见鬼了。实际上并不是见鬼了，比方说两个领导出去一个晚上、吃喝玩乐五万块，这样自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能接受的。比方说业务需要搞灰色交易，这些钱肯定对不上，如此而已。那个时代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穷的，但是烂账更多，为啥呢，看看仓库就知道了。

      不仅仅账目对不上，仓库更对不上了。现代账目对不上，是因为吃喝玩乐、搞亏空、腐败啥的，当时这一套不盛行，没多少人敢玩。但是当时仓库的缺口更大。因为库存直接靠吹牛。大饥荒是大跃进惹出来的，大跃进是吹牛吹出来的。刘少奇在湖南考察的万头养猪场，只有几头瘦猪。要查仓库，对账怎么对得上？

      六三年经济有所恢复，也就是农民跳出死亡方程式而已。大家有了东西填肚子，能吃到米饭馒头，其他不用想太多。这个时候去查账查仓库，肯定是查到一大堆窟窿，而且是那种补不上的窟窿。因为这些窟窿本来都不存在，是通过吹牛吹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吹出来的窟窿填满？根本就是瞎胡闹么。

      现在国家来真的，问那些粮食去哪了？猪马牛羊去哪了？很好解释，因为根本不存在。

      但下面人又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说了别人也不相信。怎么办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最后决定权，只好把这些问题如实上报。一上报，那还了得！资修特务卖国贼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来么！一定要好好整治，好好整治一番。

      第三项要查的是分工。分工查的是当下，不涉及历史旧账。分工分好了，可以减少不平等，减少百姓怨言。任何一个组织，想要把眼前的事情弄好，首先就要解决分工问题。在分工这一块，很多人都是高手。分工，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人。那个时代的各级领导都经过残酷的考验，对用人非常精通。

      这种分工不应该去干扰。本来基层干部个人分工分得好好的，就算个别靠吹牛拍马裙带关系走后门，也无关大局。现在派一个工作组去把人家挤到一边去，相当于打乱了这种分工。以清查分工的目的打乱了分工，相当于得不偿失。不但打乱了这种分工，而且这种打乱分工的人还不懂种地，更乱了。当然，基层那些事并不困难，种田也不是啥高尖端技术，用心学很快就能掌握。问题在于，这些人还是要走的，不会留在基层。清查时相当于重新分工，离开时相当于再一次重新分工。

      最后一项，清财物。财物最不好清，反而成为最为靠谱的一项。

      因为当时的财物太容易清理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财物都容易清理，因为中国农民从来就是地球上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如果有钱，那就升级一下，成了地主了。如果有钱又会来事，还能买个官当一当，就升级为贵族。

      新中国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经历了大饥荒之后，已经赤贫。

      这个时刻清财物，能清啥呢，也就是清点一下锅碗瓢勺、清点一下锄头、犁子、钯、篮子啥的。大家从集体生活变回个体生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是生存的保证。贫下中农可以不吃肉、不喝酒，但必须有这些生活用品。虽然没啥好清的，但为了百姓生活着想，有清理的必要。这大概是四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工作组还是认真办事的，仔细清查了每一项任务。根据上面的分析，不认真还好点，越认真越糟糕，查出的问题越多。查出的问题越多，动静就越大。

      动静逐层汇总，汇集到中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中央领导人会根据这些信息来调整政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就表示敌对势力还很严重！

      难怪三面红旗没能普照神州大地！原来是这些敌对分子死性不改啊。因为他们死性不改、顽固不化，造成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挨饿受累，而这些农民是新中国诞生的保证啊！

      为了理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后代、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放过这些人！那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无产阶级的威力——为了让敌人灭亡，得把政策再紧一紧。

      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拉去枪毙对吧。怎么办呢？要拯救他们，给他们一条活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要拯救他们，就要把他们头脑中那些错误的思想清除。这些人脑袋里有了水和面，摇一摇就变成了浆糊，要把浆糊给清除掉，现在。

      只有把脑袋里的浆糊给清理掉，方能解救他们。

      由原来清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请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如果说账目、仓库这些东西不好清，政治和思想就容易清么？又不能把脑瓜子打开给洗洗吧。那就要采取更为强力的方式。

      看看这个政策，从毛泽东邓小平中央制定，到各位公务员学生到下边施行，基本上都是好心好意没有出乱子，这一系列没有出乱子的步骤融合在一起却出现了大乱子。把原本以搞经济为目的的一场运动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数人因此完蛋，无数人备受折磨。这还没完。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将再一次升级，升级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

      ——啥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典范。

      世间悲剧，往往都是以善念为出发点得到的却是恶的结果！

      治国——难啊！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得是既生动又玄妙。

      然而治大国真的如此么？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拥有数千年历史。在这个大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寥寥无几。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名将，容易；找佳人，容易；才天才，容易；找权谋啥的都容易，唯有寻找治国之术难。因为那些啰嗦一大堆的人根本不懂治国。

      本人很尊敬伟大的老子，然而综合起来看，老子的那句话是瞎扯淡。相信那句话的人也是瞎扯淡。因为老子或者相信老子那句话的人，都不懂治国却自以为懂治国。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断章残篇，这些断章残篇都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臆断或者说书生意气使然。拿出来细细观察，还不如这四清运动经得起推敲。所以中国陷入诡异的王朝轮回中，难以自拔。

      国人啊，高谈论阔的时候，还是多多想一想可行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