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

第一章  从抗美援朝说起

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就在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时，他大概没想到，一年之后他的角色就换了位，从批判者变成被批判者，从人生顶峰跌落到低谷。从北京中南海到江西庐山，反教条主义和庐山事件表面上毫不相干，实际上有很大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反教条主义是一个错误，那么庐山事件就是一个谎言。

      这个篇章的中心是庐山事件。庐山事件的主角是彭德怀。

      说庐山事件和彭德怀，必然要说抗美援朝。

      没有抗美援朝，彭德怀就没有后来那种高于其他将帅的威望，即使写那封信恐怕很少有人理会，也不会惹出那么大动静。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没人理会的下层人物一样。庐山会议中间，赞同彭德怀的人不少，包括毛泽东的秘书在内，很多人都赞同彭德怀的看法。最后仅仅处理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少数几个人，其他人能争取的也就争取了，像田家英，都放过去了。之所以处理彭德怀，是因为彭德怀必须要处理，现在先说说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建国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此战之后，新中国真正赢得——自立。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看，近代几百年东西方交战史上，仅有此次，东方真正在军事上阻挡了西方。之前的日本幕府、大清政府、乃至军国时代的日本，在和西方的陆地交战中，最后无一例外的失败、失败、再失败。

      此战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一个让人尊重的国家，这些大家都知道。战后对国内的影响或许更具决定性，却被各路专家、学者、历史学家、粉丝们给忽略了，需要理一理。

      朝鲜问题本是苏美两国留下的火堆，和中国人无关。然而这个火堆一旦点燃必然和中国人有关。朝鲜的事基本上都和中国有关，整个一部朝鲜历史纵横交错着中国人的身影，要么在接受中国人的援助，要么在抵抗中国人的入侵。刨除中国强势时代的入侵，作为邻家老大哥，中国还是很够意思的，每次朝鲜遇到外敌入侵，中国总是出兵援助。

      入侵的那些事这里就不谈了，这里说说援助的事。

      更远的先不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援助朝鲜是在明万历年间，猛人丰田秀吉同志武力搞定日本各路诸侯之后，开始梦想统一世界，此人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老祖宗，毕生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世界性帝国，应该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蓝图。

      对日本人而言，统一世界的第一步永远都是要搞定朝鲜半岛。于是日本人就去大规模进攻朝鲜，把朝鲜搞得就剩最后一口气，政府要跨过鸭绿江到中国流亡。

      明朝决定抗日援朝，李如松在朝鲜把鬼子杀得哇哇乱叫，奠定名将地位。最后因为战争失败，丰田秀吉也在日本给后来的东条英机等后辈做一个示范，死亡。当然丰田秀吉是气死的，或者说气出病后病死的，总之没得善终。此战和抗战时间一样长，前后八年，消耗了大明帝国大把白银和精兵，正是在此时，努尔哈赤冒出来了。而此后朝鲜人把明军的作战方式泄露给土蛮，导致李如松战死。李如松不死，大明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萨尔浒惨败。把明军统帅杨镐换成李如松，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模样。可以说抗日援朝加速了大明败亡，正如杨广东征高丽加速隋朝败亡一样。

      第二次抗日援朝发生在清末，历史书上写得很清楚，大清一败涂地，再败涂地，三败还是涂地，一直败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家底一下子丢光，覆没已成定局。大清完蛋了，朝鲜也完蛋了，开始过上亡国奴的日子，直到二战结束。

      第三次就是抗美援朝。

      国共决战结束，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天下。北极熊苏联欣喜若狂，北美野牛美国则怒不可遏。中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金日成先生的战斗欲望，渴望复制一下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统一南朝鲜。南方的李承晚同志也怀有同样的梦想。

      李承晚有北美野牛的支持，金日成的靠山则是北极熊苏联。

      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同志，那个日成啊，自己去干吧，但是得告诉你，如果北美野牛出现，我不会帮助你的，你可以请中国的毛泽东帮忙。斯大林打心眼里不赞成金日成鲁莽的行为，考虑到之前在中国问题上犯了好几个错误（先是不赞成共产党打内战，后来又赞成划江而治），就觉得金日成或许能成为朝鲜毛泽东，就让他试一试。这个过程中国不知晓。

      年轻的金日成同志以为斯大林的安慰是成功的保证，跑到北京跟毛泽东打了个招呼就回朝鲜干事业了。金日成十分自信，甚至还急匆匆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援助建议。

      金日成自信的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参战，理由很简单，美国人既然没有在中国直接派兵帮助蒋介石，有啥理由直接出兵帮助李承晚？毕竟偌大中国都“赤化”了，还在乎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么。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忘了，中国和朝鲜毕竟是不一样的。金日成同志还是糊涂了，美国不是不在乎中国大陆赤化，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出兵中国大陆得多少人马？而且海军用不上。在朝鲜就简单多了，在那个狭长的半岛上，航空母舰在海面上摆好，火力就能覆盖差不多整个岛屿。然后麦克阿瑟再搞一个仁川登陆就要了金日成的命。

      于是乎，金日成又想起中国了，这个多次帮助了自己的国度。

      莫斯科来消息了，说看在自己人的份上，让金日成到东北搞个流亡政府吧。当时莫斯科也不好意思自己让中国出兵，毕竟事儿是自己惹出来的，自己又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理当自己出兵。三百年前的那一幕重演，不过当年日本换成了如今的美国。

      金日成也跑到北京哭了，说我不想流亡啊之类的。不管怎么说，金日成也是个政治家，知道眼泪不管用。要是管用的话，自己去美国哭得了，让人家同情你退兵；或者直接去斯大林那里哭，让苏联红军过来。但是不管用也没法，只剩下眼泪了。

      三百年前，日本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国王要来中国乞降。

      三百年后，美国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政府要来中国流亡。

      三百年的跨度，两次出兵，都有一个潜在的理由，那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再图谋中国。中间清末那次抗日援朝不成功，导致日本人搞定朝鲜，以此为跳板侵略东北，进而进攻整个中国，给中国人带来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如果当时清帝国在朝鲜挡住日本人，什么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都没了，清政府至少还能延续一阵子，再来个变法啥的，搞君主立宪也说不定。历史就这么诡异，一次战争就能改变时代走势。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不敢出兵，他显然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人还是遵从了千年以来的策略，还是决定出兵。当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意思，或者说金日成的眼泪，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大脑里虽然装满浪漫主义想法，具备诗人气质，但前提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都讲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利益之前，下决心太难。为此毛泽东卧床一个月，仔细思考，反复权衡，才终于下决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他一辈子最难下的两个决定之一。第一个决定是国共内战，当时国民党占优势，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又有美国实际支持；共产党处于劣势，苏联名义上不支持，暗中支持有限，一旦失败，代价太大。这一次情况也一样，苏联暗中支持——但有限。

      毛泽东知道，人总归要靠自己。关键时候不要指望苏联，如果苏联可以信赖，就该自己出兵，就算不出兵，也不至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玩退出，让老美大张旗鼓搞个联合国出来，占了道义优势。苏联人在联合国玩退出，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即把美国人的军力引向亚洲，缓解他们在欧洲的压力。引向亚洲，也就是引诱中国参战。

      比起之前的援朝，这次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明代抗日援朝，明军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辽东铁骑和戚家军在装备和阵型上优于日军。清末大败，北洋舰队装备上和日本海军差距并不太大。而这一次，新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差别就太大了。

      别的不说，就军种来讲，美国有海陆空三军，装备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只有陆军，装备极其落后。北极熊给点武器援助吧，还要记账，还在大饥荒时代讨要，帮助中国饿死人。

      一旦开战，制海权和制空权将牢牢掌控在美国人手中。他们可以从海陆空立体进攻中国单一的陆军。抗日战争时代，日军用陆军和少量空军就把国军赶得到处跑。此时的美军装备远胜日军，空军远胜日军。朝鲜地形狭长，不利于志愿军大范围穿插运动。如果在中国，一场战役打不赢，后撤一千里，也就是从山东退到河南，然后可以从河北或江苏重新迂回到山东，骚扰敌军后方和侧面。朝鲜就不行，三面环水无路可退，美国海军可以自如行动。在敌人海空优势下，志愿军后勤严重跟不上。

      鉴于这个情况，中共高层领导，包括军方均反对出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彪。林彪一辈子都在紧跟毛泽东，但是在朝鲜出兵问题上，林彪做出了一辈子第二严重违背违逆（最严重那次当然是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事情。林彪认为应该屯兵东北或朝鲜北部。

      现实主义者反对出兵，无非是想修生养息图谋发展，要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需要安全，而当时安全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参战，如果美国人陈兵朝鲜半岛，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就算美国人没有直接发动战争，也可以把蒋介石直接运到东北。

      就算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共军主力也将被牵制在东北，蒋介石也可以威胁南方。

      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在自家打不如在别人家打。

      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不打弊端很大，打利益极大。既然如此，那就打吧。

      毛泽东以其梦幻般的魄力，决定出兵朝鲜。正是因为毛泽东这次力排众议出兵朝鲜，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再一次完成质的飞跃。正是这一次飞跃，让毛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迈入神坛，从此之后，很少有人敢于反驳他，敢于反驳他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莫不如此。

      现代人回忆起毛泽东晚年搞文革，以为毛从来就是一呼百应，以为那个时代的人容易被忽悠，那是很不负责任的。毛泽东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胜利中积累起来的，是在长征、抗日、内战、朝鲜战争中积累的，后面将有专门篇章分析。朝鲜战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伟大的毛主席战无不胜，所以后来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大家都说“好”，毛泽东搞文革，大家也说“好”。

      ——悲剧就这么来了。悲剧所以可悲，只因为其剧情建立在高尚的信念之上，并以极大的热情实施之。

选帅，谁是最好的？

决策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来了，谁挂帅？

      经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这一系列战争之后，共军迎来最高级别的战争，将帅也迎来最高级别的考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败了，新中国将举步维艰。

      主帅于是就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位置。身系天下之安危，在战场上定鼎乾坤是一个统帅的最高荣誉。但荣誉也意味着烫手山芋，稍有差错，一世功名都将付与流水。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筹码是国家安危和个人荣耀。赢或者输，都将对历史产生影响。正如两千多年前的长平之战，胜利的白起载入史册，失败的赵括也载入了史册。载入史册的白起，意味着秦的强势。载入史册的赵括，象征着东方的衰亡。世上还有更大的赌局么？没有，再也找不到档次更高的赌局了。什么拉斯维加斯赌场，什么澳门赌场，也就是那些无知的贪官或者腐朽的富人，去忽悠忽悠平庸之辈。有志之士都知道什么才是高级别的赌局。

      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当然要选择最合适的将领。

      当时中国还没有正规军衔制，将军有很多，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解放军时代，各个时期的杰出将领很多。仔细考察一下，其实候选人并不多。除了解放军时代，共军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争。

      评定十大元帅，一半是军事战绩，另一半是政治资历。元帅中间，比较纯粹的军人只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几个人而已，像罗帅和叶帅，与其说军人不如说是政治家。但你不能说他们不够资格当元帅。比方说贺帅，解放战争中表现并不突出，就凭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旗帜的身份就必须是元帅。

      朝鲜战场是另外一个情况，一切以军事行动为先导。所有的政治路线、意识形态、是非恩怨都将靠边站，只有赢得胜利，这一切才有意义。否则，都是空。

      作为志愿军统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胆略、机变、冷静。一流统帅，必须具备一流的胆略，超人一等的机变能力，无与伦比的沉着冷静，如同狮子一样强悍，豹子一般迅捷，狐狸一般狡猾。同时得符合韩信的自我评价：将兵多多益善。

      共军战史上，级别和朝鲜战争最为接近的是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战功最大、打得最好的也就是林彪和粟裕。

      决定性的三大战役，林彪直接负责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实际指挥者是粟裕。实际上因为傅作义同志觉悟比较高，平津战役还没打起来。真正有说服力的就是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和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

      林彪还是粟裕？这是个问题。

      粟裕和林彪的家乡隔洞庭湖而相望。粟裕生于湖南，林彪出生在湖北。洞庭湖千年烟波铸就了二人诡异机变的才情。两人均出生于一九零七年，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而且早早加入军队，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四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一个统帅的黄金年华。相貌上看，林彪和粟裕非常相似：同是身材矮小，同是面颊消瘦而双目有神。从生活习惯上看：同是沉默寡言，同是对战场之外的事没兴趣，同是能对着地图呆坐很久，同是算无遗策。从处境上看：同是深得毛泽东信任，同是……太多同是了，他们太相似了。选谁呢？毛泽东在琢磨。

      这么看来，还真不好选。最后毛泽东选择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实际上就是为进入朝鲜做准备。一九五零年七月七号和十号，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来毛泽东又让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当时还没有叫志愿军，十月份才改名为志愿军的。

      然而林彪和粟裕究竟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很相似。这种不同表现在战术指挥风格上。

      前文已经分析过，粟裕没上过军校，完全从实际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名将，和刘伯承那种偏重于理论型的统帅恰好互补。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战争实践不低于粟裕，介于刘伯承和粟裕之间，理应更为合适。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指挥风格决定的。

      用一个字形容林彪的指挥风格，那便是——稳。多说点，稳而细腻。

      林彪用兵，稳中求变，暗藏杀机。等林彪把战局布毕，战场拉开，对方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林彪太稳定了。

      在排兵布阵和临机应变这两项上，他和粟裕领先其他人至少半个身位。

      但是，林彪的稳中求胜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让他看到优势才行。看不到优势，他很难下决心。纵观林彪一生，平型关战役，一场伏击战，而且规模不大。起到了轰动效应，实际战果并不大，并没给鬼子造成实质性杀伤。

      林彪一生最为得意之作应该是辽沈战役。打赢辽沈战役，中共彻底站稳了脚跟。就算关内全部失败，共产党有东三省足以图谋未来，足以上演一出清灭明的好戏。辽沈战役最关键的部分是打锦州。恰恰是打锦州，反映了林彪的谨慎。

      摊开地图就知道，锦州地处咽喉要道，是连接关内外的一扇大门。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跟大明在此反复纠缠。以林彪的军事素养，不可能不知道锦州的重要性，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即使老领导毛泽东一直在催促，打吧；即使副手罗荣桓也在催促，打吧，林彪还是不明所以。原因无他，风险大一点而已。

      将军一句话，关系成千上万人之生死，甚至关系到一个党派乃至国家的前途，谨慎是必须的。鲁莽之人永远成不了名将。然而在节骨眼（打锦州）上犹豫过多似乎是……

      粟裕风格——奇。奇，而诡异。

      中共将领之中，粟裕用兵最为诡异，孙膑之后，难得一见的诡异风格。孙膑的诡异，源于对兵法的理解以及个人遭遇；粟裕之诡异，完全来自战场磨砺。

      对手之中，对粟裕的评价都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出现。

      粟裕是难以预测的。而且粟裕必须是难以预测的。如果粟裕能够预测，他也成不了粟裕，早已死过很多次。粟裕指挥的战役之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淮海战役。最能体现粟裕战术风格的则是在孟良崮。

      当时国军全面进攻刚刚失灵，改变战略搞重点进攻，分别进攻山东和陕北。进攻山东的国军四十多万，其中以新编七十四师和第五军为进攻主力。新编七十四师一共三万人，全美式装备，抗日战争中历经战火洗礼，战斗力很强。该师曾和一个美军师搞过两次军演，两次都战而胜之，可见战斗力之强悍。

      粟裕当时带领十五万华东野战军和国军周旋。经过一系列试探、交手之后大家都玩起了猫腻。当时国军思想很简单，就是抓住共军决战，共军的战术则是寻找机会歼敌一部。

      七十四师战斗力超强，三万人全是老兵，久经沙场，作为尖刀部队，离开两翼深入比较多一点。粟裕发现了这个情况，好几次都想下手，一直没机会。因为七十四师相当于一个小型机械化军团，前身就是七十四军，武器装备远远强于共军。要歼灭它谈何容易。

      七十四师之所以在孟良崮被包围，也有师长张灵甫的一份“功劳”，骄横强悍的张灵甫已经厌倦了和共军捉迷藏，直接把部队开上孟良崮，和共军开打。张灵甫的盘算是，如果是小股共军，根本不在话下，如果是共军主力，正好吸引过来，来个中心开花，就像名将薛岳在湖南打鬼子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不战则已，战就干一票大的，消灭华野主力给校长看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粟裕带着十五万华东野战军主力，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地把七十四军包围在孟良崮，华东野战军也暴露在四十万国军的虎口之中。这个时候，粟裕的十五万人被夹在中间，一方面要拼死阻击外围大军，一方面又要迅速消灭掉七十四军，稍有闪失将全军覆没！如果粟裕战败，整个华东野战军将毁于一旦，山东将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未来的淮海战役就无从谈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国军八十三师离孟良崮仅仅五公里，也就是一个山头的距离，硬是没插进来。

      如果双方军人战斗力对等，华东野战军将凶多吉少，粟裕也将从此埋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众所周知，国民党军内派系林立，派系之间存在丝丝缝隙。粟裕就利用这些缝隙，通过高超的指挥才能，硬生生虎口拔牙，消灭了七十四军却又全身而退，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战之后，连远在延安一向胃口很大的毛泽东都感叹，此战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他老蒋，另一个是我老毛。参与指挥的陈毅则感慨；将来一定不让儿子带兵，这不是人干的活！

      此战过后，国军优势消耗殆尽，国共双方呈现均势，为接下来的决战拉开序幕。

      关于林彪和粟裕的指挥风格，林彪本人有过精彩描述。

      林彪曾这么对部下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

      到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美军，而且是异国他乡。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百姓的帮助。前方军队打仗，老百姓后面推着小车搞后勤，所以战无不胜。到了朝鲜就不同了，地形狭长，四面环海，不利于共军穿插。朝鲜百姓不是中国百姓，三八线以北还好，过了三八线，就是敌占区，有敌意的。

      兵法云，正奇相克，正则奇之，奇则正之。所以林彪的稳不如粟裕的奇。

      毛希望粟裕能像消灭七十四师那样消灭美国几个整编师。所以毛点了粟裕的将。

      当时粟裕正在酝酿解放台湾，接到任务后病倒了，毛泽东等了他几个月，病情依然不见好转。粟裕的病，也成了世人眼中的一桩悬案。

      对于粟大将军的病情，很多人表示怀疑，怀疑他装病，不敢去。为啥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了？怀疑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是可耻的。说句诛心的话，即使粟裕大将军病情没那么严重，也不应该受指责，看在他为新中国立下的战功的份上。那些指责粟将军的人，请问你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

      第二个候选人当然是林彪。林彪长期在东北征战。东北和朝鲜之间仅仅一江之隔，地形气候都比较近似。志愿军以四野为主力。怎么看林彪都合适。然而林彪不主张出兵。当时大部人都不主张出兵，理由无非是双方差距太大。这是一个相当务实的看法。而且林彪比较倔强，意念一旦形成，任谁也改变不了。

      后来有人攻击林彪胆小怯战。纯属瞎扯淡，林彪一生出生入死，何曾怕过？

      兵者，凶器也。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越是久经沙场的统帅，越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一次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将军百战声名裂”，还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林彪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另外根据上文的分析，林彪的性格和指挥风格根本就不适合带志愿军。因为林彪一生求稳，到朝鲜能稳赢么？武器装备上，没法比；后勤补给上，没法比；两国财力上，还是没法比；甚至在道义上，人家的旗号可是联合国。

      仔细分析之后，林彪坚决拒绝出兵，哪怕毛泽东一再暗示，等他一个月。逼得毛一气之下把林彪冷藏了好几年，要不是后来出于政治需要，还不知何年何月能复起。

      还有谁？

      按照流行观点，除了林彪和粟裕之外，还有一帮人可以指挥。比如说刘伯承。作为开国元帅，刘伯承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遗憾，刘伯承不适合去朝鲜。

      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本人建国之后退出军队专心于教育，但这根本就不是原因，可以再穿上军装么，没啥不可以的。彭德怀去朝鲜之前，也在西北搞建设，一心开发大西北呢。

      第二个原因是刘伯承更适合搞理论研究，比如在建军问题上，刘伯承有巨大优势。刘伯承有深厚的学养。这也不算大问题。

      在刘伯承和粟裕的风格中，已经阐述过，刘伯承是骨子里是一个正规战现代战争专家。正规现代战争拼的是装备和后勤，而这恰恰是志愿军拼不起的地方。

      选帅的真正标准还是看将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刘伯承在抗战中表现还是不错的，但那是小规模游击战。在解放战争中，直接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三野四野没法比，整个淮海战争，只起到一个辅助性作用。后期在西南消灭了不少敌人，但那是残敌，只具备参考价值。

      另外一个选择是徐向前。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虽有西征惨败这样的污点。但是徐向前的军事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仅有两万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之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显得兵强马壮。因此才有张国焘逼迫中央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皆因红四方面军的统帅叫徐向前。此后徐向前一直被毛泽东冷藏，一直藏到解放战争后期才放出来，到山西给阎锡山折腾得不轻。可惜徐向前是不可能挂帅的，一是毛泽东对他一直敬而远之；二是他带的兵是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四野是以中央军发展起来的，有间隙；三是他本人也没有指挥过十万以上的野战部队；

      其他老资格，如贺龙，解放战争中基本没表现，聂荣臻、罗荣桓、陈毅、叶剑英等人，不用毛泽东鉴别，即使是平凡如我辈也知道他们不适合挂帅。

      还有人吗？还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

      现在很多说书先生认为，毛之所以要用彭德怀挂帅，主要是用“西北王”统领“东北王”的部队，既把彭德怀从西北调开，又把林彪从东北拿开，属于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瞎扯，还真把美帝当纸老虎了！那是毛老人家自己的宣传攻势，如果轻视美帝，毛泽东根本不用在床上躺一个月还下不了决心，根本不用等待粟裕，直接让彭德怀出兵得了。共军内部山头派系林立是不假，那是在平时，平时没事搞个斗争啥的。一到战场上那是铁板一块，消灭敌人是第一要素。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就是，毛泽东驾驭下面一帮人，关键时候可以让他们团结一致，蒋介石就不能。换成蒋介石，林彪即使反战也得挂帅，理由是他和林彪关系最近。就像淮海战役，有薛岳不用，用刘峙大将军，因为刘大将军虽然热衷贪污玩女人，看起来却忠心。

      中共军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在朝鲜出兵问题上，他是反对派；另一个就是彭，他是志愿军统帅最后一个合适人选。

      当没有人可以选择时，毛泽东又想起那个冷傲刚毅的彭大将军。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到延安时写的那首诗，后两句看起来更像是为抗美援朝准备的。

      在政治局和军委大部分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反对出兵的情况下，彭德怀在未有思想准备的境况下，同意毛泽东的出兵意图，理由，当然是从战略角度出发。

      彭德怀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是前线指挥官，也是毛在军事上最重要的臂膀。抗日战争中和毛有分歧，以至于在解放战争初期被闲置。战场上生出的矛盾，只有战场才能消除。好吧，在朝鲜，共同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契机。

      这里谈谈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也就一个字——刚。大气，大巧不工。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猛将梁兴初指挥三十八军在熙川稍微犹豫了一下，放跑了南朝鲜两个团，回去开总结大会。

      彭德怀盯着梁兴初吼道：“三十八军梁兴初到了没有?”然后直接开骂：“我问你，你三十八军为什么慢慢腾腾，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没等梁兴初回答，继续开火“人家都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说熙川有‘黑人团’，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这分明是临战怯阵，哪里是抗美援朝！”

      副司令邓华见势，忙解围道：“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一定要打好，一定要重振“军威！”彭德怀立刻打断邓华：“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什么人啊？从小兵一直爬到军长位置，死人堆里一路走来，都是哪里难打打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往哪上，二十年来，大小百战，从不当孬种。一辈子听到的都是表扬表扬再表扬，即使是老领导林彪，也没有这么骂过自己。太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自尊心驱使下就顶了一句，“不要骂娘嘛。”

      “不要骂？老子就要骂！”彭德怀盛怒，“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的娘！”还嫌不过瘾，继续发飙，“你三十八军一再拖延时间，没有歼灭熙川之敌，这是延误军机，按律当斩！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够狠，快说绝了！

      还能找到更粗鲁的人吗？难！但是在一流统帅里，这种人并不罕见。

      不明就里之人还以为彭德怀是粗人一个。如果这么想，只能说明你被那种故事表面蒙蔽了。三十八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梁兴初是啥人，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会不知道？别逗了！

      彭这是在激将！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每次战斗之前，诸葛亮都要激将，五虎上将均被激过，随后张飞关羽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去杀敌。但激将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像诸葛亮那样摇摇扇子，也可以像彭德怀这样骂人。像梁兴初这种猛人必须刺激他。

      如果彭真的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粗野，应该是把梁兴初骂一顿，然后晾在一边。实际上呢，骂过之后立刻布置任务，第二次战役中最重要的任务分配给梁兴初的三十八军。结果梁兴初指挥三十八军打出了抗美援朝中最为漂亮的一战，歼灭敌人占总歼敌量的三分之一。彭德怀立马发电嘉奖，电文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梁兴初看了，差点落下英雄泪。

这种指挥风格，林彪那里不会有，粟裕那里更不会有，相当有效，不是吗？

      对梁兴初这种猛人，奖励和表扬都习惯了，必须狠狠的刺激才能激发出潜能。表扬时，也需要与众不同。这就是彭德怀的刚猛之风。

      如果说林彪用兵像狐狸一样狡猾，粟裕用兵如豹子一样敏捷，那彭德怀统兵就像狮子一般强悍。

      彭德怀一生身经百战，有些战役打得很漂亮，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则是那两次对外战争，一次抗战时期对日本的百团大战，另一次就是抗美援朝。彭德怀这个人缺点不少，粗鲁爱骂人都是，但是在对外战争史上，他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在朝鲜，彭德怀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难以弥补的装备面前，在异国他乡，彭率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军同胞，以满腔热血、盖世豪情穿插迂回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山区。

      林彪的稳，传达出军人的冷静。

      粟裕的奇，代表了军人的机变。

      彭德怀的刚，象征着军人的胆气。可以说共军军胆就是彭德怀。

      冷静、机变、胆气，是优秀的军人必须要具备的三个特征。优秀的将领，必然具备这三个特征。没有胆气的军人根本不算军人，只是懦夫；空有胆气的军人只是莽夫；战场上如果不通机变，只能是活靶子。

      林粟彭三人都是第一流的统帅，具备一般人不具备的素质。之所以做这样一个区分，只是因为林彪把冷静发挥到极致，粟裕在机变方面无人能敌，彭德怀的胆气则是无与伦比的。

      以沉稳为主的林彪反对出兵。

      以机变见长的粟裕没能去成。

      最后以刚猛见长的彭德怀挂帅。

      一番差错之下，共和国征战史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归了彭德怀。时至今日，历史仍然记得，新中国经历过最高规格的战争是在朝鲜，统帅，彭德怀。

      三百年前李如松带领大明军队越过鸭绿江，帮助朝鲜解决日本；三百年后，彭德怀带着解放军再次越过鸭绿江，对手换成了美国人。三百年前，因为抗日援朝，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加速衰落；三百年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会如何？

      下面看一看彭德怀的对头，麦克阿瑟将军。

第二章  战争概况

彭德怀的对手——骄傲的麦克阿瑟

经大批现代版路边社专家分析，说当年要不是抗美援朝，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好像只要中国不参战，美国就会把台湾返还中国，蒋介石就会乖乖地回到大陆仰毛泽东的鼻息。怎么说呢？只能说现代专家们视野太宽广了。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号这天，年轻、鲁莽、雄心勃勃的金日成同志冲过三八线去找李承晚拼命，两天之后，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帮助老蒋搞防守，实际是军事介入国共内务。指望北美野牛发善心？真当他山姆大叔了，人家可不是搞慈善起家的。

      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终究是靠实力说话，军事、经济、或者政治，都是手段，实质是实力。正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废铁和石油等战略物资。国民政府一直寄希望于美国，游说乃至哀求，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依然没有结果。

      战争来了，只能去面对，任何理由去回避只能是扯淡。至于能不能搞定，那是个人能力问题。一切是非对错在失败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唯有胜利了才可以回头讨论值得与不值得。

      当时以意识形态为界点的背景下，美国人眼睛盯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朝鲜和共产主义的中国都一个样。当美国人需要插手朝鲜，同时必然插手中国。中共高层也是这个意思。尽管如此，战功赫赫的麦克阿瑟同志依然坚信中国人不会出兵，尽管他对共军并不理解。

      关于共军，麦帅的脑袋里有这样一套等式代换：几年之前共军还被国军追得到处跑，一直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几年之前的国军，被鬼子追得到处跑；几年之前的鬼子被美国大兵给揍得屁滚尿流；结论，所以说共军不是美军的对手。按照麦这个逻辑，以足球比赛为例，曼联给阿森纳来个8:2，曼城6:1搞定曼联，那么按照这种替代曼城碰到阿森纳比分将是14:3，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前几年，共军打残了国军，麦帅依然不了解共军，不了解共军的战术。在他那堆满荣誉勋章的脑袋里，国军失败了只是因为腐败无能，共军是万万不敢和美军对抗的。特别是仁川登陆成功，拿下平壤之后，麦帅更加坚信，共军即使要出兵也错过了最佳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已经化成另一种荣誉装入了麦帅的脑海，所以才有那篇奇怪的玩笑（圣诞节前结束战斗）。从麦克阿瑟的角度看，那个宣言并不奇怪，那是自信，且兼具新闻轰动效应，合乎美国人的思维。

      战后出于宣传需要，把麦克阿瑟描绘成一个愚蠢的自大狂，或许他是自大狂，但绝不愚蠢。不尊重敌人相当于不尊重自己。有谁听说过彭德怀说麦克阿瑟愚蠢？

      麦克阿瑟，出生于军人世家，老爹曾在美国内战中逞威。

      麦克阿瑟，毕业于西点军校，是西点军校创办一百多年来成绩最为优秀的毕业生。

      麦克阿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成为西点军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职业军事家。

      麦克阿瑟，二战之初在菲律宾失败，后创造蛙跳战术搞定日本本土之外的岛屿，最后成为日本太上皇。身为军人的麦克阿瑟，性格坚强，且狡诈贪婪，是个极其危险的统帅。

      麦克阿瑟，朝鲜战争之初，已经是美军旗帜，不高兴时蔑视一下美国总统。在朝鲜半岛，他将迎来显赫军旅生涯中最后一个重量级选手，彭德怀。

      如果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的言语成真，杜鲁门总统的继任者或许就不再是艾森豪威尔，而叫麦克阿瑟。这种情况之所以没出现，是因为圣诞节之前一个月，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号志愿军出发了，跨过了鸭绿江。而此时的麦克阿瑟正在飞往平壤途中，正在做美梦。伟大的麦帅，好好享受几天吧，美梦马上就要破碎了。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怪谁呢？要不是金日成太过自信，没有挑起战争就不会有事。如果没有美国出兵，金日成很快就会搞定李承晚。如果麦克阿瑟稍微谨慎一点，中国就不用出兵，一切的一切，太多如果。而历史不允许如果。

      志愿军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朝鲜，六天之后和联合国军相遇。

      这是一场遭遇战。志愿军本来打算伏击冒进的联合国军。但是联合国军推进的速度太快了，志愿军没有到达预定地点。此次争锋志愿军占有明显优势，联合国军根本没想到会碰到志愿军，一直轻敌冒进。志愿军则充分理解联合国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英明傲慢的麦克阿瑟教导大家，中共是不会出兵的，咱们先把坦克开到鸭绿江边，回家过节再说。

      初次相遇，志愿军占据优势，战果并不特别辉煌，歼灭一万多人。虽然打击了联合国军，但并没打疼。正是因为没打疼，麦克阿瑟继续骄傲下去，继续教导联合国军，中共只是象征性出兵，你们尽管朝鸭绿江去吧。

      麦克这个人的一生极其辉煌，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是一头狼，猎捕过无数荣耀，贪得无厌。但是透过这些荣耀表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遗憾——贵为五星上将、美军标志性人物的麦克阿瑟从没有过在大陆上指挥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麦帅没得到什么机会，之后就来到了远东。二战之初，日军反攻，菲律宾没守住。战略反攻之时，是麦的人生顶点。他创造性地使用蛙跳战术，形成著名的麦式作战模式：通过绝对的海军优势，把东南亚日军分割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然后再通过绝对的空间优势狂轰滥炸，最后再用陆军清扫战场。三军配合使用，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交替进攻，粉碎所有顽敌。然而那都不是纯粹的大陆战争。

      陆地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场战争。在海面上，是一个平面，战争胜负取决于装备和后勤，自然环境限制不大。所以装备更为强大的美国海军很快打残了日本海军。陆地是另外一回事，有数不尽的高山和沟壑，有时候一座山头就能挡死一个装甲师，一个航道就能抵挡住空军轰炸。

      在麦克阿瑟的经验中，所谓战争，就是双方摆开阵型，空军对战，海军对战，陆军对战，首先拼装备和工业基础和黄金白银，然后才是战略战术。他一直不愿意了解共军，只因为在这种思维体系下共军没啥好了解的：海军没有，空军约等于零，至于陆军，除了人多也没啥好讲的。

      不是轻敌，只因为敌人没有让我重视的理由。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恰好相反，一生都在陆地作战，并且一直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统帅陆军，一直在穿插、迂回、伏击。二人虽然是对手，却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从后来的一系列误判来看，直到最后，麦克阿瑟仍然不了解、不习惯陆地上大规模陆军交战，这或许是他光辉一生中的败笔。纵观麦帅一生，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麦克阿瑟虽然是美国陆军统帅，但从来不懂真正的陆地战争，特别是山地战争。

      朝鲜半岛，山峦起伏。

      麦克阿瑟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前进，把联合国军推入深渊，同时淘汰了他自己。第二次战役结束，麦克阿瑟开始惊呼，说对手极其强硬，全然忘了之前的诺言。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随着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的牺牲，麦克阿瑟在广播里听到了自己被解职的信息。对他那个级别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从此成为一个退役的老兵，慢慢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他的名言——老兵不死，老兵只会慢慢隐退——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丝记忆。

      继任者李奇微是一个更实际的角色，发挥自身钢铁优势拯救联军于即到，稳定了双方战局，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但也仅此而已了，没有办法再前进了。李奇微之所以取得了比麦克阿瑟更好的成绩，并不是因为他比麦克阿瑟优秀，而是比麦克阿瑟更走运。

      麦克阿瑟指挥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军在鸭绿江畔和志愿军交锋，而且是遭遇战，美军对志愿军估计不足，吃亏难免。最重要的是有整个中国在背后作依托，战略物资和兵员都能较快投入战场。李奇微上任，志愿军已经向南推进到三八线，后方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没有空中掩护。李奇微仅仅用空军轰炸志愿军战略运输线就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战略上讲，李奇微并没取得胜利，却打开了个人前途的通道。这位十八集团军的替补，很快晋升为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北约最高指挥官，上升速度堪比火箭升空。

      至于最后一任克拉克将军，我们只记得这样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

战争果实

抛开那些打酱油的国家，真正的参战国只有四个：中国、美国、南朝鲜、北朝鲜。

      冲动好战的金日成没能一统朝鲜半岛，在遭到巨大创伤后安分下来，回到三八线以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南喊点话。

      顽固好战的李承晚也没能实现梦想，即使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也必须安安分分守在三八线以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北喊点话。

      说到朝鲜战争，就不能不提日本人。正是因为朝鲜战争，日本人不但发了战争财，还得到重新武装的机会，也是胜利者。战后日本崛起，直接得益于朝鲜战争。

      至于美国人，可以说是胜利，毕竟挽救了李承晚。但是美国人好像要把朝鲜战争给忘了。同样失败的越南战场上，美国人电影电视书籍层出不穷，但对朝鲜战争却鲜有提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两场战争完全不一样。

      在朝鲜半岛，美军占尽优势，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和装备，而且打着联合国大旗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仁川登陆成功，直接开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退守三八线，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从野外运动战退守，到阵地绞杀战中无力突破，都没有借口。虽然很伤很疼，因为没有借口，所以不提。

      越南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朝鲜战争的阴影，担心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十七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轰炸哪些地方的决定权竟然不在前线指挥官之手，而是由后方的白宫和国防部决定。没有后方命令，即使看见北越战斗机即将升空也不得轰炸。因为政治强烈干预，才打成一场烂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中都在描述军人的英勇和政治家的愚昧。

      中国人是惨痛的胜利者。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在东北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是有形的战略上的胜利。无形的胜利是，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自立，弥补了抗日战争中军事软弱的遗憾，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外战不胜的尴尬。如果没有在朝鲜半岛和美国的较量，后来中苏交恶那会，苏联人说不定已经开进中国打中苏大战了，还有之后的越南战场，美国还是会开到中国边境。在那个两极世界里，倒像苏联，就要跟美国人打一仗，不当苏联附庸国，就要跟苏联打一仗。

      总之，必有一战。

      一个新兴国家，没有战争就没法立足。世界就是这样，想要立足，亮出拳头先。国家就像是野兽，国与国就如同野兽生活在原始丛林里，遵循丛林法则。民主也好、自由也罢、或者说独裁，基础都是实力。野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较量，要么就是军事，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要么两项，要么都是。从来没有消停过。

      然而胜利的代价极其昂贵。最显著的代价便是几十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异国他乡，间接损失是经济上的，国内就不说了，单是从苏联买的那些武器，到六零年苏联逼债让中国多饿死多少人？最为重大的代价是从此被半个世界孤立自裁，自己关起门搞运动。

      这一切和本文关系不大，之所以介绍这些，不过是为了分析战后国内形势做一个铺垫。

      中国本来无意于卷入战争，但是进入战争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为何？

      先看一看国人在战争中爆发的能量吧。看看那些伟大的男人们。

伟大的男人们

抗美援朝那些事，已说得太多了。一一描述的话，足够写好几卷战争史。限于篇幅，限于本人的水平，这里就不具体描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几本书看一看。各个参战国都有类似的回忆录、历史啥的，很多。

      但是在我眼中的抗美援朝是这样的：用英雄血换来民族尊严。

      整个朝鲜战场后期，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上甘岭了。

      上甘岭，流血之地。

      上甘岭之上，岩石酥松两米之后，血肉之躯还在。

      最为激烈的时候，一秒钟可以落六发炮弹。

      在十几米到几十米深的坑道中，没有水喝，战士们就以同志们的尿液解渴。但严重缺水的人体所产生的尿液又少又骚，大家摸索出一些方法减轻异味：像用毛巾包住掺上牙膏的泥土来过滤尿液等。可不久连尿液也越来越少了。坑道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伤员为了不影响士气，咬牙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忍不住了就把被单放在嘴里。有人直到死时嘴里还咬着被单。上甘岭战役期间，能往坑道里送入一筐苹果就能荣立二等功！很奇吧？其实一点都不奇，每送入一壶水就要牺牲几个后勤人员。大家想必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上一只苹果的故事吧。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的伤亡率。

      这样的环境下，涌现出龙世昌，黄继光那样的悲情英雄，也有超级英雄如胡修道。

      龙世昌，苗族农民，生于一九二八年，贵州松涛人，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打响时，年仅二十四岁，和黄继光同属一个部队，和黄继光干了同样的事。

      上甘岭之上，血肉横飞，志愿军突破，敌人火力压制，龙世昌所在的爆破小组前去爆破。在组长田景全的掩护下，龙世昌和杨胜初一左一右向敌人地堡隐蔽前进。随后同伴杨胜初中弹，龙世昌利用敌人的尸体摧毁一个地堡。然后又利用地形摧毁另一个地堡。途中左手被子弹击中，两处负伤伏倒在地。

      田景全迅速爬到他身边，说：“世昌，你负伤了，快来掩护，我去炸掉它”。龙世昌说：“组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轻伤不下火线，还是我去!”这时田景全想起龙世昌战前立下的誓言：至少要打掉敌人四个地堡，一个为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打，一个为朝鲜人民打，再一个为苗族争光，还有一个为刘兴文报仇。

      龙世昌沿着地堡边缘，向敌人的机枪射击口爬着靠近。到了火力射口下，他毅然拉开爆破筒引火线，将爆破筒从射口塞进地堡。他刚要松手，狡猾的敌人竟将爆破筒推了出来。龙世昌眼明手快，立即将爆破筒抓住，又塞了进去，敌人又拼命地推出来。爆破筒“吱吱”冒着蓝色火焰，即将爆炸。就在这一瞬间，龙世昌不顾一切地将身体扑向地堡机枪射口，双手牢牢握住爆破筒，用胸膛紧紧地抵住爆破筒的顶端！

      一声巨响，地堡被炸塌了。龙世昌尸骨无存。

      龙世昌是一个朴素的人，百姓儿子，少数民族百姓的儿子，只有最朴素的信念，在最朴素信念的支持下反击。

      之后就是志愿军反击。此次反击战的另一个阵地，黄继光用胸口堵住了机枪眼。黄继光拿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却没有流出鲜血，因为之前的伤口已经把鲜血流尽了。

      胡修道的故事是另外一个版本。

      胡修道，生于一九三二年，上甘岭战役时年仅二十岁。他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经过一天的激战，共打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奇迹，只能是奇迹，必须是奇迹。

      好男儿走上战场，绝不容许敌人猖狂。像黄继光、邱少云、龙世昌这种最普通的中国人，走在大街上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正是这种人，在最为考验民族韧性的关头展现出最为坚韧的性格。正是这种普通的中国人具备的这种性格，在那场最严酷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才再一次通过考验。

      他们都是大兵，那么大兵的直系领导，基层指挥官又该如何呢，杨根思给出了答案。

      杨根思，生于一九二二年，曾当过要饭花子，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爆发时二十八岁，时任连长，属于基层指战员。第二次战役，有东西两条线。杨根思连长奉命带一个排扼守东线一个名叫小高领的小山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号，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向小高岭进攻。这个师是美国陆军王牌中的王牌，是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军队，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火力，官兵素质为美军之最。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分工事摧毁，杨根思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因为武器限制，只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待美军靠近到只有三十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打退美军的第一次进攻。美军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在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杨根思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七班和第九班正面抗击，同时指挥第八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美军再次冲锋，再次被击退。

      如此反反复复，看着敌人和战友陆续倒下，活人变成死人，从阳间到阴间。美军每一次撤退之后，都会利用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摧毁防御设施，随后发起冲锋。而杨根思只有一个排的人，对付坦克的办法只能是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冲锋次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第八次冲击后，全排只剩下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全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敌人又要冲上来了。

      如此悍不畏死，如此绝不后退，如此捍卫一种荣耀和信念。

      负了伤的杨根思平平静静地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在自己跟前，又平平静静地对那两个伤员说：“你们下去，把重机枪带下去，不能留给美国鬼子。”

      “连长，你……”伤员们不想扔下自己的连长。

      “这是命令！”杨根思斩钉截铁。

      “是！”伤员哽咽着给杨根思行了个庄重的军礼，拖着重机枪爬下了阵地。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敌人再次冲上来。杨根思站起来一把拉着了导火索，导火索哧哧地冒着烟，杨根思大步向敌人走去，和敌人同归于尽。

      作为基层指挥官如杨根思，已经做到了极致，无愧天地！所谓荣耀和功勋，都是身后事，好男儿战死沙场，当不辜负大好头颅和满腔热血。他曾经是个叫花子，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最无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是个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即使在英雄如云的志愿军中，杨根思依然是有影响的代表。然而我要说的是，杨根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英雄群体，一个英雄的基层指战员群体。正因为有如此英雄的基层指战员，战争才有希望。

      那么看看高级指战员吧。像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等等，都是从大兵开始，爬过一堆又一堆的尸体，都有足够多的英雄事迹。在这个并不庞大的英雄群体中，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非常有代表性。

      正如提到朝鲜战争就要提彭德怀一样，提上甘岭战役就不能忘记秦基伟。

      十五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四七年八月份建军，上甘岭之后成为王牌。之后改编成共军中唯一的空降军，成为了更加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秦基伟就是这个军的魂魄。

      秦基伟，生于一九一四年，湖北黄冈人，和林彪元帅是老乡。但是秦基伟没有跟着林彪混过，而是出身红四方面军，曾是徐向前的手枪营连长，参加过西路军远征。西征失败之后，年轻的秦基伟被马家军俘获，却又凭借自身的机敏寻机逃出，可谓大难不死。大难不死的秦基伟只身前往山西拉队伍，搞抗日，百团大战时已经晋升为旅长。此后秦基伟随共军一起壮大，壮大到军长。

      和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一样，秦基伟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和梁兴初指挥的三十八军不一样，秦基伟指挥的十五军在此前并不是特别牛叉的队伍，在国内一直处于辅助性角色，能在上甘岭震惊世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此时已经是战争后期，阵地绞杀战，苏联援助到位，十五军能有比较强劲的炮火反击。虽然火力远不如对手，通过集中巧妙使用已经可以造成大规模杀伤。上甘岭战役中，百分之七十的敌人死于炮火之下。试想长津湖畔宋时轮第九军团如果有这样的火力，美陆战第一师将插翅难飞。如果歼灭美陆军第一师，将摧毁美军信心。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军长秦基伟。秦基伟有一个特色——会玩，能玩的都玩了。

      当秦基伟同志还在红军时代，经常玩命，赢得秦大刀的美名。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时迫击炮可是宝贝，一个支队也没几个，支队长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好了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打好仗，打好仗才能升官。升为分区司令（和现在分区司令不一样）后，宝贝变成照相机；升为纵队司令玩汽车；纵队改编为军后，军长秦基伟玩无线电；到了上甘岭，秦基伟再次改变了玩具，玩“喀秋莎”，也就是火箭炮。在必要的时候，秦基伟还能玩命，上甘岭最为血腥的一周中，秦基伟没有睡过哪怕一分钟。不服气试试，不用一周，就试试三天不睡觉。

      这一路玩过来，简直就是一部共军发展史，一个高级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全部具备了。所以周恩来才评价秦基伟：“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指战员了，不是吗？有了视死如归的大兵和优秀的基层指战员，再配合了解大兵和基层指战员的高级指挥官，这样的军队形成一股铁流。这样的铁流足以弥补装备上的劣势，这正是志愿军战力的源泉。

      这个集体的最上层就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

      彭德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单说来有如下特点：出身和大兵们一样贫苦；吃苦耐劳的程度胜过大兵们，连简朴的朱德都很佩服，朝鲜地下司令部里，彭德怀在浑浊的空气里待着，脑袋上长瘤子也不离开，战事吃紧时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所以在庐山上朱德才说，比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彭总；和杨根思等人一样有种，文革被折磨至死都没屈服；打仗比梁兴初还要凶狠，后面将说到；经历远比秦基伟丰富。长期以来，彭德怀一直是共军实际意义上的几个最高指挥官之一。唯有如此，方能统帅指挥下面那帮如狼似虎的英雄。

      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大兵，基本上是不会吃败仗的。

      这些人组成了不同的小集体，小集体组成大集体，大集体再汇集成志愿军。

英雄的小集体

看看这些小集体的战斗力。先介绍一个英雄的班，丁鸿钧班。

      十月十四日夜间反击中，丁鸿钧指挥的一三四团五连四班，来到597.9高地的，在丁鸿钧指挥下，两天里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自己无一伤亡。在那号称世界上火力最为猛烈的战役中，只能说是奇迹。但这个仅仅是开始而已，考验刚到来呢。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十五号下午，丁鸿钧他们弹药耗尽，被迫退守到二号阵地一个小坑道中，只有十五米深，很容易被破坏。他们没有弹药，没有食品，只有两桶水。如何战斗呢，就是等，等到夜间，他们走出坑道，去阵地收集物质，收集弹药和食物。然后用收集到的弹药和压缩饼干，配合坑道内的两桶水坚持作战。

      他们没有步话机与后方联系，后方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在这个小坑道里坚持，美军一个连对这个坑道进行了多日破坏，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洞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采取围困战术。

      丁鸿钧带领大家坚持着，一直坚持到第十天，他们饥饿难耐，眼看再无法坚持下去，丁鸿钧和班里的四个党员召开了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出去，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听取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夜间，英雄的丁鸿钧匍匐而行，进入二号坑道，经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撤到二号坑道。这才于十月二十七日晚在二号坑道四连部队的策应下，突围而出，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在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后共达二十个日夜，成为坑道坚持之最。

      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了不起。

      介绍了不起的小集体之后，再介绍一个更为了不起的大集体。

英雄的大集体

朝鲜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那五次战役，通过快速、迂回、穿插伏击运动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志愿军取得战略性胜利，代表性一战便是三十八军在二次战役中的表现，他们在松骨峰表现到极致。

      想知道三十八军是怎样一支队伍，只要听听三十八军军歌就可以了：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

      嘿！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

      嘿！勇猛的向前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

      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

      嘿！勇猛的向前进。

三十八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队伍，特别就特别在上面这首歌上。

      无数热血汉子、铁骨铮铮的军人、智勇双全的统帅用自身热血、豪情、智慧、肉体积累起来的这首歌，几经更改，但豪迈不减。

      三十八军有两个特色，曾经是中国军队的王牌，现在仍然是中国军队的王牌。

      经过平江起义、井冈山、平型关、东北、西南之后，先后经过彭德怀林彪调教之后，在朝鲜迎来历史顶点。顶点便是第二次战役中的狙击战，顶点中的顶点出现在松骨峰。

      松骨峰，美军喉咙。

      溃逃的美军必然经过此地逃生，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三连就卡在美军喉咙上。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阵地地动山摇，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石整个“翻耕”数遍，三连依然岿然不动！卡在美军喉咙上。美国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如何能在这样的阵地上生存，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不仅有北方敌人，还有南面敌人北援，两面夹击，硬是跨不过松骨峰。

      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就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向已经拥上阵地的美军冲过去……

      美国人回忆：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最后时刻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这里也要提一下侦察科长张魁。他引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穿过层层封锁线，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创造了奇迹，准时插到武陵里，炸掉大桥，堵住德川敌人的退路。虽不壮烈，却十分重要。

      插入三所里和龙源里打狙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十四小时步行七十余公里，啥概念？现代人中，有多少能够一小时步行十里、能坚持多久？何况还要携带弹药武器，还要面对敌人袭击！只能说是奇迹！确实就是奇迹，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就是我眼中的抗美援朝。

      我知道描述这方面的书籍很多，有的很精彩，时间、空间、逻辑都很完整。

      但是在我这里，朝鲜战争的过程只能是这样：一群优秀的男人在最残酷的绞杀中维护了民族尊严。

胜利之中的悲剧成分

战争是靠什么打赢的？靠的就是这些男人们。这些男人们，既包括远在千里之外决定战略的领袖毛泽东，也包括战役制定者统帅彭德怀，还包括梁兴初秦基伟这样的高级指挥员，更有杨根思这种底层军官，这些人都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黄继光、龙世昌、胡修道、丁鸿钧、张学荣、邢玉堂……这些人，还有那数十万长眠于朝鲜半岛的中国好男儿，他们才是战术执行者，他们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

      清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却不懂得如何使用，所以大清灭亡了。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没有充分使用，所以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

      究竟是什么因素将这股力量融汇成一股强大的铁流，这些稀松平常的血肉之躯，即使面对钢铁大炮也决不退缩？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研究。美国人在研究，他们搞不懂。联军在研究，搞不懂。日本人也在研究，也搞不懂。台湾的蒋先生已经没有心情研究，因为他明白，他的大陆梦彻底碎了。即使许多现在的中国学者，仍然在研究，仍然搞不懂。

      正如麦克阿瑟的记忆中，不久之前，数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数千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得到处逃跑。那时代的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短短十几年，这种不堪一击的鸭子就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亮出爪牙的狮子。

      当然，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领袖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这是最容易得到的结论，也是最动听的言辞。我想，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可挖。

      在整个东方文化中，最深的那一层即为万物归一。表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一个统帅一种思想。每当达到这个境界时，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从两千年前秦始皇一统中国，到汉武帝开疆辟土，到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都是这种能量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如果非要寻找信仰，那么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政治和国家。只要国家统一，就能强势，内部分裂腐败就玩完。

      毛泽东以及他领导的共产党，将这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成功地整合在一起，没了国民党内部那种林林总总的派系，于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再一次迸发出绚丽的能量。于是叫花子、铁匠、农民变身为英雄。

      当杨根思布置好一切走向敌人的时候，当黄继光拿胸膛堵枪眼的时候，当龙世昌用身体阻挡炸药包的时候，当胡修道成为超级英雄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意志提升到顶峰，在心中都有一个依靠，那就是后方铁板一块的祖国和伟大领袖。我想，这就是信仰政治和国家的中国人心中的那份归宿感。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能归宿祖国。

      能感受到一个万众一心的祖国站在自己的背后，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然而在从未有过的胜利面前，中国人再一次迷失了。

      是的，那一代人确实把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从领袖到普通党员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为了抗美援朝一个月不下床，所以彭德怀脑袋上长了瘤子不愿意回国，所以秦基伟能够七天七夜不睡觉，所以邱少云可以被火烧死而不发声响。然而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发现其中致命的弱点。那一代人虽然英雄辈出，但是普遍缺乏知识，缺乏现代科学思想，对客观世界缺乏认识。战争期间或许不太明显，最多就是缴获了别人的汽车坦克开不走。但是到了和平建设年代，问题就来了。

      单凭精神、意志、热情是能够消灭蒋介石，能够阻挡美国大兵，但是没办法让水稻亩产万斤，也种不出千斤重的萝卜。也许未来某一天水稻真的可以亩产万斤，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那亩产万斤的方法不是么？要想知道那些方法，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单凭精神和热情练出来的钢铁有很多废品。要炼好钢，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如果强制性去干，那么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失败。大跃进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懂装懂而已。

      那年头，流行人定胜天。

      然而人终究不能胜天。或者说即使人可以胜天但方式绝对不是这个胜法。确切说应该是，单靠热情和精神意志，人终究不能胜天。因为客观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以谁的意志转移。意志能移美国大兵，终究不能移自然规律。

      当军事行动结束，经济建设陷入死角，那么被鼓动起来的精神和热情将流向哪里？答案是，政治运动是唯一的选择。从这方面来看，庐山事件，自然而然就诞生了。

      毛泽东为何成神？是中国人再一次崛起的精神意志把他堆上神位的。回顾那段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几乎凭借一个人砸碎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治体系，似乎一切都是个人力量的结果，对于这种无知的见解，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干啥？没有一个民族重新崛起却无从宣泄的精神意志，毛泽东个人再神也没有力量搞大跃进和文革。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悲哀，也是毛泽东的悲哀，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悲哀。

      没有人想要悲剧诞生，但是悲剧一直存在。悲剧在哪？在庐山。

悲剧性的选择

前面讲了一段朝鲜战争，再简要回顾一下。

      领袖：毛泽东，负责决定战略方向。

      统帅：彭德怀，负责战略实施。

      高级将领：梁兴初、秦伟基等人，战役策划指挥。

      中级将领：范天恩等人，负责战术执行。

      基层指战员：杨根思他们，和大兵们在一起拼死血战。

      大兵：龙世昌、黄继光、邱少云、丁鸿钧等等，他们用血肉之躯、凌然不可欺的民族重新崛起的精神意志、大丈夫宁死不当孬种的英雄气概赢得了战争。

      一场战争胜利可以衍生出很多成果，比如说威望等等。战争的受益者是谁呢，泛泛而谈肯定是中国，具体到个人呢，当然是领袖毛泽东。大家都不同意打嘛，领袖最后拍板才打的嘛，打赢了当然是领袖的伟大英明了。这是事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不正常了，回到国内之后，在相对简单而单一的宣传机器之下就完全变了味：变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战略决策，他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任务，如此宣传才算客观。

      善于拍马屁的官僚，为了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争相吹捧伟大领袖。

      无聊可恶的文人，眼睛盯着政府宣传工具，添油加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品格。

      热血却没见识的年轻人，掀起对强力领袖的盲目崇拜，在他们看来，仿佛伟人一句话就搞定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决定性的因素嘛，呵呵，在战争中永远都是大兵，可惜他们好像被遗忘了。

      胜利的果实就这样变了味，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全军上下一个思想、一个统帅、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个前提下，上百万的英雄好汉组成一个强大且机动性十足的整体。在军内必须如此，但是回到国内再这样就不行了。国内的事，也就是建设问题。建设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把相同不相同的意见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不同意见彻底消灭。

      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接下来反右派斗争，领袖一发话，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立马全力以赴去抓人，如同将军接到统帅命令一般，把知识分子抓个七七八八。没有被抓的，要么是沉默者，要么是马屁精。反反冒进，领袖一不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马检讨不停，立马调整政策方向，把反冒进改成支持跃进，如同一个被统帅纠正的将军。刘少奇的讲话跟毛泽东有点差别，刘少奇马上检讨。再加上柯庆施、康生一帮人整天不停吹捧，没有人敢有反对意见了。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一个看似美好实则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进行狂躁的急行军。 

      目的是啥：进入共产主义。

      急行军方式：三面红旗。

      什么是三面红旗呢，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化。

      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赶英超美。

      人民公社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标志。

      这一套政策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将在后面描述大饥荒的篇章具体分析。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列插着三面红旗的火车，一路狂奔，奔向那深渊。大家躲在旗帜下面，要么唱赞歌，要么沉默不语。就没有人敢指出真相么？当然有！还有一个，正如朝鲜战争选帅一样，最后一个选项，还是彭德怀。

第三章  彭德怀

彭德怀，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人，毛泽东老乡。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同龄，卒于一九七四年，享年七十六岁。

      性格：刚毅，有时候显得粗暴。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第二名。

      处事方式：原则性强。

      生活方式：艰苦朴素。

      理想：中国人不受欺负不挨饿。

      官方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

      说真的，这些华丽的评价有点空。并不是说彭德怀对不住这些评价，以彭一生的履历来看，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之所以说很空，是因为把彭德怀的名字换成贺龙或者其他人，同样成立，并不能突出一个人的个性特点。

      其实不需要这些华丽的修饰，在我看来，一个字就够了，实。如果需要重复一下，那就是实实在在。——彭德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说彭是革命家也好、军事家也罢、或者政治家（水平不怎么样）也可以，他都承担得起。但所有这些“家”的前提是，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实实在在地面对困难，从不妥协。因此才得以百炼成钢，从一个赤贫的被欺凌者成长为带领志愿军和美军较量的彭大将军。唯有如此实实在在的人，方能在庐山之上，集体沉默时，写出那样一封实实在在的信。

      彭德怀的一生，可以说是旧中国的缩影。

      一八九八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四分五裂。为了最后一口气，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维新图强，惨遭失败，错失了王朝最后一次续命的机会。那一年，周恩来诞生在江苏，刘少奇和彭德怀诞生在湖南。

      彭德怀的父亲彭信民是独生子，性格耿直，重情讲义气。年轻时与同村人外出卖茶，伙伴病死途中，彭信民日夜兼程，背尸还乡。走了一程，尸体被磨烂，彭信民雇人与他抬尸赶路，于是就有了——百里背尸——的美谈。但彭民言却由此得了哮喘病，病情逐年加重，不能下地干活，只能靠装殓死人讨生活。生活的重担压在彭德怀的母亲身上。彭德怀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尽管家境贫寒，依然坚持送彭德怀去念私塾。彭德怀记得，他去念书的那天，母亲笑得很灿烂。于是六岁的彭德怀去了姨夫开办的私塾，读点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两年之后，生活的重担压垮了那个贫苦而伟大的女性。到现在为止，世界只知道那个女人叫周氏，是彭德怀的妈妈，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两年私塾生涯对彭德怀很重要，因为他学会了念书识字。若不然，此后的军旅生涯将更加困难重重。

      当彭德怀的妈妈累死的时候，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八岁的彭德怀肩头。这是彭德怀一生中第一次独撑大旗，他开始每天饿着肚子上山砍柴换米。当时彭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彭德怀的祖母还在世，但已经很老了。彭信民躺在床上哮喘，彭德怀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才半岁，一个多月之后饿死。

      为了维持生计，先是卖光了山林树木，然后把几亩荒地典押出去，就连几间茅草房也抵押出去，只留下两间栖身。标准的茅草房是这样的，墙由泥土堆砌，能挡风。上方是茅草，可以遮太阳，遇到下雨天，房内外基本差不多。这种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乡下还有，每到下雨天，必须把锅碗瓢盆全部放在各处接水，要不然房间就要起水养鱼。彭德怀就在那种地方过生活，而且不能抱怨，因为随时都可能饿死，没力气抱怨。

      彭德怀十岁那年，该卖的都卖完了，该典押的都典押了，连树根都挖出来卖掉了。春节来临，本该是欢乐的时刻，却也是农民们生活最为艰苦的时候。怎么办呢，总不能饿死吧，只有一个办法了，当叫花子。

      大年除夕，本是一家团结之时，彭家无米下锅，房间里冰冷冷的、锅里冰冷冷的、肚子里冰冷冷的。两个弟弟饿得眼泪鼻涕一把抓，年迈的祖母和重病的父亲低声叹气。大年初一早上，年迈的祖母把十岁的彭德怀叫到跟前，给了他一个破篮，一根打狗棍，让他带弟弟出去讨饭。彭德怀是一个倔强高傲之人，不愿意去干，但是又没办法，不能眼看着一家人饿死，便带着大弟弟走了。寒冬腊月天，兄弟俩光脚穿着草鞋，身披破衣服，走了好几里地才找到一个相对富裕的教书先生家。教师先生家人开门一看，问：“是招财童子吗?”实在的彭德怀实实在在地说：“是来讨米的。”陈家人就要关门。幸好大弟机灵，连忙说：“是招财童子！”陈家人才给了半碗饭、一小片肉。从清早到黄昏，彭德怀一天没吃饭，进了家门两眼发黑，饿昏在地。初二早晨，寒风中，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孙子出去讨饭。

      老祖母是小脚，一拐一拐走在寒风中，两个小男孩跟在后面。任谁也想不到，若干年之后，那个跟在老妇人背后冷着脸一言不发的小男孩将名动天下，将带领一群同样贫苦出身的年轻人洗脱这个延续千年的民族积累百年的耻辱！旧中国的苦难和新生，在彭德怀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虽然世事艰难，虽然人生艰苦，年幼的彭德怀依然在长大。在苦难中发育成长。成长的彭德怀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给富农放牛。十一二岁的彭德怀每天早起晚睡，割草、担水、推米、舂谷、插秧、扮禾。头一年每天工钱五文；第二年每天十文，每月三百文，可买十多升米。累不累？当然累！他要改变这个情况，如何改变呢，他想不到办法。他唯一能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就是：晚上，不是特别累的情况下，在桐油灯下，把之前读过的旧书拿出来温习一番，还想办法从村里借几本书，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包公案等。这就是他的精神享受，也是他的启蒙教育。没有各类班级，没有各种科目，各种知识，但是读书这玩意，主动摄取一本书，胜过填鸭无数本。

      年少的彭德怀很能干，却依然无法维持温饱。为了吃饭，他必须离家出走，干嘛呢，去煤矿干活，当车水工。矿洞潮湿、阴暗，充满臭污气。很多窑工全身—丝不挂，在烟气弥漫的桐油灯下，一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工钱才三十文。干得不好，还要挨工头的打。窑工在低矮而黑暗的坑道里运煤，用弯木作扁担，前短后长，拖煤爬行。当时彭德怀才十三岁而已。十三岁的彭德怀为了多挣钱，每天送完水，还要去运一两次煤。如此这般干了一年，煤矿亏本倒闭，矿主逃跑！这一年白干了，散伙时，每人只得了四升米！

      辛辛苦苦一年，血汗全无。年底彭德怀回到两间茅草屋，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有白发老人和年幼的弟弟。小兄弟从彭德怀手上接过两升米、一斤肉时，以为哥哥赚了钱可以买年货。二弟喊到：“哥哥，脚冻烂了，替我缝一双袜子吧！”大弟则说：“哥哥瘦了，为什么还穿着草鞋，不穿鞋袜呢?”彭德怀则说：“走路不冷。”家人听了彭德怀的诉说，都是泪流满面。病中的父亲攥紧拳头愤怒地说：“看你又黑又瘦，简直不像个人的样子，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说完眼泪横流。

      此情此景，深深的刺激着彭德怀那颗少年老成的心。他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就要承受成年人方能承受的重担。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话听起来都像瞎扯淡，但是用在彭德怀身上却如此真实。

      世事如此，情何以堪啊。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娇气，不是惜命，只因世界不给生存的机会。但是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那就要生存下去。如何生存呢？这是个问题。当哈姆雷特王子面对这个问题时，慷慨激昂了好一阵子，因为他不用挨饿。彭德怀可没有心思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他很饿。所以一九一三年，湘潭大旱，老百姓吃完草根、树皮、观音土之后依然是饥民，开始成群结队去富人家抢粮食。年轻的彭德怀是饥民中最勇敢的一个，此时他仅仅十六岁而已。如果放在现在，应该处在从初中向高中过渡的阶段，情窦初开，偷偷给女生传递纸条的时候。彼时的彭德怀却因为生存要离家出走，在那个贫苦的乱世中寻找新生活。

      如果你是一条龙，注定要进入大海。彭德怀此行更为凶险，而且代价极大。

      经历过叫花子，煤窑工，暴民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呢。说起来很难，其实很容易。

      面对贫穷和生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默默忍受，动物一样活着；要么反抗摆脱。彭是一个实在人，想法很朴实，凭啥就要忍？所以他选择反抗。

      反抗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像愤青一般无休止地抱怨，也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好好干活。任何时代，抱怨都是没用的。朴实的彭德怀是不会干这种没用之事的。

      当时工作环境很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当时的成功人士都是地主恶霸之类的，能提供的只有欺压盘剥，管你干活累死，却不管你能否填饱肚子。所以现在看到那个时代的工人都跟稻草人差不多，又黑又瘦又矮，农民也是一样，干瘦干瘦的，身体如同老树皮，能活到三十多岁就差不多了。

      当时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当兵，所以彭德怀当了兵。乱世兵苦，死亡率高。那年月，当兵也不见得能吃饱饭，因为军饷粮草本来就不充足，军官大人要过上糜烂的生活，好吃好喝包小蜜不算，还要抽点大烟之类的高级货。这些钱从哪来呢，无非是打砸抢，也就是军阀混战。混战过程中，最惨的还是大兵，成千上万地死去。不混战更惨，军官为了捞钱，就要扣军饷、喝兵血。有时候连武器都没有，赤手空拳上战场。

      但是当兵有一点好处，比起当农民工人，当兵虽然很苦很危险、但是有机会成为成功人士不受欺负，也就是往上爬，成为军官。成为军官是多数大兵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的人却相当有限，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比当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更难更恐怖。独木桥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好在彭德怀还是挺过去了，彭德怀加入湘军，作战勇敢，三年后竟然没有死掉，还成了连长。这段时间他依然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个人，一个叫周瑞莲的小表妹。

      周瑞莲是彭德怀舅舅抚养的一个孤女，和彭德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假如没有意外，他们将成为一对天长地久的夫妻。彭德怀咬牙当苦力赚钱，除了吃饭之外，心里想的就是将来要和表妹成亲。虽然空手而归，舅舅却给二人订下了婚事。彭德怀临走时，淳朴善良的瑞莲拿出两双绣着字的鞋塞给彭德怀，他打开一看，是“同心结”三个字。这对朴实厚道的年轻恋人就这样分别了。彭德怀走后，地主向他的舅舅逼债，舅舅无钱偿还，地主要表妹做抵债品，表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回忆那段岁月非常矛盾，那个时代的中国贫弱任人欺凌，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如此刚烈。不要说什么礼教道德的束缚。对于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而言，虽然清苦，她内心之中却有一个童话世界，而她自己就是童话里的公主，决不能被肮脏现实中那些肮脏的垃圾污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沉默寡言的彭德怀更加寡语。他会偷偷地跑到山上哭泣，但是他已经明白，该如何对付这个世界，如何对付那些不公和邪恶。

      之后彭德怀考入了湖南讲武学堂，回到湘军内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北伐。此时一个叫段德昌的老乡进入了他的世界。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四期，和林彪同届，二五年入党。段德昌性格和彭德怀差不多，坦坦荡荡，嫉恶如仇。北伐时期，任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攻打武昌时和一团一营营长彭德怀相见。

      身为共产党人的段德昌见到彭德怀非常奇怪。因为旧军队中，勇武刚直的不缺，但大多都有点不良习惯。而眼前这个军官，非但不贪不赌不抽不嫖，而且以拯救天下为己任，活脱脱就是个共产党坯子。碰到这样好的对象，段德昌当然不会放过。

      当天晚上，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两人点蜡烛掏心窝子了。段德昌：“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关羽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德昌：“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彭德怀：“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德昌：“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彭德怀：“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

      这一段显示了彭德怀的思想，即中国传统思想，耕者有其田，天下为公。正是有如此思想基础，四十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才会写那封信。下面是段德昌的宣传。段德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生。”这一段，彭德怀没怎么学会。段德昌：“加入了国民党吗？”彭德怀：“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德昌：“为什么？”彭德怀：“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沉默。彭德怀：“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德昌：“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在段德昌的引导下，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未来的十大元帅悉数加入共产党。入党之前，彭德怀已经官至团长，是堂堂正正的军官了。

      能成为军官已经是军人之中的成功人士，然而彭德怀并不觉得成功，他看见中华大地上的黑暗，看见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想起自己受欺压的往事，看见那些为了吃口饭死去的大兵们，他感同身受。如何解救他们呢？彭德怀用他那淳朴的头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淳朴的答案，即消灭那些不平等。消灭不平等的前提就要消灭支持不平等的力量。

      好吧，那就起义。从此虎啸深山，对那无法无天的邪恶和不公张开血盆大口。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号，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悉数失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武斗最低潮的时候，彭德怀、黄公略（黄埔三期，井冈山时代主要将领之一，后战死。若不死，可能成为元帅。虽然英年早逝，依然位列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滕代远（解放后转业，任首任铁道部长）发动平江起义。起义军经过一系列征战，于年底去了井冈山，八个月之前，朱德和毛泽东刚刚握手。从此，彭德怀作为共产党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风雨雨几十年。这几十年中，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党内最为纠结的关系之一。

纠结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之所以纠结，只因二人在性格和处事方面的差异。

      彭德怀就是这么一个人，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地为人，实实在在地干活，实实在在地处事，心中没有花花肠子。比方说面对饥饿，从不回避从不抱怨，需要当叫花子就去当叫花子，需要当暴民就去当暴民。比方说面对战争和死亡，需要冲锋就冲锋，需要迂回就迂回。

      最能体现个性的是对待感情和婚姻的态度，彭德怀也是一样。共产党到延安之后，许多年轻人被吸引到那里，其中有位鼎鼎大名，才貌双全的女作家为了理想和创造积累去了八路军那里，女作家据说就是丁玲。不论何时，年轻著名女作家都不是很多。当时，年轻、著名、且去了延安的著名女作家，也就丁玲一个人了。当时丁玲和冯达的关系已经走向死亡。

      女作家在国统区的花花世界里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但是彭德怀显然非常另类：虽高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依然过着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和士兵一样，在特权世界不享特权；彭德怀之前有过一个老婆，失踪了，但彭德怀依然在等她。彭德怀那个老婆叫刘坤模，是一个货郎的女儿，并不优秀，彭德怀干革命之后，两人失去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当于阴阳两隔。其实刘坤模以为彭德怀死了，已经改嫁。彭德怀并不知情，还在等他那个并不出色的妻子。原因很简单：在彭德怀那实实在在的头脑里，男人就应该等自己的老婆。直到十年之后，彭德怀知道刘坤模已经改嫁，方才重新娶妻。要知道那还是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有几个女人的时代。这一切在女作家眼中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难道碰见了传说中的名将和圣徒？

      女作家从未遇到如此强悍而特别的男人，对彭德怀非常有好感。彭德怀对她也很亲切。两人的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以至于满城风雨，连高层都知道了。毕竟清教徒彭德怀谈恋爱是一件新闻呵。某日，周恩来也来到彭德怀那里，开玩笑询问：你们俩何时可以办事，也就是结婚。彭德怀苦笑着回答：“没有的事。”因为在彭德怀实实在在的脑袋里，事情是这样的：指挥员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难以协调。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另外一件事更有趣了。一九三八年初，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采访，被彭德怀吸引了，对彭德怀说：“我爱你。”彭德怀一拍脑袋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女记者马上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彭德怀则回应：“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这就是彭德怀，能则可，不能则散，实实在在。换成其他人，要是有这么好的机会，先艳遇了再说。

      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彭德怀是个例外。也就是说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彭大将军，感情上同样经得起考验。情是最为奇特的东西，有时候可以柔弱，有时候可以坚强。如果说一个男人对待感情可以实实在在，对待其他事时就不会有花花肠子。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即经得起感情的考验。

      井冈山历次反围剿中，彭德怀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彭德怀和林彪，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最为重要的前线指挥官。因为前线需要他这种实实在在的风格一直延续下去，长征途中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更是如此，责任越来越大、担子愈来愈重。哪里最危急，彭德怀就会出现在那里。他的战功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些实实在在的战功，堆砌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人形象。

      这些战功实际上都是考验，一层层的考验。

      比方说抗日战争时期，彭指挥策划了共军抗日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一战——即百团大战。这一战和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想相违背。按照当时的态势，共产党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战打了鬼子，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抗日的明信片。但是作为战役发动者，彭德怀却除了承担战场上的风险，还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最后彭德怀经历了考验。

      再比如说解放战争，中共力量放在东北、山东、华北，陕北力量非常薄弱，又成为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对象。危难之际又是彭德怀愤然而起，率领两万西北野战军保卫中央，周旋于胡宗南二十万大军中间，最后成功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解放战争中，彭的战功并不是最显赫，力量不是最强，担子确是最重的。稍微有闪失，将有覆巢之危，后果极其严重。彭德怀依然通过了考验。

再比如说抗美援朝，在其他将帅无法出征的情况下，彭德怀成了唯一的选择。彭德怀依然义无反顾地挑起担子，依然通过了最残酷的考验。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考验之后，等到一九五九年，他迎来了平生最大的考验。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看，这事本来跟彭德怀就没有关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主旨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归政府管，归刘少奇管，归周恩来管，归政治家管，属于政事。彭德怀是国防部长，是管国家安全的，是个军人。军人插足政事，历来都很危险，而且很犯忌。自古以来的名将们，殒命于政治中的很多。很多军人对政事都是退避三舍。远的不说，就共军将帅，解放之后，五九年那会，也只有彭德怀一个真正掌军权。

      这样一个军权在握的人，参与政治是相当危险的。对此，彭德怀是心知肚明的，就算他政治水平不怎么样。

      身为军人，掌控军权的彭德怀不应该蹚政治的浑水，但是还是陷入了政治泥沼。

      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们需要这种性格。

      所以，彭德怀还是依照实实在在的性格，写了那封实实在在的信。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惊世核俗，只是因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在特殊环境中，所以显得特殊。因为那封信写在一九五九年，写在庐山，写在风雨飘来之前。

      一九五九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结束，效果很好。

      一九五九年，三面红旗已经举起来，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席卷了华夏大地。

      一九五九年，共和国元首由毛泽东变成刘少奇，与此同时，大饥荒正在来临。

      何为大饥荒？大家或许没有听过，但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或者说三年困难时期，肯定不陌生。如果这些还不够清晰，那么可以回到乡下，寻找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聊聊，问问六零年前后有没有饿过肚子。

      那三年时间，千百万的中国农民进入一个死亡方程式：没食物吃，消瘦，浮肿，消肿，没食物吃，消瘦，浮肿。如此反复几个来回，死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非正常死亡。而且出现了一个非常让人悲哀的现象：人吃人。

      官方资料，正史记载，民间传说，无处不在。悲惨状况，历史罕见。

      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他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争相拿出来的人，唯一敢真实面对的人，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脊梁。

      一系列征兆在五九年已经开始显现，下半年已经非常明显。庐山会议就是下半年召开的。

      面对这情况，彭德怀架不住了。是的，彭德怀经历了种种苦难，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最血腥的搏杀，从未后退。战场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恐怖的炮声、血肉横飞的场景不能吓倒他，但此刻他再也撑不住了。不是彭德怀不够强悍，很简单。打了一辈子天下，除了生存环境逼迫，也是为了给天下苍生争口气，让百姓过好日子。然而天下打下来之后，却有大批百姓进入那个恐怖的死亡方程式，那么自己一生奋斗、一身战功还有何意义！

      ——情何以堪啊？！。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逆政治涡流中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性格、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地面对一切。

第四章  庐山，丑闻

江西九江，庐山天下名。

      庐山之名，名在其雄壮；庐山之名，名在其奇巧；庐山之名，名在其险峻；庐山之名，名在其秀丽，故世人以雄、奇、险、秀概括庐山。

      远见，其雄

      近看，其奇

      外视，其险

      内察，其秀

      滚滚长江从北方东逝而去，飘渺诡异之鄱阳湖一万年相伴于东方，京九铁路从西部贯穿南北，南方有滕王阁千年相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这个意思吧。

      庐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又有江湖环绕，视觉极好，是养生修道的好地方，相传老子就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一座空庐，庐山因此得名。后来达摩老祖的传人也看中了这地方，就建了庙宇。后来又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此开疆辟土。就连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同志也禁不起欲望的诱惑，来庐山重建白鹿洞开课讲学。

      陶渊明来了，写下自己的乌托邦桃花源记。

      李白看见庐山瀑布，天才脑袋再次开花，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居易漫无目的地到来大林寺，心中一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如此这般，数不胜数，一一罗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史。

      正因为庐山如此美好，庐山事件更显得不可思议。

      古时候人烟稀少，庐山是修仙修身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到了现代，人口急剧膨胀，自由度增大，每个人都可以看看当年的仙人洞啊、道观啊什么的，庐山成了旅游修仙的好去处，也就是出点钱的事。

      此外庐山还是个开会的好地方。当年蒋介石喜欢在庐山开会，最为有名的一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号的讲话，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这次讲话成了蒋介石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载入史册。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选择在庐山开会，平生召开了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九五九年夏，庐山迎来千年以来最痛苦的记忆。

      炎热的江西境内，庐山和千百年来一样清凉宜人。然而这一年和任何一年都不一样，这一年的庐山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亲历者莫不是深感阴冷。

      五九年夏，新中国的英雄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庐山。他们都是人杰，都是英豪，要么在军内是砥柱中流，要么在一方呼风唤雨。他们都曾出生入死过，各自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赶往庐山接受残酷的考验。

      史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号至十六号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两次会议合称庐山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

      大会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和后半段。七月十四号之前为前半段，曰“神仙会”；十四号之后为后半段，起个名字，应该是“魔鬼会”吧。看看神仙会怎么就会转变成魔鬼会？

      会议原定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从七月三号到十号，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空闲之余还能游一游庐山胜景，享受生活。史称“神仙会”。

      会议过程还是老一套了，一部人认为应该更为实际一点，口号不要太响、干劲不要太大、步子不要太快；另一部分人对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要左一点也不要右一点。

      八月十号，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成绩。并告诫同志们，回家到自己的地盘好好干活，争取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纠正过来。谁敢不好好干活，我毛泽东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神仙会”。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庐山会议本来决定纠左，因为那个彭德怀写信捣乱才变成了反右。包括刘少奇的传记里，都是这个论调。好像没有那封信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需要澄清一下：大饥荒来自于三面红旗指导思想以及当年那个正在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如果一封信能够决定是否发生饥荒，那只能说历史太犯贱，不值一提了。

      只要毛泽东还在强调大跃进有道理、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合作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认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只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还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只要下层官僚对上层官僚如同下层军官对上层军官那样唯命是从，那么——大饥荒就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其实大饥荒已经到来了。所谓大饥荒就是五九年到六二年那段时间，庐山会议是在下半年开的，粮食已经紧缺了，全国境内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已经出现。就好像一次战役，失败的兆头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还开什么“神仙会”？！

      神仙会原定七月十五号结束。会议结束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号，彭德怀写了那封信，是以私信的形式写的。写信之前彭德怀试图会见过毛泽东，未果。

      若干年之后，等到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其价值和意义将远胜诸葛亮的出师表或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诸葛亮写了自己的忠诚，骆宾王写出了自己的愤怒，彭德怀则写出了心怀天下。

彭德怀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毛泽东的态度

早在高岗事件中，转折点就是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最后还落得叛党叛国的罪名。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场景。区别只是高岗为了个人欲望付出代价，彭德怀则因为公义而遭殃。

      实事求是地讲，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信的口吻已经相当温和了。而且信的力度不够：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成一个一般人可能就淹没了。问题是彭德怀不是一般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如果他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可以跟大家说，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很好，大家讨论学习一番，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不同意，直接忽略过去就是了，就当没有过这事，事情也就过了。

      毛泽东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问题，像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得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篓子一个比一个捅得大。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饭碗意味着房子、车子、孩子的前途和工作，意味着有一大群马屁精无微不至的关怀，意味着老祖宗烧了好香，意味着自家门楣闪闪发光。他们自然要为了饭碗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从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大家都是老人家了，老胳膊老腿，不比年轻人了。每个人都是某地头头，都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而且毛泽东平时不太喜欢琐事。一般情况下，他没时间、也没心情把大家拉过来啰嗦。当毛泽东开始啰嗦时，意味着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众所周知，共产党会多是出了名的。在平常情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当关键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只有到了关键时刻，各位大人物才会齐刷刷地赶到一个地方。

      毛泽东大老远把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个：团结。

      团结是党的生命线。

      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敌后，在战场上，共产党都是靠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比方说淮海战争，国军内部各派勾心斗角，共军内部却团结一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每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度过难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灰飞烟灭。

      如果想法仅仅是这些，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证物而已。

      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拿出来之后，一切就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大家继续争吵。

      争什么呢？吵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这个大跃进是不是可靠，是不是要慢一点，降降温，大家是吃公共食堂还是各自回家开小灶，就是这些。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都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党史上，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高岗如此，如今彭德怀也是如此。而且“意见书”是非常危险的几个字。一九三六年二月份，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泽东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说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以毛泽东的几大秘书为例，李锐划入了“军事俱乐部”；陈伯达起初也是支持彭德怀的，后来转得快“滑”过去了；胡乔木则是被保过关。

      毛泽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政策。

      彭德怀的支持者主要有两个半，一个黄克诚，一个张闻天，半个周小舟。黄克诚是十七号和林彪一起上山的，看了彭德怀的信表示同意，接下来就在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七月二十一号，张闻天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周小舟只是湖南省委书记，封疆大吏，但在中央还是很小，只能算半个。

      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坚定地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把反对者揪出来。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吃不到好果子。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反对者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右派，或者说政治往右派靠拢，离右派只有多少公里了等等。

      等到双方吵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批判彭德怀。如果说批判彭德怀是一道题目，解析这道题需要三步走。第一步，七月二十三号谈话；第二步，七月二十六号指示；第三步，七月三十一号和八月二号两次常委会议。

第五章  三步走

第一步，七月二十三号

七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出面讲话。这篇讲话比较有系统性，系统论述了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讲话是这么开始的。

      毛泽东：“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个开头就云山雾罩，蕴含着气魄和变数，是毛泽东那个级别的人的说话语气。

      毛泽东：“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真实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立的。好坏都要听。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

      这些是铺垫，暗示咱们现在有困难。有困难该怎么办呢？应该如下办。

      毛泽东：“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依然只是铺垫，还需要过度。中间又经过一系列举例论证之后，提出希望。

      毛泽东：“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

      过度之后，就要进入正题了。

      毛泽东：“‘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当时管农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

      到此大家完全明白了：伟大领袖这篇高深莫测的讲话是冲彭大元帅去的。

      而且极为严厉，最为严厉的就是：“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段话分量十足，基本上划出了一条线。

      毛泽东本人认为政策没有大问题，彭德怀认为政策有问题。如果大家支持彭德怀，那么好吧，政策就有问题，那就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文的不行，那就动武。谁敢和毛泽东动武？没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泽东这次讲话，造成两个后果。听了讲话之人，一部分震惊，如张闻天黄克诚等人。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李锐这几个人都是书生，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也都是同意彭德怀观点的人。毛泽东这么一表态，他们架不住了。几个人心情低落、郁闷、没心情吃饭。人在情绪低落之时总想找点安慰，具体说就是找意见相同之人唠叨唠叨。

      晚饭后，书生李锐就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本来是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然而周小舟同样很激动，不仅激动，而且激进，激进地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周小舟好歹也是湖南省委书记，还是跟书生似的，心里存不住话。不仅如此，他们又担心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这就是所谓的书生意气啊。担心有啥用？得有行动啊。没有行动也不能说出来啊，这不是增加麻烦嘛？

      而且越说越生气，甚至想找毛泽东去伦理，哪怕大吵一架也可以。如果真的这么干了，后来局势也许不一样。可是他们担心毛泽东在气头上。怎么办呢，还得找人再商量商量。找谁呢？那就黄克诚同志吧。因为黄克诚不仅和他们观点一致，而且比较稳重，看问题远。

      黄克诚和他们一样，想不通，正郁闷着呢。郁闷是可以传染的，看见黄克诚郁闷，周小舟更为郁闷了。周小舟一口气说了斯大林晚年问题，又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现在毛泽东身边柯庆施康生之流专门阿谀奉承。

      李锐还很激动：他不能一手遮天。

      谨慎的黄克诚劝他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等等。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彭德怀也来到黄克诚这儿。彭德怀也郁闷呢，也是吃不下饭。恰好碰见那么几个，就聊了几句。

      另一边的封疆大吏（如柯庆施、李井泉）和政治流氓（如康生等人）就开心了。这一次押宝押对了，好你个彭德怀，看你如何收场，你不是狂吗，让你知晓咱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你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可这是会场，是俺们的地盘，要好好伺候你！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的事被传出去了。本来庐山就传言，说彭德怀的信是对毛泽东不满。现在可好，你们在一起干嘛？还搞小组织活动了！赶快交代！一交代都出来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等等。本来只是书生意气，随口抱怨，原本不是问题，但放到政治局会议上，就变成政治问题了。毛泽东表态之后，一帮会场上的理论家们正为弹药问题发愁呢。

      这下好了，他们主动送上这么多弹药，经济实惠耐用，且性能颇佳。

第二步，七月二十六号

于是魔鬼会正式拉开序幕。从二十三号开始，大家开始批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几个人。但是这时候批判力度还不是特别大，仅仅是讲信的某些措辞不对，讲缺点之前首先肯定成绩，比方说彭总功劳是很大的，干过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次说话重了等等。以朱德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这样揭发了三天，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在二十六号那天做了适当的检讨，说自己之前说话有些不对，感谢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后要多加注意等等。如果到这时候停止，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大家爱干嘛干嘛。很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认为事情应该结束了。

      然而七月二十六号是一个不一般的日子。那一天，彭德怀等人的行为被定性：反党。毛泽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一来，会议就进一步升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还是以“军事俱乐部”的方式向党进攻。参加会议的都是人精，立马嗅到了中间的火药味，调整姿势，提起精神，投入战斗。

      ——历史上的几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认为凡是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

      ——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犯上为荣。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重提延安华北座谈会总结的彭德怀的四大错误：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历来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性。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海会议上都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问题。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怀。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了？”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如此这般，以李井泉、柯庆施、康生等人为代表，通过舌头口水，在会场上把战场上的好汉批判得一无是处。

这些人也各不相同。像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封疆大吏，大跃进时代，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七七八八的问题。在大局没有明朗之前，一定要谨小慎微，不能过于嚣张，一旦风向转变，不要死得太难看。

另外一个人就没有顾忌了，他就是康生同志。延安整风之后，康生发扬酷吏的光辉传统，得罪人太多，毛泽东把他冷藏起来。康生被迫低调做人，装了几年孙子，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整人的光辉岁月。一边假装做学问（他的学问确实不错），一边找机会冲出来。毛泽东表态，康生认为机会来了。由于他不掌握实权，没有压力，充分利用毒舌神功，喷出毒液，用自身的口才极尽污蔑之能事。

      康生：“主席提到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等历史教训。我昨晚初步回想了一下，在立三路线时，没有犯错误。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我是执行过这个路线，犯过错误的，在第一次整风时曾经作过检讨。张国焘路线时，我不在国内。在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整风反右以及现在执行的党的总路线中，由于在主席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动摇过，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康生老奸巨猾，把自己先撇干净，再冲上前面去整理别人。整别人是需要相当技巧的。那么康生的技巧主要有两点：一，为毛泽东开脱；二，责任推给其他人。

      康生：“我认为主席所说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两大‘罪状’，是从反面来讲的，是从敌人、右派、党内反党分子的看法来讲的。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这不仅是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贡献，而且，历史将会证明，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难免的，而且是不难纠正的。实际上，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即已经得到纠正。把我们经济生活上的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夸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对大跃进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当多负一点责任。”一段话就把毛泽东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马屁神功到了如此出神入化之境界，放在历史马屁排行榜上都是精英啊。所以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啊。如果流氓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那就更可怕了。

第三步

通过第二步的加温加料，什么反党、反毛主席，什么小组织活动，什么军事俱乐部等等都出来了，都是地盘里有问题的封疆大吏和政治流氓扯出来的。封疆大吏们火力猛烈，是因为地盘里大跃进有问题，比方说张仲良、吴芝圃等人，就说咱们水稻长得好，亩产他妈的好几千斤，企图转移视线，想要浑水摸鱼、蒙混过关。政治流氓则要趁乱捞取政治资本。

      扯了这么多之后，得有人出来定性啊。当时能给这问题定性的只有毛泽东。于是就有了七月三十一号和八月一号两次常委会议。

      参加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李锐做了记录。四十年之后，李锐把这些记录整理成庐山会议实录，成为后人解析庐山会议的原始资料。感谢李锐先生，他的工作让我们对庐山事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正是在他的工作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表达看法成为可能。

      毛泽东再次出面，清算彭德怀的两大问题：思想问题和行为问题。两个大问题分别又包含两个小问题，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样变成四个问题：历史思想问题、历史上行为问题、现实思想问题、以及现实行为问题。

      毛泽东以他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从世界史和革命史两个方面证明了彭德怀的问题：思想问题：经验主义；行为问题：一直摇摆不定。

      毛泽东：“彭德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粥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

      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服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

      这些话归结起来就一句：彭德怀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这个相当于大帽子，有了大帽子就得有证据。因为思想指导行为嘛。彭德怀这些思想问题导致了哪些行为呢，具体来说就是认同一些人。之前彭德怀写过文章，引用了一些传统思想：比方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跟大家说干部不要摆臭架子；比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引用了一些国外近代启蒙思想，比方说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毛泽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批判一个人的历史，终究要联系到现实。说这么多，就是说，彭德怀同志你右倾，历史上右倾不说，现实还要右倾，所以你才写这封信。

      既然彭德怀整个人都有问题，那么写的信也就有问题了。

      毛泽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这是对的。彭德怀的信当然是冲中央去的。问题是中央政策惹出来的，难道要去说基础？老百姓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哪还有心思去理会什么“阶级性”。

      毛泽东：“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

      ——这个就抬举彭德怀了。彭德怀在战场上可以无所畏惧，危难之际可以挺身而出，是最值得信赖的战友。要说改造党，不好意思，墨水还不够。

      毛泽东：“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三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的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

      毛泽东：“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

      毛泽东前面讲了那么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分合合，其实就是为接下来做准备的，准备说自己和彭德怀不对路：自己和彭德怀的合作就像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暂时的。反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彭德怀扒光之后再涂上泥巴。

      第三步曲之后，军事俱乐部正式诞生。此后大家火力全开，批判军事俱乐部。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干，什么举动都有了。

      第一步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让人批判彭德怀。第二步，让大家把彭德怀批倒，第三部则是彻底把彭德怀批臭。

      这个举动非常非常不一般。要知道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的。批判高岗时，毛泽东南下了，甚至表态一下都没有，只是暗示一下两个司令部有问题。在反教条中间，毛泽东也就是在幕后发表了一些看法。甚批判刘少奇，毛泽东也没有直接出面干预。即使把时间延长到解放前，批斗张国焘，甚至延安整风，毛泽东都没有真正走向前台。即使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进行批判的活也只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他们在干。唯独对彭德怀这一次是个例外。可以说是毛泽东带头打头阵。

毛泽东为啥这么干？目的是什么？首先会让人想到二人历史上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无需否认。如果仅仅是个人恩怨，敲打一下彭德怀，那么到二十六号就可以了。朱德等高层将帅心中就是这么看的。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到会议延长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就可以了。因为通过将近一周的折腾，彭德怀老账烂账坏账全给抖出来了，也批得差不多了。要拿下或者撤掉，留有的时间已经够了。何必再弄一个子虚乌有的军事俱乐部出来，把黄克诚、张闻天等人全部绕进去？而且连带拿掉了洪学智、邓华、丁盛等一批战将？

      仔细观察一下前前后后就能发现：毛泽东要在庐山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

      彭德怀问题，又有两层含义：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关系，刘少奇和彭德怀的关系。

      先看看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关系。

      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于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中，二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简化为两个字，就是恩与怨。

      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二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回顾一下。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事。按道理说，两个伟大的男人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合作经历应该携手到最后。然而纠结的是，他们中间的故事很多，很复杂，并非仅有恩情。在这些恩情中间还夹杂着很多怨愤。下面看看那些积怨。

      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赞同过张国焘，一辈子胆战心惊。

      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于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是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所有背政治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的政治包袱最大最多最不知道收敛。

第六章  领袖和统帅的恩与怨

 恩情之一，保卫井冈山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队伍，半年之后等到了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队上井冈山。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达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了二人的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

      一九二八年年底，三十五岁的毛泽东迎来了三十岁的彭德怀。

      那时节他们风华正茂。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向人生巅峰。

      那时节他们正要打出一片天。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入历史。

      彭德怀带领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来井冈山这种穷乡僻壤啃窝窝头和南瓜汤？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消灭了敌人的进攻。

      朱德和彭德怀的到来壮大了井冈山的枪杆子，同时也招惹了国军的注意力。身在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调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兵力，从不同方向兵分五路，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分路合击井冈山，同时搞经济封锁，希望困死红军、饿死红军。当时井冈山有两支主要力量，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加在一起也就几千人。

      情况非常危险，战死也就算了，痛快，饿死的话就太窝囊了。遇到问题自然要开会，寻找解决办法。开会照例吵成一锅粥。最后毛泽东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发话：“同志们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是两种：凭险死守，或外出游击。我不主张死守。敌人数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现在寒冬已到，我军物资菲薄，不宜战事久拖。我们拖不起、拼不起呀！”是放弃井冈山去外线打游击？慢着，还有下文。毛泽东又话锋一转，“但是，我也不同意丢掉井冈山，我们在这里经营一年多了，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千万丢不得啊！”

      总结起来就是，死守是没有希望的，但也不能丢掉根据地，所以要一部分去外线，一部分部队死守井冈山。死守的部队拖住敌人，外出的部队出去之后侧击敌人侧后方，然后解井冈山之围。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举手表示通过。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问题：即哪个外出、哪个留守？要知道本来就危险，那留下来的队伍岂不是更危险？

      究竟谁守山呢，毛泽东说：“前委的初步意见是，四军下山，五军和三十二团守山。”

      “我们五军不同意留下！”红五军参谋长，二十出头的邓萍（死在长征途中）表示反对，“五军上山才不过四十天，各方面情形都不熟悉，又只有八百多人，敌人有三万多兵马，怎样守得住这么大的井冈山？”邓萍的顾虑非常有道理，红五军其他军官也是这么认为。刚来井冈山就扔来一个千斤重担，这不是欺负人嘛。

      如果红五军不愿意守护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也没办法。此时毛泽东对坐在头排一直沉默不语的红五军老大彭德怀说：“彭军长，你拿个意见吧。”

      彭德怀非常痛快：“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五军服从前委的决议！”此话一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刻鼓掌欢迎。彭德怀解释：“四军、五军一盘棋，怎么能老是看着自己的脚趾头呢？这井冈山是革命的根据地，丢掉它，就像母亲抛弃自己的婴儿！”话虽如此，为啥不让别人守呢。没办法，这就是彭德怀，挑担子总挑重担。散会后，毛泽东冒着细雨，快步赶上已走出会场的彭德怀，激动地说：“老彭，临危受命，这次守山极为艰难，你们的担子很重哟！”

      彭德怀很实在：“没得办法，重担子总得有人挑！”此后，毛泽东觉得老彭可以，靠谱。

      彭德怀回到部队时，面对的还是一锅粥。很多军官不满，以为红五军被忽悠了，不相信这千把人能守住井冈山。彭德怀和滕代远浪费了一大堆口水才完成说服教育工作。经过一番战斗，彭德怀完成了任务，并且把部队撤了出来。

      经过这一事件，毛泽东认可了彭德怀，也为彭德怀日后发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积怨之一，错杀王佐和袁文才

如果说井冈山上，彭德怀和毛泽东建立了亲密关系。那么同样在井冈山上，也是彭德怀和毛泽东最早产生芥蒂的开始。

      彭德怀从井冈山撤退之后，留下王佐带一小部分人掩护打游击。此时彭德怀对王佐还是信任的。然而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后，王佐竟然因为彭德怀而亡。

      毛泽东拉枪杆子之前，井冈山已经有了一帮绿林界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角色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此二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把他带在身边。

      绿林出身的王佐和袁文才很快熟悉了游击战，成了红军中的将领。彭德怀坚守井冈山之际，王佐因为熟悉地形，留下帮助彭德怀。后来彭德怀撤离井冈山之后，王佐依然留下来打游击。如果事情这么下去就好了，但军事偏偏和政治纠缠在一起。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这个文件下发到井冈山。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没有公布出来。一年之后，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以为大难临头，顿时手脚冰凉，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

      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在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还是土匪出身。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土匪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的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二人很高兴，心想咱这下改邪归正算是走对路了，还能当司令，不错，不错。高兴之余，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梦想着当司令，却不知灾难真的来了。第二天，特委开会，非但不任命司令，反而啰嗦了王佐和袁文才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二人有罪。二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

      彭清泉虽然是中央巡视员，相当于钦差大臣，却是个软骨头，立马换了一张脸孔，说大家都是同志不要误会等等。因为彭清泉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彭老总你赶快来救人，求求你了。

      当时是乱世，没时间给你调查取证。面对如此情况。彭德怀迅速做出一个稳妥的反应：派人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意在控制局势。然而事情远比彭德怀想的复杂。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知道大事不妙，本能地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手中，时年三十二岁。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出生于一九八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

      王佐，原名王云辉，生于一九九八年，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

      二人同年生，同日死。

      毛泽东对二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二人，二人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应该说是一场意外。这事也反应了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政治上并不是那么出色，竟然被特委那帮孙子给利用了。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扯淡说彭德怀杀二人是为了抢枪支。

恩情之二，救命之恩

井冈山那一页翻过去了，接下来是长征。长征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转折中，彭德怀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长征开始阶段，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时已是人困马乏，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由于中央决策不咋地，部队行动缓慢，眼看就要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给拉出虎口。

      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逃。就算逃出去，还要重新拉队伍，天知道拉到啥时候。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哪个人出了力气的。

      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虽然彭德怀不是决定性力量，至少他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是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殊死相搏中。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中央军中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当时红四方面有八万人马，且阵容整齐；中央军只有两万多人，将多兵少。汇合后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右路军是张国焘的天下。中央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被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着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红四军的徐向前和陈浩昌，此二人当时被看作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彭德怀和林彪。

      到了九月份，红军艰难地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最北端，和中央相隔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

      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南下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再来个权利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

      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浩昌继续北上吧，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办法，那是没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浩昌也很难做，自己都出身四方面军，算是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把中央军领导得不像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浩昌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

      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的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夜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和。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陈昌浩却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回头南下，遭到拒绝。陈昌浩还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阻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未果。加上陈昌浩是王明在苏联的二十八星宿之一，在西路军失败之后便沉寂了。

      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此次行动，彭德怀对毛泽东相当于救命之恩。以彭德怀的处境，即使倒向张国焘，还是带兵打仗。毛泽东落到张国焘手中，一定比井冈山后期更不好过。据时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所报告，张国焘曾经秘密发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让徐陈二人对中央领导人“开展党内斗争”。此后军队整编，彭德怀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正是这层亲密关系，奠定了抗战时期，彭德怀在前线实际指挥八路军的基础。

积怨之二，林彪的信。

有意思的是，长征不仅仅拉近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友关系。同样诡异的是，也为后来的悲剧留下伏笔。如果说王佐和袁文才之死还能和彭德怀扯上关系，这一次彭德怀是躺着也中枪，实在是树大招风，没有办法。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给推出来。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此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就一起完蛋吧，该干地下党干地下党，该打游击再去打游击。

      毛泽东重新出山的过程中，彭德怀也是投了赞同票的，毛泽东很欣慰。然而欣慰之余，很快又产生了不爽。

      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批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的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次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渡赤水的意义吧，这就是会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的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关系更近）。

      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光火，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曰：你个娃娃懂得啥哟！

      其实林彪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而已，彭德怀以前也干过这份工作。毛泽东为啥如此大火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位脚跟，大家把他推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手上，再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林彪曾经跟彭德怀流露过同样的意思，大意说现在最高领导指挥不行，还是你来吧。彭德怀没有同意。但是林彪是与众不同的，认准的事一定要干到底，即使彭德怀不同意也要干，就私下给毛泽东写了信。

      当时的毛泽东正处在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前有王明博古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的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去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一直沉寂下来，一直沉淀到庐山。其实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要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彭德怀秉性高傲，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对此扯出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何对林彪如此宽容，对彭德怀却不信任？原因很简单。林彪是毛泽东发现、亲自提拔栽培的，属于自己人。即使林彪想反毛泽东也反不动，因为他离不了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代理人。彭德怀不一样，平江起义就拉出红五军，井冈山上的红三军团也不是盖的。即使没有毛泽东，彭德怀也可以和别人合作。低谷时代，毛泽东宁愿相信林彪，对彭德怀则有所顾忌。当然彭德怀此后的表现让毛泽东非常感激，特别是接下来保护他和中央脱离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上面已经说了。

积怨之三，百团大战。

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了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伟大的统帅，悲剧的宿命，成了一个传统。

      在新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了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那些芝麻豆子没兴趣了，但一定会记得他对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没有这些，国史也会失色。

      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破坏力最大、影响力最大。——尽管这一战并不完美。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实际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下半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卢沟桥事变之后，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了中国大片领土，也因为战线太长，无法继续保持攻击力，双方渐渐趋于僵持阶段。但是大格局依然是一团乱麻。此时国民党退守重庆，因为富饶地带沦陷，财政收入和战略物资锐减，无力反击，正面抗战陷入低潮。

      光有外贼鬼子就算了。根据历史规律，外贼入室，如果不能及时驱赶，必然会产生家贼。果不其然，长相帅气但自卑的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笑眯眯地去舔鬼子的皮鞋，美其名曰老子在“为中国求和平，而非卖国”。在汪精卫同志的光辉榜样之下，汉奸伪军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成了中华民族第二大祸害。所以说家贼难防啊。

      扩大到整个二战战场，纳粹德国在闪击完波兰之后，攻占了丹麦和挪威，接着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此时日不落帝国正仓皇从敦刻尔克海滩退回英国。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柏林地下狼狈中得意洋洋地看着世界地图，心中默念“巴巴罗沙”“巴巴罗沙”。非洲战场上，希特勒的警卫连长隆美尔同志整装待发。彼时的斯大林正对着硝烟弥漫的世界，看看能不能从哪里打劫一点土地，尽管苏联已经非常大了，却依然填不满他的胃口，但没想到希特勒先生会突然算计他。彼时的美国佬还在闷头发大财，一边对日本人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一边把钢铁和原油卖给日本，干着当婊子和立牌坊的双重营生。

      当时整个形势极为复杂，有无数种可能性。当时日本虽然成功引诱了汪精卫，但是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必须和蒋介石政府和谈。但蒋介石先生远比汪精卫狡猾，坚决不干。双方有一点私底下的接触，看起来更像扯皮而已。但是如果局势一直黑暗下去，日本又愿意扯到华北的话，和谈也不是没可能。

      那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不强大，正处于全力发展的时期。从共产党本身角度来讲，这一时期应该是占地盘、扩充实力的好时候，而非和鬼子干架。但彭德怀从军事角度策划了这样一场战争。

      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攻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的后方，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展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

      ——是啊，这次战役，影响太大了，引起了一系列后果。

      第一个后果：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加了鬼子进村的力度和难度。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鬼子就在想办法“巩固胜利果实”。共军在自己的后方折腾出这么大动静，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所以鬼子加强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这也是延安整风时，彭德怀挨批四十天的主要原因。鬼子虽然加大了扫荡力度，难度也增大了。比方说之前扫荡，一小队十几人就行了，现在不行了，担心小队被吃掉，必须出动规模更大的大队。扫荡也是需要成本的，什么车辆、人工、油费、枪支等等，都是成本。一个小队十几人，随便抢点鸡鸭牛羊啥的回来就够本了。如果大队上百号人，加上领导，就不见得能回本，因为农民本来就很穷，没多少东西，加上游击队帮助转移，扫荡除了杀人泄愤之外，更容易变成亏本买卖。所以，虽然扫荡强度变大，实际上密度变稀了。而且每条运输线和碉堡都要增派兵力。

      第二个后果是对国民党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有私下接触，也仅仅是接触而已。蒋介石和汪精卫不一样。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会真的倒向日本人。但是当时他的日子也很难过，地盘丢了，税收没了，精锐部队损失了，连威名都折损了，信心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外援只有一条中缅公路，而且是杯水车薪。

      这一战给了蒋介石些许安慰，毕竟中国人还是有希望的嘛。更多的还是震惊：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该笑才是。老蒋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得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还了得，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给占了。娘希匹，不行，得想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就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会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不然没完。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

      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皖南事变，新四军江南主力消亡殆尽。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从整体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在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露了八路军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和敌人对抗。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即干领袖的活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了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也是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的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要藏。

      为这个百团大战，二人一度产生了裂痕。因此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的职务是解放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谋长根本就不适合彭德怀这种人，那是叶剑英或聂荣臻该干的活。说白了，彭德怀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险恶，彭德怀估计要当徐向前第二了。

      幸好，战争还在继续，毛泽东还没有理由纠缠二人的恩怨。鬼子走了，胡宗南来了。

恩情之三，保卫延安

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两个巨大的拳头，一拳击向山东，一拳捶向延安。

      胡宗南率国民党十五个旅的正规军，加杂牌部队共计二十多万人，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扑向延安。胡宗南，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蒋介石嫡系爱将，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国军中也算是难得的人才。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军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建立了自己的派系，是黄埔系内的小派系，胡宗南系。

      这样一个胡宗南带着自家小派系杀奔延安而来。彼时延安空虚，加在一起也就两万来人，危急，非常危急。

      继续开会讨论，周恩来曰：“我军驻陕北的部队统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司令员是贺龙，他正忙于处理晋绥问题，不可能赶回陕北。同志们很关心，这场保卫延安的决战到底由哪位大将来指挥。”周恩来在考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也在考虑。

      当时延安的领导虽多，能干这活的人却不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有军事指挥能力，但是这几个人目标太大了。胡宗南进攻延安，就是冲他们几个来的。可以说没有他们几个，蒋介石才不会拿二十万人往陕北穷乡僻壤里放呢。刘少奇、任弼时名气也大，也能干活，但不能干军事。延安整风比较活跃的康生同志此刻也缩头了。当时保卫延安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延安整风之后，挨整的彭德怀一直呆在延安。

      此时延安南巡回来的解放军副司令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疾步走了进来。毛、朱、周、任等人笑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彭德怀在小板凳上坐下，接过毛泽东递的热茶，打开作战地图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又到南线去了一趟，防御总的看来是好的，部队士气旺盛，从富县到临潼一百多里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

      毛泽东：“哪三件事啊？”

      彭德怀说：“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还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20发炮弹，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公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有个建议……”彭德怀停下来，瞅了大伙一眼。

      毛泽东催促：““讲下去！老彭，你讲下去！”

      “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不过2万多人，应该有个统一的指挥。我想，贺龙同志回延安之前，是否暂时先由我来指挥一下？”彭德怀显得极为谨慎而有分寸，毕竟整风运动刚过去不久呵。见毛泽东等人只是相互交换着眼神，并未表态，彭德怀遂又补充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其实彭德怀哪里知道，毛泽东正愁找借口把彭德怀推出来呢。毕竟延安整风时，把彭德怀整得很难看。所以彭德怀刚进来那会，毛泽东又是端茶又是递水的。毕竟康生之流只能在开会时用，危难之间还是需要彭德怀这种硬骨头。毛泽东一听乐了，使劲握着彭德怀的手，感激地说：“老彭呐，你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呀！不然，这步棋我没法走哇！”这一刻和十八年前井冈山的一幕何其相似啊。毛泽东又提起火盆上的壶，给彭德怀添了一杯茶，继续说：“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来，敬你这杯！”

      周恩来说：“彭大将军主动请缨，毛主席临危授命，两全其美，胡宗南气数尽了！”

      毛泽东说：“好嘛，我们都同意了。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还有什么要求吗？”

      彭德怀：“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

      在彭德怀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才随党中央机关其他同志登车离去。临上车前，毛泽东还异常惋惜而又风趣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本来，我要在这里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总说，让部队代我看，那就这么办吧。上车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当汽车将要开动时，彭德怀紧跑几步，握住毛泽东的手，依依惜别。毛泽东望着这位风雨同舟了近二十年的老战友，感觉非常踏实。在危难之间，也只有彭德怀这种人才能让他感到踏实。

      随后西北野战军正式诞生，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依靠区区两万多人的部队转战陕北，灵活运用“蘑菇战术”，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四次大战，连战连捷，扭转了局面，尔后又通过西府和宜川两次战役，一年半之后收复延安。随后在西北彻底击溃了胡宗南和马家军，解放了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

      好不容易解放了，彭德怀熬了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搞建设了。没想到战争并没有离去，这一次是在国外，残酷程度、重要程度远胜任何一次国内战争

恩情之四，挂帅朝鲜

前面说过，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原本是粟裕或林彪挂帅，但二人均无法出征，重担再次落到彭德怀肩头。当时彭德怀正在谋划开发大西北，虽然知道朝鲜战争，却不知道战争的重担会落在自己的肩膀上。所以一九五零年十月四号中午，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到兰州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交代了一下工作，带上西北经济规划方案上路了。

      当天下午彭德怀到了北京，风尘仆仆地去了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说：“彭总，会议三点开始了，没来得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决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彭德怀说：“吃过了。”然后随周恩来步入颐年堂会议厅。

      会议跟经济建设无关，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非常压抑。高岗刚刚发言，认为在苏联不参战的情况下，中国最好也不要参战，先看看行情。林彪则赞同高岗的主张，国内战争刚打完、还在剿匪、土改还没搞定、装备极差等等。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兵了，但是在政治局上非常孤立。没有坚定的支持者，毛泽东也不好乾纲独断。因为总得有人当统帅是不是，总不能让毛泽东亲自挂帅吧。

      所以一见到彭德怀，毛泽东就说：“老彭，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救兵来了。又摆了一段时间的理由，还是大同小异。毛泽东决定散会：“行啊，开会顶牛说明我的工作没做好，思想问题急不得，要慢慢说服。彭老总不是赶来了吗？明天听听他的意见。”可以说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了彭德怀身上。即使此时二人已经发生了诸多不愉快，但是在危难关头总是可以携手共勉。

      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朝鲜局势恶化了，10月3日深夜，金日成派他的外务相朴宪永送来了紧急求援信。”毛泽东掏出金日成的求救信递给彭德怀。

      彭很快地看完后，心情沉重地说：“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朝两国是近邻，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都懂，主席，你是否下决心出兵了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也知道大家的心情，这个决心不好下。不好下也要下啊，刚才开会的情况你也看到啦，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有什么用呢！没有人支持是不行的！一个人在情绪最低落时刻，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是别人的支持。我为出兵不出兵的事考虑了许久，有时候几天几夜无法入眠。”

      这天夜里，彭德怀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彻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刚吃过早饭，邓小平来了，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来找彭德怀的。彭德怀在邓小平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住所的院内。落座后，彭德怀直接说：“主席，昨天夜里我把你讲的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想来想去，我坚决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喽！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在毛泽东孤立的时候，还是彭德怀可靠。

      有了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腰杆子就硬了，不要说了，出兵。有统帅了嘛。政治问题就留给政治家们在后方慢慢磨嘴皮子吧。

      毛泽东请彭德怀吃饭，破例为彭德怀端起酒杯。饭桌上，毛泽东把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决心。

积怨之四，毛岸英事件

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在毛泽东孤立之时，彭德怀再一次帮了毛泽东，这是两人再一次携手的契机。然而不幸的是毛岸英牺牲了。毛岸英是毛泽东最钟爱的儿子，他的死对毛泽东刺激很大。尽管毛岸英之死和彭德怀没关系，但却是死在了彭德怀身边。

      毛岸英，毛泽东长子，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号，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杨开慧所生。毛岸英出生时，毛泽东正在组织粤汉工人铁路工人搞罢工。童年时代的毛岸英，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元素，贫寒、艰难、冷眼。五年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辞别妻儿。

      一九三零年，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捕入狱。杨开慧之所以被捕，因为她是毛泽东的老婆。一九三零年的毛泽东刚刚经历了人生首次下岗，复出之后和朱德一起指挥反围剿，不久再一次下岗。杨开慧是一个为爱而生的奇女子。被捕之后条件是这样的：只要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将恢复自由。皮鞭、棍棒、老虎凳、屠刀都没能让她屈服，一个月后，杨开慧牺牲。彼时八岁的毛岸英连带入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地下党带到上海。组织被破坏之后，毛岸英兄弟浪迹街头，为了生计，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凡是能换面包的活都干。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经历人生之起落，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地位巩固之后，毛氏兄弟才有机会去到法国和苏联学习。

      苏联期间，毛岸英学习军事和政治，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在枪林弹雨中转战欧洲。十年之后，国共争霸开始之际，二十四岁的毛岸英返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看见青春挺拔的大儿子如同看见了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百感交集啊。当年他们分别时，毛泽东是一个三十四岁的梦想家，正要龙飞九天；毛岸英还是一个小娃娃。十九年之后，毛岸英已经成长为一个热情、坦率、执着、自律的年轻人，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的绝对领袖，正指挥百万军队和蒋介石争霸天下。

      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和希望。

      为了表达对儿子的爱，毛泽东立刻安排毛岸英工作——下地干活。按照现在人的思维，贵为强力组织一把手的长子，好歹也得安插在一个体面轻松的工作单位。毛泽东不同，他要给好儿子补上一课“劳动大学”，搞土改、做宣传、当秘书等等。

      毛岸英也没辜负父亲的栽培。建国那一会，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已经经历了童工、留学生、农民、战士、工厂党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等多种身份，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办事足够干练，达到了父亲的要求。这一年，毛岸英结婚了，夫人刘思齐。当时毛泽东正要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全部政治局常委都在，规格绝对是最高的。但饭菜只有两桌，腊肉咸鱼啥的，很低调。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么毛岸英一辈子可以过得风风光光潇潇洒洒。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了。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因为他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工厂党委副书记，也没有军职，就算在苏联经历卫国战争，在中国却没有过战争经历。但毛岸英依然参与朝鲜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为啥会这么干？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之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要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将领在内的反对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出兵的。那些人都是在战场上滚了一辈子的人精，都能看出还是不要去朝鲜为妙，毛泽东怎么就那么神？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要不然也不会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了。如果捞取政治资历，其他方面的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度。对毛泽东而言，当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岸英。毛泽东把毛岸英送上战场，相当于押上自己半条命。其他人即使有意见，也要先保留，好好干活。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然而毛岸英偏偏死在了朝鲜。

      他是被大火烧死的，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死法，即使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也只有极少数人，比方说邱少云的遭遇过这种情景。当时毛岸英新婚燕尔，出国之前，只是对妻子说出差了，没说去哪里。临行前他告诉妻子，自己将去一个地方，可能长时间不写信回来，对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就离开了。刘思齐也没往心里去，直到三年之后方才从毛泽东那里知道毛岸英牺牲了。烈火中的毛岸英应该在想念他的妻子吧。烈火中的毛岸英，已经和长眠在朝鲜半岛的数十万英雄儿女一起，成为烈火之花。

      毛岸英死在朝鲜是一个偶然，也可以理解为彭德怀的失误。彭德怀身边那么多重要人物都平安无事，怎么偏偏就是毛岸英？看着毛岸英的尸体，彭德怀呆呆望着苍天：“为啥是他？为啥是他？”为啥是他？无数人在问。即使是毛泽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燃一支烟，也会时不时想起这个问题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九年之后，刘思齐去朝鲜扫墓归来，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墓地的方位、规模、布局、有多少台阶、她是如何上去的、看到了些啥……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思念流露无遗。

      不论后人如何粉饰。毛岸英肯定是横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一颗巨石，冷却着二人之间的温度。后人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毛岸英不死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猜测，结果有两个：接班或者不接班。流行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毛岸英会接班，成为毛二世，毕竟那年头接班很流行。朝鲜金氏搞接班，台湾蒋氏也在搞接班。以此类推，大陆的毛氏也会搞接班。如果搞接班，究竟是像朝鲜金二世那样继续搞封闭，还是像台湾蒋二世那般搞建设？已经永远没答案了。

      然而事实还有另外一面：毛泽东既不是金日成也不是蒋介石。相比金日成和蒋介石，毛泽东拥有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毛泽东举起三面红旗。正是三面红旗导致了大饥荒，正是大饥荒导致了之后历次运动，比方说四清运动，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那些运动只有毛泽东有威望搞起来。除了毛泽东，没有人有能耐把行政系统从上到下砸得稀巴烂。如果毛岸英还活着，会如何面对那些运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如果毛岸英继承毛泽东的事业、继续搞文革，必然搞不下去，接班也就接不成。如果否定文革，相当于背离毛泽东的政策，也将失去毛泽东支持者的支持，威望肯定不及邓小平和叶剑英。

      也可以朝好的一方面设想，毛岸英不死，也轮不到江青上蹿下跳，以毛岸英的经历和修养，应该可以中和掉毛泽东本人的部分狂热，说不定就不会有文革。对很多人而言，宁愿毛岸英接班也不想要文化大革命，不是么。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毛岸英是不是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的原因所在？

      以毛泽东对毛岸英倾注的心血以及对毛岸英的感情来看，毛泽东有可能就毛岸英问题拿掉彭德怀。他有理由责怪彭德怀，因为彭德怀确实没有保护好毛岸英。

      毛泽东要拿下彭德怀易如反掌。因为毛是最高领导，彭德怀只是最高领导下的一个部长。领袖要拿下部长，理由并不难找。像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功劳同样很大，也被拿下了。但朱可夫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不是一码事。庐山整掉彭德怀，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是因为情形严重，而彭德怀为严重的情形说了公道话而已，并非“拿掉一个国防部长”这么简单。否则也称不上“整”，也没有所谓的“冤”。

      如果仅仅是为毛岸英报仇，毛泽东不会在一九五九年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头下拿下彭德怀，代价太大了。他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之前或者之后都行。政治家都是务实的，不会头脑发热去不计后果。因为在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经济路线进入死胡同，山雨欲来，巨大的灾难气息已经相当明显了，并不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最佳时节。虽然不能排除毛泽东解决彭德怀和个人恩怨无关，但个人恩怨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庐山事件之前，曾经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把毛刘彭联系在一起。八大期间，彭德怀曾提议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邓小平表示赞同，就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给删除了。名义上是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在毛泽东那里则是另一番感受，好哇你们，我还活着就敢这么干，就是赫鲁晓夫也是等斯大林死了几年之后才动手的吧。

      这些都是个人恩怨。有了这些，从私怨上寻找毛泽东拿下彭德怀的理由并不困难，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同样是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却高升一步，成了国家主席。

      所以毛泽东拿下彭德怀，应该另有隐情。隐情是什么呢？就是刘少奇。

第七章  功高震谁

继续分析之前，顺便驳斥另一个观点：即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因为功高震主。彭德怀的功劳是很高，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彭德怀的功劳都很高。这么高的功劳，对大多数领导人而言，这些功劳确实够“震”的。而且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彭德怀已经在主持军委工作，每次开会都是一帮元帅大将环列左右。即使是林彪，也是常常说，咱们在彭总的领导下怎样怎样。在朱德淡去，其他将帅转业退隐的情况下，彭德怀独自主持军委，实在过于明显了。但是，这一切震不了毛泽东，正如朱可夫震不了斯大林一样，不需要解释。正如朱可夫一样，震不了斯大林，却可以震后来人。比方说赫鲁晓夫等人。

      朱可夫，出身旧军队，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参加红军，入党；二十六岁晋升为骑兵团长，进入军校深造；三九年升任驻蒙苏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在远东和日军交战，结果以九千人伤亡歼灭日军五万人，从而改变了日军“北进”的策略，转而“南下”东南亚；参与过列宁格勒会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血战、库尔斯克大战和柏林战役等等。战后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整个二战中，朱可夫为苏联最出色的统帅，交战各国最优秀的统帅之一。斯大林逝世后，出任国防部部长。这一连串的经历和彭德怀何其相似！

      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苏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下岗。赫鲁晓夫则要求下岗前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如此局势逆转，赫鲁晓夫获胜，莫洛托夫等人成了“反党集团”。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感到阵阵寒意。赫鲁晓夫老是担心，朱可夫同志那天别帮助别人对自己也来这一手，就把朱可夫给撤了。朱可夫的威胁是解除了，讽刺的是七年之后，一九六四年日涅勃列夫再次对赫鲁晓夫搞政变时，再也没有朱可夫之类的人帮助他了，赫鲁晓夫被迫退休下岗。

      彭德怀和朱可夫类似，军内独大，已经隐隐威胁到了后来人。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已经走向前台，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经济。然而彭德怀对刘少奇并不感冒，从高岗事件到反教条主义都是一个调。庐山之上，彭德怀写信，也是冲刘少奇去的。分析一下彭德怀的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以当时的情形而论，肯定追不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第一线主持工作，那么只能追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是毛泽东推向前台准备接班的，如果刘少奇的工作能达到毛泽东的期望，那么他将顺利接班，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

      那时候，苏联在各方面影响着中国。

      我们在反教条运动中已经分析到，毛泽东之所以拿下粟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储备人才——给后来的刘少奇储备一个能够独掌军队、独当一面的人物。此时刘少奇刚刚上台，彭德怀就以军人的身份来这一手，肯定是过不去的。

      彭德怀功高，震不到毛泽东，但可以震刘少奇。所以毛泽东才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有谁会这么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刘少奇。所以毛泽东解决彭德怀问题，除了所谓的私人恩怨之外，也包括给后来的接班人刘少奇扫除一个类似朱可夫的障碍。

      前面说了，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对待彭德怀，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另一个是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插播一段：庐山之上，究竟哪些人批判了彭德怀？

      现在的资料不健全，但要摸索这个问题并不难，上庐山之前，彭德怀是个实权派人物。一个实权派人物倒下之后总会留下权力真空。只要看看谁是庐山事件的受益者就行了。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的利益最大就行了。受益者有两类：政客和军人。那些上蹿下跳的政客，如狡猾阴险的康生同志，以及各位大跃进时代的明星们，他们通过批判彭德怀成功地转移了视线，让大家的目光暂时从大跃进事件中移开，并表态继续支持大跃进。当然若干年之后，他们也将被修理。

      政客们风光的那几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疼痛的时间，这些将在下一篇讲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动文化大革命修理他们，该。

      军方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力很强大的人物，干很多活，军委一摊子，国防部一摊子，说白了就是权力很大。彭德怀倒了，这些活还在，还得有人干，还得有人重新掌权。就军方来讲，最大的受益者有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出发点还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心甘情愿地被绑上战车。

      若干年之后，在一场更猛烈的风暴中，他们也将体会到彭德怀的痛苦。

第八章  批判者与受益者

罗瑞卿批判彭德怀

      说真的，仅仅是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却把他们拉到政客的位置上。

      某些时候，政治让人疯狂，但又必不可少。

      八月三号的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说：“我记得华北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他的生活、为人很多都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的生活朴素又有什么用处？”

      ——看看政治多么神奇，艰苦朴素也能成为挨批的理由。共产党一直提倡艰苦朴素。在艰苦朴素方面，又没几个人可以和彭德怀相比。于是艰苦朴素的彭德怀就成了冯玉祥一样的“伪君子”。再说，人家冯玉祥也是一代雄豪好吧。

      罗瑞卿说：“昨天（即八月二号）开全会时，我看见了彭德怀同志，我向他说：‘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样也抹不掉的。’”

      ——扯路线问题了。

      罗瑞卿说：“遵义会议以前你反对毛泽东同志，也许还可以说你有认识不清的问题，还可以给以若干原谅，遵义会议以后，一有机会，你还是反，直到现在你还要反，这是为什么？”

      按照罗瑞卿将军的思维，其他的就不说了，虚伪啊、欲望啊、野心啊什么的都是虚的，真正实际的是最后一段，即遵义会议之后反对毛泽东，一有机会就反对。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就是神了？完全正确么？如果完全正确，按照他的主张，林彪在四平就要把东北联军拼光光，天知道后来会怎么样。粟裕就应该下江南打游击，淮海战役就没了。战争期间没啥，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平建设时期就严重了，谁敢搞对立，谁遭殃。敢反对的靠边站，敢吹牛的去大搞特搞，如大饥荒五虎上将。

      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六号，罗瑞卿再次发言，对黄克诚提问题：彭德怀同中央、毛泽东同志只有三分合作（三分合作有些还是投机，毛泽东的三分合作也打折了）、七分不合作，你的看法怎样？发言时没有明确回答，可否明确回答一下？

      黄克诚：我同意三七开，彭讲对半开，我给他说是三七开。（住，此时彭德怀和黄克诚已经开始检讨，此时是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

      罗瑞卿：伪君子和投机问题，那天你讲又像又不像，为什么这次不讲？讲明确一点吧，不要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不痛快。

      罗瑞卿：黄克诚同志十七日上山，十九日第一次参加小组会，第一个发言就明确得很。为什么这次他批评彭就这样不明确？我不相信你和彭的观点彼此都是孤立的，互不影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是第一颗炸弹，黄克诚同志在十九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是第二颗炸弹，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第三颗炸弹。

      彼时，罗瑞卿完全投入到批判军事俱乐部中去，忙得不亦乐乎。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之后，罗大将军同样被打翻在地，还跟彭大元帅同在一个屋檐下——在同一个监狱。

      罗将军和彭元帅并无深仇大恨。当年彭德怀和罗瑞卿同在北方局，罗瑞卿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也没见传出不和。当然那个时候彭德怀还是毛泽东最结实的臂膀。那个时候，二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

      罗大将为何如此卖力地批判彭元帅呢，原因很简单。罗瑞卿还是毛泽东的铁杆，彭德怀已经被迫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罗瑞卿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当然对彭德怀不能客气。当时罗瑞卿有一个称号：毛泽东的影子。

      罗瑞卿的职位是公安部长，从四九年到五九年，在当年那个国家新建立，土匪一大堆、特务一大片的情况下，公安部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如何显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说那些话，罗将军自己也过不了关。

      庐山会议之前，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庐山之后，罗瑞卿变成总参谋长，虽然级别上没有升高，本质上还是得利了。因为在那个时代，战争阴云时不时会飘过来，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部门，管作战的，对将帅而言有着致命的诱惑。

      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总参谋长打掉一大堆，公安部长基本没动。当然，罗瑞卿得利，主要还是因为林彪的推荐。彭德怀之后，林彪掌军。彭德怀掌军时，选择黄克诚为总参谋长。林彪能选择的，当时也只有罗瑞卿一个。

      只是后来罗瑞卿擅自做主，跟林彪不走同一条路，才有了文革的遭遇。后话。

      在利益、前途、感情面前，罗将军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他也不是庐山上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一个，没必要非议太多。需要指出的是，罗瑞卿代表了一批人，即军方跟随毛泽东的一批人，他们是军人，视毛泽东的言行为命令，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他们就跟着批判。

贺龙的选择

和罗大将军一样，贺龙也是视毛泽东的言行为指标，跟着批判彭德怀。从当年批判张国焘开始，贺龙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即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对贺龙也是恩宠有加。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大饥荒之前。大饥荒之后，贺龙开始转变。这也是他文革遭受迫害的原因，后话。

      和罗大将军不同的是，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的关系比较复杂，芥蒂也比较深。

      庐山上，贺龙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贺龙批彭德怀，除了政治上选择紧紧跟随毛泽东，也有私人恩怨。

      从流出的资料来看，彭贺矛盾可谓盘根错节，源远流长。

      最早应该是段德昌问题。

      段德昌生于一九零四年，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和林彪同期），红军时代杰出的指挥官，威震湘西。十大将军之一的许光达将军，当时是其下级。

      段德昌和彭德怀的关系非比寻常。

      彭德怀出身旧军队，是一个豪爽而血性的汉子，很想干一番事业却找不到出路。后来终于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之。促使彭德怀入党之人就是段德昌。“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他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后，而且身在狱中，朝不保夕。

      段德昌之死对彭德怀刺激非常大的。

      现在段德昌的身份是第一号烈士。但是这个烈士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上，是被杀人狂夏曦整死的，死的悲惨而悲壮。夏曦非常搞笑，此人号称聆听过列宁教诲，吸收过苏联精华，实际上是个杀人魔王。整个红三军，被他从几万人杀到几千人，差点连贺龙都杀了。

      当时段德昌是贺龙的下级，到延安之后，知情人贺龙也没有就段德昌的问题和彭德怀沟通过。彭德怀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就此对贺龙不爽也是极有可能的。

      不仅仅彭德怀对贺龙不爽，贺龙也有对彭德怀不爽。其实光看彭德怀和贺龙两个人的性格就知道很难搞到一起。彭德怀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生活简朴，而且作风有时候看起来粗野。贺龙也是豪爽，然而贺龙可不喜欢彭德怀那种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贺龙的队伍，旧时代的气息还是比较浓重的。

      三大主力陕北会师之后，并不安全，天天打仗，没时间整顿。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抗日，蒋介石表态不再进攻共产党了。这时候共产党就喘了口气，开始动手解决自家问题。也就是整顿。国民党没事时，大家去吃喝玩乐。共产党比较穷，没机会吃喝玩乐，闲了就去整顿军队。于是就来了一个主义，叫反军阀主义。啥意思就不解释了，反正现在没有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了。中共历史上反对过无穷多主义，军阀主义只是其中一项。

      当时整顿军队，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四方面军。因为四方面军违背中央命令跟张国焘南下。几年之前，张国焘就仗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逼得毛泽东相当无奈。毛认为可以解决张国焘了，就说张国焘是军阀，反张国焘就是要反军阀，反着反着就扩大了，在全军范围内反起了军阀。然而当时西征刚刚结束，徐向前和陈浩昌率领的西路军葬送在西北，需要安抚。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当然没事，只剩下红二方面军可以反。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恰好在旧军队内当过军长，成了盾牌。

      叶剑英曾说，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既然要去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谁去呢？肯定要有军方高级人物出面，毛泽东肯定不会出面，因为这是得罪人的事。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高层将帅多半来自南昌起义，当时都是贺龙的手下，老熟人，老战友，也拉不下脸。后来的十大元帅中，和南昌起义没有关系的就三个，罗荣桓、徐向前和彭德怀。罗荣桓当时地位尚低，徐向前刚刚西征失败，出身四方军，而且行事低调。只有彭德怀一个人选。

      当时彭德怀对红二方面军严厉批评。反到最后，贺龙检讨。这个时代二人的关系，可以引用毛的话作为旁证。毛泽东说：彭德怀说贺龙在政治上靠不住，主要就是指贺龙身上那种旧军人和草莽之气吧。对此贺龙肯定非常不爽。

      两人第三次纠缠在一起是在解放战争时代，最为微妙。长征之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改编之后，彭就成了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员。名义上很高，但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当彭德怀再一次拥有军队时，贺龙又没了军队。因为彭接手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就是贺龙的陕甘宁野战部队。

      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兵力集中为两个拳头对山东和陕北搞重点进攻。当时陕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应该直接当司令。但很不巧，贺龙当时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抽不开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毛遂自荐。毛泽东答应了，就组建了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事之前彭德怀也没和贺龙沟通，随后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回到延安，就没有指挥军队了，成了彭德怀的后勤部长

      啰嗦了这么多，也就是证明，彭贺二人之间有疙瘩。贺龙不仅批判彭德怀，同时还揭发彭德怀：“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彭德怀是说过这样的话，当时的情形是彭德怀坐在火车里，看见外面遍地饥民，发出的感叹。谁没有感叹？还感叹二零一二年世界末日呢，对不对。感叹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事在政治局揭发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要知道，毛泽东最忌讳下面的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得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泽东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 “告洋状”有关。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又需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正在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的牢骚（还是听来的）拿到政治局去讨论。当然，考虑到二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实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也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和罗瑞卿将军一样，贺龙元帅批彭也不负主要责任。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有后人的尊重。

      遗憾的是，三个人全部陷入了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观者伤神。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德怀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过粟裕。现在，林彪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德怀。后来林彪自己也没能走过文革，只有粟裕将军的结局稍微好一点点。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办事从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那旱雷般的吼声。年轻九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地图发呆。除了毛泽东需要，林彪从不会说话太多。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德怀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彪从小连长开始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德怀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一直是林彪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最具备战斗力的两股力量。

      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蒋介石洋洋得意地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的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了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庐山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一一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在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均给中共长脸。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的注意力引向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一点简陋的家当搞定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让彭德怀写揭发林彪的材料。彭德怀以时间长了为由拒绝，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要揭发什么。实在不行了就写：“高岗和林彪都是反革命，当然还有彭德怀。”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物之一。林彪原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他是和黄克诚一起上山的。毛泽东本意是想二人上山之后批判彭德怀的。黄克诚上山之后站到相对公允的角度上，林彪则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每次遇到难题都会想到林彪，林彪从不会让毛泽东失望（除了抗美援朝和最后一次庐山会议），必然全力以赴。

      林彪上山之后，发言好几次。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则是在八月四号，话很多，很系统。

      关于彭德怀的信，林彪是这么看的：“大家都看到彭的信，骤然一看，还不大容易看得出其精神和用意。信发出来后，在会议中引起了思想上的不一致。过细一读，有很严重的错误。除信以外，他还在小组会里讲了很多暴露观点的荒谬言论，还有会外的活动。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办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对于总路线，他只是讲‘基本正确’。党内习惯用法，说基本对，那么就还有不对。这样的话绝不是冲口而出，而是很有分寸的。在这些话里，埋伏要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我们说总路线正确，大跃进成绩很大，办人民公社、办钢铁办得好。这中间当然在某些具体措施上面有些不恰当的地方。”

      ——跟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一致，难怪日后可以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呢。

      那么如何解释彭德怀反毛泽东、反三面红旗呢，林彪这么论证：“从去年九月起，一次一次的中央会议，毛主席的信，这些部分不妥当的地方，中央都及时纠正了。可是他却认为我们认识过迟了，而且没有及时调整。这些问题的发生，他不认为是我们一些机关工作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到党中央身上。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他在小组会中很多插话都是散布右倾思想，觉得还不够，所以要写信。说庐山会议讨论不够，民主不够，他要发动讨论。实际上他在会外讲，华北座谈会操他四十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二十天娘吗？所以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把我们一时的局部失调，夸张得很大，认为影响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各阶层之间、什么什么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政治性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林彪批判彭德怀也不见得完全紧跟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看问题主要看成绩、而非损失，彭德怀倒过来，损失说多了。

      林彪继续论证“他夸大了各地的浮夸作风和所受损失。对于去年我们广大的群众运动，他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这样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中国一穷二白的真正产物，是广大人民在党领导下想翻身的一种产物，这是必然的产物。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还说我们只搞政治挂帅，不讲经济法则，认为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左倾’，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这样看法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有部分失调的地方，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基本形势已经好转了。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抬头，无论党内党外，以至国外，都有这种反映。如果按照他的方向反‘左’，那就不是鼓足干劲，而是泄掉干劲；不是鼓气，而是泄气。如果这种思想传播下去，不但要产生马鞍形，而且要产生很大的马鞍形，那就会动摇总路线，影响今年指标的完成；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领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大大受到损失，受到挫折。”

      这个调子和罗瑞卿一样，但是论证更为充分，逻辑更为严谨。非但如此，他还从彭德怀的性格上给自己的论证寻找到依据。关于彭德怀的性格，林彪如此总结：“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说话总是如此独特。别人扣帽子，都是政治口号。林彪讲话，则是在分析彭德怀的性格。

      林彪对彭德怀的性格总结很到位，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什么“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实情的规律”。这话应该是林彪的内心世界，也是林彪恪守的准则，所以林彪惟毛泽东是从。如果不能从了，那就诀别，九一三事件来了。纵观林彪一生，这话合情合理。这些话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因为不肯批判彭德怀，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得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比方说邓华同志，因为在朝鲜战场和彭德怀比较合得来，被批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但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的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是比较合适的，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他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要不然哪能轮到这些“小角色”啊。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得较为顺利。此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好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大家都在寻思如何继续轰炸，轰炸完了事。轰炸嘛，就要来点实际的。

      吴法宪猛然放了一炮：“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心想你个胖子算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吴法宪同志那个伤心难过，悲痛欲绝，好像那连长是他亲人，此刻他化身为人间真理和正义一般。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德怀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林彪为啥如此撒谎呢？从林彪的性格上来看，也不见得故意撒谎，逻辑是这样的：彭德怀反毛泽东，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彭德怀要对付红一军团。没办法，他是当年的红一军团长，必须表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他不用考虑都会选择毛泽东。选择毛泽东意味着飞黄腾达，选彭德怀意味着完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选择。

      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原本没有他的事，是他自己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

      钟伟继续说：“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炸了锅。

      钟伟，生于一九一四年，原名钟步云，少将，号称中国的巴顿。钟伟十五岁参军，曾在红三军团任职，性格倔强，对彭德怀比较钦佩。真正对钟伟比较欣赏和任用的是林彪。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号，当时钟伟为东北野战军二纵第五师师长，奉林彪的命令率部南渡松花江，准备配合第一、六纵队在大房身围歼国民党军新一军一部。钟伟在一个叫靠山屯的地方发现有大批敌军正在撤退，钟伟立刻下令五师围住了屯子内国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钟伟来了牛脾气：违抗命令是不对，但贻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两人争来争去，眼看要贻误战机，钟伟决定来点实际的：“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三月十号凌晨五点到下午两点，林彪接连给钟伟发了三封电报：即时东进。钟伟不为所动，因为他看见战局在转变，钟伟指挥五师围住敌八十八师一个团，而敌八十七师正赶过来增援，正好可以围点打援。钟伟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向林彪报告：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打。林彪是个很执着的人，但依然被更为执着的钟伟动摇了。林彪改变了计划，反过来带领第一、六纵队歼灭了增援敌八十八师的敌八十七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抗命调动了林彪。事后林彪发现钟伟是个人才，直接把他提拔为纵队司令。在整个四野中，钟伟是唯一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的。从这事上看，钟伟是一个倔强而执着的人，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正是因为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钟伟才会在批斗会现场大闹起来。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成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最后还当了一个小官，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然而钟伟的专业是打仗，却被迫去种田，有趣。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来少有。

      林彪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的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林彪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最大权威。

      林彪之所以要批彭德怀，是因为他不得不批彭德怀。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从井冈山开始，大家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毛泽东要批彭德怀，林就要批彭德怀。尽管批判彭德怀之后，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德怀倒下之后，林彪的威望又上升了，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中，能与之争锋之人没有了。七年之后，文革兴起，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林家军了。

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恩来生日是三月五号，彭德怀生日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在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

      周恩来是党内老资格，兼大佬之一；彭德怀是军内老资格，兼大佬之一。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且无子嗣后代。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彭德怀的上级，但彭德怀并不受周恩来直接约束。二人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较杂，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

      二人在具体事务上没啥交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如果要说二人关系，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都没有办法，周恩来也没有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据邓颖超回忆，当时周恩来处境非常糟糕，由于条件艰难，一件棉袄上能捉出来很多虱子。

      不仅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当时却要经历长征中的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件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天气极为恶劣且变化无常，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新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此时干部团团长陈赓虽然腿有残疾，仍然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穿过泥泞滞水、渺无人烟的草地。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是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文革起，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规定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了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得住的。周恩来最终依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住其他一批人（如贺龙）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二人的关系，平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挨批时，地位会产生某些动摇，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威望和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被严重削弱，但是很快又复原了。建国初年，高岗进京，周恩来虚弱到竟然只能管外交。

      随后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从政务院总理变为国务院总理。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了一阵子，又被折腾得够呛，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在上午发表了扭转形势的讲话之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对彭德怀的批判还没有全面升级，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有意思，能说明很多问题。

根据庐山会议实录记载：

      彭德怀：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一千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十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你们（指周恩来为首主持政府工作那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恩来：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说白了，就是抠字眼。）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对话，基本上反映了两个人的性格，处事方式。

      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这是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情。周恩来对钢铁生产的情况一直是不放心的，怀疑指标是否真落实了。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不能把真实想法说出来。正因为周恩来的政治谋略高深，所以数年之前反冒进，措辞比彭德怀的信更严重，结果还是给周恩来巧妙地躲过了。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手腕，因为他的专业是军事，而非政治。战场上的彭德怀绝不比周恩来差，政治上就差远了。

      正是因为周恩来的政治谋略高深，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是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发生在八月四号，林彪批判彭德怀在前，作为政府系统代表人物，周恩来必须发表看法。

      只不过他的批评很有艺术性，周恩来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得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犯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其实彭德怀虽然是总理的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周恩来介绍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况。周恩来说大跃进搞了这么久，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庐山来总结经验，顺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据湖南省委的三句话，将“经验很多”改成“问题不少”，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概括的三句话，并提了一系列问题和展望，之后进入批判主题。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周恩来也没有说出新花样，就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把毛泽东和林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说当然公社不办，迟几年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办了，就应办下去。别人也有同他争的，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关于“军事俱乐部”，周恩来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十七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震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七月十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正如主席在八月二日全会开幕时说的，原来设想的问题不少，是说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伟大成绩中；有个别偏差和不好的地方，那些已基本纠正了，只是留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大家上山来，谈一谈，解决一下。比如市场问题，上山后，马上批了一个文件下去。粮食问题，马上讨论解决。财政、工交方面的问题，都在讨论，以求逐步解决。这是原来的设想。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所谓问题不少，不是这些问题了，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内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问题的本质是这么一件事。”

      ——这也是周恩来一贯立场，对于自己无法阻止的事就绝对不去阻止。批判彭德怀时，一开始周恩来并没有说话。等到基调定下来，他就把调子重复一遍。

      当然像他那个级别的人，简单的重复显然很没水平，多少要说出点新意来。

      关于彭德怀为啥要写这封信，前面林彪从性格上寻找原因，说彭德怀相当大英雄，所以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则是从另外两个地方寻找原因：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周恩来：“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抗战初王明的右倾路线，他在华北是宣传了的。一到一九三八年，在桥儿沟六中全会时，他一上台就反王明，话讲得最尖锐。主席那时觉得不必要那么尖锐。他的经验主义根深蒂固，还有二元论思想，认为主客观可以并列。如对毛主席、对领袖、对党，他说思想通了，感情不通。思想、意志与感情总是统一的。他说他逐步服了主席，但不盲从。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骂娘，不服。说操了他四十天，他现在要操二十天。主席说，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他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对待群众，也是二元论思想，群众起来之后，站在外面，指手画脚。”

      概括起来一句话，所谓思想根源，就是从实际利益出发，而非是路线和政策出发。这话听起来是冠冕堂皇。要知道彭德怀是个军人，一直都在打仗，如果战场上从“路线和政策”出发，那早就翘辫子无数次了。那么历史根源又如何呢？

      周恩来：“关于历史根源，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入党前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以后改了。他说在旧社会敢于犯上，在党内也敢于犯上，不是无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党性。他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有骨气；你有党性，没有骨气。他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主席自己说得很感慨：我现在六十六岁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管得住你？主席说这话时，他是不动声色的，不受感动的。他说他孤僻，刚直，有离群索居的味道，这是反集体主义的。说他欣赏彭玉群，别号为彭刚直。对党刚，而不是驯。这些根子要挖，否则难改造。德怀同志承认了四点：思想体系经验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同主席关系三七开；这次动摇总路线。但有四个不承认：不承认要拿他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不承认是个人野心家；不承认是伪君子；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认为前四个承认和后四个不承认是相关联的。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过去觉得黄克诚同志不错，人很好。这回也要刺痛他。这次黄同彭的关系，表现他对人不公，党性不纯，如他同谭震林吵了架，到处讲。张闻天同志，主席说他是楚太子的病。他在小组会的这篇检讨，还是让别人念的。” 

      ——周恩来说的这段话，让人听起来很不是味道。

      骨气怎么就和犯上联系起来？骨气和党性是对立的？党性必须是驯服么？我想周恩来自己都未必赞同自己说的话。如果共产党只听一个人的，那么可以肯定，绝对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如果党性无法包容，那么就是出了问题。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的评价：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有追究责任的意图，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会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是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地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不倒。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正因如此，随着各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社会越来越乱，周恩来的威望越来越高。因为这些想要干实事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周恩来身上。所以才有这样的情况：一旦运动慢一点，生产立刻就能恢复。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不幸的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关于庐山会议，有这样一这张照片：

      居中而坐的毛泽东依然笑容稳健，侃侃而谈；旁边的刘少奇庄重端坐，一如昔日之严肃；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其他人则是虚心听讲。——庐山之外，灾难正悄然而至。

      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彪、贺龙、罗瑞卿，但他们都不是最大的受益者。

      最大受益者：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荒唐。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的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乍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就不一样。

      在毛时代，军内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德怀和刘少奇本来就是军内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之差（如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存在着难以填平的鸿沟。

      彭德怀是军人，是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的。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这叫文武自古难两全。例子太多了，比方说白起在前线刚刚打赢长平之战，后方的范睿就想办法让白起撤兵，以展示自己的存在，从而错过提前灭亡赵国的战机。比方说安禄山起兵，表面理由是清君侧，也就是对李隆基身边的那些人，如杨国忠等人表达不满。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有着难以调和的关系。正因如此，蔺相如和廉颇上演将相和时才能成为千古佳话。如果随处可见，会有人在乎么？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他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刘少奇和彭德怀相识比较晚，而且没啥交往。刘少奇没有参与过井冈山建设，长征时期跟着大部队。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战场是会场，他的作战工具不是飞机大炮，而是舌头和笔。正因如此，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才最终进入舞台中央。

      然而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关系偏偏因为战争联系在一起。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讲过，那一战引起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的好处是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碉堡，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鸡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需要放火了，就拉一队人马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此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多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一只眼睛盯着中共的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

      后来毛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代表中央去了北方局。

      当时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给予了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钦差大人”当得还算不错，完成任务回延安。

      然而刘少奇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而是在喝完水之后，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啦，打仗要考虑政治影响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了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了也就算了，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

      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德怀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一群理论家们操着舌头朝彭德怀喷口水，把彭德怀烦得不行。

      一番折腾之后，打了胜仗的彭德怀挨了批判做检讨，没有打仗的刘少奇地位高升至毛泽东副手。想让经常打胜仗的彭德怀对刘少奇服气，有点强人所难。

      实事求是地讲，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的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之定律，在敌后发展更多游击队才能给敌人造成更多威胁。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去从政治角度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的敌人不对么？政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站在宏观看，刘少奇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独特之见解，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之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客，就是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对方是对的，也是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所谓政治家，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但是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刘少奇折腾得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加深了二人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五九年已经成为国家元首，接班一半。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有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偏偏是军方大佬，偏偏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

      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是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付彭德怀，他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判彭德怀，能说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如何再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起来有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中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对抗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是拥有这三个条件之人要搞军事政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人体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的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的党性是不是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日后文化大革命中，说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把他们委屈得不行。其实吧，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子，今天你运动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运动。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进行到底。

      三年大饥荒之后，整个国家哀鸿遍野。中共召开史上最大规模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于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政治家”的立场做了一场伟大讲话。但是关于彭德怀的部分，刘少奇还是“政客”：“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到一九六二年，已经证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在不能说彭德怀泼冷水为“右倾”的情况下，刘少奇把“高饶案件”扯了出来。高饶定案时不说，现在才说，何意？无非就是找借口对彭德怀泼脏水而已。有时候必须佩服政客脸皮的厚度。

      刘少奇：“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再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多吃一吃不嫌多，反正是整人无所不用其极。把“白马非马”的论调进行到底。

      按照刘少奇的论点，炒作“国际背景”的剩饭，无非是想要证明彭德怀野心大，想篡党：“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

      ——都钻进彭德怀肚子里了。

      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自己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实际上从宏观角度而言。大饥荒是共和国史上最惨痛的事件。如果没有大饥荒，后来历次运动就会弱很多，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刘少奇可能真的能接班。

      刘少奇：“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往被打翻在地的彭德怀身上猛扣屎盆子。

      ——概括起来一句话，大家不要相信彭德怀胡说八道。我会带着你们解决问题的。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真正接班。虽然是国家元首，然而在中国，国家元首并不是最重要的职务。在没有接班之前就和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当时刘少奇已经是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如下：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的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嘛。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再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像李井泉、吴芝圃、张仲良等人，都要负责。所以他们要团结起来致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至于第二条原因么，内容有点长，这里先放一放，将在刘少奇篇章细讲。

      按照当时的情况，二人放开手对着干，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内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第九章  是谁逼迫了毛泽东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会议开得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就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了大跃进，肯定了人民公社。站在事后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之后，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判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文革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了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以及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给点暗示。像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长时间以来都是如此。只要毛泽东在，彭德怀不会做任何对毛泽东不利的事——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而是冲一线工作负责人刘少奇去的，而且信中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实情——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做？

      在前面说过，毛泽东之所以拿下彭德怀，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二人之间的是非恩怨，除了为刘少奇清扫障碍，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

      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目的非常明确：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因为自己吃不饱饭去参军，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也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

      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多种，完全可以象粟裕那样晾在一边，也可以像朱德那般挂个虚职慢慢淡去。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建国十年，四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六二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六二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运动了将近二十年，然后改革开放。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联系此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那一年新中国全新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的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地流经中国人的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他，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样的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地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

      战争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没有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

      外战也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识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以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很容易，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顶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本人未必想这样，但是很多人推着毛泽东往这方面走。

      毛泽东的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都是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个方式上去的。如果说康生等人也就是在开会时放放炮，大跃进中的弄潮儿们可是拿事实当马屁来玩，比方说卫星啥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的脑袋指挥政治家身体的时候，灾难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的时候，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之时，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之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的结果是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去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虽然他强作镇定。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一点说，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这是由传统文化和当时的国民素质所决定。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适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穿插、分割、包围这一套都不行，甚至连和谈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一亩地本来只能收一千斤稻子，你强制性去收一万斤，结果只能收五百斤。

      很遗憾，大跃进那个时代，理解经济规律之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之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之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的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们国家要不是支持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此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验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理论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呢？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是很重要，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因为团结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一统天下，秘密无他，靠的就是团结。

      团结的办法有很多种，有时候是战争中团结，有时候是开会搞团结。一般情况是开会搞团结，非常时期，仅仅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是咋回事，毛泽东该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的，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好吃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等等——这种官吏古来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就完蛋。抗美援朝，也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七七八八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所以把信压了好几天。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只是把问题描述出来，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央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饿死人也要但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没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的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主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那个政府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到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袖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越是艰难时候，越是体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结束。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有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继续。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那时候不仅仅饥饿无法解决，还将面临饥饿导致的混乱，甚至是天下大乱！如果动乱发生，再发生外敌（如苏联或国民党）入侵，不知道啥时候能结束。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老百姓还是有效的。度过眼前的危机才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究，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那你们开刀的时候。但终究是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就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而无辜的彭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的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是要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要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行政系统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事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

      按古老的说法，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事情远远超出毛泽东的意料。在毛泽东看来，问题是暂时的，因为指导思想没错。既然指导思想没错，那就是实践中出了问题。实践中出了问题，就在实践中解决。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把实践问题给解决了，那么这一页就翻过去了。然而他没想到，也没有认识到，大饥荒的根源是政策性失败，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实际上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依然没看到，或者说不承认大饥荒是由于政策失败。

      拿下彭德怀之后，跃进更狂热了。死的人更多了，这就导致了一九六零年的悲剧。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彭德怀写信，没有庐山事件，六零年悲剧依然会有，但程度会低一点。因为庐山会议之后的半年，恰好是大跃进最疯狂的时候。正是那段疯狂的跃进，导致了六零年的悲剧。此时的毛泽东依然认为是实践错误。

      正是毛泽东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资修搞复辟。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庐山上的刘少奇胜利了，却也是毁灭的开始。度过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很快就发现，站在他对立面的不再是军方背景的高岗，不再是军内大佬彭德怀，而是巨人毛泽东。倒不是毛泽东想要和刘少奇过不去。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只是刘少奇变了。

      是的，刘少奇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那场悲剧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一帮人遭遇悲惨。

第十章  结局与开始

所谓军事俱乐部

      既然说到彭德怀，那就多说点吧。作为历史人物，彭德怀的使命在庐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命运。本来不想多写。但彭德怀的个人遭遇实在让人同情，还是多写一点吧。写彭德怀的结局之前，先介绍一下“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和彭德怀一样是受难者，和彭德怀一样值得尊重，忽略了他是不应该的。

      在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中，黄克诚是二号人物，参谋。张闻天是第三号人物，政治代言人。接下来有一系列人物，如万毅、钟伟、冯学智、邓华等人的角色是战将。李锐的定位是秘书。如此等等，有鼻子有眼，听起来像真的一样。

      正是李锐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努力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让后人在了解庐山会议时有一个参考，在此感谢李锐先生。其实当时和李锐处境类似的还有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只不过没有被批斗而已。侥幸躲过庐山风波，却没能逃过文革风暴。

      洪学智、邓华等人都是共军真正的精英，百姓的儿子，不仅在国内战场久经考验，在朝鲜战场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让各路“联合国”军敬畏三分。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面对枪林弹雨毫无惧色，国家民族需要时可以挺身而出的男人。在内部政治运动中落难实在是一种悲哀。他们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说说两个特殊的人物，张闻天和黄克诚。

      建国之后，文职官员中有两个特别的人物，分别是王明和张闻天。因为两位曾经是毛泽东的领导，尽管只是名义上。毛泽东之前，中共有过六个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其中四人死在建国之前，只剩下王明和张闻天。一九五六年，王明去了莫斯科，未归。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一直旅居苏联，攻击中共和毛泽东。他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张闻天。

      尽管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但是理论上走上领导岗位是在一九四三年，在那期间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延安整风之前，中共理论上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要听莫斯科的命令。所以毛泽东之前的六个人基本上都是莫斯科指定的，都是国际派。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中共本土化。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就在于，在遵义会议时帮助了毛泽东，并且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较量时发挥了很大作用。然后又在延安整风时退让。也就是说，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很配合的。王明离开之后，张闻天成了国内“唯一当过毛泽东领导”的人。

      张闻天让位之后，日子一直不咸不淡。七大时为政治局委员，八大时降为“候补委员”，心理多少有点不爽。其实张闻天的特长是理论研究，待在某个地方好好搞理论工作就可以了。如果局势顺利，也没啥。毛泽东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把他摆在那里，也可以展现毛泽东胸怀宽广能容人（前任领导）。问题是局势很不太平。

      当初还是知识分子时，张闻天就敢干革命，面对困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晒出来之后，张闻天准备发言。其实早在彭德怀写信之前，张闻天就做了一系列调查，也发表了一些观点，也没啥。但是彭德怀的信是一道分水岭，不仅是庐山会议的分水岭，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张闻天发言是在七月二十一号。七月二十号的时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张闻天：毛主席将要批判彭德怀，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但张闻天依然要说，而且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提出了十三个问题，从政策到经济到政治，无所不包。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提到了“大跃进”的缺点、产生的原因以及严重后果，并且和马列主义联系起来，和客观规律联系起来，条条框框说得头头是道。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大跃进出了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出了问题，又是条条框框一大堆。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把经济问题上升到党内作风建设上：“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是张闻天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而且很中肯和有针对性。

      但是政治就是这样，不是中肯有针对性的意见就一定被采纳，还需要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人。张闻天本人是前任领导，不适合发表那些纲领性的东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如果那些不算啥，那么还有一点，时机。张闻天的发言和彭德怀信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张闻天理论功底超强，说起话自然比彭德怀全面深刻。

      张闻天的发言相当于把彭德怀的观点全面升华，看起来和彭德怀简直是珠联璧合。

      在毛泽东决定批判彭德怀的情况下，张闻天来个彭德怀的升华版，结果怎么样？自然会一起挨批呗。所以毛泽东说张闻天和彭德怀“一文一武”，陷入军事俱乐部了。

      大家批判张闻天时也是同一个调子：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八月二号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信，把张闻天的问题做了一个总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叹曰：错误的时机，错误的人，即使提出正确的观点，也只能是一场悲剧。

      从此之后，张闻天落难。但是此次落难还没啥。对张闻天来说，更大的磨难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构陷”刘少奇，张闻天因不肯配合，被一口气批判了十六场，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接下来张闻天被“监护”了五百二十三天：夫妇二人被分别关在两个房间，咫尺天涯，不得相见。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回忆了那段可怕的经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逝世，张闻天没能再翻身。在那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中，张闻天只是三号人物而已，他的特殊性远不如二号人物黄克诚。

      一九零二年十月一号，黄克诚生于湖南永兴，五五年领大将军衔，湖南开国六大将之一。十大将军和十大元帅的排名不太一致。十大元帅中，谁第一谁第二很清楚。十大将军有几种排法。按照五五年授衔时的排列，黄克诚居粟裕之后，第二位。现在流行的排列中，黄克诚位居粟裕和徐海东之后，第三位。还有按照笔画排列的。这些只是趣谈，并不重要。

      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带着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等地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八年，转到湘南搞暴动时，把二十六岁的黄克诚从新军阀唐智生的队伍中吸收进来。早在三年之前，黄克诚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算是积极分子。

      黄克诚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从外表看，带着一副小眼睛，斯斯文文的。事实上，黄克诚性格非常刚强，要不然也不会放着唐智生营指导员的工作不干，跟着朱德去井冈山了。更为难得的是，黄克诚为人原则性非常强。正是因为他办事非常讲原则，人生中时时面临额外的压力，具体说就是帽子一大堆。

      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他几乎在各个时期都和领导人争论过，而且牛脾气十足，尽管结果多数证明他对了，负面压力却是不少。

      黄克诚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湘南暴动，却反对滥用暴力。当时湘南特委为了制造老百姓和富人对立，搞焦土政策，就是把能抢的给枪了，能烧的给烧了。把百姓都焦土化了还有谁支持你？岂不是把自己变成鬼子？所以黄克诚抵制，结果只烧了衙门，民房、商铺啥的保存了下来。但黄克诚自己被却湖南特委撤职。

      李立三幻想“攻打武汉、饮马长江”那会，黄克诚反对，遭批判，依然高喊：“我不服，我不服！”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在黄克诚耿直的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还不是庐山，而是发生在三一年的“肃反”。说真的，中共最残酷的时代并不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而是早期的肃反。后来的政治运动虽然残酷，但是比起肃反时代那种按照名单杀人、碰见戴眼镜就杀人的时刻，已经非常幸福了。比方说夏曦同志单枪匹马就把红二方面军党员给杀得七七八八，做到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再比方说张国焘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把徐向前的老婆给杀掉了。可见其残酷性。

      黄克诚的过错并不在于他自己有问题被肃反了，而是他反对肃反，试图说理，像唐三藏一般唠叨：这样滥杀无辜是不对的，大家都是同志，有理说理，不能毫无根据杀人等等。那时候大家基本上不敢多说话，生怕引起特委同志的注意。黄克诚倒好，不但说这么做不对，还用脑袋担保某些人没问题。特委同志本来看黄克诚戴眼镜就不顺眼，看着彭德怀的面子没反他，他自己反而撞上来。那就不客气了，决定把黄克诚同志给肃了，抓住送往军部，等候处决。眼看就要光荣成为烈士了，黄克诚命大，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之际，彭德怀从火线赶回救了他一命。没有彭德怀，黄克诚就要步段德昌的后尘了。所以二人关系很铁。

      常言道，经一事长一智。黄克诚可没有这种觉悟。长征之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本是正常意见，结果被怀疑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再一次被撤职下放。

      黄克诚又反对过王明，反对过饶漱石排挤陈毅，延安整风时反对抢救运动。当时大家都在整风，黄克诚在苏北硬顶：“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结果毫无悬念，再一次变成右倾。

      到了东北战场上，继续自己的反对事业，这一次是反对毛泽东。

      血战四平之际，毛泽东命令坚守四平。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十万人与敌激战，消耗巨大。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封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开始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五月十二号直接致电中央要求撤。好在后来林彪终于下决心先斩后奏，撤。五九年庐山，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这样一路下来，发现黄克诚将军基本上和所有时代的领导都闹过矛盾。一路反对领导下来，右倾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如果仅仅比右倾帽子的数量，估计没人能比得上黄克诚将军。而且是每戴一次右倾帽子就要罢一次官。罢官之后又升官，非常有趣。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再一次得到右倾帽子，再一次被罢官。这也他一辈子最后一次右倾，最后一次被罢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是在会议中间被叫上庐山批判彭德怀的，不同的是，他选择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黄克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是在报答彭德怀的救命之恩么？

      不，他是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当然他再一次付出了代价，不仅仅成了右派，不仅仅被罢了官，而且坐了牢。

      也许黄克诚将军已经习惯了右倾的帽子，习惯了被罢官，但这一次真的有点长，二十年啊！一九五九年的黄克诚将军，五十七岁，正值壮年，二十年后再次复出，已经垂垂老矣，处于油灯将尽的地步。

      复出之后的黄克诚依然故我。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因为政治因素丑化林彪，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真汉子！

      评价：黄克诚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一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号，黄克诚死，享年八十四岁，他的妻子唐棣华上挽联曰：“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容很大气，用在一般人身上显得俗套，在黄克诚身上却恰如其分。配得上这种评价的人极少，黄克诚就是其中之一。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呢，看两个人的性格就知道肯定不会和风细雨。事实上他们确实一直是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但二人的关系确实很铁。铁到毛泽东认为他们像“父子”。其实彭德怀仅仅大黄克诚四岁而已，应该说像兄弟。

      从性格和为人方面来看，庐山之上的精英们让这样两个人去组建“军事俱乐部”倒也般配。简直是天生一对嘛。没办法，让彭德怀一个人顶么多罪名也难以服众，把黄克诚拉上，解释起来就容易了。加上张闻天和周小舟，就差不多了。

选择

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动机之后，大致可以判断：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有三层考虑，一，个人恩怨，不提是说不过去的；二，为继承人刘少奇搬掉一个潜在的功高震主的障碍，只是后来刘少奇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这一层被忽略了；三，通过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再一次教育全党团结，共度难关，只可惜方向反了，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为了维持既定路线，暂时把帽子扣在彭德怀等人的头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证据。

      给人家一个罪名，就要取证，对吧。如果换成斯大林那种搞法，直接秘密处决了，如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中共这边还是好一点，取证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家自己承认错误，写检讨。按道理说应该有一套司法程序。不好意思，司法程序在战争期间没有的，到了五九年那会，司法程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彭德怀的问题属于党内问题，只好按照党内传统解决，就是所谓的批斗会。党内批斗会是非常猛烈的。比方说党内的张国焘同志，就是架不住党内批斗跑到国民党那边的。比方说高岗同志，同样架不住党内批斗，选择走上绝路。文革自杀的那些人，如李立三，也是担心炮火太猛烈。那些战场上的好汉，如萧克被批斗到吐血，如陈毅被批斗到流眼泪。其实批斗会是啥呢，一点也不神秘。

      一帮知根知底的同志坐在一起，说彭德怀同志，你某年某月某日干了某事是不对的，造成了某个后果，本来应该怎样怎样云云。想一想，大家干革命红红火火几十年，谁没干过错事？不说战场上，就是生活上吃喝拉撒，还能挑不出错误来？那才是怪了！西方人相信上帝。上帝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何为有罪？犯错而已。西方谚语云，只要行动就会犯错。东方人讲究反省，说君子博学日三省，则智明而行无过，说白了也就是多想想少犯错。

      不论你是谁，有一帮知根知底之人给你揭老底，要多少能挖多少。另外旁边还有一帮理论家借题发挥，什么列宁啥时候说了啥，表明彭德怀你是错的，什么你的行为和马克思论文第几章第几节不符合，什么违背了主席对我们的教导等等。一番引申论证之后，能得到一大堆罪名。比方说，有人指责彭德怀的原名叫彭德华，可引申为得到中华，进一步引申为和毛泽东争天下。就是这样。

      大家一大堆人都在那里说，你老彭有错，你彭德怀有错，你反党，你反对毛主席，如此等等轮番轰炸。玩人海战术，玩偷换概念，玩诡辩。一大堆搞理论工作的攻击同一个目标的时候，骆驼都能说成马。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同理大兵遇到秀才同样有理说不清，被这么七绕八绕估计给绕糊涂了。这是刚猛的一路，合力攻击。

      还有温柔的一路，那就是游说。

      七月二十三号下午，彭德怀在散步，听到有人喊他，一看是老战友聂荣臻。

      聂荣臻：“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彭德怀：“散步，乘凉。”

      聂荣臻：“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耐心地劝说：“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这方面聂荣臻有经验，干总参谋长时遭遇过。如果说这一次是偶遇，那么四天之后，毛泽东让聂荣臻和叶剑英看望彭德怀，就属于游说了。

      七月三十号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大意就是说让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为党和组织考虑。彭德怀如是记载此次会面：“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有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的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那么流眼泪是咋回事呢。三天之后，聂荣臻在小组会议上提到当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继骛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可以想象，当时三个六十来岁的老战友掏心窝子的情形。

      还有其他人也说，老彭你就别倔了，给主席认个错，他老人家是不会错的，接下来大家继续工作。这些人也是一番好意，叶剑英元帅那种情绪不可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他们都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也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选择。

      个中滋味，他们在八年之后，二月逆流时才体会到。

      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要彭德怀认错。在元帅们看来，彭德怀认个错就完了。然而他们不了解当时的局势。在毛泽东错误估计局势的前提下，不能指望元帅们看穿未来。事实上在一九五九年那一会，在最高领导层中，还没有人清醒地认识到大饥荒的凶猛。他们见识过各种凶猛的敌人，却是第一次面对凶猛的客观规律。

      彭德怀写了检讨，继续批判。庐山没批完，回到北京继续批。大家唾沫星浪费得差不多了，彭德怀带着满身口臭味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处旧宅种地去了。一边种地一边念点书一边写检讨一边想不通。六年之后，又把自己的平生写成自述，类似于自传，给了毛泽东。一共不到十万字，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看。

      在辩论家口中，白马可以非马。但是在真理那里，白马永远不可能非马。

      严峻的现实终究不是靠舌头解决的。他们可以忽悠彭德怀写检讨，却解决不了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如果当年彭德怀不写检讨会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也许留给后人的形象更为光辉一点。尽管如此，他那有缺陷的身影已经足够高大。

      庐山之后，彭德怀就淡出了。一九六五年诡异地去了一趟三线，在李井泉的监视下过了段时间。随后就落到红卫兵手上。除了周恩来出面力保半年，其他时间都是备受折磨。别人遭受到的痛苦他都尝到了，别人没尝到的痛苦他也尝到了，细节就不写了，心酸。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二十五分，饱受折磨的彭大将军，在干过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事迹、承受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磨难之后终于解脱了，走完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他的一生足够精彩、足够强悍。斯人已去，故事还在。

      评：彭德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配得上任何赞誉。

      古人云，将军百战声名裂。彭大将军一生无所畏惧，最后却败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人手中。他的故事是一出悲剧。悲剧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勇气，直面悲剧的勇气。在这出悲剧中，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彭德怀恨毛泽东么？

      按照一般观点看，彭德怀应该恨死毛泽东了，因为彭德怀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放眼这世界，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给彭德怀制造如此多的痛苦。而在这些痛苦之前，二人曾经亲密战斗，曾经彼此信任，曾经携手打下一片大好的江山。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毛泽东。然而彭德怀最后给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一个中肯的陈述句，未见痛恨。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一般人不敢说不敬的话。

      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彭德怀的心理。我的个人判断是，不恨。至少不是一般人想象中那种咬牙切齿的怨恨。

      理由如下：

      第一个就是彭德怀的个性。彭德怀是个直肠子，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藏不住话。如果真是恨到骨子里，在逝世前应该有表现。虽然当年政治环境恶劣，但彭德怀一生有几天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何曾当过孬种？八大期间他敢提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期间敢和毛泽东对飚，死前有怨恨还不敢发泄？笑话。

      分析一下那封信的动机。

      彭德怀写那封信应该是酝酿了很久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神速。

      上山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彭德怀做了很多调查。虽然他是国防部长，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虽然他知道军人干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大忌，但是他不在乎，成为军人之前他首先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干事，实实在在打仗，尽管他有时候有些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甚至心胸狭隘。

      彭德怀的性格决定他必须那么做。不管是平江暴动还是上井冈山，都为了一个目的——首先自己不挨饿，其次是让自己这般挨饿的人不再挨饿，简单实在，如此而已。后来朝鲜挂帅，拿一世英名做赌注，目的也是求得和平，让穷人不再挨饿。庐山写信，动机还是一样。

      ——年岁大了，头发白了，我心依旧。

      不同人对庐山事件有不同的回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彭德怀的表情描述：板着脸，没有丝毫表情，如果钢板一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情形如此严峻，能笑得出么？

      情形如此严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彭德怀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何尝不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就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因为彭德怀没有能力解决灾难，只有依靠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高领导。历史上的毛泽东总有办法渡过难关。于是彭写了信，以私人名义给他信任的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彭德怀庐山写信的矛头可能是指向刘少奇的。他认为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把国家搞成这样应该负责。但他首先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次才是私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为了私怨，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局势明朗一点再出手。但是他看不到当时官僚阶层的作用，在饥荒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了官僚只能天下大乱。

      此后的岁月里，彭德怀虽然个人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是放在那个时代的大痛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彭德怀恰好是一个心系天下的人。在那种天下人都受苦的情况下，即使受了很多苦也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偶尔抱怨一下，说卫兵给我一枪吧。偶尔给周恩来写信时加上前缀：今天被打狠了之类的话。但是他从来没抱怨过毛泽东，因为他和那一代的同志一样，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问题，解决时代的痛。

      所以可以判断，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因为他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

      然而故事没有就此结束。

      毛泽东的两个目的中，第一个目的——解决彭德怀问题——达到了，第二个目的——用彭德怀解决问题，即用彭德怀再次团结全党大跃进——失败了。

      大跃进的失败带来了惨痛的大饥荒。大饥荒导致中国人口非正常减少千百万，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

      为了医治大饥荒的创伤，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而刘少奇因为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发生分歧，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运动。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开始不满，整出了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庐山会议拿下彭德怀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终点变成起点的原因就是下面一个篇章，大饥荒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