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密码（上）

序言  神曲

一直想找贴切的词汇描述那段时间，恕我愚昧，一直找不到。许许多多的材料堆积在眼前，依然如雾里看花。那花朵犹如传说中尸香魔芋，那迷雾如同千年时光。然而实际情况是，它仅仅过去数十年光阴而已。我们身边成千上万的人都从那迷雾中走来。

      它更像是一段传奇，奇人奇事层出不穷，那种无节制的狂欢，那种硕大伤口，都是那么的奇特而诡异、矛盾而绚丽。

      传说或传奇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实存在。很多人身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伤痕，那个时代也作为特殊的时代写入历史。也许因为它过于真实了，反而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在于，文革过于不寻常。

      有句俗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世界绝大多数事件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模板。就算是一件新兴的历史事件，随后就会有类似的事件诞生。帝国啊、王朝啊就不提了，遍地都是，一大堆。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开辟暴力先河之后，法国立刻跟上。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使用暴力之后，俄国很快接上。而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仿佛是一个孤立事件，如同一个孤独者矗立在人群之中，存在感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感之中散发着虚无。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在乱和治交替出现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整体大治，到治中有乱，过度到乱中有治，再过度天下大乱，如此这般。

      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低谷。王朝更替基本就是这样。这还是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希腊以及晚一点的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死去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的牲口一般躺在故纸堆里。我们对它们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治，生或死。

      文革过于不同寻常：乱和治并行，生与死共存。

      比混乱程度，去史书里去扒，很少能扒到文革那种全民骚乱。伟大的汉帝国，被一次政变（王莽改制）给折腾没了。唐帝国被安禄山和史思明折腾得没了脾气。李自成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帝国衰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也没有达到全民动乱的程度。文革不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骚动。

      诡异的是，如此大的骚动中，国家主题部分却是安稳如山，铁板一块。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终于没有向南跨出一步；美国在越南打得火热，终究没有无视中国警告越过十七度警戒线。更为诡异的是，还去爆炸核弹，把卫星送上天等等。

      那年月，几乎所有人都在遭殃，昔日封疆大吏，隔一天就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开喷气式飞机”。对于年轻人而言，去批斗市长什么的，显然比在教室里念书有趣。

      从内部细节上看混乱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将要崩溃。

      从外在整体上看整齐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前途无量。

      事实上，这个国家既没有崩溃，也没有真正前途无量。混乱之后很快转向改革开放，取得壮观的经济效益。这个过程中却又搞出问题一大堆。到如今，贪污腐化问题开始侵入到共和国根基。惹得国人很是不爽。

      要解释这一切非常有趣，也非常困难。如此巨大的题目，不同之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答案。即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切入点也能得到不同答案。甚至同一个人以同一个切入点也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么究竟如何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结为权谋斗争。对于这一切咱们最为熟悉。从历史上那无穷无尽的王朝更迭，到咱们办公室，甚至谈个对象都要先观察、推测、预算一番，权谋无处不在嘛。根据权谋斗争论者解释：刘少奇翅膀硬了，分走了毛泽东的光，毛泽东就要把刘少奇干掉，拿回自己的权力。或者说刘少奇想把毛泽东架空，自己去当老大。于是两人火拼，其他人站队。最后姜是老的辣，毛泽东其高一筹，干掉刘少奇。这么解释最为省事，也可以博得很多叫好声。因为这种事确实存在。确实是毛泽东拿下了刘少奇。然而这种解释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怎么没有停止？权谋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是权谋，还有更好的办法：文革之初答应刘少奇告老还乡，另推一个人上去万事大吉嘛。甚至毛泽东重新出任国家主席也可以的。

      也可以归结为一处闹剧，说毛泽东晚年糊涂了，头脑不清晰，听信江青那婆娘的一面之词。或者学教科书那般，说林彪野心太大，让很多老同志受苦了，有人复出生命代价，比方说刘少奇和贺龙都是冤枉的，被陷害的。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着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牺牲小我维持党和国家统一，最后终于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共同努力下拨乱反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毛泽东虽然老，并不糊涂。毛泽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清醒呢。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或者说一次伟大的探索实践。这么说也能讲通。因为面对大饥荒之后形成的绝大漏洞，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查下去，所有人都有责任。从最上层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最下层的大队干部，都有责任嘛。如果把那一页翻过去，对历史没有交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国家还要建设。建设国家还要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之前能弄出那么大的漏洞，如何能他们保证之后再不会捅篓子？如果是一个人犯错，换一个就行了。如果整个集团犯错，那只能法不责众。法虽然不责众，但是有必要教育一番。通过啥办法来教育干部呢，本来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也就是所谓小四清。结果小四清没搞成，就被刘少奇的大四清给搅合了。毛泽东干脆来个一次性解决问题，一个比大四清还大的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去杀，不是去罚，也不是去放过，去教育。谁来教育呢，就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学生农民等等去教育那些官员、专家、学者。

      ——这就是文革善意的出发点，也是广大老干部支持文革的原因。因为在老干部看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官僚化，脱离了那个虚无缥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过来让人民群众教育干部。

      问题是，千百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历史上，都是干部管群众。即使现在，仍然是干部管群众。欧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干部管群众。理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公务员。本质上还是公务员处于管理者角色，要不然监督他们干吗？

      反过来会怎么样？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知道，因为那种事没发生过。在中国，就是文革中的样子。人无完人嘛。从基本的小集体——家庭——层次上讲，丈夫（或妻子）都不可能百分百的满足妻子（或丈夫），干部能百分百的满足群众？笑话！

      市长能让全市人民都满意？连满足一个办公室都困难吧。干部只是干部而已，不是耶稣。即使在美国，把州长丢给占领华尔街那些人，看看会有啥结果？还不是鸡蛋臭袜子满天飞！某个刚刚失去工作的妇女过来扇一巴掌，或刚刚思恋的小伙子踹一脚也不是没可能。

      这就是所谓实践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批老干部从支持走向反对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系列解释，什么人性啊、心理啊等等，可以分析出一大堆“成果”。

      想来想去，还是用哪个比较通俗的词语评价吧，即悲剧。

      文革是一场悲剧。

      这悲剧也有多层含义：一部分人认为文革根本不应该发生，发生之后造成很大困难，耽误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和国家的发展机遇，所以悲剧；

      另一部分人认为，文化革命是应该的，但方式不对，所以悲剧；

      还有人认为，应该发生，方式对头，但没有进行彻底，所以悲剧。

      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是先描述事实吧。然而事实又太多，只能简化描述一下。在描述简化的事实之前，先看看几个案例，它们分别代表了文革的特征。就当管中窥豹吧。

第一章  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即《五一六通知》。五月十八号，林彪发表了被称为《政变经》的演讲。它们都是文革标志性文件。五月十九号发生一件怪事。

      五月十九号，每个参与会议的人手中都接到这样一个复印件，由林彪亲手写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看看这个内容，是不是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

      那可是政治局，在召开扩大会议！并不是在谈论风月。很多老干部都不舒服，聂荣臻元帅当时就很气愤：“发这个做啥？收回!”

      啥事嘛。叶群是不是处女，貌似是林彪家事，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彪脑袋短路了？把“家丑外扬”！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林彪性格非常谨慎，平时作风也很低调，而且自尊心极强，一句话能说完的事绝不说两句，能不说的事绝对不说，极少透漏个人感情。亲手抖出来这事，一定是气急了、被逼急了。

      一九六六年的林彪地位正在直线上升。在军内，军委第一副主席，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批，林彪成了整个军方形象代言人；在党内，政治局常委排第六，三个月之后上升为第二位；在政府内部，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有谁能逼迫林彪这么做？没有人。是什么逼迫林彪？局势。

      局势为何为呢，局势就是局势，何物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为了说明局势存在，还是从头说说这事吧。

      从五十年代末，大概是庐山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家经常收到一系列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林彪证明信中要否定的那些，说叶群和林彪结婚之前和很多人搞对象、生活作风有问题、孩子不是林彪亲生等等一系列侮辱性的言辞。接到这些信之后，叶群自然鼻子都气歪了，而林彪虽然喜怒不形于色，却也是肚子里冒烟。

      整个匿名信事件持续好几年，直到六六年才算告破，所得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是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妇人严慰冰写的。

      据说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看叶群不爽。具体来说也就是一点陈芝麻烂西瓜：比方说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这些情况“很严重”，但没有追究，因为叶群成了林彪老婆。又比如，叶群在军队里时不时发点脾气，像个女霸。严慰冰看着就不爽。据说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让严慰冰决定写匿名信骂叶群一家子。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出身条件不错（地主家庭），接受过和不错的教育。她的文学造诣颇深，散文写的还行。末日开会，毛泽东问同志们：“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到底是多大时写的？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众人答不上。陆定一吃中饭时跟严慰冰随便说说。严慰冰听了笑道：“一说是王勃十四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证据来自古书《唐摭言》。可见严慰冰的文学素养。毛泽东得知后，赞赏曰：“如果在古代，你可以中女状元！”

      如此才女，理当有很高的操守，怎么会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去中伤别人呢？即使看叶群不算吧，也不能如此那般啊。事实上，严慰冰也不是那种品格低下之人。但是对林彪一家确实做了品格低下之事。

      据说有严慰冰有精神病。她原本是好好的，但是在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被错误批判，精神出了问题。这种可能性倒是有的。比方说延安整风运动，叶剑英夫人就精神出了问题。但是严慰冰如果精神出问题，那应该给很多人写信啊，怎么仅仅写信给林彪一家呢？而且寄信地址是王光美母亲所在的托儿所，有时署名为“王光”，让人联想到王光美。

      陆定一本人对此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因为在陆定一眼中，严慰冰也是正常的。

      好吧，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病。

      案子告破得很有戏剧性。

      由于严慰冰是陆部长妇人，而且和林彪一家没啥瓜葛，所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他身上。但是案子进展非常有趣。某日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钱包被扒了。她找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部长夫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家供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就到那地方购物，进门时和一个女人撞上了。能内部购物的都不是一般人。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严慰冰刚想道歉，一看竟然是老冤家叶群，冤家路窄，憋着火呢，“我没看见。”

      双方如同武林仇家，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吵到最后还是没完，估计是叶群太过盛气凌人，或者长期积怨太深。严慰冰依然怨气难消，就去找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

      这时候问题来了，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那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那位领导人也不敢处理，就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字迹很眼熟，联想到那些匿名信。林彪把事情转告公安部。

      公安部长是谢富治，虽然军人转业吧，对林彪的事当然不敢怠慢。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这个过程有很多漏洞。首先，就算叶群气焰嚣张、欺负了严慰冰，最多个人恩怨，严慰冰找领导反映已经有点过了，那领导还去惊动林彪？林彪可是国家前几号的人物，而且身体极为不好，连报告都懒得看，会管这些琐事么。不论如何，案子总算破了，那些侮辱性的信件是严慰冰写的无疑。客观说严慰挺有娱乐精神的，讽刺挖苦像模像样，试举一例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讽刺林彪的。不愧才女呵，写匿名信都是诗歌体的。只是水平很一般，酱油题。

      按现在观点看，查出来又怎么样？无非个人诽谤呗，赔礼道歉、批评教育一番也就差不多了。大不了，劳教一番。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严慰冰的遭遇超过了应得的惩罚。

      严慰冰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环境很好。她在文化部上班，闲来无事写点诗歌啥的，生活还算清闲。很快这种清闲的生活没有了。和叶群冲突之后预感到不妙。不妙的预感中迎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严慰冰的领导。

      一般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到中宣部长家，都会唠叨唠叨。那次比较例外，领导直接告诉严慰冰，中央组织部要找她谈话。严慰冰也想借此机谈谈叶群的事，就去找自行车（那年代生活节俭啊）去组织部。然而领导却说：“外面有车子，就是来接你去。”不仅不让骑自行车，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严慰冰留下。严慰冰很纳闷，也没有多想，直接拿件外套跟随领导出门了。严慰冰刚出院门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接着迎来两位彪形大汉。二位大汉也不说话，一左一右直接把严慰冰加上那辆小轿车。然后小车就驶进了鉴于大门。直到十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才重新恢复自由。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程序，完全是诱捕，甚至可以说是绑架，战争年代诱捕特务也不过如此。要知道严慰冰不是特务，她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妇人，她本人也是国家公务员，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机密。更为恶劣的是，严慰冰领导，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出马下套。还有任何规则可言么？没有。不仅仅是严慰冰，严慰冰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到达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于六八年冬天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无一例外的进秦城监狱。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六年，被打断两根肋骨。完全是株连！

      这事还没完。仅仅是一个严慰冰还不足以如此阵势。矛头对着严慰冰背后的陆定一去的。确切说，也不是陆定一，而是陆定一身后的那个行政集团。

      陆定一，无锡人，一九零六年生，二五年入党，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陆定一之于中国共产党，如同舌头之于人的身体。陆定一家庭条件也不错，二十岁便从交通大学毕业（让现代高考独木桥上拥挤的学子们汗颜呐）。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陆定一同志面临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毕业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如果年轻才俊陆定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脱党，应该也有不错的前途。

      然而陆定一选择了共产党。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二十二岁的陆定一成为中共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陆定一同志就一路宣传部长：宣传部长被拿下；复起，又是宣传部长。直到建国之后，成为中央宣传部长。

      除了五二年到五四年那两年之外，陆定一一直干着宣传工作。可以说陆定一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了共产党政策宣传上，从始至终，无怨无悔。

      陆定一的第一任妻子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是一个奇女子。两人二九年结婚。顾顺章反叛之后，唐义贞和陆定一分开去苏区工作。之后陆定一在宣传部几经起落，二人又几经离合，生一男孩，叫陆小定。

      长征之前，唐义贞再次怀孕，被迫留下。被留下唐义贞，还被莫名其妙开除党籍。三个月之后，唐义贞所在部队处境困难，决定往江西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人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一场殊死战斗之后，唐义贞等二十余人，因寡不敌众被俘，随后被枪毙，时年二十六岁。大概半个世纪之后，晚年的陆定一愈加思念失散的儿女，托人寻找，终于遂愿。建国之后那会干吗不找呢？理由很高尚：忙建设，没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是那一代人就是那样，很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八七年，八十岁高龄的陆定一见到外孙女一幕非常感人：按陆定一的要求，年轻的外孙女穿着红色旗袍出现时，陆定一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女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相见的那一刹那，仿佛消失半个世纪的唐义贞再次来到八十岁的陆定一面前，时空折叠，人是人非，如何能分清呵。陆定一拥着年轻半个世纪的外孙女失声痛哭，其中感情，局外人已经难以理解，亦非笔墨能形容。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陆定一留下亲笔题词：“义贞知己，我的夫人。”短短八个字，生动朴实，足以天荒地老。

      陆定一，至情至性之人也。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第二任妻子。严慰冰干的那些事，陆定一本人会不会知情呢？基本可以排除。首先那是一件很蠢的事。陆定一能在高层混那么久，不会睁着眼干蠢事。其次，陆定一是刘少奇的支持者，即使干蠢事，绝不会让人把怀疑的矛头指向王光美的。再说王光美各方面比叶群优秀，说出去也没人信啊。

      实际上陆定一也是通过彭真知道的。公安部检验了笔迹之后，鉴于情况复杂，上报中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让彭真找陆定一谈谈。由于事情过于不可思议。陆定一表示辞职。彭真建议他不用着急，先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

      那是老传统了，某人遇到尴尬不便出面，就去医院“疗养”。所以政治运动一起来，医院往往住满老干部。陆定一感觉待在医院也不是办法。既然中央调查自己老婆，为了避嫌，去南方“调查”，实际上等候处理结果。陆定一刚刚离开，电话就被窃听了。陆定一给严慰冰买个“半钢”手表，后来也被说成是暗号（话只能说一半之意）。

      当时的大背景：罗瑞卿刚刚被批判，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和刘少奇完全对立，文革大潮渐渐升起。如何站队什么的，局势并不明朗。站队正确，接下来可以安稳一阵子；错了，意味着遭殃。

      三月七号，陆定一到上海，张春桥（还没火起来）去车站迎接领导。陆定一看见张春桥就来火。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出来的那篇文章让陆定一工作很难搞。当场就把张春桥啰嗦一阵子。张春桥哼哼哈哈应付一番了事。当时张春桥还没有辉煌腾达，对领导不敢太嚣张。

      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在北京打不开局势，毛泽东不可能对他满意的。他对张春桥的那些话，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一种表态——站在刘少奇那边。

      四月二十八号，当严慰冰被诱捕时，陆定一在合肥调查，罪名是反革命分子。陆定一很吃惊，怎么和反革命扯上了？

      出于对高层的了解，陆定一知道，问题大了。

      五月六号，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开会，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但没想到出那么大的事。

争斗

      陆定一回北京照常开会。但是陆定一就感受到气氛不对。向来宣传工作干得不错的陆部长人缘不错，所到之处都是说说笑笑，这一次不同，从下飞机就感受到了。没有人跟他说话，开会时更是没人理他，这是什么情况？——批斗会前兆！

      五月十八号林彪在那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后面篇章重点分析）中指名道姓骂陆定一：“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五月十九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挨批。

      当时陆定一发言，没说几句话，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陆定一表示不知道林彪说什么。

      严慰冰写的那些信，纵然是攻讦，说到底只是个人事情，不至于上升到政治高度，拿到政治局谈。但是从林彪角度看完全不一样，那完全是挑战一个男人和丈夫的尊严和底线。所以林彪出离愤怒了：“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抬头就看见林彪那张气得变形的脸。

      林彪气愤之极，缓过一口气，咬牙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终究是私事，即使要说，也说不出口。

      陆定一莫名其妙反问：“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怒气冲冲地说：“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林彪写那个证明实际上是批判陆定一的依据。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他抬头望了林彪一眼：“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林彪猛然打断陆定一的话：“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注，中间省略粗口若干字）。

      林彪爆粗口，陆定一颇有讽刺意味地说：“那不一定，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句话一语双关又很富幽默感。严慰冰的迷信加上每人座位上放的“处女证明”，对林彪实在是一种讽刺，让有些人暗自发笑。搞宣传出身的，就是不一样啊。

      纵横天下的林元帅何时受过这等奚落，因极度愤怒而满头大汗，嘴巴却使不上劲。几分钟后，林彪才猛跺双脚，抬起右手，直指向陆定一说：“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那架势，仿佛要手刃仇敌陆定一。

      要比口才，林大元帅跟陆部长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所以林元帅说话看起来很吃力，而陆部长则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没办法，专业不同啊。要比搞辩论，陆定一大师级水平，而林彪只是一个小学生。正如战场上的林彪是大师级水平，而陆定一只是小学生一样。开会斗嘴，还是理论家比较管用。偏偏是当时林彪身边还没有理论家（陈伯达还没有投靠）。不过不要紧，比理论家更为管用的是康生同志。

      林彪因气愤过度而瘫在椅子上十分无助时，康生出马了，一生大吼：“陆定一，你是个特务！”简单明了直接，且杀伤力十足，比林彪那费力啰嗦给力多了。

      陆定一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康生立马打断：“谁是你同志？”反击相当犀利。

      陆定一回敬：“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大家都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康生几乎把人全部得罪了。陆定一把大家思维引导那个时候，无疑是一招妙棋。

      然而康生只有妙招：“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果然又是那一套，结果会场出现“嗡嗡”声。毕竟大家对延安整风记忆犹新呐。

      批斗会是开不下去了，康生同志只好拿出杀手锏，当场宣布：“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搞定！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流氓，还是政治流氓，那就更说不清了。能说会道的陆定一遇到政治老流氓康生还能干吗？倒霉呗。

      从此只好，陆定一失去自由，十三年之后再度出山已是风烛残年。

      事到如此，不禁又得问一句：为什么？林彪为何开那张“处女证明”？从整个事件过程看，那张证明似乎就为了当批判陆定一的依据的。还没起作用，仿佛留下了一个笑料，看起来非常幼稚。

      然而林彪是幼稚之人么？一个幼稚的人不会二十多岁就当军团长，不会长时期掌控共军最精锐的部分，不会看着数十万对手在自己的陷阱中挣扎哀嚎而无动于衷。政治上的林彪，在某些方面表现幼稚。但林彪的谋略远胜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这张处女证明可不可以理解为政治幼稚的一种表现呢。如果硬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

      事实上林彪这个举动并非因为幼稚而家丑外扬，是一个杀招。

      这个杀招并非完全冲陆定一去的。正如会议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这一招对精于辩论的陆定一没用，从道理上也不具备打倒陆定一的依据。毕竟那些信只是人身攻击。当然，那年代攻击领导就可能变成“反革命”。讲法律，当时林彪也谈不上陆定一的领导。毕竟林彪一直在军队内部，还没有成为接班人呢。

      陆定一固然老资格，固然位高，固然人缘不错，但是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不讲法理的层次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少比陆定一资格更老、地位更高、功劳更大的人都被打翻在地。要拿下陆定一，甚至不需要理由。用政治流氓康生直接宣布陆定一隔离审查就完了。

      在回顾一下整个事件过程，从严慰冰被捕到严家之人连坐入狱，基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公安局，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只有监狱，只有审查。像陆定一这种高干，也只是宣布隔离审查，仍然没有任何程序可言。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严慰冰骂了林彪一家，仿佛闯了弥天大祸，而非依法裁决。说白了就是林彪实力更强而已。对陆定一的处理而言也是一样，实力更强的林彪摆平了实力差的罗定一。但是宣传上不能说林彪恃强凌弱，只能说陆定一夫妇是恶人，而林彪夫妇是好人。严慰冰老婆攻击林彪一家，是恶人攻击好人。严慰冰遭受处罚，那是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陆定一因为是恶人的丈夫，也是恶人，所以也倒霉了。

      一言蔽之：裁决这事的依据不是法律是非，而是道德上的善和恶。如果用法律来裁决，尽管严慰冰不对，但有个程度轻重，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有依据的。用道德来裁决，只有善和恶，可以轻也可以重，制度完全掌握在胜利者一方，也就是有实力的一番。

      纵观整个文革，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那些法律规则已经没用了，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只要把你推入道德上的弱势，比方说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林彪开处女证明，看起来固然可笑，实际上从道德上洗清自己。也就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有了道德制高点，加上绝对实力，在那个用善恶观念代替法理尺度的时代，可以无往而不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就是完美无缺的。

      ——了解这一点，还会认为那个举动很可笑么？

      正是在占领了道德高点，当陆定一老家被抄之后，叶群才能让红卫兵把所得之物全部给拉进京：陆家之前是地主，长辈曾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上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毒草，四旧；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家谱，算是搞封建迷信；抄出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说明陆定一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又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最后，就连陆严两家好一点的锅碗瓢盆也充当“剥削”来的实物。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把这些“罪证”拿出去展览。证据不够充实，叶群大显神通，从国库中拉来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配上一些来路不明的绫罗绸缎之后，就足够充分了。那个年代简朴的人们看到陆定一同志如此奢侈糜烂，简直罪恶滔天。对骄奢淫逸、穷凶极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仇恨。

      代表正义一方的叶群女士，除了消灭了陆定一和严慰冰，还把展览中的战利品瓜分一空。抄家得来的有用物品被象征性拍卖，一件皮大衣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陶瓷花瓶标价五角。九一三之后，叶群的那些宝贝，大多通过这种方式“买”的。此后这种展览会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一批人就此发财。

      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结论：文革定律之一是道德判定一切，道德高低取决于实力强弱。

      既然说到陆定一，不妨多说一点。一九七九年，陆定一走出监狱。出狱之后的陆定一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抱着外孙女失声痛哭，似乎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陆定一的失声痛哭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富有人情味的体现。因为多愁善感的老人不会干接下来的事。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辉煌和磨难都有了，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此时的陆定一还能干点啥？当官，退休，之后呢，还有反思，用心和灵魂在反思。

      陆定一的反思相当广泛，而且实用，比方说关于历史和腐败问题。

      关于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宜细不宜粗——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光有党内“自律”不成，还要加上外力作用，即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要坚强纪律性促使党员需要自律、觉悟、克服贪污腐败。同时借助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有兴趣者可以自己看看。这是一个老革命风风雨雨数十年之后反思出来的金玉良言，并不高深，和广大老百姓想法差不多，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如果党能促使党员有这种觉悟，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促使党促使党员达到这种觉悟，国家何愁不能强大！民族何愁不能复兴！

      陆定一的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总结：本案例讲了文革第一个特征：善恶观念代替理性。

第二章  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北京五角楼牢房里，一个女人死了。十月十四号的北京城，已经是秋天，清早晚上需要穿上外套，六八年北京气候要比今天寒冷。那个女人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少，手上还带着冰冷的手铐。除了手上的手铐，据说她的脑袋里还有钉子（东林党硬汉杨涟也才如此待遇）。

      ——她是被折磨死的。

      即使是六八年那种疯狂的岁月，如此蹂躏一个女人也是一种罪过。这个女人是谁呢？那就是孙维世，一代才女，号称红色公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就介绍一下她周围之人。

      她的父亲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挚友。

      她的养父叫周恩来。

      林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

      她可以随意出入中南海，并且深受毛泽东喜爱。

      看看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这几个人曾经干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通力合作促使新中国诞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重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把各自的英明刻于史书之上。

      一九六八年，朱德虽然淡去，依然德高望重；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国家第三号人物；疾病缠身的林彪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已经成神。这些关系竟然没能让孙维世保全性命！

      毫无疑问，这些现在看来能够遮天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掉，但孙维世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一个侧面：没有谁是安全的。

      为了把这个侧面说得清楚一点，多说说孙维世这个人。

      孙维世，生于一九二一年，和王光美同龄；性格：倔强，天真，任性。其父亲孙炳文是个热心汉子，行径和早年的贺龙类似。年轻时代的孙炳文因为过于热血被学校开除，后参加激进组织“铁血团”，参与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试图推翻清政府。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反对并试图刺杀袁世凯。孙炳文这种血性而倔强的性格遗传都儿女身上。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结识老乡朱德。二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相见恨晚。孙炳文佩服朱德的大气朴质，朱德欣赏孙炳文的阅历与豪情。随后二人携手在护法战争中成为莫逆之交，在滇军中干事业。接下来几年，二人几经沉浮，脱离滇军在北京相会，觉得跟着军阀混没啥前途，需要找一个政党当靠山。

      他们认为共产党对外宣传不错，决定寻找共产党老大陈独秀，未果。记下了从北京到上海，找到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被陈炯明搞得很狼狈。孙中山表示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四九年倒向中共。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随后朱德见了陈独秀。但陈独秀看不上朱德，拒绝朱德入党。

      随后二人结伴欧洲，在法国见到年轻十岁的周恩来，方才如愿加入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朱德寻找共产党的路途中均有孙炳文相随。

      三年之后，二人途经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刚回国就被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干的很不错，和周恩来等人关系也很铁。此时的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地位比四川老乡聂荣臻地位还要高。如不死，前途当不可限量。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蒋介石清党，孙炳文在上海被俘，不屈，四天之后被腰斩于龙华，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颇有谭嗣同的气概。听到孙炳文被杀，久经沙场见惯尸山血海的朱德禁不住痛哭失声。

      朱德怀忍着悲痛给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大意是我很难过，我要继承他的事业，为他报仇。此后朱老总南征北战，总是把孙炳文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然而朱德没想到的是，正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了孙泱在文革中丧命。

      孙炳文死时，孙维世年仅六岁，尚不知愁为何物。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活泼好动，喜欢和大她一岁的六姨任均一起玩耍。据任均回忆：“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蹦半天才睡。”

      初中时代，孙维世由三姨夫大哲学家冯友兰资助去北京念书。一九三五年，十四岁的孙维世和十五岁的六姨随地下党的妈妈任锐去上海。由于小时候对明星模仿多了，孙维世和任锐要去学表演，任锐就请地下党同志帮忙，把二人弄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此后二人假装姐妹俩，隐姓埋名，做了“海漂”一族，偶尔在剧场客场一个小角色。天一公司地处徐家汇，常常能见到一些影星，拿到一签名面啥的。某日，一个叫蓝萍的女人拿着自己的签名照到处派发。蓝萍就是日后的江青。当时江青并不出名，在公司发自己的签名照，算是一种公关吧。若干年之后，凡是拿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要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是孙维世第一次见到命中克星——江青。在和江青的交往中，孙维世尽显天真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孙维世辗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没人认识她，只好一个人站在门口伤心痛哭。哭着哭着，哭来一个人，周恩来。一番沟通交谈之后，周恩来很讲情义，感念孙炳文的感情，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一直带在身边，从武汉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苏联。从那时起，孤儿孙维世来一个华丽大转身，变成天之骄女。孙维世喊周恩来为周爸爸，喊邓颖超为小超妈妈。文革起，孙维世宁死不愿意说周恩来坏话，也是和这段缘分有关。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说，种下善根方有善果。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视孙维世为掌上明珠。孙维世念书，疑难之处就由邓颖超借油灯之火亲自讲解，有时候周恩来指点一下。延安的孙维世再次和江青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也经常到毛泽东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很喜欢她。孙维世和江青曾经同时登台，在同一出话剧之中，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喊孙维世为“大小姐”。当时的江青还是和颜悦色的，因为仅仅是延安窑洞里的一个家庭主妇，远没有呼风唤雨之能量，和未来的“红都女皇”相差甚远。

      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孙维世也想跟去，但需要毛泽东批准。孙维世立刻飞身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大笔一挥，准。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烈士遗骨，学习不同科目。孙维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表演和导演。在那里，孙维世遇到另一个男人，林彪。

      俗话说，女大当嫁。周恩来的掌上明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延安时代的孙维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有人提亲，被周恩来夫妇挡了。加上孙维世从小外向，受前卫思想熏陶，整天在大人物中间玩耍，对对象要求自然不一般。那个爱情还没有了流行的时代，孙维世表现得过于超前。婚恋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也注定是悲剧的。

      红军时代，林彪已经战功赫赫。平型关大劫之后，林彪更是声名鹊起，顶起抗日名将之光环。悲剧的是，名将林彪竟然被友军误伤，只好离开战场到苏联养病。在苏联，林彪遇见孙维世，他那颗铁血的心跳出了一生中最欢快的节奏。

      早在延安，林彪还是抗大校长时就见过孙维世，只不过那时候林彪和美女张梅刚刚结婚，生活比较满意。加上林彪性格和业务的关系，谨慎沉默，很少在意周围的事，没怎么留意孙维世。就算留意了，也不会说的。至于是否留意，已经没人知晓了。唯一知晓的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的感情出现问题。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合。

      林彪沉默寡言，喜静不喜动。而张梅活泼外向，喜动不喜静。当时林彪有伤在身，行动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言，战争年代远离战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对普通人而言，为了油价上涨都难受不行。林彪是真心热爱战场。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惩罚也就是养起来，不让上战场。张学良为此郁闷终身。张学良对战场的渴望远不及林彪。因为林彪是一个为打仗而生的人。所以林彪心中很受伤，很需要人来安慰。张梅偏偏不理解林彪，时不时想出去参加个聚会啥的。

      其实孙维世的性格也不适合林彪。但林彪因为张梅的大大咧咧而心灰意冷时，却又爱上了同样性格外向的孙维世。只能说爱情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当然，比起陕北土生土长的张梅，孙维世更漂亮、更有气质，修养更好，而且幽默。还有一个或许不便说出来的理由，背景更好。周恩来的干女儿嘛，相当于最高层那几个窑洞里的小公主。

      林彪追求孙维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闲了没事孙维世住的红色大楼去，和一帮留苏年轻人瞎唠嗑，讲讲战争史、散散步啥的。林彪相貌并不出众，估计说故事水平一般，幽默细胞都被战略战术消耗差不多了。但是林彪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名将，是英雄。对很多女孩子而言，这都是致命的诱惑。然而孙维世是个例外。当时的孙维世豆蔻年华，正在做白马王子之梦，身边不缺追求者，据说刘亚楼就是其中一位，还很勇猛，是公开追求的。虽然林彪英命在外，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老婆还在身边，而且怀孕了。对一个出于幻想年龄段的娇娇女而言，这是不可以忍受的。

      战场上，林彪风格沉稳机变，总是牵着对手鼻子走，静候对方落败。按照战场上水平，林大元帅应该是充分发挥自己男性魅力，静候孙维世芳心暗许。可惜这一套在情场上不怎么使用。林彪自己忍不住了，向孙维世敞开心扉，遭拒。

      林彪回国时要求孙维世一起回国，遭拒。

      林彪回国，和叶群结婚。后来孙维世回国途径东北，林彪还激动不已，惹得叶群闷头吃醋好几碗。忍不住又要提出假设，假设林彪和孙维世结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孙维世人品，绝不会行后来叶群干那些事。也许林彪就不至于葬身异国。然而这样就会惹出另外一层关系。假如林彪和孙维世结婚，那么就会拉近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政坛格局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林彪和周恩来联合起来，毛泽东绝不会视而不见。也许林周两人都要在文革中被打倒。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文革。因为文革没有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太多的也许，谁知道呢。

      高层将帅之中，林彪已经是最年轻的，如果连林彪都看不上，还能看上谁呢，没有了。当孙维世拒绝林彪之后，也就意味着不会找一个将军当老公了。十四年代，要从共军中找一个高大威猛，微温尔雅，且战绩彪悍的将军非常不容易。林彪是一个标尺。不嫁给林彪不要紧，林彪还是要找老婆的。林彪要找老婆很容易，要忘掉孙维世却很难。林彪忘不了孙维世，林彪老婆是要吃醋的。林彪的老婆吃醋，后果很严重的。

      因为林彪，孙维世遇到了生命中林外一个克星，叶群。

      正是江青和叶群克死了孙维世。

      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取道东北，林彪既激动又兴奋，叶群则暗淡无光。晚饭桌上，孙维世流光溢彩，而叶群刚生过还在，更像黄脸婆。林彪闷不做声。如果孙维世同意，她还是可以嫁给林彪。其它元帅，都有好几个老婆。情况特殊嘛。叶剑英元帅，建国之后还娶了曾国藩的曾孙女为妻子呢。

      正当孙维世准备去东北工作时，叶群用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让孙维世不要来东北了。如果孙维世真的去了东北，结局还真不好说。婚姻不是问题。孙维世和金山恋爱，金山也有老婆。据说，林彪从此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孙维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从某一个行业内找丈夫的那种女人。她看重的是爱情。但爱情往往不遂人愿，你看重它，它未必看重你。为了爱情，他非常任性的拒绝刘亚楼，拒绝林彪，拒绝了其他人。为了爱情，她又非常任性的嫁给另外一个别人看来不该爱的人，那便是后来的丈夫金山。

      金山是孙维世一生的最爱，也是一生的最痛。

      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比较，金山和林彪没有可比性，通俗话讲，给林彪提鞋都不配。如果不是孙维世，没有人把金山和林彪联系在一起。然而站在一个任性爱幻想的女人角度上看又是林外一回事。金山，苏州人，原名赵默，生于一九一一年，比林彪年轻四岁。金山原本生于富商之家，可惜父亲早死，家中大管家成了家庭新主人。十几岁便出门闯荡。

      金山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人，因为他很能混。早年闯荡上海滩期间，竟然同时混入杜月笙门下和共产党内部。当年有这两层关系，即使在混乱的上海滩，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要知道，蒋介石对杜月笙都很客气。同时给共产党当特务，那是没人敢惹啊。无间道剧本里也没有这般牛人。而且凭借堂堂仪表和伶俐的口才混入话剧界，成为著名演员，放在现在就是成功典范，和刘德华的励志故事有一拼呵。

      金山同志不仅懂得生存，更懂得获取女人欢心。据现在能考证到的资料，金山同志利用自己的混功，常常和据中女主角擦出爱情的火花，火花又常常熄灭，生性风流。最牛叉时，据说同时追求话剧界“四大名旦”。最后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结婚。

      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遇见三十八岁的金山时，金山的老婆就是张瑞芳。当时孙维世的绰号红都公主，新中国第一号待嫁女。孙维世是导演兼演员，金山是主演。金山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故伎重演，利用演戏的机会赢得孙维世的芳心。说真的，孙维世虽然有种种优点，有时任性骄傲，眼高于顶。但女人终究要嫁人的，挑来挑去等到二十八岁，放在今天都是剩女了。这样一个老姑娘，遇到金山这种风流老戏骨，能顶住才是怪事。

      下面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金山和孙维世相爱，然后结婚，张瑞芳黯然离婚。演艺圈内永远就是那些事，从来不新鲜。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肯定不赞同的。周恩来什么人啊，一生守在邓颖超身边，不离不弃。

      周恩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了金山：能演戏，终究是花花公子一个。这种人如果能托付，母猪都能上树。想和这种人结婚，就等老了，没劲风流时再嫁给他，年轻时还是考虑考虑，玩玩就算了。孙维世虽然很能玩，却继承了周恩来的品格和婚姻观念。

      二人结婚那天，周恩来没有出面，只送了一件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而这件礼物没管用。第二年，金山同志去朝鲜慰劳志愿军，本性复发，和金日成一个女秘书搞上了。这事放现在没啥，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一样了。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间谍横行，女秘书可以私下里搞关系的话，也可以私下里泄密。所以金日成直接把那女秘书给毙了，虽然残忍了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山同志因为是中国人，金日成没动。如果是普通人，估计直接枪毙了。要知道，毛岸英都死在了朝鲜。

      考虑到孙维世丈夫，直接押解回国。

      按正常情况下，回国后的金山不死也得落好几层皮。然而金山没有落皮，仅仅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确切地说，不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而是因为孙维世没有离开她。

      当时开批斗会，大家让孙维世表态。孙维世如果划清界限，金山必死无疑。然而孙维世却说：“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傻也好，痴也罢，反正就那回事了。此后金山下放去劳改，孙维世如影相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孙维世一边是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都公主”，另一边又是被世人鄙视的劳改犯的老婆。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患难之中不相弃，孙维世非常了不起。这个举动很难说完全出于爱情。如果仅仅是爱情，以孙维世刚烈的性格应该离婚了，哪怕还有残存的爱。应该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吧。毕竟一个大活人，毕竟一年夫妻百年恩。就这事上，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光，孙维世的确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如果她是林夫人，呵呵，省略号一串。

天真

      如果说爱情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那么人事关系中的孙维世则是天真的。孙维世虽然早年丧父，生活漂泊，但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人事关系。碰见周恩来之前，她一直在念书。碰见周恩来之后，就成了高层中的活宝贝。大家都宠着她，溺着她。出现在她眼中的生活，大概就是神圣革命，而没有革命背后的种种谋略。因为周恩来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一切疑难艰辛一肩挑下。这事从江青那里最为明显。

      江青和孙维世相反，可以说历尽波折，啥事都经历过。去延安之后，江青虽然贵为一把手妇人，仍然是一个家庭主妇，文化大革命才咸鱼翻身。在江青翻身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政治能量。江青的背后虽然是毛泽东。但身为领袖，不可能直接出来给江青摇旗。江青的身份是毛泽东代理人。要增加自身威望，必须借助其他人，谁呢，就是毛泽东的铁杆战友。当时中央大人物之中，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一人。所以林彪妇人叶群和江青自然而然走到一起。林彪自称毛泽东学生，叶群则跟着江青混。

      林彪之外，另一个无条件支持（至少表面上）毛泽东，且能量巨大的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妇人邓颖超女士是个老革命，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而且和江青没啥往来，断然不会像叶群那样自称为江青“学生”。江青要和周恩来扯上关系，孙维世成了一个绝佳的拉拢目标，理由很多：孙维世是小字辈，跟着江青后面合情合理；孙维世和江青早就认识，二人在延安曾经同台演出；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弄够轻而易举的面见各个大人物，容易探听到各种情报等等。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想不被江青盯上都困难。

      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翻译小组组长就是孙维世，其和毛泽东有过不少合影，收集不少毛泽东亲笔字等等。回国之后江青一再追问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在孙维世结婚那天，江青还在追问。孙维世则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江青此举动机有过很多猜测，我认为很简单：跟孙维世套近乎，找共同话题嘛。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江青去套近乎可以理解。因为江青除了跟孙维世套近乎，还跟二号人物妇人王光美套近乎，也就是聊一聊衣服怎么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行踪啥的。江青那个人很能折腾，总是表现很骄傲的样子，有时候歇斯底里的感觉，处理人际关系不在行，即使拉关系也表现得很怪。没办法，江青那个人行为举止一贯很怪，“亲切交谈”之类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掌握过。而且眼高于顶，能进入她法眼的也就最高层那几个人，一开始周恩来和刘少奇，后来林彪。

      那么毛泽东为何如此“厚爱”孙维世呢。把这些问题扯到男女关系上，爱恨情仇上，无疑更有煽动性。然而我相信，在血与火的时代，爱恨情仇从来不能主导时代大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仅仅“厚爱”孙维世，同样“厚爱”过林彪的一对儿女，同样“厚爱”刘少奇的儿女。这些在回忆录中都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和这些孩子的父亲是“战友”。所以把孙维世的事往男女关系上扯，只因为孙维世是个漂亮有才且有故事的女人而已。如果毛泽东要爱，没人挡得住。毛泽东要恨，也没人挡得住。只有在政治上，毛泽东才会表现得如此曲折迂回。

      当毛泽东要从整顿文化界，当江青上蹿下跳表演时，孙维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拉拢对象。叶群固然好，然而只能当一个敲边鼓的，毕竟专业不对口。孙维世不同了，本身就是戏剧界明星，专业就是搞戏剧的。加上孙本人巨大的活动能力，有了她的加入，江青将如虎添翼。所以才会出现这般情况：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找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改变成样板戏。孙维世听后天真的睁着大眼睛看着江，天真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当时的孙维世是大明星，可能觉得和江阿姨这种三十年前的上海过气小明星没啥共同语言。江很生气，后果不严重。因为那还是一九六三年，江青依然没有杀人的能力。所以说孙维世很天真。年过半百的江阿姨日子越来越红火，并非本人戏剧才华如何了得，而是背后那个人。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不能让人“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毛泽东指示，政策由周恩来落实。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

      江青笑了，好你个小样孙维世，看你这次如何拒绝江阿姨，还是逃不出江阿姨手心。在周恩来的座谈会上，江青跑过来坐在孙维世旁边，说了一大堆话，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弦外音：还是乖乖地跟着江阿姨混吧，有前途的。

      没想到天真的孙维世同志依然不买账，天真地以为江阿姨不会有大作为。天真地跑到大庆油田演戏去了。在大庆油田，孙维世再次火了一把。通过自身经历，一九六六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演了一遍又一遍，风头出尽。以文艺界领袖自居的江青同志自然不能坐视。虽然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但孙维世如同一块肥肉，有背景有关系有才华，网罗过来百利无一害啊。

      于是江青决定再给孙维世一次机会，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天真的孙维世没怎么在意。之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面对亲自登门的江阿姨，孙维世依然天真卖萌，没有立刻答应。江阿姨也没有苦苦相逼，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此时孙维世再次天真地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等等。其他人也有拒绝江青的，好歹说的委婉一点。可以想象江青当时的愤恨。

      好你个孙维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

      江青曾对孙维世说：“我说主席妇人，你是总理女儿，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对付那些想要对付我们的人。”江青说的是实话，也是心里话。天真的孙维世却不明白政治上的艰险，也不想去明白，她只是凭借自身的好恶去处事。她不喜欢江阿姨，就是不喜欢江阿姨，所以三番五次拒绝不合作，也不懂得虚与委蛇。江青不是一个喜欢掏心窝子的人。她既然这样和孙维世掏心窝子，其实是给孙维世划线，要么朋友要么敌人。

      玩政治的就是这样，掏了心窝，非友即敌。

      要怪也只能怪江青不够老练，在把握不足的情况下掏心窝子，把双方的路全封死了。要怪也只能怪孙维世过于天真，把世事想得过于简单。

悲催的结局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身正不怕影儿斜。孙维世本人是很正，根正苗红，可惜她的影子并不正。她的影子就是金山。要揭金山老底太容易了，好比用道德戒尺去衡量娱乐圈，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勾搭妇女、引诱儿童，那是要啥有啥。为啥要修理金山，除了他是孙维世的丈夫之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旧明星。江青也是就明星，而且不太明。

      通过第一个案例，林彪写处女证明已经讲述，文革的标准不是法理，而是道德标志。林彪不惜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洗清道德上的痕迹，江青也不例外。

      那个时代的影星和现在可不一样，影帝影后啥的都免谈，也就是装饰逗乐的，也就是说“身份不好”，属于旧社会大毒草。大毒草可以消灭也可以改造。鉴于江青同志也曾位列毒草之中，要洗白自身，就要用强力除草剂除掉别的毒草，这样就没人知道江青也是毒草了。比如说王莹女士为代表的一帮人，关的关，整的整，疯的疯，死的死。即使金山同志不是孙维世的丈夫，依然在劫难逃。

      孙维世最后一次拒绝江青，文革进入高潮。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年底，孙维世在家中听到了敲门声。随后一群“公安人员”冲进来，说有要事找金山商量。金山曾干过特务，没有慌张，临走之前像平时一样对镜子臭美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这是金山最后一次对孙维世笑，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说实话，之前的金山虽然风流成性，经过劳改之后已经体验到新时代新国家的力量，安分十几年，也算是浪子回头吧。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要算账的。而金山身上的旧账、坏账、烂账实在太多。当然不能说抓金山是因为他是明星，得有一个有分量的罪名“特嫌”。有了这个罪名，周围的人就和特务扯上关系，下一步如何操作就看心情了。

      拒绝江青之后，孙维世的日子可以说举步维艰。所以享受如此待遇，无非她有一个养父叫周恩来。文革之初的周恩来处于人生最艰难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之后，另一个可能倒下的就是周恩来。文革初期，政府陷于瘫痪。但当时大家热血淹没了脑细胞，处处煽风点火，对副作用还没认识到。所以周恩来“处处灭火”的现实作用还没有展现出来。第一波高潮过去之后，周恩来地位就稳住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意识到：革命之外，活还是要周恩来干。

      有人贴周恩来大字报，有人以极其卑劣肮脏的言辞追问孙维世和周恩来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中的孙维世固然天真，爱情中的孙维世固然任性，但是涉及到大是大非原则上，孙维世又体现出刚强和倔强。不论如何询问，终将一无所获。

      因为她是特务的家属身份，享受如下待遇：剃光头。

      对于一个爱美的女人，对于一个骄傲任性的女人，这是多么大的羞辱！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天真，任性，倔强，都包含在中间了。

      然而天真的孙维世还是太托大了，江阿姨要抓人是有办法的，何况她还有战略盟友叶群同志。江青虽然上蹿下跳叫嚣厉害，但实际杀伤力不如叶群大。江青背后的大腿虽然更粗壮，对江青却有所限制，该让江青知道的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知道。林彪长期泡病号。叶群是林彪对外代理人，现实中的事情都是叶群操办。四大金刚啥的都要听叶群话。

      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抓。”孙维世的结局就能预测了。

      叶群本不是省油灯。对于孙维世和林彪的关系那是相当介意。和严慰冰那种神经质的猜测不同。林彪和孙维世早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林彪早期对孙维世的感情也是实实在在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孙维世再次听到敲门声。

      这一次，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对她笑一笑，让她不用担心。

      逮捕的方式也很有特色：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她就朝外面走。

      孙维世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监狱。

      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党政军特中都有深深的根系，当年的中共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造、亲自领导的。建国之后，周恩来更是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但——硬是找不到孙维世关在哪，直到她被折磨至死被火化方才知晓。

      抓捕孙维世的是现役空军。共军是林家的后花园。林彪不可能干那事。指使者只能是叶群。叶群的背后是江青。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在那个搏命时代的红颜更加薄命。狱中的孙维世惨遭折磨，但是她完全承受了下来，维护了最终的尊严和骨气。

      ——她可以屈服，但是没有。她可以懦弱，也没有。

      ——如果她屈服或者懦弱，也没有人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即使她屈服懦弱，写点黑材料，周恩来也不不见得怎么样，也不会怪罪她，因为他知道她是被迫的。

      ——她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凌然不可欺。

      那些折磨过她的卑微的生灵，以卑微的方式被遗忘在卑微的时光之河，孙维世依然耀眼。当她用娇弱的身躯面对那些冷酷没人性的折磨时，她的天真，他的任性都已不再重要，世界将记得：她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愧孙炳文的女儿，不愧周恩来的栽培，不愧红都公主之称号，不愧华夏女儿之英灵。

      评，孙维世是一株生错地方的玫瑰。

      同情孙维世之余，再来看看周边错综复杂的关系。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发的。同时签发的逮捕名单上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和王光美的哥哥。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局势逼的，正如林彪写处女证明一样，都是为局势所迫。

      江青找到啥证据呢，也没啥证据，就是请李立三老婆看过戏。那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特务”这顶帽子非常流行，凡是跟苏联有关系的都能和特务扯上。李立三妇人李莎是苏联人，就成了苏修特务。李立三已经完蛋了，李莎还在。恰好孙维世也在苏联呆过，并且给李莎赠送过戏票。

      根据莫须有的逻辑：和特务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特务，孙维世和李莎有关系，所以也可能是特务，就算还没能证明孙维世是特务，可以先假设为特务，然后再慢慢证明，一直证明到最后。江青同志就根据这点弄出材料证明：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江青把资料放在周恩来面前，还美其名曰为总理着想，免得被狼咬了。

      现代人可能觉得周恩来批准逮捕令太残酷了，是为了自我保护。也太小看周恩来了。周恩来那种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孙维世生存或灭亡。要整周恩来，借口比刘少奇还多。周恩来本人亲自跟蒋介石，跟苏联打交道多了去了，还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甚至逼过毛泽东下岗。那年代，特务遍地都是，家家都有。比方说罗荣桓的妻弟就是特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程度绝不低于林彪。就算孙维世真是特务，也不能就扳倒周恩来。

      尽管如此，孙维世的事依然足够让周恩来闹心的。敲打敲打周恩来而已。周恩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签发了逮捕令。

      根据周恩来的策略，是想把几个人放在监狱里保护起来，免得被抓走批斗。正如他保护其他人一样。后来邓颖超曾跟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事：“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代。”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江青和叶群会把孙维世关到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周恩来失算。他提供的保护伞质量不过关。

      不少人很纳闷，以周恩来的英明神武，怎么就弄不过江青叶群那两个娘们呢。不是周恩来奈何不了江青和叶群两娘们，而是奈何不了娘们背后的男人。

      这个局势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没有人可以反抗。江青拉孙维世，实际上是毛泽东拉周恩来就这么简单。正如江青拉拢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拉拢林彪。孙维世不听话，自然要敲打敲打。但是毛泽东本人只负责大方向，细节问题是不过问的。一贯以来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用人策略。战争期间放权给元帅大将，建国期间放权给刘邓周以及封疆大吏，文革还是放权，放弃给林彪和江青身边那帮人。

      纵观毛泽东一生：战略问题毛泽东，细节问题其他人。某人被打倒了，毛泽东也许会知道。至于入狱以及入狱后的事，那就是细节问题了。他没精力管那么多。就算毛泽东可以给孙维世提供保护伞，中间隔好多道墙呢，够不着。

      另外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伞的人是林彪。林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档事。一九六八年的林彪差不多病入膏肓，整天苦思冥想、顺便划两个火柴玩玩，每天听报告听不了多久，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那些琐碎了，有点精神头就翻医书给自己开药方去了。而且叶群是林彪的过滤器，不会把孙维世的消息透露给林彪的。也可能林彪知道，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既不能和江青闹翻，也离不开叶群这个能干的“贤内助”。就算某一时刻林彪心动了，转念也可能会想，连她爹周恩来都不管，我干嘛去闲操心。

      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林彪已经从那个三十岁将军转变成六十岁的政治家。

      当时国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的情况下，孙维世惨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何要让孙维世去死。原因很简单，孙维世之死对江青好处多多：解恨，竟敢长期不买江阿姨的账；立威，从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除去一颗知道自己毒草身份的毒草；给周恩来下一个诅咒：养了一个以反革命为己任的女儿，为攻击周恩来铺路。

      叶群和江青两个鼠目寸光的女人走了一招臭棋：在周恩来心中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谁也无法评价，孙维世之死对周恩来日后的正在选择有何种程度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它影响了周恩来的选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而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周恩来和叶群通过电话。通话之后，林家仓皇而走。周恩来和叶群说过什么？说话的时候想到过惨死的孙维世么？

      世事就是这么诡异。很多人对权力顶礼膜拜，以为权力可以无所不能，事实不是那样。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如果世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改革或者改制都会简单很多。

      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首先对权力的认识，然后才是监督限制。

      评：孙维世之死，意味着文革第二条定律：没有谁是安全的。

第三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上）

孙维世入狱之前，除了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有一个特务哥哥，叫孙泱。孙泱是孙炳文长子，曾和孙炳文一起被捕入狱，孙炳文死后，孙泱出狱。朱德感念挚友，就把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据任均回忆，孙泱从小非常淘气，长大后却是温文尔雅，开朗乐观，很讨女孩子喜欢。由于孙泱在朱德身边时间较长，对朱德比较了解，就参与编写《朱德传》一书。那本书和现在的《朱德传》差不多。毕竟朱德的人品事实摆在那里，正常情况下内容大差不差。

      然而当时的环境却不正常。不正常环境里总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张春桥同志就是那个不正常群体中的一个光辉代表。

      张春桥同志在文革中到处淘宝，有一天看到这本《朱德传》，好啊，淘到宝贝了。张春桥曰，哪个臭不要脸的把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开国元帅的？嗯？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就落得这么多好处。当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变成“林彪的扁担”。“气愤”之极的张春桥下令追查此事。编写组的几位作者惨了。人家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本想参与编写朱老总的传记捞点政治资本，这下反而捅了马蜂窝。怎么办？算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脸面先丢一边，检讨吧，说自己不小心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说这本书如何狗屎，借此表示要“重新做人”。那意思就是说，张大老板，给条活路吧，就当俺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个屁，给放了。张春桥同志笑了，让你们这些平时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事到临头还不是下跪求饶？不收拾你们这群软骨头，世界就没有宁日。然而软骨头中间也有硬骨头。那硬骨头就是孙泱。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年轻时代就进过监狱的孙泱和其父孙炳文一样，不肯低头。不肯低头的孙泱还是成了“特务”，并且以特务的身份“畏罪自杀”，实则他杀。 

      不少人对孙泱的选择不以为然。孙泱就是傻啊，干吗不装孙子保命呢。孙泱并不是傻瓜，傻瓜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看看那些装孙子的人，转过头就要攻击自己写下的《朱德传》，就要攻击朱德，就要攻击不肯装孙子的孙泱。不肯装孙子的孙泱要付出代价，装了孙子的那些人也得付出代价。不装孙子的孙泱复出了生命代价，装孙子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格和尊严。以现在价值观来判断，很多人认为生命比尊严更重要。没了生命就没有一切。

      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个只会装孙子的集体会软骨病的。软骨头的人汇集在一起去搞倒有骨气之人，等到全部是软骨头的人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就没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多了去了，阿猫阿狗都有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尊严。不想如阿猫阿狗那般活着，就应该去维护自身尊严。如此，才能获得像个人。

      朱德曾经想托周恩来保护孙泱。朱德一辈子极少托人办事，此次托周恩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能看着孙泱就这样挂了。四十年之前的朱德还没有啥能量，因此不能保护挚友孙炳文。四十年之后的朱德已经鼎鼎大名的共和国首席元帅，再不保护战友的后代显得说不过去。可惜周恩来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出了那就无奈的名言：“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过点；我越保，处境越差。”是啊，周恩来不是不想保孙泱，可是他连视如己出的孙维世都保不住，连弟弟周恩寿都保不住啊。

      其实查《朱德传》就是冲朱德去的。斗孙泱，也是冲朱德去的。此时的朱德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可以说人畜无害。为啥要冲朱德去呢？这就是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批判朱德，实际上是为了展示文革力度。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朱老总伟大的一生吧。

红军之父

十大元帅各有各的特征。排名第二位的彭德怀刚韧性无匹，重剑无形，为红军之狮。排名第三的林彪稳中长机锋，迅捷锋利，为红军之鹰。排名第一的朱德，红军之父。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的孙炳文见到二十一岁的朱德，给予朱德一个最为精准的评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又曰：“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讲的就是朱德的大度和纯朴。后来毛泽东称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朱德的德行就是这般：大度无形，纯朴无华，意志坚强。唯有如此，方能扮演红军之父的角色。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号，朱德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户之家。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中，朱德年龄最长，甚至比对面的蒋介石还年长一岁。

      朱德出生时，朱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等老少十一口。朱德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六男二女。朱德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朱世林，一生面朝换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出过远门，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朱德的妈妈身材高大健壮，但性情柔和，生养一大堆孩子，从不发脾气、不打人、不骂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想一想嘛，那么多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朱德妈妈相当于幼儿园到中学老师一肩挑。别的不说，光吃饭问题就烦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不烦躁，不发脾气，不骂人，多么难得啊。日后朱德在军内面对各个派系山头嗷嗷叫，能够淡而处之，不能不说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一个勤劳宽厚的母亲不仅仅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还可以通过自身对家庭的组织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朱德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兄弟姐妹纵多，但是在母亲精心安排下，朱德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朱德加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成为蔡锷将军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反对北洋军阀战争。

      一路下来，朱德从一个宽厚朴实的农民兄弟变成滇军军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成功人士，人生前景相当广阔。如果这么一直过下去，不见得飞黄腾达，至少吃穿不愁，还可以娶几个漂亮老婆（朱德老婆也不少哈）。

      然而朱德同志想要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而已。他觉得世界需要改变。如何改变世界呢，他也不知道，但他发现共产主义思想不错。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去寻找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北京找到上海，从中国找到欧洲，终于如愿以偿。

      当时国共两党是交叉的，很多人有双重党员身份。比方说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弱小。

      朱德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非常稀少。

      这期间，朱德见过伟大的孙中山。孙中山出钱让朱德回云南搞革命，朱德拒绝了，只为寻找共产党。朱德找到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看不上旧军阀的朱德，拒绝。于是朱德去欧洲见了周恩来，方才如愿。

      根据公认观点，共军起于南昌起义。朱德参加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之中的朱德并不耀眼。他没有叶挺的老资格，没有周恩来的高地位，没有贺龙的传奇和实力，没有刘伯承的名将头衔，所以一开始只是第九军副军长，随后才转正的，而且手头人不多。如果非得说一个特点，那就是年龄大一点吧，一九二七年代朱德已经四十一岁，比大多数参与者年龄大。

      古人说，四十不惑。四十一岁的朱德已经看透了这世界和人生。南昌起义之后，正是这个资格不太老，职位不太高，名声不太响亮的朱德成了红军之父，偶然么？当然不是。

      南昌起义失败，八月三号撤离南昌南下，八月份的江西酷热难当，没有水和食物，没有合理的休整，又有敌人四面环伺机进攻，队伍飞速减员。一支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后勤补给的孤军，如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无人疼爱。接下来还是战斗、减员、战斗减员，队伍经过宜黄、广昌、会场等地之后，减员严重。队伍转移期间，朱德的职务是第九军军长和先遣队司令，一路上负责开路之余，还搞宣传，筹集粮食等等。

      会昌恶战之后，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继续东进，进入闽北武夷山，已经九月份。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东进，进攻潮汕，据说（注意这个词）在那里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在三河坝那个地方，决定分兵行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打狙击，苦活、累活。也就是说原本的先遣队变成掩护部队。

      正是这个转变，造就了朱德一生中的转折点。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端，三江口之上。汀江从北面向南飞流，梅江从西南奔腾而来，两河交会后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山，叫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一山镇三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把四千人布置在笔枝尾山，准备打阻击。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回忆：“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

      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非常简朴的中年人，鼓励一群农民子弟兵，用非常简朴的言语说咱们要加油、要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没有夸夸其谈的内容，只有朴实、是坚硬。

      朱德不仅仅说非常简朴的言语，还用非常简朴的行动帮助大家如何防守阵地，如何打击渡水之敌。在朱德的教导下，士兵懂得了一些古老的战争招数，比如说“渡半而击”，就是等敌人过河一半，进退不能的时候开打。

      战斗从十月十三号拂晓开始，打到下午三点，优势敌人已经对部队进行半包围。此时朱德手下这批人，还是从国军中分离出来的，素质远不如后期中共军队。尽管如此，朱德依然指挥他们顽强狙击敌人三天三夜，到弹尽粮绝的地步，队伍减员一半，再打下去很可能被包饺子。幸运的是，此时狙击任务已经完成，撤退。

      朱德和周士第准备带着剩下的两千人去追赶主力部队，去共产国际那里找吃的。恰恰在这时，朱德迎来一生中最大的考验。他的勇敢，他的胸怀，他的气质，他的魅力集中爆发。

      当朱德他们在三河坝打狙击时，悲剧出现：潮汕的主力部队失败，而朱德他们不知道。

      周士第后来回忆：“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丢失（部分队伍向南转移，策划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从潮汕退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去潮汕了，主力队伍失败了。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天大的冷水，浇到大伙头上。

      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孤军残兵，缺乏粮食和弹药，形势极为凶险。更要命的是官兵思想不稳定，既然主力部队都没了，咱们还能怎么办？队伍解散？隐姓埋名回家种田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去？或者干脆学习蔡廷锴同志重新回国军中算了？从南下开始，许多人逃走了。个别逃走没出路又回到队伍中（如林彪同志）。

      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宽厚和蔼的朱德。怎么办，老大，你拿个意见吧。如果此时朱德大手一挥说散了，队伍中的林彪粟裕等人大概从此流浪去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由朱德说了算。

      这一刻虽然足够光荣，但是要服众是不容易的。因为南昌起义时，朱德职位不高，也没带几个人加入。现在身边一两千人，都是别人的兵。比方说二十五师，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中间不少兵油子。怎么办呢，朱德拿出她母亲勤俭持家的本事，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朱德在会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大意是主力部队没指望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

      如此一番之后，朱德亮出自己的态度：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南昌起义时，贺龙地位级别比朱德高，刘伯承级别比朱德高、名声比朱德响，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都是黄埔教官，名声显赫，为什么最后十大元帅却是朱德排名第一？原因就在这里。就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那些地位高、名气大的领导都转移了，朱德留在队伍中，把火种带了出来。那支残缺不堪的队伍中，就有很多共和国闪亮的将星，比方说林彪和粟裕。

      大会开得并不顺利。经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抱怨、甚至绝望之后，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总结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第三，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继续对全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拖枪逃跑。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形成一个决议：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好了，就这么办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协议只限于军官。

      此后半年时间里，朱德和陈毅带着千余人在福建、江西、湖南山地里和对手绕圈圈，行程数千里。如果说日后红军长征是伟大壮举，那么彼时朱德队伍就是红军长征的提前预演，小长征。和日后万里长征一样，过程极为艰苦。

      队伍本就是疲惫的残兵，再加上敌人一路上骚扰堵截，继续减员。官兵们不堪重负，相继逃跑。不仅仅是大兵离队，开小车；团长营长也离队，开大车。

      队伍解体就在顷刻之间。

      朱德和陈毅前后对部队进行三次整顿。在最危险的时刻，朱德做了一个最大胆、最危险、最实际的办法：开大会和大兵们交心。要知道战场之上，在危险的关头，老大总是能躲则躲，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敌人可能穿出来，身边大兵也可能对你打黑枪。没有谁能保证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不出叛徒。比方说项英同志就是死在叛徒之手。

      大兵们的思维很简单：咱跟你打仗，就是拿命换一点馒头米饭，你倒好，带着我们打仗，打了那么久，人死了那么多，饭都没得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嘛。不少同志的兄弟都挂了，肚子又饿，心中来火，往朱德身上开枪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朱德此举相当危险。但除此之外，除非放弃队伍逃跑，已经别无选择。

      朱德不愿意放弃队伍，也不愿意逃走，就用最朴实的语调对大兵们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那么朱德的信念在哪里呢？朱德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这大概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精彩，最为重要的一段话。说真的，在当时情况下，大家都饿得肚子哇哇乱叫了，哪有心思想那些。但是朱德那番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粟裕回忆：“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把朱德的讲话总结为两条纲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在朱德决定在最危急的关头和大兵交心的那一刻，红军之父诞生了。

      这番话，让大兵们摇摇欲坠的心神重新归位。个别走了，大多数留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干的。不论环境多艰苦，有了信念和信心，才有机会战而胜之。灰心和绝望，除了加速灭亡之外别无任何效用。但是面对艰难时事，个人能保持信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能鼓舞别人的信心，是领袖级人物才能达到的境界。

      朱德不但说，还身体力行。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见人就谈革命、谈革命前途，如同革命领袖一般能说会道。

      遇见艰难，总是挺身而出。比如说石经岭隘口，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还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过说还不行，还要做，还要谋划队伍的出路。

      队伍整编之后，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的问题。都年底了，大兵身上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朱德从报纸上看到国军十六军距离不远。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有八拜之交。二人共同加入同盟会，又一起在滇军中讨生活。联系到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从报纸上看见陕北红军前往落脚，不得不说，报纸是好东西啊。

      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朱德取得这样待遇：朱德可以来去自由，想走就走，不想走，就把自己的队伍以国军十六军一零四团为番号隐蔽在国军中好吃好睡。看来人缘好就是好哇，联系到南昌南下时，同窗好友杨如轩给朱德让道，不禁让人想到：好人好报这事在军队也适用的。

      不禁要问，蒋介石干吗去了？忙呢，忙着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正统。

      最终，纸包不住火，蒋介石忙完宁汉战争之后，很快知晓南昌起义残部隐蔽在国军之中，很生气，但也没辙，因为石焕生并不受蒋介石控制。蒋介石给石焕生密电，让石焕生解决朱德。石焕生则非常讲义气，让朱德走了。

      朱德也没有闲着，一方面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另一方面去湘南搞暴动。然而在湘南并不成功，一些行为过于极端，把革命招牌给坏了，最后带队去井冈山，见到了一生的战友，毛泽东，从此拉开热血大幕。

两双大手

      朱毛相会有很多偶然原因。

      朱德恰好在和地下党接头时得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派何长工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然后前往湘南。但白色恐怖严重，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上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二七年底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一四零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立刻赶快马上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去找朱德。这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经过数千里小长征，已经疲惫不堪的朱德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一支军队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不管是周恩来，贺龙，或者叶挺，都是想趁国民党内部不统一，干了再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比南昌起义晚几天，却率先到达井冈山，搞武装割据，维持生存权利。朱德对此比较欣赏。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握在一起，从此风云变天。此后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朱毛组合风靡神州中华大地，携手前行间，天翻地覆。

      近代史上有过很多双人组合，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和黄兴，甚至蒋介石和何应钦，都是很不错的组合。但是最成功的还是朱德和毛泽东。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四十二岁，虽然是共产党员，实际已经从军二十年，历经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军阀混战，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军事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而且作风朴实，绝不动摇。眼光也不错，调教粟裕，提拔林彪。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三十五岁，书生出身但学历不高，搞过宣传但没有名堂，搞过政治但不被信任和重用；但是没有关系，他有俾睨天下的气魄，并且拥有实现那种气魄的雄才和大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大手强改变历史节奏。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虽然有种种优点，但是他还需要一个足以安定天下之人给出心的出路。他曾就学于旧学堂，问道于欧洲，绝没找到那出路。他求教过孙中山，请教过陈独秀，均没有得到争取答案。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虽然用他独特的气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是缺乏切实可行的人才。而毛泽东本人参军没几天，带兵也没几天，空有一套理论而没有实践。参加秋收起义的将星并不多。十大元帅里面只有罗荣桓元帅一个，还是搞政治的。十大将军里面只有谭政一个，也是搞政治的。真正以打仗见长的反而是黄永胜上将，还是跟着林彪之后才闪耀的。

      一九二八年朱德队伍，可谓将星闪耀。元帅就有朱德、林彪、陈毅三位，大将有粟裕、黄克诚两位。加上之前转移的骨干，如刘伯承；受伤掉队的，如许光达，更多。

      朱毛会师于井冈山，如同肢体和大脑结合在一起，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对于毛泽东而言，思想终于不再是空洞的。对朱德等军人来说，终于不用对着就军事思想和“洋”军事思想迷茫无助。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所谓马列主义终于不再是理论空壳，终于成为五千年巨人脚下的合脚的鞋子。

      两双大手相握，从此历史许多人命运就此改变，从此世界的颜色改变，从此历史之后的流动方式发生改变。

伟大的争吵

历史喜欢把伟大的战友描述为亲密无间，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般，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就算是孙中山和黄兴，也经常吵吵嚷嚷。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是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和毛泽东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了那些事。所有伟大统帅必须做出伟大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

      分歧总是伴随着争吵。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是正常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是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差别很大。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司令、军长、师长这类“长官”很重要，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委权力很大，有时候大过司令，比方说后来的项英就把新四军军长叶挺架空了，饶漱石政委让陈毅军长十分难过。

      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定下——党指挥枪——的政策。

      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对这种政策没有任何印象。没有印象不要紧，要把手中权力减小可实实在在的。朱德是个心胸广之人，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在当时的朱德看来，毕竟毛泽东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却相当强势，把权力给他也不放心啊。等到后期，毛泽东展现了气吞山河的魄力之后，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在两人刚刚接触时，就让老诚稳重的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太现实。

      退一步，就算朱德愿意服从，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也是波澜起伏。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比较强大，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在性格上，朱司令比较宽厚，毛代表较为强势。朱司令虽然有行军作战的经验，但政治水平一般。毛代表虽然作战经验不多，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的天才也不会从朱司令身旁走开，投入毛代表门下。而且毛代表还要按照自己顶下的原则——党指挥枪——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争吵诞生了。

      上层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大兵问题。朱德的大兵来自很多地方，到了井冈山才发现，原来条件如此艰苦，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二十九团就闹着要回家，说咱们要回家，打仗也回家乡打，顺便看看老婆孩子种种地啥的，不亦乐乎？

      大兵的这种反应，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争论终于爆发了。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大意是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最好是刘伯承（当时名气大）过来管军事，恽代英（名气大且资格老）来管党。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恽代英在中央搞宣传。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然而毛泽东这一枪招来另一个煞星。

      既然要求人，中央也不能不给，就刘安恭吧，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恭，四川人，一八九九年生，二二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正在待业呢。刘安恭在一九二六年和朱德合作过，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这么说倒不是说刘安恭人品差，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恭此番从苏联回到国内，雄心勃勃，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即只要把苏联按照模板抄袭就行了。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自任主席。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大多有这样的毛病，想要与众不同。比方说刘伯承，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刘安恭也一样，要设军委。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但当时情况不一样。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足够多的军队，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只有那么一点人。今天在福建，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网络没有，电话没有，写信都没有邮递员，军委在后面怎么指挥？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因为前委就在前线啊，跟着队伍跑，要怎么打，怎么转移，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这么一来，相当于前委包办了军委工作，加上毛泽东性格强势，前委很有家长制做派。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恭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此时又认为，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刘安恭是中央的人，应该支持刘安恭。毛泽东的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林彪。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要不然以后盖个章都要跑回后方，仗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刘安恭：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恢复正式军委；林彪：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让下面很难办。大家认为刘安恭有道理，林彪也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多数人都不赞同刘安恭的临时军委。这厮仗着自己喝点洋墨水，回国就想骑在咱们头上，没门。

      二九年六月八号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连以上干部都来了。刘安恭和林彪再次针锋相对。刘安恭慷慨陈词：“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放在会议桌上，理由很简单：“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接下来投票，前委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晋升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然而此事没完。从长远角度看，军委是必须的。朱德的立场和刘安恭一致。刘安恭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人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吵得特别厉害。各方面态度还是一样，但局势发生了逆转：人家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已经没有了，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说老毛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说清楚咯。

      经过陈毅同志和稀泥似的慷慨陈词，大会再次选举，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没有了。而陈毅莫名其妙的成了前委书记。陈毅之前当过前委书记，但是搞不定。这次再次当选，依然搞不定，脑袋很大。而且从此背上排挤毛泽东的恶名。出现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一，大家累了，不想再吵了，都走吧；二，政治平衡，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人如何叫嚣，争论的根本还是朱德和毛泽东看法不一致。

      刘安恭只是一个外来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职位不高，而且随后去苏联了。来到苏区相当于空降兵，独门独户，想找茬手里也没家伙。朱德主张接受中央策略，好像没错。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自己都是东躲西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

      还是刘安恭说得对：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中央对苏区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突出。一九二九年，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就闹成这样。接下来，中央进驻苏区之后，冲突更猛烈了。但是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可以搞定一个刘安恭，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所以毛泽东起起伏伏，多次下岗。要不是拜蒋介石强力干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毛泽东恐怕很难复起。这个问题一直持续，持续到遵义会议，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再也没有人干预他自创原则为止。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因为没人能干预他，而损失巨大。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实际需要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

      按照中央那一套，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长征途中，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毛泽东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和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时往往是一种伤害。同样一个毛泽东，同样自创原则，自创大跃进原则，自创文革，就带来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朱德承受了、也必须承受毛泽东自创原则带来的荣耀和痛苦。荣耀，战争的胜利；痛苦，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从带着千把人上山到红军中山路，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这一系列的变迁中的荣耀只属于朱德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能够享此等尊荣了。

      没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更加困难重重。没有毛泽东，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朱和毛，军和党，一体的。一体之中的朱和毛共同探索了游击战基本原则，比如十六字诀：二人通力合作，创游击战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字诀，现在又惹起争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朱德战争经验丰富，毛泽东政治理论水平高。这个十六字诀，很可能是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总结出来。即使朱德先提出来，也不影响毛泽东的天才。即使毛泽东总结，也不影响朱德军事地位。

伟大的合作

龙岩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去搞不定前委局势。没了毛泽东，朱德也是寸步难行。有经过一番折腾，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朱德本就是心地宽厚之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包容。以二九年为基点，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朱德能做到中立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凯丰等人和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激烈过招时，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可谓声情并茂，霸气侧漏。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遇见命中克星张国焘。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悄然北上，逃离了张国焘魔掌之外，然后北上。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与狼共舞。在与狼共舞途中，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上的朱德只是像政治家一样表态。博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南下途中，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还有整个红四军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可惜模糊不清，但依然能找到如下片段：南下的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南下的舆论，开始对朱德的围攻。想给朱德来个下马威，让朱德屈服。因为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很重要。

      批斗会上，很多人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根本不吃那一套，几十年了，啥没见过？就坐在那里，不鸟他们。张国焘坐不住了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虽然脾气好，也被他们搞得很烦，表态一番，大意：南下是没有出路的。鬼子入侵，国人愤怒。北上打鬼子才有前途。

      眼见朱德不配合，就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表示很淡定：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各种会议，主打宣传：“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们给朱德起一些响亮的名字：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朱德坚决不同意。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是另外一种风格。当年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开会时常常是上下蹦跳，吵得脸红脖子粗。朱德不一样。

      张国焘的追随者对朱德亮出言辞上的“坚船利炮”；朱德则安稳如山，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如同身在女儿国里面对诱惑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等对方斗完骂完，他又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又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南下没出路，要北上，不要南下，要北上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徐向前表示很佩服：“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这话有少量水分，基本靠谱。

      张国焘的回忆录把很多人啰嗦一通，对朱德很客气：“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可以说他对朱德相当敬意。想要赢得张国焘的敬意，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是觉得张国焘霸道难合作？非也。毛泽东比张国焘还要霸气。朱德的家底都在中央军？这样未免小看朱德了，问题关键就在于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见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造反派。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方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对于弱小的一方，又失去道义优势的话，结局只能是灭亡，跟战术无关，跟天才无关，甚至跟政治无关。当年石达开离天京出走就是范例。

      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再北上，政治威信失尽，只能仰人鼻息了。最后觉得仰毛泽东鼻息没意思，跑去仰国民党鼻息去了，一世英名就此断送。朱德依然稳稳坐在总司令位置上，迎来人生巅峰。张国焘和朱德比，战略眼光还差一点儿。

      正因如此，战争年代，也只有朱德可以和毛泽东匹敌。但战争之外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政治遭遇

延安整风，朱德沉默不语。朱德之所以能够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当时的分量很足，不至于整到他身上。分量很足的朱德所以沉默不语，没有出来说话，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比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回到家中，朱德对康克清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康克清问：“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这段对白如实反映了朱德的心态和政治觉悟。延安整风好像和朱德无关。

      此后的政治运动，朱德即使表态，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政治上，朱德从来只是表达观点，不搞动作。能长在政治涡流中生存，因为自身的威望和宽仁。在战争时代，朱德的这种性格有利于协调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争端。等到和平年代，政治为主时，却又不可避免的淡去。宽厚坚强的朱德愿意慢慢淡去。可是朱德又没有真正淡去。因为在长期历史形成过程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总司令，是共军之父，军界最为光辉的形象飘荡在共和国上空。当共和国发生悲剧之时，朱德那光辉的形象就不可避免的被触及。

      庐山会议，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对彭德怀有袒护之意。彭德怀长期以来虽然是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啥的，对战场的实际指挥多于朱德。而且彭德怀性格比较霸道，有时候甚至刚愎自用，对朱司令也有顶撞。对于这样一个副手，没有宽大的胸襟是没办法和谐共处的。但朱德处理得很好。二人关系总体还算融洽交心的，也朱德的心胸真正容得下彭德怀的狂傲。正义如此，听到彭德怀去世消息，朱德老泪纵横。融洽归融洽。在庐山会议上，那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为彭德怀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毛泽东果断讽刺朱德隔靴搔痒。不仅如此，庐山之后，朱德也做了检讨。这事再次证明了朱德的政治敏感性，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不屑于摆弄吧。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也是左右为难，三改稿子之后方才端出一盆稀泥。

      还好，一九六二年，还有和稀泥的空间，等到一九六六年，这一点点空间也被压缩了。

      和所有人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朱德注定无法幸免。

      在文革这样一幕大戏中，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四大天王各有不同角色。就核心毛泽东而言，他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的问题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此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就比较尴尬。朱德虽然挂着人大委员长的头衔，但余威依然在军界。让人尴尬的是，军界没有朱德的位置。

      实权在毛泽东和林彪手中，要发动文革，必然动朱德。因为文革，前面虽然有个“文”，其实力度和方式胜过很多时代的武革。

      唯有动朱德，才能显示文革的力度。

      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下，因为倒了朱德，会出现连锁反应。这便是文革特色之一。

      所以才有批判朱德的那一幕。在讲述那一幕之前，先看看那一幕出现的原因，即为啥要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了。要先看看朱德巅峰时代的模样。

第四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下）

巅峰

前面分析过，开国将帅的事业线是不同的。比方说彭德怀，事业线的顶峰在抗美援朝。比方说贺龙，事业线顶峰在红军时代。比方说聂荣臻，事业线的顶峰在领导科研团队。比方说叶剑英，事业线顶峰在文革之后。朱德的事业线顶峰在抗日战争。

      当我们把目光焦距在朱德身上的时候，通常看到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朱德寻找党，是朱德在南昌起义指挥独当一面，往后的形象便渐渐模糊了。以至于很多文艺作品中看见朱德的时候，就像一个宽厚的老爷爷，负责举手赞同表态。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举手的基础都是实力。当年张闻天只负责在党内举手，结果就没有举下去。没有实力，举手也不行。有实力，不举手也行，比方说张国焘就拿不举手的朱德没办法。军内竞争同样非常激励。单凭老资格是没办法一直坐在总司令位置上的。比资格老，朱德比不过贺龙或叶挺，他们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两个股东。朱德能一直坐在那里，就因为实力。但是朱德的实力却换来了尴尬的结果。

      朱德的尴尬在于——被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被迫成为政治家，却不搞政治家手腕。所以出于政治需要，朱德虽然是军方最大符号，却模糊不清。

      在井冈山历次反围剿过程中，朱德作用不比毛泽东小。但是因为毛泽东隐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便以为前几次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很神。加上后来的遵义会议毛泽东作用突出，更是加剧了人们这种看法。朱德宣传很少。

      张国焘搞分裂，由于对手是毛泽东，最后败在毛泽东手下，后人又忽略了朱德在中间的作用。以至于大家认为毛泽东挫败了张国焘。朱德宣传很少。

      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特别尴尬。最大的尴尬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期宣传时回避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中的朱德，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朱德，是最为耀眼的朱德，是符合十大元帅之首地位的朱德。当时的朱德夹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举足轻重。当时的朱德，虽然身在共产党，却也同时指挥国军作战，同时为共军开辟生存空间。

      抗日战场上的朱德没有指挥过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运动战，没有指挥过平型关那种政治高光性的战争，没有黄土岭狙击战那样搞死过日军高级军官，然而朱德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因为朱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意识到：要抗日了。其实蒋介石早有抗日意向，只是限于水平问题，“安内”总是不成功：一直没法搞定共产党和军阀。“攘外”也搞不下去了。

      共产党和军阀只是折腾蒋介石，日本人真正想要蒋介石的命。如果说当年日本人吞噬东北，还是张家地盘，战刀没有砍到蒋介石身上。日本人拿下东北之后，补血充电，精神抖擞往华北去了，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

      毕竟嘛，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袖，全国都在吵闹着抗日的情况下，再退的话，估计又得下野。西安事变更让蒋介石意识到：一直退下去，不止地位不保，生命还可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人步步紧逼，威胁长三角。那可是蒋介石生命线呵。太狠了。

      三七年到三八年两年，经过残酷的淞沪会战、残忍的南京保卫战、惨烈的太原会战、血腥的徐州会战、惨然的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国军一退再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丢失国土最严重的两年。但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是英勇无畏的，不惧牺牲的，是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英雄。这一系列的失利，使得蒋介石没有精力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磨嘴皮子。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处于优势地位，谈判中处于“开价”地位，一开始国民党开价很低。然而华北危急，国民党提高了价码：允许共军改编为三个师。

      接下来淞沪会战，国民党再次提价：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正式发表这项任命。淞沪会战中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九月十一号，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

      太远会战之后，即三八年二月十六号，朱德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东路军开始，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而且指挥国军抗战。前面已经介绍过，朱德是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现在，朱德又以共产党的身份指挥国军。有这种威望和经历的，共军内部有且只有这一位。这段时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

      正是这个背景下，朱德率领八路军（习惯性称呼）东进，完成进军敌后的基础性部署。这个部署有多重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个师从陕北开出时，不到五万人。抗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上百万。这段时间内，后来的将帅皆直接听命于朱德，在朱德统帅下干活。所以说，抗日战争中，朱德才是共军最重要的统帅。

      这段时期内，朱德不仅完成了八路军决定性的部署，而且以自身魅力赢得很多顶级人物的赞赏。比方说共军内部的贺龙元帅。南昌起义时领导朱德，如今被朱德领导，也没有怨言，因为他发现“朱德确实是一个帅才。”再比如国军牛人卫立煌，和朱德共事，对朱德叹服不已。卫立煌是谁？蒋介石五虎将中唯一名副其实的统帅，之前“剿共”最狠，抗日战争最卖力。太原会战中，也就是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打得最好。

      这期间国共合作很好，比方说忻口会战，卫立煌在正面打得很英勇，但是被日军飞机杀伤严重。此时陈锡联带着一队人马夜袭明阳堡，毁掉了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大大缓解了正面国军的压力。比方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二零师在雁门关干得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加分不少。国共合作，成果多多。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唉，啥时候第三次合作，台湾等着解决呢。

      但是朱德的战功没有得到充分宣传。历史书上记得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记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豪气干云，记得林彪在平型关杨威，记得刘伯承教科书般的伏击和狙击，很少讲述朱德的决定性贡献。原因为何？可以理解为为了宣传毛泽东而忽略了朱德。实际上这个理解站不住脚。作为毛泽东的合作者，朱德形象也应该光辉高大才是。

      所以如此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物，抗日战争领袖，蒋介石。

      现在大家均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一流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日本人或弱势的共产党时均没办法。但是蒋介石一直一生都在打仗。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崛起，就靠军事成绩。面对日本人之前，蒋介石战功赫赫，先后打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以及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所以如此，只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却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政治手腕一流。通过人际关系挖墙角，绝对是超一流，大师级。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一：蒋介石和冯玉祥战争，蒋介石成功策反冯玉祥嫡系，韩复渠和石友三，结果冯玉祥不战而败，通电下野。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二：蒋桂战争，蒋介石敏锐发现，李明瑞和杨腾辉和李宗仁有间隙，立刻送去重金。结果李明瑞和杨腾辉火线倒戈，李宗仁狼狈败走香港。

      蒋介石通过政治手腕控制中央，挟中央以令军阀，对敌手政治人物打压，拉拢对方阵中军人，给钱给官位，百试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必杀技。然而这一招对中共就不灵了。蒋介石派遣黄公略的哥哥去游说，结果黄公略杀了哥哥。蒋介石派人拉拢贺龙，贺龙杀掉来使。彭德怀和徐向前，也不鸟他。

      蒋介石很纳闷：娘希匹，难道共产党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对啊，周佛海张国焘这种老家伙还不是乖乖来投降了么？一定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只要有机会，蒋介石就不会放过。蒋介石抓人际关系的水平堪比苍蝇叮鸡蛋缝隙。

      国共合作合作，对蒋介石而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拉拢共军高级将领的机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劝说彭德怀贺龙，试图勾引林彪。对共军内部威望地位最高的朱德，蒋介石绝对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蒋介石认为，挖朱德，条件更为有利：朱德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在国军内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国军既没像对待贺龙那般去杀朱德全家，也没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去刨祖坟。而且朱德远不像林彪那般离不开毛泽东。

      蒋介石盘算着：能把朱德争取到，作用远胜于张国焘之流。

      所以对待朱德和其他人不一样。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本就是欲望满满的势利眼，给点钱给顶乌纱帽，马上乖乖来请安。李明瑞杨腾飞只是小角色，给点大洋就行了。朱德不同，战争经验（一直在打）、阅历（游离欧洲各国）、地位（当时共产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信念（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一样都不缺。要想拉拢这样一个人，直接送钱许官肯定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蒋介石把他拉人艺术发挥到极致，即荣耀和尊严。

      具体方式就是，对共产党打压同时，对朱德一再提升。

      如果说八路军总司令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称是朱德在共产党军内地位自然体现，那么东路军总指挥就是国民党任命了。如果说这个职位是虚的，那也就算了，卫立煌直接拨六个团给朱德。等到朱德继任，朱德指挥军队，除了共军之外，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和第十七、一一七师之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即使国共合作，两党依然是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唾沫星到处横飞，且有雨点那么大。蒋介石对共军一再打压，想办法限制共军发展，脑袋进水了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朱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抗战大局。当初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时，中共曾考虑用彭德怀代替朱德上任，国民党方面死活不同意。

      蒋介石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两个：一，赢得朱德的信任，二，融化共军。

      非但如此，第二年，蒋介石又把朱德提拔为第二方战区副总指挥。这已经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极致了。要知道当时国军也就五个战区。每个战区老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如冯玉祥、李忠仁、阎锡山、任何一个在当时实力都在共军之上。比如说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那是连蒋介石也动不了的人物。蒋介石的心头肉们，刘峙、陈诚他们也只是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朱德已经很够意思了。

      共产党方面也是极为担心。因为共军很少，放在国军中间，很可能被溶解了。而且共军将领中间，很多人虽然精神崇高，却是没有经过物质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怀那般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建国之后，就有不少干部经受不起腐化，迈入腐败的官僚群体么。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的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此时的朱德，处境相当微妙，即政治上非常危险。那时候，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却又不合时宜的提出跟着国民党走，就为以后的政治失败埋下伏笔。朱德的举动远比王明危险。王明只是嘴上说说，应该相信国民党。朱德却在行动上信任国民党，同时指挥那么多国军和共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

      朱德虽然相信国军，共产党却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在蒋介石眼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都是捣乱的，属于肉中刺类型，能利用，暂时利用，日后还是要找机会消灭的。在毛泽东眼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都是最大的障碍，能利用就利用，利用完之后还是要大打出手的。

      当时的朱德心中没有想这些，他只是从军人的角度上认为，此时两军应该好好配合打仗，才能在日本人面前少吃点亏。所以前后好几次面见蒋介石，商讨共军改编以及作战事宜，看起来接触相当愉快。同时朱德又时顶住毛泽东向左意见。比方说，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为了大局，朱德还是去了。毛泽东不愉快，也没法。

      能够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此纠结之人，共军内部，也只有朱德了。

      朱德这么干需要超人的胆量和地位。没胆量，要退缩了。没地位，被换了。

      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奇迹。青年从军开始，数十年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有胜利追击、有败退逃亡，竟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点伤。护国战争时，有一次朱德跟几个手下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炸死了，朱德安然无恙。年轻的朱德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战斗了。

      抗战中，东线总指挥朱德在前沿使用电台指挥时，身边只有二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二月二十号，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出现在朱德驻地古县，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换成别人未必能镇住。朱德镇定自若，于二十四号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苫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高兴得哇哇乱叫，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群准备把朱德炸个稀巴烂。奇迹出现了，一向严谨的日军竟然乐极出错，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给炸个底朝天。这样的奇迹，放在古代只能发生在帝王身上。同时验证朱德非凡的胆量。薄一波回忆：“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

      或许朱德相信能伤他的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吧。当时，司令部的阎锡山、卫立煌和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朱德战死将在政治、军事上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那个全国大败退的时代，华北失守、山东失守、长三角失守、连阎锡山老巢太原都失守了，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却是少有的亮点，不仅没有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崩溃，而且穿越日军的前锋和防线，进入华北、山东等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根据地。

      开到敌后的不仅仅共军，也有一部分国军。朱德则拍着刘伯承肩膀反复叮嘱：善待友军，给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不要让自己人沾染友军不良嗜好，可谓有幸良苦啊。然而国军不是打游击战的料：官兵不具备游击思想，吃不了游击战的苦。如果蒋介石能把游击战这一块抓后，日后国共战争也不至于败得如此迅速。这些当时有助于国共团结的举动，到后来政治运动中，都可能成为被敲打的口实。

      这期间，朱德和彭德怀归纳总结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果断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且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此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央精神确立了根据地建设方针：“（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

      ——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建设和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朱德利用蒋介石的信任干出来的事业。正是这系列动作，导致了共军在敌后大大发展。等到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双方又因为这些地盘而上演了一部争霸天下的大戏。共产党就是靠这些根据地为本钱，以及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成为了国共争霸的主角。其实国共双方的命运，从国军在敌后无法游击生存这事上就决定了。毕竟战争就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比的不是哪一方娇贵、名气大、手中家伙多，而是生存能力。

      毕竟自古以来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蒋介石一定没有想到，他溶解共军的招数非但没有凑效，反而暴露出自己的命门。不知道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捧过朱德，拉拢过朱德，把拉拢艺术发挥到极点依然没有成功。他想过问题根源之所在么？

      正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战中，朱德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无与伦比的地位完成了自身使命。此时的朱德已经超越了党派，用自己的大气，灵活的游走在时代的丛林中，建立不世功勋。但是这个功勋没有充分宣传，主要因为，强力宣传会涉及到国军和蒋介石。国军和蒋介石一直与共军和毛泽东搞对立，彼此妖魔化。随着时间推移，朱德那宽口雄伟的身躯将越来越清晰。在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大家对此心知肚明。

      战场，就是最残酷的丛林。林彪和粟裕这种人都是丛林里的王者，朱德和毛泽东一样，属于丛林的创作者。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还创作者了政治丛林，朱德在战争丛林中游刃有余，政治丛林中却是门外汉。政治丛林里的王者桂冠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解放战争开始，其他统帅的强势崛起，朱老总的戏份就减轻了，成了稳坐中军的人物。此时的中军营帐，只需要战略规划，离战术指挥已经很远了。战略规划，属于天纵英才的毛泽东。朱德的光芒在逐渐被毛泽东遮盖，却依然余威不减。建国初期，大家还在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喊一段时间就不喊了。朱德用万岁总司令变成国家副主席，变成人大委员长。等到文革到来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停了，忙碌了一辈子的朱德成了一个闲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伤筋动骨的运动，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所以朱德也是注定不能清闲。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和光荣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不是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动他。文化大革命恰好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时代。

怪异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很多事。《二月提纲》之后，又有《五一六通知》，又有林彪谈“政变”以及林彪开出的处女证明。

      特别是五月四号到二十六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计调奠定，局势如惊雷一样，滚滚而来。每一个惊雷都炸了一批人，罗瑞卿拉开文革大幕之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分别遭殃。日后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等人相继遭殃。

      这些惊雷之中，有一个极为怪异，是冲朱德去的。他的遭遇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从高饶事件开始，朱德就不再是那个安然无恙的符号，稍微沾了点边，但是没触及到。

      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讽刺朱德隔靴搔痒，朱德被迫检讨，说明朱德地位已经下降。

      一九六五年低，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朱德糊弄了两句，又被触及到。就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朱德不完全同意：顶峰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大戏开唱，朱德彻底沦为被打击对象。连康生都敢对朱德说：“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在朱德面前，康生不过是跳梁小丑，竟然如此嚣张。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疯狂。康生嚣张的原因竟然是莫须有的理由：朱德想超过毛主席。康生建议朱德：学习林总。

      最疯狂的一幕发生在五月二十三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目的：开会。会议性质：批判会。

      批判会主持人：刘少奇。

      参与者：周恩来，林彪，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他们正好可以凑一桌麻将。他们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建国之后即“高饶反党集团”和“彭黄反党集团”之后的“第三个反党集团”。他们光荣的成了那时代时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主要助手；罗瑞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表面偏向刘少奇；陆定一，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敢于和中央文革唱反调，和刘少奇关系密切；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批判这些人，主要是为了打通通往攻打刘少奇的大道。搞笑的是，主持人偏偏就是刘少奇。

      不禁要问：刘少奇主持会议打倒自己人之际！刘少奇为啥这么干？答曰，这是政治。

      任何好事或者坏事在政治上都会出现。

      刘少奇这么干，说明他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不被打倒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批判彭真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此次批判会触及到军方灵魂人物，伟大的朱德。批判彭真等人之后，刘少奇本人已经自身难保，也没有心思发言批斗了。批斗朱德的，多半是与会之人，批斗的身份和目的各不相同。

      朱德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大意：本人做错了事，对不起革命同志，感谢大家帮助云云。具体实例：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按道理说，朱德如此德高望重之人，检讨一下也就过关了。政治运动说到底也就是权力重新分配。此刻的朱德既不主政也不掌军，挂一个人大委员长的虚职而已。文革开始，人代会已经停开了。而且朱德已经老了，也折腾不动了。但是朱德检讨完毕，大家开火了。这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真伪难辨。但是通篇下来，还是偏真。说话风格、逻辑都让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朱德讲完，林彪第一个开火。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首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是批斗会的管用模式。当初就是竭力把彭德怀和高岗联系在一起，然后再罗织罪名。

      不得不承认，通过几年的磨练，林彪批斗别人的水平比庐山会议时强很多。批判彭德怀那会，用词还比较土。这会就能先文绉绉几句，像不像三分样嘛。

      林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前面刚拽文几句，土话又上来了。罗织罪名用文，指责罪名用土，直接。那个级别的人，光指责是不行的，还需要实际论证。

      林彪：“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是彭德怀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这是林彪的风格，说话和逻辑都是一致的。这个逻辑看起来非常怪异，不像精明的林彪应该说的话，实际上不然，这话是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立场来说的。如果站在毛泽东为核心、以林彪为二号人物看，以道德为指挥大棒，那么这些就能理解了。

      尽管如此，这些话在事实上依然是站不住脚的。彭德怀的问题就不说了，冤。要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却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朱德和彭德怀真的组成一个军事联盟，即使毛泽东也得掂量掂量。其它部分勉强能说得过去。说南昌起义之后是无政府乱走也没错，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但是要说是陈毅指挥去将冈山，那就搞笑了。估计陈毅自己都觉得过火。陈毅一介书生，当时的角色也就是朱德的助手而已。以林彪的性格，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才是。但是既然在那个年代，“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在博物馆展览，林彪偷换一下概念也能理解，为了批判而批判么。当然还不止这些，还要把朱德引向现实问题。

      那么此刻林彪为何要对付朱德呢。事实上，朱德和林彪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说起。二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是林彪心中的痛。因为在那次起义中，林彪并没有如之后历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很多难以忘却的伤疤。

      当时朱德四十一岁，人生已过不惑的老军人；林彪刚刚二十，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埔小军官。在那场诞生了共军的暴动中，朱德是高级军官，林彪是低级军官。起义过程中，两人都没有发挥据定性作用。起义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和才华有着不同程度的施展。危难之时，不惑之年的老军人用尽全身解数，成为那支残兵的中流砥柱；初出茅庐的林彪显然看不见前途，中途开了小车又转回来。

      林彪虽然开过小车，在三河坝中有过动摇，此前丢失过军饷。与此同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展示了军事天才的一面，耒阳一战中，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营，接着又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的一个团，最后，他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一个师，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神话。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思想动摇难免，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朱德发现小伙子不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井冈山会师之前，提拔林彪为营长。正如粟裕一样，朱德也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然而林彪注定为毛泽东而生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林彪投入毛泽东门下。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时，林彪就是少数之中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场争论中，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刘安恭大战数百回合，从此彻底赢得毛泽东的心。

      井冈山之后，朱德虽然一直都是林彪领导。但真正指挥林彪的却是毛泽东。从红一军团长，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到一一五师师长，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到四野司令，林彪一直帮助毛泽东打理军内事务，正如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打理党内事务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复出，开始超越老领导朱德。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帮助毛泽东指责过朱德曰：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整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不老实，想当领袖。等到文革开始，林彪要全面接班掌权时，唯一需要敲打的就是朱德了。因为军内威望高过林彪的就两个，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成了死老虎。朱德虽不掌权，威望还在。要想破除朱德的威望，必须继续敲打朱德，比如罗瑞卿事件中。

      这一次来真的了。既然要批判，那就需要材料。有材料要批判。没有材料，制造材料也要批判。所以在林彪的批判言词中，有不少不合理的私货。这些私货在当时看，其实也不算啥，比起陈毅同志的大帽子，林彪那点私货还是能接受的。同样在这次批判会中。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现在把这几句话单独拿出来，非常不可思议，听起来像造谣，其实不然。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比林彪和朱德关系要亲密。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所以可以把队伍聚集起来，一个原因就是陈毅鼎力相助。当时陈毅还是一个热血书生，豪情满腹，在班超光辉思想指导下干起了投笔从戎的事。周恩来让他去当团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政委），上任之时恰好碰到林彪的军饷给人骗了，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林彪重新得到一份军饷，对陈毅感激不尽。所以上面林彪才说：陈毅指挥队伍上井冈山。

      主力部队失败之后，大车小车乱开之际，只有陈毅坚定不移地站在朱德身边。某日，朱德带着剩下的队伍去了一座叫信丰的山区小城。那里比较闭塞，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起义部队入城后，人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正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在营业。

      士兵刚才山林里进城，饥肠辘辘哇，大家按照旧时习惯搞起了营生。几人到饭馆大吃大喝，吃完就走，饭馆掌柜要钱，有人用枪口对着掌控玩一把幽默：“跟它要吧，枪膛里啥都有，金银元宝、袁大头，样样都有啊，要多少拿多少！”。吃饱喝足之后，又有军人闯入当铺玩另一种幽默：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引线拉出来：“那个老板，称称这个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呀！”当铺老板自然哆嗦着躲一边，毕竟是军人抢劫啊，谁敢拦截？

      朱德听到这种情况自然很生气，心想，我老人家为了伟大理想干革命，可不是带着你这帮小子混黑社会的。当时陈毅是唯一一个团级政工级干部，朱德就派陈毅去处理。陈毅充分发挥自身口才和强力手腕，把大家教育一番，在把带头闹事的毙了，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抢来的东西给还回去。再动情跟大家说：“我的同志哥，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镇的工商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的队伍，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搞定。

      朱德见陈毅动作如此干净利索，很欣慰，当即表示：“今后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从此，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这个格局持续到井冈山。井冈山之初，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组成最初的三人团。直到那次陈毅不小心让毛泽东下岗失业，才淡出最高决策层。长征之后，陈毅和朱德天各一方，一南一北，相隔十年，无恩亦无怨。又过数十年，陈毅和朱德依然没有交集。但是就凭二人老战友的交情，陈毅也不应该去批判朱德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粟裕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陈毅批判粟裕，口气听起来也挺凶，实际上是陈毅的一种政治生存技巧而已。对朱德也一样。陈毅需要生存，就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陈毅让毛泽东下过岗。那是陈毅的政治包袱。陈毅一直背着。所以无论任何人的批斗会，陈毅都会发言，都会说狠话。

      陈毅这些狠话没有任何作用。不管是粟裕或者朱德，还是其他什么人，是否挨批，挨批到什么程度，跟陈毅啥态度没有关系。但——陈毅的态度却可以保存自己。

      了解了这一切就可以明白，陈毅的说的狠话无关痛痒，杀伤力远不如林彪讲的那些。因为陈毅不如林彪有实力。尽管如此，陈毅和林彪的发言，还是让朱德难看。因为在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挨批之后，陈毅和林彪是当时四大野战军中仅有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向朱德发难，相当于往朱德已经不太光辉的身上泼了一瓢墨汁，打击了朱德的威望。

      当然，批斗会不可能只有两个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乌兰夫和薄一波两个人。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要上纲上线，一点也不困难。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这个简直是搞笑了。就算兰花跟政治失意连在一起，也不至于和批判会联系在一起吧。经过这么一点，朱德将要爆发一般。不得不佩服政治语言博大精深。

      乌兰夫，蒙古人，二五年入党，之后一直在内蒙活动。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等等一系列职务，文革受到迫害。从这些履历来看，文革之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中，他是偏向刘少奇的。薄一波就不用说了，一直是刘少奇左膀右臂。他们两个完全没必要批判朱德。

      因为朱德威望越高，对刘少奇他们越有利。朱德威望高，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加大。因为朱德并不是毛泽东的吹捧者。其实乌兰夫和薄一波也是没办法，形势所逼嘛。彭真等人的例子就在眼前，表现不好，下一个反革命肯定跑不了的。

      最有趣的是周恩来发言。这些发言中，唯有周恩来的发言最有水平。现在已经公认，周恩来在文革中干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庐山会议如此，文化大革命如此，批判除掉又是如此。

      那次批斗会上，周恩来的一番话最有味道，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背景。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九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批斗会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处境和性格行为。

      林彪的风格是，批判某人之前，先把某人和之前的死老虎联系起来。批判朱德，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连起来。因为林彪正红得发紫，地位蒸蒸日上。

      周恩来的风格是，批评某人之前先自我批评，再把某人和自己联系起来。在通过自我批评把某人一起批判了。因为周恩来地位并不稳固。

      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王明路线，你有份。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看看，开批斗会没有边际。林彪说陈毅指挥队伍去井冈山会师。周恩来把朱德和张国焘斗争归结于刘伯承和贺龙。思维惊人一致，有没有？

      周恩来：“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夹叙夹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自我批评达到批评别人的目的。如此高水平者，除了周恩来之外，难找出第二个。

      按照角色划分的话。最有理由批判朱德的是林彪。因为他需要上升，需要积累威望人气，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破除朱德威望的办法来积累威望。

      最没有理由批判朱德的就是周恩来。之前已经分析过，在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一个合作者，不论谁是一把手，周恩来都能很好地与之合作，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甚至蒋介石，周恩来都能合作愉快。即使后来刘少奇真正上台，周恩来依然可以扮演一个完美的合作者。周恩来不仅不当一把手，而且不把自己和一把手捆绑在一起，接班人之类的头衔从来不会轮到周恩来。相反，周恩来和一把手中间，总是隐隐约约的隔着个把人，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林彪。这样，周恩来既可以放手干实事，又不至于成为招牌。由于周恩来的处事能力，任何一把手都离不开他。

      周恩来没必要批朱德。因为朱德和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毛泽东身边，和周恩来同一个量级的人物一共也就朱德和刘少奇两个，后来加上一个林彪。这几个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在刘少奇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再把批倒朱德，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反冲地带没了。这样的处境反而对周恩来这样的合作者不利。好在后来林彪填补了刘少奇的空缺，要不然刘少奇到了之后，朱德淡去，周恩来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号人物，也将是文革洪流冲击的对象。有了林彪，周恩来就可以隐在正副统帅身后干实事，那是周恩来乐趣所在。那也正是最后林彪倒了周恩来还在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不愿意批判朱德，却不得不批。那么抛开政治选择不谈，个人关系如何呢。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在法国遇见二十四岁的周恩来时，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就开始了。南昌起义时，二人有过合作。

      二人第一次对等合作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和前三次反围剿不禁相同的战争。前三次主要战术是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要上几口。第四次不一样，敌人力量大增，想要诱敌深入并不容易。红军也人数也增加了，不容易隐蔽。朱德改变了战术，采取直面敌人方式的运动战，在黄陂和东坡两个地方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直接高调陈诚两个精锐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第四次的主要指挥者是朱德，只是这一次朱德的主要合作者由毛泽东变成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主要搞统战去了，朱德依然在军中。

      评价一下二人地位，总体上相当。战争年代，朱德比周恩来重要。和平年代，周恩来重要性超过了朱德。要评价二人关系，还要把那件毛毯拿出来。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当时延安物质贫乏。某日，朱德送别周恩来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

      三七年三月份，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路上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摆脱敌人。匪徒们没有抢到东西，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烂毯子回赠给朱德。在太行山前线，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厚爱朱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毛毯又被烤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来那条烂毯子成了朱德和周恩来二人自己的友谊之毯，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男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温馨呵。伟大的男人总是与众不同。通过光环往里面看一看，总是能看到可贵之处。

      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九十岁的朱德泣不成声。朱德并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好友孙炳文遇害，他哭过。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再次哭了。从欧洲相会，到南昌起义，到第四次反围剿，到开国大典，到文革……一幕幕，说也说不清。最后朱德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当战火和政治风波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好吧，咱们并不遥远，你先走一步，我也不久于人世。半年之后，朱德过世。

      了解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得到如下结论：于情于理于利，周恩来都不应该批判朱德，确实批了朱德。这正字面上的矛盾，透过文字背后就会发现，周恩来实际上不是在批判朱德，而是通过自省的方式在说服、暗示朱德，表个态过关。因为长时间以来，周恩来和朱德都属于核心最高层，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经历过的事，朱德基本上也经历过。周恩来取代过毛泽东，朱德没有。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自身经历告诉朱德该怎么做。

      面对这一系列批判，朱德是怎样的反应呢。心中堵得慌是肯定的。不管他朱老总如何肚大能容，都不可能淡而处之。朱德是这么辩解的。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听起来让人心碎。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发言，贺龙。从罗瑞卿开始，贺龙就不发言了。批判彭真，贺龙闭嘴。批判朱德，贺龙闭嘴。批判刘少奇，贺龙闭嘴。最后，贺龙自己倒了。

隐晦的角落

但是不用担心，朱德是不会被打倒的。现在这么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就当马后炮吧。道理还是可以讲讲的。

      朱德这个级别的人，除非像刘少奇那般走到毛泽东对面，否则都不会被打倒，代价太大了。可以这么简述一下，文化大革命枪口主要对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就毛泽东和刘少奇而言，二人还是几十年同志关系，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之类的。所以不可调和，只因为二人背后站着一个集体。刘少奇的背后就是整个行政系统。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那么大力气，主要是刘少奇背后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一扫光。这个代价大家现在都明白。

      打倒刘少奇的借口，也无非就是被捕那段时间一些隐性东西。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是引申出来的。如果非要打倒朱德，也不是没有借口。因为朱德直接指挥过国军，而且被国军指挥过。借口多的是。比方说东线总指挥问题，就是听从了国民党的任命。和刘少奇不一样，朱德的基础在军界。而年事已高的朱德已经淡出军界，背后那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军方系统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但是如果非要把朱德打翻在地的话，就要牵扯很多人。

      比方说按照林彪的批判，要清算南昌起义之后上井冈山之前那段无政府盲动。那么好吧，在那段时间里，朱德提拔了陈毅，提拔了林彪，提拔了粟裕，是不是也得一起清算？如果清算朱德在井冈山时代和博古李德合作，那么好吧，那时跟着朱德和博古李德合作的人多了，比方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是在朱德指挥下作战。如果清算抗战时期，那么好吧，元帅将军们都在。相当于把本来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的军方重新扯出乱子。按照之前批斗将帅的模式，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粟裕是告洋状、争权，彭德怀是里通外国，贺龙连批斗会都没有，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都是反党反革命。从来没有一个说是以站在为批斗理由。

      朱德在军内是一个盘石一样的人物。有他在，军内象征就在。不同的山头和派系都会聚集在这个巨大的象征之下。打倒朱德，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些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填补之人是否能服众且不说，会比朱德更为淡泊名利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朱德这个人虽然和彭德怀关系不错，为彭德怀说过话；和刘少奇周恩来关系都不错，然而朱德明白、而且谨记：最为重要的那个人还是毛泽东。

      朱德和毛泽东有过不快，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朱德的实力强于毛泽东。要问游击战的源头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井冈山。其实不准确，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领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游荡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一年多的经历，南昌起义时代国民党正规军过度到机动性十足的早期红军。他们就是游击战最早实践者，原因很简单，不搞游击，一两千人早就完蛋了么。主力部队没搞游击，结果在福建潮汕失败了。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军队战法也就延续下来。前三次反围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天才军事思想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朱德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二人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因为毛泽东性格很强势，他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还是朱德指挥。周恩来虽然也在指挥，但人马是朱德的。周恩来只是中央一个外来户。

      可以说井冈山时代，朱德作用至少不低于毛泽东。然而朱德也有缺陷，缺陷就是不能玩政治，注定无法成为领袖。任何时代，单纯的军事将领都无法成为领袖。比方说楚汉争霸。项羽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不能玩政治；刘邦虽然打仗不咋样，却是一流政治家。靠军事的项羽，无法让韩信陈平等人信服，所以他们跑到靠政治的刘邦那里。结果刘邦赢了。帝王领袖里面，武功当属李世民和朱元璋，此二人最终成为领袖，依靠的并非单纯的武功，更多的是政治。李世民能把李靖、屈突通、阿史那思摩、李绩等人安排稳妥，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手腕。同理，朱元璋掌控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蓝玉等人，也是政治手腕。朱德这样一个军事家，是没办法把军事政治同时收拾稳妥的，比方说林彪，本来是跟着朱德的，最后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比方说罗瑞卿，单独上山的才俊，就投入到毛泽东的怀抱而非朱德。

      朱德无法成为领袖，那就要认可一个领袖。朱德对周恩来感觉良好，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感觉更好了。如果周恩来成为领袖，朱德也没话说。如果不是李德瞎摆弄，朱德对博古也没意见。说白了，离开战场的朱德就是一个老农民。即使战场上，看起来也像农民爷爷。他会忠实地执行上级既定政策。比方说第四次反围剿中某次战斗，朱德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扯皮，白白等了二十天。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明知道中央战法不行，朱德也不敢、也不会、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政治水太深了，他没办法测试深度，也没把办法疏导其暗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最痛苦的是谁？是毛泽东吗？他也在痛苦，但很大一部分是为自身生存和前途担忧。真正痛苦的人是朱德。因为井冈山根据地耗费了他无尽的心血。红军队伍，主要是朱德拉扯出来的。死去的那些人，多半是朱德辛勤栽培的。加上朱德本就心地宽厚，痛苦便会加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其他人搞斗争时，朱德才会悲愤到流眼泪。正是此时，朱德把心思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朱德心中应该有这样一把算盘：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更为和善，可是他没能保住瑞金中央根据地，其他人更是不足道。至于毛泽东，为人虽然霸道，有时候不近人情，至少能保住家底。没有家底，一切都免谈。

      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朱德认可了毛泽东。此后的岁月里，朱毛变成毛朱，最后毛变成神，朱处境不佳。朱德对毛泽东看起来若即若离。实际上朱德对毛泽东始终是不离不弃。如果说朱德对毛泽东的忍让和迁就不足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那么就看看最后时刻吧。生命最后时刻，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不顾八十九岁高龄，不是选择养病，而是增加工作量，理由是为了同样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分担工作。

      那么毛泽东对朱德又如何呢，没有文字流露出来。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讽刺过朱德隔靴搔痒。总体上来说，他对朱德还算尊崇的，特别是朱德甘愿逐渐淡去，和刘少奇逐渐浮上水面简直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毛泽东最后没有动朱德。对比一下时不时检讨的周恩来，朱德待遇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为何又把朱德拉出来批？答案很简单，文革全面展开之前，需要一个样板。不能一开始就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政治需要一步步来。除了彭、陆、罗、扬这些人，还需要一个样板，通过这样的一个样板来展现文革的力度和决心。当时中央高层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要打倒的对象，周恩来政治手腕高明，动他难度不比刘少奇小，而且还指望他担任刘少奇案件的组长你。要不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案子唯有毛泽东亲自负责了，江青肯定是压不住的，林彪都未必能摆平。因此，唯有朱德最为合适了。因为朱德资格老、威望高、实力弱。所以有了这场怪异的批斗会。

      而这场批斗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孙炳文之子孙泱因为担任过朱德秘书，被活活打死。贴朱德的大字报。冲击朱德的家。

      而且捏造了一个骇人离奇的案子，号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提供了一份名单，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批判朱德，只是文革的一个步骤。

      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文革的三个基本特点：一，道德大棒高高飞舞；二，没有谁是安全的；三，力度是空前的。有了这个基本常识，就能进入正文了。

第五章  女演员

从江青说起

说起文革，江青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那么就从江青开始说起吧。

      江青有三重身份，女人，玩政治的女人，影响历史的女人。

      女人遍地都是，玩政治的女人不多，玩政治玩到历史留名的更寥寥无几。数千年以来，女人局限于家庭之中，多为生存忙碌，命运较好者也就是学点诗书礼仪之形、相夫教子之道。即便如今，能够快快乐乐生活的女人依然不多。能够涉足于政治的，多半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在玩弄政治，男人通过玩弄政治而统治历史。女人能够玩弄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自家男人早死或早衰。

      吕雉的男人叫刘邦。刘邦搞定了秦末乱世当了皇帝。刘邦又比吕雉死得早。刘邦死后，吕雉就用自己的老辣影响了汉初历史走向，萧何陈平之辈，也得低头装孙子。从吕雉之后，有过不少女人，或是贤淑，或是有才，或是美艳，或者风流，也没有折腾出太大动静。直到武则天出现。武则天的男人也是皇帝，而且比武则天死得早。武则天就利用女人罕见的手腕，把女人的故事推向极致，让天下男人下跪磕头。此后理学兴盛，女人遁入历史，值得说到的，似乎就是秦淮名妓。然而名妓和政治无关。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权复兴。女人不仅仅走出了家庭，而且在此走向政治舞台。才貌双全的宋氏三姐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宋霭龄下嫁捞钱手腕了得的孔祥熙，和财富连接在一起。宋庆龄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献身于理想。宋美龄则下嫁权谋大家蒋介石，伴随权势度过一生。当宋霭龄隐于幕后，暗中操控家族事宜，亲手触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遗愿游走于各个党派之中，赢得广泛尊重。当宋美龄游说于美国，为国民党挣得美援。数十年间，宋氏三姐妹让多少豪杰失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至少有两个女人对时局的影响胜过她们三姐妹。

      一个是慈禧，慈禧的男人很早就死了，她通过自己的谋略摆平了男人们。严格来讲，慈禧应该算十九世纪的女人。她仅仅在二十世纪生活八年。然而慈禧太重要了，她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慈禧之死，意味着清王朝的死亡，也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死亡。慈禧之后，清帝国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死亡已是不可避免。三年后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为这个必然死亡的王朝举行一个死亡仪式而已。

      另一个在政治影响上胜过宋氏三姐妹的，就是江青同志了。江青能在政治上胜过宋氏三姐妹，并非她本人强过比宋氏三姐妹多少，而是她的丈夫强过她们的丈夫。江青的倒台，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即中国政策大转变。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这场转变，在世界历史中也是意义非凡。

      来个中国女性名气排行榜。整个二十世纪，江青的名字将名列前茅。即使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女性排行，江青依然会榜上有名。

      那么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演员。演员当然一直在表演。江青是个与众不同的演员。戏台中的表演水平只是三流，她的主要舞台在生活中。她生活在男人世界里，依靠男人们给自己当背景。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存疑），原名李云鹤，正如那个贫苦古代的时代一样，江青有一个贫苦孤独的童年。祖父李如海本是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到了父亲李德文当家时，仅剩下一个木匠铺。李德文有两个老婆，江青的妈妈是李德文小老婆。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已经六十岁。按说老来得子应该珍惜。李德文脾气粗暴，手里没钱时就打老婆。

      一九一九年元宵节，诸城淮河岸边，有钱人家早早地挂起花灯。李德文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穷困潦倒，一肚子火气。江青的妈妈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抓起一把铁铲就打，先打背，后打手，打断了她的小手指。年幼的江青见状吓得大哭。李德文很烦，甩手就是一巴掌，打掉江青一颗牙齿。江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了，背起她离家出走。

      江妈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只有力气没有文化，出走之后，靠着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江青曾回忆：“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如此童年，似乎过于残酷了一点，然而没有办法，时代就是那样。和同时代的宋家三朵骄花相比，江青只是一株顽强的野草。

      野草不如娇花鲜艳夺目，但生命力却有过之。

      江青的妈妈曾经在诸城姓张的地主家当过用人。张家有位二少爷叫张少卿，当时十五六岁。这位张家二少爷进过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大学特委支部书记，最后和王明联系上了，去苏联。在苏联，这位二少爷给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那名字音译过来就两个字，康生。此后，世人皆知康生，而不记得张少卿或张家二少爷为何人。正是这层关系，三十年代，江青在延安的一切才顺利过关。

      江青念完小学便进入山东实验剧院学话剧。那一年，她十五岁。那是江青人生的转折点，让他有机会从春姑变成电影演员。那段时间生活相当充实，认识梁实秋，结实沈从文，学话剧，当演员，有滋有味的。这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江青依然赤贫。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年，修说满足那日益觉醒的爱美之心，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取暖。

      一九三一年，十七岁的江青回到济南，剧社一个小角色，类似跑龙套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是战乱年代，工作本就不好找，江青既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没有家庭背景，怎么办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某日，江青在《湖上修事》出场，引起一位富家公子的喝彩。他便是裴明伦。裴明伦家境不错，算个富二代；人长相也不错，是个帅哥；学历也还行，当时中学毕业，和现在大学毕业一样值钱。裴明伦大江青几岁，被江青迷倒了，壮胆给江青写了几封情书，成了江青一生中第一个求爱者。

      性格方面，裴明伦宽厚斯文，是个可靠之人。和一般意义上喜欢玩票的富二代不同，裴明伦真心喜欢文艺，对待江青也是真心的。江青了解这一切之后，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当时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毕竟当时演员的地位不高，常常食不果腹，毕竟江青当时在演艺界没有任何地位，想找一个年轻、有钱、又喜欢自个的伴并不容易。江青决定嫁给裴明伦，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就这样，十七岁的江青坐着一台挂着大红花的轿子，在传统的唢呐声中嫁入“豪门”，成了裴妇人。

      现实是残酷的：江青是给野性子，别指望她能适应裴家一系列家规。在江青看来，裴家因循守旧、生活单调乏味、婆婆古怪。和所有年轻女孩子一样，她要睡懒觉，不懂得如何与婆婆相处，总是和一些在裴家看来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聚会等等，把生活当成舞台。站在裴家角度上看，如果是大小姐也就算了，勉强迁就，一个小戏子还这么着，丢人。

      双方矛盾一大堆，麻烦一大堆。虽然有吃有住了，但是江青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是接触过梁实秋、沈从文的新潮姑娘，个性相当要强，不愿当小媳妇。她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去消耗那多余的激情。两个月之后，江青离开了裴家，去了青岛。

      此时江青，是一个敢于为了个性而放弃幸福生活的姑娘。

      青岛当时是外国势力范围，生活花样远胜济南。江青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偶尔去中文系旁听一下。彼时彼处，江青认识了大她三岁的物理系学生黄敬。

生活和舞台

如果说斯文而略显保守的裴明伦无法满足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黄敬可以说是完美的人选，可以说是裴明伦的加强版。

      黄敬真名叫俞启威，绍兴俞氏家族的三少爷。俞家和曾国藩家有过姻亲，俞启威的爷爷当过鲁迅的老师。俞家很有钱，在很多大都市都有豪宅。俞启威的爸爸留学日本和德国，当过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局长。俞家三公子俞启威更绝，身为官僚大族公子哥，放着吃喝玩乐的日子不过、满腔热血为穷人闹天下，而且在白色恐怖时代秘密加入共产党，与众不同的风流人物。认识江青时，黄敬任是个地下党。

      江青和黄敬初相识时，二人差别非常大。黄敬出身名门世家，英俊潇洒。江青不过是个土包子，虽有姿色，但称不上绝色美人。能彼此吸引，是因为二人皆为不安分的主。江青的精神是动荡不安的，正是这动荡不安的精神支持她在乱世生存下来。黄敬的思想是激进的，不然不会当地下党。虽然现实诸多差异，精神相似性让二人走在一起：他们结合了，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即同居。黄敬的激进言行引导了江青那骚动不安的思想。于是江青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需要冒被捕杀头危险的地下党。两个月后，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和组织失去联系。

      那个时代地下党被捕后果很严重的，要知道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很多有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等都被咔嚓了。然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和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俞家没有武力，却有足够多的金钱，很快就把三公子给捞出来了。

      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看，黄敬都是江青一个很好的归宿，然而二人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俞家强烈反对。黄敬的姐姐因为要学演戏，他爸爸认为戏子有辱门厅，要断绝父女关系，指望俞家接受江青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土戏子，那是难如登天。任凭黄敬磨破嘴皮子，他妈妈就是不让江青进门。于是黄敬和江青一起去了北平。俞家更狠，断绝了黄敬的生活费。这一招太狠了。江青在北平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到上海的江青被捕了。

      江青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被保释出来。好在她是个小角色，也就无所谓了。政府可以忽视她那样的小角色，但是命运不会。一个年轻女人，孤身在上海滩闯荡，衣食住行就很成问题。这些问题在江青那里好像不是问题，她把名字从李云鹤改为蓝萍，决定成为明星！

      首先她得到一个话剧主演的机会，就是她日后赖以得意的作品《娜啦》，改编自易普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演出效果很不错，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并不是江青演技有多高。而剧中主角的个性和江青非常相似，因此她无须演技，只要本色演出就行，于是成了小明星。

      二十一岁的江青有点飘飘然了，决定进军电影届，从小明星成为大明星，取代蝴蝶，红遍上海滩，哈哈哈。为了这个梦想，江青做足了功课。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唐纳。

      唐纳苏州人，和江青同年，典型的江南文人：眉清目秀，情感丰富细腻，性格优柔寡断。然而江青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唐纳的身份，演员、编剧、影评人。唐纳写影评，文笔流畅，言词适中，评价中肯，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唐纳在电影界也有不错的知名度，而他手中的那支笔既能捧人也能贬人。江青看中了那支笔。也就是说江青打算一边恋爱一边搞宣传，爱情事业双丰收。作为一个孤身闯荡上海滩的外地女艺人，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宣传方式了。

      江青并不十分漂亮，甚至有一颗门牙还是黄色的。在大上海俊男靓女满把抓的地方，想要宣传谈何容易啊。但是她足够机灵，很快便收服了唐纳。

      唐纳回忆“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

      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这也从侧门反应出江青的性格，敢作敢为。

      关于两人相见、相识、相爱的过程，当年新闻如此描述：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

      二人还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半年之后，江青唐纳等六人组成三对夫妻到六和塔在旅行中举行婚礼。唐纳如此设想：六和塔又名六合塔，矗立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当时新闻界再次轰动，认为有趣。连上海法学院院长、著名大律师、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也觉得有趣，兴致勃勃跑过来当证婚人。

      尽管如此，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改变。电影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成本小，一群热心人士把世界名著改编一下就能表演了。而电影是需要成本的，需要砸钱的。明显背后都有权贵支撑的，什么干爹啊之类的角色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三流外地菜鸟砸钱？有啥好处吗？唐纳手中有笔，心中有才，可是口袋里没钱，即使把自己赔进去帮助江青造势，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江青只懂得制造新闻，不懂得新闻背后的利益动机，所以即使制造出新闻依然于事无补。如果把场景转换一下，看一看文革时代的江青，不停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每天处于风口浪尖，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背后的权力关系。到最后，靠山倒下之后，她依然是一无所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江青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新闻不够强悍，便继续制造新闻。

      六和塔浪漫婚礼之后仅仅两个月，江青制造了更为轰动的新闻。三六年五月份，江青以回济南探母为名，一去不归。唐纳在上海心如火燎。六月二十三号，上海的唐纳接到江青写来的一封信。概括起来就是，我走了，不要怪我。虽然彼此相爱，虽然轰轰烈烈，虽然很浪漫，却没有前途了。就当我死了。

      唐纳一看，脊梁骨发凉，立刻马上乘车去济南，脑袋里盘旋着江青日常用语：“爱我是痛苦的。”唐纳急匆匆到江青家，首次见到江青的妈妈和姐姐。“云鹤不在家。”“她上哪儿去了？”“她不在济南！”“不在济南？她在哪儿？”“她没说，俺不知道！”“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十几天了！”唐纳告辞。第二天清早，再去江家敲门，依然不在。中午再去敲门，还是不在。晚上依然如故。

      江青真的不在，她去北平看望黄敬了。黄敬去北京后，上了北大，又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正是在黄敬的指引下，江青才去了延安。延安审干，除了康生帮忙，是黄敬证明江青很早就是共产党员。江青才安然过关的。解放后黄敬曾任天津市委书记，被毛泽东训斥一番之后，有些抑郁，五八年去世。

      一九三五年的北平已是高危地带，日本步步紧逼，别说发展前途，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学生正在南下，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就是薛明和叶群。只是此时的叶群和江青还在人生低潮，素不相识。

      这边痴爱着江青的唐纳毫不知情，彻底绝望。他本是感情丰富性格软弱之人，遇到重大打击，感情便淹没理智。怎么办呢，没有活头了，那就不活了呗。他记起那部两人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男角追求江青饰演的女角，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了。他决定人生如戏：药店买很多消毒用的酒精和红头火柴。

      绝望之极的唐纳留下遗书：阿苹，我最亲爱的：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这是开头部分，中间啰嗦了一大堆琐事，结尾如下：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沧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

      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应当佩服唐纳的才华，看这哀伤的文字，绝不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名著之间虚构而出的生离死别。

      然而唐纳先生没想到的是，戏和人生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自杀，做不到位也无法成功。他喝了很多消毒酒精、吞了很多红头火柴，结果没死掉，被茶房送医院去了。一次不成功没关系，那就两次，两次不成功，那就三次。搞的大夫通宵守在床边。唐纳还是没死成。当然以后还有自杀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想为某个人去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情敌，那就不死了。最关键的是江青在北平待不下去，只好南下回到唐纳身边，和他一起回上海。而她这么做的目的达到了。

      江青要干啥呢，要新闻。这是江青刻意制造的新闻。她了解唐纳，知道唐纳在那种情况下会折腾出动静来。唐纳的表现可以说超出了江青的期望值。才子唐纳为情自杀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现实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陶行知都惊动了，写诗勉励唐纳。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江青的名字笼罩上海滩。江青回到上海之后，媒体争相采访。这正是江青想要的：提升知名度，积累人气，成为上海滩明星。

      可惜，还是虚名。这些泡沫一样想虚名没能改变江青在电影界的处境。还是那句话，电影是个砸钱的买卖，有钱之人都是人精。没有切实的基础，没有人轻易愿意为虚名砸钱。江青好不容易演了一部电影《王老五》，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硬是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非常不满，大义凌然曰“中国是没有汉奸的”！把片子删得七七八八，驴唇不对马嘴。

      虽然江青电影事业没改有改变，但她却用实际行动导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戏。这场戏很精彩不是么？在那个男人玩弄女人如同换衣服一样方便的年代，江青能把男人玩弄股掌之间，也算不简单呵。而且这出戏还没有结尾的迹象。

      江青和唐纳虽然和好了，实际已有裂痕。明星梦的破灭让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更为动荡不安。加上唐纳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两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苏州男人和山东女人，性格上本就相去甚远，再加上志趣不同，按照当事人回忆，那就是很热闹：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时不时吵到朋友家，偶尔还大打出手。

      无奈之际，江青又想起老本行，话剧。要回话剧界，她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就是章泯。章泯是话剧导演，在话剧界威望很高。进入延安之前，如果说有谁真正帮助过江青的话，就是章泯。江青主演的话剧《哪啦》就是章泯导演的。章泯和江青关系拉近之后，就和原来的妇人离婚了。章泯真正帮助江青，让她出演《大雷雨》。正是因为章泯真心提携，二十年后，江青成为文革旗手，上海滩“旧戏子”凡是能够得着的，均遭清算，比方说金山同志，就在监狱里享受了好一段时间。比方说和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女士，虽然有才有貌，却成了美国特务，光荣进入秦城监狱。大活人入狱，七年之后身死魂灭。同时入狱的还有王莹丈夫谢和赓，若干年之后经周恩直接干预下出狱时，人已经痴傻了。

      有例外么，有，只有章泯例外。

      江青和章泯的关系惹得唐纳再一次上演自杀好戏。在这自杀连续剧第二季中，唐纳不再是喝酒精吞火柴，而是跳黄浦江。然而唐纳命大，再一次没死。唐纳这次自杀，导致舆论对江青大为不利。江青苦心经营的人气没了，明星梦也没了。

      当时二人的关系，有江青写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地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实事求是，符合逻辑，言辞犀利。文如此，人亦如此。

      ——江青的舞台并不是布局中的舞台，而是真实的人生。她在人生中的表演远比舞台上真实给力。所以说江青是个戏子，一个把人生当戏来演的戏子。至此，她的表演才来开一个序幕，高潮尚未到来。二胡年后，江青再次驾临上海，所有人都得匍匐称臣。前后场景转变之巨大，应该是江青也没想的吧。

      此后抗战开始，唐纳和江青再无见面，直到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唐纳当时以记者身份在重庆。江青去重庆治牙，约唐纳见面，唐纳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回绝之。此后唐纳另结新欢，移居国外，晚年在法国经营一家中餐馆，生活幸福。如果留在国内，文革之中应该享受特别待遇吧。

在毛泽东身边

从裴明伦到黄敬到唐纳到章泯，这些人都不错，要么富家子弟，要么才子，要么精英，放在任何时候在大众之中都是抢手货，然而他们这些人终于没能留住江青。裴明伦为了和十六岁的土包子恋爱，瞒住家人，最后用花轿把江青抬回家，可以说真心实意。黄敬为了江青，也和妈妈争执，从上海出走北京，一帮再帮，诚意可见。至于唐纳，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不用解释了吧。就连地位颇高的章泯，也因为江青放弃妻子。而江青不过是一个从破裂之家走出来的人。抛却政治问题被抹黑。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至少前期的江青，就算不是十分漂亮，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她的魅力在哪里呢，应该说比较前卫大胆吧。放在现在不算啥，但是在那个女人依然裹小脚，依然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就显得很耀眼了。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有问题，而是那个年代中国积弱不振。热血有志之士对传统东西不怎么待见。江青以新女性的姿势出现时，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她第一次见到唐纳，便告诉他，她是革命党人。唐纳听了之后佩服不已。唐纳性格虽然随和，却也佩服革命党那种刚硬的作风，便对眼前女人好感倍增。正因如此，她才能让一个个优秀的男人变成生活的背景。所以说，任何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身独特之处。 

      明星梦没有了，日本人来了，江青去了延安，遇见生命中最重要一个男人，毛泽东。最终在毛泽东身边，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大大的明星，一个现实中大大的明星。

      江青延安一行并不容易。那个时代和现代不一样，上海也不大，也就虹口、闸北、闵行、徐汇那一块，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荒凉呢，放现在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规模。当时的延安更是巴掌大一小块地，比当今一个小集镇大不了多少。这样两个地方联系起来非常困难的，至少比现在困难很多。

      至于交通那就不用说了，延安虽然有个破机场，只有非常牛叉的人物才有资格在上面降落的。火车，没有；轮船，没有；汽车，没有直达的。一个女人要克服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让一个上海女孩到延安一趟，估计也是娇气好一段时间。江青好歹也是个明星，好歹被众人捧过，小有知名度。

      从上海到延安数千里路不说。当时兵荒马乱的，贼盗横行，弄不好被强盗绑了，撕票也不一定。当时大小军阀比现在黑帮还多，到处抓美女结婚，比现在各种二代强悍多了。一小女子要过这一段并不容易。

      这还不是最为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上海到延安要经历双重盘查，国民党要查，共产党也要查。当时国共合作，芥蒂却很深。往延安跑，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间谍，跑去送情报的。共产党以为是国民党间谍，跑去刺探偷窥的。要去延安需要组织关系，也就是介绍信之类的证明。经过一系列周折之后，江青终于从博古那里弄到证明信。

      然而延安虽然号称革命圣地，却是生活苦寒之地。

      上海和延安是两个世界。在上海可以住公寓，延安只能住民房或窑洞。上海有自来水，虽然质量有时出点问题，吃喝拉撒却也方便；延安只能在河里淘米洗菜。上海可以灯红酒绿，好吃好喝好睡；延安只能喝小米粥，吃小土豆，偶尔见点肉星。上海可以在黄浦江岸边吹吹风，延安只能吹来着黄土高坡的风。即使上厕所，上海有马桶，延安只能蹲苍蝇乱飞的粪坑……差别太大了。

      那么江青为啥要去延安那地方。原因有性格上的，也有现实意义上的。江青就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性格。在日本人占领山东，紧逼上海之后，江青已经无处可去。依据她的性格，她需要一个立足之地。全国虽大，能容纳她的地方却不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另一个极端之处吧，就延安了。延安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黄敬也去了延安，而且小有名气。在江青交往的男人中，黄敬是唯一一个能从精神上影响江青的。但是不能说她为黄敬去延安。主要还是她那动荡不安的性格。黄敬的作用是证明江青曾经是党员，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

      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来了延安又走了，江青留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再一次改名，不再是蓝萍，而是江青。江青，取于唐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即江青，篮，即蓝萍。江青胜过蓝萍，那就再干一番事业。心若在，梦就在，不过是从心开始，从头再来。

      虽然延安和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没得比。但是江青很快就发现延安是个好地方。因为在这里她有了表演舞台。在上海，她只是一个三流明明星，挖空心思制造新闻，也只是博得他人一笑，这里不一样，她成了高技术人才，物以稀为贵。

      当时的延安虽然人才济济，能玩枪的有很多，能玩舌头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既可以玩枪也可以玩舌头，但是女人很少，有姿色的女人更少，有姿色有能演戏的就更少了。而江青就这样成为稀有之物，一下子身价大增。在上海，挤破头皮赢得一个小角色，还被人批来批去；延安不一样，随便演一演，就有中央首长来观看。那些人不仅观看，还会真心欣赏，还不挑刺，还会鼓掌叫好，还会亲切慰问演员，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成就感。这些人虽然衣着打扮上不如大上海的商贾公子哥，但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其威势和魄力远非上海滩那些装逼的家伙能比。精神世界更是坚如磐石，让动荡不安的江青有了安定下来的感觉。

      关于江青如何与毛泽东走到一起，很多版本。

      传说中的版本：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然后彼此印象良好，良好变成亲密。——徐明清同志根本就不是和江青一起去延安的。而且江青在延安小旅馆里闷了很久。所以这是不靠谱的。

      八卦版本：江青演《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得很好，把桂英同志演得英俊潇洒，活活灵活现，据说毛泽东也去看了戏，很高兴，使劲鼓掌。江青同志感动之余灵机一动，第二天找康斯同志带领，去毛泽东那里请教文艺问题。另有八卦版本曰，不是《打渔杀家》，而是《被糟蹋的女人》进入视野的。又有八卦曰，是《锁在柜子里》。

      不管是哪个版本，可以证明两件事：一，延安的江青相当活跃；二，毛泽东看过江青演戏。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又有秘史版本，而且比较详细。

      《江青秘史》记载：出入中央党校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下午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

      听报告时，江青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等等等等。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类似的秘史版本，还有好几个，大同小异，也不稀奇。只是开会的时间地方不太一样。当然，这事也可能发生好几遍。单看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太可靠，都有漏洞。但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也不外这些途径了。因为专业不一样嘛，毛泽东搞政治军事，江青演戏，能接触的方式大致也就这么多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江青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着百折不挠之决心，结局往往是乐观的。

江青的魅力

不论如何，江青成功了，她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男人，这个男人比任何人都有魄力，思想行为超过所有人。——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终于平静了。如果是他的精神是一阵旋风，那么毛泽东就是大山。旋风进入大山，终究要安定下来。

      下面又有一个新问题，毛泽东为何能看上江青呢。要知道江青那些破事，瞒别人可以，绝对瞒不了毛泽东，中央特务们的办事能力可不是盖的，连蒋介石都防不住。而且毛泽东当时的法定妻子贺子珍还在。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之人，凡是他想，必然去做；凡是他爱，必然去做；凡是他恨，必然去做。而且总是能做到。贺子珍虽然是他妻子，去了苏联，而且两个人关系并不和谐，感情也不是融洽。贺子珍是老革命老红军，性格好强，而且不会隐藏女人惯有的嫉妒心。比方说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去延安采访，带一位女翻译去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换成一般情况无所谓。然而对方是女人，问题就大了。贺子珍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自然十分不满，打翻好几碗纯正的老陈醋。

      后来贺子珍去了苏联养病，毛泽东更无聊了。当时毛泽东四十四岁了，很多工作要做，干活干到很晚。好不容易下班，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就在毛泽东感情空虚的时候，江青出现了。贺子珍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江青没法比的。但江青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女人味。比起贺子珍的刚强和多疑，江青更有魅力。

      如果说大上海的江青是一个风流女郎，延安的江青成了另外一个人。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曾经的艳丽的长发扎起之后多了几分朴实。艳妆不穿了，入乡随俗。尽管入了乡，并不俗，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表情活泼丰富。再配上不差的容貌，在延安如同野地里的玫瑰，已经非常非常显眼了。

      在个人能力方面，虽然和蝴蝶、阮玲玉等人比起来，江青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那些一流二流演员都不在延安，三流的江青就变成一流的。特别是在老本行话剧这一块，在延安可是台柱型的人物呵。每次登台，都能让观看的大人物们鼓掌致意。——虽然文凭没有，但是才华在，让人刮目相看。而当时共产党中间，有的是大老粗。

      此外，江青同志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可以写文章，写给唐纳的公开信文采就不错嘛。而且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尤其不错。——表示江青是一个用功的人，不是那种善于抱怨之辈。无论何时，用功远比抱怨重要。

      另外，江青也有豪爽的一面：她很喜欢骑马，驯烈马，越烈的马越爱骑。当初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好马，江青就高兴得不行。骑马，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骑马虽然英武，却不过火。英武过火，女人男性化，便失去可爱柔美，比方说秋瑾，英武得像个男人。爱骑马的江青就不爱打枪。虽然很爱打扑克，却也喜欢织毛线。织毛衣能增加女人味道。江青的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而且很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战争年代物质紧缺，许多高级将领都要自己动手做衣服，比方说徐向前、比方说粟裕曾是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江青这一手无疑让毛泽东心里暖暖的。

      延安的江青能承受简朴的生活，能接近群众，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调和一下情绪。相当于给一群大老爷们额外奖励。

      如此这般只表明，当年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人，非常有女人味。一个人在政治上失败了，不见得其他方面就差劲。如果不折腾，生活中的江青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从她想追求男人从无失手就能看出来。虽然她的理论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在毛泽东身边需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女人味。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要有女人味的女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约法三章

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实际意义上的领袖，代表新生向上；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绯闻满身的旧戏子，意味着腐朽落后，不仅和国民党高官有往来，而且被捕过，是否有过变节行为亦未可知。康生临死之前曾痛过关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揭发：江青是叛徒。大概就是指上海被捕吧。江青和毛泽东搞关系，不用别人说，党内就反对声一大片。

      当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盟友，书生一个，为人处世原则性非常强，正常情况下都会对毛泽东的行为表示认同。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不能说张闻天就错了，但政治和生活终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同志，毛泽东的对头，依然在百忙之中写个材料，表明“此人不宜和主席结婚”。

      但也有人支持，善于投机钻营拍马屁的康生最为积极。贺龙是另外一个支持者，大手一拍曰，堂堂一个大主席，娶一个女人有啥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毙了他！

      毛泽东要做的事，基本没人能拦住。所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号，延安窑洞，两桌子酒菜，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于十年之前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婚相比，土得掉渣。就连礼炮也是日本送来的——飞机扔下来的炸弹。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一直有一个针对江青的传言：约法三章。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

      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几个版本就如同评书，都有漏洞，比方说版本之一里面第二条，不准抛头露面。啥意思？蹲监狱还能放风呢。政治局会规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么？版本之二第二条，当毛泽东的助受却不能干预政策的决定，瞎扯嘛。等毛泽东制定政策需要女人干预时，早就完蛋了。第三个版本第一条，不准再娶，要是江青死了呢？让毛泽东当光棍不成？政治局那些人才不会如此低能呢。

      李银桥曾经否认过约法三章之事，他的理由：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虽然李银桥长期担任毛泽东侍卫长，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他没有经历过。即使真的有约法三章，能跟毛泽东约法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可能把那事透露给一个小侍卫的。

      后来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根据是王若飞的日记。王若飞，生于一八九六年，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过日本、欧洲，二二年入党；指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蹲过监狱。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两年后任中央秘书长，有可能接触到所谓约法之事。四六年，王若飞和叶挺、博古一道，坠机而亡。之后国民党攻克延安，得到王若飞日记，之后将约法三章之事公之于众，但至今未见原始记录，依然不能作为凭据。如果这是真的，江青也不能算违规，因为江青进入政治局，确实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之前她只是参与“文化”活动而已。

      个人认为，所谓约法三章，更可能不存在。在当时情形来看，中央政治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在乎一个小小的江青玩花样？要知道江青的特长也就是演戏而已，玩政治？中央党校的纪律她都未必能搞清楚。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最多就是给人落下一点点口实而已。即使有约法，最多也就是一种默契的君子协定，让江青不要过于活跃，出来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格，形象问题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江青同志狠狠的修理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连孙维世和金山都不放过。

      战争时代，江青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把毛泽东照顾得很好。躲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一副听话懂事乖巧可人的小媳妇模样。此时的江青还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政治欲望。

      就要像演一出戏，不了解舞台的新人肯定要小心翼翼了解情况、慢慢适应舞台的。成了毛泽东妇人的江青，就成了中共舞台上的一个新人，谨小慎微的进入角色。当时高层妇人中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只有后的叶群比她资历差。当时叶群也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精心挑选追求者，若干年后才等到林彪。

第六章  江青的武器和对手

从一九三八年，江青住进毛泽东延安窑洞开始，到六十年代登上舞台，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江青基本上是个沉默的主妇。这期间，她生了一个孩子，去过不少地方观光、治病等等。江青倒台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江青是个阴险的人，一条毒蛇，一直潜伏在毛泽东身边寻找机会，终于在二十年后找到机会，释放身上的毒液。应该说这种解释相当扯。

      一九三八年之前的江青，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娱乐圈人士，除了精神更为动荡不安之外，和现在娱乐圈那些爱折腾的女人并无不同。然而等到六十年代，江青重新走上舞台之际，已经像个政客了，拉人、整人等本领已经像模像样，完成了从表演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中间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江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她的家庭有点特殊。在延安窑洞里居住的那些人，都是精英呵。特别是毛泽东的窑洞里，有资格进出往来的都是哪些人？要么是显赫的一方诸侯，要么百战将军，这些人的实力和谋略都是第一流的。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一个人都是人杰，每一次会议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每一次接触中，那谈笑之间，天下风云就决定了。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关二十年，性格必然转变。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嘛。同理，把一个人放在谋略圈子的核心放二十年，日日观察揣摩，就能学到很多手腕。

      江青的政治本领哪里来的？学的。江青只是一个女人，意志并不坚强，本就容易受影响。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拍拍戏之类的，正常女人逛街啊什么的正常娱乐，根本没份。因为整个延安连柴米油盐都无法供应。而且窑洞之外炮火连天。终日跟在毛泽东身边，接触到的就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类的谋略技术。毛泽东那份雄才大略是学不来的，但毛泽东雄才大略展现的手腕却可以学一点的，比葫芦画瓢呗，又不难。后来过程看，江青学毛泽东，也就学到一点皮毛。

      就是这一点点皮毛，已经足够很多人吃不了兜子走。

      进入北京之后，江青过起了贵妇人生活，衣食住行自不必说，所到之处皆有掌声，所干之事皆有人奉承。奉承她的人还都是学养深厚的理论家，如康生同志，不仅骂人不吐脏字，拍马屁时也可以于无声处见真功。那种生活状态下的江青，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都红女皇。这个称呼虽然很架势，生活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闲来无事，看电影，从国外买点干货，接受技术含量颇高的马屁。因为当时大家在轰轰烈烈搞建设，江青学的那些谋略技术暂时尚无用武之地。就算闷得发慌，也没辙。

      和所有爱折腾、不知天高地厚、任性傲慢的女人一样，江青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加上她本来就眼界颇高，又是第一妇人，随着毛泽东的地位巩固和提升，能看得上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比方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比方说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然而她们表面上对江青客客气气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那般俯首帖耳，让江青很惆怅。因为在江青看来，既然毛泽东在男人之中是领袖，那么领袖的老婆就应该是女人之中的领袖。

      ——历史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总会等到表演机会。

      前面说过，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发生很多事，战争、剿匪、反右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江青都差不上嘴。即使是闹得天翻地覆的庐山会议，作为第一妇人的江青也就是拍几张照片而已。世道很快变了。大饥荒的到来，不仅仅打破了建国十年间坚持的建设主旋律，而且把中国政坛上能量最大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向对立面。

      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分歧开始，到小四清运动，到大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猛烈。这些风浪如同狂风一样席卷了所有人。身为第一妇人、过了二十多年不平静生活、本领就不安分的江青同志自然而然的卷入其中，且表现极为拉风。

样板戏

一般女人四五十岁之后，也是精神重新动荡之时，孩子大了，年龄也大了，爱情的魔力已经淡去，家庭的温馨也开始褪色。需要重新找点活干干，健身美容啊、做生意赚钱啊、拾起年轻时代的兴趣爱好啊等等。江青也不例外，过犹不及。因为她不需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连叠被子都不用自己干，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见个面都要先打招呼。

      经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江青已经了解了政治舞台，正如了解表演舞台一般。她决定表演了。江青需要干点事，也就是捞点资本。有了资本才好炫耀。江青观察了身边那些人，那些在中央政治局出没之人，都是身经百战，要么战场，要么会场，或者兼而有之，都有自己的资本。江青明白，她需要资本。

      如何表演呢，那就从本行开始吧。既然出身戏子，那就从戏开始吧。

      戏和政治有某些相似之处。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一种高级表演。但是在现实中，戏和政治还是很难扯到一起，但是江青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可以把戏和政治牵扯到一起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当国家强势，知识分子必然遭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代打屁股、康乾时代文字狱，莫不如此，只有盛唐时期还不错。新中国诞生之初，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反右派。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命不好，因为从古至今，政治体制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而且长时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非常值得分析，只是限于篇幅和题材，这里只能略过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乌鸦横飞。笔下有千言（都是抄来的），口中巨浪狂翻（都是唾沫）；脑中又有面和水，而且常常摇头晃脑成为浆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凡是强势的政治领袖，都想清除这种烦人的声音。清除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扩大化，伤害到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当初反右派为了搞经济建设，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也就是经济建设失败之后，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几年间，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显神通，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所谓文化界呢，自然也不会落下。唯有如此背景，戏和政治才能联系到一起，江青的机会来了。江青决定插手文化界。按照当时江青的身份，当演员已经不现实了。而且演员那点风光已经无法满足江青。因此她决定重新自我定位，幕后操盘。也就是说要当文化界的旗手。正如毛泽东操控政治那般。方法就是搞样板戏。

      六十年代在北京的江青已经不是三十年代那个为了一个电影角色争得头部血流的戏子了，已经升华了，升华为政治戏子。二十多年学到东西终于有机会使用了。在政治上，她那点手段算不了啥，在文化界已经足够使用。

      什么是样板戏呢，所谓样板戏，简单一点说，就是官方戏剧。官方之前没有规定啥戏剧，后来要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意义的作品。戏剧的内容要求以工农兵为主题，反应社会主义特色的戏。按照那个标准，鬼啊怪啊（惊悚悬疑类的）不能演的、才子佳人（肥皂泡沫类）不能演、王侯将相（古装剧）不能演、外国戏剧也不能演。动作片、爱情片之类的当时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文艺节目统统下马了。

      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一点？确实太严格了。当时国情是大饥荒刚刚过完，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当于吸食精神鸦片。中国是一个善于吸食精神鸦片的民族，每当困难时期，精神鸦片特别刺眼。比方说南朝靡靡之音，明末秦淮名妓，清末民国时代遍布天下的妓女。毛泽东决定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时，另一边就是要整顿一下文化界。这是由历史传统的，比方说延安整风时代，就整顿了文化界。只有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可能出来抓一戏剧，才有机会成为文化旗手。江青同志为了所谓革命事业，决定很抓样板戏，干点事给那些男人看看。

      江青抓到的第一个样板戏叫《李慧娘》。这出戏本是江青诸城老乡孟超编写的：一个权奸霸占一个美女，美女爱上一个美男；权奸很生气，杀了美女，把美男关押了；地狱判官同情美女鬼，法外开恩，准美女鬼还阳解救美男；最后正义得到伸张。

      孟超编写剧本时，康生同志以老乡兼内行人的身份指出：这出戏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上演时，康生拼命鼓掌曰：“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同时观看的还有孟超老朋友廖沫沙。当时有人质疑说，咱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还摆弄这些老古董干嘛。廖沫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廖沫沙写到：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既没有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批判啥，就是普通的一个评论。如果不是和政治挂钩，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然而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份。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彭德怀写下《八万言书》，引出来所谓翻案风。为了批判这股风气，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了反动派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新形势。江青一看机会来了，就选择《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为突破口，大加批判，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江青同志当时还没有什么能量，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客客气气的招待她喝茶，然后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表示惆怅，很没面子。还好她有个好老乡，康生同志。康生当时政治局补侯委员，在庐山活跃一把之后，七千人大会上嗅到了斗争风波。在政治斗争上面，康生是不会失败的。于是他看准时机，来个一把八十度华丽大专生，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同志有眼不识“鬼戏泛滥”。于是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接下来的情况就太俗套了，相关人士该写检讨写检讨，该挨批斗挨批斗。

      在康生同志配合之下，江青初尝胜利快感。她决定乘胜出击，扩大胜利果实。随着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风浪越来越高，江青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

      只从江青重出江湖要干一番事业之后，文化界注定不太平。她的另一个战果叫《红灯记》。早在大饥荒之前，江青就看过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那时候大家搞大跃进，没心思管文化界的事。等到六三年，江青渐渐活动开了，再次跑到上海去看《红灯记》，对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说，这个剧不错，改编成京剧吧。沪剧观众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京剧可以面向全国。林部长也觉得不错，就找一个叫阿甲的导演改变。阿甲干的很不错，很快就搞好了，还请周恩来看了。周恩来一看也觉得不错。就在这时候，要当旗手的江青出现了。

      一九六三年的江青已经相当忙碌了，又是北京又是上海，又是开会又是批判的，整天忙得不已乐乎。尽管如此，江青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剧本重新修改，排练，把剧组上下折腾的不行。江青虽然演过话剧，在延安也是“一流”，但是到北京之后，在老京剧那里，“一流”的江青，重新回到“三流”行列。但是此时没人敢告诉她，她的水平依然是三流。所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流。这样一来，剧组难免有抵触。江青就去找周恩来，说剧组“不尊重”自己的意见等等，纠缠到五更。周恩来被她缠得不行，表示支持她。这样江青再一次“指导”。絮絮叨叨一大堆，比如某个角色某个声音应该怎么样、某一幕应该如何关门等等。因为编剧水平本来就很高了，江青挑不出来啥毛病。为了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只能鸡蛋里挑骨头。

      如此折腾若非出自第一妇人之口，早就被赶大街上去了。江青非但没有被赶，她的意见还被当成“指示”加以落实。江青为啥这么干？她喜欢这个戏剧？她喜欢让人感到厌烦？或者说故意的？都不是！江青上过舞台，长期处于圈子正中央，礼节啥的那是了如指掌。啥话该说，啥时候该说啥话，火候绝对到位。

      江青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想耍流氓：把戏据为己有，当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有追求的：当年那个三流演员，因为身份变更，要当文化界的领袖。

      江青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说《红灯记》是江青高出来的第一个样板戏。编导阿甲文革中没有死掉，八十年代末后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感慨：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然也。

      接下来两个战果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方式大同小异。江青在抓这些“战果”之时，还会带点附加产品来展示个性。比方说《沙家浜》，本来改得好好的，江青同志非常热情，亲切接待了剧组同志，对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对主要演员进行亲切谈话。

      江青对一个叫赵燕侠的演员特亲热，亲自跑到后台跟人家唠嗑：“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等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喜欢你。赵燕侠自然受宠若惊。然而历史证明，江青看好的人，结局都不好。

      为了表达对赵燕侠的特殊照顾。江青特地从上海沪剧中调来演员进行一对一辅导。但人家赵燕侠是搞京剧的，不可能完全按照沪剧来。如果完全按照沪剧来，那还是京剧吗？

      赵燕侠曰：“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江青一听这话，顿时表示很惆怅。好哇，赵燕侠，竟敢忤逆本人好意，等着吧你。

      某日剧组彩排。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衣服穿得少，第二天派人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听得云里雾里，借衣服而已嘛！但赵燕侠知道江青肯定不高兴。这一来更不敢穿了，就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立刻派人把毛衣要回来。

      从此之后此后，赵燕侠的好日子到头了。先被点名批判，接着被赶下舞台，然而被教育（进牛棚），角色也没了。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老祖宗那句话——女人心，海底针。连报复起来都那么别致。其实江青这么干也不难分析。肯定是剧组有人从专业角度对第一妇人不以为然。江青心中有气，决定考验一下剧中主角。真想知道，如果赵燕侠把毛衣穿在身上，江青会怎么样？也许会哈哈一笑，表示赵燕侠对自己很崇拜？其实这并不重要了，剧本已经写好，赵燕侠必然要离开。

      如果说赵燕侠命途多舛，还有惹了江青不开心因素在里面，那么童祥苓就更无辜了。童祥苓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绝对一绝，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凭借这个角色，童祥苓一炮而红，热度堪比几十年后赵薇主演的小燕子。但红了两年，童祥苓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为啥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呢，原来是想当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曾经在戴笠生日唱过堂会。戴笠已经死了，但是戴笠的小跟班沈醉还在，沈醉吃饱了不饿写了本回忆录，回忆录记录了堂会的事。好了，童芷苓成了特别的特务——文化特务，住到牛棚里，自然很伤心。童祥苓就写信安慰姐姐。这封信最后落到造反派手里。当红演员童祥苓就这样成了“文化特务”的安慰者，写了八十多分检讨之后依然过不了关，也就没了演戏资格。

      因为京剧版的《智取威虎山》很成功，要拍成电影。当年除了童祥苓又没人能演杨子荣。江青为了保证电影质量，再一次放童祥苓出山。演完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之后，江青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要是看人家不爽，直接关起来就算了，何必强迫人家更换专业？

      为难赵燕侠也好，强迫童祥苓转专业也好，原因雷同。江青同志要戏剧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让主演走开。不管怎么讲，江青树立了样板戏，有了政治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她就往“旗手”宝座上迈进一大步。成为旗手之后，就能对付敌人了。

      江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弄几个样板戏出来，修理几个演员。江青出身寒微，乱世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最终走到领袖身边，非常不容易。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最终目的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的过日子。随着时间转变，舞台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青岛，舞台就是话剧，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就去了上海；在上海，舞台就是电影，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去了延安；在延安，舞台就是毛泽东的窑洞，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到了北京，舞台要面向全国，日子好多了，依然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北京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她要想达到、或者说接近随心所欲之境界，必须登上政治舞台，去飞舞长袖。

她的最大资本就是丈夫毛泽东。毛泽东和江青法理上是夫妻关系。但毛泽东那样的男人有很多种身份，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诗人。任何一种身份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开会、写稿子、和相关人士探讨诗词歌赋等等，而他本人又是个读书狂，真正和江青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延安还好点。到北京之后，江青相见毛泽东都要提前通报秘史。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讲，这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对于女人而言，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对于江青而言，家庭中失去的，只能在事业上弥补。而当时恰好是大饥荒之后那个不正常的世界，政治运动反复不停，给了江青登上舞台的机会。

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大，毛泽东拿下刘少奇的决心越来越大，江青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江青登台并不容易。她首先需要跨过一个人。如果不是政治涡流极端汹涌，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不是那个人一直坚定不移站在刘少奇身边，那个人是江青无论如何无法跨越的。他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彭真同志。

      彭真，江青必须跨过的对手。

      江青和彭真本来是八竿子够不到的。两人基本没交集，甚至不是一代人。当江青跟随妈妈一起讨生活时，彭真已经在五四影响下“爱国”去了。当江青在上海想当演员而不得、因为感情纠葛闹得满城风雨时，彭真正因为爱国而坐牢。当江青在延安毛泽东窑洞中，小妇人一样对着往来者微笑时，彭真就时常在毛泽东窑洞里进出。估计二人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二人会成为死敌。命运就如此诡异，原本互不相干的彭真和江青，在命运的安排下，以文化的名义，在政治风波中较量一番。

历史上的彭真

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在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重要人物，建立功勋，参加过斗争，写过检讨。真正发挥能量，则是第二代领导的时候。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几个，比如陈云，比如彭真。陈云帮助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彭真则在法制建设上建立不朽的功绩。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之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惊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明白，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政治运动。运动怎么会一次比一次猛烈。要分析原因并不困难，最直白的说，就是缺少法律规范。

      数千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人治立于世间。翻开历史一看，全部都是圣人、贤人、明君、清官、忠臣、孝子等等。从上古时代的圣人，到中古时代明君，通篇都是道德如何如何高尚。谁都不能说道德不好，谁都不能说有得之人不好，问题是，道德是无法延续的。一个帝王非常贤德，并不能保证帝王的儿子非常贤德。所以整部历史就那么啰嗦一通，到头来还是人治、人治、人治……

      中国人第二次智力爆炸的春秋时代，诞生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百家诸子。诸子之中，儒家讲自省自律、道家追求营造自身精神世界、墨家讲自我牺牲、法家讲法规建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那些条文对领导过于纵容，对普通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即使是法家，涉及整个法制世界时，依然同意有个人（国王）高高在上，凌家于法律之上。秦始皇试图法家建国，遗憾的是用刑过于严厉，最终失败。继承者胡亥简直就是法律的畸形儿。

      秦始皇之后，中国强势过，分裂过，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然而有一种情况没有变，那就是——用人治理国家。人亡政息，王安石刚刚让位，他的改革就没了。张居正累到吐血，人走镂空，啥也没有。明孝宗朱佑樘拼了老命积攒人品，让明朝中兴，他的儿子朱厚照很快就让一切付之东流。这就是人治的缺点。

      回顾中国的光辉历史，可以说法制是一个难以治愈的痛。欧洲能够复兴，得意于罗马法系的哺育。美国能够快速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得益于欧洲法制熏陶。而中国，一切都得重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那会，没信思搞法制建设。好不容易熬到抗美援朝结束，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召开，颁布第一部宪法和其它一些基本条文。

      大家不禁要问，为啥不多弄一些法律出来？写法律条文不是包饺子，随便摆弄出来就可以了。要知道，法律是为了现实服务的。那些现实问题需要法律规则约束，需要实践过程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东西需要保证（宪法），其它法律法规需要一步步完善。

      遗憾的是，之后经济建设出现大问题，导致大饥荒到来。因为大饥荒，又导致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原本就脆弱的法律基础砸个稀烂。大饥荒那么大的问题，表示之前法律措施有巨大的漏洞。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那就这有政治运动了。

      等到文革结束那会，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基本上等于零，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彭真复出，主管政法系统，对法制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彭真刚复出那会，就负责两个大案子，就是江青案和林彪案。这两个案子大概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两个案子了。然而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人抓了，要审判，却没有法律！

      怎么办？那就制定法律呗。历史给了彭真一个书写历史的机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很快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不仅仅解决了两案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大家打官司的问题。

      彭真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部宪法，第一部宪法中的理念精神被打断了。七五年诞生的第二部宪法，文革味道过于浓厚。七八年诞生的第三部宪法又过于简单。第四部宪法是以第一部宪法为基础修改的，承传的还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那种精神。

      ——主管司法的彭真永垂不朽。

      按照事业线划分，彭真的事业线是两头高，中间低。中间低谷，就是文革那一会被打翻在地。被打翻在地那会，很大程度上是拜江青所赐。

彭真

彭真，山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

      籍贯，农民。性格，坚韧。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彭真年幼家贫，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果断反抗过恶霸地主的欺压。接受教育很晚，直到十二岁才有机会念点私塾，子曰诗云到十七岁，刚刚进入小学就遇到五四运动。十七岁的小学生彭真，就带着大伙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二十岁那年才进入中学。但有志不在学历高。中学生彭真想的不是日后就业问题，而是探索救国救民。就在那时，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的忠实粉丝。

      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创建了陕西省共产党组织。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开始搞文斗，即领导工人运动。工运过程中，彭真并不十分耀眼，但也是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之后，彭真落入白区。白区工作，凶险异常。因为不仅仅有国民党当局要抓人，还会有叛徒出卖。如果被当局抓了，也就认了。被叛徒出卖，那绝对是双重打击。很不幸，彭真就是被叛徒给出卖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号，二十七岁的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随后的六年里，彭真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里辗转反侧。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性格坚韧的彭真硬是坐牢做出好来了。

      从彭真经历来看，丝毫看不出特别之处，终日奔波，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那么他的那些理论知识、政法思想哪里来的？答曰，监狱里。

      入狱之后，彭真没有去悲伤哭泣，而是组成党支部，提要求，搞斗争。身为政治犯，随时都有可能当烈士。然而彭真他们不去当考虑烈士问题，而是在没有成为烈士的时候努力自我完善。无论到哪里，彭真都对狱方提要求：要看书，要看报。毕竟嘛，政治犯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日三餐之后就是文字最重要了。狱方不同意，他们就闹别扭，比方说绝食啊啥的。经过一番试探、交流、斗争，狱方点头：别闹了，答应。

      当时北平那一带归张学良管。张学良相对开明一些：政治犯都喜欢闹事吗，关于闹事的书，比方说《水浒》、《三国演义》等书是禁书，绝对不可以看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的“洋书”没关系，可以看。对彭真而言，可谓天赐良机，有吃有住有时间有书看，再不研究理论等待何时。六年之后，彭真的理论造诣飞速上升。

      如果拍成电影，镜头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理想蹲了监狱，在监狱中为了理想而无视死亡，抓住机会进行自我完善，那是相当励志啊。

      ——咱们那些“金牌”导演都干啥去了呢？你说！

      抗日战争前夕，彭真在刘少奇的斡旋下出狱，随后成为刘少奇主要助手之一。彭真和刘少奇关系处境类似，经历类似，因此思考方式接近。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刘少奇地位都要高于彭真一筹，从年龄到党龄到白区工作成绩到党内地位，刘少奇都是彭真的领导。但彭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刘少奇不少。彭真也是刘少奇最为信任的人。刘少奇理论水平一流，彭真也不错。在刘少奇写《共产党人的修养》那本书时，彭真也写了一份纲领，在那份纲领里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让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正在延安整风的前夜，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

      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意味着王明和国际派继续占领理论制高点。

      让马列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翻身当老大。

      彭真一直在中国，闹革命蹲监狱都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边行走在刀刃上一边吸取理论思想，没有接受过纯粹的理论训练。因此他支持本土派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延安整风时代，优秀的本土派理论家彭真同志大出风头，同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正是日后彭真反复不停给人家“赔不是”的原因。

      彭真是不完美的。他的缺点就是，虽然生在战争年代，但战争经验不足。

      重庆谈判那会，暗地里抢夺东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刘少奇留守延安。当时东北一把手就是彭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彭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不是一个伟大的统帅。确切的说不能说彭真有缺陷，只能说当时东北局势而言，对统帅的军事素养要求的太高了。而彭真虽然生在乱世，很少战场考验。当红军将士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百炼成钢时，彭真在坐牢，修炼马克思理论，错过了磨练战争技艺的最佳时机。凡是经过井冈山和长征的人，即使搞政工或参谋，战争本领都不低，比方说聂荣臻、比方说罗荣桓、比方说叶剑英、比方说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

      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战场能人都在前线和鬼子周旋，而彭真在后方的中央党校工作。所以东北一把手彭真，并没有应付战争的经验。当时东北，表面上两党还在谈啊谈，实际上已经子弹上膛了。某种意义上讲，东北局势转变，就是由彭真让位林彪开始的。没有办法，林彪的特长就是打仗。而战场上的彭真并不高明，至少和林彪差很远，他的特点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特点是整合战争资源。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别人在打仗，彭真在干嘛呢？建设。

      战争本是一场破坏，最大限度去打去砸。不打不砸就没法消灭敌人。打砸的同时需要成本，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产党那会控制的资源有限，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纵横捭阖、应对自如。所以如此，只因为后方搞得好。后方哪些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党政建设、金融建设。这些工作可是后勤保障啊。根据地别的没有，只有土地资源。土地政策搞不好，一切白搭。根据地物质不多。正因为物质不多，分配不好就会出乱子。想当年刘邦和朱元璋赢得天下分封功臣之时，分别取了搞后勤的萧何和李善长为第一，虽有抑武扬文考虑，却也表明后勤工作者的重要性。至于党政建设，那是未来国家政权的雏形。

      所以在第二代搞改革开放时，彭真和陈云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其实在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他们也有过发挥空间，只是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还在，彭真陈云等人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发挥空间小一点而已。

      建国之初，彭真干过这些工作：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这些头衔比较虚，那么好吧，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坚韧北京市市长。主政北京那会，彭真干了很多事，城市规划问题，比方说设计天安门广场什么的。那么彭真怎么就和热衷于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联系到一块了？答曰，宿命。

      由于彭真要管北京那一块，需要干很多事。干事情，首先需要知识和人才。新中国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需要自己培养。要培养人才就要造势。所以身为中央委员兼北京市首席公务员的彭真就要到高校去演讲鼓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干，祖国和人民需要你们，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一来二去，长此以往，彭真在科技界、文化界就很吃香。然而当时政治风波时不时来一阵。一阵政治风浪，就有人成为右派。文化界历来都是右派生产基地。一旦被打成右派，要么失去工作机会，要么就夹着尾巴胆战心惊中工作。这样一来，人才和知识分子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建设。没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彭真的工作也不好干。所以他就想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区别开。

      所以当江青试图搞文化运动时，彭真坚决反对。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江青和彭真的矛盾，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只不过是通过彭真和江青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饥荒总结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等到一九六四年，二人矛盾已经大大扩张。那一年五六月份，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个小组，代表中央管理文化界，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工作。找谁挂帅（负责）呢？很明显应该是彭真。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汇集各种人才。而彭真是北京第一公务员，对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非常熟悉。而且彭真是政治局的，级别也够。

      好吧那就彭真为主帅了。有了主帅还要有副帅。副帅为陆定一，他是宣传部长，合适。再加上老狐狸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一共五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类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其他人是组员。五个人中，康生能揣摩毛泽东的意思，铁定唯毛泽东之意行事。彭真和陆定一倾向赞同刘少奇的主张。

      这个机构一成立，命运就把彭真和江青联系在一起。江青大搞特高的样板戏，理论上也属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管。

      在小组没有成立之前，江青就和彭真杠上了，江青找人批判廖沫沙时已经杠上了。廖沫沙和吴晗一样，北京市委的人。主管市委的彭真认为不应该批判。因为彭真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那个物质、技术、人才均匮乏的时代，江青想干点啥必须要彭真帮忙。江青搞样板戏，就离不开彭真。因为京剧那一块需要北京市委协调。

      江青的主要战功之一，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就是从北京市委，或者说彭真手上夺去的。《芦荡火种》原本改编为《地下联络员》的，都排练差不多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打电话给彭真，说这出戏排的怎样、怎样不行，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毕竟是第一妇人，彭真决定给个面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找到家里开会，说服他们给观众退票道歉。

      然而江青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点面子，是要把这个戏给抓到手。江青要去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又从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还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这个太霸道了。要知道江青当时的身份虽然是第一妇人，但也仅仅是第一妇人而已。法理上讲，第一妇人受人尊重，当并没有法律力量。她这样把京剧团抓到手，相当于从彭真手里夺资源。

      彭真不高兴，也没辙，再次让一步，就让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两场演示演示。两场太少了，填不了江青的胃口。江青认为很没面子。女人认为没面子的时候，后果往往很吵闹，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江青就到处吵，和演员吵（演员没有招惹她），和文化局吵，最后吵到彭真家里。据当事人张道一回忆：江青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

      很明显，她再一次取得胜利。照例，取得胜利的江青需要进一步扩大战，再一次提出要求：一，把工人俱乐部作为江青的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二，为了把“试验田”搞好，江青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去搞“试验田”。那些演员还有其它戏在身，抽走后别的戏就没法演了。这一举动遭到演员、剧组、文化局的一致抗议。江青再一次去彭真家，找彭真吵架。彭真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了。只好把江青给顶回去。江青没辙，只好气呼呼走了。抛开背景不谈，凭实力，不论是谋略还是手段，没有经过大阵仗的江青和久经考验的彭真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凭职位，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啥都不是。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妇人，和彭真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毛泽东如果不是想要发动更高一级的政治运动，也不会把江青放出来败坏人品。

      如果仅仅是和彭真交手也就算了。彭真大不了憋屈一点也就过去了。大风大浪都过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度量彭真还是有的。然而江青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在京剧演员看来，把沪剧团调到北京给京剧团做示范，简直就是胡闹嘛。要知道剧种和军队不一样，调八路军给新四军做示范，或者反过来都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两个剧种根本就是两种风格，两个体系，硬要融为一体，只能是四不像。演员肯定有情绪。再加上江青管太多，怨言是难免的。因为彭真负责时只管政治和组织，艺术上属于剧团自留地，归导演和演员自己协商。而江青要插手艺术，让艺术家们情何以堪？前面提到过的赵燕侠毛衣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江青修理演员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给彭真难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彭真的领导下工作。

      江青为啥这么干呢？她就是要打破传统方程式，干点不一样的，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在地。江青能搞出这些名堂，倒不是因为她本人有多么高明，对艺术见解多么深刻。就艺术方面而言，江青是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仅此而已。让她对艺术理论给出贡献，那绝对是难为她。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后的精力并没用在艺术追求上，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最求艺术。她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长期以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的政治斗争方式生搬硬套到艺术上而已。

      对于江青在艺术上的高论，彭真当然不赞同，明确表示：“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江青觉得很受伤。不仅如此，北京市委开始对她进行冷处理。市委书记彭真不理她。市委副书记刘仁不理她。一开始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全程陪第一妇人看戏。本来这是一个拉关系的好机会。但邓拓本人是个艺术家，并非善于搞逢迎拍马屁之人，看不惯江青那种气高止扬的作风，就“头疼”了，不陪了。江青表示感到很惆怅。

      好吧，此处不留人，只有留人处。北京市委，你们等着。

      江青去了上海。上海有一尊大神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