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上）

序言  神奇的周恩来

站在一九七六年向前看，中共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经历历届中共中央，和所有正式的、代理的、有名无实的一把手、二把手合作过。

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掌握实权的大人物，加在一起接近两位数。其中陈独秀、瞿秋白是大知识分子。周恩来可以与之相处愉快。向忠发是工人，周恩来能与之合作。李立三搞运动起家、博古和王明是国际派、刘少奇属于自学成才、林彪为纯粹的军人、毛泽东是天然的领袖……可以说这些人，脾气和品味各不相同，周恩来都可以合作愉快。

——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这还不够神奇的话，那么请看下面这个事实：这些中共一把手二把手，除了毛泽东之外，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倒台遭殃时，和他们所有人都有合作的周恩来还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身材帅气，姿势优美，风度翩翩。

如果这个还不够神奇，那么请看另外一个事实：除了毛泽东之外，那些一把手和二把手倒台遭殃之后，负责善后之人都是周恩来。

神奇的周恩来仿佛是永远的胜利者。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地方，周恩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但领导过所有的军人。看看周恩来和军方的历史渊源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共在黄埔的象征。凡是黄埔出身的将帅都要买他的账。共军方面的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还是黄埔学生徐向前、林彪、陈赓他们，都对周恩来尊重有加。国军方面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面对周主任也是相当客气。他是南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理论上调度过所有参与南昌起义的军人，包括贺龙和朱德。他和朱德合作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并且赢得了胜利，理论上全面指挥过井冈山反围剿斗争。他曾经是红军总政委，也曾是共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但基本上领导过所有从政的人物。他长期在中央工作，一把手换了又换，从右倾路线到左倾路线摇摆转变中，人事起起伏伏，但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即使一把手，下台之后也要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比方说重庆统战的博古，比方说建国之后的王明和张闻天。只有少数人能逃过这个规律，比方说郁郁而终的陈独秀，比方说牺牲的瞿秋白。特别是建国之后，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没有被他“领导”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党务活动者，但是能影响基本上所有党员。生前就不用说了。即使身后如今，绝大多数党员提起周恩来都会竖起大拇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特务活动者，但是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他领导中央特科避过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都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司令部：淮海战役中，郭汝瑰可以把国军的战略意图传递给共军；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巨头身边：胡中南进攻延安，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周恩来的间谍。

周恩来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切说，是“合作者”，或“中间人”。

所谓合作者，可以和所有己方实力派人物合作，处于领导或被领导地位都可以，但永远不会走上领袖位置。比方说和中共各个时期的领袖或接近领袖位置的人合作无间，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登上领袖位置、甚至接近领袖位置。

所谓中间人，可以周旋于敌友双方各种力量之间，适应各种势力在敌友之间来回转变。国共双方分分合合，恩怨情仇说不尽。但在每一段恩怨之中，周恩来都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次国共分裂，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重庆统战；第二次国共战争，周恩来又是忙里忙外；建国之后，外交事件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拍板。

从历史角度上看，周恩来集权臣、能臣、干臣的特点于一身。他可以如权臣那般集大权于一身，却没有他们的嚣张跋扈；他可以如能臣那般，在各个位置上恪尽职守；也可以如干臣那般精明强干，行肱骨之功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找到管仲、李斯、张良那些谋略家的影子。但他和他们又不一样。他比他们任何一个干的事都多。

从现实角度上看，周恩来是一个标准的实干家。不论在那个位置上，工作起来总是加班加点，很少休假。必要时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不用加班工资。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凡是经他手干的事，不见得完美，甚至不见得能干成，但是换成别人，却很难干得比他更好。

周恩来有点像诸葛亮。凡事亲力亲为，为人处世皆为楷模。诸葛亮是古人模范，凡事到他手中，仿佛掐指一算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周恩来是今人模范，凡事到他手中，即便不能掐指一算，却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诸葛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老板，摆平有几分善良的刘备就行，周恩来的经历则复杂太多。

   第一篇 往事追踪

从绍兴师爷说起

一方水土一方物。

西北兰州，拉面天下闻名。淮南八公山，豆腐冠绝天下。

一方文化一方人。

湖南人性格刚直，有勇武精神。近代天下大乱，曾国藩崛起之后，湖南军人遍布全国，有谚语：无湘不成军。

徽商，诞生于皖南密林之中，人口多、资源少、文化底蕴厚、罕见战火。为了寻找出路，外出经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商业文化。鼎盛时期，徽商足迹遍天下，仿佛无处不在，遂有谚语：无徽不成镇。

在绍兴是另外一则谚语：无绍不成衙。讲绍兴师爷非常有名，所有衙门里都有绍兴师爷。那么绍兴师爷怎么回事呢？

现在的绍兴县是民国之后的事。师爷盛行的年头，还称为绍兴府，指杭州湾以南，以会稽山为中心，包括现在的会稽、诸暨、萧山、余姚等八个县。那一带是古越国腹地，文化教育事业搞得比较好。读书人多，能出人头地者很少。雍正年间，因为文字狱影响，浙江各个阶层的科举考试停了七年。原本就供大于求的读书人如同阴雨天的水果，无价无市，命运凄惨可怜。大量读了书却无法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为了讨生活或者实现报复也想参与政务，于是就兴起了职业——师爷。

所谓师爷，是清朝独有的称谓。清朝之前，称幕宾、幕友、幕客。其并非官吏，没有政府编制，靠服务于权贵讨生活，但和官员可以平礼相见。从政府角度说，师爷是临时工，但能量很大。

明朝末年的徐文长被尊为绍兴师爷第一人。现实世界中的徐文长是一个地方口音浓厚、说话口齿不清、没有任何功名的狂妄书生。但是他有第一流的艺术才华：其诗歌被尊为明代第一；其绘画，让齐白石“恨不能早生三百年”；其戏剧，被明代最好的戏剧家汤显祖极力推崇；鼎鼎大名的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就是这样一个有才的人，没能有功名。最后胡宗宪（戚继光的领导）去东南抗倭，聘请徐文长为私人顾问（师爷）。没想到，徐文长竟然极为出色的完成任务，不仅赶走了倭寇，还把海上大盗消灭掉。遗憾的是生于世家的徐文长没摆脱艺术家自古以来的命数：晚年穷苦聊到，精神失常，不得善终。

由于徐文长过于有才，干的事业过于漂亮，就成了绍兴那一带所有未能在科举上求得功名而又想干一番事业之人的偶像。那种人数量越来越庞大，就形成一个区域性职业群体向全国辐射。清朝末年，鬼佬入侵中国开辟通商口岸，那一带接近宁波和上海，不得志文人又有了参与商业的机会，大大拓宽了师爷的吃饭门路。

他们具备以下特点：念过书，且有一技之长：可以胜任法律、财务、或文案工作。他们思维缜密，办事周到，待人接物灵活到位。

仔细对照一下就发现，绍兴师爷所有的优点在周恩来身上都能找到，而且全部都是放大版的。读书和学问，周恩来留学过日本和法国。至于能胜任的工作，师爷能干的，周恩来都能干，师爷不能干的，周恩来也能干。为人处世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近代少有人能和周恩来比肩。这些和周恩来有啥关系呢？关系很大。

咸丰年间有位绍兴人外出到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当师爷。那人就是周恩来的曾祖父。于是周家就从浙江绍兴人变成江苏淮安人。周恩来的爷爷叫周起魁，也是师爷，并且更进一步，官至知县。清末的官僚腐败技术很高，所以周家原本还是不错的，生了不少孩子。周恩来的爸爸叫周贻能，在周家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

但是周起魁早死，周家开始衰落。周贻能又是忠厚老实型的读书人：懂得一些诗词歌赋等技巧，学业不错，国学生（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有官阶，主事（正六品）；却没有任何职务，也就没有工资养家糊口。为啥呢，因为清末任何职位，都需要拿钱买。

同一个行业差别很大。比方说教师那一行，爱因斯坦是教授。三流大学混饭吃的那些人也是教授。师爷干得好，可以像徐文长那样名扬天下；干得不好，就是周恩来爸爸那个类型。

周贻能过于老实，干不来那一套，只能当一个简单的师爷：收发文件啥的。收入微薄不说，还经常下岗失业——人和人的差别是很大滴。

也就是说，周恩来生长于师爷世家，他的家风，他的家教，都和师爷文化息息相关。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童年接受的教育都将深深影响一生的思维。虽然他的行为、他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师爷范畴，但是师爷的行事风格在周恩来身上均有遗留。

要评价周恩来和师爷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套用艺术创造和生活之间的经典评价：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周恩来生长于师爷文化之中，又远高于那种文化对师爷的要求。

 知与行

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进行最后一次自我救赎：年轻而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支持狂人康有为变法改革，结果一百零三天之后，就被年老而有实权的慈禧太后摧毁。从那之后，有志之士都明白，大清帝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们从原来主张改良慢慢变成了支持革命。原本处于“非主流”位置的孙中山慢慢向“主流”靠近。

但孙中山的革命，是精英人物的革命，小人物（如阿Q）是没有机会革命的。等到孙中山死去，蒋介石更为保守了，直接摧毁了国民党左派。日后的共产党，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战胜了国民党。

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自我救赎失败的时候，出生了几个男孩。比方说湖南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前面都介绍过了。现在介绍另外一个，三月五号出生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

周贻能事业不顺，经济困难。周恩来的妈妈出生于官宦之家，颇有才华。但是很不幸，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她倍受打击，对生活丧失了热情。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周贻淦死了，周恩来由叔母陈氏抚育。陈氏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性格好，才学出众，倾注了全部心血来抚养周恩来。

在陈氏教育下，周恩来四岁开始认字、背唐诗，五岁读各种经书，六岁进私塾，七八岁开始读古典名著。陈氏在空闲时间，还会给周恩来讲各种故事。童年的周恩来虽然家境不怎么样，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可以说生周恩来者万氏，教养周恩来者陈氏也。

九岁那年生母病逝，十岁那年嗣母去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开始料理家事，然后又到一个表舅家的私塾寄读了一阵子。十二岁那年去了另一位伯父周贻谦家寄居。不多久，又转去下一位伯父，远在奉天的周贻赓家。

周恩来这段经历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早期共产党人，要么很倔（如毛泽东，如贺龙），要么很苦（如陈云），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如彭德怀）。周恩来并不倔强，甚至很听话、温顺，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不允许他倔强。尽管辗转于各位叔伯之家，但是从不缺吃少穿，所以那个时代肆虐世间的各种苦楚和他无关。

要说苦，也有，是内心世界的。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是敏感脆弱的，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才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失去至亲之人那种切肤之痛就不说了，如周恩来那般，各家到处转，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尽管是叔伯。但人和人的性情终究不一样，这个叔叔喜欢静，那个叔叔喜欢动，都需要周恩来去适应。

那种看似永无休止的适应，给年少的周恩来内心带来不安定感。那种缺失，在日后坚定的组织生活中得到补全。这也是日后周恩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定不移的维护组织威信的原因之一。因为个人是脆弱的，组织是强力的。脆弱的个人处于强力的组织中才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比其他任何人的体会都深刻。

东北的周恩来开始去学校念书，十二岁才开始念小学，听起来太晚了，实际上不是。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对传统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放在今天，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见得能了解得那么全面。而且那时候学堂非常稀有，能去学新知识已经非常难得。自小就历经辗转之苦的周恩来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很不错。此外还有时间读一系列课外书籍，如邹容那本比较时髦（今天老古董）的《革命军》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岁的周恩来有了反应，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掉脑门后面那根丑陋的辫子，并且在课堂上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表现。当时老师问：大家为啥读书啊？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说出各种答案，什么养老娘啊、娶媳妇啊、建功立业啊之类的，周恩来则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即使在教科书上也找不到如此标准的答案。如果现在教科书上这么写，估计很多人会愤怒曰，那是摧残年轻人花朵一样的心灵，不人性。周恩来说那句话时，脸色非常平静，神色非常严肃，不存在嘻哈吹牛的可能，也并非有感而发，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按照周恩来当时的年龄和生活状态，国家大事啥的离他很遥远。就算早熟一点，考虑一下自己的生存问题才是王道。至于为何如此那般，要刨根究底的话，只能说大人物总要与众不同吧。

十五岁那年，周贻赓调动工作，周恩来随之来到天津，进入南开中学。他在南开呆了四年，精神和身体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那里，他读了很多书，包括西方各种学说和东方的宋明理学。

在那里，他学会了演说，练就一手好文章，行书也练得不错。

在那里，他组织学生运动，锻炼了组织能力。

哦，对了，他还男扮女装表演话剧《一元钱》，演出很成功，吸引了两个女孩子的注意。她们是周恩来一生中动过心的两个女人，分别是张若名和邓颖超。日后又依靠这项技能多次化险为夷。

那时候他已经足够优秀，远胜同时代同龄人太多。但越是优秀，困惑越大。知识越多，思想触及到的层面越深，越是能感受到中华之苦难和危机。如果说十三岁的周恩来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十九岁的周恩来已经逐渐体会到：中华之崛起，何其难。

其实那个问题已经困扰着很多人。一八四零年以来，好几代人杰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着：李鸿章等人洋务运动，失败了；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失败了；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暂时看不见成功的希望；即使军阀中，也有很多人杰在寻找救国之策。但局势仍然一团黑。

困惑之下的周恩来决定出国，去哪儿呢？日本。他看见中华之困境源于日本。日本原是华夏文明孕育出来的子文明。但日本人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和西方文明接轨，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而且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不仅如此，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损害中华。那么一切是怎么回事呢？答案是周恩来想去日本探索救国之道，并在个体上自我完善。

临行前写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也许我也将无能为力，但我会努力求索，不辜负大好头颅和满腔热情。

内与外

前往日本的周恩来血是热的，但在日本呆了两年，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救国之道，甚至连日语都学得不怎么样。

要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也不对。他在日记中写到：“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说起来都很容易，问题是如何去做。之前在国内，受各种学说影响，脑袋里朦朦胧胧的有点结论，就是“贤人政治”和“军国主义”两块。这两块其实没啥新鲜的，所谓“贤人政治”还是传统那一套衍化过来；所谓“军国主义”，则是受到德意志崛起的启发。

到日本之后，站在中华大地之外仔细思考，问题就不同了。周恩来看到，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衰败了。要搞“军国主义”就更搞笑了，中国已经在外战中寒碜成那样了，怎么搞？能搞军国主义的话，还轮到小日本嚣张？

所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它必定是以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这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主义’、‘贤人政治’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补充一下，当时德国正在一战中气喘吁吁地走向失败。

思想如此转变，恰好为日后接受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搞成功了。周恩来那些残缺不全的想法和列宁的那一套完整的理论惊人地一致。周恩来和当时千千万万热血年轻人一样，对列宁同志的钦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一九一九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因为北洋军阀先天积弱，口头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一场理论上的胜利，赢得一个象征性战胜国的地位。国人刚想虚荣一下，政府就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强扇了耳光：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连一条裤衩也没给北洋政府留。国人愤怒了。

在政府软弱、军人不行的情况下，只能是年轻人上街了。于是学生放下书本到大街上去发传单、喊口号去了。其实从民国诞生以来，那样的事经常发生。诞生于一九一九年那次闹得特别大，而且是因为国际事件闹开的，于是便有了一个伟大的称呼——五四爱国运动。

日后国人给那次事件披上很多神圣的外衣。日后凡是和那次事件有关系的人，人生都有过出彩的时刻。周恩来恰好赶上了那件事，并且参与组织了天津学生运动，再一次锻炼了组织能力。客观说，周恩来功能并不大，也不算特别突出，至少和张国焘没法比。

搞了一段时间学生运动，唯一的收获就是蹲了半年监狱。出狱之后的周恩来再次出国寻求救国之道，去了法国。法国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很多中国留学生去那里，比如邓小平。有人想去而不得，比方说刘少奇。还有人临行前改了主意没去，比如说毛泽东。

在法国，周恩来遇到了一个怪人——张申府，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张申府生于一八九三年，念过私塾（旧学）和学校（新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北大预科班，学数学。第二年正式考入北大时，因为预科没毕业，没法学数学，转而进了哲学系，拜冯友兰门下。冯友兰得知张申府同学兴趣在数学后，就拖人找关系把他转到数学系。没想到去了数学系之后，张申府又对哲学感兴趣了，从此成了一个跨文理两科的综合型人才。毕业之后，张申府留在北大当助教，认识了李大钊，两人天天闲扯。张申府有时代替李大钊管理北大图书馆，当几天毛泽东的领导，把毛泽东填写的不规范表格打回去重写，以至于建国后，毛泽东每次看见那张呆板的脸还感到不舒服。

对张申府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作为周恩来的伯乐，把他推上政治舞台。

张申府在和李大钊的闲扯中，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无限神往。张申府还作为中间人，穿梭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中间。一九二零年，三人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接下来就是发展党员。张申府一开始要发展刘清扬入党。刘清扬一看接下来要入党的是张国焘，拒绝。张国焘在追求她，而她对张国焘不感冒。但刘清扬还是入党了，因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去欧洲发展共产党员，刘清扬和张申府一道，去欧洲勤工俭学，避开了张国焘，当了一段张申府夫人，一九二七年脱党，抗战时期加入民盟。

张申府和刘清扬在欧洲见到周恩来，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三人在欧洲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社会主义共青团。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等人都曾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周恩来的左右手。欧洲时代的周恩来，处于人生的蛰伏期，龙飞九天的前夜。也正是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从一个女人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定下来。

周恩来的爱情

论社会地位和成就，周恩来无需多言，政治、军事、外交都行，而且都是第一流，各方面都足以吸引很多女性的注意。

论才华和素质，周恩来学过传统文化，能写诗词，并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文字和文章，跳舞技术也不错。如果他愿意，可以用它们赢得很多女性的芳心。

论相貌，周恩来的帅气是众所周知的，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另外两位是张学良和汪精卫，第四位有争议）。当初黄埔军校评校草，周恩来也是位列前三甲。加上永远衣冠整洁，加上儒雅的气质和幽默风趣的谈吐，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杀伤力可以想象。

如此条件，放眼那个时代，也只有沦为汉奸之前的汪精卫可以比一比。

如此男人，在整体上还处于男尊女卑、可以一夫多妻的时代，周围开满花花草草才是正常现象。如果周恩来愿意，他可以采摘各种颜色的花朵。然而溺水三千，周恩来只取一瓢饮。守着邓颖超，数十年如一日，哪怕无子无后。当初黄埔军校同事中，只有何应钦（妻管严）一人可以在个人生活方面和周恩来相提并论。相貌如刘峙者，尚有好几房老婆。

在邓颖超之前，周恩来有过一个女朋友，叫张若名，比周恩来年轻两岁，出生于河北一个官僚地主之家，五四运动时冲在最前面，和周恩来一起战斗，一起坐牢，惹得她爹登报和她脱离父女关系，出狱后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从这些经历看，她和周恩来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但是张若名在旅欧共产党人之中，因为“出身问题”遭受不公待遇，愤而脱党，专心学问。当时的周恩来已经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两人分手。遗憾的是建国之后，张若名沦为右派，因不堪侮辱，投水自杀。此时周恩来心静如何？应该和后来林彪看见孙维世之死而无能为力的感觉差不多吧。

周恩来回国之后，和邓颖超走在一起。

邓颖超生于一九零四年，幼年丧父，生活清贫。她的妈妈靠行医赚钱，让她接受教育，培养她成材。一九一九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相识之时，邓颖超也在旁边，只不过那时的邓颖超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不到谈情说爱的年纪。周恩来留学之后，两人有书信来往，便在书信中确立了恋爱关系。

周恩来凭什么就认为邓颖超更合适呢？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诸葛亮。想当初，诸葛亮的才华和相貌闻名天下，最后却找黄阿丑做老婆，不搞绯闻、不花心，模范。大家都搞不懂，诸葛亮为啥看上黄阿丑。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有人看待异性需要色相，有人则需要异性为知音。

诸葛亮就需要一个那样的知音：可以理解他的梦想，支持他的事业和追求。黄阿丑就是那样一个完美人选，不仅如此，据说她的才华还能和诸葛亮媲美。周恩来和诸葛亮两人虽然前后相差一千八百年，所处的时代不同，然而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才华横溢但做事谨小慎微，自我约束非常强，处处都要当楷模。

那么邓颖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虽然相貌上谈不上漂亮，但也不丑。最重要的，她对周恩来的支持和理解不亚于黄阿丑对诸葛亮。

一九二五年，邓颖超以革命爱人的身份去广东找周恩来。两人已经分别五年，而且第一次以爱人的身份相见。姑娘万里迢迢南下寻爱人，不论怎么样，总该去码头接下吧。

邓颖超也以为周恩来一定会去码头接自己，但是在码头不仅没见到周恩来，连一个接待的人都没看到，换成现在的姑娘，估计哭鼻子抹眼泪一番之后，直接调头走人。但是邓颖超没有掉头走人，而是按照周恩来在信中的地址，自己去了。

周恩来在干吗呢？忙。当时省港工人大罢工，走不开。

周恩来让陈赓拿着一张照片去码头接邓颖超。陈赓号称黄埔三杰之一，军事过硬，搞特务工作也是一把好手，却硬是没接到邓颖超，沮丧地回到周恩来的蜗居，发现小女子已经在了。邓颖超让陈赓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想给周恩来一个惊喜。没想到当时正在开会，周恩来正全心全意地记录。陈赓去他耳边叨咕两句，周恩来抬起头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继续开会。就算周恩来笑容很迷人吧。邓颖超也觉得特委屈。

如此这般，两人分别五年，第一次以爱人身份相见，第一天竟然没说上一句话。放在一般女孩身上，估计要委屈到哭鼻子了。邓颖超当然很不一般，周恩来选择她是因为需要“革命伴侣”。邓颖超也是一样，也是革命者，也需要“革命伴侣”。第二天就以革命者的身份投入到工作中。周恩来好不容易下班回家，却不见小超同志，因为为她还没有下班！

周恩来对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邓颖超刚好进门，接话：“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

接下来他们去外面吃顿饭，庆贺重逢和结婚。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是结婚。

没有聘礼，没有仪式，没有媒人，第二天两人就照常工作上班。

——何为革命伴侣？这就是！一般凡俗男女是没有这个境界的。

婚房就是周恩来的蜗居：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

是不是太简单了？好像有点，即使在那个时代，作为婚房，也太寒酸了一点呢。然而正如《陋室铭》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有他就好。我不在意是否简陋寒酸，只因为这里有你。我相信我的眼睛和选择，在我的眼中和心中，你就是一切。有你，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周恩来绝非一般人物。第二天，同事们得知周主任结婚了，一定要见一见新娘子。没办法，就再摆两桌吧。前来的客人都是哪些人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邓中夏、恽代英、陈赓、李富春等人。

看看这份名单，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名人，何应钦是黄埔军校总教头，张治中和钱大钧也是蒋介石的心腹，李富春和陈赓是日后中共元老，半个黄埔军校都来了。这仅仅是第二天听到风声自愿前来的部分同志。如果发请帖，肯定了不得。如此多的知名人物前来贺喜，简陋的蜗居胜过高档大酒店，陋室又如何？

当时大家也没啥可乐呵的，就让邓颖超把两人的恋爱经过说一遍。邓颖超也不含糊，直接拿出演讲时的派头，让众位未来的大人物见识一下五四女闯将的风采，众人齐齐鼓掌。

那天晚上，周恩来喝了很多酒，醉了。周恩来的酒量很好，自制力更好，一生少有喝醉。但是那天晚上，他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就会放松警惕和戒备，才会喝醉。这么多年的漂泊，我孤独的内心终于有了归属。我的身体属于组织，我的心属于你。从今往后，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一般人谈恋爱，总要在月上柳梢头之后、相依相偎、卿卿我我。革命伴侣不一样，那是要牺牲很多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牺牲现实，成全理想。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是成功的，但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邓颖超一生两次怀孕，都没保住。

刚刚结婚不久，邓颖超怀孕了。但周恩来随蒋介石东征，身边没人照应，加上邓颖超刚到广东工作，没时间和精神带孩子，就偷偷到街上黑店去买药打胎。日后周恩来得知了，罕见地发脾气：“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

一九二七年三月份，邓颖超怀孕临产。那是蒋介石清党前夕，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纠察队，又不在身边。当时婴儿过大，难产，三天三夜都没生出来。当时没办法（还没有剖腹产），医生用产钳把婴儿夹出来，伤到婴儿头部，夭折。

之后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波及到广东，邓颖超去香港，再辗转到上海，一路颠簸，过度劳累，子宫没有收缩好，无法再次怀孕。但那个遗憾没有影响二人的感情。

邓颖超是一个要强的人，不喜欢人家称她“周夫人”，一直试图工作。但是嫁给周恩来那样的男人，邓颖超在事业上依然牺牲很多。

在对待夫人的问题上，周恩来比毛泽东、林彪、刘少奇谨慎许多。江青在文革中耀武扬威，日后看，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叶群到处耍小聪明，实际上是给林彪添乱；刘少奇用一个桃园经验，把王光美拉到政治行列中，实际上是开夫人参政之先河。当然，对比那几位的遭遇和结局，邓颖超也是最好的。

邓颖超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五四运动先驱，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甩了半路插队的王光美、江青、叶群好几条街。当初国共合作之时，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颖超就可以列席参加了。建国之后担任高级职称无可厚非。但是周恩来刻意降低邓颖超的待遇。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有个君子协定：二人不再同一个部门工作。建国之前无所谓，周恩来到处奔波，建国之后就不同了，周恩来当了总理，总理管辖之外的“地方”就少得可怜了，呵呵。定工资时，按规定，邓颖超应该是五级，周恩来把她将为六级。建国十周年上天安门庆祝，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把她删掉。陪周恩来去外地工作，邓颖超要自己负责自己的出差费用。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批示，让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了。

可以说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牺牲了很多。原因无他，只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妻子。她心中是否有委屈不得而知，但是她很好地处理那一切，而且把家庭关系梳理地很好，从不打扰周恩来的工作，尽量在生活上照顾周恩来。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有妻如此，夫复何求。那些换了一个又一个老婆的男人，那些私生活混乱的男人，在感情生活中有谁敢说比周恩来更成功？

从邓颖超角度看，埋没才华，确有遗憾。也许周恩来对邓颖超并无那种燃烧的爱，看起来更像一种细水长流的亲情。但是有一个如此出色相知且体贴的丈夫，人生也该知足。

从夫妻关系上看，半个世纪的纯净婚姻，堪称楷模。因为他们虽然处在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却守着一份纯净的爱，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可贵。

既然如此，彼此的牺牲和承担，值。

第二篇  周恩来和陈独秀

第一章  周主任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张申府回国，担任蒋介石德文秘书，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张申府的工作是负责黄埔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阅卷，可以说是黄埔一期所有学生的共同老师。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另一位元老，蒋介石的好哥们，怕老婆的戴季陶。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军校草创，人少事多，太忙。廖仲恺和戴季陶让张申府推荐人才，张申府推荐的第一个人才，就是周恩来，并且给周恩来邮寄了回国路费。

一九二四年八月，周恩来回国。戴季陶随孙中山北上，和段祺瑞谈判。周恩来走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开启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与此同时，张申府和蒋介石搞不来，离开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张申府因为反对和国民党搞太近与其他同事发生争吵，负气退党。周恩来原本是支持张申府的，但后来屈服多数人的意见。张申府对此评价：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知千里马莫若伯乐，张申府对周恩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弯而不折。

不弯曲又能怎样呢？党内斗争原本就很激烈。如张申府，不弯，退党，不难，难在不折。此后数十年，周恩来历尽艰辛，委曲求全，但从未失去自我。就算有时候看起来像孙子，但我还是我。如此而已。

周恩来回到广东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那时候中共虽然人数不多，元老啥的却有不少，没有多少人在意年仅二十六岁的周恩来。没人理解不要紧，彼时的周恩来已经完全成熟，从身体到头脑，逐渐逼近巅峰。

学贯中西，他的知识层面不是特别深，相当健全。

游历东西方，他的视野相当开阔。

多年思考实践之后选择共产主义，他的信念前所未有的简单。

期待干出一番事业，他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

他心思缜密，心细如发；同时敢想敢干，可以勇往直前。坚持原则而又能屈能伸。如此一个人物，放眼天下，即便是那个风云际会、豪杰遍地的年代，能与之匹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很快，便没有人能忽略黄埔军校的周主任了，因为周恩来短时间内完成了魔法。

周恩来的魔法很简单，就两条，军事和政治。

国民党搞革命，原本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很多起义都是浅尝辄止。所以民国建立十几年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也就广东那一点地盘。所以孙中山晚年才要建立军校，从头再来。共产党建党，或多或少地参照国民党，同时极力避免国民党的缺点。刚开始虽然依靠卢布过日子，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但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政治建设。

黄埔军校初期，实际政治工作非常薄弱。戴季陶跟随孙中山北上，连辞职报告都没写。廖仲恺虽然名义上是党代表，拿蒋介石却没什么办法。周恩来上任之后对政治部领导班子一番整顿，制定详细规则，明确每个人的责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周恩来重新修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改进政治教学内容。把原本空洞的政治口号变成切实的政治教育内容。比方说创办政治刊物，推广革命歌曲等等。如此一来，政治从原本的夸夸其谈，变得和每个人日常生活切实相关，接地气。

政治部算是找到了自身定位，每个人有活可干，有规则可依。而且周恩来把政治宣传搞到老百姓那里，大大提升了政治成绩。

对共产党而言，周恩来聘请了一部分共产党人当教官，如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增加了共产党人的力量，日后林彪去黄埔军校就是奔着恽代英和萧楚女去的。所以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时，周恩来获得开会资格。

再看军事部分。

众所周知，共军建军于一九二七年，但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那部分军人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黄埔军校，特别是下级军官，比方说周四第的人马。黄埔三杰之中，陈赓和蒋先云都是共产党的人。其中缘由何在呢？答案，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挂名政治部主任，实际上非常明白军事的重要性。他利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甚至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力量成为日后共军的骨干。不仅如此，蒋介石两次东征，周恩来均随行，表现不俗。

所有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位大人物，陈独秀。周恩来早期的一切和他息息相关。

第二章  超巨星——陈独秀

若问谁对周恩来一生影响最大，排第一位的是毛泽东，排第二位的是蒋介石，第三位就是陈独秀了。陈独秀和周恩来直接接触不多，对周恩来的影响却是无与伦比的。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先放一放，这里先说说排名第三的陈独秀。

能制造轰动效应，那叫明星。

能把轰动效应延续下去，那叫巨星。

能把轰动效应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影响时代走势，那叫超巨星。

毫无疑问，陈独秀就是一颗超巨星。整个近现代史上，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三场飓风：第一场飓风的名字叫“变法”，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吹起来的，从十九世纪末吹到二十世纪初；第二场飓风的名字叫“民主”和“科学”，吹出了五四运动，旗手就是陈独秀；第三场飓风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旗手为毛泽东。三场飓风，都影响了中国的走势，尽管方式各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思想界的飓风。任何一场飓风的旗手，都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陈独秀不仅影响了周恩来，而且影响了那样一个时代。周恩来只是那时的一份子而已。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一八七九年，安徽怀宁人，幼年丧父，跟随爷爷学习四书五经。一八九六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而随后的戊戌变法却断了他进一步升学的机会，遂改学西学，因发表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论被开除。那时候，周恩来才刚刚出生。

被开除之后的陈独秀从发表反清言论上升到反清活动，光荣成为通缉犯，平生第一次流亡日本（此后还有很多次流亡日本的机会）。他在日本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念书，一边跟改良派的各位理论家（如章士钊）混，又觉得没前途，逐渐激进，成为革命派。

应该说陈独秀混得还不错，辛亥革命之后，得到安徽省督政府秘书长——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他本想大干一番，奈何碰见袁世凯战胜孙中山，革命派落败，被迫逃亡，非常郁闷。跑到芜湖时，他想到军阀龚振鹏见死不救的卑劣行为，书生意气一把，直接跑到龚振鹏的司令部去骂人，相当于自投罗网。

龚振鹏眼见秀才敢如此嚣张，怒了，好吧你个陈独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进来，来人，绑了，日后杀掉祭旗。好在陈独秀人缘还不错，有人前来说情，才没有因为一时冲动丢了命。这是陈独秀一辈子第一次坐牢，也是一系列坐牢的开始。

搞革命坐牢很正常。但是陈独秀坐牢不同。每一次坐牢总能闹出一系列动静，而且动静越来越大。第三次坐牢时，就惊动了孙中山。等到一九三二年第五次坐牢时，竟然惊轰动了海内外。胡适、蔡元培、林语堂等人轮番拖人找关系，把蒋介石烦的不行。连欧洲的杜威和罗素都惊动了，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此外，竟然引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关注：不应该抓陈独秀。

更为搞笑的是，陈独秀把坐牢演变成一出话剧。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二号人物，传讯陈独秀结束，竟然向陈独秀索要题词，以示仰慕。陈独秀给了何部长面子，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唬得何部长晕头转向。其他人等，索要签名者络绎不绝。犯人做到那个程度，非常有面子。

陈独秀为啥变得那么牛呢？因为一直在变通。原本生是清王朝的人，看见清王朝无望了，反清。跟着改良派混，看他们不爽，转而革命。他和年长几岁的梁启超比较类似：学问、为人方式、文笔，都有类似之处。梁启超也是一直求变，变成孙中山的死敌之后，变不动了。陈独秀则比梁启超更激进。

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又怀疑了，再次转变。抄起笔当武器，亲自冲锋陷阵。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写稿、审稿、编辑一人包办，相当于一个人搞一份报刊，牛！更牛的是，一个人能让一份报刊压倒那个年代所有报刊！最牛的还是，把那份报刊搞成历史的坐标！

《新青年》大概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为无数迷茫之中的年轻人点亮了方向，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身边就带着那份杂志，苦闷时拿出来看一看，如同享受一顿精神大餐，神清气爽，气息畅通。

那个杂志有啥魔力呢？就两个词：科学和民主。它们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天天说，听厌了。但是当时报刊还很少，科学和民主又被当成救国良药，受追捧程度远超当今所谓天皇巨星。所以陈独秀的风头，杠杠滴。

从这些经历看，陈独秀是一个热血、叛逆、有才、精于变通的人。这些特征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也导致了他悲催的结局。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获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北大没有副校长的职位，而且只有三个科目：文科，理科，法科，其中文科是最重要的科目，陈独秀的地位相当于北大二把手。陈独秀去北大，可谓《新青年》和北大珠联璧合。杂志一直是陈独秀一个人搞。其它教授（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阵容空前豪华）可以加入编辑部，写文章发表高见。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

按照经典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最先听到炮声的两个人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都是理论功底深厚，名望巨大之人，很快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新偶像，学术界的巨星。

五四运动大潮中，所有明星在陈独秀面前都黯然失色，因为他号称五四运动总司令，巨星级别。因为过于闪亮了，惹起北洋军阀不满，抓起坐牢。

一九二零年，陈独秀出狱后南下上海，在那里会见了孙中山，并且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和李大钊二人可以说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开山鼻祖，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缔造者，堪称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共产党之父。

一九二一年嘉兴游船上召开的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到场，依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总书记，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任。毛泽东之前，陈独秀是中共担任最高领导人时间最长、威望最高、名声最大、付出最多的领袖。

这段时期的周恩来看着陈独秀的书成长，仰望陈独秀，视其为偶像。当初周恩来初次见到陈独秀时，如同粉丝见到偶像一般兴奋，对陈独秀的学识、思想、才思叹服不已，思量着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大干一番。但是等到周恩来进入中央，有机会和偶像兼领袖的陈独秀近距离接触之后，却是苦涩多于甜蜜，最后走向分裂。

怎么会如此这般呢？那些分歧按照后来的官方说法，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这一切要从孙中山说起。

第三章  陈独秀与孙中山

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先驱，国民党之父。陈独秀可以说是共产革命先驱，共产党之父。然而两人结局却大不相同：孙中山死后形象越来越高大，被海峡两岸共同接受，如今大幅画像挂在天安门对面，和毛泽东隔着马路对望；陈独秀原本起点也很好，身前身败名裂，身后印象模糊。为啥呢？原因很有趣。

孙中山喜欢革命者。陈独秀也是一个敢闯、敢拼、敢造反的人，而且能写文章，名气很大，能量很大，正是孙中山钟爱的类型。当初孙中山为了拉拢梁启超，下了巨大的本钱，最后还是只能以宿敌结束。陈独秀不同，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都算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于陈独秀编写的《新青年》，孙中山也表示很重视。

五四运动，陈独秀第三次坐牢，面临危险。广东的孙中山表示：我和我的同伴表示震惊了。当时孙中山正和南方军阀缠斗，忙得不亦乐乎，仍然抽空接见北洋军阀代表徐世英，很霸气地表态：“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

因为孙中山的巨大影响，陈独秀安然出狱。其实陈独秀也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只是对孙中山屡次失败不满意，才转而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十月革命的炮声是响亮的，不仅震动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还震动了孙中山。

孙中山一辈子搞革命，好不容易把清王朝搞死了，怎奈民国一盘散沙，就是搞不起来。今天新军阀去攻打旧军阀，明天新军阀内战，你来我往，无穷无尽，搞得孙中山相当头大。因为孙中山的目的并非打仗，而是建设一个新国家，怎奈军阀觉悟低，时不时向孙中山射几枚大炮玩玩。孙中山对军阀恨得牙痒痒，却还要好言相劝，笑脸相迎，忽悠军阀北伐。

就在孙中山惆怅迷茫之际，苏联的列宁给孙中山上了一课。孙中山和列宁是同一代人，生日相差不远，祭日相差不远，寿命也差不多。两人干的事业也是大差不差，都是推翻了旧帝国，建立新国家。而且就连成功的过程都很类似。当初孙中山为了推翻大清帝国满世界流浪，列宁也一样，为了推翻沙俄帝国满世界流浪。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根本就不在现场，后来才接受领袖宝座。十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也不在现场，也是后来才接受领袖宝座。

但是后续故事却不一样：列宁领导的苏联日渐壮大，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却陷入军阀混战。孙中山看着列宁，羡慕啊。

一九二零年三月，出狱后的陈独秀南下，和孙中山首次见面，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当时孙中山正改组国民党，陈独秀将要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一辈子可以分为两段，创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前，完全是知识分子生活，名声巨大；之后则完全是政治家的生活。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推广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更直白一点，如何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党，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人。陈独秀想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外联合，平等基础上对话，孙中山当然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党内联合，说白了，就是把共产党兼并了。陈独秀当然不乐意。怎么办呢？很好办。

不管孙中山还是陈独秀，都绕不过苏联那道坎。苏联虽然日渐壮大，生存环境依然艰难，西方列强不承认，东方面临日本扩张。苏联希望中国能稍微硬气一点，牵制日本，帮苏联分担一部分压力。苏联的念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二，帮助孙中山建军，筹建黄埔军校。

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归第三国际管辖。第三国际和第一、第二国际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搞的共产国际，都是比较理想化的，想要全世界一起搞共产主义革命。列宁主义诞生之后，说共产革命可以从一个国家（苏联）开始搞。列宁成功之后，就在莫斯科搞第三国际。因为共产主义世界只有苏联一家，结果第三国际基本上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结合体。

斯大林上台之后，苏联更为现实，第三国际沦为苏联附庸。

中共一大召开得过于匆忙，当时中共过于弱小，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生存艰难，连存在的法理都不足，更别说扩大发展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号到二十三号，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支部都必须执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代表”。

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便正式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共产国际为了苏联利益，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又不同意和共产党党外联合。没办法，陈独秀挖空心思帮助共产党搞了一个创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如此总算保全了共产党组织独立完整性。

如此，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变成了国民党员。

可以说是双赢，也可以说是双输。双赢：从国民党看，好像兼并了共产党，一统天下；从共产党看，搭上孙中山牌革命顺风车，可以发展壮大自己。

双输：国民党和共产党立场差异很大。国民党本质上还是精英革命，从上而下。共产党是基层革命，从下而上。组织方式上看，国民党相对松散，内部斗争激烈，难以统一。共产党虽然也斗争，但是一旦形成决策，就统一执行。如此差异，为日后分裂埋下伏笔。孙中山在时，巨大的个人威望可以维持合作局面，继续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孙中山去世，就没人能压得住了。国民党右派又回到老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里去了。

对陈独秀而言，成为共产党领袖之后，闹出来最大的动作就是国共合作。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从一个小党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大党。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遭遇第一次黑暗低谷，党员从六万变成一万。

正所谓成也国共合作，败也国共合作。或者说成也孙中山（活着），败也孙中山（死了）。

第四章  黑锅

蒋介石眼看共产党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国民党那边一盘散沙，决定通过清理共产党的方式重整国民党。当时蒋介石并不是国民党老大，也没有冠绝群雄的实力，所以投石问路，搞了一个“中山舰事件”试探一下，结果共产党退让，没反应。共产党退让，其实也就是陈独秀退让。因为陈独秀是当时中共的“大家长”，一言九鼎。

陈独秀退让，周恩来不愿意退让，在黄埔军校呆不下去了，转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浙江军区军委书记。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是空架子。当时的中共有党无军，所谓军委书记，竟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负责一些安保工作。

职位如何，要因人而异。有人能把皇帝当成傀儡，也有人能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个脚印干出一番业绩。就好比同为家庭主妇，有人把大鱼大肉做成黑浆糊，惹得丈夫忍不住自己下厨；又有人可以用萝卜白菜做成四菜一汤，让全家欢乐。周恩来就有一双巧手，之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没啥实际内容，被他整的有声有色，那还是在国民党地盘里做事。如今当了共产党军委书记，好歹有了自家茅草屋，自然要大展身手。

周恩来干了两件事：第一，把陈赓和顾顺章送到苏联学保卫工作，二人日后成为中央特科的核心；第二，跟国民党竞争。第一条先放一放，后面再说。这里说说第二条。

周恩来因为在黄埔军校干得不错，一九二五年赢得参加中共四大的资格，并且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中共四大选出来的领导班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都是知识分子，开会喷口水那是第一流；项英等人是领导工运的，也就是接触到工人纠察队而已。面对行伍出身、军权掌握、步步紧逼的蒋介石，大家大眼瞪小眼，如同良家女子面对流氓恶棍，除了表示严重抗议、十分轻蔑、百分鄙视、再次严重抗议之外，毫无办法。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到兵，只能是退让再退让。唯一有军事经验的只有周恩来一人，跟着蒋介石搞过东征。

离开黄埔军校的周恩来想干点事，和国民党竞争一番，和蒋介石斗一斗，把共产党家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除了工人，还是工人。

好吧，那就工人了。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虽然有第四军那样的左派，归根结底都是国军，共军还不存在。其他人都是搞政治、搞辩论、搞工人运动，但是在黄埔军校干过几年，并且参与领导东征的周恩来明白，如此下去，天下都是国民党的了。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以中国天无二日的传统，国民党难以容忍共产党。因为之前“中山舰事件”就是征兆。国军内部已经开始清洗共产党人。

怎么办呢？只能自救，靠自己。周书记决定带着共产党仅有的家底——工人——干一场。确切说，就是带着工人在上海搞起义。

上海工人之前搞过两次起义，都失败了。周恩来借着国军北伐之机，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由于大局有利、准备充分、组织有方，最后成功了，解放了大上海。而且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工人纠察队。

筹划起义过程中，陈独秀和周恩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算是并肩战斗。但陈独秀没有军事经验，过程主要是周恩来直接指挥。比方说和军阀对战时，陈独秀曾下令撤退。周恩来没听，最后胜利。

以共产党的实力是守不住上海的，而且国共合作，也没有理由拒绝国军，那么就欢迎北伐军吧。这样一来，相当于共产党人贡献了大上海，国军想动手也没有借口，总要顾忌一下舆论吧。然而共产党低估了国民党右翼清党的决心，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白崇禧。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赞成的，白崇禧必然反对，但是在反共上，两人走到了一起。

国军并没有因为共产党拿下上海而不好意思，依然决心消灭共产党。首先要工人纠察队缴械，明摆着要动手了。如此情况下，轮到共产党大当家陈独秀发话：缴械。

清党前夕，当时国民党名义上的老大汪精卫去上海，质问陈独秀：听说共产党传言要对付国民党，咋回事？

陈独秀首先表达了歉意，立马表示没那回事，并且和汪精卫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说国共两党一家亲、继续完成革命、拯救中国啥的。话说汪精卫能靠住，母猪都能上树。国民党内部，汪精卫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特别是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搞臭之后，资历上已经没人能和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是一个软骨头的政客，所以每一次，汪精卫都被蒋介石耍得团团转。陈独秀相信了汪精卫，相当于把共产党推向深渊，自己也跟着沉沦。

随后白崇禧的人进入上海。四月十二号，屠杀开始，大批共产党人死于非命。

四月十六号，周恩来指责那个《宣言》害了大家。并且起草电文给中央：“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就是要武力讨伐蒋介石。

这是第一个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事对决的电文。

——现在终于明白为啥一把手倒台时，周恩来总能安然无恙的原因了吧。因为他总能在一把手们犯下大错时迅速做出应对，而且有效。

陈独秀太右，周恩来在左。瞿秋白和李立三太左，周恩来在右。之后类似的事情还会出现很多次，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还在想着推卸责任时，周恩来已经转而支持毛泽东了。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太前，周恩来在后。

周恩来的这种能力和处事方式，比起毛泽东那种凡事敢为天下先的个性和巨人般的魄力是差一点，但是留下的弹性足够大，足够周恩来“弯而不折”。

陈独秀接到周恩来的电文时，犹豫不决。他发指令：“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的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对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呢？陈独秀的办法：“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可不需要共产党拯救，直接把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抓了，还要把中共一网打尽。其实陈独秀还有时间做决断，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十五天之后，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有机会做出反击的。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没有拿出新的决断，没能提出拯救时局的方针，而是为过去的政策辩护，比方说“中山舰事件”之后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反正婆婆妈妈一大堆：过去我是领导，过去的政策没错。既没有找到对策，也没有把能背黑锅的同志拉出来。要知道，如此巨大的黑锅，总得有人背上。陈独秀找不到背黑锅的人，那么只能留在自己身上。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声音显得既懦弱，又没有说服力，关键是没有解决问题。老蒋还在杀同志们呢，哪有功夫听你啰嗦。按照陈独秀的意思：以后大家继续听从俺老人家的领导，继续被蒋介石宰杀。——凭什么呀？

不禁要问陈独秀这是怎么了？从成长经历看，他绝不是孬种。想当年还是学生时，就敢反对大清，何等热血。想当年，护法运动失败，以逃犯之身跑到军阀司令部骂人，何等勇敢。想当年，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点亮天下年轻人心扉，何等光辉。想当年，指挥五四运动，又是何等豪迈。

坐牢或流亡，都没能让他屈服，而面对国民党右派，怎么就唯唯诺诺了？答案无非两个，外因和内因。

外因：陈独秀虽然在国内威望巨大，在共产国际那里，也就是小小的支部书记而已。共产国际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所以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就算他本人不想和国民党搞在一起，也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

话说回来，陈独秀就算反抗，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就他本人而言，也不想和国民党决裂。国共合作多爽啊，发展又快。以刘少奇为例，一九二二年从苏联回国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通过领导一系列罢工，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如果那么一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时谈国共合作之际，陈独秀希望和国民党搞党外联合，实现和国民党平起平坐。陈独秀的梦想也就是带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陈独秀有热血，有行动的决心，但本质上终究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守诚信，容易幻想，但不是政治家，缺乏一流政治家的谋略和果敢。

对比一下陈独秀和蒋介石的作为，就能看出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陈独秀守诚信，记得当年和孙中山的盟约；蒋介石嘴上继承孙总理遗愿，手上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完全抛弃。

陈独秀还幻想继续和汪精卫合作；蒋介石连汪精卫都要收拾。

陈独秀前怕狼后怕虎；蒋介石干完再说。

那么身为大知识分子的陈独秀的犹豫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从陈独秀个人角度上看：七月四号，陈延年在监狱中被乱刀砍死。陈延年和周恩来同龄，也是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和周恩来一样，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周恩来一样，也是旅欧支部负责人。和周恩来一样，一九二四年回国，在广州工作，而且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人。更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陈延年原本可以不死的，但是被世家好友吴稚晖（一辈子三次给别人下跪，其中一次是向汪精卫下跪，求他和蒋介石一起反共。当时胡适请求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结果可想而知）出卖。第二年，同样出色的陈乔年被杀。陈独秀长女陈筱秀到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哥哥的惨状，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于上海医院。

从共产党角度看，很多和陈独秀儿子同样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杀。比方说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被杀。比方说被毛泽东称为“杰出妇女领袖”的向警予，被杀。比方说毛泽东的挚友，向警予的丈夫蔡和森，被杀。比方说工运领袖王荷波，被杀。

七月十五号，汪精卫用屠刀砍碎了陈独秀的一切幻想。不仅在武汉清党，而且还亲自下令通缉陈独秀，表示清共之决心。

汪精卫在武汉清党之后，陈独秀的政策已经全面破产。他的信用也全面破产，共产党内首先清算陈独秀的政策。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号，中共召开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让陈独秀负全责，相当于把黑锅放在陈独秀身上。日后陈独秀成为国共双方共同的敌人。

从此以后，陈独秀的人生陷入黑夜。黑夜中的陈独秀，再一次恢复了本色。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革命

让陈独秀背黑锅，绝对没有冤枉他。当时那个情况，作为领袖的陈独秀要负全责。曾经的功劳是他，错误也归他。他是领袖，黑锅当然得由他背。说他是右倾，绝对没错。正如日后博古要为井冈山失败负责。正如日后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负责。

前不久还风光无限的中共一把手，转眼间就要面对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之局面。许多过去的同志反过来指责领导，纷纷划清界限。孤身一人的陈独秀为了躲避汪精卫的通缉，四处闪躲漂泊，一时间甚为狼狈。

周恩来因为主张对蒋介石强硬，并且做出一点成绩，进入中央政治局。那一年他二十九岁，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央政治局中，永远都有一个名字，叫周恩来。

周恩来是与众不同的。他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没落而落井下石，相反，他对昔日偶像和领导人伸出温暖之手，把他藏起来，并用私人的钱开支陈独秀的生活费，很够意思。陈独秀感慨曰：世无朋友更凄凉。

党内同志批判还可以理解，毕竟那一套政策是陈独秀搞出来的，毕竟很多人因此送命，连李大钊都葬送了。真正让陈独秀愤愤不平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让他去莫斯科检讨。

国共合作的策略是共产国际定下的，是为了维护苏联人的利益。现在同志们牺牲了，陈独秀一家人牺牲的比别人更多，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难道陈独秀愿意这样么？当然不愿意。共产国际竟然把陈独秀给抛出来顶罪，而非检讨自己的政策。

——不服。

于是陈独秀拿出早期对抗清帝国和北洋政府的倔强，拒绝前往莫斯科检讨。不仅如此，还迷上了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传说中的“托派”。他的对抗受到了惩罚：一九二九年被中共开除党籍。但陈独秀没有消沉，而是奇迹般地回到国共合作之前的战斗状态。

托洛茨基主义是啥呢？就是“理想派革命主义”。

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搞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理想派的革命主义，整天盼望着全世界一起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盼望着、盼望着，几十年过去，黄花菜都凉了，也没结果。日后列宁比较现实：先从一个国家搞吧。于是苏联成功了。

列宁身上理想主义色彩依然很浓厚，“国家”为“主义”服务。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完全变成了“主义”为“国家”服务，第三国际完全服务于苏联的利益。列宁之后呢，托洛茨基继承了理想派的一面，和斯大林搞对立。日后斯大林大清洗，就是清洗“托派”。日后红军内部搞清洗，比方说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搞清洗，也清洗“托派”。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之后，并没有因此消沉。想让他消沉是不可能的，当初全国性政权的大清帝国和接近全国性政权的北洋军阀都没能让陈独秀消沉，何况当时还是东躲西藏的共产党。于是陈独秀以“托派”的名义重新编写报刊杂字、重新组建“小组”、重新搞“中央”。相当于把五四运动到国共合作之前的路子重新走一遍。

国民党一开始对“托派”是镇压的，后来发现他们是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捣乱派”，就默许了一阵子。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托派”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特别是蒋介石下野那阵子，一边跟中共中央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一边把国民党当成新军阀加以鞭挞攻击，相当活跃。于是国民党再次打击“托派”。与此同时，共产党中央对“托派”也不客气，该打击就打击。

一时间形成这样的奇观：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竟然因为陈独秀的“托派”找到合作契机！

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被曾经的同志出卖给国民党。但陈独秀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在监狱中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没办法，知识分子革命者嘛，原本就是战斗力很强滴，只要脑袋还能思考，只要笔还能写，就不会消停。能让他消停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所有敌人联合起来对抗更大的敌人。一旦国共合作抗日，陈独秀的生存空间就没有了。

“托派”活跃的时候，旗号也是“爱国”。对国危害最大的当然是日本人。国共双方都去抗日，那么陈独秀就没有攻击国民党的借口，也没有和共产党竞争的借口。而且因为国共抗日，陈独秀还走出了监狱。昔日托派战友已经凋零，中共在延安站住了脚跟。即使倔强如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落伍了。正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康有为，在滚滚洪流中，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正如辛亥革命之后不甘落伍的康有为一样，陈独秀也还有念想。

能帮助他实现念想的，就是昔日的粉丝兼下属周恩来同志。

陈独秀坐牢时，周恩来并没忘记他，和叶剑英一起去探望过他。周恩来对陈独秀依然相当尊重，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把陈独秀感动得老泪纵横。当时陈独秀是“托派”领袖，和周恩来相当于政敌。周恩来不仅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而且赞扬陈独秀在狱中坚持写书、精力过人。

出狱之后，陈独秀拖人转告延安，说已经脱离“托派”，想重回党组织干点事。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转给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释放出来的信号，周恩来表示赞同，写文章：“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他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但在当时的延安，周恩来并没有最后的决策权。有两个人对陈独秀不感冒：毛泽东和王明。

王明和毛泽东是天然的对立者，如今却因为陈独秀暂时走到同一条战壕。所以说陈独秀一生就是传奇。纵观那个时代，传奇人物虽多，一辈子能让大清政府通缉，让北洋政府提供监狱，让国民政府提供皇粮，让党内政见对立者协调一致，陈独秀之外还能找到其他人么？

当时延安也是乱糟糟的。实力最强的是毛泽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是张闻天，另外又有王明那颗明星。如果陈独秀再去了，那叫一个热闹。当时毛泽东刚到陕北，立足虽稳，但并无后来的威势，而且还不是党内一把手。

从王明的角度看，自己从苏联回来，是共产主义理论大师，可以唬人。但是和陈独秀比起来，不论是名望、资历，还是理论水平，均不占优势。而且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从苏联回国，就是想抓住这点。陈独秀人家之前就领导过国共第一次合作，所以王明坚决反对陈独秀去延安。

王明给陈独秀准备了一系列大帽子，政治大帽子：“托匪”；个人节操大帽子：“杀人犯”；民族气节大帽子：“汉奸”。前两个子虚乌有，好说。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牵扯到汉奸，那是要死翘翘的。周恩来当然不认可陈独秀是汉奸，和王明争起来。王明拿出王牌：“斯大林正在反‘托派’（大清洗），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王明指出，“对‘托派’不能仁慈，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王明刚从苏联回来，风头还比较劲，号称“活马列”，连毛泽东都要适当的拍点马屁。加上斯大林在苏联大规模清洗“托派”。于是陈独秀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也无能为力，只能跟着中共一起往陈独秀身上泼脏水。

但王明是无法封死陈独秀去延安之路的，真正的决策权还在毛泽东手里。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有一个“前领导”王明已经够让人烦了，再加上一个“前领导兼前偶像”（毛泽东也曾是陈独秀的粉丝）陈独秀，更烦了。但陈独秀毕竟是中共领袖，放在外面“胡说八道”不如接到延安“养”起来。于是毛泽东开出让陈独秀回延安的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如果那样，陈独秀相当于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陈独秀当然不干，谁愿意被养起来呀？如果愿意被养，就不是那个敢和所有组织对抗的陈独秀了。不管如何，陈独秀身上那根硬骨头还在。日后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就拖病不去开会。比起王明，陈独秀要硬气多了，所以陈独秀拒绝去延安，一个人孤独终老，寂寞而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陈独秀身上有硬骨头，为啥想去延安？原因很简单，当时共产党在延安站稳了脚跟，确实比他领导时东躲西藏的好。陈独秀是知识分子革命者，自己没找到出路，在延安那里看到了希望，当然想过去继续革命。但是当延安想把他养起来，他就不干了。所以陈独秀还是陈独秀，硬骨头，还是硬骨头。

一九三九年，陈独秀在重庆医院被赶走，隐居江津，生活聊倒不堪。周恩来去看望他，在一个荒凉破败的民房里找到陈独秀，一阵心酸。周恩来告诉陈独秀，写一个公开声明认个错，然后回延安。那时候王明在延安好日子也过到头了，如果陈独秀回去，也行。但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养起来。

陈独秀对周恩来说出一番伤感的话：“恩来，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周恩来知道陈独秀决心已定，不便强求。眼见陈独秀生活潦倒，让侍卫长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说：“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陈独秀很感激周恩来，但陈独秀还是陈独秀，硬骨头还在：“‘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

周恩来没有强求陈独秀。没有人可以强求陈独秀。

周恩来辞别陈独秀，有点不舍，又有点伤感。

别了，我曾经的偶像，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我不会忘记你的。没有你，我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你没走完的路，我帮你走。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郁郁而终。一代思想家，一个时代的旗手，一颗巨星沉入历史长河。他比胡适更现实，比李大钊行动能力更强，但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生积极活动，却落得右派下场。如同康有为积极改革，最后却落得保皇派，悲呼？

第三篇  周恩来和蒋介石

第一章  蒋介石之于中共

看看陈独秀，前半生光芒万丈，思想界旗手，一代人之偶像，即使坐牢流亡，那也是轰轰烈烈；后半生凄凉无边，凄凄惨惨。不禁要问为啥？要找答案，那有很多，党内斗争，苏俄压迫啥的。其实直接一点，很简单，三个字，蒋介石。

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之前，中共领袖地位是党内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撼动的，具备世界性的声望。即使共产国际，也没有理由去动他。因此他被捕时，才会惊动远在欧美的罗素和爱因斯坦等人。但陈独秀还是完了，因为改变他命运的人叫蒋介石。

不仅陈独秀如此，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为啥才华横溢的瞿秋白会死于非命？为啥王明同志可以上位？为啥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李立三会有一个左倾路线？为啥毛泽东会起起伏伏？为啥会有井冈山？为啥会有长征？为啥抗日战争会是那个样子？为啥会有解放战争？为啥周恩来没有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如此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改变历史走势。而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指向那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名字——蒋介石。

看看吧，这一切问题之中，包含了周恩来一生的主体：和党内所有一把手合作过，但是在毛泽东之前，所有一把手均没有善终。他们一会右倾（陈独秀），一会左倾（瞿秋白、博古），基本上都是结局凄凉。周恩来虽然每一次都能躲过党内变故，但每一次都费尽心思。这一切都是因为蒋介石。

周恩来留给后人一个最大的谜团：从始至终，周恩来仿佛都没有想过走向领袖位置，即使最接近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想往前迈一步。在很多时候，周恩来甚至不愿意成为党内二把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人：建国之后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之前因为蒋介石。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后面再说。这里先看一看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那些曲折。

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奇妙的关系，解读起来相当有趣。有战友关系，如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和朱德。有党内政敌关系，如蒋介石和汪精卫。有战友转变成政敌的关系，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与林彪。还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就是敌友之间反复转变的关系，最经典的一对，就是蒋介石和周恩来。

在以往的宣传中，周恩来是三好学生，先进典型；蒋介石精于吃喝玩乐，后进典型。周恩来为人重情重义，从不抛弃任何人；蒋介石阴险毒辣，变化无常。周恩来办事机智无双；蒋介石则是被愚弄的对象。仅仅如此么？

第一节  相同与不同

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籍贯上看，都是浙江人，奉化和绍兴，相距不远。两人都算单亲家庭长大，蒋介石的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长大，周恩来刚出生就过继给叔父，但叔父早亡，由叔母养育成人。

教育方式上，两人惊人地一致。学前教育，都是由私塾开始，念四书五经啥的，然后进入学堂学西学。两人都有不错的旧学底子，同时涉猎新学，也就是说知识结构相当健全。两人受传统文化影响都非常深。蒋介石视曾国藩为偶像，行为处处模仿之，晚年又喜欢上王阳明，把自己住的地方改为阳明山。周恩来曾对外国记者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九一三事变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都是有道理的。

日常生活习惯上，两人均注重自我反省。蒋介石几十年日记不断，为后人留下大量史料。周恩来虽不写日记，但有工作台历，和日记功能相当。

在着装上，两人基本上都是一身中山装。

两人均在年轻时代出国留学，而且都是去日本。都对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坚韧一面有深刻了解，并且影响了行为习惯。蒋介石在日本用雪洗澡，锻炼意志。周恩来也是坚持锻炼。在对日本关系上，两人心态相差不多。日后海峡对立，两人为了统战，代表海峡两岸，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表示对日本示好。

再说不同。

周恩来年少时是个乖孩子，勤奋好学，模范少年。蒋介石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很早就开始和别人烧香结义拜把子。所以如此，和早期家庭教育有关。周恩来的叔母文化程度更高，诗书礼仪教育更全面。蒋介石的妈妈也很注重教育，却不能亲自教蒋介石知识。

这个差异导致了日后的性格差异。比方说在表达爱国方式上，青年周恩来会严肃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蒋介石则是另外一种表达，在课堂上见日本老师拿着一块泥巴说：这里面有四万万细菌，和你们中国人一样多。把中国人比喻为细菌，蒋介石气坏了，上去把泥巴砸成八块，拿出一块说：现在每块泥巴有五千万细菌，和你们日本人一样多。

周恩来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之外透着一团和气。蒋介石果敢的内心隐藏在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外表下。比方说他扣押胡汉民，行为就很流氓。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去给胡汉民道歉讲和，同样很流氓。那流氓的事，周恩来就干不来。

两人更大的差别在于影响时局的方式不同。

蒋介石本质上是政治家，却起于军事。在日本就学军事，回国之后跟着大哥陈其美刺杀、起义、领兵打仗。周恩来也是政治家，但从五四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到欧洲组织旅欧支部，很晚才接触军事。独立策划军事行动时，已经是八一南昌起义了。

蒋介石比周恩来年长十一岁。因为年龄差距，两个人相当于两代人。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玩的是暴力，蒋介石从辛亥革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那年头都是暴力、暴力、暴力。八年之后的五四运动玩的是组织和宣传。辛亥革命上台的蒋介石搭上孙中山的革命班车，最后以孙中山继承者的身份赢得国民党大量资源。五四运动爆发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等周恩来有机会策划军事活动时，蒋介石已经是巨无霸了。所以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长期落于下风，一败再败，很多时候甚为狼狈。

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啥呢？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被忽略了。答案是历史定位。

蒋介石的历史定位，领袖。周恩来则是领袖身边的执行者，是谋士和组织者的结合体。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领袖会引领时事，创造时事；执行者则能把握、掌控时事潮流。

比方说袁世凯称帝，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比方说蒋介石清党，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比方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身为执行者的周恩来，不管是蒋介石清党之后，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都能以无与伦比的动作穿透重重迷雾、把握问题实质、做出最有利的反应。区别在于，周恩来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蒋介石的对立面而已。

他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恩怨交织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有时候恨对方到牙痒，见面时依然是笑容满面，依然是风度翩翩，恭维奉承一样都不少。

第二节  曾经的战友

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决定黄埔建军时，蒋介石已经三十七岁，人生接近不惑。之前一段时间，蒋介石的人生之中充满困惑和迷茫。从辛亥革命回国干，前后十几年了，军队里面混过，被粤军排挤；上海滩的江湖混过，没搞出名堂；青楼妓院也混过，还得过性病，仍然没能辉煌腾达。特别是大哥陈其美死后，虽然又拜把子无数，看起来依旧毫无起色。

孙中山黄埔建军，实际上是人生最后一次创业。蒋介石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历史机缘，通过各种谋划，甚至连装病和撒娇的手段都用上，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决定大干一番。当时蒋介石羽翼未丰，雄心万丈，到处寻找英雄豪杰，打算大干一番。

蒋介石比较钟情两个地方的人才，保定陆军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

一九四九年之前，要问中国哪所军校影响力最大，很多人可能回答黄埔军校。而实际上至少还有一个军校影响力绝不在黄埔军校之下，那就是保定军校。限于篇幅，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总所周知，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黄埔军校。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大部分军阀出自保定军校，比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白崇禧等等；黄埔军校的教官，比如顾祝同，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中，有三虎出自保定军校。对了，蒋介石本人也在那个学校念过书。

日本士官学校信誉很高，只有留日精英才有资格进去学习。蒋介石留日的梦想就是去士官学校学习，却没能实现。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文凭，回国后那就是高素质人才，直接去各路军阀上班。至于混成什么样，那就要看个人修行了。蒋介石走马上任，自然想要士官学校的人才，于是有了何应钦、汤恩伯等人。

班子刚组建，蒋介石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埔教官多半来自同一所学校，将来拉帮结派搞到一起，可能对自己不利（详情参照蒋介石和何应钦斗法），遂计划从欧洲引入一批人才，搞平衡。当时蒋介石就让秘书张申府推荐欧洲人才，张申府就给他推荐了周恩来等人。蒋介石没有意识到，他被张申府“坑”了，因为周恩来太有才了！

人就是这样，都想要人才，但也得能驾驭才行。正如韩王没办法真正使用张良，张良归汉；项英没法使用韩信，韩信归刘邦。周恩来各方面的才华都超出蒋介石预料之外，而且他们的信仰不一样。

尽管如此，两位注定要影响时代的人物还是当了战友。

毕竟都想干一番大事嘛，虽然道不合，但志同，暂时并肩作战也是可以的。

黄埔时代的周主任，行事风格虽然不如蒋校长那么高调，却也不像建国之后那般谨慎，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尽情挥洒才情。

周恩来多才多艺，除了本职工作（抓政治）之外，搞宣传也是一把好手，还能讲政治经济学。最酷的是，还能编写戏剧节目（早年就靠这个赢得张若名和邓颖超芳心的）。现如今又得到蒋校长的认可，蒋校长夸奖曰：“周主任是个导演人才”。可惜当时没有各种电影奖，要不然周恩来应该能拿不少奖吧。而且以他的相貌，可以随时客串一把演员啥的。

起初蒋校长和周主任配合得很好，相似的知识结构和革命热情，让他们在一起工作愉快。但二人终究信仰不同，蒋介石一心继承孙中山衣钵，周恩来已经信仰共产主义。

——世界就是这样，其它分歧都容易协调，唯有信仰不易。志不同道不合，就算站在一起，也是暂时的。士官学校系统或保定军校系统，就算拉帮结派，也是内部分帮派。比如何应钦派和陈诚派。

周恩来不同，在黄埔军校内部发展共产党，吸走的都是最优秀的人。鼎鼎大名的“黄埔三杰”之中，就有蒋先云（从入学到毕业，均为黄埔一期第一名，战争中早死，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看重之人）和陈赓两个共产党员。蒋介石对此怨恨交加。但是又不能公开翻脸。因为共产党人确实能给他很大的帮助。

看看陈赓的作用吧。陈赓一生传奇指数极高，他救过蒋介石的命，也救过周恩来的命，是近代两个对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有恩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后面说他。

如果说毛泽东兴起于井冈山反围剿，那蒋介石就兴起于东征。东征，蒋介石的龙兴之路，在那条路上，蒋介石终于羽翼丰满，一飞冲天。

一九二五年十月，蒋介石担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队打到陈炯明老巢惠州城却久攻不下，陈赓在担任攻城任务的第四团当连长，随部队攻上城头。右脚受伤了，忍着伤痛继续冲杀。将士浴血奋战两天，终于搞定陈炯明的守城部队，给孙中山报了陈炯明叛变之仇。

蒋介石见陈赓作战勇敢，调他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

但是接下来进军华阳时，国军第三师遇到对手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对手钳形攻势所困。第三师是一支刚刚收编的旧军队，都是兵油子，没啥战斗力，遇到优势火力，争当不吃眼前亏的好汉，纷纷逃走。

蒋介石知道局势不好，赶紧去督战，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英明神武扭转局势。但是他看见的是潮水般溃退的队伍，蒋介石铁青着脸、咬着牙对身边的陈赓说：“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前几天还是小连长，半个月就是代理师长，快啊。

陈赓也想好好表现，高喊：“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师长”！兵油子一边跑，一边给他一个鄙视的眼神：“赶快逃吧，小子，还当什么师长”！陈赓反应机灵，知道局势已不可为，转身对蒋介石说：“校长，我们已经落到环形包围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其实也就是逃命。没等蒋介石反应，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

跑到山下的蒋介石郁闷到极点。颜面扫地之际拔出短剑决定自杀：“我在黄埔一直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陈赓当然不会让他自杀，夺过短剑劝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里没有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内心旁白：都啥时候了，还矫情。

蒋介石对陈赓说：“我实在走不动了”！陈赓说：“我背你走”！二话不说，不顾之前的腿伤，背着蒋介石就跑，跑几里路到河边，过河，暂时安全。蒋介石当然不想自杀、也不是自杀的人。蒋介石真的走不动了么？这倒不至于，他行伍出身，坚持锻炼，向来身体不错。日本军校用雪洗澡，黄埔军校时代，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跑步。此举有矫情的成分，但不是矫情，也不是在作秀。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考验一下陈赓是否可靠。这就是蒋介石与众不同之处。证据是，过河之后，蒋介石迈开大步就走，比陈庚还快，一点儿也不像走不动的人。

过河之后并不安全。因为部队溃散，蒋介石实际上仍然处于孤立的境地，就说他要和周主任联系，要人去送信，环顾左右，无人应声。因为当时蒋介石离周恩来大约一百多里，都是山路不好走，而且是敌占区，搞不好要挨枪子的。就算没碰到敌人，还有土匪，被绑票了啥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蒋介石叹息之际，陈赓挺身而出，拖着伤腿冒险找周恩来，一路上机警地躲过土匪和敌军，联系上周恩来，周恩来再派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

日后延安审干，康生对陈赓感慨：当初把老蒋干掉，现在多省事。陈赓笑着回应：当初干掉老蒋，他就成了烈士，如廖仲恺一般，我成了反革命，不干。

可以说是周恩来和陈赓救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将领，均是在东征中形成的，比方说三炮成名的陈诚。通过患难与共，蒋介石喜欢上了陈赓。陈赓如果跟着蒋介石，也会有一个很棒的前途（详情参照杜聿明）。随后时间里，蒋介石住在总指挥部一楼，让周恩来和陈赓住在二楼，便于沟通。日后国民党召开二大，蒋介石特意安排陈赓为湖南学生代表列席参加。

那时间，陈赓相当于蒋介石的心头肉。

但蒋介石的心思还是要拉拢周恩来，一次次试探，均不成功。东征结束的庆功宴上，蒋介石借酒意向周恩来索要东征军中和黄埔学生里的共产党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就是让周恩来缴纳投名状。周恩来也借酒意拒绝，不交。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元老转向国民党的不少，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投靠了国民党，戴季陶原本也是共产党元老，成了蒋介石兄弟。但周恩来不仅不吃蒋介石那一套，还把蒋介石心爱的陈赓拉走了。

既然都是干革命，既然都是打天下，为啥不能并肩作战，非要你死我活？

对第一流的政治家而言，个体不重要，都是按“主义”划线。蒋介石的“主义”和周恩来的“主义”不一样，注定走向对立。越是有才华，对立起来就越严重。酒桌上觥筹交错，屋外已经炮火连天。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为了自己的“主义”投石问路，搞出“中山舰事件”，同时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造币厂，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打电话向蒋介石讨说法，蒋介石说是一场误会。实际上那是清党前兆，试探一下共产党的反应，然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周恩来却闻到了火药味，想要反击蒋介石，却得不到共产党高层的支持。当时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之人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有限几人，那是毛周二人第一次对蒋介石采取同一立场，那个立场贯穿二人余生。

虽然名义上国共继续合作，但周恩来非常有远见，离开黄埔军校，从蒋介石身边走开，由并肩作战之战友，渐渐转变成你死我活之对手。

周恩来离开之后，蒋介石北伐，再次需要人才，让推荐。心腹张治中建议：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合适。蒋介石也明白周恩来合适，他了解周恩来的能力：就组织才华而言，在国民党内部，无人能出其右。但是因为“主义”不同，蒋介石只能回绝：“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吧”。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意图，摇头。

蒋介石又问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负责军事训练，蒋介石曾视之如臂膀，后因不肯为所用，杀之）。邓演达对蒋介石说：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北伐有他，将如虎添翼！

好吧，蒋介石决定屈尊，宴请周恩来，陪宴者还有浙江籍共产党人恽代英。蒋介石对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如此客套，二人表示赞同。以“主义”划线的人，也都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一时之豪杰，不会轻易丢失风度和礼数。

酒热之际，蒋介石慢悠悠地切入正题：“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其实当时国共还在合作，周恩来完全可以随蒋介石北伐。但周恩来了解这位浙江老乡是不会在“主义”上让步的。所以周恩来拿出经典太极推手：“此事由中央裁定，个人难做主”。

蒋介石表示很失望，为了风度，笑说：“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又豪情陡升：“好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虽然是笑着吃饭喝酒，但内心深处却是复杂的，有惺惺相惜之意，却又明白对方是敌手。

既然携手不成，那就是敌人了。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从那之后，二人战友的阶段结束，开始全方位的较量。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前后二十年的时间，两个人大概过招四个回合，蒋介石三胜一负。

第二章  第一回合

周恩来没有子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介石。第一次邓颖超怀孕，周恩来陪蒋介石东征，二人还是战友。邓颖超私下把孩子打掉。第二次怀孕，正赶上蒋介石翻脸，一番辗转之后不能再生。之后二人便是仇敌。

如果说东征为蒋介石的兴起，那么北伐就是蒋介石腾飞之战。蒋介石所以腾飞，是因为他通过一次战争打败三派人。

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带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军阀。确切地说就是打败了吴佩孚与孙传芳。然后蒋介石的军队增加了几十倍，一下子变成了新军阀老大。

实际上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同时打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的，你没有看错，同时战胜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而且是通过战胜共产党的方式战胜了国民党。

如果有疑问，可以对照一下，一九二四年刚刚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没有建立任何功名，屌丝，或者说高级屌丝一枚。一九二六年，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军校时，蒋介石已经掌握一个军的精锐人马。一九二八年，北伐理论上结束，张学良改旗易帜时，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境内最威武雄壮的军事巨头，名义上的领袖。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依靠打败北洋军阀就能得到的，那么蒋介石是怎么办到的呢？

北伐分成前后两段。以清党为界限，清党之前为第一段，之后为第二段。第一次北伐西线攻占两湖和江西，攻坚力量为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蒋介石也带了两个师的人马，主要在后面收编军队，扩充力量。蒋介石指挥西线人马拿下南昌，刚刚有了南昌，蒋介石就要国民政府迁都到那里，以便挟中央以令诸侯，并且用上种种流氓手段。凡正常人都知道南昌不适合建都，国民政府中央从广东前往武汉，汪精卫是老大。蒋介石用尽种种办法也没能翻版曹操当年的计谋，失望之下和李宗仁一起向东，分别挺近安徽和江苏，同时让何应钦穿过福建北上进入浙江。

清党之前，蒋系和桂系人马基本上拿下长三角。周恩来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第三次起义时，蒋桂两系人马也在往上海挺进。

蒋介石进入江苏，拿下南京，另立中央和武汉对抗。实际上两方面力量差不多，那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如何在短时间内赢得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呢？

关键之际，蒋介石清党，赢得江浙财阀支持，一举扭转乾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搞工人运动，损害了财阀利益。蒋介石清党，相当于为财阀消灾。

替人消灾，拿人钱财，古训。

汪精卫在武汉原本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继续推行国共合作，捍卫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也偏向于和汪精卫合作，武汉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如果那种情况能波及到全国范围，毫无疑问，汪精卫就是孙中山之后的领袖。但是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样，需要财阀的支持。而控制两湖经济命脉的，也是江浙财阀。当蒋介石清共为财阀消灾，汪精卫却继续国共合作，得不到财阀支持。财阀撤资，武汉周围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汪精卫被迫跟着蒋介石走，清共。

从四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五号，前后三个月的时间，蒋介石战胜汪精卫，不是政治和军事，而是经济。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宋霭龄的运作下，蒋介石和宋家三小姐结婚。宋子文从武汉政府转到南京政府，蒋宋联合。当然，中间还穿插了李宗仁和白崇禧趁机反水、逼迫蒋介石下野，还有蒋介石借机修理何应钦等一系列插曲，暂且不表。等蒋介石在上海滩和宋美龄举办那场中国二十世纪最盛大的婚礼之后，意味着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带着宋美龄去南京，看着昔日的政敌俯首称臣，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所谓打败共产党，也就是清党，让共产党员损失了一大半，从六万缩水为一万多，中共惨遭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员。蒋介石手段一共三招：第一招，屠杀，尽量把那些立场坚定、拒不妥协的共产党骨干力量杀掉，比方说陈延年，比方说瞿秋白。

但是不可能把共产党人全部杀光，于是有了第二招：通过威逼，让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党员脱党，比方说姚文元他爹，就是那个时候脱党的。减员的共产党员，多半是脱党的，就是写一个骂共产党的声明啥的。日后困扰着刘少奇的“六十一人”案，就是那么来的。刘少奇日后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证据也是白区时代有“变节”行为。

至于第三招，则是诱惑，把一部分高级共产党员俘获过来树成榜样，看看吧，这就是共产党员，投降啦。领军人物就是周佛海和陈公博啦。

但这三招并不能包打天下，对付周恩来就没用。

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都有一个信条：凡不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杀之。

蒋介石想抓周恩来，并且把周恩来的人头明码标价，八万块，在当时是天价。蒋介石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他错了。周恩来的人头一直好好长在项上，天下无人能取。不仅周恩来，还有一些人，比方说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的人头，比方说鄂豫皖内徐向前的人头，蒋介石也明码标价，买卖也没做成。日后周恩来还将用他的大好头颅在蒋校长面前晃悠。

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还有一个信条：凡不能为我所用又杀不得的人才，毁之。

当年皇太极的一封信，毁了袁崇焕，大明亡。蒋介石深通此理，特意为周恩来准备了毒辣的一招，差点要了周恩来的命。那一招，叫毁谤。

乱世之中，职业革命家如同江湖大侠一般，行踪飘忽不定，而且多个身份。当年周恩来最有名的化名叫“伍豪”，蒋介石就针对这个做手脚，让上海滩主要报刊登报：伍豪等声明脱离共产党启事。

这事看起来不是大事，就是污蔑，当时的大气候就是共产党脱党成风。而共产党最在意名节，日后凡是脱党的同志，都遭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最典型的就是刘少奇，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殃。当时蒋介石那一招没怎么管用，因为当时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实权在握。反而是四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因此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套用一句流行语：蒋介石那盘棋下得大啊，呵呵。

第一节  不正常的世界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常，关键要看那个社会各个阶层是否可以人尽其责。如果武人横行（军阀暴乱），文人想着耍横（干革命），那表示社会正处于病态之中，需要剧烈变革，需要英雄横空出世。一八四零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之前，前后一百多年时间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极为病态的时代。

本来应该好好念书考功名的洪秀全却转身变成上帝的儿子；号称大儒的曾国藩成了湘军领袖；大知识分子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官商两栖，下海经商；大学问家康有为和梁启超去变法。之后更是没谱，知识分子是成群结队的搞革命，看看孙中山身边，书生遍地都是。到了共产党开闹，更是了不得，早期队伍里，清一色的读书人。没有念过新旧两门学问，没有出过几个国家，都不好意思参加革命。

看看陈独秀，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名气传遍海内外。陈独秀从中共领袖的位置上下岗之后，继任的瞿秋白还是同一个模式，书生干革命。

瞿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江苏常州人，爷爷是清朝举人，家境还行，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而衰落。但是瞿秋白受到很不错的教育，学习成绩很棒。十六岁那年，去北京继续深造，原本想上北大，因为交不起学费转而考入北洋军阀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从此以后，瞿秋白成为中国最好的俄文专家之一。

如何评价瞿秋白呢？两个字：温和。很难把革命者和“温和”二字联系在一起。世人印象中，革命者要么大义凛然，要么金刚怒目，但瞿秋白是温和的。性格上，瞿秋白是温和的；长相上，是温和的；待人接物上，也是温和的；甚至文风上，都是温和的。

如此温和的瞿秋白却成为激烈的革命者，相当于绵羊转化为饿狼，那是怎样的社会？说不清楚，但是很清楚的是，在那种社会中，温和的绵羊要么转变成饿狼，要么被吃掉。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温和的瞿秋白成为活跃的学生，又因为活跃而坐牢，出狱后以记者的身份去苏联，数次倾听列宁的教诲。一九二一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中国学习班，瞿秋白因为自身俄文功底任教。那个班里有很多日后名气很大的同学，比方说刘少奇、柯庆施、肖劲光。一九二二年陈独秀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翻译，两人从此结为战友至交。

国共合作之际，瞿秋白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中共“文斗”时代，瞿秋白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李立三和刘少奇那种罢工牛人看见他都要喊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瞿秋白是重要的参与者。蒋介石清党之后，共产党由文斗转向武斗，瞿秋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所以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才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一把手。

瞿秋白和陈独秀完全是两种人。尽管都是知识分子，但陈独秀刚强、自信、甚至孤傲，典型的领袖派头；瞿秋白就是一个温和的人，说话轻声细语的，仿佛怕得罪人一样。如此一个人在混乱时期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只能说是一种悲哀。

陈独秀领导中共，那是“家长”作风，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大家给陈独秀一个响亮的绰号——老头子。瞿秋白则完全是另一种作风，让大家放手去干，他自己不干预。他和陈独秀唯一相似之处，就是面对死亡面不改色，都是硬骨头，配得上知识分子的名头。

瞿秋白担任中共一把手之后，第二年五月份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结束之后留在莫斯科当中共代表。那段时间内，中共发动了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内的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如果要评价历史功绩，那么瞿秋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领导有方。但实际上，他更像一个甩手掌柜。那么那些武装起义的实际策划人是谁呢？周恩来。

周恩来比瞿秋白年长一岁，两人有类似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差不多，都是那种外表儒雅、内心丰富、勇于担当之人。当时周恩来是军委最高领导人，虽然是一个空壳，但是有周恩来在，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周恩来有一双巧手，善于变魔术，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瞿秋白走上领导岗位之际，就是周恩来大显身手之际。当初陈独秀在位时，共产党搞文斗，周恩来并不耀眼。转向武斗，周恩来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下来。

武斗的标志——南昌起义。

第二节  周恩来的反击

从“中山舰事件”开始，周恩来就被蒋介石搞得很被动，处处防御，处处挨打，处处落后，搞得好像司马懿面对诸葛亮一般。特别是“四·一二”之后，项上人头被蒋介石明码标价，那感觉很不好受。他老蒋有诸葛亮英明么？不见得。我周恩来比司马懿差么？不见得。既然如此，何必再躲躲藏藏，就跟他大干一番吧。

南昌起义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是瞿秋白。如果瞿秋白最后没有倒台，一直是一把手，那么如今历史教科书上介绍南昌起义时，必然说，伟大的南昌起义是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由周恩来亲自策划的，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瞿秋白仅仅是参与。实际上，瞿秋白确实只是参与，主要组织策划人都是周恩来。

看看南昌起义的那些参与者就行了。

南昌起义中，叶剑英和聂荣臻是黄埔教官，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助手。但他们两人当时手中无人，并非核心人物。陈毅是半路赶上。真正的核心人物有四个，分别是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这四个人之中，贺龙还是国民党军长，朱德和刘伯承均出身旧军队彼此当过朋友和敌人，叶挺是从孙中山身边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四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周恩来把他们黏合在一起。

朱德就不用说了，打了一辈子仗，累了，想加入共产党而不得，最后还是跑到欧洲，是周恩来帮助他了却心愿。朱德对周恩来一直是支持的。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刘伯承和朱德是老乡。朱德早期在滇军干，刘伯承在川军，当初军阀奋战，两人还曾在战场上交手。刘伯承所在的川军把朱德所在的滇军赶出了四川。

想当初刘伯承为了国民革命弄瞎了眼，差点丧命，不可谓不拼命，虽然打出了“川军名将”的头衔，却是越打越乱。刘伯承和朱德一样，也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混战。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决定再做一次人生抉择——加入共产党，这样朱德和刘伯承这对老冤家终于聚首。

刘伯承入党不久，在广州遇见年轻六岁的周恩来。共产党当时没有军队，只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一起动作，参与过军事行动。从那之后，刘伯承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刘伯承对周恩来非常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相当尊重，解放后，总是亲切地称刘伯承为“刘老”（不是“老刘”哦）。

中共决定南昌起义时，组织前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周恩来担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看看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搞文斗的，没有军事经验。即便是周恩来，也只是协助过蒋介石东征。周恩来想到事关重大，必须找一个能力出众的人参赞军机，他想到了刘伯承。当时共产党内，只有刘伯承有过“名将”头衔。刘伯承成为参谋长，姑且算是共军一系列参谋长的源头。刘伯承之后，参谋长位置上有过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如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粟裕等等。

真正核心的人物是叶挺和贺龙，因为他们二位手中有抢，实打实的抢。所以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那么周恩来和叶挺关系如何？很深。

叶挺，生于一八九六年，广东客家人，农民出身，在村子里念过几年书。近代历史上的广东历来动荡不安。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就很不和谐。特别是经过孙中山一系列折腾，那简直是东风西风交错吹。所以从辛亥革命开始，叶挺就进入了军校，从广东陆军小学升到湖北陆军预备学校，最后从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毕业，走到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一系列战争之后，二十岁的叶挺成为孙中山身边的警卫营营长。陈炯明叛乱之际，率卫队拼死抵抗，掩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为孙中山所器重。国共合作之后，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考察，并且加入共产党。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政策逐渐右转，叶挺还留在左边。

正因如此，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培养共军力量的时候，就和叶挺有了密切合作。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此周恩来找到叶挺。那支队伍就是共产党军队的雏形，副队长周士第在日后八一南昌起义中相当重要。朱德带上井冈山那帮人马，主要就是周士第带去的人。只是周士第日后跟组织脱节，所以最后才是上将。如果是周士第一起上井冈山，日后保底是个大将，甚至可能成为元帅。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拉拢周恩来未果，开始北伐。周恩来却单独约见叶挺两次，促膝长谈，随后又在叶挺家召开连以上党员会议。那是共产党唯一的力量，当然要紧紧抓在手里。叶挺带着那支队伍成为第四军独立团，任开路先锋，一路上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坚定泗桥，血战贺胜桥，挺进武汉，赢得铁军美誉，叶挺本人也赢得“北伐名将”之美称。当时叶挺和周恩来的关系：知己。

南昌起义之前，叶挺从军人角度看，不乐观。但既然国共已经撕破脸皮，自己又在共产党这边，也没得选择。所以当周恩来找到他时，他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当时的叶挺对刘伯承和朱德并不熟悉。刘伯承熬死很多脑细胞之后把作战方案起草完毕，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又拿给贺龙和叶挺看。叶挺看过之后，不发表任何意见，把原件直接退回去。刘伯承很纳闷，心想自己这个方案已经很周详了呀，叶挺啥意思？

刘伯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南昌起义，实际上是几个过去的或未来的名将第一次合作，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放眼共产党内，也只有周恩来能把他们串联起来。如果说联合党内同志难度不算大，那么对待贺龙，则是谋略家周恩来的绝妙手笔。

朱德和刘伯承是因为长期军阀混战厌倦了，贺龙也是一样，但是贺龙的情况又很不相同。因为一九二七年的朱德和刘伯承手中没有几个人，混得一般，而贺龙是军长，手中有人有枪，吃香喝辣，啥都不缺。那么周恩来是如何找到贺龙的呢？

当初彭德怀也是旧军队，很迷茫，后来碰见黄埔四期的段德昌，视为知音，加入共产党。贺龙也一样，他遇见了另一个人，黄埔二期毕业的周逸群。

周逸群生于一八九六年，和贺龙同年，贵州人。周家为富裕之家，家境殷实，所以周逸群受的教育相当不错。周逸群本人聪明好学，成绩不错，后去日本留学。那年头凡是去日本留学的年轻人，日后基本上都去革命了。周逸群也一样，回国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办报刊，小有名气，但是效果不大。于是他去了黄埔军校，在那里结识了鼎鼎大名的周主任。周逸群有点像黄埔一期的蒋先云，能说会写，相当活跃。周恩来对他很看好。

周恩来写的入党誓词，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

硝烟弥漫中华，有斑斑血泪，遍体鳞伤；

军阀横行，列强争乱，九州魔怪猖狂。

      近日宏愿酬，一生交给党，斗志昂扬；

      愿为工农革命，洒热血一腔。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一就是播种：把倾向于共产党的毕业生分出去，一部分分到叶挺独立团，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另一部分分到各地军阀队伍，改造军阀组织，宣传共产党的道理。其中干得最成功的就是周逸群。

一九二六年北伐，周逸群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随军到长沙，去第九军第一师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北伐，一开始只有七个军。蒋系人马为第一军，桂系为第七军。后来唐生智反戈一击，成为第八军。第九军则是原来吴佩孚手下于学忠的人马，后投降蒋介石，之后又北上投靠张作霖，归了东北军。贺龙原本是自己拉队伍的，一九二五年的时候自己想北伐，没闹多大动静，通电归湘。一九二六年时，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北伐前夕，队伍编入第九军第一师。

那么周逸群帮贺龙做了啥，让贺龙倾向于共产党呢？要知道，贺龙十六七岁就出道了，江湖经验极为丰富，要忽悠他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周逸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干革命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贺龙是一个血性之人，为干革命失去了不少亲人。两人比较有共同话题。

贺龙出道虽早，打打杀杀的事也没少搞，终究还是军阀那一套，没啥前途。周逸群告诉贺龙，队伍不是这么搞的。怎么办呢？周逸群告诉贺龙，要加强组织纪律，聚拢军心。操作方式：从下层提拔军官，或者招收年轻学生进行训练。这样既可以排除兵油子，又可以增加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如此一套下来，贺龙认为非常有成效。最关键的是，周逸群对贺龙宣传一整套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相当有诱惑力。而且有苏联做实例，相当于理论联系实际，说服工作相当有成效。贺龙原本就是两把菜刀起家，胆大包天，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因此贺龙对周逸群就更为信赖了。

一九二七年，第九军远走前夕，贺龙脱离第九军，改编为独立师，又因为队伍表现得很不错，扩展为第二十军。如此证明共产党那一套是相当有成效的。蒋介石清党前夕，已经在军中清洗左派力量，当时右派军人要行刺贺龙，被粉碎。蒋介石清党之后，军队选择站队，绝大多数军方将领选择跟着国民党。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贺龙躲入武汉英租界，避开说客。

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贺龙的第二十军就是骨干力量。七月二十八号，南昌起义三天前，在周逸群的陪伴下，周恩来去见贺龙。那是两人第一次相见。

周恩来和贺龙谈了很多，谈了共产党的理想，谈了实现理想的方式。贺龙也是见多识广之人，能看出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其他人一样，他对周恩来表示很信服。站在功利角度上看，所谓理想只是画饼充饥，得来点实在的才行。周恩来给贺龙开出的条件也是相当诱人，让贺龙担任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相当于把最高军权交给贺龙。不仅如此，起义通电也是以贺龙的名义传达，意味着领袖职责。一句话，能给的都给了。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这么做一点也不亏。虽然理论上给了贺龙很多。但实际上是，贺龙的一个军跟着共产党走了，那股力量相当于把共产党整体实力扩充了一倍。即使日后起义失败，贺龙孤身潜入湘西，还带出整个红二方面军。要不是夏曦杀人太狠，红二方面军实力将更强大。

——看到了吧，如此高超的手腕，除了周恩来，还有谁能玩得出？九年之后，周恩来又用类似的手段说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得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得到喘息之机和立锥之地。

有谁能把互不相识的刘伯承和叶挺黏合起来搞起义？又有谁能把不是共产党人的贺龙拉入起义队伍中来？只有周恩来。

南昌起义失败了，但影响极为深远。周恩来日后为啥可以不倒？因为他是南昌起义策划人。啥意思呢？看看日后军内力量分布。

日后苏区丢尽，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博古和李德遭到清算，而周恩来安然无恙。因为博古只是知识分子，李德是外来户。军方的核心力量还是原来南昌起义的人，朱德还是红军总司令，刘伯承还是参谋长，威信很高。如果动周恩来，就要牵扯到朱德和刘伯承。想要同时动他们几个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周恩来还是红军总政委（后让给张国焘），最后拍板决策，毛泽东出山只是辅助周恩来，长征之后，角色对调。

日后延安整风运动，所有的国际派统统完蛋，周恩来虽然也被批判，却安然无恙，因为当时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中威望巨大，不能触碰。刘伯承是一二九师师长，贺龙是一二零师师长。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力量。国际派其他人，谁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军方背景。所以周恩来虽然检讨，还是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拉开大幕之际，聂荣臻管军工，陈毅管外交，叶剑英管军训，贺龙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基本上还是南昌起义的人马掌握军权。即使林彪成为接班人，对周恩来也是尊重有加。中央文革那帮人，即使能让行政系统出身的刘少奇死得很难看，始终推不倒周恩来。林彪出走之后，更推不倒周恩来了。文革之后上台的人，都是被周恩来庇护之人。所以直到今天，周恩来依然是完人。

实际上，正如没必要神话毛泽东一样，也没必要把周恩来说成是圣人，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唯有正视他们的缺点，方能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第三章  第二回合：严防死守

现在看宣传，都是正面的。事实上南昌起义失败对周恩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周恩来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差点送命。生病嘛，好像没啥，但周恩来的病，不一样。

周恩来年轻时，身体相当不错，很少生病。有两次最严重。一次是南昌起义失败，另外一次则是井冈山苏区失败的长征途中。两次生病都有心理因素。两次失败，都是战略性失败，均大病一场。像周恩来那个级别的人，都是才智过人之人，人中龙凤，不管外在表现如何，内心都是极为自负的。每一次战略失败，对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是一次摧残。举个例子说，林彪出走之后，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倍受打击的毛泽东一夜之间老去很多。再举个例子说，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因为坚持多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哼哼唧唧，低落了好一阵子。蒋介石第二次如此低落，还是在退守台湾之后。

南昌起义，周恩来原本想给蒋介石来一次犀利的反击，没想到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本钱几乎赔光。独立团基本被打散，贺龙的二十军也没了，叶挺和刘伯承被迫流亡苏联。贺龙不甘心，潜回湘西拉队伍，重新开始。朱德和陈毅带领残存人马上井冈山，原本在周恩来计划之外。在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毛泽东还没有展现出大略雄才。

南昌起义失败，是周恩来人生第一次遭遇重大创伤。从孩童时，他就是优秀少年，念书时是好学生，社会实践中是出色的组织者。之前他做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在而立之年遭遇如此惨败。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不确定因素。陈独秀贵为领袖，因为大革命失败，都混不下去了。周恩来还不是领袖，把事情搞砸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那种情况下，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非外人能知晓。

但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短暂的挫折之后，他迅速恢复过来，重整旗鼓。

当贺龙辗转到上海，对周恩来说，队伍散了，很难过。周恩来哈哈一笑，贺龙同志你的脑袋很值钱嘛，蒋介石给你标价十万大洋。

首先，组织上只是给他们记过处分，其它就没有了。因为组织也是一个烂摊子，需要有人干活。比干活，没人能比得过周恩来。其次，也就是一次失败而已自古以来，有哪位人杰不曾失败呢？

重整旗鼓的周恩来改变之前的策略，不再想办法反击蒋介石，不再与蒋介石争锋，而是严防死守加无声渗透。

所谓严防死守，确切地说，就是转入白区地下工作，当一名地下党。当然，周恩来和一般地下党不同，是地下党中的巨无霸。

所谓无声渗透，就是创建并领导中央特科，四处安插间谍。

第一节  搞特科需要哪些素质

共产党诞生那会儿，基本上都是书生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是有的，手无缚鸡之力也是现实。搞演讲、写文章是可以的，组织工人罢工也行，但本身也很脆弱。蒋介石清党时，满腔热血却又手无缚鸡之力的共产党人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被杀的眼冒金星。

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处境更为艰难。国民党把有影响的共产党人的人头标价通缉。对共产党内的叛徒许以权柄、金钱和美女。于是出现各种奇观。

奇观之一：某某立场不坚定的党员想要升官发财，直接把领导卖了，换点银子改善生活。

奇观之二：某某立场不坚定的党员没钱花了，找到级别高的党员，给我钱，如果不给钱，我就举报你，把你卖给国民党。这叫敲诈勒索。

但是有了中央特科就不同了。凡是靠出卖领导发财的叛徒，基本上都被陈赓带人消灭了。敲诈勒索的事业没人敢干了，红色锄奸队，威震上海滩。共产党员才算有了点安全感。

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先保住共产党老本，小心行事。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一个机构，可以消灭党内叛徒，同时向国民党全面渗透。于是中央特科诞生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最重要、最高效的特务机构，相比之下，陈家兄弟的中统和戴老板的军统黯然失色。

那么中央特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很神秘也很简单。它好像如今的“有关部门”一样，神秘兮兮，却又真实存在。

说简单点，它就是搞特务活动的，比方说间谍就是其中之一。间谍是一个悠久古老的职业，之前的“探子”就是间谍的前身。近代以来，间谍更是层出不穷，比方说川岛芳子。特务机构也一样，比方说明朝锦衣卫和东西两厂，都是名声（恶名）在外。

说神秘，是因为在它进入历史之前，一般人很难知道它的组织结构，很难知道它的负责人，很难知道它的行动目的。即使是高干，对它也得敬而远之。

特务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因此对特工的素质要求极高。

影视中出场的特工，男人无不英俊潇洒，女人无不性感迷人，不管是端起酒杯还是拿起枪，都是魅力四射那种。看看詹姆斯·邦德，出场总是有那么多惊艳。

对于一个创建特工组织的人，又该需要哪些素质呢？

从外表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个人魅力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知识结构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组织能力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思虑严谨性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

——也就是说，仅仅从个人素质上看，周恩来具备一流特工的全部素质。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参照一个实例。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局势非常紧迫，紧迫到什么程度呢？贺龙有时候一天需要换八个地方。当时的中央委员分批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行，他们的身份是古玩夫妇。他们坐日本的轮船，从上海到大连。周恩来是长须长袍，那个时代的富翁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半旧旗袍，家庭主妇模样。他们坐在头等舱中，引起了怀疑。首先因为邓颖超的打扮不像阔太太。其次，头等舱中的客人都是爱显摆的主，每天至少换一身行头，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就一身衣服。

临行之前，特科同志前来通知说，他们的住处已经不安全。周恩来和邓颖超销毁文件就上路了。原本邓颖超准备的衣物没有来得及拿。船路过青岛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买了些衣服，又买了些报纸，再次引起怀疑。因为革命党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从报纸上收集时事消息。当时蒋介石二次北伐，日本人出兵济南阻扰，搞出来济南惨案。周恩来关心时事，就买了一些报纸。

更要命的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都是公开活动，资料和照片并不难找，所以日本人怀疑他是周恩来。幸运的是，黄埔时代的周恩来是一身戎装的年轻军官，此时的周恩来是身穿长袍的大胡子。那个时代又没有各种电子数据分析，所以不能确定。

船刚到大连，日本水警直接上前盘问周恩来：“干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心智的时候。周恩来平静地回答：“做古玩生意的”。

水警问：“为啥买那么多报纸”？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日本人就敢这么干。可见国家“衰”成什么样，连卖报纸都要受盘问。

周恩来依然很平静：“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邓颖超插话：“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需要留意”。

按说这么说是天衣无缝的，但日本水警坚持胡搅蛮缠，硬是凶巴巴地把周恩来带走审问，邓颖超顿时很紧张。换成一般人，心中一紧张，估计就露馅了。但是周恩来不同，表现出十足的富翁派头。对水警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安排她先住下。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水警原本很凶，见周恩来颐指气使的派头，以为可能真的弄错了，反而更换一张脸，点头哈腰：“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大大的好，太太一定满意”。

他们把周恩来带到水警厅，周恩来依然很平静。有警察再次详细询问各种资料，比方说学历、职业等等。那些当然都是假的，如果在回答过程中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周恩来估计就完了。但是周恩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些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小儿科。

最后日本警察实在没辙，就把底牌亮出来：“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如果说此前是考验心智和记忆力，到此就是考验应变能力了。当底细被拆穿，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呢？周恩来很有风度地伸出他那修长的手指，很有风度地说：“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当然不像，更像艺术家的手。

那警察左看右看找不到破绽，只好把周恩来的照片拿出来比对。虽然是同一个人，军装和长衫差别很大，无胡须和有胡须差别很大。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的表演很到位，影帝级别的，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保持着古董商的派头不动摇。

最后那警察实在没办法了，睁开那杀气腾腾的眼睛，把心中戾气提升到嗓子眼，大吼一声：“你是周恩来”！仿佛想依靠气势压倒眼前人。

周恩来十几岁去日本，二十多岁闯荡欧洲，念书时就敢和北洋政府对着干，已经历经血雨腥风，自然不会把眼前小丑放在眼中。周恩来迎着他那可怜的充满杀气的目光，很坦然地反问：“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那警察没辙了，换成一副点头哈腰的表情：“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请回吧，你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决定把大款进行到底，从钱包里掏钱说：“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就这样，节省了买火车票的时间和力气。

整个过程中，周恩来面如止水，心如止水。短短时间内，把心智、记忆力、应变能力、勇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詹姆斯·邦德，不动粗的话，也不过如此吧。

第二节  人

即使能力如周恩来，想要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筹建一个高效的特务组织也不容易。要知道当年朱元璋筹建锦衣卫，可是花费很多精力。戴笠组建军统，也投入不少。中共当时可没有那么多资源，在国民党的全面追捕下，就算有资源，也不见得能利用。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用他的一双巧手玩魔术。

第一步，人是一切的基础，首先得有人。

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合格的人，也就是要有优秀的特工。在我们看来，一个出色的特工需要种种技巧。但是还有比技巧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观。技巧可以训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切的保障。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价值观的认同。

这世界干啥最难，找人，找对人。要找到价值观雷同之人，如同人海之中寻找知音，难。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不难。因为周恩来本身有足够的亲和力和识人本领，而且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有很多人可以供他挑选。周恩来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人，陈赓。

陈赓生于一九零三年，湖南人。

性格，机警果敢。

人生经历，传奇色彩浓厚。陈赓十四岁加入湘军混饭吃，眼见没混头，十八岁脱离湘军，转当基层公务员，发现又没前途，又见国家前途黯淡，哪一行仿佛都很黑暗，于是就加入了“改变黑暗”的那一行中，搞革命。哥们党派之中，又数共产党最激进。于是十九岁的陈赓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之际，大多数共产党人去搞工运，年轻的陈赓去了黄埔军校。

十大将军里面，陈赓排名第四位。按照陈赓的名头，这个排名仿佛低了。黄埔军校出身的骄子之中，名头最响的就是黄埔三杰了。其中名气最大的蒋先云战死，贺衷寒在国民党那里当了一辈子特务，只有陈赓最后去了军界。陈赓所以排名低了，是因为他一九三一年才去苏区当团长，错过了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红军发展的黄金时光。而且陈赓去的是鄂豫皖，不是井冈山。日后红四方面军经过西征惨败之后，发展为第二野战军。元帅代表是刘伯承。陈赓最多只能是大将了。

现代人熟悉的陈赓将军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知道他救过蒋介石和周恩来的趣闻，实际上他的人生起点是特工。从黄埔军校开始，陈赓就一直跟随周恩来。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陈赓是主要助手之一。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由陈赓向周恩来报告。比方说顾顺章叛变之事，就是由陈赓报告给周恩来。在中央特科里面，陈赓是周恩来的屏障。

那么陈赓具备哪些素质呢？首先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如果陈赓不坚定，那就跟着蒋介石走了。凭借他对蒋介石的救命之恩，躺在那里不动，也能吃香喝辣，待遇远比跟着周恩来强很多。其次，陈赓当过兵，干过基层公务员，为人机警，随机应变能力一流。再其次，陈赓扛过枪，上过战场，流过血，心理素质一流。有了这些素质，基本上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了。但是陈赓还有一项一般人不具备的本领，那就是伪装。

想想周恩来和陈赓，在黄埔军校都是名人，很多人认识他们，要在上海隐藏潜伏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就是能潜伏下来，不仅潜伏，还能活动，能量极大。红色锄奸队威震上海滩那会，特工界有谁不知道陈赓的大名？

周恩来被日本人盘问，面不改色，心不跳，伪装水平超一流。陈赓也不差。周恩来演戏的本领高。陈赓演戏本领更高，连周恩来看了都佩服。只能说，陈赓将军是干特工的料。当然咯，特工只是陈赓的一项技能，战场上的陈赓虽不能像林彪粟裕那般超凡脱俗，也算一流。他创建的哈工大也是呱呱叫。

陈赓只是党内人士，热血青年。要说周恩来找人的本事，还看看另外两个人。

第一个是杨度。杨度是近现代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有两个特色，学问很大，很能折腾。清末立宪派之中，大多数一肚子墨水。就算在那些人中，杨度的学问也可以和康梁相提并论，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立宪派大佬多半跑到日本。孙中山欲招纳，杨度告诉孙中山：“你主张民主革命，我主张君主立宪，哪方成功了，我们就支持哪方”。日后袁世凯称帝，杨度支持。理由是，中国需要皇帝。袁世凯失败，杨度转向革命派，向孙中山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孙中山勉励之。孙中山死后，杨度反对过蒋介石。如果这些还不算稀奇，那么请看另外一件事：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最为低谷的时候，杨度被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如此一个人，横跨所有时代，人脉关系极广。周恩来让杨度收集情报，那是无往而不利。至于周恩来如何说服杨度当特工的，那是永远的秘密，呵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分析揣测了。但是从杨度身上，可以看出乱世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

周恩来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发展党外特工，双面间谍。那人就是鲍君甫，传奇指数极高。

鲍君甫广东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家庭条件很不错，所以念书留学，而且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如指掌，日本通。那年头，日本强中国弱，日本的中国通很多，中国的日本通很少。

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基本上都能混得风生水起。鲍君甫这种，更能混了。毕业之后进入上海滩，当了一名记者。那年头，记者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鲍君甫凭借混功，接触到从青帮大佬到流氓瘪三各个层次的各色人等。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骨子里却非常激进。国民党之中，他是标准的左派，同情工人。国民党清党之后，鲍君甫因为同情左派被逮捕过，随后开始同情共产党，厌恶蒋介石。他有一个朋友叫杨剑虹，和陈立夫很熟。陈立夫建立特务机关时，让杨剑虹负责组建上海特务机关。杨剑虹就找到鲍君甫，拉着他一起搞特务工作。鲍君甫就成了国民党特工。后来杨剑虹犯事自杀，鲍君甫就成了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当初周逸群游说贺龙的时候曾说过，只要你条件够了，共产党自然会上门找你。以鲍君甫的身份（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负责人）和政治立场（同情共产党），显然条件够了，所以共产党人找到了他。首先是一个王牌特工陈养三找到他，一番青梅煮酒，基本上搞定。随后周恩来让陈赓出马，搞定。

处于工作需要，共产党这边给他配备了一辆轿车和一个漂亮的女秘书。就这样，国民党特工中的王牌人物成了中共特工，成了陈赓的王牌。鲍君甫和陈赓关系极好，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情报提供给中央特科。共产党员被俘，鲍君甫会参与营救，比方说营救任弼时和关向应，鲍君甫就出了大力气。

当时谍报争夺非常复杂，共产党挖国民党墙角，国民党也在挖共产党墙角，而且成绩斐然。如此情况下，鲍君甫就显得非常重要。当中共某人被捕了，鲍君甫会告诉陈赓，那人关在哪里，有没有暴露身份，通过合法手段营救还是找人在路上营救。如果中央特科需要惩罚叛徒，那么好吧，问问鲍君甫，叛徒是谁就可以了。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实例之一：黄弟洪，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共产党员，从苏联学习归来参加工作，被分配到苏区。但是黄弟洪觉得苏区工作环境危险，待遇又不高，连找老婆都困难，不如回到蒋校长身边实在，于是写信给蒋介石：愿意回到校长身边，并有中共机密为投名状。蒋介石把信批给徐恩曾，但鲍君甫知道了消息，通知中央特科，结果黄弟洪没回到委员长身边就去阎王那里签名报到了。

实力之二：中共有位组织领导叫陈慰年缺钱了，又觉得跟着共产党混没意思，就想把共产党卖了，赚点外快花。但他深知出卖组织的下场，就通过帮会人物找到鲍君甫，说有共产党机密文件批发价出售，鲍君甫就给陈慰年两根金条。结果陈慰年的金条还没用完，就收到了中央特科的子弹。

实例之三：中共工运领袖之一罗亦农被捕，营救未果，被杀。鲍君甫查出叛徒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二人也是海外留学归来，担任中央秘书。级别虽然很高，工资却很少。他们打算利用工作之便利，出售一部分共产党员上层领导人给国民党，换一大笔生活费去欧洲享受生活。为了向国民党表示信用，先把罗亦农卖了。然而他们想不到，鲍君甫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在他们梦想着收钱之后去欧洲享受高品质生活之际，锄奸队到了，在他们门前放了一串鞭炮，冲入房间开枪灭人。如果不是鲍君甫，将有更多高级共产党人被杀。

实例之四：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军委负责人杨殷被捕，军委秘书白鑫也被抓。时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也差点被抓了，幸亏临时有事没有感到现场，躲过一劫。

鉴于几个人非常重要，周恩来决定劫囚车。鲍君甫通过隐蔽的渠道把消息传给几个人。没想到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周恩来的计划功败垂成。随后澎湃和杨殷被处死，白鑫被释放。蒋介石给出的解释：白鑫是黄埔学生，误入歧途，现已悔过，允许回南京戴罪立功。

鲍君甫查明，澎湃等人所以被俘，实际上是白鑫告密。白鑫不仅没有回南京，而且就在上海。白鑫是黄埔四期学生，共产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他的目标原本是周恩来，白鑫的叛变是中央特科史上的丑闻之一。出现如此叛徒，学长陈赓出离愤怒了，决心亲自出马除掉师弟。陈赓让鲍君甫去和白鑫打麻将沟通聊天，白鑫怎么也想不到鲍君甫是双面间谍，就告诉他将秘密前往意大利。然后陈赓带人在路上设置埋伏，把白鑫干净利索地消灭掉。

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这个并不稀奇，但是法医判断，是由三颗子弹造成四个弹孔。啥意思呢？就是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但结果从同一个部位穿出！——多么恐怖的枪法！从那之后，叛徒都得悠着点。

看看国民党挖墙脚的能力，从归国留学生挖到共军军委秘书长，一点也不比共产党差。好在共产党这边有陈赓鲍君甫的王牌组合，把各种危机一一化解于无形。终于知道白色恐怖时代，中共中央为啥能在上海生存了吧？因为负责上海特务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是共产党的人，双面间谍。这就是周恩来的找人本领，换成其他人行吗？至少没见哪个人行过。

但是历史早就告诉过我们，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没有哪一套组合可以包打天下。陈赓和鲍君甫最后还是栽了，栽在了自己人手上。国民党最终通过强大的资源，抓住中共一条大鱼。那条鱼不仅让陈赓和鲍君甫进了监狱，还差点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间接造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俘被处决。

即使入狱，鲍君甫依然能量很大，通过旧关系给陈赓照顾不少。陈赓大为感动地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日后陈赓因为和蒋介石的旧关系出狱。鲍君甫被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捞出来，在南京担任国民党“反省院”（很奇葩的一个机关）副院长。南京解放时，他在街头摆地摊，日后果然得到陈赓的照顾。陈赓死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鲍君甫遭受迫害，一九六九年死，六十八岁。

因为那人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中央苏区。在那里闹出了毛泽东下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长征。那个人就是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第三节  纪律

人是基础。一个组织若想高效运作，必须有行之有效的纪律。

特务组织历来名声不怎么好。朱元璋搞的锦衣卫在明朝时就声名狼藉，东西两厂，更不用说了。苏联特工组织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工具，贝利亚竟然在斯大林后期成了二号人物，还想争夺斯大林的继承权。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国统区内，让人为之色变。当时国民党大员身边的警卫都有蒋介石的侦探，连副总统李宗仁都不能幸免。白崇禧在南京时，他家对面既有中统的人也有军统的人，还是邻居，惊得一身冷汗。

所以如此，是因为特务组织可以越过正常司法途径，如同黑白无常一样，随便抓人捕人，搞得大家很没有安全感。好不容易熬到权贵位置，不能不清不楚地丧失卿卿性命对吧。

周恩来搞的中央特科有何不同呢？看看中央特科的人。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是国务院总理，长时间处于二号或三号人物的位置上。负责过中央特科的陈云，从来没有掉到中央政治局之外。陈赓在军界一直响当当。在特科干过一段时间的聂荣臻，声名也不错。这些人名声都不错，唯一名声不好的是康生。其实康生生前极为尊容显贵，没人敢惹。死后所以臭了，是因为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中，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周恩来等人则是离开特科时间比较早的。那么早期的中央特科有何不同呢？

中央特科一共有四个科室：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

总务科的任务有两个：一，秘书，以秘书的身份处理中央杂务；二，保镖，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把秘书和保镖结合起来，就是总务科的责任，这是保镖的基本责任。科长，洪扬生（曾经在上海滩活跃一时，长征时被捕，成为国民党特工，建国后被审查）。

情报科，为中央特科核心，负责收集情报和发展内线。科长，陈赓。

行动科，又称打狗队或锄奸队，主要职能是消灭叛徒。科长，顾顺章。

交通科，负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的联络通讯。科长，李强（能人，创造了很多第一）。

这些科室都由周恩来亲手创建。比方说把陈赓和顾顺章送到苏联培训，比方说和李强一起编写密码。共产党破译国民党密码无数，国民党始终难以抓住共产党的密码。这些只是基础建设，关键还是规章制度。

周恩来把特科的规章制度归纳为一句话：三大任务和一不准。

所谓一不准，就是严谨党内相互侦查。这个规定影响深远。

影响之一：它使得中共特务工作避开了明朝锦衣卫和两厂之间的明争暗斗，避开了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相互倾轧，成功地让共产党集中有限资源办重要的事。

影响之二：避开了苏联那种秘密逮捕、秘密处决的模式。尽管中央特科在一九三五年就没了，但是各项规则还在发生作用。日后中共搞斗争时采取政治运动，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比起秘密逮捕和处决好多了。如果按照苏联那种模式，邓小平绝对活不到改革开放。

所谓三大任务：一，搞情报；二，惩罚叛徒；三，执行特殊任务。

搞情报，是特务组织的基本任务，不搞情报的特务组织不叫特务组织。那么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搞得如何呢？一流。

中央特科核心人物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竟然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因为中统特务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国民党那边还没有动手，周恩来就已经得知信息，采取行动，转移同志了。

胡中南号称西北王，当年中原大战之后，带着第一军（蒋军嫡系）驻扎西北，比共产党去那一带的时间还早。解放战争初期，带大军进攻延安，看似占尽优势，却处处被牵着鼻子走，直到最后彻底败亡。因为被他视为心腹之人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周恩来的人。

周恩来用钱壮飞的情报保卫了上海中央，用熊向晖的情报保卫了延安中央。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给他提供情报的女特工是沈安娜。她是国民党的书记员，就是蒋介石召开党政军会议时做记录的人。她有一个称号：摸得蒋介石脉搏之人，她也是中央特科培养的人。

最绝的是韩练成，和陈赓一样，救过蒋介石的命，深得蒋介石信任，最后也跟了周恩来。不同的是，陈赓明里拒绝了蒋介石，韩练成却在蒋介石身边呆了十几年，直到解放战争末尾才回到共产党，是在蒋介石身边隐蔽时间最长，隐藏最深的一个人。

信息工作搞到周恩来这个水平，表达佩服之前，要加一声感叹。

至于惩罚叛徒，也是基本的活。任何一个特务组织都不允许叛徒存在，上面已经说过不少例子。但中央特科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只对内处决叛徒，不对外搞暗杀，更不搞恐怖活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现代拍摄的大多数间谍剧否定掉。如今的影视作品中，杀人放火，权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中央特科也搞那一套，结果很明显，很快完蛋。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战斗力所以强悍，是因为坚定的信仰和几近完美的政治策略。

搞一次恐怖活动，就会在政治上失分，对于弱小的共产党而言，政治失分意味着啥不用再解释了吧。看看现在那些极端组织，搞恐怖活动一辈子，到头来得到啥？对于这点，一代政治家的周恩来看得很明白。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中央特科历史上最危险的顾顺章案。

第三项职能是执行特殊任务，啥叫特殊任务呢？举例说，保镖。顾顺章送张国焘和程浩昌去苏区，就是特殊任务，估计那是中央特科史上最特殊的任务。并非任务本身特殊，特殊在于其引发了一系列惨案，顾顺章叛变引起的系列惨案。

第四节  最神秘的特工

顾顺章，生于一九零四年，上海宝山人，熟悉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人精。

顾顺章早年当工人，因机警过人，很快成为工头。当工人期间加入青帮混黑社会，好勇斗狠，在江湖中小有名气。上海滩帮会林立，流氓横行，顾顺章凭借自身的精明和蛮横在工人和黑帮中均小有名气。

顾顺章的特点：为人精明过人，做事精明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有狠劲。

当年名动上海滩的五卅运动，顾顺章积极活跃，尝到甜头之后加入共产党。日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指挥，为周恩来左右手。日后周恩来对顾顺章多有栽培，曾送他去苏联学保卫工作。

按个人能力来看，身为中央特科行动科一把手，顾顺章的业务水平是一流的。他精于化妆和魔术表演，自我隐蔽能力第一流。他可以轻松操作维修作各种械具，比方说枪支。他可以双手开枪，枪法一流。他精于爆破，手法一流。据说他可以在室内开枪杀人而声音不传到室外，徒手杀人而不留下任何痕迹。顾顺章手段之高明，连国民党同行都非常佩服。中统精锐万亚刚到台湾后无所事事，写起回忆录，写到顾顺章时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顾顺章是特工行业中的大师：“在他（顾顺章）以后，无人能望其背项”。可见顾顺章技术水平之高超。

因为自身素质过硬，加上周恩来的提携，顾顺章在中共内部快速上升。八七会议之后，顾顺章被选为中央委员。要知道陈赓一辈子都没有达到中央委员的位置，同时期的康生也只是江苏省审查委员会委员。如果顾顺章不出事，康生的人生估计是另一番模样。

中央特科内，如果陈赓是周恩来的左手，顾顺章就是右臂。每次要锄奸，基本上都是顾顺章策划。没办法，人家业务水平摆在那儿。

但后来顾顺章和陈赓完全走了两条路。陈赓还在正常的路上，顾顺章却迷失了。

所谓共产党，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梦想共同奋斗的一群人。但奋斗过程太残酷了，断头流血，亲友死亡，杀人或被杀。如果精神力量不是很强大，信仰不是很坚定，那么在那个过程中很容易迷失。

所谓信仰强大，就是相信，为了那个美好的梦想，承担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比方说贺龙，为了跟国民党搞革命，族人被杀几十口子。为了跟共产党搞革命，族人又被杀了几十口子。陈赓为了跟共产党干革命，放弃了蒋介石那里荣华富贵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干革命是值得的。顾顺章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混工人，也混青帮，越混地位越高，却离共产党人的宗旨越远。很简单，他开始腐化了。腐化这个词，今天看起来相当熟悉。

今天的权贵人士，有相当一部分都腐化了，以共产党人的名义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腐化。实际上共产党人腐化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看看中央特科出现的叛徒，有组织领导，有军委秘书长，有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变节的原因都是同样的：腐化，要钱。只是战争年代淘汰率很高，来不及腐化就被淘汰了。战争年代有残酷的战争进行淘汰，和平年代呢？毛泽东那个时代采取政治运动，后来证明失败了。那么现在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顾顺章腐化相当严重，说白了和如今的腐败分子差不多，吃喝嫖赌玩女人。顾顺章叛变之后，特科成员去他家，发现他的住宅相当阔气，营养品啥的不需说了，还有高档货，鸦片。另外还在上海郊区用党费买地契，写着他岳母的名字。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共都穷得叮当响，顾顺章可以如此奢侈，那是破天荒的。

为啥叛变之后才去顾顺章家呢？顾顺章位高（中央委员）权重（行动科科长），平时顾顺章骄横跋扈，只有周恩来发话，他才硬着头皮听几句。特务工作需要保密，他的个人行为也需要保密。加上他行为比较凶悍，同志们看见他都躲着走，要是不小心惹上他，被他当叛徒除掉了也不是没可能。他家除了情报科长陈赓和交通科长李强之外，无人能去。陈赓去他家，看见花天酒地的模样，对李强感叹曰，如果我不死，一定能看到顾顺章叛变。

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无非是精神和物质两块，如果没有精神追求，那必然为物质所困，最后无法自拔。顾顺章从头到尾，都没有经历过精神考验，完全是物质诉求。

如果是个人问题还好说。因为心态失衡和个人生活失衡，顾顺章的组织行为也开始失衡。他逐渐变得喜欢暴力，嗜杀。其实按照顾顺章所处的位置，杀人计划多多。但是暗地里杀人不过瘾，还要来点儿大动作。

上海滩因为特务行业发达，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包打听，说白了就是一些消息灵通的地头蛇。他们可以提供各种消息，是特务组织比较喜欢的菜。国民党实力比较强大，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上海滩的地头蛇们请到一起吃顿饭，索要消息，吃饭地点通常在一品香饭店。顾顺章对此非常不满意，决定来点特殊手段除掉国民党特务的爪牙。他准备了好几箱子炸药，打算趁他们吃饭之机把一品香炸个稀巴烂。那样一来，不仅整个饭店完蛋，连饭店周围的居民都跟着遭遇，这将演变成公共事件，赤裸裸的恐怖行为。

搞特务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恐怖行为。说白了特务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因为见不得光，才隐藏于暗处。如果搞成恐怖行为，那相当于给政治减分。蒋介石当初政治丢分太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管好中统和军统的恐怖行为。比方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事件，绝对得不偿失。周恩来搞政治工作，就很在意这个，坚决杜绝恐怖行为。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了，再走极端的话，只会死得更难看。而且共产党当时虽然弱小，却志在夺取天下，宁可自身损失，也不会在政治上丢分。顾顺章无法理解这一层，渐渐失控。

第五节  一次特殊任务引起的惨案

顾顺章腐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央名义上的老大向忠发也在腐化。掌控实权的李立三一心想着搞暴动，根本无心理会生活作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到目前为止的中共一把手，如果要评价最没存在感的一位，向忠发将以微弱的优势战胜瞿秋白当选。在那个位置上，向忠发就是个摆设。其实瞿秋白也是不抓权，但人家好歹还能写一手好文章。被抓了，也不当孬种。向忠发倒好，被抓之后立马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变节的一把手。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上呢？只能说，冤孽。

向忠发原籍湖北人，一八八零年出生于上海，没怎么念过书，童年时随父母回湖北，十几岁出来当工人，后来进入一家大轮船公司，受东家赏识升为大副。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那会儿，向忠发已经奔四十去了，从年龄上讲，已经过了干革命的热情。但是他见工人运动有搞头，还是加入进来。国共合作是工人运动的黄金年代，武汉那边冒出来好几个工运领袖，向忠发排不上号。武汉清党，那些比较有名的都被清理了，向忠发剩了下来。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了中共一把手，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讨论中共失败时，斯大林认为知识分子当领袖不行，需要工人领袖上台。这样，向忠发，大字不识几箩筐的老工人成了中共一把手，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的工人领袖。

向忠因为发变节，被后人说得一文不值。其实一个一文不值的人又如何能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呢？向忠发虽然没能掌控实权，至少在看人上很有眼光。

向忠发在一把手位置上至少干过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间接救了毛泽东。

事实上毛泽东和向忠发基本上没见过面，但是张国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张国焘北大才子，五四风云人物，从建党开始就是重量级人物。六大之后，做为中央代表留在莫斯科。一九三一年，张国焘回国。此时的井冈山刚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打算让张国焘过去当老大，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张国焘是一个相当霸气的人物，按照他的性格脾气，到井冈山的话，首先要把大权抓在手里。参照张国焘在鄂豫皖的手腕，如果他的地位高过毛泽东，估计会把毛泽东整得很惨。

当时作为一把手的向忠发就认定：不能让张国焘去井冈山。向忠发认为，井冈山形式不错，没必要让张国焘去和毛泽东内耗，于是张国焘去了鄂豫皖，同行的还有陈浩昌。

张国焘是共产党要员，去鄂豫皖，需要重量级的人物护送。中央特科内，身手最好的特工之一，业务能力最强的特工之一，江湖经验最丰富的特工之一，地位最高的特工之一就是顾顺章，能力呱呱叫。好吧，那就顾顺章。

此前周恩来对顾顺章做了一番评估，认为顾顺章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工作，想把他调走，让另外一位同志取而代之。当然那位同志日后的名气比顾顺章还大，他叫康生。

不出意外的话，顾顺章完成任务之后就会面临人事调动。

顾顺章能力一流，圆满完成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之后的顾顺章自己却出事了。

回程路过武汉时，顾顺章就在火车站旁边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表演魔术。话说顾顺章只是地下党，应该好好隐蔽，去表演魔术，分明是自我暴露嘛。难道说活得不耐烦了？当然不是。

原因有两个：一，艺高人胆大，对自己的伪装技术过于自信。另一个原因，心病。

调离那个行业，很难维持过去那种爽歪歪的生活了，同时对他的自信心也是一个打击。顾顺章的专业就是特工，他的能力和天赋都在那里。顾顺章很郁闷，决定缓解一下心情。而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世间事原本就是如此奇怪，很多意想不到。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像周恩来那种永远衣冠楚楚之人毕竟少之又少。

就在顾顺章以为不会有人认出他时，恰好有一个想要改善生活的特工同志投降国民党，他叫尤崇新（接替康生担任沪中区委书记，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时和顾顺章一起共事过，对顾顺章了解极深）。国民党让他交纳投名状：到街上找共产党出来。尤崇新如同疯狗一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眼看交纳投名状的时间就要到了，终于被他撞见一条大鱼——表演魔术的顾顺章。随后顾顺章被捕。

顾顺章被捕之后，迅速计算了一下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不投降，将会遭受各种严酷的刑罚，有可能会死掉；就算不死掉，也要脱几层皮；最后就算不被处决，也要把牢底坐穿；最好的结果是被共产党救出来，然后继续郁闷的日子。

第二种情况，投降，把共产党中央机关出卖给国民党，最理想的情况是把共产党高层一网打尽，那样自己就是国民党的恩人。最差的情况也可以保证荣华富贵。

如此一盘算，果断投降，时间是四月二十五号。

抓住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叫蔡孟坚，当时二十五岁，徐恩曾的学生。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抓住了传说中的中共大特务顾顺章，看见顾顺章，蔡孟坚如同饿狼看见肥羊，那可是金灿灿的前途啊，黄金屋、颜如玉有木有啊。

为了把事情做绝，顾顺章向蔡孟坚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机密情报要亲自向蒋介石汇报；第二，国民党内部有奸细，在他见到蒋介石之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如果按照顾顺章的计策走，那么结果很明显，共产党中央真的很危险，很可能被一锅端了。因为顾顺章知道中共的全部秘密。

第一条容易满足。因为顾顺章是大鱼，蔡孟坚不论清蒸、红烧、还是水煮都吃不下。但为了前途着想，蔡孟坚想先报功，直接给南京的徐恩曾发电报了。

四月二十五号周末，身为高级公务员、喜好风花雪月的的徐恩曾早已下班去享受周末了，留守特务机构大本营的是钱壮飞。

第六节  龙潭三杰

钱壮飞生于一八九五年，浙江湖州人，中共历史上最为传奇的间谍之一。传奇到什么程度呢？钱壮飞死的时候，周恩来对着那个大致的方向下跪感谢。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于人，唯有对钱壮飞，大恩难报，下跪感谢。

他的家庭条件很好，商人之家，衣食无忧。他的学历很高，国立北京医专（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他当过医生，教过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是一个多功能复合型人才。如此条件，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过得很好，怎么就成了间谍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早期共产党人趋向于两个极端，要么是贫困有血性之人，要么是有才的热血之士。即便现在，这两种人也是那种敢闯敢拼敢干，容易成就一番事业之人。在那个国家贫弱的时代，要干事业，最后都会归于干革命。而共产党就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组织，所以有才热血的钱壮飞加入共产党，到冯玉祥军中行医。中原大战冯军战败，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钱壮飞进入特务行业有些偶然性。一九二八年，钱壮飞孤身到上海，看见无线电培训班招生。无线电当时还是稀罕货，正好也没事，就去考吧，轻松过关，考上第一名。

考上之后才发现，不得了，进入龙潭虎穴。正是那个偶然的决定，把三位文艺青年变成三个可怕的特工，他们又一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招生之人叫徐恩曾，大资本家背景，留学美国，是电气工程师。徐恩曾本人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但他的实际身份却是中统缔造者。他原本和特务没关系，但是他有一个留美同学叫陈立夫，陈立夫有一个叔叔叫陈其美，陈其美是蒋介石出道时的靠山，结义兄弟。蒋介石一生结义兄弟无数，只有对陈其美大哥有真感情。陈其美死时，蒋介石非常痛苦，所以蒋介石对陈家极有好感。对素质还算不错的陈家兄弟，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把党务大权交给他们，一时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声威。陈家因此得以跻身于四大家族行列，显赫一时。

陈家兄弟主管党务之后，就想搞一个特务组织，监控各个派系。通讯是特务的基础之一，学通讯出身的陈立夫就找到同样通讯出身的徐恩曾，徐恩曾扭捏客套一番之后上位了。徐恩曾发现湖州老乡钱壮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意提拔。

光凭才华和老乡关系是无法得到徐恩曾的信任的，钱壮飞干了两件事。第一，那年头国民党流行收费，钱壮飞也会收费，但收费之后都转交给徐恩曾。徐恩曾有点小贪婪，觉得孺子可教；第二，徐恩曾养小三，因为怕老婆打上门又不敢带在身边，钱壮飞就把徐恩曾的小三放在自家老婆房子旁边。钱壮飞租了房子，自家老婆住在后厅，徐恩曾小三住在前厅。如此一来徐恩曾就能以谈工作的名义和小三幽会了。

于是有才又会办事的钱壮飞成了徐恩曾的心腹，才子变成特工。

钱壮飞原本和组织脱节了，又是怎么联系上组织的呢？他有个朋友叫胡底。

胡底生于一九零五年，安徽舒城人，生于地主之家，多才多艺，学习很棒。前龙潭三杰都有一个共同点，多才多艺，能演、能唱、能写、能算，放在现在可以在很多行业发光发热那一种。三人之中，胡底年龄最小，但文笔最好，写作水平最高，活的时间最短，而且死在自己人手中：长征会师之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对这位顶尖的间谍很忌惮，找个理由说胡底是国民党间谍，杀之。

一九二四年的时候，胡底在北京经同学介绍认识钱壮飞。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之辈，话题比较多，结为知音。二人有才到啥程度呢？他们合伙创办一家影视公司，自己亲自上阵当主演，然后把片子拿到日本去放映。那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哦。

钱壮飞进入特务机关之后，胡底也明白了情况。胡底有位老乡，叫李克农。

李克农生于一八九九年，安徽巢湖人，上将。近代安徽出过不少军人，比方说清末的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刘铭传；比方说军阀之中的冯玉祥；蒋系之中的卫立煌、孙立人、戴安澜等人皆赫赫有名。唯有到了共军这边，最高军衔就是上将李克农了。

开国五十二名上将之中，有五十一人是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唯有李克农例外，从没指挥过战争。之所以能评上将，皆因特务工作。如果说特工也分山头的话，那么聂荣臻是中央特科在元帅里的代表，陈赓是大将代表，李克农是上将代表。特工之中，叶剑英和陈赓本质上还是军人，特工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真正一直在特工战线上，并且修成正果的，当以李克农为典型代表。毛泽东说过，李克农是个大特务，共产党的大特务。得知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宣布休假三天，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

那么身为大特务的李克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答案可能出人意料，才子。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教育程度也不错，早年立志当文学家，经常给刊物写小说和剧本。他有一手演戏本领：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令人叹服。

——特工必杀技，周恩来和陈赓都有这一手哦。

当然，接下来的故事有点俗套，时代乱，年少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年后参加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当地学生领袖。后来闹运动不如意，李克农很窝火，思想越来越激进，加入共产党。因为种种不如意，闯荡上海滩。

由于李克农也是才子，对电影事业也感兴趣，就在摄影棚里遇见了胡底。他们是老乡，之前在安徽共过事。胡底又在电影棚里介绍李克农和钱壮飞认识，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如此一来，钱壮飞联系上组织。后人评价，如果不是遇见钱壮飞，李克农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红军长征时，李克农是唯一背着相机的人。当然咯，联系到铁杆搭档钱壮飞和胡底，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人以群分嘛，呵呵。

李克农把钱壮飞的情况往上反应，周恩来表示高度重视，让李克农和胡底锲入中统内部，和钱壮飞配合。在钱壮飞的帮助下，借特务扩张的机会，成功达到目的，并且赢得徐恩曾的信任。李克农成为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胡底成为中统天津负责人。

这样一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个人就成了中央特科在中统内部的铁三角。南京和天津方面的情报转给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和陈赓单线联系。中统有风吹草动，周恩来立马就知道。周恩来曾感叹：没有他们几个，我们这些人早就完了。完全属实。

第七节  惊魂

顾顺章知道这几个人的底细，但是他在武汉没有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那么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他想亲自爆料重量级消息；二，徐恩曾也是大特务，心腹是共产党的人，毕竟是很丢脸的事，得给他留点面子，以后还要做同事的。一念之差，导致了故事的逆转。

顾顺章为何敢如此嚣张呢，因为他手中的消息太重要了了，有整个中共中央，而且有最重要的那个人，蒋介石的冤家兼死敌——周恩来。如果能抓住周恩来，蒋介石会给顾顺章想要的任何荣华富贵。但是顾顺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蔡孟坚的贪心。

在武汉时，顾顺章为了打消蔡孟坚的疑虑，给蔡孟坚写了一张纸条，以示诚意。蔡孟坚拿着纸条抓人，一个晚上把共党在武汉的特务机构破坏殆尽。那天晚上，武汉腥风血雨，但无人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

但是贪婪的蔡孟坚还是给南京发了电报，注明：绝密级，主任亲启！而且已经连发了六封！

如果是一般电报，钱壮飞也不见得全部看。

在那种情况下，钱壮飞无论如何也要看了。电报是用密码写的，那种密码理论上只有徐恩曾亲自动手才能破译，因为唯一的密码本在他自己身上。但钱壮飞还是完整地把电报破译出来，因为他身上有一本复制的密码本。

徐恩曾不是傻瓜，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把密码本给钱壮飞的。但是呢，会不知不觉地给。为啥呢？因为李克农和钱壮飞合作演了一场戏，把徐恩曾给糊弄了。

按照影视作品里的剧情，要搞敌人的密码，都要美女出面，来一场危险的亲密接触，再施展神秘绝学之类的；要对自己人呢，那就一番吹牛扯皮，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睡意中睁开眼睛，搞定。然而李克农不是如此。现实中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并不容易，特别是特工领域，更不容易了。即使赢得领导信任，也不见得能得到核心机密。得到核心机密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领导的弱点。而要利用领导的弱点，必须赢得领导信任之后才有机会。

徐恩曾有啥弱点呢？弱点很明显，他有资本家背景，又出国留学，自诩风流倜傥。当然咯，搞特工需要翩翩风度，周恩来的风度就能倾倒众生嘛。但周恩来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从不和女性搞暧昧关系。然而徐恩曾不同，对风花雪月那档子事儿很是热衷，见了美女就控制不住雄性荷尔蒙，很好色。其实好色也无所谓，戴笠也好色，但从没因为好色误过事。因为戴笠是上海滩混出来的，精通三教九流。徐恩曾不一样，明明生长在中国，却心醉于传统世界的才子和西方世界的骑士角色，这不符合国情嘛。因此他的风流就成了弱点。

也正因为徐恩曾自我感觉良好，才能和才子型的钱壮飞、李克农等人打得火热。毕竟嘛，那哥几个都是既可以和鲁智深喝酒又能与李师师吟诗，三教九流都混得开的人物。徐恩曾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就好比古代才子们一起去青楼喝花酒，投机。

李克农要做的，就是利用徐恩曾的弱点。鉴于徐恩曾的地位和身份，不可能自己出去找女人。基本上都是信得过的人帮忙。一个周末，徐恩曾到上海找女人，李克农为了对领导表示关心，半真诚半神秘地对徐恩曾说：那个领导啊，那个地方又来美女咯，要不咱们光顾一下。徐恩曾表示这个可以有，并且对小李同志明白领导的心思表示满意。

眼见徐恩曾放松警惕，李克农再一次表示对领导的关心，非常真诚地说：我也知道领导身上带着那个宝贝（密码本），领导可千万小心，万一丢了，领导也难过啊。

徐恩曾狐疑地看了李克农一眼。只见李克农满脸真诚，没有丝毫破绽，不觉心中一动，打算再试探一下这位得力干将，就说：既然你担心，要不密码本就先交你保管？

如此大好机会，换成一般人估计难掩心中喜悦。但李克农表示很淡定，没有要接的意思，依旧满脸真诚地说：这不能给我，您另找信得过的人，本子里是什么也不要说，交给他保管一晚上就行！

徐恩曾对李克农的表现很满意，就让李克农一边玩儿去了。那么徐恩曾信得过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钱壮飞咯。徐恩曾就这样把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你替我保存它，回来你给我。

钱壮飞淡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接下来就是老一套：照相复制。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钱壮飞是间谍，在他印象中，钱壮飞是他的老乡，和他一样是文化人，自己待他不薄。钱壮飞的家人都在南京，看起来极为可靠啊。

——看看整个过程，没有金钱，没有美女，没有紧张的情节，一切都是悄然进行，但却是有效的方式，需要才华和智慧的方式。

钱壮飞翻译出蔡孟坚的电报之后，脊梁冷飕飕的。但他很快平静下来，做了如下部署：第一步，他让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农；第二步，第二天上午他又很淡定地把电报转交给徐恩曾，自己才去上海。为啥不是自己连夜走呢，还有一些事没有搞定。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家人都在南京，短时间内不可能转移，他需要为他们谋划后路。第三步，把谋划的结果写在纸条上，那张纸条救了很多人的命。

当天夜里刘杞夫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作了报告。饶是李克农很镇定，也是两眼发黑，满天星星，因为所有人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李克农反应过来才对刘杞夫说：“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那话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

要想避免危机，必须找到陈赓。陈赓是李克农的顶头上司，单线联系。但是当时不是碰头的日子，所以李克农必须通过其它关系找到陈赓。陈赓当时也是中共最神秘的特工之一，行踪飘忽不定，要找他并不容易。李克农通过“江苏省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终于找到陈赓。

陈赓也是大吃一惊，赶紧带着李克农一起找到周恩来，时间已经是二十七号凌晨，离顾顺章叛变已经过了一天半。此时的顾顺章正在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即将到达目的地。如果押解顾顺章的是飞机，那么周恩来就来不及反应了。但武汉那边偏偏是轮船，从武汉到南京走了将近一天半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李克农寻找陈赓和周恩来的时间。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第八节  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也没想到顾顺章会出事，但他已经没有时间表示震惊了，必须展示他的高效。他了解顾顺章，知道顾顺章要干啥，和陈赓、陈云、李强、李克农赶紧行动。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他们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步，斩断顾顺章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具体办法，火速转移中央主要领导人，把顾顺章熟悉或能侦察到的领导秘书全部调换成新人。

——这些容易办。因为主要领导人不多，关键是次要人物。

第二步：把上海有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快速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这个有些难办。人数很多，关系错综复杂，保不准又有人叛变了，甚至某些人根本就是国民党的人。怎么办呢？周恩来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发表讲话：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第三步：清理顾顺章的爪牙。

顾顺章原本是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行踪诡异莫测，他用的人也都是自家人。关于对顾顺章家人的处理上，显示了周恩来的另一面，铁血无情的一面。

顾顺章叛变之后，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岳父岳母、保姆就成了不安全因子。因为他们因为顾顺章的关系接触到很多人和事，那些人和事又可能涉及到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全部杀掉，灭门。

究竟杀掉多少人，不同资料记载不同，个人回忆也不一样。后来顾顺章悬赏通缉周恩来：“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杀人在十口以上。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有条件，可以选择关押，然而没有那个时间，那么好吧，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和错都要靠边。如果要找一丝人性亮点，那就是周恩来指示总务科长洪扬生杀掉顾顺章的老婆之后，放走了他七岁的孩子和十二岁的小舅子。

毫无疑问，手段非常残忍。当然在两党你死我活的交锋中，可以理解。换成其他人放在周恩来那个位置上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但这终究和印象中和宣传中的周恩来不相符。

现代所有涉及到周恩来的题材，基本上都是谦谦君子、待人和善、爱护一切能爱护之人。史料中的周恩来为人处世确实一团和气，但那些和气和善意都是有界限的。他的善意，是对战友、对同志。战友有难，他会尽量伸手搭救，比方说对叶挺；同志的后代，他会出手抚养，比方说孙维世。但是对待敌人和叛徒，则是铁血的、冰冷的。

共产党本就有铁的纪律。即使蒙上温情的面纱，依然是铁的纪律。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就是纪律的化身，纪律的执行者。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一团和气的外表下，对战友和同志是无尽的善意，对敌人和叛徒则是铁面无情。但是周恩来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日后文化大革命之中，就复杂多变。这个后面再说。

相比之下，国民党那边却是另一种做派。钱壮飞孤身逃走，来不及转移家属，就给徐恩曾留下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我们因为政见不同各为其主，但祸不及家人，如果你伤害了我的家人，我将把你的丑事公诸于众等等。

事实上钱壮飞的家人就参与了行动，要不是刘杞夫送信，消息也传不了那么快，刘杞夫回到南京就被徐恩曾抓住了。但是徐恩曾有所顾忌，不敢把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人的事上报蒋介石。陈立夫也担心降低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力保徐恩曾过关。当然，徐恩曾也没敢把钱壮飞家人怎么样，关了几个月放了。而且更为搞笑的是，因为徐恩曾担心自己的前途，国民党机要密码本也没有更换。共军长征期间，还能用那套密码接收国军机密，使共军在局势微弱的情况下，总是能找到国军的缝隙，见缝插针。

只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失踪了，死得不明不白。关于他的死一直是个谜团，有说法是死于空袭，有说法是死于民团手中，还有其它说法。反正是死了，结束了传奇的一生。这样也符合他的身份：连死都是那么的神秘。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把钱壮飞的老婆叫过去，告诉他说钱壮飞已死，钱夫人哭了。周恩来当着她的面，向钱壮飞牺牲的方向（贵州）跪拜，痛哭。

周恩来一生救人无数，欠钱壮飞一条命是实实在在的。

最搞笑的是徐恩曾，因为他自己不谨慎导致国民党遭受巨大损失，致使共军整个长征途中都在窃取国军机密情报。而且红军长征结束时，徐恩曾还升官了，贪污更方便了，找女人也更方便了。直到抗战后期，徐恩曾才倒霉，栽在了戴老板手里。

看看国共两党的差别，一个铁板一块，另一个一盘散沙，连特务部门都表现得如此明显。周恩来杀掉顾顺章全家，看似凶狠，却消除了共产党面前的威胁；陈立夫为徐恩曾开脱，看似很够朋友，却让国民党处处被动，影响统一大业。

第四步，彻底改变所有顾顺章知道的密码和接头暗号，相关部门立刻撤。

顾顺章二十七号到南京，牛气哄哄地对蔡孟坚说，那个谁，把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了。蔡孟坚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因为他刚刚从徐恩曾那里得知钱壮飞已经逃走。顾顺章得知钱壮飞逃走的消息之后，气得直跺脚：“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

从那一刻开始，顾顺章隐隐看到自己的结局，很惨。

七月二十八号，国民党大搜捕，把顾顺章提供的地址都找了一遍，基本上全部扑空。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仿佛在嘲笑国民党特务的无能。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得到答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

南京的蒋介石眼见抓获周恩来的计划落空，老毛病复发，连骂：“娘希匹”！

但是骂归骂，此时蒋介石在和周恩来的较量中，还占据绝对优势。周恩来只是勉强自保，最后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去了乡下苏区。

第九节  顾顺章之死

向忠发叛变，要说对国民党一点用也没有，那是瞎扯，首先他出卖了恽代英。

恽代英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经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被顾顺章暴露。恽代英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和林彪堂哥林育南，是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的引路人。恽代英和毛泽东关系非常好，两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就认识。毛泽东对挥代英的人品非常欣赏，毛泽东说：“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当然恽代英也是蒋介石痛恨之人，被尊为“黄埔四凶”之一。

其次顾顺章带人抓捕了蔡和森。蔡和森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两人都是有名的才子，才华相当。杨昌济（杨开慧的爸爸）曾对名士章士钊评价毛泽东和蔡和森：“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之后，毛泽东搞农民运动，蔡和森搞工人运动，两人关系极好。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且提出一系列原则和方式。他给毛泽东通信曾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不是很眼熟？蔡和森被捕之后，受尽酷刑（四肢被钉在墙上，刽子手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而不屈。蔡和森的死，让毛泽东非常悲痛。

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名义签发通缉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齐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总之一句话，格杀勿论。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最为特殊的通缉令之一。

或许恽代英和蔡和森并不是毛泽东签发这份通缉令的主要原因。他们二人的损失对中共固然重要，但都不如向忠发，因为向忠发是当时的中共一把手。

向忠发在中共中央的处境很尴尬，周围都是知识分子，都有海外背景，如王明、周恩来、李立三。那情形好像一个农民工和一群高学历的海归一起工作，咋看都别捏。实际上也没有实权，就是摆设。如今向忠发给人留下的唯一印象都和毛泽东有关。向忠发一生帮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送张国焘去鄂豫皖，避免他去井冈山压毛泽东；另一次，毛泽东一生两个主席头衔之一，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就是向忠发签发的。因此尽管向忠发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但在毛泽东心中还是不错的。

无所事事的向忠发就去找点儿事干。干啥呢？领导干和工作无关的事，基本上就是去腐败，无非就是找女人啥的。向忠发去嫖妓，风险比较大。李立三觉得那样不行，就用党费给他买了一个妓女，让这位老工人过一把金屋藏娇的瘾。向忠发被捕之后，国民党特务找到那个妓女：“你知不知道那老头（向忠发）是什么人”？妓女说：“他（向）是银行老板，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作妾的”。特务说：“什么银行老板，他是个共产党头子”！又把那女人放回妓院了。

顾顺章叛变之后向陈立夫夸下海口：能抓住向忠发、周恩来等人。

三周之后，向忠发被捕，被捕之前还在中央开会。周恩来原本把他安排和自己同住，但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情妇，于是夜里前去看望。第二天早上租车回去时，在车行被特务抓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向忠发一个手指早年被砍断一节，看起来就像九根手指，正是那根断指出卖了他。特务们让向忠发享受了电椅，向忠发撑不住了，背叛。

但仅仅两天之后向忠发就被处决了。向忠发好歹也是中共一把手，那么快杀掉干嘛？这其中有很多版本，答案归结起来有两个：关于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比向忠发多。顾顺章叛变之后，基本上把能出卖的全部出卖了，到了向忠发这里，也没啥好卖的。共产党情报渗透功夫了得，向忠发刚被捕，周恩来就知道了，马上转移。等顾顺章再带人去抓周恩来时，已经人去楼空。也就是说向忠发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是第一。

第二，向忠发是中共老大，杀之，可提气，可立威。蒋介石崇拜曾国藩，就是想如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一样消灭共产党。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赶尽杀绝，蒋介石对共产党也是要赶尽杀绝的。杀掉向忠发，表明态度，日后瞿秋白也是这样被杀掉。陈独秀没有被杀，是因为陈独秀影响力太大，总要顾及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问题嘛。

可以说向忠发不是顾顺章杀的，却因为顾顺章叛变而死。他的被捕、被处决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伤痛，他的变节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但顾顺章在国民党那边过得并不好。全家被屠杀，顾顺章非常地悲痛。他在南京又找了个老婆，重新安家。结婚那天，徐恩曾带着大小特务头子出席，蒋介石也给了一千块贺礼。然而顾顺章的日子过得很压抑，国民党常常送一些特殊的人关在他家测试他，比方说女作家丁玲，就关押在顾顺章家中。全家都被共产党这边杀了，国民党仍然不信任他。

首先蒋介石就不信任他，认为他反复无常，可用不可信。实际上共产党这边所有的叛变者，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都不好。前有周佛海和陈公博，后有张国焘。可见叛徒不受待见啊。

徐恩曾和顾顺章很暧昧。他们从不争吵，但是也尿不到一个罐子里。顾顺章对徐恩曾的命令爱理不理。顾顺章家里的佣人是中统的人（中央特科的叛徒），但彼此心照不宣。他看徐恩曾如同花花公子，徐恩曾看他是土鳖，但同为土鳖的戴笠倒是对顾顺章很欣赏。

蒋介石是政治高手，精于用人之术，他喜欢看着下面各派斗争。当陈家兄弟在党内搞特务组织时，蒋介石又让戴笠在军内进行特务活动。中统和军统的明争暗斗，很早就开始了。

戴笠和徐恩曾完全是两类人，戴笠在上海滩混过世面，和顾顺章有类似的经历，对顾顺章的能力非常佩服，经常把顾顺章“借过去用用”，到他自己的特务组织里进行技术指导。顾顺章也想搞两面派，戴笠抛媚眼，他回赠秋波。

即使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之间也无法容忍叛徒行为。所以徐恩曾对顾顺章非常不爽，加强对他的监视。顾顺章原本就是一头野兽，在中共里面除了周恩来有时说他两句，基本上是无法无天。到国民党了，反而整天受鸟气。时间久了，顾顺章打算另立山头，组建第三党。他的行为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找死。当初邓演达组建第三党反对蒋介石，拉了一帮人，结果还是难逃一死。顾顺章何德何能组建第三党，还是所谓新共产党？

实际上顾顺章也就是说说，工人出身，大老粗一个，有小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精明，根本就没有搞政治的能力。政治是老虎，非常时期，不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接触到政治，基本上都会死得很难看。顾顺章就是典型。

在他还是共产党天字第一号特工的时候，就写了一封“投诚信”给亲人保管，准备有朝一日归顺国民党。那封信，成为他全家被杀的导火索之一。他想两面下棋，却不知在政治上，节操比精明重要。没有精明，可能就是爬得慢一点。而失去节操，早晚遭殃。到了国民党那边，顾顺章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在徐恩曾和戴笠两边搞暧昧。

如果仅仅是徐恩曾和戴笠也就罢了，种种迹象证明，他和共产党还有瓜葛。徐恩曾的手下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些国民党特务内部文件，“证实”是顾顺章传出去的。徐恩曾这些手段，有栽赃嫁祸之嫌。

据顾顺章第二任老婆张永琴回忆，陈赓还去拜访过他：“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拜访顾顺章，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这是顾顺章留下的一个谜团，其实也不能算是谜团，因为共产党的谍报水平无孔不入。

徐恩曾终于忍无可忍，安排顾顺章到日本去休假几个月。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干了啥，没人知道。但是他刚从日本回来不到两周，就被徐恩曾抓了。现在很多人纠结顾顺章在日本干了什么，其实那是一个盲区。据顾顺章老婆回忆：他在日本难得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实际上，徐恩曾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假，就是要除掉他。徐恩曾想除掉顾顺章，又不敢贸然动手。毕竟顾顺章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特工。所以他把顾顺章调走，清空他的老底再动手。

顾顺章死的很惨。他被关在苏州反省院，传说顾顺章会变魔术，懂得催眠，人们担心他逃走，就用铁链穿过他的琵琶骨，锁起来，比对野兽都残忍。

徐恩曾写报告给蒋介石：顾顺章有“反骨”，并且罗列种种反叛迹象。

蒋介石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蒋介石为啥要杀顾顺章？很简单，顾顺章已经成了一个麻烦，而蒋介石不喜欢麻烦。

——这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乱世，你可以认为他很精彩，也可以认为他很残忍。

第十节  再一次失败

顾顺章叛变这件事，表面看，是特工斗法。而穿过精彩纷呈的乱象，就能清楚地看到两个人——周恩来和蒋介石。所谓中央特科，不过是周恩来意志的延伸。

一九二七年之后的国民党政府，基石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一系列攻击性的政策基本上都是蒋介石制定的，也都是围绕蒋介石转。所谓国民党特务，不过是蒋介石意志的延伸。所谓陈立夫、徐恩曾这些人，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一颗棋子而已，命运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当蒋介石要抛弃他们的时候，显赫一时的陈家也就完蛋了，徐恩曾的晚年如同一条老狗。

同一时段的中共中央，尽管要听命于共产国际，尽管更换了领导人，但是核心人物只有一个——周恩来。不管是瞿秋白、还是向忠发、或者王明，基本上都是空壳。策划南昌起义，武力反抗国民党的是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还是周恩来。

历史中的蒋介石，一心想铲除共产党。历史中的周恩来，一心要把共产党守护住。所谓顾顺章，不过是两人过招的载体而已。蒋介石凭借国民党强大的资源，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周恩来步步设防，必要时兵行险招。到最后，周恩来还是输了，就输在顾顺章身上。

顾顺章事件中，共产党在武汉和上海的特务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周恩来临机应变，转移了重要人物，但基层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周恩来灭了顾顺章全家，只留下了两个孩子。当顾顺章回到乡下找到十二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询问其余亲属的下落时，张长庚回答说不知道。顾顺章于是教他每天在熟悉的街口等候熟人，那样就能找到“姐姐”。九月份的一个傍晚，张长庚等到一个认识的人，立刻上前去询问姐姐的下落。那人就是王世德，中央特科的特工，顾顺章在行动科的助手，灭顾家的人之一。隐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工立马上去把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被捕之后，叛变。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抓，多半表现得悍不畏死，比方说蔡和森被钉在墙上也没有屈服；比方说陈独秀虽然被共产党抛弃，也没叛变；比方说瞿秋白，有委屈也没有出卖同志。而特工一旦被捕，立马投降。出卖顾顺章的尤崇新如此，顾顺章本人如此，因为顾顺章叛变杀害顾顺章家人的王世德也是如此，怪不？

王世德随后带着国民党特务和租界的人去挖尸。顾家被杀之后，尸体被就地深埋。曝光之后，轰动全国。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更难立足了。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祸不及家人。就算顾顺章的亲戚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特务工作，也罪不至死。灭顾顺章全家，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是情非得已，站在中立者的角度上看，还是太残忍了，与恐怖主义何异？

如此一来，相当于共产党在主流社会的政治信用破产。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主流社会都不会接受恐怖主义行为。就像现在中亚，如此混乱，恐怖主义也只能私底下活动。当年的上海滩，黑帮大亨在人前都装得一本正经，尽力洗白。

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原则之一，就是禁止恐怖活动。正是因为顾顺章的暴力倾向，周恩来才考虑让康生接替他的位置，才导致顾顺章心里不爽。没想到最终的最终，还是栽在政治上，栽得如此之惨重。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共产党军事行动破产。军事破产，没有关系，还能继续玩政治。政治破产，基本上就没法玩了。所以中共中央转入苏区，周恩来也从城市转入乡下。

黄埔一别，周恩来和蒋介石，两位身上有很多类似特点的人由战友变成仇敌。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军事上输给了蒋介石，基本上把共产党的家底输光。转攻为守，这次又在政治上输了。

在蒋介石看来，周恩来仿佛有九条命，总能化险为夷。每一次脱险之后，周恩来总能以新的方式，在新的位置上给蒋介石制造新的难题。

在周恩来看来，蒋介石阴险毒辣，太可怕了。蒋介石身边看似有很多漏洞，可当你顺着漏洞进攻的时候，最后失败的往往是自己。

恩来兄，看你接下来如何出招吧。

蒋介石啊，蒋介石，事情还没完。

第十一节  不幸与幸运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三十三岁，身体和精神处于巅峰状态。

周恩来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出道十几年，求学日本和欧洲，见识过人。不同之处在于，求学期间还能干革命事业，聚集一批人。那批人日后成为精英，如邓小平。接触到各类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干过各种事业，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南昌起义总指挥，到红色特工之父。一路走来，多么与众不同。但是他自己干过最重要的两件事却都失败了，何其不幸啊。然而即使是失败，都败得与众不同。

南昌起义失败，因为朱德和陈毅的坚持，一部分人马保留了下来，成为日后共军的基石。在那些基石上，周恩来高高挺立，以后各种狂风恶浪，周恩来都能岿然不倒。

中央特科失败，同样有一干人马保留了下来。聂荣臻和陈赓就不用说了，比方说沉默的陈毅，实际上在党内分量一直很重；再比方说已经臭了的康生，一辈子整人无数，从来没有整周恩来的念头。因为周恩来想揭康生的老底，比康生揭周恩来的老底更容易。文革整人满天飞，康生也只是把“伍豪事件”拿出来试探一下。康生临死时，倒是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

是不是很与众不同？如果这些还不算，那么看看责任问题。这个讲究因果：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成功了，享受成功；失败了，就要追究责任，就好比欠债还钱一个道理。

共产党讲究铁血纪律，每一次失败，都要有人承担责任。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责任；井冈山失败了，王明博古承担责任；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承担责任。

唯有周恩来，失败次数不少，好像从来不需要承担责任。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破产，要追究责任的话，必然是周恩来承担。然而最终竟然没有追究到周恩来身上，最后变成周恩来在为陈独秀失败的政策救赎。

如果说陈独秀之前是领袖，理应为失败负责，那么南昌起义之后几年，共产党在城市活不下去了，应该由谁负责呢？让瞿秋白负责？拜托，人家中共六大之后就在莫斯科当共产国际代表，远在万里之外。让向忠发负责？人家去的地方更远，在马克思那里开会呢。应该承担责任的好像是周恩来。那段时间内，级别比他高的人几乎没有了。中央特科是周恩来领导，各种组织也由周恩来领导。顾顺章叛变，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因为周恩来是他的直系领导。他带来的各种损失，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党组织遭到各种破坏，周恩来也逃不掉干系。但是周恩来毫发未伤，到苏区之后还取代了创建井冈山的毛泽东。

——是不是很与众不同？

这是因为有个人代替周恩来扛起了炸药包。他叫李立三，一个很好玩又很能折腾的人。

李立三生于一八九九年，湖南人，他的爸爸是秀才，爷爷是秀才，爷爷的爸爸也是秀才。如果清政府不倒闭，李立三再次考上秀才毫无压力。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李立三有过很多名字，结过好几次婚。此外，李立三还很有自己的特色，开过好几次追悼会。要知道，能享受追悼会的人都不一般。能享受好几次追悼会的人又该如何呢。

五四运动之后，李立三去法国勤工俭学，一边当工人，一边组织罢工。由于太能闹，被当局遣送回国。当时小道消息说，李立三同志因为革命牺牲了大好头颅。大家大为惋惜，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大会。结果悲伤还没完毕，就听说李立三同志在中国领导工运，周恩来等人微微一笑。

一九二七年之前，中共一直在模仿苏联，试图通过工人运动得到点儿什么。那段时间的猛人都是靠工运往上爬，包括叛变的顾顺章和向忠发，都是。然而所有搞工运的人之中，最猛的那位当数李立三。有多猛呢？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因为搞工运出名的，但是为刘少奇赢得名声的每一场工运，李立三都是刘少奇的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如此，五卅运动也是如此。李立三也从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升级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

蒋介石清党之后，李立三是第一个提出搞起义的，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就有李立三。起义过程中，李立三跑错了路，总部又给他准备追悼会，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回来了，周恩来再次付之一笑。第三次追悼会，那是半个世纪之后、文革之后的一九八零年，那时李立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自杀十几年了，再也不会活过来。当时的情况很是凄凉，连骨灰都找不到，只有一副眼镜，代替遗体告别。

直到中共六大之前，周恩来和李立三的关系都还相当不错。在会议上，鉴于之前各种暴动并不顺利，政策转向温和。随后张国焘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代表。中国境内只有四名中央委员，分别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和蔡和森。向忠发和项英当时只是挂名，管事的是周恩来和蔡和森。二人在黄埔军校合作得很好，如今依然。

中共六大结束不久，主导大会的苏共理论家布哈林遭到斯大林的攻击，政策又开始左转。向来比较能折腾的李立三代替蔡和森主管中央政治局，如此一来，中共中央成了周恩来和李立三的二人转。周恩来因为南昌起义失败，决定对国民党采取守，向右转。李立三认为，共产党之所以如此被动，是因为进攻力度不够，要全力冲刺、打出一片天才行。

两人开始争吵，开会时吵，吵不完的话，开完会继续吵，唾沫口水满天飞。

向忠发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也难为向书记了，他怎么可能说服李立三呢？小老婆还是李立三帮忙买的呢。要说顾顺章腐化没人管，谁管呢？两个掌实权的人正忙着斗争，都想顾顺章站在自己一边哩。

吵到一九三零年，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越吵越激烈。随着理论家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斗争失败，周恩来在和李立三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没办法了，周恩来去共产国际报告去，实际上也就是避李立三的锋芒，躲了。

一九三零年四月份到九月份，前后五个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那段时间里，他整出了鼎鼎大名（日后臭名昭著）的“立三路线”。那是一个怎样的路线呢？确切地说，就是山寨结合体。

军事上，李立三动员红军攻打大城市：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实际上是想山寨复制辛亥革命的模式，有点儿妄想。辛亥革命能成功，那是很多机缘巧合加在一起。很遗憾，李立三没有那样的运气，任凭使出全部力气，也不能在武汉赢得落脚之地。

政治上，李立三搞出来一份报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看这题目就知道了，要山寨列宁。所谓列宁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革命——基础上，说共产主义革命也可以在一个国家搞，于是苏联诞生了。李立三这个报告，是要中国革命首先在一个地方成立，并且他还要搞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如果说列宁的工作是富有世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那么李立三的工作相当于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这一切其实都无所谓，问题是，李立三的胃口很大，让蒙古暴动，承认自己是中华苏维埃的联邦，并出兵支持。如果这个还不算，李立三还想让苏联在西伯利亚武装二十万中国工人帮助中国搞革命，并积极准备和日本作战。

——看这异想天开的，竟然想动苏联人的奶酪。要知道，苏联是指望中共以苏联利益为利益的，会为了中共革命和日本开战？脑子秀逗了。

所以李立三败了，成了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位战略失败的替罪羊。

本着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李立三并不能算失败，虽然城市组织遭到破坏，红军却一直在发展壮大。一九二九年六月份之前，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多人，半年之后发展到五万人。李立三下岗时，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的队伍从一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毛泽东的队伍也从三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徐向前的队伍从三千人发展到九千人；就连邓小平都有了三千人马。

日后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跟那段时间红军的发展分不开。

说李立三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不为过，只不过是因为动了苏联人的奶酪而已。那就是当时共产党的处境：一个受气小媳妇，处处受老婆婆的制约。

因为李立三搞了一个“错误路线”，顾顺章叛变造成的损失反而不那么碍眼。正如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之后，南昌起义的失败也不那么碍眼。

这就是周恩来的幸运：每次失败，总有一个头顶错误路线的人走在前面。

这就是周恩来的精明：虽然身处核心，却总能和那些所谓的错误路线保持距离。当陈独秀右倾时，周恩来在左边；当李立三左倾时，周恩来又在右边。

——左右都是他有理。即使日后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所有政策，但如今批判文革时，总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对周恩来则寄予无限同情。如此人物，翻遍二十四史能找到几个？

第四章  第四个回合

第一节  恩怨纠缠

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后，和蒋介石的较量还在继续。周恩来再一次切换了战略模式，从地下战场转移到真实战场，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第三个回合。

前面说过，蒋介石和周恩来身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因为信仰的“主义”不同，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从一九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内战中优势丧尽，前后二十年时间中，特别是一九四五年之前，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蒋介石用各种方式主动进攻，周恩来用各种方法被动防守。

周恩来试图反击，策划过八一南昌起义，输了军事。随后周恩来改变策略转入地下，进入秘密工作，若干年交锋之后，周恩来又因为顾顺章输掉了政治。

然而较量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模式：短暂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过后，再一次遭遇战略性失败，共军被迫长征。这就是第三个回合。这个回合失败之后，周恩来没有切换战略模式。因为第三个回合和前两个不同。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这可不是卖关子。因为第三个回合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二，周恩来是否有当领袖的机缘和雄心。这两个问题将在后面再说，这里直接跳到第四个回合。

看看周恩来和蒋介石较量的过程，前三个回合周恩来都失败了：一败南昌起义；二败城市争夺；三败苏区较量。前后将近十年时间，周恩来都没有占得先机。难道就这样一直失败下去么？当然不是。如果周恩来一直失败，如今统治中国大陆的还是国民党呢。

经过艰难的长征之后，红军到陕北。周恩来又有了和蒋介石继续较量的机会。

这一次善于防守、并且一直处于防守位置的周恩来终于抢占一次先机。

时间，一九三六年。地点，西安。

之所以能抢占先机，是因为一个人，张学良，分别有恩于国共双方之人。

第二节  第二位贵人

建国之前，周恩来一共策划过两次大事：一九二七年策划南昌起义，共产党建军；一九三六年策划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刚到陕北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

两次大事都影响了全局走势。两次大事，周恩来遇见了两位贵人。南昌起义的贵人是贺龙——以非党员的身份指挥共军起义，并且付出重大牺牲。这个在贺龙的篇章里已经说了。

西安事变的贵人就是张学良——以非党员的身份促成国共合作，并且付出重大牺牲。只不过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加入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依然留在国民党阵营中。

张学良生于一九零一年。那一年，二十六岁的张作霖从黑道转向白道。一九一七年，十六岁的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服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正酣，张学良进入军校，之后级别火速上升。张学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生活上看，四个字就能概括：花花太岁。

有个笑话：林彪不抽烟不喝酒，只活了多六十岁；周恩来只喝酒不抽烟，七十多岁；毛泽东抽烟不喝酒，活了八十多岁；邓小平既抽烟又喝酒，活了九十多岁；张学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活了一百多岁。

张学良是个放纵之人。用现在的观点看，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而且档次也比一般人要高。吃喝就不用说了，东北张大帅最钟爱的儿子，日后的少帅，美酒大肉任他享用。玩棋牌更了不得，是那种连饭都忘了吃的主。

最能反应性格的是他和各种女朋友的关系。

东北好汉张作霖通吃黑白两道，同时精通玩女人之门道，通过各种方式娶了一大堆老婆，生了不少孩子，还要沾花惹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把一生对待女人的秘密提炼成一句要诀传给张学良：玩女人可以，不要被女人玩了。张学良深以为然，并且运用到炉火纯青之境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年轻时代的张学良长相帅气，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单凭这个称号，就知道不会寂寞。更为致命的是，张学良还是“三有”阶级：有权、有钱、有时间。所以绿林霸王出身的张作霖找女人还需要动粗，张学良就不用，各种招蜂引蝶，各类女朋友送上门。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强迫女人怎么样，都是自愿。女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

他自己回忆说，自己原本也是一个优良少年，只从十六岁时被风骚的表嫂勾引之后，就有点瞧不起女人，放纵了。从那之后，他对女人就不太看重。他不强迫女人，但也不会因为女人而迷失自我。如同浪子一般，游刃有余。

他自己回忆说，他有中外各种女朋友，而且都是——用现在的话说——白富美。有些女朋友是有丈夫的，她们的丈夫也是有权有势之人，而且知道她们和张学良的关系，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假装看不见。

张学良是一个纨绔子弟么？只能说他具备纨绔子弟的所有特质。但是纨绔子弟概括不了张学良的一生。比方说吸毒吧，张学良有过吸毒史，比纨绔子弟更纨绔。但是他凭借自身的毅力，硬生生把毒瘾给戒了，了不起。要知道对一般人而言，戒烟戒酒都有点儿难。

张学良还具备如下特征：他懂得从开摩托车到开飞机的各种技巧。他常常夜里自己骑摩托车从北京去天津兜风，有时间还开飞机到处耍耍。领兵打仗也行，十六岁进入奉军，戎马生涯几十年，直到九一八稀里糊涂撤退之前，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耽误过事。

——张学良是一个自我放纵的生命体。

张学良一辈子干过两件影响全局走势的大事：东北易帜和发动西安事变。

东北易帜，听了蒋介石的忽悠，促成了国民政府表面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并且在日后的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击败各位兄弟，一时风头无两。

西安事变，听了周恩来的忽悠，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并且缓解了初到延安的中共的压力，有大恩于共产党，所以才有了日后教科书上的正面形象。

叹曰，张学良的一生，仿佛就是蒋介石和周恩来恩怨的缩影。

第三节  张学良和蒋介石

蒋介石年长张学良十四岁，在他们关系亲密的时候，张学良视蒋介石如父兄；在他们仇视的时候，恨不能让对方灰飞烟灭。

蒋介石死时，张学良送去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话说蒋介石通过清党赢得江浙财阀，同时战胜（吞并）了武汉中央政府，一时意气风发，雄纠纠、气昂昂地进行第二波北伐，带着冯玉祥和李宗仁等众位兄弟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去消灭袁世凯旗下最后一位巨头——从东北入关的张作霖。战争还是比较顺利的，各种勾心斗角之后，顺利地突破到北京附近。老奸巨猾的张作霖眼看胜算不大，打算退回关外等待时机。

在中国各位大佬还在搞内战的时候，工业化进程迅速的日本人正对中华大地虎视眈眈。两百五十年前，丰臣秀吉捣鼓出那个镜花水月的“大陆政策”之后，一根筋的日本人前赴后继去努力。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往东北渗透，前仆后继，已经好几十年了。当初张作霖崛起之际，日本是给过援助的。日本人的想法是把张作霖变成日本的傀儡，再通过张作霖控制、并逐步吞并东北。但张作霖一代枭雄，不屑当走狗，想借助日本的力量从东北出发，效法当年的爱新觉罗家族一统天下。这是日本人无法接受的。

于是关东军一群二杆子决定搞出点儿动静，私下制造了那场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搞掉了张作霖。可怜一代枭雄，争夺天下不成，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张学良秘密继承张作霖的事业，由情场浪子和战场英雄升级为东北少帅；从各路风骚女子眼中的猎物升级为各方政治军事首脑，特别是日本、苏联、国民党眼中的赤裸羔羊。单个人拿出来，张学良比张作霖更受欢迎，特别是在女人眼中。而就综合素质而言，张学良和张作霖则相差甚远。

日本要视东北为自家未来的菜园子，要在那里推行大陆政策，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俄国人。

沙俄是一个视土地如命的国家，从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小国，短短几百年时间里依靠吞噬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沙俄一开始在西边扩张，遇阻，转而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趁大清衰弱之际夺得黑龙江流域出海口。俄国人的目光和日本人一样，想要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并且和日本人干了一仗，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俄解体，苏联崛起，慢慢复苏，实力再一次扩张到远东。斯大林上位之后，苏联又开始扩张。

张作霖对日本不感冒，对苏联更不感冒，跟日本只是利益纷争，和苏联除了利益纷争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纷争。张作霖是绿林出身，又有那么多小老婆，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是要被狠狠批斗滴。早在蒋介石清党之前，张作霖就把李大钊逮捕杀掉。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的娇贵身姿同时面对日本和苏联的虎狼之躯，感觉很不安全。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张学良不会选择苏联。如果非要选择，要么是日本，要么是国民政府。说真的，那不好选。

张作霖虽然是日本人干掉的，但跟蒋介石也有关系。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入关占据华北，梦想一统天下。好梦还没成，就被蒋介石带着一帮兄弟破坏，才退出关外，遭到日军毒手。可以说蒋介石也是张学良的仇人。

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之一，莫过于必须在两个仇人之间选择一个当靠山。选日本，那意味着当孙子，永无出头之日，新时代的石敬瑭。日本人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威逼利诱，杀爸爸，招降儿子，这种事也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选国民政府，支持国家统一，民族英雄之举措。蒋介石呢，自然也不会错过机会，代表派过去，条件开出来，并且请英美人士斡旋。

此外，蒋介石还有软实力，那就是宋家，特别是蒋夫人。

一九二五年张学良见到宋美龄时也是一见倾心的，认为她独一无二、才貌双绝，说：“若不是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宋美龄择偶标准之一，就是不给人家当姨太太。蒋介石也有老婆，但是为了宋美龄，蒋介石下决心休掉妻妾。如果张学良当时有决心休老婆，是不是也有机会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呢？毕竟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在年龄、体态相貌、前途上都不占优势。这事也反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个性的不同。

宋美龄年长张学良四岁，和张学良的良好关系一直维持到二十一世纪。日后张学良被软禁，得宋美龄力保而不死。张学良死后，在五百多封私人信件中，一百多封记录了他和宋美龄之间的姐弟情深。

虽然两边都是仇人，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软硬双方实力作用下，张学良选择当民族英雄，倒向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自然也是投桃报李：东三省成立政法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法分会主席；所有军队由原任统率，并把热河并入东北，成为东四省。

赞：张学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不畏境外的强权压力，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军阀，成为最独特的一个。

张学良有功于社稷，有功于蒋介石，蒋介石非常感激。

从那之后，蒋介石成为中国形式上的领袖，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得以巩固。尽管当时蒋介石能控制的实际地盘也就是当初孙传芳的东南五省，政令并不通畅，但好歹也成了一把手。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时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客套，实际情况如何呢？张学良真的可以放下对蒋介石的“仇恨”、对蒋介石心悦诚服么，真的认为蒋介石是能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么。

至少从中原大战的表现看：这一切都是真的。

中原大战：实际上是蒋介石和众位兄弟的一场内部血拼，在山东河南一带刀光剑影，血流成河，难分难舍。关外的张学良成了香饽饽。帮蒋介石，蒋介石胜；反蒋介石，蒋介石败。

如果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有成见，那么此时是报仇的最佳时机。

如果张学良还想争天下，那此时也是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张作霖在世，估计会趁乱南下抢地盘。要想抢地盘，必须让蒋介石战败，才能浑水摸鱼。只是那样的话，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还要继续打，不知道要打到啥时候，继续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于是张学良选择支持蒋介石，蒋介石胜。局面是“南蒋北张”，暂时安定，有利于国家社稷。当张学良那么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放下了一切，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再一次非常感激张学良的支持，并且把华北交给张学良打理，加封张学良为海陆空三军副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张家控制的地盘再一次达到历史峰值。

张学良去南京，蒋介石以平级身份招待之。同时宋美龄和于凤至义结金兰，结拜为异姓姐妹，并把她引到自家，拜宋老太太为干妈，跻身为“宋家四小姐”。按照当时的排场看，大有江山共同坐的气势。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如同姐姐对弟弟一般关照，称之为“小家伙”。宋美龄知道北方气候干燥，常常派人给张学良空运南方的时令水果；知道张学良有收藏古字画的爱好，她不惜重金从古董商手中购买明清书画真迹，送到北平张学良手中。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健康。张学良因为有了蒋介石，成功成为民族英雄。蒋介石因为有了张学良，成为领袖人物。彼此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如果故事一直这么发展，也是喜剧结局。然而在那样一个悲剧的时代，是不允许喜剧上演的。所以张学良的命运注定是悲剧。

张学良有纨绔子弟的特征，也有东北人的勇武豪迈。比起张作霖，他少了几分机警和狡诈，但缺乏政治手腕。如此性格的人物，做朋友那是没话说，做派系领袖，只能很遗憾地说：不合格。如果面临独自担待的历史时刻，只能悲剧了。

纵观蒋、张二人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三次交往。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三次交往，两甜一苦。两次甜头，就是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至于苦头嘛，就是西安事变咯。

西安事变改变了共产党的生存环境，侮辱了蒋介石，却成就了周恩来的辉煌。那也是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的交手中，首次变被动为主动。张学良原本视蒋介石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怎么会把蒋介石给抓了呢？答曰，被逼的。

第四节  不抵抗将军

要说张学良和周恩来的关系，原本是没有关系，因为蒋介石才有了关系。即使有了关系，密切程度和蒋介石也没法比。周恩来怎么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逆转呢？根子还是在日本人那里。

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之后，理论上天下太平了。然而面对日本人，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上演了一出世纪丑闻。

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号开始，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铁路，却污蔑是北大营东北军干的，挑衅进攻。这相当于扇了张学良一个打耳光，张学良，忍。

九月十九号，日军有计划地进攻从安东到沈阳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镇。特别是占领营口，利于海军登陆。沈阳则是东北的中心地带。如此有序的进攻，证明日军是有预谋的。这相当于在张学良的屁股上踢了好几脚。张学良，忍。

九月二十号，日军攻占长春，九月二十一号占领吉林，相当于脱光了张学良的衣服，要强行非礼。张学良再忍之余眼巴巴地看了一眼蒋介石：当家的，怎么办？

蒋介石给出三条意见：一，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维持东方和平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看看这三条，要维护领土完整没错，可是人家打进来了，他却要求和平，是不是很矛盾？我们看起来很矛盾，蒋介石却看不见，还要通过第三条把列强拉进来，重复当年李鸿章的老路。天知道列强啥时候能扯进来，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忍。

忍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具体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蒋介石和张学良强调一忍再忍的时候，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非礼张学良到底没理由。张学良忍着羞辱南望：当家的，怎么办？发现蒋介石不在了，下野了！政府老大变成了绣花枕头孙科。蒋介石这一招狠吶，名义上是被党内竞争对手逼下野，实际上是借下野之名避开棘手的问题。张学良败退到锦州，全身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

孙科手中无钱无枪，只知道让张学良出战。那种情况下，东北军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却如同孤儿，爹不疼，娘不爱。

张学良明知打不过，心一横，从锦州撤退，裤衩也扔了，赤身露体退入关内。

日军在短短三个月内攻占东三省全境。

接下来又用很短的时间攻占热河，随后建立伪满洲国，为日本附庸。它的总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相当于日本本土加上朝鲜半岛面积的两倍。那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的风水宝地之一，有丰富的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有了东北，日本可以直接威胁中华民族根系命脉之所在地——华北平原。整个中华民国在日本的笼罩之下。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中央政府如果不能控制东北，将遗患无穷。比方说当年的宋朝，比方说后期的明朝，都是因为无法控制东北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看，谁丢失了那个地方，谁将是历史罪人。毫无疑问，罪人有两个，蒋介石和张学良。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府领袖，于法理上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负责东北、甚至整个北方，是东北丢失的罪魁祸首。

晚清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北洋政府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到了民国，东北竟然“独立”了出去。所以九月十八号就成了民国国耻纪念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成了耻辱的背景帝。他们都不想那样，却又没办法。那么他们都在干啥呢？概括：蒋介石很忙，张学良很无助。

蒋介石永远都很忙，自从登上领导岗位之后，一直很忙，忙着和党内同志较量，忙着消灭共产党。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赢党内竞争对手，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消灭共产党，要搞定一切的样子；却又好像永远无法结束这纷乱的局面。他把党内所有对手反反复复赢了好几遍，还是没解决问题。把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合并了，胡汉民在广东又拉开了场子；杀了很多共产党之后，共产党反而更多了，还有了苏区根据地，占山为王。

当时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经难以立足，前往苏区。周恩来也去了井冈山，在那里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蒋介石较量。九月十八号那天夜里，蒋介石正在前往江西部署围剿共产党的事宜。井冈山上，那个蒋介石命中的克星已经展露锋芒。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翻版出“攘外先安内”的招数。

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东北出问题。所以在一个月前的八月十六号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翻译过来：老弟，我没空理你，你不要惹事。

张学良天性豪爽，生活放纵，有军事才华，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当时那个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应对能力之外。在需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却双手一摊，当了甩手掌柜，所以张学良很无助。

张学良之所以倒向蒋介石，是希望可以借助蒋介石的力量对抗日本，同时缓解苏联的压力。

东北易帜之初，张学良还是以蒋介石的指挥棒为准。蒋介石为了反共，亲英美远苏联，张学良在东北顺势而为，要收回苏俄时代建的铁路，并且和苏联发生武力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结果战败，赔了夫人又折兵，国民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如果东北军可以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对付苏联或日本，干吗要改旗易帜？

虽然有蒋介石的密令。但东北军归根结底还是由张学良直接指挥。张学良可以边打边撤，观察动静。但张学良没有那份政治头脑，哗啦一下子全撤了。

评，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民族英雄；东北撤退的张学良，民族罪人。

想当初张学良顶住压力搞东北易帜，也是承担了巨大风险。三年之后，张学良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军，势力范围延伸到华北，成为国民政府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怎么就当了孬种呢？说不通啊。其实很简单，一九三一年的张学良明白了一九二八年没能明白的事实：尽管有了盟兄蒋介石，一切还是只能靠自己。

蒋介石为啥要选择下野，抛弃张学良呢？这个道理有点隐晦。实际上蒋介石看着来势汹汹的日本，喜忧参半。忧的是日本来得太早了，他老蒋还没有搞定中国，日本就来了。

喜的是，看见一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借日本人，削弱、甚至摧毁关东军。

蒋介石对张学良各种友好，但是在他眼中，东北军始终是一个祸患。东北虽然易帜了，但东北军依然是独立的系统，可以听中央的话，也可以不听中央的话。说不好听点儿，就是割据状态。一九三一年的蒋介石如果要彻底统一中国，头等大患不是已经残破的西北军；不是龟缩回西南的桂军；甚至不是井冈山红军；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那可是盘踞北方，不受中央控制、且隐隐有和中央抗衡之势的独立军系啊。

张学良隐隐约约看到蒋介石的心思，果断从锦州撤退，裤衩也扔了，裸奔入关。

尽管历史不需要假设，但此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硬气一点儿会怎么样？

真打起来，在张学良和苏联撕破脸皮的情况下，日本肯定增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战中基本上没尝过胜利的甜头，不能指望东北军创造奇迹。不过就算东北军最后不是对手，结局也必然是另一番模样。

如果当时蒋介石全力支持张学良抵抗，结局会怎么样呢？无非就是抗战早日开打，日本必然增兵，东北大城市也守不住。但战争进程不会是日后抗战的模样。

最好的可能是守住锦州关口。那样的话，配合爱国宣传，共产党将不用围剿，也不会发展壮大。因为共产党最终的发展，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大的主体。如果革命党以国家名义抗日，那么这个主体就会倒向国民党。看看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间谍，很大一部分就是学生，比方说熊向晖。日后共军发展的主体在敌占区，如果守住锦州，那就没有敌占区。共军也就没法大规模发展，留在江西那一块是没啥出路的。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锦州也守不住，但淞沪会战不会开打。因为当时阿道夫·希特勒还在为了权力而奋斗，列强在西方没有压力，日本海空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列强，那样的话日本还是会在日后“满洲国”的地界停下来。

其实不需要太多，只要拿围剿红军的本钱支援张学良即可。然而他没有那个魄力，成了悲催的背景帝。张学良撤退了，赢得一个和他那帅气外表不相称的绰号：不抵抗将军，软蛋。男人就怕被骂软蛋。

第五节  教堂里的美男子

张学良撤入关内之后非常郁闷。他始终搞不懂国民政府为啥对东北视而不见，不明白盟兄蒋介石为什么不出手相救。偌大东三省，稀里糊涂就没有了。那可是老爹亲手打下的地盘啊，张家的家底啊。

接下来几年，张学良眼巴巴地指望着那边的盟兄。为此张学良再次自我牺牲：“满洲国”建立之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介石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下野，你在船上。张学良下野后去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打红军。两次交手，损失两个师。

蒋介石在干嘛呢？还是去井冈山那里和毛泽东亲切会晤。毛泽东倒台，蒋介石又去和周恩来亲切会晤。等到一九三四年，终于把共军请出井冈山，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围追堵截，把他们送到陕北。直到此时，原本没有关系的张学良和周恩来扯上关系了。

张学良原本指望着在“注定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光荣领导下光复东北，没想到却让他去和红军死磕。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张学良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心思，那么此刻他终于明白盟兄的良苦用心：盟兄蒋介石眼看自己丢了东北故土，不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还想让自己的东北军兄弟和红军拼到鱼死网破。更让张学良气愤的是，蒋介石还派人到陕北，私下和共产党接触。蒋介石当然不会和共产党和解，只是私下扯皮而已，但这间接刺激到张学良。这一幕在日后抗战中重演，蒋介石又私下和日本扯皮，间接刺激了汪精卫投降当汉奸。

想当初就是支持你中原大战，我才调东北军入关，给日本可乘之机。如今你又让我和共军拼死作战。看来你的“攘外先安内”不仅要“安”共军，连兄弟也要一并“安”啊。好吧，你可以不仁，我也能不义。

张学良没有政治家的手腕，但有军人的性格。平时政治上反应也许迟钝一些，但是关键时刻又敢破釜沉舟，放手一搏。正如一九二八年一样，再一次到了生死时刻。一九二八年的张学良顶住日本压力，改旗易帜。八年之后，他的压力来自蒋介石。

共军丢失根据地，原本陷入绝境之中，却又迎来一线生机，那就是抗日。国军不抗日，共军要求抗日。东北军的老家都被日军抄了，再让他们去和打着抗日旗号的共军作战，军心士气可想而知。当初韩信和项羽对垒垓下，韩信让汉军唱楚歌，导致楚军气势瓦解败亡，一代英雄如项羽也兵败自杀。所谓唱楚歌，无非是攻心之计。张学良勇猛不如项羽，东北军气势比楚军低落，但共军攻心能力强于汉军。共军没有唱歌，而是优待被俘的东北军，并且把他们放回去，让他们回东北军内宣传共军主张。这种攻心之术，只有共军能玩。

东北军与共军交手，吃亏不少。张学良很郁闷，因为消灭共军，对他们自己也没好处。他们家在东北，死在西北的话，不值。恰在那时，共产党派王一哲和李克农前往张学良地盘谈判：互不侵犯，联合抗日。

联合抗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旦联合，不仅东北军兄弟不用在西北损失生命，同时有机会打回老家。即使机会很渺茫，活着，就是机会嘛。

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的试探之后，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只有联合共产党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将会很悲催。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可能也很悲催，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再一次成为民族英雄。

张学良那个个性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张学良的目标有两个：通过和红军谈判，保存东北军实力，这是近期目标。远期目标：通过共产党缓解和苏联的关系。这层一直被忽略了。张学良的动机很明显：如果国民党靠不住，在东北能真正威胁到日本的，只有苏联。唯有借助苏联的力量，才有可能恢复东北。

经过一系列忽悠扯皮之后，张学良耐不住了，传递信息：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相见，共商抗日大计。

原本谈判扯皮的事就是周恩来负责的。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就说，你去吧。

十月七号，周恩来从瓦窑堡去延安（肤施），由超级特工李克农带着二十多个骑兵警卫陪同，于八号下午到延安东二十里的川口，由张学良派人接入城。九号，张学良乘飞机去延安。当天夜里，两人在一座教堂里谈判，天空有些灰暗，教堂里点燃五支蜡烛，每人面前一杯热茶。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两个当世排名前四的美男子平生第一次见面，见面就谈化干戈为玉帛之事。日后证明，他们的那次会面影响了天下的走势。世人不记得他们的帅气，只知道他们都是强劲有力的男人。

在张学良一生中，有两个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女人宋美龄，男人周恩来。倾心于宋美龄的才貌，倾心于周恩来的魅力。周恩来见张学良也是仪表堂堂、为人豪爽，和传说中一样，感觉也是相当良好。

两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都是鼎鼎大名，彼此并不陌生。一番客套恭维是少不了的。然后就进入正题：抗日合作问题。

日后张学良回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那么周恩来施展了什么魔法呢？

周恩来没有魔法。如果有魔法，就不会从上海跑到江西，又从江西跑到陕北了。周恩来征服张学良的方式不是魔法，而是利益。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张学良做领导，牵头组织各方面抗日联军。

谈判，有时候就跟做买卖差不多，多半时候斤斤计较，少数时候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像周恩来这种上来就慷慨许诺者，少有。这也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之处。历史早已证明：非常时刻，也只有非常之人用非常之手段，才能办非常之事。

对此张学良受宠若惊。因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根本目的还是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东北地盘丢了，不能把东北军家底也丢了。周恩来如此豪爽地开出条件，远远超出张学良的预期，所以瞬间征服了张学良。也许大家觉得周恩来是客套，其实不然。

对周恩来而言，这一招已经玩了第二遍了。当初南昌起义时，对贺龙就是这一招，最后把贺龙吸收入党。南昌起义之后，贺龙潜回湘西，拉出红二方面军。如果张学良和共军结盟，组建抗日联军，自任总司令的话，结局只有一个：张学良与他的东北军必然和南京政府分离。国民政府绝对不允许有人抢走抗日大旗，之前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悲惨下场就在眼前。吉鸿昌上刑场之前写在路边那首诗（恨未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如今还在流传。

对国民政府而言，抗日大旗，比剿共还重要。剿共不成功，无非就是多一个祸患，抗日大旗则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最后张学良将和当初的贺龙一样被吸入共产党，东北军被共军彻底融化入共军。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过人之处。如果那种情况发生，那时共产党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实力将暴增。

但张学良不是贺龙。当时的贺龙只是一心干革命，和国军高层基本上没啥联系，跟共产党就跟共产党了。张学良不同，他和蒋介石虽然有了分歧，但依然很铁。而且在张学良看来，抗日最好还是指望蒋介石，共军没有力量担当抗日职责，东北军也没有那个实力。但周恩来的慷慨赢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所以接下来的谈判就很顺利。

周恩来问张学良：张先生看中国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出一段话，道出了内心的曲折。那段话的大意：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国民党的路；一条共产党的路。国民党的路，主要是蒋介石的路，他是要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去了。共产党的路，追求民主联合。他张学良之前主张中国应该向希特勒之于德国那般，由强人强力统一，所以才支持蒋介石。现在看是走不通了，所以转而寻求和共产党合作。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话表示赞同，同时调动才能把国共恩怨诉说了一遍，说国民党如何对不起共产党，说蒋介石如何背叛孙中山。同时指出共产党的政策：反蒋抗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话表示赞同，但是他不同意“反蒋抗日”。理由：既然集中全部力量对抗日本人，那蒋介石也是国之一部分，而且是中国境内最强有力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割开舍弃。如果强行割开，蒋介石会用中央的名义对付联军，正如之前对付冯玉祥那般。所以张学良建议两步走：第一步联蒋抗日，行不通再走第二步：逼蒋抗日。

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达成如下几条协议：

第一，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建抗日联军。

——合作的基础，避免双方在内斗中各自损耗实力。

第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先出绥远。

——做好抗日准备，同时不给蒋介石让张学良进剿的口实。

第三，中共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以联络盛世才。

——修复和苏联的关系，寻找外援。

第四，争取和蒋介石合作，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则离开。蒋介石公开抗日之前，不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命令。会谈顺利结束。

周恩来对张学良表示：张先生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不容易，能放下那一切为国家和民族考虑更不容易，共产党人对他的景仰如同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张学良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能在紧要关头放弃和国民党的恩怨，重新国共合作，高尚情操让人钦佩，张学良必然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如此重要的决策，两个美男子在教堂搞定，前后过程仅两小时，说好听，叫效率高；不好听，那叫草率。同一个议题，如果在国共两党之间谈判扯皮的话，两个月都不会有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的教堂中，周恩来和张学良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改变了历史走势，何其畅快！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机会，所以半个世纪之后，周恩来已经去世多年，风烛残年的张学良追忆起那个晚上的时候依然兴致高昂。

是啊，人生有如此经历，有改变天下之机遇，也无憾了。

大丈夫生当如此。

第六节  张学良的技术手段

十月二十二号，蒋介石飞往西安，让张学良进攻红军。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停止内战，抗日。蒋介石很生气，教训张学良，张学良反驳。两人大吵一架，无果。

七天之后的二十九号，张学良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蒋介石生日是三十一号，提前两天去，有机会说话），趁机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张学良消停了一段时间。十一月二十七号，张学良上书，请缨抗战，蒋介石不同意。

俗话说，事不过三。张学良觉得，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搞下去也不是办法。按照计划的第一步——劝蒋抗日——走不通，那只好两步连起来走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方式。十二月二号的时候，张学良又去洛阳找蒋介石，说部队军心不稳，自己罩不住了，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哥前去训话，蒋介石同意了。

两天之后（四号），蒋介石到西安，驻华清池。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去提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被他们搞得很不耐烦，向二人表态：要么去剿共，要么就去福建安徽那边呆着去。会面又一次不欢而散。

三天之后（七号），张学良又去华清池见蒋介石，要求抗日，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已经成了即将点燃的火药桶。十二月九号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导火索。

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九号，中共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在北平闹得很大。正是那次运动，驱使不少年轻人奔向延安寻找光明，其中两个女学生就是叶群和薛明。那件事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意见很大。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九号，共产党再次举行学生运动，规模不大。但是某位脑残的特务军警打伤一位小学生，引起公愤。一群学生奔向临潼，找蒋介石请愿（讲道理）。蒋介石正烦着呢，就让张学良前往制止，必要时可以开枪。

张学良看见请愿学生，劝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学生中有很多东北人，对张学良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张学良触景生情，瞬间爆棚，豁出去了！妈的。

张学良告诉大家：稍安勿躁，三天给答案。学生呢，还原了当年垓下汉军唱楚歌的场景，来了一曲《松花江上》，把东北军唱得眼泪汪汪。

当天晚上，张学良再次去找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又把张学良教训了一顿，张学良不服气，两人再次大吵一架。吵完之后，张学良下定决心走第二步，逼蒋抗日！但张学良没有立刻动手，还在犹豫，估计是幻想转机吧。

张学良的异常举动，使蒋介石有所察觉，决定调蒋鼎文和卫立煌前来取而代之。十二月十一号晚上，蒋介石请大家吃饭，宣布人事调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心彻底凉透了，蒋介石不仅没有联合抗日的意思，还要自己靠边站！他们决定动手。

蒋介石十一号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汉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张学良的人）之言而不安欤”？张学良何止不快，简直快要爆炸了。事实上蒋介石在西安还是安排了不少内线的，有不少特务，号称五虎上将之一的钱大钧跟张学良的关系极为密切，就在西安办事。但是蒋介石的人，关键时刻，你懂的。

蒋介石没有机会解释这些疑问了。因为当天晚上，他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一生的奇耻大辱。实际上更像一个笑话。中国历史上领袖被兵谏，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最有名的就是杨广。翻遍史书，与此类同者，也就是冯玉祥关押曹锟，使曹锟最后成了一个笑话。张学良反而成就了蒋介石。

第七节  西安，一九三六

西安，中国魂魄所在。

时间在现在停止，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一半浓缩在西安。其中最辉煌的秦汉和隋唐均停留在西安大地上，有秦皇、汉武、隋祖、唐宗的墓地为证。

西安，从宋王朝开始衰落。原因有两个：一，经济中心南移，从原来的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二，东北少数民族崛起，北京一带的争夺空前激烈，政治军事中心转移到北京。

红军完成长征之后，西北再一次走上历史前沿。蒋介石认为：本人一统天下，红军和军阀为心腹之患，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九一八事变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退让，却终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现如今很多人感叹蒋介石生不逢时，赶上好一点的年月，也许就能消灭共产党，也许就是开国领袖了。实际上历史老人待蒋介石并不薄，已经给了他不少时间。别的不说，从一九二八年理论上统一全国，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八年时间内，蒋介石既没有搞定军阀，也没有搞定共军。对比一下，刘邦从公元前二零六年进入西安城，到公元前二零二年建立西汉帝国，前后四年。杨坚从建立隋朝开始，到一统天下，也就八年时间。朱元璋从南京出发，仅仅数年功夫，就削平了北方。蒋介石如果是真命天子，八年时间也够了。

上天给了他八年时间，已经待他不薄。

然而八年的时间，蒋介石都干嘛了？他在东征西讨、南进北上，只是效果不大。一九二八年，朱德和毛泽东刚刚在井冈山会师，只有几千人。八年过后的一九三六年，共军经历长征溃散，还有数万人，而且都是久战之兵，干部比例相当之高。一九二八年的桂系，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的阎锡山，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四川军阀混战，一九三六年继续打。如果说有啥改变，那么好吧，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散了，散在蒋介石和日军手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基本上散了，散在日军手上。

那么蒋介石不去抗战，一心打内战，究竟追求啥？有很多原因，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一个政府，国民政府。当初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时，也是一个政府，也可以合作不错。那时候共产党只有人，没有军队。但是在一个政党的诉求下，就要清党，所以就有了国共内战。但是国民党内部也不太平，各位大佬彼此不服气。所以蒋介石追求一个领袖，就是让其他人臣服于他，于是有了内部各种军阀战争。

那些条条框框加在一起变成一句话：攘外先安内。

一九三六年之前，蒋介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一个地方，安内。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突然明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在和还是战两方面，还可以慢慢折腾，摆在面前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形式很明显，张学良敢如此对他，肯定是跟共产党那边沟通好了。落在张学良手里，相当于间接落在共产党手里。十年来，杀共产党人无数，关共产党人无数。即使活着的共产党人，如朱德、毛泽东等人，都在蒋介石的通缉令上，人头还是明码标价。落到共产党手上，有生命之忧，前途很不乐观啊。

所以西安城里的蒋介石很郁闷（戎马半生，历险无数，成为国家老大时反而当了阶下囚），很伤心（自我感觉和张学良关系不错，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自己养的那群特务啥的，根本就没起任何作用），很悲愤（坚持那么久的攘外先安内策略到头了）。

反正就是各种难受，时不时在心中感叹，难道天要亡我？

然而很快，蒋介石就再次振作起来。因为他发现，他信奉的耶稣基督并没有抛弃他。

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之后，各方乱成一团。这个世界上，中国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如何切，如何分，关系着很多人的前途、家族兴衰、国家利益。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老大，结局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蛋糕的切分。蒋介石在，可以压住各派军阀，维护一个表面上不太强势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不在，将天下大乱。

日本对中国有直接的领土诉求，当然希望中国乱。中国打内战，日本的入侵难度将降低。所以日本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决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不理”。日本不仅说，还要干，他们挑动亲日派的何应钦使用武力。蒋军系统中，何应钦是二号人物。如果蒋介石死掉，蒋系上台的必然是何应钦。何应钦安排大军，威慑西安，并且准备空袭。

英美想在中国赚钱，而稳定的中国才好赚钱，蒋介石又是亲英美的，为了拉近关系，还改信了基督教。所以英美主张，只要把蒋介石拉出来，不妨和共产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英美在国民政府中也有自己的势力，就是宋家。宋家坚决主张和谈，捞回蒋介石。开会时，何应钦和宋美龄争吵不休。暴怒之下，向来表现得老实巴交的何应钦骂了宋美龄，搞得宋美龄娇媚的面孔上梨花带雨。

最有趣的是苏联。孙中山晚年是亲苏的，蒋介石上台后清党，实际上削弱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以斯拉夫人好战的本性，中国乱了，他们也可以乘机扩张。但是苏联指责张学良坏事。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九三六年的苏联面临来自东西方的压力，希特勒的德国已经亮出獠牙。苏联不愿意腹背受敌，只能指望中国拖住日本。如果蒋介石完蛋，中国将再次陷入内战，一旦日本占领了华北，实力将再次壮大，对苏联的威胁会更大。

共产党这边反应最复杂。从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算起，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间已经将近十年。这段时间里，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人头落地已经难以说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凡是到陕北的共产党人之中，均有朋友或亲人因为蒋介石死掉。如此巨大的仇恨，是难以磨灭的，那种仇恨一直延续到如今。听见蒋介石被抓住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终于可以报仇雪恨：杀掉蒋介石，或公审后再杀掉。

会议上也有争吵，但是危机关头共产党一贯高效：很快就打成共识，和平解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是苏联的意见：蒋介石不能死。另一个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共产党辛辛苦苦跑到延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杀了蒋介石，必然引起各种报复。如果和平解决了，则可以安心谋发展。

国内各派民主人士，亲国民党的舒适写公开信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张学良。平时对蒋介石不太上心的那些人，比方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这时候也坐不住了，纷纷谴责张学良：借抗日之美名，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见也不一致，都在不同程度地摇摆，而且东北军内部也不统一。特别是少壮派，要干掉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恨蒋介石，蒋介石又是他们抓的。蒋介石不死，他们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事态再一次超出了张学良的控制范畴。

张学良又想起豁达大度的周恩来，于是十二月十七号，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一起去了西安，展示他出神入化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去了西安之后，首先协调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步伐，加强了他们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就是军事部署和政治部署。

军事部署：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带；红军在延安一带布防；三方面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署：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法保障。拿出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

接下来就是和蒋介石较量了。

第八节  赢家

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谈。

宋美龄二十二号飞到西安，随行的有宋子文、戴笠等人。西安事变对宋美龄个人而言，不失为一件美事。正是她的千里救夫，打动了蒋介石的心。她自己评价说：西安事变之前，蒋中正和宋美龄之间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西安事变之后，有了爱情。

宋美龄回忆：“余入吾夫室，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我来视君耳’”。相当煽情。也只有那个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宋家三小姐是与众不同的，不仅背后有庞大的宋氏家族，个人也与众不同。她在西安事变中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从最初的惊慌之中平静下来之后，开始搞非暴力不合作：不签任何文件，不作任何承诺。对张学良不理不睬，软硬不吃，外界压力又大，搞得张学良很被动。宋美龄到来后改变了这个情况。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南京水很深。蒋介石马上明白过来，赶紧写手令给何应钦：我很安全，老弟你悠着点。

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介石终于答应谈判，提出两个要求：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实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

十二月二十三号，周恩来和宋美龄交谈，参与谈判的还有宋子文和张学良。

第一回合，试探。

宋美龄：“这次委员长不幸蒙难西安，据说是贵党背后策划的”。宋美龄如此说法已经很委婉了，在她心中，“小家伙”是单纯的，是不会突然扣押大哥的。她甚至还会认为，这件事就是周恩来策划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周恩来：“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事情非常明白，这次西安事变完全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这不愉快的事情能发生吗？至于说是我党背后策划的，有什么根据呢？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口头上说得义正言辞，心里正在笑她幼稚。只有他老蒋可以对付俺老周，不准俺老周对付他老蒋啊，搞笑！

第二回合，摆筹码。

宋美龄：“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有点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难道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卵击石，除自取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任何谈判，摆实力都能增加自己的底气。

周恩来采取迂回策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你又大吵大闹，制止出兵。这些做法，究竟是谁真心救蒋先生呢”？巧妙点出南京内部矛盾重重。

宋美龄谈判方面也算专家。到美国争取美援，表现不是一般拉风。但是她和周恩来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除了才华和见识之外，还有请报上的差距。周恩来对南京内部了如指掌，宋美龄对延安内部则一无所知。

第三回合，谈条件。

宋美龄：“不过还有一事不明，不知当问不当问”？

周恩来：“请讲”！

宋美龄：“贵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公然宣称，像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是你们的死对头。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我把夫人的话，不妨挑破了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党想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宋美龄：“我敬佩阁下的坦率”。

周恩来笑了，接下来又是一番慷慨陈词：“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什么是我们求同的基础呢？那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着日寇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只求一致对外。

——实际上，已经有所求了。一致对外，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承认共产党。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不围剿，那就可以放手发展。这就是周恩来比宋美龄高明的地方：不要什么的时候，就把想要的一切全要了。

谈判的基础是周恩来和张学良之前协商的那些，联合抗日啊，释放政治犯什么的。国共双方十年恩怨厮杀，短短几个回合只能告一段落。这就是政治，所谓谈判，所谓扯皮，就要看双方需求如何。有需求，十年恩怨一朝清；没需求，鸡毛蒜皮扯十年。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宋美龄。

宋美龄表示说服蒋介石。她把谈判内容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

宋美龄表示她的钦佩：“难得的治国之才”！

蒋介石感叹：“这正是他的危险之处”！可谓一针见血。论对周恩来了解，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蒋介石可以排第二。排第一的是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号，蒋介石和周恩来见面了。蒋介石原本不愿意和周恩来见面，但是宋美龄的到来改变了蒋介石的想法。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十年之前，蒋介石北伐摆酒席拉拢周恩来。

南昌起义之前，因太忙，周恩来好几天都没有剃胡子，长得老长。同志提醒之，周恩来豪气干云曰：不打倒蒋介石，决不剃胡子。没想到一败再败，胡子越长越长，最后成了现代版的美髯公。西安事变，虽然没有彻底赢蒋介石，好歹扳回一局，找到了剃胡子的借口，恢复了英俊潇洒的外表。蒋介石呢，为了支持宋美龄提出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自己以身作则，直接剃了个光头。日后半个世纪，都是光头。

十年过去，两人再度握手，彼此注视。当年黄埔军校的两大校草，一位风华依旧，另一位则有些憔悴，仿佛青春已逝。

光头的蒋介石看着周恩来：我追捕这个人十年，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打败，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竟然是阶下囚。娘希匹!

恢复潇洒身姿的周恩来看着蒋介石：我被这个人追捕十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今他是阶下囚，我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要和他合作。这世道啊，呵呵。

周恩来：“蒋先生，十年没见，你显得苍老多了”。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尽管十年来经历了很多挫折，依然潇洒依旧，态度从容，乐观豁达。

相比之下，因为近来种种不如意，蒋介石看起来有些憔悴。再加上十二月十二号那天晚上伤到了老腰，没事要躺在床上才行，坐直身体都难。尽管如此，依然霸气不减，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这种阵势当然难不倒周恩来：“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第一个回合结束。两人都是话里有话。其实他们是老朋友了，该坐下来叙叙旧，喝两杯的，然而他们没有那个可能。因为志不同、道不合，必须针锋相对。

第二回合，周恩来先出招。周恩来质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言外之意，这下爽了吧，不停也得停。

蒋介石的回答有点莫名其妙：“我等你们到西北来”。这话局外人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其实意思很明确——要在西北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为啥会冒出这样一句话，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层：死鸭子，嘴硬。明明共军逃出了包围圈，蒋介石还假装看不见，偏偏要消灭共产党。第二层，确实有战略部署。因为蒋介石要安内，不仅要安共产党，还要安各派军阀。蒋介石驱使嫡系跟在红军后面，趁机进入军阀地盘，比如云贵川。

但周恩来的反击同样犀利：“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你来呀，不过也就是如今这局面嘛。

两人都是高手，话里藏刀，绵里藏针，互不相让。虽然彼此客气，虽然知根知底，但是一开口，寥寥数语就能看出死敌立场。

眼看气氛尴尬，宋美龄赶紧用女人的智慧和稀泥：“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宋美龄的一席话，化解了对立情绪，气氛似乎缓和下来。两人进入第三招比划。这是很巧妙的一招，通过这一招，周恩来打到蒋介石的软肋，使得蒋介石不再倔强。

周恩来以拉家常的方式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当初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表达亲苏意愿，把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产党。蒋介石清党反苏时，蒋经国在苏联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当然那是情非得已，正如文革时期，很多孩子批判父母是一个样子，情有可原。

然后蒋经国滞留在苏联，屈指数来，十几年了。

蒋介石只有两个儿子，蒋纬国还不是亲生的。所以一提到蒋经国，蒋介石就受不了了，差点落下眼泪。毕竟父子连心啊。其实大局已经明朗，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必须抗日，再不抗日，局势将没法收拾。但凡领袖级别的人物，要拉下脸认错是很难的。特别是向老对手拉下脸面，而向一个被自己追捕十年的老对手拉下脸面，自然更难。

但是涉及到心头肉，所有面子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周恩来这么一说，蒋介石明白，停止内战的话，又能缓和中苏关系，还倔强什么呢？蒋介石尽力压抑感情：“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谈”。哗啦一下，所有面子放下。能转身如此干脆，说明蒋介石无愧是领袖人物。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三点：第一，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蒋介石指挥。

——再次回到一九二八年，理论上统一中国。

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只是理论上的领袖，政令无法畅通全国。冯玉祥、张学良等人表面上尊蒋介石为老大，实际上各干各的。一九三六年国共合作，也是一样。共军和各路军阀表面上尊蒋介石为老大，实际上也是各干各的。特别是共军开往敌后之后，蒋介石指挥不了，也没能力指挥，因为他自己在敌后的人马基本上成了伪军。八年时间，消灭了西北军，东北军也基本上残废了，却没能消灭共军。只能说，历史老人赏赐蒋介石的光阴被他自己浪费了。

第二，蒋介石回南京之前，由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讨一切。

——废话。

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安，张学良和周恩来联合的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至于宋家姐弟，蒋介石还能找到比他们二人更可信之人么？

第三，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这一条再次把周恩来推向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周恩来要感谢蒋介石么，暂时如此。但是若干年之后，蒋介石将再次把周恩来推向低谷，使他必须在延安整风中向毛泽东彻底低头。这些是后话。

第九节  再次高峰与再次低谷

十二月二十五号，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张学良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不是说他死了，他的人还在，一直吃喝拉撒睡到二十一世纪，但他的历史身份终结了，彻底退出了历史演出。二十五号那天，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忧虑，私下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此后被“养”了起来。如同宠物一样衣食无忧，却无自由。

关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的种种，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种种，在其它篇章另说。

从东北易帜当了英雄、九一八事变当了懦夫之后，张学良再一次成为英雄。尽管身陷囹圄，却依然是英雄。张学良的一生，是过山车的一生，惊险刺激，在英雄和懦夫之间徘徊。多数人一辈子无法在历史舞台上露脸，张学良却把历史舞台当成娱乐玩，值了。

四十四年后，蒋家父子先后去世，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说：“周恩来反对我那么做，但我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后，立刻赶往机场，想把张学良追回，怎奈飞机已经升空。周恩来叹息：“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多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之后，周恩来和张学良二人天各一方，再未能相见。

周恩来从未忘记张学良。每次国共谈判，周恩来都提出释放张学良，每次都没结果。最有希望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期间，曾答应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怎奈蒋介石已经下手杀掉了杨虎城，把张学良送到了台湾，继续当宠物“养”起来。直到弥留之际，周恩来依然交代：“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台湾老朋友，值得周恩来牵挂的，唯有张学良而已。寥寥数次见面，便已生死不忘。二十一世纪的张学良，对周恩来依然充满感激。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从共产党角度看，张学良配得上这八个字，因为张学良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共军刚到延安时的困局。要知道当时共产党在陕北并不顺利，西征和东征均没有取得战略性成果，其中徐向前统帅的西征军甚至全军覆没。说张学良是共产党的大恩人，绝不为过。放在整个党史上看，其恩惠也只有南昌起义时的贺龙可与之相比。但是贺龙归了共产党，尽管结局不好，但纵横天下几十年，功成名就。张学良却在战争年代失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三十五岁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周恩来本人来讲，张学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重要性也只有贺龙能与之相比。南昌起义，贺龙是旗帜，不仅拉开了共军建军的大幕，而且奠定了日后周恩来在各派势力中的基础。一九七五年，贺龙骨灰安放八宝山之际，周恩来抱病出席，他在贺龙的遗像前没有按惯例鞠躬，而是打破常规，深深鞠躬七次。周恩来握住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罢泪落如雨。

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对周恩来同样极为重要。苏区失败，周恩来是三位最高负责人之一，因为一系列原因（后面说）没有被清算。周恩来的神奇之一，就是在每一次战略性失误之后，总能找到战略性补偿。

落脚延安之后，周恩来的处境相当微妙。但是经过操控西安事变，周恩来再一次安然无恙，具体表现就是五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西安，国共双方为周恩来和顾祝同（刚刚因为西安事变蹿红，何应钦让他负责进攻西安，他躲在后方）。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八号。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提出：红军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四个军编成一路军，朱德担任总司令，彭德怀担任副总司令；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八十至一百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这叫漫天要价。如果蒋介石会答应这样的条件，当初就不会去围剿共军。

顾祝同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这是杀价的前奏，只说了一个笼统的说法。杀价的事，是由另外一个叫张冲的人干的，张冲是顾祝同的副手。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民党版的庐山会议），开完会，张冲返回西安和周恩来继续谈。蒋介石给张冲亮出底牌：共产党搞特区不行（出手还不如大陆对台湾阔绰），且不能参加国民党政府，只能参加国防机构；红军只能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这杀价太狠了，相当于驱赶共军当炮灰。

蒋介石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逼共产党翻脸。价码太低了，周恩来也不好办。但是经过周恩来一番忽悠之后，张冲竟然同意共产党改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另外改编两个徒手工兵师，一共六万人。只能说这个谈判太奇葩，张冲竟然私下提价，相当于自作主张。不仅如此，张冲还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这张冲，分明就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嘛。其实不是张冲想帮共产党，是周恩来太厉害了。

蒋介石也是老狐狸，抱着自己的底牌不放手。共产党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苏区取消，共军改编为三个师，共计六个旅十二个团。蒋介石又把贺衷寒（黄埔三杰之一）插进来，继续杀价：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个师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相当于说共军的政委和副长官都是国军的人。如此一来，谈判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周恩来告诉张冲，他要和蒋介石谈。蒋介石同意。

第二次谈判，杭州，蒋介石和周恩来。

双方都是老熟人了，既是老朋友，也是老冤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向蒋介石阐述共产党的立场：国共合作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这些玩意。具体要求如下：一，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简而言之，共产党和共军可以尊国军为老大，但必须独立自主，怎么尊，尊到什么程度由共产党自己定，不要蒋介石和国民党做主。

此时蒋介石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知道共产党对他的威胁，但是他也明白，眼前是一个机会。既然共产党能够放下恩怨，尊自己为领袖，接受自己的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与其用蛮力把共产党消灭（未必能达到目的），还不如杀人不见血，看看能不能把共产党溶解掉，或者用其他办法干掉。

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其实他倒是希望中共是一帮流寇，没有民族意识，那样消灭掉还容易点。

蒋介石以领袖的派头说：“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接着，他又指出，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至于具体问题，蒋介石非常爽快：“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

蒋介石同意：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这是蒋介石那种斤斤计较的风格么？当然不是。其实蒋介石很聪明，就是给了一个模糊的承诺，具体条款都没有。他是在拖延和观望，看看接下来形式会怎样发展。

周恩来赶紧回到延安，中共按照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其间中共又和苏联交涉，让蒋经国回国。周恩来兴冲冲地带着共同纲领找蒋介石，继续谈。

第三次谈判，六月四号，庐山，周恩来和蒋介石。

上次谈判的良好氛围还在记忆中，但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又换了另一副脸孔。

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荐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这一招并不新鲜，就是把国共第一次合作那一套搬出来，想共产党像当初尊崇孙中山那般尊崇他。但是现在的共产党和之前已经不同了。之前的共产党都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现在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帮久经考验的枪杆子。

那么如何对待共军的枪杆子呢？蒋介石提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可以，但是上面不要再设司令部了，改为政治训练处。也就是说蒋介石推翻了之前在杭州的允诺。按照蒋介石这一套，不仅打乱共军指挥系统，同时改变共军结构。共军基本上名存实亡。

蒋介石还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这个可以参考国民党内战，凡战败者，均出国考察。一般情况下，考察之后就回不来了。比方说中原大战失败的冯玉祥。

这个方案，共产党是不可能接受的。周恩来表示，这事先停一停，回去请示中央。

蒋介石这么一变，如果双方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周恩来在共产党那边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如果那样，正合蒋介石之意，最好共产党不合作。很遗憾，周恩来在共产党内部树大根深，不至于因此倒掉。

蒋介石心想，自己如此反复无常，共产党应该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果禁不住刺激，必然一怒翻脸。好嘛，那就继续打。正愁没借口呢。

然而经过十年血与火的磨砺，共产党人早已不是当初的那帮笔杆子了。毛泽东虽然有浪漫色彩，但是论现实手腕和权谋，绝不在蒋介石之下。几个领导人研究一番之后，决定以柔克刚：其它的事，都可以谈，只要枪杆子在自己手中就行。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其他事情都好办，但朱德必须是改变后的共军领导人，不能出国。因为朱德的去留对军队影响极大。

其实共军就是朱德和毛泽东搞起来的，他们是军队的核心和灵魂。他们在，军队就在。这点蒋介石也明白，所以双方都希望通过谈判把对方绕进去。

第四轮谈判，还是在庐山，时间是七月十三号。

六天之前的七月七号，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国民党决定抗战，共产党也决定抗战。蒋介石明白，不抗战不行了。按道理说，双方应该没有继续扯皮的时间和心情了。但是作为一个小心眼但第一流的政治家，蒋介石还是决定再搏一把，坚持第三次谈判的观点。

周恩来被老对手搞得哭笑不得，心想，啥时候了，还整这些。

延安的毛泽东更直接，打电报给周恩来：“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暂时不鸟蒋介石，自己搞。

鬼子可没心思和蒋介石闲扯，直接杀入华北平原，占据平津，迅速南下。蒋介石知道，生死时刻到了。共军虽然是心腹之患，但还很弱小，鬼子却很强大，是来索命的。

那就谈吧。第五次谈判非常顺利。

写一个文件，表示国共合作，当了十年地下党的共产党人从地下转入地上，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进行各种活动了。

共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设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红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还有一项尤其重要，就是准许八路军扩充游击队。日后共军在敌后遍地开花，都是通过游击队的形式搞出来的。

通过这个谈判，连同西安事变，周恩来的威望再一次达到顶峰。

西安事变，经过周恩来一系列周旋，让刚到延安的共产党喘了口气。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帮助共产党赢得合法地位，绝对意义非凡。

尽管谈判决策是毛泽东策划的，但整个谈判过程由周恩来一手操控，换成别人未必能搞定。看看蒋介石那反复无常的手段，如果是军人谈判，估计早就拔枪了，但是周恩来以无比的耐心把事情办成了。如果说毛泽东在长征中把队伍带出绝境，那么周恩来则通过一系列手腕，让共产党摆脱困境。

然而好景不长，共军的发展速度超乎蒋介石的预料。中日双方刚刚陷入战略对峙，蒋介石再次发扬斤斤计较的个性，抽空给了新四军一巴掌。虽然把新四军搞得元气大伤，却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使得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进展。

周恩来再次从波峰跌落，回到延安之后，除了检讨，还是检讨。

纵观周恩来的前半生，可谓放光因为蒋介石，遭殃也是因为蒋介石。因为对抗蒋介石而风光，因为对抗蒋介石不力而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