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

第四篇  周恩来和毛泽东

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与毛

描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之前，再回顾一下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较量历史。

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回合较量：蒋介石清党，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咄咄逼人。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打算武力反击，因实力悬殊，失败。

失败之后的周恩来改变了战略，随中央转入地下。两人随即进入第二回合的较量。三年之后，因为顾顺章那事，丢了政治分数，失败。

失败后的周恩来再次改变战略，进入苏区，领导红军和蒋介石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对抗，进入第三回合较量。虽然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但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遭失败。整体上说，和前两次交手一样，又是在整体实力处于绝对下风的时候失败了。但是和前两次还不太一样，第三次失败之后，周恩来没有改变战略，依然和蒋介石在战场上对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容易到被各类专家教授忽略了。

因为前两次的力量是由周恩来亲手组建的。比方说南昌起义，叶挺独立团成立，就有周恩来很大的功劳。比方说贺龙的队伍，就是周恩来通过周逸群同学拉过来的。朱德和刘伯承也买周恩来的账。至于其他黄埔师生，更要听周恩来的话。再看中央特科，周恩来一手创建，亲自领导，直接指挥，日后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上将（李克农）一应俱全。这些都是周恩来自己搞出来的力量。第三次较量就不一样了。

周恩来和蒋介石第三个回合较量的主力是苏区红军，主要是毛泽东搞出来的。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因为一系列因素（后话）取代毛泽东，利用毛泽东创建的力量和蒋介石对抗。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周恩来也是无计可施。就在那个时候，被周恩来取代的毛泽东复出了，用一系列看似简单的动作带着同志们逃出生天。所以红军到达延安之后，周恩来又有机会和蒋介石较量，并且在西安事变中赢得先手。

从此之后，周恩来终于不用单独面对蒋介石，而是站在毛泽东身边，以副手的身份帮助毛泽东和蒋介石过招。

毛泽东之前，周恩来上面也有过各种领导，从陈独秀到博古，但无人可以给周恩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既没法提供战略性的思想指导，也没法给予战术性的帮助，搞得周恩来必须自己制定战略战术，自己执行。周恩来是出色的执行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执行力。同时周恩来也是很不错的战略决策者，但是离顶尖的战略家，如毛泽东和蒋介石，还有点差距。正因如此，周恩来和蒋介石斗法时，屡次处于下风，处于守势。

有了毛泽东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是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决策者之一，共产党里面，也只有他可以在战略决策上高过蒋介石。当长征结束，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史上最出色执行者之一的周恩来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

按照正统宣传，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铁的同志关系，最亲密的战友，合作无间，纵横无敌。毛泽东负责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战略执行，天衣无缝。总体上来看确实如此，二人基本上决定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走势。

但一切光辉的背后，还有另一面，一种不被熟知但切实存在的一面。

先看一条规律：凡是领导过周恩来的人，除毛泽东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凡是领导过毛泽东的人，除了周恩来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

再看一条规律：中共历史上，经历过战争而没有被淘汰，经历政治运动而没有被淘汰，且没有猛人提携、完全靠自己奋斗之人一共只有两个半，毛泽东和周恩来外加半个朱德。

朱德在建国之后逐渐淡去，因此只能算半个。

周恩来和蒋介石斗法十几年，败而不倒；日后政治运动中，周恩来依然败而不倒。所有那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经营得来，没有人罩他。他的伯乐张申府没能提携他，偶像陈独秀没能提携他，战友瞿秋白也没能提携他，而且全部被淘汰。

毛泽东更是如此，他甚至连伯乐都没有，岳父杨济昌勉强算一个，但对他在共产党这边没有任何影响。毛泽东早年崇拜过曾国藩，但仅此而已。他的一切都是与众不同的。尽管战争年代有过沉浮，但是他很幸运，没有被淘汰。等到他的所有对手都被淘汰了，他还在。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成了共产党内最特殊的关系。

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林彪在军方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毛泽东创造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林彪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刘少奇在党政中的一切力量，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创造出来的。没有毛泽东，刘少奇也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仅林彪和刘少奇，建国之后所有的风云人物，基本上都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只有周恩来不同。毛泽东从未想过增加周恩来的威望，时不时让他检讨一番，降低他的威信。周恩来检讨过不少次，最后还在那里。那些逼他检讨的人一个个倒下了，他还在那里。

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先啰嗦几句吧。

第一节  人际关系的境界

这世界是人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说到底也就两个字，斗争或合作。

斗争是分层次的。最低档次的斗争，比如悍妇在大街上抓住小三的头发扭打一番，看起来固然热闹，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那只是参与者在情感冲动条件下的下意识动作而已，理性指数嘛，比零高点。

中档次的人际斗争无处不在，却又没必要全身心投入。例如职场中的某人对同事或领导不爽，时常在心中来几句国骂，幻想一下对方遭厄运，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方制造一点小小的障碍，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这需要一定的智商，却又不必太高。

高档次的斗争总是发生在游荡在商海或官场的各种“巨型动物”身上。他们数量不多，但胃口很大，心思缜密却又行动果敢，常常在一次又一次的算计中赚得衣钵满盈。但是呈现给大众的却是一副微笑和气人畜无害的面孔：看起来好像慈善家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活雷锋的样子。

更高档次的斗争，则要牵扯到政治信念，生死相搏，你死我活。能参与这种斗争的人都是人中豪杰，比方说周恩来和蒋介石，都具备倾倒众生的魅力，都有操控全局的眼光和手段，都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即使曾经并肩作战、合作无间、把酒言欢，即使性格和生活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为了不同的政治信念，必然竭尽全力要对方的命，不惜一切代价置对方于死地。由于他们都有超高的生存技巧，都有巨大的活动能量，所以谁也无法拿谁怎么样，斗争数十年，胜败各有定数。

最高档次的斗争是什么？在描述那个现象之前，要谈谈另一种人际关系——合作。

和斗争一样，合作也有不同的档次。成群结队的古惑仔上街砍人，也是合作。在电影里看着蛮拉风，现实中那种层次就太低了，相当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把自己和他人置身于一种简单粗暴的环境中，低级趣味，如同跳进粪坑里洗澡。

生意上的合伙人，彼此配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最后还是共同得利，可以视为中档次的合作。

高档次的合作应该如战场上生死相随的兄弟那般，永远掩护对方的背后，可以生命相托，有难同当，也可以有福同享。更高档次的合作，除了彼此可以患难与共之外，还可以精神交流，彼此交心，了解彼此内心的节奏。

最高档次的合作是什么？和上面那个问题紧密相连。答案如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

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彼此交心，舍命相护。并且在彼此的合作中，龙飞九天，赢得生前身后之盛名，把自己的姓名和事业深深刻入青史，直到书页泛黄，字迹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彼此之间又不完全依赖对方，是为和而不同。

——纵观近代史，能做到和而不同者，也只有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勉强算上李宗仁和白崇禧（档次不够），也就寥寥数人而已。

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发动最残酷的斗争。尽管彼此不认同，但并不撕破脸皮，依然彼此配合，同时紧紧守护自己的阵地。不论如何风吹浪打，我的船依然可以安然无恙。要做到这点太难了。孙中山和黄兴斗过，黄兴郁郁而终，破。毛泽东和朱德有过小纷争，但朱德隐退，谈不上斗。蒋介石和汪精卫斗，汪精卫出走当汉奸，破。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完美地诠释了最高档次的斗争和最高档次的合作。

因为二人的合作，把国民党那帮大佬巨头折腾得奄奄一息，加速共产党夺取天下的进程。尽管合作了一辈子，但两人各有不同。

因为二人的斗争，直接影响了建国之后的走势。斗争的结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身上。尽管斗争了一辈子，但两人的关系却从未破裂。

第二节  性格决定选择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从啥时候开始有交集的？从公开资料看，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泽东去广东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的周恩来正准备随蒋介石东征。两人初次见面，客套一番，都很忙，并无深交。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也有过接触的机会。（准确一点）按照恩公杨济昌的意思，毛泽东也应该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毛泽东临行之前放弃了。如果成行，二人应相识于欧洲。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上岗时，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那段时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得很好，事业稳步上升，成功晋升到中央。毛泽东就不怎么顺利，连政治局委员都丢了，在湖南搞农民运动。

如果要找交集，那就是三月二十号晚上，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国民党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去找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商议对策，恰好李富春的湖南老乡毛泽东也在。正是那天晚上，毛泽东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了各军中共产党的力量，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两位立场坚定的主战派拉近了距离。之前他们彼此不了解，之后彼此另眼相看。毛泽东邀请周恩来去农所讲课，周恩来邀请毛泽东去黄埔军校演讲。相互捧场，必要时再彼此吹捧一番。

当时二人既没有利益交集（合作），也没有恩怨纠纷（斗争）。彼此留下良好印象，仅此而已，并无深交，也没有时间深交。

国民党清党之后，两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子。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失败，隐蔽在城市之中搞地下工作，呕心沥血之下仍未能取得想要的结果；毛泽东策划秋收起义失败，带着队伍去了偏远山区，看似占山为王，实则开辟新天地。

既然他们都是主战派，为啥不一起干，反而选择两条路呢。

那是二人性格的第一次完整展现：周恩来是战略执行者，所以只能跟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白区战线熬资历、磨时间、发展人脉关系；毛泽东是战略创造者，所以自作主张把部队拉到山大王待的地方，去品味与天、地、人奋斗的乐趣了。

从执行者周恩来的角度看，搞革命，最好还是按照苏联的路子走。那是最标准的模板，可以少走弯路。跑到荒山野岭，成何体统？只是给翩翩风度上增添一层飞尘而已。

在毛泽东看来，搞暴动失败，就意味着苏联那一套在中国搞不通，跑到城市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扮演猫还可以玩玩，扮演老鼠？不干。本身就是猫，怎么伪装也不像老鼠。既然如此，那就要另一种方式走，不妨走一走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暴动路线。

第二节  观望和试探

那条路更合适呢？站在马后炮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路对了。但当时不是这样。

从共产党主流看：很少有人愿意跑到穷乡僻壤里去发展，马列主义从来没有强调过农村的重要性。从个人角度看，截止到长征之前，毛泽东并不比周恩来发展得更好。

从年龄上看，毛泽东比周恩来年长五岁。

从党龄上看，毛泽东比周恩来长，而且参与共产党创建工作。

从资历上看，毛泽东也高于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前，二人的人生走势恰好相反：毛泽东地位逐渐降低，周恩来逐渐上升。（如何体现资历高？）

一九二三年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为中央五人组一员，担任陈独秀的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那时候还在欧洲修炼道行。两年之后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已经出席，并且在大会上作报告。毛泽东因为与陈独秀闹不合，远在湖南老家搞运动，中央委员的职位没了。

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五大，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共同参加党代会。会议上两人配合还算默契，都站在陈独秀的对立面。但很遗憾，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接下来的八七会议上，因为陈独秀倒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成了瞿秋白临时中央的候补委员，地位平齐。

然后两人分别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失败了。失败后的周恩来受了一些批评，仅此而已；而毛泽东的中央候补委员却没了。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秘密召开中共六大时，周恩来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主管军事和特科，在向忠发不管事的情况下，周恩来就是中共实权最大的那个人。同一时间的毛泽东则带着少部分人去井冈山，忙着说服教育袁文才和王佐，直接被忽视了。此后七年时间，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理论上和实际意义上的领导。

遵义会议之后又过半年，毛泽东的实际地位才慢慢超过周恩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才是理论上的最高领导人。

那段时间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还是合作和斗争。

先看合作，六大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慢慢壮大，周恩来的特科工作也是有声有色。毛泽东指挥反围剿战争，就利用过周恩来获取的情报。可以说彼此促进，合作愉快。

周恩来理论上是领导，虽然人在上海，但对苏区也有相当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实例，毛泽东和朱德因为前委和军委的问题发生争吵，和周恩来就有很大关系，喝过洋墨水的刘安恭就是周恩来派去的。

陈毅的一番和稀泥导致毛泽东失业。事后陈毅干啥去了呢，立刻跑到上海向军委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汇报。看见周恩来的能量了吧？

周恩来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前委离开毛泽东根本就玩不转，又让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把前委书记还给毛泽东。那是毛泽东第一次下岗，很伤心，也很无奈。

周恩来希望苏区发展壮大。毛泽东呢，打土豪分得钱财，也会拿出一部分支援中央，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顺便搞好和中央的关系。但是那种和谐的日子注定不会长久。顾顺章出事之后，中央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进入中央苏区，问题就来了。

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搞起来的那一块地方。经过反围剿胜利之后，人气正旺盛。

一九三一年一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后迁到瑞金，周恩来任书记。当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中央在上海还行，周恩来一直在上海。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正是那段时间，原本没有关系的项英和毛泽东才有了一系列矛盾，最后也没能解决。

当时的中共一把手还是老工人向忠发，他支持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九个月之后（十一月二十七号），毛泽东顺利当选，有了日后载入史册的头衔：毛主席，当时的向忠发已经被蒋介石处决四个多月了。项英和张国焘（没到任）为副主席。同时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朱德为军委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为副主席。

当时的毛泽东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因为除了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头衔——红一方面军政委兼前委书记。政委是按照苏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在重大事情上有最后的拍板权。红一方面军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又是毛泽东一手拉出来的。所以毛泽东可以说把军队牢牢掌控在手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差“党”了。

但毛泽东没能高兴几天，因为“党”来了。

顾顺章叛变引起一系列政治裂变，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生存。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一个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抵达，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的周恩来正处于人生低谷，离开熟悉的都市进入不太熟悉的山区，试图重整旗鼓，和蒋介石再战。在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王明去莫斯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未到苏区的情况下，周恩来就是中央负责人。

理论上讲，中央是权威，拥有绝对领导权。现实意义上，苏区功劳最大的那个人是毛泽东，最有实权的人也是毛泽东。中央虽然是权威，却是外来的，对苏区不了解。毛泽东虽然搞出来苏区，但是在中央的地位有限，并且不被信任，连委员都不是。因为毛泽东从没出过国，跟国际派沾不上关系，标准的土鳖。

领导层不懂基层，基层实力派不了解领导层，势必引起纷争。翻开历史看看，实例成把抓。远一点的看看王朝末年，地方实力派军阀把中央政府抓在手中随意玩弄，比方说董卓和曹操连续蹂躏汉室；近点的，看看太平天国，杨秀清刚刚搞出点成绩，就想取代洪秀全。如果说这些太老，看看最有参考价值的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还是屌丝一枚，通过东征北伐羽翼刚刚丰满，自己就另立中央，吃掉了原来的中央。

共产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有崭新的纪律，所以斗争方式也是新的。

中共中央已经混得很落魄了，但是到了苏区还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都是理论家，都有国际背景，而苏区游击战的方式和他们学的理论背道而驰，和苏联革命模式也背道而驰。毛泽东的土鳖理论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怎么办呢？苏联有现成的模板——杀。

第三节  知识分子和大腿

所谓国际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派别，而是泛指那些有国际背景的知识分子，那种中国出口国外又转为内销的海归们，他们主导了近代革命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主导话语权是对的，但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控在拥有国际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中就是不正常的。但那就是近代中国的模样：无老外，不时髦。

    何为国际派？所谓的国际派，也就是抱大腿派。其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抱大腿的，找一个大人物（如耶稣、孔子、牛顿）放在怀里反复研究。

传统的中华帝国，也是知识分子掌控话语权。传统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主修孔孟之道，兼修百家所长，百分百的国产货。他们是大儒，也有大和尚、大道士、大侠客。他们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掌控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表现还好，只是到了近代一两百年堕落了，经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挣扎一番之后，完蛋。

中华民国开始，国产原装的知识分子如同怪物一般，比方说跟在张勋屁股后面、抱着小皇帝复辟的康有为，学问天大，但怎么看都像老妖怪；再比方说北京大学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学问天大，看起来更像是从博物馆跑出来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再谈传统国学，能得到的也就是一系列的鄙视眼光和不友善的言辞。只有言必称美、英、苏、日才行，也就是抱传统大师们的大腿不行了，必须换一条粗壮时髦的大腿才更踏实。

根据抱大腿者说，国内的那些大腿抱了两年之后，已经靠不住了，要想救中国，大腿在国外。怎么办尼？

有人说，比方说胡适先生，主张中国抱英美大腿，说中国应该像美国佬或英国佬那般搞法，搞成英美那个样子才可以，否则必死。国民政府内部，例如宋家就深以为然，典型的亲英美派，宋美龄甚至成功地让蒋介石成为基督徒。

又有人说，比方说汪精卫，认为中国要抱日本大腿，说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通过各种办法改革进化，从小日本进化为大日本帝国，否则必死。国民政府内部，比方说何应钦就是赤裸裸的亲日派。国军内部，中高级军官有留日背景的比例很大，亲日派很有市场。

又有人说，比方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张抱苏联大腿，说中国必须向苏联那般，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新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凤凰涅槃，否则必死。这一派也很有市场，包括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蒋介石清党，实际上就是说，不准抱苏联大腿。哪怕国父孙中山晚年抱苏联大腿，以后也不可以跟着学。国民党对孙中山晚年，就如共产党对毛泽东晚年一样，是否定的。

共产党都是坚定的革命派，要走彻底革命路线的。

共产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自从陈独秀被否决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言九鼎。共产党的成分很复杂，主要有欧派和苏派。每次开会都争吵不休，唾沫口水满天飞，解决的问题却很少。所以莫斯科六大之后，斯大林才指示，要有工人领袖，于是向忠发、项英等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尽管中央在城市混不下去了，但争吵并没有结束。不仅是争吵，而且来了一场政治斗争。正是那场斗争，让王明和他的朋友们得利，造成日后苏区种种。

第四节  国际派的内斗

王明生于一九零四年，安徽人，和陈独秀是老乡。家世渊源、成长环境和陈独秀也类似：聪明肯学，有很不错的旧学功底，新学也不错，也是一腔热血，敢想敢干。虽然不如陈独秀那般耀眼，但也有自己的光辉。

当初五卅运动爆发之时，王明相当积极活跃，表现出色，因此加入共产党，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以王明的资历，在党内只是小字辈。之所以最后能混到共产党一把手的位置上，成为错误路线代表，被批判几十年，只能说命运那玩意儿让人琢磨不透。

因为才华过人，加入共产党之后就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那所学校是中共大人物的摇篮，刘少奇等人就是前辈师兄。

王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精通了俄语，对各种理论那是如饥似渴。王明的聪明和积极打动了同学们。当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王明顺利当选主席。要知道，那些同学很多都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当时支持王明的有二十八个，日后被尊为王明的“二十八星宿”。他们也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来源。

那些人是谁呢？有日后苏区一把手博古，有张闻天、王稼祥这样的元老，也有跟着张国焘沦陷的陈浩昌，还有把红二方面军杀得七七八八的夏曦，还有指责毛泽东只会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凯丰。

夏曦为啥能去湘西杀人？博古为啥能成为中共一把手？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王明突然成为老大。王明能成为老大，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位伯乐。中共历任一把手，多半都是凭实力上台。后期的毛泽东就不用说了，陈独秀上台那是众望所归，瞿秋白凭借资历上台，向忠发也是工人领袖。唯有王明，实力没有，资历没有，声望也不够，完全借助外力。

话说王明在中山大学表现很耀眼，赢得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马列主义教员米夫的认可。当时的米夫二十四岁，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喜欢夸夸其谈。王明比米夫年轻两岁，同样喜欢夸夸其谈。要说两人只会喷口水，那也不客观，人家搞斗争也是有一手的。随后斯大林上台整人，中山大学分裂为“党务派”和“教务派”。王明给米夫老师献上锦囊妙计，让米夫联合“党务派”斗垮“教务派”，赢得中山大学校长的位置，并且控制了共产国际东方部。

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国，米夫特意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让王明到基层实习了几个月之后，立马调到宣传部，担任《红旗》编辑。王明本就是理论高手，当即发挥平生所学，写出一大堆水平很高，但实际作用不大的文章，赢得名声。

当李立三搞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暴动时，王明不同意。当然王明也不是故意和李立三过不去，而是他认为李立三搞的那一套不合革命规矩。

王明脑子里的革命规矩，就是书本上写的那些。王明索性把马列主义全部搬出来，引经据典，一条两条三条，把李立三搞得很狼狈。没办法，王明就是吃这碗饭的，号称活马列。搞辩论的话，连毛泽东都不是对手。

李立三虽然学问也不错，也算能言善辩，会场吵架也算好手，和周恩来能吵几天几夜的主，但多数时间在搞工人运动，当然不是活在书本世界的王明的对手。看见王明唧唧歪歪，耽误自己“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伟大战略，李立三烦了，直接送他一顶右倾大帽子，让他一边呆着去。留党察看六个月。

王明很郁闷，自己脑子里那些条条框框还没有讲完呢，怎么就不玩了。李立三，不带这么玩的，不能这么欺负人嘛。当然咯，要让王明把理论讲完，估计六个月都不够用。

然而王明很走运，李立三的那一套半年没玩到头就破产了，于是王明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要说反李立三，周恩来跑到莫斯科告状，力度可比李立三大多了。但是周恩来注定没法上位，因为周恩来之前和布哈林有关系，没遭到清算就不错了。看看瞿秋白同志，多么凄惨，不允许跟着队伍长征，被丢在井冈山，最后被国军捡去，杀掉。

共产国际特意委派米夫来华处理问题。米夫是理论家，对中共的事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际问题上，米夫只知道王明是他的好学生，理论功底深厚，可以代替他管理中共。

所以米夫只干了一件事：把王明扶到中共一把手的位置上。

理论家上台又不会干实事，只能用其他理论家代理，于是有了夏曦去湘西杀人等等。

第二章  几毫米的距离

周恩来是典型的实干家。在一般人意识中，实干就是埋头干活，干到腰酸背疼，累死累活；在知识分子眼中，也差不多，都推崇那种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

其实实干分为好几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实干，就是数千年以来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一样的实干。还有现在农民工，为了几个钱，累死累活；稍微高点层次，就是所谓有理想的基层干部和想往上爬的中产白领；再高点层次，就是那种在人际关系中八面玲珑，不辞劳苦，左右逢源之人。

最高层次是哪一种呢，就是周恩来这种，可以从上到下一人干完。如果需要，他可以脱稻谷；如果需要，也可操控很多人的生死。

研究一下周恩来和蒋介石过招过程中的那些失败案例。失败之后，前面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都遭到清算，唯有周恩来不动。周恩来有啥秘诀呢？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实干。

南昌暴动失败，但是那些力量可以说都是周恩来培养出来的，比方说叶挺独立团；或者是周恩来拉拢的，如贺龙的队伍。最后虽然败了，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依然相信周恩来。看看之前的孙中山，每一次起义失败，身边都吵得一团糟。看看蒋介石，时不时有人出来造反。

——队伍散了，高层竟然没有分裂斗殴，可以说是奇观。这或许是搞关系的最高境界了吧。难怪蒋介石对宋美龄感叹：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再看中央特科那些事，最后虽然也失败了，但周恩来还是安然无恙。原因很简单，中央特科就是他一手打造的。之后的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人对他还是信任有加，就连康生也是很客气。

但是在苏区就完全不一样。周恩来刚到苏区时处于人生低谷。因为共产国际人事变更， 米夫把王明扶上一把手岗位之后，清算了瞿秋白和李立三两位理论家，把周恩来这位实干家留下来干活。理论家拿下了，没关系，国际派中有的是理论家。但实干家是稀罕货，所以他们必须把周恩来放在自己的阵营中。

周恩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局书记，但是苏区的一切和他关系不大。苏区能搞得红红火火，主要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功劳。

周恩来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干实事的另一面，就是把事情都抓在手里。说直接一点，就是抓权柄。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实干家，首先都是权臣。看看诸葛亮，大事小事一把抓，其他人只有听命行事的份。看看张居正，也是一样。周恩来也没啥不同。即使如今的中国，想干点事，也依然要和权力挂钩。如果要大干一番，必须和权力挂钩。如果那事业足够大，必须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手中没有实权的实干家，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没有实权的周恩来也就不再是周恩来。

后人评价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典型的创作者和执行者的关系。这话是对的，但忽视了一部分：创作者级别不够的时候会怎么样？答案就是二人在井冈山时的样子。

井冈山的一切和周恩来之前的人生经验完全不一致。军事上，和黄埔军校的经验差别很大；战术上，完全不同于蒋介石东征或南昌起义的样子；至于政治上，更是土得掉渣。

周恩来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取得干实事的资格，也就是如何参与苏区事务，干脆直接说，如何抓权。对一般人而言，抓权，就是把公章拿在手里，有一个名头。在周恩来看来，公章是死的，要抓权首先要抓人事。既要抓人，也要抓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苏区最重要的人，朱德和毛泽东。

苏区最重要的事，行军打仗。

该怎么抓呢？

第一节  周恩来的选择

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无须重复了吧。如果不是周恩来，朱德在入党之路上肯定要多走几步。宽厚的朱德对稳重的周恩来一直赞赏有加。所以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朱德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

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只是一个转投共产党的旧军官。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成为共军之父。二人的关系一直很不错。当初朱德和毛泽东闹别扭，下岗的是毛泽东。虽然和毛泽东工作风格霸道有关，但是如果毛泽东和中央关系近点，就不会下岗。中央管军事的，恰好是周恩来。也就是说从个人关系上，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比毛泽东更近。

那么现实意义上呢？朱德虽然号称总司令，但在政治上并无诉求，和周恩来可以很好地合作，却不会造成威胁。无需抓。

毛泽东不同，在党龄和资历上都强过周恩来。当周恩来还在苦闷时，毛泽东已经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了。政治上的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工作风格霸道，有时候盛气凌人，一看就非池中之物。

周恩来并非心胸狭窄之人，有能力和所有人和谐相处。但是毛泽东那一套，在当时实在是过于另类了，刚到苏区的周恩来不可能认可那一套。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三十三岁，自欧洲入党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十年时间，他认定了共产主义，认定国家需要彻底改造，认准了共产党，并为此付出全部努力，尽管成果并不十分明显。这些都没啥好争论的，不论结果如何，周恩来的选择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和过去的中国决裂，让国家浴火重生。这就是一九三一年之前周恩来的世界观。

不仅周恩来如此，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也是如此，哪怕是政见不合者如李立三。被他们视为楷模的红色苏联就是这么成功的，被他们视为经典的马列主义书籍也是这么写的，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那么毛泽东那一套是啥呢，就是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

这些东西在后人看来如此经典，如此强悍有力，如此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一九三一年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它既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没有穷乡僻壤的农民和农民战争的篇章）不同，也和苏联成功经验（工人和城市暴动）不一样。怎么看都像是在农民起义的外衣上套一层马列主义的皮，就好像穿西装而没穿衬衣一样别扭。

农民起义这东西是中国历史上的萝卜白菜，太稀松平常了。就之前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阵势也没闹出个所以然，凭什么在乡旮旯里就能闹出大动静？即使国民党搞革命，也不买农民的账，共产党之前的风光，也是靠工人运动。

打心眼儿里讲，周恩来不认同苏区那一套。不认同归不认同，但现实还要面对。现实是，中央在城市站不住了，苏区却生机勃勃。不需要什么智慧就能看到，逐渐壮大的苏区是对抗国民党的一张王牌。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让刚刚经历失败的周恩来大受鼓舞，卷起袖子，再次准备大干一场。周恩来抵达苏区时，正好赶上第三次反围剿的末尾，看到一场大戏的高潮部分。

周恩来认为，既然马列主义的外套搭配农民战争可以取得如此成绩，如果把二者好好改造一番，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周恩来是自信的。从加入黄埔军校开始，周恩来就不比任何人差。进入中央之后，大事小事一肩挑。尽管和蒋介石交手失败，客观说，那是因为蒋介石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周恩来有理由自信。

需要抓权和不认同毛泽东那一套促使周恩来选择和朱德合作，通过《宁都会议》取代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后史已经给予各种辩解。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找到很多线索，看到很多事。

第二节  一场奇怪的会议

时间，一九三二年十月五号到八号。

地点，宁都小源村旁的山翁祠。

背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刚刚赢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值意气风发之际。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即将拉开大幕。

结果，毛泽东下岗，周恩来取而代之。

开会之前，中央给过一封长信，要点如下：进攻路线（作战原则），夺取中心城市（目的），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思路）。

——还是李立三那一套嘛。大差不差，基本上就是李立三的东西。既然王明上台，既然和李立三不对路，既然都让李立三滚蛋了，为啥还要盗版人家的战略战术呢。答案很简单，这是李立三路线的阉割版，李立三想动苏联的奶酪，这里没有。

其实宁都会议的本质和之前的龙岩会议一样，当时因为刘安恭要改造军队，造成朱德和毛泽东的争吵，导致毛泽东第一次下岗。只是这一次，对手代表中共中央而已。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还是前委负责，相机行事。但是后边的同志不干了，要求按照要求和命令搞，还要去进攻大城市。前方的军事负责人要改变作战计划，后边不批。后边下命令去攻打赣州，前方不干。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一起开会解决问题。

所谓开会，还是吵架。参加会议的一共八个人，分成前方派（前方打仗）和后方派（坐办公室搞后勤），对立起来。

前方派四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几个人都比较熟悉。王稼祥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原本位列王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到苏区后转而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毛泽东正是以王稼祥为契机翻盘成功，又通过王稼祥赢得国际派的支持。可以说王稼祥也是关键人物之一，后面再说他。

后方派四人：任弼时，邓发，顾作霖，项英。这四个人不如前几位分量大，但是级别是一样的，开会时具备同样的表决权。宁都会议上，正是他们几个人的坚持，才使得毛泽东下岗，把毛泽东气得生病吐血。

前方和后方之所以会吵起来，主要还是对战场的认识问题。前方在指挥战争，当然认为自身战略战术没有问题。在后方看来，前方不听命令，脱离指挥，成果不足，后果严重。究竟谁对谁错，那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当时通讯落后，沟通起来极为困难。即使有少数几部电台，传递的信息也有限。前后差距非常大，比方说前方原本说好的经过某处，下一封电报又说战术改变了。所以问题很多，才要开会吵架，也就是斗争。

内容比较啰嗦，就以赣州为例，再现一下当时吵架的情形吧。赣州是江西南部的大城市，也是江西第二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它的地理位置连接福建、广东、湖南三省，是连接珠三角和内陆的纽带，非常重要，日后红军长征就是从赣州出发。赣州下面的兴国县就是鼎鼎大名的“将军县”，诞生过两名上将，五名中将，四十七名少将。

打下赣州，理论上非常重要，但也异常困难。因为当时赣州的国军力量很强大。共军围城了一段时间，眼见没啥希望，撤了。

前方看来：共军虽然赢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那是在大山里和国军兜圈子，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因为共军多半是大山里的农民，爬山涉水腿脚异常麻利。如果拉出去硬碰硬，不好意思，那些衣衫褴褛、武器装备有限的农民革命军是自找苦吃。

后方看不到实际情况，认为两军交战，胜者恒胜，败者恒败。其实胜和败，是受诸多因素限制的。比方说当初张灵甫和粟裕对决，如果战场在平原上，粟裕将很难消灭张灵甫。这就是理论家的天真可爱之处，也是误事的缘由所在。

后方：为啥没有坚决打赣州，打下来好处多多。

前方：知道，但不能打。因为打不动，硬打会损失多多。

后方：你们抗拒命令。

前方：攻打赣州，战略就是错的。

后方：攻打赣州原本有破城的可能，只是因为对敌方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没有加强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导致未能克城而撤围。

前方：实在打不动。

后方：没有坚决打，怎么知道打不动？

如此争论扯皮，自然不会有结果。而且赣州只是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如此扯皮，当然也是扯不清。越扯，火药味越浓。毛泽东“生病”了，必须“请假”去“治病”。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呢？因为被各种款式的大帽子（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待观念的错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压得扛不住了。

开会吵架，那种原则性强，作风霸道之人必然成为主角。毛泽东就成了吵架主力。前方的四个人中，朱德和王稼祥原本就不是吵架高手，周恩来的风格是和稀泥，毛泽东就成了前方吵架的“主力选手”。后方的几个人，个个都是理论家，项英虽然是工运起家，也在中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具备一定的吵架功底，且与毛泽东不和。而且他们有临时中央的支持。

前方和后方，名义上四对四，实际上是四对一，后方四人围攻毛泽东一人。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周恩来。

按照教材上的主流宣传：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是一个阵营的，共同对抗任弼时、邓发、顾作霖、项英几个人。如果真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根本就不会有毛泽东生病下岗的结局。要知道他们在开会时有同等的表决权，也就是四对四。而朱德和毛泽东掌控军队实际指挥权，周恩来理论上有军委领导权，王稼祥更是从国际派转变立场的。

按照非主流的阴谋论：就是周恩来处心积虑地争夺毛泽东的实际指挥权。这种观点也有漏洞。实际上，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场（按照阴谋论，这是避嫌疑），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周恩来到场之后，变成大会主持人，可以看出他的威望和实力。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结论很明显，周恩来无论如何都洗脱不了阴谋论的嫌疑，也无法避开取代毛泽东的事实。为这事，日后的四十多年，周恩来一直在检讨。但是如果把周恩来看成一个阴谋家，估计没几个人相信。就算周恩来搞阴谋，那么阴谋技术也是他人生诸多技术手段之一而已。

如果周恩来想通过纯粹搞阴谋来取代毛泽东，可以直接加入后方阵营，让毛泽东直接出局。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也绝不会那么做。周恩来表态支持毛泽东，换成别人，就可以洗脱嫌疑了。但周恩来不行，因为周恩来的做事风格如此。只要看看四位反对者和周恩来的关系就行了。

第三节  四位反对者和周恩来的关系

任弼时生于一九零四年，湖南人，生于教师之家，接受过各个层次的教育，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一名爱国青年。和刘少奇一样，曾经因为经济问题想去欧洲勤工俭学不成，两人转而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同学，同时加入共产党。刘少奇一九二二年回国，成为工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任弼时一九二四年才回国，学得更多的理论知识。一九五零年任弼时去世时，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扶灵。

任弼时是典型的书生，兼具理想化（愿意为革命献身）和教条化（相信马列书本）于一身，刚回国就用理论知识把“大家长”陈独秀气得撕文件。陈独秀倒台之后，任弼时成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到死都是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之后，任弼时一直在白区工作，和周恩来成为铁杆。白区时代他曾两次被捕，膝盖跪过铁链，坐过老虎凳，背上曾被电刑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而不曾屈服，骨头硬，战斗力强，堪比硬汉兰博。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希望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干一番，却缺少军事经验，结果很明显：左倾严重。

其实任弼时去苏联之前还和毛泽东有过工作关系。但是等任弼时去苏区之后，发现毛老乡的游击战术东躲西藏，很不给力，和想象中的一切很不一样。

本着爱老乡、但更爱理论的原则，任弼时坚定地反对毛泽东。若干年之后，任弼时又成为坚定的挺毛派，后来的五大书记之一。不妨假设一番，如果反掉毛泽东，一介书生兼理论家的任弼时本人没有机会和实力取而代之，他能接受的人，只能是周恩来。

顾作霖生于一九零八年，上海人，本土知识分子。同时顾作霖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人，踏实肯干，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按照传统说法，应该算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类型。但是呢，本质上还是热血书生。早年勤奋好学，各门科目优秀，大学毕业。写文章、参加工运，样样不曾落下，而且相当激进。当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顾作霖积极参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没有国际背景，能够进入表决层，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可以把他看成周恩来的人。当他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周恩来的意愿。

邓发生于一九零六年，广东人，文化程度不高，靠工运起家，省港大罢工时显赫一时。他的性格鲜明，有点像顾顺章。只不过顾顺章起于上海，邓发活跃于广州而已。而且邓发参加过广州起义，冲锋在前，幸运不死。按道理说，如此经历的人应该和毛泽东有共同语言吧，怎么会支持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呢？

邓发在省港大罢工时就可能接触过周恩来。广州起义之后，邓发成了一名地下党，然后被捕。出狱之后痛定思痛，在香港秘密建立自己的“特科”，成为中央特科之外，中共的王牌特工之一，在蒋介石那里，人头价值五万大洋。一九三零年进入中央苏区，负责保卫工作，他手下的人马基本上都是“中央特科”出身，比如钱壮飞、李克农、潘汉年等等。那种情况下，他和周恩来自然有更多共同语言。

项英也是工运起家。早期共产党人之中，如果说向忠发和顾顺章被捕即叛变，丢了工人阶层脸面的话，那么项英可以说给工人阶层长了不少脸。项英搞工运相当出色，出色到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成了中央委员。至于中共六大选举工人领袖，为啥不选项英当一把手，倒是很值得研究。因为项英的工运成绩比向忠发好，如果向忠发那个位置上是项英，毛泽东的日子绝不会好过。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毛泽东是毛主席，项英是项副主席。项英是铁杆的反毛派，立场与国际派一致。张国焘未到任的时，项英负责和毛泽东唱对台戏。长征前夕，已经确认留下收拾烂摊子的项英特意提醒博古：防止毛泽东纠结旧部上位。如果项英跟着长征，那么召开遵义会议的难度必然加大。当时的项英也不具备取代毛泽东的条件，能支持的人，只能是周恩来。

看到了吗？周恩来是这四个反对者的主心骨。他们反对毛泽东只能是一个结果：毛泽东下岗，周恩来上。

这么说或许不准确，毕竟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比毛泽东高。但考虑到井冈山是毛泽东拉扯出来的，而周恩来是孤身一人前往的话，确实可以说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

第四节  领袖之心

周恩来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如果坚定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边的话，那么反对者们不论如何都要好好思量一番的。周恩来至少可以影响顾作霖，那么前后双方力量对比就成了五比三，毛泽东也就不用那么快生病了。

那么周恩来表现如何呢？典型的周恩来风格：试图和稀泥。

具体表现就是，尽管表态支持毛泽东，但也进行温和的批判，同时又提醒后方那些人，不要搞得太过分。回顾一下两年之前的龙岩会议，陈毅取代毛泽东，情形相差不多。陈毅当时也是和稀泥不成功，结果取代了毛泽东。周恩来采取的方式和陈毅的手法一样。

如果说当初陈毅那么干，还有些想不到；那么周恩来就完全不一样。站在周恩来的位置上，他完全明白：搞调和的话，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政委的位置肯定保不住了。

如果毛泽东下岗，有能力取代毛泽东并且为各方面接受的人有且仅有一个：周恩来。

对中央苏区将士而言，中央高层那些理论家们都是喝洋墨水的，但也仅此而已，对苏区的战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但周恩来是例外，他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系统的师生都要买他的账。他策划了南昌起义，理论上领导过苏区大部分职业军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和他关系密切。

要说周恩来和稀泥是一种阴谋，也可以。但也不全是阴谋。原因有三个。

原因之一：周恩来不愿意和国际派闹崩。不是因为他对王明那帮理论家多么有好感。他已经见识过很多理论家，他本人理论功底也不错。王明就算能说会道，终究还是打嘴炮，王明身边的帮手也一样。但国际派背后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最终决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遭遇已经反复验证一个结论：和共产国际闹矛盾，后果很严重。周恩来自己也尝过共产国际的甜头和苦头。

原因之二：周恩来想亲自动手，带着苏区共军大干一番。朱德参与政治很少，更偏向于职业军人。如果周恩来想要抓实权，只能取代毛泽东，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一套并不完全赞同。把毛泽东轰走，对周恩来有实实在在的益处。前面已经分析过，周恩来之所以可以历经多次失败而不倒，皆因干活太多（实权在握）。如果在苏区仅仅是高位虚衔，那么日后就危险了。那些占据高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一旦挨批便彻底倒下，永无翻身的可能。

原因之三，周恩来不愿意失去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呢？

宁都会议后期，在周恩来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之下，后方派占据上风，要把毛泽东挪动工作岗位，到后方简陋的办公室里发光发热，当好空壳的苏维埃主席算了。周恩来则坚持为毛泽东辩护：毛泽东积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将会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但是后方的各位同志认定：毛泽东承认错误的程度不够，再让他在前面，可能旧病复发（不听指挥），还是让他回后方为妙。

对此周恩来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由周恩来主持战争，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说明周恩来很识货，即使暂时不认同毛泽东那一套主张，也承认毛泽东摆弄战争有一手。仅凭这一点，就比那些理论家强很多。当时生存排一位，靠的就是军事。毛泽东恰好是军事天才。物以稀为贵嘛。

后方同志原本要让毛泽东回后方当空头主席。鉴于周恩来的坚持，打算同意周恩来的第一套方案。结果还是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但同意毛泽东留在前线给周恩来当助手。

毛泽东一看那情况，当然无法忍受。因为他天生就是领袖，不是干助手的料，让他坐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摆弄无聊的资料是强人所难。气愤之下，甩手走人，理由是生病了。

后方同志一看那情况：哎呀，润之生病了，好啊，赶紧养病去吧，注意身体啊，多养一段时间，慢走，不送，小心跌倒。

会议结束之后第三天（十月十一号），中央军委解除毛泽东的职务，由周恩来取而代之。对周恩来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还要争取毛泽东。十月十四号，红一方面军的战役计划上，周恩来签名如下：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以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之后周恩来特意去看望“生病”的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类似的话，日后周恩来还将说很多遍。只不过不再是让毛泽东服从别人的“大局”，而是让别人服从毛泽东的“大局”。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然而此后的岁月里，周恩来没有来电报，毛泽东也没能回。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做？首先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对卸任大员，基本上都是怀柔。比方说陈独秀，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他；比方说博古，倒台后一直跟着周恩来搞统战。从做人的角度看，很够意思。毕竟也是前领导。从政治角度看，这是在留后路。世事变化无常，万一前领导东山再起呢？对吧。不论如何，棋盘要摆好。

当然陈独秀、博古等人没能东山再起，但是周恩来的投入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回报。如果不是宁都会议之后的一系列怀柔政策，日后周恩来的检讨次数估计会更多。但是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提出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拜访毛泽东的真正目的并非是想在政治上留后手，而是想让毛泽东为自己打下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要大干一番，就要有力量。蒋介石的力量，周恩来是清楚的，所以他必须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标志。

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上层基本上没有反对，白区来的人不会反对，国际派知识分子不会反对，苏区上层如朱德、陈毅不会反对，甚至黄埔出身的林彪都未必会反对。真正可能有抵触的是中下层，他们才是红军的骨干主体，才是苏区的基本力量所在。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一手拉出来的，相信毛泽东的那一套。至于马列主义那些漂亮的外衣，在他们眼中如同皇帝的外衣，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华而不实，既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又不能代替南瓜汤和窝窝头填饱肚子。也就是说毛泽东真正的威望在中下层。

当初陈毅取代毛泽东，所以搞不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下层反对。周恩来的境界和手腕高于陈毅，他不会也不想犯类似的错误，所以他一心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当自己的助手。如果毛泽东在，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分裂。

如果这么说不够明显，看看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周恩来做的那一切：一边纵容其他人批判周恩来，一边自己却和周恩来保持关系，让周恩来服从自己，团结一致去战斗。——对比一下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做的事，是不是很类似？

区别只在于，宁都会议上的周恩来必须顾及国际派，因为国际派背后是共产国际，所以扭扭捏捏，不敢大展拳脚。延安整风的毛泽东比较幸运，共产国际解散了，可以放开手脚把国际派一块修理了。

如此一来就清晰了：周恩来打算抓权，所以他不介意取代毛泽东。但是为了大展宏图，必须团结毛泽东。

——这就是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动机所在。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指向一个结果：周恩来在向领袖位置逼近。

其实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周恩来就处于类似的位置：逼近领袖而又不是领袖的位置。在陈独秀倒台之后，毛泽东扶正之前，前后六年时间里，中共领袖都处于一种“虚君”状态，瞿秋白、王明、博古都是理论家、花架子，向忠发连理论家都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掌实权，说不好听点儿，类似傀儡。周恩来至少是中央实际掌权者之一，竞争对手只有李立三。用阴谋论观点看：周恩来是中共内部现代版的曹操，可以挟中央以令诸侯。只是中共当时很弱小，上面有共产国际，下面也没多少“诸侯”。

但是周恩来总是差那么一点儿，无法跨上领袖地位。原因很简单，缺少资历和成绩。

资历上看，周恩来在欧洲呆了几年，在欧洲入党，直到中共四大才去中央开会，没有苏联背景。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袖，除了土鳖向忠发之外，都和苏联关系密切。

成绩上看，周恩来的工运成绩有限，策划的武装起义又失败了，中央特科里又出了大叛徒。如今的宣传都说周恩来取得多少成绩，但当时的共产党想要以苏联的模式取得胜利。按照那个标准，周恩来不仅未能在城市赢得战略性胜利，相反，都是战略性失败。

祸福相依，正因为周恩来不是领袖，所以每一次战略性失败时，总有各位“虚君”承担责任。但这并不代表周恩来从没有走向领袖地位的意愿。

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之后，周恩来曾多次明确表示：我不是帅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世人因此称赞曰，周总理最明白自己的位置。

找准自身定位并且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固然值到称赞。但是这世界上没有谁一生下来就知道一辈子该干啥，就能定位准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恩来是啥时候找到自身定位的？

这个问题不会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但是可以推测一下。

黄埔军校时代的周主任在工运那一块建树不大，反而一心想着如何拉拢黄埔毕业生，储备武装力量。当时中共领袖是陈独秀，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陈独秀指示周恩来那么干。但周恩来就是以战略性的眼光那么干了，这也就为日后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周恩来地位不如陈独秀高，名声不如陈独秀大，但战略眼光超过了陈独秀。

陈独秀之后的各位“虚君”，更不用说了。没有哪位有资格、有实力给周恩来切实可行的战略指示。他们除了开会吵架喷口水胜过周恩来之外，别的没了。陈独秀也是理论家兼大知识分子，但好歹共产党创始人的资历摆在那里，曾是周恩来的偶像。后面几位不提也罢。要说周恩来在他们身边会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呵呵，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一九三一年的周恩来左看右看，没发现谁的能力在自己之上。要干一番，必须自己上。

一九三一年的毛泽东固然独特，但是他那一套过于另类，周恩来一时还难以接受。如果连干实事的周恩来都难以接受，那么想让其他知识分子认可，那是难于上青天。看看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那些人，来自各个阶层，和毛泽东并无深仇大恨，却都齐刷刷地反对毛泽东。这些并不能解释为他们看毛泽东不爽。

如果要追寻周恩来认清自身定位的时间，肯定在长征之后。刚到苏区的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走向领袖地位大干一番，所以他才想把所有人都团结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允许后方同志批判毛泽东，却又坚决主张把毛泽东留在前线。

如果成功，那么很明显，他将是苏区新领袖。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毛泽东并没有成为他的助手。尽管如此，他依然看到成为领袖的希望：他和朱德合作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赢得了短暂的辉煌。

第五节  军事才华

周恩来一生中指挥过共军所有将帅，位列中共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但是他的军事才华看起来并不鲜明。中共各个阶段的战争中，他担任过总政委、总参谋长，站在谋划者的位置上。那么他的军事才华如何呢？

毛泽东能在井冈山玩得转，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国军内部军阀林立，内战不休。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回过头围剿毛泽东，又犯下轻敌的错误。红军越发展越多，蒋介石加大围剿力度。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又下岗折腾了一阵子。等到一九三二年，日本那档子事摆平了，蒋介石再次上岗，开始全力围剿红军。上天仿佛帮了蒋介石一个忙：最难缠的毛泽东下岗了。重担落在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新上任的周恩来身上。

此次围剿，国军再次展现了自身特色：实际指挥官是何应钦，中路攻坚主力部队是陈诚的人马，两翼分别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余汉谋的粤军。

看看这个阵容：何应钦和陈诚不和，那是人尽皆知。指望二位协调作战，那是瞎扯。这还是小问题。蔡廷锴也是粤军系统出身，是不可能真心帮助蒋介石的，原因后面分析。

余汉谋的任务是到湖南剿共。当初南天王陈济棠在广东反蒋，余汉谋就是参谋长兼第一军团长。而粤军和共产党关系比较近，叶挺独立团就是脱胎于粤军。让余汉谋去打共军，也很不靠谱。如此一来，两翼基本上指望不上。只有干女婿陈诚是去找共军拼命了。

看看蒋介石这个安排，分明是不想赢嘛。当然陈诚的中路军实力也足够强悍，分三个纵队，十六万人，蒋军嫡系。此次战役，更像黄埔内战。黄埔总教官何应钦和小教官陈诚，对决政治部周主任和四期天才林彪。

毛泽东下岗了，中央局制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如敌情有变，不便强袭，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

——实际就是周恩来制定的作战计划。因为周恩来就是中央局书记，而且周恩来的特长就是谋划。后方其他人不懂战争。

南丰是连接福建和江西的通道。占领南丰，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还是那句话，论硬拼，共军是拼不过国军的。共军能看到南丰重要，国军也可以。所以陈诚一边把共军吸引到南丰城下，一边调兵遣将，试图吸引共军决战。

面对陈诚如此简单的诱敌之策，共军当然不会上当，在林彪的建议下，朱德和周恩来改变作战计划，决定佯攻南丰，主力部队伪装向黎川方向转移，秘密转移到宁都境内的东韶和洛口一带布置好陷阱等待国军。何应钦上当，以为共军转移去了黎川和广昌，让陈诚的中路军推进。

陈诚的队伍推进到黄陂、东陂时，遇到一位老熟人，一生的苦主，黄埔四期学弟林彪。林彪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当然也不会客气，一番雷霆之威，把陈诚揍得满脸青肿、满眼星星。特别是十一师，那是陈诚的起家本钱，被打伤打残，险些全军覆没。此战之后，陈诚恨上了何应钦和林彪，在国民党内部一有机会就与何应钦作对。解放战争时，陈诚去东北战场找林彪报仇雪恨。结果又被林彪揍了一顿，依然是满脸青肿、满眼星星。

第四次反围剿，共军战术上有所创新：运用大兵团伏击作战。这些主要归功于朱德、彭德怀、林彪。从整个战略上看，运用的还是朱毛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周恩来的作用是制定作战计划，和朱德一起统筹全局，干得很成功。由此可见，周恩来的军事素养还是可以的。尽管让他直接上战场指挥战役不见得能比得上那些天才，但绝对配得上军事家的名头。

对周恩来而言，此战胜利，更关键的还是政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是红军时代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直接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四十门，新式机枪三百挺，战果空前。红军学校专门开办“机关枪训练班”，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展到八万人，中央苏区的面积增大（从五万平方公里发展到八点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多（从两百五十万增加到四百五十万）。

对周恩来而言，他的威望和实力都大大增加。如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前，还有人对周恩来取代毛泽东有所疑虑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异议。周恩来原本就是军委最高领导，共军创始人之一。由他上战场指挥，又有指挥才能的话，那是天经地义。就连毛泽东本人，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果都要竖起大拇指。所以毛泽东再也没能返回前线主持军事，因为前线看起来并不需要他。

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如日中天，春风得意，数年来被蒋介石压制的抑郁一扫而光。或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僻静的地方，周恩来要仰天长啸吧。那个时候，他就是苏区的实际领袖：各方面都买他的账，没有人能挑战他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这次胜利引来了两拨人，博古的人和蒋介石的人，两拨人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再次把周恩来推向深渊。周恩来也因祸得福，彻底找准人生定位。

第六节  博古的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零七年。

秦家在无锡算得上是望族，但博古的成长环境并不好，九岁丧父，家境清寒，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只是教育没有落下。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自取别名博古。

沉静的外表下有一腔热血，经常写文章评论时政。五卅运动爆发时，年轻的博古又是写文章又是上街游行又是搞募捐，相当活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在共产党内部，他的资历相当浅，因为有知识，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见年长三岁、早去一年的学长王明。

博古和王明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都是才子型的人物。在中山大学里，他们学到了同样多的理论知识，一起背了很多教条。而且他们都对理论很痴迷，所以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多，成了好哥们儿，搞革命的要走到一起，好哥们儿就升级为战友。博古和王明的战友之情通过两件事升级。

第一件事，在王明支持米夫的过程中，博古支持王明，成为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并且是核心人物。

第二件事，回国之后共同反对李立三。王明开会时挑战李立三，博古跟着王明干了同样的事。李立三让王明留党察看半年，同时严厉警告博古，小心点。

李立三完蛋之后，王明和博古都成了反李立三的英雄。米夫把王明扶到一把手的位置上。王明取代瞿秋白成为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也得有人看门对吧，就想到了好兄弟博古。一九三一年九月份，博古成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一把手。

当时的博古创造了两项记录：第一，当上临时中央负责人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是直接跳上去的。第二，当时还没过二十四岁生日，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被尊称为“中央的小伙子”。——如此记录，前无古人，估计后也不会有来者了。

一九三三年，博古带着临时中央迁往瑞金，成为中央苏区名义上的一把手，年仅二十六岁，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组织经验、战争经验，甚至连领导经验都没有。有的只是满脑子的理论教条。

理论教条没问题，写写文件啥的也可以。问题是坐到最高领导位置上发号施令，就有点困难了。当时的博古，那是压力山大。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根据头脑中的理论，首先要塑造一个反面典型给大家批判。选谁呢？只能是很另类的毛泽东了。

毛泽东那一套，连久经磨练的老乡任弼时都看不惯，何况八竿子都扯不上的博古。可怜的毛泽东，下岗之后不仅没有再上岗的机会，反而遭到更猛烈的批判。同志们纷纷与之划清界限，“两年时间里，鬼都不上门”，甚为凄凉。

那种情况下，不仅毛泽东臭了，连毛泽东的路线都臭了。当然博古也不是笨蛋，他知道自己不懂战争，特意带了一个高水平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德国人，早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被德国政府逮捕，随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刘伯承是校友。毕业之后进入莫斯科东方部工作，和王明很熟。如果说博古仅仅是教条主义理论家，那么李德就是教条主义军事家。按照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博古认定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比国内土鳖高明，所以很仰仗李德。当然仅凭两个人是搞不定所有事的，于是博古就把能干出名的周恩来吸纳入决策层，形成最高三人决策小组。

每逢大事，博古和李德一个腔调，周恩来只有赞同。所以周恩来表示很惆怅。

第四次反围剿，临时中央还在远方。作战计划由苏区中央局搞，也就是周恩来自己搞。他可以选择继承毛泽东之前的战略战术。临时中央进来，毛泽东臭了之后，周恩来也不再是最高负责人，也就失去了采用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自由。通过之前的战争，周恩来已经逐渐认识到，毛泽东那一套虽然另类，但确实管用。

但周恩来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不可能去对抗临时中央。

但仅仅只有博古和李德，仍然不能拿周恩来怎么样。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周恩来的配合，估计没人拿“中央的小伙子”当回事。如果事情发展顺利，耐心周旋，再拖几年，共产国际解体了，博古就会像汉末汉献帝、楚汉时期的楚怀王、或元末明初的小明王那样，是无法阻碍周恩来走向领袖地位的。但是老冤家蒋介石来了，再一次彻底打碎了周恩来成为领袖的美梦。

第七节  蒋介石的人

自从担任黄埔军校老大以来，蒋介石也算身经百战，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每一次都赢了。放眼九州之内，无人是敌手，颇有一统天下之气概。但是面对共军时，战事一直不如意。如果说前三次围剿有些许拖沓，那第四次已经用了很大力气了，结果还是惨败。蒋介石非常伤心，给陈诚的手谕中说到：“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是啊，出道以来何曾受过如此窝囊气。

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挂帅，带着国军和共军拼命。但蒋介石是一流的政治家，绝不是莽夫，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谓粮草，就是钱。蒋介石虽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但仍感到手头拮据，于是向欧美列强贷款购买武器装备。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蒋介石一边开会，一边培训军官，统一战线，协调指挥，并且提出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一边靠军事打击共军，一边靠政治宣传瓦解共产党和百姓的关系。

为了保证成功，蒋介石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围剿战术。前几次的战略战术试图以精锐部队抓住共军主力，一举消灭——取巧；第五次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藏拙。

蒋介石联合了当时所有能用得上的力量，集中百万人马，从四面进攻。百万人中，一半是军阀，一半是蒋系精锐。

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带领十一个师，阻挡红军向南进入两广；桂系叛军何健为西路军总司令，带领九个师，防止共军进入两湖；东路军总司令还是蔡廷锴（共军出路就在蔡廷锴这里，可惜被一帮头脑僵硬的家伙错过了时机），只有六个师两个旅。他们基本上是观众，出工不出力，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

真正的进攻拳头在北路，北路军总司令为顾祝同（五虎上将之一，国军高级将领中最善于揣摩蒋介石心思的人）。北路军分为三路：第一路军陈兵永丰、宜黄一线；第二路军陈兵于金溪、崇仁；这两路军的任务有两个，一边修筑堡垒、防止共军向北突；一边策应第三路军进攻、向广昌推进，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第三路军还是陈诚的十八路军，加强版的。

另有空军作为机动部队部署在南昌。

如此本钱，蒋介石可谓拿出了全部家底，下了最大的决心，施展平生所学，用了全部手腕，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面对来势汹汹的蒋介石，共军这边却乱了套。

博古是书生，不懂军事，依靠共产国际专家李德。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样板出身，只懂得苏联那一套，硬碰硬，比谁的肌肉结实、拳头大。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堡垒对堡垒。

对李德同志而言，不要说游击战术，连中国话都说不了几句。但是却要制定作战计划，要下命令，要挑起千钧重担。与此同时，共军的中下层将领根本就不知道所谓正规战为何物，游击战那一套已经融入血液。

兵不懂帅，帅不懂兵，仗怎么打？

之前都是国军乱成一团糟，共军铁板一块。这次恰好相反，国军相对完整，共军乱成一团糟。鉴于双方力量对比，结局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如果还有一丝变数，那就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选择将决定一切。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号，国军进攻黎川，宁都东北重镇，进入闽北的要道。三天后，国军攻克临川，切断进入闽北通道。共军全力阻挡国军向宁都方向挺进，但仅此而已。共军强攻拥有堡垒依托的国军，装备和战略战术劣势明显，损耗很大，失去了往日的魔力。蒋介石则趁机扩大堡垒战术的威力。两个月时间内，共军没有任何进展，有生力量消耗巨大，如同落入陷阱的野兽，处处被动。

按道理说，仗打成这个模样，应该求变，改变战略战术了。没有，也没法改变。因为李德的战略战术都是根据苏联模板，在房间里对着并不规则的地图设计出来的。战场对不懂中文、中国农民和士兵的李德而言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好吧，继续。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国军发动第二轮攻势。共军却破天荒地进行决战，用简陋的装备和并不熟悉的战术硬碰国军精锐，结果很明显，失败南撤。

三个月之后，国军又以优势兵力进攻广昌，接下来就是宁都，然后可以直接进攻瑞金。共军又是一再失利，内部还在争吵不休。比方说李德指责总参谋长刘伯承：水平连一个普通参谋都不如，丢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脸。

接下来三个月，国军又是一系列进攻，共军又是一系列失利。中央三人团为了最后一搏，竟然命令共军六路出击迎战，再败。等到八月份，共军已经被压缩在瑞金、宁都、会昌一线狭窄的小地方，丝毫看不见反败为胜的可能性。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国军将发起最后进攻。长征！再不走，只有等死了。

如此这般，中央苏区没有了。那一系列失败，是共产党史上、军史上永久的污点。如果要寻找失败的原因，无外乎李德瞎指挥，毛泽东下岗失业挨整。其实胜败与否的关键在周恩来身上，就在周恩来的一念之间。

第八节  一念之间

虽然国军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四面压过来，共军也不是必败无疑。共军最大的优势在于流动性，动起来才有希望。那么国军四面压境，共军的希望在哪里呢？在东边，那里有蔡廷锴。

蔡廷锴生于一八九二年，广东人，粤军将领，早年从军，在孙中山身边由连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往上升，稳步升为十九路军军长。蒋介石崛起那会，跟粤军就摩擦很多。从李济深到陈济棠，蒋介石到撤离大陆也没能真正收服粤军势力。蔡廷锴就是蒋介石想收服而不能的广东老派军人。

蔡廷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热血爱国军人，和吉鸿昌、张自忠一样，当然，他也爱孙中山，一生都在围绕孙中山转圈。

当初蒋介石和汪精卫决裂，蔡廷锴是倾向于蒋介石的。因为蔡廷锴觉得，蒋介石比汪精卫对革命更有利，因为蒋介石北伐扫平了半个中国。但是蒋介石清党之后，蔡廷锴又觉得蒋介石太过分了，背离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于是开始同情共产党，和叶挺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后又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粉丝，和共产党信仰不同，和平分手。

中原大战中，蔡廷锴又帮了蒋介石一把，带领十九路军驻扎上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短时间内占领东北，深深刺激了一帮军人。那时候中国纵然贫弱，却仍有一帮有血性的军人，蔡廷锴就是其中之一。日军在上海搞事，蔡廷锴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大意是，鬼子欺人太甚，我下决心迎战，战死也光荣，不愧对列祖列宗。——大有葛云飞、左宝贵、邓世昌灵魂附体的感觉。

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态度让蒋介石很不安，遂让何应钦去游说蔡廷锴：要适当忍耐。蔡廷锴觉得既然已经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张学良忍了那么多，也就落得骂名而已。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号，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和日军在上海干上了，史称一二八事变。

尽管在中国领土上，十九路军却是孤军作战，以劣势装备抵抗日军立体进攻三十二个日夜，直到三月一号才撤退二线。蒋介石一边给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一边把蔡廷锴骂得狗血淋头。

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蔡廷锴就和一九三六年的张学良一样，心眼里一百个想不通。其实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拿不听话的军队和共军进行鹬蚌之争，他自己好在后面扮演得利的渔翁。然而大家都不傻。一九三六年的张学良看到蒋介石的用心之后，毅然决然发动兵谏；一九三三年的蔡廷锴也一样，决定反蒋抗日。

就在第五次围剿前夕，蔡廷锴和蒋光鼎派人前往苏区，找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表示愿意和共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并且在十一月三十号，国军进攻苏区的五天之后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抗日反蒋政府。

对共军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只要脑袋稍微正常一点都知道，和占优势的国军硬打硬拼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能通过运动战转移到福建，再向北进入江浙地区，那么把江西让给蒋介石又如何？他的军队不可能常驻那里。

周恩来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提意见说，可以集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力量，通过隐蔽运动战的方式碰陈诚的拳头，消灭一两个师。战略战术和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陂战役类似。听起来虽然大胆，却是共军拿手的运动战，成功概率大于阵地攻防。如果成功，那么将和十九路军彼此配合，甚至可能打破国军的堡垒战术，赢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接下来蒋介石还能拿出更大的力量围剿么？不容易。如果那样，那么历史必然改写。

但是以大胆示人的博古和李德又觉得这个战术很冒险，不批。

——历史到了拐点。

——考验一个人魄力的时候到了。一个人是否有决心成为领袖，就看是否有决心在历史的拐点拿出有效行动。远的就不说了，看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吧。

蒋介石敢于清党，从而战胜汪精卫成为国民党领袖，纵横天下数十年。

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敢于把队伍拉上山，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周恩来要做决定的话，阻力就小得多，只需要把书生博古架空，让李德一边呆着去，就可以全权指挥共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打拼。办法有很多的：可以说博古同志生病了，在某个地方养病，一个警卫排就可以把他侍候得很好。甚至可以腹黑一点……

至于结果，只要能赢得战争，所有的结果都不是问题。还可以说博古同志病好了嘛，接回来养起来也可以嘛。正如日后延安的王明同志。

但是周恩来犹豫了。原因无非两点：一，担心国际派背后的共产国际；二，对胜利没有十足把握，失败之后，可以让王明和博古当挡箭牌，正如之前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一样。不论哪一个原因，都说明一点，周恩来没有那种魄力和决心，缺乏领袖人物的狠劲。所以周恩来错过了历史赋予他那一瞬间的机会，永远失去成为领袖的可能。

第三章  归位

眼看着中央苏区的地盘逐渐缩小，军队日渐减员，周恩来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焦虑之下，又病倒了，很严重。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也病倒了。南昌起义失败，经营多年的军事力量毁于一旦，精神世界遭到打击。但他很快恢复过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干。

但这一次不同。那么大一块地方，那么多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他又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对自身要求又很高。如此精神摧残，是常人无法想想的。中央苏区是那种局势下，周恩来能抓到的最好的牌面，但是却输了。以后哪里找到更好的牌？他不知道。

从信仰角度看，周恩来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身的一切交给组织。同时他也坚信共产主义革命能胜利，就如同苏联那般。

从一九二四年回国算起，已经十年了。十年时间里，他从事过各种工作，军队建设，特工建设，主持中央，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领袖，能尝试的都尝试了。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出类拔萃的，干得比大多数人都强。但最后的结局都是失败，而且每一次都败在蒋介石手上。

站在一九三四年往前看，蒋介石仿佛是周恩来命中注定的克星。

第五次反围剿败得太惨，战略转移，就是转移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干。通常情况下，战略转移需要充分动员。但当时太仓促，就是三人团开了一个会，还保密，开始连林彪那个级别都搞不清动向，各种混乱。

看看三人团里面的决策者：博古的谋略和战略眼光比不上蒋介石；李德的军事水平也不比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高明；周恩来只是执行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这样一个团体开会做决策，基本上逃不出蒋介石的预判。蒋介石清晰地看到红军的目的，并且做了针对性的部署。结果可想而知，红军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减少到三万人。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别想心安。据说李德经常拿枪在自己的脑袋上比划。博古颓废沮丧，也想一死了之。周恩来对两位同事彻底失去了信心。当然喽，他已经习惯了领导人的无能，从陈独秀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一任不如一任。接下来该怎么办？周恩来必须考虑。周恩来自己心中也没底。

前途渺茫，生死未卜，不知将归于何处。历史上，经过惨败后离开根据地的队伍基本上都完了。看看黄巢，离开长安城之后完了；看看李自成，离开北京城之后完了；看看太平天国，南京被攻陷之后完了。离开瑞金的共产党还没有他们当初闹腾的动静大，面对的环境却更为艰险，占绝对优势的国军就在周围。

怎么办呢？需要改变。

十年时间里，他与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合作过。共产党内也有各个类型的人物，但周恩来始终是佼佼者。就综合素质而言，好像没有人比他周恩来更强。如果连周恩来都一而再地败在蒋介石手上，那么之前合作过的那些人中，他想不到有谁能赢蒋介石。

真的就没有了么？如果要挑，那就还有一个，就是下岗的毛泽东。

直到长征之前，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触都不算特别多。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就是宁都会议上那些：喜欢摆弄军事，有能力摆弄军事。行事风格另类，常常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中央进入苏区之后，毛泽东才被整得七荤八素，晾在一边好几年了。

如果说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那套不甚满意，认为通过自己的手段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么通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基本明白了，他自己很难胜过蒋介石。特别是在蒋介石占据优势资源，占领强势地位，又代表全国政府的情况下，周恩来自己不仅无法带领共产党取而代之，连前途在哪儿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恍然大悟：毛润之，只有毛润之行事可以超出蒋介石预判！

毛润之，共产党最后的希望！

——很难判断周恩来何时想明白这一点。但可以判断的是，如果周恩来没有想明白这一点，遵义会议就开不成，毛泽东也别想那么容易就上台。

还可以判断，也正是那个时候，周恩来找到了人生定位：领袖身边的执行者。

——那是周恩来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思想转变。

有三个明白无误的证据。

第一节  证据之一：主动让贤

如果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就开不成。当然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后果非常严重。

按照之前历史书上的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不可能一下子把领导层全部更换，何况上面还有共产国际。所以还是现在的说法比较靠谱：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之所以如此，皆因周恩来的主动退让。

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是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第一次不在莫斯科直接干扰下的权力再分配。会议主要有如下重要结果：

第一，毛泽东当选为常委。

——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再次进入核心领导班子。之前那次之后很憋屈地度过两年，这一次就不再离开了。

第二，张闻天取代博古。

——张闻天也是国际派，也是所谓王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通过一番实践之后，张闻天变成毛泽东的支持者。用张闻天取代博古，莫斯科那边也没有意见。

第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这个格局和宁都会议之前一样：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最后拍板。但是此时的周恩来已经不同了，宁都会议之前的周恩来还想大干一番；遵义会议之后的周恩来则刻意隐身。

表现之一：遵义会议之后，成立了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有最后决策权，但是从没有使用过，实际指挥权一直由毛泽东行使。

表现之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想要攫取权力。张国焘想要当军委主席，而当时那个位置上的人是朱德，不能换。张闻天想把总书记让给他，毛泽东认为不妥。最后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了张国焘。

表现之三：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周恩来生病，病情很重，连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生死难料，根本不可能管事。邓颖超后来回忆：她从周恩来脱下的红色羊毛背心中挤虱子，一口气找到一百七十多个。在那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半年。这事有点欺负人，但是周恩来顺水推舟，把毛泽东推到最高位。

表现之四：红军到陕北之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这个相当于说要让周恩来离开军队。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宁都会议上的毛泽东差不多，只不过角色互换了。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成了毛泽东的副手。

周恩来虽然是副主席，实际上很少再插手军事，转而搞统战外交。一手策划西安事变，又负责重庆谈判，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帮助共产党立下大功。

——这也是周恩来与众不同之处。他可以失败，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总能找到新位置。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遭受巨创之后，他去了苏区；苏区失败之后，又去搞统战事业。

第二节  证据之二：和古人对话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工作变成在国统区搞统战。具体说，就是深入到国民党那里，凭借高超的手腕和倾城的魅力为共产党争取各种好处，比方说各种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啥的。

尽管看起来风流潇洒，倾倒众生，实际上周恩来已经让出了实际地位，从核心到了外围。这种转变，一般人未必能接受。看看蒋介石，大家惹他不高兴，下野不干；毛泽东也是，宁都会议之后，宁愿一旁闲着，也不愿意在前方给周恩来打下手。周恩来的地位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却能欣然接受，干得井井有条，颇有甘之如饴之态势。这种转变，主要还是内心的变化。

内心变化，才会从实际行动中流露出来。

国共合作并不融洽，一直磕磕绊绊，国军一直用各种办法敲打共军。一九四零年，国军竟然去进攻陕甘宁边区。朱德和彭德怀抗议之后，周恩来亲自到西安找蒋鼎文（蒋介石五虎将之一，过早腐化堕落，在西北被胡中南架空）抗议，完了之后又去重庆搞统战，一路上走了十天。十天之中，除了走路之外，周恩来还会见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些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周恩来还去看望了两个死人。

在中国，看死人，实际上就是看风景。历朝历代，延绵不绝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权贵名人，如果运气好的话，死后都可以留下一堆黄土，作为景点供后人写诗拍照。

从西安到成都风景遍地，各种皇帝墓，各种祠堂，各种风景，要看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周恩来只去看了两个人。

周恩来带着警卫秘书等人去了张良庙。张良庙地处庙台子，秦岭南边的山沟里，离汉中还有一百多公里，一点也不顺路。当时交通不怎么样，不好走。而周恩来又很忙，百忙之中，为啥还要跑去张良庙呢？不仅现在人有些纳闷，当时他身边的警卫和秘书也纳闷。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大老粗，甚至连张良是谁都不太了解。

周恩来却是满怀深情地望着眼前的青山，陷入了沉思，自语说：“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带兵横扫天下，帮刘邦打下大汉半壁江山；萧何兢兢业业，负责后方各种筹备工作；张良则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谋略出神入化。

张良原本并不是刘邦的人，之前跟过韩王。他把心中的韬略说给其他人听，他们基本上是云里雾里。唯有看似大老粗的刘邦，一拨就明，一点就通，一通就透。于是张良跟着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不辞劳苦，竭尽全力。因为张良不是帅才，只是军师，超级军师，需要依附于一个第一流的领袖人物。

周恩来的前期经历和张良有些类似。他辅助过陈独秀，合作过瞿秋白，帮助过向忠发，效力过博古。但是很遗，这些人皆不明白周恩来。他们只知道滔滔不绝地说各种大道理，把实际工作推给周恩来，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周恩来去干。他们不明白周恩来的价值，也无法给周恩来提供一个发挥自身价值的平台。所以周恩来最后离开了他们。因为周恩来也不是领袖，需要依附于领袖。当周恩来特意去拜访张良庙的时候，就意味着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吧。

毕竟在给毛泽东让位之前，他有十年的时间寻找自己，在荣辱交替之中，方才明白自身的价值。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周恩来不是领袖。

这是一个思维误区，仿佛位高权重之人才是最牛的。其实仔细想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皇帝也有几百位，真正赫赫有名之人，人生价值和社会功绩能与手中权力相匹配之人，手指头或许不够用，加上脚趾头就多了。与之对应的是，名臣、能臣的贡献比多数皇帝都大。管仲、商鞅、张良、张居正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

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之一，就是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严格遵守之。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许多人盲目地去争夺最高权柄，结果头破血流，甚至丢了性命。许多人想成为超级富豪，结果折腾半生还是屌丝。但是有些人虽然处境不好，却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比方说阿炳先生，虽然遭遇坎坷，甚至沦为乞丐，但是一曲《二泉映月》冠绝二十世纪乐坛，不枉此生。

周恩来特意去拜访张良庙，就是经过反思蜕变之后的自我定位。

刘邦出生于社会底层，毛泽东也是。刘邦学历不高，毛泽东也就是师范学校毕业，比起各位出口转内销的海归们，土鳖范儿十足。出身社会底层学历不高的刘邦，胸中只有韩韬。毛泽东也是一样，脑中只有天下。张良最后归附刘邦，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两对组合相隔两千年，却惊人地相似。相似却又不同。

刘邦论文才武略或许逊于毛泽东，因此走上不同的道路。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北击匈奴失败，之后国策趋于柔和，国家修生养息，培养了汉帝国的元气。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达到战略目标之后，却举起三面红旗，最终导致大饥荒，同时也打下了中国工业的基础。

张良在刘邦身边只是参赞军机，类似于超级师爷或总参谋长的位置，汉帝国建立之后选择功成身退。战争年代的周恩来，和张良的角色类似。但是在建国之后，周恩来没有选择功成身退，反而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逆流而上。因为时局不允许他退让，他自己也不想退，在总理的位置上一直到最后。化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不再是张良，而是另外一个人，诸葛亮。

周恩来在成都旅馆住了三天，见了很多人，还忙里偷闲去拜访武侯祠。

周恩来和诸葛亮身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二人皆性格谨慎，心思缜密，行为做事滴水不漏；甚至在爱情观上，各自守着发妻，有条件也不去搞绯闻。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动作很有诸葛亮联孙权抗曹操的意味。

近代中国比较复杂，各种境外势力都有渗入。但在西安事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华大地上彼此纠缠的只有三方：凶猛的日本，比当初的曹操集团还要强悍；国民党实力次之，好比孙权集团；共产党最弱小，好比刘备集团。当初刘备被曹操追赶得无处落脚，诸葛亮去江东，众横捭阖，终于组成孙刘联合抗曹。共军千辛万苦结束长征之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行为，功能有点类似于诸葛亮干过的事。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也一样，累死在工作岗位上。

诸葛亮长期掌权，死后家族清贫，没啥私产。周恩来也一样，清清白白，骨灰也没留下。

诸葛亮死后，限于当时礼制，不得立庙，百姓就在街巷家中祭奠。周恩来死后，鉴于当时政治空气，也是不准纪念，于是百姓自发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纪念他，甚至整出了四五运动。

评价周恩来的方式之一：张良和诸葛亮的结合体，前半生张良多于诸葛亮，后半生诸葛亮多于张良。

第三节  证据之三：延安整风

周恩来的统战工作原本干得很出色，为中共争得不少援助。但是统战到最后，又被蒋介石耍了。那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被蒋介石算计。

国共合作之后，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摩擦，但大局上还是合作的。然而正面战场上国军消耗巨大，敌后战场上共军却在蓬勃发展。所以正面战场进入僵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就斜眼共产党这边，瞅准机会就是一拳，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消灭了，史称皖南事变，撕碎了周恩来最后一丝自由的生存空间。

其实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名义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组一员，并无最高指挥权，能直接控制的军队也就是红一方面军那些人。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斗败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能控制的主要人马就是改编的那三个师。南方还有一系列人马，后被整编为新四军；还有一系列组织，白区地下组织，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控制之下。

长江局的总书记是王明，成员是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等人，显然就是前中央，也可以看成是另一个中央，影响力不比延安逊色多少。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重复了当年陈独秀的思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王明挨批，长江局解散，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成员有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等人，负责国统区的统战工作。项英成为东南局书记，掌控新四军。

蒋介石消灭了新四军主力，导致项英被叛徒杀掉，相当于说国共第二次翻脸。不仅如此，南方局下面的支柱，不受毛泽东掌控的新四军重组。周恩来、博古、邓发等人必须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感觉有点不通顺）从此之后，国际派灰飞烟灭，共产党完全归于毛泽东掌控。

皖南事变之后，意味着周恩来的统战工作遭受重创。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回到延安。也正是在那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决心重新整合共产党。

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有两只手，康生和刘少奇。刘少奇从理论上完善了毛泽东思想，康生负责从实际上清理各类“牛鬼蛇神”。

康生原本也是知识分子，工作努力，曾经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周恩来曾打算以康生代替顾顺章。顾顺章叛变过程中，康生活动最积极，后占据顾顺章的位置，随后跟着王明混饭吃。到延安之后，康生很果断地抛弃王明追随毛泽东。

经过康生同志尽心尽责的努力，挖掘出形形色色的“特务”。这些前面都说过，不复再提。但是有一个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矛头指向谁？

所谓整风，肯定不是单独整某个人。但是不论任何一股风气，都有重点。重点是谁？国际派知识分子，彭德怀和陈毅等统帅，都以不同形式挨整，并且写了检讨。但他们都不是重点，重点只能是周恩来。

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之前，在中央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个恰好是周恩来。中央苏区时代，也是周恩来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取代了毛泽东，导致毛泽东下岗失业两年之久，导致了共军的全面溃败。要确立毛泽东的地位，必须打压周恩来。

延安整风的解释方式之一，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二次斗法。

第一次周恩来赢了毛泽东，手段也还算高明。但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那是排山倒海的力度，周恩来无处可躲。

周恩来的反应超出所有人预料。他没有像王明那般软磨硬顶：生病了，没法开会；也没有像彭德怀那般，板着脸拍桌子；也没有如陈毅那般，通过喝酒下棋的方式表示想不通，不痛快。周恩来干脆利索，直接检讨，没有任何抗拒和犹豫。

毛泽东演讲，他坐在第一排，认真做笔记，一副毛主席好学生的样子。除此之外，他在延安高级干部培训班，写了五万字的学习笔记；为了自我剖析，又写了两万多字的笔记。学习会上，前后五次发言，每一次都是自我检讨时间最长、最仔细的一个。态度之诚恳，用心之良苦，堪比《出师表》中的诸葛亮。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周恩来真的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今生今世，为毛泽东助手，正如张良追随刘邦。看看之后想要从接班人转正的那两位，就没有心思做如此深刻的检讨。毛泽东也因此明白了周恩来的心思。

既然如此，过关。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斗而不破的经典案例。

第四节  毛泽东的脑袋和周恩来的手

周恩来找准自己的位置之后，中共走向另一个层次，更为犀利。中共之前的历史：不是领袖的周恩来间接行使领袖的职能。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前面几位领导人的能力一般，难以在特殊时期承担领袖角色。中共之后的历史，便是毛泽东的脑袋和周恩来的手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对，周恩来对。毛泽东错，周恩来错。

毛泽东的脑别有一番天地，想别人所不想，注定影响历史走势。

周恩来的手精巧世间无双，能别人所不能，注定影响历史走势。

没有毛泽东的头脑，周恩来的巧手受限。没有周恩来的手，毛泽东的天才也将减色。在他们没有合作之时，各自面对对手（蒋介石）挣扎。当他们合作指挥，他们的对手开始挣扎。

毛泽东和朱德合作，从二八年开始，主要在军内。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从延安整风开始，主要在党政内，后又因为政见不同而分手。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从延安整风结束开始，分为内事和外事两块，有和有不和。

延安整风运动完毕之后，毛周组合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叱咤风云，显赫一时。此后三十年，外事统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再次谈判。周恩来的才能再次得到发挥的机会：全部围绕着毛泽东传。毛泽东在重庆，周恩来就做一件事，保障毛泽东的安全。重庆之于毛泽东，可谓龙潭虎穴，因为重庆各位大人物都曾想方设法要毛泽东的命。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多如牛毛，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周恩来虽然是中共特工之父，却也耗尽心血。

毛泽东睡了，周恩来还要主管各种安全。毛泽东醒时，周恩来也不能睡，他需要把毛泽东的各种想法变成现实。毛泽东是夜猫子，精力充沛少有人能比，所以周恩来基本上很少睡。最难过的莫过于各种应酬，比方说喝酒。

既然是和谈，国民党高干对毛泽东的恨意或敬意就都化为酒水了。毛泽东本人基本上不喝酒，碰到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前半个身位替领导挡下：哎呀，主席酒量有限，代劳了，代劳。挡完酒，周恩来又后撤半个身位，不抢领导风头。与此同时，还要担心有人起歹心。

虽然那些酒都是珍品佳酿吧，虽然周恩来很能喝吧，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啊。而且国民党这边，虽然战场英雄不多，但酒桌英雄绝对不缺，能说能侃能忽悠且懂得劝酒之人比比皆是，敬完毛先生、再敬恩来兄，一次就是两杯。周恩来自然疲于应对。

据说周恩来喝酒之后，面色微微泛红，再喝两眼发亮，再喝神采飞扬。

睡眠不足，加上猛喝一通，铁人也撑不住啊。撑不住归撑不住，但他是周恩来，绝不会轻易倒下，哪怕在酒桌上。他自己设计战术，主动进攻。周恩来“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先干为敬”。每人三杯。然后还有他自己再敬大家三杯，每人六杯。接下来为了友谊，又三杯，每人九杯。这阵势，挺能唬人。

如此生活，一般人能坚持三天么？很难讲。但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周恩来竟然完全挺了下来。只能说，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能啊。

其实毛泽东也能喝一点，但周恩来坚决不让毛泽东喝酒，因为他担心有人在酒中放毒。

对领导如此心思，试问毛泽东又如何不感动？

重庆谈判，原则毛泽东定，细节都是周恩来在谈。毛泽东离开了，周恩来继续谈。毛泽东的脑袋里决定了啥呢？无非就是军队国家化，组建联合政府。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双方不过是在演戏给其他人看。外面正打得热火朝天，双方正全力向东北挺近呢。这些将在后面的篇章谈到。

尽管是假戏真唱，却也要唱啊。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彼此配合，唱得有声有色。戏台的另一方是蒋介石，他也充分发挥演戏天赋，很是给力。

建国之后，中苏建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苏联，原本打算：先要点好看的（签《中苏友好条约》），再要点好吃的（要贷款）。

那是毛泽东第一次见斯大林，原本以为会受到热情款待，没想到斯大林对毛泽东摇摇手指，谈判的事，让周恩来过来谈。

周恩来一到，毛泽东就没事干了，看看书，到处逛逛，倒也自在。他脑子想要的“好看的”和“好吃的”，就通过周恩来的巧手，一样一样都拿了过来。彼时的周恩来还不是周总理，但斯大林认为，新中国的总理非周恩来莫属。

总理者，大管家是也。

毛泽东的脑袋里有很多东西，有的能实现，有的无法实现。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能否实现先不管，但都会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就需要一双手把他的思想转变成行动。那个人需要如下素质。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和毛泽东具备同样的意识形态，如此方能想到一起去。看看周恩来和蒋介石，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最后成了一辈子的敌人。这方面不用说，两人不管行事风格如何，都是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

从个人能力看：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充沛的精力、缜密的心思，具备非凡的判断力和无与伦比的观察能力。周恩来一生中在各个时期都是最顶尖的，可以说久经考验，不论单项素质还是综合素质，皆为顶尖。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党内党外，各个角落的人都要买他的账。一九二七年，共产党手中还没有几个兵时，就能说服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刚风尘仆仆地来到陕北，立足未稳就能说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甚至不是经过后天锻炼就能得到的。

要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请看一个实例：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七十三岁的毛泽东顺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 舟，舟行洲不行”。动静相对，意境悠远，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啊，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沉思一阵，对曰：“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绝配。

唯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和毛泽东一直合作到最后，才能历经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而不倒。所以他的巧手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变成行动。如果连周恩来都无法付诸行动的思想，换成别人也别想搞下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种关系导致如下结果：如果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经过周恩来的手执行之后，成功会成倍放大；如果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是不对的，经过周恩来的手执行之后，恶果也将成倍放大。

第五节  外交上的周恩来

一个国家，归根到底有两部分事务，内政和外交。内政为主，外交为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内政和外交两块。前面说过建国之前的事，后面说说建国之后。内政上极为复杂，牵扯到很多人、很多事，先放一放。这里先谈一谈两人在外交上的合作。

有一句经典名言，弱国无外交。当一个国家把命运寄托在外交上时，就意味着要遭殃。比方说甲午战争时的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比方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国家又离不开外交，清帝国早已用行动告诉后人，不搞外交的下场更惨。强国可以通过外交绑架世界，比方说如今的美国，依靠经济手段到处剪羊毛。

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诞生的新国家，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赢得生存空间。那时候外交就显得很重要。新中国的外交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亲苏联、交恶美国，前后共计十三年时间（十年左右的蜜月期，三年争吵）；第二阶段，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一年，同时交恶苏联和美国，前后十年时间不到（共和国历史上生存条件最为艰险的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之后，和美国和解、继续交恶苏联，直到苏联解体。中间有很多险恶、很多纷争，待留到毛泽东篇章里细说。这里谈谈周恩来的作用。

那段时间里，真正决定外交走势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用他的脑袋思索着一切。

那段时间里，真正用实际行动影响外交走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大局。先看下面几个段子。

段子一：一位美国记者提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这个问题有点坏：把中国人和马联系起来。周恩来巧妙回答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记者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恩来决定讽刺一把美国：“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了；而我们中国人 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眼见在这种有点坏的问题上占不到便宜，就改变策略，继续提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但周恩来依然很轻松地回答：“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段子二：一位欧洲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非常刺耳，让很多人不舒服。大家都关注周恩来的答案，周恩来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补充说：“中国的妓女都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记者给周恩来设计了一个圈套：如果周恩来回答没有，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

段子三：中苏关系紧张时，周恩来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晤，火药味很浓。赫鲁晓夫决定用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我出身无产阶级，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顿了顿，看看赫鲁晓夫，回击：“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讽刺赫鲁晓夫搞修正。

段子四：一老外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周恩来虽然风度翩翩，但一直洁身自好。老外想用这个问题幽默一把。周恩来回答：“见过”。“是谁”？“我夫人”。邓颖超并不算特别漂亮，老外不解。周恩来解释：“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这些都是即兴应对，非思维敏捷者难以做到。对一般人来说，哦，好神奇。对周恩来而言，小儿科。他那个层次的人，主要考虑的还是战略层次，小聪明、小把戏只是偶尔玩玩。

周恩来在外交上最大的贡献有两方面：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

先看理论方面。

二战之后，五百年来被列强占领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相当于奴隶大翻身。翻身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在世间摆姿态，就说咱们开会吧。于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缅甸、斯里兰卡五个总理联合发英雄帖：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号，二十九个国家到印尼的万隆召开会议。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亚非会议。

这样一个会议当然会让列强很不爽。因为就在二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是列强的殖民地，那些土地上的资源可以随便攫取，那些土地上的女人可以随便侮辱，如今它们竟然要开会。就说美国人吧，这原本是和他没有关系的一次会议，偏偏派遣了一个大规模记者团。万隆会议，各国代表总数才三百四十人，美国记者团的代表就有七十多人，到处煽风点火，搞分化。

中国在当时非常醒目。因为中国刚刚在朝鲜战争和美国打完仗，挡住了世界头号强国，证明了第三世界也是有能力滴。同时中国代表团也是危险的，因为海峡对岸的那位老朋友并不友好，头号强国美国也不友好。可以说离开中国大陆，相当于进入丛林，处处是危险。而且开会又不是打游击，必须现身，必须发表讲话。

中国当时穷得叮当响，租用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这就给台湾和美国方面提供了施展手脚的机会。飞机半路上爆炸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计十一人罹难。事故原因容易查明：美国和台湾当局策划的炸机。幸运的是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这班飞机。但是他没有退缩，仍然率领中国代表团按时抵达万隆赴会。他是亚非最大国家的总理兼外长，飞机爆炸事件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

参加会议的各国实际上差异很大，加上美国在中间分化瓦解，吵吵嚷嚷。比方说有的国家认为：当前的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自然要反对中国。如果这样吵下去，结果必然不欢而散。这些情况都不是开会之前能预料到的，需要临时应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的讲话很简单：“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一开口就把各种目光吸引过来，同时亮出立场。你们爱吵架自己一边吵去，我们不奉陪。声音虽然很柔和，立场却很坚定。

接下来又解释了这一立场，最后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赢得一系列掌声。

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核心内容是一年前由中国和印度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就是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外交基础。

再看实践方面。

中国的外交实践其实很简单，主线有两条，对苏联一条，对美国一条。决定两条线的，还是毛泽东的头脑和周恩来的手。

刚建国那会儿，中国在两大阵营中倒向苏联。第一代领导集团中，周恩来是和苏联打交道最多的人。周恩来没有去苏联留学，但从一九二八年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开始，周恩来就开始以中共核心的身份和苏联打交道了。日后各个时期，周恩来均和苏联有往来。中苏之间的各次重大会谈，都是周恩来搞的。苏联的各种援助，都是周恩来谈下来的。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是周恩来在谈判。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建国第一个十年，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工业建设。这些后面再说。如果当初周恩来在某次运动中倒下，罪名之一必然和苏联有关。

中苏交恶时，负责论战的是邓小平，周恩来基本上没有出面。但是和苏联交恶之后，代价是巨大的，那就是中国夹在苏美双方的威胁之中。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同时和美苏对抗。形势最危险的时候，中苏之间在北方陈兵百万，在南方帮助越南对抗美国，与此同时，还在和台湾隔着海峡翻白眼，在西南跟印度干了一仗。

如此恶劣的国际形势，不说绝后，肯定是空前的。即使清王朝末期，大清帝国还有几个朋友。即使民国，也还有一些朋友。那种情况，如果不是毛泽东强势，是扛不住的。即使毛泽东强势，那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必须和一方和解。既然和苏联没法和解（原因后面谈），只能和美国和解了。

中美和解这一块牵扯到内政。这么说吧，看一看当时的时间。一九六九年，尼克松上台决定和中国沟通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最强暴力的时间段已经过去，权力已经重组，红卫兵已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和江青，或者说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已经浮出水面。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尼克松对即将访问巴基斯坦的基辛格说，可以让巴基斯坦给中国传递消息，便于两国沟通。当时中国正在召开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和林彪走向对立。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正式给美国一份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任务。当时的中国境内，林立果正在带着一帮兄弟写《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号，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七零七飞机飞抵北京，和周恩来会谈。会谈结果：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七月十六号，中美双方发布会谈公告：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

八月十四号，毛泽东南巡，其间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又于九月十二号突然返回北京。

九月十三号，林彪葬身大漠。

五个月之后的一九七二年二月份，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接下来邓小平复出，又跌倒，再复出。随后改革开放。

看这一系列过程，太简单又太复杂。

太简单，是因为几行就说完。太复杂，是因为牵扯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在刘少奇身上，展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和而不同。在林彪身上，展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斗而不破。邓小平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结合点。

好吧，就从刘少奇开始说起。

第五篇 周恩来和刘少奇

周恩来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他们仿佛有过斗争，又仿佛有过合作。不论斗争还是合作，仿佛都隐藏在迷雾中。

他们之间的事——说不清。

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同龄人，均生于一八九八年。

一九一九年之前，二人接触到的知识差不多，但方式完全不一样。周恩来的知识，很大一部来自养母的言传身教；刘少奇的知识来自于自己涉猎。五四运动之后，周恩来去了欧洲，刘少奇去了苏联，两人走了相对不同的路。

刘少奇回国之后，全力搞工运。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正想方设法给共产党拼凑家业。工运时代的刘少奇比周恩来的名气更大，所以一九二七年中央五大时，刘少奇就是中央委员；周恩来是在稍后的八七会议上，因为陈独秀倒台才成为候补委员的。随后进入武斗时代，周恩来因为军方背景成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刘少奇相对平凡，成了一位高级地下党。

整个白区时代，周恩来的地位都高于刘少奇。原因很简单，刘少奇和武斗无关。当周恩策划南昌起义、和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一直都是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刘少奇正在小巷子里挣扎，幸运地保住了命。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的地位有所下降，到延安时沦为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则和毛泽东确立了战友关系，人生再一次跃迁，周恩来则相对下降，两人的地位对等起来。当武汉长江局解散，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时，刘少奇是中原局书记。随后周恩来在外边搞统战，刘少奇在内部搞党务。尽管如此，二人应该没有因为延安整风闹别扭。延安整风时，刘少奇主要负责理论工作，审查批判的事由康生搞。以二人的政治修为，即使有点不爽，也不好流露出来。康生在整风时攻击过周恩来，周恩来不是也和他合作得很好么？

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个人关系怎么样呢？还是不好说。

从公开的资料看，二人工作交集不多，但似乎又有某些联系。刘少奇一生有六位老婆，其中有两个是邓颖超介绍的。第一位老婆和鲁迅身边的朱安一样，有名无实。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典型的湖南烈女。一九三二年刘少奇由白区进入苏区，何宝珍被捕，一九三四年牺牲。随后刘少奇在苏区认识了谢飞（琼香），彼此有点好感。周恩来看刘少奇孤单，就让邓颖超给刘少奇介绍一位革命伴侣。邓颖超找到谢飞，当了红娘。这样谢飞便在一九三五年成了刘少奇的第三任老婆，地点是陕北瓦窑堡。只是谢飞是革命型女人，不甘心在刘少奇身边收发文件，两人和平分手。之后刘少奇又经历了两次短暂且不成功的婚姻，于建国之前成了一位单身大叔，还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相当不便利。大家见刘少奇没有安慰的大后方（家），决定帮他一把，于是邓颖超和康克清就撮合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婚姻。这一次，刘少奇的婚姻终于没有像前五次那般波动。遗憾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两人还是未能相扶到最后。

从这方面看，二人私下关系应该还是可以的。一九五二年刘少奇在苏联生病，周恩来亲自过问。这就是周恩来，大小事均不放过。如果说生病这样的小事太琐碎了，那么看看下面的大事。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一九六三年访问南亚四国，王光美的才貌得到一次完美的展现。也正是因为那次出访过于风光，惹起了江青的嫉妒，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王光美挂着一串乒乓球挨批，受尽屈辱。

那一次访问并不顺利，因为当时海峡两岸对立，刘少奇的南亚行，增加大陆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打压台湾的影响力。鉴于当时中苏、中美敌对，中印战争刚过，国际生存环境很不好，宝岛上年迈的蒋委员长决定活动一下拳脚。大陆国安部截获一份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将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具体行动方案不定。联想到八年之前，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时飞机爆炸，蒋介石对大陆老朋友很关照呵。

一看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动了，周恩来也动了。他亲自组建安全领导小组，选择杨尚昆为组长。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周恩来秘密派人把消息传递给陪同刘少奇的外交部部长陈毅。陈毅虽然在某些事情上动不动爱放炮，看起来很豪爽的样子，但经过南方游击战的三年，残酷历练不亚于特种兵，同时又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侦查反侦察能力一流。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派中国最神秘部门（有关部门）的最神秘人员（有关人员）前往柬埔寨，协助友人进行案件侦破。

在周恩来的策划领导关怀之下，中国和柬埔寨彼此配合取得如下成果：抓获台湾特工四十六人，查获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一大堆。同时也查到了他们的作案计划：他们准备在金边波士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挖掘暗道埋藏炸药，等刘少奇到达金边时引爆，万一不成功，再扔手榴弹。

这些事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做事风格，以及两人关系。对他们那个级别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还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和纠缠。

周恩来一生最大的谜团之一：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周恩来为何抛弃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很多阐述，但答案依然不够清晰。这里也不见得会有清晰的答案，只能按照本人的理解作一个大致的描述。

第一章  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建国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掌控实权；刘少奇是党内二把手，接班人位置，难分高下。二人一起草建各个部门，一切都是起始阶段，正是人事安排的黄金时代，可以在紧要部门安排自己的人。恰巧在那个时候，刘少奇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周恩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毛泽东对二人不满，调以高岗为代表的地方大员进京。详情参照第一篇。

高岗得到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默许和鼓励，代表军方闹腾，矛头指向刘少奇的时候，把周恩来也顺便带上。高岗同志以鲁莽无畏的精神，一边拿走了周恩来政务院下面的大部分权力，一边进行“批薄伐刘”的伟大事业。如此一来，原本没有机会并肩作战的刘周二人当了一把战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岗推下深渊。

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周恩来从政务院总理变成国务院总理，拿回被高岗夺走的那些部门；刘少奇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大家一起搞建设。

之前大家都是搞革命的，没有建设经验，认为革命搞成功了，天下在手，搞建设应该不算啥。其实不对，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而当时的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挫折不可避免。但是当时大家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头脑中的温度逐渐升高，再升高。

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和内部剿匪基本结束，共产党从“党指挥枪”过度到“党指挥政府”，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听起来很稳妥的样子，实际不然。制定计划还挺像那么回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总体上看起来还是可行的。但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感觉太慢了。

原本就是农业国的中国经历百年战争蹂躏之后，当时是一穷二白，这个也缺，那个也缺。共产党刚刚夺得天下，阻击世界头号帝国成功，心气正旺，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如果是战争年代要一城一地，那还好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拿出来让对手滚蛋就是了。但是共产党要的是工业建设。自古以来，中国啥都不缺，就缺工业。

如果中国的工业强点，就不会有说起来满眼是泪的近代史了。如果工业强点，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任由英国佬那点人长驱直入、割地赔款，就不会输掉甲午战争，不会有八国鬼子进北京，不会有日本鬼子进中国。当然，也不会有共产党的江山，搞不好现在还是君主立宪制。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比任何时代任何统治集团都知道工业的重要性，都需要工业。只有工业强大之后，才能有先进的装备，战场上才能不用因为装备劣势损失太多。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人比任何人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的工业建设，必须亲自动手。但是却没有任何工业建设的经验，不仅共产党，整个中国，都没有经验。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人比任何时代的任何统治集团都敢想敢冲敢干，没有经验也敢冲。正如当初几个人就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敢制定夺取天下的纲领，还要解放全人类。

所以计划刚刚执行就出现这个问题：时不时有人问，能不能快一点？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事情就特别多，特别繁琐。幸好周恩来有诸葛亮那种慎密的心思，又有诸葛亮那种对琐事的兴趣，同时又和诸葛亮一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喜爱摆弄琐事，但绝不会陷入琐事之中无法自拔。

如果别人问，没有任何问题，周恩来能搞定。如果毛泽东时不时询问，能不能快点？问题就来了。周恩来能搞定所有人，就是无法搞定毛泽东。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通常不会去违背的。但是周恩来还是觉得事情有点失控，五三年的五年计划，到五五年就开始冒进了。

人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每一次加速，就意味着一次改变。重新调整计划不是难事，但人力和资源是硬东西，不会凭空冒出来。所以周恩来试图改变，慢声细语地试图“反冒进”。

——和而不同嘛。

结果很明显，被毛泽东“反反冒进”。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很近了，周恩来一身冷汗，赶紧检讨，再检讨，检讨三次才过关。不检讨，就无法过关。

——斗而不破嘛。

同时期的刘少奇还没有在高岗事件中回过神，又回到紧跟毛泽东的老路子上。刘少奇明白，高岗敢跳出来捣乱，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所以他对毛泽东的心情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在八大之前表示：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毛泽东表态：“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内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毛泽东表态：“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表态：“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正因如此，为大跃进奠定了基调。详情参照大饥荒篇。

经过一系列挫折之后，周恩来表示自己脱离了领导的节奏，一番反省之后跟上领导脚步：“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刘少奇因为紧跟毛泽东，地位进一步上升，从国家副主席转变为国家主席。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大饥荒来临之前。然而那一切终究都是幻觉。

第一节  面对大饥荒

三面红旗在神州飞扬，最终导致三年大饥荒，造成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创伤。

如此巨大的历史灾难，毛泽东要负领袖之责，前面已经说过。但是也不能忘记，那三年时间，负责一线工作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遍地放卫星，牛皮满天飞的时代，要说他们会被蒙蔽，那是低估他们的智商和情商，也是低估自己的智商和情商。

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参与并指导了大跃进，而且参观过各种“卫星”。要说他们相信亩产万斤粮食，那也绝对是瞎扯。事实上身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全国的情况非常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地方官员们交实底、算细账：“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三千六百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四百多斤原粮。一九六一年粮食总产量两千八百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三百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三百斤以下”。粮食为何会减产，参照大饥荒篇。

周恩来还告诉大家：粮食减产的同时，城镇人口却在飞速扩张，大饥荒期间，城镇人口增加了三千万，粮食销量增加一百亿斤。一九六一年精简城镇人口一千万。一九六二年，城镇人口的粮食还差一百亿斤没着落（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一年底到一九六二年初召开）。

——既然如此，周恩来为啥还要参与宣传大跃进，跟着大伙把牛皮吹上天？答案很简单也很复杂。说简单，政治。说复杂，还是政治。

大饥荒是整个领导集体出现的策略性失误。往简单了说，就是吹牛过头，蛮干不科学，造成了巨大伤害。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底子太薄。看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人均只有四百斤原粮，人均一天也就一斤多点。在当今完全没有问题，而在那个各类点心、零食基本没有，农副食品相当匮乏的年代，想活下来相当不容易。所以只要大跃进出现一点点偏差，整个国家就扛不住了。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过程中，周恩来和大家一样吹过牛。和大家一样，吹牛的时间只是一个画面宣传。那周恩来大多数时间在干吗呢？有很多事情要干，大事小事一把抓，周恩来永远有干不完的事。最主要一件事就是调粮。

《大饥荒篇》描述过，朱德和邓小平回老家四川催粮，李井泉因为打肿脸充胖子导致四川大面积缺粮食，饥荒特别严重，成为历史罪人。实际上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在各地催粮食，如同要账一样。大家都缺粮，都喊缺粮。当时情况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搞不好就要乱。在向地方大员要粮食之前，首先得摸清底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能要账成功。仅仅这些还不够，还要在适当的时候加量加价，各种招数都用上，尽量多要，相当霸道。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号，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带着一帮人到南昌视察，这是周恩来南昌起义之后第一次回南昌。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是抠粮食来了。江西书记处书记、负责农业的刘俊秀等热情接待。刘俊秀是老江西，当初在江西参加红军打天下，打完天下又回到江西工作，看见周恩来，自然很热乎，嗦啰南昌城的光辉历史，到了晚上热情招待，茅台酒拿出来。

周恩来也没心思听他那些话，琢磨着如何开口要东西。

知道周恩来酒量好，能有机会陪总理喝酒，刘俊秀很高兴，端起酒杯：“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三十四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端起酒杯，不谈南昌起义、解放军诞生那些虚的，转而拍起江西地方负责人的马屁：“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整得刘俊秀云里雾里：自己有这么优秀么，能让周总理如此看重？

周恩来没有让刘俊秀迷惑太久，说：“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而且是亲自给自己的酒杯倒满。

刘俊秀心中暗暗叫苦。领导向下属要条件，铁定没好事。小心翼翼地问：“啥条件”？

周恩来就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刘俊秀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看见了天黑。现在看来，一个省拿出一亿斤粮食那是毛毛细雨，但是当时那个环境，难。而且中央分配给江西省的任务是十二亿斤，已经很吃力了，还要增加三亿斤，纯粹是霸王条款。而且是以喝酒的形式增加，江湖大佬也没这么狠吧。如果调粮太多，出现河南那种情况，自己也要成为历史罪人了。按照周恩来的酒量，再多喝几杯，自己就要跌入历史深渊里了。刘俊秀的手在颤抖。

好在周恩来也不是无理取闹，只干三杯。

眼见刘俊秀为难，和周恩来一起来的农业部部长谭震林说话了：“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谭震林是刘俊秀的直系领导，面子还是要给的。

旁边的罗瑞卿也劝道：“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刘俊秀看着眼前的酒杯，仿佛成了胯下的老虎，骑上，就下不来。

那就三杯，三亿斤粮食。史上最贵的酒由此诞生。

第二节  反思

前文说过，大饥荒是整个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农业基础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轻敌冒进犯下的战略性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是整个领导集体团结一致扛下历史责任。但是在那场大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做了不同的选择。

刘少奇作了那份载入史册、却“虎头蛇尾”的报告，慢慢滑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他的主要助手彭真还在要求毛泽东检讨。和刘少奇逐渐走到一起的邓小平则对“三面红旗”避而不谈，也就不去维护所谓权威。

那天周恩来干了啥呢，周恩来也发言了。他的发言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和所有人一样，周恩来首先强调原则：“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一番演讲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林彪那种“交学费论”比起来又平和很多。

接下来周恩来根据一贯作风，作了自我批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为了增加自我批评的真实性，他还列举出若干实例证明自己干得不好、不到位。

——身为国务院总理，战略性失误，周恩来无论如何不能逃避。但周恩来和刘少奇不同，刘少奇那份报告太有攻击性，扫荡一大批。周恩来相当于把责任自己揽下，其他人，特别是最上面的毛泽东的压力就相对减轻。

如果说林彪的行为相当于给毛泽东吃下定心丸，那么周恩来的行为相当于说，主席啊，我还是那个我啊，兢兢业业做事。周恩来的表现有点像晚期的诸葛亮。当时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执意远征孙权惨遭失败，诸葛亮还是任劳任怨，主动收拾残局。正亦如此，毛泽东看着逐渐远去的刘少奇，才表示很淡定。

对周恩来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解决问题。粮食啊、煤炭啊、木材啊，反正都是衣食住行有关的，一系列数字，一系列问题，有点枯燥，有兴趣者，可以自己找材料看一看。

此后的周恩来还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上至中央决策，下到针头线脑，统统一把抓，兢兢业业。但是在四清运动上，周恩来的身影好像很淡。不管是毛泽东的小四清，还是刘少奇搞的大四清，需要周恩来配合的就配合。其他时候，他只是闷声干事情，仿佛刻意回避着政治表态。

以周恩来的政治经验和对局势的理解，他应该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逐渐扩大的矛盾。但是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同时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但是另一方面，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依然很好，重要的事情请示之，能帮助的事情一定完成，对日渐嚣张的江青完全包容。对刘少奇那边也一样，王光美蹲点搞四清时，周恩来就提供种种便利。

但不论如何，周恩来都是政府内部、党内、国内的一颗参天大树，无论什么样的风，都能吹到他。所谓树欲动而风不止，就是这道理。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罢，无论谁想突破，都无法绕过周恩来。党史已经证明：不论哪一方最后胜利，都需要周恩来的配合。原因很简单，哪一派都需要有人干活，周恩来是干活的最佳人选。

那么周恩来选择谁呢？

第二章  周恩来的选择

文革之风刮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受到冲击，甚至连淡去多年的朱德都挨了批。周恩来本人在总理的位置上，自然无处躲避。他亲自批捕了亲弟弟周恩寿和最疼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孙维世最后还惨死在狱中。

按照文革之后的说法，周恩来是被动跟上，没办法的事。实际上不是那样，那样是小看了周恩来。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每逢党内重大决策转变时，周恩来始终站在“正确”的一方。当初陈独秀和汪精卫合作，周恩来看到苗头不对，转向搞武装起义。长征路上，周恩来看到苗头不对，转向了。文革风暴之前，周恩来心知肚明。

文革之前，周恩来就做了决定，跟着老领导毛泽东走。

周恩来跟着毛泽东的征兆有两个，外部一个，内部一个。先看外部征兆。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号，那个年代给中国援助最多却名声最臭的赫鲁晓夫以非正常的原因（政变）下岗失业。两天之后的十月十六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对中国的核威慑没了，中苏两国迎来一个和解的机会，中国想去摸底。但毕竟同时和美苏双方对立，压力太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周恩来，副团长是贺龙。

周恩来到苏联之后，也受到热烈欢迎，勃列日涅夫亲自去迎接。但这些热烈反应，仅限于礼节性的欢迎，没有实质内容。因为正打算搞一套新主义，那套主义比赫鲁晓夫的还过分，这个在毛泽东篇章里再谈。正因如此，苏联人挑衅中国代表团。

当时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是指挥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的家伙，算是对中国有功之人。正是他，在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放了一通炮。借祝酒之机，马林诺夫斯基冲周恩来说：“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看来苏联人也知道中国政治的博大精深呵）

周恩来感到对方来者不善，又是在酒会上，也不好说，就装着没听见想绕过去。然而马林诺夫斯基不肯罢休：“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这种情况就不能再装作听不见了，但毕竟不是正式场合，周恩来只好说：“我不懂你的话”。结果马林诺夫斯基又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依旧不理他。

马林诺夫斯基找到副团长贺龙：“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直接反驳：“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

周恩来装作没听见，不代表不会发飙。要知道这事儿传到中国之后，后果是很严重的。第二天，周恩来直接找勃列日涅夫抗议。道歉，说那是“酒后失言”。周恩来表示，那是“酒后吐真言”。周恩来表示：中苏原则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下能损害他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虽然一再道歉，但并无实质性内容。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毛泽东亲自去迎接。

这件事的结果证明，周恩来对毛泽东依然绝对尊重。与此同时，刘少奇正在国内升级四清运动，宣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内部征兆就是在彭真问题上的表态。

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论上是从文艺界入手，实践上则是从拿下罗瑞卿开始的。拿下罗瑞卿，相当于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彭真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当初七千人大会上，彭真一番慷慨陈词，说毛泽东也需要检讨，火了一把。

当江青连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放了把火，北京的彭真愣是压住不转载，火就没烧起来。毛泽东很不满意，指责北京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刘少奇和彭真不买账。周恩来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说服彭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转载姚文元的大作。同时周恩来也不认同姚文元的文章，就把它安排在《人民日报》的“学术讨论”专栏，意图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彭真又搞出《二月提纲》。毛泽东原本想尽快拿下彭真，但是中央常委里面，陈云和林彪在养病，朱德年事已高，只剩下毛、刘、周、邓几个人，暂时难以实现。

接下来，刘少奇出访南亚，邓小平到西北考察，北京留守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只剩下周恩来。康生看准时间去毛泽东那里告状：彭真前不久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没党性。当然康生是与众不同的，由此得出结论：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毛泽东当然更厉害，以此为契机，揭开彭真的盖子。毛泽东表示彭真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表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当时北京城内，中央文革小组占据绝对优势，包括康生、张春桥都是得理不饶人之辈，还有以女老板自居的江青。彭真的好日子到头了。

周恩来当然不可能因为彭真和毛泽东死磕。事实上从历史看，周恩来和彭真并无深交。彭真是刘少奇的臂膀，也是兴起于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是那次运动的受害者。但是周恩来很明白，彭真并不是终极目标，彭真背后还有刘少奇。

毛泽东对彭真动手，就意味着必须选择了。考虑两天之后，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时间是四月二号。

这个报告就意味着周恩来完全走向毛泽东。彭真没办法，只好检讨，遭殃。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扩大，落到江青和康生手中。刘少奇回国之后，批判彭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只好加入到批判大军中。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雷声阵阵。林彪发表那份杀气腾腾的《政变经》之后，周恩来表态了。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领导和群众问题；保持晚节问题。

关于反革命政变问题，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同时又把批判彭、罗、陆、杨的话拿出来重复一遍，说他们几位如何罪大恶极，想要搞复辟、颠覆可爱美丽的社会主义祖国等等。

周恩来说：“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

“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恩来的答案：“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是不是和林彪的调子一个样？是不是和中央文革的调子一个样？尽管这些东西不是他发明的，但是他在重复，在大声地说，在用实际行动表达认可。

关于领导和群众的问题，周恩来没有新花样。

关键的是第三部分是比较新鲜：晚节不保。

关于晚节问题，周恩来攻击了不少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李秀成有点远。瞿秋白是周恩来曾经的亲密战友，他主持中共期间，没有明显的错。他被捕之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临死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现在看来更像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没啥好指责的。周恩来如此指责瞿秋白，一方面是跟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关（周恩来此前宣传过瞿秋白），另一方面则是站在组织的角度看问题。

如何对待死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来的立场给活人造成巨大影响。具体说，给刘少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如此一番话，包括支持林彪的发言，包括把彭真等人看成恶人，无疑是在宣传他自己赞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冲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去的。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原本向军方渗透，赢得贺龙和罗瑞卿的表面认可。但是文革从罗瑞卿开刀，一下子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刘少奇就只剩下行政系统。

如果行政系统铁板一块对抗文革，或许还能起作用。周恩来转身支持文革，意味着行政系统失去半壁江山，刘少奇再也无力挣扎。

如果要问刘少奇为啥会败得那么干脆利落，主要原因就是周恩来的转向。周恩来不是刘少奇的人，但是周恩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有致命的打击。

开始周恩来还想保住刘少奇，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有人能保住刘少奇了。因为周恩来需要“顾全大局”，需要“相忍为党”，只能牺牲掉刘少奇。

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的处境极为艰难。从之前的大字报到失去人身自由，到王光美挨批，到他自己被打伤，逐渐陷入深潭。这些过程周恩来都是明白的，也是赞同的。尽管周恩来给刘少奇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和照顾，但总体上他是支持的。最后时刻，刘少奇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试探。在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之前，刘少奇找到周恩来。

刘少奇对周恩来说：“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则对刘少奇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根据其他材料，都认为周恩来是在安慰刘少奇，实际恰好相反。安慰只是表面，实际上是周恩来抛弃了刘少奇。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表示刘少奇的工作得到了行政系统的认可。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碎行政系统，方式则是非常规：以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推动文化大革命。解决刘少奇国家主席的地方在人民代表大会，是常规方式。如果按照常规方式可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何必要非常规方式？所以周恩来才感叹，不行啊，有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如果周恩来想帮助刘少奇一把，那就应该出力把常规机构搞起来。如果人大选举，刘少奇胜利的概率依然最大。换句话说，最坏的结果，人大起来把刘少奇选掉，那还是常规方式，非常规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失去了意义。

周恩来拒绝刘少奇时，实际上已经在跟着毛泽东走，刘少奇的命运就此注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开会批判刘少奇。与会干部见“文化大革命”动向不明朗，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冷冷清清。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并且周恩来亲自与会，以示重视。周恩来在与会过程中，赞扬造反派头头们的揭发，掀起批刘高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号，周恩来执笔起草了关于刘少奇的“罪行材料”，联合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送给林彪和毛泽东审阅。报告写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这是昧着良心说谎，恶劣程度远胜当初刘少奇闭着眼批判彭德怀。

不禁要问，周恩来这是怎么了？不仅如此，还有更恶劣的。周恩来本人在报告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回应江青：“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当时的江青不过是刚刚嚣张了几年，何德何能，值得周恩来如此这般？周恩来这是在向毛泽东表态：继续跟着领导搞文化大革命，风雨不回头。

第一节  理由

“晚节”表白这一套，听起来极为刺耳。再加上一些“顺守”之道，怎么好像又回到了旧世界的感觉？有人因此指责说：周恩来是一个没原则的人，只懂得趋利避害。又有人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惟命是从，如同封建时代的臣子对君主。必须承认，类似的说法有时候听起来蛮有吸引力，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不错的。但实际上都是瞎扯。

如果周恩来只懂得趋利避害，当初就不会干革命。如果只想找一条大腿抱一抱，当初跟着蒋介石干也不错啊，风险还小得多。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意志的选择。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而不是愚忠。

正是因为遵守这种选择，他才从早期独自面对蒋介石的屡战屡败中扭转乾坤，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成为新中国的总理，最有权势的几个人之一。如此，周恩来更为坚信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充分的理由。

理由之一：内心愧疚。这个因素一直被忽视。其实任何一种选择，首先必然是内心的波动，然后才是现实问题。面对大饥荒，周恩来心中充满愧疚。

周恩来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人生几十年，除了偶尔喝点酒，没有任何不良（如抽烟、打牌之类，绯闻更谈不上）嗜好。他看起来很和气，内心自视甚高。这种人一旦遭遇重大挫折，内心痛苦远胜常人。

看看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看看苏区沦陷之后，周恩来都病得不轻，都是心病。大饥荒是共产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集体性失败，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内心痛苦程度不见得比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苏区沦陷的那段时间低。

如果是领袖型人物，遭遇失败之后，典型做法是把不利因素转嫁出去。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裂，于公是要不要修正战略决策，于私则是都不愿意背大饥荒的黑锅而已。所以刘少奇才能通过为中上层行政系统减负（大四清）赢得支持。所以尽管他们信仰相同，选择却不同，所以各奔东西。但是周恩来是执行者，他只能通过“他人”的决策来选择执行路径。所以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原则性分歧的时候，周恩来只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不谈其他。

理由之二：如何弥补那种愧疚呢？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的战略选择右转，依靠中央特科严防死守。苏区沦陷之后，他甘愿隐退，把毛泽东从原来的助手推到领导的位置上。所以这一次，他也必须重新选择。

但这一次和之前不同，之前每一次选择之后，都有战略性改变。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的斗争战略从文斗转到武斗；苏区沦陷之后，共产党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本土化进程，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正式确立；大饥荒之后，确实也需要改变。但是刘少奇没能从理论上突破，只能躲在三面红旗下面搞修正。

如此这般，即使周恩来想要进行战略转变也没有空间。

理由之三：周恩来的行为和处事方式，就是执行者。遵义会议之前，鉴于各种领导人各种不给力，以至于周恩来必须自己做决策。尽管他的决策水平也是一流吧，但总是无法战胜蒋介石。毛泽东的地位确立之后，周恩来就找准自己的定位，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执行者之一。同一个决策，如果周恩来执行不了，其他人执行，成功的概率也不大。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周恩来必须跟上，因为他的身份就是执行者。只有在出现问题时，他才会想办法纠正。纠正不了，那也没办法，为了组织团结，不能搞分裂。文化大革命也一样，他首先必须执行，然后才是问题。毛泽东是党主席，一把手，周恩来必须执行他的策略。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是现实主义的选择。

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立场问题。

第二节  立场问题

共产党内也有这样那样的派系，本土派与国际派，旅欧派和留苏派，纵横交错，根本就割舍不清。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的概括：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众多千奇百怪的派别中，又有各种利益和人事交织，但表面看来，绝大多数派系都是以政治观划分的。比方说留苏派，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国际理论为政治观。

刘少奇也一样，也是以政治观为出发点。

刘少奇的一生只有两种身份：政客和政治家。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刘少奇就是政客；大饥荒之后的刘少奇就是政治家。

不管是政客还是政治家，都是捍卫自己的观点，全力干掉不同的观点。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对的，但是矛头指向刘少奇，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和彭德怀干。直到七千人大会，他自己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试图修正三面红旗时，依然在强调彭德怀不能平反。如果仅仅是政客，所有的观点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政治家，要利益的同时还要坚持自身理念。

刘少奇的政治观原本是紧紧跟随毛泽东。从延安整风那一刻开始，刘少奇就跟随毛泽东。他创造性地搞出了毛泽东思想，在共产党的本土化进程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为毛泽东，武斗时代没有功劳的他才能成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毛泽东，没有战功的他才能成为国家主席。对此刘少奇很明白。如果不是大饥荒那种巨大的灾难，刘少奇估计会一直紧跟到最后。即使刘少奇打着三面红旗反三面红旗，想要站在三面红旗下搞适当的修正，依然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看之前的故事。周恩来的事很特殊。

当初陈独秀在位，他合作；陈独秀坚定地信任汪精卫，他反对，但不坚决，陈独秀倒台；而陈独秀倒台后，他也没敌意，时不时去看望一下曾经的偶像，还想留点大洋改善老领导的经济状况。

当初李立三掌权，他合作；李立三一根筋猛搞，他也反对，但不坚决；建国之后，李立三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也没有排斥或者歧视他。

当初博古在位，他合作；博古信任李德，他还是反对，但不坚决；博古被批斗之后，一直就跟着周恩来。周恩来去重庆统战，博古跟着；周恩来是南方局书记，博古是委员，对博古还是挺照顾的。

当初井冈山上，和毛泽东有悄无声息的斗争。当毛泽东复出力挽狂澜于即到，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身上巨大的威力，又悄无声息地合作，并且心甘情愿退下当助手。

看看这些事实，周恩来的政治观是啥？可以说啥都是，也可以说啥都不是。周恩来和各种派系、各种政治观点、各个利益集团的人都能扯上关系，换句话说，周恩来立身于世的核心出发点并非政治观，而是组织。

周恩来首先维持组织的利益。所谓组织利益，就是维护组织的团结和力量。

这有两层意思。

组织内部的人，不论何种派别，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把他们融合在一起，而非挑事端和分裂。因为他要融合所有的人，那就要和所有人合作。所以中共历次这样那样的斗争都和周恩来有关系，他都有参与。因此夸他很容易，因为他和所有的正确路线都有关；贬他也很容易，因为他和所有不正确的路线也有关。这就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当周恩来自我检讨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如果形势需要检讨三天，他可以说三天；需要十天，可以说十天。这是第一层。再看第二层。

任何组织斗争，最后总有失败者。周恩来想团结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各方面能力再强十倍，也做不到，所以他必须有所舍弃。从维护组织的角度看，他必须舍弃斗争的失败者。所以尽管他对陈独秀有某些不舍，但还是舍弃了陈独秀；尽管和瞿秋白有这样那样的对路，文革时还是往瞿秋白身上泼脏水。

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势必二选一时，意味着周恩来必须放弃一个。

先看看周恩来人生的主要历史。当初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周恩来放弃了当时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认为陈独秀的那一套已经走入死胡同。长征之后周恩来又放弃了博古，因为他认为博古的那一套也走入了死胡同，要完蛋。大饥荒的阵痛同样是一场战略性的失败。共产党历史上，每一次战略性的失败，意味着必须有人要背黑锅。那么黑锅由谁背呢？要么一把手毛泽东，要么二把手刘少奇，因为两人已经对立起来。

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对而言，周恩来比较认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那一套确实很有效，缓解了大饥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走，不去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有政治运动（如大四清），国家也会少走不少弯路。对这些，周恩来都了解。所以在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刘少奇依然高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如果周恩来站在刘少奇身边，无疑将增加刘少奇的胜算。但是呢？仅此而已。就算给毛泽东制造更大的阻力，也无法阻挡毛泽东，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组织分裂而已。那恰恰是周恩来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周恩来站在毛泽东身边，无疑会直接把刘少奇推向深渊，牺牲掉。刘少奇虽然很冤，但保存了组织的完整性。所以在给刘少奇罗织罪名时，用上了三十年代在奉天被捕时的材料。一听就很搞笑，如果刘少奇三十年代怎么样，还能混入组织三十多年，并且混到国家主席、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上，组织是不是太无能了？事实上那是子虚乌有，所以，冤。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就是为了组织把刘少奇牺牲掉了。

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弱者之间要相互联合对抗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比方说孙刘联盟对抗曹操，再比方说国共合作对抗日本。但是组织内部不同，要维持团结和谐，就必须维持强者的权威性。

少奇同志啊，为了组织，我不得不如此。你懂的。

这么看来，周恩来是不是太圆滑，太不分是非立场了？初看起来确实如此，这样解释也省力气。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邓小平复出之后肯定了刘少奇，在某种意义重拾刘少奇的政策。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就是要修正三面红旗。而当时中国正在和苏联决裂，中国正在骂苏联为“苏修”。要批斗某人时，其中的一顶帽子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搞修正之意。

另一方面，对共产党而言，组织团结才是生命。没了组织团结，啥都免谈。某人冤枉了无所谓，少了某人也无所谓，只要组织还能高效运转，那就无所畏惧。如果组织乱了，神仙都救不活。对此，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就是组织的化身，愿意为组织奉献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刘少奇或任何人。比方说第一次庐山会议牺牲了彭德怀；第二次庐山会议果断没有站在林彪一边，依据就是共产党的信条：组织比个人重要。

说他顾全大局也行，说他不敢反对毛泽东也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组织，如此而已。

文革初期，周恩来曾对好友兼臂膀李富春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所谓地狱也好，虎穴也罢，都是以组织利益为准绳。

文革结束，有一批老干部想在党内“扬周贬毛”，邓颖超对他们如是说：“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然也！

——知夫莫若妻，邓颖超无愧周恩来的妻子和知音。

所谓路线问题，就是组织选择问题。组织如何选择，周恩来就如何走。

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想要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实力上强过毛泽东，让周恩来认为帮助自己才能维护组织的团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很遗憾，他没做到。

第三节  和的一面

那么文革之中的周恩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很简单，也很复杂。

简单到他一直跟在毛泽东身后。复杂到他虽然跟着毛泽东，角色却在不停变换。通过刘少奇的事，我们知道了周恩来的立场：一切从组织出发。

文革前期和文革后期的周恩来完全不同。文革前期的周恩来，主要表现在对刘少奇的立场上，和毛泽东表现可以称为和而不同。

先看和的一面。到陕北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贯立场就一个字：和。

文革之初也是一样。前面说的那些，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再看看周恩来一系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号，刘邓工作组被撤销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最大化的时候，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刘少奇降，林彪升）前的两天，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前六天，周恩来给文革师生发表讲话。

周恩来讲了文革形式：“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

——这是在赞扬毛泽东的伟大。

那么之前运动为啥没有搞好呢？周恩来给出解释：“依我看，我们做领导工作，不论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里的，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是估计不足。第二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

既然是如此严重的问题，总该有原因吧。周恩来解释了原因：“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像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了，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

工作组是谁派遣的？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有份。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前夕，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即将开始。那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如此讲话，自我否定的同时，也否定了刘少奇之前的策略。周恩来自我否定没啥，也就是检讨一下而已。他的自我定位是执行者，又是最好的执行者。刘少奇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对立，属于决策者。决策者一旦挨批，后果相当严重。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除了表达他跟着领导毛泽东走，执行毛泽东的政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相当于营造了一个接下来批判刘少奇的氛围。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八号，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盛大狂欢的海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式来临。周恩来再次发表讲话，篇幅不长，但堪称经典。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

     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了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乡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开庆祝大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武器，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伟大的纲领学好用好，贯彻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你们一定要敢于自己挑起这个担子来，我们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若非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好，周恩来的这个演讲堪称大师级别，可以精选到各个版本的“演讲录”当中。其实那个火热的年代诞生过不少东西，抛开政治立场和时代背景，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四天之后的八月二十二号，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周恩来冒雨演说，有同学上去给周恩来打伞，周恩来推开，赢得掌声一片。

演说也没啥新意，大概就是说你们革命很好，我支持你们，中央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为了拉近双方关系，周恩来称自己是“老红卫兵”（指五四运动那会），并且羡慕他们生活在如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干革命不用承担风险。结尾时再喊一些口号给大家加油打气。大概就是这样。在其它类似的场合，周恩来也发表过一些类似的言论。

单看这些，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男女老少好像没啥不同：就是支持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路线嘛，煽动性非常强。但是，此处应该转折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只能干这些事。而这些事对周恩来来说，只是其中的一面，与毛泽东“和”的一面。

周恩来的立场就是要维护组织的团结。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象征，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就是中央的政策，周恩来必须维护之、执行之。

周恩来的这些口号和演讲有两个效果：一，表明自己的立场；二，保护了自己。正因如此，才有接下来的“不同”。

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和而不同，并非是说他要和毛泽东对着干，而是指执行者和决策者在行为思路上必然有差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红卫兵，靠的是威望，或者说是精神力量。但是数百万红卫兵的吃喝拉撒怎么办？而且他们上京城也不是为了吃喝拉撒，是干革命的，闹不好要出大乱子的。红卫兵捣乱，没问题，他们本就是捣乱的。如果红卫兵被伤害，那问题就大了，必然有人追究责任，必然牵连一大帮人。

周恩来必须让红卫兵遵守点秩序和规范，具体办法就是建立联络站。红卫兵进京闹革命，原本是打破各种规范和秩序。要反过来建立秩序约束他们，实在是不好办。但周恩来有办法，他把红卫兵代表叫到文化宫开会。周恩来对各位代表说：“红卫兵同志们，我们非常欢迎红卫兵的代表，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你们没有这么个地方到一起（？），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

周恩来告诉大家：“你们红卫兵有权使用这个宫。全市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假如一天每个学校来两三个代表，一天就得接见几千个，一个大殿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这是个联络站，不是领导机关。但要有个过渡组织，一下子要把几十个单位联合在一起不大可能，不要急。各个学校中有红卫兵组织，你们有建立自己组织的自由。你们要互相见面，互相联系，互相帮助。可以互相比赛嘛！你们应当在斗争中考验嘛！看谁革命搞得好，群众是会给你们作鉴定的。但联系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宪法规定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决不是限制你们”。

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周恩来又给他们戴了顶高帽子：“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提了很多建议，我都看了，一定把意见转达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是说服从解放军指挥的吗？就得听话哟！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如此言辞，自然能打动初出茅庐的小将们代表们。就这么连哄带忽悠，把他们集中在文化宫。如此一来，相当于建立一个组织，使得红卫兵有一个规范。如果任由他们散乱分布在京城，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出乱子才怪了。如此也可以看到周恩来的组织水平，用最简单的言语，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解决了。

当然，结束时不忘喊一下口号：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万岁！

第四节  不同之一

到今天为止，说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为，多半说他有种种无奈。确实，有很多无奈的成分，因为周恩来首先要为组织考虑。和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导人的合作可以证明，周恩来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追随者。文革后期的周恩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文革初期的周恩来为何要全力参与呢？除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必须参与之外，有没有内心深处的认同？

现在各类传记都会说，文革初期的很多老干部觉得自己有点儿跟不上毛泽东，稀里糊涂地搭上文化大革命的高速列车。这么说并不确切。正如当初大跃进通过中央表决一样，文化大革命也通过了这一层。如果说所有人都反对，就毛泽东一个人搞出来的，真把毛泽东当成神了。事实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开始对文革都有某种认同感，甚至认为来一场如此的运动是必要的。文革的主题就是防修正。新中国在建设中出现巨大的纰漏，要从政治上找原因，而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下能找到的最佳答案，就是修正主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号，周恩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的“恶人”。在场的都是高干领导，没必要藏着掖着。

周恩来如此描述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得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

——看到了吧，能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要说稀里糊涂地参与，正如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老糊涂一样，估计没人相信。

还是邓颖超说得好：路线对，周恩来就对；路线不对，周恩来就不对。

那么周恩来说的更高的要求是啥呢？周恩来说：“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却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归根结底一句话：新中国有变质的可能。

——这些很难说有多少违心的成分，又有多少真实的感受，恐怕已经没人说得清。

周恩来在认清自己的定位之前遭受过一系列挫折，之后才认可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其他人。如果他认定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最好的路线，那么偏离毛泽东路线之人就是修正主义。那他的言行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文革初期，周恩来的内心深处是认可文革的。

为了解决修正路线，周恩来的思路再一次回到文化大革命中：“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像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如此有水平的话，远胜当今左派或右派的理论家们。

好吧，内心认同与否已经难以确认。能试图确认的，也只有行为了。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造反派全方位夺权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从上海开始的。周恩来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间上正是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全面夺权的前夜。造反派敢于夺权，就是因为得到军政两方面的支持。

军界的林彪，政界的周恩来。

按照一般观点，周恩来在文革之中是反对破坏，提倡秩序的。那么怎么会在夺权前夜发表这样一系列言论呢？答案除了返回上面对文革的认可之外，就是如何看待文革的行为，或者说暴乱行为。暴乱的主体是红卫兵，那就是如何看待红卫兵。

周恩来给红卫兵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给他们提供联络站，试图让红卫兵规范化。周恩来的思想也在此次会议上流露出来，周恩来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疏通，而非封堵。

当然，周恩来也没有能力去封堵。这就是周恩来的一贯风格，因势利导。因为这个风格，他没能走上领袖的位置。又因为这个风格，他可以长盛不衰。在红卫兵这件事上，他既表明了拥护毛泽东的立场，又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依然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

如此看来，周恩来可以说是老奸巨猾，完全是权臣自保的招数。这么说也行。周恩来长期居高位，经历党内各种路线斗争而不倒，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精通权臣自保的各种路数。要说周恩来仅仅是文革应声虫，那也不对。从周恩来对红卫兵的各种演讲看，他还有自己的目的，就是把红卫兵限制在“文斗”中。

文化大革命破坏与否，关键看中心点事落在前面的“文化”上，还是落在后面的“革命”上。如果是前者，给广大老百姓检举、揭发、监督权贵之人的权力有何不可？让即将走上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提前接受锤炼有何不可？后者就完全不一样了。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破坏、暴动，让自己人对自己人革命，相当于自我破坏，自己扇自己耳光，拿脑袋去撞墙。

毛泽东之于文化大革命，那是要放火。

刘邓之于文化大革命，那是要浇水。

周恩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抛弃了刘少奇。但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他不是放火、也不是浇水，而是试图建立一段防火墙，不要烧太多。

但周恩来无法掌控红卫兵，所以防火墙一直不太有效。红卫兵的动作超出了周恩来的预设条件，该烧还是烧。

这在王光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九六七年九月份，正是红卫兵癫狂的时候，各种武斗层出不穷。周恩来在七机部接见武斗双方的红卫兵代表（七机部主管航空航天，导弹技术，是国家最核心的单位之一，能斗到那里，可见乱成什么样），谈到批斗王光美的事。

周恩来说：“本来斗王光美我们都赞成，因为她在清华压制民主，打击群众。但是斗争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如背靠背的，面对面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清华左派同志谈了，他们赞成。政治局都支持主席的意见。但是清华几个同学说不过瘾，打电话给王光美，说是王光美女儿的腿压断了，要父母签字才能开刀。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同学把他们请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周恩来讲这话时，王光美专案组已经成立，刘少奇的结局已定，已经无法挽救。但是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如果仅仅是自保，那么完全没必要说这样一番话。这些话相当于给自己留下破绽，让极左派攻击的破绽。

这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一面高喊支持伟大领袖、支持林副主席，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但是因为周恩来不是领袖，处于执行者的位置，没有拍板权，防火墙设置得不怎么样。他自己也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层面上。

第五节  不同之二

现在的资料都说，周恩来保护了多少人，他们对敬爱的周总理如何怀念。听起来很感人，实际上则反映了周恩来的尴尬处境。周恩来保护这些人，前体是他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当然，如果不执行，他自己也保不住。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牛、鬼、蛇、神是很多滴。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从国民党过来，而且身份复杂的老人家。在红卫兵天真的内心中，搞他们是不会错的。然而他们想不到，很多看起来可行的事，实际不可行。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看似很美，最后却失败了。

八月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前夕，红卫兵小将们在北京抄了一位老人的家。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抄家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老人不同寻常。因为他叫章士钊。

章士钊生于一八八一年，湖南人，和陈独秀一样，年纪轻轻就反清，和老乡黄兴关系很不错。留学过日本和英国，参加过同盟会，到北大当过教授，和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很熟。辛亥革命之后积极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宣言》就出自此君手笔。

章士钊成分非常复杂，此后还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上过班，和青帮大佬杜月笙有过交往，期间反对过新文学运动和反对白话，引得骂声一片，但章士钊依然我行我素。因此被伟大的鲁迅先生尊称为“落水狗”，名声不太好。国民政府中，章士钊担任过这样那样的公务员，和很多高层颇为熟悉。如此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一定要好好教育的。

然而红卫兵小将们失算了。章士钊的关系网中还有一个红卫兵顶礼膜拜的人物，毛泽东。一九二零年，毛泽东和蔡和森想去法国勤工俭学，持杨昌济的信去上海找章士钊，希望得到他的资助，章士钊当时就把在上海募捐的两万块巨款赠予当时不算特别出名的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万块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自己拿一万块去湖南搞革命了，随后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初毛泽东在北大当读书管理员时，北大教授没人鸟他。章士钊对他如此信任，毛泽东自然感激不尽。二十五年之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章士钊还是社会名人，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问计于章士钊，章士钊在手心写了一个字——走——给毛泽东看，然后又轻轻地在毛泽东耳边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五十年代搞统战，中共这边过去放消息的人，就是章士钊。文化大革命之初，无人敢表示反对，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认为这么搞不好。毛泽东竟然耐心给章士钊回信：“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甚为客气。

家被抄之后，章士钊气坏了。纵横江湖几十年，经历过大清帝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之后，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没想到临了被抄家，只好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信之后，直接批给周恩来：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很快搞定了一切，把抄走的东西送回去，派警卫员到章家站岗，把章士钊本人送到医院去。这些只是基本动作。通过章士钊这件事，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毛泽东的心思：文革搞归搞，但是涉及到统战颜面的人，一定要保护起来。

周恩来以超高的效率，当天就拟定了一份需要保护者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子力、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一共十三位老人家，分量都不在章士钊之下，然后找毛泽东批示。这就是周恩来的效率。换成别人，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次，可以把毛泽东烦死。这也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原因。

列名单容易，执行起来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大人物，还会到处走动。红卫兵则无孔不入。周恩来除了说服各位老人去医院疗养，就是派卫兵去站岗。但是有些人离得很远，比方说住在上海的宋庆龄。

宋庆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她很特殊，一直是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不合作，对共产党持友好态度，帮了中共不少忙，而且她还是孙中山的夫人。中共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但是宋庆龄却得罪了以文革旗手自居的江青。

早期的宋庆龄和江青性格上有些类似，敢做敢当，行为上总能超出一般人预料。区别是宋美龄早早走到“老男人”孙中山身边，江青自己还在上海滩折腾而已。两人在建国之前并无深交。当初开国大典完毕，毛泽东让江青送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去车站，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衣着朴素的领导夫人。五十年代，两人也见过一次面，宋副主席对江青印象也不错。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见面就不同了，江青已经成为风头浪尖上的弄潮儿，代表毛泽东去和宋庆龄通气，阐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江青特意穿上军装，架上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成功者的微笑，以第一夫人兼文革旗手的身份和宋庆龄见面。之前她看宋庆龄都是仰视的，这一次至少可以平视了。

穿军装的江青对宋庆龄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阐述一番，把红卫兵的伟大意义阐述一番，顺便把她自己也吹捧一番，归根结底概括为一句弦外之音：请你配合。配合，好处多多；不配合，坏处多多。

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江青，最后却表示：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当然很不爽，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让江青同志不爽，后果很严重。总理干女儿孙维世，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都遭殃了。江青决定修理一下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宋庆龄自然而然地成为上海红卫兵的目标。红卫兵那时候有一个有趣的手段，就是剪资产阶级的尾巴。宋庆龄一直都是长头发，红卫兵小将们就勒令她把头发剪成齐耳短发。要知道她可是孙中山的夫人，可是国家副主席。不仅如此，宋庆龄双亲的墓地也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宋庆龄得知后，哭得不行，悲痛之余修改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与父母葬在一起。

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关系历来很好。宋庆龄在大陆这边是一张统战王牌，所以周恩来无论如何都要让宋庆龄满意。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能得罪江青。但是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周恩来说话不算。怎么办呢？考验的时刻又到了。周恩来再次发挥他的才智：劝说宋到北京，用自己的警卫人员保卫宋庆龄。好几次，周恩来亲自出面说服红卫兵：不要到宋庆龄家去贴大字报。理由如下：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是肯定的。宋庆龄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作对。所以不要去打倒她。——这理由挺好玩吧，竟然没提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提也没用，国家主席都打倒了，呵呵。

不管怎么样，总算保住了宋庆龄，并且把她爸妈的墓地修好如初，成就一段佳话。

每个要保护的民主派人士都有各自的问题，都需要周恩来熬死很多脑细胞。他们都是共产党需要的人物，统战用的；还要在一党专政多党联合执政的时候，起充数作用。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比方说号称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周恩来就没保住。涉及到共产党内就不同了，斗争激烈，残酷无比。而且需要保护的人的数量非常庞大。与此同时，还要熬死另外一堆脑细胞跟上伟大领袖的步伐，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很尴尬？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党内。党外民主派，并不涉及到直观的权力分配。党内就不同了，那是你死我亡的较量，一点都不留情。

周恩来除了才思敏捷、行动迅速、心细如发，还有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甚为了解。在政治上，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比江青还要了解。对于江青，毛泽东几次三番明示、暗示江青，要和大多数人搞好关系，江青依然我行我素。对于周恩来，毛泽东只需要一个眼神，周恩来就知道该怎么办。

最直观的例子体现在保陈毅。

从当初陈毅无意间让毛泽东失业起，就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密切。长征时，陈毅代表周恩来留在南方。新四军一直不受毛泽东掌控，皖南事变之后，陈毅成为新四军军长，也可以看成是周恩来在军方力量的象征。一九五五年评军衔，按照惯例，陈毅已经转行，却依然是元帅，原因之一就是周恩来的坚持。

文革开始时，陈毅就是挨批对象之一，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的日子更难过，天天没完没了的检讨。陈毅所以摇摇晃晃，歪而不倒，就因为周恩来在。随着文革的风暴越刮越盛，文革小组的那些秀才们越发不知道天高地厚，王力在武汉惹出“七·二零事件”（见文革篇），惊得毛泽东多年后再次坐飞机。王力和关锋还不过瘾，想去折腾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不说，还要揪斗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当然不同意，一个人和一群造反派辩论了十八个钟头，没用。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撕下一团和气的外表表态：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的反应超出了造反派的预料。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一贯和蔼可亲、凡事配合的周恩来怎么会变得如此坚决。当然，他们不了解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善于和稀泥，虽然一团和气，但是需要表态时从不会犹豫。

最后陈毅没有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遭到灭顶之灾，就是所谓王、关、戚事件。周恩来能保住陈毅，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陈毅已经转行为外交部部长，不像贺龙那般掌控实权，如果不能臣服林彪，必然被清除。

周恩来这是怎么了？其实不难理解，周恩来一切都是从组织利益出发。从当初红卫兵批斗民主人士开始，为了统战工作和组织利益，周恩来快速行动保护了一批民主派人士。如今的外交事件，再一次影响了组织利益，所以周恩来奋不顾身地阻挡。与此同时，他还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还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这个总理是不是很尴尬？当然。《西厢记》里有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是周恩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刘少奇死去之后，亲自抄写的。

第三章  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从历史角度看，周恩来曾经接近过一把手的位置，却从没有走上去。他是一个历史的执行者，但是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执行者，周恩来的能量大很多，大到领袖的合作者。曾几何时，中共内部已经无人可以给周恩来指示。比方说八一南昌起义那会儿，比方说顾顺章叛变那会儿，基本上都是周恩来在领导大家。周恩来出道之后，中共历史上所有的领袖，除了早期的陈独秀之外，都需要他的合作。那是非常巨大的一股能量，大到让领袖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而且他的能量并不是来自于某人的提拔或恩赐，全部是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的。看看周恩来，被各个时期的一把手敲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把手倒了，他还在。

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后就算刘少奇或林彪取代了毛泽东，仍然需要周恩来的合作。然而毛泽东的气质、手腕、思想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存在，不是任何人能撼动的。刘少奇从政界入手没能撼动；林彪从军界入手，也没能撼动。刘少奇和林彪都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旦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最后的结果都很悲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一个从“和”到“斗”的过程，但是却没有如刘少奇或林彪那般轰然倒下。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整体关系看：和的一面，体现在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上；斗的一面，则体现在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上。

上面说过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关系，下面转入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中。鉴于周恩来对待刘少奇和林彪的态度不同，也就是说周恩来的思想和策略在文革中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转变却被各路专家、学者、教授们忽略了。

不论是把周恩来装裱得完美无缺的各类“家”，还是把周恩来丑化得一文不值的各类“家”，尽管他们观点迥异、立场对立、彼此指责，却不约而同地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周恩来的历史贡献问题。当然了，他们也说了很多，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历史人物之所以能留在历史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把历史看成一条长河，那么历史人物就犹如长河岸边的巨石，影响着河流的走势。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如何，就看他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势，也就是说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啥。如果一个人耸立在历史河畔，而后人却说不清他最大的贡献在什么，是不是有点很扯的味道？

共和国历史上的开国精英们，都有各自的贡献。比方说将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打下共和国的江山，代表人物如林彪。比方说刘少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总结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思想”；大饥荒之后的经济调整。比方说邓小平和陈云的贡献，主导了改革开放。那么周恩来呢？

关于周恩来的事，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要说贡献，也可以罗列出来一大堆。比方说策划南昌起义，共军诞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面。事实上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在为共军筹备火种了，叶挺独立团就是周恩来搞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就是共军的源头。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上海地下党时代，是周恩来创建的中央特科，保卫了摇摇欲坠的中央。如果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在上海必然会遭受更大更惨重的损失，也许就被一锅端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周恩来保住了早期中央。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长征之后的各种统战，正是周恩来策动张学良搞的西安事变，让刚刚经历了长征的共产党的疲惫之师得以立足喘气。接下来的国共合作，又是周恩来在和蒋介石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正是国共合作的成功，让共产党有了发展空间。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建国之后，又是周恩来在大管家（总理）的位置上日夜操劳，事无巨细。上至国家政策，下到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都由周恩来一手包办。不论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刘少奇的意见，又或者林彪的意见，或其他人的意见，都需要周恩来执行。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这些行为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各类“家”们热衷于论证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周恩来的最大贡献并不在此，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抛弃了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无力阻挡文革的到来，选择积极参与。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处处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到处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

如果但看后两点，分明是支持文化大革命么。尽管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保护了一批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被否定，不要说贡献，被人家批判还来不及呢。然而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凡事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出发点都是那两个字——组织。周恩来一生，都在为组织考虑，都在考虑组织利益。

所谓组织利益，其实很简单，就是越来越壮大，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从物质到精神。共产党闹革命，从一九二一年一个几十人的组织到如今全球最大的政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火、有血、也有泪。

组织其实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针对实际对象时又很具体。组织也有自己的生命线。理论上讲，任何事生命的理想状态都是稳步发展，组织也一样。然而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内部有不同的成员、不同的诉求，所以常常争吵（历次开会）、闹矛盾（山头和派系之争）、甚至分裂（另立中央）。处于组织上层的成员，通常拥有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们渴望稳定。对于组织内部想要获取更大利益的人，就希望改变。于是就有了矛盾，有了派别。

长时间以来，共产党组织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发展壮大。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处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已经站在金字塔尖。按照一般观念，他应该追求稳定。但是他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当然不能说毛泽东不追求稳定，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毛泽东推动文革之后，社会出现剧烈变动，无情的淘汰和清洗拉开大幕。组织陷入混乱。

如果是在革命阶段，混乱状况有利于组织的扩大，那么是合符组织利益的。但是在和平建设阶段，组织利益表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只有搞好了这两条，才能得民心。而这一切的前提需要组织的稳定。

组织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旗帜稳定。除非巨大的战略转变，否则不会轻易抛弃旗帜。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就算遇到巨大的战略问题，当时转变的态势也并不明朗。刘少奇和邓小平含糊其辞，试图暗度陈仓。周恩来从组织角度考虑，必须维持毛泽东。但毛泽东又挑起动荡，损害了当时的组织利益。所以周恩来必须取舍。

现在谈文化大革命，就说冤枉了老干部，损害了生产建设。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只是打到一批人，更换一批人，就算有人蒙冤，过了也就过了，平反伸冤，了事。这点已经说太多了。

如果仅仅从人事关系考虑，周恩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得利了。刘少奇下台之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实际决策权增多了。就算在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权力核心，实际工作依然由周恩来干，只是多了江青在身边比较烦而已。

鉴于周恩来的特殊地位，鉴于周恩来处处紧跟毛泽东，鉴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周恩来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在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之中，都有周恩来的身影。那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呢？

后人在追溯文革时，多半就事论事，忘记了文革的起因，大饥荒。

建国之后，基本上所有最严重的政治斗争都和大饥荒有关。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殃，就是大饥荒的起点。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有了毛泽东的小四清运动，试图再一次教育党员干部，让他们承担历史责任。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有了刘少奇的大四清运动，试图把历史责任导向基层。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

一言蔽之，才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一。

第二，文化大革命那种动荡，很有可能导致第二次大饥荒。

大饥荒是咋回事？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大跃进搞得太狂热，影响了农业生产。

提到生产就必须澄清一个概念：当时的生产和现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影响生产，无非是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当时可不是这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土地收成有限。当时大家脑袋发热，造成一部分土地荒芜，造成一部分庄稼没人收割，粮食就不够吃，于是就有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挨饿、浮肿、挨饿、浮肿、死去的死亡方程式。

所以要弄清一个事实：不是大跃进直接导致大饥荒，而是大跃进惹起了混乱，导致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热程度绝不亚于大跃进。以当时的耕种水平和人口比例，一年不收成，来年必有饥荒。那种狂热程度一旦波及到基层，后果将难以想象。

大跃进的狂热，好歹还是搞生产建设。文革纯粹是政治运动，破坏力度远胜大跃进。因为建设问题和经验不足造成一场大饥荒，历史上勉强可以说得通。尽管如此，已经惹出如此之多的是非。如果因为政治运动整出另一场饥荒，那么好吧，不说为历史交代，看看如何为自己的良心交代吧。

但是狂热的文革终究没有引起另一场大饥荒，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周恩来还在。

说真的，如果仅仅冲击上层部委，那还没啥，也就是抓点高干去批斗，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都属于可控范围。但是如果冲击到基层，一切全部砸烂，那就危险了。那时候正是秋收时节，而当时红卫兵串联已经开始向基层蔓延。

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上升，刘少奇下降）召开的时间是秋天。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秋天。

红卫兵暴走，秋天。

各种抄家、打砸抢，秋天。

看到了吧，如果情况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冲击到基层，影响秋收，破坏力必然波及到秋收。结局如何不用设想就明白。

如此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周恩来，任何人都要考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陶铸，标准的毛泽东的人，进入核心领域没多久就成了刘邓的“保皇派”，最后惨死。陶铸所以倒霉，就因为只顾抓实际工作，和江青对着干，让她抓狂。

陶铸那一套相当于飞蛾扑火。周恩来比陶铸要高明很多，他搞了两手，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所谓抓革命，就是处处紧跟。抓生产又如何呢？

周恩来召集部委开了一个会，修改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文件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文件对工矿企业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

这个文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看似平淡无奇。这些规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历史老人早就教导我们：大浪淘沙方得金，繁华落尽见真纯。

所有的虚幻过后，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留下来。当狂热的红卫兵远去，当乌托邦一样的梦想破碎，坚硬的基石方才展现，如同那阿房宫的地基对抗着千年风霜。

周恩来搞的那一套其实很简单：吃饭是第一位的。

周恩来的行动保证了一九六六年那个狂乱的秋天，没有因为狂乱影响收成，从而消除了因为动乱而产生的危机。

当然周恩来的举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完全不相符：不准到基层去搞，还搞什么革命嘛。所谓革命都是要代表大多数的。还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简直在唱对台戏。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周恩来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从红卫兵到江青都不爽。周恩来明白，想让他们满意是不可能的，想征得他们的同意也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说服一个人就可以了，就是毛泽东。只要从毛泽东那里拿到尚方宝剑，其他人不爽也就不爽了吧。

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依赖周恩来，但并不完全放心，对周恩来那种到处和稀泥的方式也不满意，时不时敲打一番。周恩来也很配合，时不时检讨。那么对于一个如此和文革相悖的决策，周恩来是如何征得毛泽东同意的呢？其实动作很简单，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

毛泽东当时正在考虑如何搞运动，但是周恩来的文件和信还是引起了他的重视。思考两天之后，直接给周恩来指示：文件可以印发，不要讨论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江青和她的伙伴们惊呆了。其实她无须惊讶，要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还是清算大饥荒的“债务”，绝不会允许另一场大饥荒发生。要知道，当年大饥荒的时候，毛泽东名义上在“二线”。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可是在“一线”。如果在伟大领袖领导下搞出了另一场饥荒，那绝对是无法交代的。在井冈山喝过南瓜汤、在延安吃过小米饭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

运动固然拉风，固然吸引眼球，但是比起吃饭问题，毫毛之于泰山。而秋天，是收成吃饭的时节。吃饭问题大如天，所以从某些方面看，江青虽然和毛泽东做了几十年夫妻，却不如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深刻。

也正因如此，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合作到最后。

如此一来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表。

文化大革命是从一九六六年秋天鼓动起来的，但是真正夺权的时间是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也就是秋收、播种之后开始的。那段时间运动全部局限在城市。

等到蔓延到基层，则是在大闹怀仁堂之后，以赵永夫在青海制造的事端为标志。再扩散时，春耕已经结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之后慢慢降温，只剩下红卫兵在武斗。随后便上山下乡去了。为何？又到了秋天，又到了吃饭和播种的时节。

好吧，闹归闹，底线还是要遵守。

当然咯，周恩来的工作很不顺利，也就是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已。这就是周恩来不倒的原因，也是他在文革之中威望越来越高的原因。

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有很多话要说，总体来说只有两个，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根支柱之一，这个算是过。另一条，就是被各路专家忽视或遗忘的地方：以当时的国力，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没有再次发生饥荒。

评，周恩来没有能力阻挡文革。但是周恩来避免了第二场大饥荒，拯救了国家。

赞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举对周恩来本人，甚至对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至关重要，堪称周恩来一生最大的贡献，胜过策划南昌起义的贡献，胜过创建中央特科，胜过各种外交成果，没有之一。

第六篇  周恩来和林彪

文化大革命之中，周恩来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三个人转圈，分别是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其中毛泽东是核心，刘少奇和林彪算另一层选择。当最后的时刻来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先后抛弃了刘少奇和林彪。

但周恩来对林彪和刘少奇各有不同。刘少奇的冤案，周恩来基本上全程参与。林彪的案子，周恩来基本上也是全程参与。但是参与的方式不同。周恩来参与刘少奇的案子，是在刘少奇生前。在必须做出选择时，周恩来转身支持毛泽东，刘少奇的行政系统土崩瓦解。

周恩来参与林彪的案子，大体上是在林彪死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基本上都是周恩来一个人在处理。

得知林彪葬身大漠之后，周恩来失声痛哭。

周恩来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他的自制力很强，一生落泪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面临巨大悲痛时，才会哭泣。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返回延安前夕，父亲亡故，失声痛哭。因信念和理想，为国为民却没能尽孝，身为人子，用哭声表达内心的悲伤和遗憾，人之常情。

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谈判，周恩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叶挺将军从国民党监狱里捞出来。不管对共产党还是周恩来本人，叶挺的重要性都不亚于贺龙。如果以战友友谊论，共产党这边，周恩来的战友首推叶挺。可以说没有叶挺，就不会有南昌起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种下的鱼苗，全部由叶挺养大。叶挺若是活到一九五五年，可以轻轻松松拿下元帅军衔。

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一直想方设法营救叶挺。忙碌了五年，终于把叶挺捞了出来。没想到从重庆到延安的路上，在山西出事坠毁，同时牺牲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周恩来本人也差点随那架飞机去了，可以说同死神擦肩而过。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悲愤难抑。当事人回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战栗了一下。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的，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他想抑制住泪水，独自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蹦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想到啊。叶将军啊，一路走好。老友啊，你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究竟是天意难测？还是造化弄人？

比起叶挺的意外牺牲，国共开战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周恩来没想到的是，危急关头，一部分向来和共产党关系很好的民主派人士为了所谓的和平而头脑发烧，在背后搞了一个对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的好友，竟然没有和周恩来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大意是为了和平不得不如此。周恩来质问梁漱溟：“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梁漱溟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等等”。周恩来的反应很奇怪，啰嗦起梁漱溟不够朋友。说了很多，说到最后竟然迸出泪水。仿佛是受到伤害的中学生，全然没有往日的翩翩风度。这是为何？

道理其实很简单，两层意思。国共开战，意味着双方再一次撕破脸皮。从整体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又有美国作为铁后台。共产党这边，苏联名义上无法支持共产党。开战对组织不利。周恩来视组织为生命，眼见组织利益受损，无法淡定了。从个人角度看，一九三七年以来，周恩来在国共双方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已经树起绝对权威。周恩来的生存空间有限。

这就是周恩来在建国之前的哭声。这些哭泣的理由都很充分。但是在林彪事件上，周恩来迸发出来的那种哭泣，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复杂。不仅在场的纪登奎搞不懂，就连之后的很多人都搞不懂。注意一下周恩来哭泣的时间，是在拿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电报之后。那么周恩来的哭声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猜测。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派别。

欣慰派：此派认为，周恩来看见电报之后感到很欣慰。因为林彪的事比较突然。鉴于林彪的地位，那事可能造成局势的巨大变动。就大局而言，当时非常微妙。因为对抗了二十年的中美两国开始接近，基辛格即将访华。林彪那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出乱子的。根据当时的情况，站在国家立场看，林彪坠机是最好的结果。当时周恩来独力掌控局面，压力山大，看见结局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喜极而泣。

痛苦派：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破产。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之一，反映在上层人事变动上，就是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打倒了一系列老干部，甚至连贺龙都牺牲了。现在林彪一走，那些做法都成了笑柄。在那个过程中，周恩来本人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说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话，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现在该如何向全国解释？周恩来感到很痛苦，很难受，需要发泄。

恐惧派：中共历史上一直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向来都很残酷。建国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一次比一次猛烈，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顶峰。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周恩来本人虽然绝顶聪明，成功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真正有分量的巨头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如果继续淘汰，还有谁呢？很可能就是周恩来。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政军内的实际位置已经坐二望一。如果要搞政治运动，将是绝佳人选。

阴谋派：这一派比较偏门，认为林彪的死，实际上是周恩来的阴谋。他们认为，周恩来一直在和毛泽东斗争，用尽各种办法斩断毛泽东的臂膀，林彪就是毛泽东的臂膀。只有斩断毛泽东的臂膀，才能把毛泽东架空。按照阴谋论分析，确实可以写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也许标准的答案永远不会有。但是历史本身有自身的规律：越是重要的事，越没有秘密可言。耐心梳理，总能慢慢接近真相。

逼近真相之前，先要理清楚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

第一章  老师和学生

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是一个特例：开始得很早，结束得很荒凉。

当初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将其视为自家菜园子，视自己为园丁，视黄埔学子为自己的人。当时的共产党虽然满腔热血，但还比较冲动。蒋介石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主任名义上帮助蒋校长经营菜园子，实际上经常去偷菜，以各种办法把最好的秧苗移植到共产党的园子里。手段变幻莫测，让蒋校长很烦。林彪就是菜园子里最好的秧苗之一。

林彪加入黄埔军校，堂兄林育南拜托湖北老乡恽代英和肖楚女照顾他。恽、肖二人也是老资格，在黄埔军校挺有名气，号称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和周恩来关系也不错。

实际上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表现并不特殊，沉默寡言，不爱表现；身体素质一般，各项科目并不突出。黄埔军校有名气的都是那种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之人，比方说黄埔三杰。从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好像没怎么在意林彪。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在意陈赓、周逸群那种政治水平突出的同学。林彪给周恩来的印象不如蒋介石深刻。

林彪毕业之后，一番曲折去了叶挺独立团，是经聂荣臻之手分配的。聂荣臻在黄埔军校是周恩来的助手，日后又跟着周恩来在中央特科干过一段时间。叶挺独立团的骨干，都是周恩来从黄埔菜园子里挖掘的秧苗，成活率很低，一部分在战争中阵亡，另一部分在中央苏区肃反时被干掉了。林彪比较走运，去独立团时，第一期北伐已经结束。蒋介石第一期北伐，第四军打头阵。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开路先锋，虽然赢得一系列荣耀，但伤亡颇高。如果林彪早一点去独立团，也许北伐时就牺牲了。

八一南昌起义，林彪又因为职位太低没资格和周恩来交流。等到周恩来在上海中央活动了几年，林彪已经跟着毛泽东，从麻雀蜕变为雄鹰。碰见毛泽东，也是林彪人生中的另一种幸运。换成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林彪的才华都不可能得到如此彻底的发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时，当年沉默寡言的林彪同学已经是红一军团长，苏区支柱之一。

如果非得拉上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那就是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人生中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那次战争之所以能胜利，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林彪在黄陂把陈诚揍得鼻青眼肿。那个时候，要说拉关系，便是最好的机会。

即便那个时候，在公开资料中，周恩来和林彪好像也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周恩来的谨慎所致。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林彪是跟着朱德上的井冈山，但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争吵时，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于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周恩来的策略是敬而远之。当时中央苏区的处境并不好，周恩来暂时不想招惹毛泽东，既不打击，也没走近。周恩来大部分精力都被俗事缠绕，没有时间和职业军人拉关系。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周恩来还是林彪的领导，但是共军在战略中左右摇摆，最后惨遭失败。惨痛的记忆，不提也罢。长征途中，周恩来转变立场，走到毛泽东身边，林彪则是气鼓鼓的，还闹出让彭德怀取代毛泽东指挥的事，被毛泽东批判教育一番。

虽然周恩来本人和林彪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周恩来对林彪没有拉拢的心思。红一军团的政委就是聂荣臻，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到中央特科到中央苏区到建国之后，一直都是周恩来的臂膀。

到延安之后，周恩来基本上负责外交统战，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去了苏联，两人更无往来。聂荣臻曾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去晋察冀另起山头，一一五师由罗荣桓打理。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干了，从那时候开始，周恩来和苏区“双一”班底的联系越来越弱，但依然千丝万缕。比方说邱会作，就是周恩来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出来的。

抗战后期，林彪回国，跟着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以及诸位黄埔同门又有些许接触。

解放战争中，林彪带着原来的“双一”班底在东北摧毁了国军的根基。这个阶段，周恩来就算名义上比林彪地位高，实际功能已经不如林彪重要。由于林彪拒绝去朝鲜，失去了最后一次建立盖世功勋的机会。建国之后第一个十年，主流搞建设，扬文抑武，加上林彪身体不好，宝剑入鞘，基本不作为。周恩来在总理的位置上，有功有过。

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成为军中象征，但又因为天下苍生说话轰然倒地。林彪终于再一次出鞘，取代彭德怀掌控国家强力机器。此时的周恩来还在政界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复出之后的林彪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政治阶段，开始第二轮造神运动（第一轮是刘少奇掀起的），由原来军事上的务实变成政治上的务虚。

正是因为林彪的存在，使得毛泽东的实力压倒刘少奇。刘少奇虽然在政界占优势，但是中共政权来自枪杆子，林彪就是最强的枪杆子。

正是因为林彪的存在，使得从组织角度考虑问题的周恩来在毛刘之争中转向毛泽东，违心地把刘少奇推入深渊。不如此，他自己也得跟着刘少奇沉入深渊。

第二章  周恩来的非常之举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林彪的地位从没高过周恩来。就算解放战争中，林彪战功赫赫，依然不如周恩来的地位高。建国之后就更不用提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一个新的铁三角：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这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最后一个铁三角。

周恩来一生中，多次参与铁三角建设。当初在上海中央，就有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的三角。这个三角关系中，向忠发是虚的，主要是李立三和周恩来唱戏。李立三唱戏过于激烈，被局势淘汰，周恩来生存了下来。

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铁三角，周恩来是其中一角。其中李德是外国人，基本上是虚的。主要是博古和周恩来在唱戏。但是博古是书生，因唱戏水平太低被局势淘汰，周恩来生存了下来。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形成另外一个铁三角。张闻天也是书生，没啥唱戏水平，很快被淘汰。毛泽东过于强悍，从各个角度挤压了周恩来的生存空间。

延安整风之后到文革之间，中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间的铁三角。这一次不同，毛泽东不用说了，刘少奇也是个性强势的角色，而且起于工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存在，再一次挤压了周恩来的生存空间。以至于解放战争中，作为共军缔造者的周恩来基本上没得到表演的机会。而且刘少奇主管党务，牢牢占据二把手的位置。

如果不是经济建设出现战略性失误，导致大饥荒的出现，刘少奇将顺利接班。正因如此，性格强势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毛泽东用自身的实力，在林彪的帮助下拿下刘少奇。周恩来因为无心领袖地位，安于执行者的角色，再一次生存下来。如此一来，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强人时代”的最后一个铁三角。

和历次组建铁三角都有周恩来的参与一样，林彪上位，周恩来也出了很大力气。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场接班人变更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林彪在大连借养病的名义观望。毛泽东把周恩来喊过去，把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对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这一切周恩来都很明白，要不然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了。

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处于接班人的位置已经有些年头了，邓小平也是接班人的备胎。既然两个人都不行了，那么就要有新的接班人。当时政治局常委一共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

毛泽东问周恩来：“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可做接班人）”？

周恩来当时相当紧张。明朝初年，号称大明第一功臣的李善长（朱元璋的萧何）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朱元璋问第一谋士刘伯温（朱元璋的张良），谁可以走上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刘伯温聪明一世，却在那一刻流露出破绽：朱元璋（想用胡惟庸）表示要他上位时，他表示：“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这个破绽，直接导致刘伯温的结局。

此时的周恩来就处在当初刘伯温的位置上。七大常委之中，除去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只剩下四个。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出，前不久刚刚被敲打过，不可能接班。陈云一直养病，不怎么说话。而且陈云那一套和刘邓比较接近，也不可能接班。剩下周恩来自己和林彪。毛泽东当然想用林彪，但却想测试一下周恩来。如果周恩来有半点非分之想，或者说有片刻犹豫，此后的日子肯定更难过。于是周恩来赶紧表态：把林彪叫回来吧。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吩咐周恩来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就这样林彪成为了接班人。接下来中央领导层改组，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常委由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时间是八月六号晚。增补的四人为康生、陈伯达、陶铸、李富春。其中康生和陈伯达是帮助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陶铸和李富春是帮助周恩来干活的。会议规定，林彪为唯一副主席，也就是接班人。

从此林彪的地位超过周恩来，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

曾经的学生、长期以来的下级变成自己的上级会不会心里有不爽？别人可能会有，但周恩来绝不会有。当初王明二十七岁成为中共一把手、博古二十四岁成为中共一把手，周恩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爽，反而能配合得很好。即使中央苏区沦陷的前夜，周恩来依然对博古尊敬有加。即使博古倒台，周恩来依然带着他工作。

对于林彪，周恩来也有办法处理。言语上足够尊敬：每一次演讲之后，毛泽东之后都是林副主席；行动上主动配合林彪：重要报告送过去，一份也不少。周恩来曾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这些只是常规途径，还有非常规途径。

在整理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时，有一个非常醒目、异于寻常、却又常常被忽略的线索：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周恩来总是在想办法增加林彪的实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每一次人事变动，林彪都是受益者，力量都在飞速增加。

一直到九大，林彪的势力都在一直增加。甚至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每一次大规模的权力变迁，林彪都是受益人。

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杨、余、傅事件，把林彪的力量推向巅峰。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号晚到二十四号凌晨，周恩来主持了一场会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

那次会议上，军内神经中枢——总参谋长换人，从能够平衡各派系的人物杨成武换成绝对忠于林彪的黄永胜，标志着林彪对军方的实际控制权达到顶峰。

那次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然后谈了杨成武一大堆其它的问题。

——林彪讲话依然是慢声细语，没有表情，但一定心情愉快。

——多少空话、套话、面子工程都不如实际权力实在。今夜他实现了对军方的实际控制，他相信黄永胜会百分百地按他的指示办事。

当然按照若干年之后的说法，那是冤假错案，是林彪集团搞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是了解详细情况的。

林彪讲话完毕，周恩来按照惯例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周恩来做事永远滴水不漏，同时要求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与此同时，周恩来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

就连一贯嚣张的江青，也要表态：“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林彪增长的实力只能暗地里羡慕嫉妒恨。

林彪的御用文人，大笔杆子陈伯达自然发表了一大堆演讲。把中间的废话刨除，竟然还讲出了新意：从文革开始，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的较量：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

——不得不佩服理论家的功底，脉络异常清晰。

第三章  五个回合

第一回合整理“彭、罗、陆、杨”，文革开幕式，相当于削减刘少奇的羽翼，在军方内部扫除了和林彪渐行渐远的罗瑞卿，从而边缘化可能威胁到林彪的贺龙。对林彪有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利，但主要还是对林彪有利。

此次事件中，周恩来全程参与，参与批判了所有人。当然周恩来不参与也没办法。那几个人中，至少杨尚昆和周恩来非常密切。当初杨尚昆从白区到苏区上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委是周恩来。杨尚昆开始很不适应，周恩来手把手地教，杨尚昆写个训令文件，都先送给周恩来看。那情形如同毛泽东手把手教罗瑞卿。日后很多年，杨尚昆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批斗杨尚昆，周恩来本人也不好受。

第二回合是文革主菜，直接打倒“刘、邓、陶”，扫除所谓资产阶级路线，为林彪上位直接扫清了障碍，对林彪大大的有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利。

刘少奇就不用说了，不倒的话，林彪是没法上位的，中央文革那帮人也很难火起来。但是打倒了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干活的，只剩下周恩来了。刘少奇在，吹到行政系统的风可以由刘少奇挡一部分；刘少奇不在，所有的风都吹到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不想推倒刘少奇，却也没有办法。再看邓小平，曾经是接班人的备胎。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没有考虑林彪做接班人的时候就考虑邓小平了。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打倒，可以说是帮林彪消除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竞争者。要知道历史上的邓小平不仅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还是周恩来的小弟。

再看第三个回合，所谓二月逆流，针对各位老干部，他们虽然负责不同的行业领域，终究还是军内各个派系的标杆性人物。叶剑英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也是深得毛泽东信任之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红军时代最大的山头；陈毅和谭震林是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标志，也是周恩来的臂膀。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头头已经靠边站了。

把他们全部打下去，中央政治局也就名存实亡，周恩来也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办事组慢慢取代中央军委。很显然，对林彪和江青双方都有利。

如果说前三个回合的较量对双方都有利的话，那么因为“七·二零事件”导致的第四个回合：“王、关、戚”落马则相当于剪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羽翼，消减了他们的威势。这个回合实际上是由于其它派系的反抗导致的。武汉军区的班底是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人马，不堪文革冲击。尽管林彪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他的势力却再一次增长。因为之后武汉军区重组，继任的曾思玉中将是老井冈山；政委刘丰更是林彪的人，九一三事变前夕，正是他把毛泽东的行踪透露给林彪。

王、关、戚落马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名存实亡，只剩下日后的四人帮成员。中央文革碰头会，大部分都是林彪的人。如此一来，林彪的威势渐渐逼近巅峰。

至于第五个回合，周恩来更是赤裸裸地帮助林彪掌控军方。

第四章  第五回合

第一节  杨成武将军

一九五五年评军衔时，一共五十五位开国上将，其中三位姓杨的赫赫有名，杨成武、杨得志、杨勇，均参加过共军各个时期（从红军到抗美援朝）的战争，并称“三杨”。杨得志解放战争时期和林彪脱离了关系，又被毛泽东信任，没怎么受到冲击。其中杨勇因为红三军团的背景，解放战争时期又在第二野战军，文革时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就遭了秧。杨成武呢，在不适合的时间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

杨成武生于一九一四年，福建人，祖先据说可以追溯到北宋名将杨业（杨家将）。他是农村出身，但念书不少，在共军之中算是异数。因为现实日子不好过，和小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杨成武十五岁那年参加革命暴动，后被编入朱毛红军第四军。之后杨成武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建立战功，步步上升，成为红四团政委。

长征途中，杨成武指挥红四团突破乌江封锁，为红军赢得生机；大渡河畔，凭借两条腿，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公里，飞夺泸定桥成功，再一次为红军赢得生机；腊子口突破，又是杨成武的红四团。杨成武红四团在长征中的作用，堪比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所以长征结束，在队伍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杨成武得以升职，由红四团政委变为红一师政委。杨成武的给力，保证了林彪带领红一军团顺利突进。也就是说，杨成武是在林彪手下发光的。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同样风头强劲，先是带着独立团帮助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完成狙击任务，接下来又在黄土岭战斗中，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干掉日军高级将领阿部规秀。所以抗日战争末尾，杨成武升级为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期间，杨成武又和杨得志、罗瑞卿一起带着晋察冀野战军纵横华北，在朱德的指挥下，攻克石家庄，开创共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抗美援朝时，杨成武为二十军团司令，并且在文登川之战中重创美军第七师，赢得声誉。

杨成武的历史，就是共军的成长史。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从公安部长转到总参谋长的位置，副手就是杨成武，也是林彪推荐的。文革开始，罗瑞卿倒台，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元中枢，非常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时代因为竞争压力大，那个位置上的人，基本能反映军内走势。当初粟裕挨批，是因为和彭德怀不对路，彭德怀当时在军内非常强势，所以粟裕被黄克诚取代。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因为罗瑞卿和林彪一样，都是毛泽东的心腹。日后毛刘纷争，罗瑞卿偏离林彪，和刘少奇、彭真有点暧昧，且与贺龙关系良好，所以文革时被拿下。

杨成武虽然只是上将，却是相当不错的人选。因为他地位不是特别高、资历不是特别老，不会自成一派。尽管如此，杨成武的战功没的说。看一看他在各个阶段的战争历史：曾经是林彪的心腹战将，可以被林彪认可；也曾是聂荣臻（周恩来的臂膀）的战将，可以平衡各派争端。如果是和平年代，杨成武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选。

然而文化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有“文化”二字，斗争的残酷程度却不亚于战争。

共军内部山头林立。虽然大家遵循同样的主义，打同一面旗子，在同一个领袖之下，归根到底，不同地方、不同人拉出来的队伍是不同的，总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建国之初，军内相对平衡，不同位置上有不同野战军的人马。等到九一三事变之前，军内基本上都是四野人马的天下。

十年文化大革命催生出两个奇特的组织，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前者在文革中负责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后者是林彪上台后，控制军方的一个平台。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军委办事组成立时，组长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杨成武是一个综合派。之前是谁的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之后是谁的人。

以杨成武和林彪的关系，如果死心塌地追随林彪，至少可以多干一段时间，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黄永胜。一开始林彪对杨成武很不错，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去空军上班，就是叶群亲自安排的，极为罕见。据吴法宪回忆，空军众多关系户中，由叶群亲自出马安排的，仅此一例。

总参谋长的位置是个火炉子。火炉子上的杨成武面临如下格局：之前的老领导，成为二把手的林彪；林彪之外的统帅们。林彪要完全掌控军方，必然要动其他统帅的奶酪。如果说这些还不算啥，那么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谁？）在军内也建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杨成武为副组长。如果仅仅是军内，也好说，大家都是战场出来的，都要实事求是。

如果实事求是，就没法搞。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剑走偏锋，目标就是从文化领域入手砸碎行政系统，类似于超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既然军人没啥经验，那就引入一个顾问。那个顾问绝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江青。自从在文化领域有了些许成绩之后，江青同志不甘心当文化领域的旗手，还要把手伸入一个她没实力、摸不清、不该伸手的地方——军内。

杨成武走向前台之后，和江青的关系还不错。毕竟江青地位特殊，又是大红人，得罪她没好果子吃。彭真和江青上演对手戏，遭殃了。罗瑞卿不给江青发帽徽，遭殃了。彭真和罗瑞卿远比杨成武根基深厚。

虽然地位升高了，但江青的性格还是没有变，还是骄傲任性，嚣张跋扈，对杨成武也不客气，该发脾气就发脾气。据吴法宪回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江青让杨成武派人去上海取材料。材料取回来之后放在京西宾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等着杨成武，当场发飙：“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赶紧解释：“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反问：“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很郁闷：“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表态：“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材料烧掉了。

江青向来喜欢收集材料，这次为啥急着烧掉呢？因为那些材料是关于江青本人在上海滩的破事，如果流传出去，有损形象滴。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动如此大的肝火吧。

按照一般的解释，江青这是无理取闹。这么理解也可以，江青本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即使到后期，也常常闹情绪，矫情。江青这么干，无疑是想显摆测试一下：自己在解放军总参谋长眼中的分量有多重。

结果当然很满意。

所以此次发飙不久，在另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议由杨成武组织人马写一个党史：两个路线斗争。并且先写一个提纲给大家看看。江青当时正是大红人，周恩来康生等人均表示同意。写好以后，大家一看，揉揉眼睛，重新看，再揉揉眼睛，再看。因为提纲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范畴之外：一部中共党史提纲只写了三个人：毛泽东，林彪，江青。

把面前陈独秀、王明等人删去还能理解，毕竟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竟然连周恩来、朱德也没有，太神奇了。连一心吹捧林彪的吴法宪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杨成武：这样能行么？杨成武摊开手掌：江青的主意。没办法，江青是大红人，杨成武惹不起。

这事也反映出江青的幼稚。她的这一套幼稚行为，相当于把杨成武推到火炉上。杨成武之前和之后的总参谋长都不拿她江青当根葱，要不容易有一个买账的，理当好好珍惜。江青倒好，直接让人家昧着良心做事。

毛泽东看了提纲之后直接摔到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也像江青那般感情用事，注定无法成为毛泽东。

那件事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杨成武那事干得极不靠谱，作为总参谋长，对一个毫无军衔的女人如此丧失原则地奉承迎合，不论如何都难以服众。任何一个领袖对他也难以放心。

从林彪的角度看，江青是林彪的潜在竞争对手。杨成武对江青如此奉承，也就不可能完全忠于自己。在那个年代，如果毛泽东和林彪任何一个人对某位将军不满，那人基本上就完蛋了，何况两人同时不满。而那个位置又是总参谋长，不得有任何马虎眼，必须找一个百分百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

事实上杨成武经历过各个阶段的战争考验，井冈山如此艰苦，熬过了；朝鲜战场也不失为军人气概。断不至于如此无节操。应该说他不适合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他上台原本就有各派平衡的因素。二月逆流之后，其他老帅都靠边站了，真正支持杨成武的人也就没有了。杨成武急病乱投医，想报江青的佛脚，肯定是不行的。在毛泽东眼中，江青只是一个棋子。在林彪那里，江青只是一个戏子。江青无法决定杨成武的命运。战场上的杨成武将军是个好汉，但好汉不代表能玩政治。

江青只是杨成武下台的一个引子，真正的因素还是周恩来。

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已经在储备军事力量了。那时候毛泽东还在搞农民运动呢。周恩来在军内根基很深，十大元帅，周恩来都曾指挥过。虽然每一次出了问题周恩来都要检讨，但是周恩来在军内的力量从未动摇。即使延安整风，也只是陈毅在华东被饶漱石折腾了一阵子。文化大革命不同，那些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将帅被拿下之后，周恩来和军内的关系越来越远。

周恩来那些左膀右臂纷纷回家写检讨之后，杨成武可以说是周恩来和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军内最粗的根系。拿下杨成武，相当于斩断了他们（周恩来和老帅们）和军方高层的直接联系。所以说，林彪的上升，伴随着周恩来和其他老帅们的退让。

要拿下杨成武，当然要找理由——整别人（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人）。明明被整，硬要说整别人。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世事就是如此搞笑。

其实周恩来完全明白其中的内情，但是他没有选择为杨成武说话，而是选择参与批判杨成武。那么周恩来为何违心地批判杨成武呢？杨成武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和周恩来配合得还是不错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正是杨成武戴着周恩来的材料到上海找毛泽东，成功打掉了王、关、戚。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做，除了一贯做法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目的——故意退让，增加林彪的力量。如果这点在杨成武身上还不算明显，那么请看另外两个人。

第二节  余立金和傅崇碧

从粟裕开始，总参谋长的位子变得易上不易退，下来时总会“犯错误”，粟裕本人就是被批斗之后下岗的。看看黄克诚，彭黄军事俱乐部的人；看看罗瑞卿，彭、罗、陆、扬反革命集团。杨成武身处文化大革命最癫狂的时候，自然也不能平静地推下，好吧，再找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找谁呢？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如果说拿下杨成武是清扫总参，那么拿下余立金则是清扫空军，拿下傅崇碧就是清扫北京军区。

余立金生于一九一三年，湖北人，十六岁开始闹革命，起于红四方面军，后又留在南方打游击，数次负伤，因战功赫赫被评为开国中将。从山头派系的角度看，属于标准的旁支。

空军诞生之时，各野战军都有自己的力量。余立金为华东空军政委，后来肖华上调中央，吴法宪为政委，余立金为副政委。一九六五年，刘亚楼死，吴法宪成为空军司令，余立金为空军政委。据吴法宪说，拿下余立金的起因是杨成武的女儿杨毅。这事说起来特别滑稽可笑，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当初杨成武组织写作班子吹捧江青，住在京西宾馆，成员就有杨毅。余立金下面有个秘书叫单世充，长相很不错，能说会写，算是才子兼帅哥，没事就跑去和杨毅唠嗑，还时不时带点吃的啥的。次数多了，被单世充的老婆发现了，认为二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跑到组织那里去告状。证据呢，就是单世充夹在日记里的两张和杨毅的合照。照片上还有单世充题写的诗歌，第一张上面有句诗“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张上面的诗句变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反正就是这些材料，看起来相当狗血。

空军里面的花花太岁王飞和周宇驰一看这情况，直接私下把单世充扣押。据吴法宪回忆：他很生气，因为那事涉及到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代总长杨成武，弄不好自己也会有麻烦；同时更生气的还有王飞和周宇驰，二位大爷仗着和林立果的关系，不把空军司令放在眼里，担心他们借机搞事对自己不利。吴法宪找到周宇驰，大发脾气，并且放出狠话：“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周宇驰跑到叶群那里去告状，叶群又把吴法宪骂得狗血淋头：“单世充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零一’都说，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于是吴法宪屈服。

吴法宪刚刚把单世充抓起来，杨成武夫人又打电话把吴法宪喊过去：“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吴法宪想见杨成武，也没见到。

按照吴法宪的回忆：第二天余立金夫妇到林彪家，带了一桌福建菜（讨好叶群）。余立金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同时余立金承认了他和吴法宪的矛盾：“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

余立金走后，叶群向林彪汇报。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吴法宪当然要感谢领导的关心和栽培，并且向林彪报告：“杨成武已经让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当天下午吴法宪带着老婆和秘书一起去看望杨成武。两人谈话不多，杨成武对吴法宪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不要整余立金和单世充之类。

——看看这些破事，可以理解为一段男女关系引发的血案。实际上没啥，后来也证明单世充和杨毅确实没啥关系。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只是上层斗争的一个引子而已。

从这些事情上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不和，代总长杨成武和林彪不在一条船上。余立金站在杨成武那边，吴法宪是林彪的心肝。

但其实问题的根子很早就存在了。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搞过一次秘密南巡。周恩来组建了一个随行班子，包括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毛泽东到各地讲话，不录音，不用电话，所有的材料都是由余立金坐飞机到北京送给周恩来。

    空军大院内，吴法宪和余立金家门挨门。吴司令见余政委在主席和总理之间往返穿梭，甚为忙碌，心中很不是滋味。每一次余政委回家，吴司令也跟去，询问主席有啥指示，实际上就是想探听小秘密。余政委每次都说，只是给总理送信，别的不知道。一次也就罢了，多次如此的话，吴司令就不高兴了。在那个年代，谁和最高领袖近，就意味着辉煌，否则后果难测。

吴法宪自己没办法，就把叶群拉出来，说叶主任想听听主席的指示。谁都知道叶群的地位特殊。其实毛泽东的讲话，还有李作鹏那条线。他们一直纠缠余立金，不过是让余立金表态：是否愿意和我们同舟共济。一起渡河，大家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但是余立金回答：我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我不能说，这有组织纪律，气得吴法宪摔电话。余立金敢如此强硬，坚守组织纪律，背后的身影就是周恩来。只要为总理负责就行了，干吗要为叶群那婆娘负责呢？

余立金不知道叶群的背后是林彪么，当然知道。事实上他对林彪也不怎么买账。当初罗瑞卿推行大比武时，余立金也在空军内部迎合：“有技术就有铁饭碗”；“打靶好就能评四好”；“政治是第一位，看起来不错，但真正要过硬时，还得靠自己的本事”。看看这些，都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完全相反。

再往前推几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余立金对刘少奇的讲话表示拥护：“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心服口服。这样一来，可以不被‘一比九’限制了”。

所以那次会议上，林彪才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如果要追根溯源，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老问题。

如果说余立金的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看傅崇碧，就更为简单直接明了。杨、余、傅事件中，如果杨成武的问题算隐性，余立金是中性，那傅崇碧就是显性。

傅崇碧生于一九一六年，四川人，曾经家境还行，后来没落，沦为放牛娃。一九三二年，十六岁的傅崇碧加入红军并入党，参与过井冈山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三十五岁的傅崇碧率领第六十三军在铁原设伏，和美韩联军血战四个昼夜。当时志愿军处境不妙，铁原一战关联全局。傅崇碧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兵行险招——以攻代守——击退美韩联军，六十三军也伤亡惨重，他本人也重伤昏迷，醒来后看见彭德怀的第一句话：“我要兵”。名副其实的硬汉子。

傅崇碧在建国之后担任过一系列职位，文化大革命爆发，担任北京卫戍司令，就是管京城防卫的，地位重要性无需多说了吧，相当于御林军掌门人。如果放在平时，这个位置是相当拉风，众人巴结的对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一个得罪人的位置。因为他要管京城治安，而文革要闹，这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斗争双方涉及到最高层的时候。

如何在那种混乱中维持秩序？如何维持不重要，因为必须去维持。但结果很明显：一旦维持，就要得罪一方。请看几个实例。

实例之一：文革初期，邓小平和叶剑英挨批，他们的孩子也遭殃。邓朴方在文革中断了腿，留下残疾。这事怎么牵扯到傅崇碧了呢？因为叶剑英有两个孩子、邓小平有一个孩子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当兵。中央文革小组让谢富治抓人，但谢富治是个老滑头，不愿意干得罪人的活，就让傅崇碧去。谢富治是公安部长，除了军衔级别高点，并无命令傅崇碧的权力。所以傅崇碧表示，这事要先请示叶帅。谢富治不同意，傅崇碧于是表示：你不同意，我不去。谢富治没法，只好表示，不去可以，但是不要走漏风声。结果谢富治派人去抓人，没抓着。

不用说，是傅崇碧放的风。

谢富治当时是公安部部长，非常红，连骄傲的江青都要给他面子。江青敢在杨成武面前大喊大叫，但从不会那样对待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掌控全国公安力量，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文革要闹事，必须由谢富治配合。傅崇碧这么干，相当于得罪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各位大神。其实傅崇碧和杨成武一样，也是晋察冀出来的，聂荣臻带出来的人，靠周恩来的。

实例之二：周恩来和毛泽东“和而不同”，具体表现就是保护一帮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包括党内、军内高层，都是江青或林彪的菜。周恩来把他们秘密安置在京西宾馆，由北京卫戍区的人负责，一般人不知道。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故意把消息散布出去，各路红卫兵如同苍蝇见到臭鸡蛋一般，嗡嗡飞过来。他们非常勇猛地冲破警卫，进去抓素不相识的老人家。其中来自东北的造反派最卖力，直接抓住东北局第一书记，五十九岁的宋任穷上将，打算用绳子把他从阳台上吊下去，抓走批斗。对于这种事，公安部长谢富治是不管的。

周恩来得到消息之后，立刻指示傅崇碧，夺人。傅崇碧也不客气，直接指挥人马把宋任穷将军从造反派手中夺下。傅崇碧此举虽然是奉周恩来之命行事，却相当于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奶酪，影响了他们的伟大事业。

其实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危险的。不仅宋任穷一个，还有许世友，正领着其他几位老将军，准备和造反派小将开战。许世友是江青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许世友不买她的账。江青曾经说过：军中有两霸，一霸许世友，一霸韩先楚。当时韩先楚就在许世友身边，如果能同时抓住许世友和韩先楚，对江青而言，一定值得大大庆祝一番。

事后周恩来和傅崇碧商量：“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领命，把所有人秘密转移。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夺权，中央文革小组最火的时候。各位理论家没想到还有人敢和自己作对，中央文革小组眼见人都没了，影响造反事业的发展，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傅崇碧。各位大侠当着周恩来的面，轮流对傅崇碧拍桌子。

林彪的狗头军师陈伯达在江青面前向来装可怜不吱声，这次也逮着机会发飙：“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傅崇碧看了一眼精神支柱周恩来，回敬：“我怎么知道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

姚文元是跟着江青走的，向来不怎么理会陈伯达，这回竟然帮腔：“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傅崇碧再顶：“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一言我一语，搞得傅崇碧相当烦。关键时刻，毛泽东打电话找傅崇碧。他虽然不出门，但对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既然伟大领袖有请，各位大侠只能暂时放了傅崇碧。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傅崇碧见过毛泽东之后，直接回家了，竟然无视各位大侠，太气人了，太伤自尊了。不行，打电话把傅崇碧叫过来。

江青发话：“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盟主，一般来说都要给面子的。没想到傅崇碧牛气地回答：“没有叫我回来嘛”！江青很纳闷，再问：“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赶快交待”。傅崇碧根本不鸟她，只是喝茶抽烟。搞得康生也看不下去了，习惯性站起来拿出搞审判的架势对傅崇碧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傅崇碧一看康生那德性，很来火，甩出一句：“你们去问毛主席”。

——完了，故事到此为止。江青和康生即使不爽，也得对傅崇碧换上一副笑脸。他们是没有胆量去问毛泽东的，因为他们都是伟大领袖身上的毛发。即使损失了一部分革命业绩，也只好算了。

傅崇碧如此牛，是因为毛泽东召见他时表示：傅崇碧同志，干得好，我支持你。

但傅崇碧牛过头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傅崇碧转移那批人，是因为韩先楚、许世友他们是他的心肝宝贝，绝对忠实于他。毛泽东是绝不会把他们交给红卫兵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无条件支持傅崇碧。因为毛泽东一直支持江青和康生，还指望他们搞文化大革命呢。傅崇碧认为靠在周恩来身上就没事，实际上周恩来另有一盘棋，不会因为傅崇碧而改变落子思路。

所以傅崇碧遭殃了。

第三节  搞笑一幕

如果说搞掉杨成武还有些严肃性，搞掉余立金有些随意，那么搞掉傅崇碧则充满娱乐。

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是一个品质不错的人。虽然鼓动各种造反活动，但同时也保护了一大批文物资料。戚本禹倒霉之后，有一批资料找不到了，其中有一箱鲁迅的手稿。其它资料无所谓，但鲁迅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有一段时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就只能看到鲁迅的书了。

鲁迅的手稿不见了，许广平写信给中央，惊动了毛泽东。于是周恩来主持查找。周恩来让杨成武和傅崇碧去找，傅崇碧到秦城监狱去询问戚本禹，戚本禹告诉傅崇碧，稿子具体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因为是江青让他去取的。杨成武和傅崇碧很纳闷：之前江青是说不知道的，现在戚本禹却说在江青那里。

他们决定先向周恩来汇报情况，让周恩来拿主意。他们没有直说是戚本禹的话，就说有个叫韩书信的人知道手稿的下落。凡是涉及到江青的事，都不好办，搞不好就要遭殃了。万一戚本禹对江青怀恨在心（戚本禹倒霉时，江青泼过脏水），自己就被下套了。

江青让傅崇碧把远在四川休假的韩书信叫回来。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让韩书信连夜乘飞机回北京。韩书信的小心脏砰砰乱跳，以为自己闯祸了。没想到只是问他鲁迅手稿的问题，于是舒了一口气说：“手稿交给了何先伦”。

何先伦在西苑旅社，周恩来的联络组。傅崇碧找到他之后询问了手稿的事，何先伦告诉傅崇碧：“这事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是他具体承办的”。卜信荣就在中南海钓鱼台，江青身边工作。事情到此还算正常，傅崇碧办得还不错，接下来就非常有娱乐性了。

傅崇碧带着几个人去了钓鱼台，经过请示之后，几个警卫员也跟着进去了。途中碰见姚文元，一起进入会议室，见到江青。江青一看傅崇碧身边跟着几个高大威猛的军人，立刻发飙：“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傅崇碧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捂住耳朵叫喊：“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再次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不依不饶：“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傅崇碧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我们刚刚把鲁迅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江青这才正眼看傅崇碧：“手稿在哪里”？

傅崇碧说：“就在中央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江青把保密员喊来对质，果真如此。

——江青彻底愤怒了。如此多的人浪费了如此多的精神和时间，手稿竟然在自己身边，相当于搞了一个大乌龙。没面子，太没面子了。

愤怒的火焰喷向了保密员，江青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叫：“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保密员倒霉了，丢了饭碗不说，还要接受审查。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不用面对江青喜怒无常的脾气了吧。

江青转过头对傅崇碧说：“你的事没有完，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号。

江青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若干年之后，真有士兵逮捕江青的时候，她的反应也不过如此。无非以下几个原因：一，大家顺着她惯了，矫情；二，更年期综合症，无需理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第三个：她对傅崇碧早就不爽，一直压在心里寻找机会。如今终于逮到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设了一个局，把傅崇碧绕了进去。

第二天晚上，江青开会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进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江青给傅崇碧安了个“武装冲击钓鱼台”的罪名。

三月二十二号，林彪和江青接连召开一系列会议，说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了形象一点，还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里最起码有一挺机枪。

——就这样，傅崇碧倒霉了。此后七年，傅崇碧名义上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实际上过着失去自由的生活。接替傅崇碧的是温玉成将军，林彪的亲信。

这样一来，北京卫戍力量落到了林彪手中。

第四节  推手

傅崇碧的事，当初很多人可以作证，陈伯达、康生、姚文元都能作证。就算他们不出面，周恩来也可以作证，但是周恩来没有出面。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了很多人。但是周恩来保人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不过线，不承担政治风险。事实上，为傅崇碧说句话，无需承担什么风险。但周恩来不仅没有替傅崇碧说话，也没有替杨成武和余立金说话。

能说话，却不说话，是不是很奇怪？不像周恩来的风格，也不符合大众对周恩来的印象。事实上，周恩来不仅没有替三人说话，还亲自处理了善后工作。

三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决定用黄永胜取代杨成武，把余立金收押。随后毛泽东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根据现场的吴法宪回忆，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周恩来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吴法宪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黄永胜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

    吴法宪问周恩来：“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待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让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周恩来布置完毕，就让吴法宪回空军大院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同时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吴法宪让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吴法宪家，说吴法宪有事情要同他商量。余立金刚走进吴法宪的院子，杨德中就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捕了”！整个过程没有惊动任何人。此后吴法宪又对余立金家进行了搜查和监视。

——这样余立金倒霉了。他是吴法宪和林彪在空军内部的最后一个反对者。他的被捕，意味着空军成为林彪的后花园。

对吴法宪而言，余立金虽然被除去了，却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无法无天的林立果将会更加无法无天。九一三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吴法宪无法约束林立果。所以说世事因果循环，祸福相依，谁又能说得清呢？

就在相同的时间，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着部队到杨成武家，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和周恩来带着一帮人找杨成武谈话。林彪对杨成武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一大堆空话，套话。

杨成武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林彪又对杨成武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就这样，杨成武从代总参谋长的位置下来了，黄永胜取而代之。黄永胜虽然对林彪不能百分百贴心贴肺，但不会如杨成武那般和各方面都有联系。

如此一来，林彪相当于控制了军委神经中枢：负责军事指挥的军委办事组中，只有李德生一个人非林彪嫡系。每次开会，林彪嫡系人马视李德生为空气。李德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进去的，一直静候在那里，如同钉子一般，到一九七一年终于发挥作用。

如此一来，林彪控制了整个空军。

如此一来，控制了北京卫戍区。

完成这个动作之后，林彪基本上控制了军方。接下来九大，林彪接班人的位置被写入党章。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配合林彪发动“一号作战命令”。正是这个命令惹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不久之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破裂。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力量全面收缩。支持他的老帅死的死（贺龙），挨批的挨批（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他的力量基本上退出了军方。

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相当配合（有被迫成分，也有主动退让），把军方地盘完全让给了林彪。周恩来为啥这么干？其实并不神秘，类似的事情周恩来已经干过一次。

第五章  阳谋

十年之前，毛泽东要退居二线时，曾经想让刘少奇接班。当时刘少奇从毛泽东身边走向前台，逐渐控制行政系统。周恩来主动配合，把行政系统的主导权让给刘少奇。周恩来如此做，从组织角度出发，有利于团结稳定。

但也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拥有了整个行政系统的刘少奇最终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不是刘少奇愿意和毛泽东斗。当时的局面是，三面红旗战略性失败，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政局走势必须改变。大家都希望改变，最迫切希望改变的，便是拥有行政系统之后，试图大展宏图的刘少奇。如此一来，整个行政系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刘少奇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

刘少奇倒台之后，林彪成为接班人。接班的结果必然是从毛泽东身边走向前台。只是林彪和刘少奇不同。林彪的力量基本上都在军内，从维护组织的团结稳定出发，必须把军方主导权完全让给林彪。

但这样必然造成一个结果：拥有整个军方系统的林彪也将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不是林彪愿意和毛泽东斗。九大之后，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入党章，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抓人、抄家、批斗会的招数都玩了一遍，基本上都很失败。不仅如此，红卫兵本身也在斗争中分裂，双方武斗，你死我活。最后毛泽东挥了挥手，让他们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的标志。

如此一来，必然需要再一次的战略性转变。转变的领头人是谁呢？必然是渴望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林彪。就算林彪不想动，文化大革命中新形成的军人利益集团也会推着他往前走，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正如当初行政系统把刘少奇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

当然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

一九五八年刘少奇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确实存在上位的可能性。而且他已经是国家元首，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只是在中国党领导国家的体制中没有毛泽东的地位高而已。所以周恩来的退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在历史上，不论是拼资历、拼能力，还是拼功劳，周恩来都不输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林彪只是处于接班人的位置上，能否接班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件（被看成不让林彪接班的证据），周恩来就看过。以周恩来的心细如发，如何看不懂那封信的用意？但是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增加林彪的实力，把林彪推到前面。

那么周恩来一系列的作为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阴谋。包括林彪九一三叛逃，包括林彪必须是叛国罪，都是周恩来一手策划的？如此解释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而且看起来相当诱人。但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前提：周恩来也不是神，无法预测未来。如果他是无所不能的，就不至于在当初和蒋介石的较量中一败再败，不至于几十年在毛泽东身边反复检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砸碎刘少奇身后的行政系统。完成那一步的关键就是周恩来。如果周恩来站在刘少奇一边，那么文革必然剧烈得多，甚至可能会发生武斗，甚至可能发生饥荒。如果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那么刘少奇将没有还手之力，因为周恩来本人在行政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结果周恩来转身，刘少奇残缺。

如果说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高调支持，行动上走在前头。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超出所有人预料，也超出周恩来的预料。那种破坏力度是极其罕见的，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尤其不可思议。作为国务院总理，政策的执行者，周恩来必须求变。

纵观周恩来一生，从来都不是制定战略决策的那个人，制定决策的是陈独秀、是王明、是毛泽东。周恩来是执行者。但是周恩来一直都在求变，每一次战略失败的时候，周恩来都在变。比方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时候，周恩来转向了；比方说王明的政策破产时，周恩来转向了；建国之后也是如此。三面红旗那会儿，周恩来也有过一点努力，但是没法转，因为毛泽东太强势了。直到大饥荒那几年，周恩来在和刘少奇一起转向，转向的结果就是刘少奇转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

文化大革命风暴太猛，损失太大，中央战略决策再一次失误，周恩来只能再一次转向。但是周恩来自己没法转，因为他不是领袖，也无领袖之心。这一次，他决定依靠林彪。也只有林彪一个人看起来能改变局势。

周恩来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只要增加林彪的实力即可。林彪的实力越强，形成的新利益集团力量越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摧毁利益集团的风暴，当林彪的力量逐渐强大时，就变成对抗风暴的一堵墙。

有人说周恩来在林彪身上玩阴谋。这话不对，实际上是百分百的阳谋。说阳谋，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把林彪拉下水。还记得二月逆流么，谭震林绝望之下发飙，完毕之后给林彪写信，说自己准备牺牲之类的。为啥是林彪呢？原因很简单，林彪有实力。然而林彪没有理会谭震林，把他的信直接转给毛泽东。军方的老帅们，一直想把林彪争取过来，但没有成功。

第二层：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就是依靠军方支持发动文革的。而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一旦把林彪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相当于双重性质削弱毛泽东的力量，相当于动摇文革的根基。但这不代表是阴谋。阴谋无法搞定这种事，只能是阳谋。

所谓阴谋，见不得光。

所谓阳谋，就是把事情引向必然的轨道上，但是其他人未必看得见。

周恩来这一手，相当于把借力打力的功夫玩到极限。如此手段，只有历史上最顶尖的权谋大师才能玩。从这个角度上说，周恩来是相当了不起。当然，周恩来一直都很了不起，要不然，早就被历史淘汰了。陈独秀、王明、博古、刘少奇、林彪都被淘汰了，周恩来还在，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一种证明。也许这么说有损周恩来一贯伟大、正确、光辉的形象，然而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任何高大形象的背后必然有强悍的实力作为支撑。所谓实力，第一要诀就是生存。如果生存问题都搞不定，莫谈其他。

那种一尘不染的高、大、全的原型，一般都是书呆子感情淹没理智时想象出来的，而且只存在于传说中，比方说三皇五帝那般人物。

各路专家清理文革关系时，只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闹僵了。少数人更深一步，看到九大之后林彪和江青开始有矛盾。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延伸一下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根子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是由周恩来亲手埋下的。

如果这事不够明显，那么看看贺龙的事。

第一节  对贺龙

整个文化大革命，贺龙的事都很有代表性。

贺龙很会搞关系。在整个中共高层将帅之中，贺龙搞关系的水平是数一数二的。贺龙很早就闯荡江湖，和各种人都能搞到一起，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息。罗荣桓的人品在党内有口皆碑，号称“圣人”，毛泽东欣赏他，高岗佩服他。和天才的林彪搭档并不容易，但是罗荣桓干得很好。罗荣桓和林彪搭档那么久，二人却无私人情谊。一方面是林彪私下不交朋友，另一方面，罗荣桓为人讲原则，大公无私。但是贺龙就能把罗荣桓融化。

贺龙和罗荣桓接触很晚，但很快称兄道弟，亲兄弟一般。罗荣桓私下称贺龙为“龙头大哥”，听起来仿佛黑社会一般。罗荣桓形容贺龙：“贺龙性格开朗，豁达豪放，为人坦荡，你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心，有一股强烈吸引人的魅力”。如果罗荣桓没有早逝，以他和毛泽东的亲密程度，文革时期林彪未必能在军内一统天下。

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左膀右臂。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过程中，贺龙出了大力气。所以贺龙和毛泽东关系很好。

贺龙和刘少奇的关系也很不错。

文化大革命之前，贺龙基本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支持。即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对刘少奇态度暧昧，毛泽东还是想保下贺龙，防止林彪一人独大。所以贺龙一直是林彪切实的威胁。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原因之一，就是罗瑞卿和贺龙关系亲密。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一大批人，其中最想保的就是贺龙。贺龙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两大贵人之一，周恩来在贺龙身上用的心思最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

周恩来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替贺龙辩护，而且冒着风险，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安排贺龙和毛泽东乘坐同一辆车。为这事，江青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围着周恩来嗡嗡乱叫了很久。

开始时毛泽东也是要保贺龙的，但是后来态度变了。毛泽东要依赖林彪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要上位，军内最大的障碍就是贺龙。毛泽东让贺龙和林彪谈话，谈崩了。林彪虽然没有力量打倒贺龙，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为了林彪舍弃贺龙。

那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办法。因为周恩来保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殃及到自己，否则就是得不偿失。周恩来是不是太自私了？可以理解。问题是，如果周恩来想要斗争，那么当初就和刘少奇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那样胜利的概率还大一点，至少可以斗得轰轰烈烈。

失去保护伞的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无处藏身。周恩来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新六所躲一阵子。但是有人把消息放了出去，造反派尾随而至。贺龙没办法，路过中南海，到周恩来家中探望。周恩来指示秘书把走投无路的贺龙安顿在自己家。

周恩来此举当然也冒风险。一九六七年一月九号的军委碰头会上，林彪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贺龙住在周恩来家的那段时间，周恩来在生活上很照顾，但从不和贺龙敞开心扉地谈一谈，贺龙很憋屈。

最后周恩来选择屈服压力，和李富春一起代表组织和贺龙谈话。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号下午四点。周恩来对贺龙说：“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洪湖肃反，贺龙有责任不错，但其他都是子虚乌有。对此周恩来也明白。贺龙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要辩解。周恩来没有让他说话，只是告诉他：“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听了周恩来的话，贺龙很伤心：“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贺龙的厄运由此开始，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周恩来，直到死了也没等到周恩来。和贺龙大概相同时间被迫害致死的，还有红二方面军兼第一野战军在大将行列的代表，中国装甲兵创始人许光达将军。

实际上周恩来并没有尽全力去保贺龙。详情参照陈毅。如果周恩来下决心保贺龙，是可能保住的。毛泽东后来改变态度，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内心深处是想留下贺龙牵制林彪，如果周恩来出面力保贺龙，林彪应该也不会为此和周恩来翻脸，毛泽东应该也乐意看到周恩来和林彪“有摩擦”。

对此周恩来应该很明白。从时间顺序看，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的恶果已经开始出现，周恩来的心思已经出现微妙变化。应该说周恩来之所以选择牺牲贺龙，除了他本人不想和林彪正面对抗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林彪的力量。

第二节  因和果

不禁要问：为什么？周恩来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增加林彪的实力，把林彪推向毛泽东的对立面？答案很简单，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周恩来一开始是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文革的风和他的预期相差太远。如果一直这么刮下去，迟早要摧毁所有的人。于公于私，周恩来都要想办法扭转那种状况。

从私人角度看，周恩来自己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累得半死，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干了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很多事注定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比方说在刘少奇那事上，那是千般理由、万般解释都洗不掉的污点。

比起周恩来的个人遭遇，孙维世的死，对周恩来触动非常大。周恩来非常疼爱孙维世，将其视为掌上明珠，亲生女儿一般珍视。文化大革命本该和孙维世没有关系的，但孙维世还是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了和林彪拉关系，与叶群合谋害了孙维世。当初正是江青拿着从孙维世家抄出来的“材料”到周恩来面前，逼迫周恩来签逮捕令。彼时的江青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眼高于顶的。

日后的岁月，周恩来不仅无法给孙维世伸冤，而且还要对江青和叶群笑脸相迎。不论心胸多么宽广，都会有隐痛吧。周恩来在谋划（什么）时，就一点私人感情都没有？

从组织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损害了组织利益。周恩来就是组织的化身，凡是对组织有利的，周恩来都会去做，哪怕是错误，哪怕是牺牲，在所不惜；凡是对组织不利的，周恩来都会本能地抵制，哪怕是错误，哪怕是牺牲，在所不惜。就算周恩来能放下个人感情，也不可能视组织利益于不顾。因为那是他毕生梦想之所在，毕生奋斗意义之所在。

要描述这一层，首先得描述周恩来和江青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于公于私，给周恩来造成伤害的事都和江青有直接关系。

第三节  周恩来和江青

周恩来和江青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周恩来厌恶江青，觉得江青碍手碍脚。江青敌视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阻碍她实现野心的障碍。

版本之二，周恩来讨好江青，希望借此赢得毛泽东的好感。江青在周恩来面前作威作福，以此显示自己多么牛。

版本之三，周恩来很欣赏江青，欣赏江青的革命热情。江青很尊重周恩来。即使江青发脾气，也是江青和周恩来关系良好的表现。

还有其他版本。不同派别的人守着不同的版本，滔天的口水形成不同的大帽子扣在不同意见者的头上。究竟哪一个版本是对的，无需深究。因为所有版本都是对的。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延伸。

江青和周恩来相识很晚。尽管两人都在上海滩呆过，但地位相差甚远。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江青还是一个女愤青。等到江青入党，在上海滩小有名气时，周恩来已经到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竞争去了。

一九三七年江青进入延安之前，途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人中就有邓颖超。邓颖超看到她演戏的剧照，还曾惊叹说：哦，是位电影明星。到延安之后，江青才知道，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那时候，周恩来在延安的地位介于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之间。那时候，江青眼中的周恩来英俊潇洒、且文质彬彬，属于有才有地位的典型。嫁给毛泽东之后，江青曾经试图在某些习惯上向周恩来看齐，惹得毛泽东相当不快。

说江青欣赏周恩来，那是有根据的。

周恩来在为人处世方面滴水不漏。特别是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后，其他高层人物不拿江青当回事时，周恩来对她可是百般照顾。江青对周恩来有时候很感激，延安两人骑马行路时，江青心血来潮，导致周恩来落马摔伤了胳膊。

建国之后，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周恩来提议的。江青对周恩来也有感激的成分。但随着江青地位的升高，周恩来逐渐成为江青的障碍也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中共内部最奇特、最复杂的关系，没有之一。江青不会在刘少奇面前表露个人情绪，因为刘少奇不鸟他。江青从不会在林彪面前表露个人情绪，因为林彪也不怎么理她。但江青从来不在周恩来面前隐藏自己，因为周恩来从不会对江青发脾气。即使江青发脾气，哪怕无理取闹，周恩来也总是忍让。

周恩来说：“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

周恩来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份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从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它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谁？）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如此肉麻的吹捧，还是周恩来么？还有更肉麻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号，全国两万多名文艺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对江青再一次吹捧：“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江青也就是一个三流演员，让她出面搞艺术，样板戏已经是极限。但是在政治上，屁股决定脑袋。为了吹捧江青，周恩来甚至当众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周恩来甚至把江青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

在生活上，周恩来对江青更是无微不至。根据邱会作回忆：某日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就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吴法宪回忆了一件更搞笑的事：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重要议题，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啥事呢？江青说她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就不能去见主席。周恩来会也不开了，带着他们几个到江青那，手托着下巴对着马桶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最后周恩来对江青说，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江青同意，周恩来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江青那里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神。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

这些侧面和周恩来的正面形象不符合，但是非常重要。正面说周恩来，都是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主持大局，却从来不说如何忍辱负重。我们知道韩信能忍，是因为忍受了胯下之辱，终于成为一代名将。我们都知道勾践能忍，是因为对夫差的种种低声下气，最后东山再起。我们知道孙膑能忍，是因为知道孙膑装疯卖傻得以逃命。周恩来和他们不一样。周恩来忍受这些，并非为了得到最高权力，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复，而是为了一个简单到卑微的目的：干活。

只有把那群热血冲动的革命派哄好了，才能继续干活。所谓干活，也就是最低限度上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最大限度上为组织争取利益。

周恩来的迁就忍让换来了啥呢？应该说换来很多。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权力核心。昔日的政治局会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那么谁当会议的主持人就很重要，意味着站在权力的中枢核心。昔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是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基本上都是文革新贵。按道理轮不到周恩来主持。但是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一帮理论家和军人，能管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如何能掌管国家大事。所以还是由周恩来搞，周恩来还是那个掌控实际权柄的人。适当的时候，周恩来抓住一个机会，王、关、戚就完蛋了。毛泽东南巡修理林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了解行踪。

毫无疑问，周恩来的日子更难过了。

第四节  江青对周恩来

身为慈禧太后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女人。如何评价江青呢？很简单，演员。

江青的一生是演员的一生。江青的前半生在上海滩演戏，三流小角色，很不成功。江青的后半生在北京演戏，本色演出，很成功。上海滩演戏，需要依靠技术进入角色，不是江青的强项。北京演戏，在政治舞台上本性流露，是江青的强项。

江青本质上是一个执着而任性的女人。一辈子总是在试图抓住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管是演戏，谈恋爱，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她好像从来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演戏总是不成功，谈恋爱也是不成功。她的这种狂躁不安的性格直到遇见毛泽东之后才安静下来。按照常规，这种性格在政治舞台上更不会成功。只见她上蹿下跳，打倒这个，批斗那个，从来不懂策略，不懂得方式。之所以能够一直表演，只是因为她背后那个强大到逆天的男人而已。要不然，她早就完蛋了。

江青一直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说话做事写文章处处模仿毛泽东。然而最终却是只见其形、不见其神，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的大气磅礴，到了江青那往往变成了撒泼。原因很简单：两人从学思到思想，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江青又因为是毛泽东的夫人，处处冲锋在前，煽风点火，其他人都得避让三分。

在江青充分表演的过程中，周恩来以超强的实力配合她，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的过程中依然风度翩翩。江青对周恩来完全是毫无顾忌，根据各种形势需求转换各种脸谱。

整体上说，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还算不错。周恩来对江青很尊重，每次到江青那里之前都先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江青同志行不行”？秘书把周恩来的话转告江青，江青的回答总是：“总理来，可以，欢迎”。从未拒绝。江青干点事（如样板戏），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

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年代，也有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北京大街上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则对身边的秘书（阎长贵）表态：“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秘书就把江青的这种表态释放出去。

要说江青和周恩来和谐，那绝对是瞎扯。因为从办事风格到个人追求方面，两个人完全是南辕北辙。周恩来能应付各种场面，归根结底还是要干实事。江青只能搞各种表面文章，看似轰轰烈烈，其实啥都没有。两人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

比方说在宋庆龄的问题上，江青对周恩来就很不爽。但是也没办法。比方说周恩来开会搞生产，和江青搞革命完全相反。江青完全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经常对周恩来吹胡子瞪眼，给周恩来制造各种难题，有时候甚至到恶作剧的程度。比方说江青自己哪里不爽，很小的问题，非要周恩来亲自出面解决。

“二月逆流”之后，周恩来虽然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实际上日子却相当不好过。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江青的地盘，江青名义上是副组长，实际上是女霸王。陈伯达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康生也要给她三分颜面。周恩来孤零零一个人，自然要看江青的脸色。吴法宪回忆：“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当然这是狐假虎威。没有毛泽东点头，谁也别想打倒周恩来。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需要对江青低声下气？别逗了。

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表态：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如果仅仅那样，周恩来忍一忍也就算了。就个人而言，周恩来能忍。如果仅仅是个人忍耐层面，相信江青往周恩来脸上吐唾沫都没有关系。但是周恩来也有底线，那就是组织利益。周恩来就是为组织而生，不论是谁，一旦威胁到组织利益，周恩来就会想办法斗争，不管逆取还是顺守。

前面说过，为了组织利益，周恩来在文革之初制定了两条规则，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正是因为抓生产，在动乱之中才防止了饥荒第二次到来。江青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如同演戏那样，才有成就感。所以她对周恩来抓生产那一套很不感冒。生产那东西，在江青眼中太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如果大家都去抓生产，那么革命的热度必然降低。

周恩来制定策略：基层不搞文化大革命，矿业、企业生产第一。江青很不开心，于是决定反击。一九七一年从上海兴起的夺权运动，王洪文带着一帮工人开始参与到文化大革命，就把周恩来的策略冲垮了一半。所谓“生产第一”成了一句空话。稍后一点时间，又因为肖华的事，叶剑英和徐向前在京西宾馆拍桌子，结果连同林彪一起搞出了一个《军委八条》。那个文件除了拉开了军人参与文革之外，还在很多地方实行军管。军管的结果，总算没有耽误一九六七年的春耕。叶剑英和徐向前身后，就是周恩来。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军人渗入力度过大，出现了军人让文革熄火的苗头。于是又开始在军内批斗带刀的刘邓路线。如此一来，全乱了套，大规模武斗开始。不要说生产，生存都遇到威胁。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要是还能忍，说真的，他就不再是周恩来。为了更直观地看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冲击，请看一个实例。

第六章  科学家的悲剧

政治家和将军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可以理解，毕竟大家都是江湖中人。然而科学家受到冲击就说不过去了。科学家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当一个时代无法容纳科学家时，不论说得多么好听，都是不正常的。回想起中世纪，人们不会记得宗教裁判所牧师们的花言巧语，只记得罗马鲜花广场上命丧烈火中的布鲁诺。

文化大革命狂热之时，破坏力度绝不亚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那股风吹到科学界，吹走了真正的精英。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现代科学诞生得很晚。没有科技就没有一切。尽管很晚，近代科学也终于诞生了。其中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叶企孙和熊庆来。

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主要贡献有两条：一条是学术贡献；另一条是教书育人。华罗庚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华罗庚是数学天才，但是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种人放到现在都未必有机会念大学。但熊庆来见到华罗庚之后，视如珍宝，破格提拔，并推荐到英国进修。日后华罗庚又用同样的方式成全了陈景润。但就是这样一个熊庆来，文革时期竟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死于非命。

近代科学史上，叶企孙可谓一朵奇葩。他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领域，带出来很多第一流的学生。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其中有十三位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另外钱学森、杨振宁等人，和他也有这样那样的交集。甚至可以说，两弹一星工程，根源在于叶企孙。如此成功的老师，理应被天下人敬重。然而很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只能被卷入漩涡。他之所以卷入漩涡，是因为另外一个学生，熊大缜。

说起熊大缜，都是泪。抗战前夕，华北的东北军中有一个团长不愿意撤离，带领一支队伍留在华北打游击，后来加入共产党，建立了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团长就是吕正操，日后的开国上将。与此同时，北平各个大学南迁，叶企孙和他的那些才华过人的学生一起前往昆明，那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日后的两弹一星的元勋。但是有一个人不愿意走，就是二十四岁的熊大缜。他年轻、单纯、绝顶聪明，血气方刚。他要留下来打鬼子。

现在看老电影，类似《地道战》或《地雷战》这样的影片，感觉恍如隔世。不禁要问，日军当年在华北疯狂封锁扫荡，共军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自制的。确切地说，都是熊大缜和他的伙伴们制的。按照那个剧情发展下去，一个传奇英雄就诞生了。日后熊大缜和他的两弹一星的同学聚会，该是多么喜人的场景。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之后，双方都在清理自身队伍。吕正操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人，相关人等都是清理重点。熊大缜和伙伴们又活跃于灰色地带，成了怀疑重点，三下五除二就被“锄奸队”认定为汉奸，受到残酷的对待，成为囚犯。犯人转移过程中，最荒谬的事发生了。熊大缜和“锄奸队”押解战士史建勋发生矛盾，史建勋大怒之下擅自决定要处死熊大缜！简直是天下奇闻。熊大缜是制造子弹打鬼子的，深知环境艰苦，弹药来之不易。他郑重建议，不如省下子弹打鬼子，要处死他，用石头就行了。史建勋竟然真的用石头砸死了熊大缜，英豪就此殒命。如果熊大缜去西南联大继续深造，再去欧美留学，或许两弹一星的元勋就变成二十四个人了。

因为熊大缜的事，从不参与政治的叶企孙卷入文革漩涡，成为反革命分子，工资停发，家也被抄了，他本人还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无休止地逼供写检查，让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统安插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想想都好笑，以叶企孙的级别，不要说特务，表达一下意愿，当初就可以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但那个年代不管这些。叶企孙勉强熬过文革，生命便油尽灯枯了。原本应该被尊重的教师，竟得如此下场。

然而真正让叶企孙伤心的还不是他本人的际遇，而是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的遭遇。如果说熊大缜的事是因为战争年代，敌我矛盾交织，难以扯清楚。那么赵九章的事，就是布鲁诺的故事在文革的再现。

赵九章生于一九零七年，浙江人，中医世家。赵九章的一生，注定坎坷，因为他是戴季陶的外甥。戴季陶早期追随过孙中山，和蒋介石是铁哥们儿。更致命的是，戴季陶还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起草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但后来又脱党了。日后跟随蒋介石一起反共。共产党最恨叛徒。这些都注定了秋后算账时，凡是和戴季陶有关的人都不可能全身而退。赵九章不仅喊戴季陶舅舅，还当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如此条件，赵九章如果决定玩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然而赵九章看到国民党官场腐败，失望至极，也经常和戴季陶闹矛盾，随后离开，依靠自己的能力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走上了科学之路。

清华毕业后，赵九章去德国留学。原本可以留在国外，待遇也不错，但是他选择回国做贡献。归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并且在竺可桢身边搞气象工作，成为该领域的新生骨干。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中央气象研究所曾奉命前往台湾。赵九章选择留在大陆。共和国诞生之后，赵九章成了一颗种子，在气象领域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培养了一批人才。

赵九章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制造人造卫星上。一九五八年，赵九章负责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二部开始为制造人造卫星做准备。当时大饥荒正扑面而来，局势很不乐观。赵九章用有限的资源把工作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终于在一九六五年推动卫星项目上马。赵九章在卫星项目的功能类似于核项目中的钱三强或导弹项目中的钱学森。然而文革爆发了。虽然卫星在文革中升空，但是赵九章非常不幸，未能看见卫星上天的那一刻。

文革刚刚兴起，鉴于政治身份，赵九章就受到了冲击，靠边站。科学和政治之间，他在三十年前就做了选择。他没有理会骇人的政治风暴，一心关注卫星。造反派叫他反省，他反省人造卫星。造反派叫他汇报思想，他汇报人造卫星。造反派让他写检查，他还是写人造卫星。总之，都是人造卫星，其他东西他好像根本就不管。当然咯，这种态度是无法让造反派满意的。特别是“夺权”之后，他们决定改造赵九章这位“反动学术权威”。

至于“学术权威”和“反动”之间的关系，不仅我们今天弄不懂，当年的造反派也说不清。但是这并不耽误他们改造赵九章。改造方式当然还是老一套，野蛮的斗争和疯狂的批判，日日夜夜，没完没了。赵九章是学者，不怎么喜欢上街。但是夺权之后，他每天都要上街。而且还有很多造反派陪他一起。他们押着他，让他低头弯腰游街。年龄大了，弯腰不方便，动作不标准，他们就拿烟头烫他。对了，还有喷气式飞机，也少不了。

赵九章想不通，一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罪人，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他搞不懂，和平年代怎么会有如此局面，很多人也都想不通。他开始焦虑，因为那样的环境，他显然没法继续搞卫星了。他的身份还是卫星设计院院长，但不能参加任何科技活动。是不是很怪？当时是见怪不怪。因为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呢，遭遇比赵九章还惨。他试图改变，但无能为力。局势一天天恶化。

一九六八年春，赵九章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他们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加上他年老体衰，走动极为不便，摔倒、爬起、摔倒、爬起……折磨得他苦不堪言。大队的生活非常辛苦，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写检讨。尽管如此，他依然挂虑着人造卫星，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造卫星搞成了，我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即使死了，国人会永远铭记我，也就死得其所。

然而在造反派眼中，痴迷于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是死不悔改，要对他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造。这意味着赵九章要遭受更大的痛苦。其实痛苦早已经超出了赵九章的承受极限。他之所以选择熬下去，就是想看到人造卫星搞成，就如同之前的原子弹爆炸和导弹升空那般。就如同伟大的铸剑师，为了铸造绝世宝剑，可以放弃一切。尽管卫星还没有升空，但赵九章不打算再忍受煎熬了。因为一九六八年六月份发生一件事让他彻底绝望：和他同一等级的科学家，姚同斌惨死。

第一节  悲剧

姚同斌是江苏人，生于一九二二年。他的父亲是小商人，生活条件很一般。尽管他成绩非常好，还是在中学时辍学，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兼做收发员、教师等职务维持生计，有点积蓄后继续求学。两弹一星元勋中，就姚同斌早的期生活最为艰难。按照他那个情况，应该成为革命者，但他却咬紧牙关走上了科学家之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辗转奔波于上海江西等地，念完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大学奖学金。大学毕业之后，又经过一番辗转去了英国深造，主攻冶金，拿到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上岗，成长为一流专家。

中国要搞航空航天，需要材料和工艺方面的顶级人才。一九五七年，在周恩来的周旋下，三十三岁的姚同斌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参加建设，在国防部第五院负责航空工艺和材料技术，很快成为该领域的权威骨干，对导弹项目贡献很大。

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理论和实践，赵九章是因为戴季陶的关系背景注定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姚同斌可谓根正苗红，纯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理应受到热捧才对。就算有海外留学经历，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除了毛泽东，哪个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尽管如此，姚同斌依然没能躲开风暴。文革开始后，姚同斌所在的第七机械部分成两派，一派叫九一五，另一派叫九一六。先是争吵，后是武斗，然后升级为大规模武斗。斗争到什么程度呢？周恩来让粟裕想办法排解。粟裕乘坐直升飞球在南苑转了几圈，毫无办法。周恩来还说，粟裕啥时候变成害羞的花姑娘了。想当年粟裕将军在战场上何等威风，消灭国军精兵强将不在话下，竟然对红卫兵武斗无能为力。如果是敌我双方，肯定难不倒粟裕。然而两派都是自己人，背后都有领导支持，都认为自己是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代表。这就难办了。

这就是文革的悲哀：自己人斗自己人。连伟大的将军都束手无策。

很多人不敢上班，能躲就躲。姚同斌当时是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依然坚持上班，并且打算协调两派。只能说姚同斌太单纯了。左右两派可不仅仅是所里的两帮人，而是牵扯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外，没有人能真正调节两派矛盾。当然姚同斌也不能。六月八号那天，斗争升级，开始大规模武斗。

有同事劝姚同斌暂时在办公室避一避。但他家附近局势紧张，由于挂虑几岁的小女儿，还是回家了。正在吃午饭之际，九一五的几个人闯入他家，架着他就往外拖。随即有人上来抽他耳光，并以深仇大恨的口吻说：“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同斌一介书生，自然非常狼狈。造反派连打带拖，把他拉到九一五总部，干嘛呢，继续打。反正也不讲道理，就是打。一直打到他两眼发直，瘫在地上说不出话。又把他拖回去，扔在他家门前的人行道上。邻居见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院给出的答案是，不救。下午三点钟，姚同斌停止呼吸，年仅四十六岁。

看看这个局面，姚同斌在自己家中被拖走殴打致死。重伤之下，原本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院竟然见死不救。他的致命伤在头部，遭到铁棍重击。对他下狠手的人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电工，纯粹的无产阶级，和他既无利益纠葛也无工作关系，甚至压根就不认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用再追究派系问题，不用再追究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下的手，也不用再追究姚同斌倾向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遭遇不测。

姚同斌的死惊动了上层，惊动了国防部，惊动了国务院。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听到姚同斌的死讯时茶杯掉在了地上。姚同斌是周恩来亲自从德国交涉回国的人才，现实意义上的国家骨干。

得知姚同斌惨遭横祸，赵九章不言不语，头发白了很多。孤独、困惑、彷徨这些词都无法描述他的内心世界。包围着他的是另外一个词——绝望。绝望之下的赵九章继续写着检讨。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他已经六十一岁，就算是特务也该退休了。国民党再不济，也不至于用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当特务吧。赵九章本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要当特务，也要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干吧。如果当年他真的选择当特务，以戴季陶和中统的关系，也会一帆风顺，而且他可能就去台湾了。

十月十号，姚同斌死后的第三天，赵九章吞下安眠药，静静地走了。

他不是一直念念不忘人造卫星么？即使遭受毒打也在所不惜；即使蒙冤受屈也在所不惜；即使在乡下劳动也在所不惜，怎么听到姚同斌的遭遇就自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版本。

容易的版本：人死。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年轻时代就迈入了精英行列，从事最顶尖的工作，见过世面，悲欢离合都已看透，既然现实不容我活，那就走吧。另一个世界没有暴力，没有这么多不可思议。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

困难的版本：心死。

人死和心死是两个概念。尽管每个人都要死，但并不是每个人死的时候，心都会死去。荆轲慷慨悲歌之际，心肯定没死；文天祥从容赴死，心肯定也没死；谭嗣同走上菜市口时，心也没有死。还有无数革命烈士，人死之际，心都是鲜活的。

然而还有一种人，人死之前心就死了。比方说屈原，投水之前心已死；比方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水之前心就死了，因为他钟爱的那个世界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再比方说老舍，也是这个样子。赵九章也属于这一类。

想当初赵九章放弃政治选择科学，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选择回国，最后成为人造卫星的设计者。从个人角度看，他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机会，并且证明了自己。但是从更大的层面上讲，是在为整个国家和民族造剑铸魂。对中国人而言，之所以能五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那种强大的向心力。即使在兵荒马乱之际，国人依然希望国家统一强盛。这种文化基因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

赵九章一直念念不忘人造卫星，除了那是他的心血所在，还有就是他明白项目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因为他经历过战乱，知道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滋味。他也了解熊大缜的选择，但是姚同斌的死让他对这个信念发生了动摇。

如果仅仅是赵九章自己遭难，他可以理解为是一时误会。毕竟任何时代都有这样那样的误会，过段时间自然会水落石出。如此情况下，自己吃点亏、遭点罪也不算啥。毕竟衡量一个人一生的历史标尺不是吃亏和遭罪，而是做了多少贡献。把人造卫星搞出来，一辈子对自己对国家对民族都有交代，别的就无所谓了。

但姚同斌不同。在赵九章看来，姚同斌来自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出身问题。从阶级属性上看，姚同斌完全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姚同斌最不应该遇难，但偏偏就是最不应该遇难的姚同斌遇难了，而且是死在“无产阶级”手中。如果连最应该活着的姚同斌都死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吃人。

既然是一个吃人的世道，有必要再去留恋么？没必要。那么既然没必要留恋，还有必要再想人造卫星么？自然也没必要。人造卫星原本就是给国家和民族造剑铸魂，然而民族的灵魂却如此混乱荒唐，也就没有必要再坚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号那个夜里的赵九章，犹如罗马鲜花广场上的布鲁诺。布鲁诺的人丧命于火海，赵九章的心消失于火海。

所以心死。

造反派当然不会在意赵九章的死活。活着的时候折磨他的身体和精神，死后依然给他戴上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当然这一切和赵九章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死之前，心已死。心死之人，即使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是一团死灰。

然而赵九章和姚同斌的死触动了周恩来。和他们一样，周恩来一辈子也是为国为民为组织费尽心力。路虽不同，但目标一致，他们的心是想通的。赵九章的绝望，周恩来完全能感受得到。不同的是，感到绝望的赵九章撒手离开，周恩来还有选择的余地。

第二节  治标与治本

此后周恩来做了两件事。他让军管会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周恩来表态：“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都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由此保护了一批顶级科学家。日后钱学森回忆：“‘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但这只是治标。毕竟保护的人有限，就算保护了一批顶级科学家，其他那些科技工作者又该如何呢？当时有很多人都被打成特务。当时的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就很让人纳闷，苏美会派特务过来帮助中国搞两弹一星？那是活雷锋啊！大大滴好。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下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这些，就要文革，就要斗争。政治斗争有时候犹如吸毒，一旦沾上，就停不下来。没有批斗对象，手痒，内心难受。至于批斗对象嘛，自然是名气越大越好，地位越高越有乐趣，工作单位越神秘越有挑战性。邓稼先他们虽然位不高、权不大，但是人家是搞核武器的，相当有吸引力。所以斗争就很残酷。

当时有个爆破专家叫钱晋，浙江海盐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搞原子弹那会儿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研究起爆元件的设计、爆轰波传播规律和高压状态方程。在钱晋等人的努力下，研制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压雷管。就这样一个人，埋头干活，既不争权也不争名夺利，竟然成了斗争对象。施暴者要钱晋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法律何在？天理何在？好在十五年之后，北京法院判处施暴者赵登程有期徒刑十五年，正义才算姗姗来迟。

就算是顶级科学家也没能保护好。比方说邓稼先就险遭不测。

许鹿希回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二二一基地’搞，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邓稼先，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有部分造反派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的关键数据“交”出来。邓稼先很明白，数据属于国家机密，是绝对不可以交的。这样邓稼先处境就非常危险。如果事情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紧急关头，邓稼先迎来一位救星——老乡杨振宁。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人是老乡，比邓稼先年长两岁，两人很早就认识，兴趣爱好相投，成长经历和求学经历相当。两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杨振宁选择留在美国继续搞科研，邓稼先选择回国参加建设。留在美国的杨振宁拿到了诺贝尔奖，回国的邓稼先成为两颗蛋蛋的奠基人。

当初中美关系解冻，作为国际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是一件备受关注的事件。杨振宁回国之后指名要见邓稼先，周恩来趁势把邓稼先从青海接回来，才算解脱。同时解脱的，还有和邓稼先一起挨批的一些人。许鹿希回忆：“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邓稼先进了门，她几乎无法认出他来。他穿着一身旧灰制服和一双绿色军便鞋，疲惫不堪，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看上去心事重重。往日炯炯有神的双眼和意气风发的神情消失不见。那一刻，她的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国家搞成那个样子，连掌控最核心机密的人都保不住，要说能让人满意，鬼都不信。民族英雄，国之栋梁，理应受到国人之尊崇。搞笑的是，文革之中他们竟然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指示，国防科研单位（特别是涉及到核武器的单位）不能冲击，但很快就失效了。

既然治标不成，那就治本。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如果连科学家都无法容忍，不说国家有问题，不说人种有问题，至少应该说国家的政策有问题。当时的政策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虽然过去了，结局却遥遥无期。

周恩来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走上一把手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除了毛泽东，没人能坐上领袖地位。领袖位置上的毛泽东铁了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原因后面毛泽东篇章里分析），周恩来能做的事，就是借力打力，把文革的力量中和掉。

只有理解这一切，才能理顺周恩来对林彪所做的那一切。

第七章  从九大到九一三

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也是权力重新组合的会议。所谓权力重组，无非就是通过前几年的大干特干，终于把之前那些条条框框砸碎了，打倒了一大批人，留下权力真空。文革新贵们在权力真空中重新排座次。政治局重新开张，新一届政治局的排位就成了权力象征。

当然咯，受益人就是林彪和他的伙伴，以及江青和她的伙伴。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板上钉钉的事。江青就不好办了。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敢打敢冲敢折腾，所有煽风点火的事都有她，打倒所有重量级人物都有她。如果肯定文革，那么江青的功劳很大。然而大家都知道，江青能够如此出风头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毛泽东的老婆。

正因如此才麻烦。毕竟她是毛泽东老婆。毛泽东已经高高在上了，神一样的存在，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再把江青拉进政治局当常委，恐怕不太好。那样的话，政治局会议是不是要变成家庭会议？毕竟共和国宪法上写着“民主专政”呢。如果看起来不够民主，那不是给伟大领袖抹黑么。

然而按照当时的局面，江青是必须进去的。江青本人就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局委员，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权力和周恩来差不多。当然权力的概念对江青来说，就是热热闹闹地去演戏吧，所谓责任和义务啥的，她都不太清楚。所以当时一个江青的安排就费了一番周折，各种心态也不一样。

林彪在九大之前就对毛泽东说：“从政治上来说，一个干部应当先锻炼，后提拨，对他们的成长有利。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对那些刚露出头角的人，锻炼时间应当放长一点。有些女同志过去被耽误了，现在也不好突然长上去”。林彪这话当然是影射江青去的。其中的滋味，似乎是不想江青升太快、爬太高。那样的话，对刚刚走上接班人位置的林彪是一个新的威胁。毕竟江青和林彪是以同样的方式爬上去的。

毛泽东对此的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的原则是：德才为主，照顾到历史情况；男女干部，应当一视同仁。模棱两可。江青能否成为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本人而言特别重要。当然毛泽东的地位不会因为江青怎样而有所改变，但这对其他人的态度却是一次试验：是否支持文革的试验。毕竟江青是文革的弄潮儿。

提名政治局名单，黄永胜表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后来批评黄永胜：“你太不懂了”！是啊，黄永胜一个大老粗，刚进中央一会儿，就敢放炮。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放炮，而是在揣摩到林彪的意思之后才放炮的。

九大结束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老干部代言人）、康生（毛泽东代言人）、黄永胜（林彪代言人）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里有叶群，也有江青。林彪看到名单之后，把叶群的名字划掉了；毛泽东看过，把江青的名字也划掉了。

深谙各种关系的周恩来说：“单纯从名单本身来看，她们可以不放进去。但是从现实来考虑就一定要上了。我们应当从大局着想，要再向主席提出我们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带领大家再次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放在名单上，毛泽东又再次把江青的名字划掉。按照林彪的意思，叶群无论如何也不该进去。站在当时的局势上看，江青进入政治局，可以说得过去。叶群肯定没戏，就算挤进去，也是在政敌面前落下把柄。

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向主席真诚地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政治影响，但不列入也会产生影响，会产生更多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人名单”。周恩来这不是迂腐么？不是，其实他是在试探毛泽东的想法。如果毛泽东坚持把江青划掉，那就意味着九大之后，政策可能趋向平和，不会再政治斗争了。所以说，政治就是如此微妙。

毛泽东则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我应当完全负责”。啥责任呢，也无非就是说江青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等于同意江青进政治局。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一再坚持，是看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按照邱会作的说法：“毛泽东有难处，周恩来知道毛的难处。在毛口头反对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这事该咋办。周恩来审时度势，揣摩毛的心理，把这件事办得让毛主席满意，只有周恩来有这个本事，除了他，谁也办不到”。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没显示出周恩来真正的过人之处。接下来周恩来又带着黄永胜去找到林彪，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林彪还是不同意。此时黄永胜告诉林彪：“如果叶群不进入政治局，江青也不便列入，那么就是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沉思良久，表示同意。黄永胜的这番动作，自然也赢得了叶群的好感。但是对林彪而言，却埋下隐患。因为叶群只有小聪明，没有政治智慧，当家庭主妇可以，玩政治就两说了。

周恩来的此番动作，相当于再一次增加了林彪的力量。结果就是，权力刚刚重组完毕，新的矛盾就诞生了——林彪和江青有了矛盾，文革之初两方携手的那种局面不复存在了。原因很简单，两派都想接班上位。林彪想从接班人的位置上转正。江青眼高于顶，自以为天下第二。周恩来呢，和两边小心翼翼地周旋，然后安心干点实际的事。

不论周恩来如何小心，都不可避免地和林彪走得更近。原因也很简单，江青只是一个演员，只想把现实世界搞得热热闹闹，至于民生啥的，她不想管，也没能力管。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是周恩来一生最难过的时间之一。因为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倒周的声音，江青叽叽喳喳，给周恩来制造了无穷多的麻烦。

林彪是民族主义者，战场上出来的，非常现实的人。就算吹捧毛泽东造神，陷入了“务虚”的死胡同，有了权势之后也会慢慢地转回来。江青对周恩来嚣张跋扈的同时，林彪对周恩来则表现得相当尊重。至于四大金刚那些人，除了惟林彪马首是瞻，本身也是军人，讲究论资排辈，在周恩来面前只能算后生的后生。比方说周恩来对邱会作就有救命之恩。康生知道吴法宪是大炮筒子，曾经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来反周恩来，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就是周恩来批发的，张春桥也装模作样地帮腔。林彪知道后，立即托人传话给吴法宪，让他不要上当：“我们党内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不行”。林彪的话讲得很严厉，警告吴法宪说，如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

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照。比方说军委办事组搞的那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让毛泽东很不爽，看见报告后直接烧掉。周恩来从汪东兴那里得知情况后，悄悄转告了林彪。

当然咯，从吨位上看，江青和林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是江青背后有一个吨位更大的男人。林彪和江青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利益冲突。

这样，局势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革之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矛盾激化，周恩来小心翼翼地游走在缝隙之中。九大之后，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出现，周恩来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游走在缝隙之中。周恩来的地位再一次重要起来。但此时周恩来的心态和文革之前已经不同。

文革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和而不同。那个时候，周恩来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模样以及产生的后果。所以他选择跟随毛泽东，抛弃了刘少奇。

九大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斗而不破。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领教了文化大革命那种粗狂的破坏性，他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了。此时他依然不会和毛泽东唱对台戏，也没有那本钱。但是他可以选择把林彪推向前台。不论结果如何，把林彪推出来，周恩来就算成功了。

林彪的力量增大之后，自然就会想办法安定下来，享受成功的果实。然而毛泽东是不会停下来的。既然如此，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国家主席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为何在国家主席的较量上，毛泽东要和林彪翻脸？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题目，只能放在后面再谈了。这里只要明白，是否设国家主席，关系到文革的命运就可以了。

当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那场漂亮的政治闪击战，不顾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时，周恩来是表态支持的。当然当时会议上，林彪全方位占据主动，反对者也就是张春桥等寥寥数人而已。但是必须认识到一点，除毛泽东之外，对毛泽东本人了解最清楚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其中的全部暗流，但是他仍然选择支持林彪。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话，称赞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听后很激动。并非是他从心理上完全倒向林彪，而是他实在不想继续“文革”下去了。继续搞，迟早有一天会搞到他自己头上。那次会议上，军方老人家支持林彪的声音最响亮的是陈毅。

当陈伯达念完大作之后，陈毅表态：“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这种人利用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宽大，是不能容忍的”。

陈毅一席话，现在听起来很过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正常言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的话和陈伯达一个调子，变成了对陈伯达发言的补充。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印发，内容包括，大家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党内有人否定毛泽东是天才。并且注明，陈毅也发了言。

从红军时代开始，陈毅就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建国之后，陈毅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二月逆流之后，陈毅眼看就要被打倒，是周恩来拼命保住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的环境稍微改善一点。按常理，他应该低调才是。事实上，陈毅的声调就是周恩来的声调。

所以说周恩来对林彪的支持已经很用力了。如果周恩来当初对刘少奇的支持有这个力度，文革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当毛泽东反戈一击，决定拿下陈伯达时，周恩来对林彪也是各种帮助。这些在四大金刚的回忆录中清晰可见。直到最后时刻，直到九月十二号，周恩来还在想办法调和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

按照阴谋论：林彪所以仓皇外逃，是因为上了周恩来的当，特别是叶群被周恩来忽悠了。这是第一。第二，林彪的飞机实际上被人做了手脚，那个人正是周恩来。更有甚者认为，飞机是不是周恩来让人打下来的。开会时还有人写纸条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非常激动，自我辩护：“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只能说阴谋论者太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人可以用阴谋搞定林彪。周恩来对林彪，完全是阳谋。不论胜败，只要林彪站出来，文革基本上就搞不下去了。

既然周恩来在林彪身上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为何真正到了摊牌的时候，周恩来依然选择站在毛泽东一方？原因很简单，站在毛泽东那边，于个人和组织更为有利。

周恩来很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样很了解周恩来。所以毛泽东南巡吹风时，北京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因为毛泽东看准了周恩来不会站在林彪那边。

第一节  忙碌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前后的周恩来，处在人生最为忙碌的时间段。周恩来的基本工作有三块：第一，主持日常基本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大堆，加班加点都干不完；第二，要和一帮只会动嘴动笔不会动手的文革新贵周旋，特别是江青女士，尤其不好侍候；第三，改善中美关系。这些本应该是很多人才能干完的事，都要周恩来一个人干。那个时候，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比起处理林彪突然出走的问题，那些事看起来已经非常、相当、十分轻松了。事后周恩来整整五十个小时没有合眼。当时的周恩来已经七十三岁，身体机能已经严重下降。

林彪出走，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即使今天来看，林彪出走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出走事件，影响远远超过当年张国焘离开延安投奔国民党。当年张国焘虽然是红四方面军一把手，但张国焘之外，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还在，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在。

当时中苏关系对抗严重，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在推动中美和解，联美抗苏，局势更为敏感。林彪身为当时的三军实际负责人，突然离开，形成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鉴于其他元帅都在家写检讨，或是在外地劳动改造，一旦局势变动，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第一层危险。

第二层危险，林彪去的地方正是敌对国家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三军负责人投奔头号敌国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林彪知道中国的全部秘密，对共军各种优点、缺点了如指掌，对各个集团军负责人的性格、行为方式了如指掌。

这些已经很危险了对不对，还有更危险的，经过文革的折腾，整个军方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谁都无法预知海陆空三军内，搞不好就有人跟着林彪一条道走到黑。或许林彪到境外之后还能遥控指挥他们，或许他们会狗急跳墙。

如此一来，危险迫在眉睫。

所以九月十二号，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听到林彪有动作的情报之后，脸都变了。他想到了全部的危机，立马停止开会。与会者莫名其妙，惊惶不安。连向来喜欢闹事的江青也发现气氛诡异，没有再找茬，直接回家洗洗睡了。

危急关头，能管事的人只有周恩来。毛泽东当时基本上是甩手掌柜。江青身边的那几个人，平时叫得欢，关键时刻都没用。好在周恩来非比寻常，早在四十年前就处理过顾顺章叛逃事件，成功保住了当时摇摇欲坠的中共中央。

周恩来当即决定：相关人等留在人民大会堂，不准动，不要和外界联系。这样做的目的：防止林彪的人传递消息。为了以身作则，周恩来本人也抱着自己的被褥（周恩来有个奇特的习惯：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被褥，不论出国访问还是国内考察）住进人民大会堂。此前八年，周恩来都没有住过人民大会堂。

据周恩来的警卫回忆：周恩来一边盯着飞机的位置，一边忙着打各种电话；叶剑英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踱步，思考对策；张春桥阴沉着脸，在角落沙发上抽烟，他是想帮忙也帮不上；黄永胜一动不动地站在周恩来旁边，懵了。如此等等，神情各异。如果能画成一幅油画，叫九月十三号凌晨的中南海，效果肯定不错。

当飞机逼近蒙古边境时，需要决策，周恩来去找毛泽东。那也是整个林彪事件中，周恩来唯一需要请示的地方。毛泽东惆怅片刻，一番伤心之后，说出了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周恩来明白，考验的时刻到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出走的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林彪走了，要划清界限。当然这些是不够的。周恩来把他们召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同时又规定：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新疆厅。因为政治局委员中，很多都是林彪的人，比方说军委办事组那一拨。动机：切断林彪和国内高级干部的联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五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那几位不是林彪的人么？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更重要的是，周恩来那样做还隐含着如下意思：林彪是林彪，你们是你们，一码归一码。换句话说，稳住几个和林彪关系最近的人，给他们留下希望，防止他们下决心来个鱼死网破。如此一来，给林彪其他党羽以震慑（看看这几位金刚都乖乖听话了，你们还要跳出来么）；同时暗示林彪势力之外的人，大局在掌控之中，安抚人心。

第三步：周恩来命令：一，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二，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令。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重点防御对象。林彪都走了，还防着啥呢？实际上是防止林彪的追随者狗急跳墙。有那种情况么？至少表面上有，周宇驰和于新野就劫持了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周恩来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出动八架战斗机拦截，因天黑没有完成任务，最后还是驾驶员陈修文的政治觉悟高，牺牲了自己，才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境内。于新野和周宇驰自杀，李伟信被捕。由此，后人质疑李伟信是间谍。当然从北京往外跑的飞机还好说，最怕外地往北京去的飞机。那种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第四步：周恩来亲自用保密电话给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电话：“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说得可谓既含蓄又清晰。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开幕式作报告。没有参加会议的人是不知道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警惕性都很高。这样一来，就不会让消息传播出去，造成民众恐慌。

第五步：周恩来把北京市、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找来安排如下：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第六步：重新部署武装力量。因为林彪对北京的一切了如指掌，林彪奔向敌国，自然要最大限度地变更防卫系统。周恩来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另加上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一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把北京卫戍区的兵力由原有的四个师增加到十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林彪的几位金刚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处于领导位置。如果他们暗中和林彪沟通，结果很严重。于是周恩来作了如下防备：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但不往上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的指示部署应变措施。如此力量，如此部署，除非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否则足够镇压一切有非分之想的人。

布置好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去了毛泽东那里，两人再次交谈一番。随后周恩来的部署就见效了。南京军区的大嗓门许世友报告：“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广州军区的丁盛打电话：“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谁反对主席，我就打倒谁”。

许世友的表态不足为奇，他本就只忠于毛泽东一个。丁盛的表态则非同寻常。要知道广州军区乃是林彪的根系和希望所在，而当时丁盛还不知道林彪已经坠亡的消息。丁盛如此表态，表示大局已定，周恩来的工作相当到位。对此周恩来表示很欣慰，嘴角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很多人因此质疑：周恩来当时只是管政府工作的，怎么会如此摆弄军方势力？这些质疑看似有道理。林彪上升过程中，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周恩来的臂膀基本上都脱离了军方。周恩来本人基本上不插手军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政府部门。从法理上看，似乎不适合处理军方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总理，他是周恩来，共和国还没有诞生之前，就指挥过军队；共军诞生之前，他就策划武装起义了。军方那些大大小小的将领面对周恩来，哪个不得恭恭敬敬？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么？如果还需要，那么好吧，当时中国的象征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基本上不管具体事物。全国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到外交工作、国防建设，小到领导人的安全、包括江青的生活状况，都是周恩来在管，这是怎样的一种权力？

这种权势平时看不见，危急关头就显出来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林彪还是三军实际负责人。从他登上三叉机之后，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周恩来完成这么几个动作，基本上就控制了局面：切断了林彪和国内的联系，把林彪从中国境内排除出去。

为什么周恩来可以躲过中共历次人员更迭？为什么周恩来永远不会倒下？为什么周恩来每一次被打压之后很快又能复原？仅仅是因为周恩来人缘好，能干活么？笑话。看看当初顾顺章叛变，看看处理林彪事件，就能找到端倪。

——太厉害了。

黄永胜晚年，他儿子问如何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搞外交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嘛，就是一个八级泥瓦匠”。黄永胜说，“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看到黄永胜这个评价，只能说，粗人就是粗人。黄永胜自己被江青骂得如同狗一样，也就是瞪瞪眼而已。周恩来种种逆来顺受，但只要抓住一个机会，就让文革小组的王、关、戚落马。康生临死之前，还要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老底。周恩来政治上受气，也只是受毛泽东一个人的气而已。毛泽东身边，有谁可以不受气的么？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还有谁能让周恩来受气？

周恩来的这些动作，都是针对林彪能成功到苏联而部署的。林彪死后，一切就都不那么重要了。但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办，就是清洗林彪的党羽，尤其是四大金刚。那么他们的结果如何呢？

第二节  九月十三号之前的四大金刚

　　九月十二号那天是星期天，高层人士会选择在那天放松一下。

四大金刚中，邱会作攀上林彪的时间最晚，整人最积极，实际上却最不重要。除非林彪成功，否则很难用上邱会作。九月十二号那天，邱家在庆祝孙女出生十天，所以很热闹。邱会作是个工作狂，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他原本想趁下午开会之际约吴法宪见个面的。因为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唯独没跟吴胖子通气。好歹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不能因为怕人家嘴大就无视吧。后来因为事多，就没见着。

晚上邱会作多喝了点酒，又吃了安眠药，睡了。他完全没想到亲爱的林副主席会在那个时候飞向北方的敌国。因为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睡前，喜欢自作聪明的林夫人还打电话给他，祝贺邱家有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很好听，还说林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打个电话给豆豆表示祝贺。所以脑袋昏昏沉沉的邱会作比其他人更为震惊。

李作鹏是比较沉稳的一个人，思考比较周全，看问题比较远。当初庐山会议，让吴法宪检讨，李作鹏就看到结局：以后会没完没了。当他自己必须检讨时，就预测到以后要被打倒。正是李作鹏向林彪汇报了毛泽东南巡的消息。但是他同样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出事。九月十二号那天，李作鹏干嘛呢？在种地，在海军大院的自留地上消磨了一天的时光。然而四大金刚之中，唯有李作鹏“帮助”了林彪。

九月十二号夜，飞机起飞之前两小时，周恩来打电话通知李作鹏：林彪的飞机要起飞，必须通过周恩来、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和李作鹏（副参谋长和海军第一政委）的同意。但是李作鹏改了周恩来的命令：四人中一个下命令就能起飞。

林彪强行起飞时，李作鹏没有任何阻止。李作鹏当时是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的负责人，如果严格执行周恩来的命令，那么林彪的飞机可能就起飞不了。是因为李作鹏知道林彪的最后举动么？当然不是，如果李作鹏知道林彪会跑，断不至于那般。因为林彪跑了，李作鹏留在国内，必然没有好果子吃。那李作鹏为啥要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呢？动机很简单，就是紧跟林彪。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李作鹏是林彪的人，在不知道林彪最后逃亡敌国的情况下，李作鹏当然不会听周恩来的指示对付林彪，没有那道理，也没有那必要。

周恩来给李作鹏的理由是天黑飞行不安全。而经验和知识告诉李作鹏，天黑飞行很安全。李作鹏就没想到最坏的结果么？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林彪。如果必须阻止，应该是中央警卫团的事。李作鹏是自作聪明，想在林彪那里捞资本。

真正能给林彪实质性帮助的应该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理论上掌控着很大的权柄，能提供很多方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吴法宪最早倒向周恩来。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在没有逃出国境线之前，即使林立衡举报，也不能证明啥。毕竟林彪是全国二号人物，坐专机在国内晃悠两圈，也没必要向所有人解释报告，即使是周恩来。

当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飞机时，吴法宪给出的理由：他要请示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时，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

所谓拦截，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打下来。

实际上从九月十二号晚上，吴法宪就在配合周恩来工作。要不是吴法宪级别太高，要不是吴法宪之前跟随林彪太紧，要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检讨太多，要不是日后关的时间长，很可能有人怀疑吴法宪是“间谍”。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的表现，吴法宪怎么看都像是周恩来的人，跟林彪上演对手戏的。有一个猜测，如果林彪不走，将来开批斗会的话，四大金刚之中，最可能批斗林彪的就是吴法宪。

林彪团队之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是黄永胜。黄永胜级别最高，战功最大，地位很重要。总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中枢，黄总长也是林彪团队的神经中枢，陆军之象征。黄永胜对林彪的忠心自不必说。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打造培养的，那黄永胜就是林彪一手打造培养的。黄永胜爬得如此之快，爬得如此之高，皆因林彪的栽培。

林彪在未能看到登顶的希望之前对毛泽东忠心不二。当时黄永胜还处于“修炼”阶段，自然要紧跟林彪。在贺龙、罗瑞卿、许光达案件中，黄永胜都非常配合，出了很大力气。他的配合赢得了回报，九大时晋级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和林家关系很好，是林家心腹。叶群也拼命拉拢黄永胜，甚至要和黄永胜结为儿女亲家。以至于日后有传言，叶群和黄永胜关系不正常。九一三之后，叶群的卡片盒中留下黄大老粗的酱油诗一首：“缠绵五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月，黄叶热恋时”。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黄总长自然要备战。但军人出身的黄永胜抓备战的宗旨是：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头头们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按照那一套搞法，就不用搞建设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黄永胜搞出来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日后这个命令成了林彪要搞政变的阴谋和预演。因为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那样一个指示，要知道那个年代，调动一个排都需要毛泽东批准。全军紧急指示布置完毕，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毛泽东在和林彪上演对手戏时，一只眼睛就盯着黄永胜，因为林彪的意图必然要通过黄永胜来实现。所以庐山会议上，后来上山的黄永胜立刻被毛泽东拉去谈话，就是希望他能够反戈一击。然而黄永胜装傻。庐山会议之后的黄永胜，毛泽东一直让他检讨，他都应付了事。毛泽东南巡，教育丁盛和刘兴元时就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林彪离开中南之后，整个南方基本上都交给了黄永胜。

毛泽东已经到丰台车站接见了李德生他们，三十八军部署到位。就在那次会面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不在场的黄永胜：“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那个时候，大家意识到要对林彪动手了。大家还记得，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也只说了这个分量的话。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要搞割据，必然是在南方。

九月八号，林彪写下那张“手令”时，同时写了另外一封信，给黄永胜的：“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王飞是山东人，抗战之初加入八路军，在战场上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后加入空军。按照他的资历，原本没有机会和林家扯上关系。一九六五年大四清运动，王光美凭借桃园经验大出风头。叶群不甘寂寞，也跑出去蹲点，王飞就是工作组的一个。王飞反应机警、能干事，是个人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口才好；最关键的一点，听话、会为人。叶群觉得王飞还不错，网罗之。也就是说王飞取得林家信任的时间比周宇驰早。当初林立果前往空军办公室当秘书，主任就是王飞，此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就是通过王飞和周宇驰活动。按照林立果的设计，王飞是“北线总指挥”，在必要的时候，负责把毛泽东“保护”起来。

顺便说一下，九一三事变之后，王飞被定为林彪事件的主犯。他知道林立果的全部活动轨迹，远比李伟信和程洪珍知道得多。但是很遗憾，也很奇怪，王飞患了精神病，没法继续受审，就把江腾蛟拉出来代替他。但是江腾蛟的角色远不如王飞重要。如果是王飞受审，那么许多谜团就会清晰起来。林彪那封信并没有直接交给黄永胜，而是让王飞交给黄永胜（结果没有送到）。为何会如此这般呢？按照日后分析家的解释，此举是为了突显王飞的作用。既然林彪如此看重黄永胜，那么黄永胜究竟卷入到何种程度呢？

其实和其他几个人一样。通过王飞送信那事，就能从侧面证明黄永胜没有参与林立果的活动。要不然，以黄永胜的级别，林彪断然不会让他和王飞联络。

有一个关键的证人叫费四金。他是黄永胜的贴身警卫。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被隔离审查。根据一贯作风，要搞材料。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搞清黄永胜和林立果的关系。如果黄永胜在九月十二号那天见过林立果，那么黄永胜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事的关键证人就是费四金。如果费四金想要污蔑黄永胜，只需要点点头即可。当时林立果已死，死无对证。那么费四金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那是极其关键的时刻，考验人品和良知的时刻。

人品良知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很多人而言，一辈子也没有证明人品和良知的机会。很多大人物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它们出卖了，而许多小人物身上却完美地存留了下来。费四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良知。

面对咄咄逼人的专案组，费四金表示：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黄永胜没有接见林立果。那么黄永胜干啥了呢？去了理发店，然后和儿子一起散步，又去看了孙子。

其实按照那时候专案组的一贯作风，各种资料都做好了。记录（京西宾馆的值班日志），人证（部分软骨头的人），都有了，哪怕费四金不表态就行。费四金当时指出：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是一个人抄的。

尽管黄永胜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费四金的行为让人钦佩。他是小人物，也是英雄，顶天立地的汉子。

第三节  九一三之后的四大金刚

尽管现在看来，四大金刚并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干系。不仅无法逃脱干系，而且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存在。因为他们确实是林彪的人，是林彪的四大金刚。他们的行为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从九月十三号到二十三号前后十天的时间内，局势相当诡异：国家二号人物，军方实际负责人，开国元勋，那个时代的天才统帅之一私下跑去敌国未遂，竟然没有人事变动。是不是太过不同寻常？而且林彪已经身亡，理当清洗。

为啥要等十天呢？在等待，等切入点。

当时林彪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所有共产党员都知道、都认同。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毛泽东和林彪是亲密战友、一体的。全国人民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都会习惯性地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突然说林副主席要杀毛主席，是说不过去的。

正因如此，毛泽东虽然对林彪不满，却无法公开批判，只能通过一系列动作逼林彪自己检讨。即使林彪已经死了，仍然不好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由林彪的亲信坦白交代，自己揭发，撕开突破口。但是整整十天，四大金刚毫无动静。他们基本上就干一件事，烧资料。

其实这个也容易理解。林立果的那个计划，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位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让他们去刺杀毛泽东，说真的，比较扯。就算他们跟着林彪走，在那个视毛泽东为神明的年代，特别是战场上走出来的将军，特别是高级将领，纵使这样那样的派系，也不会去刺杀毛泽东的。四大金刚基本上都是井冈山时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成长起来的人。根据实际进程看，就连被林立果寄予厚望的几位空军将领也没有实际行动。

在那种情况下该如何交代？当然没法交代。没有参与，如何交代嘛。所以他们就一边装死，一边烧资料，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凡是和林彪有关的人，一个都别想置身事外。

当然那十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依然很忙。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从外交上把林彪坠机外蒙的事降低到最低限度。过程虽然很繁琐，但也很精彩。只是属于另外一个章节。

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询问黄永胜等人的状况。周恩来说：“他们在烧资料”。毛泽东说：“他们在毁灭证据，看来要顽抗到底了”。周恩来立刻表态：“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不要以为这个事很轻松。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李作鹏是掌握实权的海军副司令，邱会作管后勤。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表态，一天之内搞定他们，相当于把三军负责人一网打尽，按照一般情况，难度不下于搞一场政变。一般人就是想搞也未必能搞定，就是能搞定也未必敢搞，而周恩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办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答曰，翻云覆雨的能力。

西汉初年，张良为何要消极避世？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何始终不放心刘伯温？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为何一直住在寺庙中？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谋略家，都有颠覆天下的能力。从谋略上讲，周恩来不次于他们任何一人。尽管建国之后，周恩来试图转型，转变成诸葛亮的样子。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决不手软。

周恩来的手法很简单：通知他们二十四号上午九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九月二十三号夜里，周恩来没有睡觉，计算着各种可能性，进行各种部署。九月二十四号，邱会作首先到达福建厅，立刻被隔离。周恩来带着叶剑英、纪登奎几个人等待剩下那几个人。九点钟，黄永胜和李作鹏出现，被隔离。但吴法宪却迟迟未到。向来稳健的叶剑英元帅坐不住了，想要动用北京卫戍区的力量到别处去抓人。

不是叶剑英沉不住气，而是局势紧张。要知道他们几个人虽然名气不大，地位却异常重要，随便搞点啥事都是乱子，方式可能还是意想不到的。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大老粗，但都是战场上磨练出来的，腥风血雨几十年，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专业技能就是通过非常手段达到目的。如果真心要搞乱子，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局面。

好在十几分钟之后，吴法宪出现了。四个人看见戒备森严的警卫力量，明白了结果，相互望了望，低下头。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日后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相当于把周恩来这一手重复一遍，只是难度要降低很多。因为四人帮那几个人都是打嘴仗的。

周恩来给出解释：“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四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周恩来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接下来各种波动又持续了很久。但那些都是余波，别人也能应对。

事情到这里又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上：既然周恩来成功施展阳谋，把林彪推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成功动摇了文革根基；林彪死后，文革已经难以为继；那么当初得知林彪死亡时，周恩来为何嚎啕大哭？纪登奎询问原因时，周恩来只是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完。

究竟什么事还没完？

第八章  周恩来和一个影子

第一节  胜利

周恩来的一生是搞关系的一生。他的存在，最大的功能就是把各种内部力量融合起来，同时改变党和国家的外部生存处境。内部的事，说了很多。这里说说外部的事。

所谓外部的事，就是统战和外交。建国之前是统战，建国之后是外交。如果说周恩来的内部工作还有这样那样的纷争，那么外部工作可以说毫无争议。就连大老粗黄永胜在讽刺周恩来是“八级泥瓦匠”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

周恩来不是领袖，但也具备一流的决策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超一流的执行能力、超一流的应变能力，他的亲和力，他的冷静，他丰富的阅历，他的人脉关系，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顶级统战家或外交家。

当初统战时，蒋介石的嫡系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包括非黄埔出身的各路大员，跟周恩来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就连张学良那种素昧平生之人，第一次见面就相信了周恩来，协商西安事变的事。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力量。每次和国民党那边的人交流，不管谈判是否成功，对方都对周恩来保持相当的敬意。宋美龄、顾祝同、胡宗南、张治中、王若飞等人，个性不同、派系不同、立场不同，谈判之后，对周恩来的评价都相当高。

建国之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在国内遭遇过若干次危机，被毛泽东敲打若干次，写过若干次检讨，权力有时候大一点有时候小一点；但是在外交上，从来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从当初完全倒向苏联，到中苏破裂，到日后中美破冰，虽然决策者是毛泽东，但具体过程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当然在漫长的数十年统战外交生涯中，周恩来的运气相当不错。当初他差点就上了叶挺那架飞机；万隆会议时，他也差点上了被台湾引爆的那架飞机。而且他自己乘飞机也有若干次遇险，幸运地避过了而已。

周恩来的外交史上有过很多光辉时刻，比方说当初中苏谈判，搞到很多工业援助项目。再比方说万隆会议上，很是风光无限。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打开中美外交的新局面。

当时为了共同应对苏联，两个昔日战场上的死敌暂时忘却曾经的伤痛，开始彼此观望。一直观望了好几年，经过一系列试探之后，开始实质性接触。

还是和往常一样，整个事件由毛泽东拍板，周恩来执行。如此重大的事，对经过大风大浪的周恩来也是挑战。因为中国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反美政策，一时不好扭转。特别是军方，一时片刻更不好扭转。

再看外部情况：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扮演反强权的斗士。把美国尊为美帝，把苏联尊为苏修，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大打出手在所不惜。中国指责苏联，理由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结，背离共产主义初衷。如果中国和美国和解，如何解释？别的不说，此后的中越战争就是结果之一。这些事牵扯到毛泽东，牵扯到当时的国际关系，暂时放一放，毛泽东篇章里再详细解释。

这些事情很难是不是？这还不是最难。中美之间的实质性接触，和九一三事件基本上同步进行。还记得林立果版本的“三国四方”会议么？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一九七一年七月九号，林彪和毛泽东矛盾爆发前夕，毛泽东南巡前夕，周恩来和基辛格见面，会谈三天达成共识，一周后宣布结果，并且公开邀请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访华。

七个月之后，尼克松的“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尼克松夫妇走下旋梯向周恩来伸出了手。接下来一个星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历史记载，中美和解之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年之后，中国将开始转变，把主要力量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这原本是周恩来外交上的新辉煌。但是周恩来没有时间享受成果，因为基辛格刚刚离开中国，毛泽东就南下了，意味着和林彪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九一三意外到来，把周恩来忙得够呛。从周恩来的角度看，他乐意那样的忙碌。因为林彪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就应该转向了。尽管这个过程中，林彪很可惜。

转向，对周恩来本人有好处，对整个组织有好处，对整个国家也有好处。

放在历史大局中看，中美和解固然重要，相当于打开了国际生存空间。但是自身的转变更为重要，与其在阶级斗争的死胡同里苦苦挣扎，不如把力量用在建设上。

第二节  作为

周恩来的人生线条上有一个规律：一旦党内出现重大人事变动，他总是可以成为受益人。但是之后又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挤压。就从建国之后开始说吧，高岗闹腾那会，周恩来被挤压到只剩下外交部了；之后高岗倒下，周恩来拿回了国务院所有的权力。接下来大跃进，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检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殃，周恩来成为潜在受益人。大饥荒爆发，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无论如何都逃不了干系；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周恩来全面主持政府工作，成为高层之中唯一掌控国家实际运转的人。但是好日子基本上没有，因为中央文革那帮人实在太烦了。

随着文革的深入，各种缺陷集体爆发，终于导致林彪和毛泽东对立。林彪决然出走，周恩来负责全面善后工作。此时的周恩来，不仅全面主持政府工作，而且军方也发生了变化。

林彪出走，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的身体有不少小毛病，毕竟快八十的人了。由于体质不错，保养得当，精神还不错，所以小毛病只是小毛病。而林彪出走导致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巨大挫折，小毛病集体爆发，转化为大毛病，爆发了两次重病，甚至出现了昏迷，差点提前去马克思那里报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所有宣传中，林彪和毛泽东都是一体的。毛泽东的形象是伟大、光明、正确，林彪也是接近完美无瑕。所以林彪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玩不转了，必须改变。怎么改变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让林彪上位，基本上所有的元帅都被批斗，都向右派靠近，或者沦为右派，或者干脆成了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敌人”。

林彪一走，军队需要新的掌舵者。朱德年事已高；彭德怀万劫不复；刘伯承已经远去，离开军队很久了；最信任的罗荣桓已死；比较信任的贺龙也死了；陈毅危在旦夕；徐向前从未被信任过。能挑的人，只有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左膀右臂。这个结果真是讽刺。

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新领袖，地位高过周恩来之后，一直有意无意地挤压周恩来在军队的空间。从那时候开始，周恩来就没有了在军事上表现的机会。连刘少奇都得到重整新四军的机会，周恩来仅仅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前干过两年参谋长。建国之后，周恩来更是和军队扯不上关系。想不到最后还是要周恩来整顿军方。对毛泽东而言，三十多年转了一个圈。

相比之下，聂荣臻在上海跟着周恩来工作，叶剑英的情况稍微好点。当初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出了力气，而且叶剑英一直没有离开军方。所以林彪之后，军委负责人就是叶剑英了。尽管如此，毛泽东死后，文革派还是葬送在叶剑英手上。这是后话。

既然启用叶剑英，也就要为一批老同志翻案。因为工作还需要有人干嘛。江青那些人表现得过于低能：还是只会动嘴不会动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号，林彪事件两个月之后，身体不好的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负责人时，指着叶剑英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些话，“解放”了一些人。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恢复自由。他们都是战争史上和贺龙有关系的人。又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赶紧去转告陈毅。

一九六七年，陈毅一通发飙之后，周恩来拼命保下他。一直到庐山会议，才勉强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出现，结果发言支持林彪。后来批判陈伯达，把陈毅也批了一顿。实际上那时候陈毅已经身患直肠癌，绝症。林彪事件之后，陈毅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等到叶剑英匆忙来到陈毅的病床前，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一月六号。

第三节  一次例外

和所有人一样，陈毅最后时刻最想要一个清白的政治身份。革命斗争一辈子，临了不能还戴着帽子。迟到的好消息不知道听到没有。不管怎么说，比起彭德怀和贺龙，陈毅还是幸运一点。陈毅的死讯传开之后，许多人自发聚集在医院门口，要求遗体告别。

出于政治原因，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协商：治丧程序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级别低两级，与上将和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相同，但规格略高。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五百人。主持人为李德生。

中国传统，人死盖棺，盖棺有定论。于是陈毅的悼词就很重要。在当时情况下，不仅关系陈毅的一生，还可能暗示政治走向。周恩来小心谨慎地写到：“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然后实写功，虚写过。把写好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功过部分勾去：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是毛泽东又要发飙么？不是的，因为他决定亲自参加追悼会。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个历史人物身后，总会有一部分人极力吹捧，同时又有一部分人竭力贬损。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个情况越明显。对毛泽东尤其如此。吹捧者，总是无限拔高，视之为神明。贬损者相反，无所不用其极。

贬损者攻击毛泽东的理由很多，其中很搞笑的一条就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各位同志们的追悼会。特别是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被攻击的口实。建国之前，毛泽东为林育英抬过棺。建国之后，毛泽东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追悼会。当初任弼时死，毛泽东参与过。罗荣桓死，毛泽东参与过遗体告别。毛泽东从头到尾参加的追悼会，只有陈毅一次。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一次恶化，再也没有恢复，中间还有一次昏厥，差点死掉。

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并非仅仅为了悼念陈毅，更重要的是要释放政治信号。周恩来明白其中的含义，立刻指示中央办公厅：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人数不限。

主持人也由李德生换成周恩来。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做了啥呢？必备程序是要走的。哭一哭，流几滴眼泪，和同志们说一些温馨的话，等等。更重要的，还在其他地方。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的一生盖棺定论。

毛泽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这话是一个风向标。陈毅是“二月逆流”的主角。否定林彪，相当于否定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的那段文革历史。相当于说，之前那些挨批的人有机会翻身了。

在陈毅追悼会上，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邓小平身上。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同时和刘少奇区别开。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一年之后，邓小平出山。

出山后的邓小平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新焦点。日后的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再起再落，落了又起，终于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起点就在陈毅的追悼会。当时邓小平在江西农场里闲着，静静地等待机会。原本一团漆黑，林彪的死相当于太阳从乌云背后出现，给了他机会。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新阶段，斗而不破的结果。

第四节  成果

根据历史记载，邓小平复出之后，大力整顿，很快恢复了运输系统和生产系统。这个记载使人感觉邓小平很神奇的样子，一出现就把啥都搞好了，表演魔术一样轻松。必须指出，这样说是很不合理的。邓小平固然能力超群，但是上升到国家层面，把任何一个人拔高过头都是自欺欺人。

国家大事，从来不是一个两个人就可以搞定的。文革那些年，老干部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新上任的革命派，想搞生产的，基本上也被打倒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生产意味着干事情，干事情意味着出问题，出问题意味着被打倒。所以国家才会变成一个烂摊子。邓小平出山整顿，是因为在邓小平之前，已经有一帮老干部出山了，站在各个岗位上支持邓小平。邓小平有了那个平台，才能整顿。

平台的布局者，周恩来。

陈毅追悼会之后，对周恩来而言，首要任务是接待尼克松访华，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内政上。所谓内政，也就是把一帮人放出来，该检查身体去检查身体，该上岗去上岗，该干活去干活。周恩来解放的都是谁呢？有几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确实应该赶紧恢复名誉和工作。比如朱德、陈云、叶剑英、叶飞等人。让这些人在家写检讨或者下放到某个农场劳动绝对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了，最大的作用是利用经验、智慧、影响力为国家继续发光发热。再让他们顶着各种帽子，不仅不正常，而且不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国家才会变成烂摊子。

第二个类型，政治上特别敏感。比方说谭震林和徐向前，“二月逆流”的主要代表。虽然林彪倒台了，毛泽东说他们是为了对付林彪。但实际情况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大闹京西宾馆和二月份大闹怀仁堂，都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去的，当时谭震林还向林彪写信求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日后简化为四人帮，核心的江青和张春桥还在。

第三种类型，值得商榷。比方说曾希圣和李井泉，他们都是大跃进时代的地方干将，是主要执行者之一。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清算大饥荒。现在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了，不代表之前导致大饥荒的大跃进就是对的。如果因为想要扭转文革，就把大饥荒那一摊子事刻意忘记，不智。但当时的周恩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放老同志出山就行。

周恩来做归做，收拾烂摊子可以，但是有一个禁区是绝对不可以跨越的：无论如何不能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否则后果严重。之后的邓小平就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个度，再次被打倒的。好在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意识到，需要启用一批人来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

周恩来只剩下一条路，搞调和。周恩来精心准备了一篇关于干部政策的社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文革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打嘴炮的多。因为不能否定文革，所以必须肯定他们。与此同时，又因为肯定他们，给工作带来极大难度。整个过程非常奇特。

让某个高干出来工作，首先需要高层讨论。当时的高层，基本上是周恩来带着几个老干部（如叶剑英）和江青带着一帮口水大师在讨论。周恩来把名单亮出来，江青就带人在旁边挑毛病，找茬。

会场争论非常激烈。晚上七点半开会，到凌晨三四点钟，七八个小时，也就能解决三四个人的问题。任何一个人，头顶上都有各种型号的帽子。双方把帽子的型号弄清楚就要很长时间；再讨论帽子的款式是否过时了，又需要很长时间。如此这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非常折腾。周恩来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但他必须耐心地听江青唠叨，而且他还要遵循一个原则：不和江青正面冲突，因为他要回避江青背后的那个高大的身躯。

向来目空一切的江青，为啥愿意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对干部的组织关系如此关心呢？原因很简单，那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江青带人搞下去的。任何一个人复出，都不可能和江青坐在同一条船上。所以事情进展得奇慢无比。等到邓小平复出时，已经一九七三年了。消耗同样多的精力，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都搞定了。

所以说中国的政治，烦。

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解放”了一批老干部。老干部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改善了生存环境，又可以和亲人在一起，自然很感激总理，在总理的带领下全心全意地工作，为国家发光发热的同时，还要和江青那婆娘斗一斗。

对周恩来而言，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目的是要干一件大事。

第五节  终极目的

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前期和而不同，后期斗而不破。在林彪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林彪就是在斗争，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和毛泽东的关系，事后又主动完成善后工作。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为尖锐。

从国家角度看，从周恩来个人角度看，从组织利益角度看，文化大革命都应该消停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文革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建设基本上没的说，破坏基本上说不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看，文革的实践基本上失败了。文革的主力军，知识分子都上山下乡去了；文革的核心人物，林彪都无法生存了。周恩来也是一肚子窝囊气，很不爽。

不爽归不爽，又不能说出来，而且不能触碰文革。怎么办呢？只有一种办法，暗度陈仓。也就是在文革的旗帜下，进行一系列调整。

此招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无需从战略高度伤筋动骨，悄无声息地把生米做成熟饭；缺点：师出无名，被强劲的对手反击之后，将陷入战略被动，非常危险。

此招数并不新鲜，中国历史上经常有人玩，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仅仅在建国之后，至少有两个人试过这一招。

大饥荒之后的刘少奇，站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无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的理论限制，又想要寻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惊世骇俗却虎头蛇尾的演说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矛盾摊开，刘少奇无法从理论上真正突破，战略制高点还是在毛泽东手上。所以毛泽东能利用文化大革命轻易达到目的。

九大之后的林彪想要巩固文革中获得的地位，希望政局稳定下来。所以他希望恢复国家主席，并且在庐山策划了一场漂亮的政治闪击战。结果闪击不成功，搞成了阴谋。为啥呢？林彪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台的，他本人无法在理论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想要巩固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暗度陈仓。但是理论制高点依然在毛泽东手上。林彪比刘少奇还窝囊。

周恩来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理论制高点在毛泽东手上，周恩来对现实不满意，试图扭转局面，但不能明搞。刘少奇试图经济调整，林彪试图重设国家主席，那么周恩来的方式是啥呢？答案很古怪：批判极左。

当时刘少奇调整经济，发动大四清运动，基本上和毛泽东撕破脸。林彪不顾毛泽东三令五申地不同意，依然主张设国家主席，让两个人的矛盾浮出水面。周恩来这个题目，相当隐蔽。

林彪出事之后，按照游戏规则，应该批判，批倒批臭。问题是怎么批判呢？

大家都知道，林彪是领袖的亲密战友，以领袖学生自居；只要公开开口，言必称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正确，而且手中拿着红本本乱摇。什么情况？很左。但是当时那个年代，林彪那一套很正常，大家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表达对领袖的忠心，才能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

如此一个人，竟然私自坐飞机往敌国跑，把领袖和全国人民都骗了。如此行为很可耻，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不能学林彪那种可耻的行为，所以要批判他，批判他的极左行为。顺便说一下，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没啥好感。当初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派，就被周恩来批判过。杨曦光那本《中国该往何处去》就被周恩来将其与蒋介石的大作《中国之命运》并列为毒草。

这么一来，批判极左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周恩来去干了。那年头，都是宁左勿右。批左，相当于逆潮流而动。所以周恩来要做的事，首先是要把左和极左分开。如何解释极左呢？按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而且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行事。

周恩来这么搞，和扭转文革趋势有何关系？答曰，这就是暗度陈仓的精髓所在。

左的那一套其实很脆弱，需要有强大力量的鼎力支持。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支左，名义上帮助红卫兵闹革命，结果怎么样？因为红卫兵闹得太凶，反而走到了军队的对立面。从青海事件到武汉事件，结果都一样，基本上都成了文革的阻碍。为啥会如此这般呢？不是军队不听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而是闹得最凶的那部分人让人忍无可忍，压制了闹得比较凶的那些人，而且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

批判极左，就是批判文革的浪头。

周恩来批判林彪的“精神万能论”，批判“空头政治论”，就是批判文革的一些基本东西。因为文革中普遍强调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空头政治。

不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否认，如此下去将要扭转文革进程的事实。如果周恩来的目的实现了，日后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名字将黯淡许多。

尽管文革实践已经失败了，但毛泽东暂时还不允许它结束。原因么，后面再说。这里先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六节  斗争

当初毛泽东反击刘少奇和林彪的时候，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他们确实让自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尽管也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但是周恩来不同，隐蔽很多，他批判林彪，得到毛泽东的允许。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初反对刘少奇，背后有林彪和周恩来；当初反对林彪，背后有周恩来，还有一系列地方军人。林彪之后，要反对周恩来，毛泽东能用的人也就是那帮口水大师而已。又到了江青的表演时间。

说起江青，很多人对她咬牙切齿。其实一九七一年之后的江青满腹委屈。江青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候，文革之前搞样板戏，那是旗手；文革初期，借助中央文革小组呼风唤雨，很有要成气候的样子。

正因为那段时间春风得意，江青从一个家庭主妇升级为政治局委员。但是那些好事，基本上是伴随着刘少奇的倒下而来的。在林彪倒下的过程中，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忙碌半天之后，江青基本上没捞到好处，级别没有上升，权力没有变大。而且老干部复出，又多了许多潜在对手，好处都被周恩来占了。她和她的伙伴们惊呆了。

老娘种下的果子竟然被别人摘了，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好你周恩来，走着瞧，我会报仇的。

机会很快来了。毛泽东对江青和张春桥表示，周恩来如此搞下去，会走到邪路上。江青意识到表演的机会来了。一九七二年元旦，双方就国情社论展开了一场非常规较量。

周恩来为了隐蔽的目的，自然还要继续推行批极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大棍子，仰仗着知道毛泽东的意图，在周恩来对面搭起戏台，公开要反右，唱起了对台戏。

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文革新贵，平时见到周恩来，基本的尊重还是有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江青的特别目的，对周恩来的话还是能听进去的。张春桥有思想没行动能力，姚文元等而下之（？）。如此和周恩来对着干，极为罕见。周恩来立刻明白：背后必有文章。

当时那个情况下，能对周恩来做文章的人只有一个，毛泽东。怎么办呢？如果换成刘少奇，估计会装作没看见，实在不行，找毛泽东寻求支持，正如七千人大会之后做的那样。如果是林彪，眼一闭，一口气走到黑。周恩来不同。他奉行的策略是斗而不破。斗归斗，但是绝不会斗到最后。他要迂回、迂回、再迂回，绝不死磕。如果要死磕，当初就跟刘少奇或林彪站在一起了，那样胜率还大点。

周恩来立刻转向，表示不再坚持“批判极左”，提倡“又红又专”，想要息事宁人。

但事情已经出现了，息，并不容易。因为事情并非涉及到周恩来一个人。全国大事小事都是周恩来在主持，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很多波折（？）。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很多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很多单位。他前段时间批判极左，影响很大，那些影响并不会由于他个人表面上改变态度而消失。影响主要有两个人：科学家周培源和政论家王若水。

周培源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为人正直无私，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文革中有很多搞笑的事，比方说一帮笔杆子搞“科学革命”。当时陈伯达找到周培源，让他写文章“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给了陈伯达一个冷眼。那段时间，整个科学界的“基础研究”基本上都瘫痪了，周培源就写了一篇论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写信给周恩来，寻求支持。这事就是科学的事，但是却和文革之风不符。张春桥和姚文元布置人手，一方面对周培源进行围攻，另一方面宣扬：“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把火引向了周恩来。——这就是当时周恩来的处境，支持一下科技工作者都能惹出如此多的麻烦。

王若水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文革时期，王若水也是一把理论好手，大笔杆子，写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认证。一九七二年的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担任编辑，他根据周恩来之前的讲话精神，找人写了一篇很犀利的文章。毫无疑问，文章对周恩来有利。王若水帮忙的结果：帮倒忙。江青火了，抓住此文说是大毒草，上纲上线说背后有人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口气极为刁蛮，行为极其蛮横，搞得周恩来很来火又没办法。

既然不能批极左，又要批林彪，怎么办呢？江青和张春桥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右’的本质暴露出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让林彪隐藏下来，那对党和人民将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批林彪为右派。

周恩来之前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过林彪形“左”实“右”。但那是对毛泽东说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毛泽东批判极左，达到暗度陈仓的目的。江青和张春桥要批林彪为右派，估计鬼都不信。无论如何，林彪无法扯到右派。如果林彪都是右派，那所有人都是右派，打击面太广，不现实，再纠缠下去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虽然很卖力，给周恩来制造了很多麻烦，但仅此而已，效果不大。

眼看争论就要结束了，周恩来息事宁人的目的即将实现，又有一个人跳出来帮忙，还是王若水。王大笔杆子直接写信给毛泽东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有点像当初批《海瑞罢官》”。

王若水写信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仗着毛泽东曾经赞赏过自己，试图为周恩来摇旗呐喊。如果说之前写文章仅仅是触犯了江青的话，那这一次就是彻底捅了马蜂窝。反对批判极左，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只是前台小卒，真正的策划者是毛泽东。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意在暗度陈仓，才把江青他们放出来的。如此一来，正好给毛泽东留下把柄。

毛泽东决定反击。周恩来暗度陈仓的计策很隐蔽很巧妙，毛泽东的反击更妙。毛泽东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叫过来，让两路人在自己的面前讨论解决王若水信中的问题。

乍一看，毛泽东好像没怎么样啊。其实不然。周恩来试图静悄悄地扭转文革走势，关键旗帜上，还是支持文革的。正如当初刘少奇试图扭转经济，旗帜上还要支持三面红旗一样。如果拿出来公开讨论，周恩来必然不能继续主张批判极左，因为之前周恩来表面上已经放弃了批判极左的做法。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立刻表态降低姿态，放弃自己的观点，战略退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倒是想和周恩来搞一场真正的较量，最好就如同之前对付刘少奇和林彪那样，把周打倒在地，踏上几脚。然而周恩来不给她那样的机会，避而不出。

由于周恩来不应战，最后毛泽东只好拿出自己的权威：批极左，还是反右。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接下来就是江青和她的伙伴们表演了一阵子：可怜的林彪后半辈子都在务虚、搞左的那一套，最后还是和极右联系在一起。只是那些批判，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服力。毕竟大家都不是傻瓜，逐渐明白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

周恩来的退让避开了和毛泽东关系的破裂，但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周恩来依然试图扭转文革走势，继续“解放”老干部。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继续表演，却越来越孤立。

毛泽东看似轻松击败了周恩来，瓦解了周恩来的努力，但也很无奈。即使他对周恩来不爽，暂时也不能拿周恩来怎么样。原因很简单：国家已经是烂摊子了，能干活的人只有周恩来一个。如果把周恩来也拿走，那真的要天下大乱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扭转文革走势的做法又很不满。这样就有了矛盾。

毛泽东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来一场对周恩来的批判。批判周恩来之前，必须找一个人解决干活的问题。一番思索之后，终于找到那样一个人。那人也是周恩来一直要谋划复出的人选，那人在历史上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焦点。他的复出，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

他就是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很暴烈，许多人无辜遭殃，各个级别的干部就不用说了，作家老舍，科学家邓稼先都没能逃离困境，许多墓地被砸了，就连爱因斯坦都牵扯到了。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二号反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能安然度过文革，是什么原因？

看看文化大革命的一号反派人物刘少奇，比邓小平年长地位高，没能挺住。

看看文化大革命的三号反派人物陶铸，比邓小平年轻地位低，没能挺住。

当刘少奇在开封悲惨死去的时候，当陶铸在安徽黑屋子里悲惨死去的时候，邓小平和亲人在江西过着还算正常的普通生活。

好吧，就不兜圈子了。邓小平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有保护伞。撑伞的人有两个：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的对手只有林彪一个。林彪死后，邓小平复出除了时间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期望不一样。邓小平的选择也将影响时局走势。

第七节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几十年，彼此理解，默契程度远超一般人想象。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毛泽东想要干某些事，需要向江青明说，往往还不起作用。到周恩来那里，只需要暗示一下就行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夫妻。周恩来有些事不会和邓颖超说，却会向毛泽东说。

就算彼此斗争的时候，也是相互理解的。周恩来暗度陈仓的手段，无法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刚有些想法，周恩来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是因为这种理解和默契，才会有那种和而不同，才会有那种斗而不破，堪称史上奇观。翻遍史书，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另外一对如毛泽东和周恩来这般，格局如此之高，个人如此有才，分分合合如此纠缠不休的搭档。

那么现在看一个问题，毛泽东为啥要批判周恩来？这个问题历来比较敏感，基本上分为极端的两派：粉饰派和污蔑派。

粉饰派：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体的，从没分开过。他们是伟大的战友关系，他们彼此理解、关照、扶持，即使有时候显得若即若离，但关键时刻从来都是不离不弃。所谓的不和、所谓的斗争都是别有用心的无耻小人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而已，为的是搞乱人心。就算在个别问题上态度不一样，那也是组织内部的问题。组织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恰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特点。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判，那只是决策者对执行者的纠正而已，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比方说林肯也纠正过他的统帅。

污蔑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正常，彼此斗争残酷。毛泽东只会用各种阴谋诡计整人，周恩来只会各种虚伪。所谓友谊，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毛泽东一直想把周恩来斗垮。周恩来得以保全，一方面是因为根基太深，另一方面则是人臣侍奉皇帝的各种卑躬屈膝。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无条件顺从忍让，而且对毛泽东的老婆也是顺从忍让，还对毛泽东的秘书各种笑脸逢迎。实例可以举出一大堆。总之一句话，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暂且抛开两派观点不看，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过很多合作，也有过很多不同。由于他们站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上层，不管合作还是不同，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时局走势。由于两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肯定会涉及到权力的分配和运用，也就是权谋斗争。从历史定位上看，处于领袖地位并掌控决策权的毛泽东肯定是占据主动。

领袖要巩固领袖地位，必然要和下面的执行者适当拉开距离。如果执行者威望过高，权力过大，就会影响领袖权威。周恩来因为自身能力超群，在组织内部树大根深，一不小心就会离领袖很近。特别是每次有人倒下的时候。特别是林彪出走之后，组织内部的元老，只剩下周恩来一个在主持一线工作。

周恩来把林彪的事情处理完，把中美关系处理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亿多人口之中，只有一个人的威望和权势在他之上。

林彪出走，换掉一大批人，军内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毛泽东虽然还是威望最高的那一个，但他不去管具体的事。负责填补真空的人是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具体的事当然要听周恩来的。再加上周恩来基本上一手操办了中美和谈，西方世界对周恩来感觉良好，各种媒体赞誉扑面而来，一时间风头很是无两。

周恩来本身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管国家机器，再加上军方，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看看当初的刘少奇，虽然是接班人，在军方根基一般。再看看林彪，也是接班人，在行政系统内根基一般。再看看此时的周恩来，如同行政系统的刘少奇和军内林彪的结合体。周恩来虽然没有像刘少奇和林彪那样公然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却干着同样的事，试图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毛泽东绝对不会允许周恩来把那些事干成，必须再一次敲打周恩来。如何敲打呢？除了让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用力闹腾之外，毛泽东还有一招绝学，让周恩来自己检讨。

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六月，毛泽东的身体稍微好转，就林彪的事“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找周恩来谈话，让周恩来出来说点啥。江青正对周恩来不满，抓住机会，直接让周恩来联系个人实际讲。党内历次斗争，周恩来都做过检讨，要讲，肯定又是检讨。

当时周恩来正在“解放”老干部，正在想办法策划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非常明白，自己现在成了二号人物，掌控大权，离领袖很近，会给人一种——好像周恩来成为当家人——的错觉。好吧，那就检讨呗，反正从没想过要当领袖。

周恩来一开始写了一个大纲，本想应付一下了事，但是江青在旁边不依不饶。因为江青很不爽，她是演员，要把不爽表演出来。她一定要周恩来“联系实际”，使劲揭自己的伤疤。所谓伤疤，无非是历史上反对过伟大领袖。

在江青的纠缠下，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十天，翻箱倒柜地查资料，把历史老账翻出来，写出一个自我批评的发言稿。写完之后把提纲送给毛泽东，同时附上一封信：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随后的批判林彪的会议上，周恩来专门发言，谈了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各种错误。周恩来告诉大家，自揭老底的目的：“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会场所有人都知道周恩来这么说的真正目的：再一次突出伟大领袖才是国家真正的当家人和决策者。正是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策略下，他才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最后再次强调他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总之一句话，这个国家领袖最大，谁都不要和领袖抢风头，你们也不要把我往风头上推，切记。

如此一番之后，暂时过关。周恩来又可以继续“解放”老干部，策划邓小平的复出。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权谋斗争，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很小的一个原因，也是被关注最多的一个原因。周恩来从未想过要取代毛泽东，就算没有这个检讨，他也不会去想。他已经风烛残年，没有那个精力了。历史上有过更好的机会，他都没有出手，如今更不可能动手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也只会悄悄地去办。

实际上周恩来虽然检讨，但这对他干的事情没有影响。尽管他肯定领袖的权威，但他还干着同样的事，还是试图暗度陈仓，试图扭转文革走势。

批判周恩来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另外两个原因都比权谋斗争重要。

第八节  第二个原因

林彪出事之后，被批判最多的就是周恩来。批判周恩来又分为两个阶段，以中共十大为节点。十大之前是第一个阶段，十大之后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完全不同。

为啥呢？中共十大，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接班人。

毛泽东敲打周恩来那是有历史的。

看看周恩来被敲打的历史，除了在党内和毛泽东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暗线，几乎被忽略的暗线——接班人问题。周恩来是执行者，从来成不了接班人。但是他的能量又很大，所以必须为接班人让路。能敲打他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个。

自从长征结束，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核心地位，敲打周恩来就成了常态。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就被批斗了一阵子。正是从延安整风开始，刘少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走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延安整风，按照两人在党内的历史贡献，刘少奇很难在战争年代超过周恩来。刘少奇在军内是空白，周恩来则是树大根深。

整个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阶段，周恩来的身影是很模糊的，特别是国共撕破脸，已经不需要统战的情况下。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挤压。因为毛泽东把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控在手心，周恩来是执行者，手中却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队伍。由工运斗争起家的刘少奇，却得到了整顿新四军的机会，安插了一个饶漱石，把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给折腾得不轻，同时推荐了粟裕将军。饶漱石和粟裕配合得相当不错。

建国之后高岗闹事，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不太满意，才把高岗调入京城、委以重任，把周恩来政务院的权力拿走很大一部分。客观上就是对周恩来进行敲打。高岗倒台，主要是因为对刘少奇太过分。

大跃进之前，周恩来刚表示一点儿不满，毛泽东就说他离右派很近了。此时的刘少奇却高歌猛进，毛泽东对外放风说自己要退居二线，在苏联时又对赫鲁晓夫说刘少奇可以成为接班人。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敲打，成功地让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然而刘少奇最终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那会儿，周恩来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因为周恩来站在执行者的位置上，从不争夺决策权，而是试图调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连同整个行政系统遭殃。周恩来暂时获得了独自主持中央的权力。那段时间很短。因为刘少奇倒下之后，毛泽东要把继承人换成林彪。

要让林彪上位，周恩来必须往后撤。所以文革初期，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基本上都被批斗，这种批斗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时达到顶峰。周恩来本人也是各种检讨，前前后后检讨了很多次，终于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扶到了接班人的位置。

然而林彪又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周恩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安静的日子。最后林彪倒下，周恩来再次忙碌了一阵子，成为名符其实的二号人物。

林彪事件处理完毕，召开十大，又要面临接班人问题。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处境。

如果二人还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以合作共创一番大业。然而一九七二年，两人已经风烛残年，即将拜访马克思了。所以要培养接班人，必须打击周恩来的威望。不然的话，两人百年之后，如果继承人威望不够，在集权体制内，绝对是灾难。

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之后，刘少奇走上接班人的位置。当时毛泽东六十三岁，身体很好。刘少奇和周恩来，五十八岁，正当盛年。邓小平刚过五十，当时正在雄心勃勃地搞建设。刘少奇确实是文官之中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人之一，是一个合格的继承者。在那个时候确立领导人秩序，算是未雨绸缪。

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把林彪的继承人位置写入党章。此时毛泽东已经七十六岁，周恩来也七十一岁了。当时林彪六十二岁，身体不好，不太适合当继承人。林彪武将出身，按照文人治国的传统，本来轮不到他上位。只是因为特殊情况，必须依靠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才把他推出来。但他是开国元勋，有深厚的威望，当继承人也无可厚非。

一九七三年召开十大，毛泽东已经八十岁，身体非常不好，开幕式和闭幕式都需要搀扶。周恩来已经七十五，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在那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继承人。那个时候，反而没有继承人。是不是很怪异？

文官如刘少奇，倒了。连带倒下去的还有一大批文官。

武官如林彪，倒了。连带倒下去的还有一大批武官。

时间不等人，毛泽东眼中有几个人选。排在第一位的是王洪文。

第九节  王洪文同志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十届十一中全会，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当时周恩来已经非常衰弱，实际上就是说王洪文是接班人。王洪文是谁？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他，认识他的人也不怎么拿他当回事。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不认识他的人开始认识他，不拿他当回事的人开始重视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葬身大漠两周年，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陪同者就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人民日报刊登大幅照片：毛泽东和蓬皮杜居中，周恩来和王洪文分居两侧。接下来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十天之后的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接见阿拉伯副总统侯赛因·莎菲，作陪的人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又过了二十天，十月十三号，毛泽东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除周恩来和王洪文参加陪同接见之外，现场的周恩来被安排在角落里，王洪文在特鲁多旁边。类似的情景在一九七三年之后的几十天又出现过三次，分别是接见澳大利亚总理、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尼泊尔国王。

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王洪文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六国首脑，范围包括各大洲。这还不算完。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十次带着王洪文会见外国首脑，每次都有周恩来作陪。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不怎么样，很少出来见人。如此频繁地接见各国领导人，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把王洪文推出来。每次都有周恩来陪同，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发挥老人家传、帮、带的作用。在外交那一块，没有比周恩来更好的老师。

当时的王洪文，可以很方便地进出毛泽东的书房，可以不断地得到毛泽东的指点。

如此用心，可谓良苦。

短时间内，王洪文的大名传遍世界。

一位英国记者写到：“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一切如在梦中。然而那如梦如幻的时间很短。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王洪文就没有机会再跟着毛泽东在外国首脑面前露脸了，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变成了邓小平。一切又是为啥呢？有人说是王洪文不成气候，在会见外宾时开始翘起二郎腿。又有人说，王洪文到北京之后，生活开始变了样子，变回崇明岛上的那个王洪文。然而这些都不是真相。

王洪文，生于一九三五年，长春人，农民，十岁丧父，并未过人之处。谁也没想到他差点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然咯，解放初期，农民身份是光荣的。

一九五一年，年仅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志愿军去朝鲜，完全是热血青年一个，但是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幸运的是没有壮烈牺牲。第二年随部队调回国，算是扛过枪。那年月，军人身份也是光荣的。

一九五六年转业，去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那年代的工人，地位是很高的。然而王洪文工人当得并不好，技术没有学好，也不想学好。因为王洪文的目标不是当工人，而是出人头地。至于如何出人头地，王洪文就不知道了。他想当领导，当干部，可惜也不尽如人意。没办法，只能混日子先。

当工人时还发生了一件很郁闷的事。大跃进时，上海市抽调一批工人去崇明岛围堤造田，想当领导不成功的王洪文竟然被要求去种地！好吧，他很生气，很愤怒，吵闹一番无济于事，只好去了。崇明岛上的王洪文，种地不怎么积极，打鸟、钓鱼、抓螃蟹倒是很来劲，生活真是绿色又养生。打牌、下棋、喝酒也让他无限神往，消遣无限。而且他特别“爱生病”，一生病就跑回上海修养，仿佛娇滴滴的大小姐一般。

总之一句话，文革之前的王洪文对现实很不满意，想要改变现状也没有办法，一肚子郁闷，一肚子不爽，却无处发泄。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王洪文三十一岁，人生简历是十六年农民、五年士兵、十年工人，种过地、扛过枪、做过工。一系列劣势加在一起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文革流行工、农、兵，王洪文三样占全，根正苗红，正是造反的好料子。恰好王洪文对现实很不满意，就爆发了。由于上海工业发达，工人闹革命的传统浓厚，闹起来格外有声势。

一九六六年，文革五大将之一的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动一时。一肚子不爽的王洪文灵机一动，决定山寨聂元梓的创意，搞了一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内容相当给力：“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就这样，王洪文开始了造反生涯，在工友之中小有名气。那一瞬间，王洪文看到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于是一改以往混日子的习惯，开始读书、看报、写文章，变成了积极上进的典范。当然那条路是不好走的。要批斗的那些人都是一肚子墨水，王洪文本人半路出家，战斗力一般。有几十张、上百张的大字报对王洪文炮轰反击，搞得王洪文很狼狈，但是他很高兴。常言道，不被人嫉是庸才。在那个年代，不被人攻击才是笨蛋。

王洪文抖擞精神继续战斗，赢得一系列成果。比方说他在上海的蜗居变成了茶馆，人来人往，相当热闹。不知不觉中，王洪文在上海工人战斗组织中小有名气。处于人群之中的王洪文相当陶醉，决定扩大战果，在红卫兵大串联的影响下，也搞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然而当时有个文件，三十岁以下才能参加红卫兵。王洪文恰好三十一岁，没法参加，郁闷，只好退而求其次，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就这样，王洪文和北京扯上了关系：成了北京革命小将的战友。

北京的红卫兵点燃了上海的工人。上海工人的强悍那是有传统的。当初共产党靠工运起家，工运的核心就在上海。当初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而已。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在上海指挥工人纠察队武装斗争。

被点燃后的上海工人组成一个非常强悍的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号，当时的北京，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它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它是全国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造反派组织，它控制上海的时间达十年之久。

工总司非常具备攻击性，他们坚定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看看他们的一系列口号：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思想。

　　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洪文就是这个组织走出来的领袖。可以想象日后的进程。

上海市委面对如此庞然大物，采取“三不”态度：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工总司偏要让上海市委承认，不仅如此，还指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相当于说一帮工人要搞定市委市政府，当然不可能得到认可了。无奈之余，工总司领袖王洪文和潘国带领一帮活跃分子到北京去告状，强行上车。后来列车被截留在安亭和南京，王洪文带着一帮人在安亭卧轨，导致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南北运输中断，造成所谓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安亭事件之前，文化大革命的程度只是红卫兵抄家级别；之后就是全面夺权了。安亭事件中，张春桥搞了一次赌博，赌赢了，从此飞黄腾达。王洪文也找到了人生起点。

一九七一年夺权高潮中，王洪文带着一帮工人出尽了风头。在那无尽的风头中，王洪文赢来一次做梦都没想到的机遇。

武汉七二零事件闹得毛泽东很不愉快，被迫破例乘飞机离开。到了上海之后，毛泽东又愉快起来。因为上海工人造反情况比武汉乐观得多：工总司一家独大，到处消灭反对派。当时王洪文调动十万工人，头戴安全帽，手持棍棒去攻打另一个组织。当时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那一幕，觉得上海的情况大有可为。

毛泽东告诉张春桥：武装十万工人，重建上海民兵，每人发条棍子。张春桥投毛泽东所好，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类似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非常欣赏。据说那一刻，毛泽东仿佛从王洪文身上看见自己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影子。事实上从那一刻开始，王洪文成了毛泽东的宝贝。

人生机缘，说不尽。

听到王洪文的履历之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初他培养毛岸英，就是按照工、农、兵的程序，可惜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就这样王洪文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九六八年国庆节，王洪文以上海代表团的身份到北京。

在那里，王洪文经历了一系列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住进中南海。第二个想不到：周恩来深夜看望他。最大的想不到：毛泽东单独接见他。全国那么多代表，王洪文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自己也搞不懂怎么会受到如此青睐。

和毛泽东的一席对话决定了王洪文的命运。其实对话很简单：毛泽东问，王洪文答。问：哪里人？答：长春市郊人。问：家里干啥的？答：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十六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如此这般，相当于把履历重复一遍。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使王洪文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

王洪文回答：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

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对王洪文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是啥意思呢？很简单。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行政系统，目的之一就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力。工人的最大作用就是劳动嘛，脱离了劳动，啥都免谈。如果王洪文回答呆在革委会看报纸或在工总司喝茶，那相当于官老爷。而每星期参加工厂劳动，打动了毛泽东，让他觉得自己发现的宝贝非常不错。

此后上海代表团返回上海，王洪文则留在北京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当众表扬他。此后上海帮重新排座次，王洪文越过徐景贤等人，紧随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名列第三，人称王老三。中共九大，毛泽东三次表扬王洪文，并让他代表上海工人讲话。第三次庐山会议，王洪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

九一三事变之后，毛泽东更加信任王洪文，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因为前两个接班人都是毛泽东打江山的战友，一文（刘少奇）一武（林彪），都失败了。刘少奇和林彪的失败，让毛泽东觉得寻找接班人必须另辟道路。

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就表示要寻找年轻干部。毛泽东要解决林彪，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号，王洪文被调往中央。毛泽东决定近距离接近、观察、提点、栽培他。毛泽东一开始对王洪文抱有很大希望，亲自指点，耳提面命，循循善诱。无奈王洪文身上只有毛泽东敢打敢拼的影子而已；文学才华，没有；军事能力，没有；政治手段，没有；至于思想，更不用提了。

毛泽东让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毛泽东喜欢让他的接班人读书，当初曾经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左膀右臂，能谋善断，曹操起兵初期，曾设计擒吕布、破袁绍。只是郭嘉英年早逝。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彪读《郭嘉传》，一来欣赏林彪的谋断（特别是在战场上），二来担心林彪身体虚弱。

刘盆子是放牛娃，十五岁那年，某日放牛回家，光着脚丫子，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眼泪直流。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为了师出有名，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刘盆子中标。王洪文早年也放过牛，和刘盆子经历有点类似。刘盆子之所以有机会当王，是因为他姓刘。王洪文之所以接班，是因为他的出身。其实就是要告诉王洪文，要认清实际情况。

客观讲，把一个三十几岁，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提到中央当接班人，也不公平。毕竟人都是通过历练才能成长，毛泽东本人也不是一步登天，不能指望王洪文一下子开窍。看王洪文的人生经历、资历，即使好好培养，充分锻炼，也就是高岗那水平。但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了，明知拔苗助长，也要去做了。

周恩来当然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对王洪文尽力照顾。不仅如此，还要为这样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让路、挨批评、写检讨。明白这一层之后，很多人会为周恩来鸣不平。当时就有很多人为周恩来打抱不平。周恩来自己怎么选择呢？

当初为刘少奇让路，虽然挨批，也没啥。毕竟刘少奇党龄足够长，资格足够老，能力足够出色。当初为林彪让路，虽然林彪资历啥的不如自己，好歹也是开国元勋，战功赫赫。这王洪文算什么东西？

放在整个历史上看，如此年轻的政治玩偶，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秦末大乱时期，项家拥立的楚怀王，挂了；元朝末年，义军尊奉的小明王韩林儿，挂了；即使刘盆子本人，最后还是被废除了，好在光武帝刘秀仁慈，才得以保全性命。

放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斯大林要的工人阶级领袖向忠发，最后因为养小老婆被捕，投降叛变，年轻的王明和博古也未能掌控局势。毛泽东选择年轻出身好的王洪文，能成功么？难，至少在周恩来眼中很难。而且王洪文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不是那块料。

王洪文到北京之后，一开始表现得还像那么回事。时间一长就变味了，崇明岛上那个混日子的家伙仿佛又灵魂附体。

这一切，周恩来都忍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全力帮助王洪文。生活上，周恩来把王洪文安排在钓鱼台九号楼，和上海帮的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不至于太寂寞。从结果看，这个安排是考验也是陷阱。因为政治水平不高的王洪文最终陷入上海帮，难以自拔，让毛泽东很失望。

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不管是处理派系争斗，还是七机部高技术问题，甚至战略机密，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算是尽职尽责。王洪文呢，真的有点吃不消。周恩来管的事太多了，国务院一堆事，军委一堆事，大会小会没完没了，如同唐僧一样唠唠叨叨。开完会又有各种文件，看都看不完。

此外，王洪文还要参加政治局和中央的各种会议。

此外，王洪文还要面对大部头的马恩列斯毛。那些东西足够让很多研究者头大，对没怎么读书，也不习惯读书的王洪文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王洪文还要讨好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学外语，王洪文也跟着学外语。

如此情况，休说王洪文，估计绝大部分人都吃不消。看来接班人真的不好当啊。

王洪文最喜欢的任务是以特派员的身份去地方当和事老。中央下去的人嘛，相当于钦差大臣，只要不惹乱子，地方都会好好接待。王洪文到地方，基本上都是处理武斗冲突。这是毛泽东在考察他的动手能力。这方面，王洪文表现很不错，至少比王力强多了。王洪文本人造反出身，对造反派的心理和行为比较了解，干起来得心应手。

所到之处，王洪文首先把两派召集到一起开会，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让双方都感到温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提出希望。第三步：让两派自我批评，了事。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容易。至少王洪文能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对此毛泽东很满意，准备按计划进行。一九七三年五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让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这些之前都是刘少奇的工作。

毛泽东把王洪文推上去，阻力很大。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按照惯例，周恩来提议，一般都会得到热烈的掌声。集体沉默，就是集体抗议。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相当尴尬。政府部门还好说，玩政治的，懂得见风使舵。军方内部就不同了，有不满那是要说出来的。

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按道理应该无条件支持毛泽东选的人，但是许世友却说，王洪文太年轻了。许世友这样说已经很客气了，军方有谁承认王洪文？日后在秦城监狱里，吴法宪曾经对王洪文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一时间局面相当尴尬。最后还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站出来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叶剑英举例：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孙策小霸王十七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三十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二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扭转了局势。

姜还是老的辣呀。

此时的王洪文对叶剑英是感激的。但他想不到，数年之后，逮捕他的人正是叶剑英。那么问题来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知王洪文不行，为啥还想方设法帮助王洪文上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王洪文这个人，而是王洪文背后的毛泽东。以他们的能力，像王洪文这种人，不论放在任何位置上都构不成威胁。

日后叶剑英逮捕王洪文时，根本就没正眼看他。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目的是一致的：执行毛泽东的意志，绝不再违拗。文革以来已经证明，违背毛泽东意志的后果很严重。他们配合毛泽东，同时换取毛泽东的配合。配合的结果：解放老干部，尤其是邓小平的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和王洪文的崛起，基本上是一条平行线。周恩来想了却心愿，扭转文革，就要“解放”老干部，需要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也在布局，也需要邓小平复出。

在双方共同需求之下，邓小平顺理成章的地在十大复出。

如果说林彪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站得时间短，那王洪文更短，前后不到一年就被否决了。接下来陪毛泽东接见外国元首的人就变成了邓小平。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参与到批判周恩来的浪潮中。十大之后，周恩来继续被批判，为什么呢？主要涉及到第三个原因。

不久之后，邓小平又被批判，原因是和周恩来走到一起。

这是不是太复杂了？确实。要把这一切弄清楚，先要说说邓小平。